靶器官损伤（精选8篇）
靶器官损伤 篇1
脂毒性是指血中的三酰甘油在脂蛋白脂酶的作用下水解成游离脂肪酸 (FFA) , 后者进入细胞内进行氧化代谢供应能量或储存在脂肪内。当体内FFA水平增高后, 超过脂肪组织的储存能力和各组织对FFA的氧化能力时, 过多的FFA即激活非氧化通路以三酰甘油的形式在非脂肪组织过度沉积, 即非脂肪组织的异位沉积, 从而造成该组织的损伤, 如心脏、胰腺、肝脏、血管等[1]。
脂毒性的发生主要与高水平的FFA相关。高水平的FFA短期内可以刺激胰岛素分泌, 长期则再脂化异位沉积于非脂肪器官, 致使周围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 肝脏糖异生增加, 肌糖原生成降低, 并使胰岛B细胞功能受损, 最终导致胰岛素分泌障碍和胰岛素抵抗, 从而对非脂肪组织产生损伤。本文就脂质及其毒性对胰腺细胞信号转导系统的影响研究新进展作一综述。
1 转录因子途径
FFA主要通过环磷酸腺苷 (c AMP) 反应元件调控因子阻遏物 (CREM-17X及ICER-1) 和甾醇调节因子结合蛋白-1c (SREBP-1c) 来影响胰腺B细胞功能。CREM是转录因子ATF/CREB家族中的一员, 它控制着神经内分泌细胞多基因表达, 也是治疗肥胖症、降低动物体脂沉积的关键。固醇调控元件结合蛋白 (sterol regulatory element binding proteins, SREBPs) 是膜结合转录因子, 属于转录调控因子b HLH (helix-loop-helix) 家族。大量研究已证实:SREBPs是调控胆固醇、脂肪酸和三酰甘油及脂肪细胞分化过程的关键转录调控因子。在人和动物中, 存在3种形式的SREBP同分异构体, 即SREBP-1a, SREBP-1c和SREBP-2。SREBP存在于内质网, 主要功能是介导脂肪酸的合成, 并可通过影响碳水化合物代谢、脂质生物合成、细胞生长及凋亡多个靶基因改变而导致胰岛B细胞功能障碍[2]。SREBPs的组成结构包括480个氨基酸组成的N端、590个氨基酸组成的C端和中间的80个氨基酸的发夹结构, 后者被亲水环状结构分割。其中, N端的功能是启动转录, C端则负责转录的调控。SREBP的调控主要发生在3个水平:SREBP前体蛋白裂解过程、转录及SREB的翻译后调控。SREBP-1a和SREBP-2的调控主要发生在前体裂解阶段, SREBP-1c的调控主要发生在转录水平。
SREBP对脂质合成的调控与SREBP裂解激活蛋白 (SCAP) 和胰岛素诱导基因产物 (insulin-induced gene, Insig) 有关。当细胞内脂质水平下降时, SREBP与SCAP结合, 转入高尔基体, 在1位蛋白酶作用下清除SREBP的C端, 保留N端在细胞膜, 剩余部分返回内质网被2位蛋白酶清除。当细胞内脂质过量时, SCAP/SREBP复合体不能形成, 则SREBP介导的转录不能进行。另一方面, Insig可以与SCAP的转感结构域 (SSD) 结合, 当脂质浓度升高, Insig与SCAP结合而阻断SCAP-SREBP复合体的形成, 从而使脂质合成减少[3];相反, 当脂质浓度降低则这种结合降低, 而使SREBP有效地从内质网运输到高尔基体实现活化, 从而促进脂质的合成[4]。
SREBP-1c是胰腺重要的转录调控因子, 直接激活脂肪酸、三酰甘油合成和代谢的30多个基因, 同时SREBP-1c也是合成这些分子所必需的NADPH的协同因子。因此, SREBP-1c被称为“脂毒性的门卫”, 能调控脂肪酸和三酰甘油合成的多种基因, 如脂肪酸合成酶 (FAS) 。胰岛素能上调SREBP-1c的mRNA表达和脂肪酸合成基因的表达, 同时反应产物丙二酰Co A能抑制CPT1和线粒体FA氧化[5]。SREBP-1c对三酰甘油和脂肪酸的调节具有靶向性, 通过基因工程小鼠模型建立可以发现, SREBP-1c缺乏的脂肪组织不能有效储存三酰甘油, 从而使脂肪酸增加并储存在周围组织, 最终导致显性脂毒性和代谢综合征。不过, SREBP-1c是促进还是抑制生脂基因的表达, 目前还存有争议。有研究发现, 过度表达的SREBP-1c引起胰腺细胞内脂滴大量沉积, 并使葡萄糖刺激的胰岛B细胞胰岛素分泌 (GSIS) 受损[6], 而这一表现可能是通过FFA引发的内质网受损和内质网应激产生的[7]。
2 过氧化物酶增殖物活化受体 (PPARs) 系统
研究显示, PPARs作为一重要的细胞调节因子, 是脂肪酸代谢转录途径的主要决定因子[8,9]。PPARs属于配体介导的激素核内受体家族, 由PPARα、δ (β) 、γ组成。α受体主要分布在肝脏、心脏、肾脏和褐色脂肪组织, 与脂代谢有关;δ受体在各种组织均有丰富的表达, 可能与细胞的基础脂质代谢有关, 也可能协助PPARα、PPARγ的作用;γ受体主要在脂肪组织和大肠中表达, 具有多种生物效应, 在脂肪细胞分化、糖脂代谢、炎性反应中起重要作用。PPARs由保守的结构区组成功能结构区, 与其配体形成复合物后, PPARs在DNA结合区发生变构, 通过与视黄酸类受体α (RXRα) 形成异二聚体, 再和目的基因启动子上游的过氧化物酶增殖物反应元件 (PPRE) 结合而对靶基因进行调控。
PPAR由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花生酸类脂质和不同种的合成配基激活[10]。PPARα可以调控肝脏编码过氧化物酶体、线粒体和微粒体细胞色素P450中某些脂肪酸代谢酶的基因转录;PPARα还能诱导乙酰辅酶A合成酶, 促进肝脏提取脂肪酸并转化为乙酰辅酶A, 提高脂肪酸经β氧化途径的代谢分解率[11]。当脂肪酸摄入增加和β氧化增加时, PPARα通过增加肝脏脂蛋白脂酶的表达而降低Apo C-Ⅲ的产生, 逐渐降低三酰甘油的水平, 同时促进高密度脂肪酸 (HDL) 的主要载脂蛋白Apo A-Ⅰ和Apo A-Ⅱ在肝脏的表达, 以升高血浆HDL的水平。而PPARγ在脂肪酸增高时, 往往通过加强脂肪酸转运蛋白和酰基Co A合成而促进脂肪细胞摄取脂肪酸, 并增加脂肪细胞中脂质的存储, 刺激脂肪组织中参与脂肪酸代谢的多种基因的表达而降低血脂水平。而PPARγ的激活可以增加新分化的小脂肪细胞而减少肥大的脂肪细胞, 这样可增加细胞膜上胰岛素受体的数量, 同时促进脂蛋白脂酶、脂肪酸结合蛋白、脂肪酸合成酶表达增加, 从而减少FFA, 增加胰岛素敏感性[12]。
