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研究述评

教育公平研究述评（共10篇）

教育公平研究述评 篇1

“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我国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 [1]也是实现教育公平的起点。本文总结了近十年来我国学前教育公平研究的现状、特点以及不足, 以供后续研究者参考和探讨。

一、呼吁社会关注学前教育公平

近年来, 随着我国学前教育的巨大变革与发展, 尤其是人们对“优质学前教育”的日益关注, 学前教育的公平问题也逐步凸显了出来。朱家雄认为如何实现“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兼而有之, 一直被作为教育的基本诉求价值, 也历来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议题。这在学前教育领域内亦不例外。[2]虞永平强调学前教育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事业, 是我国“人才强国战略”工程的起始阶段, 也是重要组成部分。人的素质的培养是从生命降生的那一刻开始的, 作为一项为儿童成长和社会发展造福的事业, 学前教育亟待科学发展、均衡发展。[3]因此肯定, 学前教育理应成为社会供给教育公平的起点。

二、关于学前教育公平的研究视角

第一, 经济学的视角。有学者认为, 公有学前教育资源分配存在不公平现象。政府可以通过宏观调控, 将学前教育投资公开化、公平化, 逐步取消幼儿园评级制度, 建立弱势群体保障制度, 为弱势群体提供教育投资咨询服务, 以打破学前教育中的“马太效应”, 推进学前教育公平建设。[4]第二, 法学的角度。余雅风认为我国应从公民的平等权出发, 强化政府在学前教育中的保障基本学前教育条件投入的责任, 明确其对学前教育机构的管理、监督义务, 建立内容全面、系统协调、义务与法律责任相统一的学前教育法律体系。[5]第三, 政策学角度。学者蔡迎旗和冯晓霞运用公平理论分析了我国幼儿教育政策中的公平取向, 以及当前幼儿教育实践中的各种不公平现象, 探讨了这些不公平现象背后的社会制约因素和幼儿教育自身的原因, 进而从政策学的角度提出了改善我国当前幼儿教育公平状况的建议。[6]

三、影响学前教育公平的因素

从宏观层面考虑, 影响教育公平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层面、社会层面, 如地区和城乡差异、园与园之间处境殊异;制度层面, 如不同类型的教师同工不同酬、幼儿教师专业成长机会不足等;政策与实施层面, 如学前教育在教育供给链条中的待遇不公。从微观层面考虑, 影响教育公平的因素主要包括师资力量、教授内容等。例如有人以美国教育学者柯尔曼所提出的关于教育公平概念架构为基础, 从入学机会、教育资源分配和教育过程三方面来分析我国当前幼儿教育公平问题。[7]

四、实现我国学前教育公平的途径

在我国学前教育公平的对策研究中, 既有宏观层面的研究, 也有微观层面的探索, 还有过程层面的研究,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推进学前教育立法来确保学前教育公平。

学者庞丽娟通过对台湾地区学前教育及其相关法律的分析, 总结了台湾地区通过立法保障并促进学前教育公平的经验, 对于促进我国大陆地区学前教育立法质量、改善学前教育公平与构建和谐社会无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1) 完善教育立法, 依法促进学前教育公平。 (2) 强化各级政府推进学前教育公平的责任。 (3) 加大学前教育财政投入, 为适龄儿童提供普及和优质的早期教育。 (4) 对学前教育公共财政进行公平导向的合理分配。[8]

2. 改革幼儿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 将学前教育投资公开化、公平化。

赵海慧认为改革幼儿教育资源配置的关键是理顺投入机制, 解决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责任分配与财权的不相匹配问题, 改革按照隶属关系教育财政投入方式。其次是在目前教育资源不足的情况下, 确定幼儿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先顺序, 将幼儿教育资源配置给最需要政府帮助的群体。[9]徐雨虹也认为, 政府不应该再人为地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和一般教育资源的投入差距, 如果听任这种差距日益扩大, 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会使无数幼儿不能享有必要的教育, 以致丧失发展机会, 导致社会成员发展潜能的整体开发处于较低水平。政府减少对优质幼儿园的投资, 将学前教育投资公开化、公平化, 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教育投入, 有利于消除“马太效应”。[10]政府必须充分关注和支持处境不利的弱势幼儿的教育。如城市中的薄弱幼儿园、偏僻贫穷的农村地区的幼儿教育、流动人口和残缺家庭的幼儿教育、缺陷幼儿的全纳教育等。政府也可预留一部分资金, 用来资助需要帮助的幼儿, 适时发放幼儿教育券、实行教育减免制度等。

3. 加大财政投入。

教育公平首先是一种公平分配资源的要求。要确保有高质量的、充足的学前教育供给, 确保学前教育回归其在教育公平系统中的应有位置, 必须加大公共财政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朱宗顺通过分析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实际, 指出目前加大对学前教育公共财政的支持力度正当其时。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状况, 应该将公共财政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加大, 将学前教育经费占总体教育经费的比例至少提高到5%, 这是一个确保学前教育处于公平体制地位的基线。[11]

4. 学前课程上的差别对待。

有学者指出, 教育资源分配均衡只是教育公平的外在形态, 教育公平的独特性还在于承认受教育对象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 公平的教育应该正视这种差异而进行有差别的因材施教。因此, 学前教育的公平性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资源的占有和分配的问题, 更是一个关乎教育内容和课程的问题。我们不能将学前教育的公平性简单地理解为让所有学生都能进入学校并接受同样的课程, 而应理解成为每个学前儿童提供受教育机会的同时让他们接受适合他们情况的有所差别的课程。[12]比如, 教师在课前应对课程目标进行仔细分析, 运用多元智能的理论作为组织框架来设计课堂教学。使所教的内容尽可能地促进多种智能的发展, 而不仅仅注重一种或几种智能;教师通过调动各种智能活动在教学中的各自作用, 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 进行差异教学, 从而使每一个幼儿都能得到适合其智能特点的教育。[13]要达到上面的目的, 幼儿教师必须牢固树立“以幼儿为本”的思想, 在教育和评价幼儿的态度和行为上, 应当平等、无私, 对不同出身、不同个性的幼儿都应一视同仁, 满腔热情地关心每一个幼儿。

5. 将幼儿教育纳入到义务教育。

有学者以义务教育的延伸问题为突破口, 在探讨分析学前教育价值和发展现状的基础之上, 对我国现阶段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并认为推进学前教育的义务化进程是解决目前我国学前教育发展障碍的必然性选择之一。[14]但问题是, 我们一般认为义务教育的特点是免费加强制的, 而西方国家的大多做法是学前教育免费的多, 强迫的少。例如, 美国、韩国等国家学前一年教育均已免费, 但不强迫。因此, 更适合的说法应该是让学前教育逐步成为免费教育。我们也可以像英美等国一样, 让最需要开展学前教育的人群最先享受免费的学前一年教育。

6. 提高教师待遇, 完善幼儿教师的培训和聘用制度。

当前我国各地幼儿教师的薪金大约只有当地小学教师的一半到三分之二, 转档落户的机会也大大少于小学教师, 这是极不公平的。另外, 幼儿教师的聘用制度和继续培训制度等都还没有真正完善和落实。对此, 有学者指出, 各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应制定本地幼儿教师的轮训计划, 将各幼儿园执行教师培训计划的情况与幼儿园的分类定级、检查评比联系起来, 并采取必要的奖惩措施。[15]只有提高幼儿教师的待遇和社会地位, 吸引更多的高素质的人士从事幼儿教育工作, 才能真正确保教育过程中的公平。

五、对现有学前教育公平研究的反思

现有学前教育公平的研究显现了这样一些特点:一是以教育公平为大背景来研究学前教育的公平问题, 并呼吁我们重视学前教育的公平。二是研究更能够紧跟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形势。比如, 邵小佩认为教育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16]。赵海慧认为幼儿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 认为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由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结构迅速变化, 社会转型加速, 打破市场与教育公平之间的二律背反, 调控教育市场失灵, 追求教育公平正在成为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础性伦理诉求。[17]三是注重对国外学前教育公平的研究介绍。比如, 庞丽娟等人通过对印度学前教育相关法律与政策的研究, 归纳出印度促进学前教育公平的法律与政策的主要特点, 对于我国通过立法促进学前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夏靖等人通过对台湾地区学前教育及其相关法律的分析后, 提出了对我国大陆地区依法推进学前教育公平的四点建议。四是研究方法以理论探讨为主。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现有学前教育公平研究所呈现出的不足:一是学前教育公平理论研究薄弱。导致学前教育公平问题的原因除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影响层面外, 更重要的是理论观念层面上人们对学前教育公平认识不清, 还没有深刻认识到学前教育公平的重要性。姚伟着重从伦理学、法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与探讨了学前教育公平的理论基础, [18]对我国学前教育公平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我国一些地方“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的情况下, 相信会有更多的研究者进行学前教育公平的理论研究。二是多从宏观的角度去探讨, 少微观研究。比如, 研究者大多从教育公平的大背景着手, 从经济学、法学、政策学来探讨学前教育的公平, 很少从实践、实证的角度去研究。三是研究农村学前教育和特殊幼儿教育公平的较少。农村幼儿和特殊幼儿是学前教育中的弱势群体, 他们在学前教育公平的起点、过程和结果上都遭受了最大的不公平,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只有李涛的《公平视野下的农村幼儿教育发展弱势及其归因》[19]一文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教育公平研究述评 篇2

关键词：学习拖延;学习拖延的影响因素;学习拖延的后果

一、引言

学习拖延是指学习者知道自己应该，也愿意，却没有在预定的时期内完成学习任务(Senecaletal.，1995)或学习者最终要完成，却不必要地推迟学习任务，而这种推迟会导致学习者情感困扰。根据相关研究，学习拖延现象在学生中很普遍，即使是学习成绩良好、各方面表现优秀的学生，也会存在学习拖延现象。Ellis&Knaus的研究就发现95%的大学生都存在学习拖延现象，大约一半的学生报告说对于学习上的任务，他们至少会拖延一半的时间，在对待学期论文上会比为考试做准备和完成每周任务上更加拖延。

二、学习拖延的影响因素

在国内心理学界，对拖延进行相关研究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且主要是受国外研究的影响，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研究量表也多是从国外学者那里借鉴而来的。其中，很多研究是针对学习拖延开展的，这可能是由被试选择相对容易造成的。这些研究显示影响学习拖延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 内部因素

首先，拖延与人格特质中的内外向和神经质有关。McCown等人(1987)使用EPQ量表和成人拖延问卷进行调查时发现，内外向和神经质的分数与拖延分数存在相关，其中内外向与拖延呈显著性的正相关，而神经质与拖延呈曲线关系，也就是说拖延高分者在神经质上的分数要么较高、要么较低。1：1其他一些同类的研究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对于这种现象有诸多解释，其中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认为，外向的人较内向的人而言更追求新异刺激，他们参加的活动多、缺乏足够的规划，精力与时间分散严重，因此倾向于拖延学习任务：神经质得分低的个体，做事慢条斯理、不紧不慢，也倾向于拖延;而神经质得分高的个体容易受到外界影响，会因为任务截止日期逼近而感到有很大的压力，进而产生焦虑、担忧等不良情绪体验，从而会选择拖延任务来减少这样的负面情绪。

1985年大五人格理论问世，Johnson和Bloom (1995)最早进行拖延与大五人格因素的研究。他们发现，拖延行为与尽责性呈现显著性的负相关，而拖延行为与神经质呈显著性的正相关。li1后来也有很多研究发现与他们的研究相似的结果，还有研究者提出了拖延行为与神经质、尽责性之间的调试模型，即尽责性起调试神经质与拖延行为之间关系的作用。大五模式下的神经质所指范围较EPQ模式下而言更加宽泛一些，除了包含情绪稳定与否外还含有情绪调适的内容。但无论是早期的EPQ研究，还是后来的大五研究，都发现神经质与拖延行为有密切关系，这也就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即可以通过掌握稳定、调试情绪的方法来有效克服拖延行为。

除了内外向和神经质等因素以外，还有别的一些特质也会对拖延产生影响。例如自尊，有很多研究者认为拖延是个体为了保护自尊而自我设置障碍的一种策略，如果他们失败了，他们就可以把失败归咎于没有好好准备，而不是个人能力不强;对于那些有完美主义倾向的个体来说，他们给自己设置了过高的目标或是苛求完美，在没有完全成功的把握之前，他们不易轻易出手，从而导致了拖延行为：‘一1控制点也被认为影响拖延，尽管对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关系还没有达到共识，但是也已经有研究表明内控型学生较外控型学生更早开始任务，同时将自己学业上的成功归因于外部不稳定因素的学生更倾向于拖延学业任务对学生的动机进行的研究也显示，内在学习动机的学生较外在学习动力的学生更不易出现拖延行为，那些动机缺失以及受外在调节的学生更倾向于拖延到最后一秒才开始要求完成学习任务。

有新近的研究还证实，除了上述内部人格因素以外，个体的时间管理和组织规划能力也对学习拖延有影响作用。时间管理能力差的学生，对学业任务可能会耗费的时间认识不足、在同一时间解决多种学习任务时不够灵活机动;而组织规划能力是指做事有条理有计划，而拖延者往往不是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来决定做事的顺序，而是采用”方便”的策略，结果造成对重要或者紧急任务的拖延。也正是由于缺乏组织规划能力，一旦拖延者认为要完成的任务是巨大且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就更易于产生畏难心理，从而导致拖延。州

(二)外部因素

任务的特性是影响拖延的重要因素。对于厌恶的、极度困难的任务，人们倾向于回避，这是由人类趋乐避苦的本性所决定的。当人们不能回避这样的任务时，他们便会尽量去延迟。大量研究结果表明不喜欢从事这项任务(即任务厌恶)是拖延的主要原因。‘81很容易可以想到，如果学生自身本来对学习任务的兴趣就不高，内部动机不强，再加上学习任务非常困难或者非常乏味，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拖延学习了。

其次，任务奖惩的时限对拖延也有影响。有研究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对眼前利益的关注远远超过对未来幸福的关注。因此，拖延者更倾向于选择价值较小但奖赏及时的任务而不是价值较大但奖赏延迟的任务。根据这样的观点，如果把价值很大的任务分解为若干个小任务，并且在个体完成小任务后，及时给予肯定性的奖励，那么个体的拖延行为会减少很多。

