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共12篇）
器官移植 篇1
1954年, 美国第一例同卵双生子肾移植手术成功完成, 这标致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器官移植术的成功, 同时打开了器官移植技术的大门。随着科技的进步, 人文思想的发展以及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 器官移植拯救的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但是目前国内肝移植的中长期生存率3年为60%左右, 5年不超过40%。美国每年有10万人接受肝移植手术, 但在中国每年仅有不到500个肝病患者能享受到这种服务。[1]由此可知我国器官移植制度存在着很多问题。
一、器官移植现存问题
(一) 法律的不完善导致制度漏洞
虽然我国与2007年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器官移植从此有法可依, 但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法律系统却仍未健全, 甚至说建立。刑法上虽规定了组织贩卖人体器官罪, 但此罪名仅仅针对“组织”行为, 对于那些从事非法器官工作的人员来说仅仅规范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处罚力度较轻从而使一些人铤而走险。
(二) 器官来源单一导致伦理问题
目前来说我国器官移植手术中大多采用死囚器官, 这严重影响了我国作为一个文明进步的政治大国形象。正因此死囚犯主体的特殊性往往使器官移植的自愿、公正、无偿原则面临了巨大挑战, 从而使死囚作为一个自然人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受损。同时因为资源稀缺有的人认为, 那些不良嗜好者需要为他们的不良嗜好负伦理责任从而将资源分配给那些同样有病但没有责任的人。这样做合理吗[2]
(三) 器官供需不足衍生出黑暗面
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健全一套完善的器官移植机构和系统, 使得很多人无从捐献, 很多人无从受捐。这样的供需差距使一些不法额费脑子看重了其中的巨额利益。因此地下中介、黑势力, 甚至是正规医院和医护人员参与了地下非法器官买卖链条中, 使得那些意志不坚定的受害者失去了一个健康的体魄, 等到后悔时却无法自救。
(四) 器官保存技术尚未成熟使器官移植面临挑战
不同国家采用不同死亡判断标准, 美国等西方国家主要采用“脑死亡”之说, 我国则是“心死亡”判断标准。无论如何界定, 但是在死亡之后如何保存器官, 使得在找到合适受体时扔存在活性, 是个巨大的技术挑战。
二、器官移植问题的解决办法
面临这样的一系列问题, 我们首要做的就是控制, 通过控制从而遏制, 经过遏制最终达到消除, 形成一个和谐完善的器官移植体制。
首先, 作为民众, 我们应该知道生命诚可贵, 健康价更高。身体是生命的本钱, 身体的每一个机构都有其自己的作用, 即使现在科学还无法解释一些存在器官的作用, 但是并不代表着其处在可有可无的地位。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珍惜自己的身体, 那么谁还来珍惜呢不能因为一点点眼前的利益的造成无法挽回了痛苦, 甚至失去了生命。
其次, 政府应该发挥其积极作用。一方面加强唯物主义伦理观的教育, 广泛利用宣传力量, 加大宣传力度, 从舆论导向、政府行为、社会公益、精神文明、学校教育等多个层次, 宣传无神论, 宣传医学知识, 树立新的伦理道德观, 大力倡导“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道德风尚, 形成自愿捐献器官的风气。[3]另一方面, 就是发挥自己的行政力量, 加大执法程度, 对于那些非法利用器官牟利的组织严加处罚, 并且增加查处非法组织的频率, 使那些非法分子无处可藏, 无胆可为。同时发挥自己的立法职能, 设立一些地方行政法来加大个人非法贩卖器官行为的惩罚, 弥补法律的漏洞。
再次, 传媒作为当今社会最好的一个揭露平台, 应该发挥其正义的效果。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介的传播使人们认识到器官移植的潜在危险, 从而使那些因为眼前利益捐献器官的公民放弃捐献。同时大肆报道那些因为从事非法器官移植而被处罚的工作人员, 使那些意图犯法的公民望而却步和正在犯法的公民停止犯罪。
最后, 立法司法机构应发挥其立法和司法功能。立法机构首要就是完善法律法规。就目前科技发展的程度来说, 未来的几十年器官移植技术一定会得到迅猛的发展, 而法例已经无法满足和解决器官移植方面的法律问题, 因此一套完备的法律体制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 有必要修改我国《刑法》的规定, 在其中增设有关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方面的制度。具体来说, 可以在《刑法》中增设以下具体罪名:“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罪”、“走私人体器官罪”、“非法从事人体器官买卖中介服务罪”等。同时对于这些犯罪, 《刑法》应设置相应的刑罚, 以保证相关犯罪人受到合理有效的刑事责任追究, 从而保障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健康发展和理性应用, 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公共卫生福利的提高。[4]
三、小结
综上可知, 我国目前在器官移植领域任重道远, 需要解决的法律、技术问题复杂繁琐, 需要每一个国民参与进去, 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发挥好自己在器官移植领域的兼职工作。
参考文献
[1]唐媛, 吴易雄, 李建华.中国器官移植的现状、成因及伦理现状[J].中国器官移植杂志, 2008 (4) .
[2]吕军, 叶章群, 李倩.器官移植面临的伦理问题及对策[J].中国医学伦理学, 2006 (2) .
[3]刘长秋.刑法视野下的器官移植[J].现代法学, 2008 (11) .
[4]刘长秋.刑法视野下的器官移植[J].现代法学, 2008 (11) .
器官移植 篇2
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证明
兹证明男/女，年月日出生，为省市县镇/街村人，身份证号为，接受人，男/女，年月日出生，捐献人与接受人为关系。，男/女，年月日出生，为省市县镇/街村人，身份证号为，其系的父亲。，女，年月日出生，为省市县镇/街村人，身份证号，其系的母亲。，女，年月日出生，为省市县镇/街村人，身份证号，其系的子女。，女，年月日出生，为 省市县镇/街村人，身份证号，其系的丈夫。
特此证明
经办民警姓名：警号：
派出所联系电话：
（盖户口专用章）
县公安局派出所
年 月日
器官移植的历程 篇3
千百万年以来，造成人们死亡的原因并不一定是全身所有器官都损伤或衰竭，而可能仅仅是某一个器官损伤或衰竭所致。那么，人能不能像机器一样，某一个零件损坏了，换上一个新的，使机器重新运转而不致报废呢?这个美好的设想很早就有了。传说我国战国时代的医学家扁鹊(又叫秦越人)就曾经做过“剖腹换心”的手术，连西方国家也公认这是人类对器官移植的最早设想。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有一幅名画，画上一个圣徒锯掉生癌的腿，换上一名黑人死者的腿，这是比扁鹊晚了一千多年的欧洲启蒙思想。但这些毕竟是传说和设想，按当时的医学水平，根本不可能开展器官移植。
最先移植的器官——肾
真正开展器官移植研究是本世纪的事，而首当其冲研究的器官是肾脏，因为人和其他哺乳类动物都有两个肾，取一个肾不致造成供肾者死亡，这是因为肾周围组织器官联系较少，外边有一层脂肪囊，剥离较为容易。
1902年，奥地利医生乌尔曼，首次完成了动物的肾脏移植手术，但存活时间很短。1936年，前苏联医生伏诺洛伊给一位26岁的肾功能衰竭病人做了肾移植术，这在人类是第一例，患者术后仅活了48小时。1952年，法国一位16岁的木工因外伤造成肾破裂，大出血不止，医生按照常规，准备做破裂肾的摘除术，以挽救病人的生命。但事有凑巧，原来这个木工是先天性的一颗肾，这惟一的一颗肾摘除后，病人必死无疑。医生在万般无奈之下，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木工的母亲。母亲很爱她的儿子，愿意捐出一颗肾挽救儿子的生命。于是该医院的第一次移植手术正式开始。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患者术后恢复也十分良好，但在术后第22天的时候，病人突然死亡，整个医学界为此而震惊。经科学鉴定，手术及用药均无问题，那么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呢?医学家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免疫排斥反应，简称排异。
器官移植的难题——排异
原来，人体有一个非常微妙的本领，它能够识别“自己的”和“外来的”组织，凡是自己的组织都一概接受，凡是外来的组织都一概排斥。美国免疫学家和遗传学家乔治·斯内尔经过成千上万次的实验研究，在老鼠身上发现了“组织相容性抗原系统”——H2系统。1958年，巴黎大学年轻的血液学助教让·多塞发现了人体白细胞相容性抗原(HLA)，认为这就是人体内的组织相容性抗原系统，相当于斯内尔发现的老鼠体内的H2系统。
