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体制

出版体制（共7篇）

出版体制 篇1

1 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我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将计划经济时代的新闻出版机构改变为融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去, 让新闻出版机构成为独立的文化产业机构。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 此次改革具有深远的意义:首先, 它推动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繁荣, 为文化产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提供了基础;其次, 它促使新闻传媒机构引导社会舆论, 反映社会状况, 传播先进文化,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优质的信息服务内容;最后, 它促使传媒公司更好地监督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微观公司的经营和发展。

2 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

2.1 探索期 (1978—1991)

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探索期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 一直到1991年。探索期的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经验来源于经济体制改革, 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新闻出版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得以确定;新闻出版单位的整体布局得到了相关完善;新闻出版系统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这些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事件中:1983年6月, 《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出台, 提出了出版战线的方针, 指出地方出版社在立足全省的同时, 要面向全国, 出版社要与时俱进, 建立责任制和新章法;1984年起, 新闻出版行业提出要从生产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转变, 扩大出版单位的自主权;于1988年5月出台的《关于当前出版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了新闻出版社实习设置负责制。

2.2 适应期 (1992—2002)

在适应期这一时期, 新闻出版单位着手尝试了事业体制、企业化管理体制两种体制形式, 分别从人事、劳动和分配三个方面进行改革。2000年, 我国组建了一系列的事业性质的新闻出版集团, 大大提高了新闻出版单位的集中程度。此外, 这一时期还提出了“一主三多一少” (以新华书店为主体, 组成多种经济成分, 多条流通渠道, 多种购销形式, 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络) 和“三放一联”的改革思路。“三放一联”是指对国有书店采取放权让其承包的形式, 对国有市场采取放手让其自主批发的形式, 对购销机制不再进行强制措施, 让各种出版单位能展开横向联合的改革思路。2001年, 《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 这是新闻出版体制改革适应期的关键性标志。

2.3 试点期 (2003—2008)

这一时期以2003年启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为标志, 是大胆探索并付诸实践的阶段各家新闻出版单位开展了新闻出版体制改革, 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03年, 中央确定的新闻出版21家单位进行积极实践和探索, 积累了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相关经验和知识。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非常重视文化体制改革, 并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作出了安排和规划, 由此, 我国的新闻出版单位在党的指导和支持下, 积极开展新闻出版体制改革, 开创了新局面, 并在2006年之后有效解决了改革中的难题,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2.4 深化期 (20 09年至今)

2009年3月, 《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 对新闻出版单位的体制改革的思想、原则、目标等都作了清晰定位, 并对新闻出版单位的体制改革提出了指导性建议。试点之后, 新闻出版单位继续推出新一轮的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实践, 继续破解更深层次的改革中的问题, 并不断创新机制, 解放和发展新闻出版生产力, 实现真正的改革和创新。这一时期改革的主要标准有:注销事业编制, 注重劳动合同的签订, 进行清产核资, 参加社会保险等。这一系列的标准体现了新闻出版体制的改革正向完善化、系统化、社会化方向发展, 真正体现了新闻出版单位的职工和职工的需求。

3 如何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

3.1 推动公益性新闻出版单位改革

公益性新闻出版单位是新闻出版单位的公共服务职能的体现, 其改革也是实现新闻出版单位公共服务职能的前提和基础, 不容忽视。公益性新闻出版单位承担着传播社会先进文化, 反映着社会公民的基本权益, 是切实保障社会主义人民安居乐业的有效途径。因此, 新闻出版单位要深入推动公益性新闻出版单位的机制改革, 合理调整公益性新闻出版单位的内部管理体制、人事结构编制, 分配结构制度等的改革, 不断促进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完善, 提高新闻出版单位的服务功能。

3.2 推动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的转制

推动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的转制, 是抢占市场主体的重要举措。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反映了市场和公众的特点和需求, 是发展迅速的市场主体。新闻出版单位除了明确公益性出版单位外, 还要促进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的产业和权利制度的改革, 不断完善人事管理机制, 为建立现代化的新闻出版单位制度做好准备, 为实现出版单位的积极转制, 在社会主义市场中占有主体地位做好铺垫。

3.3 打造文化产业品牌, 培养出版单位骨干分子

人才是出版单位的智力来源, 品牌是文化产业发展壮大的敲门砖, 它们都是出版单位改革的重要环节。推动联合重组, 加强培育出版传媒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 打造文化产业品牌精英, 是整合人力资源, 互惠互利的一种有效方法。鼓励创办传媒集团公司, 加大宣传力度, 有效地实现了品牌整合, 优势互补;培育具有国际知名的大型出版传媒企业, 打造传媒产业品牌文化, 培育思想素质高, 业务能力强, 综合实力雄厚的专业传媒企业队伍, 从而提高新闻出版单位的社会职能。

此外, 新闻出版单位还要大大推进新闻出版产业升级, 合理进行出版单位结构调整, 扩大对外交流, 推进现代化出版物市场体系建设, 加强行政体制改革强度, 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全面深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和创新。

总之, 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 就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 不断解放和发展新闻出版单位的生产力, 建立起新闻出版单位在社会主义市场中的主体地位;要坚持公益性新闻出版事业和经营性新闻出版产业两手都要抓, 两边都要顾的原则, 推动新闻出版行业的全面发展;要加强新闻出版单位的人才培养, 培养出高素质的骨干分子, 以顺利完成新闻出版单位的积极转制;要实现新闻出版服务体系的服务职能, 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等。

参考文献

[1]柳斌杰.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只是刚刚开始[J].青年记者, 2009 (25) .

[2]改革决胜之年务求决胜[J].市政技术, 2010 (2) .

[3]石国雄.决胜年的中国报业:早改早主动[J].中国报业, 2010 (3) .

[4]柳斌杰.明确任务突出重点加大力度加快推进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J].中国出版, 2009 (Z2) .

[5]柳斌杰.用思想新解放推动改革新突破[J].出版参考, 2009 (25) .

出版体制 篇2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妥善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决策部署，根据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现就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推动新闻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提出如下意见。

一、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积极探索和成功经验

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闻出版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为做好新闻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战略部署。新闻出版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和部署，积极实践，大胆探索，开创了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新局面。

2．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启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新闻出版系统21家试点单位全面完成了改革试点任务，为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经验。2006年以来，新闻出版系统切实贯彻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明确了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总体思路，创造性地解决了改革的一系列难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目前，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正处于全面推开的关键时期，进入破解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关键阶段，改革的任务仍然艰巨繁重。

3．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是改革的前提，哪里的思想解放，那里就有改革的新思路、发展的新成效；体制创新是改革的重点，必须围绕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健全政策法规、转变政府职能等关键环节，革除体制性障碍，解决主要矛盾，破解难点问题；发展是第一要务，必须围绕发展制定改革的政策措施，以发展的成果检验改革的成效；政策是保障，必须充分考虑新闻出版行业的特殊性、复杂性，制定和落实相关配套政策，加强统筹协调，加强政策扶持，加强资金投入，加强督促检查，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

二、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4．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加快新闻出版事业和产业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的迫切需要。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关乎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水平，关乎国家文化发展繁荣，关乎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关乎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5．当前，面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人民群众对更加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新闻出版系统在思想观念、创新意识、体制机制、行政管理能力以及队伍素质等方面还存在着突出问题。特别是出版单位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版资源行政化配置造成的出版资源过于分散，结构趋同和地区封锁，出版产业集中度低、规模小、实力弱、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十分突出。上述问题导致新闻出版业发展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与日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与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新要求不相适应，与现代科学技术和传播手段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的新形势不相适应。这就迫切要求我们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努力构建新闻出版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新闻出版生产力。

6．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闻出版业面临着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新闻出版业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传播技术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给新闻出版业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加快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