还有研究认为，学生的学习拖延行为可能与目前学校的教学现状有关。大班教学导致老师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数的优秀生以及差等生身上，而对于大多数的中等生关注不够。教师对他们的督促不够加上他们缺少成功体验，从而造成学习动力不足，自我效能感低，进而在学习上表现为拖拖拉拉，不思进取。

三、学习拖延的影响后果

对于学生而言，学习任务是他们必须完成的，如果他们拖延的话，他们多半就是在该去完成任务的时间里毫无行动的动力甚至还浪费时间去做一些与完成学习任务毫不相干的事情。很多的研究结果都表明，拖延对自我意识和情绪有消极影响，当学生不能按时完成任务和不能取得成功的作业成绩时，学生会体会到更多的.焦虑、压抑、内疚自责等消极情绪：拖延学生往往对问题的准备不够充分，使得他们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也会导致作业质量的下降：长期的拖延还可能导致一系列心理病理现象，如消沉以及高程度地知觉到压力。

以往的研究所关注的绝大部分都是拖延所带来的一系列有害影响，近来也有研究发现并非所有的拖延行为都是有害的。例如，尽管主动拖延者和被动拖延者拖延的程度差不多，但是主动拖延者却有更高的自我效能感和时间控制感，并且作业成绩也和非拖延者一样好。究其原因，可能是主动拖延者的工作效率在压力情境下才能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所以他们乐于体验这种”死线”(deadline)压力之下快速高效工作的快感，因此他们也乐于故意拖延来制造这样的工作情境。此外，也有研究发现，创造性与公正严谨性之间存在负相关，这就意味着拖延与创造性之间可能会存在正相关。当然，这是需要更深入、更丰富的研究去验证的。

四、对学习拖延的教育对策

因为多数研究以及实际的教学实践都表明，学习拖延对学生的学业成绩、个性发展等消极影响大，所以，针对导致学习拖延的主要因素，我提出以下一些教育对策，以希望帮助学生改掉学习拖延的习惯。

(一)帮助学生形成坚毅的性格

学生自我控制性差、自我期望不够理性、时间管理和规划能力差都会导致学习拖延的产生。教师可以帮助学生克服”完美主义”的倾向，设定适宜的目标，并制定详细的计划来实现目标。对学生的进步加以鼓励和表扬，对学生的失败给予正确、客观的反馈，让他认识到失败是成功之母的道理。所有的这些措施，都会帮助学生逐步建立公正严谨、自信乐观、积极向上的个性，对他们的学习拖延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二)改善教学方法

当学生的学习任务远远超出他的个人能力或者过于单调乏味时，学习拖延现象就更可能产生。教师可以针对这种情况，认真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建立合适的”最近发展区”，适时调整作业的难度，让学生不至于”谈学色变”，对学习任务产生畏难抗拒的心理：同时，丰富教学内容，采取多种多样的教学形式。这样，学生们就能在学习过程中体会到成长的快乐，也可以有效地抑制学习拖延情况的出现。

(三)和学生做朋友

当老师过于严肃时，学生对老师的畏惧也会多于喜爱。老师在给学生传授知识经验的同时，也可以试着去做学生的朋友，多了解他们的个人情况，和他们多交心聊天，一起参加活动促进彼此的了解。当学生更进一步地了解并喜爱他们的老师后，他们会更加乐意学习老师教授的课程，积极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相信通过这样的行动，也可以有效减少他们学习拖延行为的产生。

参考文献：

[1】康婧，章军建.拖沓心理与大五人格因素[J]，中国健康・心理学.，15(10)：958-960.

[2]康婧，章军建.拖沓心理与大五人格因素[J]中国健康心理学，2007，15(10)：958-960.

[3]崔燕，崔莉，刘爱书，拖延研究综述[J]社会心理科学，，23(2)：22-25.

[4]甘良梅，余嘉元，国外关于拖延与人格的相关研究进展【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8(6):28-34.

[5]刘娜，动机的自我决定程度对学业拖延行为的影响[J]，文教资料，2006，5:58-59.

[6]李晓东，关雪菁，薛玲玲.拖延行为的心理学分析【J]，高校教育管理，2007，1(3):67-70.

[7]李晓东，关雪菁，薛玲玲，拖延行为的心理学分析 [J]，高校教育管理，2007，1(3):67-70.

[8]李晓东，关雪菁，薛玲玲.拖延行为的心理学分析[J]高校教育管理，2007，1(3):67-70.

[9]陈洪岩.试论学生的学习拖延现象及其教育对策[J].现代教育科学，2007，1:69-71.

【10】张红梅，张志杰.Tuckman拖延量表在中国大学生中试用结果分析[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7，15.

教育公平研究述评 篇3

关键词：收入分配；拉克尔法则；财务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的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伴随的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如城乡收入拉大，不同区域收入不平衡等问题。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提高同步等思想。在收入分配方面提出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为兼顾效率和公平体现了党和政府注重解决人民的收入差距问题。

一、对传统分配理论局限性的透视

在财务领域，较少的提及收入分配公平问题，按照传统的财务理论，财务管理的目标为利润最大化、每股收益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1]，即传统财务管理的目标重视效率，在企业重视效率从而追求利润的过程中自然就会压低各项费用的支出，这种现象在学界称为“利润侵蚀工资”，比如压低职工的薪酬，这在一些中国的民营企业中表现得较为突出，容易引起劳资矛盾，利润侵蚀工资不仅压低了员工的收入水平，也会由于员工薪酬较低而影响工作效率，从而损害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一些垄断性国有企业的员工收入增长速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造成收入的增长压低了利润的增长速度，这种现象在学界称为“工资侵蚀利润”。这两种现象都是收入分配不合理的财务现象，这就提出了应当如何合理分配收入的问题，即财务公平性问题，这成为摆在用人单位和政府部门面前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薪酬分配公平性测度法则在我国的应用

干胜道（2013）提出价值分配过程即财务关系处理过程，要讲求公平，称为“财务公平”[2]，但是国内传统理论缺少衡量的指标，而“拉克尔法则”为测度财务公平提供了有益的方法。

西方学者拉克尔（R.W.Rucker）通过分析美国50年的相关统计资料，发现工资总额和增值额是两个极为相关的经济变量，最终创立了“拉克尔法则”，该法则用数量关系式表示即：拉克尔系数=工人工资总额/增值额，拉克尔发现劳资关系比较和谐的企业，其拉克尔系数的平均值为39.395%，它是拉克尔系数的黄金值，它是衡量企业工资水平是否合理的一个标杆，如果企业的拉克尔系数高于黄金值，说明工人工资水平较高，可以通过提高增值额的方式降低拉克尔系数，例如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如果企业的拉克尔系数低于黄金值，则应该考虑提高工人的工资，从而使拉克尔系数接近黄金值。

由于我国会计准则与国外存在差异，会计报表没有对应的增值额项目，这就是拉克尔法则没有在我国广泛应用的重要原因[3]。为此，要想把拉克尔法则运用到我国的财务管理实践中就必须对其进行适当的调整，王灿等（2012）学者根据我国现行的会计准则以及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企业的经济效益与国家、企业、员工三者的分配关系，对原来的拉克尔法则进行了调整，得出了新的拉克尔系数计算公式：修正后的拉克尔系数=应付职工薪酬/增值额=应付职工薪酬/（EBIT+应付职工薪酬+流转税）[4]，从而可以根据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计算修正后的拉克尔系数。

一些学者运用修正后的拉克尔系数从不同角度对“上市公司员工薪酬财务公平测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王灿等2012（5）学者从企业的同控股性质角度将四川省的样本企业划分为由国务院国资委控股的“央企”、省国资委控股的“地企”、和其他非政府控股的“民企”，对这三种不同性质的样本企业进行了员工薪酬财务公平测度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地企、民企的人均薪酬普遍地低于央企，也低于拉克尔系数的黄金值[5]，这说明应该加大该省地企和民企的薪酬激励，而央企的修正后拉克尔系数高于黄金值，这说明应该提高该省央企的勞动生产率。

段华友等（2014）学者从行业属性的角度对拉克法则在判断员工薪酬适度性的有效性方面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行业相同的垄断性企业，会造成“拉克尔法则”失效；而在竞争性行业，“拉克尔法则”则能够反映员工薪酬的适度性[6]。如果仅仅按照产权性质的不同把企业分为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将使得拉克尔法则在测度员工薪酬适度性时失效，这是因为垄断企业可以通过垄断价格获得垄断利润，而垄断利润的产生会导致拉克尔法则中的增值额变大，从而使得计算出的修正后拉克尔系数不能反映员工薪酬的适度性。该学者选取了具有垄断性质的银行业和酿酒行业（白酒行业中部分上市公司如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等对高端白酒市场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垄断）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统计的结果显示这两个行业的样本公司的“拉克尔阀值”远低于0.39395的黄金值，而实际上具有垄断性质的银行和白酒上市公司员工的平均薪酬却高于社会平均薪酬水平。而在竞争性行业的普通机械制造业和零售业样本企业的“拉克尔阀值”在拉克尔黄金值附近上下浮动，说明了这两个行业的上市公司员工薪酬的适度性比较好，从而反映了“拉克尔”法则在竞争性行业中判别员工薪酬适度性的有效。该学者同时发现，东部与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上市公司员工薪酬较明显地高于中西部上市公司。另一位学者王灿（2013）也从行业属性的角度选取劳动密集型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了财务公平的评价研究，这是因为近些年来存在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趋势，拉大了贫富差距，而非国有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在面对一些劳资纠纷问题时往往选择牺牲员工的权益换取企业的发展，这是因为在劳资力量对比中，强资本、弱劳工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同时，劳动密集型上市公司相比于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上市公司而言，准入门槛相对较低、产品技术含量比较低，加上员工自身的劳动技能不高，缺乏继续受教育提高技能的机会，从而进一步拉低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属于竞争性行业，“拉克尔法则”能够反映竞争性行业员工薪酬的适度性，这使得研究具有了理论和现实意义。该学着把劳动密集型企业分为国有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采用的是要素成本法增加值的概念计算上市公司员工薪酬占收入的比重，计算公式为：员工薪酬收入比重=支付给员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支付给员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研究发现非国有劳动密集型上市公司普通员工的薪酬收入显著的低于国有劳动密集型上市公司普通员工的薪酬收入，而其单位薪酬创造的营业收入高于国有劳动密集型上市公司普通员工单位薪酬创造出的营业收入。在普通员工薪酬收入比重方面，国有劳动密集型上市公司呈上升趋势，而非国有劳动密集型上市公司总体呈下降的趋势。在国有与非国有劳动密集型上市公司共同存在着高管薪酬比重呈现上升趋势[7]。

综合关于员工薪酬财务公平的文献资料，发现在国企与民企、垄断企业和竞争性企业、高管和普通员工间以及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间等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财务不公平现象。为了维护员工的正当利益、企业的健康发展、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亟需从各个层面解决这一问题。

三、实现薪酬分配公平的政策路径

在政府层面，国资委作为国有控股企业的控股股东应当履行监督管理责任，通过财务监督权控制过高薪酬，同时国有控股企业的董事会、监事会、审计委员会也应当行使监督权，约束过高薪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加强统筹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的管理职责，不断完善劳动薪酬的分配制度，充分履行劳动监察职责，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工会组织作为职工权益的代表，应当做好妥善处理劳资关系、促进合理分配增值额的工作。在劳资谈判中应当发挥作用，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成本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7-8.

[2] 干胜道.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有机结合──对企业财务本质新认识[J].会计之友，2013（1）：14-15.

[3] 干胜道、杜荣飞、段华友.拉克尔法则及其在财务分析中的应用 [J].财会学习，2011（05）：31-33.

[4] [5]王灿，干胜道，孙维章.员工薪酬财务公正性测度研究──基于四川省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105-113.

[6] 段华友，王文兵，干胜道.行业属性、拉克尔法则与员工薪酬适度性研究──来自2008-2012年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数据[J].华东经济管理，2014（11）：160-164.

教育公平研究述评 篇4

一、价值理念保障

市场机制虽然可以很好地体现社会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但无法实现配置的公平性。作为美国联邦政府基础教育财政分配的核心价值基础, 公平理念主要有两种认识, 即以哈耶克观点为首的坚持程序正义的机会公平论和以罗尔斯观点为代表的社会正义的结果公平论。哈耶克强调自由至上主义, 认为政府只要确保市场过程本身的合法性是公正的, 那么就是公平且正义的[2]。换言之, 基于程序正义, 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应遵循中性原则, 反对政府管制以及经济生活的政治化。而罗尔斯强调结果平等的社会正义, 认为人人都应享有同等的权利和获得同样的成就, 社会应对不利地位者补偿。政府为此应选择性地对部分部门进行补贴或征税, 以实现社会最大的善为基础进行管制调节。因此, 联邦政府在财政分配政策制定过程中既要兼顾社会正义缩小社会阶层间的不平等, 又要注重资源的使用效率确保社会的持续发展。基于这两种公平观, 美国教育财政政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从关注投入的公平性转为重视产出的充分性, 体现在其财政分配原则的树立与分配模式的转变。

1.树立财政分配原则

美国基础教育财政配置长期以来遵循公平性原则, 其具体可以划分为水平公平、垂直公平以及财政中性三类具体的实施准则。首先是水平公平 (horizontal equity) 准则或称横向公平准则, 即相同特性学生应获得同等教育对待, 教育资源配置应数量均等。如基础教育经费的分配通过定额拨款的形式, 确保辖区内所有适龄儿童获得同样额度的教育拨款。其次是垂直公平 (vertical equity) 准则或称纵向公平准则, 即根据不同特性学生的需要予以不同的教育对待。该准则强调对弱势群体如经济困难学生、身心障碍学生、少数民族学生以及英语障碍学生等更多的资源分配。该类分配通常通过政府的专 向拨款项目以及一般性教育拨款中的额外分配加权来保证特殊需要学生获得额外资源。美国各州通常会采用在基准补助模式或保障税基项目中融合学生加权数法体现垂直公平原则。最后是财政中性 (fiscal neutrality) 准则, 即每位学生公共教育经费开支的差异应与学区的财富程度不相关[3]。财政中性准则是通过各州政府对学区政府不均等的财政拨款进行调节, 通过政府政策调控来消除学区间教育经费的差异, 确保基础教育经费的配置均衡。

