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器官捐献调查

2024-05-17

中国器官捐献调查（精选7篇）

中国器官捐献调查篇1

摘要：目的:了解国内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意愿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 选取北京、上海、重庆和广州4座城市900名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为研究对象, 应用自制的公众对人体器官捐献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调查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国内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意愿率为16.57%, 在性别方面, 男性较女性捐献率高 (P=0.032) ;同时, 捐献意愿与年龄和学历有相关关系 (P=0.047;P=0.029) 。影响国内公民进行遗体捐献的最主要因素为中国传统文化和观念, 其次不了解国内遗体捐献程序和法规制度。结论:发现公民捐献意愿较以往调查明显升高, 可能与当前国内器官捐献工作的全面开展, 人们的捐献态度改变有关。影响捐献主要因素有中国传统文化和观念、不了解遗体捐献程序和法规制度, 以及担心同意器官捐献后医院会因此而消极治疗等。

关键词：器官捐献,捐献意愿,遗体捐献

当前, 我国每年约有30万脏器衰竭患者需通过器官移植来挽救生命[1], 而仅有1万例左右的患者才有机会进行器官移植手术, 器官供需比例严重失调。本文通过科学严谨的调研分析, 旨在探讨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意愿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为有关部门制订相关制度提供数据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课题组选取北京、上海、重庆和广州4座城市为调查地点, 按照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4座城市内不同人群, 于2013年3月-2013年9月进行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共发放问卷900份, 回收问卷876份, 问卷回收率为97.33%, 去除填写项目缺失20%视为无效问卷外, 其中有效问卷863份, 回收问卷有效率98.52%。

1.2 问卷调查表

自制一般情况登记表, 包括年龄、性别、出生地、受教育程度、职业、婚姻状况、月收入、政治面貌、宗教信仰及健康状况等。公众对人体器官捐献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调查表, 该表主要包括认知、态度和行为3个维度, 由40个条目组成, 其中39个为封闭式条目, 1个为开放式条目。该问卷通过专家咨询法, 以及进行预调查, 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1.3 实施方法

采取问卷调查方法, 通过集中作答, 统一回收的形式进行。在进行调查前, 调查员先请示被调查单位领导, 经同意后, 调查员给调查对象作详细的填表说明。同时, 为了提高问卷应答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在问卷填写过程中, 调查员在现场巡视, 以便随时解答官调查对象在答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通过Excel进行数据录入, 在数据录入完成后, 对其进行细致的抽查和纠错, 并由另外一名调查员进行复核, 以确保数据的真实性。

1.4 统计方法

统计分析采用SPSS 18.0 完成。应用相对数指标对研究对象一般资料进行描述性统计。运用X2检验和多元逐步线性回归分析, 探索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意愿状况及其影响因素。P<0.05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的人口统计学资料

在863份有效问卷中, 其中女性442人, 男性421人, 年龄18~73岁, 平均38.79±34.23岁。调查对象职业分布情况:军人179人, 公务员158人, 大学生185人, 外来务工人员161人, 医务人员152人, 其他28人;宗教信仰情况:无宗教信仰582人, 信仰佛教98人, 基督教76人, 伊斯兰教53人, 天主教41人, 其他13人;政治面貌:共产党员387人, 无党派309人, 共青团员143人, 民主党派24人。

2.2 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意愿率总体状况

调查对象的捐献意愿率是本次调查重点获取的信息, 通过它可以呈现出目前我国民众在遗体捐献问题上的总体情况, 也反映出相关部门在该问题上所作工作收到的成效。按调查对象的性别分层, 以我国人口性别比例为权重, 计算遗体捐献意愿率, 计算公式为:总体意愿率= (女性捐献意愿率×51.22%+女性捐献意愿率×48.78%) ×100%。经计算, 本研究调查对象器官捐献总体意愿率= (12.67%×51.22% + 48.78% × 51.22%) ×100%=16.57%

2.3 调查对象中男女性别捐献意愿率比较

通过统计分析得出, 民众总体的遗体捐献意愿率为16.57%, 其中女性总体中愿意遗体捐献的百分比为12.67%, 而男性总体中愿意遗体捐献的百分比为20.66%。通过卡方检验, X2=4.125, P=0.032, 在置信水平为0.05 时, 说明性别与捐献意愿率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 男性在遗体捐献方面的意愿较女性高。

2.4 不同年龄对器官捐献意愿的影响分析

将民众总体按照年龄分为4个年龄段, 各子总体中愿意捐献遗体的比例分别为;18~30 岁为23.0%, 31~40 岁为18.9%, 41~50 岁为16.9%, 50 岁以上为7.3%。X2=1.511, P=0.047, 表明年龄与捐献意愿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2.5 民众受教育水平对器官捐献意愿率的影响

各教育程度总的遗体捐献的意愿率为16.57%。其中中专及以下民众愿意捐献百分比为8.0%, 大专民众愿意捐献百分比为9.8%, 本科民众愿意捐献百分比为24.4%, 而学历为研究生的民众愿意捐献百分比为60.7%。该研究表明文化程度与民众是否愿意捐献有着显著关系。文化程度较高的民众, 愿意捐献的比例相对较高。

2.6 民众认为影响人们捐献意愿的因素分析

具体调查结果显示, 人们对于遗体捐献这一概念和行为的不接受主要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观念不接受。由于传统思想对大众根深蒂固的影响, 要想在短期内从人们内心改变对遗体捐献的厌恶和恐惧情绪几乎不可能。研究显示, 不了解遗体捐献程序成为排名第二的原因, 因此, 对公众进行遗体捐献方面知识的普及和对器官捐献流程的宣传显得尤为重要。

2.7 不愿意进行器官捐献的原因调查

在本调查的问卷设计中, 有针对不愿意进行器官捐献的原因分析。在对720名不愿意逝世后进行器官捐献的研究对象进行原因分析后, 结果显示, 排在前3位的主要原因分别是:有29.58%的人群认为进行器官捐献违背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自然伦理;有25.56%的人群认为如果进行器官捐献, 害怕医院会因此而放弃治疗;有18.33%的人群认为由于不了解器官捐献的详细情况而选择拒绝进行器官捐献。

3 讨论

每年, 在我国大约30万潜在器官移植受者, 但仅有1万例患者能成功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目前中国器官供需比例是1∶30, 而美国是1∶4[2]、英国是1∶3[3]。与此同时, 中国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数量以每年超过10%的增量扩大, 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 中国较世界其他国家面临着更为严峻的供体短缺问题[4]。了解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公民对身后器官捐献的态度及影响因素, 有助于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器官捐献系统, 推动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在课题组进行本次调查研究时, 考虑到遗体捐献问题涉及到一些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道德评判、个人价值观、生死观等一系列问题。因此, 在问卷调查组织过程中, 对调查对象的数据资料及调查结果均采取不记名方式, 最大限度地提高问卷调查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的民众中愿意捐献遗体的为16.57% , 而不愿意占83.43%, 这一比例较以往的研究报告得出的器官捐献率明显提高。分析其原因, 可能是由于近几年我国在努力推进器官捐献移植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建设, 加大了对器官捐献的宣传力度等有较大关系。同时, 该结果也证明, 目前在中国绝大多数的民众不愿意进行器官捐献, 这一结果的产生可能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5], 如受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和思想的影响, 以及人们的家属感情和传统观念的约束, 以及人们对器官捐献移植相关信息的匮乏等。目前, 儒、佛、道3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造就了中国人独特的心理、人格和价值观。有研究表明, 价值观对个体或群体的行为具有导向作用, 与态度有着密切的联系。有调查显示[6], 前几年在我国仅有0.03/100万的民众愿意进行器官捐献。但是, 在本次调查结果中, 显示当前我国民从的器官捐献意愿率为16.57%, 两次调查结果相差巨大, 分析其原因, 可能是由于选取的群体对象以及调查方法不尽相同, 同时可能有部分受访者对问卷的回答并不是出于内心的真实想法, 上述种种原因可能会导致调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偏差。但是随着我国不断加强对器官捐献的宣传力度, 以及捐献程序和相关法规不断地完善, 以及民众在心理上慢慢接受器官捐献就是生命的延续, 是博爱精神的体现等多种观念的转变, 导致民众的捐献态度在改变, 意愿在升高, 这一结果必将反映到捐献率的上升。

