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的历程（通用3篇）
器官移植的历程 篇1
从20世纪50年代世界第1例器官移植术到现在, 器官移植术在中晚期器官病变和脏器衰竭坏死患者中得到了极其广泛的临床应用[1]。 但是在等待器官移植患者数量不断增加的背后, 所面临的问题是可移植器官资源的严重短缺。 目前国内仅有约1%的待器官移植手术患者能够得到供体完成手术。 在国内, 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主要供体是尸体, 而尸体大部分来自死刑犯。受制于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与死亡标准判断的影响, 活体器官捐献工作在我国受到极大的制约。活体器官移植术从技术水平上来说有着器官质量良好、排异发生率较低、移植者存活率高的几大优势, 已经趋于成熟, 逐步得到社会公众的认知和认可。 但其特性决定了其在为待移植患者增进健康、延长存活时间、提高生命质量的同时又对器官供者的身体带来难以避免的损伤。这使得活体器官移植在实行过程中遇到了伦理与道德上的尴尬境地[2]。 如果不能正确解决活体器官捐献与获取等各方面面临的诸多法律和伦理问题, 如供体的知情同意与捐献意愿的权利、供体与受体双方的风险和利益评估、经济利益导向评估与商业化行为的预防等, 其存在的伦理价值就会受到怀疑, 反而会给社会带来诸多问题, 也会使这项技术服务于人类的目的落空[3]。
1活体器官移植伦理问题
知情同意权是解决器官移植伦理问题的首要因素。 剔除个别特殊传染病和一些其他精神疾病, 一切有关的医疗行为都必须建立在供、受术者双方知情自愿的基础之上。活体器官移植也要遵循这一现代医学伦理学的重要实践原则, 是患者做出决定的前提。 其基本内容主要为相关的诊断结论和治疗决策、 依据、 损伤、风险、一些可能的意外与其他可以供其选择的治疗方案和其利弊信息等。使患者或者其家属经过判断后做出自主选择。 对于移植供体而言, 主要强调自愿供给, 如果需要摘除尸体上的相关器官和组织, 必须提供生前所立的自愿捐献书面或口头遗嘱;对于活体器官捐献者来说, 知情同意权更是建立捐献关系的前提。 在当前, 大部分的移植供体来源都是由受者的直系亲属如配偶、父母自己提供, 只有极为少数的源自健康的且自愿捐献器官者。因为一方面知情同意涉及供受双方, 另一方面相关活体器官移植绝大多数为亲属, 其“自愿”的意愿可能受家庭压力的影响而大打折扣[4]。
活体器官移植牵涉到一些较为敏感的伦理道德问题。 因为活体器官捐献需要绝对自愿, 这意味着器官供者不仅是对相关手术知情同意, 并且应该是在没有受到任何威胁利诱的背景下的自主意愿。在各个国家的医疗法规中, 许多国家是禁止不是一、二级亲属关系的活体捐赠, 并且同时也禁止对不是本国患者的活体捐赠[5]。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一些受制于贫困或者其他威胁利诱下的所谓“自愿”也应该同时禁止。 无论是哪个国家, 其活体器官捐献的基本原则是首先不危害移植供体的生命和身体健康, 其不能沦为强权的富人群为自己造福而给弱势群体造成巨大的身心伤害。目前可以用于捐献的活体器官一般为有着较强替代功能亦或成对伴生的健康器官, 如肝脏、 肠、睾丸、皮肤、肾或骨髓等。 在近下的活体器官移植中涉及问题较多的器官是肾脏。有学者认为摘除体一侧的肾相对是比较安全, 不影响生存质量。 因此在身体健康和不危害生命生存质量的前提下捐献自己的肾脏给需要的病危患者, 会有利于社会上相互义务感的发扬和体现社会精神, 已经不会有任何伦理学方面的问题[6]。 但是临床返回的数据表明, 无论是捐献者还是接受者在活体器官移植手术前后都有着相当的风险。 如何能够保证对捐献者的手术安全性, 同时防止各种打着捐献名号进行的器官买卖, 是必须审慎考虑的。
1.1器官移植的供体采集
目前各国的可供移植的器官主要有尸体供体、胎儿供体和活体供体。随着纤维外科学与免疫学的不断发展, 已经出现及可能出现的供体采集途径还会有异种器官、克隆器官供体、人工器官、干细胞移植等。 不管哪类采集方式从问世初始, 都毫不例外的会引发伦理学上对其长久激烈的争论。以活体供体器官移植手术为例, 伦理学面对的共性问题是一些因为移植手术造成的患者死亡或严重并发症, 可能是由健康供体引起的, 常见于儿童接受成年供体, 或者中、青年患者接受高龄供体器官中发生。而这部分移植器官的后期生理功能能否完全替代原器官也有待于进一步的长期临床观察;接受的器官移植的受体其个人以及家庭是否应当给予捐献器官者一定的经济补充的问题。来自不同地域, 不同领域的学者都有着各自的见解和意见, 可以进行后期的深入研究讨论[7]。
1.2器官移植的分配
作为器官移植的主要负责人, 临床医生在选择移植器官受体的时候必定会面临着直接的伦理道德问题。 医学原则是其必须考虑的首要原则, 其相关标准应当由主要医务人员判断。 在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前, 必须由主治医生全面地评估受体患者与供者, 了解和掌握相关的病症和禁忌, 才有可能获得良好的移植术相关效果。医学原则最主要的是要体现“需要决定”这一基础的公平原则[8]。 其二是伦理学原则, 例如首先理应得到报偿对社会贡献较大的人, 即照顾性原则;未来社会价值问题, 即对社会未来作用的前瞻性原则; 家庭地位和责任问题, 即家庭主要角色原则等。 第三是支付能力判定标准。所谓支付能力指的是患者是否具备足够支持治疗以及与治疗有着直接关系的日常生活条件, 不仅仅是指经济条件和家庭生活条件, 还包括患者的家庭、社会地位的重要性与否、社会支持度、情感的趋向等。但从纯粹的医学角度出发, 病例的选择还是应该基于医学观点来选择移植病例, 这符合人道主义的选择原则, 其他非医学因素所影响的受体选择则背离了公平原则[9]。 在我国, 所有基于器官移植的受体选择通常是掌握在各级医院手中, 而医院选择的依据主要是适应证和禁忌证、医疗支付能力、登记先后顺序等, 有待于进一步改革。