然而, 在过去机会公平逻辑主导下, 基于投入的公平性原则始终无法解决因各学区房地产价值直接决定学区教育经费多寡而导致的学区间教育经费不平等问题。1989年, 肯塔基州高院裁定该州基础教育财政体系缺乏宪法规定的充分性保障之后, 美国近30个州发生了教育财政的诉讼案, 人们开始审视拨款公式能否有效分配资源, 并符合宪法要求的平等、充分且效率原则[4]。教育财政充分性是以承认个体和区域差异性以及享有权利平等性为前提, 政府以社会正义为目的着重教育过程中的投入、过程、产出等因素公平的财政体制。具体而言, 充分性 (adequacy) 原则主要可以划分为“事前充分”与“事后充分”两种配置准则。“事前充分”准则认为财政充分就是要求政府应为每位学生提供足够教育资源, 确保他们都能获得适当教育。因此, 教育财政分配应以充分为首要原则设计制度规则和标准, 并以此规定财政分配的模式与方法[5]。“事后充分”准则是为每位学生提供同等的学习机会以及充足的教育资源, 如教育资金、师资、策略、课程、教学等, 并能针对不同学生、学校或学区的特殊需求予以足够的调整和资助, 确保所有学生最终获得高标准学业成就[6]。

因此, 充分性原则指导下的充分性财政分配政策可以理解为充分性教育产出水平与教育财政充分性水平两个部分。充分性教育产出水平是从保障学生获得社会竞争能力、各州拥有国际竞争实力的 人力资源角度出发, 关于学生读、写、算等基本能力与相关知识和技能的教育产出标准[7]。教育财政充分性水平是基于充分性教育产出水平从整体上核算平均教育成本, 并根据学生个体差异进行调整后得到微观层面的充分性教育成本。

2.转变财政分配模式

教育财政从“公平”到“充分”的转向, 反映了决策者对教育公平本质问题理解的深化, 即减少教育投入中“有”与“没有”之间差距的同时, 开始强调提升学生学业成就。财政分配价值理念的转向带来的是分配模式的转变, 即从强调教育成本的公平投入模式 (inputs model) 转为强调教育成效的充分产出模式 (outcomes model) (见下表) [8]。

二、测度技术保障

为保障充分性教育财政分配的可行性, 许多学者、专家对于“充分”成本测算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设计。教育财政的充分性应根据教育目标和最低行为标准等方面进行界定, 因此在充分成本测算的技术流程上通常有三步, 即首先应确立适当的、宏观的教育目标, 并将该目标具体分解为可操作的行为目标。如“适应社会的交流能力”可以分解为语言课成绩、演讲水平、获奖情况、阅读成绩等行为因子。然后是根据行为目标和期望为学生、学校以及学区 设立期望的最低行为标准, 并核算出达成这些预期标准所需要的基本教育经费[9]。具体经费在不同学区的测算过程中有所不同。

1.成本函数模式

该方法假设学校处于有效运转, 学校投入与学生产出之间存在教育成本函数的非线性关系。该模式将学校的产出以及学校教育资源建立为一个教育生产函数, 即学校产出 (如学生学业成就) 与学校的直接投入向量 (如师生比、教师工资等) 、学生特征向量 (如残疾儿童比例、学生人数等) 、学生家庭特征向量 (如家庭收入、小区平均收入等) 以及学区经济水平向量 (学区居民平均收入、税基、税率等) 建立函数关系, 并获得对应不同学业成就的所必需生均教育支出。该模式能够对学生需求与资源成本的差异做出准确测算, 从而有效预测出一个固定规模的学区既定产出所需的教育成本以及提供有效的相对成本指数。由于教育产出的多元性以及影响因素的复杂性, 该模式的统计公式往往复杂和深奥, 虽然有较高的准确度、信效度, 但是不利于政策制定者和广大教育工作者接受和采用。

2.示范学区模式

该模式首先根据学生学业成就水平高低, 在州内选出一组被认定为符合充分、高标准教育的学区, 然后测算该学区的基本教育支出 (如教师工资、学校管理费用等, 不包含特殊教育、交通补助等特殊专项经费) , 最后根据这些示范学区的基本教育支出进行加权平均获得该州的有效充分支出。经过加权测算的充分支出水平可以通过不同学区的生活成本以及收入因素进行调节。其中, 在选取示范性学区时, 应选择大小和规模相对平均的、人口统计相对同质的、处于州平均支出水平以下的学区。示范学区法是通过样本统计模型计算充分教育经费的模式, 是以学生的测算学业成就以及相关测评数据为测算依据的。因此, 当各学区学生人口分布不均、特征差异较大时, 充分性教育经费的测算结果会有很大偏差。

3.专家评估模式

该模式是一种从下至上的研究模式, 首先假定专家都能进行客观、权威的评估, 然后由教育领域中的专家和行政人员组成评估小组。小组成员依据学校的班级规模、人员配置以及其他相关评估要素定义“示范学区”, 为不同年级、性别以及特殊需求学生设计有效的教育策略, 并以此评估确定每位学生获得较高学业成就所需要的教育资源, 并根据相应的价格指标体系将这些资源要素进行价格核算, 最终获得该学区的基本教育经费投入。该模式通过明确学生高产出所需的各类投入要素, 并根据不同地区物价、学生需求以及学校规模等进行调节测算, 易于决策者理解并推广。但是由于教育策略、影响要素以及学生学业成就的评估关系都处于一种模糊和人为认识的水平上, 专家的评议往往带有主观判断差异, 而缺乏客观统计数据的科学支撑。

三、法律制度保障

联邦政府通过法律途径不断推动基础教育体制的改革步伐, 以法律诉讼的形式促使各级政府在制度上解决教育不平等问题。上世纪60年代开始, 美国教育财政的充分性和公平性成为基础教育法制的主题, 政府自上而下颁布的教育法案与各地自下而上涌现的教育财政诉讼共同推动着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

1.法制保障的内容

美国基础教育财政分配的法制保障主要可以分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个层次。在教育财政的各类诉讼案件中, 法院裁定的主要依据是美国联邦宪法的公平保护条款、各州宪法的公平条款以及州宪法教育条款。首先, 联邦宪法作为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宪法, 其条款有很大的伸缩性和很宽的覆盖面。联邦宪法许多条款都与基础教育财政紧密相关, 是美国基础教育财政法律体系的框架部分。例如宪法的第一条以及宪法修正案的第一条、第四条、第九条、第十条及第十四条都涉及到了基础教育财政, 其认为基础教育事业与国家国防和社会稳定密切关联, 且涉及到公民的言论、出版以及宗教权利, 联邦政府有责任和权力进行干预。联邦政府通过立法形式颁布了大量与基础教育财政分配相关的法案, 并通过立法保障联邦、州与地方政府共同承担教育经费的投入。

其次, 州教育法规作为联邦宪法的直接补充, 是州履行教育责任的基础。由于美国公立教育的主要财政责任在州和地方政府, 所以各州宪法中都明确作出了教育财政分配的条款。如纽约州的宪法中规定:“立法机关应规定建立并资助让本州儿童接受公立免费教育的学校系统。”[10]州政府会通过立法确立该州的建校标准、校长和教师的任职资格、学校课程大纲以及鉴定要求等。其中, 各州法律会对本州基础教育经费的来源进行保护, 明确地方学校收税的资格和税额。州政府根据州立法的精神, 进行各类教育经费和资助的筹集及配置。

2.法制审查的方式

根据联邦与州宪法公平保护条款来对教育财政制度进行审查时, 法院通常是审查学区生均经费的不均衡是否会对不同种族、性别的学生造成“嫌疑分类”, 对贫困学生构成歧视, 或学生的平等受教育权利是否因为教育资源的不充分而受到侵害, 从这些角度来考量教育财政制度是否违背了宪法保护条款。一般来说, 法院具体通过三种方式对教育财政制度进行标准审查。第一种是严格的检验测试 (Strict scrutiny test) 。在这种审查方式中, 教育财政制度的合宪性必须满足较为苛刻的条件, 裁定结果往往有利于原告。审查中, 州立法机构与州政府作为被告, 需要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其对不同学区学生造成的“区别”是合法与合理的, 并未构成“嫌疑分类”。这些理由必须是能满足州或者联邦整体利益或重要目标需要的考虑, 同时并不存在更好或减少歧视程度的方法来满足州或联邦的重大目标或利益。第二种是合理的检验测试 (Rational basis test) 。在这类测试审查中, 法院会采用较为宽松的标准, 州政府只要能证明其政策中涉及的分类对待有合理的正当原因, 该教育财政制度则合法。这类审查是联邦最高法院与大部分州法院采取的审查方式。为了能鼓励并支持地方政府及时、有效地管理和支持公立教育, 不同学区存在生均教育经费差异在所难免。只要教育财政政策是符合州的整体利益的, 往往被法院裁定为政策合宪。第三种是适中的检验测试 (Sliding scale test) 。这类审查方式是介于严格的与合理的两种审查方式间的中度严格审查方式, 其既不轻易认定教育经费差异构成“嫌疑分类”, 但又需要保护不利地位者的受教育权利。不同审查方式使司法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可以通过法律诉讼有效推动教育财政制度改革, 不断解决教育公平与充分方面的不平等问题。

四、启示

“均衡发展, 经费先行”, 教育经费的长效投入与合理配置是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根本保障。美国联邦政府通过理念、技术和法律等方面为基础教育财政投入与配置提供保障, 为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其中, 改革法案的颁布以及制度的设计都离不开政府对教育公平内涵的深刻理解与把握。

1.公平性教育投入是我国基础教育财政政策的合理选择

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在广大农村地区实施类似于美国20世纪初高度离散的教育财政管理体制, 即“以乡镇财力为主”普及基础教育制度, 但由于乡镇间的经济发展不均衡以及乡镇财力的薄弱, 造成教育支出差异巨大且农民教育负担过重。2001年农村基础教育财政制度调整为“以县为主”, 中央和省级政府开始强化和负担起基础教育经费责任。这样的政策调整与美国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基础教育生均支出均等以及纳税人公平等财政政策极其相似, 反映了不同教育公平发展阶段的不同财政政策演变。在基础教育财政公平诉求阶段, 我国各级政府的主要分配目标是缩小区域间、学校间、群体间的教育资源配置差距, 实现“予以相同的人的相同对待”。当教育财政公平诉求由水平公平深入到垂直公平阶段时, 各级政府的分配目标转变为确保处于不利地位学生享有公平教育权利, 实现“予以不同的人的不同对待”[11]。各级政府应根据教育财政配置的“公平原则”对落后地区、薄弱学校以及因其他原因处于不利地位的学生进行积极性、差异性财政补偿, 实现基础教育财政配置的垂直公平。尽管我国中央和各省不断加大转移支付的总额度, 但是地方基础教育实际支出仍受到地方政府财力的影响。为避免出现地方财力越充足, 基础教育支出越多的失衡情况, 应建立以“财政中立”为拨款原则, 实现地方基础教育财政能力均等的转移支付制度。

2.充分性教育产出是我国基础教育财政政策的研究方向

美国目前已经进入了基础教育财政的充分阶段, 即从以“受教育机会”为导向关注基础教育生均支出均等与纳税人公平阶段, 转变为以“教育成就”为导向的基础教育财政“充分性”, 关注人人享有充分的教育财政保障和获得能达到最低教育成就标准的充足资源。当我国适龄儿童都能享有免费且平等的基础教育入学机会后, 人们对基础教育财政的要求必然会逐渐转向以“教育成就”的充分性教育财政。对于即将面临的基础教育充分性财政政策, 决策者必须要解决好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学业成就标准的设立问题, 以及达到这些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教育标准需要哪些教育资源或“生产要素”, 如何确定这些成本[12]。这明确了我国基础教育财政未来的研究方向, 即从主要关注教育经费的投入与分配的公平问题转为关注教育的投入与教育产出关系的效率问题。同时, 由于教育财政充分性要求满足不同学生不同发展方向的需要, 资源配置权将由学校、教师等一线工作者掌握, 以便准确界定学生教育需求, 设计有效教育策略, 提升经费投入效益, 政府应采取非针对性、非特殊性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模式进行拨款[13]。

摘要：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 美国基础教育财政支付的核心理念出现新的转向, 开始从追求水平平等转为追求垂直平等、从关注投入公平性转为关注产出充分性, 而改革手段也从过去的报告呼吁转为各类教育财政立法与诉讼, 不断推动基础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美国基础教育财政的公平能得到有效的反映和不断发展依赖于其多层次、系统化的保障体系, 主要体现在教育财政分配中的价值理念保障、测度技术保障以及法律制度保障。

我国教育视域下创客研究述评 篇5

“创客”一词来自英语“Maker”的翻译，原意是“制造者”，这一概念最早通过年出版的《创客：新工业革命》一书引入中国。然而，创客真正为国内大众所知，乃源于年国内媒体对创客概念的大幅分析报道及中国创客运动的开展，故也被称为“中国创客元年”。事实上，创客概念的出现是以反思国际金融危机为背景，以新工业革命2.0版的出现为契机[2]。如今，教育研究者已经敏感地认识到了创客在教育领域发展的潜力;而我国创客空间和创客实践的发展，更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教育视域分析和探索创客的未来教育发展之路。

纵观目前国内教育领域的创客研究，对创客这一概念的分析和界定基本来自《创客：新工业革命》和《中国创客白皮书》，它们对创客概念的阐释基本围绕“创新”、“实践”和“分享”这三个关键词展开。其中，《中国创客白皮书》又将创客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广义的创客是指将自己的创意想法变成现实并乐于分享的人[3]，因为我国教育领域自建国后就开始探讨培养创新型人才这一概念，所以可以说创客的概念与创新人才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创造[4]，这一观点得到了多数研究者的认同;而狭义的创客是指利用开源硬件和软件将创意现实化的人，这也是大部分教育领域研究者在提及创客时的共识。一些研究中将创客和“数字匠人”、“比特创客”相联系[5]，而部分研究在此概念的基础上，延展至对创客教育和教育创客的分析，并将机器人教育、信息技术教育作为其实现的载体。