此外, PPAR对于脂肪细胞的信号传导作用还表现在对其分泌的多种激素和细胞因子的调节功能。肿瘤坏死因子 (TNF-α) 能抑制前脂肪细胞的分化以及胰岛素刺激的葡萄糖转运, 加速脂肪细胞脂肪分解, 增加血FFA水平。当脂肪酸摄入增加时, PPAR激活后减缓脂解速度, 从而降低FFA[13]。这种抗脂肪分解的作用可能由TNF-α水平及活性改变而介导。肥胖常伴有胰岛素抵抗和慢性炎症反应, 而慢性炎症反应是导致胰岛素抵抗的关键原因[14,15]。TNF-α是主要的致炎因子, TNF-α刺激可以引起PPARγ下降, 另外已证实PPARγ配体具有抗炎效应, 激活PPARγ可减轻炎症反应, 炎症因子表达减少[16]。体外实验证明, 噻唑烷二酮 (TZD) 类药物可以降低TNF-α基因表达, 抑制TNF-α刺激的脂肪分解[17]。PPAR激活可能阻断了TNF-α在信号传导途径中对胰岛素受体及胰岛素受体底物磷酸化的抑制作用。研究显示, 用脂肪酸或TNF-α处理内皮细胞, 可见细胞内氧化应激增强, IL-8增多, 细胞核因子κB (NF-κB) 活性增强和细胞黏附分子-1含量增加[18];若同时使用脂肪酸和TNF-α处理, 则细胞内氧化应激进一步增强, 推测TNF-α在脂肪酸对内皮细胞的凋亡中起作用。另外, 大量试验已证明, TZD类药物通过激活PPAR可以降低leptin mRNA及蛋白水平, 提示PPAR在高脂状态下亦可能通过调控脂质水平表达来降低FFA[19]。
3 Toll受体途径
Toll受体 (Toll-like receptors, TLRs) 是免疫细胞表面识别病原相关分子模式的一个模式识别受体家族, 最新研究显示其在自身免疫疾病和慢性炎症的相互作用方面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TLRs是近年来发现的跨膜信号传递受体蛋白。迄今为止, 在哺乳动物体内已经发现12个TLRs家族的成员, 分别命名为TLR1~12。Toll属Ⅰ型跨膜蛋白, 其家族成员的结构非常相似, 由胞外区、跨膜区和胞内区3部分组成。胞外区富含亮氨酸重复基序 (leucine-rich repeats, LRR) , 有利于对病原体或其产物的识别;胞内区与IL-1受体的胞内区相似, 因而被称为Toll IL-1受体同源区 (toll IL-1 receptor homologous region, TIR) , 在信号转导中具有重要作用[20]。有研究显示TLR4、TLR1、TLR2和TLR5在巨噬细胞和内皮细胞高表达, 从而在高脂血症引起的动脉粥样硬化中发挥作用。其中, TLR4在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 作用下在巨噬细胞表达上调。TLR4受饱和脂肪酸激活, 细胞内炎症通路均被上调, 如JNK、KKB/LKBα/NF-κB, 进而诱导胰岛素抵抗[21,22], 因而TLR4是炎症与脂质代谢信号通路的交叉点。胰腺B细胞可对脂肪酸反应, 主要经由TLR4/My D88信号通路并产生一系列趋化因子, 最终引起CD11b+Ly-6C+M1型促炎单核巨噬细胞向胰岛聚集, 引起炎症反应进而损伤B细胞[23,24,25]。
4 蛋白激酶C (PKC) 信号转导通路
PKC信号转导通路是FFA作用的经典途径, 目前已发现12种PKC同工酶, 并根据作用机制分为3类:传统型, Ca2+和二脂酰甘油 (diacylglycerol, DAG) 依赖;非传统型, 仅依赖DAG;非典型型, 非Ca2+和非DAG依赖。FFA通过PKC途径能介导下列反应: (1) 促进升高的Ca2+和DAG进一步刺激胰岛素的释放; (2) 激活腺苷酸环化酶, 继而提高胞内c AMP浓度, 升高的c AMP和PKA反馈抑制磷脂酰肌醇和PKC通路[26,27]。
血浆FFA提高导致细胞脂酰辅酶A和DAG的增多, 二者是PKC强有力的激活剂, PKC能使胰岛素受体和胰岛素受体底物-1 (insulin receptor substrate, IRS-1) 的丝氨酸和苏氨酸残基磷酸化, 而IRS-1的酪氨酸磷酸化受抑, 从而使胰腺组织中磷脂酰肌醇3激酶 (phosphatidylinositol 3 kinase, PI3K) 的活性降低, 导致葡萄糖转运载体-4 (glucose transporter-4, Glut-4) 向细胞表面转位减少, 胰岛素介导的葡萄糖摄取减少;同时抑制糖原合成酶活性, 使糖原储备能力下降[28,29]。
另外, FFA引起的氧化应激也可激活PKC, 有证据表明FFA引起的氧化应激对PKC的作用可能由NF-κB抑制物激酶 (IKK) 介导。IKK是NF-κB抑制物 (IκB) 激酶, 而NF-κB是炎症启动、调节的关键核因子。NF-κB与抑制物IκB结合, 以无活性的形式存在于细胞浆内。经氧化应激激活后, IKK使IκB磷酸化并与NF-κB解离。解除抑制的活性NF-κB进入细胞核内, 调节一系列炎症因子及相关物质的基因转录和蛋白合成, 即IKK是激活NF-κB调节炎症的重要因素。IKK又是胰岛素受体和IRS-1丝氨酸磷酸化激酶, 可使IRS307位的丝氨酸磷酸化, 导致正常的酪氨酸磷酸化受抑制, 减弱胰岛素受体与IRS的结合、妨碍胰岛素信号向PI3K传递[30]。
5 脂毒性靶向治疗
随着对脂质毒性对信号传导途径影响机制的深入认识, 通过信号传导途径靶向治疗也日益成为热点, 主要集中于以下2方面。
5.1 PPAR途径的调节
包括PPARγ激动剂、维甲酸受体 (RXR) 激动剂、β3肾上腺素能受体激动剂、PPARα/γ双重激动剂等。TZDs是一类直接针对胰岛素抵抗的药物, Rosiglitazone和Pioglitazone已用于临床, 其作用机制是通过结合和活化PPARγ, 促进脂肪细胞的分化, 减少FFA、TNF-α和resistin的生成。PPARγ在脂肪组织中与RXR组成杂合二聚体, 所以RXR激动剂也可激活PPARγ而发挥作用。RXR激动剂LG100268在动物实验中已经显示了良好的降低食欲和体质量的作用, 有望用于肥胖相关的胰岛素抵抗患者[31]。另外, 目前研制出的几种化合物均具有PPARα/γ的共激活作用, 如Wy-1464、Ragaglitazar、KBP297等。
5.2 PKC抑制剂
PKC抑制剂有多种。Inoguchi等[32]研究发现FFA水平升高时, PKC依赖的NADPH氧化酶激活, 增加反应性氧化产物 (ROS) 的产生, 从而可加速胰岛素抵抗综合征患者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选择性PKC抑制剂GF109203X可抑制ROS的产生。维生素E可激活DAG激酶使DAG转化为磷脂酸, 从而降低DAG浓度, 减少PKC的活化。但是维生素E对已激活的PKC没有影响。选择性PKCβ抑制剂LY333531可阻断PKCβ, 目前主要用于糖尿病患者视网膜血流动力学异常的改善。
