城市合作

城市合作（通用12篇）

城市合作 篇1

0引言

2008年11月IBM提出“智慧地球”(Smart Planet)概念,并于2009年1月向美国奥巴马政府正式建议投资建设新一代的智慧型信息基础设施。此后,奥巴马政府在经济复兴计划中首次描述美国智慧城市概念,以爱荷华州为代表的50个州均先后启动智慧城市计划,在智慧照明、智慧电网、智慧家居、智慧交通和智慧能源等领域均取得世界性突破。

1中美政府与行业间智慧城市合作潜力分析

与其他同领域国际合作相比,中美政府间生态智慧城市合作经验主要体现在适应性技术应用、体制机制标准建设、顶层设计资金保障、产城融合和多部门协同等方面。

1.1中美省州城市间国际合作基础广泛

美国于1979年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迄今已有30多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特别是改革开发以来)。从外交层面分析,自1990年以来(特别是2000年之后),建立了约244对友好省市,其中省州51对,城市193对,是中国与外国设立友好省市数量第二多的国家,总数接近与日本建立的友好省市。中美友好省州除新疆、西藏均覆盖;省会城市除南昌、西宁和银川,均覆盖,在经贸、文化和旅游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效。

1.2智慧城市总体水平与基础质量有待提高

当前,我国有277个国家级智慧城市试点正在创建中,而提出创建要求的城市总数约在500个。目前,中国宽带排名世界75位,物联网传输刚起步,相关法律、标准规范相对滞后,技术创新与应用处于起步阶段,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这些方面的建设都位居世界前列[1]。总体上,我国开展智慧城市建设,重视硬件投入,缺少市民沟通参与;建设模式单一,对经济成本和后期商业模式思考探索不足;将关联性不大的建设项目归为智慧城市,增加社会对智慧城市建设的质疑;工程建设和实际问题的针对性和迫切性关联得不够紧密,投资经济性思维不足;对于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增强城镇功能和培育智慧产业的智慧顶层设计和实施部署力度不够;与生态城市、人文城市等以人为本的历史传承和生态文明衔接互动不足;坚持信息安全,部门间信息孤岛局面改善水平不够,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和运营的渠道、机制和水平有待提高;智慧城市行业协同创新的体系建设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形成有引领性的智库主体,在公共角度思考、规划和提供智慧城市知识创新的能力相当薄弱等。

1.3智慧城市市场规模和拉动经济能力可观

截至2013年8月,中国已有320多个城市、地区投入3000多亿元建设智慧城市[21。赛迪方略预测,2015年国内智慧城市的IT投资将会突破2400亿元,拉动经济总产值超过1万亿元。截至2015年5月,全国95%的副省级以上城市、76%的地级以上城市,总计约250多个城市提出或在建智慧城市,总计划投资规模近万亿元。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总体市场规模估计有4万亿元,该市场从“十二五”中后期开始,将在“十三五”集中释放。

2“十三五”中美智慧城市合作战略的初步建议

2016年是我国“十三五”期间中美合作的战略元年。美国参与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有坚实的基础。考虑在不同建筑气候区、不同城市规模(特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不同片区类型(新城、改造)和不同城市区位(内陆、滨水、交通枢纽)等,开展智慧应用技术研发和试点示范工作。本研究提出下一个五年中美智慧城市合作的初步建议,从8大策略方向出发,通过中美合作将城市建设从平安城市升级到智慧城市。

2.1行业智库先行,建立长效机制,牵引交流合作

在智慧城市领域,与欧盟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美双边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行业交流基础,但是交流的覆盖面、城市参与的深度与中美企业间的互动仍处于起步阶段。智慧城市作为融合了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创新体,其理论基础、技术研发和创新实践都处于萌芽阶段,不是单项技术、管理和政策创新,而是系统性、多学科和综合性的集成解决方案。智慧城市在行业不断细分的背景下,展示出全面、统筹和集成的特征。加强知识创新传播,有助于加快城市发展节奏与需求的对接,形成有效的“问题一目标一对策一方案一验证”闭环回路。

当前,中美在智慧城市领域行业交流的推动主体主要是美国使馆(领事馆)、美方传统行业共同体和美国智慧城市相关的企业。与中国智慧城市行业的主要推动力量互动不足,2012年以来,全国性的智慧城市论坛超过20场次(专业参与人员2000人以上),美方参与的力度和水平较低。国家和地方省市为了促进智慧城市的发展,新建的行业协同创新机制的智慧城市联盟超过50个,美方参与能力建设的频次和重要性均待提高。《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的发布和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十三五”期间中美在智慧城市领域的合作搭建了良好的顶层政策设计。

中美双方代表性的智慧城市行业主体应加快促进行业间的交流,提高频度、广度、深度和热度;探索在中美对话机制框架下围绕智慧城市形成新的机制和模式,如中美智慧城市智库论坛、中美智慧城市协同创新体制、中美智慧城市高级别行业峰会、中美智慧城市博览会等。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建设、管理和运营规模所繁衍的市场空间可观,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研发优势明显,行业交流的内涵设计有丰富的素材可挖掘,智慧城市市场推广和项目商洽的空间有保障。

2.2智慧产城融合,构建经济引擎,形成规模经济

结合我国新城进程中的教训,城区或园区的开发务必要有产业的导入,即便是居住型的片区开发,更需要扭转传统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粗放思路,要从城市运营和服务出发,构建楼宇体系下的生态智慧服务产业体系。将美国具有国际竞争力且满足中国需要的高技术以及绿色科技产业引入到试点示范区,既符合城市产业发展的需要,同时又能带动区域的成熟发展。鉴于部门之间的行政职能划分和协调边际成本,国际合作在融合促进部门协作方面有先天优势,有些中美项目从地级市上升到省一级,并得到国家重视,有助于部门之间统一认识,发挥先行先试的优势。

从城市经营出发,智慧城市建设应当注重智慧产业的开发和导入,在新城开发和旧城更新中,坚持产城融合的理念和实践思维。截至2015年10月,我国提出要创建“智慧城市”的城市总量接近500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委确定的试点城市(区、园、镇)约277座,但是对智慧产业的思考和开发较为有限,强调建数据库、建平台、建网络等运营较多,但从城市规划、城市经营和城市经济等角度着眼不足。从城市发展战略出发,智慧城市的构建应定位为智慧型战略新型产业的培育和有机生长绿色低碳城市形态的合体。依托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区、经开区、软件园、服务外包园、职教城、新城(区)和内城重点商圈、居住区和城市更新单元等,按照产城融合的规划理念,充分汲取市场创新的鲜活实践,设计与智慧城市需求相适应的产业定位,编制有效的智慧城市产业专项规划和招商导则。将智慧城市作为经济引擎来打造,才可能避免智慧城市创建流于表面、成效不足和缺乏市场活力。2012年10月,中电华通携手IBM、三星等合作启动烟台智慧城产业园,总投资50亿(321亩)(见图1);2014年3月,韩国智慧城市融合集成协会与东莞东城区合作建设东城中韩智慧城市产业园,园区占地约80亩,总投资超过70亿;2014年11月,华讯中星与成都市郫县合作,总投资199亿,建设“华讯中星智慧产业园”,该公司与IBM在智慧城市领域有合作基础(见图2)。

当前地方智慧城市实践,多从城市尺度和单项应用展开,部分信息化程度高和起步早的城市已经初见成效,智慧城市的数据消费具有潜在市场,但仍然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投入或政府融资平台。缩小空间尺度,模块化、单元化、精品化和系统化构建智慧城市生态体系,有利于实现城市运营高度的智慧化和数据的广泛交集、互动,特别是高价值量的信息消费。因此,将智慧城市建设纳入到城市总体规划,并从城市经济角度将其作为开发模式应用到城市重点地区的规划建设,将更加有助于智慧城市实践出新模式、新解决方案,并产生传统开发模式无法达到的成效。集合有限的财政资金,有效引导社会资本的参与,依靠规模经济来打造智慧城市,进而带动城市整体智慧化建设模式的展开。

2.3多元金融组合,配套政策激励,夯实合作根基

自国家施行智慧城市试点示范以来,尚未提供直接的财政资金支持,但地方城市的创建得到了地方财政的有效支撑,并且,公私合营(PPP)模式下的社会资本也参与其中(上海、银川、重庆永川、安徽准南、安徽准北、山东诸城)。从全市整体创建分析,结合创建任务要求,总投资在几十亿到上百亿。与城市地方财政收入相比,特别是在地方债务风险控制的背景下,地方城市创建智慧城市的资金保障存在短板。智慧城市建设包括公共性产品和盈利性产品,政府在优先保障公共性产品服务购买的前提下,设计配套政策激励金融业和投资界等参与盈利性产品的投资,如互联网金融、PPP融资模式等。

智慧城市由于集成了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等,三化领域的政策设计和实践创新,均为智慧城市融资提供了思路和跨界设计的可能。参与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有来自于消费群体的中长期稳定收益,属于稳健和安全型的投资行为,引导私营资本的注入,不仅利好私营投资者得到可持续的稳定收益,而且可有效降低在虚拟资本市场的过度投机。伴随城镇化的进程、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我国房地产业节奏的放缓,土地财政已经显现出政策优势不足,在存量建设用地上交易未来的信息消费接口和应用权限将在微观经济上有无限可挖掘的空间。建设用地的实物型使用权消费,复合上用地空间上的虚拟型接入权消费,衍生出的网格化的综合服务将可能催生出新的经济业态——第三产业中的智慧产业。资本的有效注入和合理流通,需要配套政策予以监管,防范资本的风险并维护投资主体的合法权益。以PPP模式为例,必须为公私双方设立有效的诚信保障机制和风险共担机制等,英国等国家较早开展PPP模式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政府、企业的信用直接决定多主体合作的成败。

2.4双边部际合作,推行试点示范,构建创新引擎

智慧城市推进,应当反映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的智慧化上,并在服务中培育出新产业,提供就业机会。我国已经形成了涵盖8部委的智慧城市部际间合作的机制[3],地方城市推进智慧城市的主要政策均通过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厅来发布,国家和地方对智慧城市工作系统性和协同改革创新的必要性有良好的认知。美国商务部、能源部和美国使馆(领事馆)等美方单位正在开展与中方相关单位的交流。结合我国推进智慧城市的发展战略,应加强既有数据的集成共享、建立有效的知识学习、经验总结和模式开发的工作机制,特别是要加强部际间协作。城市片区级试点示范,融合多个职能部门,在部际层面形成协作机制,有助于推进地方的试点工作。公共卫生、医疗教育、旅游休闲和全民健身等公共服务性部门和行业,同期也在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旅游和智慧体育等领域开展探索。智慧城市建设的要义之一,就是要解决信息孤岛的问题,围绕市民的多元化、非线性行为数据的交集才能够反演和解析人群的社会行为和经济活动。双边在智慧城市领域的合作,宜改变以往单个部门或行业之间的对接,为实现平台型经济发育提供顶层机制窗口;我国智慧城市部际间协调机制的开放程度宜加快,如当前推行的科研体制改革,要提高信息共享水平,提高原始性、原创性的智慧城市创新能力,降低重复低水平建设,在评估数据安全性的前提下,合理开放对公众的数据接口,促进服务型、消费型智慧产品的设计和应用。通过部际协作,解决或有效处置接口的问题,对于试点示范创新改革有重大的政策启示,对于地方城市获取国际合作价值有良好的渠道契机。

我国在智慧城市技术培育、孵化和应用方面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加快发展步伐[3,4],美国的城镇化建设质量和进程为我国城市提供了良好的参考和借鉴。从中美合作型的技术科技创新入手,联合双方科技研发、工程建设和产业力量,围绕中国城市的实际难题(城市规划、人口布局、交通设施、产业发展和建筑节能等),结合中美在这些方面的经验,开发适宜性技术,并予以集中集成示范,并在片区开发中充分引入外资、内资共同参与开发。

