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出版

翻译出版（精选9篇）

翻译出版 篇1

一、众筹翻译出版产生的动因

随着数字出版的发展,一种与之相伴随的翻译模式应运而生:众筹翻译出版。促使众筹翻译出版兴盛的具体因素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科技技术是翻译出版模式转变的技术动因。纵观出版历史,中国古代翻译出版与当前的出版具有不同的科技含量。木板刻印、雕版印刷等技术被现代印刷技术所代替,现在数字化的印刷技术代替了传统印刷技术。周蔚华等认为,传统出版向现代网络出版转型会涉及到载体、媒体传播形式、传播手段、时空差异、功能变化、商业模式、客户导向及管理方式的转变。[1]其背后不外乎是传播媒介数字化的科技水平所驱动的。

消费者即时的、碎片化的阅读是众筹翻译出版产生、发展的主观原因。据《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资料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57亿,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2013年的81.0%提升至85.8%;2014年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继续增高,较2013年底提高4.8个百分点;2014年年底平板电脑使用率达到34.8%,比上年提高6.5个百分点。随着移动多媒体设备使用率的普及和社会化媒体的蓬勃发展,消费者的阅读习惯也在被数字化技术改变着。消费者的阅读表现出即时特征和碎片化趋势。简而言之,用户需求变迁推动了数字化阅读,并推动了数字出版以及众筹出版翻译的快速发展。

二、众筹翻译出版与传统出版翻译的比较优势分析

传统出版翻译的产生背景是大众传播,众筹出版翻译是数字传播时代的产物。通过两者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众筹出版翻译的比较优势。

(一)众筹翻译出版具有更高的效率

传统翻译出版形式可以分为独立翻译和合作翻译模式。在现代翻译实践中多采用了独立翻译模式。出版社在拿到版权之后会根据出版内容、风格以及对翻译者的了解来选择翻译人。通常情况下大多数翻译者都在翻译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合作翻译的模式主要用于规模较大的翻译,比如古代关于佛经的汉化翻译等。近代大规模的合作翻译当属《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其整个翻译工作长达三年之久,参与翻译的人数众多且多为翻译大家。传统翻译出版的效率较低。数字时代翻译出版产业化发展,竞争日益加剧,以及人们对信息需求时间性的苛求,导致翻译的及时性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众筹翻译通过在翻译和出版周期的缩短两方面提高了效率。凯文•凯利的《失控》的翻译参与者有11人之多,若采用传统的独立翻译出版模式可能需要长达1年的时间,然众筹翻译用了几个月即完成。《乔布斯传》的大陆版本的翻译在5位翻译者的努力下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完成。

(二)众筹翻译出版生产组织方面具有更强的开放性、灵活性

数字化信息传播技术推动着传统出版行业的转型,也推动这些以数字出版为竞争优势的平台型企业的迅猛发展。它们与传统出版具有很大的差异化。传统翻译出版的模式是以出版社为主体开展的一系列活动控制,具有较强的封闭性。从版权购买、译者选择、印刷到营销等环节都是在出版社的主导下进行。与之相比,众筹翻译在生产组织方面具有更多灵活性和开放性。众筹翻译的主导者可能是出版社也可能是互联网平台型公司。在翻译环节完全颠覆了传统翻译出版中确定翻译人的模式:海选方式。通过网络发布招聘译者信息,然后由其对应聘者进行选拔和考核,最终确定若干人参与翻译工作。从翻译出版的选题和后期营销来看,由于社区的存在,具有数量可观的人活跃在由这些公司构建的交流平台之上。这些用户具有自身的信息获取渠道及喜好等,从而能将更多的值得推荐的需要翻译的资料推荐给众筹翻译的主导者,并且会通过平台获得相应的图书的翻译等方面的信息。开放的交流模式形塑了众筹翻译出版的生产组织与营销模式。以译言网为例,凭借自身资源和先天优势构架了网络协作翻译平台,出版方和翻译者可以进行双向选择。众筹翻译出版在生产组织与营销的开放性、灵活性使其能更好地适应数字出版的发展从而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翻译出版新模式。

(三)众筹翻译出版形式的低成本

众筹翻译出版还有一个明显的比较优势:低成本。一方面主要表现在数字出版形式的低成本,另一方面表现在翻译者的酬劳相对低廉。与传统翻译出版相比较,数字出版的形式多样化,加之不需印刷、运输等使其成本优势明显。将翻译作品进行数字化处理加工使之与各种智能接受终端对接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形式。从译言网、果壳网等翻译实践活动来看,其采用数字出版形式的比例占了绝大多数。作为翻译者而言,大部分参与众筹翻译活动的人并不是为了赚钱而参与翻译的。酬劳只是他们参与翻译工作的第二动力。大多数翻译者是因喜欢、兴趣等参与进来的,并且他们大多都有自己的职业。译言网约有5000个译者,大多是非职业译者,他们凭借热情和非商业性的目的来参与翻译。因而,这些“业余者”对报酬的要求本身并不高,与专业的翻译者而言其报酬要低很多。

三、数字出版视角下的众筹翻译出版审视与反思

众筹出版作为一种新型的出版翻译形式,必须站在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立场思考其面临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路径。

(一)众筹翻译出版的局限性与可能性

目前更多是在翻译层面开展众筹,其基本思路是利用集体智慧尤其是“业余者”的翻译热情来实现对翻译任务的达成。众筹翻译出版的主体主要是平台型科技公司,其利用翻译资源搭建了网络化翻译平台。译言网、果壳网大多属于此类。译言网的“古登堡计划”实施以来已有15000多名翻译参与翻译了500部书籍,其中200多部是以数字出版形式出版,真正形成印刷书籍的只有20多部。这主要是源于传统出版的严格管理体制,以及书号的难以获得等客观因素导致。译言网大多采取了与传统出版社合作的方式实现实体书籍的出版。因而,不能将其视为一种全新的出版模式而只能视为现有翻译出版的一种补充。众筹翻译出版的局限性就在于此。

当众筹翻译发展成一个开放的翻译平台之后就为出版方和翻译人之间提供一种交流、业务对接的虚拟场所。这意味着传统实体出版也可以通过众筹翻译的方式来加快自身对数字出版转型速度。但现实是众筹出版的实践主要是以众筹网、点名时间等以资金众筹为形式来运营。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整个众筹翻译出版人为地划分为两个领域,并不利于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因而,众筹翻译出版的平台及读者之间的开放性、沟通性等方面还具有更多的改进空间。这为未来众筹翻译与众筹出版的融合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因此构建众筹翻译出版的完整的产业链条就是未来的关键。

(二)众筹翻译出版公司的盈利模式不明与收益共享机制欠缺

译言网、果壳网等迅猛发展的诀窍在于培养和维护着大量忠诚的在线用户。以内容和平台的搭建聚集足够多的用户数量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但现实的世界是严峻而残酷的。从其早期的公益性运营到后期的商业化运作就显示出市场生存逻辑的强大作用。果壳网在这方面表现不错,在获得融资同时还加强了商业化探索。果壳网2012年开始与一些商业科技品牌合作并获得了500万人民币的收入。译言网盈利情况并不乐观,其主要收入来自于图书出版与翻译服务。经过九年运营在2015年才做到了收支平衡,离盈利还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盈利模式不清晰也是困扰的问题之一。为此果壳网和译言网都开始进行重新定位并将目光投注到在线教育领域。“现阶段,我们的主业是出版和翻译服务,终极目标则是教育市场,比如英语学习市场。”[2]果壳网早在2012年年底就开始关注MOOC学院并与其展开合作。发挥自己的翻译优势将MOOC中的很多课程进行汉化翻译。果壳网将科学和教育作为其主打的产品,科学知识的普及与在线课程教育作为主要的业务内容进行构建。但目前在线教育业务功能等提供的盈利可能性仍然还需要时间的验证。

平台的搭建已经成型,出版社与翻译者之间实现了无缝对接,但出版方与翻译者大多数的众筹出版翻译的利益共享机制并不完善。即出版方与翻译平台更多是将翻译人作为一种比较便宜的翻译资源加以运用。从长远来看,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解决作者、平台、翻译人员等之间的收益分配机制。一个科学、合理的收益分享机制将能更有效地提高各方主体的积极性,共同推动众筹翻译出版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适当的激励是众筹翻译出版成功的关键。如众筹出版平台Pentian正是凭借独特的盈利模式和利润共享机制实现了各方利益的平衡。“书销售完之后,投资者拥有三年抽取50%版税的许可权,作者获得40%的版税,Pentian收取版税的10%作为运营管理费。”[3]

(三)众筹翻译出版的公众参与不足与社区营造

众筹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可以具有多种形式。按照其提出者杰夫•豪的理解,可以包括群体智能/大众智慧、大众创造、大众投票和大众投资等模式。[4]从目前来看众筹翻译出版主要是采用了在翻译内容方面的大众智慧这种模式。以出版为主要业务的众筹更偏重于采用大众募集资金的方式。众筹平台的构建需要培养足够多的用户和聚集足够旺的人气才能进一步发展壮大。因为众筹翻译出版的本质是一种“粉丝”经济。众筹翻译出版发展的路径应该考虑从翻译向出版领域拓展与延伸,进而强化自身在数字营销层面的业务,才能为以后的众筹出版鉴定基础。公众参与的缺位也是当前存在的问题。