综上所述, 脂毒性可通过多种转导机制对不同靶器官造成损伤, 其各种机制之间的联系还需进一步的研究。明确脂毒性的转导机制对理解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和保护靶器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对脂毒性信号通路的深入研究, 选择靶向治疗各种脂毒性相关性疾病, 可有效地减轻不良反应和提高疗效, 或许可以作为一种新的治疗思路。
靶器官损伤 篇2
【摘要】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多发性心血管疾病，其导致的心、脑、肾等靶器官损害成为人类致死、致残的重要病因之一。近年来现代医学逐步规范高血压诊断治疗，也为中医药防治高血压提供了研究方法。随着降压中草药研究的长足进展，中医药在预防高血压发生、改善症状、保护心脑肾等重要靶器官方面有独特的优势。
【关键词】高血压；靶器官保护；中医药；应用研究
【中图分类号】R5441【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6）10-0044-02
高血压呈现的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及医疗费用逐年递增等重大危害，己成为全球范围必须应对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在高血压持续过程中，常易引起心、脑、肾等靶器官损害，并出现心肌梗死、主动脉夹层、脑出血、脑梗死及肾功能衰竭等临床症状和严重并发症。因此，治疗高血压的目的不仅在于控制血压，更应着眼于降低靶器官并发症和病死率。虽然西药降压效果明显，但中医药治疗强调个体化原则，遵循辨证论治，具有安全有效的特点，在预防高血压发生、改善症状、保护心脑肾等重要靶器官方面有独特的优势。笔者就中医药在高血压靶器官保护中的应用研究作简要概述。
1降压中草药的研究
近20年来，成方和单味中药在治疗高血压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平肝降压汤 、天麻钩藤饮、龙胆泻肝汤、镇肝熄风汤、二仙汤 、半夏白术天麻汤、黄连温胆汤、补阳还五汤等[1-8]成方在临床上被广泛应用并且均取得了较好的疗效；这些方剂的选择基本体现了平肝﹑清火﹑益肾、健脾﹑化痰、理气、活血的高血压中医治法。与此同时，一些医家的自拟汤剂对于高血压的治疗也有比较好的疗效，如平肝潜阳方可明显降低早、中期原发性高血压肝阳上亢证的血压值；对于痰瘀互结者，可选用化痰祛浊降脂方；肾气亏虚者可用补益肾气、平衡阴阳的康衡降压汤等[10-12]。
在单味中药研究方面，钩藤、葛根、杜仲、天麻、牛膝等可通过抑制腺苷活性和钙离子内流、调节一氧化氮（NO）和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舒张血管和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发挥降压作用[13-16]。这些研究为中医药治疗高血压提供了一定的药理参考。
2中医药对高血压靶器官损害的保护作用
长期高血压会影响到心、脑、肾等靶器官，甚至可致脏器衰竭。因此，高血压的治疗目的不仅在于控制血压，更重要的是预防和逆转靶器官的不良重塑。中医药发挥其整体优势，综合辨证，多靶点、多环节调理，对防治靶器官损伤有独到之处。
21心脏保护作用 长期血压升高可致周围动脉阻力增加，左心室负荷加重，逐渐发生代偿性左心室肥厚、扩张，进一步可致心脏不堪重负而发生心力衰竭。因此，降压的同时，也应注意预防和逆转左心室肥厚的发生和发展。但目前对于高血压左室肥厚的中医认识还存在病因病机规律不明，方药证治规律不规范的问题。多数学者认为，肝肾阴虚是其发病的基础，阴阳失调是其主要病机，其继发表现为风、火、痰、瘀及气血升降失调，平肝潜阳、活血通络是高血压左室肥厚的基本治法之一[17]。诸多学者通过对益肝肾化瘀浊方、降压通脉饮、活血潜阳方、活血化瘀利水复方、活血祛痰方的临床应用研究发现，这些方剂对于降低血压、逆转左室肥厚均有一定的疗效[18-22]。中成药如菊藤胶囊、益心降压胶囊、心可舒胶囊、滋生青阳片、丹参片等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预防或改善高血压带来的心室重构[23-27]。
22脑保护作用高血压引起脑血管疾病包括出血性和缺血性。出血性脑病的病因病机是在内伤积损的基础上，复因劳逸失度、情志不遂、外邪侵袭等触发，引起脏腑阴阳失调，血随气逆，肝阳暴涨，内风夹痰夹火，横窜经脉，蒙蔽神窍。因此，治法上多以通腑泄热、益气活血、醒脑开窍为主。大承气汤、安宫牛黄丸等方剂对于痰热腑实型和风火上扰型的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疗效显著；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后期多表现为气虚血瘀，故益气醒脑饮、抵当汤等有益于其康复治疗。缺血性脑病的病机多归于风、痰、火、瘀、虚，治法多为祛风化痰、泻火解毒、活血化瘀、补肾益气。养血清脑颗粒通过改善慢性脑供血不足患者的内皮依赖性血管舒张功能，提高临床疗效。补阳还五汤则通过益气活血促进被损伤血管修复，改善机体血液循环，在高血压脑病恢复期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28-33]。清开灵、苦碟子、醒脑静、血塞通、复方丹参、银杏达莫、生脉等中成药注射制剂，高血压脑病不同阶段的中药干预研究证实，中药在改善高血压脑病患者意识、提高语言及肢体运动功能的恢复方面具有确切作用[34-40]。
23肾保护作用高血压肾损害是由于长期血压增高引起肾内小动脉及细小动脉病变，导致肾脏缺血性改变的一组临床综合征。高血压病早期肾损害以肝肾阴虚为主，兼有血瘀，临床多以滋阴益肾，潜阳熄风为主要治疗大法，佐以活血化痰等；晚期脾肾衰败，阴阳俱虚，湿浊瘀血阻于肾络，治当补益脾肾，和络泄浊，兼以活血祛瘀，化痰熄风[41]。选用治疗方剂时，一般不考虑病程长短，多用补肾制剂，如六味地黄丸、金匮肾气丸、杞菊地黄丸、补肾益心片、复方桑寄生钩藤颗粒等，通过增加扩血管物质生成、调节RAAS系统及水钠代谢达到降压、保护肾脏的作用[42-46]。此外，临床自拟补肾降压方如补肾活血方、补肾温阳利水方、补肾熄风化浊汤等，通过改善血尿免疫球蛋白G（IgG）、免疫球蛋白M （IgM ）等来保护肾脏，发挥扩血管、利尿作用。亦可显著降低高血压患者内皮素（ET）、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及ET/CGRP比值，达到降低血压的目的[47-50]。在中药注射液方面，黄芪注射液、肾康注射液等可通过降低尿微量白蛋白、24h尿蛋白量、血尿素氮（BUN）、血肌酐（Scr）、改善肌酐清除率（CCr）等降低肾损害程度，利于肾功能的恢复[51-53]。
