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原则

2024-09-04

定位原则(精选6篇)

定位原则 篇1

摘要:会计原则存在层次性, 存在战略性原则和战术性原则之分, 本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论述了会计的战略性原则和战术性原则。

关键词:会计原则,战略性会计原则,战术性会计原则

中外会计学家也普遍认为, 会计理论研究和发展的过程基本就是会计原则的研究和发展过程。由此可以领略会计原则在会计理论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会计原则的高度代表会计理论的发展水平, 体现着会计原则在会计理论中占有重大分量。会计原则内涵的提升代表社会的进步。例如, 将诚信原则纳入会计准则, 必将提升人们的社会道德水平, 一个健康、文明、向上的社会将时刻拥抱着我们、伴随着我们。另外, 会计原则的导向代表会计准则的前进方向, 强调会计原则对会计准则的导向作用, 研究会计准则必紧扣会计原则的旗帜, 体现“总分类账” (会计原则) 和它所属的“明细分类账” (会计准则) “同方向、同金额、同时期”的要点。所以, 加强会计原则的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价值。

一、战略性会计原则

1、诚信原则。

诚信, 顾名思义, 就是诚实守信。就其范围来说, 属于上述道德的范畴。此处纳入会计原则, 就是特别强调诚信在会计工作中的分量。诚实守信, 原本是人们从事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出发点, 是立国之本。在孔夫子眼中, “人而无信, 不知可其可也”;立信会计事业的创始人潘序伦先生在1928年提出:“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世、信以待人、勿忘立信、当必有成”的“立信”原则。潘先生还认为, “若孔圣有言:去食去衣, 无信不立, 则因以立信为建国之首务矣。若退而言会计, 则立信为尤要。信苟不言, 虽良法失意, 必基石稳固而后可以尽其功能。”有人说, 会计没有了诚信, 就像战士没有了勇气、科学家没有了智慧、官员没有了廉洁、男人没有了脊梁那样可怕。

2、受托责任原则。

将受托责任纳入会计原则, 强调会计人员在委托—受托关系中的特殊地位, 从而提供准确的、反映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信息。受托责任, 其关键词就是“责任”。责任就是分内应做的事或因没有做好分内的事而应承担的过失。有效的受托责任包括两个核心成分:责任性和后果。没有结果的受托责任是空洞的和形式上的。会计中的受托责任一般指西方会计目标理论的两大学派:决策有用观和受托责任观的观点之一——受托责任观。受托责任观形成于公司制盛行之时, 其发展与公司制和现代产权理论的发展休戚相关。

3、成本效益原则。

核算成本、讲究效益是一切组织发展壮大的法宝。成本观念不仅是营利组织财务管理中永恒的主题, 也是非营利组织兴旺的关键。效益是指凡事要讲究好的结果和利益。成本与效益密切相关, 对营利组织来说, 理想的成本、丰厚的利润肯定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对非营利组织来说, 树立成本观念, 讲究办事效率, 其社会效益将是卓著的。但是, 有时成本和效益之间的权衡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成本较好计量, 但效益却往往量化困难。但树立成本效益的意识是最重要的, 无论何种组织, 何时何地都应树立成本效益观念。

二、战术性会计原则

前述的战略性会计原则是站在更高层面来规范会计工作, 有时给人宽泛、高、空、难以具体操作的感觉。弥补这一特点 (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不足) 的办法就是要设计战术性会计原则来具体指导会计实务操作。考虑到会计具有核算和监督两大基本职能, 因此在设计战术性会计原则时, 也设计为战术性会计核算原则和战术性会计监督原则两部分。

1、战术性会计核算原则。

它是用来指导会计核算的具体原则, 《企业会计准则》中颁布实施了12条会计核算原则, 它们是:客观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可比性原则、一致性原则、及时性原则、明晰性原则、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性原则、谨慎性原则、历史成本原则、划分收益性和资本性支出原则、重要性原则。后来, 2001年的《企业会计制度》增加了“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这一原则是指会计人员应根据会计事项的实质和经济现实进行会计处理并提供会计信息, 而不能根据其法律形式或人为形式。实质重于形式由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提出, 目前已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这样, 现行的会计核算原则就有13条。这13条会计核算原则, 在会计核算中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特别注意的是:第一, 应更加突出“客观性”原则, 因为客观性就是指会计核算提供的信息应当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为依据, 如实反映财务状况和收支情况, 做到内容真实, 数字准确、可靠, 其本质就是可靠性原则。可靠性充分体现了会计目标的“受托责任观”, 而在“受托责任观”下, 会计信息的首要质量要求应该是可靠性。第二, 增加“充分披露原则”, 以便尽可能地满足使用者的决策需要, 有必要通过报表附注或其他报告形式, 增加能影响财务报表数字的其他资料或信息。第三, 对稳健性原则的使用, 防止片面强调预计可能的损失而不预计可能的收入, “财务报告中的稳健性不应等同于有意或一贯地低估净资产和利润” (FASB.SFAC No.2, 1980) 。第四, 关于重要性原则, 要持辩证的态度, 重要与否相比较而言, 这一原则的运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和经验。

2、战术性会计监督原则。

这是在战术性会计核算原则基础上, 对战术性会计原则的扩充。从所阅读文献来看, 会计监督原则尚属空缺状态, 虽然有时也能见到类似于会计监督原则的内容, 遗憾的是都没有以原则的形式加以规范, 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其在会计工作中的地位, 自然功能的发挥不及原则。

(1) 依法监督原则。它指会计监督应该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制度, 根据所发生的经济业务, 来监督其合理、合法性。目前, 我国的会计法规应该说是比较健全的, 既有会计的根本大法、母法:《会计法》, 又有《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以及各种规则、制度, 会计法规的健全、完备程度是空前的。

(2) 一支笔原则。它指会计人员在审核会计资料时, 审批人员必须是独一无二的。具体来说, 会计人员在办理经济业务时, 各单位的审核批准人员必须唯一, 避免多头审批, 财务失控。实行一支笔监督制度, 这一支笔一般是单位第一负责人, 其签署批准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监督的过程, 并且是在会计人员监督之前的监督, 起到了双重监督的作用。再者, 《会计法》第四条明确指出, “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一支笔监督原则必将更加加大了单位负责人的责任。当然, 特定情况下, 一支笔可以进行授权, 由受托人来实施一支笔责任, 这与战略性会计原则中的“受托责任”的思想不谋而合。另外, 需要指出的是, 一支笔原则是指日常的业务审批, 如果涉及重大的财务问题, 需要一个领导班子或智囊团来共谋大计, 最终再由一支笔审批。

