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思想

出版思想（精选11篇）

出版思想 篇1

张元济 (1867年~1959年) , 字筱斋, 号菊生, 浙江海盐人。1902年受夏瑞芳之邀加入商务印书馆, 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在加盟商务后的半个多世纪里, 张元济将出版事业和教育理想结合在一起, 孜孜不倦地经营出版事业。商务印书馆在诸多方面引领了中国出版界的潮流, 并确立了一系列标准, 成为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 这一切都与张元济的出版理念及经营思想分不开。张元济是封建士大夫出身的改良主义者, 他进入商务时, 正值近代中国社会和政局由维新改良向民主革命过渡的动荡时期, 而且身处中西交流频繁、革命思潮活跃的上海。但他却一直远离政治潮流, 全心经营出版, 并且大力推动了近代中国出版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张元济的出版理念:以扶助教育为核心

张元济作为维新运动的参与者, 与许多主张“变法”的知识分子一样, 渴望通过改良来寻求中国的富强。“戊戌变法”失败后, 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对于培养人才、开启民智的认识, 认为只有改进和扩展国民教育, 才能为变革和发展提供适宜的文化环境与精神人格。他的这一意识在辛亥革命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肯定。

1902年初, 张元济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后, 与夏瑞芳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掌门人, 张元济既是文化人, 又是商人, 这使得他在经营商务印书馆时要努力地去平衡文化性和商业性, 力求使二者达到统一。张元济的双重身份也使得商务印书馆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经营原则:不出不赚钱的书刊, 不出与时事政治相冲突的书刊, 不出品格低下的书刊。

辛亥革命时期张元济的出版活动

张元济的出版生涯前期与辛亥革命时期 (1) 有较多重合, 这段时间是张元济出版活动和出版思想从萌芽走向成熟的阶段。在社会思潮泛滥的上海, 他既未轻易调整自己的改良立场, 也未因革命潮流而忽左忽右地变化, 而是根据自己对社会发展与文化需求的理解来确定出版方向。其带领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图书和期刊, 既符合时代变化的需要, 又能经受住历史的检验, 具有持久的知识和理性价值。这也正是张元济坚持温和的文化和教育改良理念的结果。

教科书出版。张元济在加入商务印书馆后, 首先就是抓新式教科书的出版。他力荐蔡元培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 由蔡元培牵头开始编纂新式教科书。蔡元培担纲国文、历史、地理三种教科书的编纂体例工作, 聘请爱国学社的教员蒋维乔任国文编辑, 吴丹初任历史、地理编辑。1903年蔡元培离开商务印书馆后, 张元济亲自担任编译所所长, 聘蒋维乔为常任编辑员, 并由蒋介绍庄俞编地理、徐隽编算学。而国文教科书的编辑则由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庄俞等讨论决定。《最新国文教科书》包括初等小学10册, 高等小学8册。《最新修身教科书》包括初小用者10册, 供高小用者8册。[1]此外, 为了使教科书能够被有效地应用, 还编辑了十种教授法、三种详解、十三种中学校用书以及师范学堂用书等。除了小学教科书之外, 张元济直接参加组织编校的教科书还有供女子学校使用的女子教科书、共和国新教科书以及单级教科书等。

报刊出版。张元济积极主持和参与各类报刊的出版活动, 从早期对于《时务报》的关注, 到后来主持参与出版《外交报》、《绣像小说》、《东方杂志》等旨在开启民智、提高国民素质的一系列报刊, 都体现了他通过普及知识提高国民素质来实现变革的革命意识。

在南洋公学期间, 张元济与蔡元培、温宗尧、赵从蕃等开始创办《外交报》。张元济在该报的《叙例》中提出了“文明排外”的理论, 称:“……盖人之生也, 无不以自利为宗旨者;国之立也, 即无不以自利其国为宗旨者, 是以有凌侮劫夺之事。凡以凌侮劫夺人为事者, 例不以见凌侮劫夺为怪, 是以彼我之间, 荡荡然无界畔、无契约, 缘隙生事, 罄竹不胜书。及其迭经自然、人为之两淘汰而残存于兹者, 渐趋知力平等之势, 又以经历既多, 识见渐澈, 知前者凌侮劫夺之为两不利, 而自利者不得不行以两利之术, 于是人与人有伦理, 而国与国有外交。要之, 以保有主权, 不受凌侮劫夺为界说, 是故外交其表面, 而排外其里面也。”[2]该理论还被张元济定位为《外交报》的办报宗旨。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盲目排外、野蛮排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所以要提倡文明排外。《外交报》共有论说、谕旨、文牍、译报等8个栏目, 主要介绍各国的动态等国际知识, 是当时社会了解国际的一个重要窗口。《外交报》最初由杜亚泉的“普通学书室”发行, 随着张元济、杜亚泉加入商务印书馆后, 该报也转由商务印书馆代印和经销。《外交报》停刊于1911年1月15日, 前后历时9年, 共计324期。

张元济十分重视报刊等大众传媒在传播知识、开启民智、引导舆论等方面的作用, 他的国民教育思想在商务印书馆所创办的各类杂志中也都有所体现。1903年创刊的文艺半月刊《绣像小说》, 每期刊载长篇连载小说或单篇小说10种左右。在创刊号上, 创办者就称该刊将借小说以针砭朝政之积弊, 为国家危险立鉴, 以此唤醒民众。1904年编辑发行的《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悠久的大型综合性杂志, 按月刊载中外大事记、中外时事汇录和各类汇志, 内容涉及中外重大政治、经济、文化事件和要闻。张元济在执掌《东方杂志》期间, 始终以宣传立宪政治主张为主, 确立了《东方杂志》“启导国民、联络东亚”的办刊目的。辛亥革命时期的《东方杂志》注重对西方政治思想、民主观念、新式教育、新文学以及西方自然科学的传播。《东方杂志》虽为选录类杂志, 但从其所刊载的文章中亦可见其办刊目的。

张元济的出版经营策略及其经营思想

唯才是举的编辑用人观。张元济与发起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人在知识结构和从业经历上的差异, 使他一加入商务印书馆, 就承担了编书的重任;而夏、鲍、高等人则主要负责印刷与发行。张元济的翰林出身、维新思想以及与众多学术界、文化界名人的良好关系, 为其在出版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张元济在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期间, 商务编译所得到了迅速发展, 从成立之初的几个人发展到1908年的64人、1921年的160人左右。张元济本着“唯才贤与新进是求”的重才观念为商务印书馆延揽了一批知名学者, 组成了一支非常优秀的编译队伍。在与日本金港堂合资运作后, 张元济也不忘网罗人才, 充分利用机会, 挖掘日方专家的经验, 为商务印书馆出版教科书所用。

发行人员的职业教育观。随着商务印书馆发行业务的蒸蒸日上, 张元济意识到发行队伍较低的文化素质已不能满足图书发行的需求。他主张对发行人员进行培养, 于1909年开办了商业补习学校, 力图培养自己的发行骨干。他要求所有的图书发行人员在熟悉各种书的基础上, 还要清楚所推销书籍的优点和特点, 以提高图书推销的有效率, 扩大图书销售, 增加利润。从1909年到1923年, 商业补习学校共举办了7届, 毕业学生达318人。由于补习学校较强的教学针对性, 较多的实习机会, 大多数学员毕业后都能逐渐成为发行业务骨干, 这进一步推动了商务印书馆的发行业务。

身兼文人与商人双重身份的张元济, 在经营商务印书馆的过程中, 逐步探索商务印书馆的近代企业发展之路。张元济的这种经营探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商务印书馆的多元化经营, 二是商务印书馆的资本运作, 三是商务印书馆灵活多样的发行方式。

以文教为核心的多元化经营思路。商务印书馆除出版社之外, 还拥有编译所、发行所和印刷所, 并在全国各地设有分馆、支馆。张元济在稳定出版主体地位的同时, 积极将商务印书馆向横向进行拓展。早期创办通艺学堂为张元济积累了办学的经验, 在商务印书馆步入稳步发展阶段时, 张元济开始创办一系列的文化教育机构, 如幼儿园、小学以及商业补习学校等。除此之外, 张元济也涉足工商领域, 创办电影厂、玩具厂等一系列的工商企业, 为当时的出版业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所考虑的横向拓展业务的经营思路并非率性而为, 这从商务印书馆所创办的一系列企业的经营范围和经营领域中可以看出, 这些企业都是紧紧围绕“文教”这一核心展开的。这些企业的创办, 进一步扩大了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影响力。

强调主权的资本运作意识。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 得到了夏瑞芳的高度信任和全力支持。他在掌握编书大权的同时, 还在经营策略上具有一定的决策权。商务印书馆吸收日资的经营之举在当时可谓一大创举。作为一名商人, 张元济敏锐地洞察到雄厚的资金对于经营一家企业的重要性。在张元济“实业首重资本”理念的指引下, 商务印书馆在1903年和日本金港堂约定各出资10万元, 组成股份有限公司。商务印书馆的股本从创业初期的3750元迅速增加到20万元。但张元济并没有被此冲昏头脑, 在与日本金港堂合作的过程中, 他对双方的合作进行了详细的约定, 以确保商务印书馆的经营主权。

重视发行渠道建设。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期间, 十分重视图书的发行工作, 推出了一系列有力的发行措施。就拿商务印书馆与日本金港堂的合资运作来说, 张元济充分利用此次合资的机会, 在各地设置分馆、支馆, 进一步扩大了图书的发行范围, 自合资当年建立第一家分馆起, 到1932年, 商务印书馆在天津、北京、沈阳、香港等地共建立36处分馆、支馆。商务印书馆还推出了“送书上门”和“邮售”等发行形式。这里的“送书上门”指的是商务印书馆针对教科书销售的季节性特征, 在学校春秋两季开学前, 有针对性地设点推销教科书, 学校、个人甚至其他教科书销售机构、销售商均可以非常便利地从特设销售点购买教科书。而“邮售”业务则有利于偏远地区的教科书销售, 大大开拓了教科书的销售市场。通过构建这种多元化、立体型的发行网络, 张元济进一步强化了商务印书馆为读者以及教育工作者服务的功能。

结语:政治革命背景下的文化改良

张元济虽是清末翰林出身, 其人生的青壮年时期却经历了晚清的改良运动和辛亥革命, 与许多主张变法维新的晚清知识分子一样, 他也渴望通过变法改良来实现中国的富强。但他并不热衷于政治, 性格上也不具有激进色彩。同时, 在他的意识中, 输入新知培养人才是实行社会变革的基础, 而这些目标是政治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力所不能及的。所以, 他虽不赞同革命, 但也没有清末遗老的保守和腐朽气。当他投身出版界后, 所作所为并不因时而变, 更没有轻率地趋从革命, 而是中道而行, 坚持以教育和文化为重任的改良主义立场, 苦心经营商务的文化出版事业, 并兼顾报刊出版和服务教育, 在时代的革命洪流中走出了一条独特但很成功的个人道路, 也为中国近代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张学继.出版巨擘——张元济传[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3:99.

[2]张树年.张元济年谱[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41-42.

出版思想 篇2

第一节 第二起跑线

迈上成长新台阶

1、初中生心理上的最大特点：处于半成熟期。

2、心理断乳期：青少年企图从心理上脱离对父母的依赖，希望独立的心理状态。

3、为什么说中学时期处于人生发展的黄金时期？

答：因为：（1）人的生理显著变化：身高、体重迅速增长，大脑发育日趋完善。（2）个人的习惯、兴趣、爱好、性格特点逐渐形成。（3）是个人自我定位、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重要时期。

设计成长新方案

1、简答题：

面对人生发展的黄金时期，怎样设计成长新方案？

答：（1）、学会学习；（2）、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3）、关注自我心理健康；（4）、勇于创新，勤于实践；

2、中学生不仅要学习知识技能，而且要学会学习。

3、知识更新速度快，但“乐学”的精神和“会学”的能力不过时。

4、怎样学会学习？

答：（1）经常反思自己的学习方法，不断改进和总结学习经验；（2）了解其他同学的学习方法；（3）收集古今中外大学问家的学习故事；（4）阅读有关学习方法的书籍和报刊。

5、什么是道德：道德是规范我们该做什么和不该怎么做的基本行为准则，它依靠学校教育、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信念和习惯发生作用。

6、我国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

7、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

8、健康：不仅指躯体上没有疾病，还应当包括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的健全与最佳状态。

9、为什么中学生要关注自我心理健康？

答：中学生处于身心发展变化最快的阶段，也容易出现一些心理问题，这需要我们把关注心理健康，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作为自我发展的根本任务之一，自觉维护心理健康，促进自我身心和谐发展，做一个乐观向上的中学生。

10、中学生如何关注自我心理就健康？

答：（1）乐于了解自己，接纳自我，体验个人存在的价值；（2）学会正视现实，接纳他人；

（3）学会协调、控制情绪，心境良好；（4）树立积极向上的、现实的人生目标；（5）增进对社会的责任感；（6）给他人以爱心；（7）减少依赖，尝试独立。

11、如何培养自己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答：（1）多动脑；（2）勤动手（结合书上P8的话背）

第二节 亮出你自己

一、（怎样）学会认识自我1、自我评价

（1）在实际的学习生活过程中，通过反思和自我检查来认识，评价自己的优缺点，不断正视自我，反思自我，调整自我，促进自身健康发展。

（2）通过回顾以前的经历，总结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进行自我评价。

（3）通过与同龄伙伴在个性、能力、与人交往的态度、情感表达方式等方面进行比较，找出自己的特点，准确认识自己。

2、他人评价

（1）通过他人的评价来认识自己。

（2）但不能完全受他人评价的支配。

二、正确的自我评价，既不过高，也不过低；既看到缺点又看到自己的优点

三、展示自我风采

1、发现自己的长处，积极展示自身聪明才智与风采：（1）寻找个人自信的支点，发现自己的闪光点；（2）逐步练习当众发言；（3）进行积极的自我暗示。

2、不断超越自我：（1）树立“只有更好，没有最好”的信念；（2）设置更高的发展目标，引导自我，激励自我。

第三节 拥有好心情

1、情绪：产生于人们的需要、愿望是否得到满足的一种心理状态。

2、喜、怒、哀、惧是最基本的情绪类型；（P016）

3、人的情绪是多种多样的，人生的不同阶段具有各自的情绪特点。中学生的情绪大都丰富而强烈，起伏变化也较大，很不稳定。原因：中学生内心存在不少矛盾：渴望独立又离不开对父母的依赖、渴望与人沟通又不愿敞开自我、渴望积极上进又意志薄弱、考试焦虑、攀比等。

