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技术

2024-09-24

制度与技术（精选12篇）

制度与技术篇1

从重商主义、重农学派、斯密、熊彼特到战后的发展经济学、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300多年来一直在探寻经济增长之源。到目前为止,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增长的源泉依然没有形成结论性的共识,但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势———资源、技术和制度这三类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被给予尽管模糊却越来越广泛的强调。那么,资源、技术和制度各自的经济学内涵是什么?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又是什么?特别是,关于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二者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Ruttan,1994,中译本)。本文以上述问题为主线,对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予以梳理总结,并试图对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关系进行新的解释。

一、经济增长之源:文献回顾

经济增长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内容,自17世纪以来在大多数时间内都受到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从方法论的角度,这些理论可分为两大类:其一,运用归纳推理法,通过研究一国或几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从而归纳出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或源泉;其二,运用演绎推理法,通过建立各种理论模型,对经济增长之源进行完全抽象的纯理论分析。

首先,关于归纳视角的增长之源。早在17、18世纪,以Stafford和Mun为代表的重商主义者根据贸易实践开始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探索。由于他们的视角局限于流通领域,金银被认为就是财富,因此对外贸易顺差是一国财富的来源(Mun,2006,中译本)。随后,经济学家对增长问题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到了20世纪,Denison(1967)根据美国和西欧各主要国家及日本的历史统计资料,测算了对国民收入增长产生影响的各因素的贡献。这些因素分为两大类: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Kuznets(1985,中译本)通过对西欧主要国家的国民产值及其组成部分的长期估计和比较,从各国经济增长的不同之处探寻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他认为主要因素有三个:一是知识存量的增加;二是生产率的提高;三是结构变化(包括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等)。

其次,关于演绎视角的增长之源。18世纪,重农主义创始人Quesnay(1979,中译本)最早认识到资源(土地)对财富创造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土地上的生产才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经济活动,只有农业才能生产的“纯产品”(即剩余产品)是财富的源泉。随后,Smith(1983,中译本)提出了增加国民财富的三条途径:通过劳动分工提高生产率、进行资本积累和增加劳动投入。与Smith不同,Ricardo(1983,中译本)由于忽略了技术的作用而对经济增长持悲观主义态度。他假设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源泉,在人口不断增长且土地的边际收益递减的条件下,投资和储蓄只有资本家提供从而导致资本家储蓄意愿和投资意愿不断下降,最终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陷入停滞状态。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Schumpeter(1990,中译本)的重要贡献,他认为推动经济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和原因是波浪形的技术创新。Harrod(1939)摒弃了凯恩斯的短期分析方法,将国民收入决定的理论长期化、动态化,并构建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增长模型。但他的模型仅考虑资本与劳动,并且两者不可替代,从而忽略了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Lewis(1955)第一次全面地考察了资源、技术和制度三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认为人均产量的增长取决于自然资源和人的行为,而影响人的行为的直接原因有三个:一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愿望,主要与经济制度有关;二是知识的增长与运用;三是人均资本额与其它资源量的增加。随后,Solow(1965)构建了考虑资本、劳动和技术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但该模型的最大缺点就是用(外生的技术)增长解释增长(D.Romer,1996)。20世纪60年代的增长文献(Arrow,1962;Uzawa,1965)乃至80年代的新增长理论(P.Romer,1986;Lucas,1988)都围绕如何将技术内生化这一目标展开,但这些理论都只考虑技术、资本和劳动的作用。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制度重要这一认识获得了迅速的普及”(Wolfgang&Manfred,2004,中译本)。以North(1989,1994a,中译本)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制度至关重要”,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经济增长实质上是更有效地利用资源的制度变迁过程。

上述学者的理论研究除了方法论上的不同外,他们所“发现”的经济增长源泉也存在较大差异。但从总体上,除了重商主义的错误理论外,其他学者所认为的经济增长源泉都可归为资源、技术和制度三大类。这似乎可以解释目前经济学界所出现的一种趋势———资源、技术和制度三类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被给予越来越广泛的强调(Ostrom,1992,中译本;Nelson,1996;Barro,1997;Wolfgang&Manfred,2004;Helpman,2004)。

二、资源、技术与制度的经济学内涵

从静态的角度,资源、技术与制度具有如下关系:资源的数量取决于技术水平;一定技术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潜在最大产量;而制度则决定了这种潜在量转变为现实量的程度(North,1994a)。

(一)资源

资源总体上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劳动力,包括其数量和质量;二是自然资源,包括矿藏、森林等;三是资本资源,包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如基础设施等。从根源上,资本资源也是以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为投入的一类产出。两千多年以来,在世界人口总体上持续增长的一般趋势下,世界经济总体上也在持续增长(Maddsion,2001),这表明人类变得越来越富裕(当然是从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视角),比其祖辈享有更多的物质和精神产品。这些产品直接地依赖于生产时耗费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资源的数量。因此,作为生产过程中的直接投入,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Wolfgang&Manfred,2004)。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潜在)资源数量指由当时世界最高技术水平所决定的可以被利用的资源存量。但有多少资源实际进入生产过程,还取决于该国的实际技术水平和制度水平。因此,资源与经济增长存在如下关系:一定技术和制度水平下,资源数量越多,从而实际可以进入生产过程的投入也越多,最终产量越高。

(二)技术

技术一词源于古希腊语,原意指“人对自然的关系”(汪丁丁,2001)。技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技术包括生产技术和非生产技术。狭义的技术仅指生产技术,即人类改造自然、创造人工自然或人造自然的方法和手段。在经济学中,技术指将投入转化为产品的方法,与生产函数联系在一起,后者反映物质上既定投入与最大产出之间的数量关系。技术与生产函数的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决定进入生产函数的资源种类,从而决定一个社会可以利用的资源总量;二是技术决定生产函数中投入产出之间的数量关系,分为两种情况:技术进步不改变投入要素比例和改变投入要素比例,后者意味着某一类投入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提高更快,从而节约了另一类投入要素。因此,技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发现更多可以进入生产函数的资源,增加整个社会的总投入量从而增加产量;二是改进现有投入产出关系,节约现有资源从而增加产量。

生产函数仅仅表明一定技术水平所决定的既定投入与最大产出之间的客观可能性。而在现实中,最大产出的实现受到三个方面的约束:交通、通讯技术和制度(制度的约束在后文详述)。交通技术对生产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若某生产过程需要投入要素A、B,而它们却不在同一个地方,因此,它们各自所在地之间的交通状况就决定了它们能否“在生产函数中相遇”,从而决定了生产的现实性。若没有15、16世纪航海技术的进步,非洲的黑人不可能与美洲的自然资源进入“西欧殖民者先进的生产函数”。而通讯技术对于生产函数的作用而言,就是加快这种客观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变。因此,对于一个国家、地区或全世界而言,交通、通讯技术的进步,意味着更多的资源可以更快地进入生产领域并减少耗费在交通中的资源。

(三)制度

很多学者对制度给出了不同的界定。到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界普遍接受North(1994b,中译本)的定义: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是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与技术的原意对应,制度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经济活动被新制度经济学家分为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因此,作为一个国家而言,其总量生产函数应包括上述两种活动。生产函数反映了一定技术水平下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客观可能性,如前文所言,这种客观可能性除了受到交通、通讯技术的影响之外,还受到规范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制度的影响。因为在生产要素被配置到生产环节之前,或者这种投入产出关系实现之前,存在一系列交易活动,它们往往阻碍生产要素进入生产领域,如产权因素和交易成本因素。

产权关系到经济主体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内在动力。一方面,交易实质上是产权的交换,因此产权的界定是否清晰决定了交易能否发生及其发生的困难程度,这无疑会影响交易主体进行交易活动的动力,极端情况下导致没有生产要素进入生产领域;另一方面,若产权保护不力,也即经济主体预期其交易和生产所得得不到保护,就不会将外部性内在化,也即最终没有生产活动发生。交易成本是与产权的转让和保护相关的成本(Barzel,1988)。因此,交易成本与产权关系密切,从而也关系到“内在动力”。但另一方面,交易成本也间接地反映了市场的竞争程度,所以它还关系到经济主体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外在压力。交易成本的大小决定了交易的可能性、是否有要素进入生产领域、以及什么样的要素进入。交易成本越小,进入市场的要素越多从而竞争越充分,结果是经济主体在外在竞争压力下选择让最有效率的要素进入生产领域。以上这两类因素就是经济制度涉及的主要内容。通过产权界定和保护并降低交易成本,可以使更多更有效率的要素进入生产领域,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实现既定技术水平下的潜在产出。

三、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谁决定谁

Kuznets(1985,中译本)认为,经济增长指供应人们所需各种经济商品的生产能力的长期提高,它建立在先进技术的基础之上,同时需要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而人口数量和人类欲望的不断增长以及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意味着人类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两千多年来世界人口和经济商品总体上一直增长的事实表明,人类通过技术变迁或制度变迁较成功缓解了这种紧张关系(Boserup,1981;North&Thomas,1989,中译本)。关于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以Marx和Veblon为代表的技术决定论者认为制度变迁依赖于技术变迁;以North、Polanyi代表的制度决定论者认为技术变迁依赖于制度变迁(Ruttan,1994)。本文认为,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作为解决人类与自然冲突的两种手段,在大多数场合可相互替代,并不存在谁一定决定谁的关系。

如果把一个国家看作一个生产单位,理论上就存在总量生产函数Q=f(X)并有如下图形(见图1)。

图1中,横轴代表生产投入X(1),纵轴代表产出Q。假设在某一时期内,一国总量生产函数为Q=f(X),总投入为X1,则在该时期内既定技术水平下的潜在最大产量为Q2,如果该国的制度能将潜在最大产量全部转变为现实量,实际生产就位于B点。在此情况下,如果该国国民欲望上升(即使人口数量不变),要提高生活水平就只能通过技术进步去实现,即生产函数曲线上移至Q’=f(X),于是在制度未改变时生产点移至B、C两点之间从而人均产量提高。如果欲望不变但人口数量增加(2),也只能通过技术进步来维持或超过原来的生活水平。另外一种情况,当生产函数为Q=f(X)时该国制度不能将其生产潜力全部实现,则生产点位于B、X1两点之间如A点。此种场合下,如果人口增长或欲望上升,可通过三种途径维持或超过原有生活水平:改进技术;改进制度;同时改进技术和制度。

因此,根据对图1的分析,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可用图2进行解释。图2中,从左到右表示随着人口增加或者欲望上升,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可能演进路径。图中的“好制度”指将最大潜在产量全部实现的制度,“坏制度”指不能实现潜在最大产量的制度。图2中的初始技术状态为A,若此时制度状态为“好制度”,人口增加或欲望上升后,只能通过技术进步(如进步后的状态为B)维持或超过原有的生活水平;其后,如果制度状态为“坏制度”,可以选择技术进步或制度进步(如进步后状态为C),或同时选择技术和制度进步来维持或提高生活水平。当初始技术状态为A但制度状态为“坏制度”,人口或欲望增加后也有三种选择(技术进步、制度进步、技术和制度同时进步)。如果选择制度进步(如进步后状态为D)且进步后的状态为“好制度”,则此后的选择只能是技术进步(如进步后状态为E)。可见,技术决定论只能解释技术变迁B到制度变迁C的历史路径,而制度决定论者只能解释制度变迁D到技术变迁E的历史路径。