总体来说, 功利主义和人道主义是医疗机构和人员在选择器官移植受体的主要考虑、制约因素。 在伦理学方面应遵循:①基于代价、风险与手术收益的效用比较;②公平;③对患者的忠诚[10,11,12]。
1.3我国活体器官移植面临的伦理问题
作为一个东方传统国家, 中国在活体器官移植中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供体问题, 极度缺乏的供体成为了影响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社会公众的传统伦理和道德理念是影响供体的主要原因之一。
儒家文化思想在中国传承了数千年,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 蕴含了许多传统美德, 但是也有许多陈腐的观点。 一些诸如“发肤身体、父母授之、未敢毁伤、孝之起也”“生要全尸、死要全入”之类的陈旧思想到今天仍然在影响着广大群众, 使得社会民众广泛存有类似的观念。 生死问题, 生前对身后事的提及被人们非常忌讳。 并且视尸体解剖为一种极为离经叛道、不仁、不义、不礼、不孝的无理行为。追求死后的升天轮回的愿望让他们要求火化也要保证其尸体完整。 其家人、亲朋好友之间的劝说会极大地阻碍有捐献意愿的人。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严重影响着人们捐献器官的行为[13]。
2活体器官移植伦理问题的对策
2.1尽快建立健全器官捐献法律法规
活体器官移植包括诸如器官捐献、摘取、移植等各个过程, 每个环节都涉及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在相关方面的进展较为缓慢。依据国家卫计委的统计资料显示, 20世纪90年代至今, 我国一共进行了约6万例器官移植手术, 其临床手术数量仅次于美国。 而与之相对应的, 其有关器官移植方面的伦理学、法律规范的建立严重滞后缺失。从而导致开设器官移植的医院等级参差不齐, 严重影响了医疗质量, 还出现了一系列诸如没有技术准入标准, 供体器官短缺的问题。 甚至还出现了进行器官买卖、网上招揽患者的恶劣行径。 2007年5月, 卫计委制定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全面施行, 为器官移植行为提供了规范化的支持, 也使我国的器官移植进入了全面法制化的轨道, 我国移植的规范体系也由此开始正式系统建立。卫计委于2009年印发了《关于规范活体器官移植的若干规定》对活体器官行为双方的医学与法律关系作了更深入的补充阐述, 从法律法规方面更严谨地明确与限制了供受双方关系, 完善了原来《条例》中存在的一部分漏洞和缺陷[14]。
此外, 其他开展器官移植国家的法规也值得我们未来进行借鉴。 其推定同意、自愿捐献和商业化三种政策。 除去商业化外均可研究借鉴。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给予认定“推定同意”为现有器官捐献关系的补充, 即所有没有明确不愿意捐献器官表示的个人或家属, 都可以被认定是愿意捐献[15,16]。
2.2树立新的伦理观念、加强部门管理
在传统道德伦理观念的影响下, 我国公民仍然较难理解与接受现代的医学伦理观念, 无论是死后遗体亦或是活体器官的捐献都存在相当的阻力。 与此同时, 政府部门对器官移植与捐献的新观念宣传较少, 力度不够。 为此, 应当大力加强现代唯物主义伦理观念的宣传, 广泛利用手中的各种宣传力量, 加大对新道德, 新伦理观的宣传。 将基本的无神论观点和基础医学知识从舆论导向、社会公益、学校教育等各个层次普及推广开。 大力倡导“友爱奉献、互助互利”的行为风尚, 促进自主自愿捐献器官风气的形成。 相关管理部门应当进行长期不懈的宣传, 让广大民众了解器官移植捐献的意义, 增加工作透明度, 积极热忱地帮助志愿者[17]。
2.3加强对器官移植工作的监督
在当前情况下, 为了保证我国器官移植的有序进步, 涉及到人体器官交易、与器官交易相关的的商业活动必须被严格禁止, 以防止由于器官商业化而引起的走私, 贩卖和非常手段获取人体器官等行为。 除此以外, 还应当保证专业人员在器官捐献和移植过程中的职责, 通过法律手段来保证其工作流程的公平性与效益性。 我国目前由于相关法律还在初步施行, 使得一些区域内人体器官地下交易猖獗。相关研究学者明确提出, 在伦理学上利用死刑犯人被处决后的器官进行移植的行为得不到辩护。无论是《刑法》还是《条例》 中皆明确指出对于死刑犯活体器官使用必须严格限制规范, 严禁并且大力打击各类倒卖贩卖人体器官的行为。需要的相关医疗和科研机构必须经过死刑罪犯本人或其家属同意并且签字, 同时报批上级行政司法机关后才可接手其尸体或尸体器官[18]。
3各国器官移植的立法规范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先后建立了关于器官移植的伦理法律规范体系。如美国1968年制定了《统一尸体提供法》, 1984年制定了《1984年国家器官移植法》, 为美国所有州和哥伦比亚地区所采纳。并且美国还于1968年颁布了《脑死亡判断标准》, 并于1981年制定了《脑死亡法》。西班牙于1979年通过了《人体器官捐赠与移植法》, 英国的《人体器官移植法》, 澳大利亚的《人体组织移植法》也成为了各自国家的器官移植法律规范。欧盟近年来的一系列有关器官捐献的政策措施和行动计划也表达了力争实现欧盟内部器官捐献和移植的规范化。 世界卫生组织在2008年发布了《世界卫生组织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移植指导原则 (草案) 》这一伦理规范供各成员国参考[19]。
