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模式(精选10篇)
稳定模式 篇1
0 引言
暂态稳定评估(TSA)是电力系统安全运行中的关键问题,也是学术研究的持续热点之一。到目前为止,电力系统暂态稳定评估仍然是以故障的时域仿真枚举为主、暂态能量函数类方法为辅的技术架构。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暂态稳定评估方法虽然已经有近20年的研究历程,但并未脱出时域仿真法辅助筛选工具的定位,也未能获得良好的工程应用。
时域仿真法突出的优点是分析可靠性高,因此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其他分析方法的检验标准。但其缺点也很突出,只能给出一个个样本的模拟,需要一次次试探性地修改扰动参数、观察计算结果,才能由稳定变化趋势给出系统暂态稳定水平的判断。因此,时域仿真法不能有效地支持智能预防控制决策的实现。
暂态能量函数法(或称直接法)积分时间短,计算速度快,能给出稳定裕度的度量。但是,一方面它对系统模型的复杂性适应能力较差,对多摆失稳问题的评估精度不足;另一方面,其评估依靠的仍然是时域仿真积分到扰动切除时刻的动态信息,因此同样无法指出运行方式变化对稳定性的影响信息,难以用于预防控制决策。
随着新能源发电的加入,大电网的不可预测性不断增强,系统结构和运行工况日益复杂,单纯依靠人的经验进行判断和决策已经难以驾驭大电网的安全运行[1,2]。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观点,系统暂态稳定性与某些描述系统运行状态的特征量之间具有某种映射关系[3,4,5,6],若能找出这些特征量,受扰动后的系统暂态稳定性评估可以归结为模式识别问题。离线仿真可以提供反映这种内在映射关系的样本,一旦通过样本学习提取出这种函数关系,就可以对新运行状态下的系统暂态稳定性进行评估[7]。所以,人工智能和模式识别技术的结合为大型电力系统的快速稳定评估提供了一种新的求解方法。
国内外学者对于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暂态稳定评估方法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并形成了基本的算法框架[8]。文献[9,10]选取系统受扰后的动态变量作为输入特征,其最大局限性在于只能判断稳定与否,而不能指出运行方式中的哪些因素影响了稳定水平以及如何调整潮流分布有助于改善系统稳定水平。文献[8]给出选取输入特征的另一种方法,即用稳态潮流信息及其组合量并计及网络拓扑、网络规模及扰动地点的影响构成输入特征集。文献[11]提出的观点为输入特征的选择提供了新思路,即以受扰严重机组的稳定性决定全系统的稳定为理论依据,围绕这些机组构造输入特征。文献[12]提出选择极限切除时间作为评估输出,将稳定评估视为一类回归问题,与传统的稳/失稳的二值输出相比能提供稳定裕度等其他信息。
本文主要研究基于最短路的主导失稳机群辨识方法,无需稳定仿真直接基于电网结构和运行信息识别电网暂态失稳模式和机群划分,在此基础上研究功角稳定评估关键特征与拓扑的关系,提出基于拓扑的功角稳定评估算法。通过本文研究有助于建立电网运行方式、拓扑结构与稳定水平的关联关系,并为构建电网智能预防控制决策支持模型打下基础。
1 主导失稳机群辨识方法
1.1 方法思路
本文提出的基于最短路的主导失稳机群辨识方法,无需稳定仿真,直接基于电网结构和运行信息识别电网暂态失稳模式和机群划分。首先计算主导失稳发电机辨识指标对发电机进行排序,通过二分类聚类方法筛选出受扰严重的发电机集合;然后对图形式的电力网络,利用最短路搜索算法得到发电机间最短路长度构成的无故障最短路矩阵W和考虑故障点的最短路矩阵WF,利用最短路长度对受扰严重发电机集合进行拓扑分群;最后辨识主导失稳机群。该方法可为多种需要失稳分群信息的电力系统暂态稳定评估和稳定控制方法提供支持。方法的具体流程图如图1所示。
1.2 主导失稳辨识指标
1.2.1 短路电压与主导失稳机群的关系
以单机-无穷大系统模型为例分析短路电压与不平衡功率的关系,并对短路电压与主导失稳机群的关系进行机理分析。对简单的发电厂模型,即发电机经过升压变压器、2条输电线路与无穷大母线相连,忽略发电机、变压器及输电线路的电阻。
假设单回输电线路上某点发生带小电抗三相短路故障,改变故障点所在位置,使故障点沿单回线路移动,计算故障瞬间发电机的输出功率与稳态功率之比p=Pe(sc)/Pe(0)、机端电压幅值UG=UG(sc),并得到两者的关系。
仿真结果显示,发电机功率与机端电压幅值是单调递增关系,机端电压越低,输出功率越低。机端电压幅值大小可以反映发电机短路瞬时功率大小。由于调速器动作速度较慢,可以认为故障持续期间机械功率PT维持不变,等于稳态时的电磁功率Pe,即PT(sc)=Pe(0)。由此,故障期间发电机转子上的不平衡功率ΔP=PT(sc)-Pe(sc)=Pe(0)-Pe(sc),而Pe(sc)与短路电压有单调递增关系,则不平衡功率与短路电压有单调递减关系。
1.2.2 主导失稳发电机辨识指标
定义主导失稳发电机辨识指标DI:
其中,Pe(0)为发电机稳态有功功率标幺值;UG(sc)为短路瞬间机端电压幅值标幺值;Tj为发电机转子的惯性时间常数。不平衡功率ΔP与机端电压UG(sc)存在单调递减关系,所定义指标DI中的因子Pe(0)(1-UG(sc))即表征了这一关系。另一方面,发电机转子具有惯性,一般惯性越大,稳定性越好,指标DI以1/Tj的方式考虑了惯性。所以,指标DI充分反映了故障对发电机的冲击,依据指标DI可以对主导失稳机组进行辨识。
1.3 二分类聚类分析
对由指标DI构成的预聚类集合L进行聚类分析。聚类分析把样本分为几个类别,目标是使同一类别中的样本尽量相似,不同类别的样本尽可能相异。本节所采用的K-means聚类分析算法流程可以参考文献[13],本文不再介绍。
计算指标DI,进行二分类聚类分析得到受扰严重发电机集合M的方法流程如下:
a.计算每台发电机的指标DI,统计发电机数量N;
b.依据指标DI对发电机进行排序;
c.选取指标DI最大的n=k N台发电机构成预聚类集合L,设L={G1,G2,…,Gn},且有DI(G1)≥DI(G2)≥…≥DI(Gn);
d.利用K-means聚类算法基于指标DI对L进行二分类聚类分析,聚类1为受扰严重发电机群类,聚类2为稳定机群类。
通常主导失稳机群所含发电机数量不多,对于规模较大的系统(发电机数量多于100台),本文认为短路故障下系统的加速失稳机群内发电机数量不超过总数的10%,k建议取为0.1,这样就不会遗漏可能失稳的发电机,同时可以提高后续的聚类效率。对于小型的电力系统(发电机数量少于20台),k建议取为1。
1.4 最短路识别
1.4.1 电力网络规范化
进行最短路辨识,首先需要将电力网络用图论中规范的网络形式进行描述,对故障前的图形式的电力网络拓扑,写出无故障邻接矩阵。具体包括:(1)将网络中的节点转换成图论中的节点;(2)将多回平行线路等效成单回线路;(3)将输电线路和变压器用图论中的边来表示,边的权值取线路电抗值或变压器电抗值;(4)移除串联电容补偿装置,把串联补偿容抗归到相邻支路中;(5)根据节点和边信息形成邻接矩阵。
完成图的规范化后,为适应电力网络的研究,本文定义电力网络中连接2点的距离为最短路所包含的边的权值和,即最短路长度。网络的平均距离定义为所有节点对的距离平均值。
1.4.2 最短路矩阵
将电力网络转化为规范的图形式后,利用Dijkstra最短路搜索算法可以得出机组间的最短路,最短路能反映扰动前发电机之间的耦合关系强度。对于一个含有g个发电机节点的电力网络,可形成发电机节点间的最短路矩阵W=[wij],其中wij为发电机节点i和发电机节点j之间的最短路长度。
矩阵W的对角元素表示节点与节点本身间的距离,规定为无穷大。
定义发电机间平均距离为发电机节点间的最短路长度的平均值,即:
由于故障的存在会使故障所在节点从原来的网络拓扑中分离出来,并严重影响与故障节点相连支路的功率传输能力,为考虑这一影响,还需要计算考虑故障点影响的最短路矩阵WF=[wfij]。计算方法是:首先将与故障点相连的边权值设为无穷大,然后再利用最短路搜索算法求解最短路。
1.5 拓扑分群
发电机节点间的最短路长度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发电机节点之间的电气距离,可以反映2台发电机间的耦合程度。拓扑分群的目的就是根据耦合强弱,得出在故障持续期间与受扰严重发电机有较强电气耦合的机组,并根据机组间电气联系的强弱进行分群。
拓扑分群的实现步骤如下。
(1)对受扰严重机群M={G1,G2,…,Gp}中的发电机Gi,取i=1,分群号q=1。
(2)取分群Aq={Gi},判断WF第i行的每一个元素,若,取Aq=Aq∪{Gj},并进一步判断,若GjM,则M=M-{Gj};遍历第i行后转步骤(3)。
(3)判断Gi是否为M的最后一个元素,若是,则结束分群搜索;否则,取i=i+1,q=q+1,转步骤(2)继续执行搜索。
记拓扑分群得到的机群为GP={A1,A2,…,Am}。
上述分群方式仅考虑了发电机之间的最短路长度。采用的分群原则是:若2个发电机节点间的最短路小于最短路平均距离的50%,则这2台机组划分为同一机群。
1.6 主导失稳机群辨识
对主导失稳机群的识别还需要进一步计及受扰严重程度和故障消失后机群之间同步能力的影响,本文方法最后一个关键步骤———主导失稳机群辨识的步骤如下。
(1)计算GP={A1,A2,…,Am}中每一个分群Ai中所有发电机的辨识指标DI的平均值,并按这一平均值对GP中的分群进行从大到小排序,排序后的分组集合仍记为GP={A1,A2,…,Am}。
(2)如果GP中只有一个分群,则取主导失稳机群的预选机群AI为AI=A1;否则,判断是否成立,如果成立,取主导失稳机群的预选的机群AI为AI=A1∪A2,不成立则取AI=A1。其中,DIS(A1,A2)为A1分群中指标DI最大的发电机与A2分群中指标DI最大的发电机之间的最短路长度,可由故障前最短路矩阵W获得。
(3)对预选机群AI中的发电机,按辨识指标DI值从高到低进行排序,记指标DI最大的机组为GI1,根据DI大小其他机组依次标记为GI2、GI3、…、GIp,各机组对应的指标DI记为DI(GI1)、DI(GI2)、DI(GI3)、…、DI(GIp)。
(4)记为除AI的其他所有参与二分类聚类的发电机的指标DI的平均值。
(5)记主导失稳机群为I,初始化设I={GI1}。按GI2、GI3、…、GIp依次选择发电机GI j,并判断是否成立。如果成立,则I=I∪{GI j},取j=j+1,继续测算下一台发电机,直至AI内所有发电机均测试完毕或搜索停止;否则,停止搜索,输出主导失稳群I。
经过上述搜索过程,在以故障持续期间电气联系强度为依据获得的初始分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故障消失后机群间电气联系强度和受扰程度的影响,改善了主导失稳发电机群的辨识精度。
2 关键特征选取
系统的分离并不依赖于全系统的能量,而是趋向于从系统其余部分分离出来的单机或成组机组的暂态能量,这些机组的稳定决定了全系统的稳定。在本文中,这样的机组被定义为主导失稳机群。若能在线推断或从离线分析结构事先知道某一故障下的主导失稳机群,就可以围绕这些机群构造反映系统稳定水平的指标。本文选取的关键特征如下:
(1)主导失稳机群是引起系统失稳的关键机群,因此选取辨识所得的主导失稳机群的稳态有功功率作为关键特征量之一,记这类特征量为A;
(2)功角失稳表现为主导失稳机群和其余机群在功角轨迹上的分离,故把主导失稳机群以外的发电机的总稳态有功功率作为关键特征,记这类特征量为B;
(3)系统稳定性与运行方式、网络拓扑有密切联系,故选取主导发电机到故障点之间k条最短路所含的支路以及与故障点相连的各条线路作为关键支路,并选取这些关键支路的稳态有功功率作为关键特征,记这类特征量为C。
3 基于实例的功角稳定评估算法
在功角稳定评估上,基于实例的学习算法有一定的应用[14,15]。基于主导失稳机群的功角稳定评估算法步骤如下。