综上所述，中医药在控制血压水平、改善临床症状、保护心脑肾等重要靶器官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和广阔的研究前景。然而，其治疗高血压的机制有待深入研究，应在遵循循证医学研究设计的基础上加强大样本的临床试验研究。充分发挥中医辨证治疗多环节、多角度、多层次的特点，开发出行之有效、便于病人携带的方药，力争中医药防治高血压近期有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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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靶器官损害可预测糖尿病 篇3
意大利一项研究表明, 在接受治疗的高血压患者中, 初始左室肥大 (LVH) 和颈动脉粥样硬化 (CA) 为新发糖尿病的显著预测因素, 且独立于初始代谢水平、抗高血压治疗及其他显著协变量。论文于7月23日在线发表于《欧洲心脏杂志》 (Eur Heart J) 。
此项研究共纳入4176例基线未伴糖尿病的高血压患者, 并进行了≥1年的随访 (中位3.57年) 。患者平均年龄为 (58.7±8.9) 岁, 男性占58%。以左室质量指数 (LVMi) ≥51定义LVH, 以内中膜厚度>1.5mm定义CA。
结果显示, 随访期间共有393例 (9.4%) 患者出现糖尿病;在初始伴LVH或CA的患者中糖尿病发生率较高 (P<0.0001) 。Cox回归分析显示, 初始存在LVH或CA与糖尿病高风险具有相关性 (HR=1.30和1.38, P值均为0.03) , 并且独立于所用降压药类型和数量、初始收缩压、体质指数、空腹血糖、糖尿病家族史和β-阻滞剂治疗 (P值均<0.0001) 。临床前心血管疾病标志物之一或二者均出现可使糖尿病发生机率升高63%或64% (P值均<0.002) , 独立于显著的混杂因素。
靶器官损伤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2008年3月至2010年3月于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住院治疗的80例老年高血压患者, 其中男48例, 女32例。年龄60~82岁, 中位数年龄75岁。病程6个月~11年, 平均 (7.8±2.3) 年。所有患者均符合老年高血压诊断标准, 且排除继发性高血压、2型糖尿病、严重贫血及甲状腺机能亢进等疾病。按照24h脉压水平将80例患者分为两组, Ⅰ组38例为24hPP<60mmHg, Ⅱ组42例为24hPP≥60mmHg。两组在年龄、性别及病程等临床资料方面无显著差异 (P>0.05) 。
1.2 方法
1.2.1 24hPP监测
采用无创式动态血压监测仪, 24h动态监测患者血压及心率, 每半小时自动充气测量, 24hPP=24hSBP-24hDBP。
1.2.2 肾功能及尿微量白蛋白检测
采用常规生化法测定尿素氮 (BUN) 和肌酐 (Cr) , 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测定尿微量白蛋白 (ALB) 。
1.2.3 心脏超声检查
测量左室舒张末期内径、室间隔及左心室后壁厚度及左室射血分数。
1.2.4 经颅多普勒检查
检测颈总及颈内外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及内膜-中膜厚度 (IMT) 。
注:与Ⅰ组相比*P<0.01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用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 (%) 表示, 采用χ2检验, 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Ⅱ组左室舒张末期内径、室间隔、左心室后壁厚度及内膜-中膜厚度均显著高于Ⅰ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左室射血分数显著低于Ⅰ组 (P<0.01) 。生化检查提示尿素氮、肌酐以及尿微量白蛋白显著高于Ⅰ组 (P<0.01) 。见表1。
3 讨论
近年来研究发现脉压作为反映动脉弹性的指标, 对于靶器官损害方面较收缩压和舒张压更具有预测价值[2]。对于老年单纯收缩期高血压病患者, 脉压平均每升高10mmHg, 发生急性脑卒中的风险就增加了11%, 因各种原因死亡的风险增加16%[3]。
从本组结果看, 在24hPP≥60mmHg患者中, 左室肥厚、肾脏改变及颈动脉粥样硬化均较对照组严重。脉压升高是老年人心脑血管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 脉压每增加10mmHg, 心血管事件就增加13%, 病死率增加20%。高血压病所致的左心室肥厚是由于动脉血压的升高引起左心室壁发生的适应性改变过程。脉压大说明大动脉的顺应性差、管壁僵硬以及外周小动脉阻力增加, 加重心脏负荷, 导致心室重构、心肌肥厚。随着高血压病程的进展, 如果血压得不到很好控制, 将最终出现心力衰竭甚至引起患者死亡。在对冠心病的研究中发现, 即使降至血压正常, 但脉压升高, 不仅不能起到防止心脏并发症的作用, 相反有增加冠心病发生及死亡的危险性。颈动脉粥样硬化是引起脑卒中的主要病因, 脉压增大使动脉牵拉过大, 血管壁承受压力增加, 造成内膜的损伤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和血栓性事件[4]。高血压引起小动脉硬化病变可以遍及全身, 尤以肾脏最明显。高血压时肾小球显著扩张, 细胞外基质增加, 导致脂质代谢紊乱, 加重肾动脉硬化, 导致患者出现微量蛋白尿。随着病程进展, 肾脏损害加重, 尿素氮及肌酐不断升高, 导致肾功能衰竭。
