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精神

儒家精神（通用10篇）

儒家精神 篇1

0 引言

中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张岂之先生指出:“苏武是中国西汉时期‘国格’的倡导者和实践者。”(1)笔者认为,这一论断不仅是对苏武爱国精神的一种历史定位,也揭示了苏武精神和儒家学说之间的一种历史渊源关系,儒家伦理成就了苏武精神,苏武精神提升了并彰显着儒家伦理。

1 苏武爱国情操与民族气节

苏武(前140─前60年)字子卿,陕西武功人,官拜典属国,赐爵关内侯,是西汉时期杰出的外交家和民族英雄,他受命出使匈奴羁留十九年,却始终持节操守、不辱使命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震撼古今。

西汉初年,北方匈奴经常南侵,汉朝鉴于国力不强,采取和亲政策换取短暂“和平”,以休养生息,积蓄国力。到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全面反击匈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此后双方时有局部战争,多次互派使节彼此暗中侦察,也互扣使节多批。公元前100年,且鞮刚刚立为单于,唯恐受到汉的袭击,就全部送还汉使。礼尚往来,汉武帝遂派遣苏武以中郎将身份出使匈奴。

公元前100年(汉武帝天汉元年),苏武奉命持节与副使张胜、假使常惠,募士百余人出使匈奴,顺送扣留在汉的匈奴使者回国,赠以厚礼,以示答谢和修好之意。正当苏武完成使命准备归汉之际,适逢副使张胜瞒着苏武卷入匈奴内部谋反事件泄露。当苏武得知副使张胜卷入的匈奴内部谋反事发后,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国家的荣誉,“见犯乃死,重负国”(《汉书·苏武传》),当即以自杀来维护国家的尊严,时被张胜、常惠劝止。当卫律召武受辞时,苏武再次引佩刀自刺,以至“气绝、半日复息”,在卫律等的抢救下才挽救了生命,再次体现了苏武以民族尊严为重的气节和以死殉国的决心。单于敬其忠烈,诱逼其降,苏武不屈。单于发怒,先将苏武幽禁于地窖中,绝其饮食,苏武以旃毛和雪而咽,得不死。单于又将他远徙至北海(今俄国贝加尔湖)牧牧抵公羊,声言待到公羊生乳,方许放归。苏武在冰天雪地、荒凉寂寞、无衣无食之境,挖野鼠、吃草籽、掘草根以充饥,牧羊时手持汉节,节旄尽脱仍不释手,始终不辱使命。汉昭帝时复与匈奴和亲,请匈奴遣返汉使,单于诡称苏武已死。后汉使探知实情,声言汉天子在上林苑射得大雁,雁足系有苏武所写帛书,云在某泽中。单于不得已,交还苏武等九人,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返抵长安。时苏武在匈奴已十九年,当初壮年出使,回来时须发尽白。

苏武不曾领兵于阵前斩杀敌众,也不曾开疆拓土弥望无边,然而这位使臣身上所具有的持节操守、不辱使命、忠于国家、宁死不屈的精神,并不逊于任何一个汉家民族英雄。在匈奴,面对卫律的不公平审讯,他以“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表现出对汉朝的忠心。面对冰天雪地,他决不放弃,啮雪咽旃,矢志不渝,以求完成使命。面对故友李陵言其家庭兄长蒙冤被害,弟弟被逼服毒,“老母终堂,生妻去帷”等不幸,他断然答曰:“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愿无复再言。”(同上)简短的言辞包含着不容置疑的决心。在苏武那里,万物可变,汉家节义则生死相随,与日月同辉。即使归国之后未受到与匈奴提供的可相提并论的厚待,苏武也丝毫未有懊悔之意,坚守着对国家的忠心,展现着高尚的节操。

2 儒家伦理铸就了苏武精神

苏武所具有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从其思想源头来看,主要是儒家伦理铸就的。

两千多年来,由孔子所创,孟子、荀子等人所发展的儒学,亦称孔孟之道,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与核心。所谓孔、孟之道,就是引领人“效法天道,以立人道。体现人德,以合天德”的大道,其对中华民族人格的形成一直起着决定作用,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思想基础,是中华民族处世立人的精神支柱。

孙中山先生曾说:“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2)也就是说,大凡意志、毅力之培养,其背后必然需要有一坚定不移的信念做为基础,而任何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之孕育,则是源自对一种价值观与道德标准的体悟、信奉与坚持。苏武人生的价值追求,就是源自儒家的道德理想与价值诉求。

苏武生当汉景帝之末,其成长时期,正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际,而苏武出身官宦之家,自幼所习,当以五经为本,其思想必然深受儒学之熏陶。据考证,苏武自幼所学,主要是《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价值观与道德标准影响和决定一个人信念和言行,当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集中深植于内心时,必然能逐渐蕴酿而升华成为一股无形的能量,这股能量,孟子称之为“气”。而一个人的“气”一旦蕴酿成功,定当转化为大无畏的精神及一股坚强而持恒的无形毅力。苏武壮年奉使北国,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危难,十九年受尽折磨,却始终不移大志,很明显,应缘自于他对儒家思想的体悟与坚持,进而深化为强固的信仰,再升华而成为孟子所说的凛然“正气”。秉持着这种凛然“正气”,苏武自然也就能展现出其大无畏的精神,孕育出一股持恒而坚强无比的毅力,成就其千古不朽的志节。因而可以这样认为:儒家伦理铸就了苏武精神。

3 苏武秉持并提升了儒家伦理

儒家伦理成就了苏武精神,而苏武又以自己的人生践行、彰显并提升了儒家伦理。

《论语·卫灵公》载: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受孔子儒学“生命价值观”之熏陶,历史上造就了无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勇往直前的体现儒家理念而流芳千古的仁人志士,成为人们世代景仰、崇拜的伟大人格之典范,苏武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

历史上,道德有两种彰显的方式。一种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述,如《大学》、《中庸》、《孝经》、《忠经》等。另一种是用人生行动来体现,苏武就是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民族气节”这个概念,践行了儒学伦理的道德价值。客观的讲,一个固守职份,一再坚拒利诱,无视威吓,且不畏死亡的人,已堪称不世出的人中之杰了;而能经得起长达十九年恶劣环境和孤独的煎熬、考验犹不改其志节,若非具有超人毅力的所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其谁能之?两千年前受命出使匈奴的苏武,他全做到了。无怪乎班固为苏武作传,于文末赞曰:“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苏武有之矣。”苏武在艰困、险恶中所体现的忠贞之节操,所树立的千古不朽之典范,正是维系中华文化中最为珍贵的精神文明长达两千多年的孔子儒学思想之充分体现,是对儒家伦理的价值追求的完美彰显。

不仅如此,苏武还以自己的人生丰富了儒家“人学”思想的内涵,将儒家“人格”提高到了“国格”的高度。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群体意识,其思想基础是国格而非人格。张岂之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研究儒家学说时,认为先秦儒学只有人格观念,所以先秦儒学可以称为人学。(3)在中国思想史上,“国格”观念的提出,是中国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以后的产物,经秦统一六国,一直到西汉时期,才提出并践行了“国格”观念。董仲舒所讲的“无辱宗庙,无羞社稷”(《春秋繁露·竹林篇》),强调了对西汉王朝的忠心。司马迁在其不朽名著《史记》中,讲了一句名言:“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他在《蔺相如传》中对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言行给予了高度礼赞,这些就是最早的“国格”观念。苏武持节出使匈奴,在副使张胜参与匈奴内部谋反事发之后,先后两次自戮,两次拒降,表现出他处处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始终把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在人迹罕见、无衣无食之境,苏武挖野鼠、掘草根以充饥,牧羊时手持汉节,节旄尽脱仍不释手,始终不辱使命。十九年受尽折磨,却始终不移大志,这是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以张先生将苏武定位于“中国西汉时期‘国格’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也就意味着:苏武用自己的人生,从实践的层面,拓展了先秦儒学的空间,提升了先秦儒学的层次,将“人格”发展到“国格”的高度。

4 苏武精神弘扬了儒家文化

历史上苏武精神的激励、教诲和感染功能,实质上是对儒家文化精华的弘扬。

孔子所创立的儒学,不仅重视理论上的阐述,更注重理念的力行和体现。蔡仁厚先生在其《孔孟荀哲学》绪论中,特别论及“儒家学问的特质”,认为“儒家学问重实践,而不习惯于作概念性的思辩和知识性的论证。所以,儒家之学应该是行为系统的学问,而不是属于知识系统的学问。儒家重视所学的与所做的通而为一,所知的与所行的打成一片,因此主张学行合一,知行合一。这都是重实践的表示。”(4)这种说法,是符合孔子的儒学精神的,孔子的儒学实质上就是一种教人如何经由“伦理”的落实与“道德”的体现,来充实并圆融现实生活,光耀精神生命的无上价值。