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都不是对方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尽管制度变迁(如1624年英国《独占法》的出台)所增加的物质激励是技术变迁的重要动力,但历史上仍有大量的技术进步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的直接结果,与制度变迁没有关系(Boserup,1981)。并且,人类对发明创造的天生兴趣和爱好也是技术进步不可或缺的源泉。另一方面,尽管技术变迁可以提升经济增长的上限,从而为制度变迁释放收入流(Ruttan,1994),或者说增加制度创新的空间,但在很多场合,技术变迁并不是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因素。例如对于人类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一次经济革命”(即一万年前人类从狩猎采集向定居农业的转变),只是持续的人口压力的结果(North,1994a)。最后,正如近代史上的技术变迁以相关基础科学知识为前提,制度变迁也需要相关社会科学知识的准备(Ruttan,1994)。

四、资源、技术与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相对重要性

一定技术水平决定一个国家可利用资源的数量,也决定潜在最大产量,而制度决定这种潜在量转化为现实量的程度。因此,从投入量到产出量之间的转化率(也称为生产率,目前使用较多的衡量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国家中技术和制度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联合作用。由于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最近20多年才得到较普遍的承认,因此之前关于“增长核算”(Nelson1996)的方法无疑夸大了技术的作用,因为制度的作用也被归功于技术(3)。经验数据显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技术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总体上是逐渐增加的,而资源的作用则在逐渐下降(4)。

经济学家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测量技术(也包括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前者以Maddsion(1995)为代表,其研究结论表明:技术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20世纪远远大于19世纪,或者说,资源的作用在20世纪变小了。由表1可以看出,在1820年到1992年的170多年里,美国、日本和英国三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上呈递增趋势。后者以Chenery等学者(1989,中译本)为代表,他们对世界上39个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学家们费了很多周折才认识到这种相对关系,其后果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持久地处于贫困的泥沼中。制度作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资源优化配置的约束条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直到最近20多年才得到较普遍的认识,因为之前主流经济学家主要关注索洛余数问题。尽管很多经济学家宣称解决了索洛余数问题,如果忽略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该问题不可能真正获得解决。但是,考虑制度以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例如,为了单独测量制度的作用,很多学者使用各种替代指标代表制度,但所有这些方法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性。另外,制度采用何种方式进入总量生产函数,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制度与技术篇2

1、医学装备科不仅要为临床科室开展医疗设备的保障工作，还要

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支持与咨询工作，以保证医疗安全、充分发挥医疗设备的效能、提高医疗水平、支持临床科室发展。

2、医学装备科具有对全院人员使用医疗设备等进行培训的职责。

3、设备到货后，医学装备科认真组织使用科室的使用操作培训，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不同形式的培训考核，可以针对单台设备进行全院或多科室培训，也可针对单科室进行培训，切实提高临床、医技科室人员的使用、操作、日常维护能力。

4、医学装备科对使用科室的使用操作培训活动须做好记录与考

核。

5、加强本科室人员的业务培训，定期、不定期邀请相关专家讲课，提高科室人员的综合素质。

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相辅相成篇3

谈到汽车产业的创新，首先要回顾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历程和背景。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初，我国汽车产业还是一个“幼稚”产业。许多人士担心汽车产业会受到严重冲击：然而，人世后的中国汽车产业不仅没有受到压制，反而却迎来了发展的契机。

2001年底，我国加入世贸组织，随着汽车市场对外开放，我国汽车产业进入了一个重大转折阶段。2001年，我国汽车产销只有200多万量，到2012年，这一数字已经变成了1840，创造了年均平均增长24.2％的奇迹。2009年，我国在全球金融危机经济箫条的背景下超越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目前已没有争议地成为全球汽车产销大国，关税的下降、配额的取消。入世的十年带给中国汽车产业的更为开放的市场和更为流畅交流环境。

实践证明，开放的发展环境不仅给汽车产业更多契机，也让汽车产业的发展观念发生了转变，这也是汽车产业的根本变化和发展的根本表现。不可否认，中国汽车产业的飞速发展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结果，中国汽车产业中的主力军依然是合资企业，但是也应该看到，这十年来，中国汽车产业逐渐涌现了许多自主品牌，如吉利、奇瑞、比亚迪等。回顾这十年来的发展，中国汽车产业想要在国际中站稳脚跟还有漫长的路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增速放缓竞争将更为激烈

当然，中国汽车产业飞速发展的十年来，市场高速膨胀的同时，也积累了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能源问题、环境问题、道路设施建设不足等等。由于买入汽车社会门槛的步伐太快，人们生活与产业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2011年，中国汽车产业市场增速明显放缓，与几年前的高速增长有着天壤之别，国内自主品牌的一系列问题立刻暴露出来，这是在意料之内的：汽车产业是集国家工业和各种高端技术的大产业。涉及到的零部件众多，这其中的集成与协调、自主技术的研发与升级都需要时间的沉淀。同时，过去几年中，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时有发生，市场矛盾主要体现在膨胀的市场需求与供给产能不足。汽车供应商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了生产者主权。2012年将成为中国汽车发展的分水岭，中国汽车市场将逐渐步入平稳发展的轨道。随着市场增长势头的减弱，以及日益释放出来的潜在产能，汽车市场必然会出现产能过剩的格局，消费者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这势必导致竞争更为激烈，汽车企业必须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在市场中抢占先机，谋求企业更长远的发展。

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相辅相成

与中国经济一样，中国汽车产业存在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应以合理的方式和途径完成从汽车大国向强国的转变，创新是公认的唯一出路。创新不仅是汽车企业做强做大的要求，也是整个中国汽车产业健康、持续、平稳发展的根本。创新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是做出一种制度的安排，通过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达到合理利用资源的目的，解决资源配置效率。制度创新的体现就是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是新技术的研发和利用，通过研发新的技术，解决的是资源的使用效率问题。技术创新的直接反映就是产品创新。因此，汽车产业的创新就不仅仅局限于产品的创新，还应该包括战略的发展模式、经营模式、营销模式等管理方式在内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制度创新可以更好地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则能够有效地有帮助企业进行制度创新，二者都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源泉。为此，企业应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进行创新变革。

一是面向国际，进行开放式的创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经济已经深深植根于市场经济的土壤中，中国汽车产业也不例外。因此要从国际分工的角度出发，考虑中国汽车产业的创新。创新要有国际化视野，在未来，中国汽车企业一定是国际化企业：中国企业的创新一定要跟国际接轨，要符合国际潮流、符合国际标记。同时，中国企业的产品创新不仅仅是针对国内市场，还要考虑国际市场的需求和特点，尤其是国际流行的趋势。中国汽车企业要学要善于接纳，学习和融会国外先进的知识体系和管理体系。总之，只有在开放中创新，中国汽车企业才能更好地把握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权、更好地发展自己。

二是动态研究，在发展中创新。创新的根本目的是获取持续不断的竞争性优势，因此企业的创新要有前瞻性，在实践中提高对产业发展规律的认识、加强规律的研究，正确把握产业演化模式和机制、把握创新方向。如产品创新，要充分考虑未来的消费特点和趋势、技术创新要考虑未来能源的发展方向，经营模式的创新则要充分研究国际化新特点等。企业应该建立动态发展的创新体系，牢牢把握汽车发展的趋势，这样才能在未来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是谋求共赢，在合作中创新。合作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永恒主题。目前国内大部分车企基本上都已经与国际汽车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合作可以促进自身发展能力的提高，同时也能保证双方在合作中达到共赢。目前国内合资企业推出自主品牌，实际上就是合作创新的一种尝试，目前已有合作模式包括国内企业并购国际知名汽车企业、中外合作双方开创新模式等，并且还在不断的探索当中。

第四，增强自主，在竞争中创新。随着国际汽车产业竞争的不断深化，我国汽车产业面临的竞争将是一种体系竞争，是整个价值链的竞争。因此汽车产业要创新，必须增强自身体系的竞争力。如在汽车的核心零件上，要增强自主竞争能力；在以整车企业为核心的企业上下游之间，要形成倾力合作、进行资源整合，以保证汽车的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甚至二手车、再流通等各个环节都能获得优化的资源配置，从而使整个产业链最大限度地实现无缝运转，达到整体效率最大化。

自主品牌与新能源汽车是两大突破口

中国汽车产业创新最重要的两个方向就是自主品牌和新能源汽车。自主品牌汽车是中国汽车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载体，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发展的终极方向。中国汽车产业要想成功实现转型，就必须在这两个方面有所突破。因此现阶段，汽车企业创新要紧紧围绕这两个点，在传统的自主品牌汽车技术轨道上，遵行技术学习的累计性原则：汽车企业选择产品和技术，应从低端到高端技术创新做起；创新方式要坚持从模仿到自主创新，这是因为中国绝大多数车企至今尚未建立起真正正向的研发体系；在创新强度上要遵循从渐渐创新到突破创新、从局部创新到整体创新、从外围创新向核心技术创新突破的原则。

在新能源技术技术轨道上，我国企业应坚持从高端入手，遵循以自主创新为主的突破性创新路径。我国汽车企业只有在核心关键技术上实现自主，才能真正在新能源汽车上实现技术跨越，否则将长期落后于对手。要实现这一战略，必须改变国家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所投入过渡分散、过渡以企业为主的模式。

集成创新能力优化资源配置

北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集团）一直将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泉。结合公司的发展情况，北汽集团认为创新首先是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要实现以自主创新、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占市场主导地位，实现全球化的规模，以及汽车产业向高端转型。这些都是以提升现有技术结构为基础来进行的。为此，不仅要形成强大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还要形成强大的集成创新能力，在开放的环境中有效吸纳和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国际创新资源。

近年来，北汽集团不遗余力地进行投入，目前北汽集团旗下有两个国家级认定的技术中心。两年前，北汽集团投入了几十亿建造了目前国内最好的研究院，2012年春正式投入使用，实验能力、师资能力达到国内一流水平。与此同时，北汽集团在美国、意大利也建立了研发中心，从海外招聘了大批专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在技术发展方面，北汽集团坚持开放技术发展，掌握核心、保持领先的研发理念，采用自主开发，集成开发。联合开发、引进吸收再创新等方式推动创新进程。2009年12月，北汽集团完成了对萨博汽车相关知识产权的收购工作，成为国内汽车企业收购海外先进整车成套技术和动力总成技术的第一个成功案例。买来了只是第一步，能不能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才是关键。北汽把自主创新作为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经过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北汽就完成了对萨博技术的消化吸收，开发出100％本地化的自主发动机，而且经过检验各项性能指标已经超过了萨博原机的水平。通过引进吸收，在2年内开发出自主无极变速器。同时，在萨博技术基础上，对车身、外形等方面都进行了优化，更加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和需求。

制度与技术篇4

1.现代教育观念的变革, 核心是如何处理好“儿童与教育”的关系问题。观念变革时期, 教育家开始重新审视儿童发展与教育的关系, 形成了对儿童和教育的新认识。认为儿童不仅与成人有差异, 儿童之间也是有差异的, 无论是在语言表达、阅读速度, 或在回答问题上等, 儿童之间都有很大的不同, 在教育中采用统一的内容、方法、进度, 要求所有的儿童是不合适的。在这个基础上, 有教育家提出“儿童中心”的观念, 认为教育应该使学校适应儿童, 而不是使儿童适应学校, 教育的一切措施都要围绕儿童进行。教育家也对学校形成了新的观念:认为学校与社会发展联系密切, 学校应该成为社会的中心, 学校要使儿童、课程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学校是一个各种知识、文化的净化器和不同等级、阶层的平衡器, 要使每个到学校学习的孩子能够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在这些新观念的影响和冲击下, 传统的等级教育观念、歧视性教育理念逐步被废弃, 适应儿童的教学内容、活动课程、个性化学习等观念逐步被接受。

