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网络公共领域论文

移动网络公共领域论文（共7篇）

移动网络公共领域论文 篇1

一、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概述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 指“政治权力之外, 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 其中包括沙龙、俱乐部、书籍、报刊、杂志等公共活动空间。公共领域最关键的含义, 是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 它们对于政治权力是具有批判性的, 同时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公共领域”概念的提出, 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建立一个民主的、平等参与的、自由讨论的整合社会。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 微博的出现, 为平民公共领域的构建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为建立一个民主、公平、公开、全民参政的和谐社会成为可能。

二、微博网络公共领域的特征

(一) 移动网络公共领域的随时性和及时性

智能手机的出现, 手机上网愈加方便、快捷, 越来越多的网民患上了“手机依赖症”, “低头族”产生。许多网络事件最开始也从微博上报道出来, 而且全是发自民间草根, 速度比传统媒体还要快。手机的便捷携带性, 让信息的传播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微博的病毒式传播让信息的传播更及时更迅捷。因此, 微博的传播速度与互动评论是传统媒体望尘莫及的, 微博没有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让公共事务的讨论更加快速、方便、有效, 为公共领域的构建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二) 移动网络公共领域的参与性与公开性

微博具有“平等、自由、开放、及时、交互”等特征, 为公民提供了新的参政途径。平等、公平, 让草根网民有了话语;自由、开放, 让网民可以匿名地发表自己的言论, 不受权力的约束;及时、交互, 让网民可以及时讨论, 相互交换意见与思想。并且网民的集体言论可以形成强大的舆论, 对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同时也通过自己的方式维护公众自己的利益。因此, 微博构建的移动网络公共领域不仅成为社会动员和社会批判的强大武器, 更成为民众政治参与与政府政策改良的新平台。微博为网民提供了更好的参政平台, 让人人都有参与的权利, 为进一步推进我国政治参与与政治表达起着良好的作用。

(三) 零门槛、成本低

微博总体看来就是一个“所有人说给所有人听”的公共场所, 给了每一个人一个平等自由的舞台, 让每个人充分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诉求成为可能。而且没有权力阶段的限制, 没有文化水平的制约, 并且成本很低, 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这样一个理想的公共领域空间。零门槛, 主要体现在无社会身份要求和写作门槛低两方面。注册用户只需要用一个邮箱和手机号就可以注册成功, 注册成功后便可以随时随地讨论自己所感兴趣的领域。每条微博字数有所限制:140字。与曾经的博客不同, 微博的好吃就在于此, 微小简短, 可及时、迅速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需要强烈的逻辑性, 也不需要大量的事实论证, 这就降低了微博用户的参与性, 精英文化的时代从此结束, 这也是微博成为草根明星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 消费成本也低。手机移动用户只需下载微博APP, 在数据流量或无线网络的情况下可以随时随地发表自己的所言所感。

(四) 平等、开放、自由、互动机制

公共领域追求开放性和平等参与。微博语境下的公共领域没有地位、年龄的限制。让任何有意愿及诉求的用户都可以通过微博这个平台发表自己的真实言论。并且, 微博的匿名性, 导致了微博交流时真实身份的“不在场”, 因此网民可以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 避免了身份暴露下面对面交流的尴尬与克制。而且互动机制, 让网民可以展开激烈的讨论, 更畅所欲言, 真实表达自己。让移动网络公共领域的构建更具有公平性与真实性。

三、移动网络公共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

(一) 微博信息娱乐化、同质化现象严重

微博平台上信息接收成本很低, 但信息量过大, 而公共事务微博占微博的比例相对较小。在热门话题中, 娱乐八卦、明星微博常占热搜榜, 民众接收娱乐信息几率增大, 严重影响民众对公共信息的关注。因此, 公共信息的传播并非占据微博信息传播的主流, 微博存在着大量泛娱乐化和生活化信息, 用户常常把微博当作消遣、娱乐、吐槽的工具。微博的转发功能让信息同质化现象更为严重, 无法挖掘出真正有价值的话题。网民通常只是作为信息的接受者, 真正发布信息的时间少之又少, 长此以往, 形成一种转发、阅读、浅度思考的习惯。微博内容也因此娱乐化、同质化加重, 具有社会批判性, 对社会事件观点的讨论越来越少。

(二) 谣言过度泛滥, 群体极化现象产生

在微博用户发布信息的过程中, 把关人缺失, 个人信息发布与讨论完全处于一种自由无限制的流通状态。因此, 必然会出现谣言泛滥与群体极化现象。个别网络推手为了私利不顾法律秩序, 肆意造谣传谣, 蛊惑群众。另外, 由于微博匿名制特点, 加上个人文化程度与价值观的差异。因此, 群体极化现象出现, 民众理性丧失, 极易形成网络暴力事件。

(三) 信息碎片化导致信息失真

微博媒介在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内容的丰富性上, 是传统媒体无法企及的, 但较传统媒体而言, 呈现“碎片化”阅读, 缺乏深度阅读。微博提倡信息的碎片化生产, 追求时效性、简洁性, 让用户随时随地都可以刷微博。因此, 在极短的时间内也不可能阅读大量的文字信息, 而且受字数限制, 极易产生表达不清, 信息面不全, 不利于展开理性、明确的话题讨论。并且微博以病毒式的传播, 在传播过程中信息极易出现失真现象, 导致一些虚假制造的新闻事件在微博上肆意传播。

摘要：在CNNIC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统计报告中显示中国手机网民达5.94亿, 微博作为重要的社交媒体, 在移动网络公共领域发挥着不可小觑的力量。本文基于微博的特性出发分析其弊端。

关键词：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微博,移动网络公共领域

参考文献

[1]杨仁忠.公共领域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2]匡文波.手机媒体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3]匡文波.微信PK微博:谁更凶猛[J].人民论坛, 2013.

网络空间“公共领域”问题探析 篇2

在古希腊的城邦, 自由民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界限分明, 在广场上举行的公共活动必须遵守公共生活规则, 公与私对立但并没有约束, 在现代法律关系中,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完全对立。公共领域, 在政治哲学中主要是指那些与市民社会相对应的社会生活内容, 是围绕着公共部门的核心而展开的公共生活形态。哈贝马斯意指的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力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 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 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 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 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 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

通常我们看到的“公域”, 并不是“公共领域”的简称, 公域 (the publics phereor public space) 与私域 (the privates phereor private space) 是西方法哲学的两个对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追求的重要概念, 公域与私域的划分为法治的合理性构建提供一种界分的框架。“己域要自由, 群域要民主”, 这是大多数学者持有的观点, 私权利领域实行自由, 而公权力领域实行民主, 也是私域和公域问题最简洁的界分。区分公域与私域很有必要, 如果没有公域与私域划分的理论, 将导致私人的独立性和利益得不到论证, 任何公共权力也都将失去其合法性, 本文公共领域主要指“公共舆论领域”。

哈贝马斯认为, “公共领域”是一种不受官方干预, 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社会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或公共场所。哈贝马斯同时认为, 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 “一般的阅读公众主要由学者群以及城市居民和市民阶级构成, 他们的阅读范围已超出了为数不多的经典著作, 他们的阅读兴趣主要集中在当时的最新出版物上。随着这样一个阅读公众的产生, 一个相对密切的公共交往网络从私人领域内部形成了”。

公众舆论和“准公众”舆论, 是言论自由的边界区别的问题, 这两种舆论都带有公共性, 话语民主通过平等公民的公共辩论和批判决定, 在讨论公众事务中, 公民凭借公共批判, 实际上, 承担了一定的责任, 这些自由建构的公共讨论框架, 所有公民认为这些都是合法的。在私人领域, 这种私人的自律的社会基础相当薄弱, 难以形成规范的道德判断, 但公共领域的结构以及公众的组成和行为相对比较稳定, 容易引导公众。公共舆论具有对抗性, 它直接对抗政府的公权力。处理私人领域里的事务, 主要遵循意思自治原则, 可以通过民间法来调整, 但主要还是道德自律。

“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 即公共领域, 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立的, 有时候, 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共舆论领域, 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美国社会学家布鲁默认为, 很多个体间互相不认识, 而是个体受到某一共同事物的吸引而形成的临时群体, 这个群体内没有组织性, 也不具备理性传播, 他们之间只是情绪的相互感染, 在吸引他们的临时性事物消失后, 这个被称之为“聚众”的群体就解散了。这也就是在新媒体的时代, 网络聚集的群体, 由于分化而类聚, 会产生群体认同的现象。

二、网络空间的公共领域

从一个私人领域的实践, 转化为公共领域问题, 媒体似乎扮演了一个放大镜的角色, 记者的报道往往带有一定的个人倾向, 或者说是媒体集体的意志倾向, 一个私人领域的问题往往诱导, 变为一个公共领域的问题。一起事件单个的道德判断印象上升到对整个群体的印象, 在进入公众视野后继续扩大, 成为一起公众事件, 最终演变为一个“公共领域”问题。