通过对以上各国法案的对比, 可以看出发生在人体器官移植过程中的有严重危害的社会行为, 都被列入了刑法规制。 无论是使用暴力, 威胁手段侵害他人的知情同意权;还是越级进行器官移植, 违反医疗信息规则等行为, 都是严格打击的对象[20]。
4小结
在医学伦理学领域, 器官移植的伦理学的实质就是以人为本的思想。无论是活体器官移植还是尸体器官移植, 直接的医学目的都是通过人本身的存在方式而获得医学价值。 因此只有把人作为主体, 让人的生存质量成为唯一医疗目的, 器官移植的伦理学才会让人们所接受。
摘要：近年来国际医学伦理学的焦点关注内容是器官移植中的活体器官移植。只有完整完善对活体器官捐献的医学伦理学方面的审核, 才能尽可能地阻止各种形式的器官买卖与各类类似的非法交易。本文从伦理学角度, 探讨了器官移植面临的伦理道德问题。发展器官移植事业, 需要更进一步改进和更新相关的伦理学理念和移植措施。
关键词：活体器官移植,伦理思考,伦理对策
器官移植的刑法学分析 篇2
1.1 器官移植与刑法的关系
根据2007年国务院公布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二条, 人体器官移植, 是指摘取人体器官捐献人具有特定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或者胰腺等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 将其植入接受人身体以代替其病损器官的过程。
器官移植不同于一般医疗过程, 它不仅涉及医生和患者双方, 而且很大程度需要依赖第三方, 即器官捐献者才能完成整个医疗过程, 同时, 由于供需严重不平衡所导致的潜在的巨大“商机”使得人体器官移植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医疗技术, 更多的涉及了社会、法律、伦理等方面的问题。例如人体器官买卖、偷取尸体器官等, 就是在器官移植的过程中所引发的一些刑法方面的问题。
1.2 器官移植犯罪
(1) 器官移植犯罪的概念。
所谓器官移植犯罪, 就是与器官移植有关的各种严重维护社会的行为的总称。器官移植犯罪具有不同于一般刑事犯罪的几个特点:首先, 器官移植犯罪具有明显的两面性, 一方面它产生了严重危害社会的不良后果, 但另一方面它又往往具有明显的利他性。第二, 器官移植犯罪具有较强的伦理性。第三, 器官移植犯罪具有较高的科技性。
(2) 器官移植犯罪的构成要件。
首先, 该罪的犯罪主体, 既包含特殊主体, 也包含一般主体。人体器官移植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规范医务人员的移植行为, 因此, 器官移植犯罪的主体也主要以医务人员为主。
其次, 该罪的客体是侵犯他人的生命权益以及国家正常的医疗监管秩序。一方面, 由于器官移植犯罪通常会直接危害到受害人的生命健康, 破坏其身体的完整性等生命权益;另一方面, 国家负有监督和管理各种医疗行为, 以维护正常医疗秩序从而保障社会稳定的职责, 因而器官移植犯罪也是严重破坏正常医疗秩序的行为。
再次, 该罪的主观方面, 行为人须具有主观故意或过失。
最后, 该罪的客观方面, 行为人实施了非法的器官移植行为或者与器官移植有关的其他非法行为。例如, 非法买卖人体器官;走私人体器官;非法采摘人体器官, 包括偷取、骗取、强制采摘他人身体器官等;以单位为中介非法供应人体器官;非法强迫、组织出卖人体器官;非法实施器官移植手术等。
2 器官移植与刑法已有罪名的联系与区别
2.1 器官移植与故意伤害罪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 “故意伤害罪”, 是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
器官的摘取与故意伤害罪有一定的相似性, 然而医生实施的摘取器官供者器官的行为, 表面上似乎符合伤害罪的构成要件, 但其特殊性在于被摘取器官者事先同意捐献器官, 也就是存在同意伤害这一阻却违法性的事由, 从而使行为正当化。
2.2 器官移植与盗窃、侮辱尸体罪
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二条规定, “盗窃、侮辱尸体罪”, 是指秘密窃取尸体或对尸体进行公然侮辱, 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损害社会风化, 伤害有关人员感情的行为。
在器官移植过程中, 由于供体的严重不足, 出现了一些盗窃尸体、摘取尸体器官进行买卖交易的现象, 给死者和家属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一般主体实行以上行为的, 在我国现行《刑法》对这种行为还未作出明文规定的情况下, 仍然可以构成本罪。而对于医生为救治病人生命而摘取尸体器官进行移植的行为, 则视情况而言定。根据2007年《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 医生进行器官移植活动必须以自愿捐献为原则, 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够摘取尸体器官, 即医生必须充分考虑死者生前是否有捐献身体器官的真实意思表示, 以及充分尊重其近亲属的意愿, 才能摘取死者尸体器官。但如果违反了自愿捐献的原则, 其行为就是非法的, 应该追究刑事责任。