近年来,很多国家与我国政府和有关部委(科技部、商务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及地方省市(北京、江苏、浙江、江西等)密切开展双边合作,通过多元方式参与中国的生态和智慧城市建设。依托国际合作的桥梁,吸收借鉴发达国家城市的城市规划理念、引进生态智慧技术、开展能力建设、促进试点和示范项目建设推广,对于促进我国城市低碳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有直接的参考意义。在生态智慧城市领域,世界多国(新加坡、瑞典、丹麦和英国等)均与我国开展过双边合作,但中美合作项目数量、合作深度和创新能力均较为突出。商务部在推进国际生态园合作中,专门设立节能环保专项资金,保障顶层设计运行中有机构支持和专家智库支撑,并聚焦开发国际合作生态园工作指导性标准体系(于2014年制定《国家级经开区国际合作生态园工作参考指南》),结合中国国情,同时适度超前,引导全国开发区的生态转型发展。

2.5支持市场主体,合理开放领域,促进信息消费

智慧城市产业涉及的市场主体包括“三化”涉及的企业,仅互联网企业的产值、数量和就业规模就相当可观。单以产值为例,互联网企业2014年产值占GDP约5.5%,同期房地产业比例为6%。因此,市场主体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的实力强劲,但目前市场主体参与的领域和空间有待逐步开放,而针对国际合作型的智慧城市项目开发,更加面临数据和信息安全方面的考虑而制约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我国在安防领域已经有良好的工作基础,在信息安全方面也开展了一定的建设。当前智慧城市建设面向的主体主要是城市政府、城市居民和城市消费,因此,合理、有步骤和有条件开放与公众消费相关的领域(如民用建筑、交通、旅游、医疗和教育等),让市场主体有效参与,能够促进智慧城市应用型消费服务的成型。目前,全球已有10多个国家拥有开放政府数据的门户网站。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挪威、英国、美国和新西兰都设有开放政府数据部门,很多国家的政府部门正在通过互联网的力量,包括社交媒体,来提高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力量,同时重建政治领导人和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5]。经验表明,开放程度越高,信息安全防护越有保障,从市场角度出发,开放和安防是有机互动的。智慧城市依托信息化,有效解决了物理空间的阻隔;现代工业化有效促进了技术手段的高度发达;新型城镇化让城市居民更加体验和享受到现代城市文明的成效。与市民紧密相关领域的有效适度开放,有助于市场主体将应用理念和技术路径充分地实践,有利于催生新型消费方式,同时对政府简政放权和国企改革提供启示。此前互联网经济,特别是电子商务,是在政策的边缘或非中心地带发育起来的,主要来源于市场的智慧,满足的是现实需求。当前的政策设计更加积极和主动,部分城市主动通过负面清单等方式,提升政府效能,让市场主体有更为主动的空间,参与创新创业。

2.6兼顾战略民生,开发适宜方案,实现智慧应用

中国现在正处于城镇化的稳步增长通道中,进程将持续10～20年。从建设领域来看,我国每年新建建筑超过20亿m2,既有建筑改造4～5亿m2。中国在实施城镇群、“一带一路”等区域性发展战略的同时,聚焦大城市病(交通拥堵、城市灰霾、内涝洪灾)等民生问题。中国是美国开展智慧城市级项目的重要合作伙伴,美国对华在智慧城市领域的合作,自上至下全面展开,有各级政府间、企业间、高校间和社会组织行业间等。它们是推进中美合作的关键性主体单元。在实现智慧共享的同时,解决信息不对称,也是当前面临的关键性症结,资源整合难度大。因此,应注重信息公开和资源整合,让更多的主体能够低综合成本地参与到中美合作之中。针对政府投资性项目,将可以对外开放的领域和项目对外发布,支持和鼓励中美各方和合作方共同参与开发。与此同时,试点示范区的开发,需要集成性的有效方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美国技术推介和产品营销,应当通过中美咨询力量形成有效的综合解决方案,服务于试点示范区域,针对不同开发主体需要,设计不同深度和广度的综合方案(包括规划设计、施工运营、投资模式和收益分配等),并有效地考虑技术经济成本,构建有弹性和风险可控的一揽子决策工具。

与此同时,发挥中美合作的优势,着力从商贸合作和投资项目出发,在试点示范区域引进或合资建设中美企业群、孵化器和综合服务设施。必须有良好的产业配套,才能长期争取到美国政企的持续性关注和扶持,将项目试点做成多期,不断孵化培育,争取成为国际合作样板。与此同时,试点示范开发应坚持技术经济分析,从片区总体把握增量成本和适宜技术的应用,建立增量成本可控、经济性、宜居宜业性相统一的智慧城市示范区,并致力于构建市场层面可持续的复制模式,成本层面业主接受的销售模式。2009年9月,美国爱荷华州迪比克市利用物联网技术,将城市所有资源和信息消费(水、电、油、气、交通、公共服务等)数字化连同,通过监测、分析和整合,进而智能化地响应市民的需求并降低城市的能耗和成本,提高迪比克市的宜居水平和经济活力。经验表明,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初期存在较高的技术成本,市场化之后,边际成本下降。如果在开发初期,就确立适宜性技术示范及量产扩散孵化的思路与计划,应用符合中国市场需要和接受能力的智慧技术,可以缩短边际成本降低的周期,快速实现互惠互利。

2.7锁定关键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改善城镇功能

全球城市面临的挑战日趋深刻,中国城市问题突出表现在水资源短缺、空气质量下降、交通拥堵严重、能源供给转型、生态环境脆弱、城市内涝、公共卫生负担沉重和建筑更新等方面[6,7,8],快速城镇化进程和失当的城市政策,使得上述问题互相交织,深刻影响着城市的可持续性。中美智慧城市合作应本着“一城一策”的原则,重点聚焦关键领域,而不是起步就求全、求大,充分研判资金筹措水平、政策支持力度和技术支撑能力等。坚持平台思维和开放思维,在城市局部关键领域搭建开放式接口,为所聚焦领域的智慧化二次开放和系统性整合提供条件。如交通,运用智慧技术,努力在示范区范围内根治交通拥堵,形成重大突破,催生能为我国其他城市效仿的综合解决方案,从根本上改善城镇功能,提高城市的宜居性。

2.8服务全球治理,构建智慧网络,增强城市韧性

中美两国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两国的城市在全球对话中同样应支撑起先进治理的角色。麦肯锡研究报告预测,在2010-2025年间,世界的前600个大型城市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65%。截至2014年底,我国超特大城市约16座,经济规模和人口总量均在区域发展中成为决定性力量,尤其是人口千万以上的6座超大城市,它们在“十三五”期间,从区域走向世界,建设全球城市的基础已经初步形成[9]。依托智慧产业的构建,来促进我国超大城市成为全球城市,并深度参与全球城市治理,同时提高我国城市对外交往水平和全球政策研究、制定和实施的水平。通过智慧体系的构建,提高我国超、特大城市以及重要节点城市的智慧化水平,参与世界智慧城市体系的构建,将加快我国城市开放水平,更多地集聚国际资源来打造属地城市,进而辐射带动周边城镇群的发展,形成智慧型的大都市连绵区,如广东省在全国率先提出构建珠三角智慧城市群的建设目标和行动方案[10]。依托中美合作,增强我国城市智慧化发展能力和提升国际化开放水平的同时,应深刻认识我国城市建设和运营质量存在的脆弱性问题[11,12],如城市内涝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等。因此,增强城市韧性、提高城市应对风险冲击的弹性,是全球性智慧城市建设的根基。符合中国国情和城镇化发展需要的平安城市的建设,为增强城市韧性提供了最根本的保障,而城市经济、内涝水患、热岛效应和卫生疫情等,将成为智慧城市韧性建设重点响应的方向[13,14]。

3结语

中美政府间、行业间应深化在智慧城市领域的合作。

1)为新型城镇化空间骨架建设提供智慧思维对于我国新型城镇化城市建设目标的实现,具有良好的启示性和借鉴性。在城市治理水平提升的基础上,鉴于我国新城建设和既有城区改造的规模体量,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如果能够较好地借鉴和引入美国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互联网等领域的技术优势,提高城镇功能和解决城市病的进程将势必加快,中国城市科学发展的能力建设将拥有丰富的经验基础。

2)为智慧产业培育提供营养基质将智慧城市当作产业形态来打造,将有助于城市创建工作与经济、社会总体发展目标任务相结合,并依托互联网+、云存储和大数据等思维,重构出新的产业组织,催生新的产业方式,建构起智慧城市产业,探索建立智慧城市建设市场化运作的有效机制和操作示范,如空间战略层面规划设计的智慧化、微观层面的建设用地信息消费接入权限(依托“三网融合”等基础网络)等。

3)为拓展和深化双边合作打开新渠道智慧城市是“三化融合”的产物,是引导产业升级的动力,用互联网思维、大数据分析和信息消费等检视传统产业和行业,引进智慧化手段和方法,改进传统业态产业效率和服务水平,如建筑行业的智慧建设管理体系、BIM建造和3D模块化打印等。中美智慧城市领域的双边合作在政府和行业的统筹下,才可能形成规模经济和平台经济效应,依据《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和第7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设计双边有效互动落实的行动机制将是保障中美合作出成效、惠及双边企业界和地方城市的关键性步骤。

城市合作 篇2

新华网长春8月6日电（记者何悦）作为吉林省长春市“双百工程”的首批52名定向选调生之一，同济大学博士生贾宝印和其他选调生6日来到长春，陆续赴基层工作。

“其实我也有别的工作机会能留在上海，但我所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在一线城市有些人才饱和，二线城市对我来说发展前景更宽。”贾宝印说。

目前，不少中国二线城市与著名高校建立了“市校合作”培养人才的长效机制。长春市底与中国人民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6所重点大学签订《市校合作培养选拔选调生工作协议》，重点引进高端紧缺型专业人才。

事实上，选调生已成为高学历人才就业重要途径之一。目前，同济大学通过与各地区组织部建立“定向考试录用选调生机制”、与各地区人事局签订“人才服务合作协议”、与基层重点单位签订“校企共建实习基地协议”等多种形式，已经与包括柳州、长春、宁波、温江、无锡、启东、台州、东营、崇明等超过50个二线城市的政府和企业建立人才推荐和联合培养机制。

“‘十二五’时期，是长春市振兴发展的关键阶段，能不能抢抓机遇，抢抓人才，特别是着眼长远储备一批高端紧缺专业性人才，对于实现跨越突破和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长春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杨子明说。

“我们也希望建立选调生工作长效机制，将选调生工作作为人才培养模式的`一种手段，把学生专业所学，跟城市发展需要结合起来，在行业发展、区域发展中创新学校专业培养模式、教学模式和创新能力培养模式。”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李昕说。

同济大学应届毕业生报名“双百工程”十分踊跃。首批录取的52名选调生中，有6名博士，25名硕士。主要是财政金融、经济管理、建筑规划、环境工程、土木工程、车辆工程、轨道交通等长春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的紧缺技术型人才。

城市合作 篇3

【关键词】东北东部;区域合作;机制

一、扩大宣传，争取东北东部区域合作上升为国家战略

东北东部区域合作已从民间交流走向政府推动，东北四省区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已开了两届，东北东部区域合作圆桌会议历经三届，也从开始的形成框架期。虽然东北东部区域合作组织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仍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宣传力度，走出东三省，走向全国，争取让东北东部区域合作早日上升为国家战略。丹东在推进这个过程中，应从这几个方面切人：第一，组建东北东部区域合作信息平台。一是筹划组建东北东部区域合作网站。二是创办东北东部区域合作的相关刊物。三是加强媒体联动。继续推动平面媒体和广电媒体的联动宣传，形成网站、媒体和刊物多重宣传的强劲势头。第二，协助举办东北东部区域合作圆桌会议。丹东刚协助牡丹江筹办了第三届圆桌会议，在鹤岗市举行的下一届圆桌会议上，还将积极地协助鹤岗办好第四届圆桌会议。第三，编制规划，申报同家战略。积极协调市发改委编制东北东部区域合作发展规划，并向省发改委、国家发改委申报国家战略，争取国家对东北东部区域合作的重视和相关政策上的倾斜。

