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精选11篇）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 篇1
器官移植是治疗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的最有效手段, 而器官短缺已成为制约器官移植发展的主要问题, 在国际上备受关注。“可控型”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 (DCD) 器官损伤较小, 在我国所占捐献比例较大, 受者远期预后与脑死亡器官捐献 (DBD) 的无差异。现回顾我市近两年参与实施的DCD器官移植情况, 总结DCD供体维护要点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2012 — 2013 年宁波市共完成26 例DCD, 脑死亡诊断根据《脑死亡判定标准 (成人) (修订稿) 》与《脑死亡判定技术规范 (成人) (修订稿) 》[1], 由本市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重症医学科3 名主任医师联合确认供体处于脑死亡状态, 12 小时后再次确认脑死亡。其中男20 例, 女6例;年龄2~58 岁, 平均30 岁;原发病:重型颅脑损伤16 例 (61.5%) , 自发性脑出血7 例 (26.9%) , 溺水2 例 (7.7%) , 格林巴利综合征1 例 (3.8%) 。
1.2撤离支持治疗及器官获取经两次确认供体处于脑死亡状态后, 家属在红十字会的见证下签署自愿无偿捐献同意书, 并经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审批。按美国器官移植分配网评估系统和威斯康辛大学评分系统评分, 预计供体在撤出支持治疗1小时内发生心脏死亡。将供者资料上传至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 (COTRS) , 所获供者器官将进行区域内分配。供者脑死亡后转运至手术室, 严格按照DCD程序操作, 停用呼吸机和循环支持治疗, 供体在10~30分钟内发生心脏死亡, 观察2~5分钟, 以确定捐献者已临床死亡, 观察期后器官获取组织 (OPO) 介入, 进行器官切取手术。
1.3结果26例供体共捐献26个肝脏, 52个肾脏。1例58岁供体因有长期高血压病、多次脑出血病史, 致使肝脏受者术后发生原发性肝脏无功能, 继发肾衰竭死亡;1例两岁供体因溺水行心肺复苏后肾功能损伤, 其中1例受者发生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 另1例受者发生移植肾功能缓慢恢复;其余受者均定期随访, 随访时间6~30个月, 平均20个月, 均未见严重并发症及移植物功能丧失。
2 供体维护
血流动力学稳定和内环境动态平衡是脑死亡器官捐献者管理最重要的目标, 器官移植前从早期脱水降颅压、容量管理的脑保护, 转变为全身器官组织灌注与氧输送。积极的供体管理可能会增加其初始治疗到随后移植的时间, 但这些集束化管理最终会提高器官获取和移植率[2]。
2 .1 循环支持低血压是脑死亡器官捐献者最常见的血流动力学异常, 影响因素包括低血容量、血管运动中枢损害、心功能障碍和内分泌紊乱。其中低血容量可继发于创伤性失血、中枢性尿崩症、限制性液体复苏和利尿药治疗。液体复苏是治疗管理低血压的基石, 没有可靠证据表明晶体或胶体能带来更多益处。脑死亡患者的器官可能已遭受不同程度的缺血再灌注损伤, 从而微循环减弱, 血流动力学的稳定需要25%~30% 血细胞比容或10g/dl血红蛋白水平来实现, 低渗透压与低蛋白血症可引起肺水肿, 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建议用Swan-Ganz导管区分心源性肺水肿还是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ARDS) , 以指导容量管理。如应用液体复苏与正性肌力药后低血压持续存在, 可加用糖皮质激素, 增加血管儿茶酚胺的敏感性。
脑死亡后患者中脑疝后交感风暴与各种电解质紊乱导致的心律失常发生率较高, 对因处理后效果不佳, 可适当考虑应用β受体阻滞药或抗心律失常药。如继发恶性心律失常 (心室颤动、心脏停搏) , 各种药物干预措施较差, 需要电复律。另外, 高血压、心动过速和心电图缺血性改变通常是短暂、自限的, 虽不需特殊治疗, 但在维护脏器功能时仍需考虑。
2.2 呼吸支持脑死亡捐献者无中枢驱动或自主呼吸, 需要建立人工气道机械通气保证肺内通气, 从而保证机体氧供。肺部并发症增加感染概率与移植风险, 如神经源性肺水肿、心源性肺水肿、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等, 所以气道管理及护理显得尤为重要, 采用无菌吸痰操作、叹息呼吸或手动鼓肺可降低肺不张和感染的风险[3]。规范管理的目的是保持氧分压在70~100mm Hg, 用8~12ml/kg潮气量, 小于60%氧浓度, 呼气末正压 (PEEP) 小于5cm H2O, 保持二氧化碳分压在正常范围, 预防吸入性肺炎, 必要时用肺保护性通气策略避免肺损伤。如氧分压小于70mm Hg, 提高氧分压与滴定PEEP, 以维持氧饱和度大于95%, 监测心输出量和平台压, 减少气压伤风险。
2.3 内分泌调节脑死亡患者不同程度缺乏各内分泌激素, 中枢性尿崩症占脑死亡供体的70% 以上[4], 主要是因垂体梗死或损伤, 抗利尿激素 (ADH) 分泌减少致血液内浓度不足, 发展为多尿及高钠血症。高钠血症是移植器官功能恢复延迟或原发性无功能的危险因素。积极监测血清电解质、尿比重、尿电解质等, 垂体加压素替代治疗维持血流动力学和电解质稳定, 液体管理方面常以静脉输注低渗液体 (0.45% 氯化钠注射液或5% 葡萄糖注射液) , 鼻饲胃肠道纯净水, 甚至可用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纠正高钠血症。高血糖除了早期应激反应, 还有儿茶酚胺诱导下出现外周胰岛素抵抗, 应用类固醇激素治疗脑水肿或输注大量含葡萄糖的液体, 并没有证据显示胰腺内分泌衰竭。此时, 胰岛素替代治疗纠正高血糖可避免组织高渗性脱水、渗透性利尿、电解质紊乱所带来的心脏不稳定。对于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引起的低血压, 应用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 增强儿茶酚胺敏感性, 保证组织器官恢复有氧代谢, 同时糖皮质激素能减少早期全身炎症反应。单独或联合应用甲状腺激素、糖皮质激素、抗利尿激素、胰岛素能改善心脏功能, 提高移植物存活率。
2.4 体温调节大多数脑死亡患者体温过低, 主因是下丘脑体温调节中枢受损及全身血管扩张, 而输注冰凉的液体与血液制品将进一步加剧低体温。低体温可导致心脏敏感、凝血功能障碍、降低组织氧输送, 所以供体核心体温必须保持在34℃以上, 呼吸机加湿、加热呼吸气体, 升温静脉输液和保温毯复温, 有效防止热损耗。
2 .5 凝血功能凝血功能障碍及弥散性血管内凝血情况在脑死亡供体中并不少见, 特别是颅脑损伤患者。大容量复苏后的稀释性凝血功能障碍、继发性血小板减少、低体温、大量释放凝血活酶均导致显著出血[5], 通常需要成分输血。接受治疗的终点是国际标准化比值 (INR) 低于2.0 和血小板计数大于50 × 103/mm3。应用止血药 (如抗纤溶药等) 可诱导微血管血栓形成的潜在风险, 使器官不适合移植, 一般应避免使用。但在凝血功能正常或无出血风险, 推荐低分子肝素抗凝治疗, 降低深静脉血栓形成风险。
2.6 肾功能支持保持足够的全身及肾脏灌注压, 确保充沛的尿量[> 1~2ml/ (kg·h) ], 同时尽量减少使用升压药, 有助于维护移植肾功能。如尿量少[< 1ml/ (kg·h) ], 补充血容量提高灌注压仍未达标, 使用袢利尿药 (呋塞米) 或渗透性利尿药 (甘露醇) 。避免使用肾毒性药 (氨基糖苷类) 和对肾灌注的不利影响 (如非甾体类抗炎药) 。
2. 7 感染在延长支持供体呼吸循环中主要有3 个感染源:呼吸机相关性肺炎、血管内导管相关性感染、泌尿系感染[6]。院内监护病房常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假单胞菌、大肠杆菌、鲍曼不动杆菌和真菌等病原体, 易对抗生素产生耐药。因此, 采取气道集束化管理、早期合理应用抗生素、撤除相关导管显得至关重要。
3 小结
捐献者的病理状态和较长的热缺血时间是导致肾功能延迟恢复发生的主要原因, 后者被公认为是影响DCD移植效果的主要因素。按目前认可的标准, 对热缺血时间的耐受, 肝脏是30 分钟, 肾脏和胰腺60 分钟, 超过这个时间器官将不能用于移植[7]。为减少DCD热缺血的损伤, 国外采取很多措施, 其中使用体外膜肺氧合 (ECMO) , 特别是通过腹腔动脉插管可阻断心肺的血流, 在保证腹腔器官灌注的同时又符合法律意义的心脏死亡定义, 从而保证捐献器官的质量。体外循环技术在DCD中的应用不仅能有效缩短器官热缺血时间, 而且通过相应的体外灌注和管理措施使已受适度热缺血损伤的器官功能恢复。韩国报道[8]将ECMO用于M- Ⅱ型DCD供体, 术后肾功能恢复良好。因此, 体外循环技术的器官保护效果值得肯定, 其在供体维护中的应用前景广阔。
参考文献
[1]卫生部脑死亡判定标准起草小组.脑死亡判定标准 (成人) (修订稿) [J].中国脑血管病杂志, 2009, 6 (4) :220.
[2]Christmas AB, Bogart TA, Etson KE, et al.The reward is worth the wait:a prospective analysis of 100 consecutive organ donors[J].Am Surg, 2012, 78 (3) :296.
[3]Murthy CTV SP.Organ donation:Intensive care issues in managing brain dead[J].MJAFI, 2009, 65 (2) :155.
[4]Ramos HC, Lopez R.Critical care management of the brain-dead organ donor[J].Curr Opin Organ Tran, 2002 (7) :70.
[5]Razek T, Olthoff K, Reilly PM.Issues in potential organ donor management[J].Surg Clin North Am, 2000, 80 (3) :1021.
[6]Farragher RA, Laffey JG.Maternal brain death and somatic support[J].Neurocrit Care, 2005, 3 (2) :99.
[7]Sladen RN, Shonkwiler RJ.Donation after cardiocirculatory death:back to the future[J].Can J Anaesth, 2011, 58 (7) :591.
[8]Lee JH, Hong SY, Oh CK, et al.Kidney transplantation from a donor following cardiac death supported with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J].J Korean Med Sci, 2012, 27 (2) :115.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 篇2
我国是有13亿人口的大国，每年生老病死循环不息，仅因车 祸而失去生命的每年就在10万人以上，我国的人体解剖教学资 源不可谓不丰富，但实际情况呢?
据山东省红十字会统计,截止到20**年12月31日,山东省共 有3348人报名遗体捐献,但其中仅有381人实现了遗体捐献，遗 体资源非常缺乏,远远无法满足教学需求。
理想的教学效果是每4名学生解剖一具遗体，但由于解剖教学 遗体严重不足，有的学校20名甚至40名学生才能分到一具解剖 遗体，有的学校因遗体严重不足，甚至已取消遗体解剖内容，仅 让学生看看已经解剖好的标本、录像及图片，读书5年无缘解剖 一具遗体。
而在美国,一个医学专业的学生可以配备四五具遗体进行实践! 而我们却无奈的，眼睁睁的看着无数宝贵的遗体、器官资源化 为灰烬，随风而去!