因此在治疗老年高血压单纯收缩期高血压时, 既要降低收缩压, 同时应维持舒张压平稳, 避免脉压过大。对于老年高血压患者, 应定期监测24h脉压, 选择合适的降压药物。维持血压及脉压正常, 减少对靶器官损害, 提高老年高血压患者生存质量。
摘要：目的 探讨脉压对老年高血压患者靶器官的影响。方法 将80例老年高血压病患者分入两组, Ⅰ组24hPP<60mmHg, Ⅱ组24hPP≥60mmHg。结果 Ⅰ组心功能、颈动脉粥样硬化及肾脏改变显著优于Ⅱ组 (P<0.05) 。结论 脉压升高是老年高血压靶器官损害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脉压,老年,高血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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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器官损伤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 选择2004年3月—2007年3月在我院就诊的住院及门诊患者187例,均符合1999年WHO/ISH的高血压诊断标准[2]。年龄60岁~94岁(72.4岁±6.3岁),其中男性129例,女性58例,病程0.5年~42.0年。排除了继发性高血压、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肺源性心脏病、心肌病、心瓣膜病、糖尿病、肝肾疾病及不能停用降压药的患者等。
1.2 分组设计 以性别、年龄、血压匹配原则,采用随机方法,根据患者动态血压监测(ABPM)的血压曲线分为两组:非杓型曲线组夜间血压下降率≤10%(91例);杓型曲线组夜间血压下降率>10%(96例)。
1.3 研究方法
1.3.1 动态血压测量 入选对象检查前停用一切抗高血压药物1周。采用OBIL-O-GRAPH型无创便携式动态血压监测仪,袖带固定于右上臂,连续自动监测24 h血压。白昼(06:00~22:00),每30 min测量1次,夜间(22:01~05:59)每60 min测量1次。有效血压读数标准:收缩压(SBP)70 mmHg~220 mmHg(1 mmHg=0.133 kPa),舒张压(DBP)40 mmHg~130 mmHg,脉压20 mmHg~110 mmHg。动态血压仪自动分析得出24 h、白昼及夜间的平均收缩压和舒张压,夜间血压下降率=白昼平均动脉压(MAP)-夜间MAP/白昼MAP×100%。夜间血压下降率>10%为杓型曲线,夜间血压下降率≤10%为非杓型曲线。若有效血压读数小于80%为无效,需隔日重测。
1.3.2 超声心动图检查 利用Phlip sonos 5500型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采集舒张期室间隔厚度(IVS)、舒张期左室后壁厚度(LVPW)、E波与A波的比值(E/A)、左室射血分数(LVEF)、左室短轴缩短率(FS)。以上数据均测量4个心动周期,取其平均值。
1.3.3 活动平板试验 应用美国Marquette Case 16型活动平板仪,采用Bruce方案,运动前、中、后均行12导联心电图记录。凡达到预期最大心率85%、出现心绞痛、ST段呈阳性改变、严重疲劳、呼吸困难、步态失常、衰竭时终止运动。
1.3.4 其他检查 头颅CT/磁共振成像(MRI)检查,发现脑梗死和/或腔隙性梗死为阳性。高血压眼底视网膜病变分级。尿白蛋白(ALB)及尿β2微球蛋白尿(β2MG)检测,利用天津九鼎医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的药盒,采用放免法测定。血肌酐(Cr)采用生化法测定。
1.4 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见表1)
2.2 两组患者动态血压比较(见表2)
2.3 两组各项参数比较(见表3)
非杓型曲线组患者与杓型曲线组患者对比结果显示,IVS及LVPW增加,E/A减小,LVEF及FS明显降低,活动平板阳性率增加,脑梗死及腔隙性梗死增多,高血压眼底视网膜病变增多且严重,尿β2MG、ALB及血Cr增高。
3 讨 论
影响ABPM节律的因素主要有以下3方面[3,4,5,6]:体力及脑力活动变化;自主神经的昼夜节律变化;人体内在的固有节律变化。正常人24 h血压波动曲线呈双峰一谷长柄形态[7]。高血压的靶器官损害与24 h血压水平及血压变动节律相关,昼夜节律紊乱,提示靶器官功能更易于受损。全天平均ABPM高于预测值者的致死性及非致死性心血管疾病(CAV)发生率显著高于ABPM低于预测值者[8]。非杓型曲线高血压病患者,其自主神经功能失调,夜间副交感神经活性显著降低,血浆儿茶酚胺水平升高,因而夜间血压下降幅度减小,导致血压的生理节奏波动消失,使心血管系统持续暴露于高水平的血压负荷状态下,更容易导致和加重靶器官的损害,是靶器官损害的独立危险因素。国内外已有大量文献报道[9,10,11,12,13,14,15,16,17,18],非杓型曲线高血压病患者,左室重量指数、左室后壁厚度、室间隔厚度、心功能、冠心病、脑梗死、无症状的腔隙性脑梗死、脑室周围白质损害、蛋白尿等心、脑、肾靶器官损害发生率均较杓型血压患者高。本研究结果显示,非杓型曲线组与杓型曲线组对比,患者的左室肥厚增加,收缩及舒张功能减退,活动平板阳性率增高,脑梗死及腔隙性梗死增多,高血压眼底视网膜病变增多且严重,24 h尿蛋白增加(P<0.05或P<0.01)。本组患者的左室肥厚、收缩及舒张功能减退、脑梗死阳性率及高血压眼底视网膜病变程度均较严重,可能与本组为老年患者、病程较长及病例选择有关。进一步提示高血压靶器官损害不仅与血压程度有关,而且与患者的血压曲线及年龄、病程等因素也有密切关系。动态血压监测能有效反映患者血压波动曲线,及时检测出非杓型曲线患者,以利于医生为患者制定合理的降压药治疗方案,较好地控制血压,保持血压正常的昼夜节律,减少心、脑、肾靶器官损害,降低致残率和病死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摘要：目的研究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压昼夜波动曲线对心、脑、肾靶器官损害的影响。方法根据动态血压监测结果,将患者按血压昼夜曲线分为杓型曲线组(96例)与非杓型曲线组(91例)。应用活动平板试验、超声心动图、CT/磁共振成像(MRI)、眼底检查、血肌酐及尿蛋白等指标,判断心、脑、肾靶器官损害情况。结果非杓型曲线组与杓型曲线组者对比,舒张期室间隔厚度(IVS)及左室后壁厚度(LVPW)增加,舒张早期血流与心房收缩期血流比值(E/A)减小,左室射血分数(LVEF)及左室短轴缩短率(FS)降低,活动平板阳性率增加,脑梗死及腔隙性梗死增多,高血压眼底视网膜病变增多且严重,尿β2微球蛋白(β2MG)及尿白蛋白(ALB)增加(P<0.05或P<0.01)。结论动态血压杓型曲线消失是导致老年高血压患者心、脑、肾靶器官损害的独立危险因子。