(3) 手续完备原则。会计工作反映单位资金的运动过程和价值变化, 会计人员掌管着单位的资财。会计资料、凭证等手续内容必须完备、齐全, 确保会计反映的客观性。这是从技术手段上提出的会计监督原则, 也是堵塞漏洞的良计。

(4) 双重审核原则。它指在会计机构内部, 对会计业务及其相关的资料、账簿、凭证、报表等必须经过至少两人审核。首先是经办业务的会计人员在办理业务时要进行严密的审核;其次就是为防止疏漏, 按照会计工作程序、会计资料的传递顺序, 再由会计主管人员进行再审核。需要说明的是, 双重审核原则贯穿于会计的日常工作中, 不包括一些不定期的财务审查。

参考文献

[1]张为国, 赵宇龙.会计计量、公允价值与现值[J].会计研究, 2000, (5) .

[2]刘威.国际会计准则可比性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3]余绪缨.管理会计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定位原则 篇2

1、指数分析

在网站建设初期,我们一般就要对自己所做的网站有一个大致的分析,弄清楚做什么行业的网站,网站的盈利模式是什么,网站的目标人群,然后针对这一切来定义一些大致的关键词,一般情况下这些关键词都要求是与网站主题相关性强的词,然而在这些词当中有很多是很难做上去或者是没流量的关键词,所以说我们需要利用一些指数工具来分析这些关键词的指数,找出一些既能够给网站带来流量指数有比较小的词,做好这些词的排名往往是站长们的首选,

2、根据个人条件

这里所说的个人条件主要就是个人能力如何,团队的能力如何,如果说我是一个人单打独斗,那么一般在定位关键词的时候就需要谨慎对待,不要定位太多的关键词,而且对于那些指数特别高的词也不要奢望把排名给做上去,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说我拥有一个很大的seo团队,团队里面网站编辑外链员等等一一俱全,那么有这种配置的团队当然是想朝着更高的方向发展,而不会去选择那些指数比较低的关键词,

3、看看竞争对手的关键词

看看竞争对手的关键词是如何定位的,然后根据自己的网站加以分析,把对方的关键词据为己用也是我们常常用到的一种选择关键词的方法,我们分析竞争对手的网站很大程度上就把握住了相关性的原则,从竞争对手里面挑选几个做的好的网站,看看他们是怎么定位网站关键词的,有效利用他们做的好的关键词,据为己用。

4、转化率

ESP课程定位及设计原则 篇3

近年来,随着大学英语基础阶段EGP(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s)的缩减,改革的重心不断向四级后提高阶段转移,以及社会对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ESP研究方法,课程设置、教学,以及师资培养越来越成为高等教育阶段英语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焦点之一。[2]

但在实施过程中,英语教师往往把ESP与双语课程混淆起来,认为重新开始一个新专业的学习是非常困难的。这极大地打消了他们进入ESP教学的积极性。另外对ESP的教学目的认识不清,也给课程的设置带来了困难。故本文从ESP的准确定位入手,并提出在课程设计中,不仅仅要做学生的需求分析,还要对教师进行调查分析,以便找到他们有能力开设、让学生满意的ESP课程。

1 ESP的定义

关于ESP界定有多种,其中一种是由Hutchinson&Waters提出的:ESP is an approach to language teaching in which all decisions as a content and method are based on the learner’s reason for learning.[3]从其定义来看,ESP首先是一种教学方式,其次学习者目的的基础是内容和方法。秦秀白还强调ESP是英语的一种教学途径,一种教学主张、教学方针和教学理念。

ESP是相对于EGP而言的概念。ESP的教学理念是以需求分析(Needs Analysis)为基础,以社会语言学,行为语言学和教育心理学理论为指导,以满足各种学科领域对英语学习的需要为目的。

2 EGP、ESP、双语课程之间的关系

ESP课程究竟以专业为主,还是以英语语言为主?英语教师们对此非常迷惑。要明晰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楚EGP、ESP和双语课程之间的关系。只有处理好EGP(通用英语)、ESP(专门用途英语)和双语教学三者的关系,才能明确各个阶段教学的目的、特点,更好地进行英语教学。

随着大学生入校水平的不断提高,英语四级教育阶段将不断缩短,而大学英语教学的重心向ESP发展成为一种趋势,为众多专家学者所提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学公共英语教学是基础,专业英语教学是过渡的桥梁,双语教学才是最终的目标[4]。

ESP不是双语教学。在实践中,我们不能按照双语教学的标准来要求所有的英语教师既懂外语又懂专业。双语教学的目的首先是更快更好地吸收最新的专业知识,其次才是附带提高英语水平。而不是相反。[5]

ESP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它不但涉及语言本体和语言学相关理论,还涉及到学生所学的专业知识,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和提高学生所学专业领域的英语运用能力。[6]

综上所述,ESP是EGP和双语教学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是在完成EGP基础教学后,进一步加强专业和英语之间的联系;最终实现双语教学,实现让学生直接通过英语获取专业知识的能力。在ESP阶段,教学重心仍然应该侧重于语言,但与学习内容联系松散的EGP比较这种通过以英语为媒介学习专业基础知识教学,更有利于学生获得具有逻辑体系英语语言知识。

3 ESP理论下的课程设计原则

基于上述对ESP的定位,在课程设计的时候要考虑以下原则:专门用途英语课程和通用英语课程一样,作为一门语言课程,有着各种语言技能的要求,同时有着独立的语体特征。两者在基本词汇、句法、语篇方面具有共核部分。ESP作为语言教学的一个分支,它具备通用英语的一切基本特征和要求。在课程设计时应注重以下两个原则:

3.1 需求分析原则

Hutchinson&Waters[3]认为ESP课程的教学内容应将学习者的需求放在首位。大纲、课程、教材选择设计以及教与学都应建立在需求分析基础上。

在做需求分析时,应包括背景需要、目标需要、学习需要三个方面的分析。背景需求分析主要涉及到课程设计所面临的环境、语言学理论等方面;目标需要分析主要是了解学习者在目标情境中对该语言学习的需要;学习需要分析是分析学习者为达到某个目标而学习的过程。

