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纠纷

案例纠纷（精选11篇）

案例纠纷 篇1

一、土地流转合同纠纷案

1. 案情

2010年

1月11日某村四组35户村民反映, 2000年将家庭承包地30亩流转给张某和王某, 张某和王某未经35户村民同意转包给他人。当事人要求: (1) 解除与张某和王某签订土地承包合同。 (2) 张某和王某赔偿损失15万元。

2. 情况调查

2000年初该村二轮土地延包, 将纠纷土地30亩分给四组35户村民, 签订《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书》, 发放《农村土地经营权证》。当年该镇政府号召种植葡萄, 因35户村民家都已种植葡萄, 便将土地流转给张某和孙某, 签订流转合同, 承包期15年, 从2000年3月30日至2014年12月30日止, 承包费一年一交, 每年每亩200元。孙某只种一年, 因交不起承包费, 四组将土地收回又流转给王某, 并签订流转合同, 承包期15年, 从2001年3月30日至2015年12月30日止, 承包费一年一交, 每年每亩200元。2009年, 在四组35户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 张某、王某两人将土地转包给李某, 盖大棚种植蔬菜。

3. 调解意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第三十六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转包费、租金、转让费等, 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 流转的收益归承包方所有,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缴”。辽委发[2000]18号、辽委发[2002]17号文件规定。 (1) 解除申诉方与被诉方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 (2) 申诉方与李某签订土地流转合同, 面积30亩, 承包期10年, 从2010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0日止, 承包费每年每亩650元, 共计19.5万元, 其中1万元支付给王某, 支付给36户村民的金额18.5万元, 此款于2010年3月31日前一次性付清。 (3) 李某另外付给张某费用1万元, 付给王某费用5000元。 (4) 李某另外付给该村村民交通等费用2000元。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

1. 案情

2000年, 该村进行二轮土地延包, 给佟某分了3口人土地, 签订《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书》, 发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03年初, 该村进行小调整, 佟某之子因在部队转干村委会将土地抽回1.72亩, 分给失地人口陈某0.4亩和丁某1.32亩。当事人要求: (1) 返还原茬土地承包田。 (2) 赔偿7年的经济损失。 (3) 第三人陈某赔偿拔掉300棵葡萄秧的经济损失。

2. 情况调查

2000年初该村二轮土地延包, 给佟某落实3口人的土地, 并签订《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书》, 发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03年村委会以佟某之子在部队转干为由, 抽回1口人的承包田, 分给陈某0.4亩和丁某1.32亩 (陈某和丁某的土地在2002年时被村委会栽树, 并承包给王某) 。当时该地块种植葡萄, 经双方协商丁某给佟某3000元作为补偿。2008年3月村委会进行土地纠偏和完善, 将佟某抽回的土地按原数退回, 并且给佟某下达进地通知书。但一直到2010年佟某也没有得到土地, 因此于2010年4月到北镇市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立案。

3. 裁决意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十四条“承包方用于承包地的土壤改良、灌溉等农业基础设施投入, 在依法流转、自愿交回或者由发包方依法收回时, 有权获得相应补偿。补偿金额由双方协商或者委托具有认证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北政办发[2005]49号文件规定, 对在承包地上植树等行为严重侵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要按照《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印发〈关于基本农田保护中有关问题的整改意见〉的通知》国土资发[2004]223号精神处理。首先由乡、村做好失地农民和林地承包户的工作, 通过提高承包价款或缩短承包期的办法, 依法流转;对协商不成的, 要正确引导失地农民诉讼法律解决。 (1) 申诉方拥有该纠纷地块菜园1.72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2) 陈某于下达裁决书之日起停止菜园0.4亩土地经营耕种。 (3) 第经双方协商认定佟某支付给第三人陈某地面附着物补偿款300元。 (4) 陈某0.4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落实问题另行申诉解决。 (5) 经调解佟某将1.32亩土地流转给丁某5年, 5年后丁某将菜园1.32亩土地退还给佟某, 地面附着物无偿给佟某。 (6) 村委会于2010年12月31日前给丁某落实1.32亩的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 (7) 申诉方要求经济赔偿由于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案例纠纷 篇2

底，国内A公司通过网站结识埃及X公司，并约定向该公司出售一批石材，付款方式为见提单附件付货款的70%，尾款以D/P方式支付。A公司随后将货装船运往埃及亚历山大港。货物发出后，X公司以各种理由强调经济困难，要求减价，并更改付款方式为风险度很高的银行汇票。X公司的行为导致我出口方进退两难。如同意对方做法，则一方面利润大幅缩减甚至无利可图，并且有可能完全无法收回货款，如不同意对方做法，由于货物已在埃港口，则须支付巨额的码头及相关费用。

案例纠纷 篇3

2014年7月16日，中国曲协收到相声作家甲的书面申请，反映其与相声演员丙（根据当事人要求，本文隐去其真实姓名及作品名称）之间关于相声作品《出×××》和《明××》（以下分别简称为《出》和《明》）的著作权纠纷，并请中国曲协调解双方纠纷。

根据甲反映：其一，相声作品《出》系甲、乙合作创作，发表20多年来广泛流传并为多名相声演员表演，其中丙曾多次表演该作品，但仅于20世纪90年代初向两位作者邮寄稿费200元。其二，相声作品《明》系甲创作，丙在担任某高校讲师期间内曾将该作品收录入教材，且未向甲支付稿酬。同时，甲未明确其调解诉求。

按照《中国曲艺家协会曲艺纠纷调解制度（试行）》（以下简称《调解制度》）有关规定，中国曲协权益部作为中国曲协的调解组织，对申请人甲的调解申请进行受理审查。经审查，该起纠纷符合受理条件，权益部同时提示甲获取合作作品《出》另一作者乙的授权，以便于开展调解。其后，权益部与丙进行协商，丙表示同意按照《调解制度》接受中国曲协调解，并授权丁代理其参加该起纠纷的调解。据此，权益部登记受理该起著作权纠纷案件，正式启动曲艺纠纷调解程序。

7月30日上午，权益部会同双方调解当事人甲、丁进行第一次现场调解。在告知环节，由调解员宣读有关调解制度，并告知当事人有关调解程序及其权利义务。在启动环节，主持人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自愿接受中国曲协调解，并遵守《调解制度》等相关规定，双方均表示同意。在审查环节，调解员对调解当事人的证件材料及书面代理材料进行审查，甲未能出示乙书面授权，丁出示了丙的书面授权，代理材料符合法律要求，并经甲认可。在申述环节，由申请人甲简要陈述纠纷事实，但未提出主要诉求。在认定环节，由双方当事人对纠纷事实进行认定，均未提交证据材料。在商议环节，由双方当事人根据认定的纠纷事实，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事由进行商议，甲表示要与乙商议，在下次调解中再提出具体的诉求。经首次调解，双方达成初步共识：其一，关于《出》：丙曾于20世纪90年代初表演了该作品，并向两位作者支付了200元稿酬，双方并无其他约定，其后丙曾再次表演该作品，表演次数及收入不明。其二，关于《明》：丙并非适格的申请对象，因此甲决定撤回对丙就该作品的调解申请。

9月23日上午，权益部会同双方调解当事人甲、丁进行第二次现场调解。在确认环节，双方当事人对第一次调解达成的共识再次进行确认。在审查环节，甲出示了乙书面授权，代理材料符合法律要求，并经丙方认可。在申述环节，甲提交了新的调解诉求书，提出由丙一次性支付119630元永久买断《出》的版权。在商议环节，丁提出：第一，对版费的计算方式不认可，既没有先例，也没有依据；第二，丙不“买断”版权；第三，此次调解被申请人只有丙，甲提出其他人使用该作品与丙无关。经调解，双方在作品稿酬金额上存在较大争议。