您不觉得惋惜?您不觉得该干点什么吗?
为了你，为了他(她)，为了子孙，更为了我们自己，行动起 来吧!勇敢的破除千年以来人死“入土为安”的风俗，打破封建迷 信的紧箍咒，树立唯物主义的生死观，移风易俗，以“人道、博爱 、奉献“的精神境界，为医学“献身”，实行文明“医葬”，给予 他人生的希望!
器官捐献，你愿意吗 篇3
自2010年3月我国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以来，截至2013年2月22日，共实现捐献659例，捐献大器官1804个。今年，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将覆盖全国所有省份。作为上海市17个器官捐献试点医院之一，中山医院为推动上海市的器官捐献工作开了个好头。不过，在许多普通群众眼里，“捐献器官”仍是一件比较忌讳的事情。中山医院在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方面会有哪些具体举措？作为普通群众，该如何正确理解和对待器官捐献这件事？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近日专程采访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王玉琦院长和朱同玉副院长。
专家简介
王玉琦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血管外科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血管外科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曾任亚洲血管外科学会主席，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血管外科学组组长。
朱同玉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青浦分院院长，泌尿外科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民盟上海市副主委。朱教授长期从事泌尿外科和肾脏移植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工作，擅长泌尿外科手术和肾脏移植，在泌尿系统肿瘤、肾移植免疫耐受诱导和新型免疫抑制剂的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
大众医学：中山医院全体院领导集体签署器官捐献自愿书的消息在微博传开后，受到了众多网友的高度赞誉，请问王院长，您当时为什么会提出这个倡议？
王玉琦：中山医院是国内较早开展器官移植的医院之一。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山医院就开始实施肾移植手术，并于1975年完成了一例当时存活时间最长的肾移植手术，患者在没有专门的免疫抑制药物的情况下，存活了9年。1978年，吴肇光教授为一位肝肿瘤患者实施了肝移植手术。2000年，我们开始心脏移植手术。迄今，中山医院已经实施肾移植手术1800余例、肝移植手术1200余例、心脏移植手术350例。然而，由于严重缺乏移植器官来源，医生的技术就算再高，也难为“无米之炊”。我们极其痛心地看到，一部分患者因为等不到合适的器官做移植而在痛苦中离世。
实际上，我院的党政领导和我本人早就有去世后捐献器官的想法，只是当时还没有相关政策支持，无法办理相关手续。今年，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全面启动，中山医院作为上海市器官捐献试点单位也将器官捐献列为医院今后的重点工作之一。因此，当我向院领导们提议自愿参加人体器官捐献时，秦新裕教授和其他院领导立即表示赞成。大家都认为，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比普通人更了解器官捐献的重大意义；作为院领导，我们更应当起到表率作用；同时，我们也希望此举能带动更多的医务人员和广大人群一同加入到人体器官捐献者的行列中来。
大众医学：为什么要鼓励公民去世后无偿捐献器官？
朱同玉：近30年来，我国的器官移植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器官移植的种类、数量不断增加。目前，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器官移植大国。然而，由于移植器官来源严重匮乏，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的供需比严重失调，约为1∶30。以肾移植为例，一名尿毒症患者的等待时间通常需要五年，甚至更久。
目前，国际认可的解决移植器官来源的途径有两个：一是鼓励公民去世后自愿无偿捐献器官，二是允许亲属间活体器官捐献。由于我国的器官捐献率很低，故亲属间活体器官移植是我国现阶段器官移植的重要来源。比如，我院每年开展肾移植手术100余例，其中70%为亲属间活体器官移植。尽管活体器官移植不乏优点，但从保护活体器官捐献者健康的角度考虑，亲属间活体器官移植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在此状况下，积极鼓励公民去世后将自己有用的器官捐献出来，去救助那些急需器官移植的重症患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常说，我们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但可以让生命延续。当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捐出自己有用的器官使别人重获新生，等于在无形中延续了自己的生命。
大众医学：与国外相比，我国的器官捐献工作明显滞后。不知阻碍我国器官捐献工作顺利开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朱同玉：在我国，每年有超过10万人因意外或突发事件身亡，但器官捐献率仅为西方国家的千分之一。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的器官捐献工作进展缓慢呢？是中国人缺乏爱心吗？当然不是。实际上，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其富有爱心的民族。可以说，普通大众的爱心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我曾经在广播电台做过一个节目，和听众们聊器官捐献的意义。在短短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内，我接听了150多位听众的电话，很多人都表示愿意在去世后捐出器官去帮助别人，令我十分感动！我想，我国的器官捐献率之所以较低，可能与宣传力度不够，普通大众对器官捐献不了解，以及我国的器官捐献相关法律法规和体系建设不够完善，导致部分爱心人士“捐献无门”有关。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我国自2010年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以来，目前已初步建立了较完善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今年，我国的器官捐献工作将全面实施，器官捐献体系将覆盖所有省份，各地红十字会都成立了专门的器官捐献办公室，“捐献无门”的现象将不复存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心脏死亡后器官捐献（简称DCD）将成为我国移植器官的重要来源。
大众医学：器官捐献有年龄限制吗，哪些人适合捐献器官？
朱同玉：器官捐献并无绝对的年龄限制（一般不超过65岁）。一般地说，器官捐献者需没有感染艾滋病或其他严重传染病，也没有癌症（原发脑肿瘤除外）。具体是否适合捐献，需由人体器官捐献专家组、人体器官捐献组织评估后决定。
nlc202309021620
大众医学：器官移植的成功率高吗？
朱同玉：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不断进步，移植手术的成功率也不断提升。以临床最常见的肝移植和肾移植为例：肾移植是各类器官移植中疗效最肯定的，患者术后一年生存率高达96%，五年生存率约为80%。术后，尿毒症患者不再需要靠透析来维持生命，生活质量大大改善，绝大多数人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工作和生活。肝移植是目前治疗晚期肝硬化、肝功能衰竭、先天性肝病，以及部分早中期肝癌的有效方法。在肝移植技术出现之前，这些肝病患者的生存期不会超过半年。如今，随着肝移植技术的不断提高及抗排异新药的不断推出，患者的术后生存率大大提高。我院的资料显示：良性肝病肝移植术后5年生存率为70%～75%，早中期肝癌肝移植术后5年生存率约为64%。
大众医学：不少人觉得，人刚去世就取器官，心理上接受不了。即便本人签署过器官捐献自愿书，家属往往也很难接受。不知器官捐献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在取器官、保持遗容等方面，会有哪些关怀措施？
朱同玉：器官捐献者死亡后，器官的摘取将采用严格的医学标准。在整个过程中，医护人员会充分尊重捐献者的遗体和遗容。器官捐献完成以后，医生会细心地将遗体复原。同时，红十字会将向捐献者亲属颁发人体器官捐献荣誉证书，并设置捐献者纪念设施，定期组织开展悼念活动。民政部门将免除捐献者的基本丧葬费用，并为丧葬事宜提供便利。
大众医学：我国《献血法》中规定，无偿献血者的家人可以优先用血，那么器官捐献者的家属日后万一需要做器官移植，是否可以优先考虑？对于经济困难的捐献者家庭，是否会给予医药费的减免或经济补助？
朱同玉：捐献者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若需要接受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可以优先排序。此外，红十字会还设立了专门基金，将给予经济困难的捐献者家庭适当的经济补助。
大众医学：如果想要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可以去哪里办理登记手续？
王玉琦：有捐献器官愿望者可以去当地红十字会咨询并办理相关手续。此外，在器官捐献试点医院也有专人（一般为院办或医务处的工作人员）负责人体器官捐献的相关工作，大家也可以前往试点医院领取并填写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医院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会将填妥的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转交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
大众医学：在影视剧里，我们时常能看到器官捐献者家属与受捐者见面时的感人场景。不知在现实生活中，器官捐献者的家属与受捐者可以见面吗？
朱同玉：出于保护双方利益的考虑，除非特例，器官捐献者家属与受捐者通常是不能见面的，双方的信息都将严格保密，以避免对当事人产生不必要的困扰。如果双方同意，相关的工作人员会告知捐献者家人有关器官接受者手术后的进展情况。
大众医学：很多人担心，捐献器官的分配无法做到公平和公正，不知在保证器官分配的公平性上，我国有哪些举措？
朱同玉：过去，我国的人体器官分配基本处于医院自行分配的状态。同时，由于器官移植等待者的信息未实现全国联网，许多患者往往同时在多家医院登记，故存在信息重复、器官供求比失真等问题。今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信息管理系统将上线，并实现全国联网。所有器官移植单位都要把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的相关信息录入到该系统中，当捐献的器官信息被输入器官分配系统以后，计算机会遵循区域优先、儿童匹配优先、血型匹配优先、器官捐献者直系亲属优先、等待顺序优先等原则，将器官自动分配给最需要的患者。可以说，未来的器官分配将比以前更加科学、公正与透明。
大众医学：作为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医院，中山医院在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和具体落实过程中，将会有哪些具体举措？
王玉琦：中山医院已经把推广器官捐献工作纳入医院今后的重点工作之一。作为上海市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医院，中山医院已成立了专门的“人体器官捐献工作领导小组”，由院领导牵头，建立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组织架构、工作制度和操作流程。目前，我院的器官捐献登记工作主要由院办负责，需要办理器官捐献登记手续者可去院办领取器官捐献自愿书。此外，我们还配备了经过专门培训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主要负责宣传人体器官捐献的基本知识，发现潜在器官捐献者，见证器官捐献、分配和获取等工作。此外，医院还在门诊、急诊、病房走廊、重症监护病房门口等处张贴有关器官捐献的科普宣传资料，向广大群众宣传人体器官捐献的意义，积极推动我国移植事业的发展。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 篇4