资深出版人任翔认为“作为纸本印刷媒体,传统出版的传播本质是单向、封闭和静态的,内容、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是割裂的。这与开放、互动、参与、社交等互联网思维存在差别。如何提高读者参与度,并在社交化参与的基础上建立读者社群,进而构建商业体系,这是出版业数字转型的核心课题。”[5]不要问大众能为你做什么,问问自己能为大众做什么。众筹翻译出版的运营主体应该重点关注如何开展社区建设与维护,通过营造社区文化,强化社区内用户的认同感进而形成凝聚力。用户将会成为众筹翻译出版的主要决策者,通过用户的集体投票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与主张,出版组织方将根据用户的信息来帮助自己实现出版主题、策划、宣传及推广等方面的决策与执行。社区的打造、维持与社区独有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的塑造是营造社区的关键。

摘要：众筹翻译出版是随着数字出版而产生的一种翻译形式。本文试从众筹翻译出版产生的动因、比较优势分析以及从数字出版的思想对其进行审视与反思,并对众筹翻译出版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初步思考。

关键词：众筹翻译,数字出版,盈利模式

参考文献

[1]周蔚华等.数字传播与出版转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4-48.

[2]译言网CEO赵嘉敏:不要总想着去完全颠覆线下的模式http://www.infzm.com/content/111823

[3]张廷凤,徐丽芳.Pentian.实现共赢的众筹出版平台[J].出版参考,2015(Z1).

[4](美)杰夫·豪(著),牛文静(译).众包:群体力量驱动商业未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226-227.

[5]智能终端将是文字最后的归宿?出版业试水众筹http://www.tmtpost.com/160507.html

法国翻译图书出版形势喜人 篇2

英语依然是第一大被翻译成法语的语言,但所占份额却比前几年有所下降。2010年法国共翻译出版了5562种英文图书，比上年减少1%，所占翻译图书出版的份额也从2009年占62%下降至占59.1%。在翻译图书出版的市场份额中，日文图书的份额从2009年占8.3%增加到2010年占10%。2010年法国翻译出版了939种日文图书，比上年增加了25%，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法国进口日本漫画的数量大增。法国翻译出版的日文图书中，90%是日本的漫画。然而，朝语和汉语的份额分别下降了12%和28%，亚洲其他语言也被边缘化，总共只有10种图书在法国被翻译出版。

2010年法国德文图书的翻译出版增加了22%，主要是人文和科技图书、实用图书、文学和青少年图书。2010年，荷兰文、波兰文和葡萄牙文图书的翻译出版分别增长了27%、31%和15%，而西班牙文和斯堪的纳维亚文图书的翻译出版则分别下降了8%和10%。从过去五年情况看，法国翻译出版日文、波兰文、荷兰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和斯堪的纳维亚文的图书呈增长势头，德文和俄文图书基本持平，而英文和意大利文则有所下降。

统计数字显示，在翻译出版的图书中，小说的份额大幅下降，从2009年占38.5%下降到2010年仅占34.2%，也就是说2010年只翻译出版了3214种，比2009年减少8%。然而， 幻想与科幻类小说不仅没有受到这种下降趋势的影响，反而分别增长了7.6%和12.9%。从语种来说，以过去五年情况看，汉语、日语、意大利语、德语和英语呈下降趋势，而波兰语、斯堪的纳维亚语、朝鲜语、阿拉伯语和俄语呈增加趋势。这说明，法国近年来翻译出版的外国小说呈多语种化。

2010年法国共翻译出版了1182种连环画，比2009年增加33%，是增长最快的一个领域。不仅日文的漫画迅速增加，而且英文的连环画也从2009年的111种猛增至2010年的200种。

翻译出版 篇3

一、严复总结的翻译原则成为译界圭臬

1897年底至1898年初, 严复翻译了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 定名为《天演论》。《天演论》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导论, 有18篇、第二部分正文, 有17篇, 全书共35篇, 分别冠以篇名, 严复对《天演论》的28篇加了按语。《天演论》的部分内容, 最初在《国闻报》的副刊《国闻汇编》第二、四、五、六册之首连载。1898年, 分别由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木刻和天津嗜奇精舍石印, 后来由商务印书馆再版。严复翻译的《天演论》, 在十余年, 曾出版发行过30余种不同版本, 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纵观中国的翻译历史, 影响深远的首推严复。他在翻译《天演论》的过程中择善而译, 遵循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 独步中国译界百余年, 推动了中国译论的发展。严复的“信达雅”的翻译原则, 是在古代佛典翻译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自己的实际翻译活动而总结出来的。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 顾信矣不达, 虽译犹不译也, 则达尚焉。……《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 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 求其尔雅。”[2]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原则的要求是, “信”即要求翻译要忠于原文;“达”即要求翻译要准确流畅;“雅”即要求文笔优美, 富于文采。三者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紧密联系、相辅相成、浑然一体, 在翻译时不能顾此失彼。

严复所提出“信达雅”的翻译原则是近代中国翻译界的一个里程碑, 是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翻译标准。我国翻译界之后也提出了各种翻译理论和标准, 如:林语堂先生的“忠实、通顺、美”, 以及傅雷和钱钟书先生的“神似”和“化境”标准, 都没有超越“信达雅”的范畴, “信达雅”至今仍然是翻译家遵循的准绳。

严复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 为近代中国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作为武器, 改造了中国人的世界观, 进而改造中国, 这是严复翻译思想的灵魂所在。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的时候, 是根据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和中国人的思想状态的需要择善而译的, 有选择进行取舍和摄取西方的先进思想, 并且附以独到精辟的按语。严复的《天演论》删去了原著中很多内容, 并对文章的结构进行了新的整合, 没有按照原著的章节顺序。将摘译、改译、编译、述评等翻译方法糅合在一起, 力求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 服务于国家和人民, 使中国人能够理解和接受。

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的时候, 除了对翻译的内容方面是有取舍、增减的, 并且对原著作者赫胥黎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严复一方面赞同赫胥黎积极进取的主张, 认为人应自我持存, 不能被动地接受自然进化;同时, 批判赫胥黎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区分的观点, 认为自然进化是适合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不是对原书内容进行的直译, 而是通过选择、提炼, 宣扬“适者生存”的绝对性和“与天争胜”的必要性。鲁迅赞佩严复说:“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的《天演论》的, 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19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3]

二、引进西方进化论思想, 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里程碑

严复翻译出版的《天演论》, 第一次向中国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严复以西方达尔文进化论、斯宾塞社会学等先进理论为基础, 介绍了自然历史演变的进化论思想,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 宣传“优胜劣败”的自然演化学说。《天演论》的主要思想是, 自然界的生物为了生存, 是不断进化的, 不是万古不变的。不仅自然界遵循这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法则, 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也可以用进化论的观点来阐释。严复认为达尔文以竞争为中心的进化论适合于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

《天演论》的翻译出版, 使“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被中国人所认识和接受。严复通过介绍“生物进化”、“变化日新”的社会进化论思想, 动摇了封建伦理思想的统治地位, 批判了传统天道观的循环理论, 强调国家民族生存竞争的意义, 为近代中国人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世界观。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形势下, 《天演论》一经发行出版, 便一直风行, 使中国人如梦方醒, 使中国人真切地看到了自己的生活条件和境地。“数年之间, 许多进化名词在当时报章杂志的文字上, 就成了口头禅。无数的人, 都采来做自己和儿辈的名号, 由是提醒他们国家与个人在生存竞争中消灭的祸害。“[4]

《天演论》中论证的自强保种、国家竞争、社会进步的必然性, 使天演公理和社会竞争法则融入中国近代思想体系中, 使进化论思想深入人心, 唤起国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精神, 努力寻求挽救近代民族危亡的救国之路, 激发人们应当奋发图强、奋起直追为国家富强而努力奋斗。进化论思想在中国广泛地传播, 成为改良派进行社会变革的重要理论武器, 使中国人认识到近代世界发展的竞争原则, 中国人应该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改变国家现状, 适应近代历史的发展规律。《天演论》使近代中国人, “获得了一种观察一切事物和指导自己如何生活、行动和斗争的观点、方法和态度, 《天演论》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对自然、生物、人类、社会以及个人等万事万物的总观点总态度, 亦即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态度”。[4]

三、激发了近代中国人救亡图存的爱国热忱, 推动了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运动

中国在甲午海战中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终结, 使中国人意识到停留在器物层面的学习是无法改变中国落后命运的,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在思想层面的学习, 寻求救国之良方。严复从英国回国后, 面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残酷的政治社会现实, 中华民族危在旦夕。严复清醒地认识到贫穷落后、愚昧保守的中国与繁荣文明、进步开化的西方国家的巨大落差, 为了唤起民族的觉醒, 救亡图存, 严复开始积极宣传变法维新思想, 抨击封建旧礼教, 号召人们寻找真理、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严复带着对国家命运的忧患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 积极地探寻中国的出路。他认为封建社会周而复始的循环论思想和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是国家积贫积弱的根源, 为了唤醒国人麻木陈腐的思想, 严复从思想层面冲破封建传统礼教的束缚, 进行思想启蒙, 探寻国家救亡图存之路。严复翻译《天演论》有其明确的政治目的和意图, 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而译述, 希望国人能“自强保种”, 并在译书过程中说明中国如能顺应“天演”规律, 强力竞争, 就会由弱者变强者。