4、为什么说情绪需要调节？

答：（1）人的情绪有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之分；（2）精神愉快、心情舒畅、开朗豁达等积极情绪有利于人的身体健康；（3）长期处于愤怒、忧愁、焦虑等消极情绪的人，容易患各种疾病；（4）积极的情绪状态容易发挥自己的水平，提高学习、工作效率；（5）消极情绪使人的判断标准和分析能力下降，容易失去理智，缺乏自制力。

5、健康情绪的表现：（1）健康的情绪都事出有因；（2）健康的情绪都表现恰当；（3）健康的情绪表现往往适可而止。

6、调节情绪的方法：转移注意力、合理宣泄、理智控制、理性升华、改变认识、幽默等（根据笔记阅读教材P19-20）

第二单元：在成长的道路上

第一节 感受成长

1、成长中之所以有苦也有乐，是由于生活中的诸多复杂因素造成的，有来自个人自身的，也有来自家庭、社会的。

2、成长中的顺与逆：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生活中的顺境和逆境也不例外。

顺境能给人提供良好的条件，使人比较顺利地成长，但顺境也容易消磨人的斗志，使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逆境会使人吃苦受累、备尝艰辛，但逆境也有积极的一面，能使人变得更坚强、逆境会促使人增长才干。在遭遇困境时，人们只有积极地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使自己走出困境。在承受各种挑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人的才能也得到有效开发，意志也得到锻炼。（P27-28）

3、面对顺境时，保持勤奋、自律、坚强、进取等优良品质。

4、面对逆境时，积极地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使自己走出困境。

第二节 直面挫折

5、挫折：实现和追求某种目标的活动中所受到的妨碍和干扰。

6、挫折感：由挫折所产生的心理反应。

7、面对挫折，人们的两种不同态度：（1）畏难止步，向挫折屈服；（2）迎难而上，勇于战胜挫折。

8、面对挫折，我们应迎难而上，勇于战胜挫折：（①面对挫折能冷静对待，无所畏惧，积极

地接受挫折和困难的挑战，把挫折当作磨砺自己意志的机会，积极分析产生挫折的原因，寻找摆脱困境的方法和途径，千方百计战胜困难，使自己获得成功 ②积极、乐观、自信的生活态度，是战胜挫折、开拓进取的必要条件③面对挫折，刚毅顽强④面对挫折，智慧豁达⑤面对困难，勇敢无畏）（详见书本P31-32）

9、怎样才能培养自己不畏挫折、开拓进取的优秀品质呢？

①正确认识挫折②敢为天下先③培养高尚的志趣④适当转换追求目标

10、坚强的意志的作用：可激发人的潜能，帮助人在困境中超长发挥，甚至可延缓死神的脚步，创造生命的奇迹。

11、意志品质主要表现为独立性、果断性、自制力和坚忍性。独立性强的人往往能根据自己的认识与信念，独立地做出决定，执行决定。果断性强的人能在复杂情况下迅速做出决定，及时投入行动。自制力强的人，行为不易受外界影响，能自己管住自己。坚忍性强的人在行动过程中表现出不怕困难、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品质。

12、锻炼意志：1）树立理想、促进成长2）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 3）在劳动和体育锻炼中成长4）尝试做不感兴趣却富有意义的事（阅读书本P40-44）

第三单元：相处之道

第一节 亲子之间

1、亲子矛盾的原因：生活背景、年龄特征、社会地位等差异；亲子矛盾既有父母方面的原因，也有子女方面的原因。

2、实现亲子和谐：1）理解父母的用心（理解父母的期望、理解父母的关爱、理解父母承受的压力）2）学会向父母表达3）学会必要的让步和道歉（阅读教材P49-51）

3、我们应当怎样向父母表达见解：（1）注意场合；（2）讲究方式；（3）掌握分寸；（4）就事论事。

4、我们应当怎样孝敬父母？

（1）体贴父母的辛劳；（2）关心父母的健康；（3）了解父母的心意；（4）听取父母的教诲；

（5）分担父母的忧郁；（6）不向父母提过分的要求

读教材P53 《我们可以这样孝敬父母》 P51 《我们可以这样向父母表达见解》

第二节 师生之间

5、师生矛盾产生的原因：师生角色的差异、地位的不同、看问题的立场和视角的分歧。

6、怎样学会与老师沟通？

（1）尊重老师：尊重老师的人格；尊重理解老师的劳动。（师生交往的起点）

（2）坦诚交流。

（3）关心老师。

7、我们应当怎样向老师提意见？（结合笔记，阅读教材P56-58，P57《我们可以这样向老师提意见》）

（1）把握时机；（2）语气平和；（3）坦诚相待；（4）注意方式。

第三节 与友同行

8、为什么我们的生活需要友谊：（1）进入中学，个人的独立意识增强，渴望得到他人尊重；

（2）友谊是我们的一种心理需要；（3）真诚的友谊可帮我们排解烦恼和忧愁，分享幸福和快乐。

9、怎样寻找好朋友？

（1）善交益友（正直、诚实守信、见多识广的朋友）：与这样的朋友交往，不仅能坦诚相待，彼此宽容，还能及时指出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帮助自己上进。

（2）乐交需要你的朋友：交友不能只从自己的需要、利益出发；我们应当主动伸出友谊之

手。

10、在交友过程中应注意的原则（怎样使友谊长存）：

1）朋友也需要尊重（维护对方的自尊心，不说伤害朋友自尊心的话，不做伤害朋友的事；还需要彼此之间碰等对待，适度把握交往原则，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对方）2）交流创造友谊

3）用关爱传递友谊 4）赞扬和鼓励 5）以宽容维护友谊（要能对朋友的不同意见持宽容态度；能容纳朋友的长处和短处，不因朋友成功而心生妒忌，也不因朋友的缺点而歧视朋友）

11、为什么说朋友之间需要相互尊重？

（1）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独特的经历，思想、愿望和要求；

（2）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他人的尊重；

（3）同学、朋友之间也需要相互尊重。

12、怎样尊重朋友？

（1）懂得维护对方的自尊心；

（2）彼此平等相待，把握交往原则，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对方。

第四单元：树立团队精神

第一节 小荷争露尖尖角

1、团队：是为了共同的目标组合而成的集体，一个团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团队中，只有相互协作、密切配合，才能实现共同的目标。团队精神就是协作精神。

2、合理竞争：是立足于自己的特长与优点，按照平等、公平、诚实、守信的原则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不是通过不道德的手段为他人的发展设置障碍的竞争。

3、合理竞争能够使团队保持生机与活力，能够充分展现自我价值，有利于开发每个人的潜能，使个人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而且有利于团体凝聚力的形成和团体整体的能力的提升。

4、不正当竞争主要是通过压制、打击、败坏他人声誉来突出自己，达到个人的目的。不正当竞争不仅违反道德，甚至会触犯法律。不正当竞争削弱团队精神，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造成很大的“内耗”，对个人和团体都有危害。不正当的竞争，使人习惯于投机取巧，养成懒惰、自私的坏习惯、甚至可能降低竞争者的整体实力，形成不良的团队氛围，影响集体成员的发展和进步。

5、为什么竞争不能忘了合作？

因为竞争可以充分调动人的主动性，激发人的进取心和创新精神，但长时间的竞争也容易让人产生紧张、不安、失败感和敌意。积极的合作能降低、甚至消除竞争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使每个人从集体中体验到互帮互助、助人为乐的心理效应，团队精神也得到了培养。

6、I+We=Fully I：一个人只有把自己融入集体中，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个人价值，绽放出绚丽的人生花朵。

7、竞争的三种结局：输—赢；输—输；赢—赢。其中双赢是竞争最理想的结果，良好的合作创造双赢。

8、怎样进行良好的合作：（1）个人有大局观，有团体意识；（2）合作过程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3）相互沟通；（4）必要时做出适当的妥协和让步。

第二节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9、换位思考：多站在他人位置上思考问题（做到克服偏激或走极端的思维习惯；以一颗宽容的心，多记住他人的帮助，少想别人的过失）

10、我们应当怎样做到宽容？

（1）尊重他人，求同存异；（2）适度忍让，体谅别人；（3）坦诚相待，主动沟通；正视缺点，自我提高。

11、人与人之间为什么需要相互支持？

（1）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他人而存在，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

（2）相互支持，是一种社会美德；

（3）相互支持，能撑起一片和谐的天空。

12、相互支持： 1）学会待人和善，懂得关心他人，多考虑别人的感受，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不企求汇报，真心希望别人生活得更好2）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支持还表现在能以实际行动助人3）适当地接受别人的帮助，对他人的付出和关爱表示尊重。

第三节 团结就是力量

13、团结对个人和集体的作用：团结是个人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团结为实现集体的目标奠定基础；

14、班级是我们学习、活动的集体。

15、良好班集体的作用：（1）班集体对个人的思想、性格、志趣、爱好、习惯、品德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2）良好的班集体为我们的身心健康发展奠定基础。因为它能使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感受到集体的力量和个人在集体中的作用，从而更积极地把自我融入班集体生活中，更充分地展现自我、充实自我、提高自我。3）良好的班集体是我们形成良好的品质的重要条件。

16、1）创造良好的班集体需要依靠大家的共同努力；2）在集体中应顾全大局，以集体利益为重，主动承担应尽的义务3）营造健康向上的集体氛围。

17、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承担的事，也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凡事站在他人的角度上，换位思考，多替别人想一想。

第五单元：走进法律

第一节 法律是什么

1、法律：是特殊的行为规范。它明确地规定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允许做，以此来发挥作用和功能。

2、除了法律外，道德原则、宗教戒律、团体纪律等等都是规范。

3、法律作为一种特殊规范的特殊性体现在哪里（与其他规范的不同点）？

1）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其他规范是在社会生活中自发形成的）2）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其他规范虽然有强制性，但不是国家强制力——国家暴力）3）法律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

3、法律与其他规范的关系（从产生来说）：

（1）区别：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其他规范，如道德、习俗等往往是在社会生活中自发形成的；

（2）联系：其他规范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会被国家认可为法律的基本内容；

（3）法律是同国家紧密联系的，其他规则、纪律的制定都必须以法律为基本依据，而不能与法律相抵触。

4、“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含义：法律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或对所有人具有同样的约束力，是法律的特殊性的体现。

5、法律通常意义上体现了国家的意志。

6、由于国家性质、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国家的法律也有明显的差别。

7、不同国家的法律也体现出各自的文化特色和民族风情。

8、我国现行法律的特征：1）我国现行法律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2）我国现行法律体现执政党的性质3）我国现行法律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9、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先进的文化，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我国的现行法律鲜明地体现表达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和

追求。

10、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注意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分配。

11、我国现行法律即体现了国家的性质和执政党的性质，也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任何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第二节 生活 离不开法律

12、法律与人的生活是紧密相关的，它伴随着人生的整个历程，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在生命的每一刻都不能完全脱离法律。

13、法律是我们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积极维护自身权益的基本依据和保障。

14、法律的作用：1）为生活制定规矩2）通过法律解决纠纷，协调关系3）通过法律制裁违法犯罪。

15、法律为生活制定规矩：大到国家的性质、名称，小到每个人的衣食住行等都有相关的法律还规定。其中有些法律是为了保护青少年权益的。

16、法律不是解决纠纷的唯一方式，许多纠纷往往不需要诉诸于法律来解决。法律往往是解决纠纷的最后方式和手段。人们之间由于利益问题而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在无法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时，才会通过法律解决。

17、法律虽不是解决纠纷的唯一方式，但这并不是要求人们在处理任何纠纷时都采取“私了”的做法。当纠纷涉及到他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时，绝不能私了。

18、法律制裁的意义：使违法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使被违法行为所侵害的人的权利得到保护。

19、对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严厉打击，如果对违法犯罪行为宽容和迁就，本身也构成了对法律的侵犯，会受到法律的追究。

第三节 维护权利，履行义务

20、法律总是通过确立权利与义务关系来发挥作用和功能的。

21、法律上的权利是指法律赋予人们享有的某种权益。

22、法律上的义务是指法律规定人民应该履行的某种责任。

23、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是相对应的，既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24；每个人既享有权利，又承担义务，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响应的义务。

25、在法律中，维护权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依法行使权利，依法享有权利和尊重他人的权利。

26、依法行使权利是指公民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不得超越法律许可的范围，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和集体的利益，不能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的权益，不能在合法权利之外谋求非法利益。

27、依法享有权利主要指公民应当利用法律保护自己所拥有的权利，对于各种侵权行为依法打击，使自己的权利不受侵害，而绝不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

28、尊重他人的权利就是要求每个公民在行使和维护自己的权利时，不得损害他人的利益。

29、履行义务是享有权利的前提。义务体现着责任，体现着社会对个人、国家和公民的要求。

胡乔木的编辑出版思想 篇3

［关键词］胡乔木　编辑出版　原则要求　专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　G23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2）08-00５４-0３

在国内编辑出版领域，胡乔木始终是一个显著角色。这缘于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新闻媒体到图书著作，从信息发布到文化传播，从具体而微的编辑方法，到大而广之的勾画布局，胡乔木都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并使自己的想法在现实中切实地发挥过作用，产生过影响。这些指导思想固然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带有一些鲜明的时代特色，但也不乏一些个性化的成分，正是这些带着时代共性与个体特色的思想自上而下地作用于新中国的编辑出版领域，最终将这一领域形塑成今日现状。溯本探源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种现状，可以使我们更科学理性地标明我们继续发展的方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回顾研究一下胡乔木同志的编辑思想显然并不是一项多余的工作。

一、生平简介

胡乔木，本名胡鼎新，笔名乔木，江苏盐城人。从1950年起，先后担任过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以及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等职务。其履历中最为人熟知的是他1941年2月至1966年6月担任过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在此期间，他根据毛泽东讲话记录整理出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协助毛泽东编辑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书，对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历史性文献发挥过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起草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参与编辑《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有“中共中央一支笔”的美誉。

二、编辑出版实践

胡乔木的编辑生涯是从其1932年主编进步刊物《海霞》开始的，前后长达60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大百科全书》。