2创客教育

虽然创客教育的概念出现较晚，但它却是自创客出现以来，教育领域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尤其是在2014年地平线报告基础教育版中，创客空间作为促进基础教育学习变革的数字策略之一，被选进了未来五年内影响基础教育的12项关键技术大名单。目前，众多研究者已对创客教育的概念、特点进行了不同视角的分析，其相关创客教育的概念阐析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创客教育课程说，认为创客教育是为解决中小学教育体制中创新能力培养的不足等问题而实施的一系列关于创新动手技能训练的综合课程[6]。第二类为创客教育过程说，认为创客教育围绕创客、创客空间、教育创客展开，是青少年在区域创客空间或者学校创客空间自制创意作品的学习活动;同时，也是在创意作品的制作、开源和分享、设计及产品化的过程中，通过自学、跨年龄和跨领域的学习，体会创造的快乐的一个过程[7]。还有一些研究没有明确给出创客教育的定义，可总结为第三类创客教育综合说。该类研究将创客教育视为培养创客的教育实践，将创客教育的核心定位为创新和动手，认为其根本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8]，而且必将改变教育，成为教育创新的新路径[9]。

3教育创客

教育公平研究述评 篇6

自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始终离不开旅游业改革创新的大力支撑。 从20 世纪80、90 年代引发热议的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到21 世纪初开始的旅游综合配套改革,再到当下的旅游全面深化改革,无不围绕着旅游业健康持续发展而展开。 可以说,如何通过旅游业改革来建立并完善旅游市场经济体制、旅游公共服务系统,促进旅游业健康持续发展一直是业界关注的焦点,也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从各级政府不断出台的政策文件(如《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发〔2009〕41 号,《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 〔2014〕31 号)到人大 《旅游法(2013 年)出台,以及有关研究文献的不断增加便可见一斑。 自1983 年到2015 年(6 月)间在中国知网(cnki.net)以 “旅游(业)改革”、“遗产(体制)改革”、“景区(体制)改革”为“篇名”进行检索,共搜索核心期刊论文117 篇(含CSSCI),博硕士论文20 篇(博士论文1 篇),如图1(但旅游专业教学改革文献除外)。 其中研究“主题”主要涉及旅游管理体制改革、旅游综合配套改革、旅游全面深化改革以及旅游教育改革等几大方面(如表1)。由于旅游业改革发展主要属于中国这类转型国家的特色,故本文以国内核心期刊代表文献、硕博论文以及代表性学者观点为基础展开讨论,从“ (社会)公平-(市场)效率”角度出发对旅游业改革的有关研究展开客观述评。

二、旅游业改革的公平-效率分析框架

1、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公平-效率分析框架

自20 世纪70 年代末启动的中国经济改革,期间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再到城乡一体,从“经济特区”、“对外开放区”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示范区”再到“(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最终目标在于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体现市场机会、社会福利的公平性以及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可见,(社会)公平-(市场)效率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基本原则。

2、中国旅游改革发展的公平-效率分析框架

自20 世纪改革开放来, 我国旅游业经历了80年代来体制转轨变革到90 年代中期以来转型升级的发展过程。 在20 世纪80、90 年代,旅游管理体制改革成为主流, 推动旅游业从政治接待事业向经济产业转轨,旅游事业单位企业化,特别是旅游资源所有权与经营权、管理权分离成为趋势。 21 世纪初期,旅游综合配套改革成为主流, 广东(2008)、 云南(2009)、海南(2010)、桂林(2010)四区,秦皇岛、成都、舟山、张家界四市(2010),北京(2012)、天津(2013)、广州(2014)等先后成为旅游综合改革试验或示范区。 旨在通过经济发达、旅游发达地区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示范探索旅游业转型升级发展路径模式, 为其他地区提供参考。 目前随着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确立,旅游业改革进入全面深化期,目的在于理顺政府、市场、社会关系,保障旅游休闲权益,促进旅游业领域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推动旅游业从单一经济产业向综合社会事业转型。

可见,旅游业改革先是强调市场效率,并导致许多公共资源私有化、 商业化(如风景名胜区门票经济),后来才逐渐注意到社会公平,注重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提供(如国家公园试点),兼顾(社会)公平-(市场)效率成为旅游业改革发展的指导框架,即一方面旅游业———“食、住、行、游、购、娱”属于商业范畴,且属竞争性行业,需要针对市场需求,关注商业服务、市场效率、集聚发展。 另一方面旅游休闲又属于国民基本权利,需要重视国民权利,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如公共游憩空间、 资环景观、 道路交通及其服务设施、公共信息平台、医疗救助平台等)、体现社会公益、注重区域平衡(如全域旅游发展)。

从公平角度看,旅游业改革一方面要求保障国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旅游休闲权益,提供基本的旅游休闲公共、准公共产品,特别是各类公共旅游休闲资源景区点的免费或成本价提供,以及城乡公共旅游休闲游憩系统的完善。 另一方面要求政府营造公平旅游休闲产业经营环境,保障旅游休闲经营者的公平竞争,打破垄断。

从效率角度看,旅游业改革要求体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所强调的市场机制(供求决定机制、价格决定机制、竞争决定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企业自主经营、消费者自主选择、商品与要素自由流通)而非仅仅“基础性”作用。 政府只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如旅游资源环境保护、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游憩系统完善、信息网路平台建设、旅游标识系统完善、区域品牌形象推广等旅游休闲公共平台问题,基于公益化、市场化、社会化(社会自治、行业自治)促进政事(事业)分开、政企(企业)分开、政社(协会、NGO)分开运作,以实现投入产出效率最优化和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

可见,旅游业改革需要从公平-效率原则出发规范政府在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的前提下,逐步建立起以旅游休闲者、旅游休闲产业经营者“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体系、市场公平体系,以及“以市场化制度为本,创自由竞争之基”为基本原则的市场竞争体系,以保证旅游休闲(准)公共产品的提供、保障市场经营环境的健康、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因此,从改革理念或价值观树立与传播到有关制度的设计与运行以及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都需要体现公平和效率进而促进旅游业经济社会效益提升。 实现国民所期盼的“宜闲宜游”、“宜业宜商”、“宜居乐居”的社会理想,丰富“中国梦”。

三、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20 世纪80-90 年代是我国旅游业从接待型政治外交事业向经营型经济产业转轨变革的关键期包括旅游宏观管理体制、旅游国企治理结构、遗产和景区管理体制、旅游价格管理体制等在内的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开始成为研究重点,并一直被持续关注至今。

1、旅游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旅游业改革首先面对的是中央、地方对旅游业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如何有效实现政企、政事、政社分离,建立并完善中央、地方对旅游业的决策与协调、监督与管理、公共治理与服务机构。 蔡万坤(1983,1984,1985) 较早探讨旅游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指出这是旅游业根本问题。 同时提出旅游外联体制改革思路,并借鉴日本旅游管理体制与政策法规, 提出我国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做法[1,2,3]。 罗福群(1986,1994) 以广东为例指出旅游经济体制改革要注意因地制宜,实行政企分开,加强行政管理,扩大地方外联权,后来又进一步提出企业化、市场化、国家化改革思路[4,5]。 于英士(1987)指出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内容包括微观旅游企事业与宏观各级旅游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两方面,其中后者为重点[6]。 王大悟(1988)从系统论角度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分析我国旅游事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矛盾,提出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目标、 主体构造及其实施措施[7]。 陈仙波(1988)探讨了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系统工程原理[8]。王强(1988)在指出旅游业主体、客体、介体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提出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四大原则———大旅游、大改革、大体制、大发展[9]。 钟新民、 况既明(2000) 以桂林为例研究了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局限,提出成立产业委员会的旅游“大管理”思路[10]。 张俐俐(2003)对我国旅游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了总结,认为我国旅游管理体制改革从1978 年开始至今,共经历起步、发展、深化和创新四个阶段[11]。 曹芳东、吴江(2010)从分形理论视角揭示旅游制度系统存在的制度内容分形、结构分形、环境分形、运行分形、功能分形及实施机制分形等特征,并提出河南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大整合制”系统构建与管理创新[12]。 余凤龙、黄震方、曹芳东(2013)探讨了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指出中国市场化体制改革依然是中国尤其是中西部省份旅游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13]。 宋瑞(2014)提出全面深化旅游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路[14]。 胡抚生(2014)指出全面深化地方旅游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关键在于职能转变[15]。 刘庆余(2014)从“旅游治理”角度提出全面深化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16]。

旅游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不仅是旅游管理体制改革,也是旅游综合配套改革,更是旅游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部分。 业界、学界对改革认识逐步深入,经历了从事业管理、行业管理到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治理,自政企、政事、政社不分到政企、政事、政社分开,从领导决策协调、行政监督、行业管理到公共服务、公共治理的深化过程。纵观学界对我国旅游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研究,20 世纪80、90 年代主要围绕效率目标展开,强调领导决策协调、监督管理,关注政企分开、行业管理。 其后逐步意识到社会公平、社会参与的重要性,强调公共服务、公共治理,在政企、政事、政社分开的基础上,关注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治理,并没有脱离公平-效率约束框架。 在研究对象上,以国家和地方旅游业为对象,关注国家层面较多,地方层面较少。 在研究方法和层次上,主要局限于传统的案例研究、历史研究、对策研究,缺失理论研究、比较研究、深度调研。 其实,旅游业在各地方的优势特色千差万别, 特别需要重视地方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案例研究、比较研究、深度调研,在公平-效率原则下因地制宜为各地方旅游、 专项旅游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具体对策并提炼理论。

2、旅游国企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旅游企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属于旅游微观管理体制改革,主要以国有企业、遗产资源、旅游景区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为热点、重点。 段强(1999)以北京旅游集团为例,探讨了三级架构(集团公司总部-专业化主力企业或企业集团-基层企业)母子公司治理体制[17]。 王德迅(2001)研究了日本公司混合企业对我国国有旅游基础设施企业改革的借鉴作用[18]。 袁三梅(2003)探讨了江西国有旅游饭店的现代股份制改革与发展问题[19]。 王凯(2006)研究MBO(管理层收购)对我国旅游企业产权重构(所有权和经营权统一的意义[20]。 莫小芳(2007)以桂林旅游股份公司为例提出旅游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与法人治理结构思路[21]。 张金山(2008)研究了国有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和绩效的关系[22]。 胡萍茜(2014)研究了旅游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其成长性的影响[23]。 李任芷(2014提出以混合所有制来全面深化国有旅企改革思路[24]。 可见,在旅游国企改革研究方面,主要基于效率原则对旅游国企的现代股份制改造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展开研究。 研究方法多以案例研究为主,期刊文献不多,硕士论文占有一定比例,无论从研究深度、广度、高度看还远远不够。 从理论上说作为竞争性行业的旅游国企改革可以通过股份制改造成为国有控股平台公司、混合所有制公司而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平台管理和具体业务的分离,或直接民营化为市场主体, 但这尚需学界本着公平-效率原则展开个案研究。

3、遗产资源景区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自然文化遗产资源及景区作为公共性旅游资源及产品,一直是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争论的焦点。 魏小安、彭德成(2000)指出“遗产地管理中存在机制落后、政企不分、分配制度陈旧、管理乏力、缺乏保护资金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国内学者观点主要分为两派: ‘产权转移’派和‘国家公园’派”[25]王兴斌(2000)、杨广虎(2002)认为,“自然文化遗产是经济资源, 必须遵照市场方式由企业进行开发与经营, 方式有‘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权、管理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权、管理权、监督权、经营权分离与制衡’等。[26,27]”郑易生等(2000,2002)则强调“遗产资源的非经济价值, 从遗产地产权的法律基础、‘产权转移 ’ 导致的资源破坏及公共利益牺牲等角度反驳上述观点, 推崇美国‘国家公园’体制为遗产地管理模式[28,29]”。 此外, 徐嵩龄(2003)、张进福(2004)采取折中立场,提出“某些遗产地或遗产地非核心区的部分项目交由企业经营, 设立非盈利型管理机构, 分离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建设与运营业务,经营业务实行企业化经营[30,31]。 ”实际上,“产权转移派”更多地强调效益原则,“国家公园派”更多地强调公平原则,而“折中派”则兼顾了效率和公平。

4、旅游价格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针对旅游产品价格混乱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价格双轨制及多年来的门票经济问题,也有学者从公共产品提供和市场价值规律视角对旅游价格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了研究。 例如彭青(1993)提出基于旅游商品特征对旅游价格管理进行企业化改革,协会、政府分别履行协调和间接宏观调控职能[32]。 袁凌、熊正德(2004)提出基于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以及从公共产品角度对不同旅游产品价格管理进行改革[33]。 熊正德、许统生(2007)从旅游价格的杠杠效应出发, 提出基于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进行改革,并完善与国际接轨的旅游价格管理新体制[34]。 熊经肇(2010)以陕西省为例提出要基于旅游价格的杠杆效应提升旅游产业竞争力角度进行价格改革[35]。 刘文彬(2014)从政府规制失灵角度提出旅游价格管理的制度创新举措[36]。 可见,学界对旅游价格体制改革研究并不深入系统, 尚待在对不同旅游产品性质、特征及其价值、成本构成深入认识的基础上,从社会公益与产业效益、产业竞争角度展开价格体制改革研究。

四、旅游综合配套改革研究

21 世纪初以来,随着我国居民特别是城市居民消费的结构性转变,旅游休闲逐渐成居民基本生活方式与人身权利,从而要求我国旅游业发展进一步关注产业升级(产业结构优化、产业效益提升)与公益转型(从经济产业到社会事业)。 前者关键在于文化创意、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的融入,提升效益。 后者关键在于从单纯的旅游增长观向兼顾环境、社会的旅游发展观转变,促进公平。 同其他行业、地区的综合配套改革一样,旅游业和旅游地的综合配套改革(示范或试验)被提上日程(2008 年广东成为首个“全国旅游综合改革示范区”, 随后云南、 海南、桂林、秦皇岛、舟山、张家界、成都、北京、天津、峨眉山、桐乡、延庆、广州等相继成为示范或试验区)。 以期通过示范或试验解决重点问题, 提出系统方案形成共性经验,进行制度创新,完善社会主义旅游市场体制,兼顾公平与效率。 如上所述,其中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包括旅游宏观和微观(旅游国企、遗产旅游、景区景点)管理体制仍是业界、学界关注的重点因而被纳入旅游综合配套改革实践与研究中。 旅游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涉及如下几方面:

1、对旅游综合配套改革及其示范或试验区的理解

庄伟光(2008)分析了广东首个“全国旅游综合改革示范区”含义、优势、特色与措施[37]。 田里等(2008) 提出了建立 “ 云南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 进行“二次创业”的构想[38]。 刘少和(2009,2010) 对广东“旅游综合改革示范区” 建设的制度创新以及深化旅游综合配套改革与促进旅游转型升级发展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39,40]。 邓祝仁(2011)对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的目标、任务与方向进行了分析[41]。 卢跃东等(2014)以桐乡市为例提出旅游综合改革的核心内涵———“一业(旅游业)驱四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化、新型城镇化和服务业现代化)”[42]。

2、旅游综合配套改革示范或试验区建设路径模式及其政策措施分析

罗明义等(2010)综合分析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战略取向和政策内涵[43]。 吕华鲜等(2010)从飞地理论视角提出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发展“飞地经济”模式,进行“二次创业”的构想[44]。 李莉叶等(2011)从旅游市场失灵与综合效应角度分析了旅游综合改革示范或试验区旅游政策[45]。 莫凌侠(2012)研究了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旅游法制体系建构问题[46]。蔡建刚等(2013)分析了张家界生态旅游开发的价值补偿机制[47]。 李文峰等(2013)从全要素协同视角提出了国内海洋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发展路径[48]。

3、旅游综合配套改革示范或试验区建设的效应研究

张英等(2014)实证研究了国家旅游综合改革政策对旅游产业的影响[49]。 周运瑜(2015)以张家界为例构建了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成果评价体系并进行了评估[50]。

4、就旅游公共服务发展和游客满意度展开专项研究

黄燕玲等(2010)从供需感知视角研究了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旅游公共服务发展[51]。 肖婷婷等(2011)研究了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旅游公共服务游客满意度[52]。 程道品等(2011)研究了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与旅游目的地满意度的结构关系[53]。吴露岚等(2012)研究了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游客对旅游公共信息服务的满意度[54]。

总之,学界对旅游综合配套改革以应用研究、案例研究为主,理论研究并不深入。从旅游业发展历程看, 旅游综合配套改革是对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延续与拓展,旨在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发展。 因此,学界研究应该聚焦旅游业综合配套改革与旅游业转型升级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要求在公平-效率约束下, 研究制度创新如何促进旅游产业升级和公益转型, 以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旅游休闲需求并保障其权利。 即一方面促进旅游业创新升级, 突出优势特色,提升产业效益;另一方面促进旅游业公益转型,落实国民权益,保障社会公平,提升满意度。

五、旅游全面深化改革研究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我国旅游业也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 《旅游法》成为依法治旅的基本大法,《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1 号)成为我国旅游业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为此,学界在旅游管理体制改革、旅游综合配套改革研究基础上从全面深化改革视角开始对旅游业改革展开新的思考。 其中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旅游行政体制、旅游公共治理、旅游国企改革、旅游主体市场化等重点方面。 例如戴学锋(2015)指出正如改革开放初旅游业成为启动改革的破题点一样,旅游业应成为引领社会经济全面深化改革的破冰行业[55]。 宋瑞(2014)分析了旅游行政管理体制的全面深化改革问题[56]。 胡抚生(2014)分析了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职能转变问题[57]。 刘庆余(2014)指出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应从旅游管理向旅游治理过渡[58]。 李任芷(2014)提出基于混合所有制推进国有旅企的市场化进程[59]。 戴斌、李仲广(2014)对新型市场主体以及国有旅企的现代化变革进行了研究[60]。 王慧娴、张辉(2014)提出市场主导下的旅游业M(市场)-G(政府)-S(社会)多主体改革模型[61]。 总之,学界对旅游全面深化改革研究才起步,主要局限于理论探讨。 旅游全面深化改革是对旅游管理体制改革、旅游综合配套改革的全面深化。 如土地制度限制、小微信贷不足、消费不足、区域壁垒、产业壁垒等对旅游业发展所造成的障碍的全面深化改革。 旨在建立基于公益化、市场化、产权化、社会化(社会自治、行业自治)促进政事(事业)分开、政企(企业)分开、政社(协会、NGO)分开运作的体制机制,全面理顺旅游业关系,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共治,促进社会公平、增进市场效率、提升游客满意度。

此外, 学界对旅游教育改革也展开比较深入地研究。 例如徐栖玲(1998)提出全面素质旅游教育[62]。王大悟(1999)提出旅游教育产业化改革[63]。 刘赵平、凯茜·恩兹(2006)以康乃尔酒店管理学院为例提出基于核心资源及持续竞争优势的中国旅游教育改革[64等等。人才是旅游业的基础,旅游教育改革既是旅游也是教育综合配套改革的一部分, 改革方向在于建立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教育体制和教学体系。 关键在于结合旅游业发展趋势和人才培养规律而守正创新, 即回归旅游教育的根本———以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为中心进行教育体制、机制创新。旅游的社会实践(实习、实验、实训)、科学研究等要围绕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而展开, 但这尚需教育界本着教育规律展开系统研究。

六、存在问题、研究趋势与展望

1、存在问题

中国旅游业改革创新构成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创新的一部分,但由于行业边界的模糊性、学科的边缘性、专业的应用性特征,学界对其研究并不深入。 一是理论建构不足,政策研究有余。有关研究主要借用其他相关学科理论, 基本局限于应用性政策方案研究。 这无疑反映了学界对旅游休闲之于人生、组织、社会的价值的深刻性认识不足, 影响了对旅游业改革创新的深入研究。二是研究议题设置不足,受到政策影响有余。 学界对旅游业改革创新研究议题选择明显受到政策(如管理体制改革、综合配套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影响,缺乏依据旅游休闲之于人生、组织、社会的价值而自主设置研究议题的学术独立。三是实证、比较研究不足,思辨、规范研究有余。 由于旅游的国际性和地方性特色, 旅游业改革创新既需借鉴经济发达特别是旅游发达国家经验展开比较研究,又要因地制宜深入田野调查展开本土案例研究,但学界在这方面明显存在不足。四是视野不够开阔,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旅游领域,缺失“跳出旅游研究旅游”的系统研究。

2、研究趋势与展望

改革发展永远在路上,对改革发展的研究也永远在路上,旅游领域亦然。 中国旅游业改革发展需要守正创新———旅游休闲如何为国民健康幸福提供有效的公共、公益、商业服务,从而构建起合理的公共平台体系、社会服务体系、商业市场体系,并不断优化升级有关产业、产品、服务? 其实,旅游休闲业为国民健康幸福服务———这才是回归旅游休闲业的本质。 因此,日后学界研究需要在公平-效率原则指导下选择独立的研究议题,并继续重点关注如下值得研究的领域:(1)旅游休闲纳入国民健康幸福保障体系, 即国民旅游休闲权益制度化保障问题(2)公共公益性资源景区管理体制、治理结构问题(3)影响旅游休闲业发展的深层次制度障碍及其综合配套改革问题。(4)旅游休闲业的社会自治(如旅游聚落)、行业自治问题。(5)中小企业、家庭个体的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体制、机制保障问题。(6)世界各国、中国各地旅游因地制宜发展的个案研究问题,等等。

教育公平研究述评 篇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始终离不开旅游业改革创新的大力支撑。从20 世纪80—90 年代引发热议的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到本世纪初开始的旅游综合配套改革,再到当下的旅游全面深化改革,无不围绕着旅游业健康、持续发展而展开。可以说,如何通过旅游业改革来建立并完善旅游市场经济体制和旅游公共服务系统,促进旅游业健康持续发展一直是业界关注的焦点,也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从各级政府不断出台的政策文件( 如《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发[2009]41 号、《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1 号) 到人大《旅游法》( 2013 年) 出台,以及有关研究文献的不断增加便可见一斑。

笔者在中国知网( cnki. net) 以“旅游( 业) 改革”、“遗产( 体制) 改革”、“景区( 体制) 改革”为“篇名”( 1983—2015 年6 月)进行检索,共搜索核心期刊论文117 篇( 含CSSCI) ,博士和硕士论文20 篇( 其中博士论文1 篇) ,见图1( 旅游专业教学改革文献不包括在内) 。

其中,研究“主题”主要涉及旅游管理体制改革、旅游综合配套改革、旅游全面深化改革、旅游教育改革等方面( 表1) 。由于旅游业改革发展主要属于中国这类转型国家的特色,故本文以国内核心期刊代表文献、硕博论文和代表性学者观点为基础展开讨论,从( 社会) 公平—( 市场) 效率角度出发对旅游业改革的有关研究展开客观述评,以期对实践发挥更加有效的理论支撑作用。

2 旅游业改革的公平—效率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经历了20 世纪80 年代的体制转轨变革到90 年代中期的转型升级发展过程。在20 世纪80—90 年代,旅游管理体制改革成为主流,推动旅游业从政治接待事业向经济产业转轨,旅游事业单位企业化,特别是旅游资源所有权与经营权、管理权分离成为趋势。本世纪初期,旅游综合配套改革成为主流,广东、云南、海南、桂林四区,秦皇岛、成都、舟山、张家界四市,北京、天津、广州等先后成为旅游综合改革试验或示范区,旨在通过经济发达、旅游发达地区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示范探索旅游业转型升级发展路径模式,为其他地区提供参考。当前随着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确立,旅游业改革进入全面深化期,目的在于理顺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保障旅游休闲权益,促进旅游业领域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推动旅游业从单一经济产业向综合社会事业转型。可见,旅游业改革先是强调市场效率,并导致许多公共资源私有化、商业化( 如风景名胜区门票经济) ,后来才逐渐注意到社会公平,注重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提供( 如国家公园试点) ,兼顾( 社会) 公平—( 市场) 效率成为旅游业改革发展的指导框架。

从公平角度看,旅游业改革一方面要求保障国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旅游休闲权益,提供基本的旅游休闲公共、准公共产品,特别是各类公共旅游休闲资源景区点的免费或成本价提供,以及城乡公共旅游休闲游憩系统的完善; 另一方面要求政府营造公平旅游休闲产业的经营环境,保障旅游休闲经营者的公平竞争,打破垄断。

从效率角度看,旅游业改革要求体现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只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如旅游资源环境保护、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游憩系统完善、信息网路平台建设、旅游标识系统完善、区域品牌形象推广等旅游休闲公共平台问题,基于公益化、市场化、社会化促进政事分开、政企分开、政社分开运作,以实现投入—产出效率最优化和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

综上所述,旅游业改革需要从公平—效率原则出发,规范政府在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的前提下,逐步建立起以旅游休闲者、旅游休闲产业经营者“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体系、市场公平体系,以及“以市场化制度为本,创自由竞争之基”为基本原则的市场竞争体系,以保证旅游休闲( 准) 公共产品的提供,保障市场经营环境的健康,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因此,从改革理念或价值观树立与传播到有关制度的设计与运行,以及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都需要体现公平和效率,进而促进旅游业经济社会效益的提升,实现“宜闲宜游”、“宜业宜商”、“宜居乐居”的社会理想。

3 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3. 1 旅游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旅游业改革首先面对的是中央与地方对旅游业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如何有效实现政企、政事、政社分离,建立并完善中央、地方对旅游业的决策与协调、监督与管理、公共治理与服务机构。蔡万坤[1,2,3]较早探讨了旅游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指出这是旅游业的根本问题,同时提出旅游外联体制的改革思路,并借鉴日本旅游管理体制与政策法规,抛出我国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有关做法; 罗福群[4,5]以广东为例,指出旅游经济体制改革要注意因地制宜,实行政企分开,加强行政管理,扩大地方外联权,后来又进一步提出企业化、市场化、国家化的改革思路; 于英士[6]指出,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内容包括微观旅游企事业与宏观各级旅游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两方面,其中后者为重点; 王大悟[7]从系统论角度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分析了我国旅游事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矛盾,提出了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目标、主体构造及其实施措施; 陈仙波[8]探讨了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系统工程原理;王强[9]在指出旅游业主体、客体、介体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提出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四大原则———大旅游、大改革、大体制、大发展; 钟新民、况既明[10]以桂林为例研究了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局限,提出成立产业委员会的旅游”大管理”思路; 张俐俐[11]对我国旅游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了总结,认为我国旅游管理体制改革从1978 年开始至今,共经历起步、发展、深化和创新四个阶段; 曹芳东、吴江[12]从分形理论视角揭示旅游制度系统存在的制度内容分形、结构分形、环境分形、运行分形、功能分形、实施机制分形等特征,提出河南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大整合制”系统构建与管理创新; 余凤龙、黄震方、曹芳东[13]探讨了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指出中国市场化体制改革依然是我国尤其是中西部省份旅游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 宋瑞[14]提出全面深化旅游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路; 胡抚生[15]指出,全面深化地方旅游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关键在于职能转变; 刘庆余[16]从“旅游治理”角度提出全面深化旅游管理体制改革思路。

旅游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不仅是旅游管理体制改革,也是旅游综合配套改革,更是旅游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部分,业界与学界对改革认识逐步深入,经历了从事业管理、行业管理到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治理自政企、政事、政社不分到政企、政事、政社分开,从领导决策协调、行政监督、行业管理到公共服务、公共治理的深化过程。纵观学界对我国旅游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研究,20 世纪80—90 年代主要围绕效率目标展开,强调领导决策协调与监督管理,关注政企分开、行业管理; 后来逐步意识到社会公平、社会参与的重要性,强调公共服务、公共治理,在政企、政事、政社分开的基础上,关注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治理,并没有脱离公平—效率约束框架。在研究对象上,以国家和地方旅游业为对象,关注国家层面较多,地方层面较少。在研究方法和层次上,主要局限于传统的案例研究、历史研究、对策研究,缺失理论研究、比较研究、深度调研。其实,旅游业在各地方的优势特色千差万别,特别需要重视地方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案例研究、比较研究、深度调研,在公平—效率原则下因地制宜地为各地方旅游、专项旅游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具体的对策并提炼理论。

