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的中国之路（通用7篇）
器官移植的中国之路 篇1
经济中的制度因素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经济中的当事人。制度规定着当事人的思维方式, 并制约当事人的行为方式。制度也是一种生产力, 不同制度安排下的经济绩效是不一样的。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够使经济单位实现规模经济, 如股份公司、企业;鼓励创新, 如专利法;提高要素市场的效率, 如证券公司;或减少市场的不完善, 如保险公司。相反, 如果经济中缺乏运行有效的制度, 那么每一个社会成员将为了无限追求效用最大化而无休止的争斗, 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陷入无序、混乱和低效。
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已成为制度学派、发展经济学等共同关心的话题。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创新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 即使在技术创新没有发生的情况下, 制度创新也可以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 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二是有效的制度可以降低技术进步和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交易成本, 从而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的发展。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绩效的差异主要是制度上的差异, 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为了突破制度瓶颈对经济的制约, 许多发展中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通过移植发达国家成功的制度来实现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腾飞的道路。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会选择这条道路呢?他们的这条路走得是否成功呢?这是本文探析的重点所在。
1 发展中国家进行制度移植的原因
对一个国家来讲, 制度变迁的途径主要有两个:制度创新和制度移植。所谓制度移植就是指制度或规则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向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推广或引入。一般来说, 制度是从先进国家移植到落后国家, 并呈现出两种情况:一种是被动移植, 如殖民时期的制度移植;另一种是主动移植, 如现在一些经济转型国家从发达国家引入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制度。制度移植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制转轨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原因何在?
1.1 发达国家的制度优势产生的巨大示范效应
全球化不仅带来了各国在物质交流层面的扩大与深化, 而且也使相对落后的国家逐渐意识到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制度的竞争。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 吸引更多的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 还可以大大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制度优势比其他因素的优势更重要。
发展中国家要谋求与发达国家在全球竞争中的平等地位, 改变其不利的国际处境, 除了效法这些国家的制度外别无它法。而不少后发国家和地区, 如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在制度移植后实现的跳跃式发展, 更加强化了发达国家先进制度的示范效应, 制度移植于是成为发展中国家合乎逻辑的选择。
1.2 发达国家的主动推销
二战结束后, 世界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社会主义阵营的兴起, 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独立的运动席卷全球, 世界由此进入了一个所谓后殖民主义时代。从前的西方殖民帝国主义为了延续其在前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利益和影响, 在从殖民地撤退的过程中, 通过所谓非殖民化, 将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积极地推销到这些地方。比较典型地如印度作为前英国殖民地, 在独立后就按照英国人的安排, 建立起了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度。
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推销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 更是达到一个高潮, 美国成为了制度推销的先锋。美国通过包括武力在内的各种方式, 将美国式的民主政治、自由的市场经济推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 如伊拉克、格鲁吉亚、乌克兰等。
发达国家主要基于自身政治经济利益而进行的制度推销, 也是一种制度移植, 但是很显然,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 这是被动的制度移植, 属于所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范畴。
1.3 制度移植可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
在发展中国家, 缺乏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制度供给是一种普遍现象。过去, 许多人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是缺乏资本, 但实际上, 发展中国家缺乏的是能够长期促进和保障资本积累的法律和制度环境。换句话说, 发展中国家缺乏资本的根源在于制度安排的缺乏。
为什么制度供给会不足?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过程中, 影响制度供给的因素主要有:宪法秩序、制度的设计成本、现有的知识积累和科技进步、实施新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上层决策者的净利益等。仅从成本的角度来看, 创新一项制度的成本非常高昂, 包括:规划设计费、清除旧制度的费用、消除变革阻力的费用、实施成本等。这些成本的存在会制约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创新。此外, 制度的供给还会受实施上的预期成本的影响, 很多好的制度创新就是由于实施的预期成本太高而无法推行。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 除了成本因素制约着本国的制度创新外, 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属于摸着石头过河, 新制度的预期收益往往是不确定的, 这就进一步加大了制度创新的风险, 而从发达国家移植一些较成熟的制度可以大大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与风险。
1.4 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共性的制度没有必要再去创新
尽管国家与国家之间在人口规模、历史文化传统、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 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个性, 但许多制度规则是人类共有的, 如WTO的规则、国际贸易领域中通行的惯例、国际上通行的一些行业标准等, 这些规则可能在一些发达国家先创立, 那其他发展中国家就没有必要再重复创新, 此时制度移植就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2 制约制度移植效果的客观因素
2.1 制度的可移植性
从制度的可移植性来看, 一些正式规则, 尤其是那些具有国际惯例性质的正式规则可以比较容易地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而非正式规则由于内在的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 可移植性就差得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自己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非正式规则。因此, 发展中国家新植入的正式规则就可能与本国原有的一系列非正式规则不相容, 即出现了“偏离”, 这种偏离程度越高, 新移入的正式规则就越难发挥应有的作用。
2.2 制度的互补性
先进的技术可以有效节约生产成本, 高效的制度则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 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之一, 欧洲在18世纪就建立起来了这种有效的制度。那么制度安排怎样才有效呢?