二、合理分工，加强同东北东部各城市的产业合作

1.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产业方面

丹东在汽车产业及零配件方面与东北东部各市州进行产业合作时应根据各自不同的产业优势，进行产业的错位发展。与本溪和通化的钢铁产业整合，让本钢和通钢为我市的汽车零配件提供原材;再与牡丹江、白山的汽车零部件的制造协商，避免因产业重复造成的不必要竞争，同时这两市的汽车零配件可以为我市的汽车产业做配件牛产;最后丹东的汽车零部件为鹤岗、佳木斯、七台河延边等市（州）的矿山机械、农业机械做零部件的配套牛产。这样整个东北东部会形成一个以汽车及汽车配件行业的完整产业链，且各市之间避免了产业重复，各市产业明确分丁，产业错位发展，有利丁各市根据各白的资源禀赋形成各白的产业优势。

2.仪器仪表产业方面

丹东“十二五”规划将重点发展流量表、智能仪表、医疗设备及器械、自动化控制系统及设备和光学仪器等，建立国家级检测中心。在仪器仪表方面与东北东部各市的合作中，应积极承接大连的产业转移，同时其他各市（州）提供支持。比如“十二五”期间东北东部各城市都将医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而丹东的医疗设备及器械方面將重点发展钼靶X射线乳腺机、医用超声波诊断机、等离子体灭菌器等产品，可以为各城市的医药发展提供支持。

3.牛物制药产业方面方面

独特的地理气候使丹东拥有了丰富的中药材资源，近年来，丹东中药材种植发展迅猛，大梨树的五味子、振江的石柱参、农科院的短梗五加、宽甸和风城的细辛天麻等产量都十分可观。“十二五”期间，将重点发展以野牛动植物资源为主的牛物制品，开发新型药用包装材料。“东北东部各城市在“十二五”期间几乎都把牛物制药、牛物医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或重点产业，这为丹东的医药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生产的药材资源可为东北东部各城市供给原材料资源。

4.硼及其硼深加工产业方面

丹东素有“中国硼海”的美誉，硼铁资源储量丰富，资源禀赋优势明显。在硼及硼深加工方面可与东北东部进行产业合作。以牡丹江为例，“十二五”时期牡丹江将打造“中国硅硼类超细微粉及工程陶瓷牛产基地”。但牡丹江却缺乏硼资源，其牛产所需的原材料硼砂主要从俄岁斯进口。随着东北东部区域合作的不但深化，两市可在硼原料及硼深加工方面进行合作，我市为牡丹江市的硅硼基地提供硼砂、硼酸等原材料，同时丹东也可借助牡丹江市在硼深加工方面的技术优势，进一步拉长“硼”产业链。

三、港口管理，畅通东北东部物流集散通道

丹东在“十二五”规划中将加快发展物流业，逐步建设成为东北东部区域性物流中心和东北亚物流中心主要节点之一。在与东北东部城市进行物流合作时，要从这几个方面做起：第一，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东北东部铁路通道“通化一灌水”、“庄河一前阳”段还在修建中，尤其是“通化一灌水”段铁路，修好后，东北东部铁路到丹东这一段将全线贯通，“铁海联运”将大大降低东北东部区域城市的物流运输成本。第二，编制区域物流合作专项规划。东北东部区域合作应依据此规划编制东北东部区域物流合作规划，以推进区域物流“无缝”对接。第三，继续加强丹东港管理。东北东部各城市的物流合作日益密切，这考验着丹东港的运输承载能力，因此加强港口管理，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繁荣港口经济，为东北东部区域大物流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第四，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产业。传统的物流业无法满足东北东部物流一体化的发展需要，这要求丹东应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产业。首先，树立现代物流观念，增加现代物流产业意识;其次，科学规划和建设现代物流同区和物流中心;然后，整合港口资源，重点发展第三方物流，并致力丁第四方物流研究;最后，推进电子商务物流，建立东北东部区域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参考文献：

[1]韩同宽.推进区域经济联合构建东北东部经济带[J].中国财政，2010（5）

城市合作 篇4

城市电视台合作的背景和原因

随着电视行业的快速发展, 城市电视台在发展环境、管理体制、经营机制等内外方面存在的弊端和困难越来越突出, 已经成为阻碍其发展的重要原因。分析一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外部因素。忽略电视台的经济 (企业) 属性。我们总是过多地强调电视台的社会属性, 而忽视其经济属性。主管部门出台的政策几乎都是对电视台治理整顿的、限制的, 没有按经济属性的特点管理它、要求它、扶持它。

还有就是行业政策矫枉过正。有人认为, 行业自身政策大多都是“禁令”、“不准”, 并且许多缺乏法律依据。一方面, 给社会造成了一种错觉, 似乎电视成了万恶之源, 对其传播先进文化、充当党的喉舌、丰富人民生活的作用和贡献打了折扣。另一方面, 束缚了电视业的发展。中央台、省台独占资源, 城市电视台频道数量实行“一刀切”, 严格控制, 只减不増。而央视和省级电视台的频道却一増再増。县级电视台管理失控, 电视主管部门在对央视和省级电视台各个方面过于照顾、偏袒的同时, 对县级电视台则是不闻不问, 放任自流。政策挤压。前几年“四级办电视”的口号给我们的生存发展带来很大的压力, 而近年来国家对医疗医药广告的整顿、行政干预性的网络整合等, 都给城市电视台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此外还有体制不顺、环境不好、广告增量有限等因素。

内部因素。主要有地域限制, 观念陈旧, 机制不活, 竞争乏力, 创收渠道单一, 员工素质不高等。

城市电视台要想绝处逢生、要想发展壮大, 就必须借船出海, 寻求突破, 走联合发展、合作共赢的路子。中央电视台原台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杨伟光同志在“2005年中国城市电视台发展高峰论坛”上指出:“全国各城市电视台要抓住大好机遇, 走联合交流的发展道路, 共同提高电视节目质量, 推动中国整个电视业的发展。”

中国电视跨区域经营的实践

跨区域发展是传媒市场竞争、扩张的必然结果。中国电视曾多次自发地进行跨区域合作。省级电视台联盟、城市电视台联盟、沿海城市电视台联盟、有线电视台联盟的不断出现是跨地区重组趋势的萌芽, 也是市场规律必然和媒体自身发展的冲动。贵州电视台台长李新民在2002年11月“中国传媒市场运作与投融资高级论坛”上, 就提出了“区域化发展是大多数省级卫视的可行性选择, 区域化将逐步成为中国省级电视媒体发展的主流”的论断。

近年来, 媒体之间的联合步伐不断加快, 具有代表性的2001年底省级卫视联播事件;2002年32家省级电视台聚会深圳, 分食央视新闻联播前后65秒广告事件;西部12家电视台成立西部联合电视台;2003年重组的汇视节目公司联合会员台共同制作节目、联合发行, 等等。虽然这些探索和努力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电视传媒的跨区域经营现状, 但随着媒介竞争的继续加剧, 走出自己现有的狭小天地, 寻求跨区域发展必将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淮海经济区城市电视台协作体成员台合作的基础

淮海经济区于1986年3月成立, 由江苏、山东、河南和安徽四省14个地、市组成, 到目前已发展到四省的20个地级市。经济区总面积17.8万平方公里, 2008年总人口约1.2亿人, 约占全国面积的1.8%和总人口的9.3%。而淮海经济区城市电视台协作体成立于1986年3月, 由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的7家地市级电视台组成, 截至目前, 已发展为四省25家市级电视台组成, 人口约1.4亿左右。淮海经济区, 地理位置优越, 发展潜力巨大, 发展速度快, 而且彼此之间有着相近的历史文化背景、相近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 并且各成员台之间没有利益之争。

淮海经济区城市电视台协作体合作的内容

淮海经济区城市电视台协作体成立以来, 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风雨历程, 其间, 各成员台之间沟通信息, 交流经验, 取长补短, 促进了各成员台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也为宣传、推介成员台所在的城市作出了贡献。大家主要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合作:一是以《淮海大地》栏目为依托, 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名企名人;二是每年召开两次会议, 即协作体半年会和年会, 观摩节目, 交流经验;三是成员台之间经常走访, 考察学习, 互通有无。但是, 这些年的合作一直是松散式的, 时代发展到今天, 这种松散型的合作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电视媒体飞速发展的需要。那么, 在新形势下, 淮海经济区城市电视台协作体, 怎样才能在新的、更多更高的领域合作呢?笔者设想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 成立一个淮海经济区城市电视台协作体文化传播公司, 由该公司负责筹划以下合作:

创办杂志。创办一本专门针对城市电视台的杂志, 作为市级电视台经验交流的平台、作为淮海联播体的合作交流平台, 非常需要, 也很有市场。

该杂志的内容应该是介绍城市电视台和县级电视台在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广告经营、栏目管理、产业发展、活动开展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探索新时期城市电视台合作、生存和发展的途径。

广告合作。由各成员台联系适合在全国或区域播发的酒类、饮料、化妆品、食品和农用物资等产品广告, 由文化传播公司制定统一的价格或折扣, 根据客户要求, 或统一安排在协作体所有成员台播出, 也可在部分成员台播出。

栏目合作。1.加强完善《淮海大地》栏目。《淮海大地》作为协作体成立初期开办的一个社教类栏目, 曾为宣传成员台所在的城市作出了很大贡献。在今后的合作中, 可以拓宽《淮海大地》栏目的播出范围, 除社教类节目外, 还可以根据目前各地十分重视旅游资源开发、宣传的新情况, 安排播出旅游、风光类的节目, 并可以适当收费。2.合作拍摄文艺节目。为了提高城市电视台文艺栏目的质量, 同时降低节目成本, 不妨由各台每次选择3-4个优秀节目, 每季度定期集中在某一有大型演播厅的成员台拍摄、制作, 由成员台分别播出, 广告既可以由文化传播公司联系统一的冠名, 收入另行分配。节目里面的广告也可以由成员台自己负责, 收益归各成员台所有。

合作拍摄影视剧。拍摄电视剧是城市电视台彰显和发挥自身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的最好阵地。因为, 一部优秀的电视剧, 既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又有良好的经济效益。所以, 汇集大家的力量, 合作拍摄电视剧, 也是城市电视台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大型活动的合作。开展大型活动, 是近年来许多沿海发达地区城市电视台拓宽创收渠道、扩大自身社会影响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措施。成员台可以联合举办淮河经济区模特大赛、歌手大赛、戏曲大赛等, 大家共同参与, 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

创办网络电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网络电视成为又一大新兴媒体。而互联网的快速与便捷, 又使城市电视台的跨区域合作迈上新的层次。所以, 淮海经济区城市电视台协作体成员台之间可以共同创办网络电视台, 各成员台都是淮海经济区网络电视台的“生产车间”, 开办若干栏目, 围绕这些栏目, 各成员台采制节目, 通过互联网传送至“总台”, 再由“总台”的编辑、制作人员根据栏目需要和上传节目的质量, 编辑、制作, 最后下传到协作体各成员台播出。

淮海经济区城市电视台协作体合作方式

湖南与电信签约智慧城市战略合作 篇5

城市”