(1)按照故障点位置和主导失稳机群对数据库中的训练样本进行分类。提取关键特征A、B、C和极限切除时间(CCT)构成训练样本集,记故障点为F、主导失稳机群为GP的训练样本子集为D(F,GP),对属于D(F,GP)的对象d,记d=[Ad,Bd,Cd],d对应的极限切除时间为CCT(d);
(2)对待评估样本进行主导失稳机群辨识,提取关键特征A、B、C,形成特征向量z,z=[Az,Bz,Cz];
(3)将z和D(F,GP)作为输入,使用KNN算法评估z的极限切除时间。
4 算例分析
以南方电网2014年丰大极限方式等值网为例,对南方电网“西电东送”主通道故障情况下的机群失稳模式进行识别和暂态稳定评估,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2014年丰大极限方式等值网,共有89台发电机,其中包含50台等值机和39台保留机组;共有380个节点,其中225个500 k V节点、19个220 k V节点;360条500 k V线路,138台电厂升压变压器,13台500 k V/230 k V主变压器。
以故障点500 k V节点(南宁)为例。南宁发生三相瞬时性短路故障,故障地点局部网络接线图如图2所示。
(1)计算所有发电机的主导失稳辨识指标并二分类聚类分析,得到受扰严重发电机集合。
对2014年丰大极限方式等值网的89台发电机,计算发电机的指标DI并按DI对发电机进行排序,得到指标DI最大的前10台发电机,如表1所示。根据指标DI进行机组二分类聚类,得到受扰严重机组集合为M={EQG111,EQG107}。
(2)搜索发电机间最短路并计算长度,并形成无故障最短路矩阵W和故障期间最短路矩阵WF,对受扰严重发电机集合中的发电机进行拓扑分群。
对受扰严重发电机集合M={EQG111,EQG107}中的发电机EQG111,取分群A1={EQG111}。故障期间最短路矩阵WF中EQG111所在节点对应行的每一个元素都大于,因此A1={EQG111}。
对M中发电机EQG107,取分群A2={EQG107}。故障期间最短路矩阵WF中EQG107所在节点对应行的每一个元素都大于,因此A2={EQG107}。
拓扑分群结果为:GP={{EQG111},{EQG107}}。
(3)对拓扑群进行主导失稳机群辨识。
因为,即机群{EQG111}和机群{EQG107}的最短路距离大于全网发电机间平均距离的一半,说明在故障消失后,机群{EQG111}和机群{EQG107}电气联系较弱,不容易发生同调失稳,所以最终的主导失稳机群辨识结果是{EQG111}。
通过时域仿真,发现当故障持续时间tF为15个周期时,系统失稳,表现为EQG111相对于其他发电机加速失稳。可见,南宁节点发生故障情况下,本文所提方法准确识别了主导失稳发电机EQG111,辨识效果理想。
(4)功角稳定评估。
基于以上的辨识结果,可知南宁故障情况下主导失稳发电机是EQG111,利用所提特征提取规则,可以得到用于该故障暂态稳定评估的3类关键特征量为:发电机EQG111的稳态有功功率;所求指标DI最大的前10台发电机中,除主导机EQG111外其余发电机的稳态总有功功率;主导失稳发电机EQG111到南宁2条最短路组成支路以及与故障点相连的支路的稳态有功功率之和。
调整故障点附近发电机的出力,生成350个互异样本,取其中301个样本作为训练样本,余下的49个作为测试样本。
应用稳定评估算法对测试样本的极限切除时间进行预测,49个测试样本的极限切除时间预测结果与实际极限切除时间对比如图3所示。
5 结论
暂态稳定评估是电力系统运行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针对基于模式匹配的智能稳定评估方法进行了具体的介绍和算例分析,得到主要结论如下。
(1)提出了一种主导失稳机群辨识方法,通过电网结构和基本参数信息、运行方式信息,结合故障时刻的短路电压,初步实现对主导失稳机群的识别。通过机组间以及机组与故障点间拓扑联接关系的描述指标来反映发电机之间通过网络形成的动力学特性的关联性和同步特性,从而指导主导失稳发电机分群方式的辨识,进一步提高辨识的准确性。
(2)围绕主导失稳机群和网络拓扑给出了智能稳定评估,所选用的暂态稳定评估特征均为稳态特征量,不依赖时域仿真和训练样本,物理概念清晰,可以从系统运行状态直接获得。结合关键特征和基于实例的学习算法实现了对电力系统故障极限切除时间的预测。
(3)与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等人工智能方法相比,本文方法所采用的基于实例的稳定评估方法训练过程简单且计算量非常小,新加入训练样本时无需对原有样本和实例学习算法做任何修改,样本可以动态更新并自动被下一次预测利用。
本文方法在南方电网的西电东送通道进行了分析,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为构建电网智能预防控制决策支持模型打下基础。
稳定模式 篇2
鉴于边坡稳定性分析中存在影响因素权重确定困难的问题,在多层模糊优选理论与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层模糊模式识别评价模型.整个评价系统分为三层,第一层由各影响因素组成,为输入层;第二层由若干子系统组成,每个子系统包括若干影响因素;第三层为输出层,由一个子系统构成.通过比较子系统内各因素的重要性和各子系统的重要性可分别确定子系统内各因素的权重和各子系统的权重,采用这种方式定权比直接对所有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定权相对容易、合理.第一层和第二层的输出采用二级模糊模式识别模型计算,第三层的输出采用多级模糊模式识别模型计算.实例分析表明,应用该模型进行边坡稳定性评价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作 者:王旭华 陈守煜 WANG Xu-hua CHEN Shou-yu 作者单位:王旭华,WANG Xu-hua(大连大学,建筑工程学院,辽宁,大连,116622)
陈守煜,CHEN Shou-yu(大连理工大学,土木水利学院,辽宁,大连,116024)
稳定模式 篇3
[关键词]心理稳定;创伤暴露;展望未来;心理危机干预;操作模式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2)03-0018-02
地震、事故、血案……形形色色的危机事件,在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的同时,也极大地冲击着人们的心灵。社会对心理危机干预的需要愈发迫切,也愈发重视。当前,人们提出了众多的心理危机干预技术、步骤或模式,这为我们开展心理危机干预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但尚缺乏一个较为系统、明晰的操作模式。因此,我们结合自身的心理危机干预实践经验和思考,在整合相关的技术和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较为系统的“稳定—暴露—展望”心理危机干预模式,以复原或重构危机遭遇者的掌控感,协助其有效应对危机,恢复心理平衡,“凤凰浴火”般地获得成长。
一、掌控感:危机干预操作模式的核心
韦恩瑞伯和布罗契指出:“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感觉,认为我们是躲在有保护作用的神奇泡泡中游走这个世界的。这种想法将这个世界塑造得相当稳定而可预测。意外事故、有生命危险的疾病以及灾难并不会侵入我们个人的神奇泡泡。假如它们真的侵入个人的神奇泡泡中,将会使我们对自己、自己的生活以及自己在世界上生存的方式进行一次全面的重新评价,在生命最不舒服的情境下进行自我重新审视,将是痛苦、耗费时间与慌乱困惑的。”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们在为震区学生提供心理援助时发现,很多学生都觉得“现在的我,什么都不是,什么都做不了……生命真的很脆弱,人在大自然面前真的很渺小”。大灾大难往往会摧毁个体的能力感与自控感,轻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体会到失落、无助与无望,重则会导致个体人格解体与崩溃。对这种无能为力感如不及时加以处理,长此以往,将对学生们的自主感、自尊,甚至整个自我结构、人格结构的完整与平衡产生威胁和破坏。震后学生的很多心理困惑与问题,如无法进入学习状态、考试焦虑、压抑甚或抑郁等,都与这种无能为力感——能力感的丧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危机的发生打破了人们庇护于“神奇气泡”的感觉,造成了失控,从而引发各种不适反应或问题。但韦恩瑞伯和布罗契指出,“处于不安状态的个体的内在某处存在着一股健全的生命力量,具有更高层次的运作潜能。你所要做的是协助清除这场危机所制造的碎片,以及发掘出那保留在底层的生命力。你不是一个必须去救援个体的救难工作者,而是只需伸出援手,协助那些烦乱不安的人们回复生活的平衡,并且靠自己持续走下去。”
因此,我们认为心理危机干预应当以复原或重构危机遭遇者的掌控感为核心。“稳定—暴露—展望”干预模式即是围绕危机遭遇者的掌控感构建的,掌控感亦是本模式能自成体系的核心,其中的稳定化、创伤暴露和展望技术,皆是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具体而言是指通过干预,使危机遭遇者重新感到自己是能掌握自身的反应和各种身心资源的,能在一定程度上操控环境为己所用,从而获得坚定的内在力量,坦然应对可能遭遇的危机。
二、技术:危机干预操作模式的主体
对危机遭遇者进行心理干预时需要谨慎和科学性,否则会适得其反,造成进一步的伤害。故此,心理危机干预者需掌握丰富的干预技术。目前,众多的心理危机干预技术一般可划分为心理稳定化技术和创伤暴露技术。心理稳定化技术主要处理危机遭遇者当下的情绪、认知和行为等状况,创伤暴露技术则处理其因遭受危机而带来的影响。实践中,我们发现除了可从上述两个方面入手外,还可引导危机遭遇者通过展望未来,获得应对危机的力量。故此,我们构建了“稳定—暴露—展望”心理危机干预的操作模式。
(一)当下与过往:心理稳定与创伤暴露
心理稳定化技术工作的目的,首先在于建立内在的稳定性,远离内心世界的危险地带,这是能够面对创伤的基本条件;其次,尽力寻找内心的正性资源,增加自身的可控制感,增强面对创伤的能力;最后,为以后把创伤经历整合到新生活中打下扎实的基础。常见的心理稳定化技术包括放松训练、保险箱、安全岛、内在观察者和内在智者技术等。
创伤暴露需要危机遭遇者直面与创伤有关的信息,从而激活创伤性记忆,为整合修正性信息提供机会,使创伤记忆的病理成分得以修改。简言之,创伤暴露就是在治疗环境中,帮助危机遭遇者直面让其感到恐惧但事实上安全的刺激,在持续的刺激中使其焦虑减轻,从而减少通过负强化得到维持的逃跑或回避行为。常见的创伤暴露技术包括遥控器、屏幕、中止、空椅子、眼动脱敏再加工技术等。
(二)未来的力量:展望技术
展望技术是指借助想象或绘画等途径,引导危机遭遇者通过展望未来获得应对危机的力量,如描绘未来家园、水晶球等技术。在不具备进行创伤暴露的条件下,可单独使用展望技术给予危机遭遇者力量,即“向未来借力量”。2008年在参加浙江省赴广元支教团心理援助队期间,我们对复课迎接延期高考的广元青川中学高三学生,使用水晶球技术开展了班级心理辅导,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有学生在课后发来短信说:“……想象一年后的我们,我想到了拣垃圾,我原以为你会在我们回答后结束游戏,但你没有结束游戏!继续让我们想象四年后,我‘看到’我有了一个小小的垃圾回收站,十年后,我‘看见’我的轿车,我的企业……我想我拣垃圾都能成功,那未来还有什么值得我犹豫的呢?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未来我做主!”