3. 2 旅游国企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旅游企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属于旅游微观管理体制改革,主要以国有企业、遗产资源、旅游景区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为热点重点。段强[17]以北京旅游集团为例,探讨了三级架构( 集团公司总部—专业化主力企业或企业集团—基层企业) 母子公司治理体制; 王德迅[18]研究了日本公司混合企业对我国国有旅游基础设施企业改革的借鉴作用; 袁三梅[19]探讨了江西国有旅游饭店的现代股份制改革与发展问题; 王凯[20]研究了MBO( 管理层收购) 对我国旅游企业产权重构( 所有权和经营权统一) 的意义; 莫小芳[21]以桂林旅游股份公司为例,提出旅游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与法人治理结构思路; 张金山[22]研究了国有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和绩效的关系; 胡萍茜[23]研究了旅游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其成长性的影响; 李任芷[24]提出以混合所有制全面深化国有旅企改革思路。可见,在旅游国企改革研究方面,主要基于效率原则对旅游国企的现代股份制改造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展开研究,研究方法多以案例研究为主,期刊文献不多,硕士论文占一定比例,研究深度、广度、高度远远不够。从理论上说,作为竞争性行业的旅游国企改革可通过股份制改造成为国有控股平台公司、混合所有制公司而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平台管理和具体业务的分离,或直接民营化为市场主体,但这尚需学界本着公平—效率原则展开个案研究。

3. 3 遗产资源景区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自然文化遗产资源与景区作为公共性旅游资源及产品,一直是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争论的焦点。魏小安、彭德成[25]指出,遗产地管理中存在制度僵化、管理乏力活力、资金无保障等问题。面临这些问题,国内学者以“产权转移”派和“国家公园”派为主分为两种思想: 王兴斌[26]、杨广虎[27]认为,自然文化遗产是经济资源,以市场为主导,让企业进行开发与管理,达到所有权、管理权、监督权、经营权的分离,并且在分离的同时得到制衡; 郑易生等[28,29]则强调遗产资源的非经济性,提出可参照美国“国家公园”的形式管理我国的遗产资源。此外,徐嵩龄[30]、张进福[31]从两方面考虑提出分离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某些遗产地或者非核心区可交由企业管理,企业可承担遗产地业务经营部分。实际上,产权转移派更多地是强调效益原则,“国家公园派”更多地是强调公平原则,而“折中派”则兼顾了效率和公平。

4 旅游价格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针对旅游产品价格混乱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价格双轨制和多年来的门票经济问题,也有学者从公共产品提供和市场价值规律视角对旅游价格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了研究。如彭青[32]提出基于旅游商品特征对旅游价格管理进行企业化改革,协会、政府分别履行协调和间接宏观调控职能; 袁凌、熊正德[33]提出基于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从公共产品角度对不同旅游产品价格管理进行改革; 熊正德、许统生[34]从旅游价格的杠杆效应出发,提出基于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进行改革,并完善与国际接轨的旅游价格管理新体制; 熊经肇[35]以陕西省为例,指出要基于旅游价格的杠杠效应提升旅游产业竞争力角度进行价格改革;刘文彬[36]从政府规制失灵角度提出旅游价格管理的制度创新举措。可见,学界对旅游价格体制改革研究并不深入系统,尚待对不同旅游产品性质、特征及其价值、成本构成深入认识的基础上,从社会公益与产业效益、产业竞争角度展开价格体制改革研究。

5 旅游综合配套改革研究

本世纪初以来,随着我国居民特别是城市居民消费的结构性转变,人们逐渐把目光转向了发展性、享受型消费,旅游休闲逐渐成为居民的基本生活方式与人身权利,从而要求我国旅游业发展进一步关注产业升级与公益转型,前者关键在于文化创意、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的融入,提升效益; 后者关键在于从单纯的旅游增长观向兼顾环境、社会的旅游发展观转变,促进公平。与其他各行业、各地区的综合配套改革一样,旅游业和旅游地的综合配套改革( 示范或试验) 被提上日程( 2008 年广东成为首个“全国旅游综合改革示范区”,随后云南、海南、桂林、秦皇岛、舟山、张家界、成都、北京、天津、峨眉山、桐乡、延庆、广州等相继成为示范或试验区) ,以期通过示范或试验解决重点问题,提出系统方案,形成共性经验,进行制度创新,完善社会主义旅游市场体制,兼顾公平与效率。

旅游综合配套改革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旅游综合配套改革及其示范或试验区的理解。如庄伟光[37]分析了广东首个“全国旅游综合改革示范区”的含义、优势、特色与措施; 田里等[38]提出了建立“云南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进行“二次创业”构想; 刘少和[39,40]对广东“旅游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的制度创新,以及深化旅游综合配套改革与促进旅游转型升级发展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邓祝仁[41]对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的目标、任务与方向进行了分析; 卢跃东等[42]以桐乡市为例,提出旅游综合改革的核心内涵———“一业( 旅游业)驱四化( 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化、新型城镇化和服务业现代化) ”。二是旅游综合配套改革示范或试验区建设路径模式及其政策措施分析。如罗明义等[43]综合分析了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战略取向和政策内涵; 吕华鲜等[44]从飞地理论视角提出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发展“飞地经济”模式,进行“二次创业”的构想; 李莉叶等[45]从旅游市场失灵与综合效应角度分析了旅游综合改革示范或试验区旅游政策; 莫凌侠[46]研究了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旅游法制体系建构问题; 蔡建刚等[47]分析了张家界生态旅游开发的价值补偿机制; 李文峰等[48]从全要素协同视角提出了国内海洋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发展路径。三是旅游综合配套改革示范或试验区建设的效应研究。如张英等[49]实证研究了国家旅游综合改革政策对旅游产业影响; 周运瑜[50]以张家界为例构建了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成果评价体系并进行了评估。四是就旅游公共服务发展和游客满意度展开专项研究。如黄燕玲等[51]从供需感知视角研究了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旅游公共服务发展; 肖婷婷等[52]研究了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旅游公共服务游客满意度; 程道品等[53]研究了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与旅游目的地满意度的结构关系; 吴露岚等[54]研究了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游客对旅游公共信息服务的满意度。

总之,学界对旅游综合配套改革以应用研究、案例研究为主,理论研究并不深入。从旅游业发展历程看,旅游综合配套改革是对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延续与拓展,旨在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发展。因此,学界研究应聚焦旅游业综合配套改革与旅游业转型升级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要求在公平—效率约束下,研究制度创新如何促进旅游产业升级和公益转型,以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旅游休闲需求并保障其权利,即一方面促进旅游业创新升级,突出优势特色,提升产业效益; 另一方面促进旅游业公益转型,落实国民权益,保障社会公平,提升满意度。

6 旅游全面深化改革研究

2014 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元年,2015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年。我国旅游业也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旅游法》成为依法治旅的基本大法,《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4]31 号) 成为我国旅游业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学界也在旅游管理体制改革、旅游综合配套改革研究基础上,从全面深化改革视角开始对旅游业改革展开新的思考。其中,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旅游行政体制、旅游公共治理、旅游国企改革、旅游主体市场化等重点方面。如戴学锋[55]指出,正如改革开放初旅游业成为启动改革的破题点一样,旅游业应成为引领社会经济全面深化改革的破冰行业; 宋瑞[14]分析了旅游行政管理体制的全面深化改革问题; 胡抚生[15]分析了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职能转变问题; 刘庆余[16]指出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应从旅游管理向旅游治理过渡; 李任芷[17]提出基于混合所有制推进国有旅企的市场化进程; 戴斌、李仲广[56]对新型市场主体以及国有旅企的现代化变革进行了研究; 王慧娴、张辉[57]提出市场主导下的旅游业M( 市场) —G( 政府) —S( 社会) 多主体改革模型。总之,学界对旅游全面深化改革研究才起步,主要局限于理论探讨。旅游业的全面深化改革是对旅游管理体制改革、旅游综合配套改革的全面深化,如土地制度限制、小微信贷不足、消费不足、区域壁垒、产业壁垒等对旅游业发展所造成的障碍; 全面深化改革旨在建立基于公益化、市场化、产权化、社会化,促进政事分开、政企分开、政社分开运作的体制机制,全面理顺旅游业关系,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共治,促进社会公平,增进市场效率,提升游客满意度。

学界对旅游教育改革也展开了较深入研究。如徐栖玲[59]提出全面素质旅游教育; 王大悟[59]提出旅游教育产业化改革;刘赵平、凯茜·恩兹[60]以康乃尔酒店管理学院为例,提出基于核心资源与持续竞争优势的中国旅游教育改革等。人才是旅游业的基础,旅游教育改革即是旅游也是教育综合配套改革的一部分,改革方向在于建立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教育体制和教学体系,关键在于结合旅游业发展趋势和人才培养规律而守正创新,即回归旅游教育的根本———以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为中心进行教育体制机制创新,而社会实践( 实习、实验、实训) 、科学研究等要围绕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而展开,但这尚需教育界本着教育本质规律展开系统研究。

7 存在问题、研究趋势与展望

7. 1 存在问题

中国旅游业改革创新构成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创新的一部分,但由于行业边界的模糊性、学科的边缘性、专业的应用性特征,学界研究并不深入。一是理论建构不足,政策研究有余。有关研究主要借用其他相关学科理论,基本局限于应用性政策方案研究,这无疑反映了学界对旅游休闲之于人生、组织、社会的价值深刻认识不足,影响了对旅游业改革创新的深入研究。二是研究议题设置不足,受到政策影响有余。学界对旅游业改革创新研究议题选择明显受到政策( 如管理体制改革、综合配套改革、全面深化改革) 影响,缺乏依据旅游休闲之于人生、组织、社会的价值而自主设置研究议题的学术独立。三是实证、比较研究不足,思辨、规范研究有余。由于旅游的国际性和地方性特色,旅游业改革创新既需借鉴经济发达特别是旅游发达国家经验展开比较研究,又要因地制宜深入田野调查展开本土案例研究,但学界在这方面明显存在不足。四是视野不够开阔,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旅游领域,缺失“跳出旅游研究旅游”的系统研究。

7. 2 研究趋势与展望

教育公平研究述评 篇8

1 弗雷德里克森在行政伦理领域的贡献

H·乔治·弗雷德里克森 ( H. George Frederick- son) 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公共行政学家, 他曾担任美国公共行政学会会长。1990 年荣获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和全美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学院联合会颁发的特别研究奖, 1992 年荣获美国公共行政学会颁发的德怀特·沃尔多奖。美国公共行政研究会以他的名字设立了一个重要奖项——— “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研究职业生涯贡献奖” ( H. George Freder-ick - son Award for Career Contributions to 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 以此褒奖他为美国公共行政研究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弗雷德里克森倡导公平、公正价值的回归、大力颂扬爱国主义的乐善好施精神。他对传统公共行政的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甚至在1997 年发表的 《新公共行政与政府再造运动之比较》一文中, 对新公共管理理论也进行了批判, 认为其不过是 “新瓶装旧酒”。弗雷德里克森反复强调 “公共行政”这一偏正结构中定语 “公共”的重要性, 要求认真思考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当新公共行政学派重新确认这一学科的公共性之后, 也的确为公共行政的身份危机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期间, 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提出的 “社会公平”观念, 在新公共行政学界起到了重要影响, 特别是在欧陆各国的行政改革中, 引起了高度的回响。登哈特夫妇提出的 “新公共服务理论”, 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新公共行政学派的某些观点, 新公共行政成为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思想来源和概念基础的内容之一。

应该说, 弗雷德里克森在行政哲学的高度上推动了公共行政学走向成熟, 进一步修正了公共行政实践中的价值判断。但是, 如此重要的行政文化思想的进步, 却被很多研究者忽视。在美国, 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 “新公共行政的叙事从未真正被广大学者和实践者们当作是使该领域合法化的叙事而接受。新公共行政被一些人看作是进行范式转换的伟大尝试: 一次失败的尝试”。在我国, 1992 年, 中央编译局出版的由彭和平等学者翻译的 《公共行政理论》一书 ( 杰伊·M·沙夫利兹等编写) 中收录了弗雷德里克森的 《论新公共行政学》, 这算是弗雷德里克森第1 部被翻译成中文的作品。而中国的公共行政学领域最熟悉的就是弗氏的 《新公共行政》、《公共行政的精神》, 继而才有中国学者对弗雷德里克森的学术著作和论文进行学习和研究, 但并不算丰富。

2 弗雷德里克森的行政伦理思想的演进

现代公共行政学者更多关注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方法, 政治学作为重要的学科来源反而不被重视。20 世纪60 年代末, 技术理性的传统行政学主张价值中立的僵硬的官僚制度已不能回应公民的需要, 遭遇挑战。新公共行政学派的学者们进行了积极的回应, 更多关注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及其合法性的维系问题。弗雷德里克森是为数不多的关注行政文化价值的学者之一, 他将政治学领域的 “公共”的思考引入到公共行政领域, 回归了政治学这一母学科的重要性。

2. 1 弗雷德里克森早期行政伦理思想的发端

20 世纪60 年代末, 西方国家经济高速发展, 社会文化也日益普遍化和理性化。当时的弗雷德里克森任教于美国锡拉丘兹大学, 从事预算、人事、政策分析方面教学, 他的工作之一就是帮助毕业后将从事公共行政的学生较好地走上职业生涯。面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和公共行政面临的困境, 弗氏和他的学生都认识到, 公共管理如果脱离当时的危机, 回避时代存在的问题是不合适的[1]。在这个背景下, 弗雷德里克森开始了对公共行政的反思和研究, 沃尔多的 《公共行政研究》对他的公共行政理论研究有极大的启发。

1968 年, 明诺布鲁克会议召开, 作为当时的代表性人物, 弗雷德里克森陆续发表了几篇论文。他认为价值中立的观点使得公共行政的关注点集中于机关内部的 “中性”问题上, 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不够, “公共行政由此游离于社会政治现实之外, 远不能满足解决社会问题、处理社会危机的需要[1]”。他在 《走向新公共行政》 一文中, 首次阐述了社会公平、回应性、公民参与和社会责任感等价值理念。