2012-12-17 09:49 来源:中国电信 作者:.点击: 106次

2012年10月22日，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与湖南省人民政府在长沙签署《共同建设“数字湖南•智慧城市”信息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共同启动了“数字湖南•智慧城市”综合门户。中国电信集团公司王董事长晓初、副总经理孙康敏，湖南省委书记周强、省长徐守盛、副省长陈肇雄出席签约仪式。孙康敏副总经理和陈肇雄副省长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协议。省政府秘书长戴道晋主持签约仪式。

根据合作协议，中国电信将把湖南省作为网络建设、技术创新、业务发展和应用推广的重点区域，进一步加大投资倾斜和资源配置力度，尤其加大对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加快建设城市光网和无线宽带。未来三年内，中国电信将在湖南进一步建设涵盖有线、无线、卫星的宽带接入网络，商业楼宇和园区直接实施光纤到楼、到办公室，住宅小区直接实施光纤到楼、入户；结合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和有线电视网络建设，逐步推进“宽带进村”。在此基础上，积极推动落实电子政务、智能警务、智能城管、智能工商、智慧校园、智慧医疗、智慧旅游、智能生态环保、智能交通运输等30余个城市信息化应用项目，让广大市民能轻松安享现代文明带来的智慧享受，令工作生活更加舒适便捷。

此次战略合作，是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与湖南省政府自2009年开始的“十大信息化工程”战略合作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为推动“智慧城市”应用创新和产业发展，中国电信将整合行业资源及现有成熟的智慧城市应用，建设“数字湖南•智慧城市”综合门户，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业可以将公众关心的政务、民生、招商等信息纳入综合门户，全面满足城市智慧化运营和发展的需求。

(责任编辑：刘继伟)

“数字岳阳·智慧城市”现场签约中

红网岳阳站10月25日讯（分站记者 蔡烨）10月25日，我市与中国电信湖南公司在南湖宾馆举行“数字岳阳·智慧城市”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中国电信湖南公司将投入15亿元用于我市智慧城市建设，重点建设六大示范工程。市委副书记、市长盛荣华，中国电信湖南公司总经理廖仁斌出席仪式并致辞。

今年10月22日，省政府与中国电信集团签署了《共同建设“数字湖南·智慧城市”信息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启动了“数字湖南·智慧城市”建设。作为岳阳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承接与服务企业，中国电信湖南分公司把岳阳作为湖南电信智慧城市示范基地，优先支持岳阳区域内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类智慧应用创新发展。据了解，“十二五”期间，湖南电信将投入15亿元以上，尽快在岳阳实现城市光网城区100M全覆盖、乡镇20M全覆盖、建制村8M全覆盖、乡镇及以上地区实现3G网络全覆盖，加快推进下一代互联网建设，构建公共服务平台和云计算数据应用中心，突出建设好智慧政务、智慧旅游、智慧交通、智慧环保、智慧城管、智慧民生等六大示范工程，全面提升岳阳的信息化应用水平。

近年来，我市着力推进信息化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深度融合和共同发展，城市综合实力和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中国电信岳阳分公司充分发挥业务、网络和技术等方面的综合信息服务优势，先后承建了电子政务网、“平安城市”网络监控、数字化城市管理、农村信息化等重大项目，为进一步提升岳阳的城市品质和综合竞争力，加快建设国际化现代化开放城市，提供了有力的信息支撑。

盛荣华表示，岳阳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电信湖南分公司在岳阳的建设和发展，也真诚地希望中国电信湖南分公司继续关心和帮助岳阳加快发展。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下，努力实现“数字湖南·智慧城市”建设目标。

（原标题：“数字岳阳 智慧城市”工程正式启动）

浦发银行[-0.10% 资金 研报]上海分行今日下午同浦东新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签署了“智慧城市”专项战略合作签约。

2013年，浦东新区被国家住建部、工信部确定为国家智慧城市首批试点单位、中国-欧盟绿色智慧城市对口合作的十五个试点城市之一。

城市合作 篇6

城市迁入儿童 家校合作 失衡

家庭作为教育合力的组成部分之一，对于儿童的教育影响力并不亚于学校。家庭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同，但对于城市迁入儿童这样一个群体，家校合作却有着它的特殊性。

在关于家长参与和学校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美国学者安妮·汉德森（Anne Henderson）和南茜·波拉（Nancy Berla）在《成长的历程》（1981）、《成长的历程再续》（1987）、《新一代的成长迹象》和《家庭对学生成功的重要性》（1995）等研究中指出，不论家长的贫富、种族背景及受教育程度如何，只要他们参与到孩子的学习中，孩子的学业成绩就能提高。[1]但考虑到城市迁入儿童的家长大部分文化程度不高，教育环境与生活环境相差较大，这样不可忽视的现实让他们更容易成为教育中的弱势群体。在面对老师布置的合作任务时，能力有限成为了家长们的主要障碍，任务的完成度会有折扣，这对于这些学生是否是一个隐形的不平等？本文通过对一位马鞍山市农村迁入市区儿童家长的访谈，做出了如下总结。

一、合作意识的失衡

受访家庭简介：甘某某，男，12岁，四年级前就读于安徽省马鞍山市某乡镇中心小学，四年级时其家长为了让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在市区以按揭形式购买一套二手房，现该生就读于该房所在学区的市重点小学六年级。父亲为电焊工，母亲为超市收银员，由于母亲还在原居住地工作，在老家的奶奶被接到市区方便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访谈的一开始，受访家长笃定地认为家校合作很重要，但同时又很肯定地认为与学校之间没有合作，我把这样的前后矛盾理解为：城市迁入儿童的家长潜意识里虽然知道家校合作的重要性，但对于现行家校合作理解得比较模糊，也不知道怎么样进行更深一步的合作，在合作意识上出现了失衡。在对国内外几种比较流行的家校合作形式进行介绍时，家长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表示：如果能这样进行必然是很好的，但是现实中很难实行，因为学校没有提供这样的平台，他们有意愿没有用。因为在家校合作的实践中家长少有机会向学校表达自己的想法，即使向学校反映了情况或提供了建议，也往往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同时还要担心老师会不会因此嫌弃并迁怒孩子，他们选择等待老师伸出合作的橄榄枝。校长、教师、家长都应该对家校合作的意义和功能有正确的认识，家校合作才可能实施成功。

很多学者认为家校合作应该是双向互动的，家长要主动、积极地配合和支持学校工作，同时，学校要服务于家庭教育，鼓励、引导、接纳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最终使家庭教育再来支持和强化学校教育。

考虑到现实情况，城市迁入儿童的家长往往在家校合作中花了很多精力但因为目标意识的模糊、自身能力以及个人经验的局限性导致家校合作质量不高、效果不明显。教育绝非只是学校和教师的责任，但导向的责任必定有。家长虽然是学校教育的有力合作者，但是学校教育无论是现实还是意识上都应该是实际的主导者，毕竟教师才是教育的主导，需要起到一个好的引导作用。

教师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决定了学校在家校合作中的主体地位，这是需要时刻清楚明白的命题。学校应该针对自身不同的生源情况制订相应的家校合作计划和制度，鼓励并指导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管理，培养他们与学校合作、参与学校教育的兴趣和意识，使家长对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去不再感到迟疑，使家长和学校之间建立起和谐、稳定的合作关系。比如，学校可以在新生入学的时候便为家长开设一些专题讲座，对家长进行培训，传授怎样帮助农村孩子适应环境、遵守纪律、自理生活、安排学习和游戏等知识。

家校关系不应该是支配与服从，但在现阶段家校双方的地位却不能完全“平等”。现行的合作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保证，学校方面更应该主动跨出合作的第一步，挑起这个合作的重担，去积极地进行合作的探索。

二、合作对象的失衡

在访谈中，我了解到现在家校合作的主要对象是班主任，而与分科老师、校长之间的沟通和合作很少，尤其是校长几乎没有。

各科老师掌握了学生在各科及课堂表现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如果家长能够通过与分科老师的合作获得这些信息，无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多了解一些孩子在学校的学习与生活状态，弥补他们因为自身精力有限、能力有限等原因造成的与孩子的沟通问题，才能更好地帮助孩子适应城市生活，才能促进孩子在新环境的成长。

校长作为学校日常活动的决策者，掌握着学校生活的大方向。缺少与校长的沟通与合作，就无法对学校的办学意愿做出一个大概的把握，有些学校的管理风格可能与孩子的风格是不相匹配的，这些城市迁入儿童如果很难适应，就会发展受阻。这也是一个城市迁入儿童融入过程中需要把握的问题。从校长方面来说，加强了与城市迁入儿童家长的合作，无疑可以获得更大的办学支持，更有利于决策的贯彻与执行。

三、合作内容的失衡

受访家长用百分之八十来表示学习在家校合作内容中所占的份额。可见家校合作的涉及内容主要集中在学生的学习成绩上，提高学习成绩几乎成了唯一的合作目的，家长的职责局限于监控教学质量。对孩子的价值观、兴趣爱好、心理健康等方面关注不多，对学校的课程开发、校外活动的参与度也不高。

合作内容仅仅只能是分数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家校合作的出发点应该是通过整合家庭和学校教育资源以形成教育合力，服务于学生的成长。城市迁入儿童的家校合作应该把一部分重点放到孩子的身心健康上。从农村转入城市的孩子很大一部分在最初表现出一个共性，就是比较沉默、安静、与同学和老师交流少。这也很好理解，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中谁都需要适应的时间，学生家长需要，孩子更需要，这时候的孩子心理会很脆弱很敏感，渴望得到老师与同学的关注、又有些怯懦，迁入初期的家校合作需要关注这个点，更多的沟通才可以了解孩子在家庭和学校是否有异常表现，帮助孩子保持积极的心态，尽快适应新环境，健康的成长才是合作的目的。endprint

四、合作形式的失衡

现行的合作形式比较单一：一是传统的家长会，二是家长担任教学助手，还有一些学校有家长委员会，但大多流于形式。采用家长会的形式比较普遍，城市学校相比农村学校每年的次数更多，大约三到四次，短短的时间通报学生的在校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学习成绩等一系列数据，受访家长觉得这不是一个家校合作的高效途径。因为班主任根本没有时间与每一个孩子的家长进行深入的沟通，家长会更像是一次情况通报会，这种合作比较表面化。

而家长担任教学助手的合作形式在城市迁入儿童家长中也存在很多的问题。城市迁入儿童的家长学历通常不高，很多知识达不到辅导孩子学业的要求，例如当他们的孩子有了英语听写、检查作业等任务时，很多来自农村的家长根本没学过，他们就陷入了困境。知识储备、教育方法、表达方式等也有与老师不相同的地方，学生完成任务的程度就会参差不齐。这些来自农村的家长往往从事的是城市中比较辛苦的工作，比如电焊工、油漆工等，在完成一天的辛苦劳动后再让他们检查孩子的作业，还有语文、英语等科的朗读、听写、默写等任务，他们往往心有意而力不待。如果不愿自己的孩子落在后面就只能花更多时间精力或者花更多的钱让自己孩子去小饭桌之类的辅导班或者请家教。这对于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家庭来说无疑加重了压力和负担。存在家长义务过度的嫌疑。

家长协助学校教学，担任教学助手的形式在国外教育中出现得比较早，现在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学校教育形式。在国外，家长义工的工作范围很广，形式多样。家长可以帮助老师批改学生作业；协助老师指导学生做活动；帮助老师做课前的准备和课后的收尾工作；还有的去学校图书馆整理书籍。尤其在美国的学校，教室中的义工家长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家长义工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家校合作方式。[2]家校合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家庭和学校的优势，互相弥补不足。但我国目前家长担任教学助手的合作形式与外国的家长义工有很大的区别，国外的家长义工是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选择出来的，并不是每一个家长都必须完成指定任务。

从学生角度，这种方式也不利于培养儿童自我检查的好习惯，学生因为家长还要检查，难免会产生惰性思维，等家长检查出错误再说，自己不主动检查，同样家长没有老师的权威性，很可能家长指出错误，他却不以为然，甚至会为自己的错误辩解，相反，教师的话在学生心中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同样的时间内起到的效果会更好。