2.现代教育技术的变革, 核心是如何处理好“技术为知识服务与为学生服务”的关系问题。从教育技术的发展来看, 早期的“班级授课制”主要是基于知识学习的考虑。进入20世纪以后, 教育技术发生重大变革, 从技术为知识传授服务转向技术为学生发展服务。如在教学技术或手段上, 传统的灌输式教学逐步由活动教学、设计教学、小组教学、单元教学、讨论教学所取代;学习方式也由传统的必修制向选修制、学分制、走班制等转变;课程设置也由传统的学科课程向活动课程、综合课程、AP课程转变;学校机构也由传统的统一学校向选择性学校、特许学校、公立学校市场化转变。教育技术的变革,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观念的变革。

3.现代教育制度的创新, 核心是如何处理好“制度约束儿童与保护儿童”的关系问题。传统的教育制度是一种限制和约束儿童的制度, 如早期的“双轨制”和“多轨制”, 把儿童分成不同的类型, 设置固定的通道。即使在实行单轨学制的美国, 早期学校制度也是从无年级制到8-4学制的。进入现代社会以后, 约束儿童的教育制度开始发生变革, 逐渐形成一种保护儿童的制度, 使儿童有多样性的发展通道, 特别是“综合制”的出现和6-3-3学制、6-2-4学制以及多种学制的出现, 为儿童发展提供了多样性的渠道。教育制度不仅要保护儿童, 也要约束儿童。这种约束是建立在现代儿童观念、教育观念和教育技术手段的基础上的, 约束也是一定程度的保护, 而且保护的内容更为细致和人性化。

制度与技术篇5

科学、技术与经济间关系的制度分析

本文比较了中西关于科学、技术与经济间关系的不同认知图式及其相关的`制度背景,在场域的视角下对科技情结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以厘清科学、技术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提出解决我国技术创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从总体上追求“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而在于追求经济场域的自主化,以促成我国产业科学与公共科学的进一步分化.

作者：王大洲关士续作者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技术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哈尔滨,150001刊名：自然辩证法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年，卷(期)：17(1)分类号：C919 G301关键词：科技情结创新场域制度分析

制度与技术篇6

[关键词]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合理使用；版权

[作者简介]权丽桃，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事业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一、两者概念辨析

数字版权管理（Digital Right Mana

gement，简称DRM）技术是“对数字化信息产品在网络交易、传输和利用时所涉及的各方权益进行定义、描述、保护和监控的整体机制，是数字化信息环境可靠运行和不断发展的基本保障之一”[1]。由此可见，数字版权管理技术主要通过“授权——许可”模式对数字产品的流通、传播、交易等进行有效地监管，没有得到授权的单位或者个人如果使用该数字产品的话，就会涉及侵权，其实质是为了防止版权人的利益受损。

合理使用制度，是指公众在正当的学习过程中，对于已经发表的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可以直接无偿使用，而不必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的制度。合理使用制度实质上是对著作权人权利过度保护的一种权利消减，因为无论哪部作品的问世，它都是在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基础上的继承与创新，如果著作权由其独占，对公众是不公平的，所以，合理使用制度的制定，让著作权人把一部分权利让给公众，亦即让利于民，这样既可以平衡著作权人权利过度保护与信息使用者言论获取自由之间的矛盾，又可以很好地促进信息资源的共享与有效利用。

二、两者利益冲突分析

1. 扩张性与萎缩性的冲突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两个重要条约《WIPO版权条约》《WIPO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以及美国的《数字千禧版权法》和欧盟的《信息社会版权及相关权协调指令》，还有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均将技术措施纳入了版权保护的范围，任何（包括合理使用）规避技术的行为将会面临法律的制裁。其实，这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使得著作权人的权利已经被扩大，而相应的公众合理使用的空间却缩小了。数字版权管理技术通过“授权——许可”模式达到对利益各方的分配，信息使用者只有先付费取得授权，才能使用该数字产品，而且，大部分数字产品的许可证是与该用户的设备绑定的，即使是同一用户使用该数字产品而换一台设备都是不会被授权的。这就无形之中扩大了著作权人的权利范围，而同时限制了公众合理使用数字产品的地点、方式等。

思想/表达二分法是版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即法律只保护表达而不保护思想[2]。在网络环境下，由于数字版权管理技术的严格控制，使得公众接近数字产品受阻，那么公众也无法得知该作品所要传递的思想，这就无形中使著作权人的权利扩大到了思想领域，而公众的合理使用范围却缩小了。

2. 垄断性与共享性的冲突

版权法为了鼓励著作权人的创作激情，同时也为了文化事业的繁荣昌盛，赋予著作权人一定的垄断权，即信息使用者在未经著作权人授权的情况下，不得无偿使用其作品，但是这个垄断权却有一定的期限，超过这一期限，这些成果将供公众自由无偿使用。而这一规定，在数字产品面前却显得苍白无力，因为数字版权管理系统通常会对这些数字产品进行加密、数字水印等技术，即使这些数字产品已超过保护期，它也不会进入公众领域，这就无形中实现了著作权人对其作品的永久性垄断。而合理使用制度是国家对著作权人权利过度保护的一种限制，它主要是为了促进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共享，带有明显的共享性。

3. 私有性与公益性的冲突

著作权人通过数字版权管理技术保护其版权不受他人侵害，本质上是属于保护私权，数字版权管理技术被纳入版权保护的范围，是著作权法及著作权人对网络发展带来诸多挑战的回应。数字版权管理技术一经法律授予，著作权人便可以行使绝对的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而合理使用属于公权，它是立法者为了限制著作权人权益单方面消长而制定的一项制度，目的是促进信息资源的利用与共享，具有明显的公益性与共享性。自古以来，私有与公有就是一对冤家，它们的矛盾看似不可调和，但是只要运用智慧，便能使二者和平共处，达到双赢。

三、利益平衡原理

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和合理使用的关系实质上是信息垄断与信息利用的关系，两者关系在实践操作中陷入了两难境地——“没有合法垄断就不会有足够的信息生产出来，但是有了合法的垄断又不会有太多的信息被利用”[3]。目前我国两者利益关系的现状是：由于技术措施纳入了版权保护的范围，致使公众合理使用的权利空间受到挤压，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的利益格局由此产生失衡。

从法律层面上讲，利益平衡是指“通过法律的权威来协调各方面冲突因素，使相关各方的利益在共存和相容的基础上达到合理的优化状态”[4]。而合理的优化状态也是一种相对状态，是一种相对利益均衡、和平共处的理想状态。维持各方利益平衡是立法者的根本立足点，其实它就是一个权利保护与权利限制的中和点，即对著作权人的权利既保护也限制，保护的目的是激励著作权人的创作动力，限制的目的是使其作品能被普通公众所使用。

四、两者利益平衡机制构建

目前，由于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对数字版权的保护获得了版权法的认可，导致公众合理使用的权利空间受到挤压，私人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失衡。把握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尺度，重构二者利益平衡机制，是改变现状、破解两难境地的关键，也是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因此，我们应该在制度安排和技术措施的法律设计过程中权衡利弊，以实现网络环境下的互利共赢。

1. 基本法律保障：合理使用制度

合理使用制度的出发点是限制著作权人权利的单方面消长，保障社会公众的利益，促进信息的有效利用，它是著作权法平衡各方利益不可或缺的砝码。就目前大部分国家的立法趋势来看，虽然合理使用的范围逐步缩小，但是它所起的调节作用还将继续有效。如今好多国家已经把合理使用的评判标准纳入相关法律法规中，这就为执法者在面对各类案情时有法可依。而再看我国的合理使用制度，主要采取了列举式，缺乏评判标准，执法者在面对各类案情时只能照本宣科，一旦案情復杂，执法者将陷入无法可依的两难境地。针对这种情况，立法者应该借鉴他国的立法模式，把列举式与评判标准完美地结合起来，使我国的合理使用制度真正走上有法可依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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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补充机制：法定许可制度

法定许可制度与合理使用制度相辅相成，一起成为著作权法平衡利益各方的筹码。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法定许可与国外的相关规定有一定的差别，那就是只要著作权人声明不允许使用的便不适用于法定许可，这就为信息使用者制造了一定的障碍，因此在今后的立法中，呼吁立法者适当扫清障碍，使法定许可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

3. 补偿机制：版权补偿金制度

目前，版权补偿金制度在我国的著作权法中还未涉及，但它已经引起我国部分学者的重视，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也见诸各刊物。它是私人复制者在事先没有征得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复制并使用其作品，并因此给予著作权人一定补偿的一种间接补偿形式。其实版权补偿金制度是对合理使用制度的一种反限制，它弥补了合理使用对著作权人利益的弱化，通过补偿金使著作权人与信息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得到合理配置。

4. 技术措施：“合理使用过程控制”模式

从技术角度来看，设计一款既允许信息使用者不用经过著作权人的授权即可行使正当的合理使用权，又能对信息使用者的信息使用行为，特别是侵权行为进行监控的技术，将会使著作权人与信息使用者间的利益最大化。有学者将这一技术定义为“合理使用过程控制”模式。在这一模式中，用户可以自由利用数字版权管理系统中预设涉及作品可以合理使用的全部权利，而当信息使用者需要越权使用该作品时，必须征得著作权人和信息使用者间中立的第三方同意，如果信息使用者随意使用作品，威胁到著作权人利益时，著作权人将通过“查账索引”对信息使用者的信息使用行为进行查询与追踪，必要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捍卫自己的权利[6]。

[1]张晓林. 数字权益管理技术[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1（5）：3-7.

[2]文正茂，赵荣停. 论网络环境下版权技术措施与合理使用的冲突与协调[J].法制与社会，2010（10）：287-288.

[3]考特·尤伦. 法和经济学[M].张军，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85.

[4]陶鑫良，袁真富. 知识产权法总论[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18.

[5]韦之. 著作权法原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9.

[6]王宇红. 数字版权管理与合理使用的冲突与协调[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76-80.