苏武为了民族尊严而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为了国家利益而无所畏惧的民族气节,无限忠于国家和民族的爱国情操,两千多年来一直受到世人敬仰和称颂,并升华为一种民族精神,感染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历史上的精忠报国的岳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辛弃疾等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的英雄壮举,以及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陈子昂“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苏洵“贤者不想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忧国、忧民、忧天下之志,无不受到苏武精神的感染和熏陶。而苏武精神实质上是儒家道德价值的典型体现,歌颂和传播苏武精神与气节,实际上就是对儒家文化精华的一种弘扬。

综上所述,苏武精神的实质,就是爱国主义;苏武作为一种道德符号,实质上就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在发掘中华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今天,发掘苏武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所蕴含的道德价值资源,并加以现代转换,对于强化儒家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作用,无疑具有积极的现代意义。

摘要：苏武精神的实质是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儒家伦理是苏武精神的思想基础,苏武以自己的人生践行、彰显和提升了儒家伦理。

关键词：苏武精神,儒家伦理,关系

参考文献

①转引自苏振武主编:《汉之魂:苏武精神及其当代价值》序言,第2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②见孙中山先生1924年1月27日在广州所讲授「民族主义」之第一讲.

③转引自苏振武主编:《汉之魂:苏武精神及其当代价值》序言,第2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④蔡仁厚.《孔孟荀哲学》,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

儒家精神 篇2

“人”与“天”――前期儒家与自律精神的确立

摘 要：前期儒家可区分为“原儒”、“汉儒”两个阶段。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儒将史前、史初时期的原始自律精神扩展至与人以及人的活动相关的各个领域，主张由“人”向宗教和宗法之“天”的皈依，于是在确定主体性的同时便消解了主体性;其大力提倡的“自律”最终也就不可避免地转向为“律人”或曰“它律”。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家，更强调“以天为律”、“天主人从”;由此，不仅巩固了先秦儒家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的既有倾向，而且促成了儒学和神学的进一步结合。作为其直接的结果，是神学的儒学化和儒学的神学化。所有这些，从根本上进一步颠覆了中国文化深层意识结构中人的主体性地位，消解了原始宗教和原儒文化中原本就已经很脆弱的人本意识和主体精神，使中国文化它律性的自律传统进一步得到肯定乃至强化;而起源于原始宗教、滥觞于原儒文化中的自律精神，自此亦成为封建社会中长期具有支配性地位的主体精神和文化精神。

关键词：原儒 汉儒 主体 自律 精神 文化

在中华民族从蒙昧到文明的第一次社会文化转型中，以史前、史初时期的原始宗教为母体，逐步形成了关于“天”与“人”的原型观念以及建立在这种原型观念基础之上的文化模式。在这种原型观念和文化模式中，一方面“天”与“人”分处于二元对立结构的两极，由此孕育和建构了最原初的主体和主体性观念;但另一方面，“人”的观念本身就缺乏个体性和平等意识。加之在人与“天”的关系中，“人”并不具有真正的对等性――“人”被理解为须经由自身的努力而向“天”趋同，于是，这种对于主体的建构便一开始就包含着逻辑地消解着主体的内在矛盾。这一命定的、或曰带有原型意味和内在悖论的主体性观念，在尔后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发展中，得到进一步体现。

在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中，儒家文化的兴起恐怕是自原始宗教文化滥觞以来又一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中国此后长达2500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儒家文化逐渐占据正统地位，并成为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历史。

无论从观念体系还是从实际形态看，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文化的发展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形;但从历史转折和文化变迁的角度分析，儒家思想文化的发展以魏晋为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儒家始于先秦而终于两汉;其基本的发展脉络，可以概括为“从儒者、儒学到儒教”。后期儒家起于魏晋而盛于宋明;其基本的理论走向，可以概括为“从玄学、理学到心学”。

由于后期儒家交汇于魏晋以后三教互补、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潮流，其间的文化变迁和主体精神流变，主要体现为儒释道互动互补和自律传统的进一步理论整合化;因此，这里暂且搁置不论而着重探讨前期儒家与自律 传统的确立问题。

一、原儒阶段(春秋战国)

所谓原儒，这里主要指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经典儒学。而原儒文化，则就是以孔孟经典儒学为根基的早期儒家文化。

先秦时期是中国由奴隶社会而至封建社会的转型期，也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文化、以及其他一些十分重要的思想文化学派或传统的孕育期和赋形期。就先秦时期思想文化发展的总体走向而言，可以概括为“非中心化”或曰“边缘化”。其特征之一是西周官学的瓦解、春秋私学的发端、以及战国诸子百家的兴起。

西周时期，“土地国有”、“宗子维城”、“学在官府”构成了西周社会的三大支柱。以周氏族为首的氏族贵族联盟不仅以“国有”的形式占有土地，以“宗法”制度维系政治统治，而且以“官学”的方式垄断思想意识的生产。春秋时期，随着土地私有化过程的加剧，氏族组织的解体，以及新兴地主阶级、平民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代表“贤人”的出现，经过近六、七百年之久的酝酿，终于在春秋战国之交完成了“学术下于私人”的转化，作为这一转化的划时代标志，是孔墨显学的创立。战国时代，自春秋以来所开始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非中心化和下移运动进一步加速，出现了“陪臣执国命”、“商贾出于王之市”和“士无定主”等政治、社会变革现象。于是诸子百家群起，形成了官学衰微而民间私学鼎盛的局面。而儒家学说和思想文化，则是始终与这一非中心化过程同步、并体现其基本精神的主要私学派别和文化。

谈到儒家的思想及其源流，过去的学者较多注意到商周以来的思想影响，而较少探讨其与原始宗教文化的关系。但是事实上，儒家文化尤

用儒家精神 建立幸福品格 篇3

杨立华 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哲学史、儒学、道家与道教，近年来主要着力于宋明哲学及魏晋哲学的研究。

◎儒家文化是一种追求幸福感的乐感文化

儒家的精神气质实际上是一种乐感文化，它与基督教的罪感文化以及佛教的苦感文化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也就是说儒家看待世界的目光跟基督教、佛教看待世界的目光不一样，儒家看待世界的目光是春天一般的，看到的是一个充满着温暖和生生不息的世界。从乐感文化角度来说，甚至可以把整个儒家精神概括为一种幸福的境界。

◎“愉悦”与“快乐”是两种不同的幸福感受

《论语》第一句话讲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通‘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无论是“悦”还是“乐”都跟幸福有关。但是，在哲学意义上，“悦”和“乐”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首先是时间上的区别。愉悦和快乐哪个更持久？答案很清楚，当然是愉悦，你可以在愉悦中待一天，也可以在愉悦中待一年，如果你足够幸运，你的德行跟颜回、孔子一样高，可以在愉悦中待一生，这是非常持久的东西。但是“乐”不同，快乐是短暂的，钱钟书曾说“快乐快乐，凡是乐必是快，凡是乐必是短暂的。”听一个笑话，你哈哈大笑，笑三五秒都很正常，要是笑上十天半个月，正常人都得绕着走。所以快乐是短暂的。

其次是来源的不同。“快乐”总是来源于某些具体的对象；而“愉悦”来源于我们对生活整体的感受。生活的整体是没有办法对象化的。什么叫对象？我拿水瓶子盯着看，在这个行为里，我就把它变成了“对象”。所以，对象是源于一个对象化的行动。有谁能把生活的整体拿在手上盯着看？这也引出一个重要的内涵，愉悦是与人的生活的整体相伴随的，内在于每一个人的生活，不需要到远方、到外面去寻找；而快乐总要到外面去寻找，所以，人们常说“找乐子”。

第三是程度上的不同。我们在生活当中，人在获得快乐了之后可以追求更快乐，但是要注意，哪怕你想在下次获得同等程度的快乐，刺激度都要再不断地加强。如果我们维持同等程度刺激的话，快乐的程度是不断降低的，这有点类似于经济学里面的“边际效应递减”的原理。而“愉悦”严格意义上讲是不分程度的，你要么愉悦，要么不愉悦，如果已经愉悦了，其实就已经在最高的愉悦里，不存在、也没办法通过外在刺激变得更愉悦。

儒家的追求是什么？以追求身心的愉悦为根本，并同时不排斥快乐的生活。这是儒家的追求，也是儒家的幸福观。

◎幸福感取决于是否拥有“幸福品格”

通过这个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儒家追求的愉悦可以说是近在手边，唾手可得，内在于每个人的生活，在我们生活最近处都能找到，不需要去远方寻找。在某种意义上，愉悦同时也意味着它不取决于生活外在的条件，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一个人内在的精神。