（一）《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在编辑《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过程中，胡乔木要求“客观的历史是怎么样，写出来的历史也必须是怎么样”。这是一种严谨的治史态度。既然是客观记述，那么不仅要符合客观真实，还要做到合乎历史真实，不仅要有一说一，还要辩证全面。该书初稿在评价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时说：“这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胡乔木在“扩大化”后面又加上了“甚至无中生有的”七个字。初稿中对八大二次会议前的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只用一句话加以论述，胡乔木综合考虑后，觉得对这两次会议的重要性表述不够，遂补充道：“作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新起点，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后来的实践表明，这两个会议对中央和全党的工作又有消极的一面”。[1]

（二）《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无疑是胡乔木同志编辑生涯中最用力，也最具有公益性的一项工作成果。1979年，结合任务特点，他给百科全书定下了科学严谨的编辑方针：“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介绍科学文化知识要持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对学术上有争议的问题要反映各家学说。”“对世界各国和地区，不论其大小和政治制度如何”，“对中外古今人物……凡历史上有影响、学术上有成就的人物，不论其政治地位和政治观点如何，都应有适当的介绍。”[２]指导思想看似平实简单，但在那样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这样跳出窠臼，重视科学规律，尊重客观现实的思想观念实际上颇为难能可贵。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总体设计、队伍组织和体例制定。胡乔木同志从全局出发，抓大放小，审时度势，将这三个问题一一加以解决。总体设计上的主要难点在于是按学科分类还是参照通行做法按字母顺序编排。胡乔木考虑到“文革”十年造成的文化荒芜局面使得百科全书的尽快出版成为一种必须，只能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分门别类地汇聚全国范围内的专家学者，以学科为界限进行编写出版工作，完成一部分便出版一部分，循序渐进地完成全书的编写工作。这样的决定最终被证明是明智可行的。在编撰队伍的组织方面，胡乔木破除按名气、身份选人的习惯做法，唯才是举。在具体的编写体例上，他同样不惮繁缛，认真权衡，周密考虑，积极建言献策，即使是最基础的遣词造句，语法表达，他都严格把关，力求精益求精。《中国大百科全书》历时15年得以完成，凝聚了胡乔木的一腔心血，也为历经十年动乱，一片荒芜的科普领域建立了一个范本。其尊重科学，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的编辑方针在当时的编辑出版界具有标杆意义。

三、编辑出版思想

（一）编辑出版工作的性质和任务

胡乔木首先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加之长期从事革命工作，服务于社会政治领导机构，所以其编辑出版思想中的政治色彩和阶级观念较为浓重。他认为，编辑出版工作是“传播知识、传播真理的一种工作”，同时也是一项政治性的宣传工作和思想斗争最重要的武器，在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中，书籍和出版是最行之有效的武器，因为它们可以同时对千百万人施加影响，这是其他的斗争武器所不能比拟的。正因为编辑出版工作是一项带有斗争性质的工作，所以胡乔木将在党的领导下服务于人民群众作为编辑出版工作的基本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将编辑出版工作的任务界定为以下几个方面。

1．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需要

新中国的出版事业是人民的事业，首要的任务就是服务于人民。随着新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不断上升，而从长远来看，整个民族文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发展前途，这都使文化出版服务于人民成为一种必须。同时，我国人口基数大，对文化产品的需求总量庞大，并且不同人群的需求各异，如何更深入地发掘文化需求潜力，创造出更多文化精品，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2．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引导

胡乔木把编辑出版工作当作是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武器，武器是用来斗争的，所以他倡导通过编辑工作，通过出版书籍对来自外部和产生于内部的错误思想展开批判。批判靠的是科学方法，通过以理服人的方式明辨是非，也就是说要通过分析、对比和辩驳的方式，即以科学的方式用科学来揭穿并取代伪科学，归根结底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来抢占思想阵地，让那些于国家、民族兴旺发达无益的错误思想无所遁形，将其彻底清除出人们的头脑。

3．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胡乔木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切工作得以正确开展的根本，是工作取得成效的法宝。他对这种观点的强调贯穿了他的一生，直到其去世的前一两年，仍在大声吁求文化出版行业要提高主动性和认识水平，在全社会深入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水平。

（二）编辑出版工作的原则要求

凭借丰富的编辑实践和精深的编辑学理，胡乔木从个人对编辑出版学性质和地位的认识这一前提出发，提出了许多编辑出版工作的原则性要求，这些原则要求既深合编辑出版工作的自身规律，又在许多方面体现出了创新意识和发展眼光。

1．党性原则

对党性原则的强调是与胡乔木对编辑出版工作性质和地位的认识分不开的。胡乔木认为编辑出版工作首先是服务于政治的，是一项政治性极强的宣传工作和思想斗争的最重要武器，“发行任何有益国计民生的书籍都是政治工作”，是通过传播知识、传播真理来最终实现为人民服务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前提之下，编辑出版工作自然是要接受党的领导，要将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服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党性原则贯穿于编辑出版工作始终，既要努力践行，也要普及宣传。

2．读者意识

如果说对党性原则的强调是胡乔木受自身立场观念影响，对特定社会体制下编辑出版工作的特殊要求，那么读者意识则可谓任何地域、任何政治制度下的编辑出版工作都不能忽视的原则性要求，是编辑出版工作根本性的内部规律。胡乔木是通过处处讲对读者负责，时时讲为读者着想来强调这一点的。他认为，出版物“应该满足广大读者更多方面的需要，而不是一部分读者的一部分需要”，“我们共产党人同革命出版工作者，说来说去总归就是一句话，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口头上这样强调，在实际工作中，胡乔木也是这样做的。负责修订《毛泽东选集》时，在其主张下，每卷末尾都附有一个校订表，为的是让读者方便地弄清选集在什么地方做了改动，同时也可以以此检验修订的效果。为读者服务的意识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就是要事无巨细地替读者着想，不仅要主动着想，还要“善解人意”。 胡乔木建议，如果是给青年读者的出版物，就要多加注解，扩大读者的知识面，使其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即使是一些生僻字也要注音并加以解释，以免青年读者偷懒跳过，这次没有弄懂，下次遇见还是一样不认识。

3．精品观念

胡乔木是从商品流通规律和社会主义精神产品生产特殊性两个角度来论述编辑出版工作中精品观念的必要性的。首先，精神产品也是社会产品的组成部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要符合市场流通规律，也就是说不仅要在数量上占优以保证供给充足，还要注重质量以提高其被接受度。而精神产品的质量优劣就体现在其内容是否健康、有益上，看它们是不是能够给人以知识、给人以力量。其次，精神产品毕竟不同于物质产品，有其特殊性。不合格的物质产品或许仅仅是不能物尽其用，遭到淘汰，而精神产品却可能误导读者，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努力保证精神产品的质量是将为人民服务、对读者负责精神落到实处的具体体现。胡乔木建议通过多种方式加强监督管制，以提高出版物质量，多出精品，他鼓励开展并加强图书评论工作，通过评论来提高辨识能力，督促出版机构严把质量关，不断提高出版物的质量。

4．发展眼光

任何一个行业，一门科学，要想获得长远发展，保持不竭动力，都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胡乔木对编辑出版行业一向是主抓重点，通观全局，着眼现状，放眼未来，有很强的大局意识和前瞻眼光。他指出要从出版市场需求的实际出发，制定出科学的方针政策，同时还要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人民的需要，在此基础上，以预见性的思路制定出适宜的出版计划。改革开放之初，他敏锐地意识到了出版行业市场与文化的双重属性，主张该行业应该适应市场经济规律强化经营环节，提高经营意识，改变旧有的产销脱节模式，催生出版行业活力，去除限制行业发展的种种积弊。他还针对印刷技术落后的现状，呼吁出版部门开展技术改造，为我国印刷技术的快速更新换代，进而破除其对整个出版业发展的束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编辑出版专业教育

胡乔木早在２０世纪50年代初就认识到了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重要性，他认识到出版机构中缺乏专业性干部，各级学校中也没有培养这方面人才的专业，这使得整个行业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准偏低，缺乏长远发展的后劲，因而主张在社会上建立相应的培训机构或在大学中设置相关专业。胡乔木之所以有此提议，在于他意识到了编辑出版工作的专业性和复杂性，“编辑之为学，非一般基础课学得好即能胜任”，“做一个好编辑很不容易。一个老编辑比一个教授辛苦得多，社会上又不知道他，而没有很多知识的人又当不好编辑。对编辑人员要培训。”[３]在之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胡乔木一直积极呼吁在国内建立并扩大与编辑出版相关的专业教育，以期培养出更多专门性人才，提高编辑出版行业的整体水平，改善行业发展前景。

正是在其倡导下，教育部、文化部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河南大学等相继试办、开办编辑学专业，河南大学除设有本科专业外，还招收编辑学方向研究生。自此以后，各个高校中的编辑出版学相关专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编辑出版学的理论研究工作也开始风生水起，渐入佳境。编辑出版高等专业教育的发展成熟和日益壮大，既为编辑出版行业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批人才，促进了行业整体水平的提升，也催动了编辑出版理论研究的勃兴，二者相互促进，互为推动，使编辑出版行业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良性态势。

四、社会评价

胡乔木集多种角色于一身，他既是政府官员，又是一介学者，既深谙政治哲学，严循学术规范，有着毛泽东秘书、部级官员的荣耀头衔，又潜心治学，勤于编创，可谓著作等身。“新中国成立之始，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长期分管领导思想战线，其中包括出版工作，为发展推进新中国出版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新的、复杂的条件下，他又为推动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新贡献。……胡乔木既是出版战线上的领导人，他本人又长期做过编辑出版工作。他善于深入调查研究，他的有关出版理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针对性，又具有系统、深邃的理论色彩”。[４]胡乔木既强调在编辑出版实践领域内的创新发展，又注重学理研究、专业教育，国内编辑出版领域既重技术实践，又重学术精研的风气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他的大力倡导。他以自己亲自编创的海量著作和在实践中总结、理论上推演出的诸多思想、设计，为国内编辑出版学学理上的丰富和业界的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为这一领域的长足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　参　考　文　献　］

［1］　胡绳.胡乔木和党史工作［Ｎ］．人民日报，1993-10-03.

［２］　刘志荣.胡乔木与《中国大百科全书》［Ｎ］．人民日报，1993-11-10.

［３］　《胡乔木传》编辑组编．胡乔木谈新闻出版［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４］　宋应离．胡乔木对新中国出版事业的贡献［Ｊ］.出版史料，2006，（2）.

出版思想 篇4

全媒体的相关概述

1.全媒体的含义

所谓“全媒体:指的其实就是媒介信息传播采用文字、动画、声音、网页以及影像等多种表现手段,然后通过电视、广播、网站、报纸、期刊以及杂志等途多种途径,并结合广电网络技术、互联网技术以及电信网络进行传播,最终实现广大观众通过电视、手机、电脑等多种终端实现对信息的接收,并根据人们的具体特点和偏好选择自己想要的信息。

2.全媒体的主要特点

(1)全媒体是人类在掌握的信息流手段的最大化集成者

针对这个特点,主要体现在从全媒体的传播途径上看,可以分为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电影、出版、电信卫星通信等;但是从传播的内容所采用的各种技术手段来分析,不仅包含传统的纸质和声像,还包含一些新型的将互联网和电讯作为基础的WAP、GSM、CDMA、GPRS、3G、4G及流媒体技术等。

(2)全媒体重视单一形式

虽然全媒体中含有一个“全”,但这并不意味这全媒体就排斥传统媒体中的单一表现形式,全媒体是在整合运用多种媒体表现形式的基础上重视传统媒体采用的单一表现形式,并将这种单一的表现形式作为全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3)全媒体实现的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的全面融合

对于全媒体来说,并不是单纯的体现的是跨媒体时代的各种媒体之间的简单联系,而是通过全方位的融合,从那个不断扩大自身的覆盖面以及运用技术、

(4)全媒体可以提供更细微的服务

虽然说全媒体跟传统的媒体相比最大的优点是大而全,但是不仅如此,它还可以针对观众的个体差异进行细微的服务。对于全媒体来说,不应具有大而全,还应该结合受众的需求和经济性去选择表现的模式和传播的方法。因此,可以好不夸张的说,“全媒体“的产生,超越了”跨媒体“的,换句话说,全媒体的产生实现了将最小的投资换取最大的传播效果的目的。

陆费魁和全媒体的渊源

陆费逵于1886年出生在浙江梧桐乡,后卒于1941年。在陆费逵年轻的时就在南昌一个名叫熊氏英语的书塾学习英语,随后就在便到武昌担任书塾的教师,与此同时,他又跟自己的朋友一起开了一家新学界书店,在书店中任经理一职。在1905年因为机缘巧合接办《楚报》。但是没过过久,该报刊就被查封了,迫于无赖,陆费逵只得往上海转移。在这以后,他又在昌明公司的上海支店和文明书局这两个地方上班,与此同时还担任着上海书业商会评议员兼书记。一直到1908年,陆费逵有进入了商务印书馆,在最开始的时候仅仅担任的是国文部的编辑一职,在经过自身的努力后被提拔到出版部部长的职位上。在那个时候,商务印书馆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教科书的出版和编辑上,当时陆费逵牵头主编的《教育杂志》主要是针对当时教育学术的内容进行探讨。不仅如此,陆费逵还经过自己撰写一些文章,文章的内容主要是宣传通过教育的方式救国,提倡通过教育实现改革,提倡要推广白话文。

在1912年,陆费逵创办了中华书局,并亲自担任局长和部经理两个职位,后来还兼任了编辑所所长一职。在他的经营和管理下,中华书局发展迅速,并逐渐增设的编剧部,聘请了梁启超、马君等人的参与。中华书局不仅仅以出版教科书,还出版了《大中华》《学生界》《中华教育界》等著名的杂志。在1919年以后,在陆费逵的带领下又创办了《改造杂志》《少年中国》等多部月刊。在陆费逵带领的这20多年内。中华书局出版书籍超过4000中,其中有名气的有《大学用书》《中华百科丛书》以及《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等。除此之外,陆费逵还发起编撰并主持出版了《辞海》等多种专科词典,在欧阳溥存的协同下编写了《中华大字典》。随着中华书局的快速发展,陆费逵也被出版界更多的人知晓,并先后担任了上海书业同业公会的主席以及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委员等多项职务。