根据这一观点,课程设计中的需求分析包括目标需求(target needs),即分析学习者将来必然遇到的交际情景,包括社会文化环境、工作环境以及特定环境可能给学习者在未来工作中带来的特定心理状态等;和学习需求(learning needs),包括学习者缺乏哪些方面的技能和知识;哪些技能和知识应该先学,哪些应该后学;哪些是学习者喜欢的学习方法等。

完成需求分析后,还要考虑到教师自身的因素。目前ESP授课基本采取了2种方式:专业教师或者英语教师来教授。这带来了2个问题,专业教师专业知识背景支持,但语言教学方面仍有欠缺;英语教师语言教学能力支持,但专业知识欠缺,往往会犯一些低级的专业错误。对此,一方面教师应该尽量学习扩展新的知识,但必须认识到教师在短时间内是无法了解专业度过强的知识,更何况一般高校都开设了多个专业,无法一一满足。

所以关于课程的开设应该考虑学生的意愿、要求,同时也要结合本校教师的具体情况,比如知识结构等,开设教师有能力教授的ESP课程。

另外,在ESP课程开设时点、顺序和种类方面也应该有分年级、专业,有梯度、循序进行。殷学侃[7]提出EPS可以按开设阶段可以分为普通用途的ESP和专业用途的ESP。“在普通用途ESP阶段,教材的选择应该是科普性质的,教材的内容应该是反映该专业领域最基本的知识和最基本的技能。”张梓慧[8]主张依次开设通用学术英语,专用学术英语和职业英语。张鸰[9]也提出了阶梯式ESP课程模式。他们的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ESP课程的开设应根据学生基础水平,逐步开设难度、专业度逐步加大的ESP。

3.2 真实性原则

建构主义情境教学理论主张知识是情境化的,学生应该在真实的情境中解决问题。在ESP英语教学中,教师也应设置真实的情境,以实现学生对新知识的建构。采用各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如任务教学法、解决问题教学法、模拟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及角色扮演法等。教师应该提供各种手段让学生要对新创设的情境给予充分理解,让他们置身其中,提出自己的意见与想法,教师还应该引导与启发学生对新的学习任务表达自己的观点、想法及疑问。

在教学中应该避免使用传统的呈现式、灌输式和简单翻译的教学法或使用精读或阅读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另外教师还应该强调学生在课堂中应该对所学语言进行输出(output)。输出是EST/ESP课程任务型教学语言输出能力的训练。语言输出并不是语言习得的必然结果,而是语言习得的必要过程;语言输出能强化学习者对语言输入的理解和巩固,输出可以采取口头表述或者文字表述。对输出的评价不仅要求考虑语言本身,还应该考虑任务的完成度。

另外教师在教材的选择方面也应该遵循该原则,同时,教师还应该不断根据学生的实际需求改编材料、收集材料、开发材料。只有不断更新的真实素材才能吸引学生兴趣。

4 结论

ESP课程教学已成为大学英语学习四年不断线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既不是单纯教授英语,也不是单纯传授专业知识,而是真正让英语成为工具的一门语言实践课,让大学生真正掌握英语,是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重要途径。同时EGP教学应该采取有别于EGP和双语课程的方法、原则,在这一过程中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

摘要:ESP教学已经成为高校英语教学的发展趋势,但其定位模糊,给其深入开展带来了种种困难。该文通过分析专门用途英语(ESP)与通用英语(EGP)和双语课程之间的关系,提出ESP应起到衔接EGP课程和双语课程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课程设计应该注重需求分析和真实性原则。

关键词:专门用途英语,课程设计原则,需求分析,任务型,案例型

参考文献

[1]秦秀白.ESP的性质、范畴和教学原则[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79-80.

[2]姜怡,吴爱丹,吴卓娅.从EGP向ESP转型中英语教师知识体系的调整与构建[J].大连大学学报,2011(4):121-125.

[3]Hutchinson T,Waters A.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A Learn er-centeredApproach[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7.

[4]封桂英.大学公共英语、法律英语与法律双语教学的关联性研究[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8(1):117.

[5]蔡基刚.大学英语教学若干问题思考[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3):4-12.

[6]严明,冯莉.国外ESP教学研究及其启示[J].黑龙家高教研究,2007(4):44-47.

[7]殷学侃.大学低年级开设ESP课程的可行性研究[J].韶关学院学报,2009(7):136-139.

[8]张梓慧.ESP的教学要求和教学探讨[J].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8):101-104.

定位原则 篇4

对于弦乐器初期教学, 以往专家学者就已经提出了将“大提琴把位键盘化”的理论并付诸实施, 然而其中必然存在一个不可调和的问题, 即“键盘化”仅仅是音准概念的“键盘化”, 而绝非把位概念的“键盘化”, 这是由弦乐器与键盘乐器设计之初的律制型制直接相关的。弦乐器从低把位到高把位, 每个把位中手指的指距关系都在按比例缩小, 所以将每个把位指距概念确立、即定位, 是完成每一次把位转换的基础, 也就是说首要是把位手型及手型内指距概念的固定。

一、定位训练方法

第一步:第一把位小把位定位训练。

我们以最基本的第一把位为例。1、2、3、4四根手指分别对应C、G、D、A四根弦进行网格状定位训练。例如用1指横向分别与四根弦做定位练习, 空弦C音连接1指D音, 空弦G音连接1指A音, 空弦D音连接1指E音, 空弦A音连接1指B音, 所有空弦与1指相连的音都是大二度音程关系。然后2指横向分别与四根弦做定位练习, 所有空弦与2指相连的音都是小三度音程关系。以此类推, 所有空弦与3指相连的音都是大三度关系, 所有空弦与4指相连的音都是纯四度关系。这从实质上建立了指距与音程的联系, 促进了学习者内心音准观念的发展完善。