制度只有配套使用才有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命题。这一命题强调了制度之间的互补性, 即一项制度安排必须与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制度环境及其他制度安排协调互补、配套使用才能够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因此, 制度移植面临着一个“配套互补”的问题, 某一制度在发达国家很先进, 但引入到某一发展中国家之后可能并不适用, 就是因为一项制度安排的效率极大地依赖于其他有关制度安排的存在。如拉丁美洲国家很多制度是从欧美国家移植的, 但由于这些移植来的制度安排与这些国家本土的其它制度安排之间的互补性较差, 其效果远没有在欧美国家那么大。
2.3 制度的资产专用性
资产专用性的基本含义是:有些投资一旦形成某种资产, 就很难再重新配置使用, 除非它们在转移配置中遭受重大的经济价值损失。其实, 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稀缺资源、资产, 也存在资产专用性的问题。即使发展中国家能强制性地照搬发达国家的某一制度, 但这种制度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后往往变形, 低效, 甚至还不上原有的制度, 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制度的资产专用性。
3 发展中国家制度移植的效果分析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中, 从西方发达国家移植了很多制度, 一些规则的移植尽管给输入国带来不少的收益, 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在发达国家运行良好的制度移植到发展中国家之后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 中国在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开放中, 移植了许多与经济有关的西方法律制度, 这是史无前例的探索。总体上看, 这些制度运行初具成效, 但是有一部分制度在西方能够自动良好运行, 到了中国就无法发挥积极的作用, 甚至于变了味。如, 直销变成了可怕的传销;排污费变成了政府收取费用并且即使不治理也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挡箭牌;权利制衡的现代公司制变成了权利失衡的独裁制;自愿参加的社团成为强制参加的组织或政府的附属部分等等。再如, 印度在殖民地时代就被动移植了英国的一些制度, 独立之后, 在英国的安排下, 建立起了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 此外还从英美移植了许多经济方面的制度, 连官方语言之一都是英语, 可是, 这些制度中有相当一部分并未产生应有的效果。拉丁美洲、东欧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移植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中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目前, 在新制度经济理论界普遍存在一种观点, 即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移植的制度除了少数有效外, 大多是低效的。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移植往往是低效的呢?
3.1 发展中国家在制度移植中没有处理好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
在制度移植过程中, 正式规则可以较容易和快速地取得, 但非正式规则的变化要比正式规则的变化缓慢、艰难得多。我们可以在一夜之间颁布新的法律法规, 但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意识形态、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相互联系, 相互制约, 正式规则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规则相容的情况下, 才能发挥作用。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制度移植时, 总想尽快通过改变正式规则实现新旧体制的转轨, 但这些正式规则在一定时期内, 可能会与本国的非正式规则不相容, 即出现“紧张”, 正是这种“紧张”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制度移植的效果。例如前苏联和东欧, 尽管他们引进了许多西方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的正式规则, 甚至连宪法都修改了, 仍未形成有效的市场经济。
3.2 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移植中存在着制度环境与具体制度安排之间的矛盾
制度分为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两个层次。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 类似于基础性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的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 类似于次级制度安排。制度环境决定并影响着各种次级制度安排的运行效果。发展中国家往往偏向于移植次级制度而不改变基础性制度, 从而影响了制度移植的效果。如一些国家在宪政上与发达国家并不一样, 或有较大的差异, 仅仅移植某些经济制度, 效果差强人意。
3.3 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有效的制度实施机制
若缺乏有效的实施机制, 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虽然广大发展中国家移植了许多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 但是制度形同虚设的情况比较严重, 普遍存在着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这也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所说的“软政权”现象。“软政权”的根本含义是即使制定了法律和制度, 它们也不易被遵守、实施。在“软政权”中通行的是“权钱交易”原则, 制度、法律、规则、指令等都是一种软约束, 都可以讨价还价, 既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 有用时可以执行, 没用时可以不执行。“软政权”对应的是“关系经济”, 制度难以有效实施;而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法律具有最高权威, 制度运行机制健全、有效。发展中国家缺乏有效的制度实施机制也是导致制度移植低效的主要原因之一。
基于以上三点, 发展中国家要提高制度移植的效率必须要做到:第一, 要重视非正式规则的完善和观念的转变, 使移植的正式规则为社会所接受、遵守;第二, 要重视制度环境的完善, 尤其是政治体制的改革;第三, 加快法治社会的建设步伐, 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使移植来的各种制度能够得到有效实施;此外, 还应注意移植制度的本土化工作, 即在移植制度的同时, 还应当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进行相应的创新。
摘要：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源是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为了突破经济发展中的制度瓶颈, 许多发展中国家选择大量移植在发达国家运行良好的制度, 而不是从自身条件出发, 去创新更有效率的法律和秩序体系。然而那些在发达国家运行有效的制度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后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探讨为什么会产生制度移植及发展中国家制度移植的效果问题。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制度,制度移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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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1.