2.3 器官移植与医疗事故罪
我国《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条规定, 医疗事故罪, 是指医务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 过失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行为。
受到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水平及其本身风险性的制约, 在器官移植中, 应当严格确定医疗事故罪范围, 不能超出医务人员技术水平以外, 强加医疗事故的刑事责任。但同时, 对于医务人员在器官移植过程中, 应当预见自己违反规章制度和诊疗操作常规、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 可能导致病人死亡或严重损害病人健康的危害后果, 但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 或虽然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 以致发生严重危害结果的, 应当认定为医疗事故罪。
2.4 器官移植与非法行医罪
我国《刑法》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非法行医罪”, 是指未取得医生职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 情节严重的行为。
由于器官移植技术本身的高技术性和专业性, 因而进行器官移植需要相应的条件, 例如《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十一条规定, 医疗机构从事人体器官移植,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 有与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相适应的执业医师和其他医务人员; (2) 有满足人体器官移植所需要的设备、设施; (3) 有由医学、法学、伦理学等方面专家组成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 该委员会中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学专家不超过委员人数的1/4; (4) 有完善的人体器官移植质量监控等管理制度。对于这样的资力要求, 只有少数大医院才准许从事器官移植手术, 而一些不具备器官移植条件的单位和个人非法进行器官移植活动, 很可能会给供者和患者的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后果, 应该以非法行医罪从重处罚。
3 器官移植所诱发的新型犯罪
3.1 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
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 是指以牟利为目的, 将人体器官作为买卖的对象进行交易的行为。其主观方面必须具有牟利的目的, 并且具有犯罪故意。客观方面是以人体器官为对象进行交易的行为。人体器官不是法律上的物, 不具有财产性, 不能交易, 器官商业化是违反人道主义的。我国2007年国务院公布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三条规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 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第二十六条规定了违反该条例买卖人体器官或者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该条例虽然有一定的惩罚力度, 但是器官移植是一类暴利性的行为, 然而我国现行《刑法》对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并没有做出禁止性的规定, 这样难免有人会钻法律的空子。
3.2 非法摘取人体器官的行为
非法摘取人体器官的行为, 是指使用暴力、胁迫、欺诈、盗窃等非法手段, 违背被害人的意愿而摘取活体器官供移植用的行为。我国2007年国务院公布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七条规定, “人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公民享有捐献或者不捐献其人体器官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欺骗或者利诱他人捐献人体器官。”并且第八、九条, 以及第十八至二十条规定了摘取人体器官的禁止性情形, 医生在进行器官摘取过程中应当履行的义务和遵循的程序。需要说明的是, 如果为获取器官而采用上述非法手段, 故意将被害人杀害后摘取器官、或摘取被害人重要器官而故意致其死亡的, 则应以“故意杀人罪”从严惩处。另外, 如果采用上述非法手段摘取尸体器官, 则不存在侵害人身健康的问题, 而有可能构成有关侵害尸体的犯罪。如我国刑法规定的“盗窃、侮辱尸体罪”。