如果学过《论语》，在《论语》里讲到孔子和颜回的幸福的时候，都是极为简单的幸福。在极度简单甚至可以说是贫困的生活里所达到的幸福，那个幸福是不由外在条件支撑的。通过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每个人物质富裕程度上已经是有点空前了，但在如此优裕的物质生活中，有多少人是时时处处感到幸福的？所以，儒家所强调的是，一个人能否拥有幸福，能否拥有幸福感，不取决于外在的条件，而取决于你是否有“幸福的品格”。

修身除了成就自己的道德以外，同时也是意味着幸福品格的获得。通过一种德行、一种精神状况的调整，获得“幸福的品格”。

在孔子、孟子等儒家思想家看来，一个没有幸福品格的人，无论你把它放在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中，他都活得不幸福；而一个有幸福品格的人，会超越一切环境的限制，在所有环境里都能找到幸福，内在的德行光辉一定会改变、照耀和温暖这个环境，一定会超越这个环境。

中国30多年的经济发展，物质变得越来越丰富，但是物质丰富的同时幸福感却越来越少。许多人拥有优越的生活条件，眉宇间却总是流露出悲惨，比穷苦的人还悲惨。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有钱人真苦，有钱人比没钱人苦多了，活着都不容易，没钱的人还能想象有钱人的幸福，有钱的人连想象都不能，你说多惨？一个人待在100平方米的房子里郁闷和在500平方米的房子里郁闷，其实没有不同的，只是后者的郁闷更绝望而已。

儒家精神 篇4

“亲亲相隐”又称亲属容隐或容隐制度, 其思想根源是儒家的“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的理论, 包括三个方面含义:“首先是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可以相互隐匿犯罪, 其次是不得告发尊亲属, 最后是国事重罪不准隐匿。”[1]容隐制度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与礼遇, 学术界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

纵观容隐制的学术研究轨迹, 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 (1991—2000) 以范忠信教授为代表的法学界率先开展了对容隐制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中国容隐制的发展历程与特点、中西容隐制度比较等问题。第二阶段是本世纪初 (2001—2011) , 不仅法学界, 哲学界也对容隐制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法学界的研究重点关注容隐制度的价值、合法性与合理性、刑事立法重建等问题, 哲学界以郭齐勇教授和刘清平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就容隐制是否是腐败的根源, 以及其对现代法治的意义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 论题所及远远超过“亲亲相隐”本身, 涉及儒家伦理的整体评价与创新传统等重大课题, 形成了截然对立的两派不同观点[2]。这两派观点也承继了一直以来人们对容隐制的态度。其中, “肯定说”认为容隐制度的存在有其正当性, 对当今法治具有启迪意义;“否定说”认为容隐制是典型的封建主义垃圾, 造成腐败的根源, 阻碍中国实现法治和社会公义。第三阶段是2012年以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第二次修正及实施, 法学界关于容隐制度的研究又掀起了一个新的浪潮。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 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 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 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针对该条的规定, 学者们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 该条规定了近亲属拒绝作证的特权, 实现了“亲亲相隐”;也有学者认为, 该条不是关于近亲属容隐制度的规定, 近亲属仍有庭外作证的义务, 只是可以不被强迫出庭作证而已, 还是变相的“大义灭亲”。对此, 笔者同意后者的观点, 现代法律的“大义灭亲”与儒家“亲亲相隐”传统出现了断裂, 它违背了人们最基本的伦理情感和道德底线。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这是很有趣同时也是极值得注意的问题。人民有违法行为, 从国家及法律的立场来讲, 自应鼓励其他人民去告发, 但就伦理的立场来讲则不然。”[3]同时, 经验事实表明, 近亲属不配合公关、司法机关作证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在现实语境下, 《刑事诉讼法》第188条将“亲亲相隐”排除在外, 这不仅抛弃了我国优秀的法律文化遗产, 而且导致刑事诉讼制度在运作过程中路径不畅, 制约了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

二、“亲亲相隐”的亲伦精神与正当性

一直以来,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 中国法律传统是伦理法传统, “从整体上说, 法律为伦理而生, 为伦理而设, 为伦理而存,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遍体通身都体现着伦理之精神。可以说, 伦理法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 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 没有伦理就没有法律”[4]。但是, 中国法律传统不在于它是伦理法, 而在于它是一种特定的伦理法, 即亲情伦理。任何一个民族皆有自己的伦理, 其法律皆体现各自的伦理, 从这种意义上讲各民族的法律都可以称之为“伦理法”。中国法律传统是以亲属伦理为本, 其灵魂特质就是一种极端重视亲属伦理的亲伦精神[5]。关于这一点,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亦有相同的论述: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一方面, 伦理首重家庭。中国的家族制度在其全部文化中所处地位之重要, 及其根深蒂固, 亦是世界闻名。另一方面, 伦理始于家庭, 而不止于家庭。中国人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 以伦理组织各种社会关系[6]。“亲亲相隐”恰是中国法律传统文化亲伦精神的典型体现, “亲属相隐的法律规定, 实际上是肯定了家族内部成员之间不揭发犯罪的正当性, 同时也体现了法律维护礼教之传统性”[7]。

从“亲亲相隐”的发展历程来看, 容隐范围不断扩大, 汉律中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 承认了直系亲属和夫妻之间的相互容隐。在唐代以后的法律, 容隐的范围扩大“同居相为隐”, 至明代和清代容隐的范围连岳父母和女婿, 雇主和雇工也一并列入。亲属容隐禁止亲属相告讦, 同时也不要求亲属在法庭上做证人, 唐以后的法律规定如果官吏强迫相容隐的亲属作证的话, 官吏是有罪的, 要吃杖刑。由此可见, 容隐不仅是一条法律原则, 更重要的是一种法律义务, 一种在家族范围内相互容隐并应受到官吏尊重的义务。容隐是法律对亲情伦理的妥协与让步, 为了维护亲情伦理甚至不惜在一定范围内限制国家追诉犯罪的权力。

“亲亲相隐”的正当性根源是基于人性的情感本源, 夫妻间的恩爱之情, 父子间的慈孝之情, 兄弟间的手足之情都是生活中的本源情感。关爱亲属、渴望亲情是作为人固有的本能和善良的天性, 自古以来亲属之爱是人类最基本、最原始的爱, 是其他一切爱的起点。血缘关系始终是人类最无法逃脱无法改变的联系, 亲情关系构成了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 一直以来人们所向往和追求便是“居家自有天伦乐”的理想家庭境界。如果强迫被告人的亲属作证, 这是悖逆人之常情的, 源于人类本能之爱会丧失殆尽, 人们将生活在惶恐与不安之中。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 为自己的亲属有罪作证的难度远远大于为非亲属作证, 这是血缘关系激发的荣辱与共内心情感所决定的。为此, 刑事法律必须对“亲亲相隐”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 在必要的时候应该向家庭伦理作出让步, 因为整个家庭伦理, 乃至社会伦理是整个社会存在的基石。

三、“亲亲相隐”的创造性转化与法律重构

清末及民国时期, 经过大规模的法制变革使中国传统法律的诸多特征消失, 但亲属容隐制度经改造后被继承下来。从《大清新刑律》到民国刑法, 先后保留了为庇护亲属而藏匿人犯及湮灭证据不罚、为亲属利益而伪证及诬告免刑、为亲属销赃匿赃得免罚、有权拒绝证明亲属有罪、对尊亲属不得提起自诉等规定。但是, 新中国成立后, “亲亲相隐”作为封建主义的遗毒而被废止, 并至今在立法层面缺失。事实上, “亲亲相隐”不是中国传统法律特有的原则或制度, 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只有中国、朝鲜、古巴和越南四个国家在法律上不允许亲情回避, 其他国家, 包括中国的台湾地区都将容隐制度保存了下来。

传统法律中的“亲亲相隐”遭到现代法律的摒弃源于中国在对待法治的态度上, 一直以国家本位为基点, 重国家利益轻个体利益, 更多强调的是对社会秩序的维护, 个人权利受到极端的抑制。在刑事诉讼中, 为查明案情以达到惩罚犯罪的目的, 迫使近亲属作证比保护家庭伦理更为重要, 为此亲亲相隐在现代刑事诉讼法中缺失也就顺理成章了。然而, “在我国现行法律否定了‘亲亲相隐’的家庭本位亲情伦理立法以后, 尚未在立法体系上将基于人性的亲属权利立法原则贯彻到底。我们的法律既摒弃了伦理亲情, 又未彻底确认以人为本的基本人权,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发生了断裂”[8], 导致人性的沦丧和异化。为此, 应该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转化创新, 对现行法律进行重新建构, 把基于人性的亲情伦理在法律上明确规定, 这顺应了新时代刑事法律文明的潮流, 也是司法观念的一大进步。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允许亲属容隐拒证, 可能增加我们的司法成本, 但从长治久安的角度出发,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文化的合理建构出发, 仍是很有必要的。维系亲情, 恰好是维系和谐社会的基础。”[9]