今天, 我们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信息不能触怒公众的每一个神经。互联网, 让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公众人物, 我们私人生活一旦被曝光就变成公众事件, 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可能进入公众的视野。无论是助人为乐、乐善好施等方面的正面报道的消息, 还是轰动性的小道消息, 都具有爆炸的能量, 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上被广泛转载。人们的猎奇心理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 一些不经意的小消息可能会侵犯个人隐私, 最后演变为公众对个人的诽谤。

网络空间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个人的“私人领域”空间, 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私人大众的共同聚集地, 他们由于有共同的偶像崇拜, 具有共同意识, 并形成共同价值取向, 在这个群落里, 一个人原本是一个单独的个体, 但在这个聚集地, 变成了政治理论中的“群众”中的一分子, 发言时, 聚集地的“群众”想当然地代替“群众”发言, 演变为一个网络虚拟空间的广场战士并代表这一群体的利益。从网络的这个广场群落里, 围绕“大V”形成一个广场政治圈, 在广场空间里个人言论自由得到最充分尊重和表达。

网络信息稍纵即变, 越来越多的私人领域的问题演变为公共领域的道德冲突问题, 当私人领域的问题继续发酵的时候, 就会出现沃尔特·李普曼笔下的“幻象公众”。《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了署名秋风的文章, 秋风认为, 网络的自由幻象, 扩展为表达自由和表达的不负责任。作者认为, 无视他人的尊严与权力, 似乎已经成为网络舆论的基本心态。这种过分膨胀的网络精神对于文化、对于社会、对于政治生态究竟具有何种意义, 值得深切关注。

在网络空间, 当“隐私”在私人领域失去不可见性就不再成其为“隐私”, 隐私原本具有不可见性, 但当它进入媒体后就获得了一个公共性, 或许有人质疑隐私公开化被定义为公共领域的不科学性, 但这个私人领域问题被公共化, 在侵犯私人利益的同时, 确实成为一个公共领域的问题。从南京彭宇案、佛山小悦悦事件到近期达州老人“讹诈”小学生案, 原本属于一个私人领域的一般的纠纷, 但它进入公共领域后, 这些事件间接性侵犯了私权利, 它挑战了公众的道德底线, 这种败德私人领域的问题, 进入公共领域, “侵犯”的是人们“善良”的道德本性。公民的切身利益在公共领域不能得到保护, 在媒体的关注下, 发展为全民性的公共事件。实际上, 这些事件已经改变了“隐私”的性质, 以公众视觉的形式, 以“公共”的形式进入公共领域。

实际上, 从这些新闻事件我们发现,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遭遇到双重危机, 这就是公共领域的私人化或私人领域的公共化的结果。

三、网络空间“公共领域”危机

一些私人领域的事件引发公共危机, 转化为公共领域内的问题, 并对秩序、安全构成威胁, 同时也对公众的道德进行批判, 这时往往需要公权力的介入, 大量的事实证明, 在社会自律组织不健全的国家, 公力救济无疑是事后维持社会公正最低的要求。无论是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 当一方以绝对的人数表达利益时, 就足以影响到政府效能, 这时候公共利益其实就进入了公共领域, 说到底就是公共舆论领域, 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抗衡。

在互联网时代, 质疑, 已经成为社会的病态心理, 也是民众的一种惯性思维, “积极”隐瞒和消极放任, 都会形成两种力量的博弈。罗马史学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 他曾出任过执政官——古罗马最高领导人, 他是一位雄辩家, 在基层做过保民官和行政长官, 在说起执政感受时说:“当一个部门失去公信力时, 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 做好事还是坏事, 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当私人领域的问题演变为公共领域的问题, 由此引发公众危机, 政府被动跌入“塔西佗陷阱”。

政府如何从“塔西佗陷阱”的泥沼中走出来, 这需要政府重树公信力, 也就是说政府需要重新取得社会公众信任, 政府部门要与社会大众建立信任关系, 因为政府公共形象的德望度和美誉度, 需要在信任的基础上充分建立。政府公信力最直接影响到政府在社会公众中的权威性和影响力。科技发展到今天, 传媒将政府的权力暴露在阳光之下, 利益的多元诉求, 这些都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一些不当的言论往往会损坏政府的公信力, 如何去解决以谣传谣、以讹传讹, 这需要政府部门及时发布有效信息, 以正视听。现实中, 政府部门由于庞大的机构设置, 层层审批, 逐级汇报, 谣言不断发酵, 已超过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第一级汇报的预计, 所以, 我们看到的一些地方政府出面澄清的事实, 已经远远被谣言覆盖了。对谣言的两种认识值得警惕, 一种是“谣言止于智者”, 这对大多数人构成了伤害, 还有一种是“在缺乏真相的地方才有谣言诞生的土壤”, 这同样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一种拷问。

在公共领域出现公共危机后, 政府应该重塑思路, 让整个事件的包装在透明的手提袋中, 这需要政府部门完善信息公开制度, 赋予公民足够的知情权, 疏导公民积极参与, 监督社会有影响力的事件, 形成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 积极依靠民众, 发动民间的力量。

处理公共领域的危机问题, 大多数学者认为, 公共领域的问题的处置主要依靠法治, 私人领域的问题主要依靠道德自律。处理私人领域里的事务, 主要遵循意思自治原则, 可以通过民间法来调整, 但主要还是道德自律。一些私人领域的事件, 往往引发公共危机, 转化为公共领域内的问题, 并对秩序、安全构成威胁, 同时对公众的道德进行批判, 这个时候, 往往需要公权力的介入, 大量的事实证明, 在社会自律组织不健全的国家, 公力救济无疑是事后维持社会公正最低的要求。

在新媒体时代, 网络改变了信息传播的社会状态, 各种谣言还可能引发社会混乱, 问责政府, 指责政府, 并要政府承担社会责任。这个时候, 开诚布公是公共政策的最优选择, 诚实的政府才可能是勇于负责任的政府, 才能获得社会信任。

参考文献

[1] (德) 哈贝马斯.言论自由的边界[M].曹卫东, 等 (译) .学林出版社, 1999.

[2] (德)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 等 (译) .学林出版社, 1999.

[3]郑燕.网民的自由与边界——关于微博公共领域中的言论自由的反思[J].社会科学研究, 2012 (1) .

网络公共领域的现在与未来 篇3

最早对公共领域进行了探讨的是阿伦特, 而尤尔根·哈贝马斯则首次系统地论述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问题, 他曾经这样阐释公共领域:“所谓公共领域, 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生活的一个领域, 在这个领域中, 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生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 在这些对话中, 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 形成公众。”[1]当然, 公共领域有其本身特点, 引述有关学者对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特征的总结, “一是公开开放性, 即公共领域不是个人的隐私天地而是向世人显露一切的公开空间。二是理性批判, 即公共领域是一个理性交往网络。三是公共利益性, 即公共领域谋求的不是私利而是公益。”[2]简而言之, 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是一个进行讨论和评判的公共场所。

二、中国的网络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的成功实现是要由一定的媒介来作为沟通纽带的。因此, 媒介技术的发展是决定公共领域历史形态变迁的重要因素。熊光清认为:“随着互联网的扩展……人类的公共空间得到了极大的延伸, 这为批判精神的产生和公众舆论的生成提供了新的空间和环境, 从而为塑造一个全新的公共领域形态——网络公共领域创造了重要条件。”[3]

在网络公共领域, 海量信息唾手可得, 网民可以自由表达自由意愿, 并且可以广泛参与任何自己感兴趣的或与自身利益相关的话题讨论, 这些都是无可比拟的优势, 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社会监督网, 如果是公众普遍关切的公共问题, 如果媒介发挥设置议程的作用的话, 很快就会在社会上掀起舆论狂潮, 形成舆论热点, 甚至形成大规模的社会群体行动。2005年3月23日, 日本提出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提案, 中国坚决反对, 针对此新浪网发起了大型的网上签名活动, 以表示全球华人反对日本这一行径的立场, 并赶在联合国大会召开前收集到了2012万网上签名, 由此形成的强大公共舆论为中国政府对日本“入常”所表达的立场提供了强有力的民意支持。同样, 在2008年西藏暴力事件发生以后, 广大网民自发搜集了各种确凿证据, 打破了CNN、BBC等西方主流媒体的舆论控制, 政府的对外宣传也因此化被动为主动, 可以说这些都是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生命力的呈现。

三、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困境

网络时代的到来增强了人们的话语权, 公共领域的“公共性”也在这种互动式、开放式的沟通和对话模式的建立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目前中国的网络公共领域还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虚拟公共领域”, 最多只能算是初级阶段的网络公共领域, 暴露出许多问题, 这些问题成了其成长道路上的绊脚石, 而这种新生力量所要成长而必须经历的阵痛并不会很快或者轻易地就消失, 这时就需要我们认清现实, 面对现实, 才能对症下药。