[3]张小博, 孙蕾.制度移植与改革困境:中国市场化改革路径与模式解析[J].现代经济探讨, 2005 (6)
[4]高春芽.陈新后发国家政治制度发展模式探析[J].湖北社会科学, 2007 (4)
[5]刘汉良.市场经济与新制度经济学[J].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5 (1) .
器官移植的中国之路 篇2
一、法律移植的内涵
我国学者张文显先生认为:“它 (法律移植) 所表达的基本意思是: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合的基础上, 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的法律 (包括法律概念、技术、规范、原则、制度和法律观念等) , 使之成为本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为本国所用。”[1]这一定义较为全面的涵盖了法律移植的内涵与方式, 将显性移植和“润物细无声”的隐形移植均涵盖在其中了。
二、法律移植的原因
(一) 社会和法律发展的不平衡性
鉴于中国人治的传统,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体现出“公法文化”特征, 因此我国自身可供继承的法治资源十分有限。现代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使得各国社会制度各有不同。随着全球一体化, 各国的交流日渐增强, 为了更好的发展, 各国之间需要借鉴彼此优秀的法律制度。美国比较法学家埃尔曼认为, “法律制度自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移植是常有的情况, 当改革是由物质或观念的需要以及本土文化对新的形势不能提供有效对策或仅能提供不充分之手段的时候, 这种移花接木就可以取得完全或部分的成功。”[2]
(二) 市场经济的开放性
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和根本特征决定了各国之间存在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作为外向型和开放型市场经济, 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与国际法接轨, 即法律国际化。国际条约和惯例逐渐成为各国法律渊源之一, 成为各国解决纠纷的重要途径。这种法律国际化的潮流是“世界各国在基于本国现实社会条件发展要求的基础上为适应国际交往合作需要而做出的自主理性的选择。”[3]
(三) 法律移植的自身优势性
首先, 法律具有相对独立性。这是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体现。因此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形式的法律制度之间可以借鉴、对比、吸收;其次, 法制史的实践。现已存在大量法律移植成功的示例。再次, 法律移植的经济性。法律移植最大程度地参考了国际惯例, 避免因国际间个性差异而人为增加交易成本。
三、法律移植效用的评价标准
(一) 与本土法律的融合性
移植的法律是否与本土法律的基本价值相同, 是否能与本土法律相协调, 是否能促进本土法律的完善, 是判断法律移植是否成功的标准。单纯的照搬法律条文并不能移植法律精神。中体西用不仅不能解决实质问题, 反而会引起更多的冲突。因此, 移植法律与本土法律的融合性是判断移植效用的标准之一。
(二) 与本土社会发展的融合性
移植的法律是否符合接受国的社会发展环境, 能否促进接受国的经济发展, 是判断法律移植是否高效的标准。法律移植经历了与本国社会冲突和融合的漫长过程, 是不断适应本土环境与本土法律文化整合的过程。
(三) 移植的效用还需要从长时间来考察
法律可能落后于社会存在, 也可能走在社会现实之前。因此, 法律移植在短时间收效甚微, 所以对法律移植的效用不能断然下结论, 而要经过长期的观察才行, 这也是我们在判别法律移植的效用时应当注意的。
四、中国法治土壤承接条件
笔者认为, 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考虑:从客观上看, 被移植国的社会已发展到这个程度, 有进行某项法律移植的客观需求, 被移植国对某项法律的迫切需要也是成功进行法律移植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主观上看, 被移植国进行法律移植绝不是简单地照搬或者植入的过程, 而是对本国国情深入研究后对法律的再创造过程;在法律移植时, 既要分析了解该项移植的法律在原来移植国的文化背景与理论基础, 又要对该项移植的法律与被移植国文化的兼容性作科学评估。从技术上看, 法律移植前应当在被移植国进行大量的立法调研, 进行相关的立法听证, 甚至在一定地区采用地方法规进行过有关立法实践, 为迎接该项法律移植, 相应地针对某些制度结构进行调整以及营造有关配套法律制度环境。从法律移植的可持续进行看, 在进行了一项法律移植后, 应当建立对法律移植的客观效果进行追踪、评价并加以修订、完善的机制;还要重视一定阶段内关于法律移植的法律成本与产出关系的成本计算问题, 综合法律移植的立法与实施两个层面进行评价。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与深厚法律文化传统的国家, 如果我们能够在总结中国固有法律文化传统的基础上, 弘扬中华民族的和谐、团结、互助、注重个人道德修养、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优良传统, 并且在进行法律移植时注重研究法治土壤的承接性, 并按照其要求创造条件, 开辟出一条融合中国优秀的法律文化传统与西方法治精神于一体的独特的中国法治之路, 那不但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也是对人类法治文明的贡献。
五、结束语
当代中国法制正处于转型时期, 这就要求我们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 法律移植要选择优良树种, 更要适合中国的法治土壤, 使移植来的法律在中国的土壤上开出灿烂的花朵。
摘要：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不是在原有的法律体系上的内源型现代化, 而是一个在西方入侵下的外源型现代化, 是一个移植外国法律的过程, 尤其是移植西方国家的法律的过程。中国法律现代化有过两次大规模的法律移植, 第一次是清末及民国时期;第二次是最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时期。这两次法律移植都是发生在长期锁国后的开放国门的时代背景下, 又恰好适逢两次全球化浪潮。
关键词：法律移植,本土化,法治土壤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269.