同时, 在调查中发现, 女性、年龄偏大者, 以及受教育程度低者的器官捐献率偏低。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社会心理, 以及中国伦理道德等多方面的综合影响, 以及对器官捐献程序了解不够, 担心同意器官捐献后, 医务人员会消极地进行救治。因此, 今后国家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器官捐献的宣传力度, 使广大民众更加了解器官捐献的途径、方式和相关的政策, 不断提高民众的器官捐献率, 积极有效地解决目前我国器官紧缺的难题。

参考文献

[1]吴幼民, 朱继业.中国器官捐献与分配相关问题初步探讨 (2) :弹性假定同意器官捐献登记系统[J].中华移植杂志 (电子版) , 2011, 5 (1) :1-4.

[2]van der Hilst CS, Ijtsma AJ, Bottema JT, et al.The price of 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 in liver transplantation:a prospective cost-effectiveness study[J].Transpl Int, 2013, 26 (4) :411-8.

[3]Yao B, Chen X, Shen FX, et al.The incidence of posttransplantation diabetes mellitus during follow-up in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 and relationship to Fok1vitamin D receptor polymorphism[J].Transplant Proc, 2013, 45 (1) :194-6.

[4]张睿, 李超, 李志伟, 等.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器官移植的发展现状及展望[J].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2012, 19 (5) :493-497.

[5]陈敏, 蒲川.我国器官移植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浅析[J].医学教育探索, 2010, 9 (1) :125-128.

[6]仲莹, 赵颖, 张玮烨, 等.DCD器官捐献者家属访谈心理因素调查分析[J].护士进修杂志, 2012, 27 (18) :1657-1659.

中国器官捐献调查篇2

今年我国已停止死囚器官使用，公民自愿捐献成唯一合法器官来源。

22日，广州举行的中国器官获取组织联盟大会暨国际器官捐献论坛上，中国首部《中国器官捐献指南》正式发布。该指南主编、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表示，希望通过指南的传播，消除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误解与偏见，提高公众对器官捐献的关注和认可。

指南共分18个篇章，对中国器官捐献相关原则和政策进行了阐述，包括公民器官捐献的伦理道德、法律、捐献组织架构，中国器官捐献三类死亡判断标准，供体维护、器官功能的评估，器官获取的有关技术及分配准则，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建设，以及人道主义救助政策等内容。

从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已停止死囚器官使用，如今公民自愿捐献已成为唯一合法器官来源，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也成为器官捐献中重要的一环。

郑州人民医院副院长、肝胆外科主任陈国勇介绍，当器官捐献志愿者成为潜在的捐献人后，OPO复杂组织医学专家对捐献者进行医学评估，与家属签订合法文件，将相关信息录入“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并由该系统按照等待者病情严重程度等相关信息，进行自动分配与获取器官。

《指南》阐述了中国器官捐献三类死亡判断标准，陈国勇介绍，一般有三种状态，一种是脑死亡、一种是心死亡，还有一种是心脑联合死亡。“虽然有三类死亡标准，但是国内多数采用的是心脑联合死亡标准，达到这个标准评判就可以捐了，各方面签字同意，这个时候才会摘取器官。”

截至2015年8月19日，中国实现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4737例，捐献大器官12748个。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已实现捐献案例1590例，大器官4414个。目前中国器官捐献在数量上已处于亚洲国家首位，百万人口捐献率达到2左右。

尽管成绩斐然，但我国每年因终末期器官衰竭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约有30万人，而每年器官移植1万例的数量仍是杯水车薪。

器官捐献，你愿意吗篇3

自2010年3月我国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以来，截至2013年2月22日，共实现捐献659例，捐献大器官1804个。今年，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将覆盖全国所有省份。作为上海市17个器官捐献试点医院之一，中山医院为推动上海市的器官捐献工作开了个好头。不过，在许多普通群众眼里，“捐献器官”仍是一件比较忌讳的事情。中山医院在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方面会有哪些具体举措？作为普通群众，该如何正确理解和对待器官捐献这件事？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近日专程采访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王玉琦院长和朱同玉副院长。

专家简介

王玉琦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血管外科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血管外科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曾任亚洲血管外科学会主席，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血管外科学组组长。

朱同玉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青浦分院院长，泌尿外科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民盟上海市副主委。朱教授长期从事泌尿外科和肾脏移植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工作，擅长泌尿外科手术和肾脏移植，在泌尿系统肿瘤、肾移植免疫耐受诱导和新型免疫抑制剂的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

大众医学：中山医院全体院领导集体签署器官捐献自愿书的消息在微博传开后，受到了众多网友的高度赞誉，请问王院长，您当时为什么会提出这个倡议？

王玉琦：中山医院是国内较早开展器官移植的医院之一。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山医院就开始实施肾移植手术，并于1975年完成了一例当时存活时间最长的肾移植手术，患者在没有专门的免疫抑制药物的情况下，存活了9年。1978年，吴肇光教授为一位肝肿瘤患者实施了肝移植手术。2000年，我们开始心脏移植手术。迄今，中山医院已经实施肾移植手术1800余例、肝移植手术1200余例、心脏移植手术350例。然而，由于严重缺乏移植器官来源，医生的技术就算再高，也难为“无米之炊”。我们极其痛心地看到，一部分患者因为等不到合适的器官做移植而在痛苦中离世。

实际上，我院的党政领导和我本人早就有去世后捐献器官的想法，只是当时还没有相关政策支持，无法办理相关手续。今年，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全面启动，中山医院作为上海市器官捐献试点单位也将器官捐献列为医院今后的重点工作之一。因此，当我向院领导们提议自愿参加人体器官捐献时，秦新裕教授和其他院领导立即表示赞成。大家都认为，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比普通人更了解器官捐献的重大意义；作为院领导，我们更应当起到表率作用；同时，我们也希望此举能带动更多的医务人员和广大人群一同加入到人体器官捐献者的行列中来。

大众医学：为什么要鼓励公民去世后无偿捐献器官？

朱同玉：近30年来，我国的器官移植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器官移植的种类、数量不断增加。目前，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器官移植大国。然而，由于移植器官来源严重匮乏，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的供需比严重失调，约为1∶30。以肾移植为例，一名尿毒症患者的等待时间通常需要五年，甚至更久。