第二步:第一把位大把位定位训练。

我们仍以第一把位为例。依然是四根手指分别对应四根弦进行网格状定位训练, 1指的练习方法与第一步中相同, 不同点是从2指开始体现的。大提琴的大把位是通过扩大1、2指间的距离实现的, 所以首先是1指定位的准确, 才可以谈任何把位。大把位的定位以1指为基础 (应固定不变) , 2指横向分别与四根弦做定位练习, 空弦C音连接2指E音, 空弦G音连接2指B音, 空弦D音连接2指升F音, 空弦A音连接2指升C音, 所有空弦与2指相连的音都是大三度音程关系。然后3指横向分别与四根弦做定位练习, 所有空弦与3指相连的音都是纯四度音程关系。以此类推, 所有空弦与4指相连的音都是增四度关系。需要注意的是, 此时大把位的2指音与小把位3指音、大把位的3指音与小把位的4指音与空弦形成的音程关系相同, 而指距关系与用指却完全不同。所以, 一定要将大把位从1指到4指所占据五个指位点 (1、2指之间空出一个指位点) 的手型必须固定。

第三步 (可选) :第四把位小把位定位训练。

这一步骤之所以作为可选项, 主要是针对大提琴传统教学方式而言的。传统教学方式通常仍是以第一把位作为学琴的初始阶段。而我们选取第四把位作为初期学习更加符合人体自然的状态, 同时也可以使初学者一定程度上借助视觉 (实际上仅为心理因素, 还是应该严格以听觉来判断定位的音准) 来完成把位的定位过程。

第四把位的定位训练首先应明确找到C、G、D、A四根弦在第四把位的四个泛音位置, 以这四个泛音位置为准、确定1指位置, 之后整个手型依照小把位手型来确定1指对应A音, 2指对应降B音, 3指对应B音, 4指对应C音。我们根据第一、二步骤形成的模式, 以下列方式进行定位连接训练:

1. C弦第四把位泛音定位1指A音;

2. 将C弦第四把位泛音位按实, 定位1指A音;

3. 在1指A音不抬起的前提下, 定位2指降B音;

4. 在1指A音不抬起的前提下, 定位3指B音;

5. 在1指A音不抬起的前提下, 定位4指C音。

其余三根弦以此类推, 同时还应该补充下行从4指C音回到1指A音的训练。还需要提示的就是, 要告诉初学者第四把位内的指距实际上已经比第一把位内的指距缩小了。

二、训练原则:对比、联系与交叉

对比与联系的原则是适用于所有与学习有关的事物的好方法, 在大提琴把位感觉建立的前两个步骤的定位训练中也有所体现。

首先, 对比原则:大提琴大、小把位最主要的区别源于在两种把位中1指与2指间指距的不同, 这是通过对比原则发现的最显而易见的差异。初学者在两个步骤的定位训练之前, 在意识中已明确了大、小把位间转换所必须完成的手型收缩与扩张动作, 为音准的实现奠定了良性的前期准备。

其次, 联系的原则更加明确——就是指距与音准实际音响间的关系。

那么, 如何利用这些好方法使前面所说的两个步骤更加完善、进一步夯实把位训练的基础呢?毕竟除了那些专门为学习者创作的相关把位的定位练习曲以外, 更多的作品都会需要大小把位的不断转换。其实方法也很简单, 我们继续往下谈。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两个步骤交叉实施就可以了。

第一个交叉:横向与纵向交叉。我们前面提到要进行网格状定位训练, 而网格必然具备横经竖纬。

举例说明, 小把位在1指横向分别与四根弦连接后, 再纵向进行定位。即C弦空弦连接1指D音, 连接2指降E音, 连接3指E音, 连接4指F音。其余弦以此类推。

大把位同样在1指横向分别与四根弦连接后, 再纵向进行定位。即C弦空弦连接1指D音, 连接2指E音, 连接3指F音, 连接4指升F音。其余弦以此类推。

第二个交叉:小把位定位与大把位定位交叉。就是将上述两种把位的定位练习混合使用, 在1指横向分别与四根弦连接后, 再纵向进行定位。即,

1. C弦空弦连接1指D音;

2. 连接2指降E音 (小把位) , 再连接2指E音 (大把位) ;

3. 连接3指E音 (小把位) , 再连接3指F音 (大把位) ;

4. 连接4指F音 (小把位) , 再连接4指升F音 (大把位) 。

其余弦以此类推。充分锻炼手型在大、小把位的扩张与收缩间不断转换的灵敏度与准确度。

最后必须注意, 所有练习中的1指定位的准确性和各个保留指定位的准确性。

以上所述的方法通过了笔者的长期实践, 具有很好的效果。另外, 此方法也适用于某些靠胶布定位把位的孩子, 在刚刚去除胶布的阶段进行训练, 以达到把位定位与音准的协调统一。甚至, 上述的方法还可以按照相应的规律框架进一步扩展至其它弦乐器的把位定位训练中。

基础训练永远是基础, 绝不可偏废和忽略。希望此文能够为从事弦乐教学, 尤其是大提琴教学的广大同仁们提供一些参考。

摘要:本文针对大提琴初学者把位概念形成所需的训练方法及训练原则展开论述。通过两个步骤的大小把位的相关定位训练与两种把位定位训练的交叉使用, 使得初学大提琴的学生可以在较短时间之内突破对于左手把位概念的陌生感, 同时从最初就建立起较为完整而良好音准概念体系。

定位原则 篇5

1.最密切联系原则曾在中国立法之困惑

1.1 最密切联系原则理论溯源。

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萨维尼认为, 每一法律关系, 根据其自身的特性, 都与某一法律制度相联系, 而其联系之所在即是该法律关系的“本座” (seat) , 认为每一法律关系有且只有一个“本座”, 人们因此可以而且必须建立起一套机械的法律选择规范体系。①

在“本座说”发展的基础上, 英国学者韦斯特莱克 (Westlake) 在《国际私法论》中提出了“最真实联系” (the most connection) 的概念。②这是国际冲突法中最密切联系原则发展的一个飞跃。之后, 一种折中理论——“最密切联系原则”, 在比尔主持编纂的《第二次冲突法重述》 (1971年) 中系统地提出, 并在国际私法立法中流行开来, 如1979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法规》, 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 1996年《波兰国际私法》。

1.2 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中国立法的发展。

从纵向立法来看, 我国关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立法具有层次性, 从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到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司法解释都有规定。法律如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下文简称民法通则) 第145条第2款, 1992年《海商法》第269条。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文件中也有相应的规定, 如1987年《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 (下文简称民通意见) 等。

