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与特色教育

2024-10-22

教育公平与特色教育(精选12篇)

教育公平与特色教育 篇1

1、赣南畲族教育的流变

赣南,东倚武夷,南限制五岭,西靠罗宵,北有云岭,地势周高中低,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由于地处偏远,赣南汉唐以前,统治者视之为蛮荒之地。后来随着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张九龄受命凿拓中原通往岭南的大皮岭路,赣南的区位优势才逐渐突显,社会顺势开化。赣南地区重视兴办教育的优良传统,据《赣州市志》载:赣州汉代就有私塾,隋唐有县学,宋明两代赣州书院兴盛。赣南学校教育早在两汉便奠定了基础,民间的书院、社学和私塾,各类教育体制极其完备。到了两宋时期,赣南教育事业得到大发展,兴教讲学授徒之风蔚然盛行。

畲族民族教育曾经有过兴盛的历史。畲族,作为赣南地区一个重要少数民族,东晋以来,随着中原汉人的数次南迁,赣南土著畲族社会急剧流变。尤其是明中叶,王阳明在平定舍民起义后颁布实施《南赣乡约》,礼乐教化百姓,自此开创了畲族教育近千年来的新局面。

畲族民族教育的衰颓。畲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其划分和认定都是80年代后,从专家学者的研究来看,他们的划分标准是按姓氏,从很大程度上他们与客家人杂居在一起,客家教育传统在畲族也传承和发展。而就族群而言,畲族由赣南土著主体民族向边缘族群转变,汉文化影响也不断加大加深,畲族文化传统渐失,族群组织与民族凝聚力减弱,其自身民族教育发展显得相对迟缓。

畲族教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流变。从社会地理而言,赣南畲族居住地地处闽粤湘赣四省交汇的峻林地带。由于地处政治文化边缘,长期以来对外交往极其有限,这严重限制了当地财富的再生与增长,同时也影响着当地文化的转型与新生,以致畲族教育丧失了“源头活水”,被动地接受商品经济的浸染。更令人担忧的是,受市场经济的影响,畲族学生辍学外出打工的现象十分普遍,许多畲族家长有“读书无用论”的观点,传统的文化教育的认知正在改变,严重制约着畲族民族教育的发展。

2、教育公平与民族教育

2.1、教育公平的含义

根据《辞海》对公平的解释:“作为一种道德要求和品质,指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社会、道德、政策等)、正当的秩序合理地待人处事,是制度、系统、重要活动的重要道德性质”,公平是属于伦理学范畴的。根据《辞海》对社会公平的解释,公平有下面两个方面的含义:公平既是一种社会伦理现象,又是一种社会平等状态;既是一种人们对行为的主观评价,又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状态。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公平已成为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2.2、教育公平视野下畲族教育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作为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教育公平具有相对性和时代性的特点。教育公平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公平的理解不同,一成不变的教育公平标准是不存在的。目前在民族教育,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公平的现象,在畲族教育中尤其是边穷地区面临的教育不公平问题更为突出。同时,民族教育同质化现场严重,作为一个散居民族,具有民族特色的教育才是特色,在大众教育普及的今天,赣南畲族教育普及的大众化教育还没有完全完善,民族特色教育又是个空白,这影响着民族教育的发展。

3、畲族民族教育对促进民族教育公平的现实意义

3.1、族群重教传统的弘扬问题

民族意识教育对一个弱小民族而言尤其重要,历代封建政府统治者采取“以俗教安则民不偷”来教化畲民,要化民就俗。畲族这个民族之所以能在与封建政府斗争中生存下来,依靠的就是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在民族意识教育,要以提高民族自尊心为重点。以民族历史,培养子孙民族意识,以延续民族的优良教育传统。