用中国传统法律“亲亲相隐”的亲伦精神对现行刑事法律进行创造性改造和重构, 以实现法律制度对人文精神的关怀和对亲情关系的尊重。为此, 笔者主张构建有限容隐制度。首先, 关于容隐的主体范围, 笔者认为容隐主体范围的确定既要考虑亲伦关系, 又要有限定, 范围不宜过大, 实施容隐行为的亲属范围可界定为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长期共同居住的亲属。其次, 容隐的行为范围和法律后果。对于容隐的行为宜采取列举排除的方式在刑事法律中规定, 没有作出限制的一切行为可以容隐,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容隐行为只限于消极的不作为, 积极的作为行为仍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亲属之间可以互不作证, 但提供虚假证据证明其无罪的, 则应承担刑事责任。第二, 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重大利益的犯罪, 如恐怖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犯罪行为不在容隐范围。第三, 亲属之间的伤害案件不得容隐。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亲属之间的伤害案件多属于自诉案件, 如果这类案件允许亲属之间相容隐, 不仅不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而且是对亲伦精神的粗暴践踏。作为例外, 如果在这三种情况下对实施容隐行为的罪犯的近亲属, 构成犯罪的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但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10]。再次, 违反容隐的程序救济。“无救济则无权利”, 如果亲属证人被强迫作证, 所得的证人证言不具有可采性。

论先秦儒家的个人主义精神 篇5

论先秦儒家的个人主义精神

先秦儒家基于性善论,强调个体的人格尊严和自由意志不可剥夺,个人在精神上不必屈从于政治权威,个人自主决定自己的言行出处,并有权获得相应的个人利益.同时,个人需对自己的道德行为及其后果负责,对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职责负责,对有相互关系的他人负责.我们可以把这些思想称之为“儒家个人主义”.先秦儒家的“个人主义”精神对于塑造当代人的独立个体人格,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与法制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 者：徐克谦 XU Ke-Qian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刊 名：齐鲁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QILU JOURNAL年，卷(期)：“”(5)分类号：B222关键词：先秦儒家 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 儒家个人主义

儒家文化精神对现代社会的启迪 篇6

关键词：儒家文化；和谐；价值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07(2009)05—0101—03

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创立的儒学被称之为“显学”。汉代，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学取得了“国家意识”的合法身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文化的某些合理成分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和谐意识与和谐社会

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两层意思。关于天人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天人合一”。孔子主张寓天道于人道之中，要在人道的统一性中体现天道的统一性。因此，他既讲“天知人”，把天拟人化、道德化；又讲“人知天”，强调人在天命面前不是被动的。孟子把天和人的心性联系起来，主张“尽心”而“知性”，“知性”而“知天”，以人性为中介将天和人沟通并统一起来。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中庸”也称“中和”、“中行”、“中道”，即“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所谓“和而不同”，说的是对一件事情有否有可，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和谐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互相冲突，和谐以共生共荣，不同以相辅相成。所谓“过犹不及”，说的是凡事都有一个界限和尺度，达不到或超过这个界限和尺度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的实质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对事物度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两个层面来理解和谐社会，“和谐”应是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必然结果，是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和谐社会也是一种有层次的和谐，其核心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即人与人的和睦相处，平等相待，协调地生活在社会大家庭之中。其前提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其基础是必须有一个稳定平衡的生态环境。可以说，今天的和谐社会是对儒家和谐意识的继承和发扬。

二、人本意识与以人为本

所谓人本意识，也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承认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主体独立自觉的价值。儒家强调个体主体的作用与价值，主张个体主体的独立性与主动性。孔子说“为仁由己”，仁的境界的实现要靠自己的努力；又说“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认为“立人”、“达人”要以“立己”、“达己”为前提。还说“仁者爱人”，所谓“爱人”，就是尊重人，同情人，把人当人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以人为本。孟子说“道惟在自得”，求道没有别的途径，全靠自身的修行和体悟。这都是对人的个体的独立性和主动性的肯定。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儒家强调“人贵物贱”，认为人类有着不同于其他事物的高明高贵之处，具有其他事物无法比拟的价值；强调“民为邦本?，认为人民是构成国家政治的基础，只有基础牢固，国家的安宁才有保障，国家的发展才有可能；强调“民贵君轻”，认为人民是第一位的，天下之得失取决于民心之向背。

儒家的人本意识突出人的主体性，主张把人当人来看待，提倡重视民意，与民同乐，这是尊重人性尊重人的体现，也是古代民主思想的萌芽。今天，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把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等，这些时代命题无疑也是对儒家人本意识的继承和深化。

三、忧患意识与责任感、使命感

忧患意识是指人们从忧患境遇的困扰中体验到人性的尊严和伟大及其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值，并进而以自身内在的生命力去突破困境、超越忧患的心态。儒家文化所体现的忧患意识也正是他们通过对忧患境遇的深刻体验而孕育出来的宏扬人性尊严和人生价值、提升主体人格和精神境界的特殊心态。它包涵悲天悯人和承担责任两层意义。孔孟之所忧所患绝非所谓感性物质生活的匮乏和个体生存发展上的困苦，而主要是内在精神生活的缺憾和人类群体生存发展上的困苦，绝非一己之功利得失，而主要是人类群体之幸福和理想的实现。所以当现实的困苦缠绕个人与众生之际，当天人合一的境界和人我和谐的秩序被打破之时，孔孟自然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深沉的同情之心，孟子称之为“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承担责任是在悲天悯人的基础上所引发的自我关怀和群体关怀。自我关怀表现为谋求主体道德生命的提升；群体关怀表现为谋求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正如《易传》所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悲天悯人的同情心和承担苦困的责任感二者共同构成了儒家忧患意识的有机内涵。

儒家的忧患意识对历代仁人志士胸怀天下、奋发进取，为理想而不懈追求的传统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即便在今天，人们仍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尤其需要有孔孟儒家那样强烈而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责任感。

四、道德意识与德法同构

与道家崇尚自然的传统不同，儒家的传统是崇尚道德。儒家充分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重要性。道德构成人们人格评价的直接依据。一个人如果没有崇高的道德，即使贵为王侯，也得不到万民敬重；反之，有了崇高道德，即使穷困潦倒，也能得到万民称颂而名垂千古。道德还是人们安身立命的行为准则。儒家认为仁义之心是人之生命的根本，失去仁义之心也就等于丧失生命之根本。因此，他们强调做事要从仁义出发，不仁之事不做，不义之财不取，哪怕与人相处也要有所选择，要与有仁义之心即有道德的人相处。道德构成文化教育的中心内容。儒家重视教育，但他们所论教育主要不是知识教育，而是伦理教育，如何做人的教育，儒家的愿望是通过道德教化以造就志士仁人的理想人格。道德也是国家兴衰存亡的重要标志。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与这个国家上至国君、下至百姓的道德状况、道德水准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仁义存则存，仁义亡则亡。

儒家学人荀子把“隆礼重法”看成治国的根本，倡导“礼仪”与“法度”并举，“教化”与“刑罚”兼施，这对今天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治国理念有着深刻的启迪。

五、力行意识与实践品格

在儒家看来，和谐境界的实现，人本精神的高扬，忧患境域的摆脱，道德素养的提升，没有一个能

够离开人们投身现实、奋发进取的努力和作为。因此，儒家大多强调身体力行，儒家人物大多是力行主义者。孔子云：“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也”。意思是说，作为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当有无穷责任、无穷事业，当走向社会、服务于社会，否则，贪图安逸，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是“士”的耻辱，就不配当一个知识分子。《大学》在强调“修身齐家”的同时，紧接着便讲“治国平天下”，认为这两方面都很重要，不可偏废，所以儒家反对空谈，反对坐而论道，特别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易传》亦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要求人们去效仿天地运行的刚健风格，去直面现实，去改造自我和改造社会，而不畏任何艰难险阻；要求人们锲而不舍，知难而进，奋发进取，依靠主体的力量，通过主体的实践，完善自我，改进社会。

从中国历史来看，儒家文化所体现的务实倾向和刚健自强精神，对于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的爱国主义传统、追求真理的传统、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传统的形成，都起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而这种种优良传统在今天显然并没有过时，仍有赖于我们进一步去发扬光大。我们有理由从儒家的力行主张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要做勇于实践的时代先锋。