严复在《天演论》中, 用自然界生物的演变规律阐述社会发展规律, 激发近代中国人民的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 给中国人敲响了国家危亡的警世钟, 国家落后就要挨打。严复论证了国家间的竞争和人类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强调生存竞争是国家发展的原动力。中国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 必须发愤图强, 努力自保, 适应近代历史发展的潮流, 才能够改变中国的命运。严复深刻地认识到政治改革的必然性, 这是历史必然趋势, 否则必将亡国灭种。

《天演论》中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的观念冲击着中国人的传统思想, 使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巨大震动, 促进了社会风气、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 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康有为在严复社会进化思想的基础上, 提出了“公羊三世说”的理论, 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化分为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由此提出从“君主专制”向“立宪”更替,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主张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政体。梁启超也在严复进化史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世六别说”, 提出历史的螺旋式前进的观点。

严复的《天演论》的翻译出版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探索过程中对近代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回应。进化论思想冲破了封建礼教的藩篱, 适应了由宗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 成为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人物的社会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先驱进行文化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和理论基础。而且进化论思想在近代中国深深地播下种子, 造就和哺育了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几乎都是先受到进化论的影响和熏陶, 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摘要：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享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严复的《天演论》的翻译出版对近代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 他所遵循的“信达雅”和择善而译的翻译原则, 推动了中国译论的发展。

关键词：严复,天演论,翻译出版,“信达雅”,进化思想

参考文献

[1]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7.

[2]严复集[M].中华书局, 1986.

[3]鲁迅全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4]胡适自传[M].黄山书社, 1992.

翻译出版 篇4

[关键词]传统翻译；网络翻译；融合；发展；互补

[作者简介]黄海瑛，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立体化实践教学研究”（项目编号：2012B065）的成果之一。

进入网络时代，传统翻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出现了新的翻译方式——网络翻译。本文以传统翻译面对的困境以及网络翻译兴起为基础探讨传统翻译和网络翻译的优势和劣势，并对两者整合与发展进行分析。

一、网络翻译的兴起与传统翻译的困境

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冲击了出版业中的传统翻译，翻译行业的整个产业链都经历了巨大变革，网络翻译应运而生。网络翻译是以网络为平台，对外文材料进行翻译，其形式主要有影视字幕翻译、网站翻译、网络课程翻译等。网络翻译的兴起对传统翻译出版带来的挑战主要涵盖两个方面。一是受众群体的争夺。网络翻译速度快、价格低，有较强的互动性，吸引了大量受众。二是对传统翻译标准的颠覆。网络翻译进一步解放了翻译者的主体性，开始偏离传统翻译标准，转向个性张扬。

目前，我国传统翻译的困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传统翻译的受众呈递减趋势。文化生活的多样化，不断提高的外语水平，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受众的选择趣味，使得购买传统翻译出版译作的读者越来越少。其次，翻译出版准入门槛低，缺乏行业标准。一方面由于利益使然，一方面缺乏限制，使得出版行业趋向急功近利，直接导致图书市场出现紊乱和粗制滥造的不良氛围。最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对传统翻译无疑是巨大的挑战，这是目前传统翻译面临的最大困境。

二、传统翻译与网络翻译的对比分析

1. 传统翻译的优势

第一，出版业中的传统翻译历史源远流长，形成了从选题到出版一套系统而成熟的操作流程。相比之下，网络翻译由于历史较短，时空的无限制性，使得规范和操作流程难以界定和把握，目前还处于流散、无序状态。传统翻译进行合法、有序的翻译，网络翻译目前还游离于体制之外，网络翻译的合法性有待商榷。

第二，传统翻译有着健全的管理机制和把关原则，从译文选择到译者确定都要经过严格的筛选和把关，因此翻译后的译文水平较高。传统翻译累积了良好的人脉，有着丰富稳定的译者群体。这些译者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和丰富的实战经验，大多对外国文学文化有着较高的造诣，这为译文提供了质量保证。而网络翻译的随机性和流散性，导致其选题和质量无法得到保证，因此译文水平良莠不齐。此外，传统翻译的机制体系和网络翻译的聚合模式也大相径庭。传统翻译大多由译者个人进行，体现了对原文的尊重，风格统一；网络翻译以互动的形式由网友集体翻译居多，风格迥异，水平不一。

第三，经过长期经验累积，传统翻译有比较成熟的运作模式，在策划、选题以及出版等各环节都有经验丰富的团队和成熟的运行模式。而且传统翻译长年累月形成的营销模式也是新兴网络翻译无法比拟的。此外，传统翻译的译文具有合法性，而网络翻译很多情况未经许可，存在很大的版权隐患。

2. 网络翻译的优势

和传统翻译相比，网络翻译的优势在于其开放性和互动性。

第一，网络翻译的开放性和互动性让译者和读者得到了解放。传统翻译只能让受众被动地去选择译作，而且受众和译者缺乏交流渠道和平台。而在网络翻译中，受众群体的主体性得到极大张扬。网络翻译的互动性也使得受众有机会直接参与翻译活动。因而，网络翻译已经实现了由译者到读者的单项传播向译者—读者—网络—受众—译者循环传播转变。通过网络平台，受众还可以和译者进行在线交流。此外，受众通过译文定制的功能可以获取自己需要的译文。

第二，网络翻译的出现，前所未有地拓宽了译者的主体性空间。网络译者已经从传统译者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可以在翻译过程中体现自己的个性和翻译旨趣。

第三，网络翻译具有快捷性。传统的翻译出版过程繁杂，周期较长，网络翻译程序简化，译本产出快。网络翻译可以集合网络力量，大大缩短周期，并以速度和价格优势吸引读者和译者，使得传统翻译出版在市场中的份额被网络翻译所抢占。

第四，网络翻译颠覆了传统翻译的标准和范式。译者和读者的选择自由，使得他们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彰显。从翻译的伦理上来看，网络翻译中出现的聚合集体式翻译模式对传统翻译的价值体系、运行模式以及盈利方式都造成了巨大冲击。

3. 网络翻译业的困境

网络翻译有其独特的优势，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同样存在局限和困境。

首先，就法律层面而言，网络翻译不可避免要面对版权争议问题。网络翻译中的非版权行为经常遭遇谴责，法律纠纷成为网络翻译发展中的最大瓶颈。尽管目前已有一些网络翻译机构或者个人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并致力于超越这一困境，但是法律版权授权基本还是零散行为，还没有形成自觉共识和行业规范操作，屡见不鲜的版权纠纷说明网络翻译的规范化和法制化任重道远。

其次，网络翻译虽然发展迅猛，但是缺乏统一的管理规范和法律指导，处于一种自发零散的状态，因此一时难以形成规模产业和稳定的商业模式。实际上，目前很多网络翻译机构和组织是由一些有着相同或者类似翻译兴趣和需要的人组合的群体，与成熟的商业化经营模式相去甚远。

最后，网路翻译由于其自身的流散、自发、非时空限制等特点，以至其翻译中译者风格多元化，水平不一，译文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因此，在网络翻译发展的过程中要严把译者水平，对于同一翻译任务，尽量统一翻译风格，避免胡乱黏贴，造成原文意义流失。

三、网络翻译与传统翻译的整合

1. 翻译业务内容和平台的整合

不同的受众对外文材料的喜好各不相同，那么如何适应市场规律，满足受众需求是目前传统翻译面临的一大难题。网络翻译因其科技、信息和时空优势，可以及时了解读者趣味和要求，迅速应对市场。相比之下，传统翻译在选题方面耗时滞后。因此，应利用传统翻译出版的优势，利用网络整合读者意见遴选主题材料，和市场需求吻合。传统翻译中，读者和译者缺乏交流平台，往往出现译本与市场需求相违背的情况。为了实现译者和读者的有效沟通，传统翻译机构可以整合网络翻译的优势建立翻译平台，利用网络翻译的互动特点，促进译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

2. 翻译技术方式的整合

传统翻译要走出困境就要从网络翻译中寻找新的血液，和网络翻译合作提高翻译质量，这样才能促进传统翻译市场良好竞争局面的形成。而网络翻译则应和传统翻译的专家进行沟通和交流，学习翻译技术，提高质量。同时，网络翻译的小规模形式可以当作网友的兴趣，但是不能发展为规模产业，要提高网络翻译的专业性，应和传统翻译进行整合。网络翻译的互动性和传统翻译运作严格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提高翻译的专业性，更好地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

3. 翻译人才队伍的整合

无论是网络翻译机构，还是传统翻译机构建立的翻译平台，都要把握受众趣味走向，使翻译出来的作品能迎合大众需求。网络翻译机构可以聘请传统翻译机构中的专业人员进行指导，对翻译实践中的注意事项和易犯错误加以分析和规避。