进一步的研究指出，不仅白细胞表面，而且红细胞以外的所有组织细胞表面都带有HLA抗原。为什么器官移植以失败告终呢?归根结底是由于供体和受体的HLA不匹配所致。这样一来，受体的免疫系统受到不容性外来抗原的刺激而产生具有免疫功能的抗体时，就会对外来的“异己分子”发动猛烈的攻击而使移植器官遭到破坏，使器官移植归于失败。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巴鲁什·贝纳塞拉夫确定了免疫反应的基因，提出这种基因如何指导T细胞发挥免疫功能的理论，他的发现有助于解释人群中HLA系统与疾病易感性的联系，使整个医学界对免疫学和遗传学产生了全新的看法。
1980年12月10日，瑞典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隆重举行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述三位科学家——乔治·斯内尔、让·多塞和巴鲁什·贝纳塞拉夫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是他们揭开了“排异”之谜，攻克了器官移植的难题。
人体的HLA是由细胞内第6对染色体上的一组基因决定的，每个人的细胞都有46条(23对)染色体，其中一半来自父亲，一半来自母亲。这样，同卵孪生子的HLA是相同的，同胞兄弟姊妹的HLA只有1／4相同，亲缘关系越远，HLA相同的几率越小。若植入HLA不相同者的器官，则一律发生排异。在没有血缘关系者之中寻找一个HLA相同的人，那比大海捞针还难。不过，全世界的人口有50亿，在这众多人口中，或许能找到一个HLA相同或相似的人。这种检查方法叫做组织配型。
器官移植立法基础研究 篇4
一、器官移植立法的伦理基础
器官移植技术的卓越贡献已经突出地显现其对于人类的重要价值。但是, 伴随着器官移植技术发展的同时, 其所牵涉的伦理问题也逐渐显现, 成为阻碍这一技术发展的重要节点。
( 一) 器官移植供体的伦理问题
1. 尸体器官捐献的伦理问题
尸体器官是指从已经按照法律标准和医学标准被确认为死亡的人体上所摘取的器官。但被摘取的器官并未“死亡”, 没有失去生理功能和活性。从该类器官的利用来说, 并不存在极大的伦理争议。其主要伦理争议在于该类器官的捐献方式上。
自愿捐献原则和推定同意原则, 是目前包括我国在内, 世界大多数国家对于尸体器官的捐献所主要采用的原则。自愿捐献原则是指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 在遵守知情同意等伦理原则的前提下, 按照死者生前“明确同意”的意思表示 ( 书面同意或者遗嘱同意) , 或在捐献人死后由其近亲属书面同意下摘取死者器官。供体的自愿同意强调尊重供体的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 是衡量器官捐献行为是否合法的首要价值尺度, 任何以欺诈、胁迫、乘人之危, 甚至是暴力方式使供体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同意意思表示均是违法和无效的。因此, 自愿捐献被认为是最合乎伦理要求的器官捐献方式。目前, 国际上通行的推定同意模式有两种: 一种是医生决定模式, 即只要死者生前没有做出明确不同意捐献的意思表示即推定其同意, 医生即有权在供体死后, 不必征求供体家属同意而摘取供体器官; 另一种是近亲属决定模式, 即死者生前没有做出明确不同意捐献的意思表示, 医生在征得家属书面同意的前提下摘取供体的器官。
2. 活体器官捐献的伦理问题
活体器官也是捐献器官的主要来源, 特别是在非发达国家。活体捐献必须坚持自愿同意原则, 在供体没有受到经济、家庭等方面压力的影响下做出的同意决定才为有效。活体器官捐献所受的最大的伦理考量在于, 捐献人是有生命的活体, 其必须经历摘除器官手术才能完成器官捐献, 而医学技术的复杂性和不可测性, 使活体捐献人面临着无法预测的健康甚至是生命威胁。无论是身体上, 还是精神上都要经历严峻的考验。甚至是供体的家庭稳定, 都会受到供体捐献决定的影响。因此, 活体器官捐献必须严格执行器官捐献伦理审查, 经过严格的风险收益和评估方能进行。
( 二) 器官移植受体的伦理问题
器官捐献的伦理问题主要体现在捐献器官的供体方面, 而在捐献器官的受体方面, 也存在着器官分配、受体选择等方面的伦理问题。一般来说, 进行捐献器官的受体选择必须考虑医学、心理和社会等方面的标准。作为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必须考虑受体的适应症、禁忌症、医疗费用支付能力等多方面的问题。而作为器官捐献的受体本人则要考虑接受手术后的存活率和存活时间、移植后的家庭价值、移植手术的费用负担等问题。而作为国家相关部门, 则应建立完整、高效的器官分配系统, 保证器官得到公正的分配。
二、国外器官移植立法的比较研究
国外先进国家关于器官移植的立法经验, 是我国进行器官移植立法的重要参考。在世界多元化的前提下, 法律上的趋同也是当今世界的潮流。
( 一) 亚洲国家器官移植立法
亚洲国家与我国相比具有相同或者类似的文化背景, 都是深受东方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这种文化渊源和文化背景的近似, 使得这些国家制定的器官移植立法更应为我国所借鉴。
新加坡于1987年通过了《人体器官移植法》, 并于2004年进行了修订。该法律规定, 指定的医生在没有违反该法规定的禁止条件下, 可以以书面授权的形式下摘取在医院中死亡的死者的器官。医院成立由不少于五人所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器官移植的相关活动。日本的《脏器移植法》于1997年实施, 并于2009年进行了修订。该法规定器官摘除必须在捐献人本人书面同意和家属同意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同时, 该法还确立了脑死亡标准, 确认在进行器官移植时可使用脑死亡标准。并且该法规定, 禁止从未满15岁的少年身上摘取器官。韩国在2000年颁布了《器官移植法》。该法将脑死亡定义为: 全脑不可逆转的功能停止。但是脑死亡诊断必须经过脑死亡委员会的核准通过才能生效。家属可以否定器官捐献者的捐献意愿。除了上述国家之外, 印度、伊朗、菲律宾、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国家也制定了比较完备的《器官移植法》。
( 二) 美国的器官移植立法
美国第一部器官移植法案是1968年由统一州法律委员会全国大会通过的《统一遗体捐献法案》 ( Uniform Anatomical Gift Act, 1968) 。该法案旨在通过促进个人生前捐献来扩大尸体器官供应, 以此来缓解美国当时的器官供应短缺问题。它承认了个人可以通过签订遗嘱或者器官捐献卡的形式, 明确同意死后捐献自己的器官。在捐献人死亡后, 医院可以依据上述文件, 排除捐献人家属的干涉。同时, 该法案还同意死者及其家属可以以获取报酬的方式作出捐献器官的同意。第二部器官移植法案是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国家器官移植法》 ( National Organ Transplant Act) , 该法案通过一些条款创建和资助一些机构来保障器官分配的公正和捐献器官的供给。同时, 该法案明确地禁止器官买卖。第三部器官移植法案是《统一遗体捐献法案》 ( Uniform Anatomical Gift Act, 1987) , 该法案是对第一部法案的修订。该案规定了对器官捐献者进行“常规询问”和对捐献人家属进行“必须请求”的制度, 同时, 规定处理应急事件的消防员、警察、医生等人员应当对被害人的器官捐献卡进行“合理搜寻”, 并继续禁止器官买卖[1]。
除了上述的亚洲国家和美国之外, 欧洲的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也都进行了器官移植立法, 其中西班牙器官移植模式被称为“西班牙”模式, 得到世界上的广泛认可。
三、器官移植立法的文化基础
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不仅要受到医学技术发展的制约, 同时还要受到开展器官移植技术国家不同文化历史传统的影响。在我国传播久远的佛家、道家和儒家思想中, 对于身体的不同理解, 也影响着人们对于器官捐献的看法和认识。
佛教相信“轮回”之说, 佛教徒不支持脑死亡和尸体器官捐献。他们主张, 刚刚逝去的人身体还有余温, 不能触碰和移动他们的身体。人死后一天之内, 不要移动、擦洗死者身体, 死者的火化最好在七日后进行。在佛教中, 从死者身体上摘取器官用于器官移植, 是根本不可行的, 这种做法将会影响死者的转世。但是, 佛教中的“大爱”思想, 反而与器官捐献的精神吻合, 可以看作是对器官捐献行为的认可。
道教认为, “道”是一切有形物质的起源和基础, 是统治世界的自然法则, 如果人之行事不按照自然法则进行, 就会带来诸多问题。他们认为人身体的完整性是不能被破坏的, 如果人身体的完整性被破坏, 则会影响一个人对于不朽的准备。可见, 道家反对活体器官捐献。但是, 他们却不反对尸体器官捐献, 因为他们认为人死后的身体没有什么用处, 至于从中取之, 则无关紧要了。
儒家认为, 即使皮肤和毛发是人身体上最细小的部分, 但也是不能被毁坏的, 这是“孝”的最基本要求, 如果损坏则是违反孝道。可见, 儒家也是反对器官捐献的。同时, 儒家对“家”和“亲情”的重视, 却客观上鼓励人们去爱自己的家人, 可见, 器官捐献救助自己的家人在儒家的伦理上是可行的[2]。
参考文献
[1]蔡昱.器官移植立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3:46-47.