全媒体下陆费魁的出版思想

1.全媒体下出版的目的是教育救国

陆费逵认为教育是立国之本,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陆费逵认为,如果教育的方式正确,那么国家兴盛就指日可待,如果教育的方式不争取,那么就可以让国家走向衰退甚至灭亡的地步。后来,陆费逵又强调到,凡是教育方式正确的,人们的眼界得到开阔,民主的品质进步,国家就会兴盛。如果教育的方式不正确,人民的事业不能得到开放,国家也就会逐渐走向灭亡,然而要解救国家于为危难之中,只有通过教育的方式。不仅如此,陆费逵还认为教育是建立国家的根本,因此,在他的一生中,他都主张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以及人才教育,从而改变国家落后的根本面貌。陆费逵对于教育的重视基于对于时代的分析和认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迅速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甲午之战,更让一些思想敏锐的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加快中国变革的重要性。他们感到日本之所以通过短暂的几十年的时间就能够迅速强大起来,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日本政府非常重视国民教育。陆费逵从中受到启发,立志以教育救国。1909年2月《教育杂志》在上海创办,主编正是陆费逵。1912年他创办中华书局后,决定从出版新式教科书入手,让出版更好地为教育服务,以实现救国的目的。中华书局最初是以出版教课书为目的的,因而在以后的发展中也一直将教科书的编辑放在的最重要的位置,从而享有近代教科书出版基地之一的美誉。

2.全媒体时代下重视教材,提出“教科书革命”

教材是联系出版和教育的桥梁,可以更好地把出版和教育结合起来,实现出版的真正目。为此陆费逵亲自起草并编写了《中华书局宣言书》,在这本书中,陆费逵明确的提出了“教科书革命“的口号,他指出,国家建立的根本在于教育,然而教育的根本,必然离不开教科书,教育如果不能实现革命,国家的根将无法得到巩固和建立,如果不对教科书进行改革,那么实施教育的目的也将不能实现。陆费逵从教学书——教育——立国这个整体的思路出阿发,对教科书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指出要实现对教育的改革,必须将改革教学书作为突破口。“清帝退位,民国统一,政治革命,功已成矣,今日最急者教育革命也”,对教育进行改革,已经迫不及待。陆费逵觉得,出版业与教育“互为表里”,今日出版业“未盛”,“皆教育幼稚之故”。在此思想指导下,陆费逵在中华书局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明确了出版方向,随后即出版了《中华教科书》——包括小学教科书44种,中学、师范教科书27种。这套书不仅先声夺人,而且质量很高,为中华书局教科书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华书局今后的发展打开了局面。

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 篇5

县级以上地方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电子出版物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国家对电子出版物出版活动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电子出版物的出版活动。

第二章 出版单位设立

第六条 设立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的名称、章程;

(二)有符合新闻出版总署认定条件的主管、主办单位;

(三)有确定的电子出版物出版业务范围;

(四)有2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

(五)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设备和工作场所，其固定工作场所面积不得少于200平方米;

(六)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组织机构，有2人以上具有中级以上出版专业职业资格;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除依照前款所列条件外，还应当符合国家关于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总量、结构、布局的规划。

第七条 设立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经其主管单位同意后，由主办单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新闻出版总署审批。

第八条 申请设立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按要求填写的申请表，应当载明出版单位的名称、地址、资本结构、资金来源及数额，出版单位的主管、主办单位的名称和地址等内容;

(二)主办单位、主管单位的有关资质证明材料;

(三)出版单位章程;

(四)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及本规定第六条要求的有关人员的资格证明和身份证明;

(五)可行性论证报告;

(六)由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出具的注册资本验资证明;

(七)工作场所使用证明。

第九条 新闻出版总署自受理设立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的申请之日起9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直接或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书面通知主办单位;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十条 设立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应当自收到批准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登记，领取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电子出版物出版许可证》。

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持《电子出版物出版许可证》向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依法领取营业执照。

第十一条 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自登记之日起满180日未从事出版活动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注销登记，收回《电子出版物出版许可证》，并报新闻出版总署备案。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发生前款所列情形的，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可以向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申请延期。

第十二条 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变更名称、主办单位或者主管单位、业务范围、资本结构，合并或者分立，须依照本规定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重新办理审批手续，并到原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

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变更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应当经其主管、主办单位同意，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后，到原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须将有关变更登记事项报新闻出版总署备案。

第十三条 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终止出版活动的，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并到原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

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应将有关注销登记报新闻出版总署备案。

第十四条 申请出版连续型电子出版物，经主管单位同意后，由主办单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新闻出版总署审批。

本规定所称连续型电子出版物，是指有固定名称，用卷、期、册或者年、月顺序编号，按照一定周期出版的电子出版物。

第十五条 申请出版连续型电子出版物，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应当载明连续型电子出版物的名称、刊期、媒体形态、业务范围、读者对象、栏目设置、文种等;

(二)主管单位的审核意见。

申请出版配报纸、期刊的连续型电子出版物，还须报送报纸、期刊样本。

第十六条 经批准出版的连续型电子出版物，新增或者改变连续型电子出版物的名称、刊期与出版范围的，须按照本规定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七条 出版行政部门对从事电子出版物制作的单位实行备案制管理。电子出版物制作单位应当于单位设立登记以及有关变更登记之日起30日内，将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及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报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备案。

本规定所称电子出版物制作，是指通过创作、加工、设计等方式，提供用于出版、复制、发行的电子出版物节目源的经营活动。

第三章 出版管理

第十八条 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实行编辑责任制度，保障电子出版物的内容符合有关法规、规章规定。

第十九条 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应于每年12月1日前将下一年度的出版计划报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新闻出版总署备案。

第二十条 电子出版物出版实行重大选题备案制度。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重大选题，涉及重大革命题材和重大历史题材的选题，应当按照新闻出版总署有关选题备案的规定办理备案手续;未经备案的重大选题，不得出版。

第二十一条 出版电子出版物，必须按规定使用中国标准书号。同一内容，不同载体形态、格式的电子出版物，应当分别使用不同的中国标准书号。

出版连续型电子出版物，必须按规定使用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不得使用中国标准书号出版连续型电子出版物。

第二十二条 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转让、出租、出售本单位的名称、电子出版物中国标准书号、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第二十三条 电子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的技术、质量标准和规范要求。

出版电子出版物，须在电子出版物载体的印刷标识面或其装帧的显著位置载明电子出版物制作、出版单位的名称，中国标准书号或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及条码，著作权人名称以及出版日期等其他有关事项。

第二十四条 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申请出版境外著作权人授权的电子出版物，须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新闻出版总署审批。

第二十五条 申请出版境外著作权人授权的电子出版物，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应当载明电子出版物名称、内容简介、授权方名称、授权方基本情况介绍等;

(二)申请单位的审读报告;

(三)样品及必要的内容资料;

(四)申请单位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的著作权合同登记证明文件。

出版境外著作权人授权的电子游戏出版物还须提交游戏主要人物和主要场景图片资料、代理机构营业执照、发行合同及发行机构批发许可证、游戏文字脚本全文等材料。

第二十六条 新闻出版总署自受理出版境外著作权人授权电子出版物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审批出版境外著作权人授权电子出版物，应当组织专家评审，并应当符合国家总量、结构、布局规划。

第二十七条 境外著作权人授权的电子出版物，须在电子出版物载体的印刷标识面或其装帧的显著位置载明引进出版批准文号和著作权授权合同登记证号。

第二十八条 已经批准出版的境外著作权人授权的电子出版物，若出版升级版本，须按照本规定第二十五条提交申请材料，报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批。

第二十九条 出版境外著作权人授权的电子游戏测试盘及境外互联网游戏作品客户端程序光盘，须按照本规定第二十五条提交申请材料，报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批。

第三十条 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与境外机构合作出版电子出版物，须经主管单位同意后，将选题报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核;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新闻出版总署审批。

新闻出版总署自受理合作出版电子出版物选题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三十一条 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申请与境外机构合作出版电子出版物，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应当载明合作出版的电子出版物的名称、载体形态、内容简介、合作双方名称、基本情况、合作方式等，并附拟合作出版的电子出版物的有关文字内容、图片等材料;

(二)合作意向书;

(三)主管单位的审核意见。

第三十二条 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与境外机构合作出版电子出版物，应在该电子出版物出版30日内将样盘报送新闻出版总署备案。

第三十三条 出版单位配合本版出版物出版电子出版物，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核同意的，发放电子出版物中国标准书号和复制委托书，并报新闻出版总署备案。

第三十四条 出版单位申请配合本版出版物出版电子出版物，应提交申请书及本版出版物、拟出版电子出版物样品。

申请书应当载明配合本版出版物出版的电子出版物的名称、制作单位、主要内容、出版时间、复制数量和载体形式等内容。

第三十五条 电子出版物发行前，出版单位应当向国家图书馆、中国版本图书馆和新闻出版总署免费送交样品。

第三十六条 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的从业人员，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出版专业职业资格条件。

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的社长、总编辑须符合国家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的社长、总编辑须参加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组织的岗位培训，取得岗位培训合格证书后才能上岗。

第三十七条 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须遵守国家统计规定，依法向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报送统计资料。

第四章 进口管理

第三十八条 进口电子出版物成品，须由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电子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提出申请;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新闻出版总署审批。

第三十九条 申请进口电子出版物，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应当载明进口电子出版物的名称、内容简介、出版者名称、地址、进口数量等;

(二)主管单位审核意见;

(三)申请单位关于进口电子出版物的审读报告;

(四)进口电子出版物的样品及必要的内容资料。

第四十条 新闻出版总署自受理进口电子出版物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审批进口电子出版物，应当组织专家评审，并应当符合国家总量、结构、布局规划。

第四十一条 进口电子出版物的外包装上应贴有标识，载明批准进口文号及用中文注明的出版者名称、地址、著作权人名称、出版日期等有关事项。

第五章 非卖品管理

第四十二条 委托复制电子出版物非卖品，须向委托方或受托方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申请书应写明电子出版物非卖品的使用目的、名称、内容、发送对象、复制数量、载体形式等，并附样品。

电子出版物非卖品内容限于公益宣传、企事业单位业务宣传、交流、商品介绍等，不得定价，不得销售、变相销售或与其他商品搭配销售。

第四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委托复制电子出版物非卖品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批准的，发给电子出版物复制委托书;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四十四条 电子出版物非卖品载体的印刷标识面及其装帧的显著位置应当注明电子出版物非卖品统一编号，编号分为四段：第一段为方括号内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简称，第二段为“电子出版物非卖品”字样，第三段为圆括号内的年度，第四段为顺序编号。

第六章 委托复制管理

第四十五条 电子出版物、电子出版物非卖品应当委托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设立的复制单位复制。

第四十六条 委托复制电子出版物和电子出版物非卖品，必须使用复制委托书，并遵守国家关于复制委托书的管理规定。

复制委托书由新闻出版总署统一印制。

第四十七条 委托复制电子出版物、电子出版物非卖品的单位，应当保证开具的复制委托书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须将开具的复制委托书直接交送复制单位。

委托复制电子出版物、电子出版物非卖品的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转让、出售本单位的复制委托书。

第四十八条 委托复制电子出版物的单位，自电子出版物完成复制之日起30日内，须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上交本单位及复制单位签章的复制委托书第二联及样品。

委托复制电子出版物的单位须将电子出版物复制委托书第四联保存2年备查。

第四十九条 委托复制电子出版物、电子出版物非卖品的单位，经批准获得电子出版物复制委托书之日起90日内未使用的，须向发放该委托书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交回复制委托书。

第七章 年度核验

第五十条 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实行年度核验制度，年度核验每两年进行一次。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实施年度核验。核验内容包括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的登记项目、设立条件、出版经营情况、遵纪守法情况、内部管理情况等。

第五十一条 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进行年度核验，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年度核验登记表;

(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两年的总结报告，应当包括执行出版法规的情况、出版业绩、资产变化等内容;

(三)两年出版的电子出版物出版目录;

(四)《电子出版物出版许可证》的复印件。

第五十二条 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年度核验程序为：

(一)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应于核验年度的1月15日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交年度核验材料;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的设立条件、开展业务及执行法规等情况进行全面审核，并于该年度的2月底前完成年度核验工作;对符合年度核验要求的单位予以登记，并换发《电子出版物出版许可证》;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应于核验年度的3月20日前将年度核验情况及有关书面材料报新闻出版总署备案。

第五十三条 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暂缓年度核验：

(一)不具备本规定第六条规定条件的;

(二)因违反出版管理法规，正在限期停业整顿的;

(三)经审核发现有违法行为应予处罚的;

(四)曾违反出版管理法规受到行政处罚，未认真整改，仍存在违法问题的;

(五)长期不能正常开展电子出版物出版活动的。

暂缓年度核验的期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确定，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暂缓期间，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应当督促、指导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进行整改。暂缓年度核验期满，对达到年度核验要求的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予以登记;仍未达到年度核验要求的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出注销登记意见，新闻出版总署撤销《电子出版物出版许可证》，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办理注销登记。

第五十四条 不按规定参加年度核验的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经书面催告仍未参加年度核验的，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出注销登记意见，新闻出版总署撤销《电子出版物出版许可证》，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办理注销登记。

第五十五条 出版连续型电子出版物的单位按照本章规定参加年度核验。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六条 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违反本规定的，新闻出版总署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可以采取下列行政措施：

(一)下达警示通知书;

(二)通报批评;

(三)责令公开检讨;

(四)责令改正;

(五)责令停止复制、发行电子出版物;

(六)责令收回电子出版物;

(七)责成主办单位、主管单位监督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整改。

警示通知书由新闻出版总署制定统一格式，由新闻出版总署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下达给违法的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并抄送违法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单位。

本条所列行政措施可以并用。

第五十七条 未经批准，擅自设立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擅自从事电子出版物出版业务，伪造、假冒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或者连续型电子出版物名称、电子出版物专用中国标准书号出版电子出版物的，按照《出版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处罚。

图书、报纸、期刊、音像等出版单位未经批准，配合本版出版物出版电子出版物的，属于擅自从事电子出版物出版业务，按照前款处罚。

第五十八条 从事电子出版物制作、出版业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出版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处罚：

(一)制作、出版含有《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禁止内容的电子出版物的;

(二)明知或者应知他人出版含有《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禁止内容的电子出版物而向其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本出版单位的名称、电子出版物专用中国标准书号、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条码及电子出版物复制委托书的。

第五十九条 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出租、出借、出售或者以其他任何形式转让本单位的名称、电子出版物专用中国标准书号、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的，按照《出版管理条例》第六十条处罚。

第六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出版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处罚：

(一)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变更名称、主办单位或者主管单位、业务范围、资本结构，合并或者分立，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变更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未依照本规定的要求办理审批、变更登记手续的;