制度与技术篇7

1.1 投资成本

一般来说,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指学生为了就学,个人或家庭直接支付的各种费用和发生的机会成本。只有人们认为进行高级技工教育培训所付出的成本会在将来为他们带来收益时,人们才会选择这方面的投资。成本具体分为:(1)费用成本,其中包括学费成本,以及在书籍和其他物品上的花费。多数情况下,技校的收费标准略低于高等院校。(2)机会成本,指学生在达到法定就业年龄后因继续就学所放弃的劳动收入,即学习期间放弃的工资报酬。(3)心理成本。这是人力资本投资中需要付出的第三种成本。在我国的大多数家庭中,存在重学历轻能力的观念,家长不鼓励孩子上职业学校;另一方面,社会偏见的影响,大多数学生向往高尚、体面、有钱的职业。因此就读于职业类技术学校的学生的心理损失比较大。

1.2 投资收益

(1)技术教育未来收益结果不显著。

主要问题,一是回报率不高,二是回报的周期长。劳动者对教育和培训进行投资是因为他们预期将来能获得更高的收益。如较高的收入、工作和生活满意程度的提高、个人自我素质和技能的提高等。用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来看,将未来获得的收益折现,跟当期投入的成本比较,收益大于成本的话,人力资本投资就有价值,反之,则没有吸引力。但是由于人力资本形成的时间普遍比物质资本形成的时间更长,人力资本的投资期越长,获得收益的时间越往后,其收益折算成现值就越小,人们也就会失去对这种投资的偏好和积极性。普通高等院校一般的投资期是四年,技校生从初级技工到高级技工,往往要花费二三十年的时间。理性的经济人一般不会选择投资期长折算现值大于投资成本职业技术教育。

(2)技术教育与大学教育的工资报酬流对比分析。

劳动经济学上在讲到人力资本投资时的典型例子就是高中生和大学生的对比。A开始出现得很快,但却不可能上升得太高。B和C在开始的时候由于上学成本,收入呈现负值。接着BC都要经历一个比高中生的工资还要低的时期,但再往下,他们就会超过A,不过技校生的工资报酬流B要低于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的工资报酬流C,而且B的收益时间要比C的还长。很显然,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报酬将超过技校毕业生的工资报酬,因此职业技术教育相对于大学教育来说没有吸引力。

注:A高中生的工资报酬流,B技校生的工资报酬流,C大学生的工资报酬流。

2 高级技工应获高工资:补偿性工资理论

补偿性工资理论是指有一些工作会给人带来不愉快的感觉,而所有的劳动者都是尽力避免这种不愉快的,那么就需要给从事这些带给人不愉快或不安全工作的人额外的补偿。它是基于三个假设:员工追求效用(而非收人)最大化,员工了解对他们十分重要的工作特征信息,员工的流动性。

在劳动力市场上,市场均衡点是当高级技工实际获得的工资收入等于其预期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时的WB/WA=We。当WB/WA=W1>We,此时相对于职业A的职业B劳动力供给曲线为S1,人们将离开A,这时A劳动力供给会减少而B供给会增加,这会导致WA的上升和WB的下降。当高级技工实际获得的工资收入大于其预期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时,高级技工的供给就会持续增加,直至工资收入与预期收益相等时才会停止。但当WB/WA

3 激励机制缺失是技术工人短缺的主要原因

“全面薪酬”这个概念越来越流行,作为一种回报和激励员工的手段,颇受企业和员工的欢迎。它不仅包括传统的货币薪酬——基本薪酬、短期激励、长期激励、福利和临时津贴等,同时包括非货币报酬,比如文化、培训、对员工工作的认可、职业发展、弹性工作时间、员工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等,主要可归为四大板块,即:薪酬、福利、工作环境和学习与发展。对于技工来说,收益回报低、地位低都是造成其短缺的原因,仅从基本薪酬入手,只能有好保健效果,却依然起不到激励效果。为了更加全面的了解激励中的保健和激励两层次的因素,从全面薪酬角度入手具体分析技工的激励体制存在的问题。

3.1 薪酬和福利方面,缺乏相应的物质激励

整体工资水平过低是导致高级技工短缺的重要原因。在我国,技术工人工资起薪点较低。工资虽与工龄和技术等级挂钩,却因其技术等级提升缓慢而长时间见不到变化。高技能人才和一般技术工人相比收入差距较小无法体现以技能为基础的内部薪酬的公平性。同时福利待遇也不公平,缺乏有力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

3.2 地位和认可方面,缺乏相应的地位激励和尊重认同

目前技工的状况来看,在基础层面的工资水平上都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在高层次的地位尊重方面更是欠缺,保健方面都没有做好,激励方面就无从谈起。在许多场合下,人们看重的往往是学历,在各种公开的招聘中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总是按学历由高到低来确定。而高级技工却很难与这些人站在一起,这样的社会地位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3.3 学习与发展方面,缺乏相应的培训和学习激励

通常一个普通技工成长为高级技工要花费20-30年的时间。当前劳动力市场化,人员流动自由化。企业花费较长时间和较大费用培养的高级技工跳槽会给自己带来巨大损失。所以多数企业不愿在高级技工的培养上花太多的成本,更倾向于需要时再到劳动力市场上去招聘。工人流动过于频繁会使企业担心人才流失,而不敢轻易花成本培训。其次,技工类、高职类学校大部分没有把培训条件纳入综合投资。由于培养一个高级技工需要消耗大量的资金,学校缺乏资金来源,从设备、场地到师资都力不从心,多数学校能培养出合格的初级技工就不错了。

4 改进激励体制,促进技工短缺问题的解决

(1)将全面报酬理论引入到技工的激励体制中。

随着员工生活水平的提升与知识技能的增加,他们的需要向纵深层次转化,从基本的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向情感需要、被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的需要延伸。对于技工的薪酬除了基本工资之外也要有福利、工作环境、职业发展等良好的非货币工资组成部分。薪酬的改善会带动很多方面情况的改善。其中,货币薪酬是最基本的,目前如果所有的福利都货币化的话也是一种不错的激励。

(2)改进企业内部管理机制。

在技工报酬方面,可以实行以岗定薪,以能力定工资,以贡献定报酬。分成基本工资和技能工资,基本工资来源于企业直接的生产成本,而技能工资来源于企业利润,可以提高工人的积极性。同时可让员工持股,分享企业的利润;实行计件工资制结合计时工资制;企业应积极参与技工培训与再生产。企业通过向学校提供实习机会,可有效回避技工短缺。另外,对于培训成本,可以通过工资体系的设计,由企业和技工个人共同承担。

(3)规范和完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高等职业教育是培养服务于生产第一线技术型应用人才的主要承担者,因而高职教育应以提高能力为中心展开,培养具有一定理论基础的工程应用型人才。高等职业教育必须面向经济发展,合理调整专业设置,培养符合劳动力市场需要的优秀人才,学校可以与市场接轨,按需培养,定向发展,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企业工作,这样也使得职业教育院校的学生减少找工作的难度。

(4)国家应该加大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

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投入差距很大,这也成为职业技术学校不受重视,技工人才地位低的一个影响因素。教育应该往专科、技校方面投入更多的关注,本科生找工作都成为问题,学历低的这部分青年要获得好的工作的可能性更小,需要加大教育投资的力度,在教育方面予以重视和支持。

参考文献

[1]腰明亮.高级技工短缺的深层次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08, (1).

[2]许嘉平.高级技工短缺的经济学分析[J].人才资源开发,2007, (9).

[3]金旭东.技工短缺的原因及对策[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7, (11).

制度与技术篇8

1 学科馆员制度技术发展范式分析

本文根据信息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及对图书馆发展的影响将学科馆员制度技术范式分为五个阶段。

1.1 基于传统图书馆的学科馆员制度

学科馆员依托本馆印刷型文献资源和手工服务方式, 图书馆设专人与某个院系或学科专业建立联系, 相互沟通, 主动为用户提供有针对性的文献信息服务。

1.2 基于机读目录与单机管理系统的学科馆员制度

学科馆员依托本馆印刷型文献资源本馆机读目录开展服务, 服务手段增加。

1.3 基于协作与联机系统的学科馆员制度

学科馆员依托协作单位的印刷型文献资源和联机目录开展服务, 服务范围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地域的限制。

1.4 基于集成化和网络化的学科馆员制度

学科馆员依托印刷型文献资源、以光盘为载体的数字化资源, 通过局域网开展服务。受全面质量管理、全员目标管理思想的影响, 图书馆的组织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学科馆员的角色职责增加了新内容, 学科馆员制度的产生, 改变了传统参考咨询被动的服务方式, 然而, 由于受信息需求、环境因素以及服务手段等方面的制约, 这个时期的学科馆员服务在内容上还很有限, 服务层次还不够深入, 还没有引起科研用户的足够重视。

1.5 基于数字图书馆的学科馆员制度

面向数字化、网络化信息环境, 以数字图书馆为依托, 充分体现“以用户为中心”的思想, 通过数字图书馆系统与研究机构知识管理平台的无缝集成, 使学科馆员可以更多地参与科研活动, 将信息服务融人到用户个人信息环境中, 并根据用户需求指导信息组织, 实现信息服务与资源组织的统一。基于数字图书馆的学科馆员制度下, 知识信息资源系统、组织系统、跟踪与用户分析系统、检索系统、反馈评价系统、传递系统共同组成了学科信息共享空间, 在这一空间下, 建立学科馆和学科数字信息共享平台, 提升学科服务水平。学科信息共享空间IC是一种新的基础设施, 是围绕综合的数字环境而特别设计的组织和服务空间。作为一个概念上的教育空间实体, IC涉及从印刷型到数字型信息环境组织的重新调整以及技术和服务功能的整合[2]。

2 学科馆员制度技术发展范式比较

魏辅轶提出了[3]学科馆员服务体系运行机制, 这一机制由知识信息资源系统、组织系统、跟踪与用户分析系统、检索系统、反馈评价系统、传递系统组成。由于技术的发展, 学科馆员可利用的知识信息资源系统、组织系统、跟踪与用户分析系统、检索系统、反馈评价系统、传递系统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1) 知识信息资源系统, 学科馆员提供服务的信息资源经历了本馆纸质文献资源、书目数据、光盘数据库 (目录) 、联机数据库 (目录) , 到数字资源的转变过程, 数字化技术、信息存储技术不断发展, 并得到广泛应用。

(2) 组织系统, 图书馆的学科分类、主题分类思想是学科信息资源组织的基础, 随着学科信息资源从数量、类型不断扩大, 对于新兴信息资源的组织难度也不断加大, 对自动分类、自动聚类、知识组织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

(3) 跟踪与用户分析系统, 随着技术的发展, 学科馆员开始利用各种工具不断挖掘服务对象的信息需求, 信息推送技术、数据挖掘技术、智能检索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使得建立用户需求模型, 并根据模型开展个性化的、针对性的信息服务成为可能。

(4) 检索系统, 学科馆员依托的检索系统从简单的目录检索向全文检索方向发展, 从简单的信息提供, 向主题信息服务方向发展。自动索引技术、全文检索技术、跨域 (库) 检索技术、搜索引擎技术、主题搜索技术不断得到应用。

(5) 反馈评价系统, 从面对面的互动向基于网络的互动评价方向发展, 电子邮件、博客、微博、消息工具等成为常用的反馈工具, 信息沟通、评价、反馈更及时, 更方便。

(6) 传递系统, 经历了原文传递向网络传递的发展过程, 传递系统也从传统的原文传递系统, 发展成为依托于网络的多形式的数据传递。

尽管从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的角度可以将学科馆员制度发展的技术范式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但从总体上分析, 前四代学科馆员制度没有真正实现图书馆由“资源主导型”向“服务主导型”转变, 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的发展方向, 从第五代的学科制度开始, 学科馆员制度开始逐渐向学科化服务方向发展[4]。另外, 需要指出的是, 新一代的技术发展与应用, 如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以及智慧城市的建设, 均会为学科馆员制度注入新的内容。

摘要：本文以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历程为依据, 对学科馆员制度发展的技术范式进行分析和比较, 以期更好地利用技术实现图书馆的主动化、学科化服务。

关键词：学科馆员,制度,技术,范式

参考文献

[1]韦瑛.美国大学学科馆员制度的若干启示[J].重庆图情研究, 2011 (4) :50-53.

[2]安琳.学科信息共享空间:基于学科分馆的IC模式构建初探[J].图书与情报, 2008 (5) .

[3]魏辅轶.“学科馆员”服务体系的构建[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1 (1) :70-72.