此外,有时即使对危机遭遇者进行了心理稳定化处理,但因其缺乏暴露于创伤情境的力量,辅导效果不太好。此时可通过展望技术,给予他们面对危机情境的力量,进而处理心理创伤。例如李伟健教授2006年在浙江省苍南县“桑美”台风灾后的心理危机干预中,应用了描绘未来家园技术,使得危机遭遇者获得了直面危机的力量,从而得以在此基础上运用空椅子技术有效处理危机遭遇者的心理创伤。
三、创造性:危机干预操作模式的精髓
Gibbsetal和Myers认为最成功的灾难心理工作者,可以将一切不可预期的现象都视之为“挑战”,能勇于面对也乐于面对挑战。因此灾后心理工作者需要具有弹性的处事能力,修正从书本上学来的条条框框,调整自己的一贯工作方式,灵活处理各种特殊情境。因此,我们在运用“稳定—暴露—展望”心理危机干预操作模式时,以掌控感为核心,围绕心理稳定、创伤暴露或展望未来等目标,在危机干预进程安排、干预技术选择、干预技术运用等方面,需充分发挥创造性,灵活处理各种状况。
首先,心理稳定、创伤暴露和展望未来,构成了系统的心理危机干预操作流程,干预者可参照这一架构从整体上把握进程。但在实践中,需根据具体对象和情境,决定是系统完成这一流程,还是只选择进行稳定化处理或展望未来,但创伤暴露是绝对需要在心理稳定的基础上进行的。此外,心理稳定、创伤暴露和展望未来的开展顺序,也需要根据具体对象和情境灵活处理。如前所述,我们也会在进行心理稳定和未来展望之后,再进行创伤暴露。
其次,危机干预者需要掌握丰富的干预技术,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具体对象和情境,灵活运用各种干预技术。此外,危机干预者还需根据干预进程中危机遭遇者的反应和身心状况,在必要时及时调整干预技术的具体实施内容。
此外,以危机遭遇者掌控感的复原或重构为核心,围绕心理稳定、创伤暴露或展望未来等阶段的具体目标,危机干预者可结合自身实践经验和思考,大胆创造、慎重实践,发展独具特色的干预技术,从而不断充实心理危机干预操作体系和模式。
参考文献:
[1][美]芭芭拉.鲁宾.韦恩瑞伯,艾琳.布罗契著.黄惠美,李巧双译.危机干预与创伤反应理论与实务[M].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3:16.
[2]周大根.震后学生的无力感及其辅导.马建青,唐闻捷主编.探索与创新:高校心理危机干预与心理健康教育新进展[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362-366.
[3]马建青,王东莉.震后心理援助指南[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133-142.
(作者单位:1.浙江师范大学心理研究所,金华,321004;2.浙江省金华市教科所,金华,321000;3.浙江省温岭市教研室,台州,317500;4.浙江省永康市教师进修学校,金华,321300;5.浙江省金华市第四中学,金华,321000)
编辑/于 洪 杨 怡 终校/何 妍
稳定模式 篇4
1. 油田管理系统的特殊性
油田企业是一个多维复杂的大系统。它不但包括物探、钻井、井下作业等生产主体, 而且还有科研、通讯、供电、运输等诸多后勤保障单位, 作为这一大系统的组织与调度, 就成为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
2. 安全调度运行的必要性
油田是没有围墙的工厂, 油井、站、库、线点多面广, 跨多个地区、市、县, 生产作业面具有广阔性, 易遭受海潮、河汛、内涝等威胁, 而油气又属易燃、易爆、易污染产品, 安全生产难度大。油田生产作业面的广阔性、油气产品的不安全性决定了调度工作必须保持科学、安全。
二、江苏油田试采一厂安全管理与调度运行情况
江苏油田试采一厂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实践, 不仅有效地将各种管理方法应用于生产实际当中, 而且也总结出了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与管理模式。
1. 安全工作常抓不懈。
(1) 培养安全责任意识。实行“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天候”的安全生产管理原则, 不断提高领导干部和员工对安全生产的认识, 树立“责任重于泰山”的思想观念, 增强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按照“管生产必须管安全”、“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抓好安全工作。
(2) 注重安全预案演练。提高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反应速度和协调水平, 增强综合处置安全事件的能力, 预防和控制安全事故的发生, 安全预案演练做到年年有大练, 月月有小练, 且内容全面、形式多样, 包括油罐着火、原油泄漏、河道清污、防洪演练等。
(3) 优化安全生产管理。认真贯彻落实集团公司“七想七不干”的工作要求, 充分利用安全会议、安全活动等形式大力宣传“七想七不干安全提示卡”的主要内容、使用方法和工作要求, 推进现场作业安全管理精细化、标准化、规范化, 实现安全管理“关口前移、重心下移”, 进一步提升油田安全文化建设水平。
2.
(1) 计划超前, 生产运行提前准备。对于日常生产工作组织安排, 调度运行坚持以计划性与预见性相结合的原则, 做到通过超前意识、超前计划和超前部署, 提前了解施工进度、天气情况、人员配置、行使路况、工农关系等等, 科学调配各种资源, 并做到事事防范于未然,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避免或减少对突发事故处理不及时而造成的人身伤害与财产损失。
(2) 技术更新, 调度管理手段优化。
随着太阳能、电加热、中频伴热等等各种高新科技在油区井站生产中大范围的使用, 为加快生产现场信息传递速度, 调度系统也加强了信息网络的建设。首先, 成熟运用现场视频监控技术, 实现对生产现场的实时监控;其次, 升级视频电话会议设备, 进一步加强生产信息的上传下达工作;第三, 有效运用“勘探开发一体化”系统, 做到第一时间掌握和更新全厂生产动态。
(3) 制度保障, “84331”制度稳步实施。
“84331”生产运行制度, 指导着全厂各项生产工作的高效稳定运行。逢八决策, 部署下个十天内主要生产任务;四个当天, 保证各项生产当天实施;三个清楚, 及时落实解决各项生产问题;三个明白, 促使生产运行安全稳定;一个“严”字, 确保“84331”生产运行制度的稳步前进。
三、安全生产管理中存在的不足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通过各项管理措施, 保障了生产的平稳运行, 同时,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 也存在着各种矛盾与不足, 制约着生产运行的安全和高效性。
1. 施工作业中“三违”现象仍普遍存在。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职工安全意识仍较薄弱。安全教育缺乏针对性, 安全培训流于形式, 使职工不能完全掌握操作规程和安全措施, 必然会导致违章行为发生。二是侥幸心理影响, 消极对待规章制度。由于违章行为不会每次都能演变成事故, 所以久而久之会使职工产生一种麻痹、侥幸的心理, 为图省工、省时、省力, 致使习惯性违章现象存在严重。
2. 生产信息传递不及时, 生产事故隐瞒拖延。
调度室是对厂各单位、各环节生产信息传递、分析、汇总和反馈, 为领导提供决策信息的参谋部门。现场传递信息不准确、及时, 尤其是发生安全环保事故, 瞒而不报, 贻误战机, 极易导致事态扩大, 造成人员、财产受损。
3. 电气方面重视不够, 管理水平参差不齐。
一是电力管理人员少, 目前许多基层队都只配备了一名专业维修电工, 无法保证电气设备的正常运行和电工的人身安全。二是临时用电作业监管不到位, 油区临时用电的安全状况无法得到根本的保证。
四、促进生产安全高效的几点措施建议
1. 树立“安全高于一切”的生产意识。
“安全高于一切”就是要求在进行生产和其他活动的时候, 把安全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要位置。在生产和其他工作与安全发生矛盾时, 要以安全为主, 生产和其他工作让位、服从于安全, 把安全工作当做头等大事来抓, 要把保证安全作为完成各项任务、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条件。
2. 加大调度系统的安全培训, 强化安全管理意识。
安全管理规定, 管生产必须管安全。调度系统作为生产运行的枢纽性部门, 调度人员除了要重视对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的学习和了解, 更要加强安全生产知识的掌握和运用, 成为一支懂安全、会安全的高效调度队伍。
3. 加强薄弱环节管理, 消除隐患保障生产。
在日常生产管理中, 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 但对于实际生产运行中已经暴露出来的管理薄弱环节和存在的安全隐患, 要及时加以解决和清除, 安全生产拒绝“亡羊补牢”, 不能等到事件发生后才进行反省总结。切实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保障各项生产正常运行。
结束语
稳定模式 篇5
努力营造稳定和谐街道
今年以来,xxx街道根据区委、区政府“两加快一维护”战略的总体部署,为切实把平安建设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在认真研讨的基础上,坚持以人防为主体,发挥平安志愿者队伍资源优势,进而实现了人防、技防、物防三者的有机结合,探索新时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新举措,在辖区范围内逐步推行“xxx”平安建设联防模式,营造了稳定和谐的居住环境,提高了辖区居民的满意度。
一、推行“千百十”平安建设联防模式的背景和目标
xxx街道为xxxx分公司的所在地,居民楼多始建于xx年代,辖区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多为未封闭楼院,交通四通八达,以老年人居多,流动人员居多,管理难度较大。根据辖区实际情况,新安路街道大胆提出“xxx”平安建设联防模式,即“十户联防、百户联网、千户筑墙”的治安防范格局。社区“十户”(一个门栋)推出一名户长,“百户”(3-5栋楼)推出一名片长,“千户”(一个社区)推出一名区域长。以社区为单位,以加强防范为重点,以宣传教育活动为载体,以民事调解为途径、以爱心帮教为手段,开展多种形式的群防群治活动,推进平安社区建设。
“千百十”平安建设联防模式旨在把群众提升群众满意度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思想上尊重群 1
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从人民群众身边小事做起,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创新形势下社会管理新局面。
二、推行“千百十”平安建设联防模式的主要做法
xxx街道通过三步建立和完善“千百十”平安建设联防模式。第一步,构建“千百十”平安建设联防网络。
一是成立“千百十”平安建设联防机制领导小组。社区主任任组长,综治专干、社区民警任副组长,民调员及其他居委会工作人员为成员。二是构建“户长—楼长—片长—区域长”治安联防四级管理网络,对辖区治安防范、人民调解、普法教育、弱势帮教、值勤巡逻、信访排查、暂住人口管理、反邪教等进行综合式、一体化管理,消除了治安管理的盲区,堵塞了治安管理的漏洞。三是构建了法律服务网络。司法所定期到社区中调解案件和法律宣传,律师事务所定期到社区提供法律援助。社区民调工作做到“三勤”(勤调查、勤调解、勤走访),实现社区内全年无民转刑案件,无集体越级上访,努力实现大小纠纷不出社区的工作目标。
第二步,建立“千百十”平安建设联防模式的配套制度。一是制定区域长、片长、楼长、户长职责制度。区域长负责社区平安建设联防机制活动部署工作;片长负责片区治安巡逻组织工作;楼长负责本栋楼治安巡逻组织工作;户长负责门栋的治安、安全、帮教、流动人口管理等工作。
二是完善联防机制。社区制定联防机制活动计划、巡逻方案、治安工作例会制度、治安联防培训制度,采取分组分片每天巡逻和每月集中巡逻相结合,一月召开一次治安工作例会,一季度开展一次治安联防培训。由辖区民警、巡防队长、片长、社区治保主任参加,听取前段工作进展情况、治安形势的分析及存在的问题和整改措施,并对以后的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
三是制定治安联防培训计划。每季度开展一次治安联防培训,邀请辖区民警为户长讲课,巡逻时注意事项及当前治安形势和防盗防骗措施。社区按联防机制活动计划,以巡逻为主要抓手,开展各种形式多样的群防群治活动,街道综治办及时跟进,发现指导解决出现的问题,保证机制正常运转。
四是完善年终考核机制。按照街道制定的“千百十”平安建设联防机制活动积分考核奖励办法,社区每月对企业、商户、平安建设志愿者参与治安活动情况记录打分,对涌现出的先进个人,年终街道按比例进行表彰,以此提高辖区居民参与群防群治工作的积极性。
第三步,创建丰富群防群治模式。