4 有关器官移植的立法
4.1 我国器官移植的立法现状
我国器官移植活动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 而器官移植立法活动在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 我国台湾地区最早在1986年就公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2003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 这部《条例》是我国内地第一部关于器官捐献移植的地方性法规。2007年的3月21日, 国务院公布实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条例规定:器官捐献必须尊重捐献人意愿, 遵循自愿、无偿原则, 严禁买卖人体器官;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摘取未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用于移植;严格对从事人体器官移植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严格人体器官摘取、申请和移植各环节的条件和审查程序;明确违法摘取他人器官和非法从事人体器官移植活动等行为的法律责任。该条例的制定, 对于规范人体器官移植管理, 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 维护器官捐献者、患者、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4.2 我国器官移植的立法完善
(1) 应在现行刑法中增加专门的有关器官移植犯罪的规定。
由于我国《刑法》并没有设置器官移植方面的专门犯罪, 缺乏对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实质性规定, 面对实践中屡屡发生的器官移植犯罪, 为了有效防范并打击器官移植犯罪, 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并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我国应当通过在刑法中增设“器官移植罪”这一类罪, 以及在该类罪中增设一些具体的器官移植犯罪罪名, 例如“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罪”、“走私人体器官罪”、“非法利用尸体、尸体器官罪”等。这样才能依法有效地防范和打击各种由器官移植而引发的犯罪行为, 保障器官移植的合法有序进行, 并保障社会秩序的健康稳定。
(2) 利用现行刑法中已有的一些规定处理器官移植中遇到的刑法问题。
在防范和打击器官移植犯罪时, 除了立法直接规定专门的对器官移植犯罪的处罚外, 还需要司法机关充分重视和利用现行刑法中已有的一些规定。例如, 为获取器官而采用上述非法手段, 故意将被害人杀害后摘取器官、或摘取被害人重要器官而故意致其死亡的, 则应以“故意杀人罪”从严惩处。如果采用上述非法手段摘取尸体器官, 则有可能构成“盗窃、侮辱尸体罪”。如果医护人员在器官移植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 而给患者或供者带来伤害的, 很可能就会构成“医疗事故罪”。由于器官移植技术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一些不具有此项资力的单位或个人为了谋取巨大的经济利益, 非法从事器官移植活动, 严重损害了患者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权利, 则构成“非法行医罪”。
5 结语
为了规范器官移植行为, 加速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 真正完成器官移植让患者重生的使命, 一方面要制定适宜的收集、采集和器官移植的法律制度, 对人体器官移植的开展进行保障和规范;另一方面应当针对器官移植犯罪的表现形式及其刑事责任等问题, 加快器官移植的刑事立法, 使器官移植犯罪早日纳入刑法轨道。
摘要：被誉为“21世纪医学之颠”的器官移植是指为恢复患者完全丧失功能的器官的功能, 而相应地将他人健康的器官移植于患者的一种医疗技术。它的出现使患有器官功能障碍患者看到了生存的希望, 然而在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过程中, 与该技术相关的某些行为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 其中不乏具有刑事犯罪性质的刑法学问题。2007年国务院公布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有关器官移植行为, 但是对于那些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与刑法当罚性的刑事犯罪性质的行为, 则需要从刑法学的角度, 分析研究器官移植所涉及的刑法问题。
关键词：器官移植,刑法,犯罪
参考文献
[1]刘长秋.器官移植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 (1) .