[2][美]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M].贺卫方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0:14.
器官移植的中国之路 篇3
据黄洁夫介绍, 目前我国仅有169家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 远远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
为贯彻落实《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积极推进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体系建设, 国家卫生计生委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国医院协会OPO联盟。联盟受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指导, 隶属于中国医院协会。联盟主席为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院协会会长黄洁夫;副主席为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局长王羽和中国医院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李洪山。联盟设立秘书处作为常设办事机构。
在中国医院协会OPO联盟成立大会上, 黄洁夫指出, 该联盟专注于我国器官获取组织的行业管理, 将严格依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 积极协助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制定OPO行业准入标准和技术规范, 实施OPO资质行业认证, 对地方OPO实行业务指导与行业监督, 参与人体器官捐献人道主义救助工作, 为联盟会员提供技术培训、组织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等。
器官移植的中国之路 篇4
(一) 法律移植的内涵
学界对法律移植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有学者认为, 法律移植的基本意思是: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合的基础上, 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的法律 (包括法律概念、技术、规范、原则、制度和法律观念等) , 使之成为本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1] 有学者认为, 法律移植的含义相当于我国通常所讲的对其他国家或地区法律的借鉴和吸收, 有时又比借鉴等词有更多的意义, 但它们之间并无实质上的区别;[2] 还有学者则认为, 法律移植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 将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 (体系、内容、形式或理论) 吸纳到自己的法律体系之中, 并予以贯彻实施的活动。[3]
笔者认为在确定法律移植的内涵前, 需要明确法律移植其自身的特点:从移植对象来看, 包括知识、经验、制度或观念, 从理论上讲其可以被无限复制, 而在移植之后, 移植对象在原产地也并无毁损;从移植效果来看, 法律移植虽然也有受体的排斥现象, 但是一般不表现为受体死亡的后果, 而表现为移植有效性的受损;从移植失败的原因来看, 主要原因通常为受体以及受体环境的原因, 因此, 法律移植的关键在于对受体及其环境的改造。
因此, 笔者认为, 法律移植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不同国家或地区法律有选择地借鉴或引进, 融入到本国或本地区之中成为自己的本土资源, 旨在发展本国或本地区的法律。法律移植包括引进和本土化两个过程。
(二) 法律移植悲观论和法律移植乐观论
法律移植悲观论和法律移植乐观论是理论界对法律能否移植、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
法律移植悲观论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学者罗格朗。他认为法律具有不可能移植的性质, 其理由是基于法律和文化的两者关系展开的: (1) 法律是文化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文化构成法律规则的语境, 规则一旦脱离语境就失去了其生命赖以存在的环境; (2) 法律的基本单位是规则, 规则由词语形式和内在意义两个要素构成, 规则的词语形式可以移植, 但规则的内在意义是特定文化的产物, 不可移植, 因为规则离开意义之维就不成其为规则; (3) 不同文化对于同样的规则会赋予不同的含义, 在规则的适用中也会作出不同的解释, 因此规则一旦移植到异质文化中, 含义就会发生变化, 而这就使得该规则成为一个不同的规则; (4) 规则的意义之维决定了规则的目标、价值和效果, 规则一旦移植到新的情境, 其目标、价值和效果都会发生变化, 而这意味着移植失败。[4]
美国的塞德曼夫妇也持有类似观点, 他们提出了“法律的不可移植性规律”, 并认为法律在其移入地无论如何也没有原产地所发挥的效果和作用。[5]
与法律移植悲观论相对的是法律移植乐观论。法律移植乐观论可以分为绝对乐观论和相对乐观论两派。法律移植绝对乐观论的代表是美国学者阿兰·沃森, 他的主张包括以下几点: (1) 历史上法律规则的跨民族或国家迁移屡见不鲜, 法律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法律规则在不同法系或法律制度之间的移植; (2) 作为以规则形式存在的法律是自治的体系, 独立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力量的影响; (3) 法律经常不反映社会的需求, 例如历史上有许多不反映社会需要之法曾长期独立存在; (4) 法律移植主要归功于立法者、法官、律师和法学家等法律职业精英群体。[6] 在阿兰·沃森看来, 法律不仅是可以被移植的, 而且法律移植是极其简便易行的。阿兰·沃森甚至认为法律移植不需要了解移植来源的文化、经济、政治等因素。
法律移植相对乐观论的倡导者是英国牛津大学比较法学教授卡恩—弗罗因德。他支持法律移植, 认为法律具有可移植性, 并且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卡恩—弗罗因德与阿兰·沃森之间的争论点不在于法律能否移植, 而在于法律移植可能性的程度。作为法律移植相对乐观论的代表, 卡恩—弗罗因德得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使用比较方法不仅需要有外国法律的知识而且还要有外国社会, 特别是外国政治方面的知识, 人们只要持有法条主义精神而忽视法律的这些方面, 对比较法的实际目的的应用就会成为误用。”[7] 可以看到, 卡恩—弗罗因德十分警惕对法律移植的误用。
笔者赞同法律是可以被移植的。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 法律移植的例子举不胜举。法律移植是法治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特别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有些弊端需要通过学习先进的外来法律制度来克服;然而, 笔者并不赞同法律移植绝对乐观论。其似乎将法律看作是可以以规则的形式孤立存在的本体, 这并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 因此, 法律移植也必须了解移植来源的文化、经济、政治等因素。如上文中笔者对法律移植内涵的理解, 法律移植不仅需要了解移植来源的文化、经济、政治等因素, 还要立足于本土环境, 其终极目标是将移植对象融入本土环境, 成为自身的本土资源。在肯定法律移植必然性和必要性的同时, 我们绝对无法回避法律移植的复杂性问题。