三、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和目标任务

7．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要求，围绕解放和发展新闻出版生产力，重塑市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全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调动广大新闻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力推动新闻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8．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原则要求是：全面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新闻出版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新闻出版产业，促进新闻出版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把握新闻出版工作的正确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必须坚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在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等方面实现新突破；必须坚持突出重点、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稳步推开；必须坚持党对新闻出版工作的领导，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确保改革的顺利推进。

9．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是：全面完成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转制任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企业内形成有效率、有活力、有竞争力的微观运行机制；推动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战略重组，开拓融资渠道，培育一批大型骨干出版传媒企业，打造新型市场主体和战略投资者；通过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公益性单位为主体的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使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加快新闻出版传播渠道建设，推进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规范出版产品物流基地建设，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健康繁荣的现代出版物市场体系；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形成调控有力、监管到位、依法行政、服务人民的宏观管理体制。

四、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10．推进公益性新闻出版单位体制改革，构建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继续深化公益性新闻出版单位内部管理机制、人事制度、劳动制度、分配制度改革，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增强活力，提高新闻出版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研究制定公益性报刊基本标准，适时公布公益性报刊名单。推进民族语言文字出版单位的改革工作，实施民汉语言文字出版分开，确保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11．推动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转制，重塑市场主体。除明确为公益性的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外，所有地方和高等院校经营性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2009年底前完成转制，所有中央各部门各单位经营性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2010年底前完成转制。制定经营性报刊转制方案，推动经营性报刊出版单位逐步实行转制。按照中央有关要求，党政机关所属新闻出版单位转制为企业后原则上逐步与原主办主管的党政机关脱钩。已经完成转制的新闻出版单位要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加快产权制度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尽快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12．推进联合重组，加快培育出版传媒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鼓励和支持拥有多家新闻出版单位的地方、中央部门和单位整合出版资源，组建出版传媒集团公司。鼓励和支持业务相近、资源相通的新闻出版单位，按照优势互补、自愿结合的原则，跨地区、跨部门组建出版传媒集团公司。鼓励和支持中央部门和单位的新闻出版单位在财经、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牵头组建专业性出版传媒集团公司。鼓励和支持中央和地方国有出版企业对中央各部门各单位所属出版单位进行联合重组。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参与出版传媒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同时大力培育一批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专、精、特、新”的现代出版传媒企业。积极支持条件成熟的出版传媒企业，特别是跨地区的出版传媒企业上市融资。在三到五年内，培育出六七家资产超过百亿、销售超过百亿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型出版传媒企业，培育一批导向正确、主业突出、实力雄厚、影响力大、核心竞争力强的专业出版传媒企业。继续深化发行体制改革，推动发行渠道资源整合，使国有出版物发行企业真正成为出版物发行主渠道。巩固印刷复制业改革成果，大力提升科技含量，促进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等特色印刷产业带建设，振兴东部印刷产业，扶持中西部印刷产业的开发与崛起。

13．大力推进新闻出版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高度重视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制定和完善出版发行标准，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数字出版、网络出版、手机出版等新业态，努力占领新闻出版业发展的制高点。加快实现由传统媒体为主向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转变，打造主流媒体在新闻出版多元传播格局中的强势地位。积极鼓励和支持新闻出版单位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生产方式和基础设施，有计划有步骤地构建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新闻出版传播渠道。

14．引导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健康发展，发展新兴出版生产力。按照《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国发〔2005〕10号），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政策许可的领域。按照积极引导，择优整合，加强管理，规范运作的原则，将非公有出版工作室作为新闻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行业规划和管理，引导和规范非公有出版工作室的经营行为。积极探索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参与出版的通道问题，开展国有民营联合运作的试点工作，逐步做到在特定的出版资源配置平台上，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在图书策划、组稿、编辑等方面提供服务。鼓励国有出版企业在确保导向正确和国有资本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与非公有出版工作室进行资本、项目等多种方式的合作，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搭建发展平台。

15．加快推进现代出版物市场体系建设。打破按部门、按行政区划和行政级次分配新闻出版资源和产品的传统体制，打破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城乡分离的市场格局，加强资本、产权、信息、技术、人才等新闻出版生产要素市场建设，实现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在充分利用系统内国有资本的同时，开辟安全有效的新闻出版业融资渠道，有效地吸纳系统外社会资本和境外资本，实现以资本扩张带动业务扩张、规模扩张和效益扩张。加快建立信用监管制度和失信惩戒制度，运用行政的、经济的等多种手段，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以产权为基础、以法律为保障的诚信体系。

16．扩大对外交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努力推动新闻出版产品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外主流市场、国际汉文化圈和港澳台地区。抓好“走出去”重大工程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着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出版传媒企业，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出版版权交易平台。加强出版物内容和形式的创新，采取多种措施鼓励版权输出和实物出口。鼓励以政府资助方式进行优秀作品和著作的相互翻译出版。鼓励有条件的出版传媒企业采取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到境外兴办报纸、期刊、出版社、印刷厂等实体，拓展国外和港澳台地区市场，进一步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

17．加大行政体制改革力度，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新闻出版管理体制和富有活力的新闻出版产品生产经营机制。按照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的要求，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使政府真正履行好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减少审批事项，下放审批权限，简化审批程序，提高行政效能。推行政府信息公开，规范程序，减少环节，增强透明度，提高公信力。按照中央部署，继续推进文化综合执法改革，确保“扫黄打非”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落到实处。发展和完善新闻出版和版权经纪、代理、评估、鉴定、会展等中介机构，提高新闻出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程度。加强行业组织建设，使其依照有关法规和章程履行市场协调、监督、服务和维权等职责。

五、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政策保障

18．落实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相关配套政策。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8〕114号）规定的优惠政策，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支持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相关配套政策。充分利用国家重点出版工程建设、设立专项出版资金等契机，采取政府采购、招投标、定向资助等手段，支持公益性出版单位出版优质公共文化产品，提高新闻出版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19．制定和实施出版资源向出版传媒企业倾斜的政策。对大型跨地区骨干出版传媒企业，在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数字出版等出版资源配置上予以倾斜，鼓励其做大做强。支持大型出版传媒企业在异地建立有出版权的分支机构，鼓励其实现跨地区经营。对真正转制到位的出版单位放开出版范围、书号、版号等，支持其发展。

20．保护合法的跨地区经营活动。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国务院令第303号）等法律法规，积极支持出版传媒企业跨地区合法开展经营活动，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环境，提供优质服务。对于出版传媒企业合法的跨地区经营活动，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地区封锁，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其进入本地市场经营。

21．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数量多、分布广，资产情况复杂，在转制和改制过程中要注意学习和借鉴经济领域国有企业的成功经验，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化改革盘活存量，扩大增量，提升国有资产的质量。允许条件成熟的出版传媒企业经过批准，探索实行股权激励机制的试点。

22．坚持把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结合起来。紧紧围绕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中容易滋生腐败问题的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把反腐倡廉建设寓于改革的重大措施中，贯穿于改革的全过程。坚持一手抓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一手抓反腐倡廉建设，特别是要严格执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思想环境和氛围，确保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健康有序进行。

六、加强对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

23．健全和完善新闻出版体制改革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要充分认识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作为重要工作职责，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按照中央要求，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大力支持、党委宣传部门协调指导、行政主管部门具体实施、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新闻出版体制改革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要成立新闻出版体制改革领导机构和工作班子，负责指导、协调、实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工作，确保改革的各项任务、措施和政策落到实处。

24．充分调动广大新闻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政治性、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又要细致稳妥、有序推进。要把深化改革与加快发展、维护稳定统一起来，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切实维护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动员和激励广大新闻出版工作者积极支持改革，主动参与改革。