从教师角度，这样的合作方式也不利于获得反馈、改进教学。教师往往通过朗读、听写、默写、作业的布置与检查来检验教学，发现问题然后改进，但现在家长替代老师完成了这些任务，教师无法获得第一手资料，无法发现一些问题，尽管有一些老师采取了附纸订正等形式希望弥补这一缺点，但还是会有些问题，比如一个孩子的某一个问题不是大部分孩子出现错误的地方，家长如果没有发现或者觉得这根本不是个错误，老师可能就不会在班上评说，这样就不利于这个孩子改正错误，但如果是老师自己完成上述任务，教师的专业素养会让他更敏锐地发现问题所在。这个孩子的错误没有得到纠正以后可能还会犯，老师还是要反复来教，实际上效率没有提高多少，没有达到预期的教学和合作目的。

随着家校合作功能的深化与细化，在服务学生成长的基础功能之上，家校合作又衍生出了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功能。研究表明，如果加以合理的引导和培养，家校合作和教师专业成长能够形成良性互动。[3]但目前的这种合作形式不仅无法加深合作的层次和质量，也不利于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尤其是对于农村迁入城市的孩子，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学校，生活环境的变化或许还未适应，在新的学习环境里也还没进入状态，现有的这种合作方式让老师错失了一个很好的与孩子沟通交流的机会，也失去了一次锻炼教师专业能力的机会，不利于教师深入了解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的具体状态，增加了理解学生的心理需求的难度，影响了师生互动过程的深度与质量。

根据英国北爱尔兰大学教授摩根（V·Morgan）等人的分类，家长参与教育有三个层次：1.低层次的参与，这个层次的家校合作方式有家长访问学校、参加家长会、开放日、学生作业展览等活动，另外还有家长联系簿、家长小报、家庭通讯等；2.高层次的参与，这种层次的合作方式有经常性的家访、家长参与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帮助制作教具、为学校募集资金等；3.正式组织上的参与，如家长咨询委员会等。[4]根据上述分类，目前家校合作的形式非常有限，处在较低层次，在很多层面上存在失衡和误区，缺乏有计划、深层次的长期合作。

家校合作是以学生为出发点和中心，以提高教育质量、完善教育措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城市迁入儿童的家长来自各个行业和阶层，他们的文化结构、阅历都是丰富、宝贵的教育资源。怎样发掘城市迁入家庭的教育资源，更好地发挥家庭教育资源的作用，弥补学校教育不足？怎样给城市迁入儿童创造更好的学习和生活的环境，提高家校合作的效果？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

事实上我相信绝大部分城市迁入儿童的家长是非常愿意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参与到家校合作中的。关键在于合理定位家长和教师的角色和责任。学校和教师可以根据科目性质、家长特性制定详细的合作计划，不同的任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为不同方式。有些任务只能以教师为主导完成，就不能全部转嫁到家长身上。任务的布置不一定非要整齐划一，一刀切的公平有些情况下会导致实际的不平等。在不损害家长利益、最大程度保障学生利益的基础上，发掘城市迁入家庭的教育资源，充分考虑家长的特殊性，按照家长的特长及能力来统筹，如有些家长是电工，可在物理课上作助教，帮助学生做电路的编排；有些家长是木工，可以帮助老师做教学道具。还有些家长可归入志愿组，帮助整理图书、组织联系等。通过这样的方式，保证家长们能够发挥特长，充分参与。

只有考虑到现实条件的改革才能起到好的效果。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大量丰富的理论研究在实践上却没有起到作用，我认为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没有考虑城市迁入儿童群体的特殊性，只是照搬国外的法律、措施，却没有考虑到现实情况。只有家庭与学校之间建立起长期的、有效地、人性化的合作关系，学生、家长、学校才都会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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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杨天平.有效利用家长资源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美国家长参与中小学校教育管理的几点做法.教学与管理，2003（8）.

[2] 刘正正.我国学校实施“家长义工”制的几点思考.家长学校，2008（4）.

[3] 陈明龙，傅敏.家校合作——教师专业成长的新视角.教育科学论坛，2010（4）.

[4] 马忠虎.基础教育新概念：家校合作.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城市合作 篇7

第一步：加快土地流转，推动规模经营，努力夯实农业机械化发展基础

诸城市针对农业产业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步伐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转向二三产业，部分农村承包土地产出效益提升空间增大的实际，遵循“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顺应农民需求, 在巩固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加大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政府研究出台了《关于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实施意见》，建立了乡镇(街道)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研究了相关扶持政策，积极探索转让、互换、转包、出租、土地入股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新途径，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向龙头企业、种养基地、合作组织、农机大户、种田能手等方面和优势产业转移。

第二步：强化组织引导，加大政策扶持，倾力推动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壮大

在土地规模化和机械化发展进程中，规模大户出于追求规模效益、实现减本增效，确实需要联合;家家户户分散经营，普遍存在机械重复购置，机械配套比低的问题，十分需要联合;一些生产环节所需大型机械投资较大, 农户难以承受，即便购买后，往往利用率不高、甚至闲置浪费，迫切呼唤联合。提高农机户组织化程度，统筹整合机械化统一服务功能，已成为推动农机服务产业化深化升级，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大趋势。为此，诸城市政府因势利导、顺应时势，把农机专业合作社作为加快农机化发展的重中之重来谋划和推进，将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列为对镇(街道)进行年度考核的一项硬指标，重点考核创办数量、装备水平、基地建设、运行质量、带动能力等方面，考核结果与年终对镇(街道)的综合考核挂钩，激发了基层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市里围绕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农田基本建设、农产品初加工及流通等领域，选树培育起春亮农机合作社、瑞合农机合作社、旭日农机合作社、团结农机合作社等示范合作组织典型，通过会议交流、媒体宣传、现场观摩等形式，在全市面上进行推广，因地制宜、多样发展各类农机专业合作组织。同时，依托208处农村社区服务平台，组织农机、经管等部门设立专门窗口，帮助社区内原来仅局限于一村范围的农机专业合作社向社区内周边村辐射延伸，扩大规模，动员广大农机户积极参办、创办农机专业合作社, 带动更多的农机户发家致富。

在强化组织引导的基础上，诸城市不断加大政策落实力度，千方百计搞好对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政策扶持。一方面，坚定不移的落实好上级扶持政策。对农机购置补贴项目、农机化创新示范工程项目、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粮食产业项目、现代农机装备推进项目、现代烟草农业试点机械扶持项目等上级扶持的政策性资金，积极向农机专业合作社倾斜。另一方面，积极研究制定相关配套政策, 对农机专业合作社在资金、税收、信贷、用地、项目等方面予以扶持。对带动能力强、运行规范、发展潜力大的农机专业合作示范社，实行以奖代补，年终经市农机、经管、财政、工商等部门审核后，由市财政每个扶持5万元;镇(街道)对所培育的农机专业合作示范社，每个扶持2万元。对合作社及其新创办的加工企业生产经营所实现的增值税和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给予等额奖励;将合作社与农业龙头企业同等对待，在农业科研、推广应用、职工培训、技术改造、农业开发等项目建设上优先予以考虑。特别提出免征或减征机械化作业服务所得收入的所得税;免征农业机耕收入的营业税。

第三步：依法规范完善，加强运行管理，全力促进农机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

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要求，诸城市对原有的农机专业合作组织进行了规范完善提高，不断强化运行管理，确保农机专业合作社真正按独立的互助性质的市场经营主体运转，始终体现“民办、民有、民管、民受益”的精神。

一是严格规范标准。结合贯彻落实《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研究出台了《农机专业合作社规范》，从规章制度、服务领域、服务方式、规模效益、运行管理、机械装备、场院设施、安全生产、后勤保障等9个方面，细化分解成28项具体指标，统一了合作社标准，确保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有章可循。

二是健全内部机构。组织农机、经管、工商等部门，依法对原有农机专业合作组织进行了规范完善。目前，全市的农机专业合作社都建立起成员大会制度，设立了理事会和监事会，明确了理事会、监事会及成员的权利与义务，步入了规范发展阶段。

三是加强工作指导。市里在农机部门设立专门机构，抽调骨干人员，巡回帮助各农机合作组织修订章程，完善制度，指导签订生产和技术服务合同，进行面对面的规范指导。在面上加强规范管理的同时，适用新形势要求，积极探索资产、土地、技术入股等新型合作方式，引导农机合作社建立信贷联保、经营保险等运行机制，促进农机合作社健康发展。像诸城市今年创办的益新农机合作社、兴农农机合作社等，主要采取农户以农机入股的方式。在此基础上，又探索推行了农户以土地、技术入股试点。

四是强化安全监管。针对合作社机械数量多、作业量大的实际，结合开展的农机安全生产“十百千万”活动，健全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搞好对驾驶员的教育培训和机械安全检测，从源头上消除事故隐患，保障农机安全生产。近年来，全市农机专业合作社所属的大型机械均未发生责任事故。

第四步：创新发展模式，多种形式创办，着力提升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质量

诸城市从实际出发，重点发展了三种类型的农机专业合作社：

一是村级组织促动创办。主要是发挥村级组织的带动作用，或依托村级组织投资兴建的公共设施和机械设备，根据本村的生产条件和经营习惯，把原本松散的农机联合体、村级农机作业队组织起来，创办农机专业合作社。林家村镇瑞合农机合作社就是依托原先村里的农机作业队发展起来的。目前，入社成员已有16户，注册资金56万元，年作业面积1.5万亩，实现纯收入12万元。现全市此类农机合作组织已发展到48家，占农机合作组织总量的38%。

二是“能人”发动创办。即发挥农机技术人员的一技之长，或发挥农村经纪人、农机专业大户的辐射作用，联合相关农户成立农机合作社，构建“农机中介+农机户”、“农机大户+农机户”的组织形式。通过能人或大户牵线搭桥，实行订单作业、联谊作业、代耕代种代收服务等措施，实现农机作业市场的大整合和家庭经营与机械化大生产的对接。诸城市连续三年外出作业机械都在千台以上，其中大部分是由合作社牵头组织的。农机跨区作业已扩大到6省30地(市)，年作业面积120万亩以上，实现增收2500多万元。现此类农机合作社已发展到29家，占23%。

湖北探索城市圈高等职业教育合作 篇8

近日, 湖北省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成果展示会、2011年武汉城市圈高等职业教育论坛、2011年湖北省高等职业教育学会年会在武汉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本次活动包括高层论坛、主题演讲、专题交流、成果展示四项内容, 专家学者畅谈武汉城市圈建设与发展情况, 纵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与高职院校的发展机遇, 普通高校校长“看高职”, 合作企业“说高职”, 示范性高职院校书记院长“说办学”。

据悉, 截至2010年, 湖北省独立设置高职院校57所, 当年招生18.5万人, 在校生58.1万人。其中建成国家示范校4所, 省级 (含行业) 示范校8所, 进入国家骨干校建设计划5所。在本次活动上, 湖北省17所高职院校齐聚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各显神通”展示高职院校建设成果。

中原地区城市群区域旅游合作研究 篇9

中原经济区是继“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经济区之后,在2011年10月成立的中国新兴的第四大经济区,是以郑、汴、洛都市区为核心、中原城市群为支撑、涵盖河南全省延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区域,地处中国中心地带,全国主体功能区明确的重点开发区域,地理位置重要、区位交通发达、市场潜力巨大、文化底蕴深厚,在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中原经济区规划》中提出:挖掘整合旅游资源,实施旅游精品发展战略,加快建设中原历史文化旅游区、古都文化旅游区、豫东皖北鲁西历史文化旅游区、伏牛山休闲度假旅游区、太行山和桐柏—大别山生态红色旅游区,加快开发黄河文化旅游带和南水北调中线生态文化旅游带,加快培育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功夫、拜祖寻根等一批精品旅游线路,打造世界知名、全国一流的旅游目的地;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智慧旅游”服务网络。同时,规划了涉及多个省市的精品旅游线路,如:洛阳—郑州—开封—安阳—邯郸中原古都文化游;鲁山—嵩县—栾川—西峡—内乡、阳城—济源—沁阳—修武、辉县—淇县—林州—涉县—邢台山地休闲度假游;新县—罗山—桐柏—确山中原红色文化游;新郑—淮阳—鹿邑—商丘—固始华人寻根祭祖游。