靶器官损伤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
123例病例来源于1996年7月—2005年6月住院患者, 经详细询问病史、体格检查及实验室检查, 确认为原发性高血压, 排除了继发性高血压。年龄60.5岁±9.6岁;男79例, 女44例;高血压病程1年～5年54例, 6年～10年29例, 11年～15年25例, 16年以上15例。
1.2 方法
采用美国ACCUTRCKERI型进行动态血压监测 (ABPM) 。所有患者于入选后未服降压药前进行ABPM, 入选前已服降压药者停药1周后进行ABPM。无创性动态血压监测的正常值, 按照中国高血压联盟参数参照标准值[3], 即24 h平均值130/80 mmHg (1 mmHg=0.133 kPa) , 白昼平均值135/85 mmHg, 夜间平均值125/75 mmHg。
1.3 靶器官损害的评估
①彩色超声心动图, 采用HDI 3000超声诊断仪, 探头频率2.5 MHz, 于胸骨旁长轴在二维图像指导下采用M型超声心动图测量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左室后壁厚度、室间隔厚度。②脑血管病变的诊断, 经头颅核磁共振或头颅CT证实的脑梗死、脑出血或伴神经精神症状、体征的腔隙性梗死。③肾损害, 检测肾功能、血肌酐、尿素氮、尿酸、微量蛋白尿、尿蛋白等。
2 结果
2.1 高血压患者血压升高情况
123例高血压患者中, ABPM平均单纯收缩压升高 (166±18) mmHg 36例 (29.3%) , 单纯舒张压升高 (98±6) mmHg 18例 (14.6%) , 混合型血压升高 (162±18) / (96±4) mmHg 69例 (56.1%) 。血压升高时间:白昼血压升高31例 (25.2%) ;夜间血压升高21例 (17.1%) ;血压持续升高71例 (57.7%) 。
2.2 高血压与靶器官损害的关系
123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中, 脑损害46例 (37.4%) , 心脏损害34例 (27.6%) , 肾损害12例 (9.8%) 。
2.3 高血压病程与靶器官损害的关系 (见表1)
病程与靶器官损害呈正相关, 尤以心脑血管损害明显。
2.4 血压升高类型与靶器官损害的关系 (见表2)
血压升高与靶器官损害相关, 收缩压升高及混合型血压升高对脑损害比单纯舒张压升高严重, 各种类型高血压对心脑血管损害较肾损害高。
2.5 血压升高时间与靶器官损害的关系 (见表3)
血压升高时间与靶器官心、脑、肾损害有密切关系, 其中以血压持续升高及夜间升高为严重。
2.6 血压负荷值与靶器官关系 (见表4)
血压升高负荷值>50%的靶器官损害检出率与负荷值<50%的靶器官损害检出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负荷值大, 心、脑、肾损害检出率高, 其中以脑损害最为明显。
3 讨论
随着血压水平升高, 心血管病发病危险持续增加, 血压 (120～129) / (80～84) mmHg时, 心血管病 (CVD) 发病危险增加1倍, 血压 (140～149) / (90～94) mmHg时, CVD危险增加10倍[4]。高血压并发脑卒中为并发心肌梗死的5倍[5]。本组分析表明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并发心、脑、肾损害以脑卒中最多, 心血管疾病次之, 肾损害排第三位, 与文献报道一致。高血压以混合型血压升高为主 (56.1%) , 其次为单纯收缩期高血压 (29.3%) , 单纯舒张期高血压少 (14.6%) ;血压持续升高者多 (57.7%) , 高血压所致靶器官损害与血压增高的病程、血压负荷值均呈正相关。
WHO/ISH和中国高血压治疗指南 (1999) 确定高血压病患者的血压控制目标值应该至少低于140/90 mmHg, 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应该实施更积极降压, 血压控制目标水平<130/85 mmHg。2003年美国高血压预防、诊断与治疗联合委员会第七次报告 (JNCT) 和欧洲高血压治疗指南 (ESH/ESC) , 在糖尿病或慢性肾病高血压患者, 血压控制目标水平<130/80 mmHg, 老年收缩期高血压患者降压的目标水平:收缩压 (140～150) mmHg, 舒张压<90 mmHg, 但不低于 (65～70) mmHg。2004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确定, 老年患者的收缩压降至150 mmHg以下。
由于ABPM为连续动态的监测血压, 较少受心理及人为因素干扰, 故更接近人体日常血压水平。本结果提示, 在有条件的医院, 应常规使用无创动态血压监测仪对高血压患者进行定期监测, 从而掌握每个患者的血压情况及昼夜变化规律, 并能评价降压药物疗效的情况, 它能全面、客观地反映高血压患者药物治疗期间24 h血压变化, 指导临床医生调整降压药的种类、剂量及服药时间, 以达到满意控制血压。防治高血压靶器官损害的主要措施是防治高血压, 高血压的防治应从社会基础开始, 大力宣传防治高血压病的重要性, 提高高血压病的知晓率和规律治疗率, 使血压控制达到目标值, 以减少高血压病对靶器官的损害, 从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摘要：目的临床分析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并发各种心、脑、肾器官损害的发病率和血压升高与靶器官损害的关系。方法应用无创性血压监测仪对123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进行24 h动态血压监测, 分析各类高血压患者心、脑、肾损害的发生率及在不同病程的发生率。