人体器官移植专项整治工作自查 篇5
人体器官移植专项整治工作自查报告
安丘市卫生局：
为加强辖区内人体器官移植监管，确保医疗质量与医疗安全，根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体器官移植监管工作的通知》（卫医管发[2011]29号）、安丘市卫生局转发潍坊市卫生局《关于印发2011年全市人体器官移植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潍卫医政〔2011〕30号）和《转发省卫生厅关于近期卫生、公安部门查处两起非法肾脏移植案件情况的通报》（潍卫医政〔2011〕31号）要求，我院高度重视，立即开展了自查，现将情况汇报如下：
一、组织领导
我院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和院支部成员为成员的人体器官移植专项整治领导小组，负责对辖区内的专项整治。
二、学习培训
召开了全院职工大会，并组织学习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提高了全院职工特别是医务人员的思想认识。
三、自查结果
自查中发现我院属非移植医疗机构，尚无开展器官移植的资质，也未进行过人体器官移植，更无违法开展人体器官移植买卖情况。
四、下一步工作
下一步，我院将继续深入开展人体器官移植专项整治，提高医务人员的素质，落实责任，对违法行为人员交有关司法部门。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我市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打击非法人体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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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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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全市人体器官移植监管，确保医疗质量与医疗安全，市卫生局在全市开展人体器官移植专项整治行动。目前济南市级及以下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均属非移植医疗机构，尚无开展器官移植的资质。
为打击非法人体器官移植，市卫生局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将在全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中进行，重点是民营医院和城乡结合部的医疗机构。
整治主要内容包括，对拟开展移植业务的医院，依法规范进行开展人体器官移植执业许可的申报审核；在未通过审核之前，是否在本单位开展人体器官移植，本单位医务人员是否到非移植医疗机构开展任何形式的人体器官移植行为；对于非移植医院及其医务人员，是否开展人体器官移植手术，是否有参与摘取健康人体的器官的行为；各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是否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开展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专项检查或列入医院综合检查的内容之一进行检查。
国外器官移植趣谈(下) 篇6
日本人阪街头曾公然出现过“征求活体肾脏”的招贴。既然是公开征求，就会有人应征。据报道，一只肾要价为600万日元，其中，中间人获谢礼10D万日元，医院摘取费等其它费用200万日元。出卖肾脏的人只能得到600万日元中的一半。出卖肾脏的是些什么人呢?有一位是一家倒闭了的公司的小职员，失业以后一直找不到工作。他曾多次卖血，但所得无凡为了一家人糊口，竟出卖了自己的一只肾脏，其他几位出卖肾脏的都是东南亚人。不难想象，买卖肾脏的双方都是为了活命。买方付出一笔可观的款项，便可换来一只健康的肾脏以延长生命；而卖方呢，则肯定是饥寒交迫、衣食无着的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卖掉自己的一只肾脏换来一些钱，好使生命苟延残喘下去，想来是多么残酷啊!
活体器官还有一些来源。例如，日本的换肾手术75％是由亲人捐出肾脏的，外电也曾报道过哥哥为弟弟移植一只睾丸的。再就是由死者生前遗言捐赠。活体器官移植在日本只允许有血缘关系者捐出，这在法律上受保护，在道义上、感情上也受到人们的赞赏。但是，日本现在约有9万多慢性肾衰患者正在接受人工透析治疗，希望能有换上人体肾脏的机会。于是，越来越多的患者想到去菲律宾买肾脏。在菲律宾，作肾脏移植手术的花费大约在1800～2500万日元。其中300万日元是“中介费”，出卖肾脏的人只能拿到21万日元，据披露，日本新宿还专门有一家协助日本患者到菲律宾作肾脏移植手术的“海外肾脏移植事务研究协会”。日本人依仗口袋里有钱到别国购买活体肾脏已经引起菲律宾舆论的强烈不满，谴责日本患者蜂拥而来已造成菲律宾很大的社会问题，呼吁不能让金钱的力量扰乱菲律宾的医疗伦理。并指出，如果日本人不顾医疗道德，以为有钱就可以买来穷人的一切，菲律宾就应该断然拒绝日本人来这里做移植手术。
购买活体器官不仅受到人们谴责，而且，人们还担心它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美国影片《昏迷》，形象地揭露了一个买卖活体器官的地下组织的罪行。一组组血淋淋的残酷镜头曾使个别观众吓得当场昏倒。电影是虚构的，但是，谁又能说它是纯粹的虚构!
日本报纸曾透露，有人大量购买南非黑人的血液，加工后运到日本，当作营养剂出售。现在又有了到菲律宾公开搜购活体肾脏的事。人们有理由担心，每个人有两只肾脏，出卖一只还可以剩下的一只来维持生命。如果是哪个富豪的心脏需要更换而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捐心者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巴西里钓热內卢有一个工人喝多了酒，醉卧街头。第二天早晨人们在街头发现他时，他已经被人剜去了双眼。警方发现摘除手术非常利落，绝非外行所为；据此判断，他是让人把眼睛剜去卖掉了。
据《路透社》1987年报道，洪都拉斯每年有上千名儿童被美国人领养。洪都拉斯国家社会福利委员会秘书长贝穆德斯揭露说：“起初我们以为他们是高贵的人，是因为同情这些穷苦的孩子才领养他们，但不久我们发现他们只是想出售孩子身体的各部分，比如，他们会取出这些孩子的眼睛给其他有需要的孩子，并且走私他们身体的其他部分。有的孩子因此而死，有的变得四肢不全……”洪都拉斯政府的调查人员还发现，有的被领养的洪都拉斯孩子在邪教的魔鬼祭祝仪式中被当作牺牲物杀棹，有的长期被当作性发泄的工具。
两年前，在伦敦希德鲁机场，一头专门嗅查毒品的警犬，在海关行车房中向着一只木箱狂吠。海关人员拆箱检查，发现里面装着一个冷冻容器，打开冷冻容器，里面装的竟是几只人的肾脏，从而破获了一宗国际肾脏走私案，而这样的案件在好几个国家都发现过。输出肾脏的国家以美国、日本及印度为多，收买肾脏的国家以中东石油国家为多。这也不足为奇，美国有这样的技术，也不乏穷人；中东石油国家缺乏移植技术，但是不乏富豪。据估计，美国每年以偷运的方式输出的肾脏就多达1000只。肾脏移植手术已有30余年历史，因得到新的肾脏而生存下来的患者已经很多。换肾手术的进步和肾病患者的增多，使肾脏奇货可居，肾脏买卖的黑市于是形成。美国《匹兹堡日报》一位记者调查，在美国，不少穷人因贫困所迫，愿意把两个肾脏中的一只出售。真钱的患者则出高价购买：其中，更有一些黑社会操纵的地下公司专门收购肾脏，出口到其它国家谋取暴利。日本贩卖走私肾脏的情况也相当猖撅。据日本新闻机构揭露，日本一些由黑社会控制的高利贷组织在欠债者无法偿付债务时，往往以强迫手段逼使他们供出肾脏转售图利。在印度，由于宗教和习俗的关系，解剖尸体或器官移植均属违法。富人在征得穷人出售肾脏后，通常的办法是将其携带到美国，伪称是他的近亲(美国法律规定，除非肾脏取自亲人，否则不能从活人身上摘取移植)需要接受移植手术，获得这样一只活体肾脏通常需花费7000美元。巴西被一些人称为最兴旺的“人体零件市场”，兜售自己身上各部器官的事例不胜枚举。由于人体器官生意兴隆，黑社会也参与进去，他们甚至指名道姓要买取某人的器官。在台湾，在南朝鲜……也有类似报道。
器官移植的刑法学分析 篇7
1.1 器官移植与刑法的关系
根据2007年国务院公布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二条, 人体器官移植, 是指摘取人体器官捐献人具有特定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或者胰腺等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 将其植入接受人身体以代替其病损器官的过程。
器官移植不同于一般医疗过程, 它不仅涉及医生和患者双方, 而且很大程度需要依赖第三方, 即器官捐献者才能完成整个医疗过程, 同时, 由于供需严重不平衡所导致的潜在的巨大“商机”使得人体器官移植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医疗技术, 更多的涉及了社会、法律、伦理等方面的问题。例如人体器官买卖、偷取尸体器官等, 就是在器官移植的过程中所引发的一些刑法方面的问题。
1.2 器官移植犯罪
(1) 器官移植犯罪的概念。
所谓器官移植犯罪, 就是与器官移植有关的各种严重维护社会的行为的总称。器官移植犯罪具有不同于一般刑事犯罪的几个特点:首先, 器官移植犯罪具有明显的两面性, 一方面它产生了严重危害社会的不良后果, 但另一方面它又往往具有明显的利他性。第二, 器官移植犯罪具有较强的伦理性。第三, 器官移植犯罪具有较高的科技性。
(2) 器官移植犯罪的构成要件。
首先, 该罪的犯罪主体, 既包含特殊主体, 也包含一般主体。人体器官移植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规范医务人员的移植行为, 因此, 器官移植犯罪的主体也主要以医务人员为主。
其次, 该罪的客体是侵犯他人的生命权益以及国家正常的医疗监管秩序。一方面, 由于器官移植犯罪通常会直接危害到受害人的生命健康, 破坏其身体的完整性等生命权益;另一方面, 国家负有监督和管理各种医疗行为, 以维护正常医疗秩序从而保障社会稳定的职责, 因而器官移植犯罪也是严重破坏正常医疗秩序的行为。
再次, 该罪的主观方面, 行为人须具有主观故意或过失。
最后, 该罪的客观方面, 行为人实施了非法的器官移植行为或者与器官移植有关的其他非法行为。例如, 非法买卖人体器官;走私人体器官;非法采摘人体器官, 包括偷取、骗取、强制采摘他人身体器官等;以单位为中介非法供应人体器官;非法强迫、组织出卖人体器官;非法实施器官移植手术等。
2 器官移植与刑法已有罪名的联系与区别
2.1 器官移植与故意伤害罪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 “故意伤害罪”, 是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
器官的摘取与故意伤害罪有一定的相似性, 然而医生实施的摘取器官供者器官的行为, 表面上似乎符合伤害罪的构成要件, 但其特殊性在于被摘取器官者事先同意捐献器官, 也就是存在同意伤害这一阻却违法性的事由, 从而使行为正当化。
2.2 器官移植与盗窃、侮辱尸体罪
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二条规定, “盗窃、侮辱尸体罪”, 是指秘密窃取尸体或对尸体进行公然侮辱, 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损害社会风化, 伤害有关人员感情的行为。