三种产权制度与企业技术创新激励篇9

本文在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企业这类创新主体,构建了一个二重委托代理模型, 分解了企业的创新过程,将物质资本产权所有者、人力资本产权所有者以及物质资本产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和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纳入其中,以分析不同产权制度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机制和效果; 同时,本文在模型框架下对我国3种产权制度的变迁过程和现状进行分析,以探讨我国企业创新不足的原因。

1文献综述

在产权制度与创新激励的相关研究中,相当多的文献所述的产权并未对物质资本产权、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加以区分,但其分析内容主要是指物质资本产权。关于产权制度和创新激励方面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3个方面: 一是将产权制度视为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创新激励手段[5]; 二是将产权激励与其他创新激励手段作为并列的创新激励机制[6,7,8]; 三是从不同角度对产权制度的创新激励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分析了我国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的原因[9,10,11,12]。总体而言,已有的有关物质产权制度与创新激励的研究为后续的知识产权制度、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与创新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认为, 在不考虑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的情况下,合理的物质资本产权制度是产权创新激励的首要措施。对创新型企业而言,明晰的产权制度是物质资本所有者愿意投资建立企业的关键,它是大多数创新主体是否存在的决定性因素,在此基础上才有着后续的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激励创新的可能性。

对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激励的研究始于Arrow[13],他指出知识产权制度可以解决外部性引起的市场失灵问题: 当其他竞争对手可以肆无忌惮地复制其产品时,创新企业就无法获得足够的利益, 进而造成创新的动力不足。Kwan等[14]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抑制模仿行为并增加创新企业的研发回报,增强企业的创新动力,进而促使企业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研发创新。Horri等[15]则认为对于创新激励来说,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存在一个最优值,即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激励存在一个倒U型关系: 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抑制模仿行为使得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减少了完全竞争的部门数量,这对创新激励造成了负面影响。黄常元[16]、邹薇[17]等人对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激励具有积极作用持赞成观点。总体而言,已有研究普遍认为知识产权制度可以促进企业创新的动力。本文认为,在物质资本产权明晰的条件下,合理的知识产权制度是企业愿意创新的必要条件。只有当知识产权制度提供足够的保护程度时,企业才有进一步加强研发投入的动力,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打开企业的 “黑箱”,以人力资本产权制度进行创新激励的可能性。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还是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或企业理论,都没有对人力资本产权问题进行直接、深入的分析,其中,西方企业理论在探讨企业所有权安排时间接涉及到了人力资本产权的思想,此后中国学者深入探讨了人力资本产权的理论, 为产权理论的拓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已有文献普遍赞同人力资本产权在创新激励方面的重要性,将企业剩余索取权作为激励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手段,强调人力资本与其载体天然不可分离的特性决定了人力资本所有者,将自身的体力、智力作为资本投入企业,或取得创新成果,应与物质资本所有者一样分享企业剩余,作为其投资收益以及对于投资风险的补偿,因而需要对人力资本产权进行有效界定, 建立起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从经济收益上对人力资本投入进行激励和补偿[18,19,20],但是将人力资本产权纳入创新激励分析框架的文献并不多,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

将多种产权制度与创新激励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邱爽以知识产权制度和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为立足点,构建了一个创新激励角度的二维产权模型,该模型类似于无差异曲线的结构,将知识产权制度和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作为约束创新水平的因素,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形成了激励创新的综合推动力[21]。其具体假设是: ( 1) 忽略物质资本产权制度的影响,创新水平由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共同决定,可以由一条连续变化的效用曲线U来表示; ( 2) 创新水平的无差异曲线凸向原点,同一条曲线代表的产出水平相同,不同曲线代表的产出水平不同,距离原点越远的曲线代表越高的产出水平; ( 3) 预算约束与二维产权制度的完善程度相关,预算约束线决定了最终的创新水平; ( 4) 知识产权制度和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带来的效用相互独立、互不冲突。该模型的基本观点是: ( 1) 只有当知识产权制度和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完善时,才能保证创新具有持久性的原动力; ( 2) 完备的产权制度也是 “稀缺资源”,产权的资源配置越合理,就越能促进创新; ( 3) 在知识经济时代,产权制度的配置逐渐向价值创造的核心资源即智能资源倾斜。邱爽的二维产权模型突破了以往研究创新激励问题时单独分析知识产权制度或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的思维定势,将二者结合起来分析,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然而该模型忽略了物质产权制度是创新活动的基础,同时将知识产权制度和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作为并列关系,忽略了二者在创新激励作用机制中具有的递进的逻辑关系。本文将在此模型基础上建立一个二重委托代理模型,以更为有效地分析3种产权制度与企业技术创新激励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中国企业创新不足的原因作出合理的解释,并提出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产权制度改进的建议。

2 3种产权制度与企业技术创新激励: 一个二重委托代理模型

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激励,物质资本产权、知识产权、人力资本产权及其相应的制度是3个核心的因素,他们之间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并且存在着递进关系。本文构建了一个二重委托代理、三层次激励的模型,将创新过程进行分解,并将物质资本产权所有者、人力资本产权所有者以及物质资本产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和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纳入其中,以分析不同产权制度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机制和效果,如图1所示。本模型的基本推导过程如下:

( 1) 整个创新过程的逻辑起点在于物质资本所有者的决策。根据张维迎等人的企业理论,企业是物质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契约,二者谁更拥有 “话语权”取决于其所拥有资本的稀缺性和抵押性。在物质资本具有更强稀缺性和抵押性的时期,物质资本所有者根据产权制度的完善情况而作出的决策是本模型的逻辑起点。就一般意义而言, 物质资本所有者根据物质资本产权制度完备程度决定是否投资企业,在物质资本产权不具备排他性的情况下,物质资本所有者投资企业的动力不足。

( 2) 物质资本所有者与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构成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在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中,股东等物质资本所有者是委托人,职业经理人等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代理人。委托人的利益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而代理人的利益目标是个人收益最大化,二者目标不一致; 代理人的行动难以观察,委托人观察不到代理人的行动,只能观测到结果,而且有外生因素干扰使得不能准确测度代理人行动的努力程度。这种信息不对称引发了 “逆向选择”和 “道德风险”问题。合理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可以使得代理人和委托人的利益一致,从而通过激励机制最大程度解决 “逆向选择”和 “道德风险”问题,形成一个利益一致的企业决策管理层。从创新激励的角度来说,企业的决策管理人员和研发人员一样,也是企业创新职能的实施者,该委托代理关系的完善是创新激励的首要保证。企业决策人员虽然不直接参与创新活动的具体研发工作,但实际上是创新项目的发起者、组织者、激励者和协调者,是创新行为的实际领导者。正如熊彼特认为的,企业家也是创新的主体。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也是企业管理的重要职能之一。Brown等[22]将创新过程分为决策投入和实施投入,其中决策投入是第一序列的投入,而企业决策人员正是这一投入过程的实施者。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过程中的激励机制属于人力资本产权激励,其作用时间点在知识产权激励之前。然而从创新激励的角度看,虽然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人属于创新过程的决策者和管理者, 但针对他们的人力资本产权激励并非完全以激励创新为目标。因而本文重点强调的是在第二层委托代理关系中针对研发人员进行的人力资本产权激励, 并将这类人力资本产权激励作为创新过程的第三层激励。

( 3) 企业决策者根据知识产权完善程度决定是否投资创新研发项目。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决定了企业管理层,在解决 “道德风险” 和 “逆向选择” 等委托代理问题之后,会形成利益一致的企业决策管理层。企业决策管理层的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 其是否愿意投资创新项目,取决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备程度。由于知识和技术具有非排他性,一旦相关技术的最终产品上市,竞争对手等非创新主体也可能模仿或直接使用该技术,并作出对创新企业产生负收益的行为,技术外溢最终可能演变为企业的利益外溢,即创新主体投入大量资本进行创新活动却很可能得不到应有的创新收益。完备的知识产权制度可以有效保护创新主体的利益,从而激励企业愿意进行研发创新活动、增加研发投入。因而知识产权制度属于第二层次的创新激励。

( 4) 企业决策管理层和研发型人力资本所有者构成第二层委托代理关系。企业投资创新项目会增加研发投入,但是增加研发投入是否一定能增加创新成果? 长久以来,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忽略了这一问题。例如内生增长理论虽然揭示了经济增长会进一步加大投资,并通过研发和 “干中学”等机制引导创新和技术进步,但似乎默认增加投资一定会增加创新产出。事实上,增加研发投入并不一定使创新产出增加。创新活动的最终实施者是研发人员等研发型人力资本所有者,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 影响创新产出有两大因素: 一是人力资本存量,二是人力资本所有者将其人力资本存量投资开展创新项目的程度。前者涉及到国家的教育制度等问题, 而后者可以依靠人力资本产权制度进行激励。根据本文研究议题,此处分析后者的激励问题。知识产权制度对创新激励的主体是企业,它不能直接激励研发人员的创新活动; 而人力资本产权进行创新激励时可以打开 “企业的黑箱”,协调企业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作为研发人员的人力资本载体之间的矛盾, 促使研发人员的目标向企业价值最大化靠拢。

在第二层委托代理关系中,企业决策管理层是委托人,研发人员等创新型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代理人,委托人的利益目标是创新项目收益最大化,而代理人的利益目标是个人收益最大化,二者目标不一致。同上一层委托代理关系一样,信息不对称会引发 “逆向选择”和 “道德风险”问题,委托人通常不能观察到代理人的努力程度,如研发人员偷懒进行低层次创新活动,企业决策管理层却不能及时了解到这一信息,或者只能观察到创新活动的结果。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可以使得这个委托代理关系最大程度完善,使得创新项目的投资者和参与者利益一致。从创新激励的角度来说,研发人员是企业创新活动的最终参与者,该委托代理关系的完善是创新成果高层次化的重要保证。因此,对研发人员进行激励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是第三层次的创新激励。

( 5) 不同产权制度对于创新激励的作用具有递进的逻辑关系。低层次的激励制度不完善,高层次的激励机制效果就不明显,甚至还可能产生负面作用。例如物质产权制度不完善时,物质产权所有者没有投资企业的动力,后续的知识产权制度和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的激励机制也就无从谈起; 又如知识产权保护不足时,不能抑制知识的非排他性,也不能保护创新主体的利益,这时即使存在较高层次激励作用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也会对创新产生抑制作用。

3二重委托代理框架下的中国3种产权制度变迁与现状

根据本文模型,物质资本产权制度是第一层创新激励,是创新活动的基础; 知识产权制度针对企业进行创新激励,构成第二层次的激励; 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打开了企业的 “黑箱”,针对人力资本载体进行创新激励,构成第三层次的激励。这3个层次的激励通过二重委托代理发挥着作用,各种产权制度的完备及实施程度决定着创新效果。利用这一模型来分析我国3种产权制度的变迁过程与现状, 对我国企业创新不足探讨深层的原因。

3.1物质资本产权制度不再是创新活动的障碍

在二重委托代理模型中,物质资本产权制度决定了整个创新过程的逻辑起点,是创新活动的基础, 物质资本产权激励不足时,后续的其他产权激励就无从谈起。

上文模型中探讨物质资本产权与创新激励时仅从一般意义上考虑了私有企业,然而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国有企业占国民经济的很大比重,因而需要同时考虑国企和私企的情况。

进一步分析我国物质资本产权的变迁历程。计划经济体制下只存在国有企业,经济主体及其物质资本产权的形式是单一的,仅仅区分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其中国有经济的产权属于政府,政府是国有经济财产的所有者和经营者; 而集体经济的产权主体不明晰,集体经济的劳动者不能明确地拥有财产的所有权和收益权,产权的实际拥有者最终指向政府。政府采用行政的手段界定产权,采用计划经济的政策规定了几乎所有经济主体的行为边界,使产权的实际主体丧失了交易权、转让权以及经营权。国企领导者的决策与其收益无关,产权应有的激励功能被政府设计的任期长短、职务升迁、政治地位等职权激励所取代,产权丧失了应有的创新激励作用。