关键词：肾移植,心脏死亡器官捐献 (DCD) ,肺部感染
肾脏移植是挽救终末期肾脏疾病患者生命及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 但供肾来源极其短缺的现象严重影响了肾移植的大规模临床应用[1]。 采用心脏死亡捐献 ( DCD, donors after cardiac death) 可大大缓解目前肾移植中供肾的严重短缺问题。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 ( DCD) 供者供肾移植与传统尸体供肾移植相比, 供肾质量较差, 围手术期往往需要应用更强的免疫抑制方案, 因此DCD供者供肾移植术后受者发生感染的风险高于传统尸体供肾移植受者[2]。 而DCD供者供肾移植术后的肺部感染成为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和主要死亡原因之一[3,4]。 若能早期发现及时治疗加之合理全面有效的护理[5], 对病情的控制及转归有很重要的临床意义。
1 临床资料
我科自2010 年2 月~2014 年5 月行DCD肾移植89 例, 术后并发肺部感染20 例, 年龄最大56 岁, 最小28 岁。其中男性16人, 女性4 人。 原发病均为慢性肾功能衰竭, 发病时间为肾移植术后10 天~32 个月, 术后感染初期移植肾功能均正常, 3 例出现呼吸衰竭死亡, 其它均治愈。
2 病情观察及护理
2.1 病情观察及护理
严密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 及时发现病情变化, 积极采取全面的护理措施, 配合药物治疗, 帮助患者度过感染期, 提高生活质量。
2.1.1 严密观察病情, 监测生命体征
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进展较快, 易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临床表现为呼吸急促、紫绀, 进行性低氧血症。 细菌性感染者多见, 多表现为高热、痰多、血象升高;其次是真菌感染, 常有高热、寒战、咳痰、呼吸急促等症状。 发热为肺部感染患者最主要的症状, 其特点为体温高于38.5℃[6]。 发热时严密监测体温并做好记录, 观察体温曲线变化。 因患者发热时多数有畏寒寒战, 必要时加盖被褥。 腋温≥38.5℃时给予物理降温, 如温水擦浴、酒精擦浴、冰敷等, 嘱患者多饮水, 必要时采取药物治疗, 如柴胡注射液肌注, 地塞米松注射液静脉推注等。 处理30min后复测体温。 护士要严密观察患者的体温、脉搏、血压等生命体征, 还应注意呼吸频率、节律、深浅度发热变化, 咳嗽、咳痰等呼吸道症状。 早发现, 早治疗可大大提高治愈率[7]。
2.1.2 保持呼吸道通畅, 维持理想的血氧饱和度
对确诊肺部感染患者应早期给予鼻导管吸氧, 当病情进展, 低氧血症加重时必须采用无创或有创机械通气。 在机械通气使用期间应注意:①严密观察生命体征, 特别注意缺氧症状有无改善。 ②气管导管应固定牢固, 及时去除管道中的冷凝水, 防止出现反流。 ③保持呼吸道通畅, 加强肺功能锻炼。 协助翻身拍背, 给予氧气雾化吸入与体位引流结合[8], 进行有效的咳嗽排痰。 同时指导患者进行深呼吸, 防止肺不张。
2.1.3 维持理想的心率、血压
密切观察患者心率和血压的变化, 心率过快, 会对心功能产生很大的影响, 极大可能会引起心率失常肾移植术后合并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 ARDS) 的严重肺部感染患者实行连续性高容量血液滤过 ( CH-VHF) 治疗[9]。
2.2 心理护理
DCD肾移植患者本身在肾源和手术上已经花了很大一笔费用, 加上术后口服免疫抑制剂的费用比较大, 再加上现在肺部感染, 又需要一部分费用;肺部感染死亡率高;感染会对移植肾较大影响等等, 这一系列的问题, 都会对患者心理上造成负担。 身为医护人员我们有针对性的对患者进行评估, 制定护理计划, 及时进行相应的护理干预, 鼓励患者把自己的担忧或遇到的一些疑问, 表达出来, 多与其沟通交流, 耐心细致的向患者讲解病情, 进行相关知识的宣教, 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识水平, 并采用现身说法列举治疗成功的案例, 让患者看到希望, 解除思想顾虑, 从而稳定患者情绪。 由于肺部感染病程较长, 生活多依赖家属协助, 所以同时要做好家属的思想工作, 让他们一定有耐心, 多关心体贴患者, 给予其积极的心态。 尽量不在患者面前谈病情, 多鼓励患者, 树立其战胜病魔的信心。
2.3 饮食指导
由于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 并发肺部感染, 患者免疫力低下, 需在不影响肾功能的情况下, 改善患者自身的免疫状况。 合理膳食, 加强营养, 补充优质蛋白质, 适量的补充部分糖类。
高热时, 能量代谢加快, 机体丢失大量的水分, 再加上患者食欲欠佳, 摄入量减少, 应给予患者补充充足的水分, 鼓励患者有口摄入营养, 多饮水, 防止肾血流量灌注不足。 若有口摄入不足, 应改为静脉补入。
免疫抑制剂会加速蛋白质的分解, 抑制合成, 再者肺部感染的患者会消耗很多能量, 从而使蛋白质消耗增加, 饮食应增加优质蛋白质, 尤其是动物性蛋白质含量较高且质量好, 如鱼类、瘦肉 ( 以禽类为主) 、蛋类和奶类。
糖类对蛋白质具有节约保护作用, 膳食中糖类供给的主要部分是淀粉类的复合物, 以保证机体热量的供给, 防止蛋白质分解为热能引起肌酐增加而加重肾脏的负担, 不利于感染的控制。
2.4 做好皮肤及口腔的护理
患者高热后, 易大量出汗, 应及时予以擦澡, 更换干净衣物, 注意保暖, 保持床单位的整洁、干燥。 定时翻身, 按摩皮肤受压处, 预防压疮的发生。 做好口腔护理, 早晚刷牙, 三餐后注意认真漱口, 不让食物残渣存留在口腔内, 使细菌易于生长。 雾化后漱口, 防真菌感染。 每天注意观察口腔黏膜情况。
2.5 保护性隔离, 注意无菌操作
患者入住单间或双人间, 做好消毒隔离措施, 保持环境舒适, 减少人员探视, 安静舒适的环境有利于疾病的恢复。 切实做好房间消毒工作, 每日开窗通风2 次, 每次20~30 min, 通风时注意保暖, 以免着凉, 加重感染, 注意室温, 保持在22℃左右, 湿度50%~60%。 每日空气负离子消毒2 次, 每次30 min, 减少人员出入, 减少感染的几率。 操作时尽量使用一次性的吸氧面罩、导管、插管等。 严格无菌操作, 执行各种侵入性操作及各种管道的护理, 以防止患者感染。
3 小结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 ( DCD) 肾移植术后极易发生各种致病菌感染, 其中肺部感染是术后常见并发症, 该病发生隐匿、种类繁多、进展迅猛、病情危重, 是造成术后死亡的最常见原因, 死亡率高达70%[10]。 在整个护理过程中专业的护理尤为重要, 健康教育也不容忽视。 患者所处环境天气的急骤变, 经常暴露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场合, 到医院复查, 缺乏院内感染的防范意识等, 都是会出现呼吸道感染的重要因素。 加强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 密切观察天气的变化, 及时更换义物, 外出戴口罩。 到院内复查时勿去探望病友, 避免过早的恢复工作, 不要饲养宠物等, 对预防肺部感染非常重要。 同时加强患者及家属的防护措施, 皮肤、口腔卫生, 注意空气消毒等。 避免感染。 一旦发生肺部感染, 应采取正确和有力的综合治疗措施。 及时有效地控制感染, 降低治疗难度和病死率, 以提高肾移植术后的长期生存率。
参考文献
[1]Wolfe RA, Ashby VB, Milford, et al.Comparison of mortality in all patients on dialysis, patients awaiting transplantation, and recipients of a first cadaveric transplant[J].N Engl J Med 1999, 341:1725-1730.
[2]陈国栋, 陈立中, 邱江, 等.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者供肾移植术后受者感染及其危险因素分析[J].中华器官移植杂志, 2014, 8 (4) :33-34.
[3]徐可, 张元芳.肾移植的远期效果、并发症和康复[J].国外医学·泌尿系统分册, 2000, 20 (6) :266-268.
[4]葛亚辉.DCD器官捐献供者与尸体供者移植术后临床观察及护理方法探讨[J].中国保健营养, 2013.23 (10) :341-342.
[5]李壮江, 孙煦勇, 聂峰, 等.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的诱因分析及对策[J].中华器官移植杂志, 2012, 33 (4) :157-158.
[6]翁博文, 薛武军, 李大庆, 等.肾移植患者重症肺部感染预后的多因素分析[J].陕西医学杂志, 2004, 33 (345) :195-198.
[7]沈蒙文, 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危险因素分析及护理措施[J].当代护士 (学术版) , 2013, 9:126-128.
[8]钟慧红, 王德俊, 袁小芳.雾化吸入与体位引流结合提高排痰效果的护理观察[J].天津护理, 2005, 4:232-233.
[9]张一丹, 任冰.肾移植术后严重肺部感染患者血液滤过的护理[J].护理学杂, 2006, 14 (3) :38-39.
英国登记捐献器官者反悔多 篇5
去年12月，英国7岁男孩佛朗塞·巴特斯和他的父亲斯图亚特遭遇车祸，因伤势过重而不治身亡。不过，由于他妈妈安娜的一个决定，巴特斯的生命现在在其他人身上得以延续：他的器官被移植到至少4个人的身上，挽救了他们的生命。此外，巴特斯还帮助另外两人获得光明，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这是英国社会最近传出的一件“正能量”新闻。不过，有业内人士指出，英国近年来出现了登记捐献器官者反悔增多的现象。
登记捐献器官后出尔反尔
在英国，负责器官捐献的机构是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下面的血液和移植中心。根据该中心的记载，英国最小的器官捐献者是泰迪·豪斯顿。他2015年来到这个世界仅100分钟，就不幸离世，他的父母把他的器官捐献了出去，他因此成为2015年“感动英国的榜样”。安娜说，她开始时并不知道如何捐献器官，在向豪斯顿的父母进行咨询后才知道许多患者正在绝望地等待有人来捐献器官，才毅然做出了捐献器官的决定。
然而，并不是所有英国人在家人遭遇不测时，会把他们的有用器官捐献出去。一项调查显示，90%的英国人对器官捐献持赞成态度，但只有其中34%的人表示愿意在离世后捐献器官。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血液和移植中心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说，自2010年以来，尽管有不少人签订了身后捐献器官的协议，但至少有574个家庭在亲人离世后，不愿捐献他们的器官。而对安娜来说，她此前曾和丈夫和儿子讨论过捐献器官的事情，清楚知道他们两人的意愿，而她不过是执行他们的遗愿而已。最近，她建立了一个名叫“相信”的基金会，帮助人们与家里人就器官捐献事情进行沟通。她指出，尽管他丈夫生前已签署了捐献器官协议，但她仍可以各种借口不执行该协议。这是许多英国人目前在捐献器官过程中普遍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根据英国国家医疗体系血液和移植中心的测算，574个家庭的反悔导致大约1200人得不到移植的器官，而在英国全国，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多达6500多人。该中心担心，如果反悔的英国人越来越多，那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数量也会随之增加。为了刹住人们的反悔势头，该中心目前正在与签署捐献器官协议的家庭进行沟通，争取他们理解等待移植患者的痛苦，从而在亲人离世后履行协议。万一他们拒绝捐献器官，也要和该中心的一个专家进行沟通，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