华文出版文化整合与体制构建 篇3

华文出版，主要指的是承载中华文化，并以中华民族的任一民族语言文字作为出版语言的出版。如今我们所说华文出版，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文化风格——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精髓。《传家》一书出版之后好评不断。一是内容丰富，堪称中华文化和东方生活智慧的集大成者，特别是涉及中国人伦亲情、衣食住行方面，既循循善诱又琳琅满目，既有趣味性又有可操作性，足以成为世代相袭的传家心得。二是设计精美，制作考究，为读者提供愉悦的视觉享受，确实称得上是一本“美的百科全书”。下面以《传家》一书为研究对象，从文化整合、机制建设对华文出版进行探讨，以期构建一个能够完全适应文化和市场需要的出版形式。

一、文化资源的整合

1. 做好华语文化的继承

正如《传家》一书的作者所说，“每一个中国人珍贵的文化血液，都被自古流传下来的艺术所熏陶，我整理出属于我们的服装、饰品、戏剧与生活中的线条，礼物的设计搭配、心意的传达等，这些都不难看到属于我们共同的语汇”。华语文化是华文出版物的精髓所在，是历史创造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然而传媒的忘性是很大的，口耳相传毕竟会有失偏颇和遗漏。所以华文出版在背负巨大文化光环的同时，首先必须挑起历史与文化传承的脊梁，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代，抑或揣测一百年后的人们，每一个接受华语文化熏陶长大的人，都希望能够知道更久以前的人们和现在的自己究竟达到了一个怎样的文化及社会巅峰状态。

2. 注重识别华语文化的衍生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值得每个人花一些精力去了解和探索。单从使用汉语的人口分布来看，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也有许多华人移民带去中国的语言文字、生活方式、祈福祭祀等文化传统和习惯内容，并在当地一代代不断传承。所以，从横向来看，这些也都属于中华文化的衍生部分。

阅读作为知识文化最普遍也最行之有效的传播方式之一，对于不断创造出新的中华文化，底蕴依然是先人的智慧与结晶。中国编辑学会名誉会长刘杲先生说：“文化是出版的灵魂，文化建设才是出版活动的根本目的，而经济运作则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全球珍藏的万千典籍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人类在不断改进出版技术的历史和过程中也说明，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将一个时代所能拥有的文化精髓记录并保留下来又传递给后人的同时，都是在保证文化的内在衍生和良性发展。

3. 华文出版需要文化的共通共融

现在我们所用的成语、谚语、格言、诗词以及历代名人对我们的影响教化一脉相承，是华文独有的文化精华；中国人的宗教、教育方式、生活礼节也都共融共通。因此如何抓住这些点滴，汇聚起来成为可供所有华人产生共鸣的出版物就显得尤为重要。《传家》在台湾地区和大陆分开发行，大陆发行简体字版本，除调整两地不同的表述习惯、订正一些错误外，全书未做其他删改，并且作者任祥老师还进行了诸多增订，以便适应大陆读者的阅读习惯。2012年出版的《华文通用词典》标志着华文出版的文化交流已经跨越一大步。至今，内地及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仍有许多译名存在一词三译名、同义不同词、同词不同义的现象，还有简体字与繁体字的使用问题，这也是和出版业发展息息相关的问题。从更深的层次上看，我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本《传家》，要更多的文化交流，将华文出版的文化内涵充分融合，培养出属于华文出版这个世界的一种默契。

二、体制整合

1. 文化消费品的差距问题

《传家》首先在台湾出版，之后由新星出版社出版大陆发行的版本。《传家》简体中文版引进伊始，作者任祥老师就提出希望大陆版的定价可以尽量低廉，让更多读者买得起。在作者放弃版税、新星出版社和读库团队进行全力执行后，最终《传家》简体中文版的定价为每套人民币480元，这个定价其实不足台版售价的十分之一。而在内容上，简体版也比台版少了一些附件，包括一个便于摆放图书的木质阅读架、两套成语谚语卡、三套生活实用转盘和一张DVD光盘（内有任祥老师母亲、台湾京剧名伶顾正秋女士生平的纪录片）。造成这样结果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就是两岸对于文化消费品的理解存在差距。欧美及台湾地区的文化消费每人每年可达80美金甚至更多，然而在大陆地区却难以达到这样的程度，大多数大陆民众对于购书和阅读没有一个积极消费意识。再者从图书引进与输出的过程来看，出版社及读者对于引进图书的内容没有一个确切且稳定的估量，这与观念和对于文化的理解程度是分不开的。从《传家》这一本书的引进出版与沟通过程来看，海峡两岸出版就已经需要耗费如此繁复的工程，那么从华文出版的大范围程度分析，我们需要做出调整的内容和出版方式还有更多。

2. 华文出版需要建立一个融洽且有力的体制

第一，需要建立跨区域的出版传媒实体。2012年1月，时代出版传媒跨区域组建华文书局，是时代出版传媒公司和吉林出版集团战略合作的重大成果。时代华文书局突破跨地区发展传统的单一资本模式，充分抓住文化产业的创意和人才内核，在经营上既集合了时代出版传媒公司和吉林出版集团的精英管理人才，也吸纳了知名文化企业的先锋团队，形成了以资本为纽带、以人才为核心、以资源为依托、以两个效益为目标的新模式。业内人士认为，华文书局既具有国有文化企业在导向、方向和服务大局上的成熟掌控机制，又可以充分借鉴吸收民营文化企业的市场探索和运营机制。

这是大陆出版的一个突破，放眼世界华文出版范畴，海峡两岸的图书出版交流其实在华文出版范围内已经是最具规模也最具影响力的。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从中国到世界，华文出版不仅仅是出版物的行销，也是文化的传播。如何将华文作品在国际上行销成功，使更多的人通过传播媒体增加对华文出版的关注。运用各种手段，比如增加曝光次数、名人推荐、作家互通等方式使华文阅读逐渐成为大众阅读风潮和流行指向，建立一个稳定成熟的出版传媒实体将这一切落实下去是势在必行的。

nlc202309030315

第二，需要加强华语文化圈的交流对话机制。2012年6月17日，由原新闻出版总署、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办，福建省新闻出版局、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承办的海峡论坛·海峡新闻出版业发展论坛已经是第四届了。海峡新闻出版业发展论坛从2009年首届海峡论坛举办以来，海峡两岸的新闻出版界就积极参加。本届论坛突出海峡新闻出版业发展论坛民间交流这一特色，台湾地区新闻出版业界参加本届发展论坛的协会、公会数达15个，超过前三届。福建省新闻出版界5个行业协会依据各自协会职能，与台湾地区各协会、公会进行对口交流。

但是就目前的局面来看，海峡两岸的华文出版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可待利用。比如在版权方面可以改进的地方就有很多，同一本书分开授权对华文出版的发展不利，《传家》也分为台湾版和大陆版两个版本分开发行，但毕竟不是每个读者都有放弃版税的能力和勇气。在这方面，仍然需要我们达成共识，这样也可以避免恶性竞争的出现。台湾方面也曾建议大陆能够提供繁体字的出版园区，提供书号给台湾书商，用来出版繁体图书，大陆出版业也应该多引进繁体图书，建立良好的繁体字阅读区域。

我们也可以顺势猜想，如果《传家》一书要进行海外的版权输出，达到在中国一样被接受程度，必然需要良好的翻译版本。华文被视为是世界三大高难度语言之一，关键就在词语的文化含量和语境渗透。当前也没有专门的机构和工具能够将华文出版物的翻译做到至臻至善，若能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华语文化对话圈子，将华文出版物的内涵精当地传播开来，形成固定的沟通模式和良好的交流口碑，对于世界性的交流意义重大。

第三，需要整合华文出版圈共用的电子书模式。电子书作为一种全新的阅读方式，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大众的阅读习惯，电子书的传递功能也优于传统出版物。

2011年2月10日，城邦媒体集团与日本最大出版集团讲谈社签署合作意向书，半年后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开发华文数字出版市场。讲谈社也表示其实正是看中华文出版市场潜力，而数字阅读更是最具前瞻性的产业，因此决定与台湾出版龙头合资成立公司。此次合作主要针对华文数字出版合作项目进行，发展原创数字出版作品，同时不限于版权交换等问题。云端市场只有一个，台湾城邦与讲谈社合作初期就是希望能取得日本漫画、小说的数字版权，以充实城邦在数字平台上的内容。