改革开放后,一方面我国对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承包经营和公司化改制等渐进式改革,从创新激励角度看,增强了产权制度对国企的创新激励作用。张维迎认为这一时期中,中国对于物质资本产权的改革过程实际上是从职权向产权的转变,并肯定了这一转变带来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政策和不断完善的物质资本产权制度激励了非公有经济的发展,物质资本产权制度逐渐完善。在2004年之前,我国宪法中仅仅强调公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忽略私人财产的权利和保护。 2004年宪法修正案强调了对私权的保护,强调了各种合法性的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明文规定了对合法私人财产的保护。2007年通过了《物权法》, 进一步强调了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从法律上强制规定了私有财产的排他性。这有利于从法律上抑制政府部门的寻租倾向,以免损害集体和个人财产的合法利益。同时, 《物权法》对于一些社会焦点问题也予以了解释,这对于打消公众疑虑、促进社会创新是一个利好因素。如社会公众关心的住宅建设地70年使用权的问题, 《物权法》规定使用权到期自动续期。

在创新激励视角下,物质资本产权制度是第一层激励,它是企业创新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的必要条件。应当看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物质资本产权制度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物质资本产权制度不再是大规模创新活动的障碍。

3.2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创新投入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

在二重委托代理模型中,物质资本所有者投资企业,之后作为委托人,会寻找职业经理人等经营管理型人力资本所有者作为代理人,二者构成模型中的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张维迎对这个委托代理关系进行了详细分析,通过经理人激励机制解决 “逆向选择” 和 “道德风险” 等委托代理问题,从而使委托人和代理人利益一致。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下,这个委托代理关系问题的解决途径属于人力资本产权激励,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完善后可以形成利益一致的企业管理层,而企业管理人员是创新活动的决策者和领导者,属于第一序列的创新实施者。但是从创新激励的角度看,针对经理人的激励并非完全以激励创新为目标; 而研发人员是创新活动的最终实施者,因此本文对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放在第二层委托代理关系中。

根据张维迎的研究,此处假定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已经完善,委托人和代理人形成利益一致的企业管理层,其决策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会影响企业管理层对创新项目的决策, 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不足会抑制企业管理层投资创新项目的动力。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强时,对企业创新的激励结果表现为企业研发投入增加。从相关数据来看,我国企业创新的动力依然需要加强。目前, 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创新活动的主要力量,研发投入主要由企业承担,并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2001年开始,企业投入的研发费用占总研发费用的60% 以上。但与公认的创新型国家相比,我国的研发投入仍显不足。根据全国科技成果统计年度报告,全国研发投入从2001年的1 042. 5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0 298. 4亿元,增幅超过10倍; 2012年研发投入占GDP比例为1. 97% ,比2000年增加了1个百分点,而这一比例,2009年美国为2. 90% ,2010年日本、德国、法国、英国、韩国分别为3. 26% 、 2. 82% 、2. 25% 、1. 76% 和3. 74% 。

进一步分析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变迁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专利制度、商标制度、著作权制度等为框架的知识产权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然而,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立的初衷并非是应对国内创新激励的需要,而是来自于外来经济和政治的压力。1979年的中美贸易协定谈判过程中,美国强调任何有关知识和技术的双边条约必须包含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内容,而当时我国并没有知识产权的意识,此后,我国开启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建设过程。Wheare[23]指出,中国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直接原因不是针对国内创新激励的需要,而是受对外开放政策影响、对外国投资以及外国先进技术的迫切需要。受西方国家压力的影响,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在建设初期还有一个令人忧虑之处,即尽可能地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以在国际谈判中满足西方国家的要求,这造成了相关法律法规与国情相脱节,难以实际运作; 此后,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在国际贸易谈判的碰撞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加入WTO以后,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面临了更严峻的局面和挑战,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积极应对并进一步完善了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然而,从创新激励角度看,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存在一些不足与争议:

首先,我国知识产权制度最大的不足在于对被侵权方的补偿过低,而低赔偿必然带来抑制企业创新的结果[24]。在知识产权侵犯案件中,通常很难具体计算被侵犯方受到的损失; 与之相应的是,难以核算被侵权方应该得到的经济补偿。在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下, “对权利人经济损失赔偿不足,对侵权行为泛滥的遏制力度不足。全社会对加大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力度的立法、司法需求强烈。”在实际案例中,被侵权方得到的补偿往往很难弥补其损失。例如2007年,方正起诉美国暴雪娱乐公司在网络游戏《魔兽世界》中未经许可,复制、安装了方正的5款字体,索赔金额1亿元。而一审法院判决仅赔偿140万元,2010年,最高法院二审改判200万元。在当时,这已经是 “加强裁量性损害赔偿”的结果。

其次,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存在争议,主要包括行政执法和多头管理两个方面。第一个争议之处在于行政执法。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最具有中国特色之处在于行政保护体系强于司法保护体系,但在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很少出现类似的情况,一般除海关以外,几乎没有行政执法的存在。而我国仍然在不断加强行政执法的力度: 2014年,修订的《著作权法》体现了加强行政执法力度的信息; 同时,国家知识产权局最新提交的《专利法修订草案 ( 送审稿) 》,其核心内容也是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具体体现主要有建议赋予相关部门对涉嫌扰乱市场秩序的侵权行为主动查处权和相应的行政处罚权,以及增加相关部门对侵权赔偿额的判定职能及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中的调查取证权。与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加强行政执法的措施相对应,美国全球知识产权中心发布的《2013年度知识产权保护报告》中,中国在执法力度评估上的得分最低。强大的行政执法力度似乎并未改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不力的国际形象。知识产权是私权范畴,用公权来替私人维权似乎不是一个合适的措施,而在这个过程中,公权又有着怎样的行为动机? 是否存在权力寻租的可能? 第二个争议之处在于多部门管理且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的行政权力过于强大,且管理部门过多,同时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导致管理效率低下、资源分配不合理、部门隶属关系混乱、职能不清。目前,我国专利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管理,商标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管理,版权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管理,以上对各类知识产权分管部门的分配看似条理清晰,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存在部门和部门之间、管理机构和企业之间沟通效率低下的问题。除此以外,还存在知识产权交叉管理的情况,如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都有植物新品种的管理权限,海关总署与文化部以及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等部门有着互相交叉的知识产权管理内容等,这种缺乏协调机制的现状意味着企业在知识产权维权过程中需要付出更多的交易成本。

根据以上分析,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从无到有, 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可以认为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对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企业创新,但同时也应正视现有制度存在的不足与争议,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制度, 增强企业创新的动力。此外,逐渐完善仍有不足的知识产权制度,是我国企业研发投入逐年增强但仍显不足的原因之一。

3.3第二层委托代理关系与人力资本产权制度

在二重委托代理模型中,企业管理层作出创新决策后,作为创新项目的委托人,需要寻找研发人员等研发型人力资本作为代理人,二者构成第二层委托代理关系。人力资本产权激励打开了企业的 “黑箱”,对研发人员进行激励,可以促使其增加在创新活动中投入的人力资本存量,形成高层次创新, 进而在宏观层面增强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从相关数据看,我国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虽然我国的创新产出规模不断扩大,但我国的对外技术依存度超过50% ,而公认的创新型国家的对外技术依存度一般低于30%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对外技术依存度低于5% 。我国虽然是国际贸易大国, 但出口贸易中大多数是加工贸易,60% 以上的规模以上企业没有自主品牌,出口商品中90% 是贴牌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品牌的出口产品不到10% 。从创新角度看,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主要是模仿创新,缺乏高层次的自主创新。

进一步分析我国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变迁过程。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逐渐完善。 1993年,我国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此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逐渐走向深入。经过转轨期的发展壮大,民营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实现了新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安排,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寻找代理人,实现了物质资本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的分离,如家族式企业吸纳非家族资本的加入 ———不仅是物质资本,还包括人力资本,并且人力资本所有者逐渐得到企业剩余索取权。在国有企业, 人力资本产权定价市场化程度较低,各类型人力资本收益权分配不均; 管理型人力资本产权所有者获得了企业剩余,却没有承担起相应的剩余风险。这并不是一种能使经济效率提高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 2002年,我国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 “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收益权作为人力资本产权的核心,在多年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得到体现。企业薪酬改革产生了一些新的收益分配方式,使得人力资本参与分配企业剩余从理论走向现实,这些分配方式有年薪制、股权激励、职工持股计划等。

从创新激励的角度看,研发型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程度并不高。究其原因,从社会的人力资本观念到人力资本产权制度都存在不完善的情况。

首先,传统观念轻视创新劳动。传统观念重视体力劳动,轻视脑力劳动; 重视具体劳动,轻视抽象劳动; 重视物质资本,轻视人力资本。而创新行为正属于抽象劳动和脑力劳动,创新行为的具体实施者正是研发人员等研发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受传统思想影响,我国社会并没有把人力资本当作投资入企业的资本来看待,尤其是研发型人力资本以及更为庞大的普通人力资本。人们普遍认为物质资本产权所有者是企业的主人,即 “谁出资,谁所有” 的产权观念,这种观念长期制约着人力资本产权的真正实现,人力资本所有者难以拥有企业的剩余分配权。同时,我国长期以来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对于社会舆论的影响较大,这种情况也制约了人力资本所有者参与分配企业剩余。

其次,人力资本产权交易市场不完善。创新活动是复杂的高级脑力活动,对参与其中的研发型人力资本存量要求较高,而目前我国缺乏完善的人力资本交易市场,缺乏合理的人力资本产权界定和定价机制。从交易市场实际运营状况来看,我国各类职业中介机构存在不规范的问题,同时各地区各行业处于分割状态。从市场化程度来看,高层次的研发型人才并没有完全进入市场,且相关人力资本的市场化定价程度不高,对于创新型企业来说,获取理想的人力资本会付出额外的交易费用,而合理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应有利于交易费用的降低。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国对研发型人力资本激励过低。作为企业创新活动第二层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人,研发型人力资本所有者普遍不能在薪酬谈判中获得优势; 与之对应的是,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人,即职业经理人等管理型人力所有者在取得企业剩余索取权方面更有优势。研发人员受到的激励形式有限,主要以固定收益和短期激励的工资和奖金为主,股份和股权等产权激励相对较少,研发型人力资本参与企业剩余分配的比例很低,投入得不到相应的收益。王伟强[25]在西安、杨凌高新区选取了一些企业作为样本,调查研发人员的收入情况,结果显示: 13. 7% 的人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24. 2% 的人年收入在2 ~ 3万元,45. 1% 的人年收入在3 ~ 5万元,有11. 1% 的人年收入在5 ~ 8万元,仅有5. 9% 的人年收入在8万元以上; 调查结果还显示,研发人员认为只要跳槽带来的薪酬增加20% 就满足,“跨行业、跨地区都可以”。

根据以上分析,从创新激励视角看,我国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的完善程度要弱于知识产权制度, 现阶段并不能完全激励研发人员的创新动力,这是我国企业创新不足和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原因之一。

4结论

根据企业理论,企业是物质资本产权所有者与人力资本产权所有者的契约,同时,知识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是企业生产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分析企业产权时需要综合考虑物质资本产权、知识产权、人力资本产权。本文构建了一个二重委托代理模型,将创新过程进行分解,并将物质资本产权所有者、人力资本产权所有者以及物质资本产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和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纳入其中, 以分析不同产权制度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机制和效果。结果表明,3种产权制度对于企业的创新激励具有不同的时间点和层次。物质资本产权制度决定了物质资本所有者是否投资企业,是第一层激励; 知识产权制度决定了企业管理层是否投资创新项目,是第二层激励; 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决定了研发人员是否努力将人力资本存量投入进创新活动, 是第三层激励。3种产权制度具有明显的层次性, 低层次的激励制度不足则高层次的激励制度就无法达到应有的效果。