在器官移植过程中, 由于供体的严重不足, 出现了一些盗窃尸体、摘取尸体器官进行买卖交易的现象, 给死者和家属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一般主体实行以上行为的, 在我国现行《刑法》对这种行为还未作出明文规定的情况下, 仍然可以构成本罪。而对于医生为救治病人生命而摘取尸体器官进行移植的行为, 则视情况而言定。根据2007年《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 医生进行器官移植活动必须以自愿捐献为原则, 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够摘取尸体器官, 即医生必须充分考虑死者生前是否有捐献身体器官的真实意思表示, 以及充分尊重其近亲属的意愿, 才能摘取死者尸体器官。但如果违反了自愿捐献的原则, 其行为就是非法的, 应该追究刑事责任。
2.3 器官移植与医疗事故罪
我国《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条规定, 医疗事故罪, 是指医务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 过失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行为。
受到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水平及其本身风险性的制约, 在器官移植中, 应当严格确定医疗事故罪范围, 不能超出医务人员技术水平以外, 强加医疗事故的刑事责任。但同时, 对于医务人员在器官移植过程中, 应当预见自己违反规章制度和诊疗操作常规、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 可能导致病人死亡或严重损害病人健康的危害后果, 但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 或虽然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 以致发生严重危害结果的, 应当认定为医疗事故罪。
2.4 器官移植与非法行医罪
我国《刑法》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非法行医罪”, 是指未取得医生职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 情节严重的行为。
由于器官移植技术本身的高技术性和专业性, 因而进行器官移植需要相应的条件, 例如《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十一条规定, 医疗机构从事人体器官移植,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 有与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相适应的执业医师和其他医务人员; (2) 有满足人体器官移植所需要的设备、设施; (3) 有由医学、法学、伦理学等方面专家组成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 该委员会中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学专家不超过委员人数的1/4; (4) 有完善的人体器官移植质量监控等管理制度。对于这样的资力要求, 只有少数大医院才准许从事器官移植手术, 而一些不具备器官移植条件的单位和个人非法进行器官移植活动, 很可能会给供者和患者的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后果, 应该以非法行医罪从重处罚。
3 器官移植所诱发的新型犯罪
3.1 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
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 是指以牟利为目的, 将人体器官作为买卖的对象进行交易的行为。其主观方面必须具有牟利的目的, 并且具有犯罪故意。客观方面是以人体器官为对象进行交易的行为。人体器官不是法律上的物, 不具有财产性, 不能交易, 器官商业化是违反人道主义的。我国2007年国务院公布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三条规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 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第二十六条规定了违反该条例买卖人体器官或者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该条例虽然有一定的惩罚力度, 但是器官移植是一类暴利性的行为, 然而我国现行《刑法》对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并没有做出禁止性的规定, 这样难免有人会钻法律的空子。
3.2 非法摘取人体器官的行为
非法摘取人体器官的行为, 是指使用暴力、胁迫、欺诈、盗窃等非法手段, 违背被害人的意愿而摘取活体器官供移植用的行为。我国2007年国务院公布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七条规定, “人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公民享有捐献或者不捐献其人体器官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欺骗或者利诱他人捐献人体器官。”并且第八、九条, 以及第十八至二十条规定了摘取人体器官的禁止性情形, 医生在进行器官摘取过程中应当履行的义务和遵循的程序。需要说明的是, 如果为获取器官而采用上述非法手段, 故意将被害人杀害后摘取器官、或摘取被害人重要器官而故意致其死亡的, 则应以“故意杀人罪”从严惩处。另外, 如果采用上述非法手段摘取尸体器官, 则不存在侵害人身健康的问题, 而有可能构成有关侵害尸体的犯罪。如我国刑法规定的“盗窃、侮辱尸体罪”。
4 有关器官移植的立法
4.1 我国器官移植的立法现状
我国器官移植活动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 而器官移植立法活动在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 我国台湾地区最早在1986年就公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2003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 这部《条例》是我国内地第一部关于器官捐献移植的地方性法规。2007年的3月21日, 国务院公布实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条例规定:器官捐献必须尊重捐献人意愿, 遵循自愿、无偿原则, 严禁买卖人体器官;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摘取未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用于移植;严格对从事人体器官移植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严格人体器官摘取、申请和移植各环节的条件和审查程序;明确违法摘取他人器官和非法从事人体器官移植活动等行为的法律责任。该条例的制定, 对于规范人体器官移植管理, 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 维护器官捐献者、患者、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4.2 我国器官移植的立法完善
(1) 应在现行刑法中增加专门的有关器官移植犯罪的规定。
由于我国《刑法》并没有设置器官移植方面的专门犯罪, 缺乏对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实质性规定, 面对实践中屡屡发生的器官移植犯罪, 为了有效防范并打击器官移植犯罪, 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并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我国应当通过在刑法中增设“器官移植罪”这一类罪, 以及在该类罪中增设一些具体的器官移植犯罪罪名, 例如“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罪”、“走私人体器官罪”、“非法利用尸体、尸体器官罪”等。这样才能依法有效地防范和打击各种由器官移植而引发的犯罪行为, 保障器官移植的合法有序进行, 并保障社会秩序的健康稳定。
(2) 利用现行刑法中已有的一些规定处理器官移植中遇到的刑法问题。
在防范和打击器官移植犯罪时, 除了立法直接规定专门的对器官移植犯罪的处罚外, 还需要司法机关充分重视和利用现行刑法中已有的一些规定。例如, 为获取器官而采用上述非法手段, 故意将被害人杀害后摘取器官、或摘取被害人重要器官而故意致其死亡的, 则应以“故意杀人罪”从严惩处。如果采用上述非法手段摘取尸体器官, 则有可能构成“盗窃、侮辱尸体罪”。如果医护人员在器官移植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 而给患者或供者带来伤害的, 很可能就会构成“医疗事故罪”。由于器官移植技术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一些不具有此项资力的单位或个人为了谋取巨大的经济利益, 非法从事器官移植活动, 严重损害了患者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权利, 则构成“非法行医罪”。
5 结语
为了规范器官移植行为, 加速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 真正完成器官移植让患者重生的使命, 一方面要制定适宜的收集、采集和器官移植的法律制度, 对人体器官移植的开展进行保障和规范;另一方面应当针对器官移植犯罪的表现形式及其刑事责任等问题, 加快器官移植的刑事立法, 使器官移植犯罪早日纳入刑法轨道。
摘要：被誉为“21世纪医学之颠”的器官移植是指为恢复患者完全丧失功能的器官的功能, 而相应地将他人健康的器官移植于患者的一种医疗技术。它的出现使患有器官功能障碍患者看到了生存的希望, 然而在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过程中, 与该技术相关的某些行为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 其中不乏具有刑事犯罪性质的刑法学问题。2007年国务院公布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有关器官移植行为, 但是对于那些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与刑法当罚性的刑事犯罪性质的行为, 则需要从刑法学的角度, 分析研究器官移植所涉及的刑法问题。
关键词：器官移植,刑法,犯罪
参考文献
[1]刘长秋.器官移植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 (1) .