9月28日上午，权益部会同双方调解当事人甲、丁进行第三次现场调解。在确认环节，双方当事人对第二次调解达成的共识再次进行确认。在商议环节，经调解，双方达成合意：由丙向甲、乙支付《出》版费人民币3万元，丙获得该作品除人身权外的所有著作权永久使用许可，版费现场一次性付清。甲现场表示对调解结果满意。

【案件启示】

一、调解是化解曲艺纠纷的重要探索和有效途径

当前，在曲艺界里“和为贵”的传统理念深入人心，老一辈曲艺家本着传承弘扬曲艺事业的良好愿望对侵权行为诸多忍让，众多曲艺工作者受制于立法欠缺、执法偏弱、曲艺自身特性等因素缺乏有效的维权途径。但是，面对新世纪以来全球数字网络的迅猛发展，曲艺作品的传播方式极大改变，曲艺事业发展面临全新的机遇和挑战，曲艺权益受到更大的冲击和侵害。在此形势下，中国曲协力图探索建立一个曲艺界内普遍认可、信任的平台来依法、有效地调处化解曲艺纠纷，并在调解纠纷过程中使纠纷当事人更加知法懂法，也向更多的曲艺工作者发挥示范、宣传乃至警示和教育的作用。

曲艺纠纷调解，是根据纠纷当事人申请，在中国曲协权益部及各团体会员的主持下，以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社会公德以及曲艺行业傳统习俗和道德规范为依据，针对与曲艺艺术有关的各类法律纠纷，对纠纷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规劝疏导，促使纠纷各方当事人互谅互让、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调解活动。曲艺纠纷调解属于诉讼外调解的一种，它是在民事诉讼之前，依法化解曲艺纠纷的重要防线之一。只要符合受理条件，曲艺工作者即可向中国曲协及各团体会员申请调解，像本案的双方当事人一样，通过平等自愿、友好协商的调解程序化解双方矛盾纠纷，在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加强法治意识，化解误会心结，增进学习交流，共同营造曲艺界的和谐守法氛围。本案为中国曲协权益部自2013年8月7日成立以来首起正式受理并成功调解的曲艺纠纷案件。通过调解本起纠纷，中国曲协进一步积累了曲艺纠纷的调解经验，对曲艺纠纷特点和化解方式有了初步的探索和认识，《调解制度》及有关文书档案等不断完善健全。

二、依法维权对于曲艺工作者来说既是权利也是义务

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首次以全会的形式专题研究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治国方略，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实现“法治中国”的宏伟目标，并对行业自律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作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曲艺的繁荣发展同样需要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引领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要以法治宣传为着力点，以行业自律为突破口，以曲艺维权为重要保障，始终高举法治大旗，积极培育法治信仰，大力弘扬法治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曲艺事业提供行动指南。因此，曲艺工作者按照法律规定积极维权，不仅是法律赋予其应有的权利，也是每一名有理想、有道德、有担当的曲艺人应尽的义务。

本案中，著作权人甲已经认识到自身著作权的重要性，并勇于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这种做法值得大力宣传和弘扬。同时，通过本案，反映出当前曲艺界对著作权保护的一些误解和态度问题。例如，甲虽然提出调解申请，但一直不愿意明确调解诉求，表示“我维权的目的不是为了钱”，直到第二次调解前才在调解组织的多次提示下提出有关诉求。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前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因此，获取报酬是每一位作者应有的权利，甲作为相声作品《出》《明》的作者，依法有权提出获得报酬的诉求，同时其维权行为也能为曲艺界推进作品依法流通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再例如，双方在调解过程中提到相声作品《出》很多人都在演的问题，也反映出不少曲艺工作者“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认为当侵权行为具有一定的群体性或普遍性时，即使该行为含有某种不合法或不合理因素，法律对其也难予惩戒。通过本案的调解，有利于曲艺界进一步摒弃这类错误的观念，树立起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正确价值观。

三、合作作品的所有作者共同享有作品的著作权

合作作品是指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或者自然人与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两个以上的法人、其他组织共同创作的作品，称为合作作品。《著作权法》规定：“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没有参加创作的人，不能成为合作作者。合作作品可以分割使用的，作者对各自创作的部分可以单独享有著作权，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合作作品整体的著作权。”《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规定：“合作作品不可以分割使用的，其著作权由各合作作者共同享有，通过协商一致行使；不能协商一致，又无正当理由的，任何一方不得阻止他方行使除转让以外的其他权利，但是所得收益应当合理分配给所有合作作者。”

合作创作是曲艺界比较常见的创作方式，不仅有利于创作灵感的激发和碰撞，也能增近感情与合作，因此成为曲艺创作的重要选择。作为合作作品的每一位作者，当共同作品的著作权受到他人的侵害时，都有权利单独请求赔偿和享有诉权，不仅如此，还应当向自己的合作伙伴宣传法治理念，鼓励其他作者一起依法维权，通过获取授权等方式，集合更多的力量形成维权的合力。

工程建设纠纷案例解剖 篇4

近年来, 随着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加大, 给建筑业带来了很大的发展机遇。但在发展的同时, 由于建设工程合同、工程质量以及建筑市场行为不规范所引发的各种矛盾也愈加明显, 在一定的程度上也破坏了发展大局上的“和谐”。为了解决这种不和谐的氛围, 在矛盾初见端倪的时候, 作为权益的受害方, 要具有法律的意识, 首先要明确责任主体, 然后积极主动地收集证据, 应心平气和的协商解决, 若协商不成, 可以再通过仲裁、法院等有效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本期以“工程建设纠纷案例解剖”为专题, 特别立题《如何在工程建设纠纷中维权》采访了北京仲裁委员会副主任王红松女士, 在维权方面给我们提了许多专业方面的建议以及在遇到问题时该怎么做。同时, 北京仲裁委员会还提供了工程建设中经常遇到的四个案例分析《发包人逾期不结算的法律后果》、《建设工程合同效力认定》、《质量保修责任与质量保修金的扣除与返还》、《竣工验收与工程款支付》, 通过四个典型案例分析, 可以帮助或遇到此问题的人士, 知道怎么做。随后还安排了两篇论文《妥善解决无序缩短工期才能“提高经济效益”》、《从两起案件分析“黑白合同”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司法处理原则》, 期望通过本期专题, 给您一些借鉴。

纠纷案例分析 篇5

（第一期）案例一

一、案情

1、外院案例：2010年4月29日10时许，叶某带其女儿至江苏省某县人民医院就诊，人民医院根据原告陈述及观察，门诊病历上记录患者为“川崎病”，予以进行输液治疗，叶某支付医疗费325元。由于不知道“川崎病”是一种什么病，出于心理恐慌，叶某带孩子又带孩子赶往江苏省人民医院治疗。省人民医院认为发热待查，予以输液治疗，后确诊为上呼吸道感染。三天后病愈。叶某以县人民医院误诊为由，形成纠纷。

2、我院近期案例：患者应某于2015年3月1日主因发现左耳肿物2年余入院，行头颅CT检查，印象：左侧乳突内胆脂瘤(破入后颅窝）。初步诊断：

1、左侧外耳道肿物

2、左侧面神经麻痹。术前交代病情并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其中包括：必要时送病理，病理为其它，需进一步治疗；因病灶或患者健康原因，终止手术等相关内容）。术中发现肿瘤色如鱼肉，质韧，集中于面神经周围，认为肿瘤可能来源于面神经，完成手术有困难。于是将外耳道肿物切开皮肤取瘤组织送快速病理检查，病理科报告为梭形细胞良性肿瘤。为避免强行手术引起严重并发症，经与家属协商，中止手术，建议待病情平稳后，去上级医院进一步治疗。患方以手术白做，费用花费较大，术前交待不充分为由形成纠纷，要求医院联系上级医院治疗并解决费用问题。二：思考题：