目前，国际认可的解决移植器官来源的途径有两个：一是鼓励公民去世后自愿无偿捐献器官，二是允许亲属间活体器官捐献。由于我国的器官捐献率很低，故亲属间活体器官移植是我国现阶段器官移植的重要来源。比如，我院每年开展肾移植手术100余例，其中70%为亲属间活体器官移植。尽管活体器官移植不乏优点，但从保护活体器官捐献者健康的角度考虑，亲属间活体器官移植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在此状况下，积极鼓励公民去世后将自己有用的器官捐献出来，去救助那些急需器官移植的重症患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常说，我们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但可以让生命延续。当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捐出自己有用的器官使别人重获新生，等于在无形中延续了自己的生命。

大众医学：与国外相比，我国的器官捐献工作明显滞后。不知阻碍我国器官捐献工作顺利开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朱同玉：在我国，每年有超过10万人因意外或突发事件身亡，但器官捐献率仅为西方国家的千分之一。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的器官捐献工作进展缓慢呢？是中国人缺乏爱心吗？当然不是。实际上，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其富有爱心的民族。可以说，普通大众的爱心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我曾经在广播电台做过一个节目，和听众们聊器官捐献的意义。在短短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内，我接听了150多位听众的电话，很多人都表示愿意在去世后捐出器官去帮助别人，令我十分感动！我想，我国的器官捐献率之所以较低，可能与宣传力度不够，普通大众对器官捐献不了解，以及我国的器官捐献相关法律法规和体系建设不够完善，导致部分爱心人士“捐献无门”有关。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我国自2010年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以来，目前已初步建立了较完善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今年，我国的器官捐献工作将全面实施，器官捐献体系将覆盖所有省份，各地红十字会都成立了专门的器官捐献办公室，“捐献无门”的现象将不复存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心脏死亡后器官捐献（简称DCD）将成为我国移植器官的重要来源。

大众医学：器官捐献有年龄限制吗，哪些人适合捐献器官？

朱同玉：器官捐献并无绝对的年龄限制（一般不超过65岁）。一般地说，器官捐献者需没有感染艾滋病或其他严重传染病，也没有癌症（原发脑肿瘤除外）。具体是否适合捐献，需由人体器官捐献专家组、人体器官捐献组织评估后决定。

nlc202309021620

大众医学：器官移植的成功率高吗？

朱同玉：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不断进步，移植手术的成功率也不断提升。以临床最常见的肝移植和肾移植为例：肾移植是各类器官移植中疗效最肯定的，患者术后一年生存率高达96%，五年生存率约为80%。术后，尿毒症患者不再需要靠透析来维持生命，生活质量大大改善，绝大多数人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工作和生活。肝移植是目前治疗晚期肝硬化、肝功能衰竭、先天性肝病，以及部分早中期肝癌的有效方法。在肝移植技术出现之前，这些肝病患者的生存期不会超过半年。如今，随着肝移植技术的不断提高及抗排异新药的不断推出，患者的术后生存率大大提高。我院的资料显示：良性肝病肝移植术后5年生存率为70%～75%，早中期肝癌肝移植术后5年生存率约为64%。

大众医学：不少人觉得，人刚去世就取器官，心理上接受不了。即便本人签署过器官捐献自愿书，家属往往也很难接受。不知器官捐献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在取器官、保持遗容等方面，会有哪些关怀措施？

朱同玉：器官捐献者死亡后，器官的摘取将采用严格的医学标准。在整个过程中，医护人员会充分尊重捐献者的遗体和遗容。器官捐献完成以后，医生会细心地将遗体复原。同时，红十字会将向捐献者亲属颁发人体器官捐献荣誉证书，并设置捐献者纪念设施，定期组织开展悼念活动。民政部门将免除捐献者的基本丧葬费用，并为丧葬事宜提供便利。

大众医学：我国《献血法》中规定，无偿献血者的家人可以优先用血，那么器官捐献者的家属日后万一需要做器官移植，是否可以优先考虑？对于经济困难的捐献者家庭，是否会给予医药费的减免或经济补助？

朱同玉：捐献者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若需要接受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可以优先排序。此外，红十字会还设立了专门基金，将给予经济困难的捐献者家庭适当的经济补助。

大众医学：如果想要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可以去哪里办理登记手续？

王玉琦：有捐献器官愿望者可以去当地红十字会咨询并办理相关手续。此外，在器官捐献试点医院也有专人（一般为院办或医务处的工作人员）负责人体器官捐献的相关工作，大家也可以前往试点医院领取并填写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医院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会将填妥的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转交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

大众医学：在影视剧里，我们时常能看到器官捐献者家属与受捐者见面时的感人场景。不知在现实生活中，器官捐献者的家属与受捐者可以见面吗？

朱同玉：出于保护双方利益的考虑，除非特例，器官捐献者家属与受捐者通常是不能见面的，双方的信息都将严格保密，以避免对当事人产生不必要的困扰。如果双方同意，相关的工作人员会告知捐献者家人有关器官接受者手术后的进展情况。

大众医学：很多人担心，捐献器官的分配无法做到公平和公正，不知在保证器官分配的公平性上，我国有哪些举措？

朱同玉：过去，我国的人体器官分配基本处于医院自行分配的状态。同时，由于器官移植等待者的信息未实现全国联网，许多患者往往同时在多家医院登记，故存在信息重复、器官供求比失真等问题。今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信息管理系统将上线，并实现全国联网。所有器官移植单位都要把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的相关信息录入到该系统中，当捐献的器官信息被输入器官分配系统以后，计算机会遵循区域优先、儿童匹配优先、血型匹配优先、器官捐献者直系亲属优先、等待顺序优先等原则，将器官自动分配给最需要的患者。可以说，未来的器官分配将比以前更加科学、公正与透明。

大众医学：作为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医院，中山医院在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和具体落实过程中，将会有哪些具体举措？

王玉琦：中山医院已经把推广器官捐献工作纳入医院今后的重点工作之一。作为上海市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医院，中山医院已成立了专门的“人体器官捐献工作领导小组”，由院领导牵头，建立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组织架构、工作制度和操作流程。目前，我院的器官捐献登记工作主要由院办负责，需要办理器官捐献登记手续者可去院办领取器官捐献自愿书。此外，我们还配备了经过专门培训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主要负责宣传人体器官捐献的基本知识，发现潜在器官捐献者，见证器官捐献、分配和获取等工作。此外，医院还在门诊、急诊、病房走廊、重症监护病房门口等处张贴有关器官捐献的科普宣传资料，向广大群众宣传人体器官捐献的意义，积极推动我国移植事业的发展。

中国器官捐献调查篇4

1.1 美国器官捐献

美国是世界上开展器官捐献较早的国家之一。早在1984年, 美国国会就投票通过《国家器官移植法》, 并成立专业机构负责器官的捐献与分配。尽管已有20多年发展历史, 美国器官捐献体系仍在不断完善之中, 而专业、公正与宣传始终是该体系发展的着力点。

(1) 专业性机构保证器官捐献顺畅进行。

在美国, 有个专门的机构“器官获取与移植网络 (OPTN) ”负责全美器官捐献与移植信息采集、管理及器官配型。该网络具有独立、统一、公开的特点。在财务和人员等方面该网络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并且在OPTN中可以查到美国各地的器官信息, 患者在美国任何地方都可以获得全美国的器官信息;患者的排序情况也是公开的, 随时接受公众和卫生行政部门监督。