[2]黄岚.我国器官移植犯罪的法学思考[J].内江科技, 2007, (1) .
[3]万波.器官移植与刑事犯罪的法律关系分析[J].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 2007.
[4]黄岚.我国器官移植犯罪的法学思考[J].内江科技, 2007, (1) .
器官移植引发的伦理问题研究 篇8
器官移植技术挽救病人的生命。对于供移植用的器官严重供不应求, 人们提出了种种解决方法, 对这些解决办法必须进行伦理学的分析和批判论证, 以便人们有更清楚的判断, 有关部门做出更合适的决策。
1 器官移植的历史和现状
1.1 何谓器官移植
器官移植指的是通过手术的方式摘除一个身体中有活力的器官, 并把它置于自身或者通常是另一个个体体内的某一部位, 去替代那些因为损伤、病变而失去功能、也无妨医治的脏器, 以达到拯救生命的一种现代治疗方法。其中, 捐出器官的一方称为供体, 接受器官的一方称为受体。在今天, 广义的器官移植已经扩展到了细胞核组织, 此外器官移植也不限于人体器官, 包括了异种器官。
1.2 器官移植的历史概况
现代器官移植是在动物实验、特别是血管吻合成功的基础上, 从肾移植技术开始发展起来的。最早的肾移植发生于1936年, 前苏联的医生沃罗诺夫把一个尸体的肾移植到了一位汞中毒的病人体内。20世纪前半世纪, 人们进行了临床实验;既进行同种移植实验, 也进行异种移植实验。但大都没有成功。临床肾移植首次成功的案例是1954年美国波士顿的默里首次成功进行肾移植, 这是人体器官移植划时代的标志。
1.3 器官移植的现状
使器官移植得到扎实而长足进步的关键因素是:克服组织配型的障碍, 突破“脑死亡”概念, 以及研制出新的免疫抑制剂。要提高器官移植成功率和存活率, 主要解决免疫排斥问题。近些年来器官移植效果的提高, 既是由于抗免疫技术的改进, 也由于控制感染及其他并发症能力的提高。
2 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
2.1 与供体相关的伦理问题
(1) 观念和死亡标准的障碍
最为常见的供体是普通死者。以普通死者的器官作为供体, 这在我国必须以死者生前的意愿 (又称预嘱) 或遗嘱为依据, 并取得死者亲属或监护人的同意。由于传统观念, 自愿死后捐献器官的人寥寥无几。尤其是, 由于我国仍然沿用心跳、呼吸停止的死亡标准, 因此即便人们同意死后捐献器官, 由于死后缺血时间过长, 大多数器官也已不适合于器官移植。
(2) 供体多样性导致问题多样性
对供者的伤害, 包括身体和心理的伤害。身体伤害主要涉及安全性问题。普通活体供体的器官移植会排出传染病、遗传病等疾病, 并尽力保障供者的安全, 努力将伤害减低到最小程度, 但这不表明移植一定安全。而从心理上看, 供者往往承受着内部和外部的压力:内部压力来自于道义和心理紧张;外部压力可能来自家庭、医务人员和社会舆论。
我们再看一个另类供体来源动物。把动物的细胞、组织、器官移植给人被称为异种移植。异种移植最激烈的争论是其安全性。因为异种移植可能会把动物身上的疾病传递给人类, 甚至诱发变种新的病毒, 而病毒扩散涉及全人类。
2.2 与受体相关的伦理问题
(1) 心理负担
不同的报道表明, 器官移植尽管给患者带来了福祉, 同样也带来了大量的心理负担。一些接受尸体脏器移植的人在手术后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心理焦虑。此外, 接受活体器官移植的病人往往还会产生心理不安, 包括对供体者的内疚感和担心手术失败, 甚至担心手术成功后长期应用免于抑制剂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
(2) 自我认同感的缺失
如果一个人接受了尸体或活体的多个器官、性腺器官 (如睾丸、卵巢等) 以及异种器官, 那么他的自我认同感可能会遭到破坏。在脑移植中这个问题显然更为严峻。前苏联20世纪50年代始、美国20世界60年代始都开展了大脑移植的实验研究, 而一旦用于人类, 这一移植就会面临类似于“王子”和“鞋匠”互换大脑所引发的问题, 到底谁是“王子”, 谁又是“鞋匠”。
(3) 异种移植的危害
在动物和人的异种移植中, 强烈的免疫排斥、动物病毒或人类病毒与动物病毒的重组都给接受者或者他们的后代带来了危险, 或者说潜在危险。同时也涉及另一个传统伦理问题, 如果移植的是将其器官全部替换, 那么人的涵义该如何定义, 做完移植的到底又算不算是人呢。
(4) 社会歧视
在接受尸体 (特别是死囚) 的组织、器官, 尤其外露的脸、肢体的案例中, 牵扯了可能引发受体自身的心理变化之外, 还有可能不被家人、他人接受, 甚至遭到社会歧视。不难想象, 换脸术也不容易被家人、他人所接受。所有这些可能的伤害带来了一个问题:他们事后的器官移植成为在道德上无法接受的技术呢?
3 器官移植的伦理原则和管理建议
3.1 器官移植伦理原则
(1) 安全有效原则:应努力防止对供体和受体可能造成的伤害, 救治器官功能衰竭病人。
(2) 知情同意原则:必须获得供体的知情同意或捐献是其知情选择的结果。供体必须是自愿捐献, 不受外力干扰。
(3) 保密原则:供体和受体之间应互相保密, 做器官移植的医生也不应知道供体身份。
(4) 公正原则:应尽力考虑更需要移植器官的病人得到移植, 避免仅考虑有无经济能力和职务高低。
(5) 非商业化原则:基于考虑商业化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禁止将人类的器官作为商品买卖。
3.2 器官移植的管理建议
(1) 应尽快确认脑死亡概念, 制定诊断脑死亡的标准。
(2) 从事器官移植的主要来自尸体, 应采取措施保证尸体器官质量。
(3) 禁止利用未成年人器官。
(4) 鼓励公民死后捐献器官。每张驾驶证附器官捐献卡, 表明持证人是否愿意捐献。
(5) 鼓励建立发展促进器官捐献的民间组织。
(6) 确定潜在供体死亡的一生不应直接参与其器官摘取或以后的移植工作, 也不应负责照看这类器官的可能受体。
(7) 人体及其任何一个部分都不得作为商品交易的对象, 不能买卖, 不能刊登征求或提供可供移植器官的广告。违者追究刑事责任。
(8) 建立全国器官移植网络中心, 使供体和受体之间的信息更畅通。
(9) 制定《器官移植法》, 为器官移植提供法律依据。
摘要：作为20世纪医学领域最为重要的科学进展和技术成就之一, 器官移植的应用已经愈来愈广泛, 而器官移植的发展也引发了大量的伦理甚至法律问题, 这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思考, 并提出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器官移植,供体,受体,伦理问题
参考文献
[1]翟晓梅, 邱仁宗.生命伦理学导论[M].清华大学出版2005.8.