一是结合各社区不同情况,按照“因地制宜、形式多样、力所能及、重在防范”的思路,打造出了“一社区一品牌一特色”的治安志愿者组织和活动新模式。xx社区结合自身楼房未封闭、居民素质较高的特点,探索出了“邻里守望、户户平安”联防模式。xx社区根据自身楼院半封闭、且沿街门店较多的特点,采取沿街门店从业人员与小区治安志愿者通力协作的举措,创建出楼
院联防、店户联动的“双安”联防联动模式,受到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xx社区依托“夕阳红”义务联防队参与社区治安管理,不间断治安巡逻,给社区创造了平安和谐的良好环境。新安西路社区居住人口少,私营企业比较多,结合此特点,社区充分发挥企业单位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作用,构建了共建联防模式,建立了以社区巡逻队为主、各企业保卫科为辅、全体居民参与的立体群防体系。二是在各社区创建群防群治模式基础上,挖掘载体,丰富“千百十”平安建设联防机制活动。发挥片长、楼长、户长作用,收集社情民意,区域长归纳分类,逐一解决;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社区实行人口登记、统计、计生、房屋出租、劳动保障、教育等业务、帮教“一站式”受理,并建立健全流动人口管理台帐,严格执行以“房管人”的管理机制,掌握辖区流动人口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信息准,不漏管,有效地遏制了流动人员犯罪;张贴楼栋漫画、创办法制板报、街道创办平安之窗法制报、法律知识讲座等形式宣传平安建设工作;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组织治安志愿者齐唱社区平安歌,举办广场文艺演出,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构建平安和谐社区;制作居民邻里守望卡,以楼栋为单位,把每户居民的电话号码印制成册发给楼长,如有突发事件方便居民联系;做好帮教工作,综治专干、户长齐心联手、共筑院落防范墙,关心和照顾本楼栋的帮教对象的生活和工作,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确保本楼栋安全稳定;依托社区技防监控三级平台,治安志愿者每天一排查,加大对社区监控全
覆盖,进一步提高技防、人防相结合的效果,震慑违法犯罪行为,同时为公安机关侦破辖区发生的案事件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
三、“千百十”平安建设联防模式推广成效
一是在所辖各社区全面铺开的“千百十”平安建设联防机制活动被列为郑州市第一批创新社会管理试点。
二是有效化解矛盾。全年共化解矛盾xxx件,解决群众困难百余件。
稳定模式 篇6
电力系统的暂态稳定分析一直是电力系统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目前,主要形成了模型适应性强的时域仿真法和速度较快的直接法。时域仿真法模型适应性强、结果准确,但它的时间开销大,不能定量给出稳定指标而仅作为稳定校验手段[1]。直接法中形成了相关不稳定平衡点(relevant unstable equilibrium point,RUEP)法、势能界面(potential energy boundary surface,PEBS)法、扩展等面积(extended equal area criteria,EEAC)法。RUEP法由于要求解故障后的不稳定平衡点,因此需要寻找一种收敛性好的方法,快速求解不稳定平衡点便成为了焦点[2]。PEBS法沿着持续故障轨迹对系统中所有发电机的轨迹积分,不需要寻找不稳定平衡点,精度则可以通过迭代得到改进,是不错的直接法。EEAC法中的静态EEAC(static EEAC,SEEAC)法由于采取两机等值,极大加快了计算速度,但两机等值的准确性始终受到不少学者的怀疑。后来发展的动态EEAC(dynamic EEAC,DEEAC)法放松了群内同调的假设,分段考虑了互补群内部的非同调性,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计算精度和鲁棒性。但是,这种大步长的Taylor级数展开在精度上还是损失较大,模型适应性不好。最终形成的集成EEAC(integrated EEAC,IEEAC)法,在整个动态过程中采用轨迹聚合技术,具有与数值积分相当的精确性和模型灵活性,可以有效地处理任何复杂的场景和多摆稳定性。但该方法是建立在时域仿真法的基础上的,实质是对时域仿真的结果给出定量的分析结果,计算效率提高不是很高。因此,IEEAC法仅放在了EEAC法的大框架里作为对最后少数稳定临界情况的检验手段[3,4,5,6,7,8]。而在数学算法上,高阶Taylor级数法以其简洁的表达方式、高效的计算性能,成为比较理想的计算方法,赢得了众多电力科研工作者的关注[9,10,11,12,13,14]。
本文在Taylor法的启示下,避免SEEAC法的两机等值的弊端和IEEAC法对每台机都进行时域仿真的低效,从减少模拟微分方程个数的角度推导了多群模式的Taylor级数法,给出多群模式下的电磁功率、功角的Taylor表达式,并结合PEBS法和多群模式Taylor级数法进行暂态稳定分析,验证了方法的合理性。
1 多群等值模式下的电磁功率
假设:发电机采用经典2阶模型,暂态电抗后的暂态电动势恒定;忽略原动机及调速系统动态,机械功率恒定;负荷采用恒定阻抗模型;网络线性,用节点导纳矩阵表示。将网络导纳矩阵收缩到发电机内节点后,则n机系统第i台机的电磁功率为:
式中:δi为发电机转子角;Δωi为转子角速度和同步速的偏差;Mi为发电机惯性时间常数;Pmi为发电机机械功率;Pei为电磁功率,
;Gij+jBij为降阶后系统导纳矩阵中i行j列元素;
为了清晰地展现本文思路,假设n台机分为3群:1,2,…,m机为S群;m+1,m+2,…,p机为A群;p+1,p+2,…,n机为B群(其实对于分组后任何多群,本推导公式思路是相同的,只是形式上稍有不同。极限情况n机分为n群便是不等值的n机系统)。
以S群机组的等值过程为例,S群机组各机的转子运动方程相加得:
式中:δS,ΔωS,MS分别为S群机组的等值角度、等值角速度和等值惯性时间常数,
PmS和PeS为发电机等值机械功率和等值电磁功率,
设i,j∈S,k∈A,z∈B,则S群机组中第i台机的电磁功率为:
等值模式下,每台机转角等于等值机的中心角加偏移角度,当多机分群准确且为理想同调群时,同一个群内各发电机功角间隙在整个动态过程中保持恒定,并且由初始工况的潮流计算得到,任意两机之间的角度差由下式确定:
式中:ξij0=ξi0-ξj0;ξik0=ξi0-ξk0;ξiz0=ξi0-ξz0;δSA(t)=δS(t)-δA(t);δSB(t)=δS(t)-δB(t)。
将式(4)代入式(3)得到:
Pei=HSi+DSAicos δSA(t)+CSAisin δSA(t)+DSBicos δSB(t)+CSBisin δSB(t) (5)
由于S群机组的等值电磁功率为m台机组电磁功率之和,所以S群等值机的电磁功率为:
式中:
同理得到无功功率的公式为:
式中:
可以看到,分群后的电磁功率表达式中有2个部分:第1部分是常数,代表群内发电机之间的电磁功率,同一群内发电机的转角差固定,所以该部分为常数;第2部分是时间的函数,代表群间发电机之间的电磁功率,等值后群间等值角度差是变化的,因此第2部分的电磁功率是时变的。
2 电磁功率导数求取
由Taylor级数法得S群等值机在tk+1时刻的表达式:
式中:δ
由式(2),对S群机组显然有:
由多机等值有功、无功表达得其导数:
P′eS=-DSAδ′SA(t)sin δSA(t)+CSAδ′SA(t)cos δSA(t)-
DSBδ′SB(t)sin δSB(t)+CSBδ′SB(t)cos δSB(t) (10)
Q′eS=CSAδ′SA(t)sin δSA(t)+DSAδ′SA(t)cos δSA(t)+
CSBδ′SB(t)sin δSB(t)+DSBδ′SB(t)cos δSB(t) (11)
显然,计算电磁功率不再存在等值前n机时的递推关系P′eS=-QeS以及高阶递推规律
对(sin δSA(t))(m-k)和(cos δSA(t))(m-k)运用牛顿二项式公式:
以上推导了S群机组的电磁功率的高阶导数,A群与B群机组电磁功率的高阶导数具有相同的形式,仅需将下标轮换一次即可。以上公式是针对机组分为3群时推出的,可以看出对于任意多群机组,以上公式均具有类似的结构。
由式(13)可看出,求取等值机电磁功率的高阶导数时,只需要计算δ及三角函数的导数,即在计算PeS的m阶导数时,仅需要计算δS,δA,δB的1阶~m阶导数及sin δSA(t),cos δSA(t),sin δSB(t),cos δSB(t)的1阶~m-2阶导数(该导数亦可根据δ的导数求出),而无需计算其他量的导数,且δ与PeS的导数相差2阶,因此该递推关系容易形成且计算量不大。
在求取了功角、角速度后,动能、势能及临界时间的求取见文献[6],将公式中相应参数用等值后的参数代替即可。
3 算例分析
本节以新英格兰10机39节点系统为例,运用多群模式Taylor级数法结合PEBS法来求取临界切除时间。
3.1 故障轨迹模拟
以下故障类型均为三相接地短路,i*表示在母线i出口短路,i-j表示切除故障时断开的线路。运用Taylor级数法模拟故障轨迹时,Taylor级数展开阶数为5阶,主区间模拟步长取0.01 s,子步长取为0.005 s。
15*-16支路故障,0.15 s切除故障系统暂态稳定的实验条件下,采用文献[15,16]三取二分群法,发电机分群为:第1机群包含33号、36号、35号机;第2机群包含32号、31号、37号机;第3机群包含30号机;第4机群包含39号机;第5机群包含34号、38号机。
图1、图2分别为由本文多群模式Taylor级数法和时域仿真法得到的转角曲线。
从图1、图2的对比可以看出,采用本文的多群模式Taylor级数法仿真的转角曲线和时域仿真法的曲线有相同的曲线走势,即曲线具有相同的稳定特性。采用本文的多机等值Taylor级数法能正确反映系统的稳定性。
3.2 临界切除时间求取结果
15*-16支路三相接地短路时,采用文献[15,16]分群方法,发电机分群结果同3.1节。此条件下多群模式Taylor级数结合PEBS法绘出的持续故障能量函数曲线如图3所示。采用插值法可以得到临界切除时间Tcr=0.239 s。
图4所示为15*-16支路三相接地短路时,由常规的PEBS法仿真的持续故障能量函数曲线,采用插值法可以得到临界切除时间为Tcr=0.250 s。
同理,在其他支路三相接地短路时,多群模式Taylor级数结合PEBS法可以沿持续故障能量函数曲线得到系统稳定时的Tcr,表1给出了时域仿真法采用实验的手段得到的Tcr。
从图3、图4可以看出,采用多群模式Taylor级数结合PEBS法仿真得到的Tcr与常规PEBS法得到的Tcr相近。从表1可以看出,多群模式Taylor级数结合PEBS法仿真得到的Tcr与时域仿真法得到的Tcr也很相近,误差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3.3 计算效率
10机系统15*-16线路故障时计算Tcr的计算机运算时间如下:读数据及潮流计算时间为282 ms,Taylor级数形成及分群后等值计算时间为1 641 ms,多群PEBS法故障轨迹模拟过程耗时485 ms,总计用时为2 408 ms。在每一模拟步长中,模拟发电机和加速功率的主步长Δt=0.01 s,子步长Δt=0.005 s,整个计算时间是2.408 s(本文编程环境为MATLAB平台,在C语言环境下耗时会变短)。而采用不等值的常规PEBS法(采用梯形法)模拟故障轨迹,因为要模拟较多的微分方程数值解,花费时间比较多,一般要用几秒钟,如15*-16线路故障时常规的PEBS法计算Tcr耗时为7.344 s。
表2给出了10机系统其他线路故障时2种方法计算Tcr的计算机运算时间对比结果。
从表2可以看出,采用常规PEBS法求取Tcr由于要模拟较多的转角微分方程,从而耗时较长,而采用多群模式Taylor级数结合PEBS法求取临界切除时间时大大减少了微分方程的个数,减少了模拟的故障曲线的数量,因此计算效率有很大提高,速度提高了近3倍。
4 结语
多机电力系统的发电机电磁功率可以用分群后的等值参数表达,且该表达式仍具有循环递推的Taylor级数形式,暂态稳定依然具有简洁高效的计算效率。与常规PEBS法相比,多群模式Taylor级数结合PEBS法能较好地模拟故障轨迹和求取Tcr,具有更高的计算效率。算例表明在满足准确度的同时,由于模拟的微分方程的数量较少,计算效率提高了约3倍。特别是当运用于大系统时,简化比例可能更大,计算效率更高。当然,该方法也有局限性,当运用到大系统时,对大系统的发电机进行准确分群是影响本文方法准确性的重要因素,有待进一步研究。
稳定模式 篇7
一、中印两国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模式比较
印度和中国都曾创造过辉煌的经济成就。大约在公元1000年, 两国经济总量之和占世界52%, 其中, 印度占29%、中国占23%, 然而在其后的近千年中, 两国先后被沦为殖民地, 社会发展陷入停滞状态。1947和1949年, 印、中两国先后实现民族独立, 此时均面临着逐步消除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任务, 这使两国在建国初期选择了同样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是, 由于在文化、历史及政治等多方面存在差异, 两国向世界呈现出迥异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径。