3.2、畲族家庭教育传统的继承问题

家庭教育犹如万丈高楼的基石,关系着高楼的稳固。家庭教育是其族群意识、生产技能等各方面知识传授的最主要途径。可以说,畲族其民族秉性或者说民族特色,畲族不为别的民族得以保留的主要途径是靠家庭教育。要重视包括待人接物、荣宗敬祖、尊老爱幼、勤俭节约、婚事礼仪、生活常规以及学习文字等等家庭教育。通过耳濡目染、口耳相传、亲身实践的形式进行,使后代受教育者或获取知识、树立行为规范。

3.3、民族区域教育资源的开发

课程作为文化的载体,是教育的重要内容,从我国教育的统一性来看,在课程讲授上都以汉文化为主,与少数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脱离,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很多优秀成分没有得到反映,丰富灿烂的少数民族文化没有得到传承和传播。在新教改的背景下,为适应畲族学生发展的需要,做好民族区域资源的开发十分必要,可通过校本课程开发等形式,让民族学生学习民族先进文化,培养民族人才。

4、建设民族教育体系:师资队伍、民族教育优惠政策

发扬民族传统,构建新型资教体。必须拓展家族内部多样式的集资、聚资渠道,把社会负担分解成家族、族民责任,然后由社会、家族、家庭和个体共同承担,最终实现族民自救。政府要继续完善民族教育投入机制,加大对少数民族经费投入、招生政策照顾、师资建设优惠政策,实施对口支援等帮扶行政策,举全社会之力,促民族教育发展。

摘要:赣南畲族是山区散居民族的代表,其民族教育有着兴盛、衰退的流变过程,通过教育公平的视角审视民族教育,对于推进少数民族教育公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赣南,畲族,教育公平

参考文献

[1]宋鸣.赣州市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

[2]蓝希瑜等.试论赣南畲族传统教育颓变[J].韶关学院学报,2006, (5).

[3]马丽君,买雪燕.教育公平:实现民族教育权利平等的基础[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4).

教育公平与特色教育 篇2

——献给教育决策者

感言:教育是一个十分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它始终存在着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理想状态与现实状态、理论状态与实践状态的巨大差别,任何简单和片面都是应该防止和克服的。

随着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与巩固、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迈向“大众教育”,人们更多地关注

教育的均衡与公平。然而,什么是教育的均衡与公平?如何实现教育的均衡与公平?却是应该而且必须弄清楚的。

举例言之,据说,我们扬州市今年有5.2398万初中毕业生参加中考,对他们而言,教育的均衡与公平,就是他们人人都有参加中考的“机会”,都有选择优质高中的“权利”。假设甲同学中考成绩是680分,乙同学中考成绩仅有480分,如果甲同学与乙同学都进入同一所优质高中就读,那恰恰是最大的不公平。可见,所谓的教育均衡与公平,重要的一点,是指受受教育的“机会”和受教育的“权利”的均衡与公平,绝对不是不同学力基础、能力水平和态度倾向的人都去接受同等要求的教育。

事实上,绝对的教育均衡与公平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一是因为不同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难使教育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均衡与公平。比如,经济发达地区教育与经济欠发达地区教育。二是同一区域内学校之间历史积淀、文化传统、师资质态、管理模式等存在较大差异,难使教育在同一时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均衡与公平。即使在极度推崇所谓民主、平等的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既有哈佛、剑桥这样的享誉全球的优质学校,也有难于维系、濒临倒闭的学校。三是受教育者之间的基础、态度、潜质等存在差异,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苛求所谓的均衡与公平。例如,初中升高中,有的同学就读普通高中可能是正确的选择,有的同学选择职业高中可能最为适合;有的同学读重点高中较好,有的同学读一般高中为宜。

回归教育本身的教育公平与效率 篇3

由于教育学理论建设的相对不足,所以对于教育问题的研究,运用(或引用)其他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的理论(或观点)来分析(或说明)在学界很为时尚,也广为认可。这种研究的思路看似有助于看到教育之外的东西,但其弊端是极为明显的,首先其他学科的理论或观点能否搬用到教育学科中来,就是一个需要有待证明的前提。例如,经济学中所言的公平与效率是否与教育学中的一致,如果不一致,那运用经济学有关理论得出的结论还能有多大的说服力?“蓝著”在解决这种流行研究思路弊端上采取了一种有效的途径,那就是“回归教育本身”。所谓“回归教育本身”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教育发展的规律出发;二是基于成功的教育实践;三是结合教育本质的深刻认识。