1、结合案例分析：初步结论与确诊结论不同，是否能认定初诊系误诊？

2、本院案例中，如果你是经治医师或术者做好哪些能够更好的避免纠纷的发生。

案例二

一、案情

1、外院案例：2014年10月11日产妇王某因为过期妊娠合并轻度妊娠中毒症入住广州市某二甲医院医院。为了挽救胎儿，防止腹腔感染，主刀医生经过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后，为产妇做了腹膜外剖宫产手术，切口为纵切口，产后无出血、无感染，母子平安。但是，产妇出院回家不久，就发现腹部疼痛，又回到该医院复查。原主刀医生诊断认为，产妇的腹部疼痛是由轻度的切口疝引起。产妇则认为，切口疝是医生手术不当引起，遂到医院医疗投诉办公室投诉其主刀医生，索取一定金额的精神损失费。

2、院内案例：患者李某，2013年5月13日因扁桃体炎入院，行扁桃体切除术，术后第一日突发右咽部大量出血，患者很快进入休克状态，虽经积极抢救，患者最终仍成植物状态。形成纠纷。二：思考题：

1、结合案例分析：切口疝及扁桃体切除术后大出血是否属于常见并发症，能否通过技术手段降低发生率。

2、“并发症”能否作为医院规避责任的充分理由。

3、如果你是经治医师或术者做好哪些能够更好的避免因并发症引起医疗纠纷。

（医生认为该产妇入院时已经出现妊娠高血压综合征，选择腹膜外剖宫产也经过了医方与患者及其家属的积极沟通，讲明手术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包括切口疝的发生。所有医院没有责任。）

（患方认为，腹部切口疝的发生与伤口愈合、腹部切口的走向有关。《外科学》教科书明确指出，腹部纵向切口疝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横切口疝。）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3条规定：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条件下，发生无法预料或不能防范的不良后果不属于医疗事故。但对什么才属于“难以避免”却没有任何说法。一般认为，在医院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应当提供与其相当的治疗效果。否则，视为不良后果。患者家属有权要求得到同质的服务而获得赔偿。）

案例三

一、案情

2003年1月6日，肖某被某医院初步诊断为：胃内基底肌瘤，无其他病症。医院于3月后对肖某实施胃底肌瘤切除手术。术后，医生告知肖某家属：患者脾脏已被切除。家属询问原因，主刀医生告知：是因胃底肌瘤与脾脏紧密粘连在一起，分离手术十分困难，强行分离可能损伤脾门处的动脉静脉血管；切除脾脏比可能发生的大出血，危及患者生命的后果要轻得多。为了达到手术目的而不得已采取了切除措施。肖某家属人为，医院在没有告知和征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摘除了脾脏，导致肖某失去部分胃体和脾脏，并且手术后肖某身体免疫力明显降低，频发感染、头痛、丧失了劳动能力，遂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

1、请问该案件中院方存在哪些过错。

从本案医方的医疗行为特征来看，患者被确认为胃内基底肌瘤且无其他病症。医院在没有履行向肖某及其家属告知义务的前提下，擅自切除了未发现病变的脾脏，显然属于治疗行为的过错，故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首先，医方没有向患者及其家属履行告知义务是违法行为。根据国务院、卫生部门等行政法规，告知义务有两种形式：

1、直接告知（患者）；

2、迂回告知（不宜向患者说明，告知患者家属）。因医方违反上述法定告知义务，故是违法的。其次，医方没有履行告知义务，不具法定免责条件。由于医疗是一种特殊行业，为了挽救患者生命采取紧急治疗措施，属于民法上的紧急避险。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的事先未履行告知义务，才能免责。但这种例外必须严格限制在客观上无法征求患者及其家属意见的紧急情况下，才能成立。本案中，属于非紧急情况下的未经告知而擅自切除患者脾脏的行为，属医疗行为上的法定过错。案例三

案情：2008年4月13日，不足3岁的小男孩果果诊断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法洛四联症，到新一附院住院治疗。新一附院根据果果住院前数月在解放军371医院所做的64层CT和在本院所做的心脏超声检查的诊断意见，确定小男孩果果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和法落四联症为入院诊断。果果住院后，新一附院没有再在对其进行相关必要的确诊检查，便择期进行了法洛四联症根治术。医院定于2008年4月23日对果果行法洛四联症根治术。2008年4月22日的手术同意书上载明了术中或术后可能发生的常见并发症和术中或术后可能发生的意外拟行手术名称栏中显示为法洛四联症纠治术。果果的父亲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手术中主治医生切开肺动脉，见肺动脉瓣增厚，呈二瓣畸形，瓣膜狭窄，考虑到果果的肺动脉瓣仍有狭窄，无法保留瓣膜，医生便切除了肺动脉瓣后用牛心包片跨环补片加宽右室流出道及肺动脉。医生切除果果的肺动脉瓣臵换人工瓣膜在术前未向果果父母告知征得同意，术后未向也未向他们展示被切除的标本。果果在经过近一个月的住院治疗后，医疗费支出近3万元。手术一年后，果果在新一附院再次进行心脏彩超检查，诊断结果为多切面可见房间隔中部连续中断3毫米，卵圆孔未闭，而一年前手术前的检查结果未显示该疾病的存在。

1、该医院在本件案例中存在哪些不足。

新一附院根据果果住院前数月在解放军371医院所做的64层CT和在本院所做的心脏超声检查的诊断意见，确定小男孩果果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和法落四联症为入院诊断。果果住院后，新一附院没有再在对其进行相关必要的确诊检查，便择期进行了法洛四联症根治术。如果新一附院对果果在术前进行了必要的确诊检查完全可以在术前了解他的肺动脉增厚呈二瓣畸形的状态，从而能够确定更为完善的手术方案。由于院方的术前检查不充分，导致果果固有的房间隔中部连续中断三毫米和卵圆孔未闭的病症未被诊断的漏诊现象发生，使得这些病症未能在法洛四联症根治术中一并予以根治，致使患者须再行二次开胸手术进行治疗。医院在选择人工瓣类型上没有征得患者家属的同意，擅自选用生物瓣进行臵换，严重剥夺了原告方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决定权。

案例纠纷 篇6

一、案情介绍

（一）国际多式联运合同的签订

江南丝绸公司将装载布料的五个集装箱委托四海集团承运，双方之间签订了国际多式联运合同，约定由四海集团对全程负责运输，货交底特律美国华美服装公司。多式联运单上记载：“接货地：广州江南丝绸公司，装船港：香港，卸船港：西雅图，交货地：底特律华美服装公司”；运输条款：“FCL-FCL”；运单上同时记载“由货主装箱、计数”的批注。多式联运合同关系方如图1所示。

（二）国际多式联运运输业务的操作

四海集团受理该票业务后，首先委托大地物流公司公路运输到香港，大地物流公司签发了以四海集团为托运人公路货运单。其后，货到香港，四海集团又委托中国远洋船公司海运到西雅图。集装箱在香港装船后，中国远洋船公司签发了以四海集团为托运人的海运提单，提单记载：“装船港：香港，卸船港：西雅图”；运输条款：“FCL-FCL”。集装箱在西雅图港卸船后，五个集装箱中有三个外表状况有严重破损，四海集团在西雅图的代理与船方代理对破损做了记录，双方代理在破损记录上共同签字。尔后，四海集团又办理了由西雅图到底特律的铁路运输。五个集装箱运抵底特律华美服装公司后，收货人开箱时发现：三个外表有破损的集装箱箱内布料已严重受损，另一个集装箱尽管箱子外表状况良好，关封完整，但箱内布料也有受损。集装箱货物运输交接流程如图2所示。