从按经济活动划分的GDP增长来看, 总体上, 中国遵循的是传统的工业化路径, 也是东南亚发展中国家普遍经历的发展路径, 即以工业发展 (第二产业) 带动经济整体增长, 随后服务业 (第三产业) 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提高, 在此过程中, 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 逐步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印度则走出了“第三种道路”———其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服务业, 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占GDP的比重一直占据其三大产业之首, 也高于同期中国水平 (见表1) 。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印度储备银行
(一) 两种工业发展模式: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
实际上, 自20世纪80年代起, 印度工业还是取得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印度为什么会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最终呈现服务业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 这与尼赫鲁执政时期 (1947-1964) 留下的系列政治思想遗产密切相关。第一, 尼赫鲁深受英国费边社会主义思潮和苏联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 试图由国家控制钢铁、机械、化学和能源工业发展, 以快速实现工业化, 但其策略本质上是资本密集型的, 忽视了印度的劳动力比较优势, 忽视均衡发展轻工业和基础设施。第二, 尼赫鲁主导下产生的僵硬的劳动法使得企业即使在扩张期也不敢轻易雇用劳动力, 加上甘地主义“保留小规模产业生产倾向”的深远影响, 阻碍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扩张。第三, 尼赫鲁深受英国精英教育的熏陶, 将大量资金投入高等教育, 收到了意料之外的效果 (爱德华.卢斯, 2005) 。印度拥有七大技术研究所和出色的大学体系, 科技实力已经排名世界第三, 拥有大量精通英语的高科技人才。这使得九十年代中期以后, 由软件行业主导、包括信息技术业、电子传媒业、电信业和生物技术等在内的印度服务业飞速发展, 并逐渐在国际竞争中崭露头角, 成为印度经济转型的引擎。
(二) 两种经济增长源泉:消费与投资+出口
与尼赫鲁思想一脉相承的是, 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总体上实行的是进口替代政策 (尽管80年代以后开始放松管制) , 1991年开始, 拉奥政府开始全面解除对内对外经济管制。因此, 本文重点考察了自1992年起三大需求对于两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表明, 最终消费对于印度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大于出口和投资, 在很多年份 (尤其是90年代) 中, 净出口对于印度经济增长的贡献甚至为负, 而同期中国经济增长则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
从国民储蓄、消费和投资的关系角度来分析, 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的表现不同, 印度的国民储蓄率长期维持在20-25%的较低水平 (尽管近年来提高到30%左右, 但仍显著低于一般发展中国家) , 远低于同期中国国民储蓄率;而最终消费率却呈现出相反的情况, 阿肖克.拉希里 (2004) 认为, 从1996年起, 印度经济增长的60%归因于私人消费的带动。
但实际上, 我们并不能否认全球化在印度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印度的服务业和中国的制造业同样从全球化中受益, 特别是2001年以后, 出口在印度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明显, 印度出口货物和服务占GDP比重迅速上升:1990-91财年为7.2%、2000-01财年为14.5%、2006-07财年则上升到20.1%, 正逐步与中国接近, 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得益于发达国家外包行业的不断向外转移。
此外, 印度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一直保持着相当水平, 而同期大多数年份中, 中国却表现出较大的“储蓄剩余”, 二者均表现出与经典发展经济学理论迥异的特征:中印两国都没能找到将国民储蓄转化为生产性投资的有效途径 (普拉迪普, 冯月秋, 2004) 。但是, 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印度在资本利用方面显示出了更高的效率。
二、关于两国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分析
(一) 国家负债状况
印度的国家对内和对外负债一直是困扰其经济转型和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1991年石油危机期间, 印度外汇储备最少时仅有10亿美元, 而外债规模高达838亿美元, 财政赤字占其GDP的比例高达9.4%, 导致严重的财政危机和国际收支危机, 被迫接受“华盛顿共识”, 开始内外经济改革。但是, 印度政府仍然没能很好地解决其高额财政赤字问题, 自90年代以来, 印度政府财政赤字占其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9%, 远远高于同期中国财政负担。巨额财政赤字使其国内始终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威胁。这也部分导致印度储蓄率没有任何长期性的上升 (考希克·巴苏, 2007) 。
从对外负债状况来看, 自1990年国际收支危机之后, 印度一直强调更多利用非债务性的资本流入, 其外债规模也确实有所下降, 但是, 1999年至2007年, 印度债务率 (外债余额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仍一直超过或接近20%;偿债率 (偿还外债本息与当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之比) 波动幅度较大。总体而言, 印度总体外债风险高于中国。
(二) 国际收支及资本账户开放状况
中、印两国均于1994年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 宣布实行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 印度的经常账户多年持续逆差与中国经常账户的持续顺差形成了鲜明对比 (见表2) 。尽管近年来印度货物和服务出口取得了较快增长, 但除在2002-2004年度出现经常账户顺差外, 其余年份均为逆差。
另一方面, 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必然要求通过更多的外部融资来弥补。为避免再次遭受20世纪90年代初外债危机的困扰, 印度政府在此后推进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一直致力于促进非债务性的长期资本流动, 减少对债务性资金流动的依赖, 这一点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总体思路应当说有相似之处。但是, 由于政策导向的不同, 两国资本流入的结构却表现出较大不同。受到对国内工业的保护主义思想的长期影响, 促使印度政府在引入外商直接投资 (FDI) 和证券投资 (Portfolio Investment) 之间, 更加倾向于不直接控制企业经营权的证券投资;而我国则一直将开放外商直接投资 (FDI) 摆在优先位置, 对开放证券投资始终持谨慎态度, 截至目前, 进入我国证券市场的QFII资金规模仍然无法与FDI规模相提并论。
1992年, 印度推出了外国机构投资者制度 (FII) , 允许外国机构投资者投资其股票和债券市场, 且没有投资额度、锁定期和汇兑限制。大量外国投资通过证券投资形势涌入印度, 在2003年以后表现尤为明显, 而FDI却长期不振 (见图4) 。即使是在FDI资本流入创下历史新高的2007年, 印度FDI资本流入也只有254.55亿美元, 仅相当于同期中国FDI现汇流入的20%, 且只比其当年FII资本净流入量高出51亿美元。截至2008年3月, 在印度证券监管部门注册的FII数量已经达到1319家, 证券资本流入在印度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大规模的证券资本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印度的资金需求, 并且在其他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使得印度股票市场在近年成为表现最好的新兴市场之一, 其自2003年中开始大幅上涨, BSE Sensex指数平均年涨幅为43%, 在2008年1月突破20000点。这种外资流入结构或许能够使印度成功应对20世纪90年代以债务性资本流动逆转为主要特征的多次资本账户危机 (如墨西哥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 , 但是, 由于证券投资具有变现快、流动性强的内在特点, 而印度政府并未对此加以限制, 印度的国际收支应该说始终处于威胁当中。据有关统计, 自2008年1月以来, 国际资本累计从印度市场撤出20.15亿美元, BSE Sensex指数已经下跌近一半。
因此, 虽然当前中国外部经济失衡也对宏观经济构成了巨大挑战, 但是, 总体来看,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特别是国际收支的稳定性仍然强于印度。
三、启示与小结
第一, 就总体发展模式而言, 中国在总量和促进就业方面做的更好, 但印度在发展服务业方面做的更好。但从两国发展面临的任务和近年来的发展趋势来看, 两国都需要从对方吸取经验教训, 加快经济转型。印度必须在5个关键领域做出变革:解除劳动力市场管制并结束保留小规模产业生产、重振农业增长、增加基础设施投入、消除经常预算中的财政赤字、全面私有化及贸易进一步自由化 (普拉纳布.巴丹, 2005) 。中国则在经历了持续多年的高增长后, 必须在以下几方面着力进行调整:一是从“出口导向”向“内需增长”转变, 二是从高耗能、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业为中心, 向以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服务业转变, 加大自主创新力度,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第二, 就当前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稳定性而言, 总体而言中国更加稳健, 这得益于中国良好的财政状况、贸易状况和更加谨慎的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实际上, 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各界对于印度资本账户开放的实践是给予高度评价的。从总体上来看, 其在资本账户开放方面遵循着渐进、稳妥的原则, 设有专门的委员会制定完全资本账户自由兑换的改革路线图, 并对完全资本自由兑换设定明确的前提条件, 即坚实的财政基础、经常账户赤字在合理限度、外汇储备充足、低通货膨胀以及健康的金融体制。这一点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的。但是, 印度在开放资本账户交易的优先顺序上, 过度依赖资本市场开放, 导致其难以在新的全球资本流动格局变化中难以安然度过, 这告诉我们, 在任何时候, 根据本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状况, 掌握对本国金融市场的可控性和主动性, 都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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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吴敬琏, 胡季, 陶琲, 丁宁宁, 刘欣如.印度经济发展的成就和问题〔R〕.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赴印考察团, 1999.