结论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和谐意识、人本意识、忧患意识、道德意识、法制意识和力行意识对中国社会乃至民族精神有着深远的影响，更与当今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德法治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等时代主旋律一脉相承。与其说是传统文化契合了时代特点，不如说是时代发展借鉴了传统文化。从这个意义说，开掘并宏扬这些文化传统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唱响时代主旋律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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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泽民文选[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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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管曙光，四书五经[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6]白本松，简明中国文学史稿[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

儒家精神 篇7

一、在舞蹈中追溯文化源流和背景的重要性

在对舞蹈的学习中, 对其文化源流和文化背景的追溯是十分重要的, 虽然舞蹈是一种以肢体语言来传达精神的一种方式, 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但是, 对舞蹈理论的探讨也是不容忽视的;理论探讨, 是使舞蹈者领略舞蹈内涵的重要依据, 能够使舞者对舞蹈文化的形成有一个充分的了解, 从而将舞蹈所要表达的思想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几千年来,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 可谓是博大精深, 虽说历年来出现了很多争议, 但是不能否认, 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而儒家文化思想中的“柔性精神”对舞蹈文化所产生的影响, 可以说是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比拟的。在儒家文化中, 无论是仁、义、礼、智还是忠、孝、廉、耻, 都体现出了儒家文化的柔性思想。

从儒学文化的基本理念来看,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阐述, 其核心思想和文化精神都是围绕着伦理本质和守诚观念来展开的, 追求和谐的理想境界、中庸的心理结构和以“仁”“礼”等思想构造出来的社会秩序, 以上所提到的内容, 都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柔性精神。这种柔性精神可以说贯穿在了整个儒家文化思想中,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

柔性精神可以说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项主线, 并且在中国古典舞蹈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中国古典舞中所展现出来的外柔内刚、刚柔相冲, 以气韵为中心, 就是儒家柔性精神的具体展现。通过将柔性精神结合到舞蹈中, 从而使舞蹈的表现达到线条柔和, 同时也包含了内在的力量, 使我国古典舞蹈能够表现得更加唯美。可见, 中国的舞蹈文化离不开中国儒家文化中柔性精神的影响, 在舞蹈学习的过程中, 要对舞蹈中存在的柔性思想进行充分的理解和认识, 对提高舞蹈的表演效果有积极的影响。

二、舞蹈与儒家思想

舞蹈, 是一门综合了多种艺术而产生的另外一种艺术形式, 从广义的角度来说, 凡是能够借着肢体动作来抒发内心情感的都可以称之为舞蹈, 当人们的情感达到极致的时候, 已经无法用语言或者其他形式来表达的时候, 舞蹈就成为了最好的表达方式。由此可见, 舞蹈源自于生活, 并且能够反映生活, 提炼生活, 已经成为了一种中国的传统文化。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是我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项组成部分, 占有显著的地位, 儒家学说经过历代 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 使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 无不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同时, 在我国舞蹈文化中, 儒家思想也起着重要的影响, 从我国舞蹈的发展中看, 无论是舞蹈的外在形式还是内在的含义, 无一不透露了人对美的意境的追求, 同时也展现出了深层次的思想, 因此可以说, 我国的舞蹈文化从起源上就与儒家文化有着某种一致的地方, 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随着儒家文化的深入而打上了儒家的烙印。由此可见, 研究中国舞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是很有必要的。

三、柔性思想在中国舞蹈中的教育理念

在对舞蹈的演绎中, 所要突出的不仅仅是肢体动作的美, 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灵撞击所产生的美, 而这种美就是中国舞蹈中所突出表现的柔性之美, 是一种以和谐、均衡、协调统一为特点的一种美的感受, 是舞蹈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表现形态, 是内容美和形式美相结合的产物, 在二者统一的基础上, 使人感觉柔和、愉悦、舒适, 从而给人以美的感受, 使舞蹈的本质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

从中国古典舞的角度来看, 中国古典舞是在各个民族传统舞蹈的基础上, 经过不断的创造和整理, 并且加上长期艺术实践的检验, 流传下来的具有一定典范意义的舞蹈。在我国古代的文论与画论之中, 就有所谓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之分, 这二者同样也适用于古典舞的艺术表现中, 在柔性的飘逸动荡中, 将内在的气韵和生命力充分的展现出来, 如掌上舞的赵飞燕, 在对古典舞蹈演绎的过程中, 将柔性之美表现的可谓达到了淋漓尽致。正是将这种柔性之美恰如其分地融合在舞蹈的演绎中, 才能使舞蹈起到震撼人心的效果, 实现其艺术价值。

柔性之美对中国舞蹈文化的影响, 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古典舞蹈, 在民族舞蹈中, 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在我国民族民间舞蹈中, 也存在着对柔性美的标准, 如人们常用描述自然形态的那种柔美来形容舞者高超的舞蹈技巧和优美的舞蹈动作, 柔性美在舞蹈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一直贯穿其中, 并且对民族民间舞蹈同样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可见, 中国舞蹈文化的重要特征就是传统文化中的“柔性精神”的渗透和表现, 将柔性精神合理的运用到中国的舞蹈文化中, 能够在很大意义上将舞蹈美充分地展现出来, 给人以美的感受。

四、结语

综上所述, 在我国舞蹈中, “柔性精神”的渗透和表现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特征, 鉴于其对中国舞蹈起到的重要作用;在今后的教学中, 教师可以将柔性精神充分地融入到舞蹈课程的教学过程中, 把握舞蹈学科的核心思想, 并将其思想内蕴贯穿在教学的过程中, 使柔性精神在中国舞蹈中的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

摘要：如今, 舞蹈已经成为人们表达思想的另一种方式, 通过肢体的语言来进行思想的传达与精神的发扬。在舞蹈的表演中, 除了传统的教学外, 还涉及了很多思想的融合。这些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在中国舞蹈的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中,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思想中的“柔性精神”, 在中国舞蹈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影响。通过对儒家思想中“柔性精神”的介绍, 从而分析其在中国舞蹈文化发展过程中起到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思想,柔性精神,中国舞蹈

参考文献

[1]李玉.浅谈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对中国舞蹈的影响[J].科技创新导报, 2012, (11) .

[2]黄葶.中国舞教学中的柔性精神探析[J].当代教育论坛, 2010, (9) .

[3]彭胜春, 徐暮耘.中国舞文化中儒家思想的渗透[J].魅力中国, 2008, (27) .

儒家精神 篇8

一、儒家诗教乐教思想

儒家教育兼重伦理精神与艺术精神，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儒家教育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亦是一种艺术的境界，其“诗教”、“乐教”的重要艺术教育功能是陶冶性情，在潜移默化之中形成圣贤君子的理想人格。道德修养和艺术修养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卓越的道德精神与艺术精神是儒家教育的追求。道德与艺术也是紧密联系的，冯友兰先生说：“儒家以艺术为道德教育的工具。”徐复观先生也指出：“由孔子所显出的仁与音乐合一的典型，这是道德与艺术在穷极之地的统一。”[1]他们的论述都揭示了儒家教育重视艺术教育和把艺术与道德高度统一起来的特征。儒家艺术教育主要是“诗教”和“乐教”。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孔子尤为重视“乐教”，告诫弟子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甚至认为乐在某种意义上更可以体现善与美(道德与艺术)的统一。他赞叹韶乐说：“韶尽美矣，又尽善矣。”(《八佾》)他听韶乐，竟“三月不知肉味”，而且无限地感叹道：“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深寓乐感的“六艺”教育是全面的教育，培养具有艺术精神的、有完全人格的君子是其追求。

钱穆先生说：“中国艺术亦一种人生艺术，即情意艺术，故与中国传统教育精神亦相通。”[2]儒家教育思想注重艺术精神的培养，自孔子始就开展“诗教”、“乐教”，宋代理学教育就极力推崇和大肆渲染“孔颜乐处”和“圣贤气象”的精神追求。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这是孔子之乐。孔子称赞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是颜子之乐。周敦颐首次将两者融合，提出“孔颜乐处”。朱熹在《论语集注》注释这两章时说：“圣人之心，浑然天理，虽处困极，而乐亦无不在焉。”鼓励学者“从事于博文约礼之诲，以至于欲罢不能而竭其才，则庶乎有以得之矣”。这就是要追求一种自我超越、安贫乐道、以苦为乐的乐观主义精神，也是享受生活的艺术精神。宋代儒家教育还追求“圣贤气象”。王炳照教授认为“气象”，是指人的内在修养和精神世界的外在表现、音容笑貌、言谈举止等所构成的综合性的人格形象，朱熹所谓“容貌词气，乃德之符也”。朱熹等理学家所宣示的“圣贤气象”，就是将他们所推崇的圣贤的人格形象展示出来，以之作为人们仰慕和仿效的典型榜样。“孔颜乐处”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的追求，“圣贤气象”则是一种外在的人格形象的表彰。由内而外是儒家艺术精神培养的重要途径。