(二)经批准出版的连续型电子出版物，新增或者改变连续型电子出版物的名称、刊期与出版范围，未办理审批手续的;

(三)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未按规定履行年度出版计划和重大选题备案的;

(四)出版单位未按照有关规定送交电子出版物样品的;

(五)电子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违反本规定第三十八条未经批准进口电子出版物的。

第六十一条 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未依法向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报送统计资料的，依据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统计局联合颁布的《新闻出版统计管理办法》处罚。

第六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并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一)电子出版物制作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七条，未办理备案手续的;

(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一条，未按规定使用中国标准书号或者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的;

(三)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出版的电子出版物不符合国家的技术、质量标准和规范要求的，或者未按本规定第二十三条载明有关事项的;

(四)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出版境外著作权人授权的电子出版物，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有关规定的;

(五)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与境外机构合作出版电子出版物，未按本规定第三十条办理选题审批手续的，未按本规定第三十二条将样盘报送备案的;

(六)电子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四十一条的;

(七)委托复制电子出版物非卖品违反本规定第四十二条的有关规定，或者未按第四十四条标明电子出版物非卖品统一编号的;

(八)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及其他委托复制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四十五条至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委托未经批准设立的复制单位复制，或者未遵守有关复制委托书的管理制度的。

第九章 附 则

张闻天的编辑出版思想探析 篇6

关键词：张闻天；编辑出版思想；编辑工作

张闻天（1900～1976）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编辑出版家。1925年入党前，他是热情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战士，参编过报刊，出任过新华书局（新华书店前身）的编辑，主编过刊物《南鸿》；1925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主编过《红旗周报》《斗争》《干部必读》《解放》等党刊，创办过党在根据地的第一个外文刊物《中国通讯》，负责编译出版过“马恩丛书”和《列宁选集》，倡导出版过《抗战中的中国丛书》《西北丛书》《文化教育丛书》等知识读物，指导编写过《鲁迅论文选集》《鲁迅小说选集》等；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作的变动，他组织编写过《群众路线讲座》《世界知识手册》，倡导成立了专门研究国际问题的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创办了《国际问题研究》《国际问题译丛》等学术刊物。在三十多年的工作实践中，张闻天积累了不少编辑出版的工作经验和思索，有的直接体现在《关于我们的报纸》《关于放宽资本主义国家国际问题著作的翻译出版范围的建议》等文中，有的散见在他的其他著作中。总的来说，张闻天的编辑出版思想可以从编辑出版原则、编辑出版内容要求、编辑出版组织方式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编辑出版原则方面：坚持政治性与真实性的统一

编辑出版工作对人们心智的培育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选择什么样的作品编辑出版，很大程度上能影响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看法，有些人文社科类的作品还能影响人们对不同政党、阶级、个人的心理认同和政治立场。为了使文化更好地服务于政治大局，在中共领导的编辑出版工作史上，不时存在着过分看重作品的政治性而轻视作品内容真实性的倾向，而张闻天结合实际指出，编辑出版工作要讲政治性，但更要注重真实性，要做到二者的统一。

1.非无产阶级作品不一定没有出版价值

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受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党领导的文艺战线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即认为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要么只能为资产阶级服务，要么只能为无产阶级服务，不存在也不接纳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种文学”。张闻天指出，在有阶级的社会中，文艺作品都有阶级性，但不都是阶级利益宣传鼓动的作品，不应只从政治性角度判断文艺作品的价值，更要注重其是否描写了某一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现象。如托尔斯泰不是无产阶级的文艺家，但他的作品因客观准确描写了当时俄国的农民而有相当的价值。就当时中国现实而言，确实存在着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文艺工作者，张闻天指出，对他们，正确的态度是要像马克思对于海涅、列宁对于高尔基那样，承认他们的存在、发掘他们文艺作品的真实价值、爱护和引导他们走到为群众服务的道路上。具体到编辑出版方面，则应努力创造条件发表他们的作品，以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2.报刊没有真实性，就难以达到既定的政治目的

党领导的报刊是党完成政治任务的重要舆论工具，是不是只要这些报刊多渲染些政治字眼，多高喊些政治任务，多鼓吹些政治成绩，就可以达到既定的政治目的了呢？张闻天指出，当然不能，如果报刊编辑们只满足于一些赤裸裸的动人的数目的刊登，满足于一般工作计划与工作布置的宣传，而不注重数目的真实性及变动性，不继续跟踪计划与工作布置的下文及其在现实中的成功与失败遭遇，不注重具体案例有头有尾的真实分析，这些空洞的浮面的记载就起不到教育群众、惩治腐败和服务现实的政治目的。为了保证既定的政治目的的完成，张闻天指出，党领导的报纸不需要在真实上加以什么粉饰，这就要求编辑必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这是因为我们报纸没有真正去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形，检查我们的实际工作，揭发在我们实际工作中所发生的一切严重问题所必然产生的结果。这种报纸当然决不能起为了党与苏维埃所提出的中心任务的实现而坚决斗争的作用。”

3.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著作值得社会主义国家酌情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到1956年3月止，由于受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对立的思想支配，由人民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问题著作仅有65种，这些著作绝大多数是暴露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侵略战争和战争政策、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没落等等。由于出版视野的狭窄，使得当时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知识极为贫乏闭塞，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往往也缺乏自己的见解，只能抄袭苏联，人云亦云，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对世界局势的正确判断。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张闻天建议中国要从作品本身的参考价值出发来翻译出版国外著作，提出可以考虑出版以下四类译著：一是资产阶级学者比较严肃的、有系统性的、成为一方面权威的著作（例如奥本海的《国际法》等）；二是材料丰富新鲜、内容并非完全反动的知识性的著作（例如美国记者约翰·根室的《非洲内幕》等；三是代表性政治人物的著作（例如《尼赫鲁自传》《丘吉尔回忆录》等）；四是权威性的并且真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官方文件和统计（例如《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联合国重要统计资料等）。同时，张闻天指出，在翻译出版国际著作方面，没有必要有意识地删节一些政治敏感性强或编辑自以为不是的部分，相反，“应保存原书面目，不加删节，同时加强批评和介绍的书评工作（有时可以采取序言或译后记的方式表示意见），使读者对著作的内容有正确的认识”。

二、编辑出版内容要求：发展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编辑出版工作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担任着把关、加工、供应的角色，其本质是发展优秀文化。1940年张闻天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中系统阐述了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纲领，指出中华民族新文化是要发展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从其编辑出版的作品来看，张闻天在内容上也坚持这一点，并从编辑出版角度具体探索了如何发展这四方面的文化。

1.批判地整理国故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加剧，中国有志之士也不断地从文化方面思考国家民族的出路。1920年，张闻天在《对于中华书局新思潮社管见》中提出，中华书局要整理国故，不能弃之不顾，但此时整理国故应跟过去有所不同，要有与世界接轨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见解。“整理国故，不能叫一般遗老去整理，一定要具有下列三种条件：一、对于国故有彻底的研究；对于西洋学说也十分了解。二、有世界的眼光。三、有科学的见解。” 1940年，张闻天在阐明中华民族新文化内涵时，对如何整理国故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即要批判地接受中国旧文化，要保留和发掘旧中国文化中反抗统治者、压迫者、剥削者的，拥护真理与进步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因素。

2.敢于发表有个性的作品

张闻天对中华民族新文化内容有突出见解的是对民主文化的强调和重视。1925年，他在创办《南鸿》周刊致发刊词时指出：“我们提倡自由思想，自由批判与活泼的新文艺与新生活。每一个人都应该表现他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这个小报的标语！”抗战期间，张闻天站在“文化为抗战建国服务”的高度，指出要发展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在根据地办刊办社时，张闻天认为应允许有不同政见和不同观点的文章发表。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屡次呼吁要对民众、党员进行民主教育和在思想领域实行民主，这实际也暗含着发展民主文化的殷切期望。

3.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及相关读物

张闻天认为有必要在中国发展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文化，而其中首推马列主义，因为它不但有最彻底的、最革命的政治主张与政治纲领，而且它的思想体系、理论与方法，是最彻底的与最科学的。在编译出版马列著作方面，张闻天认为要遵循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原则，系统地传布马克思主义。“尽量编译介绍马列主义的原著；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创造中国的马列主义作品；编译各种通俗的马列主义小册子。”同时，张闻天认为马列主义是人类文化知识最高的发展，学习马列主义必须有很丰富的、具体的社会知识与科学知识做基础。否则，空洞地学习马列主义，要么学不会，要么会将马列主义变成生硬的教条与公式。为使人们更好地掌握马列主义，张闻天认为还有必要加强“中级读物及辅助读物的编辑与出版”。

4.精细地编写适合大众的读物

文化大众化是张闻天文化发展观的价值取向和一贯追求。在他看来，文化大众化有三层基本含义：文化要代表大众利益、语言大众化、形式大众化。在致力于大众化的编辑出版方面，张闻天认为一定要从群众的实际出发编写文章，为此首先要端正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立场，要对一切违背群众利益的现象和人物进行揭发披露。“我们的报纸是革命的报纸，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对于一切损害革命利益，损害苏维埃政权的官僚主义者，贪污腐化分子，浪费者，反革命异己分子，破坏国家生产的怠工工人等，必须给以最无情的揭发与打击。”其次，出版物编写要活泼有生气，不能死板教条，也不能庸俗化，“要善于采用通俗化的形式，群众所能了解的语言”。

三、编辑出版组织方式：建立内外联动的有效机制

编辑出版工作从事的是精神产品的生产，张闻天认为这种工作的实际价值不亚于有实战能力的军队，“要把一个印刷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万几万军队还重要”。

1.建立社内社外的联动机制

1920年张闻天就中华书局拟设立新思潮社指出，中华书局作为一个老社大社，不应纯粹为经济原因而投机出版所谓新思潮的东西，应秉承“出有价值的书”的目的从事编辑出版活动。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可以兼用两种方法：一是书局内多请真有学问的人去做分部的整理和编辑；二是请二三个学者看由外边买来的稿子。张闻天认为，前种方法经济花费较大，但优点有三：一是假使外边没有稿子进来，自己书局内也可以逐渐出版，不致停顿；二是作者是否有真实的学问，容易明白；三是作者有了图书室，可以旁征博引。而后者的优缺点则与前者反之。如何择其一，张闻天认为书局要度自己能力之所及，但在编辑出版内容难度较大的情况下，则需书局调动社内外的力量联合出精品。如在关于翻译、整理近代有价值的文字方面，他对材料的选择十分的严格，“吾以为不是一二个人可以办到的。最好由书局方面敦请真实有学问的学者，组织评论会。各种稿子必要评论会通过，认为真有出版的价值（此种学者不是挂一个空名，支付大薪水的；是做实际的事情，而带有义务性质的）”。

2.建立党内党外的联动机制

张闻天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是最具有革命性和科学性的文化，也是最值得中华民族推崇的文化，但这不能说它就能垄断新文化运动，相反，它更需要与其他文化共存共融，既引领其他文化的发展，又在相互学习中进一步发展自身，为此需要调动各种派别的文化人与知识分子与共产党联合发展文化。在根据地办刊办社方面，张闻天认为，“除党校与党报外，均应与一切不反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去做，而不应由共产党员包办”。为更好地协调好党内外人士联合办刊办社的积极性，张闻天认为应做好这方面的组织工作和选好负责这方面的干部。“从有相当威信与地位的共产党员文化人或非党的文化干部中，培养一小部分在文化运动中能够担任组织工作的干部。他们自己虽是文化人，但他们的活动应偏重于组织工作，而不是写作。没有这些文化组织工作者，文化人内部的很好团结，文化人及文化团体的效能的充分发挥，是很困难的。”

3.建立编写出版发行一体化的网络

1932年，张闻天指出，没有组织工作，就没有宣传效果，要办好一种报纸，必须搞好组织工作。“创办一种报纸，而不去解决如何组织编辑委员会，如何募集捐款，如何组织通讯网与发行网，如何发展与教育通讯员等等问题，这种报纸绝没有法子变为群众的报纸。”1933年，张闻天就报纸方面存在空洞浮躁的现象，再次从组织方面探究失误根源，认为报纸的领导一定要纠正工作中的自流现象与无组织性，要重视新闻材料的采访与选择，要发展一批能够随团实地考察的采访员与通讯员。抗战时期，张闻天也一再提倡要做好出版事业的组织工作，要自上而下地建立一套完整的出版系统。“办报、办刊物、出书籍应当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的最重要的任务。除了中央的机关报、机关杂志及出版机关外，各地方党应办地方的出版机关、报纸、杂志。除了出版马恩列斯的原著外，应大量出版中级读物、辅助读物以及各级的教科书。应当大量地印刷和发行各种革命的书报。”

综上，张闻天的编辑出版思想有两大特点，一是将编辑出版与发展优秀文化紧紧联在一起，二是注重从组织的高度来保证编辑出版的质量效能，这既与张闻天深厚的文化造诣有关，也与他长期处于宣传的领导岗位有关，还与他多年的编辑出版实践有关。从张闻天编辑出版思想的实践效果来看，虽然一度由于他的路线错误给革命带来了困扰，但总体上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中共的宣传教育工作，邓小平就肯定他“是我党历史上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当然，由于时代的原因，张闻天没有就编辑出版如何处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何处理版权等问题进行详细论述，但不能因此而苛求前人，这也是后继者需在前人的脚印上继续前进的动力所在。

（作者系中南大学硕士生导师）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张闻天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及其当代价值”（项目批准号：11YJC710048）资助。

参考文献：

[1] 张闻天.张闻天文集（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59、 57、41、59、57、148、153、115、115、118、158.

[2] 张闻天.张闻天文集（一）[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 420、13、112、424、13、320.