我国企业创新现状的一大不足之处在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现有的创新层次较低,大多属于模仿性创新。结合我国3种产权制度的变迁与现状,从有利于激励创新的角度看,我国的物质资本产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和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的完善程度是由高到低的,其中,物质资本产权制度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物质资本产权已经不是企业创新的障碍; 知识产权制度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对我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仍然存在争议和不足; 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对于研发人员的创新激励程度较低,从观念到制度都存在一些不足。综上,现阶段改善我国企业创新不足的一个思路是, 在创新激励视角下改进知识产权制度和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的争议与不足。

摘要：根据企业的性质将产权分为物质资本产权、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构建一个二重委托代理模型对创新过程进行分解,并将物质资本产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和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纳入其中,以分析不同产权制度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机制和效果。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企业创新的成就与不足探讨我国3种产权制度的现状与争议,并提出相应观点。

试论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相结合篇10

实践表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结合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保证。经济学家熊彼特是创新理论的奠基人。他认为创新既给创新者带来了盈利机会, 同时也为其他企业开辟了发展的道路, 一旦创新出现, 必然会有其他企业进行模仿, 使整个行业形成一个“创新”的浪潮, 从而使这个行业获得普遍发展。一个行业的发展又会推动其他行业的发展, 以致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熊彼特认为只有实现创新, 才能打破经济低层次均衡状态, 跃进到高层次的均衡水平, 使经济获得向前发展的动力。后来的创新理论就分成了两个分支学科: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增长条件可归纳为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

二、建立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1. 建立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地位的体制。

从传统科研体制向产业化科研体制转化是构建创新体系的前提。传统科研体制的路径是:科研人员申报课题→国家投入资金→科研人员研究→出成果→评职称、评奖。传统科研体制的弊端是研究与生产脱节, 研究主体各自为政, 政府对共性技术的研究资金供给不足, 不重视成本管理。这种科研体制导致科研投入很大, 产出虚高, 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较少。因此,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调整经济结构, 强烈呼唤科研体制创新, 从传统的科研体制转向产业化的科研体制。产业化科研体制要求:第一、产学研结合, 以企业为主体;第二, 重视科研成本管理, 加强对每个项目、每个环节都进行成本核算, 从而为科研结果被市场接受奠定基础;第三、政府加强对产业共性技术研发的资金供给, 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 真正体现政府对公共产品的供给职责。技术创新的需求者和使用者都是企业, 研发要始终体现企业的核心地位。企业的核心地位体现在它应是研发课题的提出主体、课题决策主体、研发主体、投资主体、鉴定主体。企业核心创新体系的设定就是要体现企业的主体地位和发挥这些主体作用。

2. 建立人才资源的开发使用机制。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无论是技术创新者还是制度创新者都是人才, 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制度创新都需要人才。创新型人才是如何产生的?研究型大学和独立研究机构的培养是最有效的途径, 每个地区都有大学, 大学生就业难对我国大学教育提出了挑战, 大学立足于本国、本地区产业发展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大学教育的生命力所在。因此, 政府与高校在构建人才培养方面的协同机制的构建非常重要。

再一条是“干中学, 学中干”, 边工作, 边学习也是成才的重要机制。实践出真知, 实践增才干, 中国十大元帅都是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成才的。关键在于企业能否建立起有利人才成长的机制, 包括教育培训、考核晋升、提拔使用机制。

3. 资金筹集机制。

技术创新不仅需要大量资金, 而且风险很大, 完全由政府和企业提供是不现实的。有资料表明:美国的风险投资已经开始取代政府投资成为研发资金的主要来源。技术创新, 特别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适合采取风险投资机制。因为高新技术特征是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高风险, 是因为科技研发失败率高达70%, 不适合企业投资。国际上通常是由风险投资公司投资, 如风险投资公司投资10个项目, 即便7个项目失败, 3个项目成功;因为是高回报, 3个成功项目的收益与7个项目的失败造成的亏损相抵, 还有盈利。科技研发风险投资收益高于美国同期投资股票的平均盈利率。

4. 建立科技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

为有效解决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相脱节的弊端, 有的企业规定对科技人员在项目的研发过程中只发基本工资, 奖励和奖金要待产品上市后根据产品产生的效益再来决定。项目投资资本和科技人员的创造性劳动可以按事先议定的股份实行利润分配, 科技人员股份的比例要根据科技难度的大小和科技成果在市场产生的价值大小来决定。实践表明, 这种机制能有效提高科技人员对科技成果在实际生产和现实市场上应用价值的关切度。

5. 建立创新成果的奖励分配机制。

为长期有效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许多企业对科技人员采取股权、期权分配办法。采取股权分配的, 是科技人员从企业创业开始到企业发展一直同企业共呼吸、同命运;企业中途参加项目研发的, 大多采用项目期权制。股权、期权制能稳住科技人员的心, 是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好机制。

三、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关系

技术和制度都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 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成为决定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 技术是生产力最集中的体现, 制度是生产关系的具体体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是辩证关系, 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反作用生产力, 两者相互影响和互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协调互动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保证。从相对较长的时间来看, 大规模的技术创新并不是连续的, 制度创新也不是连续的。正是由于技术和制度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作用, 才保证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经济的持续增长。当然二者的互动关系并不是说在某一阶段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平等的, 任何时期总有一方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 另一方处于次要方面, 但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地位与二者的协调互动并不矛盾。“协调互动”从总体上概括了技术和制度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相互关系, 但具体到某一特定国家和特定的历史时期, 技术和制度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上却存在着某些差异, 有时表现为技术因素更重要, 有时表现为制度因素更为重要。

制度与技术篇11

关键词双证融通高职教育工程测量技术与应用项目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s.2016.05.048

Abstract At present，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dual certificate syste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and necessity of the double certificate system， and combined with the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course to elaborate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lan.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dual certificate system can achieve good results.

Key words dual certificate system； vocational education； Engineering Survey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program teaching

西方国家早已开始推行双证融通制度，实现学历和职业资格的双融通，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了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促进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我国也自上世纪80年代起逐步推行双证融通制度，经过30余年的艰苦探索，现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1 双证融通制度的内涵

双证融通制度是指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并重的制度。高职院校要促进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需推进双证融通制度，而推进双证融通制度的本质在于推进课程改革。以“工程测量技术与应用”课程为例，课程与双证融通的关系如图1。

2 实行双证融通制度的必要性

2.1 政府方面

双证融通制度是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起开始探索双证融通制度，为了从法律层面给予支持，国家颁布的许多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中均提出了实行双证融通制度的要求。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关于实施〈职业教育法〉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若干意见》、《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等。以上这些，为实行双证融通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政策保证。

2.2 企业方面

双证融通制度是适应社会人才市场发展的需求。随着时代的发展，企业对从业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对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更高，要求他们从学校到企业达到“无缝对接”。这就要求高职学生在校期间完成岗位训练，能独立从事职业岗位工作。双证融通制度正是为此目的而探索的教育模式。

2.3 学校方面

双证融通制度是高职教育自身的特性。高职教育是培养面向具体职业岗位的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学生在校期间，就应根据职业岗位需求，熟悉业务操作，以顺利进入职业岗位。“双证融通“正是高职学生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素质结构的体现，也是直接从事具体岗位的凭证。因此，实行双证融通制度是高等职业教育自身的特性和实现培养目标的要求。

3 双证融通制度下“工程测量技术与应用”课程改革实践

3.1 课程标准与职业标准的融通

高职院校的课程标准是由教育行政部门审定的，而职业标准则是由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审定的。高职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这就要求课程标准和职业标准相互融合贯通。两种标准的融通关键在于课程改革，课程改革的方法就是将学习过程和工作过程结合在一起，即实现课程项目化教学。

项目化教学为双证融通提供了便利条件。“工程测量技术与应用”课程是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专业的核心技术课程，特点是理论与实践并重。为了通过课程学习来达到对应职业岗位（群）的要求，需对课程内容体系进行重构。根据职业岗位（群）对人才能力结构、知识结构和素质结构的需要，以能力培养为主线，以技术应用为关键，理论知识以“必需、够用”为度，采取项目任务驱动教学法，将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专业对应的岗位群分解为若干项目，再对各项目细分，得到所需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的具体要求，综合具体要求后，形成合理的课程结构。

3.2 课程教学方案设计与职业资格考核的融通

教学方案是教师对教学过程的计划安排，其设计的合理与否将直接影响教师的上课质量。基于双证融通制度的教学方案设计，要结合教学过程和工作过程双方面，合理安排教学方案的各个要素，其中包含测量工考核的鉴定内容。通过学习，学生不仅可以获得学历文凭，还可以获得测量工职业资格证书，实现了在课程教学目标下的“双证融通”。

“工程测量技术与应用”课程项目化教学方案设计，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将教学过程分为几个完整的项目。针对每个项目采用六步法项目教学方案，即信息、计划、决策、实施、控制和评价六个步骤。在此过程中，突出学生的主体性，最终达到预期的培养目标。表1是基于工作过程进行教学情境设计案例的一个示范，通过强化练习可获得中级测量工考核中的闭合水准测量这一鉴定内容。

3.3 课程评价方式与职业技能鉴定方式的融通

职业技能鉴定是一项基于职业技能水平的考核活动，主要内容包括职业知识、操作技能和职业道德三个方面。为了更好的将课程评价方式与职业技能鉴定方式融通，“工程测量技术与应用”课程采用如下的课程评价方式：考核分为理论、实践和品德三部分，分别对应中级测量工的职业知识、操作技能和职业道德三个方面。课程评价与职业技能鉴定紧密结合，相互融通。

4 双证融通制度下“工程测量技术与应用”课程改革效果

基于双证融通制度下的六步法项目化教学方案由西安汽车科技职业学院道路桥梁工程技术专业于2012年开始推行。通过实施该教学方案，该专业学生大都获得中级测量工证书，部分学生还进行了高级测量工的培训。由于学生在校期间就已经知道工作岗位需求，熟悉业务操作，故省却了用人单位对新入职人员的“再培养”。学生进入用人单位后上手快、成效高，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实践表明，实行双证融通制度加强了用人单位和高职院校之间的交流合作，取得的效果十分显著，若要进一步推广双证融通制度，需要政府、企業和高职院校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 赵红顺.双证融通《电气控制技术》课程项目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J].职业技术教育，2009（17）：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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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吴亚萍.面向“双证融通”的高职课程改革[J].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3：001.