二、近代中国法律移植的经验——以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法律移植是中国近代法律发展的一个基本历史现象。从中国近代法的发展来看, 自从清末修律以来的一百多年, 是中国学习、借鉴和移植外国法的时代。以我国刑事诉讼法为例, 从1979年到2012年, 我国刑事诉讼法实际上也经历了三次法律移植的过程。
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是部分移植前苏联体制的产物。其立法理念、诉讼原则、技术规范、法律术语等均是大幅借鉴《苏俄刑事诉讼法典》。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大量移植了英美对抗制模式。首先, 从诉讼理念上体现了移植的痕迹, 引入了无罪推定的诉讼精神;其次, 技术层面有不少移植英美刑事诉讼法的制度的例子, 比如采纳英美对抗制中的“起诉书一本主义”, 取消了79年《刑事诉讼法》的全案移送制度, 旨在防止法官在审前形成预断;再比如, 以一种明显对抗性色彩的“抗辩式审判方式”取代了原来实行的“职权主义审判方式”, 在庭审中注重双方的对抗, 极力平衡双方的地位和力量。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仍然可以看出移植英美对抗制模式的倾向。在此次法律移植的过程中, 主体性考量却十分凸显。[8] 所谓主体性考量, 是将法律移植立足于主体的本土情况, 反思实践经验, 回应实际需求。换言之, 并非直接照搬域外的法律制度或经验, 而是在遵循了立足实际的移植逻辑上, 进行有选择的移植、有鉴别的吸收。最为典型的例子是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新刑诉法并非直接照搬国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而是在结合具体国情和实践经验上确立起来的。对于非法物证证据的排除, 考虑到侦查机关的办案需要, 立法并没有采用绝对排除的模式, 而是对其进行有限排除;我国也并没有移植英美证据制度中非常重要的“毒树之果”规则, 即并不排除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后再次获得派生证据。
通过以上简单的回顾, 可以发现1996年《刑事诉讼法》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都体现了移植英美对抗制的痕迹。然而, 将这两次移植作比较就能发现, 96年《刑事诉讼法》移植的效果不甚理想。原因在于立法者将一些生长在西方土壤的法律制度直接种植在我国本土的环境上, 而我国却恰没有这些法律制度生存的土壤, 这就导致被移植的法律制度并不能很好地适应于不同语境下的中国现实。换言之, 移植对象与本土资源两者的衔接出现了严重的断层。其中最为典型的是:96年《刑事诉讼法》采取了英美对抗制中的“起诉书一本主义”, 而在其后的仅仅两年, 却又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了“庭后移送案卷”的制度。两种制度的功能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其反过来架空了法庭的审理过程, 使得那种带有“抗辩式”色彩的审判程序流于形式。
三、对法律移植的思考
笔者基于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律移植的分析, 认为法律移植至少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一) 一个基本的逻辑前提
在法律移植之前, 确立一个基本的逻辑前提是必要的。笔者认为, 应当认识到每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有自己发展的特殊过程, 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与特点, 法律的发展不可能只有一条预先确定的途径。推崇一切所谓西方的先进法律制度, 忽视了我国现实的需求和实际的情况, 这样的逻辑前提只能造成在各种条件都不成熟的情况下就盲目地进行法律移植的后果, 其效果便可想而知。
我国的现实语境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语境并不相同, 而不同的语境决定了我国有不同于西方国家所面临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同时也决定了二者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应有所不同。因此, 笔者认为, 一个基本的逻辑前提应当基于我国现实的需求和实际的情况, 应当重视主体性的考量。
(二) 一个关键的环节
法律移植包括引进和本土化两个过程。因此, 法律移植不仅仅是引进先进的法律制度, 还要解决本土化的问题。“本土化”是法律移植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 必须抓住本土化这一环节。纯粹的技术性移植, 其移植效果可能差强人意。
所谓“本土化”, 主要是讲如何将外国的先进法律制度、原则等移植入本国, 让其与本国的法律相结合, 以在本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茁壮成长。实际上, 本土化还有另外一层重要的含义, 就是在法的国际化、趋同化的浪潮中,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必然地会保留下一些自己本民族的法律 (旧时代留下来的国家制定法和长期适用于民间的习惯法等) , 并将这些带有本土特色的法律组合进新颁布的法典和法律之中。[9]
“本土化”的第一层含义警示我们, 原封不动的法律移植不但不能在本土生根发展, 反而会引起外来现代性和本土传统性的极力冲突。本土化的过程必须以本国法为基础, 对外国法进行认真的筛选, 找到适合于自己的东西, 并且要与本国的法律相结合。这种结合甚至需要再次创造, 发挥本国的主观能动性。
“本土化”的第二层含义告诫我们, 不可盲目移植外国法律而一味否定本国的法律实践。每个民族或国家都会有自己优势的本土资源, 在法律移植的过程中不能忘“本”, 对于本土资源必须合理利用。如果移植资源与本土资源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找到彼此相适的契点, 那么法律移植一定会得到良性的效果。
四、结语
法律移植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 还涉及政治、文化、经济等许多方面。本文仅以我国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分析了近代中国法律移植的经验, 并提出了自己对法律移植的思考。总之, 笔者认为法律移植必须在移植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的同时, 注重移植主体本土化的全面进步。如果将一切外国法律制度视为“良药”, 试图医治我国法治发展中的问题, 那么可能“药效”并不会如预期那样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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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沈宗灵.论法律移植与比较法学[J].外国法译评, 1995 (1) :1.