2012年4月17日，新华文轩建立了首家数字出版实体店，成为行业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读者可以在这一书店内打造专属性图书，亦即享受个性阅读。这一举动的背后，新华文轩本身的内容资源库可谓功不可没。这个内容资源库，除了信息内容丰富，还同时整合了基本的国际通用格式，同时培养了一支能够灵活转换各种衍生个事的资源整理队伍，以确保存储和应用的高效。从整体上说，华文出版媒体可谓遍布世界各地，对于如何整合庞大规模的出版范畴也是一个难题。如果说电子书是解决这个难题的从优选择，那么需要整合出一个适用华文出版的电子模式，它既能够体现华文出版的概念，也顺应整个出版业的发展方向。

三、对华文出版的思考

华文出版的未来必须首先依靠内容和质量的不断提升来获取更多的发展空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软实力，它在更大范围内被认可，就是精神层面的意义被广泛接纳，这是单纯的物质输出所不能达到的。其次需要更多人的努力，将手中的良好资源充分利用，做出顺应时代和实际发展方向的举措。如果我们的文化要更具影响力，需要的就不仅仅是传承，更是一种散播的过程。

文化软实力的输出需要依赖出版物的输出，这其中大致包括出版理念、出版思想、出版文化及其幕后的经营之道。华文出版首先得益于其背后的文化实力，这不是一个类似一夜暴富的“神话”，而是需要长时间积累的产物，因此，华文出版面向全世界的输出，并不是一个产品那么简单，而是要具有出版意义和出版文化的内容介质，以保证文化输出的准确与深远。

与西方国家的出版业相比，我国的出版抑或世界的华文出版业尚存在较大差距。例如美国《时代周刊》《读者文摘》《国家地理》是世界上发行前三位的杂志，世界三大学术出版集团爱思唯尔、施普林格、威立·布莱克威尔也是欧美的出版商。因此，华文出版在出版物普及和出版物文化影响力方面与欧美还有较大差距。尽管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举世公认，但是当代华文出版还远远未能把这种传统文明转型为针对全球的出版文化影响力，我们只有在不断地学习、交流中谋求发展，充分发挥好优势，才能增强华文出版的国际实力，才能以国际性视野面向华文出版的未来。

出版体制 篇4

2006年11月25日, 中国大学版协在桂林召开了全国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研讨会。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会上强调, 深化大学出版社改革是推进大学出版社发展的必由之路。大学出版社 (以下简称大学社) 的改革是整个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 要按照“先试点、后推开”的方法, 积极稳妥地推进大学社的改革。目前, 业界的基本共识是, 大学社作为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 应该创新体制、转化机制、面向市场, 增强活力、壮大实力、提高竞争力, 努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大学社应通过转制, 实施公司制改造,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那么, 如何顺应时势, 恰当地给我国大学社定位, 正确认识大学社的经营管理水平及现状, 进而科学地认清大学社的发展方向。一句话, 我国大学社改革究竟向何处去?这是大学社从业人员都应该十分关心, 也是必须认真思考的现实问题。为此, 首先要弄清大学社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存在的问题。

二、大学出版社在体制和机制上存在的问题

1.大学社的体制问题。 大学社的事业单位性质是问题的根源。虽然大学社实行企业化运作, 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但其人员编制、工资待遇等与所在高校其他院系和行政部门一样, 学校按事业单位管理。同时考虑到大学社是一个经营性实体, 学校要求出版社在运作中实行独立核算, 并按一般企业模式进行管理, 把出版社归入校办产业之列。事业单位的定性直接导致大学社政企不分。就非大学社而言, 管办结合更多体现在对出版社的业务指导上, 而对于大学社则基本涵盖出版社运行的诸多环节, 包括出版社的人事、资产、办公场所、财务等。学校是出版社的直接管理者, 出版社是学校的直属单位, 学校对出版社的运营直接管理与指挥, 出版社的每一项重大决策, 必须先上报学校, 经批准后才能实施。具体而言, 大学社的体制问题可简要归结为以下方面。

其一, 大学社的事业单位性质导致它缺乏市场竞争力。 1966年后, 我国全部取消公私合营的出版社, 出版社全部变成国有单位。后来, 出版社 (包括大学社) 又成为事业单位, 即成为文化型办事机构, 没有经营机制。这直接导致, 改革开放后出版社无法及时应对市场的反应, 普遍缺乏参与市场竞争的意识和机制。事实上, 出版社生产图书的过程首先是一个企业生产产品的过程。其主要目的是, 将产品 (图书) 成功推向市场, 卖到读者手中, 向社会公众传播和弘扬文化, 形成社会效益;其间接目的是, 图书变成商品, 赚取一定利润, 产生经济效益, 维持并扩大出版社的再生产。从而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因此, 出版社必须时刻盯住图书产品市场, 及时处理市场信息, 并适时做出积极反应, 这是决定出版社生死存亡的关键。然而, 在事业单位体制下, 大学社对高校的惯性思维以及高校本身对出版社统得过严, 导致大学社市场意识无法有效显示。换言之, 高校对出版社的行政管理抑制了出版社本身对市场的快速反应, 从而导致出版社在应对市场反应面前处于被动局面。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其二, 大学社的事业单位性质导致对其行政干预过多, 不利于调动大学社体现企业属性的积极因素, 使大学社难以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从总体上来说, 高校对大学社的管理过分行政化, 对这个特殊的二级单位过问较多, 管得太僵, 更多的时候体现的是一种行政指挥的实施和领导权力的实现, 因而使得出版社对于自身的经营与管理没有太多的发言权, 瞻前顾后, 难以制定自己的长远发展战略。其结果是, 出版社养成依靠学校决策的惯性思维模式, 员工又大多属于事业单位编制, 在无下岗威胁的情况下, 形成吃大锅饭的习惯。这是至今大多数大学社的现实。

其三, 大学社定性失当直接将事关企业与员工的经济利益推向尴尬境地。“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体制曾经一度使大学社受益。但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 这种定性给大学社带来了麻烦。虽然大学社也一直宣称自己是事业单位, 然而, 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一直将其作为企业来看待, 税收、财政、计划部门如此, 甚至连统计部门也把大学社作为企业纳入统计。这种计算方式对大学社的经济核算而言无疑是不利的。同时, 大学社一直享受国家校办企业的有关优惠政策 (如税收方面) , 可是, 在大学社尚未完全进行体制改革的情况下, 国家又取消大学社作为校办企业应该享受的优惠, 使其失去国家文化产业相关政策的支持。这对艰苦支撑的大学社而言, 无疑如雪上加霜。就员工而言, 其工资、福利 (甚至包括奖金) , 都基本按高校事业单位的模式或标准核发放———这是由出版社作为学校的二级事业单位的定性所决定的———从而将员工推向了两难境地:劳动强度、劳动方式按企业管理模式考核;待遇却按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技术级别下发, 即劳动付出与所获报酬不对称。

其四, 出版资源配置平均化。传统体制下, 事业单位是按照行政机制配置的, 而资源的分配又按照行政机制来分配。由此导致, 作为事业单位的出版社, 其资源分配平均化, 即出版资源分散, 不能形成优胜劣汰机制, 优秀出版社成长不起来, 比较差的出版社也能生存。这样使得出版资源难于集中, 更不用说将来与国外出版集团竞争和抗衡。