2. 2 新公共行政时期的研究: 确立清晰的思想体系

20 世纪70 年代, 弗氏陆续在 《公共行政评论》、《行政与社会》等发表多篇论文, 主要是批判传统公共行政, 论述社会公平观点, 分析正在进行的变革与政府回应责任问题等主张。其中, 1976 年发表在 《公共行政评论》上的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he 1970s: developments and directions》 ( 《70 年代的公共行政: 发展和方向》) 清晰地论述了公共行政正在发生的理论转变, 文章中指出新公共行政的特征和价值来源于多元的价值观和学科, 是与传统公共行政不一致的价值观[2]。1980 年出版的 《新公共行政》更集中收录了弗氏对社会公平、公共行政中的动态与静态、公共行政的正统观念等论述, 书中他进一步论述了建立在公平行政价值下的变革的、回应的、公民导向的组织模式, 揭示其已从传统公共行政学关注的经济和效率转向对公共行政核心价值探索。

20 世纪80 年代, 弗雷德里克森进一步延伸自己的观点, 推动新公共行政的发展。他倡导公民精神的回归, 指出民间机构的大声呐喊已经让公民精神回归了, 并与企业、公民和政治家们合作致力于公民问题, 向更少的管理、更多的治理模式发展; 并认为公民教育应该是个终身的过程, 而不仅仅是一个学士学位而已[3]。1985 年, 弗雷德里克森提出了我们熟悉的乐善好施的爱国主义的精神, 认为对于民主社会中的公务员来说, 爱国主义是个重要的但并不够充分的动力, 那么公务员在工作中是应该奉行职业至上的职业主义, 还是对所有公民都乐善好施的爱国主义? 他通过对比丹麦和纳粹二战中的两种官僚制度, 阐明对民主爱国主义的更为恰当的理解[4], 即乐善好施的爱国主义的持久性。1989 年, 第2 次明德布鲁克会议召开, 肯定了这20 年来新公共行政所倡导的社会公平和政府责任等价值, 认为公共行政学科的研究更加务实[5]。弗雷德里克森在这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 《MinnowbrookⅡ: changing epoch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 《明诺布鲁克2: 公共行政的变革时期》) 中比较了两次明诺布鲁克会议所面临的公共行政的不同状况, 总结了20 世纪80年代公共行政的变化, 继续关注了政府的合法性问题、组织的 “变革而非成长”。

2. 3 深入研究新公共管理时期的行政伦理问题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 企业型政府改革一时成为公共行政改革的热门话题。新公共管理运动符合了当时追求高效政府的目标, 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 可操作性强, 迅速得到美国政府部门的欢迎, 并从西方国家传播到发展中国家。弗雷德里克森作为一直致力于公共行政伦理价值研究的学者, 关注到了这场改革所引发的问题, 即过分关注成本收益、对公民价值关注不足, 在很多领域迷失了公共行政的本质价值。弗雷德里克森随之发表了多篇论文和著作, 集中讨论了新公共管理时期的行政伦理问题。

1991 年, 弗氏在文章中认为美国公共行政学界对 “公共”理论没有大量的文献研究也没有统一的观点, 并对当时的公共理论进行了总结, 认为共有5 种理论形态: 多元论 ( 哲学) ( 公共是利益集团) 、公共选择 ( 公共是理性选择者) 、立法 ( 公共是被代表者) 、服务提供 ( 公共是顾客) 、公民权观点 ( 公共是公民) , 指出这5 种理论为公共行政中的一般公共理论提供了一套先决条件和基础[6]。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是弗氏对其 “公共”理论的深入, 并从一个侧面强调了 “公共”的重要性。1994 年, 弗雷德里克森在 《Can public officials correctly be said to have obligations to future generations?》 ( 《公务员可以准确地说对下一代有责任吗?》) 中从道德、哲学、经验主义角度讨论公务员对下一代的责任, 关于几代人之间的道德责任, 公共政策中的代际公平的发展和实践, 弗氏要求有一个公共行政领域的道德共同体[7]。这篇论文充分论述了其代际公平理论, 也批评了新公共管理时期对效率的过度追求而损失的代际公平。

弗氏运用距离悖论和角色分化缺失观点解释公众对政府道德的负面看法, 特别针对公共管理者的伦理。距离悖论中, 公众持有的负面看法主要是针对抽象的政府, 但对于与他们互动的政府项目和官僚们有好感。许多负面感知是基于对那些被选举或任命的官员的违法行为的看法, 这些负面的看法是有充分根据的。不幸的是, 公众对品德优秀的公务员持有相似的负面看法。最后, 弗氏认为一些当代政府改革, 从长远来看, 会导致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政府腐败[8]。这一观点显然强调了政府对公众的回应性, 并对新公共管理运动将带来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从另一个侧面提出了加强公共伦理道德的重要性。

弗氏强调官僚技能、功绩制为基础的文官制度, 从短期看, 国家要为摒弃官僚制付出道德的代价, 但从长期看, 政府行政能力会得到提高。弗氏进一步总结新公共管理运动将带来的道德问题, “今天的问题就是昨天的解决方案”, 并从合法性、价值观、组织设计、管理手段等方面比较了当时大行其道的管理主义和坚持公正的新公共行政的不同, 通过比较向世人澄清新公共行政, 认为新公共管理运动中人们急功近利不假思索的、大刀阔斧的改革背景下, 新公共行政学依然保持着冷静[9]。弗雷德里克森的这些观点在1997 年出版的 《公共行政的精神》完整收录, 该书也可以看作是迄今为止, 最集中体现弗雷德里克森行政伦理思想的一部著作。

2. 4 官僚与行政伦理问题

进入21 世纪, 弗氏将研究的视角进一步扩展到了城市治理、美国地方政府的道德、行政能力等具体的公共行政问题, 用更加宽阔的视角展开公共行政伦理的研究和讨论, 正如其将自己描述为 “公共行政领域的通才 ( generalist) ”, “一直努力保持我在这个领域内的通才身份, 这样, 我可以在一个尽量宽广的话题范围内教学与写作[10]。”2000 年, 其发表论文 《Can Bureaucracy Be Beautiful?》 ( 《官僚是美丽的吗?》) 对官僚本身进行了美学的描述, 弗氏认为公共行政长期以来被理解为一门科学, 事实上, 从艺术的角度看, 公共行政也是美丽的。公共行政和官僚的形式、设计、经验和语言都是美丽和吸引人的, 公共行政组织和管理是一种审美现象, 这种现象是对官僚的美学研究, 并有深远的影响。正是这种美丽和潜能吸引了我们从事公共工作, 其崇高的目标是十分美丽的, 我们建立的组织和过程都是为了达到这些目标[11]。这是对公共行政的独特的研究视角。

弗氏也对东方儒家文化中的伦理观进行了研究, 丰富自己的行政伦理思想。2002 年, 弗氏发表论文《Confucius and the moral basis of bureaucracy》 ( 《孔子和官僚政治的道德基础》) , 论述东方政治哲学, 指出民主政治制度中的官僚的道德合理性在东方思想中比西方哲学与实践中更强。在东亚, 官僚制的道德合理性被广泛理解是源于孔子和他的追随者的功劳, 现代学者也证实东亚主要国家的独特官僚文化溯源于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独特因素包括了人治与法治、好的公务员的鲜明特色、治理中的道德规范与实践的本质、公务员的教育和功德的重要性、好的官员应当如何处理政治权力、公民互惠的逻辑、社会秩序的本质等, 同时弗氏也对东西方官僚道德合法性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12]。弗氏对中国的儒家文化有自己的见解: 认为中国有厚重的儒家官僚制传统, 如果能够在儒家理想的基础上衍生发展起一种中国的官僚制系统, 撇弃儒家理想中的 “精英”, 那是很好的, 儒家理想的问题就是精英。如果能够获得一种业绩制度, 不是精英式的, 而是有公民的公平和正义以及官僚制的公平和正义在其中, 那就很好[10]。

3 弗雷德里克森行政伦理思想的代表性观点

3. 1 弗雷德里克森行政伦理思想的逻辑起点: 社会公平

前文已提及, 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学者关注机关内部问题, 弗氏最初十分关注公共问题, 可以说, 他的作品中 “都是关于官僚和行政背景下的公平和正义, 除了社会公平, 我没有写过其他的伦理学主题[10]。”弗氏从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的 “作为公平的正义”思想体系中获得坚定的理论依据, 认为政府应当在一个技术复杂的背景下公平地对公民进行回应, 要求具有原则性的思想和负责任的行动, 而罗尔斯的 《正义论》可以提供指导, 罗尔斯意图为所有社会提供一种正义的理论基础, 而他的方法却特别适应于庞大的、复杂的社会。2005 年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Social Equity》 ( 《公共管理与社会公平》) 一文中, 弗氏再次论述了美国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中的社会公平原则, 将社会公平作为公共管理的 “第3 支柱”; 罗尔斯和Rae的作品在理解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上起到重要作用; 官僚决策规则的倾向和政策执行的过程, 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13]。

弗氏始终不否认传统公共行政中经济、效率的意义和作用, 但认为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设计的政治制度, 只是考虑机械性的量化概念的做法并没有反映公共利益和社会性的公平分配, 结果就是促使社会上有组织者、有权势者以及即得利益者受益最多, 引起日益增多的不公平问题。弗雷德里克森行政理论的逻辑起点就是认为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在于社会公平, 将其视为公共行政的 “公共目的”, 并认为 “社会公平包含着对包括组织设计和管理形态在内的一系列价值取向的选择。社会公平强调政府提供服务的平等性; 社会公平强调公共管理者在决策和组织推行过程中的责任与义务; 社会公平强调公共行政管理的变革; 社会公平强调对公众要求做出积极的回应而不是以追求行政组织自身需要满足为目的……”[14]。如果公共行政官僚能正确地处理好如何服务于公民的问题, “公共行政就可以实现雅典护民官的抱负, 我们的城市与国家将会变得更加美好[15]。”因此, 作为实践的公共行政应是实现公民社会美好生活的工具。

3. 2 弗雷德里克森的社会公平复合理论

弗雷德里克森行政伦理文化理论中值得一提的应该是社会公平复合理论。他认为 “在政策过程中, 任何声称要加强社会公平的政策抉择的理由, 都要根据下列问题进行分析: 这种公平是个人的公平, 分部化的公平, 还是集团的公平? 它是直接的公平, 还是手段的或预期的机会公平? 在维护民主政府和一个可靠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同时为了改善弱势群体的处境, 应该加强什么类型的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的复合理论将为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15]”。社会公平复合理论将公正、正义和平等概念整合起来, 交互使用。

弗氏社会公平复合理论中的代际公平理论也具有代表性。“根据社会公平的复合理论的逻辑, 公共官员应竭力采用和实施那些有利于代际之间社会公平的政策。简而言之, 他们应该制定那些对后代不可能产生消极影响的政策, 他们不应当制定那些会导致代际之间社会不公平的政策”; “依据公共行政的精神, 我们要为代际之间的社会公平承担责任;我们必须在自己所知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做得更好”[15]。总之, 依据公共行政的精神, 考虑后代人的利益是公共行政的一种责任。可以看出, 弗雷德里克森在这一理论上深受罗尔斯的影响。

3. 3 弗雷德里克森关于公共行政过程中的伦理

弗雷德里克森对公共行政伦理的研究, 一直与公共行政的过程紧密相连。他认为在公共行政中要实践 “公共”, 公民的角色定位密不可分, “当我们在公共行政中寻找公共的意涵的时候, 便会发现, 公共与公民的角色密不可分”。他十分强调公民在公共行政中广泛参与的重要性, 并借用亚里斯多德观点: “公平只能通过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政治对话来确定”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有公民参与的程序公平才可以带来公平的结果, 而且 “平等的参与过程能培养出有教养的、积极的和有道德的公民, 不仅创造出公共政策, 而且还塑造了我们自己[15]。”有效的公共行政应该与充满活力的公民相辅相成, 见多视广的公民是有效的公共行政的基础[16]。

弗雷德里克森强调社会公平, 但同样支持官僚体制中的自由裁量权, “我们不可能光有官僚却没有自由裁量权, 那在经验上是不可能的, 在道德上是错误的[10]”。他认为对官僚的民主控制已经足够了, 再增加就会减弱行政裁量权, 进而导致政府事务的有效管理被削弱, 官僚没有自由裁量权就不能确保法律精神的贯彻。广泛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合理的, 是社会公平成为公共行政精神的必要成分的重要前提。他认为公务员对法律的理解和对公共政策的与上级命令的执行不应价值中立, 而应保持公正的价值取向; 任何权力都可能被滥用, 行政自由裁量权也不例外, 为了防止行政失当, 公务员在使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时一定要注意过程的公平, 即公平、公开、公正的处理每一个公共问题。

弗氏强调公共行政的精神是建立在对所有公民乐善好施的道德基础上的, 即一种对公民的广泛的和问心无愧的热爱, 意味着一种服务于更大的公共利益, 公平地照顾到公民需要的承诺。强调了公务员必须是道德的思考者和实践者, 清楚在从未出现的环境下, 应该干什么的问题。这样, 公共行政精神就与爱国主义和乐善好施等公民精神联系在一起了, 实现了公民精神与公共行政精神的融合[15]。这种乐善好施的爱国主义, 是一种对国民的无限热爱, 以及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基本权利必须受到保护的规则。

4 总结

弗雷德里克森不只是站在美国和当时社会的角度看待公共行政, 而是以博大的胸怀与眼界思考当时与未来公共行政和人类社会的发展, 主张公平、正义这一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弗氏相信政治的好坏取决于政府管理的科学与艺术, 民主政治就是一种善治, 他不断追问着公共行政的价值和精神, 意图发掘公共行政的灵魂, 认为社会公平是公共行政文化的核心。很多学者认为弗雷德里克森关于新公共行政的精神和思想没有可操作性, 其组织理论也没有涉及具体的组织模型设计问题, 但是事实上, 他却是对组织改革有着坚定立场的, 弗氏的组织设计也为实现公平做出了考虑, 主张分权、层级节制的扁平化方式, 同时关注非政府组织和集体行为, 他将自己的行政伦理思想融入组织设计当中。