一、中原地区城市群区域旅游合作的优势

(一)区位优势显著

中原地处天地之中,从地理区划上看,中原不仅包括河南省,同时还包括了晋东南、冀南、鲁西南、皖西北、鄂北、苏北等周边地区。中原地区作为国家层面重点开发区域,位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中陆桥通道横轴和京广通道纵轴的交会处,各城市在空间上相互临近,而且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已初具规模。

中原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自原始社会开始就是人类活动的中心地域之一,更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都在黄河中游地区。中原地区位居全国之中,地理位置优越,气候条件适宜,使之成为全国古都、古迹和文物数量最多的地区,为中原的旅游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旅游资源。

(二)交通便利

中原地区处于全国的中心,是“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等向内陆推进的战略前沿,全国的主要铁路、公路、航空系统都在此交汇,交通优势突出。中原经济区各省、各城市之间有铁路、公路等组成的紧密相连的交通网,内外联系非常便捷。

郑州,作为中原地区的核心城市,目前已形成了包括铁路、公路、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在内的交通运输网络格局,已具有高铁米字型的特殊地位,郑西高铁、京广高铁的开通,给中原地区的旅游业发展带来了飞跃的进展,郑徐高铁、郑济高铁、郑太高铁、郑渝高铁的开建和规划会使中原地区的交通更为便利。就河南省内而言,目前正构建以郑州为中心,辐射开封、焦作、许昌等8市的中原城市群“半小时经济圈”城际铁路网。中原地区独有的交通优势背后,是更为广阔的空间概念和经济概念。

(三)旅游资源丰富

中原地区是中原文化的主要发祥地,经济区内自然风光秀丽、历史积淀深厚、人文景观独具特色、文化名城众多,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旅游产业的潜力巨大。中原地区,山水相连、贯通南北、连接东西,具有相近的文化认同和相似的民风民俗,同时,各地的旅游资源又各具特色。中原地处黄河流域,是远古人类繁衍生息的地方。早在新石器时期,文明的曙光就已在河南升起,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精美陶器以及八千多年前的文字契刻符号和乐器等都足以震烁古今。除了郑州之外,河南著名的旅游城市还有中国七大古都中的洛阳、开封、安阳以及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南阳、商丘、浚县等。最著名的人文景观是洛阳龙门石窟、嵩山少林寺和开封宋城;自然景观当数中岳嵩山和黄河。以这些著名的城市和景观为主而代表河南旅游精华的组合,就是国家旅游局推出的国家级旅游线路:黄河之旅---中华民族之魂。

二、中原地区城市群区域旅游合作的思路

旅游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经历了景点竞争、线路竞争、城市竞争后,开始进入区域竞争时代。中原地区各城市间加强区域旅游合作,建立资源互用、信息互传、客源互送、产品互补、效益互享的旅游网络,实现区域旅游产业横向联合发展,逐步形成山水风光旅游、红色旅游、都市休闲旅游、寻根文化、乡村生态旅游等多种业态并存发展,提高其总体发展水平,通过旅游业的发展来推动区域的腾飞。

(一)做好旅游规划,资源共享,加快培育旅游大市场

旅游资源需要互补和联合,各城市、各景点,行业之间、区域之间都要进行联合发展,才能集中优势,连点成线,形成大旅游格局,实现旅游业的综合性大产业优势,持续良性地向前发展。

中原地区各城市需要完善管理体制,以政府为主导,统一规划,统一开发,明确各个管理部门的管理职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整合旅游资源,建立统一高效的管理模式。如新郑的皇帝故里景区,可以和始祖山景区、嵩山、少林寺、禅宗大典演出统一发展,建立统一的旅游规划,以黄帝文化、寻根文化为主题,以始祖山景区、嵩山景区为龙头,结合禅宗大典主题演艺,带动整个新郑、登封的旅游资源整合,提升整体形象。要优化、整理中原地区城市群的旅游资源,精心设计、规划精品旅游线路,将历史文化遗址、自然山水、拜祖寻根、都市休闲连成一体,组成多条特色旅游线路,以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让游客充分享受自然和人文魅力的同时,还可以享受都市生活带来的愉快。

(二)加快旅游市场的多元化建设

中原地区的旅游,要在完善提升传统观光的同时,利用中原经济区、航空港区的契机,积极开发休闲度假、商务会展等复合型旅游产品。利用河南农业的优势,大力开发乡村旅游、生态旅游、探险旅游等专项旅游产品,如新县、确山等红色旅游基地,结合当地的农业优势,深度开发其红色文化和乡村特色,创新发展模式,把当地旅游经济发展为当地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三)加大宣传力度,强化品牌效应

品牌是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旅游业的生命力。中原地区的旅游不能仅仅依靠云台山、龙门石窟、少林寺这些已经相对成熟的景区。要保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要加大宣传力度。如两年一次的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大赛弘扬了焦作的太极文化,极大的树立了焦作旅游形象;新郑的拜祖大典,也带动了新郑市甚至是河南省的旅游市场,对于河南的旅游经济、旅游文化、旅游形象的提升都是不可或缺的。

目前黄帝故里、少林寺、云台山已经成为河南旅游的标志,并为国内外不少游人所熟知,但在品牌推广宣传上,目前不很充足。中原地区需要树立旅游品牌,把风土人情、中原文化、历史积淀、自然风光都推销出去,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熟知。必要时,主管部门应该出台政策,对游客进行优惠,如采取发放年票、月票、发放一卡通、或者优惠券等方式吸引游客。

(四)完善基础设施,保证服务质量

中原地区旅游业相对还不够发达,目前很多基础设施已经创建或者正在创建,但与创建标准相比,很多景区还缺乏完善的待客中心、停车场、智能化管理系统等配套设施。服务是旅游业的生命线,要想快速发展旅游,必须下达力气完善基础设施,热别是道路、网络、交通、娱乐等设施,同时还要注重各旅游景区的生活和卫生设施的完善和维持,尤其在当今旅游市场逐步精致的大环境下,要注重设施的细节,使其更加人性化。

加强从业人员培训,建设服务好、素质高、热爱旅游事业的专业队伍,同时,在全民中树立旅游意识和服务意识,形成和谐文明的旅游大氛围。规范旅游市场,加强对旅游市场的监督,高效处理游客投诉,保证游客权益,维护良好的旅游市场持续,推动服务质量不断提高。

浙中城市群区域经济合作问题研究 篇10

一、浙中城市群发展概况

1.1发展浙中城市群的缘起

城市群的研究来源于欧美, 有许多学派, 在国内对城市群的研究也蓬勃发展。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 (Jean Gattmann1957) 认为, “大都市带 (Megalopolis) ”是城市群体发展、人类为社会居住形式的最高阶段, 而必然成为21世纪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更多的是强调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一种关系、资源配置和城市功能的定位与分工。城市群已经成为推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发展的重要力量, 其发展已经成为衡量当代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纵观世界经济发展不难看出, 一个国家真正参与国际竞争实际上是大城市、城市群, 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显现在城市群参与的方式。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具备参与世界分工、合作和交流所需要的基础设施, 也只有他们才能够形成足够的产业经济效益和规模经济效益。无论是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日本等等一些区域的崛起和一些城市的发展, 他们所走过的路, 几乎都是区域资源整合和一体化, 区域产业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的路子。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城市群的崛起和繁荣, 充分证明了城市群发展的巨大作用。因此, 浙中城市群发展是实现浙江中部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和温州三个地区, 都以不同方式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 实现了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 使区域整体竞争力都有了实质性的提高。基于对杭、宁、温这种强势的群化发展效应的深度认识, 浙江省省委、省政府和金华市市委、市政府两级行政区主体在某种互动程序之后推出了“浙中正市群”发展战略, 意在以城市群化发展效应来提升金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 进而推动整个浙江省中西部地区与杭、宁、温等浙江经济社会发达区域的均衡发展。

1.2浙中城市群空间范围

顾名思义, “浙中城市群”位于浙江中部, 行政区域上包括了婺城、金东两区, 义乌、永康、东阳和兰溪四市, 以及浦江、武义和磐安三县, 土地总面积10918平方公里, 占全省面积的10.7%。

1.3浙中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浙中城市群已形成了鲜明的块状经济特色, 产业集聚效应十分明显, 坐落有几大城市市场:具有中国小商品城之称的义乌, 中国科技五金城之称的永康, 中国建筑之乡之称的东阳, 中国水晶城之称的浦江。在浙中城市群中, 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中最抢眼、也是发展势头最强劲的经济成分。金华是浙江省最早允许农民务工经商、允许农民长途贩运、允许农民开放城乡市场的地方之一, 在全省也率先推进乡镇企业转制, 使民营企业成为产权明晰的新型创业体。在近几年的经济发展中, 民营经济显示了其独特的发展魅力, 为浙中城市的发展带来注入了活力, 显著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1.4浙中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总体而言, 浙中城市群的发展势头良好, 但同时也受到了客观存在的规模和结构的双重制约。总量上与省内的其他地级市比较, 处于下风, 空间地域上受到杭州、宁波、温州等老牌强势城市的经济挤压。在浙江省的版图内, 由浙中城市群内的金华市、衢州市和丽水市构成的浙江西南部明显形成了浙江省的“经济洼地”。这种经济洼地的直接结果是兄弟地市对金华优势的博弈的地位, 出现的以杭州市为首的浙北经济区域、以宁波和绍兴市委核心的浙东经济区域和以温州市和台州市委核心的浙南经济区域在空间布局上对金华形成的经济夹击, 出现了“中部塌陷”的景象。

在浙中城市群各城市之间, 也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从浙中城市群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看, 资源在属于城市群的城市间的流动存在障碍, 由于金华、义乌、永康等城市群中的各县 (市、区) 各自为政, 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 缺乏良好的合作意识, 导致了资源不能及时在各地达到最优化配置, 在某种程度上说阻碍的浙中城市群的发展。

二、加强浙中城市群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分析

无论是群体规模, 还是单体实力和功能水平等, 浙中各城市与沿海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地都无法相比, 特别是当前浙中各城市之间还没有形成必要的产业分工和内部协作关系, 虽然具备了城市群的空间形态和基础条件, 但在整体上远远没有达到密切联系, 相互支持的程度, 各城市间的合作的基础平台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缺乏互动和合作的经济发展形式必然不能长远, 这就对加强城市群众各个城市之间的相互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众所周知, 整体的竞争力必然大于各个部分之和, 促进区域的经济合作, 能够促进各地资源最优化的配置, 解决目前浙中城市因资源短缺而发展受制的难题。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给城市发展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 以义乌市为例, 虽然其小商品市场发展势头强劲, 但义乌并不是一个资源充足的城市, 甚至在一些生活资源如水资源方面都十分欠缺, 居民的生活用水都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临近的东阳却是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 义乌市用2亿从东阳市获得东阳横锦水库每年4999.9万立方米水的使用权, 不仅保障了居民的生活用水, 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巩固了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

通过加强浙中城市群的区域经济合作, 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各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实力, 促进各县 (市、区) 更好地发展自身的优势产业。通过区域经济合作, 能够缩小浙中城市与之前提到的以杭州市为首的浙北经济区域、以宁波和绍兴市委核心的浙东经济区域和以温州市和台州市委核心的浙南经济区域之间的差距。走出“经济洼地”的困境。