(1) 微博之痛。哈贝马斯曾说:“公众舆论使得具有批判意识的私人公众承担起批判和立法的社会条件。它所期待的是, 具有一定知识和判断能力的选民能够在公共讨论中承担一种积极的角色, 从而有助于发现具有合理形式并引起普遍关注的正当而公正的政治行为的约束标准。”[4]而那些专业的学者、媒体人恰恰符合“具有一定知识和判断能力”这一要求, 也就是说, 要想考量中国网络环境下公共领域构建程度, 这些精英的表达现状和方式就是最佳的尺度。公共领域的批判与讨论只有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才是有效的交往, 基于此的交流才会得出富有意义的结论。拉扎斯菲尔德的两级传播理论提到了意见领袖这一概念, 也就是说思想经常是通过广播和印刷媒体流向意见领袖, 然后再经由他们传播给人群中不太活跃的那一部分人。在当今的现实环境下, 担当着“意见领袖”这一重要角色的无疑正是那些所谓的精英、名人, 遗憾的是他们既没有符合自己身份和学识的担当, 也没有履行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角色责任, 忽视了公共领域中的理性框架, 也就称不上实际意义上的“意见领袖”。

(2) 群体话语权失衡。在网络空间的事实是话语权并不是均衡分布的, 虽然网民可以在互联网上自由表达, 但是这并没有为民众带来平等的话语权, 因为在我国, 东部和城市地区上网的人数要远高于西部和乡村地区, 因为他们优越的经济条件使得他们有一定的空闲时间和教育背景来使用网络。因此, 网络空间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 话语权依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网络的自由表达反而加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信息鸿沟 (信息鸿沟指的是“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的差距”) , 这就导致了参与公共领域人群的质量和数量的不均, 而网络空间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因为“信息弱势群体”的存在而缺乏足够的立场, 受到广泛质疑。同时由于社会上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各有不同, 面对现实中的种种不公, 大多数网民往往在还没有对事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之前就从自己的立场出发, 发布情绪化的言论, 由此形成的舆论压力可能会对政府决策和司法审判产生消极影响, 轰动一时的“张金柱案”、“药家鑫案”都是因为舆论审判而备受争议的案例。

(3) 网络公共领域管理者的意识落后。有的管理者认为依然可以用现实中管理公共领域的政策和方法来管理网络公共领域, 然而由于网络舆论的公开性, 其实际管理起来自然问题很多, 再加上前所未有的广泛影响, 要管理起来会遇到全新的挑战。在实际工作中, 面对网络公共领域中出现的问题和产生的矛盾, 管理者不是积极寻求解决方案, 反而选择逃避或者忽视, 甚至对其进行掩盖, 这种态度大大不利于公共领域的健康发展。

(4) 网络管理的法律欠缺。网络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充满了各种虚假信息, 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这些信息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意识和行为, 因此相关的网络立法必不可少。虽然我国已经有不少规范互联网的相关法律文件, 但是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变幻莫测使得这些法律和法规都相形见绌, 且大多数是原则性的规定, 在实际应用时可操作性差, 缺乏具体的执行标准, 缺乏相对应的责任条款。因此, 使用率并不高, 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真正适用于规范政府与网络媒体关系的法律, 这对网络舆论的引导是极为不利的。

四、推进网络公共领域发展的对策

(1) 合理使用微博。微博即时性的传播特征使得人们缺乏沉淀思考的耐心, 容易造成围观乃至围攻的局面, 演变为“蜂拥而上”的非理性、情绪化的对骂场景。对此, 可以参考《卫报》提出的自我约束要求来做。例如, 不要随便听信传言就发微博, 更不可以用学术上的认真态度来看待微博, 毕竟有些只是个人的玩笑, 如果能求证就设法求证, 如果不能不要跟风, 更不要助纣为虐, 借着辟谣的幌子传播谣言。要对自己的话有担当, 有凭有据, 否则不要轻易发言, 因为你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会对你的想当然信以为真。微博上的随手一点也许会是败笔, 也可以沦为别人的工具, 当然在遇到危险情况时, 微博的即时性则可能助警察一臂之力, 这才是微博发挥优势的表现。

(2) 政府引导。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使人们可以轻易地操纵网络舆论, 还可以根据特殊需要进行量身制造, 事实可以被扭曲, 真相被谣言淹没。因此, 政府要想控制舆论的主动权, 首先要建立权威的传播信息源, 如果政府通过一些高质量的网站、网络论坛及时发布全面、真实、权威的信息, 增强公众获取政府信息的能力, 那么谣言自会不攻而破, 公众也才能有据可查, 这样才能建立最有效的舆论引导, 从而提高政府公信力, 也为其他媒体起到了正确的榜样示范作用。例如, 人民网的BBS“强国论坛”就给民间的智力资源提供了很好的支持, 网民通过合理的争论形成共识, 为国家献计献策从而发挥公共领域的作用。此外还需要继续提高区域信息化能力, 特别是西部偏远地区, 缩小数字鸿沟的差距, 从而为公共领域的整体性参与提供必要条件。

(3) 法律规范。以法律的形式对网络政治参与的途径、内容以及网络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做出明确规定, 保证网络公共领域能够依法、有序进行。网络水军通过制造谣言来迷惑公众, “人肉搜索”则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 甚至造成人身伤害, 这些都是危害社会的不当作为, 应给予严厉打击, 同时也要明确网络运营商负相应的连带责任, 还应明确网络公共领域的登录条件, 匿名性确实可以保护言论自由, 但是它也会造成无政府主义的泛滥。所以应允许在网络公共空间中使用匿名, 但应该保证网络参与主体能够负责而理性的发表意见和建议。

为了克服网络公共领域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弊端, 既要加强相应的管理力度, 明确提出规范, 又要做好对公共领域各参与主体的教育和引导, 同时, 网民也需要提高自律能力。只有做到国家层面和个人层面的互动, 才能有效地打破制约发展的瓶颈, 网络公共领域在未来才能扮演一个对个人和社会而言都极为有用的角色。因此, 在网络社会的崛起成为必然趋势的同时, 正视发展中的弊病并加以修正, 我国的网络公共领域才可能在经过发展蜕变的阵痛之后健康成长, 为民造福, 为国献言。

摘要：网络公共领域在日益信息化的现代社会中正在扮演着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笔者通过归纳分析成长发展中的网络公共领域在中国的现状, 指出了其发展过程中的弊病和缺陷, 并就此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独特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网络公共领域,制约因素,解决对策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M].北京:三联书店, 1998.

[2]杨仁忠.公共领域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3]熊光清.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 特征与前景[J].教学与研究, 2011 (1) .

在网络中构建理想的公共领域 篇4

理想公共领域的特征

1962年,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论著中综合运用各个不同学科大量难以驾驭的资料的基础上, 以其高超的论辩能力探讨了一种“公共领域”的理想类型。哈氏构建的理想“公共领域”呈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 公开性、开放性, 参与主体的平等与广泛性, 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交流与对话。“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1]125, 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进入, 公众在一起就议题进行对话与交流, 这种对话与交流是在公开的状态下进行的, 议题不受限制, 不存在不能谈或不能批评的禁忌。

第二, 公共领域是一个理性交往网络, 批判性是其本质特性, 参与其中的公众能够对公民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和论辩。哈贝马斯援引康德的评述表达自己的观点。康德曾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谈到, “如果我们留心一下混杂人群 (不仅有学者和智者, 也有商人和女人) 的对话过程, 我们就会发现, 除了讲故事和说笑话之外, 他们还有另外一种休闲活动, 这就是批判”[1]124。关于理性批判之功能, 哈氏再次引用康德的话, “运用理性的前提下人们的主权原则才能付诸实现”, “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相互之间达成的共识具有检验真理的实际功能”[1]125。哈贝马斯认为, 公共领域中只有具备理性精神的主体, 才能承担起批判的重任。

第三, 公共利益性与生成公众舆论。即由“私人”组成的“公众”关注的是普遍利益, 只有关注普遍利益的议题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形成公众舆论。哈贝马斯指出:“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 即公共领域, 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的。有些时候, 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 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1]2他在论述公共领域问题时特别强调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公众舆论的关系问题, 他认为, 公共权力是否合法、是否代表民意, 要看其是否在公共领域之中得到了经由自由辩论而产生的公众舆论。

第四, 公共领域具备能够保障参与充分沟通的媒介, 资讯的收集及发放必须完整及客观, 能正确地知会大众。借助于媒介, 公共领域中的交往主体实现信息沟通与交流。

在网络中构建理想公共领域的困境

媒介技术特征与体制特征、主体特征之间的矛盾。网络媒介的“零壁垒、自由性、开放性”等技术特征, 为人们广泛参与其中提供了硬件条件, 但体制、政策等软件条件的限制却束缚了“议题的开放性”的程度, 主体素质的特征又限制了对议题进行理性讨论的程度。

网民们在网络上设置讨论议题时有很多的顾虑, 对于“热点+敏感”话题, 不敢随意在网络上讨论。很多网民出于保护自己的心理, 在网络上采用匿名的方式发言和传播信息, 但也正是这种匿名性导致网民在发言时忽视了自己的公民身份和参与政治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因为匿名才敢发表观点, 只能说明他们还处在对政治窃窃私语的阶段, 尚不具备明确的政治主体意识, 不把参与政治视为自己的正当权利, 这也是公民精神欠缺的表现。此外, 我国网民由于在年龄结构上仍然呈现年轻化的态势, 文化程度偏低等内在因素的影响, 论坛中在夹杂着少许真理呼声的同时, 更多充斥的是大量的重复帖子、灌水帖子和一些言辞激烈甚至言辞污秽的帖子。在论坛发言中, 选择“潜水”已成了网民们在面对强势意见、观点时的一种常态特征。