从横向立法来看, 除了合同领域, 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其他领域立法也有所涉及:如在涉外合同领域。199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69条和199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26条都采取了相同的立法模式;涉外婚姻家庭关系领域, 民法通则第148条有具体规定;解决国籍、营业所的冲突, 见民通意见第182条, 185条;住所的确定和多法域国家准据法的确定, 见民通意见第183条, 192条。

1.3 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中国立法之困惑。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在立法条文的设计上与两个法系相比有着自己的特色, 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不同学者对最密切联系原则不有着不同的认识, 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 方法说, 认为是一种法律选择的方法而不是原则。③ (2) 原则说, 认为最密切联系原则是进行法律选择的基本原则, 涉外民事关系或涉外案件都应适用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那个地方的法律。④ (3) 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准据法选择中的指导原则, 对准据法的选择起着指导性作用。⑤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 我国学者主要在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否应该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方面产生着较大的分歧。

2.《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最密切联系原则之重定位

2011年4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是中国立法史上系统处理冲突法问题的首部立法, 最密切联系原则则以多面孔出现:有关“最密切联系”的规定共有五处, 分别体现在“一般规定”、“民事主体”、“物权”、“债权”几章中。

2.1 一般规定:

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兜底性质。最密切联系以原则形式在第一章的第二条以“一般规定”出现:“本法和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没有规定的, 适用与该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从该法条逻辑来看, 在涉外民事关系案件中, 法律适用顺序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其他法律中的冲突规则→最密切联系原则。这表明, 最密切联系原则在该法中是兜底救济的作用, 而非基本原则的地位。

从法律原则的功能方面, 台湾学者庄世同认为原则的存在至少包括三个重要特征:规约性、普遍性以及可证立性。第二条的兜底规则虽然在理论上也能够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所有领域, 但却只能在消极层面发挥作用的。换言之, 只有在该法和其他法律没有相应的冲突条款, 最密切联系原则才得以“启用”。随着冲突法立法不断完善和实体法的积极立法, 能挖掘出冲突法适用的“空白”越来越少, 兜底条款救济适用发挥的效果实际上也难以达到最初立法目的, 其效力尚不能贯穿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最密切联系原则难以达到一部门法原则所必需的“普遍性”。

此外, 法律原则不仅仅适用于某一条件和行为模式, 对其效力范围内的一切法律规则所规定的情形均有影响。最密切联系原则只是其中一些规则的立法根据, 远未成为整部立法的制定基础, 只是作为无法可依时的补充规则而已。

2.2 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领域。

2.2.1 解决区际法律冲突。

在“一般规定”的第6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外国法律, 该国不同区域实施不同法律的, 适用与该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区域的法律。”在遵循内国冲突规范指引的前提下, 如果被指引适用的准据法是一外国法而该外国是多法域国家时, 法官选择与该涉外纠纷有最密切联系法域的法律。以前的区际私法冲突解决主要依靠《民法通则》和《民通意见》条款少, 疏漏较多。实践中, 冲突法所指向的国家大多都制定了专门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区际私法, 并将专门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区际私法作为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首选。如果该国法律对解决区际法律冲突作规定的, 才适用与该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地区的法律, 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排除了首先适用相关国家的区际冲突法, 仍有一丝遗憾。

2.2.2 解决国籍冲突。

在“民事主体”一章中, 第9条规定:“依照本法适用国籍国法律, 自然人具有两个以上国籍的, 适用有经常居所的国籍国法律;在所有国籍国均无经常居所的, 适用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籍国法律。自然人无国籍或者国籍不明的, 适用其经常居所地法律。”这一条文在“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两种情况下的法律适用做了明确规定, 在没有经常居所的情况下, 规定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随着国际私法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在立法上努力作到与国际上通行的作法相接轨, 而不再坚持一个固定、僵化的本国法标准来确定属人法的适用。采用经常居所地法, 并相适应地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 在法官依据传统冲突规则选法困难时赋予其自由裁量权, 可以依据一定的主客观标准来选择与案件当事人的身份, 符合现代国际私法的立法趋向。

2.2.3 解决涉外有价证券冲突。

在“物权”一章, 第39条规定:“有价证券, 适用有价证券权利实现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有价证券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原则上, 有价证券纠纷要适用有价证券权利实现地法律, 但由于有价证券的流通性, 使得实践中不好确定其权利实现地或者权利实现地与纠纷没有实质联系, 采用与该有价证券有最密切联系的地点的法律作为审理案件的准据法。而在实践中, 以“特征履行”方法来确定最密切联系地得到广泛采用, 例如在证券承销协议中, 承销证券构成证券承销协议的特征履行行为, 因此承销方的营业所在地国家的法律应为证券承销协议的准据法。中国现行的证券冲突法立法多是源于实践发展的需要而作出的规定而并无统一规划, 《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仅仅只有一条法律规定, 存在大量的疏漏和缺陷, 亟需后续立法的完善。

2.2.4 解决涉外合同冲突。

在“债权”一章, 第41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 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从立法技术上看, 该条文将最密切联系原则当作系属公式加以适用的。从适用上看, 它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补充, 只有在当事人没有选择合同的准据法时, 人民法院才可以根据“特征性履行人的经常居所在地法”或“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地法”。然而, 该条规定显然不属于以往司法解释和民间学术成果所采纳的“最密切联系原则+特征性履行+例外”的模式。41条表明, 当事人没有运用意思自治原则的情况下, 法官可以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和“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之间进行选择适用, 至于到底是前者还是后者, 不受任何限制。该法条未能厘清特征性履行理论与最密切联系原则之间关联性, 将两者等量齐观, 不能体现特征性履行理论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具体化, 也不能反映最密切联系原则对特征性履行理论的矫正功能, 实乃一大缺憾。

3.最密切联系原则重定位之价值思考

博登海默曾感言:“只有那些以某种具体和要切的方式将刚性和灵活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法律制度, 才是真正伟大的法律制度”。⑥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立法中, 这种具体和要切, 刚性和灵活示意着立法价值的表达。在实际立法中, 最密切联系原则在适用中不是简单的地域联系, 该立法的背后, 我们必须明确其最终规范的目的和产生的效果。