二、儒家诗教乐教思想对当代大学生艺术精神培养的启示

1.艺术教育应该成为当代大学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艺术精神是人文精神的一种，教育的艺术化与人生的艺术化也是人文精神的发展。人文精神的新开展还包括对传统人文精神的回归与发展，儒家视人生为艺术精神在当代的发展，即人生的艺术化。教育是为人生，大学为人生而教育，也为了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又以公民的福利为鹄。艺术大师朱光潜先生说：“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可以做入世的事业。”[3]大学教育也应该是艺术的，教育当超越技术论，迈向艺术与意义的世界。大学教育可以始于艺术精神的形成，止于大学生的艺术人生。蔡元培先生提倡以美育代宗教，从广义上说，美的都是艺术的。我们用艺术眼光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建设美的生活，也是艺术人生的表现。

2. 艺术精神的培养是当代大学生人生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生幸福的条件，除了物质性的要素外，还包含精神要素，且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步，精神要素越来越占重要的地位，人生幸福与其说是物质享受的满足，毋宁说是精神感受的愉悦，人生幸福更多的是一种情感愉悦的心理感受。众多的教授、学者，正是依靠着丰富而高雅的情趣，增强了从淡泊的生活中汲取和享受美的能力，从苦心孤诣的学术研究中，获得了情感的愉悦和精神的满足，从而感受到生活的诗意和人生的幸福。学者们的理性思考对于人生来说也是具有“美学价值”的，理性的沉思能够给人以愉悦的享受，而且是最愉悦的享受，“其获得的不依赖于外在物质条件的幸福感是无与伦比的”。[4]

3. 视人生为艺术，追求人生的艺术化。

大学生的精神状态各有不同，与其审美情趣密切相关。情趣是驱使人们从事某种事业的激情和动力的源泉。所谓审美情趣，是指人们鉴赏美与创造美的情感和兴趣，它是人们爱美之心的体现，是一种高雅的情趣。这种情趣在美化生活、改善心性及诗化人生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大学教育要使学生拥有艺术精神，就应该培养学生的高雅情趣。高雅的情趣能使人独具慧眼，发现蕴涵于生活中的美，善于发现生活之海洋中的宝石和贝壳，欣赏、享受它的美，并形成美好的记忆。有此情趣的人，能自觉地脱离低级趣味，积极创造和谐幸福的人生，这也是人生艺术化的实现。

朱光潜先生说，人生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个体生命就是自己的作品，这种作品可以是艺术的，知道生活的人就是艺术家，他的生活就是艺术作品。他说，生活好比作文章，“文章忌俗滥，生命也忌俗滥。俗滥就是自己没有本色而蹈袭别人的成规旧矩”，“风行水上，自然成纹”，“文章的妙处如此，生活的妙处也是如此。在什么地位，是怎样的人，感到怎样的情趣，便现出怎样的言行风采，叫人一见就觉其谐和完整，这才是艺术的生活”。[5]朱光潜先生探讨了艺术和人生的关系问题，认为人生是多方面而相互和谐的整体，艺术与人生紧密相联。他说：“严格地说，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也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反之，离开艺术也便无所谓人生，因为凡是创造和欣赏都是艺术的活动，无创造、无欣赏的人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他说，情趣在物我交感共鸣中产生，它是生生不息的，是生命的气象。人生的艺术化，让我们在生活中知道看重什么，看轻什么。在看重一件事物时，知道执着，在看轻一件事物时，知道摆脱。艺术化的人生知所取，尤其知所舍。艺术的人生不但能认真，而且能摆脱，在认真时见出严肃，在摆脱时见出豁达。伟大的人生和伟大的艺术都要同时并有严肃与豁达之胜。[6]

无论我们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有追求生活艺术化的需求。领导追求领导艺术，教师追求教学艺术，体育竞技也追求艺术，期望达到技术精湛、动作与美妙融为一体，达到力与美的完美结合。就连参加体力劳动的大众也追求生活的情趣化，如各种劳动号子，既能体现劳动人民的性格，也能体现其精神面貌。另外，饮食业也是如此，拉面如丝、飞刀削面、调香醇美酒等说是饮食，又何尝不是在进行艺术表演，关键在于我们的欣赏。朱光潜先生说：“慢慢走，欣赏啊!”他提出人生的艺术化，认为“艺术是情趣的活动，艺术的生活也就是情趣丰富的生活……情趣愈丰富，生活也愈美满，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人生的艺术化，说的是“化境”，化境就是恰到好处的，与“中庸”是相通的。“化境”的追求还包含有“内化”，即化身外之学为身同之学，学识智慧化为潜意识，化为本能、生性、本色，化为爱好与习惯、快乐与内在要求，化为审美的快乐与满足。艺术化的人生，就是“诚于中而形于外”，随心所欲不逾矩，“治大国如烹小鲜”。

摘要：儒家以“诗教”、“乐教”为凭借实施“艺术教育”, 培养君子人格的艺术精神, 以期养成“圣贤气象”。艺术精神的养成对个体的发展与完善意义重大, 儒家“诗教”、“乐教”的艺术教育实践, 对当代大学生的艺术精神的培养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儒家,诗教,乐教,当代大学生,艺术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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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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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7:92.

儒家精神 篇9

一、理论来源

沂蒙精神的源头是传统文化加革命文化。沂蒙山区是一个人文地理概念, 在战争年代分属于鲁中区、滨海区、鲁南区。而这三个区是构成沂蒙根据地的核心地区, 是山东党政军所在地。虽然“沂蒙”这一区域概念出现在革命战争年代, 是红色文化产物, 但是就其专属区域而言, 却是具有相对独立人文精神的历史文化区域。这里是东夷文化的核心区, 春秋战国时期深受鲁文化、齐文化、楚文化影响。沂蒙精神的源头是传统文化加改革文化。沂蒙地区毗孔孟之乡, 据考证, 孔子72 高徒中就有13 人就在临沂。

沂蒙地区的民风民俗无不打上传统文化的烙印, 朴实、忠厚、仁义、孝悌、正义、勇敢、勤劳、善良是沂蒙人民的显著特性。沂蒙精神所体现出的大忠、大义、大爱、大智、大信、大勇等精神品格, 无不打上了、区域文化的烙印。因此说, 沂蒙精神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基础和区域民风特质, 离开了这片土地和人民就很难产生出沂蒙精神。

沂蒙精神体现出的大忠是对国家民族的忠, 沂蒙精神体现出的大信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信, 沂蒙精神体现出的大义是人间正义。沂蒙人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取舍, 表现出舍己为公、舍生取义、无私奉献、正义凛然的正义感和道义感, 总能感人至深, 使人引发强烈共鸣。

齐鲁大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这里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渊源, 也孕育了伟大的沂蒙精神和山东精神。东夷文化好仁尚德的精神品质, 儒家文化、鲁文化的敦厚重礼、仁爱诚信, 齐文化的开放进取、求真务实, 催生了齐鲁儿女忠诚厚道、诚实守信、艰苦奋斗、变革图强的精神品质。“仁爱”, 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说:“仁者, 人也。”孔子认为“仁”是一个人做人的根本。“君子之于物也, 爱之而弗仁。于民也, 人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即是说, 也要将“仁”推己及物, 这是一种博大的情怀和高尚的品德。因此, 仁者应在满足血缘亲情之后, 将爱心由己及人、由近及远地外推。这就是“亲亲而仁民”。《大学》里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之中的“明德”和“至善”。讲的是使人天赋的善良美德到达最完美的境界, 讲的是“善”, 讲的是“仁爱”。天下至诚的人, 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人的本性是善的。“仁”即善。人与人之间相爱是人际和谐、团结、协作的前提, 也是社会、团体、组织和谐的前提, 是中华人文精神的核心。“仁爱”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人是社会化的生物人不能够孤立地生活, 必须与他人相互合作、相互交往、相互联系、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交往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山东精神和沂蒙精神中所包含的“忠诚守信”“开放包容”“爱党爱军”, 即是“仁爱”精神在当代的继承和弘扬。

沂蒙精神是沂蒙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培育出来的新型道德规范, 其形成、发展与特定的地域、人群和社会历史相联系, 与社会主义荣辱观本质同一、内涵一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沂蒙人民取儒家文化重道义、崇气节、颂正直、贵信实、求和气之优良精华, 并使之不断得到完善和升华, 形成了纯朴、善良、诚实、勤劳、智慧、自强不息等优秀品质。革命战争年代, 沂蒙人民把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最后一口粮食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 爱国爱军, 为建立新中国, 留下了彪炳千秋的英雄事迹。仁、义、礼、智、信与温、良、恭、俭、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 也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立足世界的标志性文化。沂蒙精神深受传统文化影响, 某种意义上讲, 沂蒙精神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传统文化在沂蒙地区的升华与体现, 也是沂蒙人民理想、价值和信念的追求, 因此具有强烈的亲和力、感召力和凝聚力。