稳定模式 篇8
关键词:行为安全管理,高校,安全稳定
人才培养是强国的基石, 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基地在国民建设、社会稳定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维护高校安全稳定工作是新时期新形势下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内容, 也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的中心环节。近年来, 国内外形式复杂多变, 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 给高校安全稳定因素带来更多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 “确保安全稳定”已成为新形势下高校的一项经常性、棘手性工作难题。新时期各高校如何建立维持安全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 确保高校安全稳定已然成为每个教育工作者需要直面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将行为安全管理模式 (BBS) 引入高校安全稳定工作中, 对高校安全稳定工作新模式进行探讨。
一、当前高校安全稳定工作存在困境
高校安全稳定问题作为整个社会稳定“晴雨表”和“风向标”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随着新时期、新环境下不稳定因素的增加, 高校安全稳定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和工作难度。
1.敏感事件多、偶然性大
新时期、新形势下, 高校不稳定因素逐渐增多, 大学生个体、群体事件时有发生。大到国际争端、历史问题, 民族矛盾, 小到个别社会事件等都有可能导致不安定事件的发生。诸如南海局势, 钓鱼岛, 复旦投毒事件等在高校和大学生中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反应。
2.准确把握大学生思想动态难度提高
大学生作为一个新型群体, 一方面乐于勇于接受新鲜事物, 另一方面又极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不坚定, 不冷静, 缺乏全局观。因此, 准确把握大学生思想动态难度加大。其次, 随着经济的发生, 社会的进步, 大学生日益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对社会的认同, 国家统一自强, 买房难, 贫富差距大等社会现象影响范围很广。
3.安全稳定工作盲目, 缺乏指导
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缺乏健全的机制、有效的预防措施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工作的开展更多的依靠紧急会议, 紧急部署, 临事人心惶惶, 临时抱佛脚, 处理相关事件缺乏主动性和指导性。
二、行为安全管理 (BBS) 的概念及管理模式
行为安全管理 (Behavior Based Safety) 是当前国内外采用的先进的安全管理模式, 其核心内容就是从人的不安全行为着手, 促成安全意识的养成, 做出安全行为;过程可以归纳为:行为——诱因——干预——结果——反馈。
行为安全管理运作模式总体上包含: (1) 明确关键行为。通过对以往事件的分析, 确定哪些不安全行为容易发生, 并且容易导致事故, 将其确定为关键行为。 (2) 传达安全行为的要求及正确的实施方法。事先告诉正确的行为和要求, 形成必须安全的先入为主的思想氛围。 (3) 成立组织机构。组织机构是保障, 是管理模式运行的基础。 (4) 观察不安全行为并收集数据。进入一线场所了解一线资料, 对正确的行为给予激励, 对不安全行为出现时进行纠正或指导, 对不能现场解决的问题记录下来。 (5) 理论分析。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 提出解决办法。 (6) 过程干预和结果反馈。适时地调整管理模式, 并对个人行过程干预, 组织不安全行为的发生, 反馈结果, 尽行下一个循环。
三、行为安全管理在高校安全稳定工作中应用的优势
1.明确学生关注的重点, 有的放矢
行为安全管理 (BBS) 要求明确关键行为, 引申到高校安全稳定工作中, 就是要求深入到学生中了解情况, 明确定义那些事件或者内容容易产生不安定的因素, 诱发个人, 群体事件, 就能在第一时间确定应急的级别, 使工作开展有的放矢。
2.从“怎么管学生”到“告知学生怎么做”
事先传达安全行为的要求及正确的实施方法, 也即是管理模式的转变。从事情发生后机械的管理学生怎么去做到事前告知学生应该怎么做, 这恰恰体现了事前预防的基本原理。尤其是在有些事情发生后, 如果一味地想着怎么去隐瞒、遮盖, 就会让虚假信息先入为主, 各种猜测不胫而走, 以讹传讹, 尤为可怕, 必然造成事后再教育付出更大的代价;如果主动说明事情的实际情况, 形成认识此次事件的思维定势, 谎言自然不攻自破。
过程干预的形式多, 效果好
过程干预是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 而高校在安全稳定工作中的过程干预有其自身的优势。相对独立社会环境, 相对较高的学生素质, 纯洁的师生友谊, 畅通的联通渠道都有利于过程干预的有效措施。完善的班级队伍建设, 先进的党支部, 丰富的学生社会团体, 都对学校的安全稳定工作起着巨大的保障和推动作用。
四、行为安全管理模式在高校安全稳定工作中应用的注意事项
1.正确看待日常教育和管理模式的关系
管理模式终究是一种体制, 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 不能取代其他工作的开展;日常教育是实现模式的途径和基础, 二者相辅相成, 密不可分。
2.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走进学生, 了解他们思想动态, 是行为安全管理模式的前提;开展日常教育, 告知正确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举止是基础;进行过程干预, 改变不安全行为的发生是补充和保障, 这三个关键工作的开展都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长期大量细致的工作。
“十八大”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 同样高校安全稳定工作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学准确判断形势、应对复杂局面、深入开展教育工作、驾驭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要求。高校全员动员, 上下一致, 尽职尽责, 必然能够保障高校安全稳定, 为社会的安定团结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刘春阳.当前高校学生安全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电力教育, 2008, (18) .
[2]丁晓羚.试论安全教育在高校安全管理中的运用[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02, (10) .
稳定模式 篇9
“公司+农户”模式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 其最初设想是将公司的资本、技术同农户的劳动力进行有机的结合, 以达到优化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目的。[1]“公司+农户”养殖模式是“公司+农户”模式在养殖业中的应用, 其优化农业资源配置的途径主要有三条:首先, 多数采用该模式的公司拥有独立的品牌和成熟的销售渠道, 加入该模式的农户可以借此销售产品, 降低销售成本;其次, 公司具有固定的生产资料采购渠道, 能够供给加入的农户生产所需的幼雏、饲料等生产资料, 减少农户花费在生产资料上的搜寻成本, 同时, 大多数公司会将这些生产资料赊销给农户, 大大降低农户进入行业的门槛;再次, 公司会派遣技术员对农户进行包括饲养和防疫等方面的技术指导, 有利于帮助农户降低因技术水平不足所产生的养殖风险。随着这种模式的推行, 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养殖业的分散经营模式, 改善了传统养殖业生产的组织管理和规模效益, 推进了养殖产品的深加工和跨区域销售, 促进了传统养殖业的产业升级。
尽管“公司+农户”养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养殖业的发展, 但这种模式目前暴露出一个严重的问题———其契约稳定性较低。以肉鸡养殖为例, 当肉鸡市场价格比契约价格低时, 一些公司会通过压价压级来收购, 有的甚至直接拒绝收购;当肉鸡市场价格比契约价格高时, 农户往往不按契约卖给公司, 而是直接将肉鸡转售到市场, 产生违约行为。[2]目前, 很多研究都表明仅依靠契约治理无法应对“公司+农户”养殖模式所面临的困境, 例如陈灿[3]运用关系契约理论分析得出, 受交易特点、商业环境以及交易主体本身因素的影响, 我国的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的交易更多地依赖于关系治理措施。同时, 万俊毅[4]从交易成本的视角分析认为, 正式契约由于契约的非完全性使契约的执行成本过高而不能确保交易的稳定, 基于互惠、灵活性、有效沟通以及信誉与声誉机制的关系治理能够与正式契约共同作用, 提高订单履约率。关于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之间的关系, 学者之间的观点不尽相同, 有的学者认为关系治理与契约治理之间是替代的关系, 而有的学者则认为两者之间是互补的关系。而本文将借助案例分析“公司+农户”养殖模式中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之间的关系, 以及其对契约稳定性的影响。
二、“公司+农户”模式中治理与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和治理是现今社会科学研究中两个重要的概念, 其赋予研究当代社会问题新的视角和思路。从关系上看, 两者相互关联, 治理的形成必须以相应的社会资本为前提, 社会资本的发展也受到治理水平的影响。[5]同样, 治理与社会资本也为“公司+农户”模式契约稳定性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
1. 关系治理与契约治理
交易的治理分为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其中契约治理 (contractualgovernance) 指通过正式的契约来治理交易的过程, 其内涵为治理交易的各种正式制度, 例如和交易相关的一些法律以及交易过程中签订的一些合同。关系治理 (relationalgovernance) 指通过一些关系性规则即非正式制度来治理交易。关系性规则 (relationalnorms) 意指一些社会过程和社会规则, 其与交易双方的关系相伴而生。其中, 社会过程包括社会交往、信息交流等, 而社会规则包括信任、团结、相互性等。[6]关系治理研究源自麦克内尔提出的关系契约理论和威廉姆森提出的双边治理结构观。
麦克内尔认为, 契约可以被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 (exchangerelations) , 任何交换都包含两类特性:交易性 (transactional) 和关系性 (relational) [7]。受麦克内尔研究的启发,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提出了双边治理结构观。威廉姆森认为在一个交易中同时存在机会主义、有限理性、资产专用性时, 这种交易结构存在交易费用, 为了更好地控制交易费用, 威廉姆森根据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将交易分为六种形式, 同时给出了六种相匹配的交易治理结构 (如表1所示) 。[8]
在“公司+农户”养殖模式中, 公司和农户进行着重复交易, 且市场和行为的不确定性会导致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的产生。另外, 公司和农户都会投入一定的专用性资产。根据表1来看, 这种交易结构适用双方治理结构和关系契约。关系契约承认契约是不完全的, 其以初始拟定的正式协议为基础, 但是并不强调初始协议的参照作用, 交易各方的关系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展的, [9]其核心内涵为基于未来关系价值的非正式协议。[10]因此, “公司+农户”养殖模式中交易能否顺利完成的关键在于公司和农户双方能否形成一个良好的关系契约, 以及能否保持一个稳定的双方治理结构。
资料来源:根据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理论整理。