（三）货损赔偿纠纷的产生

由于货到底特律收货人开箱时发现五个集装箱中有四个集装箱的货物受损，于是拒绝收货，并向发货人提出赔偿要求。发货人于是向四海集团提出赔偿，并要求按最高货损限额的运输区段给予赔付。关于货损责任人、赔偿限额，四海集团与发货人、大地物流公司、船公司、铁路集团等涉案方产生了争议。纠纷主要争议是：①货损到底该由谁来赔付？②货损是按公路货损标准、海运货损标准，还是铁路货损标准限额支付赔偿金额？要解决此问题，必须明确以下两点：一是国际多式联运经营人的权利与责任；二是在不同的集装箱运输条款下，各当事人该如何划分责任。

二、国际多式联运经营人的权责

国际多式联运，是以至少两种不同的运输方式，由国际多式联运经营人将货物从一国境内运至另一国境内的货物运输形式。它是以实现货物整体运输的最优化为目标的联运组织形式，通常以集装箱为运输单元，将不同运输方式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连续的、综合性的一体化货物运输。国际多式联运，具有“由多式联运经营人对全程负责，通过一次托运、一次计费、一份多式联运单证、全程实行单一运费率，由各区段的承运人共同完成货物全程运输”的特点。

（一）国际多式联运的运行机制

国际多式联运的全过程可以分为全程运输组织过程、实际运输作业过程两部分。目前运用较多的是衔接式多式联运的组织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全程运输组织，主要是指多式联运经营人（MTO）接受货物托运后，首先，制定货物全程运输计划，选择货物的运输路线，划分运输区段，确定中转、换装地点，选择各区段实际承运人，并把计划转达给各中转衔接地点的分支机构或委托代理人；然后，根据计划分别与第一程、第二程、第三程……的实际承运人订立各区段货物运输合同。全程各区段之间的衔接，由多式联运经营人（或其代表、代理人）采用从前程实际承运人手中接受货物再向后程承运人发运方式完成，在最终目的地从最后一程实际承运人手中接受货物后，再向收货人交付货物。国际多式联运全程运输过程如图3所示。

（二）国际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形式

由于多式联运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货物交接界限，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范围。在目前的国际多式联运业务中，较常见的责任形式有以下两种。

1.同一责任制。同一责任制，即是多式联运经营人对全程运输中货物的损坏、灭失或延期交付负全部责任。无论事故是发生在海运，还是内陆运输区段；无论是明显的事故，还是隐蔽的事故，均按统一原则由多式联运经营人按约定的限额进行赔偿。也就是说在整个运输中只要发生了货损，就不分实际货损区段，由多式联运经营人按同一约定的赔偿额度进行赔偿。 同一责任制，具有科学、合理、手续简化等特点。但对多式联运经营人而言，责任负担较重。因此，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并未广泛使用。

2.网状责任制。网状责任制，即是多式联运经营人对虽然对全程运输负责，但是对货损货差的赔偿是按造成该货损货差的实际运输区段予以赔偿的。比如，如果在公路运输中产生了货损，则根据《国际公路货运公约》或国内法执行；如果在海上运输产生了货损中，则按照《海牙规则》、国际公约或国内法执行。网状责任制，减轻了多式联运经营人的风险责任，但从国际多式联运长远发展来看，这种责任形式并不理想。因为容易在责任轻重、赔偿限额等方面产生分歧，也容易造成多个分运人互相推卸责任的现象产生。

目前，国际多式联运处于发展过程中。因此，虽然同一责任制更加科学合理，但国际上多采用网状责任制。我们国家也采用网状责任制，这对保护刚刚起步的我国多式联运经营人的积极性，保证我国多式联运顺利、健康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随着国际多式联运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同一责任制将更符合这种业务的发展要求。

（三）集装箱不同交接形态下各当事人的责任划分endprint

1.整箱货交接下（FCL-FCL）的责任划分。整箱货，是指一个货主托运的货物足以装满一个集装箱，通常情况下只有一个发货人和一个收货人。在整箱货托运时，由托运人负责装箱、计数、填写装箱单，并加盖集装箱封志。整箱货交接地点一般是在进口国和出口国的集装箱堆场（CY），或托运人和收货人所指定的工厂大门或仓库（DOOR）。 整箱货是由托运人负责装箱和计数，承运人接受的只是已加盖封志的集装箱。因此，在整箱货运输过程中，承运人在箱体完好和封志完整的状况下接受集装箱，就必须承担在相同状况下运输、直至交付集装箱的责任。也就是说，承运人接管的是状态良好的集装箱，就必须对集装箱的良好性负责，而无须对箱内货物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承运人一般都会在货运单上附加一条“不知条款”，不知内容主要涉及到箱内货物的品名、属性、状态、数量等。整箱货的拆箱，一般由收货人办理，但也可以委托承运人在货运站拆箱，但承运人不负责箱内的货损、货差。除非货方举证确属承运人责任事故的损害，承运人才负责赔偿。

2.拼箱货交接下（LCL-LCL）的责任划分。 拼箱货 ，是指承运人（或代理人）接受货主所托运货物的数量不足整箱的小票货运后，根据货物的性质和目的地进行计划、分类、整理，把去往同一目的地的货物集中到一定的数量后，负责拼装入箱、计数、填写装箱单，并加封志的集装箱货物。一般有多个发货人和多个收货人。拼箱货交接地点一般是在进口国和出口国的集装箱货运站（CFS））。 拼箱货运输条款下，承运人接受的是货物，并负责装箱和计数。因此，如果承运人接受的是外表状况良好的货物，就承担着在运输过程中、直至交付货物时要保证货物的良好性的责任。也就是说，承运人接管的是货物，就必须对集装箱货物的良好性负责，而不仅仅对集装箱负责。简而言之，整箱货运输的情况下，承运人对集装箱状况负责；拼箱货运输的情况下，承运人对货物状况负责。

在集装箱运输业务办理过程中，常见的交接形态就是整箱货交接（FCL-FCL）或拼箱货交接（LCL-LCL），而整箱交、拼箱接（FCL-LCL）的方式基本不存在。因为在FCL-LCL 方式下，承运人是在箱体完好和封志完整的状况下接受托运人的集装箱，只需对集装箱负责；而在收货方却需要对集装箱内的货物负责。这明显加大了承运人的责任，因此承运人一般不会接受此种运输方式。

三、本案中货损纠纷分析

（一）江南丝绸公司（发货人）的责任分析

本案中，江南丝绸公司承担的是“集装箱外表状况良好、但箱内货物却受损”的这一个集装箱货损的责任。原因如下：

江南丝绸公司，以托运人的身份与四海集团签署了国际多式联运合同，多式联运单上注明：运输条款 “FCL-FCL”；运单上同时也记载“由货主装箱、计数”的批注，这足以说明此批货物的交接形态是以整箱货的方式进行。

在集装箱整箱交接形态下，其双方责任是“以集装箱外表状况是否良好，海关关封是否完整”来确定的。本案中，江南丝绸公司将装载货物的集装箱交由四海集团托运时，按照整箱货交接下的责任划分，四海集团只需对集装箱的外表状况负责，而无须对集装箱内的货物负责。因此，货交收货人时，虽然有一个集装箱内的货物受损，但集装箱的外表状况是良好的。结合“FCL-FCL”运输条款下，四海集团“对集装箱状况的良好性负责，而无须对集装箱内货物的良好性负责”的原则，这一个集装箱货损的责任应由发货人江南丝绸公司自己承担。