当代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他们思维活跃, 求知欲望强烈, 精力旺盛, 但面对各种文化的激荡, 侵蚀和选择, 常常良莠难辨。沂蒙精神继承和融合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精神,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震撼力和感召力。它是当代大学生成长所需的营养及丰富的精神食粮, 对于培养当代大学生具备良好的基础素质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具体措施

作为由单一师范类院校转变而成的综合性本科高校, 临沂大学围绕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 学校提出了培养“具有沂蒙精神特质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定位”。

1.构建红色育人工程的重要载体。一是做强“三馆”, 在图书馆和博物馆增设了红色文献收藏和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二是建立了红色影视教育基地。揭牌成立了国内第一个3D影视学院、孙子兵法学院, 在音乐厅和大剧院创作、排演了大型交响乐《沂蒙畅想》和大型红色歌舞《蒙山沂水》;三是在临沂市“一个中心, 八个组团”红色文化聚集区加挂了临沂大学爱国主义和红色文化教育基地。

2.加强红色文化开放研究。一是揭牌成立了山东省红色文化产业开发研究基地、山东沂蒙红色文化研究中心、第一个市级廉政文化研究中心、全省唯一的山东省高校反腐倡廉优良传统教育基地, 成立了沂蒙文化研究所等研究机构。二是成立校级的沂蒙文化研究院, 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内部设立了沂蒙红山文化与沂蒙精神教研部开设了《沂蒙红色文化与沂蒙精神》课程等。

3.把新生军训作为红色育人的重要环节组织实施。2015年, 临沂大学联系“沂蒙旅”派出70 名教官, 对新生开展了整建制的军训, 对学生进行全面系统的军事训练和国防教育, 培养学生爱党爱军的特殊感情、过硬的身体素质、严格的纪律规范和崇高精神品格。

4.周密组织实施大学生红色运动会。临沂大学创造性的将体育与德育、现代体育运动与传统文化元素、体育项目与学生素质拓展有效结合起来, 研发了艰苦长征路、红军过草地、鸡毛信、六姐妹保军需、女子火线桥、攻上孟良崮、战地通信兵等竞赛项目。

5.加强了沂蒙精神在教育教学过程的“三个融入”。一是将沂蒙精神融入办学思想。临沂大学的办学宗旨、办学目标、战旅步骤、三大战略、三大重点等顶层设计, 全部融入、凝聚了沂蒙精神, 凸显了老区大学定位。二是将沂蒙精神融入校园精神。在校园精神培养方面, 我们把沂蒙精神的精髓与沂蒙优秀地域文化的元素有机结合, 确定了“实”的校风, 凝练了“明义、锐思、弘毅、致远”的校训, 并且把“和为贵”写入了校歌, 教育大学生深明大义、刻苦努力、胸怀宽广、勇于担当, 发挥了重要的激励和导向作用。我们还对校园建筑、道路、广场进行了重新规划命名, 提升了校园文化底蕴。三是将孔子“和而不同”思想和沂蒙精神融入人才培养过程。沂蒙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以此为抓手, 认真落实“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要求, 用沂蒙人们感天动地的事迹培养学生过硬的思想道德素质, 着力打造人才培养特色。2015 年开展了“弘扬沂蒙精神、强化责任担当”为主题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走进社会课堂, 汲取实践力量, 亲身感受和体会沂蒙精神的深刻内涵, 经受心理洗礼, 砥砺思想品格。

临沂大学为了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认识观.价值观。提出要全面实施红色育人工程, 培养具有沂蒙精神特质的合格大学生。红色育人工程是途径, 是从学校角度规划的培养青年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性观、价值观的路径;沂蒙精神特质是目标, 是临沂大学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应该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具体表现。

沂蒙精神经历岁月淘洗从不褪色, 历尽千难万险从不动摇, 其精神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沂蒙山的范围, 成为可以穿越时空的伟大民族精神。当今时代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社会思想文化多元, 社会管理形式复杂多变。面对当前的新形式新任务, 当代大学生尤其需要用沂蒙精神铺陈的基本底色和红色基因廓清思想, 砥砺品质、凝聚力量、铸成正气、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进一步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 更好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传承沂蒙人民特有的价值理念、学习精神与创业精神, 自觉做具有沂蒙精神特质的大学生。

摘要：本文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重拾儒家思想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 结合时代发展需要和当代大学生的特点, 分析儒家“和而不同”思想与沂蒙精神的契合点, 让“沂蒙精神”展现新的时代活力, 从而探索临沂高校大学生的地域文化特质培养策略。

关键词：儒家思想,沂蒙精神,沂蒙地域文化特质

参考文献

[1]胡翔, 张潭.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大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现状分析[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 2008 (5) :67-70

[2]钟利民, 刘丽.沂蒙精神与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J].老区建设, 2009 (2) :4-6

儒家精神 篇10

【摘 要】儒家思想如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等中蕴涵着鲜明的人本思想，高校可承继这些思想，将人本精神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实现人本管理，加强“人本”教化，从而促进人本精神的塑造。

【关键词】儒家 人本思想 高校  人本精神 塑造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4）12C-0088-03

当前，高校塑造人本精神十分重要，这不仅是高校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需要，也是实现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需要，还是实现学生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需要。然而，目前高校校园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人本精神缺失现象。比如，有的高校为提高自身及学生的竞争力，更多地注重学生的知识和技能方面，而往往忽视了学生精神和情感等方面的需求;教师为完成教学任务，创出更多业绩，可能不顾学生实际情况，采用“灌输式”教学方式等，不利于学生各方面的提升;有的学生沉迷于网络，对自身的长期发展规划关注较少，同时以自我为中心，对他人过于冷漠，等等。对此，可以借鉴儒家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塑造高校人本精神，以增强高校核心竞争力，实现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和学生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培养出真正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实现高职教育的健康、和谐、快速发展。本文试图在分析儒家人本思想的基础上，探讨如何承继儒家人本思想，塑造高校人本精神。

一、儒家的人本思想

儒家思想中蕴涵着较鲜明的人本思想，限于篇幅问题，本文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来对之做一介绍。

（一）孔子的“仁者爱人”

在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仁学是最为突出的内容。春秋时期，社会大变革，人道思潮兴起，不仅尊重人格，而且重视如何做人，怎样做人，关怀人的内在修养，孔子提出“仁者爱人”，这是一种泛爱人本精神。《论语·颜渊》：“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如见大宾”、“如承大祭”，表示对人的恭敬，这是一种严肃的爱，也是真诚“爱人”的条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从反面说明“爱人”，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这都体现了一种真诚无伪的“爱人”精神。《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意思是说，抑制自己，使言语行动都回复到传统的礼所允许的范围，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人都会称许你是仁人。实践仁德，全靠自己，不能靠别人。在处理人我关系时，“克己”是“爱人”的基本条件，“复礼”不是取消“爱人”，而是规范“爱人”。需要注意的是，孔子所谓“爱人”，是表示人我关系的一个极其广泛的概念，它包括对人的关心、爱护、同情、理解、尊重、宽厚、信任、亲近、恩惠以及尽心尽力，等等。

（二）孟子的“性善论”

战国时期，战争频繁，人民苦难，孟子从天下人视角思考战争问题，继续发扬孔子“仁道精神”。孟子不停留在孔子如何做人规定上，提出人的本质，即人性本善，所以仁者才能爱人，为孔子仁学或人本精神找到内在根据。

孟子认为，人性之善，是先天的、固有的。《孟子·告子上》：“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性善论的核心是他的良知说。所谓良知，就是人人生来都具有的一种善性。良知主要体现在“四心”。《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因有之也，弗思耳矣。” 然而，在孟子看来，良知并非先天固有的，而是道德潜意识的表现，是人类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渐积淀而成的，是一种社会性的道德心理和感情。据此，孟子的“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最终要落实到“四德”——仁、义、礼、智。“四德”是自觉的、有意识的道德概念与规范。因此，孟子的良知说，主要是引导人们自觉地进行心性修养。心性修养的目的，是要最终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这是孟子所描绘的社会理想，体现了其深厚的人本精神。

（三）荀子的“性恶论”

在战国儒家各派中，荀子最自觉到天下统一的历史要求，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一天下”的概念。统一趋势出现，人们之间应该如何相处？国君应该如何统治人民？荀子认为，人性恶，所以应该依靠礼治、教化让人去恶扬善，去爱人，爱民。荀子人性观，为孔子仁学或人本精神找到了外在依据。