器官移植 篇9
美国匹兹堡大学一个研究团队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论文预测:“新一代转基因猪的培育, 可能改善细胞和角膜异种移植的效果。我们认为, 今后两到三年内就可以投入临床实验。”
动物实验显示, 肺脏、心脏以及肾脏等更大器官的异种移植, 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实现, 因为存在大量失血等问题。研究人员称, 在给非人灵长类动物移植这些大型猪器官的实验中, 移植肺脏存活的时间最短, 仅有几天, 移植心脏存活的时间最长, 可达6-8个月, 而给人类成功移植这些器官, 可能要几年后才能实现。
器官移植中的医生道德准则 篇10
一、更新观念, 正确把握器官移植的科学价值
在我国, 阻碍器官移植扩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伦理因素。如“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损伤”的封建孝道观的存在, 对开展器官移植更是水火难容。至于活人的脏器移植他人更是大逆不道, 无法接受。致使每年有700百万以上 (其中有相当数量是在医院中死亡) 的死亡者, 死后均进行火化或土葬处理。这部分遗体器官完全可以成为器官供体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是, 由于受社会文化、传统观念和伦理思想的制约, 又由于没有一个可实施的法律, 使科技的发展先于伦理、法制的发展, 导致伦理观念、法制的制定严重滞后, 使大量可供移植的器官白白浪费掉。即便有些人花费昂贵的医药费用, 为延续生命苟延残喘的在死亡线上挣扎, 而数以万计患者只能在痛苦的企盼中由于没有供体的来源而遗憾地死去。
一面是每天要烧掉或埋掉的两万具可供移植的供体;另一方面则是在渴求盼望中等待器官移植的人群, 在我国器官供体来源十分有限的今天, 把大量火葬和土葬处理的尸体, 作为解决器官移植供体来源之路, 不失为明智之举。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掌握着专业科学文化知识, 有义务向全民进行摒弃旧思想, 树立新观念的教育, 提高全民的医学伦理学素质, 促进器官移植的深入发展, 使更多的患者受益。
二、严格遵循知情同意, 病人利益高于医学利益的原则
注重病人自主权是现代医学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实践原则。尊重供体和受体的自主权关键是要做到知情同意。倘若不遵守这一原则, 不仅违背了医生的职业道德, 而且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纠纷。
1999年1月18日《健康报》报道了北京一个眼科医生没经病人家属同意, 擅自摘取病人尸体角膜为失明病人进行角膜移植手术的事件警示我们:在医学研究和临床上必须坚持“知情同意”原则。“知情同意”原则要求医生和研究者, 在对病人进行医疗干预或者对受试者进行试验以前, 将有关干预和试验的情况, 包括可能出现的积极和消极的后果向病人和受试者交代清楚, 并取得他们的自愿同意。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病人和受试者利益, 尊重他们的自主权。知情是同意的条件, 同意是知情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个问题需要注意:
首先, 知情的内容和限度。目前至少应向受体或代理人提供有关治疗过程的概况、治疗的实验性质、术后近期和远期的危险性和死亡率概况、生存率及存活时限概况、并发症及排异反应的预防及改进措施等。向供体提供手术的危险性、术后近期、远期的影响的可能性及其受体移植手术的成功率和存活时限度。其次, 供体与受体的智力能力的判断, 通过此判断界定供体与受体是否具有决定同意的能力。最后, 同意有两种类型, 系强迫同意和自愿同意。自愿同意才是伦理意义上的同意, 是知情同意的关键, 是伦理学上所追求的同意。帮助同意者排除来自外部因素的影响, 又是自愿同意的关键所在, 对于供体更是如此。左右供给自愿同意的内部压力主要来源于道义上的压力和关系标准上的压力。外界压力可来自家庭和医务人员的干扰。
对于实行器官移植的医生来说, 存在着更多的道德责任, 即对于器官供给者的生命和器官接受者的生命的尊重。只有在确定是出于对器官接受者和供给者的利益考虑下, 才能施行器官移植。不应在增加施行例数等非病人的利益的考虑下, 使双方冒着两败俱伤的危险并负担相当大的医疗费用。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要求一切从病人出发, 尽可能努力使对病人的伤害减低到最低限度。病人的利益高于科学利益和社会利益, 医生是救死扶伤的使者, 只能对病人有利, 不能对病人有害, 所以, 活体移植必须以维护供体、受体双方利益为前提, 不能只顾及医学科研而牺牲病人的根本利益。端正对待名利的态度, 摆正医学与名利的位置, 医务人员在移植手术中要对供者与受者均有高度的同情心和责任感, 严格遵循关心病人第一、发展医学科学第二原则。在注重医学技术的同时, 还应考虑医学的伦理目的和社会目的。这样, 才能使器官移植技术在人道主义指导下正常进行。
三、严格遵循无伤原则, 保证生命质量
用作器官移植的活体器官必须是成对的, 同时, 要保证供体失去一侧器官, 也不会残废或丧生, 这是一条基本原则。
以活体肾脏移植作为供体为例, 摘除一侧健康的肾脏, 显然会给供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而受体的生活质量及近期、远期的风险并没有一个满意的回答。如亲属肾移植一年存活率为9 2%。5年存活率为72%, 而移植后常见的并发症是排斥和感染, 如何使这种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 首先要严格掌握好受体的选择标准, 做好风险与效率的评价工作。不作弊大于利的活体肾脏移植手术。对于供者严格按照相同的组织配型进行选择。否则, 不仅难以取得移植术后长期存活的效果, 而且也使供者失去一侧正常的肾脏, 代价太大。因此宜谨慎行事, 并做好术前准备工作。手术方案应由有经验的专家制定周密计划, 应该选用经过专门训练、具备专门知识和技术、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生来实施, 应在具备适当设施以保护手术双方健康和安全的医疗机构中进行。术后加强对双方的随访工作, 对术后双方的心理因素、工作、学习、饮食、婚姻、生育等多方面指导, 不断改善肾移植术后患者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 创造条件提高肾移植长期存活率。因此, 在器官移植中医生必须坚持对病人健康的关心和忠诚原则。
医疗实践告诉我们, 几乎所有的诊疗措施和手段, 对于病人都具有双重性, 即诊疗作用和损伤作用。这种双重性在活体肝脏移植中表现尤为突出。对于供体来说, 客观上存在着肝叶切除的危险, 一方面是切除手术本身就存在的损伤性的危险, 它是以一定的肝组织、细胞受损为前提;另一方面, 肝叶切除后使肝组织总量减少, 客观上存在着肝功能代偿能否满足生命需要的危险, 它是以一定的肝叶缺少、功能减少为前提的。对于受体来说, 除了存在肝移植带来的排斥反应及术后并发症的危险, 这些危险是目前无法避免的客观事实。医务人员应本着对受体和供体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 树立高度的无伤意识, 权衡得失, 选择最佳的抗排斥措施, 最佳肝叶切除的活体肝移植手术, 力争最大限度地防止两败俱伤的事件发生, 以求得活体肝移植的最大效应。
我们看到科技领域的拓展, 推动了医学伦理问题更为深入、更高层次的探索。在器官移植的广泛应用和发展过程中, 出现的大量伦理问题, 使人们再也不能认为高新技术的伦理道德问题是遥远的, 而应从人本理论的高度加以审视, 为使这一高新技术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为了人类的健康共存, 必须对医学伦理学的应用进行认真的研讨。
摘要：本文从当代医疗器官移植现状出发, 阐述了医生在器官移植中道德准则, 即更新观念, 正确把握器官移植的科学价值;严格遵循知情同意、病人利益高于医学利益的原则;严格遵循无伤原则, 保证生命质量原则。
关键词：器官移植,道德准则
参考文献
[1]杨檬檬.器官移植的医学伦理学问题浅析[J].社区医学杂志.2008 (6) :30
器官移植面前人人平等 篇11
来华游学的法国青年小奥在2015大年三十前一天遭遇不幸，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天里，专程从法国赶来的小奥父母替儿子做出捐献器官决定。因为法国习惯上一个人如果生前没有通过任何形式表达过拒绝捐献的意愿，则可以视为同意死后捐献器官，尤其是有直系亲属做主的情况下。这让我想起在美国的经历。
驾照背面有玄机
我在美国正式工作之前，曾经短期去过美国几天，也在毫无准备情况下胡乱排队，瞎猫碰死耗子一般参加纽约州驾驶执照笔试，竟然一次就通过了，之后的路考也是非常轻松。考试前我对北美驾驶习惯其实没什么了解，也从来没有复习过美国交规，只是凭着直觉，抱着学习态度、没什么成本混考一次而已。所以当我拿到驾驶执照时开心大笑：在美国考驾照居然如此容易！
但是驾照背后一个表格让我纠结，那就是一个器官移植的签名表，上面写着：“一旦我去世，自愿捐献器官”。表格下面还有一个选项，可以选择捐献全部，也可以选择捐献部分。再下面就是个人签名，日期和见证人名字。一个信用卡大小的驾照竟然写了这么多内容，全部是捐赠。