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确立了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兜底条款, 具有一定灵活性, 避免了传统冲突法中对每种法律关系只规定一个固定连结点的弊端, 增强了法院处理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机动性, 适应了当前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复杂多变的客观形势。对于法官而言, 这是一种以“正义”为名的实践, 在坚持对法律条文的实践中追寻立法者所倡导的价值。任何一个法律制度若要恰当地完成其职能, 就必须一方面致力于创造秩序, 另一方面又要力求实现正义。法律应当是这两大价值的综合体, 即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 (just social order) 。⑦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产生和发展, 根本原因就在于冲突规范内在诸价值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在这些得或失之间, 在对实质正义追求之路上, 最密切联系原则走了很久。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 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济后的补充, 是法官在寻求实质正义找不到合适的法律适用时, 最后的希望。

摘要: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 最密切联系原则既是一个法律兜底原则, 也被当作系属公式和普通系属予以适用。为使该原则发挥最大效用, 本文在分析近年中国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立法的困惑后, 对其进行重新定位。分别从一般规定和适用领域进行了剖析, 认为最密切联系在实现实质正义方面有所贡献, 但仍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最密切联系原则,法律适用

注释

1Lipstein.Principles of the Conflict of Laws.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Martinus。

2Westlake, A Treatis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1922) , at 288, cited in Fridrich K.Juenger, Choice of Law and Multistate Justice 57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3, note 394。

3肖永平.《肖永平论冲突法》,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203页。

4黄进.《中国冲突法体系初探》, 载《中国社会科学》, 1988年第5期。

5王慧.《对国际私法中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再思考》, 载《中外法学》, 1997年第4期。

6博登海默.《法理学与法律哲学的方法》,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第424页。

7[7]博登海默.《法理学与法律哲学的方法》,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第318页。

定位原则 篇6

关键词:快速城镇化,失地农民,罗尔斯,正义原则,政府角色

伴随着快速城镇化进程,我国产生了失地农民这样一个特殊的国民群体。失地农民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指自愿离开土地进行非农业生产的失地农民,即兼业农户,兼业农户是农业技术进步或者其自身有能力从事其他非农业生产工作而从农业生产中游离出来的一部分农民,但其并没有真正放弃其土地承包权;另一类指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城市扩张、小城镇建设、公共设施建设用地征用土地,而失去全部或大部分土地,单凭土地已经不能维持生产生活的农民。[1]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第二类群体。失地农民群体既失去了原来以土地为基础的保障,又因为自身教育程度和原本生活背景,在市场竞争就业中处于弱势地位,从而极容易陷入贫困境地而无法自拔。提高失地农民就业技能,保障失地后基本生活,降低其生存风险,不仅是保障每个国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要条件。

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讨论了关于公平正义的两个原则:首先,每一个人对于一种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适当体制都拥有相同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这种体制与适于所有人的同样自由体制是相容的;其次,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它们所从属的公职和职位应该在公平的机会平等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二是它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2](P43)罗尔斯认为社会是由自由和平等公民组成的一种公平合作体系,为了实现社会正义,在制度设计中不应该忽视人生前景的不平等,应该关注社会最不利人群的利益。我国长期的二元体制造成了城乡各个方面的发展差距,初态的不平等已经在不同群体身上体现出来,从政治正义的角度,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政府有责任补偿和保障由于发展政策而利益受损的群体。即公民既然是自由和平等的人,那么民主的正义原则就应该被视为保障自由和平等的人的政策原则,政府应保证每个公民的自由平等,尤其是应该保证生存困难人群的自由和平等。我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农民之所以失地,其根本原因是为了响应国家发展的政策措施,为了城镇化而付出的代价,因此,政府有责任保证这部分失地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本文认为最终保障失地群体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途径是要解决其就业问题,政府在保障失地农民就业中必须坚持公平正义原则,充当保障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的重要角色。

一、政府关于失地农民的就业政策与实践

为了保障第二类失地农民群体的基本生存,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以及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保障部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都做出了相关政策规定。总而言之,对于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方式一般分为三种:一是土地换就业,或者用地单位为符合就业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直接提供就业岗位,或者用地单位委托就业服务机构为被征地农民解决就业;二是集体安置失地农民,即征收土地的安置补助费不直接支付给被征地农民,而是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其他相关单位统一管理和使用,集体安置失地农民就业;三是一次性支付农民征地补偿款。同时,各级政府也出台了各种相关办法来促进农民就业,为失地农民提供咨询、指导以及培训和介绍等服务。

为了推进失地农民就业,各地先后推出了扶持失地农民的相关就业政策。陕西省西安市国际港务区在解决被征地农民就业中建立起了新市民再就业培训机制,采取政府补贴和企业委培等多种方式,结合劳动力市场需求,与职业技术学校合作,对有就业愿望的新市民免费开展一定期限的职业资格免费培训,同时,建立起完善再就业保障机制;湖北省枣阳市人社部门专门为失地农民开展了免费的技能和创业培训,通过组织企业与就业技能培训部门对接,针对企业需求开展免费技能培训,失地农民接受培训后到企业就业,这样既满足了企业用工需求,又解决了农民就业问题,增加了农民收入;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街道举办失地农民专题招聘会,涉及工程管理员、叉车工、电焊工等技术类工种,以及厨师、物管、仓管等普通类工种等领域,并将每季度举行一次专题招聘会,还组织失地少地农民开展技能培训,探索失地农民就业之道;江西省宜春市宜阳新区一方面利用区位和资源优势招商,大力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吸纳农民工就业,一方面有计划地组织失地农民免费开展家政服务、电焊等职业技能培训,采用灵活就业和购买公益性岗位的方式解决就业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的“4050”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另外,通过针对性的开张创业引导以及提供小额贷款帮助有创业能力和意愿的失地农民创业。

在解决失地农民就业中,各地根据自己的客观实际采取了相应的办法,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提供或者政府与企业合作提供免费的基本就业技能培训以及开展针对失地农民群体的招聘会,提高农民的就业技能,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二是征地单位创造岗位,吸纳就业;三是采取优惠措施,鼓励、引导和支持被征地农民走自主创业之路。

二、失地农民的就业困境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失地农民数量不断增长,政府在解决失地农民就业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我国失地农民就业仍表现出难就业、易失业、收入低等特点,解决失地农民就业困难重重。