网络中公共利益性议题的欠缺。理想公共领域中指向的议题应是涉及公共问题或公共事务的, 而不是个人偏好或特定群体和集团利益, 是私人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讨论。在网络中, 我们看到了一部分涉及公共事务的议题, 如《房地产从业者谈物权法和重庆钉子户问题》、《如果没有三峡水电, 电荒的问题会严重得多》、《天价粽子里含有多少端午文化》等这样一些涉及公共问题的话题,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每一个议题后面都紧跟着成百上千条的帖子或回应, 网民们从自身的价值观、利益、信仰出发, 表达他们对社会普遍问题的意见与建议, 在论辩的过程中, 人们对问题的认识向纵深发展。然而这样的议题在网络中只占极少的数量, 网络中的讨论话题更多的是公众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利益随意设置的, 这样的议题很难引起公众讨论的兴趣, 在它们的后面, 我们只能看到寥寥无几的网民的跟帖或回应。

网络中一定程度的共识不等于公众舆论。哈贝马斯在论述“公众舆论”时, 和朗兹胡特保持一致的观点, 他认为:“现代国家把人民主权当做其自身存在的前提, 而这种主权就是公众舆论。如果没有这一前提, 如果没有将公众舆论作为一切权力 (能够对所有人产生约束力的决定权力) 的起源, 那么现代民主政体就缺少其存在的根据。”[2]在这一论述中, 哈贝马斯强调了“人民主权就是公众舆论”, 而在现代国家, 人民主权和民意是在同一天平上的东西, 哈氏的观点实际上是将民意和公众舆论画上等号的, 因为在现代国家只有体现民意的决策才是合法的, 才能够对所有人产生约束力的决定权力。而在网络中, 当人们就某一议题进行讨论时,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共识”, 但是否就真正体现了民意, 参与该议题讨论的主体的广泛度如何, 是否代表着不同阶层的观点……这些都是我们在网络中给共识和公众舆论或者民意画等号要深思的问题。但网络中存在的浮躁气氛, 数字鸿沟、知识鸿沟以及由煽动性帖子造成的“沉默的螺旋”, 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客观、公正民意的形成。

网络中话语霸权的呈现。哈贝马斯为我们描述的理想公共领域是一个理性交往空间, 在这样一个空间中要有众多具有批判精神、公共精神的公众参与, 然而就中国的情形而言, “知识鸿沟”导致许多参与网络议题讨论的人没有发言的能力, 只能“望题兴叹”, 真正在网络中能够发出理性批判声音的还是知识分子, 他们在网络空间中对引导社会舆论和树立社会价值观方面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然而面对众多因为知识、学识等水平不够而选择“失声”的网民, 知识分子在空间中掌握着绝对的话语霸权, 他们一方面酣畅淋漓地展现自己的批判精神, 另一方面又很难遇到知音, 即便他们的帖子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和追捧, 也很难激起跟帖者思想碰撞的火花, 无法形成论辩, 延续其批判精神。

正因为如此, 我们不能因为“网络中舆论的沸腾”而盲目乐观, 对于理想公共空间的构建, 除了媒介技术性因素之外, 政治体制、历史文化、公共精神都将成为理想公共领域构建的制约因素。

在网络中构建理想公共领域的对策

培育理性的公民文化。理性的参与主体是构建理想公共领域的一个前提, 而理性主体的培养需要一个社会良好运行的机制, 需要具有批判精神和公共理性为内容的公民文化。在我国, 由于公共领域的先天不足, 几千年的封建奴役, 缺乏建立理想公共空间的人文和制度基础。即便是在现在大众认为最开放、最民主的网络公共空间中, 人们的批判精神和公共理性也显不足。如在网络中匿名性交流无法等同于自由理性的讨论。匿名状态下的言论自由, 使人们表现得比实际生活中更冷漠、易怒, 更多的是给人们带来发泄的快感。另外, “人们在网络虚拟社会生活中所呈现出来的价值判断, 也充满了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网络族看来, 在网络空间, 任何的感性体验都是合理的, ……这种价值趋向, 使许多网民将网络空间视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空间……”[3]。“李刚事件”、“虐猫事件”中, 便彰显出无政府状态下网民的“暴力”倾向。

上述这些行为实质上是公民理性精神缺乏、权责观念淡薄的呈现。因而, 要发展理想的公共领域, 就要摆脱政治社会生活一体化对人的束缚, 建立公民的自主意识, 培养公民对财产权利、劳动权利、政治参与权利的认同和维护, 把权利看做是一种普遍性、平等性的存在。同时还要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 让公民知法、懂法、用法, 既要学会用法律来约束自己, 又要懂得适用法律来制约、规范国家权力, 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给予网络媒体更为自由的发展空间。公共领域“公共性”的实现需要有保障参与充分沟通的媒介。而在我国, 传媒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政府的管制, 所有具备公共领域雏形或者愿望的尝试, 因为政治的需要以及政府的限制而无法得以释放, 这种制度限制弱化了传媒“公共性”的声音, 这在传统媒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即便是现在为众多人拥护的网络也受到来自官方的重重限制。因此, 要在网络媒体中发展公共领域, 政府应把握好自己的角色, 充当好“宏观监督人”, 通过制定媒介管理法规对媒介的行为给予规范, 而对于系统化的管理与操作, 应该大量放权给媒体, 给予网络媒体更为自由的发展空间, 为公共领域的发展提供开放的媒介途径。

化解“数字鸿沟”, 构建多样化的讨论议题。理想的公共领域要求参与对公共事务讨论的主体具有广泛性, 原则上不同地域、身份、阶层的人都能平等地参与该领域, 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真正的“公众舆论”。然而, 在我国, 由于各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发展不平衡, 导致了“数字鸿沟”、“知识鸿沟”在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中出现, 不懂电脑网络知识和文化层次低下的公众无法进入公共事务的讨论。这与理想公共领域“一切人都属于这一领域”的原则相背离, 因而, 在网络中构建理想公共领域就需要对文化、信息技术落后的地区和人们给予政策支持, 提高这些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组织开发针对数字化低端群体的电脑、数字产品和信息化自助终端服务设施。大力发展教育, 特别是网络教育。网络教育既可以培训人们使用网络技术, 又可以通过此种方式降低受教育的成本, 使“知识鸿沟”和“数字鸿沟”逐步化解。

在此基础上, 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开辟出更多的人们感兴趣的、涉及不同利益表达者的讨论议题, 吸引多元化的价值主体和不同利益的诉求者参与到网络论坛的讨论中, 使网络论坛中的舆论真正地体现民意。

提高网络管理者素质, 规范讨论方式。在网络议题的讨论中, 存在“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和“一言谈”现象,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网民们的沟通与互动, 因此, 在网络空间中既要发挥“知识分子”的思想引擎作用, 又要谨防话语霸权, 这就需要在论坛中设置素质较高的“议题引导者”, 一旦发现论坛讨论中出现了“话语霸权”, 就应当劝阻“一言谈”者, 鼓励更多的人对议题发表言论。此外, 网络中出现大量的垃圾帖, 如灌水帖子、重复帖子和污秽言辞的帖子, 这严重影响了对议题讨论的质量, 因此, 在网络空间中应加强对讨论方式和内容的规范。可在网络中设置专门的类似“斑竹”的管理人员提醒垃圾帖制造者, 让其回归到正常的讨论轨道上来, 或者采取将垃圾帖过滤掉的措施, 来制止此类现象的发生。在网络中对议题的引导和规范有利于形成有效的对话, 促成各方观点的交锋, 形成理性的论辩。

总之, 在网络中构建理想公共领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它将伴随着我国公民精神的觉醒、民主进程的发展、政策体制的完善, 乃至政治经济水平的提高, 而逐步由雏形变为现实。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2.

[2]S.Landshut, Volkssouveraenitaet und offentliche, Festschrift fur Rudolf laun zu seiem70.Geburtstag, Hamburg, 1953, S.586.