看过表后我犹豫过，没有在上面签字，之后为这种默默无闻的奉献做法而纠结。我吃惊美国人这么直截了当，因为在此之前从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国家驾照这样写过。西欧代表性国家法国没有，北美代表性国家加拿大也没有。不过，你不得不承认，在驾照后面签字是遗体器官捐赠的最好方式，因为这个东西随身携带，而驾车又是一个有风险的行为。一旦出事，医院凭借这个签名驾照就可以动手切割逝者器官而无须背负法律责任。如果每个人这样做的话，社会上的供体就会大量增多，被挽救的生命也会大量增多。
副总统等待二十个月
安利创始人狄维士在71岁高龄时获得器官捐助、被移植了一颗健康女人的心脏，令人惊奇的是他在手术后还有机会见到活着的捐赠者。那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伦敦，女捐赠者是因为肺不好需要移植，获得同一人捐赠的心和肺两个器官，而心肺最好相匹配，她的心脏与捐赠者的肺不完全匹配，于是腾出自己的心脏捐赠给了狄维士。这两个手术同时在一家医院相邻手术室进行，所以这颗心脏只离开那位同样在做移植手术、活着的女士身体20分钟就移植到狄维士体内，女性心脏维持了他这位老年男性之后17年之久的正常生活。
狄维士在手术后和这位女士在同一处病房走廊中偶遇，双方热情拥抱祝贺重新获得新生。那位女士一生梦想是成为一名歌手灌制唱片，而狄维士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有这个能力也有这种意愿帮助她，但是这位女士并未开口，直到默默去世。感恩的狄维士则将生意场上赚来的钱回馈社会，经常捐款给慈善机构。
对于捐赠和被捐赠的人，也就是供体和受体之间，国际上的惯例是不应该有钱的往来，不应该有幕后运作。被捐者要排队等候，在美国有器官分配中心，不分贫富不分级别不分年龄，一律在计算机系统内排队。美国前总统切尼心脏一直不好，三十多岁后先后发作五次，还植入过心脏泵，71岁的这位有钱有势的前副总统之后也等待了二十个月才获得心脏移植，即便这样还遭到社会质疑，人们指责他抢占了宝贵的资源，让一些年轻而等候时间又长的患者失去了手术机会。
为法国人的无知点赞
至于在器官移植方面，并不存在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因为人种不同而出现器官不匹配的情况，只要血型等医学指标相符，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器官捐赠是可以的，血液可以互联互通。小奥因此成为中国第二例跨国器官移植成功案例，他捐出的一对肺、一个心脏、两个肾、一个肝脏，一共挽救了4个奄奄一息的中国人。当然，小奥父母在捐赠时已经知道中国自2015年1月1号开始取消了死刑者器官的利用，从而和国际准则同步，所以才做出的这个决定。因为捐赠就是捐赠，不是违背本人意愿的强制使用，即便是罪犯的器官。
摘除罪犯器官是因为我国供体严重不足，人们不愿意捐赠，不愿意自己或自己亲人的器官被不良分子和医疗机构拿去转卖，就像国人不愿意捐款被贪污、被层层盘剥最后到了被捐赠者手上大大缩水一样，以至于在国际上大名鼎鼎的红十字会在国内某一时段显得灰溜溜的。结果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人口最为庞大的国家只有百分之三的急需患者能够完成移植。而在小奥之前仅仅完成一次成功的跨国移植。
幸亏小奥和其明事达礼的父母，幸亏法国人的大度，不同人种之间的器官移植在我们国家又结出新的果实。时隔多年，我们终于有了第二个案例。
其实，令我感触的不仅是法国人的低调，也是他们无知……
他们不知道中国有个漂亮女孩叫郭美美，不知道中国红十字会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具有行政级别的事业单位，不知道中国某些捐赠背后商业化的运作……他们其实不了解中国国情，就像我们常常教训那些食洋不化的留学归国人员似的。但是，他们却以其对中国的“无知”而感动了整个中国。
如果他们知道在中国老人倒地不能扶起，知道和聚餐喝酒别人回家途中遇到车祸自己也会被告，救起来落水者不知道言谢还悄悄离去，如果这些他们都知道的话，他们还会这样做吗？
在北京，有个骑破自行车的西方老外以血肉之躯挡住了侵占人行道横冲直撞的驾车者，双方僵持许久引来众多路人围观。难道他不知道在中国如果被一辆车撞上，还可能被第二辆车以及后面的车连续碾压吗？那张照片被无数人转发，西方人代北京民警维持交通秩序的事迹也广为流传。这些有良知的西方人只是用其一般性思维、在其国家的简单行为、也就是普世价值观感动着中国。
其实，我们也希望像他们一样无知，捐赠了就捐赠了，尽心了就尽心了，不要再去想不归我们管、或者我们力所不能及的，但是前提是其他人、尤其是这个国家各级管理者也应该像我们一样无知和简单，做自己该做的，不做自己不该做的。
论对器官移植技术理性的伦理介入 篇12
1 介入的必然性
众所周知, 随着器官移植技术不断发展, 它也日益走向异化的境地。器官移植技术异化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凸显受体的主体性地位, 器官移植受体作为主体, 雄居于供体之上, 移植技术成为操纵供体的工具。 (2) 器官移植技术理性泛化为涉及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种种方法、手段和技巧, 受体成为具有最高的合目的性的存在实体[2]。器官移植理智伦理是理性观念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 是人们对技术知识内化了的一种思维定势, 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普遍地影响着我们。被片面化的器官移植理智伦理由于过于倚重技术的“工具性”和“力量性”而带上了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 使它相对缺失了理性特征中最宝贵的批判性。从本质上说, 技术不过是人类实践的产物, 也是人类实践的“工具”。人类是自然界演化的产物, 那么自然界就给人类的活动设下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器官移植技术理性固然有无限发展的可能, 但随着它的发展, 移植的范围和对象也无限扩展, 器官移植技术理性永远有解决不完的难题, 永远存在挫折, 人类不可能只依靠器官移植技术而一劳永逸地拒绝疾病。经验表明, 器官移植决非单纯的技术理性维度所能衡约的, 而也是复杂的社会实践伦理问题。社会伦理规范与器官移植技术理性之间并不是像某些激进人士所认为的互不兼容, 而是对这种理性进行善意的规劝与提示, 使它不至于作茧自缚, 走向极端。在技术异化已经存在的历史境遇中, 给器官移植技术进行善意的伦理规范, 使其尽量避免技术异化的宿命轨迹, 彰显其应有的技术德性, 对它进行系统深入的道德评价尤为必要。
作为道德介入实现方式的道德评价这个伦理范畴首先与器官移植技术理性的“自由发展”遭遇。所谓道德评价, 指的是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们, 根据已确立的道德价值体系、规范与标准, 对评价客体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善恶评判。在主客体构成的价值关系中, 它的本质就是客体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实现方式。道德评价是道德价值的反映, 其主要功能在于揭示价值关系, 引导人们去创造道德价值。实际上对于人体胚胎干细胞研究成果, 很多研究者以及伦理学家都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人们对前沿医学移植研究始终持谨慎态度。我国著名伦理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应用伦理中心研究员邱仁宗毫不客气地指出, 一些厂家和医院联合起来, 将处于研究阶段、尚不成熟的成果用于临床, 是非常错误的行为, 不但损害了中国的干细胞事业, 而且会给患者造成严重的伤害。换句话说就是, 器官移植技术理性的“自由”受到了人们的质疑。自由本是科学发展的原动力, 但是在与人类生命紧密相关的器官移植科研领域中, 如果自由远远超出了有关的道德原则规范, 甚至对人类长久以来形成的最基本的地位提出异议时, 应该被反思的恰恰是这种自由本身, 而不是道德评价的合理性。“这种完全的独立和这种毫无规律科研的自由, 哪怕是始终和太古的清白无辜结合在一起, 也终归是一件根本性的坏事, 并且会损害我们最优秀的才能的进步的。 (因为) 它缺少那种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3]。人类历史上, 纳粹德国极端医学科研自由理念所造成对人类的损害, 人们应该还记忆犹新[4]。“巨大的变革不是由观念单独引起的;但是没有观念就不会发生变革。要冲破习俗的冰霜或挣脱权威的枷锁, 就必须激发人们的热情, 但是热情本身是盲目的, 他的天地是混乱的。要收到效果, 人们必须一致行动, 而要一致行动的话, 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解和共同的目的”[5]。因此, 从以上的观点可以看出, 在恩格尔哈特所谓的后现代道德多元化的生命伦理学境遇中, 作为器官移植的核心技术的人体胚胎干细胞研究是否真的避开了人类道德的审视还是一个远远没有结论的结论。“人类也许已经不得不进入一种更为原始的解蔽而逗留, 并从而去经验一种更为原始的真理的呼声了”[6]。
2 逻辑起点
伦理学是关于优良道德的科学———优良道德就是与道德价值相符的道德规范———是关于优良道德的指定方法和指定过程以及实现途径的科学[7]。伦理学家们一直强调着伦理学中价值的重要性:“伦理学是一个关于道德价值的有机的知识系统”[8]。道德要想成功地介入某种技术理性, 它必须找到它的逻辑起点与终极目的, 否则它的合理性令人质疑。器官移植已经获得了伦理学的鼎力支持, 就是因为这些器官移植目的与行为本身所拥有的内在合目的性, 这个合目的性又赋予它的外在表现形式———价值, 价值继而转化为人的具体行为的在世表征。因此, 器官移植伦理介入得以实现的逻辑起点是道德价值。