中心主任助理安东尼·克拉克森说，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如果离世者签署了捐献器官协议，那他们的家人在他们离世后就应该履行协议，否则就是违法，中心可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尽管如此，中心还是希望通过与离世者家属的沟通，争取一个最好的结果。他说，“无论是从法律层面还是从技术层面来说，我们都可摘取签署捐献器官协议人员的器官。但是，我们不能强行这么做，而是应该征得他们家人的同意。对某些家庭来说，的确存在反悔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尊重他们的决定。”
多管齐下力促履行捐献协议
在苏格兰，离世者的家属如果不执行捐献器官的协议，那得填写一张表格，解释他们不执行的理由，如离世者后来改变了捐献意愿的证据。克拉克森说，该中心正在考虑是否把这种说法推广到英国其他地方，以推动家属认真执行离世者捐献器官的协议。
英国国家医疗体系血液和移植中心认为，签署捐献器官的人应把他们的意愿告诉家人，以便他们万一离世后，由家人执行他们的协议。此外，有关方面应帮助离世者家属减少在捐献器官上的感情障碍，使他们在捐献离世者器官方面做出理智的决定。克拉克森说，“执行协议是离世者的愿望，家属有责任联系器官捐献专家，帮助离世者实现愿望。我们不希望他们做出一个日后会让他们后悔的决定。”
对于得了囊性纤维化疾病的患者沙龙·本娜来说，移植离世者的肺是治疗她这种遗传性呼吸系统疾病的有效手段。为此，她在英国国家医疗体系血液和移植中心进行了登记。幸运的是，经过5个半月的等待，2013年8月的一天，32岁的本娜就接到了一个挽救她的电话：有人去世，愿意捐献肺，且与她配型成功。她在欣喜之余，还有点担心：肺移植是否会如期举行？她说，“有人告诉我，一般要等到4、5、6个，甚至7个电话后，才会真正获得肺。而像我这样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接到电话，是非常罕见的。”
出乎意料的是，本娜的肺移植手术按期进行。她说，“只有在那时，我才意识到什么是健康，我以前又是多么不健康。如果不移植肺的话，我说不定哪天就会死去。因此，我真得非常感谢捐献给我肺的那个人，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捐献器官
在本娜看来，器官移植会对接受者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如果答应捐献的人，或其家人后来反悔了，会对接受者及其家庭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这方面，英国西南部的威尔士2015年12月出台了一个新的规定：只要一个人签署了捐献器官协议，那就假定在他离世后，他的家人不会对此持反对态度，而应该帮助实现其遗愿。威尔士副总医师克里斯·琼斯说，当地花了两年时间的大规模宣传，才使民众了解和接受这个规定。他说，“我们要让离世者的家庭明白，他们有责任履行离世者捐献器官的愿望。同时，考虑到绝大多数人都赞成器官移植，我们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签署捐赠器官的协议，并最终兑现。尽管目前具体的人数还不好统计出来，但一个可喜的迹象是人数在增加。”
在器官捐献过程中，专业护士的作用非常重要。她负责与离世者家庭进行沟通，让他们了解整个流程，并向他们提供心理辅导，消除他们可能存在的疑虑。在英国，这样的专业护士只有250人，施布·查克拉就是其中的一位。他透露，英国平均每天至少有3人因缺乏捐献的器官而去世。如此计算，由于器官捐献不足，英国每年有1000多人死亡。
查克拉说，器官捐献是个“很伤感情、很讲技巧”的事情。他说，“你想啊，亲人即将或者刚刚去世，他的家属都沉静在一片悲痛之中。此时，你上前要求他们捐献器官，无疑会激怒家属。因此，你说话要讲究方式和方法。我们的办法是，与医院、诊所，尤其是社区保持联系，提高他们捐献器官的意识，当有人去世时，及时提醒他们的家人捐献器官，变被动为主动。”
英国国家医疗体系的一项研究显示，即使在捐献机构进行了登记，但只有大约一半的英国人与他们的家庭成员讨论过捐献器官的事情，这使许多家人不知道他们的捐献意愿，也就无法履行捐献义务。因此，查克拉建议，捐献器官的话题应该成为人们家里谈论的话题之一，而不是禁忌。“这样，家人就知道你的愿望。在你离世后捐献你的器官。”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 篇6
1.1 美国器官捐献
美国是世界上开展器官捐献较早的国家之一。早在1984年, 美国国会就投票通过《国家器官移植法》, 并成立专业机构负责器官的捐献与分配。尽管已有20多年发展历史, 美国器官捐献体系仍在不断完善之中, 而专业、公正与宣传始终是该体系发展的着力点。
(1) 专业性机构保证器官捐献顺畅进行。
在美国, 有个专门的机构“器官获取与移植网络 (OPTN) ”负责全美器官捐献与移植信息采集、管理及器官配型。该网络具有独立、统一、公开的特点。在财务和人员等方面该网络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并且在OPTN中可以查到美国各地的器官信息, 患者在美国任何地方都可以获得全美国的器官信息;患者的排序情况也是公开的, 随时接受公众和卫生行政部门监督。
该网络器官分配的过程公开、透明、公正, 严格根据公认的医学标准, 考虑患者等待时间、病情轻重缓急、年龄、血型等因素, 并考虑已捐献器官者及其近亲属的优先地位, 最大程度的满足每一位患者的需求。
此外, 根据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签订的合同, 1986年9月30日成立的器官共享联合网络负责器官获取和移植网络的运营, 并具体负责美国等待移植器官患者的登记和捐赠器官的分配, 因此它的功能与OPTN有所区别, 又互为补充。二者使器官捐献能够在更专业范围内进行, 避免了许多矛盾和意外。
(2) 严密体系保证器官分配公正合理。
美国对捐献器官的分配也有一套严密的体系。希望进入等待移植器官名单的患者首先需要找到移植小组。移植小组会对患者的健康状况、态度、心理状态、药物滥用的记录以及其他因素进行评估, 以确定其是否属于移植的合适候选人。如果合适, 移植小组将联系器官共享联合网络, 将患者加入全美等待移植名单中。有关患者的健康状况、血型、组织类型和年龄等信息将被输入全国数据库。
当有捐献器官可用时, 当地的器官获取组织将收集有关捐献者的相关信息并输入由器官共享联合网络维护的程序中。根据器官共享联合网络董事会制定的标准, 该程序自动生成潜在接受者的顺序列表。选择标准包括捐献者和接受者之间的身体兼容性、接受者健康状况和等候时间等。这一措施保证了捐献器官分配能够公正合理, 避免了人为因素导致的不公与不测。
(3) 宣传教育鼓励器官捐献。
美国医疗卫生部门倾注了很大力量进行宣传教育, 鼓励器官捐献, 而之所以如此, 也与美国器官移植供需的巨大缺口有关。
美国法律严禁器官买卖, 获得捐献器官成为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维系生命的希望所在。曾有民意调查显示, 大多数美国民众赞同器官捐献,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器官移植的供需仍严重不平衡。美国器官共享联合网络公布的截至2009年8月的数据显示, 美国目前共有103363名等待接受捐献器官的患者;但2009年1~5月, 美国仅有6009人捐赠了器官。 (数据来源:新华网2009年10月31日。)
此外, 在申请或更换驾驶执照时, 如果申领者同意愿意死后捐献器官, 那么他的驾照上就会有所体现。然而, 尽管器官捐献卡或者驾照上的器官捐献标志是重要的法律文书, 但是仍需征得家属的同意才能回收死者的器官。基于此, 说服大家捐献器官或者捐献者家属同意器官捐献在美国是一个艰巨的工作。
在美国每天都有10多人因无法及时接受器官移植而死亡, 这主要是由美国器官移植供需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途径有异种器官移植、研发人造器官和通过宣传教育鼓励器官捐献。但是, 异种器官移植是不同物种之间的器官移植, 目前的可行性还不高;而人造器官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仍不像自然器官那样有效, 所以, 便只能通过宣传教育鼓励器官捐献。
多年来, 美国的相关部门不断加大宣传力度, 向民众阐明器官捐献的好处, 使民众意识到器官移植确实是现代科学中一个卓越的成就, 加之器官捐献是一个很好的服务社会的机会。因此这一工作直到现在, 仍然是美国器官捐献体系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1.2 英国器官捐献
英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也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 目前不仅有立法支持, 还有专门的政策调研团队, 以及多年来一脉相承的实际运行管理机构。可以说, 英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正处于稳步发展中。
(1) 工作扎实, 民众参与度高。
英国目前负责管理人体器官捐献的机构是国家医疗服务系统血液与移植管理处, 该机构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72年成立的国家器官匹配和分配服务系统。该机构经过多年发展, 已经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管理人体器官捐献的办法。同时, 英国卫生部门在捐献器官普及性宣传上的多年努力, 使民众参与度很高。
在英国, 器官捐献都是出于自愿的公益行为。如果英国公民希望捐献器官, 可以到国家医疗服务系统血液与移植管理处进行登记。该机构内有一个国家移植数据库, 其中含有所有器官捐献者和需接受捐献的病人的详细数据, 可帮助人们进行器官匹配和分配。为方便病人, 国家医疗服务系统血液与移植管理处提供24小时服务。
英国卫生部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说, 他们采取了媒体宣传、公益广告等各种方式来鼓励人们参与器官捐献, 甚至还在学校中提倡讲授有关器官捐献的知识。目前英国登记在册的愿意捐献器官者超过1600万人, 这意味着, 英国每4个人中就有1个人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血液与移植管理处的数据显示, 2007年英国尽管有约1000人因为等不到所需的器官而死亡, 但有3000多人因得到捐献的器官而被拯救, 这一结果已大大优于其他发达国家。
(2) 法律保障器官捐献与“利”字无关。
在多年实践后, 英国对器官捐献的有关基本问题进行了法律规定。《2004年人体组织法案》中规定了两个重要原则:一是在没有得到器官捐献者或其亲属同意的情况下, 禁止进行任何器官或组织移植;二是禁止在器官移植中有商业行为, 接受器官的人不得提供报酬, 捐赠器官的人也不得收受报酬。
(3) 加强调研措施与时俱进。
为进一步加强器官捐献工作, 英国政府在2006年组织成立了器官捐献工作组, 从医疗实践、法律政策、伦理道德、文化等方面对英国器官捐献工作进行全面评估。工作组在2008年发布了名为《器官移植》的报告, 提出14项具体建议。
这些建议包括, 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器官捐献组织, 这应由国家医疗服务系统血液与移植管理处负责牵头建立;进一步明确相关规范, 建立一个独立的捐献道德规范组;加强对相关医疗机构的监管;提供财政支持;培养专业的医疗人员以快速高效地从捐献者那里获得器官;加强对捐献器官者的表彰, 提供荣誉称号等。相关建议已经被政府接受。
器官捐献工作组认为, 如果这些建议得到实施, 在5年内可以将英国器官捐献率提高50%。 (数据来源:新华网。作者:黄堃。2009-12-02) 。
1.3 日本器官捐献
为了确保捐献者意愿表达、器官摘取、确定移植者等活动公正、顺畅地进行, 在日本, 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一直强调法律及操作流程的规范, 只有这样, 器官捐献才可以持久地进行和发展下去。
在日本, 很长时间内提供器官的捐献者远少于需要移植的患者, 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脏器移植法》的某些限制过于严格。直到不久前, 即2009年7月《脏器移植法》的修正方案的出台, 捐献者不足问题才有望得到缓解。
在日本,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脑死亡不被认作死亡的标志, 因此, 脑死亡移植开展得比较晚。1997年7月《脏器移植法》的出台, 该问题才得以解决, 脑死亡移植才可以进行。但是脑死亡移植条件相当严格。
《脏器移植法》规定, 脑死亡者能够提供的脏器有心脏、肝脏、肺、小肠、肾脏和胰腺, 而心脏停止后能提供的脏器包括肾脏、胰腺和角膜。只有经过死者家属的同意, 皮肤、心脏瓣膜、血管、听小骨、气管等组织的移植才可以进行。
在日本, 器官移植分为活体移植和死体移植, 后者又分为心脏死亡移植和脑死亡移植。心脏停止后脏器的提供只需在其家属同意的情况下便可以进行。而脑死亡后提供脏器的条件除了征得死者家属的同意, 还要死者在生前以书面或注册等形式表示自己在被判定为脑死亡后提供脏器的意愿, 可采用的方法包括网络登录注册、填写意愿表示卡、在健康保险证背面的意愿表示栏内注明捐献意愿3种。只有具备以上的条件, 脑死亡移植才可以进行。具备以上条件后需要对死者进行医学检查, 从法律上判定其已经脑死亡, 然后, 再对死者进行能否提供脏器的医学判断, 如果可以捐献, 则摘取其器官送往接受移植的患者所在的机构。