（二）四海集团（国际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分析

本案中，四海集团承担的是“集装箱外表有破损、且箱内布料也已严重受损”的这三个集装箱货损的责任。原因如下：

四海集团，作为国际多式联运经营人应对全程运输负有责任。发货人将集装箱交给四海集团时，四海集团未对集装箱外表状况提出异议，由此可以认定集装箱外表状况是完好的。在集装箱“FCL-FCL”运输条款下，国际多式联运经营人承担着“在箱体完好和封志完整的状况下接受集装箱，就必须在相同状况下交付集装箱”的责任。因此，四海集团接受的是“外表状况良好”的集装箱，就必须交给收货人的也应该是“外表状况良好”的集装箱。然而在本案中，货到目的地后，收货人发现有三个集装箱外表破损，开箱后其内的布料也已严重受损。结合“FCL-FCL”运输条款下，四海集团“对集装箱状况的良好性负责”的原则，这三个外表有破损的集装箱货损应由四海集团承担。因此，四海集团应该赔偿与其有运输合同关系的发货人江南丝绸公司这三箱货物的损失。

（三）中国远洋船公司（海运区段实际承运人）的责任分析

本案中， “集装箱外表有破损、且箱内布料也已严重受损”的这三个集装箱货损的责任，最终由中国远洋船公司承担。原因如下：

中国远洋船公司，作为“香港—西雅图”区段的海运分运人，应该对自己承担区段的货物运输负责。四海集团将集装箱交给中国远洋船公司承运时，中国远洋船公司签发了以四海集团为托运人的海运提单，运输条款是“FCL-FCL”。在海运提单上对集装箱的状态没有不良记录的批注，说明该提单是清洁提单，也就是说船公司在装运港（香港）接受的是“外表状况良好”的集装箱。依据“FCL-FCL”条款下的责任划分，在整个运输过程、直至货交托运人指定的代理人时，都必须保持集装箱“外表状况良好”的特性。但货抵目的港（西雅图）时，四海集团的代理人发现有三个集装箱外表有破损，并且双方代表对破损记录都签字确认。因此，可认定三个外表有破损集装箱的受损区段是发生在海运期间。货物最后到达目的地（底特律）后，收货人开箱发现这三个外表有破损的集装箱箱内的货物已严重受损。由此，可推断“集装箱外表有破损、且箱内布料也已严重受损”的货损是发生在海上运输区段。所以，中国远洋船公司应该赔偿与其有海运合同关系的四海集团这三个集装箱的货损责任。

（四）大地物流公司（公路区段实际承运人）、西雅图铁路集团（铁路区段实际承运人）无责任分析endprint

大地物流公司、西雅图铁路集团分别作为公路区段、铁路区段实际承运人，与四海集团都签订了分运合同。在本案中，不同区段的集装箱运输都是以“FCL-FCL”的形式完成的。因此，各区段实际承运人在完成运输业务、在目的地交箱时，只要保持在起运地接箱时的箱体状态，即可认为整个运输过程是完好的。

大地物流公司承担的是“广州---香港”的集装箱公路运输。在广州接箱时，集装箱外表状态是良好的。货抵香港，将集装箱交给四海集团代理人时，四海集团代理人并未对集装箱外表提出异议，在交接单上也没有不良记录。由此，可以认定公路运输区段是完好的，没有造成货损，大地物流公司不承担货损责任。

西雅图铁路集团承担的是“西雅图—底特律”的集装箱铁路运输。在西雅图接箱时，有三个集装箱外表破损、两个集装箱外表状况良好。依据“FCL-FCL”运输条款，货抵目的地底特律时，只要维持接箱时的状态，即“有三个集装箱外表破损、两个集装箱外表状况良好”的箱体形态，即可认定西雅图铁路集团顺利地完成了铁路运输。本案中，货抵西雅图，西雅图铁路集团将集装箱交给四海集团的代理人时，四海集团代理人对三个破损集装箱的损害程度是否加剧没有提出异议，另外两个集装箱外表状况也未提出异议。说明西雅图铁路集团接受的是“有三个集装箱外表破损、两个集装箱外表状况良好”的运输业务，并且在相同状态下完成了交付任务。所以，可以认定铁路运输没有造成货损，西雅图铁路集团不承担货损责任。

总而言之，在国际多式联运中，要熟悉各参与方之间的关系，要充分了解集装箱不同交接形态下各参与方该承担的责任。只有掌握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处理此类纠纷才会得心应手。

参考文献：

[1]顾丽亚.国际多式联运实务.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1.

[2]阎子刚.物流运输管理实务.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3]朱仕兄.物流运输管理实务.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4]杨志刚.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实务与法规.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11.

[5]朱仕兄.物流运输管理实务.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6]顾丽亚.国际多式联运实务.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10.

铁路噪声纠纷监测案例分析与探讨 篇7

关键词：铁路噪声,纠纷监测,案例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颁布实施以来，各地方政府和铁路部门为降低铁路噪声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使得我国铁路噪声得到了一定控制。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铁路建设与运营噪声防治意识和技术水平还相对较低。由于铁路带动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多年之后铁路两侧建筑设施增加，形成了城市包围铁路或铁路穿越城市的局面，铁路运营尤其是机车鸣笛对周围环境产生了严重噪声污染。近年来，随着我国铁路列车增多、速度提高，列车运行噪声水平有所增加，铁路沿线居民对噪声干扰多有投诉，城区铁路周边噪声环境监测日益增多，由于历史原因铁路边界的界定和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分区之间存在相互矛盾造成监测点位及适用标准难以准确判定。现就现实监测过程中的典型案例做一具体分析与大家共同探讨。

1 铁路交通噪声监测中的基本概念.

1.1 铁路边界噪声限值

铁路边界是指距铁路外侧轨道中心线30米处，根据《铁路边界噪声限制及测量方法》(GB12525-90)的规定，昼夜等效声级均为70dB (A) .

1.2 铁路交通两侧区域声环境质量标准

区域噪声应执行最新版本的《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有关铁路交通噪声的规定。

1.3 铁路两侧区域的划分及标准

铁路两侧区域的划分执行GB/T15190-94《城市区域环境噪声与用区域划分技术规范》8.3：城市规划确定的铁路用地范围外一定距离以内的区域划为四类标准适用区域。距离的确定不计相邻建筑物的高度。确定方法为：相邻区域为1类标准适用区域，距离为45m±5m;相邻区域为2类标准适用区域，距离为35m±5m;相邻区域为3类标准适用区域，距离为20m±5m。4类标准适用区域标准应执行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5.1表1之4a类标准，昼间70dB (A) ，夜间55dB (A) 。4类区域以外即为当地政府划定的1、2、3类标准适用区域，对非城区的敏感点可按环评确定的标准执行。

1.4 车站、车辆段及其他附属设施

铁路车站、编组站、机务段、折返段等以列车运行噪声为主的站、场、段应执行最新版本的《铁路边界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 (GB12525-90) 。

2 具体案例分析

2.1 基本情况

衡水市枣强县许某的住宅位于县城的东部，东西宽约25米，西墙距京九铁路东侧边界约23米。由于多种原因，当年京九铁路建设时许某没有搬迁。最近，许某找到我站，称铁路噪声对其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委托我站对其住宅噪声进行监测。经现场踏戡，编制以下监测方案：

2.2 监测方案

2.2.1 监测点位

在许某家院内，靠近铁路方向的第一个窗外1米处布设一监测点，距围墙等任一建筑物的距离不小于1米。

2.1.2监测内容及频次

昼间、夜间各选在接近机车车辆运行平均密度的某一小时，测量等效声级Leq和统计声级L5、L95、Lmax、Lmin。

3 问题和争议

3.1 标准适用问题

由于监测考察的是许某居住地的声环境质量，应适用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相应的监测方法应按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测量。但是《声环境质量标准》5.3中指出“铁路干线两侧区域不通过列车时的环境背景噪声限值，按昼间70dB (A) ，夜间55dB (A) 执行，背景噪声限值执行4类区4a类标准”，监测考察的许某居住地的声环境质量也按最新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5.1表1之4a类标准，昼间也执行70dB (A) ，夜间也执行55dB (A) ，背景噪声和考核声环境噪声在适用标准上出现一致，显然不能符合标准制定者的初衷。《铁路边界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GB12525-90)仅适用于“对城市铁路边界噪声的评价”，如果将许某院内做为铁路边界来监测，一是监测目标对象发生变化，由对许某住宅环境的监测变为对铁路边界噪声的监测，监测结果的评价对象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二是将许某住宅做为铁路边界也显然不合适。如果在院外某处的铁路边界进行监测，又不能反映和说明其对许某的影响。另外，本次监测的目的是为了评价许某住宅的声环境质量状况，如果适用铁路边界噪声限值，对许某也不公平。