价值是指物质客体和社会现象的一种属性和功能, 这种属性和功能标志着这些物质客体和社会现象对一定社会和个人的意义。价值之所以能够成为道德介入器官移植技术理性的逻辑起点, 原因就在于人们所要努力实现的内含高效率的人类生活秩序, 本质上不是从外部获取某种技术压力, 而是把这种技术内化为某种应有的价值秩序。现代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对人类的发展变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也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威胁和破坏。这种威胁和破坏必然会给人类已经存有的道德秩序带来冲击。人们不能因为冲击的痛苦与迷茫拒绝这种技术, 而是必须运用智慧在混乱中重建秩序, 这种重建所依赖的精神内核就是道德价值。器官移植技术理性的道德价值的主要作用表现为确认并强化器官移植行为有秩序公平正义地运行, 克服器官移植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对人类自身的意义损伤和严重弱化。该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在遵循提高个体生存质量的同时, 还必须遵循人类整体利益的原则———以造福整个人类为宗旨, 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和价值的全面实现为最终目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它可以造福于人类, 也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它的发展一旦失去了道德价值的引导, 偏离了人的目的, 必然导致损害人的利益, 从而从某种程度上抵消科技发展的正面效益。器官移植技术每一次发展确实取得了预期的结果, 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 有可能把最初的结果予以抵消。只有当器官移植技术的研究与运用有利于人类整体的、长远的生存和发展, 有利于人自身价值的全面实现时, 该技术的发展才具有真正进步的意义。道德价值作为器官移植伦理介入的逻辑起点, 不仅规范器官移植行为的实践秩序, 而且为器官移植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3 终极目的
器官移植的终极目的不是技术, 而是人类本身。人是任何一门学科的终极目的。医学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 是一种特殊的人学, 它以“人”为终极目的是理所当然的。瑞士古希腊罗马文化研究者安·邦纳指出, 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 它从人的需要出发, 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费尔巴哈认为, 哲学伦理学必须以人为终极目的, 他主张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惟一的、普遍的和最高的对象。因此, 作为人学大学科中的器官移植这门技术科学的目的指向是人类本身并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与反对。
虽然器官移植的病理学对象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 但它的终极目的是实践着的伦理学意义上的人, 而不是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作为器官移植的终极目的的伦理学意义上的人的内涵具体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 (1) 从宽泛的伦理学角度来说, 它指从事活动的, 进行物质生产的, 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人。 (2) 从伦理社会学角度来说, 它是指受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 即物质条件制约的人。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之中, 物质生活条件是“现实的人”存在的必要条件。因为现实的人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而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就是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物质生活条件的过程。
器官移植的终极目的必然是伦理学意义上的人, 这个命题具有特有的生命伦理学意蕴。首先, 受体与供体的人格尊严应该得到尊重。在生命伦理学语境中使用的“人的尊严”, 是指人的生命形式所享有的、区别于物和其他生命形式的一种特殊的尊贵和庄严。只要是基于人类基因组形成的个体生命, 不再需要附加其他任何条件, 都应享有人的生命尊严。如果人的尊严在器官移植的执行过程中被忽视, 人的地位降低到与动物、植物以及非生物的地位, 类似于纳粹德国与日本731部队的残酷暴行又会重演, 器官的获取与分配将会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的方式实现。其次, 器官移植的终极目的必然是伦理学意义上的人, 意味着供体应该完全自主。在伦理学中自主性被看作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绝对价值, 是一种意志自由, 人们自由地坚持某种价值体系 (这种价值体系包括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 , 再根据自己的价值体系作出某种选择, 采取某种行动。知情同意的提出是对供体的自主权的尊重, 它尊重患者的信仰、风俗习惯和价值, 不强迫供者作出有违自己意愿的决定。在移植关系中, 这种自主性的前提是供体完全的自主自愿。供体应该能明白和理解一切与治疗有关的信息, 有一定的行为能力, 能做出理智的推理判断;并且不受任何强制性外力。在现实器官移植医疗实践中, 器官供体应该得到这种权利, 没有任何外在力量胁迫的完全自主是器官移植的最为基本的伦理要求。供体如果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 也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采取行动, 他们就被当作实验研究或治疗的工具、手段, 他们的尊严受到了严重的侵犯。因为它是以强行损害一个人的身体的方式来改善另一个人的健康状态, 从伦理学上来说, 它没有增加任何的社会善总额, 这样器官移植就失去了实践上的合目的性。
4 结语
器官移植是作为现代技术理性而获得伦理辩护的, 道德评价介入的必然性并不意味着器官移植技术理性对道德评价的闪躲与退却, 误解与拒绝器官移植技术理性的终极目的和否定器官移植行为殊途同归。器官移植技术理性造成人的非人性化的根源不能归罪于技术本身, 而应该归结于技术的操作者, 正是人类自身对技术理性的误用才导致行为与结果的自相矛盾。技术理性的工具化在科学技术与应用伦理之间设置了栅栏。器官移植并不是纯粹的工具理性, 它内在呼唤着伦理的依偎。勿容置疑, 器官移植技术理性内在地存在某些不足, 对其批判是必要的, 但这种批判应建立在对器官移植技术伦理历史形成、功能展现、动态变化的深入研究基础之上。对于现代器官移植这一新的以价值为逻辑起点、以人为目的的医学技术, 超越技术理性批判传统, 以现实的反思代替盲目的指责, 以建构的姿态代替对峙的锋芒是非常必要的。第一, 器官移植技术是承载着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的。器官移植技术理性并不等同于工具理性, 不可能与伦理原则完全对立。第二, 器官移植的伦理介入是动态与宽容的。在道德评价过程中, 虽然技术理性的工具化倾向和负面性难以避免, 但它作为现代化的内在驱动力是不可替代和动摇的。企图用纯粹的伦理原则来替代技术理性, 都是违背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规律的, 其结果也只能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情结”。第三, 只有充分发展技术理性, 才能为伦理介入提供思路, 实现从技术与伦理融合。伽达默尔认为把人定义为有理性的动物表明人对道德所具有的自豪感。技术理性包含着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 要克服其负面影响, 唯一的路径不是抛弃或进一步发展工具理性, 而是实现技术主动接受伦理拷问。技术作为人类生存的理性工具必须为人类自身服务, 这就表明技术理性已经内化为人类的实践理性。在这种境遇之下, 医学技术中的器官移植这种实践方式呼唤着伦理的靠近, 器官移植的技术理性也就理所当然地获得了道德价值。
摘要：器官移植技术理性的异化境遇呼唤伦理的介入, 这种行为并不是充满敌意的监视, 而是一种善意的规劝。器官移植技术理性的终极目的是伦理学意义上的人, 道德价值为它提供秩序而成为伦理介入的逻辑起点。超越批判传统, 以现实反思代替盲目指责, 以建构姿态代替对峙锋芒, 对器官移植技术理性的伦理介入来说甚为重要。
关键词：器官移植,理性,伦理介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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