2.大学社的机制问题。大学社在体制上存在的弊端是根本问题。由此导致大学社在运行机制上产生问题。下面着重分析它的用人机制、分配机制、劳动机制。

第一, 用人机制。在用人制度上, 大学社基本上缺乏自主权。如果要引进所需的专业人才, 必须按照事业单位的程序, 依照学校的进人计划, 逐级上报学校批准。由于高校的工作重点在教学科研, 从而将大量的用人指标倾向于教学科研类人才, 对于出版社的用人计划, 要么一减再减, 要么未予认真考虑, 甚至将有关人员硬塞进出版社。此其一。其二, 大学社的干部队伍建设。大学社是学校的二级单位, 其领导的任免完全取决于学校。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在庆祝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成立45周年大会上曾经对这个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高校在出版方面对人才的重视在某些时候不如对教学人才的重视, 有时候把一些教学一线或用不上的干部, 放到出版社来, 这就是前一段时间有几所高校出版社出现滑坡的重要原因。”所以, 他认为:“出版行业专业性强, 领导要有知识, 讲政治、懂经营、会管理, 人不行马上就撤下来。”这种思想无疑是十分正确的。然而, 在现今大学社的实际情况下, 要真正实现这种设想, 是比较困难的。

第二, 分配机制。在大学社成为事业单位的体制下, 分配机制也存在明显不足。作为企业化运作的大学社, 实行独立核算, 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理论上要求职工的工资和奖金应依靠企业自身良性发展从市场上赚取, 出版社除去必要的税收、上缴学校部分及扩大再生产资金后, 剩余部分可自主决定。可实际上, 在事关分配方面, 基本按照事业单位模式操作。工资、奖金的核发参照学校的标准进行, 如有不同, 须报学校批准执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按员工的绩效对称分配, 而且绩效大都是可以量化的;事业单位的分配机制则有所不同。高校分配主要以行政级别、技术职称高低进行, 分配的差别上也不会过大。因为在具体考核业绩时, 一些方面是无法量化的, 而且事业单位的性质也不可能使职工收入有较大差距。一位资深出版家曾经戏言:“一位创造50万元利润的助理编辑, 其收入没有或不能超过不创利的一位编审, 这是我国大学出版社最大的悲哀。”

第三, 劳动机制。大学社的劳动机制除受体制约束外, 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用人机制和分配机制的影响。首先, 大学社的员工大都是学校的事业编制, 享受国家的基本工资待遇, 没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大起大落, 也不会面临下岗失业的风险, 因而工作中普遍缺乏危机感。这样就导致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不高, 劳动态度不像其他企业的职工那样敢于创新。事业单位的考核办法, 使大学社劳动机制运行不畅。其次, 就用人机制而言, 大学社没有全部支配权, 进入出版社的员工有的是“关系人”。再者, 就分配机制而言, 吃大锅饭现象仍然存在, 大学社要建立良好的劳动机制比较困难。

三、大学出版社改革和创新的对策分析

上述弊端抑制了大学社出版生产力的发展, 进而影响出版生产关系, 桎梏了出版从业人员的市场竞争意识、创新精神和工作积极性, 因此, 必须加以改革, 构建新形势下大学社的出版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使出版生产关系适应出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1.要对大学社的现有体制进行根本变革。出版体制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政企分开、管办分离, 这是一种趋势。出版体制改革要求理顺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 积极探索实行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新闻出版单位依法运营的宏观管理体制, 同时深化出版社内部改革, 实行宣传业务和经营业务两分开。对于经营性的大学社,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改革体制, 转换机制,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辽宁出版集团公司的经验是:从创新体制入手, 确立了实行母子公司体制, 根据资产关系、企业规模、经营效益和业务范围等情况, 把成员单位改组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公司和参股公司等, 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营, 在治理结构、产权转换、员工身份转换等实质性问题上大胆突破。再如,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将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出版企业作为目标, 把提高文化企业的内容创新能力作为首要追求, 将“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作为企业的使命。对此, 该公司采取的主要措施有:通过整体转制, 建立最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企业形态;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中国特色的出版企业领导体制;建立出版企业新的管理架构和运行机制, 主要是按照现代出版产业规律调整生产组织形式, 加大核心业务资源整合力度, 着力打造以数字化为基础的新的业务平台, 主动寻求切实有效的海外拓展渠道等。总之, 大学社应该借鉴经验, 按照中央确定的体制改革目标自觉地加以实践。

2.一旦大学社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改制为企业, 高校就应对出版社进行明确资产授权, 给大学社更多的资产处置权、用人权和收益权, 鼓励大学社成为市场竞争主体, 增强它在出版物市场上的竞争实力。学校可以成立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 明确其与企业的产权关系, 即出资者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的关系, 解决国有资产管理的体制问题。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制定相应政策, 对授权活动进行监督和指导, 如参与出版社的重大决策等, 并在企业占有一定比例的股份, 派出代表充任股东, 通过股东大会行使对公司资产的受益、重大决策、选择经营者三大权利, 并代表学校按股份享有剩余利润的分配权。

3.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的大学社运行机制。大学社应以“精简机构、减少层次、重心下移、分类管理”为原则, 重点实施“按需设岗、以岗定薪、岗变薪变”的分配政策, 逐步完善内部机制, 使机构和岗位聘任制改革深入人心。具体地说, 在人事制度上, 按需设岗, 公开竞聘, 择优录用, 分级管理, 责任到人;在劳动和分配制度上, 淡化身份, 强化岗位, 突出业绩, 超额超奖, 不断完善年终考核制度。对于编辑、营销人员, 将利润指标与岗位等级紧密挂钩, 鼓励低职高聘、限制高职低聘, 鼓励内部联合、强化团队意识;对于行政管理人员, 压缩编制, 按岗定级, 加强考核力度。通过改革完善, 全面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酬, 激励员工在岗位上尽职尽责、积极工作, 使工作主动性得到最大发挥。

4.借鉴美国大学社的经验, 实行预算管理制。美国大学社大多实行年度和项目预算制, 通过预算的执行和调整开展日常管理与业务工作, 预算管理贯穿出版社的全过程。这种管理方式使得出版社的成本控制、效益评估以及流程控制更为有效和直接, 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耗费。虽然预算管理本身有其缺陷, 但对整个大学社的年度运营会起到积极的调控作用。而目前我国大学社的管理更多的还比较粗放。

摘要：大学出版社在体制和机制上存在不足。体制问题表现在:事业单位性质导致它缺乏市场竞争力;行政干预较多, 不利于它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出版资源配置平均化等。机制问题主要表现在用人机制、分配机制、劳动机制三个方面。改革措施是:对大学出版社的现有体制进行根本变革;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大学出版社运行机制;借鉴美国大学出版社的经验, 实行预算管理制。

关键词：大学出版社,体制,机制,改革,发展

参考文献

[1].周玉波, 刘苏华.大学出版社的体制改革和机制改革.出版科学, 2005 (6)

[2].杨蕾.以资本为纽带, 促进高校出版社体制机制改革.大学出版, 2003 (4)

[3].徐国礼.全面进入市场是大学出版社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新闻出版导刊, 2003 (12)

[4].文心.大学出版社角色的错位与回归.编辑之友, 2003 (5)

[5].陶铠, 贺耀敏.大学出版社的改革发展路在何方.中国图书评论, 2003 (12)

[6].柳斌杰.深化体制改革, 繁荣出版产业——在庆祝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成立

[4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出版工作) , 2003 (12)

出版体制 篇5

【关键词】顶层设计；体制机制；公司制；项目激励

【作者单位】张新新，地质出版社。

一、数字出版顶层设计概述

数字出版的顶层设计，是指包括战略定位、发展模式、业务体系、财政项目、技术供应、人才布局等在内的系统性规划，是实现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转型升级的战略性统筹，是指围绕着数字出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实现而做出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设计和安排。

许多出版单位仍然把数字出版作为补充性或应景性的业务来对待，由总编室主任、办公室主任、信息办主任甚至是出版部主任以兼职的方式来开展工作，这种情况反映出其对数字出版顶层设计不清晰、战略定位不重视。因此，也很难期待数字出版能有较大作为，更谈不上会产生多大的经济效益。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样的企业定位会影响出版单位未来的战略性发展。