[8]左卫民.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法律移植:经验与思考[J].中外法学, 2012 (6) :1145-1158.
高级成衣的中国之路 篇5
(一）高级成衣的历史
高级成衣是高级时装经过简化以后，使用一定程度的高级时装制作技术，按照标准号型生产的小批量成衣时装。高级成衣以高档面料，精工细作和名师设计为其特点，以追求品位的中产阶级作为目标市场。所谓“高级”，可以用资本来衡量，它的售价比一般大众服装要高，并且高级成衣品牌必须有自己独特的、其它品牌不可替代的产品，有一个别人不可破解的环节，拥有自己的个性。从中国消费者群体看，出现了细分化趋势，中产阶层逐渐扩大，加上流行资讯的迅速传播与跨国旅行的风行，使中国消费者对时装有了更多的要求，并具备了消费高级成衣的条件。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给“高级成衣”在中国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高级成衣是一种奢侈消费品
作为与一般大众女装品牌的对比，高级成衣更能够体现女人的身份、奢华生活，是远离一般阶层女人的消费品，因此从其本质来说，高级成衣是一种奢侈消费品。巴黎，纽约，米兰，伦敦四大时装周，就是高级成衣的发布和进行交易的活动。
从经济意义上看，高级成衣奢侈品指的是市场上价值与质量关系比值最高的产品，理解高级成衣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着手，而不应仅仅指巴黎高级定做时装工会颁授头衔的18个品牌制作的“高级时装”。高级成衣品牌是闪光的，他的可视性很关键。奢华应该是消费者所看得见的。所以，高级成衣通过标识把内在特征外化。高级成衣是一个时代高级趣味的体现，应该给人以启迪和灵感，他代表着高级白领阶层特定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生产高级成衣的企业由富有创新精神的精英组成，他们的独创性吸引上等社会和社会中的精英群体。高级成衣对其消费者也有很高要求：购买高级成衣的支付能力和对高级成衣本身艺术品位的鉴赏力。
高级女装通过标识把内在特征外化：品牌的标记一定要看得见，摸得着。比如Gianni Versace范思哲在所有产品分项与副牌的设计中，都可以容易地在图案或吊牌上看到“Mdusa蛇发魔女”头像，象征Gianni Versace带着神话色彩的设计精神，代表着致命的吸引力，她的美貌迷惑人心，使见到她的人即刻化为石头。范思哲一生都在追求这种美的震慑力，他的作品中总是蕴藏着极度的完美，以致濒临毁灭的强烈的张力。高级女装的品牌标识是美的化身，也是最佳的艺术表现形式。
二、中国高级成衣时代的到来
中国服装历经20年发展，正在逐渐成熟，设计品牌已经出现，高级成衣正是以设计品牌为基础产生的。设计品牌提升了工业化大众品牌，高级成衣是对中国服装业的提升。随着中国步入小康社会，中产阶层的出现，消费出现了细分化趋势，在着装方面，特殊的阶层有了特殊的消费需求，在大都市已经具备了消费高级成衣的条件。
中国服装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已经形成了世界第一大生产国、出口国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劳动密集性的服装生产领域内劳动力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随着经济全球化，这种竞争优势将逐渐不复存在。中国服装业下一步发展的重点，在于如何提高服装产业的附加价值，高级成衣业就反映了这方面的趋势，也适应日益提高的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面对全球一体化的世界格局，高级成衣不仅是服装品牌经营的中心，也是我国服装产业转型升级的经营目标，这预示着中国高级成衣品牌的时代已经到来。
三、中国的高级成衣品牌
（一）国外高级成衣品牌在中国
世界范围内正在掀起品牌国际化、全球化浪潮。众多著名服装企业也都争先恐后地相继实行全球化战略。尤其针对亚洲市场和国内市场，这种趋势更为明显。据统计，目前进入我国市场的国际著名服装品牌就已经达到220之多，其中以欧洲和北美洲品牌居多。从中国消费者群体看，出现了细分化趋势，中产阶层逐渐扩大，加上流行资讯的迅速传播与跨国旅行的风行，使中国消费者对时装包括高级成衣有了更多的要求。
一个奢侈品牌必须有鲜明的个性，品牌精神应该和文化价值观相结合，品牌只有在充实的文化底蕴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才能生生不息。换句话说，就是奢侈品世界与艺术世界有相同的特质，那就是拥有美、感悟永恒和打破疆界束缚的自由精神。登喜路赞助中国的艺术展，也是为了回报进入中国市场的11年里支持登喜路的中国消费者。