出版思想 篇7

一.周瘦鹃的办刊历史

从1910年在《妇女时报》上发表处女作《爱之花》之后, 周瘦鹃就与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各大报刊上发表自己的作品, 而且先后担任过很多报刊的主编, 并且自己创办刊物。1914年6月6日, 《礼拜六》周刊创刊, 王钝根主编, 周瘦鹃成了该刊的台柱。1919年, 受《申报》之聘担任特约撰述, 经过六、七年打拼, 周瘦鹃终于从一位多产作家升迁为老牌副刊《自由谈》的主编。1921年, 《礼拜六》复刊, 周瘦鹃等人对该刊进行大力改革, 同年, 与赵苕狂合编《游戏世界》月刊。周瘦鹃独资创办的刊物《半月》也在这一年开始出版, 版式新颖, 装帧精美, 内容丰富, 受到极大欢迎。1922年, 个人小杂志《紫兰花片》创刊号出版。其中彩色插图均为紫罗兰色, 文章均为周瘦鹃一人的著译, 还请画家为其文做插图。出版后在文坛受到很大关注。1925年, 应邀做《上海画报》主要撰稿人。主编《紫葡萄画报》。《半月》改名为《紫罗兰》半月刊, 版式也做了新的改变, 受到读者欢迎。1926年, 先后接任《上海画报》和《良友》主编。1928年《紫罗兰》又进行改版, 版式更加新颖。出满4年后改刊名为《新家庭》月刊。1943年, 周瘦鹃因过去《紫罗兰》半月刊深受读者喜爱, 将新出版杂志仍袭用《紫罗兰》的名字, 并且在杂志上发表了他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新秋海棠》, 后又在杂志中隆重推出张爱玲的《沉香屑》。[1]

二.创新为本:周瘦鹃的编辑思想与出版活动

从《自由谈》、《半月》到《紫罗兰》, 周瘦鹃作为文化名人的编辑出版活动在逐步演进与发展变化, 勇于革新是周瘦鹃编辑出版活动的真实写照, 对周瘦鹃编辑出版思想及实践进行分析, 其特征如下:

首先, 从期刊内容的选择来看, 周瘦鹃作为一位亲民的编辑, 注重贴近民众日常生活。周瘦鹃从25岁开始担任《自由谈》特约撰述, 对《自由谈》进行了大量改革, 依据读者需求和社会文艺动态, 开辟诸多新栏目, 丰富了期刊的内容。“小说杂谈”是周瘦鹃在《申报·自由谈》上开辟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栏目, 通过这个栏目, 周瘦鹃向读者介绍了中西小说发展的比较, 而且介绍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和作者, 使中国读者眼前一亮, 也可以说周瘦鹃通过“小说杂谈”给读者进行了一次文学知识的普及。在“五四”前后, 全国各地都在大量宣传对青年的自由权利的关注, 周瘦鹃也在《自由谈》开辟新专栏“情书话”。他在专栏中用优美的文字翻译和解说的这些名人情书, 体现了他对青年们自身婚姻自由等民主民生权利的关心, 批判了封建思想, 颇得青年读者青睐。

其次, 周瘦鹃对期刊版式与装帧设计也是亲力亲为, 意图提高民众的审美水准。正如周瘦鹃自诩“唯美派”、“美的信徒”[2], 他不只注重报刊的内容美, 同时会花很多心思力求报刊的版式设计和内容一样精致完美。周瘦鹃在担任《自由谈》主编时期, 根据各种不同节日设计了不同的内容和版式, 如1921年他为《自由谈》设计了中秋专版。周瘦鹃于1921年开始筹备独资创办的刊物《半月》, 《半月》首创30开本的版式, 力求新颖。说到封面设计:“我生平最喜欢一个‘美’字, ……因此决意制三色铜版, 虽是成本加重很多也不顾了, 书的内部, 也为美观起见, 在篇题的四面加上花边, 补白也如此。”[3]所以《半月》创刊号的封面是三色精印, 在当时的杂志中实属罕见, 进而成为其他一些杂志争相模仿的标杆。他关于杂志装帧设计方面的大胆创新为出版业内所少见, 也因此得到同行和读者的关注和赞扬。

再次, 周瘦鹃对期刊的经营运作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看法, 并且努力运用于办刊实践中。周瘦鹃办刊有着较强的商品意识, 善于用如“美女封面”等诸多手段来吸引读者的眼球。这种销售策略自《礼拜六》就得到彰显, 在《半月》更是有所发展。《半月》和《紫罗兰》的编辑体例很好地体现了其唯情唯美的一面以及商品意识成熟的一面。在杂志封面以及各页面插图的设计上, 既配合杂志内容的需要, 体现文学性的美, 同时又最大限度的兼顾读者的喜好。周瘦鹃的这份努力读者十分买账, 如读者俞梦花说, 自他得到《半月》之后, 封面上的“妙龄女郎”便成为他的“娉娉婷婷的好姊姊”, 寂寞感得到了很好的排遣, 甚至“再也不想出那祖父的酒席了, 再也不愿意和母亲到花园里去踏月唱歌了”。[4]同时, 《半月》的广告数量也值得关注。在文学杂志上开始刊载广告始于清末民初, 数量上多为一张插页, 而在《半月》中广告插页明显增多, 最多时可达10页, 后来的《紫罗兰》也延续了这种风格。

由以上几点可以看出, 周瘦鹃的编辑思想体现在期刊的方方面面。“勇于革新”是其编辑思想最好的总结, “创新为本”是周瘦鹃编辑思想的核心。

三.周瘦鹃编辑出版思想对现代出版活动的启示

从《申报·自由谈》主编到自己创办刊物《半月》、《紫罗兰》, 周瘦鹃一生都在致力追求编撰一份又一份满足读者意愿的完美刊物。一位美的追求者, 一位出色的作家, 一位优秀的亲民编辑, 造就了一期期美丽的刊物。周瘦鹃作为文化名人参与编辑出版工作并且取得了不菲成绩。

作为一位出色的作家, 他有自己的文学思想。周瘦鹃个人刊物《紫兰花片》的内容均为他一人所作, 他结合当时的国情与社会需要, 1925年5月“二十一条”签订的时候, 他推出“爱国号”, 通过创作《风雨中的国旗》、《爱国丛谈》、《亡国之音》等文章意在唤醒国民爱国意识。[5]

作为一名亲民的编辑, 他有自己的办刊思想。1922年6月《紫兰花片》创刊号出版, 周瘦鹃在弁言中已经指明创办该刊的目的是“意在自娱, 不解媚俗”。[6]1943年4月《紫罗兰》创刊, 周瘦鹃在创刊号《写在紫罗兰前头》中就指明了此刊的特点:“本刊是一个综合性的刊物, 文学与科学合流, 小说与散文并重, 趣味与意义兼顾, 语体与文一言齐收。”[7]

另外, 周瘦鹃从主编到创刊人, 他对期刊有自己的经营理念。他在办刊过程中非常注重商业价值, 所以从《半月》、《紫兰花片》到《紫罗兰》, 周瘦鹃都非常注重期刊内容、版式到封面设计的不断改革, 并且增加刊物广告, 以期吸引读者眼光, 提高刊物的销量和影响力。

最后, 周瘦鹃在从事编辑出版活动的过程中也积累了自己独特的粉丝影响力。在担任《自由谈》主编时, 周瘦鹃的名声正如郑逸梅所说的“红得发紫”。郑逸梅在文章中说:“正因为副刊在一般读者颇受宠信, 所以老百姓竟都不大知道报纸的总编辑是谁, 平时与他们‘互动’的主要是副刊主编。”[8]

归根结底, 周瘦鹃对编辑工作者的业务素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个成功的编辑要权衡商业利益, 更要考量读者的权益, 保证期刊的质量, 坚持自己的想法, 在实践中探索更好的经营之道、提高自己在读者群中的影响力。

摘要：周瘦鹃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出色的编辑出版家, 他投入毕生精力进行报刊杂志的内容创作与经营运作。他坚持创新为本的编辑出版理念, 对期刊编辑出版活动中的内容写作、装帧设计到营销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周瘦鹃用他自身的经历为当代编辑出版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从业经验, 具有十分重要的当代意义。

关键词：周瘦鹃,编辑,出版

参考文献

[1]宋涛, 江颖.对生命意义的追问——《退场的鬼魂》解读[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江云琴.从酷儿理论角度解读《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01)

人本思想在新闻出版工作中的运用 篇8

1 从选择节目内容体裁来讲, 凸显人本思想

一直以来, 新闻体裁的分类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是电子传播手段被广泛应用到新闻报道中, 这就导致新闻体裁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从当前新闻报道的发展情况来看, 传统的新闻体裁被保留了下来。通常情况下, 节目内容的体裁被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 消息;第二类, 通讯;第三类, 特写;第四类, 深度报道。不管是选择哪一种体裁, 在该体裁中要将人本思想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我们以深度报道这一体裁为例子。深度报道是将重要的新闻事件、社会问题完整的反映出来, 追踪事件的来龙去脉, 揭示事物背后所蕴藏的实质意义。然而在深度报道的过程中, 要坚持以人为中心, 站在每个人的立场上去客观的报道事件。如果在报道的过程中完全偏离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那么这样的报道是缺乏人文关怀的, 并且也是片面的。

2 从受众群体来讲, 凸显人本思想

选择节目内容的最终目的是利用这一事件来引发人们的思考, 还原事情的真相。但是哪种类型的节目内容才能吸引人们的眼球呢?笔者认为:只有具备了真善美的节目内容才能引起受众群体的共鸣, 提升他们对节目内容的评价。有部分节目内容并没有实质性的情感, 这样的节目是无法吸引受众群体的眼球。为了能够吸引更多受众群体的目光, 获得更多受众群体的好评, 这就要求在新闻出版工作中真正落实人本思想, 发挥人本思想的作用。

3 从管理人事工作来讲, 凸显人本思想

新闻出版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文化产业, 为此领导要善于发现人才、任用人才以及留住人才, 以此来保证新闻出版事业能够长远发展下去。对于新闻出版的领导者来说, 其必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 在发现、引进人才的时候, 领导要用洞察的眼光、实践的标准来招贤纳士。新闻出版工作不同于其他工作, 其是宣传思想、舆论的平台。首先, 领导要站在政治的立场上来识别人才。在发现、识别人才的时候, 领导要严格按照实践的标准来检验其政治立场是否坚定, 分析其政治观点是否准确。同时在平时的工作中要看其思想品质和工作能力。在识别人才的时候, 要分析其全部的工作经历, 在与他人的对比中发现其身上的闪光点。为了能够准确识别出一个人的品质和能力, 领导既要观察这个人如何处理顺境与逆境, 又要看他如何协调好个人利益与党人民群众的利益。

2) 确立合理的竞争机制, 制定科学的岗位制度。在新的发展形势下, 新闻出版领导要按照兼顾道德、能力的原则来选拔人才。另外, 还要构建客观的激励机制, 将每个人工作的热情都激发出来。例如:新闻出版部门的人员可以公开竞选某一职位;又或者面向社会大众招贤纳士。尽管新闻出版的人员数量是非常多的, 但是领导要根据每个人的优点、能力将其安排在不同的岗位。然而在实际工作中, 有些领导人却不能合理安排人才, 这就会出现浪费人力资源的现象。新闻出版行业要构建完整的人才架构, 将新闻出版行业的发展战略作为出发点, 根据每个部门的特点、每个部门的性质来为其引入适合的人才。

3) 当将人才引入新闻出版行业中, 那么留住人才是当前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通常情况下, 新闻出版领导要采取以下的方式来留住更多优秀的人才: (1) 用发展的眼光来留住优秀的人才。一个人在自身的工作环境中如果缺乏施展自身才能的空间, 那么其会选择离开这个工作环境, 寻找下一个有助于其自身能力发展的工作环境。为此, 新闻出版领导要依据每个人的实际能力, 为其提供施展才华的空间, 提高他们自身的成就感。 (2) 利用真诚的感情留住有才华的人才。作为新闻出版领导, 其要多与下属职工沟通, 了解他们的想法, 关心他们在生活中、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并且尽可能的给员工一些福利, 以此来温暖员工的心, 留住员工的心。

4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 凸显人本思想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以人为本的思想开始步入时代的舞台。要想做好新闻出版工作, 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的观念。但是“以人为本”的观念要将培养人才队伍的创新意识作为动力。1) 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同志要具备精神力量, 将生活中、工作中的经验积累起来, 然后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 提升他们对新闻出版事业的追求力。2) 当前, 时代的发展需要创新。如果新闻出版工作的同志缺乏创新观念, 那么其可能永远处于止步不前的状态。为此, 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同志要在工作中不断创新, 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 让自身完成从量到质的飞跃这一过程。

5 总结

人本思想在新闻出版工作中的运用不仅为新闻出版事业留下了更多优秀的人才, 还推动了新闻出版事业的长远发展。

摘要：当前, 新闻出版行业所面临的竞争非常激烈。在这种形势下, 新闻出版社如何应对各种状况, 维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则成为了需要重点思考的一大问题。文章立足于新闻出版工作现状, 主要分析了人本思想在新闻出版工作中的运用状况及进一步运用的策略。以期通过笔者努力, 找到促进新闻出版工作效率不断提升的可靠途径。

关键词：人本思想,新闻出版,工作现状,运用策略

参考文献

[1]王佳翔.论新闻伦理学视角下媒体人本思想的缺失[J].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1 (06) .

[2]宫咏梅.论“以人为本”在播音工作中的应用[J].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 2013 (05) .