数字出版顶层设计如同其他领域的顶层设计一样，具有全局性、最高决定性、整体关联性和可操作性等特征。因此，数字出版的顶层设计应该由数字出版部门拟出建议稿或者草稿，由出版社领导层研究讨论并最终通过；同时，应该由社领导层出任顶层设计小组的组长，由数字出版部门主任担任承担实施任务的副组长，由出版社其他相关部门主任作为成员加入规划和设计工作中。

数字出版顶层设计需要遵循全局性、决定性、关联性和实操性的主要原则，这些原则的具体特征如下。

第一，顶层设计的全局性，是指顶层设计是涵盖数字出版产业链的全面性规划，是包含人、财、物等各种发展要素的统筹性设计，是正确处理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关系的通盘性考虑。数字出版顶层设计是自上而下、自高端向低端展开的设计方法，核心理念与目标定位都源自顶层，因此顶层决定底层，高端决定低端。顶层设计的具体落地，可体现在出版社的五年规划之中。时值各行业开展“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和公布期，各出版社有无单独、专门的数字出版“十三五”规划或者融合发展“十三五”规划，可以体现出其整体顶层设计对数字出版是否开展、是否重视，其顶层设计的数字出版是否科学。

第二，顶层设计的关联性，是指顶层设计强调设计对象内部要素之间所形成的关联、匹配与有机衔接。整体而言，数字出版的产品研发需要专门的技术做支撑，而技术应用的方向、产品研发的领域又需要从市场角度考虑，服从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产品研发、技术应用和市场运营都依赖敬业、精干、具有开拓性的人才队伍来实施和开展。因此，数字出版的顶层设计是一个由产品、技术、运营和人才相互作用、相互关联而形成的设计，是一个由人力资源、资本投入、设备场所共同保障、共同推进的规划设计；经过多年的发展，数字出版已经形成包括财政项目、产品研发、科技应用、标准规范在内的完整生态圈。

第三，顶层设计的实操性，或曰可操作性，体现在表述简洁明确、目标科学合理和成果实践可行三个方面。数字出版顶层设计的相应文件表述，无论整体表述还是分项表述，都要言简意赅、微言大义，避免啰唆和词不达意，更不能出现似是而非的描述和定位。数字出版顶层设计要具备长远目标的前瞻性、中期目标的挑战性、近期目标的可实现性等特点，才能保证数字出版效益目标体系的层层推进和逐步实现。数字出版的量化成果，无论是宏观成果还是微观成绩，都要以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以此来增强员工的发展信心，提升出版社转型升级的动力。

二、如何进行体制革新

在2014年部分新闻出版企业的“推进新闻出版转型务虚工作会”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数字出版司的业务负责人说：“必须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决心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才能适应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需要。”体制，从管理学角度来说，指的是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数字出版体制是指出版社内部关于数字出版的部门设置、业务权限范围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主要包括数字出版的组织架构、数字出版部门（公司）的权限范围以及相互关系。数字出版机制是指协调数字出版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以使它们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具体运行方式，包括资源机制、产品机制、技术机制、运营机制、人才机制、项目机制等。

数字出版的体制革新，主要解决了数字出版的定位問题，以及数字编辑的地位问题，直接反映了出版单位是将数字出版部门看作职能机构、管理机构还是经营机构，是将数字出版看作战略补充、战略后备还是战略性经济增长点。

就当前的数字出版发展状况而言，数字出版的体制革新主要包括在数字出版组织架构方面进行改革和在数字出版业务权限方面进行创新两个层面。

1.组织架构改革

组织架构的改革，是指在出版社原有的业务部门、管理部门的基础上，通过成立独立的部门或者企业来发展数字出版业务。数字出版组织架构的革新通常有以下几种方式。

其一，采取部门制发展模式。就大部分出版社而言，部门制发展模式已经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和落实，尽管名称叫法不一样，例如电子工业出版社成立数字出版中心，中国法制出版社成立数字出版部，地质出版社成立数字出版分社等。但是，仍然有一些认知不清、缺乏改革魄力的出版单位没有成立数字出版部门，而是将相关职能交由总编室、办公室、信息部或者出版部代为履行。

其二，设立常态化的领导小组。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除了设立常规、固定的新部门，针对数字出版业务，各出版社还分别成立了以社领导为首的领导小组，例如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数字化转型升级领导小组、数字出版领导小组、融合发展领导小组等。如法律出版社成立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成立数字出版领导小组、地质出版社成立融合发展领导小组等。这种以特别任务、特定目标的实现为成立初衷的领导小组往往规格更高、决策权限更大，进而对数字出版的大力发展、迅速布局也具有更强的推动力。

nlc202309091407

其三，采取公司制发展模式。公司制发展模式是指出版集团或者单体出版社设立独立的数字出版公司来发展数字出版业务。公司制的发展模式，有利于打破传统出版的体制机制束缚，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开展业务经营和管理。目前，国内大型出版集团，例如中国出版集团、中南出版集团、江苏凤凰出版集团、四川新华文轩出版集团、重庆出版集团等纷纷设立单独的数字出版公司开展数字出版业务；同时，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单体出版社纷纷成立数字出版公司，以求在未来的竞争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如地质出版社成立中地数媒科技文化公司、人民衛生出版社成立人卫数媒公司、人民法院成立电子音像公司等；值得一提的是，地质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还采取了跨所有制、跨领域、跨地域的方式，联合睿泰集团成立了数字出版领域的企业管理咨询公司，为公司制的发展模式提供了创新的方向。

目前在组织机构创新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各社推动力度不一样。比如数字出版部的人员配置规模，外研社为300多人，法律社近100人，人卫社为60多人，交通社、中少社都是30多人，某些出版社的数字出版部仅有2—3人，还有些出版社甚至是“光杆司令”配置，数字出版部的主任既是领导也是员工。数字出版已经步入稳定发展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政府项目越来越多，产品研发需求与日俱增，技术变革日新月异，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要适应数字出版的新状态，就需要维持一定的数字出版人才规模，以开展相应的数字出版业务，否则即便成立独立的数字出版部门也很难取得成效。

2.业务权限创新

业务权限的创新，是指要对数字出版部门在合理约束的基础上充分授权，以推动其尽快完成出版社的资源转化、产品研发和数字产品市场销售等工作。业务权限创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授予数字出版部门资源整合的权限。数字出版业务起步于资源建设，传统出版社存在大量的排版文件、纸质样书，这些存量资源亟须进行数字化和碎片化，以便为后续的数字产品研发做准备；同时，存量资源的数字化还能够将出版社自建社开始的所有已出版图书进行整理，建成出版社自身的“数字内容资源库”，这项工作对于出版社的后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也是对出版社发展史的一个回顾和缩影。不过转化出版资源的过程，需要总编室、资料室、档案室等相关部门配合，以尽快完成预定的资源加工工作。

其次，要授予数字出版部门产品研发自主权。数字出版部门往往处于市场的一线，一方面了解目标用户的阅读需求，另一方面经常和出版技术商接触，因此具备自主研发数字产品的多项优势。出版社应授权数字出版部门根据数字产品市场总体供需状况，立足出版社自身实际情况来研发电子书、数据库、数字视听产品和动漫游戏产品等。

再次，要授予数字出版部门运营销售的权限。有些出版社的数字产品销售由单独的部门负责，或者由传统图书的市场销售部负责，这些做法是不可取的。第一，健全的数字出版部内部一定要设有产品研发部、技术支持部、市场销售部和政府项目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产品研发和市场销售环节的顺畅对接。第二，交由其他部门负责运营会增加内部交流成本，同时，市场信息反馈周期长会导致产品更新难以适应市场变化。第三，传统图书市场销售和数字产品市场销售之间存在目标用户群、消费决策权限、服务提供方式等多方面的差异，传统市场销售员工难以适应数字产品的销售工作。