4. 翻译工作流程与管理方式的整合

传统翻译搭建翻译平台往往成本高昂，可以采取收购或者合并的方式整合网络翻译机构力量，这样不仅节约成本，还可以避免重复建设。此外，还可以借助网络翻译机构的平台实现传统翻译的媒体化。当然，无论是自己构建平台，还是整合网络翻译机构现有平台，都不能做面子工程，要进行深度合作，根据实际需求不断调整和完善出版计划。传统翻译出版机构在利用网络翻译流程网络化的特点时要结合自身严格把关的优势进行监督管理，以保证译文高质高效完成。

此外，为了规避网络翻译中出现的版权风险，可以利用传统翻译机构的经验和体系优势，再利用网络平台获得选题，并且和作者或代理进行协商，获得授权之后委托网络翻译机构进行聚合翻译。这样不仅避免了法律纠纷，而且满足了网络翻译的翻译需求，同时也能为传统翻译创造时间优势。

翻译出版 篇5

关键词：儿童文学,翻译出版,繁荣,困境,对策

21世纪是个信息发展迅猛的时代,人们日常阅读基本都通过网络进行,而传统纸媒体的读者群体则主要是儿童。为了丰富儿童生活,开拓其视野,我国儿童文学翻译出版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儿童文学译介作品的数量大幅增加,风格迥异,其中不乏国际大奖类图书,如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国际安徒生奖”等译介作品。 绘本文学也吸引了出版社的关注,其图文交融的表现形式让儿童读者受到了独特文化的熏陶,领略了当代外国儿童文学的美学风格[1]。本世纪儿童文学译介作品的出版一片繁荣。但是在繁荣的景象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

一、跨文化语境中的译介格局

传播全球化的进程加速了国际化视野的诞生。翻译是一种社会活动,与文化和社会条件紧密联系,只有在文化和社会条件的相互作用下,翻译作品才被生产和阅读。因此,文学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符际语言行为,与包含源语文化系统、目标语文化系统在内的不同文化系统相互作用[2]。

(一)源语文化系统、目标语文化系统的相互作用

在跨文化语境中,源语文化系统适度地迎合目标语文化系统。在目标语的整体文化系统中,其意识形态和文学翻译同属子系统。意识形态是社会文化系统中通过各种表征符号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思想、意识和观念的总和,其对文学、文学翻译、宗教艺术等子系统产生着潜在的、深刻的影响[2]。因此,意识形态制约着文学翻译的主题选择。

当源语文化系统与目标语文化系统存在意识形态冲突时,一种情况是目标语文化体系对源语文学作品完全否定;第二种情况是将源语文学作品作为批判的对象引入译介;第三种是由于源语文化中的文学资源成熟度会影响其在目标语文化系统中的接受,因而译者采取相关的翻译策略对源语文本进行归化,使其符合目标语文化的接受度[2]。

(二)多元化的译介格局及其特点

当今社会的文化格局是以多元化为其主要特征。多元社会文化格局所形成的多元文化需求和多元接受语境使得各国文化文学不断发展,如此丰富的文学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学性与美学价值,是文学译介的重要选材储备[2]。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儿童文学译介多元化的格局:

第一,译介作品题材与类型的多元化。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人文知识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儿童文学的译介选材也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涵盖了诗歌、散文、 童话、小说、绘本等。这些多元化的译介作品让我国儿童可以多方位地吸收外来的知识,使他们受到多元文化、 文学与美学等的熏陶,使其从小培养自身良好的素养[3]。

第二,整体化、系统化的译介思路。21世纪,当译介体系不断完善时,翻译出版开始走上丛书化、系统化、 整体化的道路。为了保证译介作品的艺术内涵和思想意义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延伸与交互,翻译出版在充分遵循较为严格的筛选标准的前提下,主要以丛书系列推出作品,使作品可以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使儿童读者能够在认知上得到循序渐进的体验,达到寓教于乐的整体化与系统性[4]。

第三,儿童本位的译介取向。儿童本位是指以儿童为中心,以发展他们的本性和本能为目的。在翻译出版方面,则主要表现为以接受美学为理论基础的翻译可读性。接受美学倡导文学作品是一个从作者创作到读者接受的过程,强调文学文本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实现其意义,该理论对于指导儿童文学翻译至关重要。儿童文学的翻译可读性是指译本关注儿童读者的特殊性,用儿童的词汇表达,并尽可能使用归化策略,增加儿童的阅读乐趣,提高读者对译介作品的接受度。但针对异域文化描绘,则采用异化策略,将异域风情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5]。

第四,受众的多元化。新世纪译介作品的读者定位范围更广泛。儿童文学译介作品的受众既可以是实际年龄意义上的儿童,也可以是心智意义上的儿童,因为许多儿童图书也让成年人爱不释手。如此多元化的读者群体让儿童文学译介出版的发展越来越多元化、大众化。

二、我国儿童文学翻译出版的现状

21世纪以来,为了适应文学文化全球化发展的时代主题,同时也因为国内原创出版物的不足,我国外国儿童文学的引进、翻译、出版等领域不断优化,译介作品地位不断提升,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但在此繁荣景象中,儿童文学翻译出版也面临着一些困境与挑战,即繁荣与困境并存。

(一)繁荣

1.翻译出版的繁荣

当今信息时代,各国都借助出版与传媒的手段,迅速与国际接轨。翻译出版繁荣是我国儿童文学译介大发展的前提条件,国外各类优秀儿童文学快速,有时甚至同步引进自我国翻译并出版,作品主题鲜明,文化辐射面广。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2000年至200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出版《哈利·波特》[5]系列,该出版社于2014年又出版了《哈利·波特纪念版》,即“哈利·波特”系列十五周年纪念版。又如,2005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了《不老泉》;2008年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大海之上,巨石之下》;2010年湖南少儿出版社的《夏天的故事》(曾被评为美国“国家书卷奖”);2012年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尼姆的老鼠》;2014年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纳尼亚传奇》(曾获卡耐基文学奖)等。 这些译介作品都深受读者的喜欢与追捧。

值得一提的是纽伯瑞儿童文学奖的译介作品。21世纪初至今该文学奖作品在我国的翻译作品不少于90部, 再版译作也不少于40部。例如:新蕾出版社自2001年至今出版的“国际大奖小说”系列丛书,如《傻狗温迪克》、《浪漫鼠德佩罗》、《诺福镇的奇幻夏天》、《独一无二的伊万》等都是获得该奖项的作品。再如,2008年南海出版公司的《星期三的战争》;2010年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当你到达我》;2012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的 《天堂里的海龟》等作品。此外,新蕾出版社2010年组织再版的《国际大奖小说·升级版》丛书中纽伯瑞文学奖作品就有10余部;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小木屋故事系列丛书》中也有5部纽伯瑞奖作品;2014年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的《纽伯瑞儿童文学奖文库丛书》对5部获奖系列作品进行了再版[6]。

2.多元化的类型和题材

21世纪出版领域的市场化、商业化使西方儿童文学作品的引进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诗歌方面,201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渴望之书》,书中还收有大量科恩本人亲笔绘制的插画;2012年浙江文艺出版社译介出版了《艾米莉的诗样年华》、《新月的艾米莉》等。 散文方面,译林出版社于2000年和2005年分别出版了《燃烧的水》和获得诸多奖项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人民文学出版社则在2006年出版了《李柯克谐趣作品集》。 小说方面,译林出版社2001年推出世界儿童文学传世经典《绿山墙的安妮》的复译版;新蕾出版社于2011年和2012年分别出版荣获纽伯瑞儿童文学奖作品:《桥下一家人》和《一百条裙子》等;2013年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小岛上的安妮》;2014年21世纪出版社的《花季的安妮》、《爱德华岛的安妮》、《安妮的友情》、《风吹白杨的安妮》 等。绘本文学方面,进入21世纪,“赢在起跑线”的教育理念受到绝大多数家长的认可,因此家长们从小让孩子接触书籍,接触外国的优秀绘本。这种教育趋势为国外儿童绘本进军中国市场锁定了基本的读者群。出版社为了迎合大众的需求,大量译介出版诸如英国的凯迪克奖、格林威大奖、国际安徒生奖等的作品。自2007年的《猜猜我有多爱你》等绘本文学引导人们对绘本概念的转变至今,批量出版各类作品[7],诸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海底的秘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年的《狮子和老鼠》;中国电力出版社2011年的《奇怪的蛋》; 新星出版社2012年的《古纳什小兔》系列与2013年的《夜色下的小屋》;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图画书)》等。文化繁荣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经济持续增长不断提高大众购买力, 使得儿童文学翻译出版不断成长。