3.2 评价问题

考虑到许某住宅位于县城城区，需用《声环境质量标准》来评价其噪声污染水平。住宅距京九铁路边界仅23米，监测点距铁路边界也不超过30米，因而应执行4类区标准4a类标准。也就是等效声级昼间不超过70分贝，夜间不超过55分贝。对夜间突发噪声，标准规定其最大值不准超过标准的15分贝。我们应将夜间列车通过时的噪声视为突发噪声，则夜间列车通过时最大噪声值不能超过70分贝。

4 监测结果与评价

4.1 监测结果（单位：d B (A）)

昼间(11时-12时)监测结果：L5 72.0、L9539.5、Lmax83.0、Lm in37.1、Le q 60.5，标准为70.0，结果合格。

夜间(23时-0时)监测结果：L5 72.8、L9539.8、Lmax84.2、Lm in37.6、Le q 62.5，标准为55.0，结果不合格。

(注：对夜间突发噪声，标准规定其最大值不准超过标准的15分贝，故执行70分贝。)

L5代表有列车通过时的噪声水平，L95代表无列车通过时的噪声水平。各时段L5、Leq、L95数值差别很大，这也说明噪声贡献主要来源于列车通过时的噪声。

4.2 结果评价

监测结果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中四类区4a类标准，许某住宅院内昼间小时等效声级达到相应标准，夜间小时等效声级超过相应标准，夜间突发噪声超过相应标准。

5 总结

1)由于铁路噪声是主要影响源，为使监测结果更有代表性，监测方案参照《铁路边界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拟定。2)由于评价的是许某居住地的声环境质量，我们采用《声环境质量标准》进行评价，监测时段包括了列车运行时段。3)将夜间列车通过时的噪声视为突发噪声，确定列车通过时的最大声级限值。

参考文献

[1]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2008.

案例纠纷 篇8

关键词：医疗纠纷案例,医患纠纷,依法执业

竭尽全力为患者解除痛苦,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这是每位医务人员应当遵守的职业操守。但随着法律法规不断健全,患方期望值、法律意识及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医务人员在全身心投入为患者解除病痛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疾病的风险,同时尊重患者的各项权利,避免好心办坏事,甚至办了好事也要承担法律责任,造成不必要的医患纠纷[1,2,3]。

1 案例介绍

1.1 案例1

患者周某,女,59岁,主因“右踝关节伤后疼痛、肿胀4年,双足拇指疼痛、畸形多年”于2010年5月10日经医院职工介绍收入医院创伤骨科某主任病床,诊断为“骨折后畸形愈合(右)、拇外翻(双)”。体检:患者右踝关节轻度内翻畸形,右踝远后方可及一硬性包块,3cm×4cm,足内翻20度,外翻5度,受限明显。双足拇指趾跖关节趾跖角45度,跖间角25度。该患者踝关节畸形和拇外翻均需手术,但“踝关节畸形”属于创伤骨科接诊范围,“拇外翻”属于矫形骨科接诊范围。由于该患者是本院职工介绍,且多次请求创伤骨科主任把两处的手术同时完成,这样既可以避免再去其他科室排队等床,又可以减少费用支出。创伤骨科主任一时动了恻隐之心,因为是同事介绍来的病人,况且拇外翻手术并不复杂,所以该主任勉为其难同意了由自己主刀完成2项手术。完善术前检查后,医生为患者在联合麻醉下行“右踝关节外侧骨突切除、关节清理术、拇外翻矫正术。”手术顺利,患者安返病房,按时出院。患者术后复查发现,踝关节手术非常成功,但是右足出现拇内翻症状。

拇内翻是拇外翻手术难以避免的常见并发症,只要发现后及时纠正应该能达到理想的手术效果。但患者对该主任的治疗不满意,所以辗转到外院继续治疗。保守治疗无效后,患者于2011年4月在外院行“右足第一跖趾关节融合钢板螺钉内固定术”。2012年3月,患者继续在外院行“右足跖趾关节融合术后取内固定、右足第2、3前跖痛Weil截骨固定术。”但后2次手术效果仍不理想,患者遗留右足活动障碍,需穿矫形鞋缓解疼痛。

该患者对创伤骨科主任的治疗效果非常不满意,认为第一次手术不成功导致其接二连三进行手术,而且遗留了残疾,花费了高额的医疗费,还忍受了巨大的痛苦。因此,患者以手术医生跨科手术,导致其手术效果不佳,将该创伤骨科主任所在医疗机构起诉至人民法院。该主任也觉得非常委屈,要不是因为同事介绍也不会动这份好心。最终,经过司法鉴定,认为该创伤骨科主任所在医疗机构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一次性补偿患方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6万元。

1.2 案例2

山东某医院心外科曾经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位年轻人在新婚前体检中被检查出患有一种心脏病“房间隔缺损”(以下简称“房缺”)。这种“房缺”心脏病做手术风险并不大,该年轻人的家属同意进行手术治疗。手术中,医生打开该年轻人的胸腔,发现不是“房缺”,而是一种复杂的心脏畸形心脏病。这手术做还是不做?为了挽救该年轻人的生命,主刀医生毅然决定冒着风险继续手术,因为主刀医生深知关闭胸腔后再征得家属的同意,无疑是贻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手术继续进行,可惜的是,经过医生几个小时的努力也没能起死回生,最终该年轻人死亡。

手术结束后,家属看到护士将年轻人的遗体从手术室推出,情绪立即失控,纷纷指责医生。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年轻人的家属一直在医院里大吵大闹,认为他们签字同意的只是医生做“房缺”手术,没有同意医生进一步的治疗,医生属于擅自治疗,结果把人“治死”了,要求赔偿。

2 案例分析

2.1 案例1分析

熟人好办事是我国传统的熟人文化,但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不能因为熟就忽略了法律法规和诊疗常规,否则出现问题难辞其咎[3]。

我国《执业医师法》第1 4条规定,医师经注册后,可以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业务。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生执业活动。《北京市临床各科室手术分类(暂行)》则对手术医师分级、各级医师的手术范围、手术审批权限作出了具体规定,明确指出手术医师均应依法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医师应根据其取得的卫生技术资格及其相应受聘职务,按照其分级在规定的手术范围内进行手术。法律和法规作出上述规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手术安全和手术质量,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维护医者和患者的切身利益,任何医疗单位和医疗人员都必须遵照执行。

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创伤骨科某主任为教授,虽然具备创伤骨科的资质,但其执业范围为创伤骨科而没有取得矫形骨科专业的执业资质,其主刀行拇外翻手术应当属于超范围、超类别执业[4]。

2.2 案例2分析

医务人员在医疗行为过程中,应充分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由于医疗行为具有专业性强的特点,医患之间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过去大多数情况下,对于所选治疗方案、所用药物以及手术中切除部位等问题都由医生决定,而患方只能被动地接受与配合。但是,随着《侵权责任法》的颁布与实施,诊疗活动中更强调了医务人员的告知义务和患者的知情权利。《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对于手术这样重大的选择,医方不但要将可供选择的治疗措施书面告知患者,而且还要获得患方的签字来体现患者的选择权。这是法律赋予患方的权利,也是每个医务人员应尽的义务。医务人员在临床工作中应注重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保护。在诊疗活动中,针对具体某位患者,在采取任何治疗措施前,医务人员应该首先告诉患者目前的病情;其次告诉患者对于这种疾病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治疗手段;再次告诉患者每种治疗手段的利弊和可能存在的风险;最后,以一名医生的良知和职业道德向患者推荐最科学、最合理的治疗方案,然后由患者做出选择[5]。