1.4 新加坡器官捐献
新加坡国家肾脏基金会2009年10月31日发布的文告说, 该基金会将从储备金中拨出1000万新元 (1新元约合5元人民币) 设立“肾脏活体捐献者援助基金”, 旨在为经济困难的肾脏捐献者提供帮助, 包括一次性支付最高5000新元的补偿金、提供与肾脏有关的医疗保障等4个援助项目。
据悉, 只有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才能在捐献肾脏后申请以上援助项目, 而且申请者的经济能力必须经过新加坡国家肾脏基金会的严格调查, 该基金会将根据捐献者的经济状况确定补偿金的发放数额。此外, 4个援助项目中只有补偿金是现金援助, 其他3个项目都不会让捐献者经手, 以有效遏制器官私自买卖。
目前, 肾脏移植是肾脏衰竭者最好的治疗方式。新加坡国家肾脏基金会长期鼓励肾脏捐献。
2 我国器官捐献
2.1 我国器官捐献的供需现状
我国的器官移植实践始于20世纪60年代, 1974年第一例肾移植成功。20世纪80年代以来, 陆续开展了肝、心、肺、胰腺、胰岛、睾丸、胸膜等器官的移植及相关器官的联合移植, 其中胚胎器官和肾移植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和医疗进步, 人们对高端医疗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1993年, 美国每百万人口的肝移植数量是中国的5340倍;到2007年, 这一差距急速缩小至19.4倍, 在此期间我国的年肝移植数量增长了400多倍。截至2008年, 我国肾移植累计86800例, 肝脏移植累计14643例。如今, 我国已经成为临床手术数量仅次于美国的器官移植第二大国。
由于缺乏可供移植的人体器官, 能够接受移植手术的患者仍然是少数。在我国, 每年有约100万患者需要肾移植, 约30万终末期肝病患者需要肝移植, 但每年全国能开展的移植手术不过约1万例。用黄洁夫的话说, “只有1%左右的人能实现移植的愿望”。
针对我国器官供体紧缺的现状, 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宣传教育鼓励器官捐献机制, 大力进行宣传教育, 鼓励器官捐献。通过宣传教育改变人们对器管捐献的传统观念。然后结合英国的民众参与制度, 让捐献者知道器官捐献的意义及对他人的奉献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动员人们自觉、自愿的捐献,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供体紧缺的问题。
2.2 我国器官捐献的法律现状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由国家和省 (区、市) 两级人体器官捐献组织机构构成。国家级人体器官捐献组织最高领导机构为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委员会, 由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和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专家组构成。省级人体器官捐献组织领导机构为省级人体器官捐献委员会, 由省级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省级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和省级人体器官捐献专家小组构成。
为规范和加强人体器官移植管理, 2007年3月, 国务院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并于同年5月1日起施行。随着条例的实施以及政府相关部门所采取的一系列积极措施, 我国的器官移植逐步迈上了法制化、规范化发展的良性轨道, 逐步得到国内社会的认可, 也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
目前, 从全国范围来看, 开展器官捐献最成熟、最完善的地点是深圳市, 深圳市颁布了《移植用人体器官规范》等地方法规, 同时深圳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具有较为完善的办理流程。然而, 开展情况仍然不容乐观。据不完全统计, 自深圳市红十字会在我国率先设立“劝捐员”以来, 截至2010年8月21日, 仅有130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案例。而仅2009年上半年, 美国就有2304例这样的案例。
目前我国人群器官捐献率仅0.03/100万, 与全球器官捐献率最高的西班牙 (34/100万) 相比, 相差1000倍。而在我国的台湾、香港, 这一比例也分别达到4/100万和7~8/100万。
在“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学术研讨会”上,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委员陈忠华表示:在公民逝世后进行捐献的器官移植领域, 浪费严重排行榜前三名就是心、肺、胰腺, 肝和肾则实现率最高。中国只进行了5例此类型肺移植、2例胰腺移植。
捐献系统和受体分流系统不对接是导致供体浪费的一个很大原因。如果遇到AB血型逝世者捐献的器官, 由于匹配难度高, 手头又无全国各地受体分流系统和名单, 有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资源被浪费。此外, 技术不成熟、免疫抑制剂不成功等也导致移植手术失败, 供体遭浪费。
有限资源没法用上的同时, 却是极大的“供求”缺口:中国每年器官移植数量仅有1.1万例, 其中还包含大量亲属间活体移植, 而每年约有150万肝肾衰竭及其他器官移植需求的患者。
一方面是我国等待进行器官移植救命的患者排长队、望穿眼, “供需”缺口极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信息未对接以及各类主客观原因, 导致珍稀供体被浪费。
在分配体系上我国也是刚刚起步。2009年8月25日, 中国红十字会和卫生部在上海联合召开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会议, 为了积极稳妥地推动此项工作的开展, 会议商定首先在天津、辽宁、上海、浙江、山东、广东、江西、厦门、南京、武汉10个省、市启动人体器官捐献宣传、动员和器官分配试点工作。
酝酿的政策包括:建立一个完善的器官分配体系, 使捐献者的器官能被最大限度地利用;建立中国器官捐献公益基金, 开展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动员, 并对捐献者进行人道抚恤, 特别是对贫困捐献者的家庭予以人道救助。
综合考察各国的立法和我国的地方立法, 笔者认为不管是器官无偿捐赠或是器官限制性的有偿流转, 在理论上来讲都是不存在什么障碍的, 关键是如何操作的问题。我们立法时应当十分的慎重, 应当综合考察各国好的经验和我国地方立法的成功案例。权衡社会利益、道德观念和捐赠者的利益。做到既不违背公序良俗, 又能保护捐赠者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 最重要的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最大利益。由此, 我国的器官捐赠立法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器官捐赠应遵循自愿原则。
(2) 禁止将未成年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及无行为能力人作为器官移植的供体。
(3) 罪犯的器官权受法律保护的原则。
(4) 器官可有偿捐赠的原则。
2.3 我国器官捐献的伦理现状
虽然我国器官捐献体系在近几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但也摆脱不了传统观念障碍和一系列伦理困境。这些困境主要包括:①活体捐献中尊重自主与供体保护的冲突, 以及推定同意所面临的道德多元与自主权的冲突;②异种移植中的动物权利与人的权利的冲突, 跨物种感染与公共健康风险问题, 以及异种移植与人格同一性等问题;③器官商品化中的暴利诱惑与人类尊严的丧失, 器官商品化与医疗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
针对这些伦理困境, 结合上述国际经验, 伦理原则应该根据技术发展的状况及时地进行调整, 为技术的发展提供更为宽松的环境。必须加强唯物主义伦理观的教育, 广泛利用宣传力量, 加大宣传力度, 从舆论导向、政府行为、社会公益、精神文明、学校教育等多个层次, 宣传无神论, 宣传医学知识, 树立新的伦理道德观, 大力倡导“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道德风尚, 形成自愿捐献器官的风气。管理部门应坚持不懈地宣传器官移植、遗体捐献的意义, 向社会公开其工作性质及工作程序, 热忱为自愿捐献者服务。另外, 可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 如发放自愿捐献卡片, 在驾驶执照或身份证、工作证上增加一项“是否愿意死后捐献器官”;当某病人需作器官移植的时候, 必须将自己死后器官捐献给他人作为条件;在还存在反对“脑死亡”的现实条件下, 先承认两种死亡定义, 由病人或其家属来选择;在鉴定“脑死亡”标准有困难的地方, 先在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实施等。
2.4 我国器官捐献的分配现状
人体器官是一种稀有的卫生资源, 是不可能按需分配的。这就给医生在进行器官分配时面临伦理难题, 即可供移植的器官和技术总是有限的, 那么谁应先接受移植手术, 这是如何选择病人的问题。
由于愿意捐献器官者数量有限, 加上立法对捐献条件的严格限制, 许多国家人体器官移植都面临捐献器官严重不足的困境。例如, 目前日本共有约1.2万名患者需要器官移植, 而实际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200列左右。来自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血液与移植管理处的数据显示, 2007年英国大约有1000人因为等不到所需的器官而死亡。
在捐献器官数量与等待器官移植患者数相差较为悬殊的情况下, 如何分配优先的捐献器官成为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建设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 可以借鉴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在美国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全美器官捐献与移植信息采集、管理及器官配型, 即我们在上文提及的器官获取与移植网络 (OPTN) 。我国也可以成立类似的专门机构, 将我国所有的器官捐献信息整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强大的网络群。为公正地选择接受捐献器官的患者, 针对不同器官制定了可操作性强的选择标准。以确定接受捐献肝脏的患者为例, 由于肝脏从捐献者体内摘取到移植后重新恢复血流不能超过12个小时, 所以, 首先要划定一个在相应的时间内能切实把患者和移植器官都运送到位的区域范围;然后对处于这个区域范围内希望接受移植手术的患者进行优先顺序排位, 主要考虑紧急程度和血型, 并对两者进行打分, 总分值越高的患者越优先安排手术。
通过上述类似做法, 我国可以真正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对申请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进行排序, 确保将人体器官捐献体系中已登记的捐献器官首先分配给最急需的患者。事实上, 公平分配捐献器官以及健全有法律保障的捐献体系, 已逐渐成为文明进步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体现。
3 结 论
综上所述, 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的建立还处在起步阶段, 由此导致很多想要捐献器官的人, 无门可捐。很多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 因为不能得到及时的器官捐献而耽误治疗, 而失去痊愈的机会甚至死亡。因此器官捐献体系的建设亟待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首先, 应该借鉴美国的宣传教育鼓励器官捐献机制, 来解决我国器官捐献的供需问题。其次, 应该综合考察各国的立法和我国的地方立法经验, 来解决我国的立法困境。再次, 结合上述国际经验来解决我国器官捐献的伦理问题。最后, 可以借鉴美国在器官捐献方面的经验来解决我国器官捐献领域的难题。