(二)困境

1.翻译质量的质疑

如今全球化愈演愈烈,外国儿童作品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翻译作品在中国儿童文学系统中占据的地位异常重要。但由于需求量大,同时也因为某些出版商过于重视经济利益,一些作品的翻译质量遭到质疑。现当代文学作品要求译者在翻译时不仅要关注作品的表象,而且要重视字里行间的意象[8],这就要求译者在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的同时还应具备极强的领悟力,然而现今译者的中文造诣却远不如从前,因此译文读来常让人感到索然无味。同时由于英文是国际语言,儿童从小就接触英文教育,译介作品的受众英语水平提高了,必然对翻译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随着时代的演进,译文若具有异国情调,将更利于各国文化的交流,因而译者都倾向于使用“异化”翻译策略。然而,这也对译者的翻译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译文稍有偏差则将使得译作中的异国文化难以被读者接受。

2.童趣缺失,味同嚼蜡

儿童文学的语言特点是句式简洁、用词活泼、通俗易懂、生动形象,因此儿童文学的翻译格外重视译文是否完整传递出原文中体现的童趣。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句式和词语搭配遵照的是源语言的语法,如果译者在翻译儿童文学时,仅将原文直接译成汉语,而未作相应的句式调整,可能会使得译文语义生硬、缺少童趣、晦涩拗口。这种情况在目前的儿童文学翻译中时有发生, 主要起因是译者或出版商为了经济效益,草率地翻译出版,使得部分译介作品出现语言生涩、语义模糊、逻辑混沌以及趣味尽失等现象。

3.行业准入无门槛设置

21世纪中国图书翻译出版业迅猛发展,特别是儿童图书翻译品种急速增多,新版不断发行。在译介作品的品种迅速增多、出版业繁荣发展的同时,出版界存在一种正如上文提及的翻译出版质量良莠不齐的情况,而导致该现象的部分原因则是由于翻译的准入门槛比较低, 甚至无门槛设置,加之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使得一些不具备专业出版能力的“出版社”纷纷出版图书,因此市场上流通的译著中就出现了低成本、低质量的作品, 这些滥竽充数的译作促使图书翻译市场充斥着一种不利于文学文化交流与发展的氛围[9]。

三、翻译出版困境的对策

(一)加强人才建设、创新文学翻译理念

首先,国家应针对文学翻译人才匮乏的现状,建立高层次翻译人才培养机制与培训基地;以灵活多样的方式招贤纳士,吸引更多人才投身翻译事业的同时,学习国外出版业的操作模式,做到创作和出版都与国际接轨。 其次,高校加强人才建设、创新文学翻译专业培养模式、 培养机制与培养目标;改革专业与课程设置,在增加开设与文学翻译相关的理论及实践课程的同时,中国文学课程的比重也应增加,利于译者更好地了解文化差异、 更新翻译理念,避免不必要的文化冲突。第三,由于高校是译者域编译团队最重要的培养基地,应拟定相关制度,让业余担任翻译的高校教师的译作得到相关的学术认定[10]。如此不但能有效填补文学翻译事业的人才缺口, 也可使我国译作更丰富,利于国际交流与本国文学的长远发展。

(二)倡导以接受美学为理论基础的儿童文学翻译

21世纪儿童文学的国际交流合作日益增加,但不论地域与国籍,儿童文学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要让儿童乐于阅读。这就要求译者关注两种语言文化的审美差异,遵循接受美学为基础的准则,即为了达到儿童读者的接受度,使其更好地领略异国情趣,译者倾向于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使用浅显易读的文字进行生动活泼的描述, 使得文字翻译符合语义、语境及文化的要求。如此以接受美学为理论基础的儿童文学译介作品注重翻译手法和技巧,文章中流露出强烈的情感诉求,激发儿童读者的认同与想象,符合并适应儿童的心理发展,易于被他们所接受。同时,优秀译作也对发展与开拓本土儿童书籍的出版发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1]。

(三)建立翻译出版资格准入规范

如今信息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国际间的文化交流频繁,翻译出版也随之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为了规范翻译出版的市场,要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应出台相关的政策以规范现有翻译资格认证制度,做到以重视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翻译实践人才为根本,加大力度推进翻译人才的准入制度,促进翻译人员不断学习,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与认知体系,跟上时代的步伐。第二,在实施上述改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科学规范、行之有效的行业管理机制[12]。如此方可保证翻译工作的严肃性和高水准,确保翻译出版作品与时偕行的文化认知性,维护并发展国际文化的多元性,达到各国文化的融合与互动。

四、儿童文学译介出版的新局面

翻译出版 篇6

首先, 甲午战争的失败, 促使国人意识到仅靠学习西方先进的声光化电等科技、军备等物质文明是远远不够的。戊戌维新运动期间, 康梁等维新人士大力宣传, 主张学习西方的文化、教育等文明, 译书学术兴趣开始发生转变, 逐渐从应用科学方面转移到文化制度上来。对于西书的翻译, 如钱存训所言:“过去数世纪以来, 注重翻译自然和应用科学, 现在转而热衷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移译。这新的趋向不仅对现代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也显示中国知识分子日益了解到要解决中国的基本问题, 不能全靠军事和技术的知识, 还须具有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综合知识。”[1]自维新后至辛亥前, 译书数量大大增多:

从1900到1911年, 中国通过日文、英文、法文共译各种西书至少1599种, 占晚清100年译书总量的69.8%, 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总数的两倍。其中, 从1900至1904年5年, 译书899种, 比以往90年译书还多。[2]

文学翻译大量增多的第二个背景原因, 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提出以及对“新小说”的大力提倡, 使小说的地位大大提高。戊戌维新运动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推上了政治舞台, 维新失败后, 梁启超虽逃往日本, 却由此也将其政治理想转到对小说的提倡上来, 将“新小说”推上历史舞台。

早在1897年, 《国闻报》就登载了化名为几道、别士的严复和夏曾佑的文章《本馆附印说部缘起》, 此文洋洋洒洒, 谈论古今中外, 以进化论学说为基础, 强调了小说的社会功用和价值, 认为“夫说部之兴, 其入人之深, 行世之远, 几几出于经史上, 而天下之人心风俗, 遂不免为说部所持”, 因此“本馆同志, 知其若此, 且闻欧、美、东瀛, 其开化之时, 往往得小说之助。是以不惮辛勤, 广为采辑, 附纸分送。……宗旨所存, 则在乎使民开化”, [3]这一小说理论文章的发表, 不啻为“小说界革命”的前奏。

之后, 各界人士也有关于西洋小说的介绍和翻译, 早在“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提出之前, 外国小说的翻译和介绍活动就已经开始并且产生了一些影响。梁启超1896年在《时务报》上对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的英国包探的介绍, 是翻译外国侦探小说之始。1899年林纾翻译的《茶花女遗事》, 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严复曾作诗云“可怜一卷茶花女, 断尽支那荡子肠”。这些译书使国人开始改变对西洋文学的看法, 也使国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02年, 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月刊, 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开篇便提出:“欲新一国之民, 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 必新小说;欲新宗教, 必新小说;欲新政治, 必新小说。欲新风俗, 必新小说;欲新学艺, 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格, 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4]分析了小说有“熏、浸、刺、提”等支配人道之四种力, 提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 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 必自新小说始”, 正式喊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口号, 大大提高了小说的地位, 对西方小说的翻译也从政治小说, 逐渐扩展到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等题材的翻译上, 翻译小说的出版数量逐年递增, 至1907年, 觉我 (徐念慈) 在《小说林缘起》中说:

伟哉!近年译籍东流, 学术西化, 其最歆动吾新旧社会, 而无有文野智愚, 咸欢迎之者, 非近年所行之新小说物哉!夫我国之于小说, 向所视为鸩毒, 悬为厉禁, 不许青年子弟稍一涉猎者也。乃一反其积习, 而至于是。[5]

由此可见, 小说地位的提高无疑对翻译小说的出版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个方面的社会背景, 则是清末政府派遣留日学生的热潮, 留日热潮带来的日文翻译小说出版的大量增加。近代中国寻求现代化的道路, 在甲午战后发生了变化。甲午战争失败后, 国人对日本的看法大为改变, 日本蕞尔小国尚知发愤为雄。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强大, 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成为一种途径。大量翻译日文西书, 成为一种学习西方的捷径。杨寿椿在《中国出版界简史》一书中指出:

由于在清廷统治下, 中国国势积弱难返, 急求效法列强, 以谋革新。于是或由政府主持, 或由民间提倡, 竞起译印欧美日本各国的书籍, 而其中尤以译自日文者占最多数。[6]

1896年清政府派遣唐宝锷、朱忠光等十三名学生去日本留学, 此后的十余年内, 中国出现了留学日本的狂潮, 中国各省部都派有留学生去日本留学, 人数逐年增加, 1901年274人, 1903年1300人, 1905年8000人, 1906年竟达1.2万人。[7]一时间, 留学日本, 成为热潮。

留学日本、翻译西书多有便利之处:“壬寅以还, 世尚游学, 扶桑三岛, 一苇能航, 和文迻译, 点窜便易成书。”[8]留学日本的热潮也引发了学习日文和翻译日文西书的热潮。维新运动期间, 梁启超等人于1897年在上海创办了大同译书局, 提出“以东文为主, 而辅以西文”的译书口号。康有为于1898年上书《广译日本书设立京师译书局折》, 提倡广译日本书、大兴游学, 以开通世界之识, 养有用之才。