该网络器官分配的过程公开、透明、公正, 严格根据公认的医学标准, 考虑患者等待时间、病情轻重缓急、年龄、血型等因素, 并考虑已捐献器官者及其近亲属的优先地位, 最大程度的满足每一位患者的需求。

此外, 根据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签订的合同, 1986年9月30日成立的器官共享联合网络负责器官获取和移植网络的运营, 并具体负责美国等待移植器官患者的登记和捐赠器官的分配, 因此它的功能与OPTN有所区别, 又互为补充。二者使器官捐献能够在更专业范围内进行, 避免了许多矛盾和意外。

(2) 严密体系保证器官分配公正合理。

美国对捐献器官的分配也有一套严密的体系。希望进入等待移植器官名单的患者首先需要找到移植小组。移植小组会对患者的健康状况、态度、心理状态、药物滥用的记录以及其他因素进行评估, 以确定其是否属于移植的合适候选人。如果合适, 移植小组将联系器官共享联合网络, 将患者加入全美等待移植名单中。有关患者的健康状况、血型、组织类型和年龄等信息将被输入全国数据库。

当有捐献器官可用时, 当地的器官获取组织将收集有关捐献者的相关信息并输入由器官共享联合网络维护的程序中。根据器官共享联合网络董事会制定的标准, 该程序自动生成潜在接受者的顺序列表。选择标准包括捐献者和接受者之间的身体兼容性、接受者健康状况和等候时间等。这一措施保证了捐献器官分配能够公正合理, 避免了人为因素导致的不公与不测。

(3) 宣传教育鼓励器官捐献。

美国医疗卫生部门倾注了很大力量进行宣传教育, 鼓励器官捐献, 而之所以如此, 也与美国器官移植供需的巨大缺口有关。

美国法律严禁器官买卖, 获得捐献器官成为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维系生命的希望所在。曾有民意调查显示, 大多数美国民众赞同器官捐献,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器官移植的供需仍严重不平衡。美国器官共享联合网络公布的截至2009年8月的数据显示, 美国目前共有103363名等待接受捐献器官的患者;但2009年1~5月, 美国仅有6009人捐赠了器官。 (数据来源:新华网2009年10月31日。)

此外, 在申请或更换驾驶执照时, 如果申领者同意愿意死后捐献器官, 那么他的驾照上就会有所体现。然而, 尽管器官捐献卡或者驾照上的器官捐献标志是重要的法律文书, 但是仍需征得家属的同意才能回收死者的器官。基于此, 说服大家捐献器官或者捐献者家属同意器官捐献在美国是一个艰巨的工作。

在美国每天都有10多人因无法及时接受器官移植而死亡, 这主要是由美国器官移植供需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途径有异种器官移植、研发人造器官和通过宣传教育鼓励器官捐献。但是, 异种器官移植是不同物种之间的器官移植, 目前的可行性还不高;而人造器官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仍不像自然器官那样有效, 所以, 便只能通过宣传教育鼓励器官捐献。

多年来, 美国的相关部门不断加大宣传力度, 向民众阐明器官捐献的好处, 使民众意识到器官移植确实是现代科学中一个卓越的成就, 加之器官捐献是一个很好的服务社会的机会。因此这一工作直到现在, 仍然是美国器官捐献体系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1.2 英国器官捐献

英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也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 目前不仅有立法支持, 还有专门的政策调研团队, 以及多年来一脉相承的实际运行管理机构。可以说, 英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正处于稳步发展中。

(1) 工作扎实, 民众参与度高。

英国目前负责管理人体器官捐献的机构是国家医疗服务系统血液与移植管理处, 该机构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72年成立的国家器官匹配和分配服务系统。该机构经过多年发展, 已经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管理人体器官捐献的办法。同时, 英国卫生部门在捐献器官普及性宣传上的多年努力, 使民众参与度很高。

在英国, 器官捐献都是出于自愿的公益行为。如果英国公民希望捐献器官, 可以到国家医疗服务系统血液与移植管理处进行登记。该机构内有一个国家移植数据库, 其中含有所有器官捐献者和需接受捐献的病人的详细数据, 可帮助人们进行器官匹配和分配。为方便病人, 国家医疗服务系统血液与移植管理处提供24小时服务。

英国卫生部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说, 他们采取了媒体宣传、公益广告等各种方式来鼓励人们参与器官捐献, 甚至还在学校中提倡讲授有关器官捐献的知识。目前英国登记在册的愿意捐献器官者超过1600万人, 这意味着, 英国每4个人中就有1个人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血液与移植管理处的数据显示, 2007年英国尽管有约1000人因为等不到所需的器官而死亡, 但有3000多人因得到捐献的器官而被拯救, 这一结果已大大优于其他发达国家。

(2) 法律保障器官捐献与“利”字无关。

在多年实践后, 英国对器官捐献的有关基本问题进行了法律规定。《2004年人体组织法案》中规定了两个重要原则:一是在没有得到器官捐献者或其亲属同意的情况下, 禁止进行任何器官或组织移植;二是禁止在器官移植中有商业行为, 接受器官的人不得提供报酬, 捐赠器官的人也不得收受报酬。

(3) 加强调研措施与时俱进。

为进一步加强器官捐献工作, 英国政府在2006年组织成立了器官捐献工作组, 从医疗实践、法律政策、伦理道德、文化等方面对英国器官捐献工作进行全面评估。工作组在2008年发布了名为《器官移植》的报告, 提出14项具体建议。

这些建议包括, 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器官捐献组织, 这应由国家医疗服务系统血液与移植管理处负责牵头建立;进一步明确相关规范, 建立一个独立的捐献道德规范组;加强对相关医疗机构的监管;提供财政支持;培养专业的医疗人员以快速高效地从捐献者那里获得器官;加强对捐献器官者的表彰, 提供荣誉称号等。相关建议已经被政府接受。

器官捐献工作组认为, 如果这些建议得到实施, 在5年内可以将英国器官捐献率提高50%。 (数据来源:新华网。作者:黄堃。2009-12-02) 。

1.3 日本器官捐献

为了确保捐献者意愿表达、器官摘取、确定移植者等活动公正、顺畅地进行, 在日本, 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一直强调法律及操作流程的规范, 只有这样, 器官捐献才可以持久地进行和发展下去。

在日本, 很长时间内提供器官的捐献者远少于需要移植的患者, 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脏器移植法》的某些限制过于严格。直到不久前, 即2009年7月《脏器移植法》的修正方案的出台, 捐献者不足问题才有望得到缓解。

在日本,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脑死亡不被认作死亡的标志, 因此, 脑死亡移植开展得比较晚。1997年7月《脏器移植法》的出台, 该问题才得以解决, 脑死亡移植才可以进行。但是脑死亡移植条件相当严格。

《脏器移植法》规定, 脑死亡者能够提供的脏器有心脏、肝脏、肺、小肠、肾脏和胰腺, 而心脏停止后能提供的脏器包括肾脏、胰腺和角膜。只有经过死者家属的同意, 皮肤、心脏瓣膜、血管、听小骨、气管等组织的移植才可以进行。