通过多种途径大力宣传器官捐献的科学知识、重要意义和相关政策, 使人们认识到自愿捐献器官可以挽救他人的生命, 是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的体现, 是崇尚科学、移风易俗的文明行为, 在全社会逐步形成倡导人体器官捐献风气, 把自愿捐献器官视为值得尊敬、值得表扬的行为。最终形成一种良性的器官捐献的社会价值观。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四个国家的器官捐献的机制及法律规范。然后在此基础上比较当前我国器官捐献面临的供需问题、法律问题、伦理问题和分配问题, 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器官捐献,供需问题,法律问题,伦理问题,分配问题
参考文献
[1]黄焱.器官移植的社会问题研究[M].沈阳:沈阳出版社, 2005.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 篇7
1 被调查人员人口学一般资料
性别:男性112名,女性184名;汉族281名,少数民族12名,其余不详。
年龄:最大59岁,最小19岁,平均年龄31.42岁。
职业:医生82名,护士47名,学生62名,公务员/干部14名,教师12名,工人8名,事业单位9名,其余及未填写者91名。
学历:大专及以下73名,本科131名,硕士及以上90名。
信仰:共产主义138名,宗教信仰33名,无信仰149名。
2 调查结果的一般描述与初步分析
对器官捐献法律法规相关流程了解程度:了解一点的占64.7%,很了解的只有6.4%,不了解的有26.4%,2.4%的一点都不知道。对于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对器官捐献意义的认识:认为是“延续生命,挽救他人”的最高(67.6%),体现生命最后价值(18.0%),支持社会道德及公益文化事业(13.4%)。说明被调查者的认知状况与目前宣传的主流观念有一定相似。
关于对器官捐献的看法:愿意自身捐赠的有50.0%,赞成捐赠但不会自己捐赠的占47.2%,2.8%的人反对捐赠。
愿意捐赠的器官:59.1%的人选择眼角膜,28.6%的人选择肾,27.4%的人选择肝,22.2%的人选择肺,21.2%的人选择其他,19.7%的人选择都不愿意,其中包括重复选择。通过结果可以看出,选择率最高的眼角膜也只占到了59.1%,其他的意愿均不高,有近20%的人选择都不愿意。此外,还有人愿意全部捐献,可能与眼角膜开展时间较长有关。
家人需要时,是否愿意捐赠:愿意捐赠的有77.5%,迫于社会压力捐赠的有12.3%,不愿意的有7.1%,说明被调查者的绝大部分的家庭观念强,提示推进器官捐献工作可以从这方面作为突破口。
如果家人有捐献意愿,支持的占66.5%,反对的占16%,无所谓的占16%。而在患者若需要时家属愿意的调查意向中,接受的占到66.5%,不接受的占18.2%,很难回答的占49.5%。
对脑死亡的看法方面,有69.8%的人赞成,14.2%的人反对,15.4%的人表示无所谓。
捐赠补偿的影响方面,72.3%的人表示不会因为有补偿就改变不捐赠的意愿,但仍有14.2%表示会,也有10.2%的人表示根据补偿的多少而定。
3 调查结果的统计学分析
3.1 问卷的量化赋值
本研究依据不同职业者对逝世后进行器官捐献的认知水平,由低到高依次为很不了解、不了解、一般、较了解以及非常了解等5个级别,分别赋值为1—5分。
3.2 不同职业者逝世后进行器官捐献的认知和态度量化分析
通过对不同职业逝世后进行器官捐献的认知和态度量化分析,结果发现:在对器官捐献了解程度和对捐献器官用途了解程度方面得分最高的是医护人员,分别是(2.31±0.48)分和(2.23±0.38)分;其次是学生,在对“脑死亡”了解程度、对遗体器官捐献支持程度与对家人器官捐献支持程度,得分分别为(1.87±0.12)分、(3.06±0.47)分和(1.52±0.21)分;上述5个条目学生与医护人员得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学生、医护人员与公职人员、其他职业在上述五个条目之间的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10.117,P=0.000;F=7.201,P=0.011;F=5.637,P=0.034;F=8.174,P=0.006;F=6.267,P=0.022)。结果见表1。
3.3 不同学历者对逝世后进行器官捐献的认知和态度量化分析
通过对不同学历者逝世后进行器官捐献的认知和态度量化分析,结果表明:在对器官捐献了解程度、对捐献器官用途了解程度、对脑死亡了解程度、对遗体器官捐献支持程度以及对家人器官捐献支持程度等5个方面得分最高的是学历为硕士及以上者,得分依次为:(2.43±0.27)分、(2.03±0.32)分、(1.96±0.22)分、(3.15±0.51)分和(1.75±0.29)分,在上述5个条目中,学历为硕士及以上者得分明显高于学历为大专及以下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9.571,P=0.009;F=10.311,P=0.001;F=6.174,P=0.020;F=5.562,P=0.031;F=7.791,P=0.013)。学历为本科与硕士及以上者上述5个条目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结果见表2。
4 构建推动中国器官捐献的理论体系观念
本次调研证明,高学历者和医务人员,捐献器官的意愿高。高学历者和医务人员的文化水平和科学素养高,特别是医务人员对器官捐献更有感性的认识,易于理解器官捐献的价值,所以捐献意愿高。而一般人群由于缺乏较高的文化和科学知识,难以理解器官捐献的价值,也缺乏实际的情景去感受器官捐献的意义,导致器官捐献积极性不高。提示,需要建立系统的通俗易懂的器官捐献理论体系,并加以大力宣传来推动器官捐献工作[1,2]。
4.1 脑死亡重要但要谨防被质疑
器官捐献的理论建设,人们过去主要将目光放在脑死亡的立法上,这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其引起的负面作用不容忽视。我国的脑死亡立法,已经在学术界讨论了一段时间,并取得了不少成果。本次调查显示在医务人员和医学生中也有不少人表示赞成。中华医学会用行业规则规定了脑死亡的合理性、合规性,但是实行起来任然困难重重。而且关于脑死亡的过度渲染,还会使人们质疑脑死亡是为了获取患者的器官,而加速病人的死亡,可能导致脑死亡的立法,更加困难。因此即使脑死亡立法后,也难以建立推动器官捐献的理论体系,这需要建立新的孝道观、新的生命观等新概念[3]。
4.2 新生命观
“死后元知万事空”,是诗人陆游对人死亡后万事皆空的感叹。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句诗应该改为“死后并非万事空,器官捐献活人命。”因为,很明显,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体的很多器官,肾,肝、肺、心脏,都可以捐献移植给他人,这些过去随着人死亡就要土葬、火化的无用之物,今天已经变成了能够救人生命的宝贝。同时,也可以使捐献者的器官生命在别人的身上得到延续,既实现了救人生命,自己器官生命也得到延续,这种由现代器官移植技术和己他两利的价值观而诞生的生命形式,可以称为新的生命观。而且,大量的事实证明,器官捐献者的器官捐赠给受体后,还会影响受体的性格,特征等,更证明了器官捐献者的生命,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延续下来并发挥着多方面的生理、心理作用,这种新的生命观的机制内涵,值得进一步研究[4]。
4.3 新孝道观
《孝经》认为,“孝”是天地万物和人们行动的一个至高无上的原则。《孝经·三才》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则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道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这就是说,“孝”像天经地义一样,是人类行为的最高原则,先王之所以能够使人民不遗弃他们的父老,使百姓彼此和睦、不违法乱纪,都是因为进行“孝”的教育的结果[5]。孝作为人普遍的天生的基本的道德本性,也被今天的研究所证实。孝的主要内容是:孝顺父母,孝敬祖先,奉献家庭。它对家庭的稳定和人类社会的稳定及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今天的器官捐献方面也尤为重要。因为,儿女对父母身后器官的捐赠具有重要的影响决定作用[6]。因为,父母去世后,其捐赠的执行人往往是子女。所以子女的态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当前,一些人恐惧火葬,很愿意捐献出自己的器官。可见,在父母有捐献器官意愿的前提下,子女作为执行人,在父母身后按照父母的遗愿,将器官捐献移植给他人,既孝顺了父母,尽了孝道,又救活了别人的性命;还能使父母的器官,在别人的身体中得到再生。这种源于父母遗愿,由子女最后完成的道德善举,可称为新的孝道观。
当然,构建我国器官捐献的理论体系是一个较大的工程,还有许多概念、范畴需要建立,由于研究能力和篇幅的限制,本文仅作初步探讨,也愿做引玉之砖,希望更多的学者来探讨这一问题,以尽早建立我国器官捐献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胡冬梅,悦姣星,黄海.关于我国建立器官捐献激励机制的思考[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4,35(8A):22.
[2]李恩昌,柏宁.国家倡导是推动器官捐献工作的关键.中国医学伦理学,2013,26(6):674-676.
[3]李恩昌,彭松,朱小宁,等.关于我国器官捐献伦理社会体系建设研究进展的综述[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6,29(1):154-156.
[4]李恩昌,吉鹏程,韩淑琴,等.多维视角看中国器官捐献的价值导向[J].中国社会医学,2013,30(6):374-376.
[5]高望之.儒家孝道[M].高亮之,高翼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 篇8
一舆论宣传做辅助, 政府应该尽快建立有序的管理体系, 保障捐献渠道畅通。
1鼓励捐献、方便群众、简化手续、规范操作”的原则。例如, 好多省市不仅需要本人或家属到红十字会填捐献表, 还得自己花钱办公证, 一些地方对捐献者还有特殊要求, 如必须有本地户口。难怪有有志之士感叹, 无偿捐献自己的器官咋这么难, 政府应该设立专门的服务机构, 设立热线上门服务。对此, 各医疗机构要加强宣传阵地建设, 利用各大新闻媒体及广告立牌等形式, 大力宣传人体器官捐献的有关知识, 扩大潜在捐献者人群。
2建立多样的器官捐献激励机制
当涉及到异地器官捐赠时就会产生很多费用, 例如旅费、住宿费、住院费等, 这些费用由谁承担呢?无论是受捐者还是捐献者承担都不太合适, 政府部门必须考虑建立器官捐献的国家补偿制度, 承担捐献者为捐献所产生的所有费用, 才是公平合理顺应人心的举措。此举, 一定可以提高捐献积极性, 长期坚持下去国民的捐献意识是会逐步提高, 逐步形成互相关爱、互相帮助的良好氛围, 何愁捐献率不高?
3器官捐献之后的工作要扎实稳妥, 舆论宣传要紧跟不放
任何一项新事物的开展都离不开人的重要作用, 特别是对捐赠人及家属的情绪安抚工作要做好, 要给予捐赠者最高的临终关怀礼遇, 让他在鲜花和亲人的关怀中走完人生的最后时光。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有深圳红十字会, 可以借鉴学习, 他们成立了器官捐献后续服务队, 器官捐献者完成捐献后, 对家属给予精神关怀和对贫困捐献者家庭进行人道救助;认真做好善后处理、缅怀纪念等各项工作;捐献者有专门的陵园, 既庄重又便于缅怀, 并且在每年的捐献者纪念日, 给家属送去关心和慰问。这些事情做起来很小, 但是社会影响巨大, 不光是给悲伤的家属以心灵的抚慰, 还使更多的人了解到这项事业的伟大意义, 利用舆论的传播作用倡导关爱生命、挽救生命的新风尚, 对捐献登记中的典型事例进行跟踪报道。例如, 一位年仅21岁的武汉大学生不幸离世, 他的父母忍痛做出了惊人的决定:捐献孩子的肝、肾、角膜和皮肤, 来拯救更多的人。“请尽量用在那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人身上!”在最后的告别时刻, 拥着儿子的身体、抚摸着儿子的脸庞, 这位48岁农家妇女的期望如此朴素, 她对于儿子的爱已在不知不觉中献给了这个社会, 这是人间真情的延续, 这就是值得我们敬佩的普通人做出的不平凡决定, 这就是值得我们今天倡导的主流。你看了这样的报道, 你的心能不被感动吗?你该知道自己应该去做什么了, 这就是舆论宣传的社会效应。倡导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人们会自愿加入到捐赠的行列, 会使很多潜在的捐赠后备军加入到这个队伍中, 我们是13亿人口的大国, 何愁捐献率不高?