新政期间朝廷官员也积极提倡翻译日文书籍, 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会奏变法自强, 前后上三疏, 其第三疏中提出有关翻译东西学书的具体办法。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七年 (1901年) 下达了《覆议新政有关翻译诸奏疏》, 清政府的提倡无疑是日译西书的翻译出版大为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文西书成为翻译首选的理由也在于“西书译手本少, 惟日本选译最精, 中东同文, 通才学中文, 三月便可卒业, 以后渐推渐广, 次第兼及, 凡东西有用之书皆可供我搜采, 其获益将无穷矣”。[9]中日同文之便, 则是促进日文西书翻译增多的条件。留日人员都普遍认为日文较英文等易学:

学英文者经五六年始成, 其初学成也尚多窒碍, 犹未必能读其政治学、资生学、智学、群学等之书也。而学日本文者, 数日而小成, 数月而大成, 日本之学, 已尽为我所有矣, 天下之事, 孰有快于此者?[10]

当时已有大量的日文中译本“充塞于上海书肆中, 译者大概是日本留学生, 印刷发行大概是各书坊都有, 又有日本留学生和日本人合办的作新社在上海福州路, 是专门译日本书给中国人读的”。[11]在日本留学生的大力翻译之下, 日书中译本大量增多。

除了翻译日文西书以外, 留日学生也带动了出版行业的发展。日本的印刷技术在当时颇为进步, 刊物很容易出版, 留学生开始纷纷办杂志刊物。清末的留日热潮也造就了一些著译、编辑出版人才。如留日学生之一戢翼翚, 翻译了很多日文书籍, 曾将普希金《上蔚的女儿》日文译本重新翻译为《俄国情史》, 并在东京创办了《译书汇编》 (1899年12月6日) 和《国民报》 (1901年6月25日) 。另外有些留日人员则引进设备, 创办印刷机构, 出版书报, 带动了书籍的出版和流通:

浙江瑞安李翰西、李墨西兄弟从日本游学回国时购买了石印机创办石印所, 云南腾冲侨乡和顺公司派李启善、寸绍文留学日本, 专攻造纸、印刷工艺, 回国时买回石印机两台, 建立印刷所。在留日人员的带动下, 很多人专程从日本购买石印设备, 经营石印业, 如1902年无锡人廉泉、俞复等从日本购进石印和珂罗版印刷等设备, 在上海创办文明书局。山东工艺局总办沈景臣与吴璧臣各出白银五十两, 1905年从日本购买了一台石印机, 在济南后宰门街开设大公石印馆。此外, 两面印刷、洋式装订的装帧形式也是由留日学生首先采用的, 自1900年中国首批留日学生出版的《东语正规》以西式方法装订之后, 很快成席卷之势, 至1905年便取代旧的装订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书籍的容量, 加速了图书的生产和流通。[12]

可见, 留日学生在以下几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第一、创办杂志, 出版报纸, 从事书报的编、著、译等工作;第二、学习先进出版技术, 建立印刷所, 经营印刷业, 创办出版社, 促进了书籍的出版和流通;第三、大量翻译西书, 介绍日本翻译西方的文学和日本文化;第四、学习和采用了西式装订法, 促进了新式装订形式的流行。

戊戌变法前后, 翻译出版的书籍已开始发生变化, 从英文、法文、扩大到俄文、日文。戊戌变法之前, 主要是翻译欧美西书, 日文中译本寥寥无几。1896年梁启超《西学书目表》著录的仅史志2种。谭汝谦《中国译日本综合目录》统计1868至1895年的日文中译本也仅11种。1899年出版的徐维则《东西学书录》略有增加, 有54种。而同时期从欧美译成中文的西书要比日文译本多七倍。1902年以后, 随着留日学生人数的增多, 日文书籍的翻译尤其兴盛, 各种统计数据都可以充分显示日文西书的大量增加。1927年出版的顾燮光《译书经眼录》中统计, 1902至1904年3年共译西书533种, 其中英文书89, 占全国译书总数的16%;德文24种, 占4%;法文17种, 占3%;日文321种, 占总数的60%, 欧美诸国译本总计不超过131种。[13]据谭汝谦的统计, 从1896至1911年的15年间, 日文中译本总计有988种, 每年平均达66种, 其中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类仅占172种, 哲学与社会科学有816种。[14]而根据熊月之的统计, 从1896年至1911年, 15年间, 中国翻译日文书籍至少1014种。

小说的翻译也不例外, 日文小说翻译的数量在此阶段空前绝后, 即便是西方小说, 也多由日文转译为中文。在留日热潮的影响下, 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夏瑞芳在初期也受了日文中译本的诱惑, 托人向日本留学生购买译稿。1901年, 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当时被通缉的梁启超所译的小说《佳人之奇遇》。小说书的翻译风行一时, 包天笑回忆说在民国初年, 上海的虹口已经开了不少的日本书店, 他每次去虹口, 总要光顾这些日本书店, 选取他们翻译西文的小说来翻译。但并不是每种都可以拿来翻译, “不过那时候, 日本的翻译小说, 不像以前的容易翻译, 因为他们的汉文都差了。最可厌的, 有一种翻译小说, 他把里面的人名、地名、制度、风俗等等, 都改了日本式的, 当然, 连他们的对话、道白, 也成为日本风了。所以往往购买五六本的日文翻译小说, 也只有一二中可以重译, 甚至全盘都不可着笔的”。[15]当时包天笑所选取的日文书, 多偏重于日本人翻译的西洋的书, 因为他的英文程度不能够译英文书, 而日文程度还好。

除了去日本书店找小说翻译, 包天笑也托在日本留学的朋友找书来译。像森田思轩、黑岩泪香所译的书, 有的早已绝版多年, 于是他便托留学日本的朋友, 到旧书店、图书馆里去搜求, 找到后拿来翻译。在当时写作小说的人还少, 但时代的需求则非常殷切, 所以翻译的小说很多。

翻译出版 篇7

中文翻译版图书与咱们传统图书在出版过程中是有所区别的。一方面, 它增加了签订版权合同的内容;另一方面在编辑加工环节中对于书稿内容与语言文字方面的把握也有其特殊的侧重点。以下我就这两方面的内容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以期与同行们共同探讨。

提到翻译书, 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有关于版权的问题, 国外图书要想在中国翻译出版, 出版社就必须首先拥有著作权人对出版社的相应授权, 只有取得了相应授权, 该书才能顺利出版。各地的版权局也要求图书出版单位, 应在对外或对台、港、澳图书版权贸易合同签字之日起7日内将合同正本送当地版权局审核登记。登记合格之后, 版权局会给予该书一个专有的版权登记号, 该版权登记号必须在版权页上予以注明。因此, 编辑在出版翻译书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与著作权人签订版权贸易合同。版权贸易合同的签订一般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出版社直接与著作权人签订版权贸易合同, 另一种是借助于版权代理商代为办理版权贸易事宜。但无论是哪种方式, 作为编辑来说都应该在合同中关注以下内容——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提到的关于著作权转让和许可使用的内容。

“第二十四条: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 本法规定可以不经许可的除外。

许可使用合同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许可使用的权利种类; (2) 许可使用的权利是专有使用权或者非专有使用权; (3) 许可使用的地域范围、期间; (4) 付酬标准和办法; (5) 违约责任; (6) 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内容。

第二十五条:转让本法第十条第一款第 (五) 项至第 (十七) 项规定的权利, 应当订立书面合同。

权利转让合同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作品的名称; (2) 转让的权利种类、地域范围; (3) 转让价金; (4) 交付转让价金的日期和方式; (5) 违约责任; (6) 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内容。”

编辑在仔细审读合同内容的同时, 要特别注意对方是否拥有著作权。一般情况下图书上署名的作者就应该是该图书的著作权人, 但也有例外情况:例如在有些国家, 作者会将作品直接转让给代理人, 由代理人行使作品的相关权利;如果是合作作品, 那么, 作品的著作权人就应该是所有的作者;如果是特殊职务作品, 那么著作权归属于单位所有;如果是合同约定的著作权归属于委托人的委托作品, 那么著作权归属于委托人……。编辑要特别明确即将与之签订合同的对方是否拥有著作权, 这是签订合同的首要基础。

出版外版翻译图书, 还有很值得强调的一点就是关于内容把握方面的问题, 所出版的图书内容应该符合中国的政治背景, 坚持党的方针政策,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图书编辑有责任也有义务对于图书的内容进行把关, 要绝对禁止出版有政治性问题的图书。以下, 我简单提及一些容易在书稿中隐藏的政治问题, 希望能够提高编辑的警觉。

国外图书中有时会涉及一些地图, 对于这些地图编辑们必须有所警觉, 因为国家测绘局的《地图审核管理规定》中明确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出版地图、引进地图、展示、登载地图以及在生产加工的产品上附加的地图图形的审核, 应当遵守本规定。”也就是说我们出版的图书中的地图必须经过相关测绘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后才能出版。编辑在接到书稿后应该将该书中的所有地图进行整理, 并按照该书出版时的图的尺寸大小请相关专业人士进行描绘, 将描绘好的地图送交相关测绘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审核备案, 如果审核通过, 测绘行政管理部门会提供一个专有的审图号, 编辑在出版该书的时候应将审图号在图书中明确标明。如果审核没有通过, 一般测绘行政管理部门会告知没有通过的原因, 那么编辑必须让描图人员按要求进行修改, 之后仍然送测绘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再次的审核, 直至通过。