陈灿在对关系契约理论的综述中发现, 学者对关系契约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关系契约的治理, 即关系治理, 关系治理主要指关系性规则的治理作用, 其运用同样可以达到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弱交易风险的作用, 同时, 他认为“各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关系治理共同保证了关系契约的履行”, 其中, 这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即为契约治理。同样对于“公司+农户”养殖模式来说, 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缺一不可, 因为两者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具有互补作用, 两者相结合能够更好地约束交易双方的行为, 保证契约的稳定性。
2. 社会资本与治理
目前有一些学者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对“公司+农户”模式的契约稳定性进行了研究, 例如徐忠爱[11]依据社会学的嵌入理论分析发现, 通过限制性进入、宏观文化、集体认可和声誉等方式, 嵌入到交易中的社会资本可以增加交易双方的信任, 进而促进双方履约。而赵凌云[12]通过对案例分析发现, “社会资本存量不足或类型欠缺导致了“公司+农户”合作模式发展的问题和缺陷, “公司+农户”模式中社会资本的培育需要处理好正式制度与本土社会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表明, 在“公司+农户”模式中, 治理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
社会资本最早由布迪厄提出, 其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 那些资源是同对某些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 得到公认的, 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 这一网络是同某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 它从集体性拥有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 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13]之后一些学者对社会资本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分类。厄普霍夫 (NomanUphoff) 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14]在治理交易过程中, 认知性社会资本主要包含合作意向和对其他参与者的信念, 合作意向同主体所处社会的价值观、道德标准以及其个人心理相关, 而信念则受其他主体的历史行为和承诺影响, 认知性社会资本可以增强主体之间的信任及合作程度;结构性社会资本主要指各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 主要决定于:第一, 是否存在合作意向;第二, 是否相信其他主体也会合作;第三, 能否有效地制裁和惩罚违规主体。[15]另外, 社会资本具有两个属性, 第一为利己性, 主要指社会资本是拥有者同其他主体相竞争的一种手段, 在交易中, 这种利己性表现为使用者利用社会资本对相关者进行打压;第二为利他性, 指社会资本既会使使用者获得效用, 也会使相关者获得效用。在交易中, 这种利他性表现为社会资本对双方约束作用的提高。
在交易过程中, 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关系治理主要通过对关系性规则的运用来形成信任等社会资源, 这些社会资源可以归结为认知性社会资本, 认知性社会资本有利于促进主体间的合作, 来维持契约的稳定。而契约治理则通过对一些正式制度的运用来治理整个交易过程, 其能帮助交易双方形成结构性社会资本, 在交易中主要通过有效的惩罚措施来达到约束交易双方的作用, 防止双方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 进而保证契约的稳定性。
三、两种治理的作用机理
目前, “公司+农户”模式在养殖业中的应用很普遍, 但是, 不同的公司和农户之间采用的治理方式有较大区别, 有的公司和农户之间仅使用关系治理, 有的则使用了契约治理, 也有的同时使用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下面将通过对应的3个案例来分析不同的治理方式产生社会资本过程的差异, 以及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对养殖业中“公司+农户”契约稳定性的影响。
1. 单纯使用契约治理 (1)
目前, 在大多数“公司+农户”养殖模式中, 公司和农户之间仅使用契约治理。然而契约治理所形成的结构性资本存在缺陷, 其约束作用有限, 往往无法有效抑制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
广西和丰公司在2002年成立, 现在公司的规模肉鸡每年出栏量为800万羽, 拥有合作农户600多户。和丰和农户的合作方式为, 公司以赊销的方式向农户提供种苗、饲料、兽药, 最后回收农户的鸡进行结算。公司要求农户交纳订金, 并具有规定的养殖条件 (1平方米的养殖密度为15只鸡, 还必须有运动场地, 鸡舍距离公路要50米以上) 。和丰会和农户签订养殖合同, 其核心内容为公司给农户保价, 进鸡苗的时候双方会在合同上下好定价, 等收鸡的时候按照这个定价来收鸡。当市场价格低于契约价格时, 农户要求公司按契约价格收购;然而, 当市场价格高于契约价格时, 农户往往会违反契约的约定, 将鸡卖到市场来获取更多收益。由于公司和农户在养殖过程中都有投资, 鸡的产权界定不清楚, 因此公司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权益的成本过高。最终, 公司往往只能以断绝合作来作为惩罚措施。
公司和农户之间所签订的合约使公司和农户就一些交易的主要问题达成共识, 形成了基本的交易行为规范, 同时契约受法律保护, 对交易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力。这种契约治理通过对正式制度的运用形成了结构性社会资本。然而, 农户偷卖鸡的现象经常出现并屡禁不止, 证明这种结构性社会资本存在缺陷, 其对农户的约束作用有限。究其根源, “公司+农户”经营模式存在短板。在一些农户卖鸡给公司以外主体的违约案件和纠纷中, 有的案件裁决结果为鸡属于公司, 农户的行为是违法的;也有一些案件的裁决认为鸡属于农户, 农户具有自由处置的权利。结果出现分歧是因为双方在生产过程中都有投入, 鸡的权属难以确认。由此可见, 这种经营模式的缺陷完全指望法律解决不现实。在行情好时, 公司和农户利益分配不均;在行情差时, 农户违约成本又太低, 这才导致类似事件时常发生。
2. 单纯使用关系治理 (2)
在“公司+农户”养殖模式的治理中单纯使用关系治理能在交易之初构建出认知性社会资本, 但是其无法遏制公司的越轨行为, 往往使交易成为一锤子买卖。同时, 从社会资本的利己性角度来讲, 社会资本在交易双方之间的不平衡也给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创造了条件, 破坏双方治理结构的稳定。
宁夏某养殖园区为“公司+农户”经营模式, 农户来自于山区移民, 年龄在50岁~60岁之间, 他们缺乏进城务工的能力, 迁入村的村书记为了改善他们的生计, 同其认识的一个养鸡场的经理商议建设了一个养殖小区, 旨在扶贫创业, 村书记亲自动员村民参与养殖活动。基于对村书记的信任, 一些村民进驻小区开始养鸡。公司提供鸡苗、饲料, 养成后再由公司统一销售。然而农户和公司之间并没有签订合同, 只是以口头协定的方式约定了一些基本事项, 如公司承诺农户按11.5元一只的价格供给鸡雏, 但由于小区建设没有如期完成, 使得育雏时间延长从而成本增加, 于是公司将鸡雏的价格直接提高到20元一只, 极大地增加了村民的养殖成本。同时, 公司向农户承诺一只鸡最少让他们挣10块钱, 但在一期养殖结束之时, 双方对一只鸡挣10块钱的理解产生了分歧。公司解释说一只销售出去的鸡能挣10块钱, 而农户理解的10块钱是鸡雏的数目乘以10才是最终的收入。最后交易在各方的协调之下按照公司的标准进行结算, 但由于在养殖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死鸡和病鸡, 农户基本都处于赔本状态。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种关系本位社会, 案例中公司和农户之间通过移民村的村书记的关系网络进行关系治理, 形成了一定的信任及合作意向, 即认知性社会资本, 这为双方的合作打下了基础。但是, 认知性社会资本有着明显的缺陷, 在传统乡村伦理式的背景之下其往往只能起到促成合作的作用, 而对活跃于市场体系下的和公司类似的法人主体的约束作用尤为弱小。如果公司和农户之间没有正式契约, 法律等正式制度就无法对交易进行有效地保护, 导致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同时, 没有标准的灵活性使双方的关系从合作向竞争转变, 双方的社会资本从利他性向利己性转变。同时农户和公司的社会关系网络和资源相差较大, 虽然农民成立了一个合作社, 但是这个合作社基本是个空壳, 相对而言, 公司具有更宽广的社会关系网络, 形成较强的社会资本并对农户形成压制, 造成了现实中交易地位上的不平等, 这也给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创造了条件, 破坏了双方治理结构的稳定。
3. 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的结合 (3)
从社会资本的利他性角度来看, 关系治理形成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和契约治理形成的结构性社会资本的结合能够使交易同时具有约束力和灵活性。从社会资本的利己性角度来看,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出现可以提高农户的社会资本, 使农户可以和公司平等对话, 形成双方治理结构。
温氏创建于1983年, 是由温北鹏等7户农民集资建立。温氏模式是全国“公司+农户”养殖模式的典范, 2012年, 温氏集团上市肉鸡8.65亿只、肉猪813.9万头、肉鸭1437万只, 实现销售收入335亿元。温氏集团现有合作农户和家庭农场5.59万户, 2012年全体农户和家庭农场获利36.56亿元, 户均获利6.69万元。在这些年中, 温氏同农户的合作可以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86年~1996年) :单纯“公司+农户”养鸡模式。温氏以养鸡起家, 长期考虑农户利益, 和农户之间“五五分成”。温氏以农户利益为首要, 实行保价回收, 确保农户饲养每只肉鸡有1元到1.5元的获利。这一阶段温氏与农户精诚合作, 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第二阶段 (1997年~2006年) :采用“公司+农户”模式进军养猪等其他行业, 并经受“非典”、禽流感的考验。温氏不仅与农户利益均沾, 而且在面临风险时主动多担。如在1998年香港受禽流感影响时, 公司在每天亏损的情况下仍对农户进行补贴;同样在2005年遭遇禽流感时, 公司在最后一个季度的鸡产业亏损达3亿元左右, 但仍保证农户的收入每只鸡高于1元。同时, 公司在这一阶段建立起了二次分配机制, 年终结算时, 如果农户的年平均收益低于社会同行的平均利润水平, 公司将以补贴形式返回农户;另外公司还设立风险基金, 如果农户在饲养中遭遇洪涝、台风、疾病等灾害而损失严重时, 公司将给予补贴, 保证农户的可持续生产。
第三阶段 (2007年至今)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法》实施下的“公司+农户”合作模式。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法实施背景下, 农户维权的意识逐渐增强, 一些农户联合起来, 成立协会与温氏讨价还价, 维护的自己权益。2007年10月9日, 河源市百家姓养鸡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 其成员都为与温氏合作的农户。他们认为, 温氏同养户之间没有正式合同, 公司完全掌握了养户的利益。于是, 经过一番谈判, 温氏同意同农户签订合同, 切实地维护了农户的合法权益。
目前, 为了保证农户履行契约, 温氏制定了“流程价格”合约。“流程价格”下公司出售生产资料的价格和收购养殖产品的价格通常高于市场平均水平, 进而接受“流程价格”的农户的生产成本也就高于其他生产者的产品, 这使得和公司合作的农户的产品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 而只能高价出售给公司, 抑制了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种价格体系通常也称为“虚拟高价”, 是在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种治理模式。