“我们的最大挑战是来于自身，中国消费者购买进口奢侈品，是对外来文化、品质的追求与欣赏，这种文化的精髓是不可以被模仿的，所以我们依然会坚持在功能与细节上下工夫，保证中国人‘奢侈’得值得!”这是登喜路全球总监的一席话。可见登喜路在中国的努力决不亚于其本土。
（二）本土高级成衣品牌的发展
从今年起，中国高级成衣品牌发布更名为中国服装发布汇。CHIC秀更名，不仅在名称上更加贴切、规范和规整，更重要的是将有质的提升。随着中国服装品牌市场的进一步成熟和发展，以及国内国际大型专业展会对服装品牌的推动力与影响力的不断增长，在品牌的推广中，单纯的静态展示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企业“全方位展示”的现实需求。通过集体的、成规模的动态展演形式，向商场、经销代理商、媒体以及海外机构等“目标受众”传达出服装品牌的深刻内涵，是企业所希望的，也是品牌寻求更广阔发展空间、进行自我提升的必然之举。目前，有名的本土品牌如：白领、歌力思等。
北京白领服饰是国内最著名的女装品牌之一，被法国高级时装公会主席戈巴克誉为“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品牌”。白领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拥有两位十佳时装设计师的服装品牌，拥有一支庞大的国际时装设计师团队。作为中国高级成衣的代表，在创立发展的十年历程中，白领始终保持着女装高级成衣的设计路线，以“为生活而设计”为理念，以文化、时尚、一流为准则，坚持高雅和精美的品牌风格。
设计品牌提升了工业化大众品牌。高级成衣品牌的产生，必将促进中国服装业的整体提升。尤其是在当下，中国服装产业界已经出现了一批定位准确、产品研发、市场通路以及品牌系统完善的品牌群，它们将率先成为中国高级成衣品牌的代表。
参考文献
[1]尹定邦.设计学概论.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2]李当歧.西洋服装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9
[3]童之崎.中国高级成衣概念制造与需求
范罗士的中国之路 篇6
Fellowes has launched its marketing strategy in China, with shredder as its priority.
“范罗士” (FELLOWES) 是一个国际性的家族企业, 1917年在美国芝加哥市成立, 至今已经历了四代。范罗士经营多种产品类别, 提供多样化办公用品解决方案, 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领军企业。今天, 范罗士的碎纸机、装订机、塑封机和档案存储业务产品为人们所熟知, 占到企业全球收入的75%以上。范罗士至始至终热切关注客户体验, 不断开发新技术, 减轻客户工作量, 令使用者更舒适、更便捷、更安全, 以高质量的产品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和赞赏。
开拓之路
中国市场对范罗士来说孕育着巨大的商机。中国是被公认最具吸引力的潜力市场, 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社会各方面进步迅速, 这些都有助于一个产品品类高度发展市场的建立。关注和发展新兴的高潜力市场是范罗士的传统, 企业目前已经在全球拥有15个分公司, 加盟中国消费者市场完全出于自然。
范罗士已经在中国经营达十年之久, 直到2007年初在中国地区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范罗士在苏州拥有研发设计中心, 在常州设立生产基地, 该基地成为了当今世界最大的碎纸机生产厂, 它为范罗士全球15个分公司提供生产产品。这里聚集了范罗士全球化新产品, 包括碎纸机、装订机和塑封机产品研究和开发的优秀团队。常州生产基地的建立对企业全球业务是一个良好的补充, 也使范罗士能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生产和消费者市场。
目前来说, 中国对商业机器的采购大部分来自家庭、办公、商业和政府。商业机器正是为适应商业高强度应用所设计制造的, 这意味着范罗士产品和中国市场之间是天作之合。许多碎纸机、装订机和塑封机产品建立在对商业消费者的调查研究基础上, 新一代碎纸机专有的防卡纸系统开发便是来自这种研究的结果。这项专利技术在进纸超过设定容量时将会阻止碎纸机运行, 如果纸张传送失败, 碎纸机会在卡纸故障发生前消除这个隐患。这项技术已经在全球20多个国家发布, 为此类别产品带来变革性影响。同样, 期待这一最新技术对中国市场造成巨大影响和贡献。
营销之路