另外, 图书中会经常将港、澳、台作为一个国家, 与其他国家并列说明。遇到这种情况, 编辑就必须进行修改, 以保证图书符合我国出版物的出版要求。

最后要谈到的是翻译图书中的语言文字方面容易出现的问题。因为国外的语言文字跟我国的比起来有很大的出入, 在很多情况下语言文字习惯并不相同, 翻译人员往往在翻译过程中已经很注意了国内读者的阅读习惯, 但仍会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编辑人员在编辑图书的过程中需进行再一次的把关, 争取做到“信、达、雅”。除此之外, 国外图书的编辑排版形式比较的灵活多样, 但我国图书尤其是科技类图书, 更注重逻辑顺序, 以及前后对应关系, 所以在翻译出版外版翻译图书的过程中应努力使图书符合我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使读者更容易接受书中所传达的知识信息。对于原版图书中所引用的参考文献, 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也必须予以列明, 以维护相关专家学者的知识产权。以下我就简要的针对上述问题作个介绍, 希望可以为编辑工作者拓宽一点思路。

由于国外读者已经习惯于灵活多样的版式设计, 因此他们的图书有时并不太特殊强调逻辑的连贯性, 书中的插图、表格、公式、注解往往以多种形式存在于图书的框格、甚至页眉、页脚、……中。对于图书的体例要求也并不严格, 常常在图书中没有明确的标题, 语义之间的区别也仅仅是以空行来表示。但我国读者尤其是科技图书类的读者的阅读习惯是比较严谨的。因此, 作为编辑, 应该为图书的体例作一个适当的调整, 为不同的内容提炼出相应的标题, 注重图书语言的逻辑关系, 就像医生为病人照X片一样, 将骨架清晰明了的显示出来, 使得图书的内容更为明确, 更容易被作者掌握。对于图书中出现的插图、表格、注解等, 要与文字呼应, 我国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是先见文后见图、表、公式、注解, 因此编辑要将这些内容调整到相应的位置, 并加以编号, 做到一一对应, 而不是简单的罗列, 这样处理完之后, 我相信会更容易为作者所接受。

国外作者很注重自身的知识产权维护, 因此, 当原版图书中对于相应文字有参考文献的标注时, 我们翻译的外版图书中必须也有相同的标注, 不要侥幸的认为外国作者不会发现中国出版物中关于自己科研成果或是观点等的引用, 作为一名合格的编辑, 应该为每位作者负责, 担负起维护作者合法权益的职责。

翻译出版 篇8

我国的新闻出版行业虽然取得这些不俗的成果, 但作为“软实力”的主要载体产业, 出版业的文化影响力还远远不够。有关资料显示, 发达国家控制着全球90%的信息资源。尤其是欧美一些大出版传媒集团一家的销售收入甚至高于我国出版外贸的总额。我国虽是一个年出版33万种图书的出版大国, 但在世界图书市场的文化影响还远远不够。因此, 中国出版“走出去”任重而道远。

一、“走出去”的意义

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真正意义在于“中国文化走出去”, 其根本目的是要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 了解中国人, 使中国文化、中国图书进入国外主流社会。但从全球范围来看, 世界出版市场基本上被国际传媒集团垄断, 西方发达国家还具备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优势, 并且当今世界的主流语言还是英语, 汉语属于非主流语言。但在诸多造成出版进出口贸易逆差的因素中, 还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还是翻译问题。

二、蒋彝的跨文化语境及文本翻译策略

蒋彝 (Chiang Yee, 1903—1977) , 生于江西九江, 原名任全, 字仲雅 (重哑) , 笔名“哑行者”;国际知名画家、诗人、散文家、书法家、教授。蒋彝是一位一直致力于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 但却被国内学术界所忽视、被大多数中国读者所不知的海外华人作家。他曾经在西方有着极大的影响, 在20世纪30—70年代, 蒋彝以“哑行者”为笔名, 出版了12本游记, 在海外的影响力与林语堂齐名。这些作品在欧、美、亚等地深受欢迎。蒋彝的英文游记写作开创了独特的文风, 他丰富的个人经历和写作经历以及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巨大贡献, 都为当今研究文化交流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空间和研究价值。

《中国绘画》 (Chinese Eyes) 是蒋彝于1935年出版的第一部英文著作, 初版在一个月内售罄, 随后在英美不断加印和再版。1938年出版的《中国书法》起初一直因战事原因而销售不畅, 但却在1940年热销一时, 直至今日仍有许多美国的大学把它当做书法教科书。1937年出版的《湖区画记》和1944年出版的《牛津画记》都不断地被重印, 一次又一次掀起了蒋彝游记热。进入21世纪以来, 蒋彝游记的再版情况一度升温, 《牛津画记》、《伦敦画记》、《湖区画记》、《爱丁堡画记》等都不断地再版和翻译。蒋彝的作品经历了半个世纪仍魅力不减, 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拥有广泛的读者市场, 可见其阅读价值。

蒋彝的个人经历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空间的变迁, 这使他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的生存状态和写作状态融汇和交错到一个由不同语言和文化构成的交叉空间中。在空间与地理位置的变迁过程中, 蒋彝用游记的形式记录了这种文化的变迁, 由此, 文化的地理空间轨迹就成了作品的轨迹, 成为蒋彝文本翻译的语境。作为一个中国人要用英语来向英国读者介绍中国文化, 何种文本能最大限度地完成这一使命, 能不受到跨文化语境的制约?蒋彝选择用他所拥有的中国绘画、中国书法和中国旧体诗的知识和技能作为翻译的手段, 让两个民族的文化产生碰撞, 使文本翻译具有混杂性, 有了新意。

在不同文化的转化过程中, 蒋彝的文本翻译呈现出自己的独特性,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求同存异、异中见同

蒋彝到英国之后, 发现西方很多作品在介绍中国时有污蔑、歪曲、神秘化的现象, 致使许多西方人对东方文化、对中国的民族文化存在误解和歧视, 其原因多是西方作者对中国知之甚浅。为此, 蒋彝决定执笔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 以正讹误。他并没有采取正面的抨击和反驳, 而以游记的形式, 通过对自然景观和西方风土人情的描写, 与中国文化进行比较, 其重点不在于强调相异, 而是相异表面下的共同性。蒋彝寻找人类文化共同性, 是从自然景观开始的。他认为自然景观作为客体, 是不被附加太多文化差异的。在他早期的游记作品中较多描绘自然景观, 之后又从人的性情、人际关系、审美理念、历史和知识观念等方面寻找人类的共同性。正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这种相似和共同共同元素, 才使不同的文化有了“可译性”, 才有了文化间相互对视和对话的可能。艺术与美是直通心灵的, 任何民族、任何文化在其中都会有共鸣, 中国与西方也会因为艺术欣赏而拥有彼此共享的空间。蒋彝的著作也正是抓住了这个关键。

(二) 表达方式的转换

求同存异就有了相互交流的基础, 蒋彝在他的游记作品书写过程中, 经常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和位置, 用西方人熟悉的文化表达来营造一个具有共同语言的空间, 获取西方读者的共鸣。他最常用的文本翻译策略就是让读者感受到他们熟悉的西方文化, 然后再用另一种文化的介入让读者感到对熟悉的文化的陌生感, 与此同时, 也是使陌生的文化变得熟悉的过程。

蒋彝的文本常常以西方的文化习俗和景致为叙述的开端, 令西方读者有似曾相识的亲近感。而文本翻译却又是以中国文化为背景, 即带领读者以东方文化为视角来看待西方人熟悉的事物。因此, 对西方读者来说, 成功地完成了熟悉与陌生的衔接与转换, 这其中的新奇感是制胜的关键。同时, 蒋彝还运用了类比的方式, 将西方读者比较陌生的中国文化、观念、习俗等同他们熟悉的事物做比较, 找到中西文化中的共性关系, 引导读者从熟悉中体会和了解陌生, 从而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

(三) 译者主体性

文本翻译是一项复杂的活动, 也是一个做抉择的过程。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具有其主观能动性, 作为翻译的主体, 这与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价值标准、文学修养、人生经历甚至情感个性密切关联。因此, 在文本翻译中, 翻译的语言可以超出单纯文字的局限, 语言作为翻译的媒体, 可以是文体、绘画、书法或其他更为丰富的表现手法。蒋彝的作品恰恰是集合绘画艺术、书法艺术、诗歌艺术于一体的混杂式文本, 而采用这种文本形式, 一方面是由于蒋彝的多重身份, 另一方面出于文化翻译的需要。