在日本, 器官移植分为活体移植和死体移植, 后者又分为心脏死亡移植和脑死亡移植。心脏停止后脏器的提供只需在其家属同意的情况下便可以进行。而脑死亡后提供脏器的条件除了征得死者家属的同意, 还要死者在生前以书面或注册等形式表示自己在被判定为脑死亡后提供脏器的意愿, 可采用的方法包括网络登录注册、填写意愿表示卡、在健康保险证背面的意愿表示栏内注明捐献意愿3种。只有具备以上的条件, 脑死亡移植才可以进行。具备以上条件后需要对死者进行医学检查, 从法律上判定其已经脑死亡, 然后, 再对死者进行能否提供脏器的医学判断, 如果可以捐献, 则摘取其器官送往接受移植的患者所在的机构。

1.4 新加坡器官捐献

新加坡国家肾脏基金会2009年10月31日发布的文告说, 该基金会将从储备金中拨出1000万新元 (1新元约合5元人民币) 设立“肾脏活体捐献者援助基金”, 旨在为经济困难的肾脏捐献者提供帮助, 包括一次性支付最高5000新元的补偿金、提供与肾脏有关的医疗保障等4个援助项目。

据悉, 只有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才能在捐献肾脏后申请以上援助项目, 而且申请者的经济能力必须经过新加坡国家肾脏基金会的严格调查, 该基金会将根据捐献者的经济状况确定补偿金的发放数额。此外, 4个援助项目中只有补偿金是现金援助, 其他3个项目都不会让捐献者经手, 以有效遏制器官私自买卖。

目前, 肾脏移植是肾脏衰竭者最好的治疗方式。新加坡国家肾脏基金会长期鼓励肾脏捐献。

2 我国器官捐献

2.1 我国器官捐献的供需现状

我国的器官移植实践始于20世纪60年代, 1974年第一例肾移植成功。20世纪80年代以来, 陆续开展了肝、心、肺、胰腺、胰岛、睾丸、胸膜等器官的移植及相关器官的联合移植, 其中胚胎器官和肾移植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和医疗进步, 人们对高端医疗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1993年, 美国每百万人口的肝移植数量是中国的5340倍;到2007年, 这一差距急速缩小至19.4倍, 在此期间我国的年肝移植数量增长了400多倍。截至2008年, 我国肾移植累计86800例, 肝脏移植累计14643例。如今, 我国已经成为临床手术数量仅次于美国的器官移植第二大国。

由于缺乏可供移植的人体器官, 能够接受移植手术的患者仍然是少数。在我国, 每年有约100万患者需要肾移植, 约30万终末期肝病患者需要肝移植, 但每年全国能开展的移植手术不过约1万例。用黄洁夫的话说, “只有1%左右的人能实现移植的愿望”。

针对我国器官供体紧缺的现状, 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宣传教育鼓励器官捐献机制, 大力进行宣传教育, 鼓励器官捐献。通过宣传教育改变人们对器管捐献的传统观念。然后结合英国的民众参与制度, 让捐献者知道器官捐献的意义及对他人的奉献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动员人们自觉、自愿的捐献,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供体紧缺的问题。

2.2 我国器官捐献的法律现状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由国家和省 (区、市) 两级人体器官捐献组织机构构成。国家级人体器官捐献组织最高领导机构为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委员会, 由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和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专家组构成。省级人体器官捐献组织领导机构为省级人体器官捐献委员会, 由省级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省级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和省级人体器官捐献专家小组构成。

为规范和加强人体器官移植管理, 2007年3月, 国务院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并于同年5月1日起施行。随着条例的实施以及政府相关部门所采取的一系列积极措施, 我国的器官移植逐步迈上了法制化、规范化发展的良性轨道, 逐步得到国内社会的认可, 也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

目前, 从全国范围来看, 开展器官捐献最成熟、最完善的地点是深圳市, 深圳市颁布了《移植用人体器官规范》等地方法规, 同时深圳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具有较为完善的办理流程。然而, 开展情况仍然不容乐观。据不完全统计, 自深圳市红十字会在我国率先设立“劝捐员”以来, 截至2010年8月21日, 仅有130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案例。而仅2009年上半年, 美国就有2304例这样的案例。

目前我国人群器官捐献率仅0.03/100万, 与全球器官捐献率最高的西班牙 (34/100万) 相比, 相差1000倍。而在我国的台湾、香港, 这一比例也分别达到4/100万和7~8/100万。

在“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学术研讨会”上,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委员陈忠华表示:在公民逝世后进行捐献的器官移植领域, 浪费严重排行榜前三名就是心、肺、胰腺, 肝和肾则实现率最高。中国只进行了5例此类型肺移植、2例胰腺移植。

捐献系统和受体分流系统不对接是导致供体浪费的一个很大原因。如果遇到AB血型逝世者捐献的器官, 由于匹配难度高, 手头又无全国各地受体分流系统和名单, 有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资源被浪费。此外, 技术不成熟、免疫抑制剂不成功等也导致移植手术失败, 供体遭浪费。

有限资源没法用上的同时, 却是极大的“供求”缺口:中国每年器官移植数量仅有1.1万例, 其中还包含大量亲属间活体移植, 而每年约有150万肝肾衰竭及其他器官移植需求的患者。

一方面是我国等待进行器官移植救命的患者排长队、望穿眼, “供需”缺口极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信息未对接以及各类主客观原因, 导致珍稀供体被浪费。

在分配体系上我国也是刚刚起步。2009年8月25日, 中国红十字会和卫生部在上海联合召开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会议, 为了积极稳妥地推动此项工作的开展, 会议商定首先在天津、辽宁、上海、浙江、山东、广东、江西、厦门、南京、武汉10个省、市启动人体器官捐献宣传、动员和器官分配试点工作。

酝酿的政策包括:建立一个完善的器官分配体系, 使捐献者的器官能被最大限度地利用;建立中国器官捐献公益基金, 开展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动员, 并对捐献者进行人道抚恤, 特别是对贫困捐献者的家庭予以人道救助。

综合考察各国的立法和我国的地方立法, 笔者认为不管是器官无偿捐赠或是器官限制性的有偿流转, 在理论上来讲都是不存在什么障碍的, 关键是如何操作的问题。我们立法时应当十分的慎重, 应当综合考察各国好的经验和我国地方立法的成功案例。权衡社会利益、道德观念和捐赠者的利益。做到既不违背公序良俗, 又能保护捐赠者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 最重要的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最大利益。由此, 我国的器官捐赠立法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器官捐赠应遵循自愿原则。

(2) 禁止将未成年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及无行为能力人作为器官移植的供体。

(3) 罪犯的器官权受法律保护的原则。

(4) 器官可有偿捐赠的原则。

2.3 我国器官捐献的伦理现状

虽然我国器官捐献体系在近几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但也摆脱不了传统观念障碍和一系列伦理困境。这些困境主要包括:①活体捐献中尊重自主与供体保护的冲突, 以及推定同意所面临的道德多元与自主权的冲突;②异种移植中的动物权利与人的权利的冲突, 跨物种感染与公共健康风险问题, 以及异种移植与人格同一性等问题;③器官商品化中的暴利诱惑与人类尊严的丧失, 器官商品化与医疗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