[2]黄岚.我国器官移植犯罪的法学思考[J].内江科技, 2007, (1) .
[3]万波.器官移植与刑事犯罪的法律关系分析[J].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 2007.
[4]黄岚.我国器官移植犯罪的法学思考[J].内江科技, 2007, (1) .
器官移植中的医生道德准则 篇3
一、更新观念, 正确把握器官移植的科学价值
在我国, 阻碍器官移植扩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伦理因素。如“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损伤”的封建孝道观的存在, 对开展器官移植更是水火难容。至于活人的脏器移植他人更是大逆不道, 无法接受。致使每年有700百万以上 (其中有相当数量是在医院中死亡) 的死亡者, 死后均进行火化或土葬处理。这部分遗体器官完全可以成为器官供体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是, 由于受社会文化、传统观念和伦理思想的制约, 又由于没有一个可实施的法律, 使科技的发展先于伦理、法制的发展, 导致伦理观念、法制的制定严重滞后, 使大量可供移植的器官白白浪费掉。即便有些人花费昂贵的医药费用, 为延续生命苟延残喘的在死亡线上挣扎, 而数以万计患者只能在痛苦的企盼中由于没有供体的来源而遗憾地死去。
一面是每天要烧掉或埋掉的两万具可供移植的供体;另一方面则是在渴求盼望中等待器官移植的人群, 在我国器官供体来源十分有限的今天, 把大量火葬和土葬处理的尸体, 作为解决器官移植供体来源之路, 不失为明智之举。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掌握着专业科学文化知识, 有义务向全民进行摒弃旧思想, 树立新观念的教育, 提高全民的医学伦理学素质, 促进器官移植的深入发展, 使更多的患者受益。
二、严格遵循知情同意, 病人利益高于医学利益的原则
注重病人自主权是现代医学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实践原则。尊重供体和受体的自主权关键是要做到知情同意。倘若不遵守这一原则, 不仅违背了医生的职业道德, 而且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纠纷。
1999年1月18日《健康报》报道了北京一个眼科医生没经病人家属同意, 擅自摘取病人尸体角膜为失明病人进行角膜移植手术的事件警示我们:在医学研究和临床上必须坚持“知情同意”原则。“知情同意”原则要求医生和研究者, 在对病人进行医疗干预或者对受试者进行试验以前, 将有关干预和试验的情况, 包括可能出现的积极和消极的后果向病人和受试者交代清楚, 并取得他们的自愿同意。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病人和受试者利益, 尊重他们的自主权。知情是同意的条件, 同意是知情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个问题需要注意:
首先, 知情的内容和限度。目前至少应向受体或代理人提供有关治疗过程的概况、治疗的实验性质、术后近期和远期的危险性和死亡率概况、生存率及存活时限概况、并发症及排异反应的预防及改进措施等。向供体提供手术的危险性、术后近期、远期的影响的可能性及其受体移植手术的成功率和存活时限度。其次, 供体与受体的智力能力的判断, 通过此判断界定供体与受体是否具有决定同意的能力。最后, 同意有两种类型, 系强迫同意和自愿同意。自愿同意才是伦理意义上的同意, 是知情同意的关键, 是伦理学上所追求的同意。帮助同意者排除来自外部因素的影响, 又是自愿同意的关键所在, 对于供体更是如此。左右供给自愿同意的内部压力主要来源于道义上的压力和关系标准上的压力。外界压力可来自家庭和医务人员的干扰。