明确公共行政的价值倾向, 即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这种指导实践的价值观对公共行政起着关键性作用。行政伦理或者公共行政价值是公共行政学理论的基石, 可以说一切关于公共行政的实证与经验分析, 其深层次的意蕴在于所依托的价值依归。从这个意义上说, 弗雷德里克森从事的是一项少数人关注的研究, 但却是十分重要的领域。弗氏所倡导的公共行政的精神, 应该是跨国界的, 是每个国家的公共管理者和公民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摘要：弗雷德里克森是致力于公共行政伦理研究的学者, 为推动新公共行政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从其研究成果中探寻弗雷德里克森行政伦理思想的发展历程, 并述评其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公平思想、社会公平复合理论、行政过程中的伦理等理论观点, 指出行政伦理是公共行政学理论的基石, 其深层次的意蕴在于所依托的价值依归, 值得公共行政领域深入思考和学习。

我国教育彩票研究述评 篇9

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竞争关键是科技实力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改革开发以来,我国各级各类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教育经费投入也在逐年增长,但其增长速度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不成比例,教育资金短缺问题严重,尤其是生均教育经费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在我国经济实力和政府财力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增大教育经费的投入呢?那就要拓展经费来源渠道,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而发行教育彩票就是一条值得尝试的新路子。

1 彩票概述

我国民政部在《中国福利彩票管理办法》中对彩票的解释是“为筹集社会福利事业发展资金发行的,印有号码、图形或文字,供人们自愿购买并按照特定规则取得中奖权利的凭证”。发行彩票既能汇集社会闲散资金,弥补国家财力不足,有效解决各种社会福利问题,又有利于培养人们的社会公德。

目前,彩票业发展势头迅猛,成为世界第六大产业。2001年全世界彩票销售总额达到1668亿美元,且每年以15%的速度递增。从1987至2002年,我国彩票销售总额已达950亿元,共筹集到公益金325.5亿元,极大地缓解了政府财政支出的压力,对公益事业的发展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2 教育彩票的发行状况

教育彩票最早于何时何地发行,暂无从考证。但我国的清政府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曾由兴文教育彩票总局发行过教育彩票。此后,我国再没有发行过正式的教育彩票。而日本、韩国战后曾发行过彩票为教育筹资图。在英国、法国、德国、芬兰、瑞士和美国的一些州等都制定了彩票法或教育彩票法,规定将销售彩票筹集的资金的全部或一部分用于教育。英国的国家彩票由议会批准发行,规定彩票发行的目的在于为教育、艺术、体育、慈善、环境等事业筹资。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密执安等12个州规定彩票的全部收入都用于教育。智利、巴西、丹麦等国分别抽取35.2%、25%、32%的彩票基金用于教育。而非洲东部的几个国家的教育部于2002年联合推出东非彩票,全部用于发展教育。

3 国内目前研究现状

在我国,发行教育彩票的问题最早由经济学家董藩提出,他在《中国高等教育》2000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何不发行教育彩票》一文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国教育报》还曾于2000年开辟了专栏讨论。2003年“两会”期间,更有不少与会代表建言通过发行教育彩票融资,缓解我国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但目前学术界对教育彩票的理论还不是很多,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

3.1 赞成说赞成说主要集中讨论发行教育彩票的必要性、可行性等,并对教育彩票的实施提出了一些建议。

3.1.1 关于发行教育彩票的必要性,有以下几种认识

(1)教育彩票可以缓解教育发展的紧迫性与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2)教育彩票是筹集社会闲散资金支持教育事业的一种有效形式,与其他经费来源渠道相比具有较多优势。与调整税收政策相比,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很小。与希望工程、春蕾计划等社会募捐集资方式相比,更稳定、更有力。与增加学费相比,是长远之计。(3)从完善彩票市场角度看,发行教育彩票,增进彩票品种,引进更多新颖的玩法,能够制止至少是减少民间私彩的泛滥,维护彩票市场秩序。(4)从优化社会配置的角度看,发行教育彩票既能增加公平又能扩大整个社会福利。(5)教育的准公共物品的属性决定了教育需要全社会支持,发行教育彩票能唤起社会对教育的关注和重视,行成良好的重教尊教的氛围。

3.1.2 关于发行教育彩票的可行性,有以下几种认识

(1)发行彩票符合现行教育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2)国外发行教育彩票的成功经验为我国发行教育彩票提供了借鉴。(3)我国彩票发行的实践为发行教育彩票准备了条件。(4)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发行教育彩票奠定了物质基础,彩票市场潜力很大。(5)我国公众投资教育的积极性为发行教育彩票开辟了广阔市场。(6)教育彩票有利于激发社会对公益性事业的关爱之心,也能满足人们的娱乐消费需求,我国公众已经认识到彩票的公益性特征,乐于通过购买彩票为教育做出贡献。(7)有利于促进社会资源再配置,间接拉动经济的增长。

3.1.3 目前学者对我国发行教育彩票的几点建议

(1)加大宣传力度,在全社会营造发行教育彩票的氛围,争取社会的理解和支持。(2)教育彩票应由国家垄断,统一管理,严禁地方政府发行教育彩票,排除分利经营,以杜绝隐患。(3)限制教育彩票发行面值,防范发行风险,提高获奖率和覆盖面。(4)先发行电脑传统型或电脑乐透型彩票,逐步丰富彩票发行的种类。(5)制定完善法律法规,为发行教育彩票及其运作提供法律依据,确保教育彩票发行收益全部用于教育。

3.2 反对说

3.2.1 多余说

即没有必要通过发行彩票来筹集教育经费。中山大学黄伟宗教授等人认为,虽然教育彩票可以广开教育经费的来源,但教育是一种公益性事业,已经有专门的教育经费,没必要开设教育彩票来筹资,而且不可能奢望教育彩票的筹资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

3.2.2 迷失说

有人认为,如果发行教育彩票,将有损教育公益性的形象。由于教育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如果和带有博彩性质的彩票挂钩,似乎不是很合适。在中国大多数人买彩票纯粹是想发财,完全等同于赌博,赌博对于社会的害处是很大的,这容易助长人们的不劳而获思想,导致社会道德的恶化,降低了诚实劳动的价值,沉迷于博彩甚至间接的造成犯罪、失业、离婚率的升高等社会问题。

3.2.3 恶性竞争说

财政部综合司彩票管理处的负责人在回答记者为何不发行教育彩票时曾说,让各个部门(福利、体育、教育、环保等)自行发行彩票,最大的弊病是重复建设,最大的恶果是恶性竞争;各家也许会采取宜相贬损、争相抬高返奖金额等手段来吸引彩民,最终造成公益金筹集大大减少,人财物大大浪费,彩票也就失去了发行的意义

3.2.4 挤出效应说

就是说发行教育彩票的过程中,会出现向其他部门争夺稀缺的经济资源,导致一定程度上的资源畸形配置,从而抑制实体经济发展。比如如果人们把准备消费的钱用于购买教育彩票,则是以风险品代替了实物或劳务的消费,会导致这些商品的需求“疲软”,从而降低了这些部门的投资收益率;如果人们把准备买福利彩票的钱用于购买教育彩票,则会减少福利彩票的收益,而且大部分人在买福利彩票或是买教育彩票的出发点就是中奖,他们并非关心彩票的用途。

3.2.5 损害低收入者利益说

因为政府发行彩票的做法相当于征税,彩票因此而有“微笑纳税”之称,但它违反了税种应当遵循的社会公平原则。富人纳税的税率高,穷人纳税的税率低。通过这种原则,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让富裕者多拿出钱来办公益事业、办教育等,而穷人少交或不交税的同时,还会得到必要的资助。但很多国家的事实都表明,购买彩票者绝大多数是低收入阶层,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永远与“赢”无缘,他们本来就少的收入还要白白流走一部分。

3.2.6 收益不稳定说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家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史蒂芬认为,发行教育彩票对教育带来的投资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大。教育彩票收益正在下滑,大多数彩民购买彩票的目的是中奖,如果教育彩票的中奖率不是很高,彩民将买其他彩票,因此为了提高回报率,彩票收入仅有1/3投入教育,而这部分资金仅占整个教育投入的很小的一部分。此外彩票收益的不稳定性直接影响到了有些依靠教育彩票投资的项目,比如佐治亚州彩票助学金计划因为彩票收益的下滑,使得政府不得不减少受益学生的人数。

本人认为教育彩票的发行,有利有弊,但许多相关问题仍没有研究清楚,在发行与管理上也还有很多漏洞,不宜操之过急。当前彩票管理机构要统一科学地协调、规划和管理,明确教育、福利、体育彩票的发行比例,确定公益金的使用范畴、保证公益金能用到位的措施。要尽快出台《彩票法》,使彩票业走向法制化。要加强发行彩票的审计监督、专款专用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立和健全,防止在彩票发行过程中出现寻租现象等。要从更广阔的视角去挖掘发行教育彩票的道德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等,进一步探索教育彩票的发行模式和教育彩票基金的管理。

摘要：教育经费短缺问题多年来一直制约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巩固和加强现有的教育经费来源渠道之外,还应积极探索,寻求新的经费筹措方式,发行教育彩票就是一条值得尝试的新路子。本文介绍了国内外发行教育彩票的现状,对我国发行教育彩票的理论及现实依据和可行性进行了研究和阐述。

教育考试公平性研究 篇10

教育通过独特的方式增强人的技能, 增长人的见识, 给人提供公平竞争和向上流动的机会, 最终达到改善人的生存状态的目的。教育作为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和途径, 其公平性已经成为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因此, 保证教育考试的公平性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1 教育考试公平性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 考试制度设计不完善

考试制度设计是公平的起点。但是从中国古代的科举到现代的高考, 教育考试都处于一种被政府垄断的状态, 使得教育考试制度设计缺乏一定的灵活性。对于制度设计者本身而言, 虽然并不存在主观上的不公平, 但是由于缺乏长期实践, 可能导致考试制度设计存在不科学、不完善的现象, 甚至存在制度漏洞, 可操作性差等问题, 给教育考试公平的实现造成阻碍。比如国家统一制定的高考考试和招生制度, 由于没有结合各省的不同情况, 而各大高校都是面对全国招生的, 制度标准的不统一就可能导致不公平的现象出现。

1.2 社会诚信体系不健全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诚信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同时, 传统的人情文化也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 再加上近年来考试诚信缺失现象的严重, 助长了托关系、走后门等不良社会风气的泛滥, 这极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此外, 权钱交易、违纪违法、徇私舞弊等事件也频繁发生, 甚至渗透到了教育考试当中, 严重影响了教育考试公平性。比如, 高考加分政策原本是对教育考试结果公平的一种补充, 但在实际操作中却由于缺乏严格的监管滋生了权钱交易, 严重违背了教育考试公平的理念, 并且造成了极其恶劣的负面社会影响。此外, 在现阶段, 我国有相当一批技能资格认证类的考试正逐渐演化为一些部门谋取利益的工具, 还有诸如双学位考试、本科自考、高校自主招生等部分学历类教育也出现了这种状况, 严重影响了教育考试公平性的实现。类似现象的出现,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国还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 对于违法乱纪的现象缺乏约束, 难以对教育考试公平性的实现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2 提升教育考试公平性的对策

2.1 规范考试流程, 提高保密性

在发达国家, 考试服务机构对考试的各个环节和流程都非常注重, 从试题的命制、印刷、保管、分发, 一直到考试完成之后对试题的评阅等, 包括各个环节在内的考试流程有一整套完善的实施方案。比如, 在试题的编制过程中, 每个题目都要经历严格的测验和相关性调查, 以准确把握试题的难度、科学性和合理性。因此, 我国也要广泛吸取国外先进的考试经验, 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和各地区间的差异, 规范考试流程, 首先在试题编制时, 要综合各领域专家、教师的意见, 准确把握考试内容的难度和取向;其次, 做好试题的保密工作, 防止考前泄题的现象出现;然后, 在考试过程中, 要推广标准化考场的使用, 规范考场管理, 严抓考风考纪, 严厉打击考场徇私舞弊现象。

2.2 做好考试实施, 严抓考风考纪

首先, 国家应加快《考试法》等法律法规的建设, 对教育考试和招生过程进行规范, 教育主管部门应会同纪检、公安、新闻等部门及社会各界代表对教育考试的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监控, 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 坚决杜绝权力、金钱和教育之间的交易, 杜绝教育考试腐败现象的发生。

其次, 针对考试过程中出现的作弊行为, 对于情节较轻微的只做出相应的警告处罚;对于情节较为严重的, 给予一定的行政处分, 如试卷作废、取消考试资格等;对于情节极为严重的, 比如集体作弊造成了严重后果的现象, 则可以给予相应的刑事处罚。

2.3 依法完善考试制度

首先, 大力开展诚信教育工作, 提高全体公民的公平意识, 自觉遵守考风考纪, 构建诚信、公平的考试环境;其次, 完善考试执法监督制度。明确各部门的职责, 切实做好考试过程中的监督检查工作, 完善考试监督检查体系, 充分发挥考试督导系统维护教育考试公平的作用。

2.4 强化标准化考点建设

从2011年开始, 基于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支持, 部分地区重点针对高考开始了标准化考点的建设。在当前阶段, 为了最大程度地实现教育考试公平性, 我们更应该从各方面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首先, 加强标准化考点软硬件建设, 必须做好试题管理系统的保密工作, 严格杜绝试题泄密现象的发生, 完善考场监控设施的配备, 坚决杜绝徇私舞弊的现象发生。其次, 加强对监考人员的培训, 并将参加监考作为教师综合考核的一部分, 使教师充分认识到教育考试公平的重要性, 做到在监考过程中严抓考风考纪, 严厉打击徇私舞弊、违法乱纪行为。然后, 要在标准化考点营造公平的教育考试舆论氛围, 使学生明白考试的权威性、公正性, 有效地遏制那些图谋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好成绩的想法和行动, 从而实现更大范围的社会诚信和公平。

3 结语

综上所述, 为了实现教育考试公平, 我国应该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严厉打击考试招生当中徇私舞弊、违法乱纪、金钱交易等行为, 完善教育考试制度, 做好标准化考点的建设, 规范考试流程, 严抓考风考纪, 从而促进教育考试公平性的实现。

摘要：公平公正是教育招生考试的生命线, 考试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 其公平性应该得到充分的保证。然而, 在实际的教育考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不公平的现象, 不利于我国教育考试的健康发展。本文主要论述了公平公正对于教育招生考试及选人用人的重要意义, 并探讨了实现教育考试公平的相关措施和方法。

关键词：教育考试,公平性,意义

参考文献

[1]孙军.标准化考点的建设与思考[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基础教育版) , 2013 (4) :4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