对于此案例,医生在没有告知患方各种利弊的情况下,医方就匆忙决定一种手术方式,手术出现了不良后果,患者家属自然不能理解。因此,每位医务人员均应该引以为戒,在实施诊疗行为时,应充分地告知患者,并让患者作出合理的选择。知情同意权要求医生对患者详细说明诊疗的方案、在诊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且在取得患者的同意后方可进行。同时也使患者参与诊疗全过程,避免了过去盲目从医,未想清楚就匆忙作出决定,事后又后悔的情况发生。经过知情同意权的履行,医患双方平等地位的新型伦理关系得以建立,同时促进了医患互信[6]。

3 讨论

对于案例1,医生切记不可违反医疗常规,一时心软答应患者不合理请求,产生不良后果,不仅自己惹了不必要的纠纷,医疗机构必然也要承担赔偿责任,即在整个行医过程中,注意遵循医疗的各项规章制度和诊疗常规,不能因为熟人违反这些规章制度,否则会带来不必要的医患纠纷。

对于案例2,医生需要牢记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任何治疗或者有可能给患者造成不良影响的操作,都是需要明确告知可能存在的风险,征得同意后,才能进行操作,这是伦理和法规的基本要求,违反了就可能出现医患纠纷。

参考文献

[1]郭永松,李秀央.医患纠纷的处理意愿调查与分析[J].中国医院管理,2010,30(5):10-12.

[2]王萍.医患纠纷的原因及对策研究——医患双方不同视角的审视与思考[J].学术论坛,2007(5):164-167.

[3]倪辕.医患纠纷的现状分析及对策[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5):207-208.

[4]刘子兰,师会军.医患纠纷形成的原因分析及防范措施[J].中国病案,2012,13(3):40-41.

[5]曹永福.论我国对医学伦理的法制保障[J].中国医学伦理学,1999,12(5):10-11.

案例纠纷 篇9

对该案, 大多数人甚至不少保险业内人士、司法工作者认为:根据现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以及《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条款》, 上述驾驶人负全部责任、不涉及与第三方有关的交通损害赔偿事故 (即俗称的“单方事故”) , 是不在“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赔偿责任范围的。而根据《车上人员责任险条款》第一条之规定: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 致使车上人员遭受人身伤亡, 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 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本案中, 张先生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 双方应按合同的约定享受权利及履行义务。因此, 保险公司应当承担张、李二人受伤的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 保险公司应当承担李先生受伤的赔偿责任, 而无须对张先生承担赔偿责任。

表面上看, 被保险人张先生选择向保险公司投保车上人员责任险时与保险公司协商确定, 对车辆的所有5座均予以投保, 保险公司承保后应视为接纳了被保险人同时作为车上人员进行承保。张、李二人似乎完全符合《车上人员责任险条款》第一条之规定, 应当取得赔偿。但是, 车上人员责任险本质上是责任保险的一种, 界定车上人员责任险的赔偿范围应当从责任保险的根本特征出发。我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对责任保险有明确的定义: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保险。也就是说, 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常见的责任保险如产品质量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船舶碰撞责任保险、飞机旅客责任保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等。责任保险的显著特征是它的保险对象是被保险人向第三人“依法应负的损害赔偿责任”, 而不是被保险人自己对自己的损害赔偿责任。而财产保险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保险, 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 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 日常我们所说的“车险”, 被保险人一般就是车主, 而不是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的“车险”就是给汽车上保险。具体到本案中, 张先生驾驶机动车发生单方面道路交通事故造成自己和李先生受伤, 张先生负事故全部责任。根据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 张先生应当对李先生的人身伤害损失负责赔偿, 李先生即为保险合同中的第三人, 因此, 保险公司应当承担李先生受伤的经济赔偿。

而张先生作为被保险人, 被保险人自身的损失不应属于责任险的赔偿范围。那种望文生义, 认为投保了5座车上人员责任险且张先生在出险车辆上, 就认为张先生可以作为车上人员享受保险理赔, 缺乏法律依据。

据了解, 我国不少地方的法院相关判决已经支持了笔者的上述观点。

本案如果就事论事的话, 其实并无多少深奥的道理。但是, 如果从保险诚信的角度看, 就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考察一些投保方败诉的案件, 发现其中都有相同的情节, 即稀里糊涂投保, 索赔时遭拒, 一打官司就败诉。对于所购买的险种, 投保人一开始处于一知半解或自以为是的状态, 一旦遭到保险人拒赔、上法院败诉后, 才感叹:原来保险不是自己理解的那样子。举个例子, 买了重大疾病险的被保人, 被诊断为肝炎后, 满以为能获得保障, 却不料保险合同中用医学专业术语约定:须同时出现肝脏急剧缩小、肝细胞严重损坏、肝功能急剧退化和肝性脑病, 才能得到赔付。本案亦是如此, 从常理看, 卢先生投保汽车五座, 合理的解释是他想替自己和乘车人买一份保障。可惜, 他的想象与险种内涵大相径庭。保险法第第十七条规定, 订立保险合同, 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 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 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我们大多数人都买过保险, 保险公司有没有向我们讲清合同的内容绝大多数人只是签字、付钱而已。如果产生纠纷对簿公堂, 对于保险公司是否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 作为投保人是举不出证据的。其实, 保险公司若能诚信一点, 设身处地, 拿出一些时间向投保人认真解释保险条款, 牺牲一些所谓业绩, 最终会赢得市场、赢得商誉, 营造出与客户的和谐关系。

摘要：本文通过一起案例分析了车上人员责任险相关的注意事项, 为了避免出现理赔纠纷, 投保时需谨慎, 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说明。

案例纠纷 篇10

原告合肥普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普泰公司”) 与被告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简称“永诚保险公司”) 保险纠纷一案于2012年1月13号立案、在合肥市庐阳区法院民二庭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原告诉称:2010年5月17日, 原告在被告处办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保险和商业险, 并于2010年5月18日将保险费用共计4742元通过中国工商银行汇款至被告的业务员何世荣 (化名) 处, 履行了支付保险费的义务。2010年5月20日原告的驾驶员余是驾驶皖AL278Y汽车在合肥市天鹅湖路行驶到徽商银行附近时候, 撞到路边的树木以及路牌, 造成车辆及树木路牌损坏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过合肥市公安局公路巡逻民警支队一大队第090308-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 原告负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原告因此赔偿市政设施6000元以及发生车辆修理费13000元, 后虽双方进行协商, 但被告仅同意商业险范围内赔付保险金17000元以及本案的诉讼费用。案件审理过程中, 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在车辆损失险责任限额内向原告赔付保险金11000元。

被告辩称:一, 对本案事故的真实性以及责任认定不持异议。但事故不是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故原告要求被告在商业险范围内赔偿其各项损失无任何依据。二、被告不应承担诉讼费用。

三、案例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商业保险合同中保险期限的约定条款对原告是否具有约束力及车辆保险承保范围如何认定以及责任分担的问题。