二加强舆论宣传, 逐步破除传统思想的禁锢
完整地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还在很多人的意识里存在, 因此身后被人摘取器官的做法想要被接受还需要时间, 要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 就需要我们强大的舆论做先锋。
其一, 舆论宣传培养公众器官捐献的意识。要加强宣传捐献器官是一种生命的延续, 是另一种存在的形态, 让人们认识到, 这是一种社会公益事业, 我们都是平凡人, 但是可以做出不平凡的事迹。当人们相信我以舍己之心助人, 人必以舍人之心助己的时候, 当人们相信这个世界会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变得更美好的时候, 器官捐献就不再是一种克服不了的困难了。
其二, 宣传破除迷信思想的无神论, 消除因无知、误解而产生的文化与心理差异。宣传要使大家认识到, 捐献器官是挽救他人生命的善举, 当整体生命不可换回时, 让部分生命借助现代医学用另一种方式延续, 将我们生命的句号改写成他人生命的逗号, 这将是多么具有社会公德的义举。
让我们心连心、手牵手, 共同创造互相帮助奉献爱心的美好时代。用一句话结束本篇论文“虽然您不曾知生命之旅何时结束, 但当那一刻来临, 您却留下了鲜花一簇, 那是您身体绽放的玫瑰, 那是您献出的珍贵礼物。盲人将重见光明, 心脏将再次跳舞……”这是在中国红十字会印制的器官捐献宣传册扉页上的一首诗———《生命的礼物》。■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 篇9
器官移植医学上是指为恢复病人完全丧失功能的器官的功能而相应地将他人健康的器官移植于病人的一种医疗技术[1]。器官捐献是指公民自愿将自己具有生理机能的器官、组织以及公民死后的遗体捐赠与他人的行为[2]。对于器官捐献分类, 按照不同的标准, 分类也不同。大体上分为:活体捐献和身后捐献;对象特定的器官捐献和对象不特定的器管捐献;临床医疗用器官捐献和非临床医疗用器官捐献等。
在国际上, 器官捐献刚刚起步, 死后捐献是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2002年, 美国有6679个病人在等待供体时死亡, 大致每月18人死亡 [3]。尽管美国也通过大众宣传和其他途径提高了器官捐献率, 但是捐献的器官仍不能满足临床需要, 并且在过去的十年中, 等待器官移植病人的数量不断增加。据相关部门统计, 在中国, 每年约有150万的肝肾等大器官疾病患者等待着器官移植, 而从2003年到2009年5月, 中国内地仅有130位公民逝世后捐献了器官。器官移植供体的不足已经成为目前全世界医学行业中最大的问题。器官捐献需要更多的渠道, 更需要相关法律来保证合法运作。目前有关这方面法律法规有:1984年10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 、民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2006年3月16日卫生部发布《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2007年3月21日国务院审议通过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并于2007年5月1日起开始施行, 此条例的施行标志着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的法律化。这些法律法规规范了人体器官移植的管理, 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在维护捐献人、接受人的合法权益方面有着重大的意义。但是在器官移植与捐献方面, 笔者认为目前仍然存在很多漏洞, 法律法规不是很健全, 针对出现的相关问题很难较好处理。
2 器官移植与捐献存在的问题
目前, 器官移植手术在我国已经基本成型。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们对于器官捐献与移植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人意识到捐献器官拯救他人生命的重要性, 自愿捐献出自己的器官,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器官移植获得了新生。但是笔者认为器官在移植与捐献方面, 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具体如下所述:
2.1 缺少全国性和综合性统一协调的平台
(1) 缺少一个管理器官捐献的统一平台。
目前器官捐献缺少一个专门处理的平台机构, 器官移植的捐献者不知道怎么捐献、该去哪里捐献;同时器官的接受者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适合自己类型的器官。各个系统的信息都处于一个封闭、离散的状态。曾经在一份调查中, 我们了解到大部分人是不排斥器官捐献的, 但是他们对医疗机构缺少信任, 担心他们自己捐献的器官被医疗机构用于他用, 甚至用于谋利。
(2) 缺少医院之间器官转让的协调机构。
在医疗机构, 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 大多数的医生还是将捐献的器官用于治疗需要的患者。有的医疗机构有某种器官, 但是不急于使用, 而另外一家医疗机构确是急需此类器官, 医疗机构之间该如何实现其转让呢?笔者认为目前缺少一个专门处理器官移植与捐献的机构, 用来解决这些问题, 完善相关的制度, 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个过程, 为医生与患者之间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
2.2 存在非法攫取、买卖器官的情况
对于供体器官的获得有的是通过正规的途径——器官捐献所得, 而有的是通过任意摘取尸体器官或非法攫取其他人的器官所得。
(1) 任意摘取死刑犯的器官。
对于使用死刑犯的器官已经是公开的了, 但是笔者认为, 对于死刑犯的器官任意摘取的法律和伦理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目前针对任意摘取死刑犯的器官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支持者认为, 死刑犯是在生前危害公共安全, 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不利, 死后器官被利用来救人也是对生前所作所为的一个弥补。反对者认为, 死刑犯虽然被处以死刑, 但是他仍然具有人格权, 对自己的身体有决定权, 不得任意干涉。笔者认为, 死刑犯虽然被剥夺了生命权和政治权, 但是其人格权仍然存在。死刑犯在同意捐献的情况下, 是其本人一种精神道德, 是值得表扬的。不同意捐献器官的死刑犯, 是他们本身的权利, 应该加以维护。如果依照支持者的观点, 笔者认为, 会出现法院与医院之间为了获利而实施一些不正当的行为。
(2) 非法买卖器官的现象存在。
目前我国的器官移植技术水平已经很高, 很多病人都可以通过器官移植而重新获得新生的机会。虽然技术水平达到了, 但是却因为缺少器官移植的供体, 手术无法进行。于是, 有的患者及其家属为了获得可供移植的器官, 不惜花费大量钱财通过其他非法途径去得到, 从而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在一些地区也出现了非法攫取器官的案例。器官之特殊性, 导致了它的生命价值和经济价值都是很高的, 有买有卖, 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市场, 进而就会有些不法之徒利用它来获得更多的财富。
2.3 医院伦理委员会地位和职能没有明确的规定。
医院伦理委员会是建立在医院内部的医学伦理决策机构, 是调整医学伦理冲突、促进医学发展的新型组织形式。设立医院伦理委员会并开展相关方面的工作, 可以保护医学科研中受试者的利益和安全的职责, 促使医学临床科研更人文、更有伦理性。它具有政策研究功能、教育培训功能、咨询服务功能、审查批准功能四个方面的功能。但是医疗伦理委员会在医院中该处于什么地位还没有明确的规定, 同时工作模式和管理上也没有具体的制度加以约束。特别是对于器官移植与捐献方面, 医院伦理委员会到底只是按照《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和《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相关规定履行其职责, 还是可以在法律法规的灰色地带自由发挥其职能, 均没有明确的界限。
3 建立和健全器官移植与捐献的相关制度
为了规范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 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 保护患者健康, 更好的建立健全器官移植与捐献的制度, 笔者提出如下的建议:
3.1 针对其在执行过程中的非系统性, 施行开放灵活的管理体制
虽然目前我国对于器官移植与捐献的体系框架已基本形成, 但是仍然存在不少的盲点。为了解决我国器官移植与捐献执行非系统性, 笔者认为需要建立和完善国家处理器官移植与捐献的管理机构, 施行开放灵活的管理体制。
建立一个专门处理器官移植与捐献的全国性和综合性的平台, 然后在各省市分别建立其下属的机构。为了加强这个机构包括管理机构的设置、地位、职能、组织原则、任务等各方面设立合理化, 笔者认为可以设立一个直属国务院, 专门负责处理器官移植与捐献管理的机构。该机构具有处理器官移植与捐献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两方面的职能, 使器官移植与捐献管理具有系统性, 避免中央与地方政策脱节的现象发生,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人体器官移植工作体系。国家应该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可操作的政策和措施, 扎实推进试点工作, 并注意总结和积累经验, 推进器官捐献与移植法律制度改革不断深入, 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3.2 完善对于尸体器官使用的相关法律制度
对于尸体的器官应在其死亡之前, 由本人或通过其法定代理人在自由地了解情况以后做出同意, 最好以书面形式进行确认。同时医院也应当制作一份完整的笔录, 上报当地专门处理器官移植与捐献的平台机构。笔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死者身份资料、证实死亡日期及具体时间; (2) 查阅死后捐赠人身份卡及其它资料的记录; (3) 参与手术医生的身份资料; (4) 指明摘取器官或组织的用途[2]。
目前我国关于器官移植与捐献方面没有专门法律, 可依照《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来处理有关问题。但是条例中关于死刑犯器官使用方面, 还有待于健全。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 已经迫在眉睫。对于非法使用尸体器官者, 依据相应的法律对其进行约束和惩罚, 情节严重者, 应依法追究其行事责任。
3.3 加强立法的力度, 禁止器官的买卖
人体器官在现代医疗上具有巨大的生命价值, 甚至是经济的价值。有些人为了获取他的经济价值, 于是便出现了买卖器官的非法行为。就各国的立法实践来看, 关于人体器官买卖的问题, 各国一般都给予了禁止性规定[5]。在中国,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的第三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 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但是除了此条例提出禁止买卖器官以外, 并没有从法律条例上来制定相应的详细处罚方法。器官不是物, 在法律上物是没有人格权的。但是器官来源于人的身体, 具有人格权的一种体现, 因此它不具有财产性, 不能作为一个物来交易。
笔者认为, 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 严厉打击买卖器官的行为。比如, 对于利用麻醉非法攫取他人器官者, 如果取得是成对的器管, 应当定为故意伤害罪, 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应当是故意伤害死亡。针对此类犯罪, 均应当从重处罚。同时专门处理器官移植与捐献的机构, 也应该禁止器官的买卖。医院只允许通过此机构所提供的捐献器官进行手术。我们应该不仅在法律上还是行政上都禁止器官的买卖, 让那些犯罪者无利可取, 从而为合法的器官捐献铺上一条光明的大道。
3.4 完善医院伦理委员会的相关制度, 规范其地位和职能
医院伦理委员作为医院的内部机构, 具有改变行政决策和权威决策的能力, 所以笔者认为完善医院伦理委员会的相关制度, 建立健全其在医院组织机构地位和具体职能的体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医院伦理委员会应该在法律法规不是很健全的地方发挥其职能, 在紧急的情况下, 赋予其特有的权利。伦理委员会要提高伦理审查水平, 建立并完善对医院伦理委员会的监管制度[6]。医院要切实的开展伦理委员会的活动, 在支持与监督并行的情况下, 让医院伦理委员会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职能, 避免有名无实的事情发生。
总之, 人体器官是极其难得的珍贵资源, 特别是对于急需的患者来说, 谁拥有了它就等于得到了新生。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 器官移植技术已经成为拯救某些患者的重要手段之一。器官移植与捐献制度的深化毕竟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需要政府的主导、全体医务人员的积极参与以及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这样才能形成有效的力量, 推动器官移植与捐献的更好的发展。针对目前器官移植供体不足、非法攫取人体器官、器官买卖等问题, 笔者进行详细的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这对于规范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 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 保护患者健康, 建立健全的器官移植与捐献法律制度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1]杨慧艳.器官移植问题及医务人员的道德责任[J].现代医药卫生, 2009;25 (6) :881-882.
[2]宋豫, 包茹华.关于人体器官捐献的法律思考[J].法学家论坛, 2000;5:43-46.
[3]张锋, 任静远.澳门有关人体器官和组织捐献、摘取及移植的法律制度[J].法律与医学杂志, 2007;7 (3) :125-126.
[4]张力.论尸体器官捐赠自愿性原则[J].法律与医学杂志, 2003;10 (4) :225-228.
[5]AlbertoAbadie, SebastienGay.The impactof presumed consent legislation on cadavericorgan donation:Across-country study[J].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006;25:599-620.