六年前身份盗用在行业内外还知之甚少, 但这被证实是美国地区增长最快的犯罪行为。公司建立范罗士这一品牌碎纸机的前期工作大部分集中在曝露身份盗用案件的公益新闻上, 将范罗士碎纸机和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方案直接结合起来, 今后还将继续此话题报道, 树立范罗士良好的品牌形象, 增加曝光率。
去年通过与英国伦敦警察厅和罪案举报会合作, 帮助消费者和商业客户了解相关犯罪内容和防止手段。7月, 范罗士这个项目赢得了由英国International Public Relations Association (国际公共关系协会) 颁发的“Golden Award for Excellence”奖。在波兰, 同Wroclaw大学共同推出了一个“垃圾搜寻倡议”, 向消费者现身说法遭受身份盗用的可能性, 从而提醒他们正确销毁储存个人信息的文件的重要性。采用聪明的途径来引起公众对身份盗用和商业间谍的关注。
范罗士建立品牌不仅仅是为自身利益, 同时更是为了维护分销商的利益。范罗士品牌在市场中的宝贵价值保证了其价格的优越性, 它作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名字而存在。而且, 品牌假设工作的大部分是为了拓展整体类别。作为一个品牌领导者, 把开拓产品类别看作自己的首要责任, 而不仅仅是扩大市场占有率。
范罗士现有四大发展领域, 包括:1) 倡导革新;2) 全球发展;3) 建立消费者品牌;4) 通过生产和全球化供应链树立竞争优势。企业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资金于这些方面, 也是企业取得今日成果的核心和关键。
范罗士对消费者不变的承诺是:产品是最新颖、质量最好, 并且最有行业保证的。注重履行这个承诺也是令范罗士脱颖而出的一点。范罗士全体员工, 以及它的全部投入和精力都集中在如何确保消费者从我们的产品上得到绝妙的体验。
发展之路
范罗士在本地建立了强大的生产和产品开发基地, 目前正在研究在中国发展的市场计划。该项目已经在今年年初启动, 计划投资建立中国本地销售和支持团队。在2008年10月商业机器中国上市之际, 这个团队将组建成为最主要的分销网络。
范罗士在中国市场的首要目标将是碎纸机, 接下来还包括其他的机器和设备。在过去几年中, 范罗士积极地投入市场研究, 深度的市场研究对业务的基本理解更量化、更准确, 并引发新的认识、倡导产品开发。
最近范罗士推出世界上唯一的100%Jam Proof (免卡纸) 碎纸机系列。范罗士独家专利技术的免卡纸系统有效阻止卡纸现象, 减除碎纸过程中可能因送纸故障发生卡纸的隐患。这项新技术已经在超过20个国家推广, 准备在今年后半年向中国发布这个来自消费者启发的革新技术。
塑封机和装订机领域也引进了新技术。新型塑封机使用的HeatGuard TechnologyTM技术, 可以使机器表面保持可触摸的冷却温度。大多数塑封机很容易变烫并引发问题, 特别是有可能伤害到孩子。Cosmic塑封机已经因它的时尚、紧凑和便携性设计获得Appliance Design-Excellence in Design (暂译“卓越设计-应用类”) 大奖。这个设计应得以在全新系列应用。
这些革新产品将逐步亮相中国市场, 在今年11月份上海举行的Paperworld China展会上进行部分产品的展示。
链接:
作为全球办公设备的领导品牌, 范罗士 (FELLOWES) 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业界的关注, 尤其在中国市场更是如此。
目前, 范罗士已在中国建立了强大的生产和产品开发基地, 并开始启动在中国的市场计划。范罗士在中国市场的首要目标将是碎纸机, 接下来还包括其他的机器和设备。相信这些产品将在中国市场得到很好定位并取得成功。
9月23日, 在第102届中国文化用品商品交易会现场, 范罗士的首次产品发布会隆重推出范罗士旗下“世界最强碎纸机”系列产品。10月23日, FELLOWES中国公司联合其中国北方区和西方区总营运商北京迪士比科有限公司在北京隆重举行了范罗士世界最强碎纸机登陆中国新闻发布会, 标志着范罗士开始开拓中国市场。
中国鞋业的品牌之路怎么走 篇7
美国广告专家罗杰夫认为, 中国企业如果不能在国内市场上与国内外同行开展竞争, 创出自己的名牌, 从长远看就不可能在国际市场上站住脚。耐克从中国制鞋厂花120元人民币买走的运动鞋因为打上了耐克品牌, 所以售价就蹿到700多元, 作为世界制鞋大国但并非强国的中国鞋企, 又能从其中的差异中汲取怎样的教训呢?!与洋品牌相比, 国内品牌的差距是明显的, 这种差距不是简单的企业实力上的差距, 更多的是一种观念与品牌规划及管理上的差距。
康奈的质量, 奥康的营销, 红蜻蜓的文化, 这似乎代表着国内最大制鞋基地之一的温州鞋业乃至中国鞋业界快速崛起的三面旗帜。当然, 不论是质量、营销还是文化, 无疑都代表着品牌的内在特性, 试想, 如果能将以上这些融合在一起, 那又将会产生怎样的局面呢?答案是肯定的, 然而这种模式在鞋业界, 至少目前还没有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