(一)就业岗位供需不均衡

伴随快速城镇化进程的是我国失地农民数量的不断增长,根据中国人口统计数据,2008—2013年间的总人口变动比较平缓,从2008年的132802万人均匀地增长为2013年的136072万人。而分城乡看,人口变动情况比较大,乡村人口6年减少7438万人,而城镇人口6年增加10708万人,城镇人口比重增长了6.74%,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城市人口变动除原人口的自然增长外,农转居是重要原因,而农转居的相当部分则是失地农民。2013年《城市蓝皮书》指出“中国真实的完全城镇化率为42.2%,预计到2030年前全国大约有3.9亿农业转移人口需要实现市民化,其中存量约1.9亿,增量达2.0亿多”。[3]如此庞大的失地农民要转为城镇居民,首先就面临着严峻的就业问题,而城市可提供给失地农民的就业岗位有限,长期的二元体制又使得乡镇企业发展不活跃,投资有限导致其吸纳就业的能力有限,失地农民增长速度与岗位供给数量不符使失地农民就业陷入困境。

表1 中国历年城乡人口数及构成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共和国统计局官网,《中国统计年鉴(2014)》。

(二)自身原因限制就业

失地农民就业困难也受其自身条件限制。首先,失地农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低,基本除了承继世代相传的单一农耕技术外没有接受过其他满足市场需要的工作技能培训,缺乏非农就业技能,而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又使得劳动力市场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失地农民在劳动力市场中存在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其次,长期农耕生产生活方式被动改变为现代的城市生产生活方式,失地农民的就业观念却不能立即改变,再加上中国农民安土重迁的传统习俗,主动就业的意识缺乏;最后,自身文化技能条件的限制造成失地农民不断在市场就业中的受挫,成为既无地、又无岗的城市边缘群体,产生就业的自卑心理和消极的自我暗示,不良的就业心态也阻碍了其就业。

(三)社会原因限制就业

失地农民就业困难也有来自于社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社会流行的雇佣标准、激励制度、培训技能投资等都是基于工作绩效制定,这种人力资源管理方式无疑剥夺了失地农民的可持续就业能力,使其只能从事强度较大、可替代性高、技能单一、危险程度比较高的非正规服务类工作,这类工作通常都是城市劳动力不愿进入的行业,比如建筑业、保洁业、安保业等,所伴随的就是比较低的薪酬和福利,较低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而低收入也意味着很少有多余资金和精力去提高自身文化水平、技能水平,阻碍可持续就业能力的提高,难以改变就业不稳定的现状;另一方面,我国施行二元用工制度,建筑、保洁、安保等行业用工一般采用劳务派遣制度,而这也是失地农民大多所从事的行业,他们与劳务派遣公司而不是用人单位签订合同,相较于正式员工,派遣员工在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工会参与以及培训晋升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这不仅使失地农民就业得不到很好保障,心理期望高于现实待遇也会消弱其就业的积极性。

三、政府在保障失地农民就业中的角色定位

城市化和工业化必然造成部分农民的失地,城市周边的农村在不断缩小甚至消失,而我国发展小城镇的城镇化策略也使远离城市的失地农民群体数量不断增多。如果说城郊失地农民通过政府的相关政策以及地域优势还可以在城市找到一席之地,然而大量远城、远郊的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后,失业、生病、孩子失学等问题接踵而至,这部分失地又在城市失业的群体必然会成为新的城市贫民。2013年半月谈社民情民意调查中心开展的“城镇化进程中的村庄变迁”调查结果显示:50.2%的被访者认为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成为市民只是有了身份,可是目前社会保障过低,缺乏就业培训,新市民能不能在城市过得好很难说”,31.6%的被访者表示“农民吃亏了,他们被迫放弃土地保障进了城,可又没有在城市发展的能力,可能成为城市贫民”。[4]从这个调查我们可以看出,超过半数的人对于被动市民化呈现一种怀疑的态度,而低水平的社会保障和就业困难是这种消极态度的主要原因,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对农民失地持反对态度,最主要原因也是失地农民缺乏市场就业能力,无地无业的风险大。城镇化是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城乡贫富差距的矛盾也将在城转居过程中进一步激化,这不仅对城市治理提出挑战,也会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保障失地农民就业和生活,让失地农民农转居无后顾之忧,是我国城镇化稳定推进的必然条件和巨大挑战,政府必须坚持公平正义原则促进失地农民就业。

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提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5]这表明了每个人的基于正义的自由与平等是不可侵犯的,即使是为了满足大多数人利益所采取的功利主义的政策措施。对于失地农民这个群体,由于其出身于农民阶层,他们的自然天赋因此发展受限,再加上国家发展政策使其失去原本赖以生存的土地,造成他们的人生前景相对于整个社会的不正义。这种人生前景的不正义不仅使失地农民群体成为国民中的最不利者,而且其不利地位引发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失地农民就业的弱势地位从道德上讲不是他们应得的,正因如此,政府应对天赋差别导致的不平等有所作为。罗尔斯所提出的正义原则,对于我国政府在保障失地农民就业方面具有一定的指导性,本文认为政府应该从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出发承担以下三个角色。

(一)就业起点公平的支持者

罗尔斯正义二原则的第一条原则主要是用于确定和保障公民的平等和自由,对于拥有相似天赋和动机的人们,无论他们的社会出身是什么,属于什么阶级,都应该有相同的发展机会,即使他们反对有利于经济增长和提高效率的政策。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初态不平等,尤其体现在教育水平、社会资本等方面,由于快速城镇化的推进,突然失去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后,这部分失地农民在就业层面的起点差距就体现了出来。起点的差距造成了就业困难、收入过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都会带来严重影响。一些城市化率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大量失去土地的居民伴随城市化进程进入城市,部分人口因为不能获得稳定工作而使城市里出现不少贫民窟,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给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为了避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出现这些问题,政府必须从就业层面的起点入手,使失地农民获得失去土地保障后的可持续生计能力。[6]

一方面,要建立多层次的就业能力开发机制。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是提升失地农民就业能力的有效途径,政府在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过程中,应该根据其个人特征多层次有针对性进行。由于失地农民的年龄、性别、社会资本、知识技能背景的不同,对其就业能力进行分类开发不仅可以提高效率,而且也保证了年轻的失地农民可以获得职业发展的可能性和持续性。在具体实施中,对于年龄偏大、知识水平偏低、就业动机弱的群体可以集中组织简单的职业培训,政府更应该关注的是家庭主要劳动力及青年群体的就业能力开发。对于这部分群体,政府可以与职业技术学校合作,针对第二、三产业的市场岗位需求,从个体情况出发,选择合适的课程项目,进行短期或者相对长时期的技能培训,并支持未上学的青少年进行完全脱产的职业技能学习。多层次的培训机制可以使失地农民逐渐从“体力型”向“技能型”以及多元发展转变,从而获得与失地后城镇化生活相匹配的就业能力。