移动网络公共领域论文 篇5

知乎早期采用邀请+认证的实名注册方式,在严格的审核环境下保证了初创阶段质量较高的用户群,这对于一个UGC平台来说至关重要。 经过严格筛选的用户,许多都是各领域的专家,他们针对特定问题的回答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2013 年3 月,知乎向公众开放注册,降低门槛,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知乎社区中。不到一年时间,注册用户数就从40 万迅速升至400 万。 截至2015 年3 月,知乎已拥有1700 万注册用户,月独立用户约8000 万,月UV(Unique Visitor,访问某站点的不同IP地址的人数)接近1 亿。[1]

虽然知乎的门槛在废除邀请制的实名注册后有所降低, 但知乎长期形成的生产高质量内容的氛围并没有因此消失。 知乎用户主要来自科技、媒体、法律、文化、艺术等领域的从业人员和学者,他们活跃在自己擅长或感兴趣的领域, 基于自身的专业知识对相关问题进行具有专业性和客观性的解答, 可读性和借鉴性也较强。

知乎中排名靠前的高票回答大多由具有相关知识背景的人撰写, 他们将自己在本领域或行业的知识和经验总结出来,是一种专业知识的普及化过程,由此实现专业知识的传递。

有人曾用数据抓取的方式对知乎中的高赞同回答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知乎中回答的赞同数与字数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统计数据表明,热门答案的总体字数趋势随着赞同的上升而不断增加,100 字以上的答案占有赞同回答总数的80% ; 而1000 字以上的答案虽然总数不到4%,所有人点下的赞同却有40%落在其头上。[2]虽然高赞同短答案也不容忽视,但具备“干货”性质的热门答案往往引经据典、论证充分,不少长篇幅文章采用学术论文的写作方式,逻辑清晰,参考文献丰富。 由此可见,知乎的内容具备很强的理性。

调查数据显示,在2015 年第一季度末,微信每月活跃用户已达到5.49 亿, 绝大部分用户的职业来自企业职员、自由职业者、学生、事业单位员工这四类。 微信最主要的社会影响力有这几个方面:社交、资讯、娱乐、生活服务。[3]微信的影响力核心为社交,生产信息和资讯的公众平台为其扩展层。 虽然用户可以通过订阅号获取丰富的资讯信息, 但这些订阅号名目繁多、良莠不齐。

从新浪微博用户分析数据[4]来看,微博月活跃用户2.22 亿,认证用户占总体的1%,大V用户占3%,而普通用户数量则占到96%。 微博用户关注度最高的两类话题为社会和明星。 从2015 年12 月热门微博榜来看,获赞最多的前10 条微博中,有8 条都是来自TFboys、邓超、林志颖、谢娜等明星,微博内容为自拍和秀恩爱。 由于受到字数限制,微博的长文章只能通过长微博等方式实现, 经常刷微博的人可以发现,目前微博中越来越多具有“干货”性质的长文章都来自知乎。

2015 年2 月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纪录片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 知乎答主们针对这个事件的讨论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互联网公共讨论中的观点碰撞和理性之光。 在问题“如何评价雾霾调查《穹顶之下》”中,从赞同数最高的前五个答案来看,其答主身份分别为:一线环保监察工作者、气象学博士后、环保学者、建筑节能领域从业者、环境工程领域科研人员,他们的答案图文并茂、篇幅较长,一些答案中还附有相关知识的链接。 就内容而言,这些答案均为答主结合多年相关科研结果或从业经验进行的相对专业化的分析,对一些公众认知盲点进行科普、对相关谣言进行证伪。 这些具有专业性的分析往往还根据其他用户的评论和指正进行修改和完善, 这种理性的公共讨论无疑提高了中国网络讨论的质量。

一、知识精英与理性讨论

总体而言,社会化媒体赋予草根阶层话语权,让他们可以在网络上平等表达, 解构了传统的权力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精英的话语权也被消解。 如果说传统媒体是代表精英发声的单向传播, 那么新的社会化媒体更像是草根的众声喧哗。 也正因为此,微博等平台往往更易沦为网络谣言等问题的泛滥之所。知乎却非常不同———作为一个相对精英化的问答社区, 知乎聚集了大量高学历和拥有各种专业背景的知识精英, 用户倾向于就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深入分析和回答。 知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今中国互联网中崇尚理性的一种力量。

微博、微信和知乎同属于社会化媒体,它们具有许多相同的特征:公开性、交互性、依托于人际关系、开放的言论平台等。 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语境中,这些平台或多或少都起到了营造公共讨论空间的作用。 例如,微博中的“话题”和知乎中的“问答”异曲同工地搭建了线上的讨论和交流平台, 在这里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在同一个话语场域得以表达和交锋,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虚拟的公共领域”。 然而,基于用户群体的差异和功能的区别, 微博与知乎体现出了不同的讨论模式和风格,在中国的网络社区中,知乎似乎代表着一种相对理性和更加精英化的讨论模式。

微博和知乎在产品设计和功能特征上有着明显的差别。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 微博与知乎在社区结构、开放程度、内容特征、社交关系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影响着两个平台的话语特征,也使得分属于二者的公共讨论具有明显不同的模式。

微博诞生后, 在促进网络民主乃至社会民主层面上被很多人寄予厚望。 作为Web2.0 时代的代表,微博也许是最能体现网络赋权的媒介平台, 它的注册申请门槛很低,几乎对所有人开放,不同性别、年龄、学历、文化程度的人都可以在微博这个场域“畅所欲言”。 伊尼斯曾说:“不同媒介对控制力有着不同的潜力。 不能广泛传播的,或者需要特殊编码和解码技术的媒介很可能会被上流阶层所利用, 他们有时间和来源获得这些媒介。 相反,如果一种媒介很容易被普通人接触到,它就会被民主化。 ”[5]正是由于微博低门槛的特征,它“很容易被普通人接触到”,因此在微博中草根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 Yahoo Research研究表明,微博中具有明显的同质性,草根之间的相互关注、转发机制的乘数效应、临时性热节点[6]等都使草根的话语权和传播力得到放大。 有学者认为,微博的传播方式“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垄断,使多元性、小规模性、双向互动性、平等性的自主传播行为得以实现, 这对于新的社会舆论环境的形成和发展无疑具有重大影响”[7]。

微博的到来, 第一次打破了此前网络对于传统媒体在影响力上的依附, 第一次在话语权方面走向相对独立, 并且, 它直接参与对一些公共事件的建构,从而成为替代性公共领域。[8]然而,微博只是因其特有的功能,以其符合社会需求的方式,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参与的虚拟讨论空间, 与完善的网络公共领域还相去甚远。 微博中存在的诸如群体极化、谣言、水军等现象,也消解着为公共领域所必需的平等协商和理性讨论。

微博通过名人大V吸引用户, 而要成为微博上的意见领袖,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之一:第一是博主处于信息源的上端, 会成为注意力信息的权威发布者;第二是博主的社会身份;第三是博主的发言能引起大家的共鸣。[9]从这三个条件来看,微博中能够成为意见领袖的大V用户, 是在把线下社会身份向线上转移,实名认证制更加强化了这一过程。

在中国众多的网络社区里, 知乎可以算是构成了一群精英引领的文化前沿。 有学者对知乎中关注者排名前60 的用户的职业构成、居住地、受教育水平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到以下结果:首先,超过1/3 的用户都居住在北京,且职业集中于互联网、传媒、金融投资、咨询等领域。[10]北京作为IT和金融行业的中心,集中了大量的精英,这些精英依靠自己的专业背景和纵深分析在知乎中做出高质量的回答。 与微博的名人大V机制不同, 知乎通过知识和信息进行权力赋予,掌握知识、文化、文凭的人拥有这个社区中最核心的文化资本, 该资本可以直接转化为话语权和影响力。 知乎靠知识类信息吸引其他用户的关注,在知乎信息生产的金字塔底端有大批文化资本匮乏而又嗷嗷待哺的受众。 如果一位知乎用户同时具备知识和幽默细胞,作答严谨又懂得如何“抖机灵”,更容易成为知乎上的意见领袖。

作为一个较为封闭的社交问答社区, 知乎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影响力体系,催生了新的意见领袖。微博上的意见领袖更接近于传统社区中的意见领袖,身份因素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而在知乎社区,身份因素不再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用户认真负责的态度、货真价实的分享、积极主动的交流、默默无私的奉献更能为其赢得声望和影响力。[11]因严谨规范的信息内容而生成的意见领袖在社区讨论中更客观理性,他们在社区讨论中往往能博引相关材料,对问题进行较深入的剖析, 引导其他用户从多方面多角度发表较理性的见解。

知乎中的问答没有严格的学科界限, 问题对所有人开放,支持用户各抒己见。 学科范式的消解带来的是阅读压力的降低, 这就使内容可以由不同的人根据自己的想法自由选择而做出不同角度和不同方式的回答,也因此更加鲜活真实。 虽然知乎与微博都倾向于对碎片信息予以获取和传播, 但知乎有着更严格的筛选机制,比如赞同和反对的投票系统、折叠答案、友善度积分系统等,这些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良币驱逐劣币的效果。 比如,友善度积分系统对站内的不友善行为进行明确定义, 用户在个人主页即可查看自己的友善度分值。 另外,用户可随时举报他人的不友善行为,知乎将通过“系统判定+人工审核”等多重方式进行核实处理。 当友善度低于一定值时,用户会被限制使用一些评论、私信等功能。 知乎还允许用户通过点击“没有帮助”来参与维护一个更高质量、更有价值的问答氛围。 当一个回答被多次点击“没有帮助”并满足一定条件后,该回答就会被折叠。 通过对无用答案折叠隐藏、公开自由投票等方式净化知乎的公共讨论空间。