针对这些伦理困境, 结合上述国际经验, 伦理原则应该根据技术发展的状况及时地进行调整, 为技术的发展提供更为宽松的环境。必须加强唯物主义伦理观的教育, 广泛利用宣传力量, 加大宣传力度, 从舆论导向、政府行为、社会公益、精神文明、学校教育等多个层次, 宣传无神论, 宣传医学知识, 树立新的伦理道德观, 大力倡导“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道德风尚, 形成自愿捐献器官的风气。管理部门应坚持不懈地宣传器官移植、遗体捐献的意义, 向社会公开其工作性质及工作程序, 热忱为自愿捐献者服务。另外, 可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 如发放自愿捐献卡片, 在驾驶执照或身份证、工作证上增加一项“是否愿意死后捐献器官”;当某病人需作器官移植的时候, 必须将自己死后器官捐献给他人作为条件;在还存在反对“脑死亡”的现实条件下, 先承认两种死亡定义, 由病人或其家属来选择;在鉴定“脑死亡”标准有困难的地方, 先在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实施等。

2.4 我国器官捐献的分配现状

人体器官是一种稀有的卫生资源, 是不可能按需分配的。这就给医生在进行器官分配时面临伦理难题, 即可供移植的器官和技术总是有限的, 那么谁应先接受移植手术, 这是如何选择病人的问题。

由于愿意捐献器官者数量有限, 加上立法对捐献条件的严格限制, 许多国家人体器官移植都面临捐献器官严重不足的困境。例如, 目前日本共有约1.2万名患者需要器官移植, 而实际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200列左右。来自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血液与移植管理处的数据显示, 2007年英国大约有1000人因为等不到所需的器官而死亡。

在捐献器官数量与等待器官移植患者数相差较为悬殊的情况下, 如何分配优先的捐献器官成为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建设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 可以借鉴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在美国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全美器官捐献与移植信息采集、管理及器官配型, 即我们在上文提及的器官获取与移植网络 (OPTN) 。我国也可以成立类似的专门机构, 将我国所有的器官捐献信息整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强大的网络群。为公正地选择接受捐献器官的患者, 针对不同器官制定了可操作性强的选择标准。以确定接受捐献肝脏的患者为例, 由于肝脏从捐献者体内摘取到移植后重新恢复血流不能超过12个小时, 所以, 首先要划定一个在相应的时间内能切实把患者和移植器官都运送到位的区域范围;然后对处于这个区域范围内希望接受移植手术的患者进行优先顺序排位, 主要考虑紧急程度和血型, 并对两者进行打分, 总分值越高的患者越优先安排手术。

通过上述类似做法, 我国可以真正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对申请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进行排序, 确保将人体器官捐献体系中已登记的捐献器官首先分配给最急需的患者。事实上, 公平分配捐献器官以及健全有法律保障的捐献体系, 已逐渐成为文明进步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体现。

3 结论

综上所述, 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的建立还处在起步阶段, 由此导致很多想要捐献器官的人, 无门可捐。很多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 因为不能得到及时的器官捐献而耽误治疗, 而失去痊愈的机会甚至死亡。因此器官捐献体系的建设亟待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首先, 应该借鉴美国的宣传教育鼓励器官捐献机制, 来解决我国器官捐献的供需问题。其次, 应该综合考察各国的立法和我国的地方立法经验, 来解决我国的立法困境。再次, 结合上述国际经验来解决我国器官捐献的伦理问题。最后, 可以借鉴美国在器官捐献方面的经验来解决我国器官捐献领域的难题。

通过多种途径大力宣传器官捐献的科学知识、重要意义和相关政策, 使人们认识到自愿捐献器官可以挽救他人的生命, 是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的体现, 是崇尚科学、移风易俗的文明行为, 在全社会逐步形成倡导人体器官捐献风气, 把自愿捐献器官视为值得尊敬、值得表扬的行为。最终形成一种良性的器官捐献的社会价值观。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四个国家的器官捐献的机制及法律规范。然后在此基础上比较当前我国器官捐献面临的供需问题、法律问题、伦理问题和分配问题, 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器官捐献,供需问题,法律问题,伦理问题,分配问题

参考文献

[1]黄焱.器官移植的社会问题研究[M].沈阳:沈阳出版社, 2005.

器官捐献倡议书篇5

在现实社会中，倡议书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倡议书一般由标题、称呼、正文、结尾、落款五部分组成。怎么写倡议书才能避免踩雷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器官捐献倡议书，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器官捐献倡议书1

你知道遗体(器官)捐献吗?想知道遗体(器官)捐献是咋回事吗?

遗体(器官)捐献是一项自愿的、无偿的社会公益事业，其宗旨是为了我国的医学教育和科研事业服务，也为一些器官丧失功能者提供置换的可能，使他们恢复健康、延续生命。捐献的遗体(器官)将全部用于医学教学和科研的解剖使用、病理解剖研究、器官移植。与义务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一样，捐献遗体(器官)、捐献眼角膜都是造福人类、有利于子孙后代的善举，是人类进步、社会文明的体现，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并正在积极地参与其中。1997年2月19日，世界伟人邓小平身后捐献眼角膜，感动了华夏儿女，起到了良好的垂范作用!

遗体(器官)捐献，无论是对于医学教育、疾病研究、救死扶伤，还是对于移风易俗、殡葬改革、节约土地和资源，都有着现实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体现了捐献者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唯物主义生死观和人道、奉献、博爱的精神境界;这对于促进精神文明和社会进步更有着深远而积极地意义。在发达地区和国家，一旦有人突发脑死亡，其没有损伤的器官，如：眼角膜、肝、肾等，很快就会被移植到在医院等待救治的患者体内;其遗体将被捐献给医学教学、科研使用，为培养优秀的白衣天使而提供标本。有时，一位捐献者的`器官能同时挽救七、八位患者的生命和健康!这对亡者来说，实际上是把已经终结了的生命在多位患者身上得到了延续。然而来自卫生部门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150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而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1万余例，远远不能满足临床治疗的需要。

自古以来，当人们按照自然规律走到人生终点时，后人便用各种形式来殡葬遗体。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都流传着不同的殡葬方式，诸如土葬、海葬、火葬、花葬、树葬等，时代发展到今天，由火葬发展到为医学“献身“，实行文明‘医葬”，这无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创举，是时代发展的又一伟大标志!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医学水平的提高，人的平均寿命不断地提高，但生老病死是人类发展的自然规律。我们应该相信科学、尊重科学、支持科学!认真地过好每一天，珍惜生命，更应该厚养薄葬!如果我们在厚葬时仍然大搞封建迷信活动等陈规陋习与社会不断发展、城市文明的建设不相符合。捐献遗体(器官)更有利于防止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社会风气的毒害!

在此我们呼吁，一切相信科学和富有爱心的人，都能够摒弃传统落后的观念，正确的对待疾病和死亡，能够在离开人世以后，把自己最后的、有价值的东西回报给社会、回报给医学事业、回报给全人类，做出自己最后的贡献!这对促进自身与人类健康的进步，提高医学生培养与教育水平，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也衷心的期盼遗体(器官)捐献者的亲属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们亲人的高尚行为，为社会的进步、为人类的健康出一把力，感谢你们的理解、支持和宣传。

愿“志愿捐躯”的文明新风吹遍大江南北!

愿盛开的文明“医葬”奉献之花香溢万户千家!

生命因短暂而珍贵，生命因奉献而美丽。最初的晨曦和最后的晚霞同样光照人间!