总之, 浙中城市群并未达到其最优化的发展模式, 加强城市群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是城市发展的需要, 从提升城市竞争力看, 不仅有利于错位竞争, 互补发展, 也是实现互促共进、协同发展、共荣共赢的全局发展态势的重要手段;从集约利用资源看, 有利于优化区域资源配置, 提高集约利用水平, 是实现资源共享、设施共享、产业共荣的当务之急。

三、加强浙中城市群区域经济合作可行性分析

3.1历史沿革及地区合作为区域经济合作奠定了基础

自古以来, 浙中城市群中各县 (市、区) 便同属婺州地区, 空间距离接近, 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具有较强的区域历史文化认同感, 具有相当的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基础。

3.2交通干道的建设为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保证

杭金衢、金丽温、甬金、临金、台缙、诸永六条高速公路交汇金华, 一个以高速公路为骨架的浙中城市群“半小时经济圈”已经形成。通达的交通网为各城市之间的资源及时流转及人口流动提供了可能, 大大增强了城际交流的便利程度。

3.3产业集聚为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驱动力

浙中城市群区域特色明显, 医药化工、汽摩配、轻工纺织、工量具、食品、建材等六大产业呈现集群之势。这些产业的集聚为加强浙中城市群城市的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

四、加强浙中城市群区域经济合作的建议

4.1推动浙中城市群建设的区域规划合作

4.1.1进一步明确浙中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功能定位。为推动城市群经济合作, 必须按照功能互补、协作共赢、错位发展的要求, 明确各自的功能和发展重点。须大力提升金华市区的内核功能;充分发挥义乌的市场辐射作用, 着力做强兰溪、东阳、永康三个中等城市, 并积极培育浦江、武义、磐安三个特色城市。

4.1.2进一步完善城市基础实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必须以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为主要指导方针, 对内要加强各县 (市、区) 之间的联系, 对外要发挥整体经济的核心作用, 增强经济辐射力和吸引力。

4.1.3消除体制障碍, 适当调整行政区划。浙中城市群的各个城市, 同属金华市, 是一个相对完整和独立的区域经济单元, 其中存在着各种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问题, 阻碍了区域的经济合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产生排他性, 缺少协调合作的聚合力,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规划各自独立, 难以落实浙江中西部中心城市一体化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区域内部缺乏有效的统一规划, 存在着工业园区同构, 基础设施重复现象, 资源浪费严重;信息各自独立, 缺少沟通和共享。因此必须打破现存的体制障碍, 营造能够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有利于促进各城市经济一体化发展、促进合作、协调竞争的财政体制和行政区划体制。

在财政体制方面, 必须建立一个完善、合理的财政体系制度, 为各城市提供服务的同时提升城市群的整体经济能动性。

在行政区划体制方面, 现行的县 (市、区) 与县 (市、区) 之间及各县 (市、区) 内部的行政区划都存在一部分不合理之处, 可以对现存的行政区划进行适当调整, 使得浙中城市群的行政区划更有益于加强各县 (市、区) 之间的联系, 从而推动浙中城市群内各单体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曾有理论建议将一些市撤销作为金华的一个区, 但这样的调整各市的抵触情绪将会十分严重, 行政区划调整牵涉到各方面的利益, 撤市设区相对而言可能性微乎其微。此外, 现今的道路交通的不断发展为提高各个县 (市、区) 之间的联系增加了可能性, 并没有必要将各县 (市、区) 改设为金华市的一个区。此处的建议是将各县 (市、区) 内部存在的不利于区域发展的行政区划体制进行适当调整, 首先将各县 (市、区) 的发展置于最优化, 通过高度发达的交通线提高浙中城市群之间的联系。

4.2进一步提升市场的引领、带头作用, 为各县 (市、区) 经济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公共销售平台。

义乌作为世界闻名的小商品市场, 永康作为全国最大的五金产品交易市场, 两者应继续发挥对市场的带动作用, 进一步提高市场的辐射能力, 将两个市场发展成为带动浙中城市群发展的重要依托, 为各县 (市、区) 的特色产业提供广阔的公共销售平台, 将浙中地区打造成中国小商品的研发和制造基地。

4.3进一步开展各县 (市、区) 间的专业化协作和横向经济联合的水平和能力。

金华市纺织产业产值第一, 主要是国际、区际贸易及区内需求拉动, 为义乌的服装、鞋、帽市场提供原材料支持。产业结构上, 义乌和浦江相似度较高,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均为两地主导产业;义乌与东阳产业结构互补性较大, 东阳以医药制造业和通信设备等为主, 两地可实现产业分工, 互通有无, 互利互补, 使得浙中的产业获得规模发展从而产生集聚效应。

兰溪市与金华市区地理上接近, 资源相似度大, 受市区工业经济及第三产业的辐射大。可以市区为主要依托, 将两者作为发展整体, 提高两者间的通达性, 加速各类要素流动和经济活动, 尤其要发挥市区科技资源优势, 实现产业规模、互补发展, 成为较大技术密集型经济体。

武义与永康地理位置相近, 资源类似, 家具业是武义的支柱产业。但经济总量上永康占有绝对优势, 对武义的影响大, 可以将两地发展成区域经济统一体。加大两地之间的经济活动, 要素流通, 统一产业群发展;相似度大的产业可以发展成产业集群, 发挥规模和集聚优势。仍然重视发展两地的优势产业 (武义的家具业和永康的五金业) , 将两地发展成为浙中地区的家具业和五金产业基地。

磐安县以中低山为主, 交通便利度不高, 地理特点决定了磐安县不适宜发展工业。但磐安县农业发达, 且县内旅游资源丰富, 开发前景广阔, 可以在此基础上将磐安县发展成为浙中城市群的农产品供应基地及建立旅游产业体系, 成为浙中城市群中集农业、旅游为一体的特色城市。

4.4加强各县 (市、区) 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文化发展和交流是加强区域经济和作的重要手段, 需要从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 注重各县 (市、区) 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实现人才科技等重要文化的共享和交流。人才和科学手段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浙中城市群城市单体之间形成优秀人才及先进科技的流通和共享, 相信会对促进区域经济的合作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

4.5构建区域经济合作的协调机制

城市群的每个单体都有自身的利益, 都在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同时, 城市群单体之间还有共同利益存在, 如不注意协调, 特别是共同利益被单体利益掩盖时, 城市群的整体利益就难以实现最大化, 同时单体自身的利益也将受到伤害, 难以实现双赢甚至多赢。因此, 建立一个利益协调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协调机制的构建可以从以下多个层次考虑:一是尽快建立浙中城市群联席会议制度, 以协调产业发展, 协调区域和城市规划, 协调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并努力构建区域经济互动发展和协调合作的平台。二是要尽快建立浙中城市群建设工作通报制度, 各县 (市、区) 、各有关部门在推进浙中城市群建设方面的工作要及时向联合会议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三是建立浙中城市群内城市领导协商制度, 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城市间考察、研讨会、座谈会等活动, 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四是建立企业联系会制度。可由各地企业家联谊会组织企业互相考察学习、洽谈项目、联合办展, 构建区域性大企业集团, 在共创商机、解决纠纷、资助扶持、产品宣传等方面发挥作用。

五、结语

在今时今日全球经济衰退的情况下, 浙中城市群要寻求更大的发展就必须加强城市群内部各单体之间的合作, 寻求一体化发展。通过构建合理的产业结构, 促成上规模的集聚经济, 增加城市群各单体城市内资源配置的效率, 加快各城市之间资源流转速率, 形成产业互补、资源相互供给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形式, 相信能进一步加强浙中城市群的区域经济合作, 为浙中城市群的健康、有序、持续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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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翁寿康.从更高层面统筹推进浙中城市群建设——关于建设浙中城市群及各问题的思考[J].浙江经济, 2006, 23 (13) :28—29

城市合作 篇11

面对全面提升开放合作水平，扩大中国同东盟全方位合作的新形势，崇左市正在创新发展思路，谋划发展举措，完善发展布局，把握多区域合作机遇，努力形成开发合作的新局面，推动边境城市又好又快发展。

构建“两个网络”，形成中国—东盟及北部湾经济区的交通物流体系。

一是建设以崇左为中心的“大十字”交通网络，沟通“一轴两翼”，即建设以南友高速公路和湘桂铁路为纵轴，与越南1号公路和泛亚铁路对接，通达新加坡的纵向骨干交通线，保证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的顺畅和便利；以崇左至钦州高速公路、崇左至那坡、云南富宁高速公路为横轴，与云南公路对接，进而通达越南、老挝、缅甸北部。逐步将大湄公河次区域、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与北部湾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纵贯南北、连接东西的“大十字”骨干交通网络。二是以发达的交通网络为依托，根据陆、海、空物流的不同特点和要求，结合口岸和城市，规划建设物流网络。依托友谊关、凭祥铁路口岸，规划建设提供便捷通关服务，集电子口岸、快速验放为一体的凭祥国际物流园区。

构建“五个平台”，实现与中国—东盟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五个对接”。

一是构建工业园区平台，实现产业对接。崇左重要的矿产资源有锰、膨润土、稀土、钨铁、煤、石灰石、重晶石、大理石、金等43种，其中锰矿储量1.49亿吨，占全国1/4，居广西首位；膨润土储量7亿多吨，居世界第一位。去年锰业产值达17亿元，发展前景广阔。与崇左市毗邻的越南方面，高平锰矿资源储量也较大，完全可以为沿海1000万吨钢铁基地配套提供铁合金产品，实现产业对接。另一方面，广西能源缺乏，而越南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加上有高等级公路和铁路与崇左市相接，因此实施崇左电厂项目，利用越南丰富的煤炭资源发展火电，就成为崇左市充分发挥边境区位优势，推进中国—东盟“一轴两翼”区域合作和中越“两廊一圈”合作计划的一项重大举措。目前该项目已全面进入实施阶段。

二是构建边境加工区平台，实现农副产品加工业对接。崇左土地资源丰富，农业基础较好，是广西著名的甘蔗、水果、剑麻、木薯、中草药、松香、八角、肉猪、肉牛、肉鸡生产基地。可以依托边境加工区，加大投入，调整结构，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特别是发展糖果食品、面类甜食品、饮料等面向东盟尤其是越南市场的食品加工业。同时还可以利用东南亚国家与国内的季节差异，引导企业发展面向国内大市场的食品加工业。

三是构建物流园区平台，实现对外贸易对接。崇左市具有沿边区位优势，发展对外贸易条件优越，目前已初步形成了凭祥红木家具、五金机电、水果蔬菜、纺织服装、宁明爱店中草药、龙州水口矿产品等六大专业市场，客观上已经成为广西乃至全国最大的对越贸易集散中心，交易量不断扩大并逐步向多国的跨国贸易和转口贸易方向发展。因此，可以利用陆上交易和往来的便利性，加快建设崇左国际物流中心和凭祥国际物流园区，提升崇左在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上区域贸易中心的地位，充分发挥崇左已经形成的中国—东盟双向往来的贸易平台作用，将便于陆上运输、多批次小批量的贸易吸引到崇左，将崇左建设培育成与南宁、玉林、北海三市分工不同但又相互配套、相互呼应、服务多区域的集国际贸易和边境贸易、经济技术合作为一体的区域贸易中心。

四是构建跨国、边海旅游线路平台，实现旅游产业的对接。崇左市风景秀丽，风情独特，南国边关风情游是广西主推的五大旅游线路之一。境内有正在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宁明花山崖壁画，被评为中国最美的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大新德天瀑布，中国九大名关之一凭祥友谊关，世界八大斜塔之一归龙斜塔，世界珍稀动物白头叶猴等。这里既有“边”的特色，也有“海”的优势，同时还有首府城市、东部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此，将这些优势资源整合起来，面向东盟，合作开发，形成共同合作、具有跨省跨国和边海特色的大旅游格局，必将拥有美好而广阔的市场。