对于实行器官移植的医生来说, 存在着更多的道德责任, 即对于器官供给者的生命和器官接受者的生命的尊重。只有在确定是出于对器官接受者和供给者的利益考虑下, 才能施行器官移植。不应在增加施行例数等非病人的利益的考虑下, 使双方冒着两败俱伤的危险并负担相当大的医疗费用。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要求一切从病人出发, 尽可能努力使对病人的伤害减低到最低限度。病人的利益高于科学利益和社会利益, 医生是救死扶伤的使者, 只能对病人有利, 不能对病人有害, 所以, 活体移植必须以维护供体、受体双方利益为前提, 不能只顾及医学科研而牺牲病人的根本利益。端正对待名利的态度, 摆正医学与名利的位置, 医务人员在移植手术中要对供者与受者均有高度的同情心和责任感, 严格遵循关心病人第一、发展医学科学第二原则。在注重医学技术的同时, 还应考虑医学的伦理目的和社会目的。这样, 才能使器官移植技术在人道主义指导下正常进行。
三、严格遵循无伤原则, 保证生命质量
用作器官移植的活体器官必须是成对的, 同时, 要保证供体失去一侧器官, 也不会残废或丧生, 这是一条基本原则。
以活体肾脏移植作为供体为例, 摘除一侧健康的肾脏, 显然会给供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而受体的生活质量及近期、远期的风险并没有一个满意的回答。如亲属肾移植一年存活率为9 2%。5年存活率为72%, 而移植后常见的并发症是排斥和感染, 如何使这种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 首先要严格掌握好受体的选择标准, 做好风险与效率的评价工作。不作弊大于利的活体肾脏移植手术。对于供者严格按照相同的组织配型进行选择。否则, 不仅难以取得移植术后长期存活的效果, 而且也使供者失去一侧正常的肾脏, 代价太大。因此宜谨慎行事, 并做好术前准备工作。手术方案应由有经验的专家制定周密计划, 应该选用经过专门训练、具备专门知识和技术、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生来实施, 应在具备适当设施以保护手术双方健康和安全的医疗机构中进行。术后加强对双方的随访工作, 对术后双方的心理因素、工作、学习、饮食、婚姻、生育等多方面指导, 不断改善肾移植术后患者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 创造条件提高肾移植长期存活率。因此, 在器官移植中医生必须坚持对病人健康的关心和忠诚原则。
医疗实践告诉我们, 几乎所有的诊疗措施和手段, 对于病人都具有双重性, 即诊疗作用和损伤作用。这种双重性在活体肝脏移植中表现尤为突出。对于供体来说, 客观上存在着肝叶切除的危险, 一方面是切除手术本身就存在的损伤性的危险, 它是以一定的肝组织、细胞受损为前提;另一方面, 肝叶切除后使肝组织总量减少, 客观上存在着肝功能代偿能否满足生命需要的危险, 它是以一定的肝叶缺少、功能减少为前提的。对于受体来说, 除了存在肝移植带来的排斥反应及术后并发症的危险, 这些危险是目前无法避免的客观事实。医务人员应本着对受体和供体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 树立高度的无伤意识, 权衡得失, 选择最佳的抗排斥措施, 最佳肝叶切除的活体肝移植手术, 力争最大限度地防止两败俱伤的事件发生, 以求得活体肝移植的最大效应。
我们看到科技领域的拓展, 推动了医学伦理问题更为深入、更高层次的探索。在器官移植的广泛应用和发展过程中, 出现的大量伦理问题, 使人们再也不能认为高新技术的伦理道德问题是遥远的, 而应从人本理论的高度加以审视, 为使这一高新技术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为了人类的健康共存, 必须对医学伦理学的应用进行认真的研讨。
摘要：本文从当代医疗器官移植现状出发, 阐述了医生在器官移植中道德准则, 即更新观念, 正确把握器官移植的科学价值;严格遵循知情同意、病人利益高于医学利益的原则;严格遵循无伤原则, 保证生命质量原则。
关键词：器官移植,道德准则
参考文献
[1]杨檬檬.器官移植的医学伦理学问题浅析[J].社区医学杂志.2008 (6)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