以知乎中关于艾滋病的一个问题为例, 提问者通过引用百度搜索得来的“艾滋病数据报告”提出这样一个敏感的社会问题:2015 年我国学生患艾滋病的数量相比2008 年增长270%是怎么造成的? 截至2015 年12 月2 日,问题下的回答共有184 个。 其中,有12 个回答因出现事实性错误和过于偏激的主观判断等原因被折叠。 排名第一的回答共516 字,从国家调查投入、 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与来自基层相关工作者的口述等几个方面说明了原因所在, 在回答之后还鼓励读者通过浏览艾滋病贴吧等途径亲自了解更多的相关信息。 其他的高票回答还通过普及预防艾滋病的知识、数据分析、疾病传播途径分析等方式做出了不同角度的分析, 这些回答共同构成围绕这个话题的讨论。

二、过滤时代与网络自由

美国法学家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一书中写道:“一个共同的架构和经验,对异质的社会来说是很有价值的。 而且当我们有无数的选项可以选择时,我们常会放弃某些重要的社会价值。 ”[12]在今天的传播环境中, 随着个人媒介参与度的提高和媒介的细分发展,我们的信息越来越局限于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这固然有很多不可忽视的好处, 然而, 在认知盈余时代, 我们不能仅仅把碎片化的时间用于自己所关心的那些话题。 如果社会缺乏全体成员共同的认知和经验,那么一个良好的公共领域就难以建立,也无助于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

社会化媒体成为信息获取的主流载体, 但其在协同过滤的层面上正将我们抽离于公共的讨论空间。 信息超载与过滤需求是相伴而生的,在信息泛滥的时候,过滤成为必要手段。 在微博上,我们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人和感兴趣的话题, 获取的信息多基于我们事先选择好的类别。 在微信里,我们建立起许多基于亲缘和地缘的强关系链接, 关注自己感兴趣的公众号, 获取的信息多来自这些公众号的推送或朋友圈的转发,这些内容多为我们自身兴趣所在。 这种方式无形中屏蔽了那些不属于我们兴趣范畴的内容, 对这些信源的过滤导致一些公共议题无法抵达更多网民,由此就窄化了网络公共空间。 更典型的如基于算法推送的“今日头条”等新闻资讯平台,用户可使用微信、微博、QQ账号或注册今日头条账号登录,而今日头条则根据用户的社交行为、阅读行为、地理位置、职业、年龄等进行数据挖掘。 通过社交行为分析,5 秒钟就能计算出用户兴趣;通过用户行为分析,用户每次动作后,10 秒内更新用户模型。[13]“你关心的,才是头条”这一口号足以看出今日头条的产品宗旨。 这种高度个性化的服务虽然迎合了用户的使用需求和兴趣爱好, 但这样的服务也会使受众细分至小圈子和同质化群体, 不利于用户对多元信息的接收。

当科技能轻易让人自绝于他人的意见时, 对个人和社会都是极度危险的, 这时科技的进步将成为通往自由之路的阻碍。 桑斯坦认为,对异质民主里的公民来说, 一个分裂的传播市场将带来危险。 他指出,自由建立在充分的信息和广泛的选择之上,一个表达自由的完善机制必须符合两个不同的要件:第一,人们应该置身于任何信息下,而不应事先被筛选;第二,大部分公民应该拥有一定程度的共同经验。 共同经验,特别是由媒体所塑造的共同经验,提供了某种社会黏性。[14]然而,在当下,技术正在赋予人们力量去过滤其不想要的信息,个人对内容的掌控激增,协同过滤使信息消费者沉溺于固有的品位, 共同经验的缺乏以及个人化的过滤系统将使网络赋权大打折扣。

桑斯坦对自由做出这样的诠释:自由不是只为满足特定喜好而存在, 自由更是让人们有机会去追求自己的喜好与信仰, 而且是置身于充分的信息及广泛的、不同方面的选择中。 自由必须依赖某些先决条件,除了确保能尊重选择和满足喜好,也必须确保欲望与信仰的形成是自由的。 如果人们在公共议题上被剥夺接触反对意见的机会, 而且若因此对这些意见缺乏评判的能力,那就是没有自由,不管他们的喜好和选择是什么。 窄化自己关心和感兴趣的领域,是在限制自己的公民权和自由。[15]从这个角度来看,技术赋权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限制了我们在网络中参与广泛公共议题的自由。

知乎的一个有价值之处在于,在每一个问题下,它都几乎保留了全部的讨论内容, 不因预设的用户兴趣标签和个人喜好屏蔽用户可能不感兴趣的回答。 当然,知乎中也存在过滤机制。 知乎首页基于关注关系显示经过个人选择过滤的信息, 话题页则根据用户关注的话题显示最新问题, 这二者都采用了过滤模式。 但与之并列的发现页则会显示不经个人过滤的信息,另外,知乎圆桌和热门话题等栏目都鼓励用户参与到关注度最高的讨论中, 而这些讨论不一定是用户兴趣之所在。 在评论区,大量评论都不来自已有的关注关系, 陌生人和陌生的观点往往更能带动讨论的进程。 就这个层面来说,相对于微博等其他网络讨论空间,知乎更能彰显网络自由。 就互联网的社会和政治作用而言, 这种自由相对于高度过滤和小圈子化的微信,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另外, 知乎生产的知识很容易通过搜索引擎获取,比如在用Google搜索“知乎美食”时,排名靠前的搜索结果大都来自知乎中的各个话题和回答。 知乎中的信息内容也容易链接, 每一个答案都有相应的网址,这样就提高了搜索的可得性,进而丰富了公共领域的优质知识。 相对而言,微信和微博的搜索可得性不高, 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和微博平台生产的内容很难直接通过搜索引擎获取。 以同样的方式在Google中分别搜索微信和微博中关于 “美食”时的内容, 针对微信的搜索结果中大多不是直接来自微信公众号, 而针对微博的搜索结果多数都为带有 “美食”二字的个人账号,其内容并不一定与美食有关。因此, 知乎平台的信息易得性能让人更方便快捷地找到知识内容,获取准确链接,对于公共领域知识的丰盈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问题与展望

值得注意的问题是, 知乎门槛的降低也带来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 众所周知,微博的低门槛导致大量无意义的私人话题流入公共空间, 一些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常常被一些明星八卦、心灵鸡汤、奇闻逸事边缘化。 随着大量用户的涌入,知乎不免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这种无意义的问题往往会成为用户关注和讨论的焦点。 比如“长得帅是怎样一种体验? ”“女朋友长得漂亮是怎样一种体验? ”这种问题很容易因为关注度高和回答数量多而成为知乎的热门问题, 经常可以看到几百甚至上千的用户在这种问题中做出回答,回答方式基本为爆照、“抖机灵”、秀恩爱等等。 在这些问题下的评论多为简单的夸赞或讥讽,甚至还会出现人身攻击。 以“长得好看,但是没有男朋友是什么体验? ”这个问题为例,截至2015 年12月2 日,共有回答2340 条,被折叠回答38 条。 其中获赞最多(3776 次)的回答来自一名年轻女性,答案中贴出多张该女性的个人照片, 文字均为说明照片拍摄的时间和地点。 问题下方共有评论922 条,多为夸赞该女性美丽的简短言论。 其他高票答案基本为爆照和恶搞两种类型。

网络公共领域视角下话语权的重构 篇6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普及、网民数量的激增以及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 网络舆论空间初步形成。网络逐渐成为公民关注公众事务、行使话语权、维护公民权益、形成公共意见的重要平台。一种以网络为基础的、全新的公共领域形态——网络公共领域正逐步兴起与建构。

(一) 公共领域理论

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 理论并非哈贝马斯首创, 它最早是由德裔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在其著作《人的条件》中提出的。她认为, 人不仅是一种社会动物, 也是一种政治动物。随着社会的兴起, 公共领域也开始出现。阿伦特的公共领域观是从政治的概念而来的, 而政治的本质属性之一正是多元与差异。她主张意见的异质性, 只有从不同角度和方向对同一事物进行观察, 使聚集在它周围的人们在多样性中看到了同一性时, 公共领域才具有现实性。这是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 也是与其他公共领域理论相异的一个区别所在。

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是公共领域理论的集大成者, 他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对该理论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哈贝马斯认为, 公共领域既不能视为建制或组织, 也不表现为系统, 它最好被描述为一个关于信息与观点交流的网络, 或是沟通行动中产生的社会空间。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对话构成, 在对话中, 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成为公众。就社会结构而言, 公共领域是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另外, 在哈贝马斯的论述中, 公共领域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为两个维度:其一为公共领域的解放功能, 即对市民社会和人性的解放;其二为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功能, 即为法律、民主以及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

20世纪90年代, 出现了研究公共领域理论的热潮。其中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 (Charles Taylor) 认为, 公共领域是一种公共空间, 处于其中的社会成员必定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介 (印刷品、电子技术产品) 相遇, 或者通过面对面的会见, 就有关共同利益的事务进行讨论, 从而形成共识。美国学者托马斯·雅诺斯基 (Thomas Janoki) 把社会划分为四个互动的组成部分, 即国家领域、公共领域、市场领域和私人领域。