三、如何进行机制创新

数字出版的机制创新，直接关系到数字出版从业者的社会地位、工作状态和薪资待遇，也直接体现了出版机构对于数字出版的资源、产品、技术、运营等产业链环节的重视程度和调节方式。

数字出版机制创新涵盖了资源建设、产品研发、技术供应、市场销售、衍生服务等数字出版产业链的全部环节，本文仅选取人才机制、项目机制和运营机制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1.人才机制创新

数字出版的人才机制创新，是指打破传统出版社依靠资历、行政级别、工作年限提拔人才的限制，纯粹按照市场竞争规律聘用、使用人才并发放薪资。主要包括人才引进创新、薪资机制创新和人才使用创新等几个方面。

在人才引进方面，许多出版社已经逐渐意识到领军人才、骨干人才对出版社数字出版业务的推动作用。各出版社不再局限于以内部培养的方式来发现和提拔数字出版人才，而是积极采用对外公开招聘的方式来延揽人才。例如中国法制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地质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出版社的数字出版部门均采取社会招聘的方式，将其他出版社的优秀数字出版主任吸纳进本社。

在薪资待遇方面，有的出版社在公开招聘数字出版主任时，已经摒弃原有的行政级别制的工资机制，遵循“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启用协议工资机制。协议工资机制的实现完全由应聘者提出薪资待遇预期，出版单位决策层根据其面试表现，确定相应的绩效考核任务，继而给予相应的协议工资。协议工资在传统出版单位的出现，既是对原有工资机制的挑战，也体现了传统出版社在引入数字出版人才方面的创新魄力和实质性动作。据了解，目前业界部分出版社的数字出版领军人才，其薪资水平已经超过所在出版社的社领导待遇，这是协议工资机制对原有工资机制的挑战和革新。

在人才使用方面，具有前瞻性理念的出版社完全按照“量才使用、唯才是用”的原则来安排数字出版人才的职位和权限，甚至破格提拔和使用数字出版主任。“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在数字出版发展的初期，往往需要出版社的决策层按照“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办法，打破学历、出身、专业等方面的束缚，来发现、识别和引进数字出版高端人才，以尽快实现本社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过渡，以加速实现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的融合发展。

2.项目机制创新

财政项目也是数字出版顶层设计所要着力解决的核心问题。顶层设计，应包括完整的政府项目策划机制、申报机制、实施机制、验收机制和项目成果转化机制，并且，还需具备与这些机制和环节相匹配的制度措施，例如财政项目奖励管理办法、财政项目责任制度、财政项目绩效考核制度等。项目机制创新，是指出版社要将项目策划、申报、实施、验收工作与项目团队的约束机制、激励机制相结合，以顺利推进项目的申报和实施，加速实现项目成果转化为文化生产力。

nlc202309091407

就约束机制而言，数字出版部门必须按照出版社既定的数字出版战略，逐步实现、压茬推进出版社的项目体系建设，确保每个项目都能实现预期的战略价值；就单个项目而言，项目应该成立由领导组、内容组、技术组等相关小组构成的工作組，以确保目标一致、相互制约、相互配合。在约束机制上，地质出版社对于财政项目的组织，已经形成了数字出版分社负责策划、申报和实施，竞标管理小组负责项目招投标程序，项目管理办公室负责项目进度管理的项目机制。三个部门之间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共同推进项目按照预期目标完成，共同致力于财政项目的成果转化。

与此同时，考虑到出版社在软件技术方面与项目承接方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可以考虑引进第三方项目监理制度。目前已有出版社实行项目监理在文化产业项目、国资预算项目中的工作思路创新和制度创新。2016年9月8日，知识产权出版社、地质出版社和睿泰集团联合成立了中地睿知企业管理咨询公司，打造了数字出版领域的第一个高端智库——融智库，融智库的职能之一便是提供财政项目的管理和监理服务。

就激励机制而言，出版社可以将项目的申报、实施与项目奖励相结合，按照“比例式计提、分布式发放”的原则，以获批的财政资金数额为基数，从出版社自有资金中拿出一定数额的奖励资金用于奖励项目申报和实施的团队。例如，近期即将发布的《数字出版业务流程与管理规范》行业标准明确规定了数字出版项目的奖励机制，建议各出版单位对财政项目的申报和实施引入激励机制，以提升项目实施质量，提高项目管理水平，促进项目的成果转化。

3.运营机制创新

传统出版的市场销售机制相对成熟，一方面有着新华书店庞大的发行网络，另一方面各出版社均有大量的专业书店经销商；并且，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大部分出版社都建立了稳定的、具有连续性的销售渠道，有着忠诚度较高、客户黏度较强的大批固定读者群体。相比之下，建立数字产品的销售渠道则是全新的开拓过程，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这种努力可体现在传统销售渠道的转化方面，也可体现在建构独立销售渠道方面。

所以，数字产品的运营和销售制度要能够调动全方位、各方面的积极性，以求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相对健全、相对畅通和不断扩大的运营分销网络。在这方面，有的出版社如法律出版社、地质出版社对数字产品的销售人员采取合同金额40%包干制的奖励制度，大大提高了员工的销售积极性，也在短期内取得了较为可喜的销售业绩。地质出版社的国土资源数字图书馆2015年甫一上市就取得了数十万元的销售业绩，同样也是采用了40%包干制的销售奖励机制。

出版体制 篇6

但是, 目前部分科技期刊 (主要是事业单位主办的科技期刊) 编辑, 由于各种原因, 编辑危机意识淡漠, 这也是目前很多科技期刊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

一、部分科技期刊编辑危机感不强的原因

(一) 主办单位不重视, 无绩效考核制度

很多事业单位主办的科技期刊, 由于历史原因造成期刊出版单位过于分散、规模小, 在单位不受领导重视, 性质认定模糊。编辑部普遍没有规范的竞聘、激励机制, 编辑人员危机感不强。干与不干一个样, 干好干坏一个样。尤其是部分从计划经济时代过来的老编辑, 无竞争意识, 更无危机意识。

(二) 科技期刊目前也能勉强生存

我国现行的种种科技评价制度、职称评价制度、优秀人才评价制度, 有着对科技期刊的大量需求, 以医生职称评审为例, 医生的职称与工资、奖金紧密挂钩, 为了评职称, 要求发表的论文数量越来越多, 大量的版面需求使得很多科技期刊得以生存, 且不少依赖版面费还生存得不错。但在国际影响和市场竞争力的夹击下, 目前处于“数量多, 规模小, 分散, 条块分割;结构不合理, 反应迟缓;单位化, 人格化, 市场破碎;稿源外流”等状况。

(三) 科技期刊编辑习惯了这样的环境

长期以来, 部分科技期刊在主办单位的保护下, 尽管在单位不受重视, 但也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大多数科技期刊编辑安于现状, 不思进取。编辑习惯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尽管待遇不是太好, 但工作轻松, 时间自由,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二、怎样让编辑有危机感

(一) 让编辑了解科技期刊发展动态

我国公开发行的刊物, 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不足百种, 迅速增至80年代末的6000余种 (1990年, 5751种) , 再到如今的上万种 (其中科技期刊5000种左右) , 期刊数量巨大, 同类期刊竞争激烈。美国期刊1万多种, 中国期刊数量排名世界第二, 是期刊大国, 但不是期刊强国。

(二) 有好的绩效管理制度

学术期刊如何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来改变学术期刊的现状, 即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期刊绩效评价机制, 同时进行学术期刊运营机制改革, 树立经营期刊的理念, 培养办刊者经营品牌期刊的能力, 这就需要主办单位的重视, 制定严格的绩效管理制度, 岗位考核不合格的人员处以试岗、待岗。通过制造危机感, 严格考核工作绩效, 与薪酬挂钩, 严格按照规定, 将不合格的人员退出岗位, 让“资历老、能力差”的编辑再也不能倚老卖老, 而是把提高编辑工作水平作为工作稳定的唯一出路, 促使编辑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 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端正自己的工作态度, 让原本表现不好的编辑反思自己的行为, 因为当他们看到真正有人被迫离开岗位时, 他们并不想成为其中的一员。要奖惩分明, 以绩效定高下, 让懒、勤有分晓, 有明确界限。