另一方面,要保障失地农民子女公平的受教育权。国家在城乡教育上的投入不同以及城乡办学质量和教育水平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城乡教育的不平等现象。失地农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长期闭塞的农村生活以及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使其对教育不是很看重,当被动市民化后,突然的城镇生活转变会对其家庭教育产生冲击:一方面,就业形势艰难,农村大学生在社会资本等方面存在劣势,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很困难,容易使家长觉得成本与收益不匹配,产生“读书无用”的思想;另一方面,虽然家长对自身劣势以及孩子的教育劣势有所认识,但当其没有适应好这种生活和调整好教育方式时,孩子极易因为难以抵抗生活环境转变带来的各种诱惑而走上歧路。这两方面无疑产生了失地农民子女的教育不公平。要保障失地农民子女公平的受教育权,不仅要有针对性地对该群体子女进行公平的人力资本投资,使其上得起学、能上好学,而且要同时开展一些关于城市化思想以及教育理念的宣传和培训,提高失地农民群体子女的家庭教育质量,从而保证起点的公平性。

(二)就业过程公平的引导者和协调者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第二条第一部分,论述了社会中的公职和职位应该公平、平等地对所有人开放,即公平的机会平等。所以,对于失地农民来说,他们与其他任何人一样都应该有获得就业岗位的公平机会。政府应该在企业和失地农民之间充当引导者和协调者的角色,保证个体可以公平、平等地获得与其能力相适应的就业机会,而不至于让具备就业能力的失地农民因为缺乏就业机会无法就业。

失地农民因为社会资本缺乏,导致就业渠道较少。失地农民之间属于基于血缘、地缘等的强关系,由于群体内部层次低、同质性强,职业上的互济性弱、岗位信息重复性高,相比较基于业缘、趣缘更加多元化的弱关系,在社会资本上处于不平等地位。关于就业者的强弱关系,美国学者马克·格兰诺维特曾提到:弱关系的分布范围较广,它比强关系更能充当跨越其社会结构与阶层的界限去获得信息和其他资源的桥梁,可以将其他群体的重要信息带给不属于这些群体的某个个体,进而创造出更多的社会流动机会。[7]为了转变社会资本的不平等,除了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其就业能力之外,还需要政府与企业之间搭建桥梁,为失地农民提供职业信息,引导和鼓励企业吸收失地农民。首先,政策支持有能力的地方建立集体企业,就近解决被征地农民就业;其次,国家为了发展城镇化实施征地行为,企业是国家政策的获利者,其有责任和义务为部分失地农民提供可持续生计,由于目前失地农民就业存在低技能、高流动性、高替代性,企业也在培训投资、福利保障上对这部分群体歧视性对待,劳动力市场上出现因其低技能、高流动率、容易替代而企业不愿对其进行过多人力资本投资与企业“用工荒”的矛盾现象,政府应从法律层面规范企业的雇佣和培训标准,保障失地农民从企业获得公平对待;最后,积极培育失地农民工会组织,建构公正、平等劳资关系的社会资本,从而维护该群体的合法利益和民主权利,在失地农民市民化这个过程中增进其非农就业的认同感以及可持续职业发展的能力。

(三)结果公平的保障者

罗尔斯在对正义原则中的差别原则论述中认为,社会如果有不平等存在,那么现存的不平等必须确实有效地有利于最不利者的利益。罗尔斯认为我们的人生前景可能深受社会偶然性、自然偶然性和幸运偶然性的影响,他在《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书中第二十一节论述到:“天赋更好的人(那些在自然天赋的分配中占有更幸运位置的人,而从道德上讲他们对此不是应得的)被鼓励去获得更多的利益-他们已经从这种分配的幸运位置中受益了,但条件是他们应以有利于天赋更差的人(那些在这种分配中占有更不幸位置的人,而从道德上讲他们对此也不是应得的)善的方式来培养和使用他们的自然天赋。”[2](P123)罗尔斯认为我们应将自然天赋的分配看作一种共同的资产,天赋更好的人已经是这种分配中的受益者,他们更应以有利于天赋更差人利益的方式来行事,这无疑为政府实施利他主义的公正无私的再分配政策提供了正义基础。本文认为,失地农民因为就业起点低,就业过程中又面临各种困难,必然会导致一部分人群陷入贫困,如若政府不施以必要的再分配政策对其进行生活保障,失地农民必然会陷入一个“贫困循环”的怪圈当中。正如美国学者纳克斯所言:“在不发达国家中,贫穷既是资本形成率低下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8]我国失地农民的贫困也应和了纳克斯的贫困逻辑,失地农民的贫困既是发展的原因,也是发展的结果。失地农民由于低收入使其陷于贫困,而贫困又导致其教育不足,教育不足意味着就业困难,就业困难又是其低收入和更加贫困的原因,这就形成了一个非良性的“贫困循环”。非良性的“贫困循环”在不断发展的社会中不仅是一种不公正的存在,而且也会因此导致各种社会不安定问题,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为了消除“贫困循环”的恶劣影响,促使社会阶层合理地纵向流动,政府不仅要提高失地农民的就业能力,为其创造就业岗位,而且应对其由于未就业、就业后失业所导致的生活困难问题提供全方位保障。健全对失地农民的失业保险制度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劳动力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这是政府作为结果公平的保障者责任之所在。

参考文献

[1]刘华平.陕西城镇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与完善,[A].社会科学界第二届陕西省2008学术年会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论坛——“新农村建设与城乡统筹发展”专题论文集[C].西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8.

[2]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M].姚大志,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3]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蓝皮书[J].城市规划通讯,2013,(15):12.

[4]许小丹,郭兴,钱玉广.记录村庄变迁:农民工与城镇化调查报告[EB/OL].半月谈网,2013-07-09.

[5]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

[6]李国梁.可持续生计视角下失地农民就业能力开发[J].开发研究,2014,(1):27-30.

[7]由笛,姜阿平.格兰诺维特的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述评[J].学术交流,2007,(9):12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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