《荀子·性恶》中荀子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儿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比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仪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在荀子看来，圣人和凡人生来都是性恶的，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关键在于他们能够自觉地、有意识地“化性起伪”，即接受教化和进行个人学习。也就是说，人通过礼治、法治等后天教化，可以化恶为善，成为仁者，仁者爱人，具体为爱人和爱民。爱人有亲疏，差等之分，不同人以不同爱;爱民则以普天之民作为施爱对象。

二、承继儒家人本思想，塑造高校人本精神

儒家人本思想对于当前高校人本精神的塑造具有极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其中，孔子“仁者爱人”思想中的克己、关心、爱护、同情、理解、尊重、宽厚、信任，孟子“性善论”中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和仁、义、礼、智，以及荀子“性恶论”中的“化性起伪”等概念和范畴，是从自我约束和修养，到发自内心去找人的善根、善性，及到外部去寻化恶化善的方法，对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高校中学校、教师、学生三方面都应对儒家所体现的这些人本思想进行继承和借鉴，这就是要从人的本位出发，真诚地对待、爱护身边的人，共同塑造人本精神。endprint

（一）将人本精神融入校园文化建设

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荀子的人本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目的，即引导人们去爱人，即做到尊重他人、关爱他人、理解和信任他人，等等。高校要营造人本精神氛围，可将人本精神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努力形成互相尊重、互相关爱、互相理解和信任的氛围。具体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1.将人本精神融入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校园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灵魂和核心，精神文化在三种文化中属较高层次。因此，将人本精神融入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是将人本精神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的关键。具体可从以下方面展开。

其一，发展高品位的社团活动。作为校园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第二课堂的延伸，学生社团活动是提高学生素质的有效平台，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形式，它对于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活跃校园气氛、推进素质教育具有重要作用。社团活动的内容多种多样，学生在学生社团活动中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自由选择，并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实践证明，学生社团已成为完善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锻炼、自我服务的重要模式。由此，发展高品位的社团活动也是一种以学生为本的行为。高校应坚持对社团的统一领导和管理，鼓励社团开展富于思想性、体现时代性、高雅文明的校园活动，引导社团走积极、健康、文明向上的校园文化之路;要加大对社团的扶持力度，使其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以吸引和带动更多的学生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发挥社团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其二，拓展高品位的“走出去”活动。“走出去”活动是引导学生走出课堂、走出校园，到社会实践中去体验生活的一种活动方式。利用寒暑假、节假日、双休日组织学生参加志愿服务、勤工俭学、顶岗实训、下乡支教等社会实践活动，是发挥学生在高校校园文化活动中主体作用的重要途径。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有助于提升思想政治觉悟，充实和巩固专业知识，锻炼和培养毅力和实际工作能力，培养团结协作能力，增加就业信心以及控制和减少不良心理情绪和困惑，从而增强心理承受能力，提升心理素质。因此要积极组织大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并在活动中不断提升社会实践活动的品位。

其三，利用新媒体，建立立体化的网络平台，向学生渗透人本思想。利用手机媒体、博客、微信、QQ、MSN等新兴媒介和即时沟通软件，对人本思想进行生动形象的宣传传播，使人本思想贴近生活， 为广大师生所喜闻乐见，为加强大学生的文化修养，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起到推动作用。高校应进一步发挥和挖掘数字化校园优势，建立立体化的网络平台，向学生渗透人本思想。应建设绿色校园文化网站，开拓学生的视野，使他们了解世界最新的新闻信息和行业动态，扩展对外交流的时空领域，提高综合素质。应利用校园BBS为学生提供新的互动平台，及时了解学生新的思想动态、探讨新的教学模式。可充分利用微博，营造良好的校园微博文化氛围，通过微博传播先进文化，倡导良好社会风尚，为师生提供更多教育、生活等实用信息，满足师生多方面、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

2.将人本精神融入校园物质文化建设。校园物质文化主要包括高校的教学、科研、生活等物质设施以及校园环境建设等。校园物质文化是校园文化的物质基础和载体，包括校园建筑、教学设备、生活设施、人文景观、绿化美化等，还包括校训、校歌、校徽等各种具有文化符号意味的物质，对学生人本精神的培养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将人本精神融入校园物质文化建设，要以学校发展规划为依据，尊重学校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赋予校园整体布局规划以文化底蕴。要建设好学生日常活动场所，尤其是教室、图书馆、职业技能实训室、体育训练场馆等设施，要对校园环境、校园建筑、道路交通等实施绿化美化工程，为人本精神的塑造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

3.将文本精神融入校园制度文化建设。人本精神的塑造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特点，因此，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制度机制，消除建设中的盲目性、随意性。校园制度文化包含高校师生应当遵循的各种规章制度，诸如教学管理制度、学生管理制度、生活管理制度、后勤保障制度等。将人本精神融入校园制度文化建设，应根据学校的具体特点，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易操作的、人性化的规章制度，并严格按照制度办事，以发挥师生在学习、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

（二）实现人本管理

孟子的良知说，认为应将“四心”落实到“四德”，即将人的本心转化成自觉的、有意识的道德概念与规范，以此引导人们自觉地进行心性修养。只有将心性修养好，才能更好地去爱人。孟子提出良知说的目的是实现“天下平”，也就是说，统治者要想治理好天下，必须践行心性修养，去爱人，这样人民也才能拥戴他、爱护他，使他的统治长久不衰。这对处理高校中学校和师生的关系也是有借鉴意义的，那就是，无论是学校对于教职员工的管理，还是教师对学生的管理，都应实现人本化、人性化。现有的教学管大多理偏重于可量化的大学生专业技能目标的达成，而相对忽略精神内涵，忽略对人的重视和考虑。高校应用人本理念加以引导，从教师工作的特殊性和大学生发展的特点出发，增强管理的弹性和柔性，实现人本管理，尊重个性、保护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

一方面，应坚持以教师为主体，尊重教师、塑造教师献身教学和科研及服务社会的形象，尊重他们的独立人格、不同需求、能力差异，尊重他们的创造和权利，探寻实现他们发展的多种途径，不断创造条件满足他们发展的需要，实现促进教师专业化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其一，创新教师培训机制。每一名教师都有发展的需要，都有面临观念更新、知识更新从而跟上时代发展步伐的需求。因此，应建立教师培训机制，开展不同层次的培训项目，以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其二，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应重视教师的正当利益和合理要求，尊重他们的个性特点和价值选择，营造一个宽松的，有助于满足教师学习、工作、生活等各方面利益需求的环境，调动他们潜心于教学和科研的积极性、主动性。其三，加强本校教师与其他专家、其他院校教师的交流。通过举办交流会等平台，为教师提供与专家、同行交流的机会。

另一方面，应突出学生为主体的事实，在教学管理中坚持以学生为本。应尊重学生的价值观，重视学生的思想、情感、意见和需求。在实践中，可考虑让渡一部分教学管理的权力给学生，允许学生有自己的意见平台和意见表达渠道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使综合素质也得到提升;同时，在专业学习中，要推进多种学习平台的构建，让学生有一定选择课程和选择教师的权利，并通过学习平台主动参与学校的人才培养计划。

（三）加强“人本”教化

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应该依靠礼治、教化让人去恶扬善，去爱人，爱民。可见，荀子是从孟子的反面去阐述他的人性观点的，但是引导人们去爱人，也是他的理论旨归。荀子的人本思想侧重在道德教化上，他认为，只有经过道德教化，才能让人们去恶扬善，达至圣人的境界。鉴于此，高校在塑造人本精神的过程中，应提倡道德教化，让学生抛弃以自我为中心的做法，多关注他人的需求，与他人和谐相处。大学生要真正能够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不仅需要相应的专业技术素质，更需要有关心人类社会前途、命运的责任感以及为此献身的精神。高校塑造人本精神，应加强“人本”教化，即加强人本精神方面的宣传和教育，如通过开座谈会、主题班会、黑板报等方式，宣传人本思想;将“人本”教育有机融入课堂教学，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并积极挖掘各门课程蕴涵的丰富教育资源，潜移默化地渗透“人本”教化。同时，应推进高职学校人本精神进网络、进学生公寓、进学生社团。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中所蕴涵的人本思想，对于当前高校人本精神的塑造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值得我们借鉴和承继。借鉴儒家杰出代表孔子、孟子和荀子思想中的人本思想，高校可从三方面，即将人本精神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实现人本管理，加强“人本”教化，促进高校人本精神的塑造。

【参考文献】

[1]孔子.论语[M].长沙：岳麓书社，2000

[2]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