五是构建各种交易会展和信息沟通平台，实现会展业和信息业的对接。崇左市已成功举办了五届中越边关旅游文化节和十届中越商品交易会，在东部沿海地区和越南已产生较大的影响，参展商一年比一年多，交易额一年比一年大。可以进一步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核心，整体规划北部湾区域的会展产业，搞好分工，相互补充，提高区域会展业水平。同时，加强区域内的信息产业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建立共同的信息平台，招商引资，扩大信息交流，共同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

面对当前的大好形势，崇左市正在新的战略规划之下，积极采取措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推动边境城市形成新的发展态势。

一是加快崇左市凭祥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2005年4月，崇左市与越南谅山省签订了在边境范围内共同划出一定区域，联合构建集贸易、加工、仓储、旅游为一体的中越边境经济合作区的意向。该项目主要选择纺织服装业、家电业、农机装配、橡胶加工、木薯加工和食品加工等6个投资重点产业，发展出口加工业。同时进口越南丰富的水果、农副产品、矿产和煤炭资源等，进而在崇左发展进口加工业。

二是加快综合交通和口岸基础设施建设。争取年内开工建设崇左—钦州高速公路，加快推进崇左—水口高速公路项目前期工作，重点建设雷平—下雷、宁明—爱店等二级公路，打通“两廊一圈”铁路通道和崇左、水口口岸的国际铁路通道。同时抓好友谊关、凭祥铁路、水口、爱店、平而、科甲、硕龙等7个国家一、二类口岸的基础设施建设，修建国家一、二类口岸和连接口岸的主要交通干线，边境县至少建设一条与越南相连的二级以上公路，力争一类口岸通一级以上公路、二类口岸通二级公路、互市贸易点通三级公路。

三是加快特色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以糖的深加工、综合利用为重点，打造中国绿色糖都。以调整锰业结构、拉长产业链、提升产品档次为重点，打造中国绿色锰都。另一方面，以建材、边境加工业为重点，培育新兴优势产业。利用周边地区的铝、石化资源，发展锰铝合金、铝型材、铝塑型材生产项目。积极推进以越南为主煤源的崇左火电厂建设步伐，带动能源和矿产方面的合作。

城市合作 篇12

一、区域科技金融合作机制

科技金融是指为了促进研究开发、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聚集, 各类金融要素与科技要素汇集和融合而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一定区域科技金融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和制约。经济制度、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文化传统、法律环境、企业发展模式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其构成内容和参与主体的不同地位。因此, 不同区域之间科技金融的发展存在不平衡和表现一定差异性, 区域科技金融合作对科技金融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提高科技金融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区域科技金融合作机制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关于区域金融合作问题。卢珍菊 (2008) 认为泛北湾区域金融合作需要建立金融机构系统内部的区域服务联动机制, 建立投资基金, 以资金的优质分配促进区域内生产力的合理布局, 制定配套的区域产业政策。丁同民 (2010) 认为健全金融合作的沟通协调、信息共享、利益均衡、风险防范、先行先试、人才发展、生态共建等机制可以促进中原城市群区域金融合作的持续发展。龚钰涵 (2013) 认为中部六省开展区域金融合作的顺利进行需要利益协调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的保障。二是关于区域科技合作问题。张小菁 (2008) 从“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合作的要素、动力分析探索了区域科技合作与发展的新模式, 建立多层次的有利于区域科技合作与发展的新机制。庄惠明 (2013) 认为由于区域内部行政区划分管理体制, 福建区域内部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不足, 提出了以区域内政府的内生合作意愿为基本动力, 以对创新型企业和对区域内共性需求技术的支持为基本落脚点的福建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的基本思路。岳爱东 (2013) 认为政府在区域科技合作中可以充分发挥引导、推动、服务和协调的作用。李红玲 (2013) 分析了府际科技合作、省 (区) 部科技会商、大院大所对口合作、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以及涉外科技合作等民族地区跨区域科技合作的五种主要模式。

目前我国地方科技金融实践已取得积极进展。北京中关村“一个基础, 六项机制, 十条渠道”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 上海、江苏等地的“硅谷银行”模式的探索, 杭州“路衢模式”积极创新金融产品, 成都“内源融资+政府扶持资金+风险投资+债权融资+股权融资+改制上市”的“梯形融资模式”等都是在突破传统单一融资模式, 积极探索极具特色的多元化科技金融体系建设。但是在区域科技金融合作方面的实践不多, 相关的研究更少。我们认为区域科技金融合作需要一定的金融合作和科技合作基础, 即区域之间科技金融资源的互补性、联动性和政策的协调。建立区域科技金融合作机制的关键在于区域之间关于科技金融的信息共享机制、跨区域部门的政策和管理协调机制、高效分工和风险防范机制、联合人才培养机制等。下面我们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分析区域科技金融合作的现状与对策。

二、长江中游城市群科技金融合作的基础与存在的问题

(一) 长江中游城市群科技金融合作基础。

一是四地科技金融实践都取得一定成效。武汉市、长沙高新区、安徽省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实验区是首批国家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地区, 南昌市是全国首批6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单位之一。近年来, 区内各地的科技金融试点都取得积极成效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二是各地科技和金融合作的需求和目标明确。2012年湘鄂赣三省联手制定《加快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知识产权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013年在四市达成《武汉共识》的基础上提出《武汉金融改革创新总体方案 (征求意见稿) 》, 在四地开展金融信息共享、金融监管合作和金融债权司法保护, 建立健全区域反洗钱合作机制等方面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科技金融合作。2014年3月, 四地签署《长江中游城市群四省会城市商会合作协定》提出“资源融合、协同创新”, 专门出台很多支持本省 (市) 科技金融的政策。三是区域科技金融合作平台开始建立。如2008年以来武汉连续6年召开的中部创业投资大会, 湖南连续成功举办6届的中国 (长沙) 科技成果转化交易会, 吸引大量包括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区在内的大量国内外科技企业和金融机构参加, 成为区内重要的科技金融交流合作平台。四是区域信用体系建设和区域产权交易起步。如2010年, 中部六省在南昌签署质量信用体系建设合作协议, 探索建立中部地区企业质量信用等级评价体系, 实现区域统一的企业质量信用管理。2013年12月, 湖南成立中部林业产权交易服务中心, 中部地区林产权交易市场开始建立。

(二) 长江中游城市群科技金融合作存在的问题。

1. 缺乏全局性发展规划, 难以形成统一协作的科技金融圈。

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的科技创新和金融服务能力相比, 长江中游城市群都存在一定差距, 且内部各地科技金融发展存在不平衡 (见表1) 。科技金融合作存在区域屏蔽效应, 人才流动、政策协同和组织学习存在一定障碍, 政府部门间沟通协调成本较高。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清科研究中心报告等。

2. 科技金融资源重复配置, 同质化竞争削弱合作动力。

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区的科技金融仍是银行主导的科技债权融资体系, 银行同质化竞争严重, 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发展不足 (见表1) , 科技银行与风险投资之间的资源难以合理配置和利用。各地方政府间没有真正建立互惠双赢的协同机制。国家关于科技支行混业经营的规定和地方性中小银行制度创新存在矛盾。民营科技金融主体缺乏高效分工合作, 信息成本、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较高, 协同效率较低。这些都导致合作动力不足。

3. 科技金融合作环境有待改善。

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区服务科技型企业的财务咨询、知识产权咨询评估和信用评级等机构不足, 许多新型业态的创新型企业和优质项目资源由于受到信息不对称、融资成本高风险大、价值评估技术标准缺乏等因素的影响, 难以大量被投融资机构发现和挖掘。以2013年高新技术企业入信用库比重为例, 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会员入企业信用库占示范区规模 (销售额1000万元) 以上企业的85%, 而武汉东湖高新区为55%, 长沙高新区为52%, 南昌仅为36%。此外, 科技金融的相关管理政策不完善。如关于科技小贷公司的管理、本土金融机构与外来风险投资的合作、科技金融风险管理等。目前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区科技小贷公司的税负约占营业收入的30%左右。而在资本金方面, 除了注册资本之外, 仅可以从金融机构融入不超过资本净额50%的资金, 使得小额贷款公司可贷资金受到很大限制。浙江省已对小贷公司实施相关优惠政策。该省将小贷公司定义为地方金融机构, 在税收方面参照农村信用社, 财税补助政策上实行三年营业税全部返还, 并按照贷款余额0.5%进行风险补助。广东正在酝酿小额贷款公司税收和风险补偿等优惠政策。

4. 科技金融人才不足。

据统计, 近5年来, 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区共引进各类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4万余人, 但金融类人才引进不足120人, 特别是既懂科技、又懂金融和本土文化的科技金融复合型人才尤其难得。

三、加强长江中游城市群科技金融合作的对策建议

(一) 加强区域科技金融政策协同和实施协调机制。

一要加强区域科技金融政策协同和组织建设。建立长江中游城市群科技金融联系会议制度和科技金融信息共享平台, 定期召开区域科技金融政策与信息发布会和科技金融高级人才对接会。建议由科技部出面成立长江中游城市群科技金融协调委员会, 研究制定区域科技金融政策, 从政府层面协调区域指导、协调和监督区域科技金融工作, 争取国家更多支持。鼓励大型科技金融集团开展跨区域业务, 提高科技金融资源跨区域流动效率。二要建立科技金融政策实施协调机制。在区内各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强化各省各部门之间、地方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在科技金融中重大事件的协调, 进一步集成资源, 形成合力, 共同推进科技金融规划实施工作。建立科技金融协调、磋商机制, 负责解决区域科技金融政策实施中的矛盾, 避免恶性竞争和无序发展, 特别是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核心城市要加强协调合作。

(二) 实现区域科技金融资源的高效分工与合作。

一是整合区域内科技银行、证券、保险、担保、信托等各类金融资源, 吸引更多商业银行和地方银行在区内设立科技支行, 并鼓励开展跨区域协同创新的科技金融;积极鼓励科技银行金融创新, 促进银行、小额贷款、担保、租赁、保险等科技金融专营机构的发展和合作, 鼓励银行、创业投资和产权交易的合作, 提高跨区域科技信贷管理和运行绩效。二是鼓励区域产权交易和私募股权投资。整合长江中游城市群人才、资金和技术资源, 建立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合产权交易中心, 有效发挥区域产权市场的信息集聚和辐射功能。

(三) 携手营造良好区域科技金融环境。

一是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实施知识产权举报投诉奖励制度, 严格跨区域侵权行为的执法;探索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对接, 简化跨区域专利保护程序;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考核体系, 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常态化;加大对非法金融活动的执法力度, 保持司法公开、公平、公正, 维护科技金融市场秩序。二是建立区域科技金融绩效考核和风险监控机制。通过构建科技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加强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区相关部门的协同监管, 建立区域科技金融协调发展预警监控体系和风险防范机制。

(四) 大力培育和建设科技金融人才队伍。

一是要加大本土人才的培养。建议依托武汉大学、中南大学、南昌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理工和经济管理等专业教育资源, 设立科技金融专业课程, 共同培养更多本地科技与金融发展急需的创新与管理人才。二是组织科技金融培训, 开展科技金融人才交流。建设面向四省产业特征的共同科技与金融人才市场, 并鼓励经济圈内的培训机构、高新区创业孵化器、人力资源服务等机构建立对长江中游城市群高校毕业生、基层科技金融人员业务持续培训机制, 通过科技金融展示和交流会等形式鼓励区内科技金融人才的交流与合作。三是加大科技金融人才引进力度。对区域产业高端应用型人才、金融人才以及科技中介人才引进和交流给予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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