结果单纯收缩期高血压占29.3%, 单纯舒张期高血压占14.6%, 混合性高血压占56.1%。靶器官损害以脑损害为主占37.4%, 心脏损害占27.6%, 肾损害占9.8%。靶器官损害与高血压病程、血压负荷值呈正相关。结论原发性高血压患者靶器官损害以脑、心、肾等为主, 积极减少靶器官损害, 可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高血压,靶器官损害,动态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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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器官损伤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
自我院2005年12月-2007年12月住院患者306例。高血压入选标准:依据WHO/ISH高血压诊断标准,即收缩压(SBP)≥160mm Hg(1mm Hg=0.133kPa)和(或)舒张压(DBP)≥95mm Hg,低于此标准为正常血压。如有下列情况不列入观察对象:不能停用抗高血压病药物者;有严重心脏病和脑血管意外者,不能从事日常活动者;继发性高血压病者;认知功能<24/30(MMSE)者。所有患者进入研究前停用降压药及对心脏有影响的药物7d以上。所选306例患者,其中男154例,女152例分为2组:Ⅰ组140例,为老年高血压组,年龄60～79岁,其中男女各70例;Ⅱ组166例,为高血压伴糖尿病组,年龄≥80岁,其中男82例,女84例。所有患者的一般资料见表1。
1.2 ABPM
使用美国生产的MGY-ABP1型无创性、便携式动态血压检测仪进行测试,袖带缚于左上臂,调定日间(6∶00～22∶00)每15分钟自动充气1次,夜间(22∶00～次日6∶00)每30分钟自动充气测压1次。测量收缩压(SBP)、舒张压(DBP)和平均压,记录时间>22h有效,患者日常活动不受限制,要求上午6∶00起床,晚上22∶00睡觉。有效测量值范围为SBP 60～260mm Hg,DBP 40～160mm Hg。检测值超出上述范围时,检测仪自动删除后重测补充。从记录的原始数据统计下列参数指标:(1)24h平均收缩压(24h SBP)、舒张压(24h DBP)、动脉压(24h MAP)和脉压(24h PP);(2)日间平均收缩压(dSBP)、舒张压(dDBP)、动脉压(dMAP)和脉压(dPP);(3)夜间平均收缩压(nSBP)、舒张压(nDBP)、动脉压(nMAP)和脉压(nPP);(4)24h、日间、夜间收缩压负荷(SBP-L)以及舒张压负荷(DBP-L);(5)收缩压和舒张压夜间下降率(SBPF,DBPF),即:(日间均值-夜间均值)/日间均值×100%。)
1.3 UCG检查
采用美国产GE L5型心脏超声仪,探头频率2.0～2.5MHz。在二维超声检测下获得乳头肌水平短轴的M型图象,采用美国超声心动图协会推荐的测量方法,测量室间隔厚度(IVST),左室舒张末期内径(LVDd),左室后壁厚度(LVPW)等指标,按Devereux校正公式计算左室质量(LVM),即:LVM=0.8×1.04×[(LVDd+IVST+LVPW)3-LVDd3]+0.6,左室重量指数LVMI(g/m2)=LVM/体表面积,以LVMI男性>125g/m2,女性>120g/m2和/或LVST>12mm作为左室肥厚(LVH)指标。
1.4 颈动脉粥样硬化检测
使用美国ACUSON128XP/10型彩色电脑声像仪,探头频率7.0MHz,患者取仰卧位,颈后薄枕,检查颈总动脉(CCA),逐节段观察双侧颈总动脉、颈内动脉颅外段(ICA)和颈动脉分叉部的横轴二维图象,观察管壁内膜情况及有无斑块形成。
1.5 肾功能检测
连续收集2个24h的尿标本,应用Jaffa反应法检测尿肌酐,应用放射免疫法检测尿白蛋白,白蛋白-肌酐的比率(ACR)用白蛋白(ng)/肌酐(mg)表示。数据分析时用其2次ACR的平均值。
1.6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10.0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2 结 果
2.1 偶测血压值和ABPM检测值
Ⅱ组与Ⅰ组比较,偶测收缩压、SBP 、SBP-L 和MAP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3。Ⅱ组PP与Ⅰ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组的DBP及SBP和DBP昼夜比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2.2 左心室检测值和肾功能
Ⅱ组LVM 及LVMI与Ⅰ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Ⅱ组IVST与Ⅰ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Ⅱ组LVDd、 PWT、肌酐和微量白蛋白与Ⅰ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5。
2.3 血压各参数与靶器官损害的相关性
IVST、LVM、LVMI、LogACR与动态心压各参数均相关(P<0.01或P<0.05)。见表6。
3 讨 论
近年来我国人群糖尿病检出率明显增高,合并高血压,冠心病病死率也有增高趋势[8]。高血压对靶器官的损害多有报道[9],但高血压伴糖尿病患者的靶器官损害较少见。ABPM参数与偶测血压值相比,对高血压,糖尿病靶器官损害的严重度相关性较密切。本研究采用ABPM、UCG和尿微量白蛋白检测方法对高血压伴糖尿病患者的血压与靶器官损害的相关性作了研究,发现高血压伴糖尿病患者的血压与LVH和尿微量白蛋白分泌量增加相关联。