器官捐献倡议书2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科学性很强的行业，她与人们的健康、幸福、生命息息相关。医学教育是培养合格健康卫士的摇篮，熟知、研究人体结构是每一位医学生必须掌握的基础，连人体结构都不搞懂得医生给您诊疗您能心安吗?

我国是有13亿人口的大国，每年生老病死循环不息，仅因车祸而失去生命的每年就在10万人以上，我国的人体解剖教学资源不可谓不丰富，但实际情况呢?

据山东省红十字会统计,截止到20xx年12月31日,山东省共有3348人报名遗体捐献,但其中仅有381人实现了遗体捐献，遗体资源非常缺乏,远远无法满足教学需求。

理想的教学效果是每4名学生解剖一具遗体，但由于解剖教学遗体严重不足，有的学校20名甚至40名学生才能分到一具解剖遗体，有的学校因遗体严重不足，甚至已取消遗体解剖内容，仅让学生看看已经解剖好的标本、录像及图片，读书5年无缘解剖一具遗体。

而在美国,一个医学专业的学生可以配备四五具遗体进行实践!而我们却无奈的，眼睁睁的看着无数宝贵的遗体、器官资源化为灰烬，随风而去!

您不觉得惋惜?您不觉得该干点什么吗?

为了你，为了他(她)，为了子孙，更为了我们自己，行动起来吧!勇敢的破除千年以来人死“入土为安”的风俗，打破封建迷信的紧箍咒，树立唯物主义的生死观，移风易俗，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境界，为医学“献身”，实行文明“医葬”，给予他人生的希望!

英国登记捐献器官者反悔多篇6

去年12月，英国7岁男孩佛朗塞·巴特斯和他的父亲斯图亚特遭遇车祸，因伤势过重而不治身亡。不过，由于他妈妈安娜的一个决定，巴特斯的生命现在在其他人身上得以延续：他的器官被移植到至少4个人的身上，挽救了他们的生命。此外，巴特斯还帮助另外两人获得光明，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这是英国社会最近传出的一件“正能量”新闻。不过，有业内人士指出，英国近年来出现了登记捐献器官者反悔增多的现象。

登记捐献器官后出尔反尔

在英国，负责器官捐献的机构是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下面的血液和移植中心。根据该中心的记载，英国最小的器官捐献者是泰迪·豪斯顿。他2015年来到这个世界仅100分钟，就不幸离世，他的父母把他的器官捐献了出去，他因此成为2015年“感动英国的榜样”。安娜说，她开始时并不知道如何捐献器官，在向豪斯顿的父母进行咨询后才知道许多患者正在绝望地等待有人来捐献器官，才毅然做出了捐献器官的决定。

然而，并不是所有英国人在家人遭遇不测时，会把他们的有用器官捐献出去。一项调查显示，90%的英国人对器官捐献持赞成态度，但只有其中34%的人表示愿意在离世后捐献器官。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血液和移植中心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说，自2010年以来，尽管有不少人签订了身后捐献器官的协议，但至少有574个家庭在亲人离世后，不愿捐献他们的器官。而对安娜来说，她此前曾和丈夫和儿子讨论过捐献器官的事情，清楚知道他们两人的意愿，而她不过是执行他们的遗愿而已。最近，她建立了一个名叫“相信”的基金会，帮助人们与家里人就器官捐献事情进行沟通。她指出，尽管他丈夫生前已签署了捐献器官协议，但她仍可以各种借口不执行该协议。这是许多英国人目前在捐献器官过程中普遍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根据英国国家医疗体系血液和移植中心的测算，574个家庭的反悔导致大约1200人得不到移植的器官，而在英国全国，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多达6500多人。该中心担心，如果反悔的英国人越来越多，那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数量也会随之增加。为了刹住人们的反悔势头，该中心目前正在与签署捐献器官协议的家庭进行沟通，争取他们理解等待移植患者的痛苦，从而在亲人离世后履行协议。万一他们拒绝捐献器官，也要和该中心的一个专家进行沟通，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

中心主任助理安东尼·克拉克森说，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如果离世者签署了捐献器官协议，那他们的家人在他们离世后就应该履行协议，否则就是违法，中心可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尽管如此，中心还是希望通过与离世者家属的沟通，争取一个最好的结果。他说，“无论是从法律层面还是从技术层面来说，我们都可摘取签署捐献器官协议人员的器官。但是，我们不能强行这么做，而是应该征得他们家人的同意。对某些家庭来说，的确存在反悔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尊重他们的决定。”

多管齐下力促履行捐献协议

在苏格兰，离世者的家属如果不执行捐献器官的协议，那得填写一张表格，解释他们不执行的理由，如离世者后来改变了捐献意愿的证据。克拉克森说，该中心正在考虑是否把这种说法推广到英国其他地方，以推动家属认真执行离世者捐献器官的协议。

英国国家医疗体系血液和移植中心认为，签署捐献器官的人应把他们的意愿告诉家人，以便他们万一离世后，由家人执行他们的协议。此外，有关方面应帮助离世者家属减少在捐献器官上的感情障碍，使他们在捐献离世者器官方面做出理智的决定。克拉克森说，“执行协议是离世者的愿望，家属有责任联系器官捐献专家，帮助离世者实现愿望。我们不希望他们做出一个日后会让他们后悔的决定。”

对于得了囊性纤维化疾病的患者沙龙·本娜来说，移植离世者的肺是治疗她这种遗传性呼吸系统疾病的有效手段。为此，她在英国国家医疗体系血液和移植中心进行了登记。幸运的是，经过5个半月的等待，2013年8月的一天，32岁的本娜就接到了一个挽救她的电话：有人去世，愿意捐献肺，且与她配型成功。她在欣喜之余，还有点担心：肺移植是否会如期举行？她说，“有人告诉我，一般要等到4、5、6个，甚至7个电话后，才会真正获得肺。而像我这样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接到电话，是非常罕见的。”

出乎意料的是，本娜的肺移植手术按期进行。她说，“只有在那时，我才意识到什么是健康，我以前又是多么不健康。如果不移植肺的话，我说不定哪天就会死去。因此，我真得非常感谢捐献给我肺的那个人，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捐献器官

在本娜看来，器官移植会对接受者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如果答应捐献的人，或其家人后来反悔了，会对接受者及其家庭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这方面，英国西南部的威尔士2015年12月出台了一个新的规定：只要一个人签署了捐献器官协议，那就假定在他离世后，他的家人不会对此持反对态度，而应该帮助实现其遗愿。威尔士副总医师克里斯·琼斯说，当地花了两年时间的大规模宣传，才使民众了解和接受这个规定。他说，“我们要让离世者的家庭明白，他们有责任履行离世者捐献器官的愿望。同时，考虑到绝大多数人都赞成器官移植，我们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签署捐赠器官的协议，并最终兑现。尽管目前具体的人数还不好统计出来，但一个可喜的迹象是人数在增加。”

在器官捐献过程中，专业护士的作用非常重要。她负责与离世者家庭进行沟通，让他们了解整个流程，并向他们提供心理辅导，消除他们可能存在的疑虑。在英国，这样的专业护士只有250人，施布·查克拉就是其中的一位。他透露，英国平均每天至少有3人因缺乏捐献的器官而去世。如此计算，由于器官捐献不足，英国每年有1000多人死亡。