总体而言, 所谓公共领域, 是一种介于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的领域, 由私人集合而成, 向全体公民开放, 可自由讨论公共事务、表达意见、形成公意, 并对政治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的公共空间。并且, 不管是哈贝马斯还是其后继研究者都认为, 媒介技术是公共领域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 更是影响公共领域构建与变革的重要因素。

(二) 网络作为公共领域

根据公共领域理论, 网络作为新形态的公共领域, 其构建要素包含三个方面:参与者、传播媒介以及公众舆论。

1. 参与者:规模巨大的网络公民。公共领域中的“公众”有三个特征:一是拥有共同关注的普遍利益, 这种普遍利益超出私人或集团利益之上;二是自愿性, 即组成公众的每一个体应自愿地、自由地集合和组合, 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三是拥有一定的规模, 这一规模应能超越“集团”范畴而发展为更具普遍性的“公众”。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的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截至2015年6月, 中国网民规模达6.68亿, 互联网普及率为48.8%。并且, 这个具有庞大规模的网民群体绝大多数都是由超脱于个人或集团私利之上、亦不受国家或其他政治权力约束或为其服务的、具有独立人格的私人自愿组成的。

2. 传播媒介:拥有自由交流和沟通的媒介。单向的非沟通的媒介可能导致信息的匮乏和沟通的欠缺, 在此基础上私人的“独立”与“理性”难以体现出来, 从而不能形成公共领域。与传统媒介相比, 网络在言论的交流方面为公民提供了更多新的可能性——更大的交互空间, 更自由的交互手段以及更平等、更快速的交互环境等。网络的互动性使参与者在网络中的交流沟通模式有别于传统媒介, 它为每个人快速接收和表达意见提供了可能, 更为参与者提供了非常好的论辩环境;网络的开放性让所有网民能够无条件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公开讨论中, 低准入门槛简化了网民参与社会讨论的程序, 有效地调动了网民的积极性和参与性, 为不同意见和观点的沟通与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平台;网络的虚拟性让任何进入这个空间参与讨论的个人不存在地位的卑贱和等级的高低, 隐去了参与者的社会身份和地位, 消解了权威与平民的差别, 让每一个表达者都能成为平等的参与主体, 让权力领域不能对参与者造成言论压力。

3. 公众舆论:形成具有理性批判性的公意。根据公共领域理论, 公共领域聚结的产物是达成共识, 从而以有建设性的公众舆论与权力机关形成抗衡, 最终促使公众利益的实现。而批判意识必须是公众舆论的核心, 因为仅仅表现为“拥护”与“赞成”的一致性意见都不是公众舆论。哈贝马斯认为, 判断公众舆论是否形成的一个主要标准就是:大众意见中是否具有批判意识以及批判性意见在大众意见中所占的地位。互联网的匿名特点使参与者能够抛开顾虑, 就关注的公共事务进行自由的、批判性的辩论与评价, 有利于形成具有批判意义的、更加真实客观的公众舆论。此外, 在批判性的基础上, 公众舆论必须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 基于感性认知的情感宣泄, 即便有着普遍的公众性, 也不属于公众舆论。

二、网络新媒介对话语权的解构与重构

网络的互动性和开放性彻底改变了信息传递的方式, 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信息的垄断权。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网络新媒介的兴起与发展给予了公众更多表达言论的机会, 使得传统话语权格局被破坏。下面笔者主要论述互联网时代, 网络公共领域中, 公众利用新媒介对话语权进行的解构与重构。

(一) 话语主体的重建:从强势阶层到普通公众

在传统话语语境下, 话语权一般掌握在社会精英、权力机关等强势阶层的手中。但在网络环境下, 各阶层的话语表达相对自由、开放和多元, 网络公共领域互动、平等、去中心化的特征对于普通公众话语权的获取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 平民基数的庞大使话语主体更具平民化与大众化的特点, 使话语权从权力精英的手里转移到了普通民众的手中;另一方面, 网络的虚拟性消除了网民在地域、民族、地位、教育程度、年龄、性别、职业等身份上的差异, 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对权威的刻板印象, 社会精英阶层无法凭借“身份标签”实现话语集权, 普通公众也不会因为身份上的劣势而无法发声。

总之,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 网民数量的快速增长以及网民社会结构的重组, 网络公共领域中传播权被泛化, 话语权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移和分散趋势, 话语权主体正逐步由强势阶层转变为多元的、分散的社会阶层。

(二) 发声渠道的建构:从单一化到多元化

话语权的实现首先要以发声权为前提, 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发声渠道就意味着掌控了话语权。因此, 发声渠道对于话语权具有决定性作用, 一个社会越民主, 对发声渠道的控制就越放松, 允许各种不同的声音通过多种渠道被表达。

新媒介的出现无疑为公众提供了多元化的发声渠道。相对于传统媒介单一的信息传播渠道, 网络新媒介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构筑了越来越多的理想平台, 从网络论坛、博客到如今的微博、微信, 公众发声的渠道越来越多样化。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增强了社会力量和国家之间的互动, 国家、社会及普通民众都可以在自身的价值观基础上运用媒介技术。例如, 在一些突发的公共事件中, 由于传统话语表达渠道单一滞后和易被权力围堵的特点, 并不是所有此次公共事件的关注者都能够通过媒介参与到对其的探讨和辩论中, 有许多声音不能被听见。但在网络公共领域, 公众利用新媒介的多元渠道发声, 进行个人言论的自由表达, 并产生强大的公众舆论效应, 使更多不同的声音被听见, 并在异质的意见碰撞中, 对公共事件的解决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 话语内容的重组:从权威生产到个性化需求

在网络公共领域中, 传统媒体不再作为唯一的权威信息发布机构, 普通公众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变为了积极的信息发布者, 这种角色的转变完全颠覆了以往的媒体使用习惯。信息接收与传播的高度自主削弱了传统媒体通过信息垄断提高自身话语权的能力, 话语内容也从权威化生产逐步转化为个性化表达。

从话语内容的传播环境看, 网络公共领域充分弱化了传统媒体把关人的职能, 逐步瓦解主流媒体对话语权的控制。低门槛的网络信息发布机制使话语内容不仅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伦理等意识形态方面的重大议题, 也包括个人爱好、兴趣等生活层面的私人化话题, 甚至还常常涉及传统媒体无法报道的一些社会敏感问题, 如“权力腐败”、“阶级冲突”、“两性话题”等。从公众对话语内容的需求上看, 网民不再满足于媒体组织和网站所提供的统一话语信息, 他们更希望利用丰富的网络传播手段, 进行话语内容的个性化生产, 利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表达自己最真实的观点, 将说教转为对话或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网络公共领域的话语内容在互动和交流中, 呈现出多元、异质、真实的特征, 使之成为充满活力的公共话语空间。

三、网络公共领域话语权重构的影响

中国社会的网络公共领域已初步形成, 但其发展就目前来看还并不成熟。在网络公共领域视角下出现的对传统话语权的解构与重构现象, 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也是双面性的。

(一) 积极意义

1. 削弱传统媒体对公众的议程设置。网络公共领域传播主体的泛化、传播渠道的多元建构和话语内容的高度自主, 使话语权难以被社会强势阶层控制和支配。普通公众有权决定关注什么, 有权通过多种渠道表达对公共事务的意见, 有权在网络空间借助新媒介自由辩驳, 更有权在异质的声音中寻求“知己”, 达成共识。因此, 网络越来越成为传统大众媒体的新闻源, 当网络中的一条信息受到网民的极力追捧而发展成为网络“事件”时, 就会引来传统媒体的进一步跟风报道。而传统媒体的跟进又会再次推动网上的讨论, 从而使这一事件得到大范围的关注并形成社会舆论, 推动事件进一步发展, 进而形成网络议题。在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中, 人们对于一个事件的注意力就会呈螺旋式的上升趋势, 使网络话题从议题成为议程。

2. 推动话语民主的发展。网络公共领域的话语权重构让公众获得了相对自由、平等、安全的表达环境, 以及高效、快捷、多元的表达渠道, 从而增强了他们的表达意愿, 点燃了他们的表达热情。在对公共事件的自由辩论中, 网络最大限度地做到了“人尽其言, 言尽其用”, 让作为网络话语权主体的普通公众体验到了一种参与其中的满足感, 激发了他们强烈的公民意识, 提高了他们的民主精神, 为公众话语表达提供了原动力, 从而有效地推动了话语民主的发展。

3. 提高政府与公众的互动性。网络公共领域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无法被政治权力完全渗透, 同时也使它成为庞大网民群体自由表达的理想阵地。话语权的重构让更多普通公众允许被表达, 并通过相互支持、簇拥, 在达到一定规模后形成一种具有批判性的、公共性的网络舆论。这种舆论机制并不被权力机构所掌控, 也并非完全由权力机构所主导。因此, 国家、政府与权力机关不得不重视公众话语权所体现出来的力量, 承认公众对话语权的主体地位, 并参与到网络公共领域的话语权竞争中。“强国论坛”、“新华言论”、“微博问政”等民主政治形式不断出现, 一方面拓宽了公众参政议政的渠道;另一方面方便了政府搜集民意, 使政府的决策可以更大程度上获得公众的认同, 同时也有利于政府进行网络舆论的疏导。