投保人交付保险费后, 保险人应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 并且应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本案中, 原告于2010年5月18日交付了保险费, 而被告分别于2010年5月17日生成交强险保单、2010年5月20日8时50分生成商业保险单, 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其有合理理由延迟商业险承保的时间。且商业险保单中约定的保险期限的开始时间为2010年5月21日零时, 该约定条款系被告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 它对原告、以及被告均具有约束力的前提是双方的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一致。本案中原告否认在事故发生前收到了商业险保单或者对保险期限起始时间是知晓的, 被告也未能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在涉案事故发生前其已经向原告明确说明保险期限的起始时间, 也无法提供有原告签章的投保单等证据来证明原告在交付保险费后对保险期限的起始时间是知情的并持同意的态度, 被告在拟定的商业保险合同时对保险期限约定未与原告协商约定, 便将生效时间推迟到“次日零时起”这显然违背了合同原则。关于保险合同中保险期限的约定条款的约束力认定。首先应考虑约定条款的原则和要件。基本原则方面, 该条款以公平原则为基础, 这是慎重考虑的结果, 格式合同作为一方当事人单方面提出的合同, 应该体现公平原则。保险合同的订立以及履行也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公平原则, 保险的保障功能是通过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转嫁被保险人的风险而得以实现的。原告作为投保人交付保险费后, 被告作为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 并按照约定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而保险人在未与投保人协商在拟定条款中延迟生效时间, 原告预先拟定合同, 利用格式合同条款追求最大限度的利益, 相应地加重对方的责任, 甚至向对方转移风险, 或免除自己的责任, 从而打破双方权利义务应有的平衡, 损害对方的合法权益。违背了投保人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 加重了原告的责任。且排除了原告在交付保险费后到保险责任开始时间之前可能获得期待利益的权利, 该保险期限的特别约定违背了公平, 诚实信用的原则, 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故涉案的交通事故属于保险期限内, 被告应当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支付保险金的保险责任。

关于车辆损失险及交强险的责任分担。车辆损失险是负责赔偿由于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投保车辆本身的损失, 是车辆保险中用途最广泛的险种。无论小刮小蹭, 还是损坏严重, 都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支付修理费用, 这对于维护车主利益具有重要作用。交强险制度是通过国家法规强制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购买相应的责任保险第三责任险的投保交强险标志。这在最大程度上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及时和基本的保障。交强险负有更多社会管理职能。建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不仅有利于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获得及时有效的经济保障和医疗救治, 而且有助于减轻交通事故肇事方的经济负担。交强险还具有一般责任保险所没有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性不仅体现在强制投保上, 也体现在强制承保上, 具有经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资格的保险公司不得拒绝承保, 也不能随意解除合同。被告为其所有的车辆投保了交强险、车辆损失险, 依照法律规定,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财产损失的, 应由保险公司首先在其承担的交强险财产损失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超出部分由保险公司在车辆损失险责任范围内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故法院解读格式条款的同时考虑到车辆损失险及交强险的情况下做出的责任分配也是妥当的。

摘要：普泰公司和永诚保险公司保险纠纷一案让我们认识到保险公司在社会扮演的角色及其重要性, 保险公司在理赔时应坚持理赔的原则, 重合同, 守信用。保险合同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是受法律保护, 正确的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坚持实事求是。在处理赔案过程中, 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处理, 根据具体情况, 正确确定保险责任、给付标准、给付金额。主动、迅速、准确、合理。从当今视角去解读此类保险案件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关键词：公平,合理,诚实信用

参考文献

[1]刘宗荣.保险契约的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案例纠纷 篇11

引发思考:民事诉讼中的司法鉴定, 主要是当事人为证明自己提出的主张或人民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 经法定程序由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对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评定的活动。然而, 在司法实践中, 许多当事人 (包括其代理律师) 往往由于对司法鉴定理解偏差, 不能有效利用该司法程序最大化地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导致类似于本案的事件经常发生。笔者借闲暇之余, 对民事诉讼之司法鉴定作几点粗浅分析, 与同仁共勉。

1 民事诉讼之司法鉴定的启动程序包括依职权和依申请, 但期限不同

2001年1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 “本规定所称司法鉴定, 是指在诉讼过程中, 为查明案件事实, 人民法院依据职权, 或者应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申请, 指派或委托具有专门知识人, 对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评定的活动”。

关于人民法院依职权的司法鉴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 “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 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 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所以, 人民法院为了查明案件事实, 在最终判决之前的任何时候, 都可以启动鉴定程序并依鉴定结果作出判决。我国司法实践中, 人民法院很少依职权启动司法鉴定, 更多的是由负有举证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启动鉴定程序, 并用鉴定结果主张自己的请求。

关于当事人申请启动司法鉴定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 “当事人申请鉴定, 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符合本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情形, 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的除外。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 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 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拒不提供相关材料, 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 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所以, 当事人申请鉴定系承担举证义务的一部分, 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 并积极履行鉴定过程中应由申请方负担的义务。若因当事人原因, 诸如超过举证期限申请、不预交鉴定费用、拒不提交相关材料或提供材料不齐全等, 导致鉴定无法进行, 鉴定申请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2 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与申请法院委托鉴定机构鉴定的区别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 “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 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 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所以关于当事人单方委托社会鉴定机构对其举证范围内的专门问题进行鉴定, 由于诉讼中有对方当事人质证和法官审核认定证据的环节, 往往会因鉴定机构资质、鉴定人员资格、鉴定程序和鉴定结论瑕疵等诸多问题, 导致对方当事人和法官对鉴定结论不予认可并采纳, 最终申请人要重新鉴定或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风险。

关于当事人协商确定鉴定机构对双方争议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 由于是双方基于对鉴定机构的共同信任而做出的结论, 不存在不予质证或质证不予认可的问题, 法院一般也会对此审核认定并采纳的, 但是否能被各级法院认可并经得起各级法院法官的检验, 尚值得商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 “当事人申请鉴定经人民法院同意后, 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 协商不成的, 有人民法院指定”。如上所述, 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出鉴定申请, 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后, 方可进入真正的鉴定环节。司法实践中, 人民法院更多地通过当事人共同确定鉴定机构, 然后依据鉴定结论认定案件事实。采取如上的鉴定方式, 一方面充分体现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主动参与, 另一方面审判机关介入到司法鉴定程序中来, 促进司法鉴定结论的可信度, 增加司法鉴定结论的公信力, 最终能案结事了, 减少诉累。

3 司法鉴定结论证明力问题。

3.1 鉴定结论的形式要件

鉴定机构是社会中介机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由其对专门问题检验、鉴别和评定后出具的鉴定结论只是一种证据。鉴定结论既然作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使用, 就应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要件。同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 “审判人员对鉴定人出具的鉴定书, 应当审查是否具有下列内容: (一) 委托人姓名或者名称、委托鉴定的内容; (二) 委托鉴定的材料; (三) 鉴定的依据及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 (四) 对鉴定过程的说明; (五) 明确的鉴定结论; (六) 对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 (七) 鉴定人员及鉴定机构签名盖章。”笔者认为该法条既是对审判人员审查证据的要求, 也是鉴定结论作为证据的特殊形式要求。

3.2 鉴定结论的实质要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 所以, 鉴定结论要证明案件事实还需满足证据的实质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 “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 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 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一) 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 (二) 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 (三) 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 (四) 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 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解决的, 不予重新鉴定。”, 笔者认为, 该法条既是对准许重新鉴定的条件, 也是鉴定结论具有证明力的实质要件。

综上, 民事诉讼的司法鉴定结论同时满足上述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 具有了证据的证明力, 才能作为定案依据。

友情提示

(1) 依申请启动司法鉴定, 务必在举证期限内向受诉法院提出申请, 在搞不清的情况下以先申请为宜, 否则超出举证期限后将无更好地补救方式。

(2) 申请鉴定经人民法院同意后, 一定要积极履行申请人的法定义务, 以防带来不利后果。

(3) 关于鉴定机构, 最好能和对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有权威的机构, 增加鉴定结论的公信力, 提高鉴定结论的证明力。

摘要：结合实际案例, 谈谈民事诉讼之司法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