查克拉说，器官捐献是个“很伤感情、很讲技巧”的事情。他说，“你想啊，亲人即将或者刚刚去世，他的家属都沉静在一片悲痛之中。此时，你上前要求他们捐献器官，无疑会激怒家属。因此，你说话要讲究方式和方法。我们的办法是，与医院、诊所，尤其是社区保持联系，提高他们捐献器官的意识，当有人去世时，及时提醒他们的家人捐献器官，变被动为主动。”

英国国家医疗体系的一项研究显示，即使在捐献机构进行了登记，但只有大约一半的英国人与他们的家庭成员讨论过捐献器官的事情，这使许多家人不知道他们的捐献意愿，也就无法履行捐献义务。因此，查克拉建议，捐献器官的话题应该成为人们家里谈论的话题之一，而不是禁忌。“这样，家人就知道你的愿望。在你离世后捐献你的器官。”

人体器官捐献之合理补偿机制研究篇7

关键词：器官捐献；器官移植；补偿模式；立法建议

目前器官的供不应求是我国器官移植发展面临的最为核心的问题。在此种环境背景下，与器官捐献、器官移植相关的诸多方面的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因此，我国迫切需要结合实际国情，建立相应的器官捐献补偿机制以提升器官捐献者的积极性，从而有效地增加可移植器官的数量，从根本上缓解器官短缺的情况。

一、人体器官捐献行为的内涵及其意义

人体器官移植是指将器官供体的器官通过手术方法移植到受体体内以代替受体原本已经发生病变的相应器官的一种治疗技术。实务中将人体器官移植前提的人体器官捐献主要分为遗体器官捐献和活体器官捐献两种。

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使得众多命悬一线的人重获新生，通过人体器官的捐献行为，器官的供体更好的实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器官的受体也重新获得生的可能。供体捐献的器官积极地推动了相应的医疗事业的发展，也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器官黑市交易以及因为器官不足滋生的其他违法且对人体有极大伤害的行为。

二、人体器官及器官捐献补偿行为的性质分析

（一）人体器官的法律性质

我国对人体器官属性的认定理论主要有“人格权说”和“物的范畴说”两种。其中“人格权说”认为，人体具有不同于民法中的物的特殊属性，其是人格的载体。“物的范畴说”认为，与自然人的人身相分离的人体器官可以视为物，但是这种物是最高物格的特殊物。①

笔者认为“物的范畴说”与器官移植理论的发展更为一致，人体器官一旦从人身脱离也就脱离了其人格的物质载体，有了物的属性。但这种物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民法理论中的物，其与人的本身密切相关，且具有生命力和生理活性，能够在医疗事业中进行捐献移植，并且能够使器官捐献者因其捐献器官的行为获得相应的物质奖励、精神奖励等补偿。

（二）器官捐献补偿行为的法律性质分析

器官捐献的合理补偿是指在供体捐献自己的器官之后，受体或者相关机构甚至国家给予供体及其家属一定的物质奖励、精神嘉奖和制度倾斜等。

器官捐献合理补偿与器官赠与、器官买卖有着如下的本质区别：

1、合理补偿与器官赠与的本质区别

器官赠与是纯粹的利他行为②。实践证明，纯粹无私、利他的无偿捐献模式更多的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基于供移植器官供求严重不平衡、黑市交易和地下市场的器官买卖现象日益猖獗的现状，我们必须对无偿的器官捐献模式重新进行审视，以提出更优质的器官捐献模式。我们在反对器官买卖的基础上，强调对器官供体进行合理补偿。而这种补偿虽类似于“有偿”，但绝对不是买卖行为，绝对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

2、合理补偿与器官买卖的本质区别

器官买卖是指器官供体和受体将供体的器官作为买卖交易的标的物，由受体支付一定的价款从而获得供体器官所有权的行为。在器官买卖的过程中，器官作为商品进行等价交换，而合理补偿并非针对器官本身而是基于对捐赠人道义上的感谢，就捐赠人而言，他并不具有获利的动机。器官买卖直接反映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③而合理补偿则充满了人情味。目前世界各国在买卖器官不合法的问题上达到共识，但是对于器官捐献的合理补偿大多数国家都认为是合情合理的。

三、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合理补偿机制的构建

（一）从法律上确立补偿模式

当我们开始着手构建人体器官补偿机制时，第一步应当做的是修改现有法律为其提供立法依据。众所周知，与器官移植有关的较为正式的法律——《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颁布施行于2007年，距今为止已经有九年之久，其中的部分内容相对于现在的社会现实、医疗水平等已经有明显的滞后性。故慎重修订该法，并在该法中明确人体器官捐献合理补偿机制已经成为最现实也最迫切的需要。

（二）确立明确的补偿标准

我国应当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统一的补偿标准来规范相关的补偿行为。具体而言，我国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相应职权部门，由该部门设立执行一个客观公正的人体器官移植补偿标准。这样的补偿标准，可以为专门机关对器官捐献者的合理补偿制定行动指南，可以避免同样的器官捐献者遭受不一样的补偿待遇。

（三）明确合理的补偿主体

笔者认为分配合理的补偿责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器官获取阶段、开展手术阶段的费用以器官受体独立承担为主，在较为特殊的情形以及受体无力、无法独立承担情况下，可启动社会援助、保障机制。第二，在术后恢复阶段，所要花费的相关费用可以主要由国家来承担，另外可以由器官受体起到辅助承担作用。国家在活体供体进行器官捐献时，应当为其投设相应的保险，并将其纳入社会保险范围。在尸体捐献器官之后，应当由专门的机构为其补偿相应的丧葬费、抢救期间的手术费等，以对高尚的器官捐献者进行精神嘉奖。第三，我国还可以仿照新加坡，在当前的红十字会中设立应当分配给器官供体的专项基金，由中立的红十字会在对器官捐献过程中其他需要的情况下对供受双方进行一定数额的人道主義补偿。

（四）完善补偿制度的其他措施

除了上述主要以经济补偿为主的补偿措施外，我国还可以做出相关规定给予器官捐献者以一定的社会奖励。如我国可以赋予器官捐献者以优先权，当器官供体捐献其器官之后，如有一天供体或其亲属需要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则其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权。

综上，对于我国人体器官合理补偿制度具体应当如何构建还有待深入研讨。笔者认为补偿的方式应当结合实际确定，除金钱和物质利益的给付之外，还可以从荣誉性嘉奖、社会待遇优先制度给予补偿和激励。补偿的范围和标准应当由相关的法律明文规定，补偿的执行机关也应当由独立于供求双方以及具体手术操作单位之外中立的第三方组织承担。我国器官捐献移植之路还很漫长，在此过程中还有很多诸如医学、法学等不同领域的相关理论不断完善，但不管怎样，都应相信器官移植的前途终究会无限光明！

注释：

①杨立新、曹艳春.脱离人体的器官或组织的法律属性及其支配规则[J].中国法学，2006，（1）：37.

②晏庆琴.我国器官捐献民法学研究[D].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③王多.人体器官商业化利用的法律限制[D].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参考文献：

[1]杨立新、曹艳春.脱离人体的器官或组织的法律属性及其支配规则[J].中国法学，2006，（1）：37.

[2]晏庆琴.我国器官捐献民法学研究[D].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3]王多.人体器官商业化利用的法律限制[D].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作者简介：

【中国器官捐献调查】推荐阅读：

器官捐献协议07-10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