人体器官捐献之合理补偿机制研究 篇10
关键词：器官捐献；器官移植；补偿模式；立法建议
目前器官的供不应求是我国器官移植发展面临的最为核心的问题。在此种环境背景下，与器官捐献、器官移植相关的诸多方面的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因此，我国迫切需要结合实际国情，建立相应的器官捐献补偿机制以提升器官捐献者的积极性，从而有效地增加可移植器官的数量，从根本上缓解器官短缺的情况。
一、人体器官捐献行为的内涵及其意义
人体器官移植是指将器官供体的器官通过手术方法移植到受体体内以代替受体原本已经发生病变的相应器官的一种治疗技术。实务中将人体器官移植前提的人体器官捐献主要分为遗体器官捐献和活体器官捐献两种。
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使得众多命悬一线的人重获新生，通过人体器官的捐献行为，器官的供体更好的实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器官的受体也重新获得生的可能。供体捐献的器官积极地推动了相应的医疗事业的发展，也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器官黑市交易以及因为器官不足滋生的其他违法且对人体有极大伤害的行为。
二、人体器官及器官捐献补偿行为的性质分析
（一）人体器官的法律性质
我国对人体器官属性的认定理论主要有“人格权说”和“物的范畴说”两种。其中“人格权说”认为，人体具有不同于民法中的物的特殊属性，其是人格的载体。“物的范畴说”认为，与自然人的人身相分离的人体器官可以视为物，但是这种物是最高物格的特殊物。①
笔者认为“物的范畴说”与器官移植理论的发展更为一致，人体器官一旦从人身脱离也就脱离了其人格的物质载体，有了物的属性。但这种物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民法理论中的物，其与人的本身密切相关，且具有生命力和生理活性，能够在医疗事业中进行捐献移植，并且能够使器官捐献者因其捐献器官的行为获得相应的物质奖励、精神奖励等补偿。
（二）器官捐献补偿行为的法律性质分析
器官捐献的合理补偿是指在供体捐献自己的器官之后，受体或者相关机构甚至国家给予供体及其家属一定的物质奖励、精神嘉奖和制度倾斜等。
器官捐献合理补偿与器官赠与、器官买卖有着如下的本质区别：
1、合理补偿与器官赠与的本质区别
器官赠与是纯粹的利他行为②。实践证明，纯粹无私、利他的无偿捐献模式更多的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基于供移植器官供求严重不平衡、黑市交易和地下市场的器官买卖现象日益猖獗的现状，我们必须对无偿的器官捐献模式重新进行审视，以提出更优质的器官捐献模式。我们在反对器官买卖的基础上，强调对器官供体进行合理补偿。而这种补偿虽类似于“有偿”，但绝对不是买卖行为，绝对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
2、合理补偿与器官买卖的本质区别
器官买卖是指器官供体和受体将供体的器官作为买卖交易的标的物，由受体支付一定的价款从而获得供体器官所有权的行为。在器官买卖的过程中，器官作为商品进行等价交换，而合理补偿并非针对器官本身而是基于对捐赠人道义上的感谢，就捐赠人而言，他并不具有获利的动机。器官买卖直接反映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③而合理补偿则充满了人情味。目前世界各国在买卖器官不合法的问题上达到共识，但是对于器官捐献的合理补偿大多数国家都认为是合情合理的。
三、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合理补偿机制的构建
（一）从法律上确立补偿模式
当我们开始着手构建人体器官补偿机制时，第一步应当做的是修改现有法律为其提供立法依据。众所周知，与器官移植有关的较为正式的法律——《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颁布施行于2007年，距今为止已经有九年之久，其中的部分内容相对于现在的社会现实、医疗水平等已经有明显的滞后性。故慎重修订该法，并在该法中明确人体器官捐献合理补偿机制已经成为最现实也最迫切的需要。
（二）确立明确的补偿标准
我国应当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统一的补偿标准来规范相关的补偿行为。具体而言，我国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相应职权部门，由该部门设立执行一个客观公正的人体器官移植补偿标准。这样的补偿标准，可以为专门机关对器官捐献者的合理补偿制定行动指南，可以避免同样的器官捐献者遭受不一样的补偿待遇。
（三）明确合理的补偿主体
笔者认为分配合理的补偿责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器官获取阶段、开展手术阶段的费用以器官受体独立承担为主，在较为特殊的情形以及受体无力、无法独立承担情况下，可启动社会援助、保障机制。第二，在术后恢复阶段，所要花费的相关费用可以主要由国家来承担，另外可以由器官受体起到辅助承担作用。国家在活体供体进行器官捐献时，应当为其投设相应的保险，并将其纳入社会保险范围。在尸体捐献器官之后，应当由专门的机构为其补偿相应的丧葬费、抢救期间的手术费等，以对高尚的器官捐献者进行精神嘉奖。第三，我国还可以仿照新加坡，在当前的红十字会中设立应当分配给器官供体的专项基金，由中立的红十字会在对器官捐献过程中其他需要的情况下对供受双方进行一定数额的人道主義补偿。
（四）完善补偿制度的其他措施
除了上述主要以经济补偿为主的补偿措施外，我国还可以做出相关规定给予器官捐献者以一定的社会奖励。如我国可以赋予器官捐献者以优先权，当器官供体捐献其器官之后，如有一天供体或其亲属需要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则其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权。
综上，对于我国人体器官合理补偿制度具体应当如何构建还有待深入研讨。笔者认为补偿的方式应当结合实际确定，除金钱和物质利益的给付之外，还可以从荣誉性嘉奖、社会待遇优先制度给予补偿和激励。补偿的范围和标准应当由相关的法律明文规定，补偿的执行机关也应当由独立于供求双方以及具体手术操作单位之外中立的第三方组织承担。我国器官捐献移植之路还很漫长，在此过程中还有很多诸如医学、法学等不同领域的相关理论不断完善，但不管怎样，都应相信器官移植的前途终究会无限光明！
注释：
①杨立新、曹艳春.脱离人体的器官或组织的法律属性及其支配规则[J].中国法学，2006，（1）：37.
②晏庆琴.我国器官捐献民法学研究[D].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③王多.人体器官商业化利用的法律限制[D].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参考文献：
[1]杨立新、曹艳春.脱离人体的器官或组织的法律属性及其支配规则[J].中国法学，2006，（1）：37.
[2]晏庆琴.我国器官捐献民法学研究[D].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3]王多.人体器官商业化利用的法律限制[D].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作者简介：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 篇11
一、死刑犯器官捐献理论
目前我国理论界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器官捐献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支持者认为, 许多死刑犯处决后无人领尸, 白白焚化是一种浪费;死刑犯处决后再摘取他们的器官并不会增加他们的痛苦, 同时还能救治病人的生命;其次, 这也是对死刑犯的一种灵魂的救赎。反对者却表示, 死刑犯本身就处于弱势地位, 很难做到器官捐献条件中的真实的知情同意, 即使死刑犯被剥夺了政治权利, 我们也不能剥夺他们的民事权利, 尤其是在处置他们被处决后自己身体的利用上。而且, 死刑犯的器官捐献涉及到人的权利问题。死刑犯也是人, 难道就没有人的权利吗?另外, 死刑犯器官移植可能促使少数医务人员和执法人员的腐化, 同时也不排除个别人将死囚器官走私出境的可能。
从法律层面上来讲, 死刑犯被依法剥夺的是人身自由权以及政治权利。当他们死后, “收殓埋葬尸体”是赋予死者家属的法定的义务和权利。即使是生前罪大恶极的死刑犯, 如果他们不愿意捐献器官, 我们也不能强制进行摘取。
二、我国死刑犯器官捐献的法律规范及评析
如今, 在中国, 大部分器官捐献来源于死刑犯这一现实是不可能马上得到改善的。所以我们更要注重保护死刑犯的权利, 充分尊重死刑犯的意志。作为规范死刑犯器官移植行为的法律, 主要有1984年颁布的《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和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 (下称《规定》) 以及2007年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在有关器官捐献的内容方面只予以简单的规定, 相比于国外的器官或组织的捐献规定是少之又少的, 存在众多的不完善的地方。正是由于立法的缺失和法律监管的松散, 实践中也确实发生了许多司法人员或执法人员私自摘取并出卖死刑犯器官的事情。
2000年9月, 山西太原人于勇刚因抢劫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其母坚称医院和法院私自取走儿子的器官, 并控告相关医院和法院。江西媒体曾披露, 2000年5月, 江西农民付某因杀人罪被枪决, 当地法院偷偷将其肾脏卖给江西某大医院, 付父悲愤自杀。
这些案件不断质疑着当前对死刑犯器官捐献制度的法律保护。那么, 下面具体分析一下现有的法律规范有哪些不足之处:
首先, 根据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七条规定:“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但作为一个被限制自由, 并且随时准备被执行死刑的犯人, 我们难以保证他们可以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表示同意捐献器官。在一个封闭高压的环境下, 死刑犯很容易被诱导或逼迫以及在家属压力签下“自愿同意书”。
其次, “无人收殓或家属拒绝收殓的死刑犯尸体可供利用”这一规定或许会违背死刑犯的自愿原则。根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的规定, 如果没有得到本人或家属的同意, 是不能摘取器官的。而在《规定》中, 无人收殓的尸体或家属拒绝收殓的死刑犯尸体显然并不属于本人同意或家属同意使用的范围, 这明显违反了自愿的原则。
另外, 该规定太过笼统死板, 没有考虑到死刑犯的人权保护以及中国各民族风俗习惯等。例如, 根据回族的民族习俗, 死者须土葬。那么, 对于无人收殓或家属拒绝收殓但有宗教信仰的死刑犯, 该如何处理其尸体呢?
最后, 由于器官成本低廉, 理论上存在着少数医务和执法人员为获取移植器官, 谋求个人私利, 而判处嫌疑人死刑的可能性, 正如有学者所说的:“也可能诱惑少数医务人员和执法人员走向腐化。允许死刑犯捐献器官还存在一个隐形危机, 即此举将可能诱导法院松弛“严格控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 以扩大死刑犯基数, 从而人为地提高“自愿捐献器官”的死刑犯绝对数。
结语
尽管法律还有许多漏洞, 但就目前中国器官捐献的现状来看, 还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大量利用死刑犯器官的现状。每年有超过99%的病人因无法获得可移植的器官而死亡, 而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使得公民自愿捐献的意愿较低。因此, 我们不能“一刀切”, 完全否定死刑犯器官捐献制度。问题的关键在于从制度层面加强监督, 道德层面加以约束, 使捐献的制度和程序出于公开和监督的状态下, 就能尽可能的避免出现腐化堕落的行为, 充分保障死刑犯的合法权益。
摘要：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广泛应用, 器官捐献也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目前, 中国的器官捐献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并且绝大多数的移植器官来源于死刑犯捐献。由于死刑犯的器官捐献涉及到弱势群体的权利问题, 我们要重视其法律保护。本文研究了死刑犯器官捐献的各种理论, 肯定了死刑犯器官捐献的重要意义。同时对其相关的法律规范进行了评析, 以期为死刑犯器官捐献的法律保护提出一点建议。
关键词：死刑犯,器官捐献,法律规范
参考文献
[1]丁冬, 朱美芬.我国死刑犯器官捐献与移植研究述评[J].法制与社会, 2012, (7) .
[2]韩雪雪.试论器官捐献制度的立法探讨[J].东方企业文化.远见, 2011, (6) .
[3]刘敏.器官捐献法律制度初探[J].现代法学, 1996,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