(二) 消极影响

1. 网络暴力频发。网络公共领域中的话语表达呈现出一种“自组织”的状态, 且因为没有现实生活中明确的组织规章制度, 在大量的信息聚合和互动中, 一些无边界、无明显组织架构, 甚至无目的、无计划的群体组织出现在网络世界中。这些组织在平时非常松散, 但其共同表达和维护权益的潜能很容易被激发出来, 能够最大限度地爆发集体力量。这种自组织的形成虽然有利于话语民主, 但是若被情绪化、极端化、非理性的网络暴民利用, 则会导致网络暴力频发,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对国家、集团或个人造成损害。近年来, “网络审判”、“人肉搜索”、“网络哄客”现象充分体现了网络作为公共领域的缺陷以及话语权泛化的弊端。

2. 沉默的螺旋依旧存在。在网络公共领域中, 虽然公众的话语权得到了有效的实现, 但是当人们就某一议题进行讨论时, “沉默的螺旋”现象依旧不可忽略。政治体制、社会包容度、数字鸿沟、知识鸿沟等制约因素, 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具有批判性的、客观公正的民意的形成。在面对强势意见时, 选择“潜水”已成了网民们的一种常态。网络话语权虽然被泛化, 但真正能够使它发挥作用, 达到一定传播效果的个人非常有限。个人通常允许被表达, 但表达效果却是个未知数。

3. 集体的失语。网络公共领域话语权的重构使人人都有发言权, 人人都有自己的意见, 人人都有坚信的话语。基数庞大的个人话语开始泛滥, 集体主流话语显得势单。在失去了现实机制保护的网络公共领域, 集体主流话语在个人话语的夹缝中“步履蹒跚”, 它的每一步都在被个人话语监视着, 一旦集体主流话语出现, 很快就被个人话语截获, 之后被转化成个人话语的加工品失去它的声音, 从某种意义上说, 最终它因为淹没在个人话语的海洋中而失去了属于自身的主体性。

四、结语

网络作为一种崭新形态的公共领域, 其开放、虚拟、双向的传播环境, 以及快捷、高效的传播技术为话语权的重构带来了新的契机。公众利用新媒介打破了强势阶层对话语权的垄断格局, 使话语主体更加泛化, 话语表达渠道更加多元, 话语内容更加个性。

这种话语权的重构, 一方面削弱了传统媒体对公众的议程设置, 推动了话语民主的发展, 提高了政府与公众的互动性, 大大增加了公民参政议政的机会, 使网络公共领域得到国家的承认与重视, 使公共舆论的形成更具批判性与公共性;另一方面, 由于网络公共领域本身的缺陷, 也造成了网络暴力事件、“沉默的螺旋”现象、集体的失语等社会负面影响。因此, 网络公共领域话语权的重构虽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我们也必须警惕其带来的弊端, 客观辩证地看待各方博弈。

摘要：本文对公共领域的概念进行了简单梳理, 分析了网络作为新形态公众领域的构成要素及特点。以此为论述视角, 探讨了公众在网络公共领域利用新媒介对话语权的解构与重构, 从话语主体的转变、话语渠道的建构与话语内容的重组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并总结其对国家、集体和个人带来的积极意义与负面影响。

关键词：公共领域,网络公共领域,新媒介,话语权,重构

参考文献

[1]熊光清.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特征与前景[J].教学与研究, 2011 (01) :42-47.

[2]李佃来.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56-58.

[3]熊光清.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与话语民主的新发展[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4 (05) :88-96.

移动网络公共领域论文 篇7

一、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解释

公共领域的概念最初是由汉娜·阿伦特提出的, 她使用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概念, 说明了古希腊城邦公民的家庭生活与城邦活动泾渭分明的关系结构。

哈贝马斯继承了阿伦特把公共领域视为观点的竞技场的思想, 更为深入的分析了它所包含的内容。他对“公共领域”一词有两种不同的用法。第一种是特定的涵义:“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一个私人集合而成的公共领域, 但私人可以随即就要求这一受到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 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公共领域产生的基础在于国家和社会的彻底分离, 国家的职能只是集中在管理职能上。

第二种涵义比较宽泛, 以指称某种现象, 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只是这类现象的一个变数类型。哈贝马斯认为:所谓的公共领域, 首先是指我们生活的一个领域, 在这个领域中, 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 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的公民开放。当公众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问题时, 公民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 他们可以自由的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与第一种涵义相比, 它更强调自由、不受干涉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二、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现状

公共领域理论是哈贝马斯面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民主困境”设想的一条理想的民主道路, 他的表述具有乌托邦的色彩。近些年,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 大部分学者认为互联网是我国现代公共领域兴起和重构的契机。网络媒介不同于传统媒介, 它具有平等开放、超越国界、分散权力和赋予权力的特征,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公民的交往方式, 影响了社会的现实结构。

我国民众对于互联网的热情无疑对网络公共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到2007年, 有71.9%的被访者认为网络是重要的信息来源, 超过了电视和报纸。分别有70.2%和68.2%的人认为电视和报纸对于获得信息是重要或非常重要的。

2008年3月才引咎辞职的“最牛县委书记”张志国, 被网民发现已出任市重点交通工程办公室副总指挥, 此事曝光后立刻引起网民的口诛笔伐。在舆论压力下, 辽宁省铁岭市撤销了张志国的“临时职务”。然而, 网民继续追查, 发现不过300多万人的铁岭市竟配置有9个副市长, 引发了一场针对干部队伍膨胀的批评声浪。这一系列事件无不体现了网络公共舆论的巨大潜力。

三、网络公共领域存在的风险和应对措施

(一) 面临的挑战和风险

虽然我国在一定程度形成了网络公共领域, 但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弊端显现出来。第一, 目前真正开始发挥公共领域作用的, 主要是网络论坛的深水区, 而浅水区更多像个“公共聊天室”。这个聊天室为公众提供了一个情绪发泄的场所, 起着“社会减压阀”的作用。但浅水区的聊天内容有时不易构成议题, 它的沟通行动和交流模式具有极大的虚拟性, 具有乌托邦的色彩, 在现实中难以形成交往行动和社会行动。

第二, 尽管BBS上发表言论更为容易、匿名性以及网管相对消极的作用使得普通人“说话”的可能性大大提升, 但是BBS上由于信奉权威的心理仍然存在。由网管、版主、资深网民、普通网民构成的等级梯队的实际效力以及主动放弃话语权的沉默者的产生仍然从内部极大地限制了所谓的“说话”的实际可能性, 最终导致BBS的“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权利”的“乌托邦”。

第三, 传统媒体的中介与把关作用。一方面, 在我国现实体制下, 网络舆论需要得到传统媒体的支持方能形成传媒舆论合力, 并对决策层形成实质影响。另一方面, 决策层的意见与信息也需要传统媒体发布 (网络媒体基本无采编权) , 以期测试网络层民意的反应, 如不符网络民意, 通常会引起更大的舆论压力, 则又一次进入传统媒体视线, 再经下一个轮回, 直到符合网络民众的意愿, 该议题才会逐渐走向消解。

(二) 应对措施

首先, 决策层应重视并尊重网络民意, 以取得良性互动。从行为主义角度看, 网络舆论压力的大小与公权力是否很好的执行之间的关联符合霍曼斯“行为主义交换理论”中的“攻击—赞同”命题。正是如此, 每当公权力忽视网络民意时, 网络舆论多会转向攻击的态度。而一旦公权力尊重并顺从网络民意时, 意味着整个网络事件将逐渐走向消解。

其次, 传媒自觉与网民自觉。一方面, 传统媒体应自觉作为社会公器服务于公共利益。另一方面, 在网络公共社区中, 网民保有“慎独”理念, 提升网络素养, 自觉抵制不良信息与危害社会信息的传播是责任更是义务。理性的对话与交流是公共社区实现顺利构建与成长的关键, 良好的文化知识储备是参与公共事务的基本条件之一。

再次, 制定完善、统一的网络道德规范, 加强网民自律网民的非理性行为, 一般很少触犯法律, 更多的情况是涉及道德问题, 可行办法是制定完善、统一的网络道德规范, 加强网民自律。网络道德规范着重要关心的是个性的张扬, 语气的尖锐, 要约束那些不负责任的言论, 制止为了满足个人利益而蓄意夸张和编造事实的不诚信行为。

综上所述, 网络公共领域是科学技术和社会舆论相互耦合的结晶, 网络公共领域的建设不能一蹴而就, 只有充分发挥网络公共领域的技术优势, 在网站管理和网民自律方面下工夫, 才可以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

摘要：公共领域是处在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中间地带, 主要是对涉及公众普遍利益的事务向公共权力机关提出批判, 形成公众舆论。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哈氏公共领域的涵义, 进而结合我国国情寻求完善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可能性。

关键词：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网络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 第1页

[2]、王新生.市民社会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3.

[3]、赵瑞华.网络论坛浅水区, 算不算公共领域?——以“强国论坛”为例.新闻界.2004, (5) :4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