(三) 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出台, 无疑让不少编辑有了危机感

随着2012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的出台, 以及2013年新闻出版改革发展12项工作要点的确定, 编辑部的体制改革已被提上议事日程, 但不少科技期刊编辑部还抱有侥幸的心理, 认为《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不那么容易实施, 笔者认为随着出版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进入改革深水区, 编辑部体制改革是大势所趋, 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科技期刊将面临全方位的挑战, 科技期刊要全面反省和适当调整自己的编辑理念、经营理念、出版模式、出版流程乃至期刊标志、风格和定位等, 只有适应社会的发展, 杂志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且脱颖而出。对于科技期刊编辑而言, 我们的工作面临转型。特别是年青一代的编辑, 除了在前期打好出版基本功外, 更需要懂策划、懂技术、懂经营, 期刊不仅仅是期刊, 它应该作为一个科技传媒的平台存在, 打造属于期刊所在领域的学术圈, 让在这个圈子内的专家、学者都离不开这个平台。此时, 载体就不仅是期刊版面, 它还应该是基于网络的平台, 通过这个平台建立各方联系, 打造立体化的经营模式。品牌建设、广告宣传、营销方案、成本核算, 这些都是科技期刊未来必须要学习的。

科技期刊编辑要意识到, 从传统的编辑加工成为熟练使用新媒体技术的全媒体编辑是非常迫切的。作为一名科技期刊编辑, 首先要成为该行业的“专家”, 具有一定的专业素养、学术水平, 还要经常参加本专业的各种学术会议, 了解本专业的最新进展及动态, 才能与作者、读者直接或者间接对话, 才能生产出让读者满意的期刊。也有专家提出, 编辑应该专而博, 还应该是名杂家。既是专家又是杂家, 这是对编辑更高的要求, 是编辑努力的方向。以往传统的编辑形象是整天埋头看稿, 在繁重的编校工作压力下兢兢业业工作, 不了解外界本专业及出版业发展方面的最新动态, 不了解国家对出版行业发展的指导方针, 每天大门不出, 与外界的交流非常少。而新时期的科技期刊编辑应该具备较高的语言表达能力, 掌握一门外语, 能做好对内对外的联系工作。学术期刊的编辑要能够站立于学术研究的前沿, 知晓学科发展的方向, 了解本专业发展的最新动态, 掌握核心作者的最新研究领域。只有让编辑意识到, 编辑人员只有具备这些能力, 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编辑, 从而让编辑人员有危机感, 有风险意识, 有上进心。

三、编辑只有产生危机感, 工作才能做得更好

编辑的素质是把工作做好的重要基础, 编辑的素质能力是有一定可塑性的, 自觉、不断、认真地学习是提高素质能力最有效的途径之一。通过制造一些适当的危机感, 让编辑注重自己各方面素质的提高, 不懂的主动去问, 不会的主动去学, 并积极参加专业知识培训和编辑培训。

编辑有了危机感, 才会把期刊的发展同自己紧密联系起来, 建立责任机制是解决发展问题的关键。改革的原则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全社会支持出版行业发展的积极性, 同时, 最大限度地调动业界组织本身、从业人员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明确所有当事人的责任, 让所有的人对自己的事情负责, 让所有的事情都有人负责。

随着科技期刊全球化的竞争, 需要一大批更强有力的编辑出版团队、一大批更优秀的编辑出版人员、一支更强的编辑出版团队、一名更优秀的编辑出版人员, 将会有更敏锐的眼光、更好的公关表现、更广的知识面、更先进的编辑出版技术、更积极的进取精神。只有这样的团队和编辑出版人员, 才会组织到更好的出版内容, 才能生产出更优质的期刊, 提高期刊出版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才能让自己工作的杂志不会被社会的发展淘汰。

总之, 编辑只有产生危机感, 工作才能做得更好, 才能将期刊做大做强, 中国科技期刊水平才能整体上一个新台阶。

摘要：目前, 部分主办单位为事业单位的科技期刊, 由于主办单位的不重视, 对编辑人员无绩效考核制度, 编辑人员危机意识淡漠。新闻出版总署《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的出台, 给编辑人员带来了危机感。编辑必须认清科技期刊发展趋势, 努力提高自身各项业务水平, 才能将工作做得更好, 才能将期刊做大做强, 中国科技期刊水平才能整体上一个新台阶。

关键词：体制改革,科技期刊,危机感

参考文献

[1]陈启义.要有点危机感[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1994 (9) .

[2]王非庶.只有危机感强烈的人才能生存[M].华夏出版社, 2008.

[3]李继平, 宋晶, 张建军, 等.限制我国科技期刊发展的首要因素——体制制约[J].编辑学报, 2006 (S1) .

[4]赵晓兰, 吴潮.新中国期刊的发展与改革[J].中国出版, 2009 (10) .

[5]彭桃英, 熊水斌, 骆超.高校学术期刊管理机制与运营机制改革探讨[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11 (2) .

出版发行体制改革步入新阶段等 篇7

龙新民在讲话中，强调了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要性之后，进一步强调说，出版发行体制的改革任务既艰巨又复杂，在改革全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把握四点原则：一是对改革要抱积极的态度，坚持改革方向不动摇，坚定改革信心不动摇。二是要稳妥把握和推进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特别是不能一哄而起，不能一刀切。三是一定要坚持从实际出版，选择最适合本地区、本单位的改革模式。四是改革要务求实效，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既要贯彻落实好中央已经出台的政策，也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多做调查研究，多给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单位一些具体的支持，使改革方案和决策尽可能符合实际，符合广大干部职工的根本利益。

李从军对我国文化产业及改革试点工作进行了总结和分析，他强调，下一步文化体制改革要从五个方向进行突破：一是要加快推进重塑文化市场主体，主要是加快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这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二是对现有国有文化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三是以调整结构为重点，努力提高文化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四是加快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五是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

柳斌杰在开班动员报告中，明确了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柳斌杰要求，各地各单位要加强对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认真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并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确保出版发行体制改革任务落到实处。邬书林在报告中从宏观、微观形势和科技发展趋势等方面，对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和改革重点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新闻出版局主管改革工作的副局长，各试点出版集团、发行集团和总署批准成立的集团负责人，列入总署实施方案的各试点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总署机关有关司局负责人、署直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了培训班。

用音乐传承人生体验

李岚清新书《音乐·艺术·人生》北大首发

本报讯(记者 韩阳)5月25日，李岚清同志创作的《音乐·艺术·人生》一书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举行首发仪式。首发式前，李岚清在百年讲堂举行“音乐·艺术·人生”讲座，向北京大学的学生们传授欣赏经典音乐的感受和经验。

曾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2003年以来先后出版了《李岚清教育访谈录》和《李岚清音乐笔谈》两部著作。据介绍，《李岚清音乐笔谈》出版后，许多读者及高校希望李岚清能到高校开设讲座，以进一步推动学校素质教育的开展。李岚清自2004年12月起，以清华大学为开端，踏上了举办“音乐·艺术-人生”专题讲座之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在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高校开设讲座40余场，现场听讲座的师生10万余人。讲座结合李岚清本人的工作生活经验和音乐艺术修养，通过深入浅出的理论阐述和古今中外的鲜活事例，展示了音乐艺术的独特魅力及其与人生的特殊关系。《音乐·艺术·人生一一关于<音乐笔谈>的讲座》一书，即是“音乐·艺术·人生”主题讲座的精华荟萃。当天在北大举行的讲座上，李岚清运用了FLASH、乐团伴奏、放老照片、亲自歌唱等多种方式，在3个小时中让学生们感受到了音乐的独特魅力，现场笑声不断、掌声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