制度与技术篇12

一、国有大中型化工企业技术创新的分析

国有大型化工企业内部一般设有科技开发部, 是企业技术创新的管理部门;研究院或设计院, 是企业的研发机构。科技开发部定期要求下属分厂上报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然后对上报的各种问题进行分类汇总。由此确定解决技术问题的方式——购买、内部研发部门解决或与大学或科研院所进行技术合作。此后, 科技开发部门将分析的结果和确定的开发项目上报企业领导, 经批准后, 开始实施科技开发项目。实施的方法有购买、公开招标或内部招标。

以辽宁省化工企业为例, 辽宁化工的科技开发与技术创新存在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产业的特点决定的。在辽宁化工领域, 大中型企业大多生产大宗基本化学品, 这类化工产品都有十分明确的界定, 其产品种类和生产工艺已经非常稳定, 因此利润空间十分有限。对这类产品, 任何的细小变化都十分困难并且投资巨大。其技术创新的特点是数量少, 改进小, 系统化和成本高。以较低的单位成本, 高效率地生产产品成为技术创新的主题。在这种情况下, 产品和工艺的技术创新变得次要, 市场创新成为创新的核心。

由于国有体制的存在, 市场的利益动力机制对这样的技术创新存在着失灵。从国有产权结构特征看, 在国有产权制度中, 只有全体公民才是国有产权主体。但是, 由全体公民一起来实施产权主体职责的费用是相当大的, 在操作上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就必须由政府来代表全体公民行使产权主体职责。如此, 在全体公民与政府这一层级上就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整个国家就如同是一个庞大的股份公司, 政府就好比董事会。政府不可能对每一个国有企业进行直接管理而必须实行间接管理, 间接管理意味着更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形成。

国有企业的外部性较大。外部性大是由产权的非排他性造成的;代理成本非常高, 代理成本高是由委托代理关系的大规模和复杂性所造成的。从世界各国的国有企业来看, 无论是采取直接管理的国有企业还是采取间接管理的国有企业, 其委托代理链条较长。

从激励与约束机制看, 由于国有企业产权主体不明晰, 因此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是失效的。近年来推出的年薪制和经营者股票期权制在一定程度上对国企的经营者起到了激励和约束的作用, 但其作用是有限的。

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这个体系中, 以需求者的身份出现。由于外部性及激励与约束失效, 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倾向于短期决策, 而不是基于市场创新的技术研发这样的长期决策。在科技创新的组织形式上, 企业有三种选择, 一是自己组织新产品研发活动;二是与大学、科研机构合作研发;三是直接购买大学、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同样由于国有体制的由于外部性及激励与约束失效, 企业倾向于直接购买大学、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 而不是自己组织新产品研发活动。

科技开发的核心是决策。在科技开发决策中, 国企长长的委托代理链条降低了决策的效率, 而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偏差也使国企的经营者缺少科技开发与创新的激励。

二、影响化工小企业科技创新活力的因素

辽宁省化工小企业以私营为主。私营化工企业一般规模不大, 主要从事精细化工产品的生产, 如涂料、染料、塑胶等。我们在问卷调查与实际考察中调查了30家小型化工企业, 全部从事精细化工产品的生产, 包括在辽宁省科技厅推荐的5家技术开发型企业。

1. 客户是辽宁化工小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最重要的参与者

无论是企业的规模如何, 客户对小企业的技术创新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客户参与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各个环节, 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客户通过企业的信息反馈系统、有时通过与销售和售后服务部门人员的私人联系把对现有产品的意见和对新产品的需求反馈给销售和售后服务部门, 再由销售和服务部门将信息反馈给企业领导者, 或者客户通过与企业领导者的私人联系将信息反馈给企业领导者。

2. 辽宁省化工小企业的所有者是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核心

企业领导者 (通常是所有者) 是小型私营化工企业创新的核心, 他与企业的各个部门沟通, 提出创新思想, 组织创新的评估和实施以及创新产品的商业化。

企业领导者通过对市场和用户的了解, 识别市场中新的赢利机会, 提出创新思想。然后组织技术、市场、生产领域的资源对其可行性进行评估, 如果评估确认可行, 则进入研发阶段。研发成功后, 企业领导组织企业调整生产过程和组织形式以适应新产品的生产或新技术的应用。同时针对生产部门的反馈, 企业领导组织研发力量解决问题。

由于小企业一般部门分界不十分明确, 企业领导者 (通常也是企业的所有者) 往往直接参与企业各部门的活动, 常与企业的用户、供应商或其他相关者有直接的联系, 所以私营企业的领导者最具创新动力、最了解企业自身状况和市场需求, 私营化工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极大地依赖于企业领导者的认识水平和管理能力。

如上所述, 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比大企业更加活跃, 原因与其生产和经营的特点有关。化工小企业主要集中于精细化工领域, 这个领域的技术创新潜在需求很大, 利润空间很大, 市场在引导企业不断挖掘技术上的创新。由于私营的体制, 制度上的代理成本小, 经营者的激励约束直接与市场连接, 技术创新决策没有体制上的障碍。因此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成败决定与经营者的企业家才能。

三、公立大学科学研究的产权与交易成本问题

大学基础研究水平较低, 应用研究脱离实际的根本问题是产权问题。我国的大学以公立为主。公立大学名义所有权与实际所有权是不一致的。名义上, 公立大学属于全体人民, 但这是一个虚置的所有权, 公立大学的名义所有者并不能够真正行使所有者的职能, 也就不是真正的所有者。

公立大学硬件投资过剩, 软件投资 (师资) 不足。由于产权不明晰, 公立大学有高交易费用, 限制了学术评价准则的选择。公立大学用文章、课题的数量和级别来做学术评价准则, 使得大家都去搞理论, 不愿搞实务, 造成实务型人才不足, 理论型人才过剩。其实基础理论的水平并没有因此而提高。

所以, 解决公立大学的问题必须从根源上入手, 改革教育体制。高等教育应逐渐面向市场而不是面向教育主管部门。

四、企业与大学及公立研究机构合作的制度分析

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有与大学合作进行科技开发与研究的意愿, 但是真正成功开展了这种合作的不多。在企业与大学的合作中, 企业的意愿更强一些, 而大学的意愿不强。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根本的原因是公立大学僵化的体制。由于产权不明晰, 公立大学有高昂的交易费用, 限制了学术评价准则的选择。僵化的机制使大学的研究活动游离于市场之外, 其科技成果大多是无视产业界需求的无效科技成果。

由于体制的原因, 国有化工企业与大学或公立研究所的合作也往往流于形式。从企业招标到技术合作过程中都存在着寻租现象和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国有企业对合作项目应取得什么样的成果往往缺乏科学明确的评价标准, 在实际操作中也懒于监督。国有企业的技术合作项目成功率低于私营企业。

需要建立一种机制, 使企业在大学和研究所的技术创新活动之初就参与进来。通过调查与研究发现, 鞍山惠丰化工公司创造了一种很好的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作方式, 提供了一种科技创新的新机制模式。

该企业的成功得益于与沈阳化工研究院的合作。从2000年起, 该企业与沈阳化工研究院合作共建染料工程研究中心及产业化基地, 2002年研究院成为企业的第二大股东。在研究院的合作下, 企业形成了投产一批、开发一批、贮备一批的梯形科研开发结构, 沈阳化工研究院的一个颜料设计室的科研人员以技术入股该企业, 与该企业共建研发中心。研究院派人常驻企业, 解决生产随时出现的问题;企业也特派专人常驻研究院, 可享用研究院的人力资源和设备资源, 实现了企业与科研院所的资源的整合与共享。

五、科技中介组织制度的问题

如何发展科技中介, 目前国际上存在两种思路。科技中介机构对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具有极大的正外部效应。因此有的国家认为这种极大正外部性必然使科技中介的私人供应小于社会的需求, 所以不能仅依靠市场的自由发展, 政府必须给予大力的扶持。例如德国和美国, 政府出面主持建立了庞大的全国性的科技中介体系, 给予立法和财政上的大量优惠, 极大地促进了国家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然而由于公共品的特性, 国家设立的公共性机构又必然面临效率上的低下, 运行机制上的僵化, 有时还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例如到1980年为止, 美国联邦政府拥有7.8万余件政府专利, 其中只有5%对外授权并被商业化为产品, 政府从中回收的权利金只有200万。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政府的过度介入反而不利于科技中介的正常发展, 除政府直接设立一些公共科技中介机构外, 其他科技中介应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行。

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构建科技中介的机制与模式。我国的政府机构由于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 效率低下, 机制不灵, 如果单纯依靠政府直接设立机构来发展科技中介恐怕难以达到目的。所以必须引入充满活力的民营科技中介机构。而我国经济发展目前正处于缺乏自主创新技术的局面, 成为长期稳定发展的瓶颈, 特别需要科技中介机构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促进作用, 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 如果政府完全放手也会造成市场空白点, 所以政府还不能完全任由市场自由发展, 必须对科技中介机构大力扶持。所以在我国的科技中介应该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引导下走市场化道路。

六、政府在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作用

分析我国的技术创新网络, 我们的创新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是一种关系信任。据我们的调查, 在化工技术创新系统中, 大学与企业在科研上的联系主要依赖于曾经的合作建立的熟人关系, 无论企业找大学还是大学找企业, 能够获得信任的联络是熟人的联络。这种方式排斥新进入者, 也排斥系统内的竞争。这种信任关系不利于广泛的技术创新网络的形成。而无论是大学还是企业都对政府有较强的依赖, 政府在技术创新网络的连接上起主导作用。

我国技术创新网络的连接是在政府主导下形成的, 政府是网络连接的中心, 这种连接具有纵向科层的特征。由于网络的主体——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之间的信任机制是关系信任, 主体间的横向合作不密切。长期计划经济影响下在政府的计划指令下运行的社会经济模式使政府的信任比企业之间的平级信任更得到认同。这就直接导致了政府干预技术创新网络的有效性。政府干预越多、起到的作用越大, 企业对政府的依赖越大, 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大学之间的直接的联络关系无形之中被限制了。根据我们课题组的调查, 辽宁化工的创新主体更倾向于选择有长期合作关系的伙伴, 以及与政府有隶属关系、或者由政府推荐的合作者。

政府在技术创新网络中存在角色错位的问题。政府应作为促进技术创新系统形成和发展的促进者和中间人, 而不应是领导者和设计者。因为市场快速的变化发展和市场信息的复杂性使政府不可能代替市场去直接地创造技术创新系统。其次, 政府没有真正转变职能, 其职能仍然是“管”而不是“服务”, 没有真正体现市场化的基本原则。再次, 政策制度建设缺位和落实不够。虽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法规, 但配套政策不够或缺位。第四, 没有将成果有效转化作为最终管理目标;成果管理机制不畅;对成果的评价多数停留在学术性、先进性的层面, 而对成果的实用性、市场性估计不足, 更不能量化该成果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

在辽宁省2007年科技振兴工作要点中, 提出要在装备制造、钢铁、石化等重点行业选择50家骨干企业进行创新企业试点, 建设200个省级以上各类企业研发中心。支持企业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建立技术联盟, 联办新型研发机构。加强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孵化器等创新平台建设, 完善技术市场等科技服务体系。加强重大关键技术攻关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开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重大装备和产品, 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从以上政府的报告中可以看出, 政府对技术创新网络体系的创新主体的指令性安排较多, 而为企业提供的政策、资金及其他服务的保障较少。尽管都是有益的尝试, 但效果并不好。因为, 一方面政府没有足够的人力将这些安排真正落实, 另一方面, 政府的干预也使创新主体增加了依赖感, 削弱了自身的积极性。

政府应该在技术创新网络中扮演协调者的角色。一般来说, 政府在产业技术创新系统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

(1) 建立一个稳定的、可靠的经济和政治环境;

(2) 为市场的平稳和有活力地运行创造一个有利的框架条件 (基础设施、竞争政策、管理改革、提供战略信息) ;

(3) 创造一个鼓励创新和不断升级的氛围;提高对知识交流和网路化收益的认识;

(4) 发挥网络化和知识交流的促进者和协调者的作用;

(5) 在需求方面, 是一个有需求的、有推动作用的客户;

6) 保持正式或非正式知识交流渠道的畅通;

(7) 设立促进合作研究开发的竞争项目和计划;

(8) 提供战略信息 (技术预测研究、战略群研究) ;

(9) 政府应该确保公共机构培育与产业界的联系;

(10) 政府可以确保规则和条例最大程度地保持市场条件变化的灵活性, 促进创新和升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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