出版思想 篇9

关键词：文体广新,思想政治工作,扎实基础,增强后劲,做好工作

文体广电新闻出版行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建设的阵地, 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传播者, 是宣传普及文化教育信息的重要载体, 也是人民群众思想文化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的思想政治工作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 加强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的思想政治工作有着特殊的意义和无比神圣的职责。针对当前思想政治工作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以及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工作自身的薄弱环节, 本文就如何做好当前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的思想政治工作谈几点做法。

一、加强理论学习, 扎实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

加强理论学习是增强实践运用能力的基础, “学习, 学习, 再学习”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出的关于加强学习的论断, 这句真言对今天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也是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 组织结构、领导方式、管理运行机制都发生了重大变革, 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有着特殊的环境, 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因此, 加强理论学习增强实践能力有着特殊的意义。干部职工只有通过加强理论学习, 才能正确把握当前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 只有通过加强理论学习, 才能认清当前的复杂局势中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才能把握思想政治工作的基调, 找准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向, 从而砸实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坚实基础才能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 才能在发展中及时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后劲, 才能形成新的科学发展。

二、明确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和任务, 使思想政治工作有的放矢

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说到底就是“做好人的安抚”, “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以及“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于单位是由一个个个体的人组成的, 所以, 在单位这个团队中, 只有做好人的思想工作, 使每个人的心理得到舒适, 情绪得到安慰, 干部职工和客户的实际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才能让干部职工和客户的每个人心情舒畅, 才能使人的情绪稳定, 才能充分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 增强和提高人的素质, 从而增强和提高单位团队的号召力、战斗力和竞争力。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 一个人在工作中才能主动的开展工作, 这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最主要的作用之一, 多种途径多种形式的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才能充分有效挖掘人的潜力, 不断调动干部职工工作的主观能动性, 才能从被动中挖掘和增强干部职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保持组织和个人的步调一致, 更好的为客户服务, 才能不断提高工作质量, 才能推进事业顺利发展, 增强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借助新技术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媒体, 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多样性

新形势下的政治思想工作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不仅需要扎实的思想政治理论基础, 更要思想政治工作者熟悉政治工作业务, 还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掌握娴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 以及过硬的技能去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媒体和载体去传播和宣传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同时, 还要利用多种形式的教育方式, 不断改进传统的就事论事教育模式, 运用网络技术开展交流互动的平台, 通过自由讨论、辨析和论证去加强交流与沟通, 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借助网络媒体如论坛、网站、微博等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 充分发挥网络技术灵活、快速、方便的优势和特点, 有利于增强自我管理的意识, 提高自我教育的效果, 提高自我服务的工作能力, 激发干部员工的主观能动意识, 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多样化, 增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预期效果。

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队伍建设, 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后劲

打铁还得自身硬。在任何时候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要有一支政治可靠、业务熟练、作风高尚的高素质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作保障。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队伍建设, 除了加强学习, 砸实基础以外, 还要坚定思想政治工作的信念和克服困难的决心, 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业务素质, 增强主动发现问题和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此, 要定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业务培训, 不断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 变换思想工作的技巧, 使思想政治工作常抓常新, 适应新形势和新情况, 突出政治思想工作的实效。特别是文体广电新闻出版行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由于其是我党思想政治的喉舌工作的特殊性, 所以, 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时刻增强政治敏锐性, 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 使思想政治工作无时不刻的紧紧跟进形势的发展, 随时调整应对策略, 加强多方位的自身素质与建设, 要站在全社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最前沿, 起到领跑思想政治工作的排头兵作用, 不断提高文体广电新闻出版行业号召力, 扩大文体广电新闻出版行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

五、充分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文体广电新闻出版行业是党和国家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的窗口和阵地, 是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喉舌, 因此, 加强和改进文体广电新闻出版行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广播电视台的工作人员, 还是有线网络电视的从业人员和出版行业的工作人员, 都肩负着党和国家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的崇高使命。因此, 文体广电新闻出版行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找准自身定位, 提高新闻工作者素质, 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正确引导思想政治工作的潮流, 把握好选题策划, 用自己身边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 采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挖掘新闻事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主题和内容, 把思想政治教育送到千千万万观众和听众的心坎上。文体广电新闻出版行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需要, 只有时刻维护好这个大局, 才能实现中国梦。为此, 文体广电新闻出版行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要顺应时代发展, 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抓住社会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采取不同形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构筑适应改革开放的教育体系, 强化思想教育, 开展警示教育, 加大思想政治教育宣传工作力度充分利用好文体广电新闻出版行业这个平台, 扎实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参考文献

出版思想 篇10

这些规划思想以工业化生产和机械化交通为前提, 摒弃了王权至上的城市规划传统, 推进了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转型:以土地测量为基础, 实行现代都市计划;参照分区制、田园都市理论、有机疏散理论等主流规划思想, 合理进行城市分区, 建设适于现代交通的道路网络, 规划环境优美、工商实业进步的现代城市。

1 现代城市分区:分区制

城市分区制起源于德国, 于1884年在法兰克福试行, 将全市划分为商业、工业、住居及混合区域等区进行管理[1]。其核心是城市功能与用地分区, 合理规划土地并减少各区间的相互干扰。1933年CIAM公布《雅典宪章》, 认为城市空间可在区域规划的基础上, 按居住、工作、游憩进行分区及平衡, 并建立联系三者的交通网, 明确了分区制功能至上的规划理念, 并确立了其主导地位。

国内较早对分区制的介绍见于1925年的《东方杂志》, 张锐的《城市设计》一文列“城市之分区”一节, 指出分区制“使各部分自成一区, 居家者几无机声煤烟之苦, 而工厂商店等各得其所, ……既有分区, 便可固定其土地之价格, 使其不致因特种建筑物之关系, 而有暴涨暴落之危险”[2], 对城市功能合理布局以及保有城市土地价值具有重要意义。1930年上海工务局主编的《工程译报》翻译刊登了日本东京调查会编的《分区制》一文, 追溯了分区制在德国兴起、欧洲实践与美国全面推广的发展沿革;以美国的分区实践为例分析了分区制的意义与方法——用途分区制, 高度分区制, 面积分区制, 以及防火区域、风景区域和风纪区域等;并以日本、纽约、芝加哥、英国等国家与城市的实践为例分析了分区制的实践方法[3]。这篇文章是对城市分区制的全面解读, 不仅理清了分区制的源流与意义, 而且十分关注具体实践方法和步骤, 其翻译出版对中国业界掌握分区制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市政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董修甲在1931年的《都市分区论》中也介绍了城市分区制的意义和两种分区方法——依土地用处分区法和依房屋容量分区法[4]。1933年出版的沈怡《市政工程概论》也单列“城市之分区”一节, 提出城市规划中住宅、商业和工业区用地分布与规划的原则, 提倡星形发展的城市布局[5]。依据民国十九年实行的《土地法》, 城市用地“得就国家经济政策、地方需要情形, 及其所能共使用之性质, 编为各种使用地”;同时“市地得分为限制使用区及自由使用区”, 说明当时分区制已获官方认可。

民国南京规划于1929年完成公布, 是采用分区制的典例。规划确定明故宫即中山路以南一带为中央政治区, 清凉山及随园旧址一带为文化区, 城内鼓楼附近、秦淮河两岸一带为市园区, 城北及西北一带为住宅区, 新街口一带为商业区, 水西门、汉西门外迄夹江、下关一带为工业区[6], 既突出了南京作为国都必须具备的政治文化功能, 也十分注重工业区、住宅区和城市公园的布局。同时在《首都计划》中专列《城市设计及分区授权法草案》和《首都分区条例草案》两个部分, 以立法的形式保证了分区规划的进一步实施。《首都分区条例草案》规定了南京主要分为公园区, 第一住宅区、第二住宅区、第三住宅区, 第一商业区、第二商业区, 第一工业区、第二工业区, 并附图则。规定了各区内的建筑类型、层数与高度、建筑规模、建筑基地大小等内容, 并对建筑物的形式、出挑、防火疏散、建筑材料以及附加部分等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7], 全面并深入地践行了分区制的规划理念。

1929年《大上海计划》、1930年《广州市之建设计划》和《天津物质建设计划》等大型城市规划, 都是基于分区制进行的规划实践, 此外还有无锡、南通、苏州等中型城市的规划也是如此。

1939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都市计划法》, 明确了都市计划应包含“分区使用”部分, 并分条款规定了适合住宅区、商业区、工厂区、行政区和文化区的地段条件, 以官方法条形式进一步推动城市分区制度的实施。

2 城市卫生与环境美化:田园都市理论

田园都 (城) 市 (garden city) 或称花园城市理论, 由英国人霍华德提出, 是民国时期最受瞩目的城市规划理论。英国田园都市及都市计划协会的定义为“设置有健康之住居, 复有都市之工商业建设, 其面积之大小, 以便于享受社会之优良生活为标准, 其周围需有永久之农业地带环绕, 其土地需全部作为共有或公有者, 是谓之田园都市”[8]。

《东方杂志》1923年刊登“园城刍议”描述了园城的起源、特点, 分析其在地方自治、土地公有、民生生计与工业农业协同发展方面的优势, 探讨了在中国实践园城的可行性, 认为“园城为今日吾国改良社会之良方”[9]。1925年刊登《田园新市与我国市政》一文详细介绍了花园城市的基本内容与主张, 并举欧美各国实践详加说明, 提出“田园新市之制度, 实亦我国当今之急务”[10], 此后不少期刊杂志都刊登文章对这一理论进行分析研究。1926年《英国田园市》与1930年《田园都市》相继出版, 均为国内学者转译日本印行的田园都市专门著作, 更加详细地介绍了田园都市理论。抗战爆发后, 不少学者讨论战争状况下进行田园都市建设的可能性与规划方法, 如1940年出版的《战时田园都市计划》, 1942年出版的《战后都市计划导论》等。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业界学者由热忱而理性, 逐步厘清了田园都市的优势与缺陷, 并可根据中国实际对当时的城市发展与规划提出期望。

《近代中国市政》专列一节讨论“近代都市与田园都市”, 将田园城市理论的主要精神理解为“农村都市化, 都市农村化”, 是理想的都市、乡村并进的改良方法, 可使“都市有平面的发展, 而减少立体的累积。……农村都市可打成一片, 将来发展至相当状况, 能使都市人口分布于新式之农村, 农村之事业同化于近代之都市”[11], 可谓一个美好图景。作者力主当时的大都市如广州、上海、南京、武汉、青岛等均应尽力经营田园都市。

1937年《新建筑》杂志刊登《田园都市之研究》一文, 对田园都市理论的起因、前期酝酿与发源、理论要义、理想设计与批评、设计实例与机能、以及各国的田园都市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研究, 进行了比较翔实而客观的研究与评论[12], 显示出专业学者对田园都市理论的研究已趋于理性。

作者认为霍华德所提倡的“都市农村化、农村都市化”是改良都市与乡村的有效方法, 但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为活用农村的大自然美景, 以调剂都市之恶劣生活;二为施以都市之文明建设, 以发展农村之生产机能。

作者对田园都市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形态特征进行了图文分析后得出四点要义:一为控制都市的建设规模和人口数量, 超出上限后需进行卫星城建设;二为田园都市是以小都市取代大都市、防止都市过度膨胀的方法;三为田园都市需建成工、农、商业以成为自给自足的城市, 保证城市的正常运作;四为需在法律上保证土地为共有或公有, 以保证都市计划之实施。

文章结论部分提出当时应尽快在中国开展田园都市建设, 以促进地方自治的实现, 辅助振兴土货挽回国家利权;同时可加强对荒山林地的开发, 遏制将来会出现的都市人口膨胀。最终“健全我国都市, 进而至增强国家生存力量, 光大民族精神”, 把对城市规划思想的阐释与实践赋予了极大的民族责任感。

这篇文章改变了以往一味推崇田园都市理论的论调, 指出其有两大重要缺陷:田园、街道与建筑物所用土地面积之比约为5∶1, 土地利用率仅为16%, 会导致城市经济利益的巨大损失;分区布局易于形成优美宜居的城市环境, 蛛网式交通网络联系也比较便捷迅速, 但对城市的水运与水源处理缺乏考虑, 未必适合高度依赖水运的城市。

在近代的城市规划实践中, 田园都市理论常与分区制相辅成, 以控制城市卫生和美化城市环境。南京、广州、武汉、上海、天津等地的城市规划和住宅区规划中, 普遍配置了数量可观的公园、林荫道、花园, 即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3 抗战时期:城镇疏散与城镇体系理论

抗战全面爆发后,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被突然打断, 日军对重要城市进行的大规模空袭造成了中心区的毁灭性破坏, 促成了如何进行防空疏散的大讨论。在这一过程中, 有机疏散被奉为抗战期间以及光复后重建中国城市的指导思想。

就当时的研究成果来看, 主要包括几种疏散理论:田园都市、卫星城及其城市 (镇) 体系建设, 带形城市。卫星城市理论主张分散布局工业区和住宅区、商业区, 并以有效的交通组织成如卫星状之系统排列, 由相互关联的小型都市 (市镇) 组建成大型城市系统, 可视为田园都市理论的深化。带形都市的典型特点是工场与住宅、铁路平行排列, 铁路线敷设于工场旁侧, 住宅与工场间有绿化带隔离, 形成交通效率主导的平行发展的都市形态。

3.1 战时讨论:以田园都市和卫星城为主导的城镇疏散

陈训烜在《都市计划学》中设“现代防空都市计划”一章, 提出有利于防空的三种都市体系——花园形系、卫星形系和带形系。花园形系是将全城规划为低密度的大花园, 环形路与放射状路网交织成的地块中布置2~3层的低层建筑, 可快速疏散以减轻轰炸的损害, 但需极大用地。卫星形系为一中心市与周围不同性质小市集组合而成, 但恐发展过快连成大城市。带形系的市集沿城市主干道分段建设而成, 控制建筑高度和建筑用地比例, 形成易于疏散的城市格局[13]。比较而言, 作者对带形城市较为推荐。1936年《新建筑》杂志刊登魏信凌《都市计划与未来理想都市方案》一文, 对比评述了明日城市理论、带形城市理论和社会主义苏联推行的卫星城计划。认为卫星城可以构建工农业相结合的非紧密型城市, 兼收农村优美环境和都市便利经济之益;相比之下, 明日城市理论不过是在田园都市的基础上提出了规整的几何规划形态;带形都市受地形限制很大, 其获得扩展的可能性很小。

1937年董修甲分析了都市建设的集中主义与分散主义问题, 提出分散主义应作为都市建设的指导思想。“今后我国都市之建设, 应对于已经成立之大都市, 限制其中心区域的再膨胀;同时对于大都市之郊外各区, 与全国各地多建设小规模之都市, 以容纳大都市之市民, 与工商实业”, 并且“分散主义的都市建设, 应注意采用花园式市制, 或卫星式市制;前者可于大都市之郊外建设, 亦可于全国各地与大都市之附近建设之;后者可围建于大都市之四周使成大都市之卫星都市”, 并主张卫星城也应该建成花园式城市[14]。1939年其发表的《都市建设的分散主义之实施》与上文前后呼应, 指出在遭受战争空袭威胁时, 分散布置会将工商实业的损失减到最低, 而不至于“敌人只需集中其空袭于数大都市, 并于大都市中集中其空袭于各市之一二处, 则全国工商实业可以完全被其毁灭”[15]。并对都市分散的先决条件, 分散方法和执行机关、实施办法进行了全面分析, 提出在保障水陆交通、供水供电等先决条件的基础上, 进行“工业与住宅同时同地分散”的布局, 亦即采用田园都市或卫星城市的布局模式。

1939年的贵阳城市规划采用了以市区为中心, 按工业、商业、政治、文化和住宅等功能区渐次向外放射的布局, 并将郊区平旷之地建设成卫星城体系[16]。1941年《对于陪都建设计划的意见》中, 众多学者建议将重庆建成以市区为中心, 向有地形优势的江北和南岸发展, 以建设卫星城拱卫市区母城, “将市区焦点做有系统之分散”最终形成“平衡性的发展”[17]。这些规划以卫星城作为参照, 基本上践行了城镇疏散理论。