蒋彝将诗、文、画和书法相互融合在一起, 用绘画和书法同文字一起承担着叙述的功能。这种跨民族、跨文化的特殊书写手段成为蒋彝独特的书写风格, 并且是西方游记中从未有过的, 给人以新意的同时也弥补了作者在英语语言上的弱点, 达到了更好的翻译效果。

三、对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启示

蒋彝在20世纪30—70年代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的作品把中国文化传播到了西方, 为西方读者构建出中国民族文化形象, 并在中西文化对话中唤起了自我的民族意识。其价值并不在于文本翻译的语言是否流畅优美, 诗书画的水平是否高超, 而在于对中西文化交流方式的研究。

蒋彝作品的文本翻译策略不论从内容的选择还是从翻译的技巧都对今日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现今制约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瓶颈主要集中在内容和翻译两个问题上。

在内容选材上, 要注意引起外国读者的阅读兴趣, 寻找共同的价值观, 比如家庭、爱等主题。近几年, 不少外国人对反映中国现实变革的文艺作品有兴趣。同时他们更希望从个体视角了解中国, 中国出版业可以通过普通人的故事来展现中国的发展变化。在图书翻译方面, 我国现在从事各种形式翻译工作的人数众多, 翻译出版新书种类也不少, 但这其中优秀的译著少之又少。中译外的标准和尺度较难把握, 想让外国人能读懂、易读懂, 翻译起来很有难度。外国译者由于对中国文化的不通, 外文虽能顺畅, 但内容上容易理解不当;中文译者因语言差异, 文化差异, 翻译时不能做到本土化, 容易造成译法生硬, 词不达意。尤其在文化习俗、民族典故这一类型的翻译中, 常常会出错。因此, 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对英文的表达不断推敲, 尽量用西方人能接受的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 来给西方人讲“中国故事”。

就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而言, 文本翻译已经渗入构建民族文化身份的过程, 除了文本语句一一对应的翻译外, 更重要的是翻译的延伸意义, 即跨民族性的文化转换。以蒋彝为代表的华裔作家用英文写作的作品同样也承担着翻译中国文化的功能, 如何在文本翻译中构建自己的民族形象是一个值得出版业思考的话题。

参考文献

[1]王一川.“中国之眼”及其它——蒋彝与全球化语境中的跨文化对话[J].当代文坛, 2012 (3) .

[2]任一鸣.蒋彝作品研究——文化翻译批评视角[J].复旦大学, 2007 (3) .

[3]吴小丽.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9 (1) .

中国翻译出版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篇9

翻译与出版有着不解之缘，大部分翻译成果是通过出版发表的。近年来，翻译出版图书对中国出版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但品种数量日益增长，且内容丰富新颖，弥补了国内原创市场的不足，并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中国原创畅销书类型。

一、中国翻译出版图书的数量与主要来源国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出版的图书数量剧增。1978年至1990年十多年间，中国翻译出版图书2.85万种，年均翻译出版图书2192种，2003年增加到每年上万种，2013年这一数据已达到1.82万种。

从图书版权引进数量排名来看，2004年至2013年，位列全国图书版权引进数量前三甲的国家一直是美国、英国和日本，从这几个国家引进的图书版权占据了全国图书版权引进的半壁江山还多。

从表1可以看出，十年间从美国引进的图书版权品种一直保持在4000种上下，2013年突破5000种，占全国引进版权总数的30%多。美国引进版图书无论品种规模还是码洋规模，都占据着最大的市场份额，一直是引进版图书的主流，品种主要有文学、科技、经管、计算机、少儿等类。

英国是中国第二大引进版图书源头，从近十年的走势看，从英国引进图书品种比较稳定，一直在2000种上下，占引進总数的15%左右；码洋比重也比较稳定。从英国引进的英语类图书表现最为突出，码洋比重达到了50%以上；少儿类由于“哈利-波特”6本图书的巨大贡献，码洋比重达到了16%左右。

从日本引进的图书版权从2004年的694种到2013年的1852种，增长较为迅速，与英国的差距越来越小。品种主要为小说、动漫、时尚、美容和生活等类。其中，卡通漫画图书的码洋占整个日本引进版图书的1/4。

从韩国引进图书版权的数量十年来突飞猛进。2004年，从韩国引进的图书版权品种只有250种，排在德国、法国之后名列第六。2005年就翻了一番，达到554种，排名超越德、法，位列第四。此后基本是连年递增，稳定保持在第四的位置，到2013年，增加到了1472种。韩国引进版权图书除在时尚、美容上比较强以外，更多的是青春文学类图书。

二、中国翻译出版图书的品种与结构

数量增加的同时，近年来翻译出版的图书的品种也越来越丰富。全球最大规模中文图书市场零售数据连续跟踪监测系统的建立者“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监测数据显示，自2003年以来引进版图书的市场码洋总体结构呈现文学、社科、少儿、语言的“四强割据”之势，四者的码洋比重之和基本保持在75%左右。从品种结构来看，社科、文学、少儿和科技为引进品种最多的四个细分类，2007上半年四者的品种比重之和超过了75%。

引进版文学图书是虚构类畅销书榜上的常客，引进版文学类畅销书除了国际上的超级畅销书外，重要文学奖获奖作品也常榜上有名。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除了个别外，其主要作品都有了中译本，美国普利策奖、英国布克奖、法国龚古尔奖、西班牙塞万提斯奖也大体是这样。

社科类图书中也不乏重量级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丛书》，是近年来中国汉译学术名著的突出代表。该丛书自1981年编辑印行，至今已达400多种，涉及的科目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学、法律、地理、语言等领域。一些出版社引进的管理类图书也进入畅销书排行榜。

少儿类图书一向是引进版表现突出的类别，从近年来少儿引进版图书的表现来看，系列图书已经是少儿类畅销书排行榜上的常客。在引进版的系列图书中，近年来首屈一指的应该是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引进的《冒险小虎队》系列丛书，是引进版少儿类图书中最成功的一个案例。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英语的重要性逐渐凸现出来，在国内也相应掀起了学习英语的热潮，使得英语成为引进版图书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三、当前中国翻译出版图书的主要问题

有一位诗人曾说，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与风度，这种魅力与风度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质量上乘、丰富多彩的译著。优秀翻译家的译笔与国外的经典作品珠联璧合，交相辉映，将无数求知若渴的年轻人带入阅读的狂欢时代，也造就了中国出版业的黄金时代。已故作家王小波曾坦承他文学上的“师承”得自翻译家查良铮和王道乾先生，他说：“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王道乾先生和查良铮先生都曾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后来因种种原因都不能写作，只能当翻译家。当时有一批这样学贯中西的老辈学者文人在从事翻译工作，他们学养深厚且精益求精，使译文真正做到了“信、达、雅”。很多译本至今光彩照人，常销不衰。

这些优秀译著的产生除了上述独特的历史背景，也得益于相关的措施与制度。当时中国实行过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准人制，必须有外文编辑的出版社才能出版外国文学，同时这些出版社都有一套较为严谨的翻译出版流程。著名作家、诗人北岛回忆说：“记得八十年代中期我翻译《北欧现代诗选》时，作为出版者的湖南人民出版社有一套严格的选稿与译校制度。首先要和主持这套‘诗苑译林’丛书的彭燕郊先生协商，提出选题计划，再由懂外文的资深编辑对译本作出评估，提出修改意见，并最后把关。”

由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等“三套丛书”更为典型。“三套丛书”由当时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牵头，组织了一大批专家多次论证选题，还建立了翻译、编辑、出版的一套监督机制，保证了翻译质量。

现在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准入制等规定已形同虚设，重复出版严重，翻译质量下滑。有的出版者为了抢先上市，拉来不合格的译者，或者由多人分译，甚至还采取边翻译、边发排的“流水翻译法”，粗制滥造。一些外国文学古典名著，因为无需买版权，一本名著常有多种中译本，很多译本东拼西凑，抄袭他人，质量更无从谈起。

四、中国翻译出版的发展方向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出版业也经历着新一轮的改革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决定了中国出版业会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面对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翻译出版会更加开放、有序。

第一，翻译出版会更加多元。近年来随着中国出版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翻译出版的自主性、开放性更高，从版权引进地，到作品的品种、题材、形式都更加丰富，不拘一格。

第二，翻译出版也会更加规范有序。当前中国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翻译出版中出现一些无序竞争、跟风炒作、粗制滥造的现象在所难免。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将“依法治国”方略提到新高度，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时，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新闻出版业的法治化水平也会大大提高，违犯法律、侵权盗版的现象会进一步受到遏制。第三，翻译出版的质量会逐步优化。当前，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都不遗余力地向国际市场推广本国文化。2009年，法国驻华大使馆资助设立了“傅雷翻译出版奖”，用于奖励中国大陆译自法语的中文译作。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歌德学院（中国）联合设立中德文学翻译奖，推动中德文学、文化作品翻译水平的提高，以及翻译人才的培养。韩国成立了“韩国文学翻译院”，积极向海外推荐翻译书目并资助出版，2002年开始资助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

在中国，“中国图书奖”“鲁迅文学奖”以及“彩虹翻译奖”中，都设有优秀翻译图书的奖项。这些奖项的设立，对于优质翻译书的出版，无疑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