案例中温氏与农户之间的合作分为3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 温氏刚起步, 同农户的合作中使用了典型的契约治理。在第二阶段, 由于养殖的生态环境和市场环境都发生剧变, 契约治理无法适应这种挑战, 于是, 温氏和农户开始在契约治理的基础上进行关系治理。在第三阶段,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法》的颁布实施提升了农户对自身话语权的需求, 参与“公司+农户”养殖模式的农户成立了农民专业组织, 同公司之间形成双方治理结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 温氏和农户之间创造性地使用融合了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的“流程价格”进行治理,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 关系治理形成认知性社会资本。从表面看, “流程价格”合约背离了市场规律, 是一种不平等合约, 因此温氏首先需要通过信誉和实力使农户相信这种“虚拟高价”不是一种欺诈行为, 温氏通过关系治理实现了这个目的:第一, 温氏与广大农户在相互了解的基础形成认同关系。在遭遇“非典”、禽流感等风险的时候, 温氏能够理解农户的需求并承诺农户饲养单位畜禽的最低利润, 农户深知公司的付出。第二, 温氏在与农户合作的20多年中, 非常注重企业声誉的建立。由于温氏在农户群体中建立了不亏待农户的声誉, 如长期信守“风险多担、利益均沾”的分配准则, 与温氏合作的农户越来越多, 农户数量从1986年的5户增加到2012年的5.59万户。第三, 建立风险基金和二次分配机制, 这使农户经营风险相对降低。[16]在以上的治理措施之下, 农户同温氏产生了充足的合作意向和信念, 即形成了认知性社会资本。
(2) “流程价格”形成结构性社会资本。温氏和农户在形成认知性社会资本的基础上进一步达成“流程价格”合约, 温氏的“流程价格”是一种“虚拟高价”, 农户从公司获取的生产资料的价格会高于市场价格, 导致农户的生产成本高于市场上其他主体, 进而无法在市场上自由销售, 因此, 农户只能将鸡卖给温氏, 这种“虚拟高价”增加了产品的专用性和对农户的约束力, 使公司和农户之间构建出相对完备的结构性社会资本。这不仅对交易双方保持了约束力, 而且也使交易具有了灵活性 (约束力是指交易双方都会按照合约进行交易, 对于公司来说, 这个合约是有利的, 自会积极遵守;对于农户来说, 这个合约有较强的约束力, 农户不得不遵守。灵活性是指这个合约脱离了市场价格, 不会受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 是一种灵活的交易模式, 能够大幅度减少交易主体的有限理性) 。但是“虚拟高价”法仅仅从单方面较好地解决了参与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 其无法对企业形成有效的监督, 并且使农户在交易谈判中的地位恶化, 当企业由于经营不善等原因违约时, 农户遭受的损失被放大了。缺乏有效监督的“虚拟高价”法在国内还往往被不法分子利用, 打着订单农业的幌子欺骗、坑害农户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 提高农户的谈判地位有利于交易的稳定, 但是, 农户一盘散沙具有较少的社会资本, 而公司因为拥有较强的社会关系网络而集聚较多的社会资本, 这种社会资本的不平衡使农户和公司之间缺乏平等对话的机会, 无法形成稳定的双方治理结构。
(3) 农民专业组织平衡社会资本。在案例中温氏与农户合作的第三阶段可以看出, 农民专业组织的建立使农户之间紧密合作, 拥有了同公司讨价还价的能力, 这种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提高了农户的社会资本, 有利于双方治理结构的稳定。
4. 讨论
在案例1中, 公司和农户之间只是单纯地使用了契约治理, 形成了以正式制度约束为主的结构性社会资本, 但是其对养殖户的约束力较弱, 无法保证契约的稳定性。在案例2中, 公司和农户之间单纯地使用了关系治理, 形成了以信任为主的认知性社会资本, 但是这种社会资本对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的约束力较弱, 也使交易的治理处于困境。在案例3中, 公司和农户之间的合作在经历了3个阶段之后, 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并重的温氏公司与农户之间达成了“流程价格”合约, 形成了关系契约, 成功地构建出了完备的社会资本, 使整个交易在灵活的前提下也具有相当的约束力, 不仅抑制了行为过程中的有限理性对交易的破坏, 而且降低了市场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对交易的影响。同时,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建立也促进了农户和公司社会资本的平衡, 保证了双方治理结构的稳定。
四、结论及建议
从案例分析来看, “公司+农户”养殖模式交易的治理需要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的并重, 两者不可偏废, 因为两种治理所形成的社会资本有所差异, 且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关系治理能够形成认知性社会资本, 其可以使农户因为长期合作期望而摒弃违约行为, 有利于促成并维持双方的合作。而契约治理能够形成结构性社会资本, 有利于约束双方的行为, 特别对于公司这种法人类型的市场主体具有良好的约束力。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 有两种情况会导致“公司+农户”养殖模式契约的不稳定:第一, 社会资本结构不完善会使契约不稳定, 即仅有结构性社会资本或认知性社会资本都无法确保契约的稳定;第二, 交易双方社会资本的不平衡会影响双方治理结构的形成, 进而也会导致契约的不稳定, 只有通过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的同时作用以及一些农民专业组织的参与才能培育出功能完整和结构平衡的社会资本。因此, 特提出以下三个建议:
1. 制定规范型契约
由于农业兼具公共性和私人性的双重属性, 其契约条款同其他契约区别较大, 但是目前专门规范农业契约的法律比较少, 需要进一步完善。另外, 应当对公司和农户交易过程中的契约制定进行监管, 有利于双方形成一个合理的交易治理框架, 构建出结构性社会资本。
2. 积极构建信任
公司应当在契约治理的基础上, 通过乡村社会网络同农户积极互动, 通过互惠、信息交换等方式构建信任, 形成认知性社会资本, 提升双方对未来合作价值的良好预期, 最终使双方能够积极地自我履约。
3. 提升农户组织能力
稳定模式 篇10
改革开放至今,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奠定了以农户家庭为农业生产基本组织单元的地位, 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性,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随着农业的发展, “小农户、大市场”的矛盾逐渐尖锐。发展新的农产品营销模式是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面临的新问题。现实中农户与其他经济主体联合进入市场的合作营销模式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产品营销创新, 而“龙头企业+农户”的合作模式是我国农产品营销的主要模式。然而, 这种新的合作模式却极不稳定, 合作过程中存在大量的渠道投机行为。本文将对影响“龙头+农户”渠道稳定性因素进行探讨, 然后在提出对策。
二、影响“龙头企业+农户”渠道关系稳定性的因素
1. 合约的不完整性
任何的合约都是不完整的, 合作双方在指定合约时不可能将将来会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写在合约中。在“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中, 合约也存在不完整性, 它的不完整性主要表现在:首先是签约双方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龙头企业掌握着农产品营销的渠道终端并且长期面临着市场, 掌握了大量的市场信息, 而且大多数龙头企业市场经济意识较强, 也更通晓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法律法规, 因而在与农户的交易中处于优势地位;而大多数农户市场意识和风险意识淡薄, 经营规模小且高度风散, 由于资金、技术力量薄弱, 捕捉市场信息的能力差, 使农户在与公司的谈判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签订的合约, 势必有损农户利益。其次是维护合约的高成本。农户生产的自然风险和由交易不确定性导致的市场风险, 必然增加市场交易费用。如果农户违约, 龙头企业在决定是否请求第三方机构规制对方行为时, 它面临着一个成本收益的权衡。龙头企业的收益是单个农户的赔偿, 成本是诉之法院的费用。对于单个农户来说, 与龙头企业的交易量比较小, 故而胜诉的收益相对较小;但是, 每次诉讼都一些固定开支, 成本反而比较大。所以, 在农户违约后, 龙头企业的理性选择往往是“沉默”。如果龙头企业违约, 此时农户同样面临成本收益的比较与决策。单个农户交易量小, 诉之法院的收益也小, 诉之法院的成本却同样高昂, 往往是单个农户难以承担或不愿意承担的。所以, 农户往往是以小对大, 忍气吞声。契约对双方的约束力弱使得“龙头企业+农户”这种组织形式极其不稳定。
2. 资产的专用性和产品的专用性
首先, 农户和龙头企业资产的专用性对渠道关系的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现实情况是, 龙头企业在营销渠道和生产加工等方面同样具有资产专用性;而农户在地理区域、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等方面具有资产专用性, 这导致了不同情况下龙头企业和农户双方都有可能产生违约行为。例如, 在猪肉价格上涨的时候, 生猪养殖户采取把生猪卖给出价更高的贩卖户等机会主义行为;而当猪肉价格下跌时, 龙头企业往往会采取压级、压价等手段损害农民的利益。可见, 资产专用性直接影响着“龙头企业+农户”渠道关系的稳定性。
其次, 农产品的专用性也对渠道关系的稳定性有较大影响。产品专用性是指农户按商品契约规定生产出来的产品, 如果不按约定卖给契约方, 就可能受到较大的损失。产品的专用性又容易引发龙头企业或农户的“敲竹杠”行为。当农户生产的产品体积大、理化性质不稳定, 销售半径较小, 销售时间较短, 用途特定, 其市场需求面越窄, 产品生产出来后再寻找其他买主的可能性就越小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引发龙头企业的“敲竹杠”。反之, 则会引发农户的“敲竹杠”的行为。因此, 农产品的专用性对行为“龙头企业+农户”营销渠道关系的稳定性有着显著的影响。
3. 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
在面临风险时, 龙头企业或农户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纪人为了回避风险往往选择违约。在合约签订之后, 如果不考虑这些风险因素并规定相应的风险分担措施, 很容易导致合约双方的违约。比如, 当出现洪涝、干旱等不可预见的自然灾害, 农民的生产成本超出合约价格时, 如果仍要求农户按合约价格出售农产品, 农民将承担全部的市场风险。这时候, 农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会选择违约。同样, 对龙头企业来说, 由于市场对农产品质量、规格和标准的提高等原因, 而导致的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发生较大变化, 如果要求企业仍然按合约价格收购的话, 企业将承担全部市场风险。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 企业也会选择违约。因此在以契约为纽带建立的“龙头企业+农户”产业化经营模式中, 当合约一方面临不确定性风险而又缺乏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时, 违约行为就会频繁发生。
摘要:“龙头企业+农户”的农产品营销模式是我国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的重要的农产品营销模式。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这种营销模式存在着大量的渠道投机行为, 稳定性较差。本文将对影响这种营销模式渠道关系稳定性的因素进行探讨, 并提出相对应的对策。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渠道关系,农产品营销模式
参考文献
[1]赵晓飞, 李崇光.“农户——龙头企业”的农产品渠道关系稳定性[J].财贸经济, 2008 (02)
[2]庄贵军.中国企业的营销渠道行为研究[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