临床研究显示SBP和PP对靶器官损害的发生发展起决定作用。Framingham研究经过34年的随访观察发现:nSBP、nSBP/dSBP、SBPL与左室肥厚关系密切,而各种DBP参数与左室肥厚的相关程度较小[10]。糖尿病易引起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夜间血压持续升高使心血管系统更长时间地处于过重负荷情况下,易导致和加重LVH的发生发展。PP是冠心病、心肌梗死、心力衰竭、脑卒中以及肾功能损害等心脑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子之一。对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患者,PP能在SBP、DBP水平的基础上提供额外的危险分层信息[11],宽PP增加了动脉的牵拉,血管壁受压增大,管壁弹力成分易疲劳和断裂,易发展为动脉瘤并最终导致破裂,使内膜损伤,致动脉粥样硬化和血栓形成[12]。本研究表示表明在高血压伴糖尿病患者中 SBP、SBP-L、PP、MAP、LVH和肾功能损害的关系与中老年单纯高血压患者相同,并没有因血糖而改变。
注:与Ⅰ 组比较,*P<0.05
注:与Ⅰ 组比较,*P<0.05
注:与Ⅰ 组比较,*P<0.05
注:与Ⅰ 组比较,*P<0.05,#P<0.01
注:与靶器官损害的相关性,*P<0.01,#P<0.01
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患者与单纯高血压患者相比,各时段均有更高的SBP,而全天和白天的DBP则明显降低,大部分患者夜间SBP无明显下降,从而导致各时段均有更高水平的PP。在糖尿病肾病的相关研究中发现;糖尿病患者睡眠时收缩压增高早于尿微量白蛋白的发生,在睡眠时血压有勺型下降的患者由正常的尿白蛋白排泄率进展为尿微量白蛋白的可能性降低。夜间血压非勺型状态能早期预测糖尿病肾病的发生。相对的夜间血压增高和随后增加的蛋白尿相关,而蛋白尿的出现则预测糖尿病肾病。有明确蛋白尿的糖尿病患者几乎全部表现为异常的血压昼夜节律。有学者认为由于ABPM改变早于持续性尿微量白蛋白,可帮助鉴别发展为糖尿病肾病。同时早期干预自主神经系统失衡有预防高血压伴糖尿病肾病作用。
靶器官损伤 篇8
关键词：脉压, 夜间,高血压,靶器官损害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社会不断发展, 我国正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原发性高血压患病率也不断上升。就医时医护人员对血压的测量或患者自测血压是现在常用的血压监测方法, 但两者都不能反映老年患者血压波动以及血压昼夜变化的规律。动态血压监测是一种无创的血压监测, 可以详尽、全面、动态地反映患者血压的变化情况[1]。本文旨在观察老年高血压患者夜间脉压变化和靶器官损害的相关性。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0-2011年我院诊断的老年高血压病患者400例, 均符合2010年出版的《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诊断标准, 排除各种原因引起的继发性高血压。日间血压均值>135/85mm Hg (1mm Hg=0.133kPa) , 夜间血压均值>125/75mm Hg, 24h血压均值>130/80mm Hg。男180例, 女220例, 年龄60～85岁。所有患者依据夜间脉压大小分为观察组140例和对照组260例。观察组年龄65～85 (75±10) 岁, 夜间脉压 (60±7) mm Hg。对照组年龄62～78 (70±8) 岁, 夜间脉压 (37±7) mm Hg。2组患者性别、年龄、病情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行24h动态血压监测、心脏彩色超声、动态心电图、胸部X线正侧位片、肾功能及头颅CT/MRI检查, 以确定重要靶器官的损害程度。24h动态血压监测方法:受检者在做监测前, 自行停服抗高血压药物2周。24h动态血压监测使用臂式欧姆龙电子血压计进行测量, 受试者均检测左上臂血压。测试时间上午8时至次日上午8时。设定日间每隔30min, 夜间每隔60min检测一次。自动充气后测压2次, 取第2次数值, 并记录收缩压、舒张压、心率值。嘱受试者自动测试时, 左上肢保持静止状态。比较2组患者心脏损害、肾损害、脑损害发生率。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显著性。
2结果
观察组心脏损害、肾损害、脑损害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3讨论
随着流行病学调查和对高血压病不断深入研究, 老年高血压患者血管壁脂质和钙及胶原弹性蛋白含量增加, 动脉内膜变厚尤以细小动脉为著, 最终引起大动脉弹性减退。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 老年人压力感受器官调节血压的敏感性也在不断地减退, 尤其在夜间。这些改变均可导致老年高血压患者收缩压持续上升而舒张压反而下降, 脉压增大, 部分患者夜间脉压值增大尤为显著[2]。
夜间脉压的增大与夜间心输出量、心室射血速率、脉搏的反射速度、动脉弹性等因素有关, 随着年龄的增长, 血管的舒张功能发生明显的变化, 夜间细小动脉血管平滑肌的呈现强直性收缩, 导致张力增加。继而引起大动脉顺应性降低, 出现反射点前至, 反射波前移至收缩期, 出现迟发性收缩波。因此会出现夜间脉压逐渐增大, 另外, 由于血管壁长时间处于高水平血压冲击下, 增大的脉压更会加速血管内皮细胞损伤, 管壁弹性纤维更会容易断裂, 使胆固醇沉于血管内膜下, 血小板等血中粘附因子聚集, 导致粥样斑块形成和血栓栓塞。粥样斑块形成和血栓栓塞反过来又会加重脑循环、冠脉循环, 肾循环等微循环严重灌注不足。
夜间脉压值增大的老年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昼夜节律基本消失。血压昼夜节律消失与夜间交感神经张力高, 夜间脉压持续升高有关, 心血管系统长时间处于过重负荷状态, 使原增高的血压再进一步升高, 从而促进了靶器官的损害或是原有靶器官损害的加重, 因此心肌梗死, 脑卒中, 心源性猝死特别容易发生夜间。
本结果显示老年高血压患者夜间脉压节律变化消失更容易导致靶器官损害, 因此, 积极探讨夜间脉压与靶器官损害之间关系, 对具有潜在危险的老年高血压患者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华琦.老年单纯性收缩期高血压[J].中华老年医学杂志, 2003, 23 (7) :339-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