3.2 战后重建:有机疏散与城镇体系理论

1945年内政部印行的《公共工程专刊 (第一集) 》讨论了战后城市重建问题, 是对战争期间城市规划讨论的汇总。娄道信《战后城镇重建之实施问题》一文提到“城镇分散, 乃进步的生产组织, 所应采取的方法”, “城市之化整为零”为“防空上之必然措置”。“城镇组织, 必须避免市中心之形成”, 具体方法是“分导人口于众小中心之城镇, 而与其间保持一定间隔, 以使互相联络, 仍收大都市之功效”, 同时“带形城市”也是“防空之良好计划”[18]。梁思成《市镇的体系秩序》一文探讨了城镇有机疏散的方法和组织, “所谓‘有机性疏散’, 是一个大都市分为多数的‘小市镇’或‘区’之谓。”“区”的规模和配置应以“居民的住宅与工作地点之间可以短时间——约20分钟步行达到为准”, “其大规模的工商业必须的建置, 如学校、医院、图书馆、零售店、菜场、饮食店、娱乐场、游戏场等, 在区内均应齐备, 使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市镇”, 最终构建出由“小市镇—区的集合体”组合而成的大都市[19], 比较完善的阐述了从小社区而至大都市的城市规划层次与具体配置。

1942年朱泰信发表《近代城市规划原理及其对于我国城市复兴之利用》一文, 认为“十九世纪为城市集中时代, 二十世纪为城市分散时代”。战后中国城市复兴主要有“建造新城市, 改造旧城市, 疏散大城市, 恢复抗战毁坏之城市”四种情形, 应控制城市规模并进行疏散布局, “以一二主要城市作为中心”, 多建设1000~10000人的小市镇, “而彼此间互相建立其适宜关系”, 建设“城市系统 (system of towns) ”[20], 在卫星城等理论的基础上更加推进, 是我国近代较早提出城镇体系规划的研究。

1945年内政部公布的《城镇重建规划须知》之“原则”部分规定, “应避免市中心之形成, 考量采用带形城市之制度以免一部遭受破坏时, 影响于全部组织;未破坏之旧城, 应增加充分之广场及公共场所, 疏散过度密集之建筑地区, 以期达成上项目标”。这表明经过战时的反复讨论, 城镇疏散理论获得了政府的认可。

4 其他城市规划理论的讨论

除了关注现都市的总体空间布局与城镇疏散, 以避免过度集中导致的拥挤和防空困境, 建筑师与学者们对城市美观也十分关心。法国的几何式城市规划, 德国的城市美化理论、美国的城市公园运动等城市规划思想在各种出版物中多有提及, 将其归结为城市艺术与美观方面, 并尝试将其精髓与田园都市理论等结合起来, 在城市规划实践中以放射性林荫路、公园、绿地等形态加以体现, 促成了近代中国城市在环境美化方面的进步。

5 结论

分区制便于进行城镇功能分区, 被作为现代城市规划的首要方法, 在民国城市规划中广泛应用。田园城市理论便于控制城市发展的规模, 实行城乡协调和平衡发展, 也利于在实践中进行城市环境改良, 是民国时期居主导地位的规划思想。在民国出版物的阐述中, 多将田园都市理论与分区制方法结合运用, 以城市功能分区为框架, 按照田园都市理论进行空间布局, 各区之间规划现代化的城市道路, 并在城区内穿插林荫道、公园和体育场等配置, 以达成“城市山林”式的中国都市面貌。

抗战全面爆发后, 城市的疏散组织备受瞩目, 有机疏散理论成为保护国家工商实业、减轻空袭损失的解决方案。以此为契机, 业界推进了对田园都市和卫星城、城镇体系等理论的进一步探讨, 形成了以城市疏散为主导的规划思路。这对战时城市布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并被官方作为战后城市重建的指导思想。

论毛晋的编辑出版活动与思想 篇11

毛晋(1599-1699)，江苏常熟人，原名风苞，字子九，后改名晋，字子晋，号潜在，又号隐湖。毛晋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编辑出版家、藏书家兼私人刻书家，其一生收藏的书籍多达84000余册，内容丰富涉及诸多领域。清人叶德辉著《书林清话》中说：“明季藏书家，以常熟之毛晋汲古阁为最著。当时遍刻《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唐宋元人别集，以至道藏、词曲，无不搜刻传之。”

一毛晋的编辑出版活动

毛晋自幼喜读诗书，“通明好古，强记博览”其刊刻之书范围甚广，经史子集无所不包。不少古籍依赖毛刻本才得以流传。在《常昭合志稿》提到毛晋所著有“和古今人诗、野外诗、题跋、虞乡杂记、隐湖小志、海虞古今文苑、词苑英华”共数百卷。而毛晋一生所编辑之书也不少，有《山居小玩》13卷、《三唐人文集》34卷、《宋名家词》90卷、《六十种曲》120卷、《津逮秘书》总15集等，并为每篇做题跋，自刻《隐湖题跋》152篇，后潘景郑补志249篇，易名《汲古阁书跋》。总体来说毛晋的编辑出版活动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一)作题跋

题跋是我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散文文体。古代文人在阅读书籍或欣赏字画时，如有心得体会，或要进行说明议论，可以题写于书籍卷帙之后，此类文章即是题跋。毛晋每编一书，都有一篇记载编辑经过的题跋附在书后。王象晋在《毛子晋诸刻题跋引》说“子晋既刻其所藏书若干种，各为之题词行世矣，友人爱其书尤爱其题词，劝子晋盍单行之，于是又有题词之刻。”他的题跋内容丰富，这些题跋“或剔前人之隐；或揭后人之鉴，或单词片句，扼要而标奇；或明目张胆，核讹而黜谬。平章千古，荟萃百家，用意良已勤矣”。毛晋的每一篇题跋都是一篇版本校勘的论文，凝结了毛晋编辑、整理图书的心血。

题跋有的介绍文章内容、有的介绍与编者生平有关的事例、记述版本情况、讲述得书经过、针对所刻书的内容发表议论等等。在《汲古阁书跋·米元章志林》中，毛晋就写到了编书的原因，“偶编东坡外纪，友人索余合元章梓行，因检向来拾得者录成一册”。而在《汲古阁书跋·湘山野录》写道：“《湘山野录》三卷，《续录》一卷，饯塘僧文莹所著也。多纪录北宋事迹。凡名公巨卿、高僧韵士，风雅酬醉，著笔更详。”《汲古阁书跋-跋东野集》称：“据旧跋，《东野诗》向有汴吴镂本，五卷一百二十余篇，周安惠本，十卷三百三十余篇，悉泯没无存矣。近来杂刻并谬多遗，不及四百。既从吴兴得一宋本，厘别乐府、感兴十四类，共五百一十有奇，系以为赞书上卷，尾有常山宋敏求跋，真善本也。”

(二)编丛书和总集

清代学者朱彝尊在《曝书亭集·严孺人墓志铭》里称毛晋“力搜秘册，经史而外，百家九流，下至传奇小说，广为镂版，由是毛氏镜本走天下”。现存许多古籍版本都是经毛晋编刻之后才得以流传，许多古籍的毛刻本是传世唯一的全本、足本。经子晋编梓后，各科书籍均有系统且整体化以行世，大大减少单行较易失传之弊，故子晋除藉之以存全旧籍外，于系统化之整理古籍，亦有提供之功。毛晋广罗异本，穷辑文献，去伪存真，启迪隐伏，将很多单书汇成一篇，刊布印行，有《十三经注疏》13种330卷、《十七史》17种1574卷、《五唐人集》5种26卷、《唐六名家集》6种42卷、《二家宫词》2种2卷、《三家宫词》3种3卷、《宋名家词》61种90卷、《词苑英华》9种45卷、《六十种曲》60种115卷、《津逮秘书》144种752卷等。可以看出毛晋所编之书，种类颇多，内容丰富，对中国的古籍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笔者将毛晋编、辑的丛书和总集大致分为三类：①经史类。毛晋自叙《重镌十三经十七史缘起》云：“遂誓愿自今伊始，每岁订正经史各一部，寿之梨枣。”《十七史》历年来都是由政府官刻的，而毛晋一人组织力量将它完成。②词曲类。此类丛书中最具代表性的莫属《六十种曲》和《宋家名词》。《六十种曲》编于崇祯年间，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晋编刻的《六十种曲》中，有《精钟记》《八义记》《三元记》《春芜记》《坏香记》《彩毫记》《运瓮记》《莺媲记》《四喜记》《投梭记》《赠书记》《双烈记》《龙膏记》《双珠记》《四贤记》、《牡丹亭记》16种戏曲作品，在以前是没有刻本的。《宋家名词》，是毛晋汇编的一部宋代61家词人的著作，分为6集。《四库全书总目》称道日：“明常熟吴讷，曾汇宋元百家词，而卷帙颇重，抄传绝少。唯晋此刻，搜罗颇广，倚声家成资采掇。”对毛晋辑录图书的功夫给予了肯定。③综合类。《津逮秘书》是一部综合性丛书，因郦道元《水经注》中“积石之石室外有积卷焉，世士罕津逮者”一句而得名。该书收经、史、释、道、医、画、笔记、诗话、小学、术数、题跋、闻见等书144种，分为15集，共752卷。它是毛晋得到好友胡震亨校刻的《秘册汇函》的残编之后，花了大量的精力整理而编辑成书的。不仅如此，它所收之书多为罕见之书，毛晋在《津逮秘书》序中说“味不贵多而贵奇，书不贵广而贵秘”，并把《津逮秘书》中所收之书看成“玉姚紫弦”，而非“寻常菽粟”，这也是他所以将其取名为“秘书”的缘由。毛晋所辑《津逮秘书》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丛书，此书收录了许多罕见而又有实用价值的笔记杂录。尤以宋人之笔记为多，他一反明代编辑丛书删节割裂之陋习，所收之书多为首尾完备的足本，注重选择善本，进行校勘，为整理和传播古代文化典籍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毛晋的编辑思想

毛晋编辑出版的书籍多且流传广，有些书甚至是当时的畅销书。“天下购善本书者，必望走隐湖毛氏”。可见毛氏的编辑出版活动影响了一批人，并对古籍的出版与传播作出了卓越贡献。毛晋一生刊刻了600多种图书，他集编、校、刻于一身，是我国少有的著名编辑家。毛晋作为中国古代职业编辑，具有丰富的编辑出版实践，他独特的编辑思想对我国古代乃至现今的编辑都有着启迪作用。

(一)求真、求实的编辑思想

毛晋编校书籍多注重用善本，并且广搜众本，在搜集到众多版本以后，他总是先查清该书的版本源流，弄清楚各版本之间的关系，然后通过仔细比较，判定是非，分清主次，最后决定选何种作为底本，其他的则作为参校。王象晋在《隐湖题跋·序》中称毛晋“于书无所不窥，闻一奇书，旁搜冥

探，不限远近，期必得之为，快然不以秘帐中而以悬国仍，必乎自钵校，亲为题评，无憾于心，而始行于世”。他广搜善本，不惜重金购买，曾在家门口张榜：“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页酬钱，每页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页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毛晋好友陈瑚诗中描述：“隔岸便通汲古阁，夜来闻到卖书船。”所以当地流传着一句谚语“三百六十行，不如鬻书于毛氏”。

毛晋在编校书籍时本着“守东坡妄改古人文字之戒”，不盲从于旧本，善本，并对其错误一一指出。他提倡“读书贵具只眼”，并曾在《隐湖题跋·跋西溪丛语》中引用孟子所说的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段玉裁在手校《集韵》书跋中云：“凡汲古阁所抄书，散在人间者，无不精善，此书则精乎精者也。”毛晋所刊刻之书大都以宋本为底本并追求完本。毛氏编刻图书多依宋本，是因为他认识到宋刊本对保持古书的原貌及可帮助校勘今本讹误的真正价值，汲古阁刻书多依精善宋本为底本，力避讹误。

(二)严肃不苟的编辑作风

毛晋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日坐阁下，手翻诸部，雠其讹谬，次第行世”。几十年“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昼不知出户，夜不知掩扉”地忘我辛劳，乃至“头颅如雪，目晴如雾，尚喋喋不休”。毛晋所编书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搜罗众多版本择其善本之后才开始刻书。在《尔雅郑注书后》中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余家向藏抄本，未甚精确。客秋从锡山购得残篇数簏，独斯帙完好，实南宋善版。狂喜竟日，亟授梓人。”

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他不会轻易改动原来的书籍，并且存其旧，以待后知博雅君子。《汲授梓古阁书跋·子贡诗传》中说：“得郭中丞公新刻，云是秘阁石本。前列篆书，未知亦出宋皇祐间张绍文、杨南仲辈手笔否?余丞依其译文以传，其真赝未敢臆决，姑矣博雅君子。”毛晋在校唐朝司马贞撰《史记索隐》时发现，“汴本释文演注与桐川郡诸刻微有不同，如‘郑德’作‘郑玄’，‘刘氏’作‘刘兆’，姓名易晓其讹，《高祖本记》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笞之’，诸本皆然，《汉书》作‘欲苦之’，兹本独作‘欲告之’。此类颇多，不敢妄改”。

(三)注重团队合作的编辑精神

一套书籍的出版发行不单需要作者提供精美的稿源，它还需要后期的编辑和出版发行商将它整理发行出去以供读者阅读，因而编辑和出版发行商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毛晋所创办的汲古阁按今天的标准来说就是一个编辑出版机构，这样一个大型的机构光靠毛晋一人之力是根本无法完成这些巨作的，为此他雇人帮他刻书，请朋友帮他编校书。钱基博在《版本通义》里说“毛晋汲古阁刻书，则江阴周砚农荣起刊正。砚农精六书之学，王士祯《居易录》、缪荃孙《云自在皂笔记》皆著称之”。据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序中，可见参与《神农本草经疏》校勘者有李枝、康元宏、顾澄先、戈汕等人。江阴周荣起(字砚荣)，也是汲古阁重要的校勘者之一。

毛晋所编校之书并非都是精品，他编著的书在《四库全书总目》里被收入8种，该书中除毛晋著《毛诗陆疏广要》、毛晋辑《津逮秘书》得到褒语外，其他6部多有微词。但是，我们不得不考虑到当时毛晋所处的时代，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以他一人之力能编、辑如此庞大的书籍实在难能可贵，毛晋为后世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财富，在中国古代编辑出版史上应该有他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