首先,“蓝著”抓住了教育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终身学习,将教育公平与效率的问题置于这一大的背景中予以考察,同时终身学习的有关理论也构成了“蓝著”分析教育公平与效率的重要依据,这就使问题的讨论奠定了较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基础。“蓝著”认为,“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果基础上的现代教育学的核心内容应该是终身学习。”这一判断是准确的,也是重要的,因为“终身学习”的观念不仅得到了国际组织的认可与呼吁,而且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所有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指导原则”。这就意味着,任何重大教育问题的讨论都不能忽视这一背景,否则提出的解决策略很可能会背离实践很远。例如,目前非正规教育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教育和学习手段,如果我们对教育公平与效率的考虑还停留在传统的正规教育范围内,得出的结论显然很难对实践发挥作用。

其次,“蓝著”对教育实践案例的选择基于教育自身的标准,这为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很好的逻辑基础。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经济水平常被认为是决定教育水平的基本要素,所以在选择研究对象国的时候,经济发达的国家被关注得最多也最为常见。这种先入为主的判断虽然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教育领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教育手段、教育发展模式等走向多元化的今天,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蓝著”在选择教育实践案例时,就有意避免了这样一种先入为主的选择标准,而是基于教育实践是否促进了教育公平与效率。正如“蓝著”在“前言”中所述:“在世界上没有抽象的教育大国或强国、小国或弱国的。只有在具体教育现象上、教育问题上,哪些国家、哪些团体、机构或组织根据当地人群的具体需要,在满足具体需求上提供了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有质量的教育机会。”所以我们在“蓝著”中并没有看到以往比较教育研究著作中常见的分国别介绍的章节。这既是以往比较教育研究所忽视的一种研究思路,同时也是值得提倡的一种研究思路,因为这样才能保持教育的独立性品格,从而让教育问题回归到教育本身的解决思路上来。

最后,“蓝著”把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分析同教育本质结合起来。“蓝著”认为,满足大众参与发展的需求是当代教育公平与效率的根本;公平与效率密不可分,公平中存在效率,效率中体现着公平,其核心就是多样化和针对性;没有多样化就不存在效率,没有针对性也体现不了公平;公平更侧重多样化,效率更侧重针对性。“蓝著”的观点实质上是在对教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及教育的理想与现实的精深思考基础上而得出的。对教育本质的认识,是讨论教育公平与效率的一个基本前提,因为教育公平与效率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教育活动的一种评判。只有认识到教育是什么,才能做出合理的评判。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教育发展经历着从“目中无人”到“目中有人”,从“物的教育”到“人的教育”的转变。人在教育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所以“教育要适应与满足人的发展需要”成为一种总体的趋势。故此,“蓝著”把教育公平与效率同“所有人的需要”联系起来,并提炼出了“多样化”与“针对性”两个核心的概念,从而顺理成章地得出了如上观点。这种认识与历史上很多伟大教育思想家关于教育的看法也是相切合的,例如无论是卢梭的“自然教育论”还是杜威的“教育无目的论”,体现出来的不正就是教育中“人的发现”吗?所以,“蓝著”实际上也在努力将教育现实与教育理想进行一种有效的通约,因而其观点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而不是一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对症下药”。

总之,“蓝著”把回归教育本身作为论说教育公平与效率的逻辑原点,因而这样的论说更加合理,更加具有说服力,更加接近教育的真实形态。需要指出的是,回归教育本身,并不是排斥教育之外的因素,也并不排斥教育部门与其他社会部门之间的联系。事实上,从整本“蓝著”来看,社会等方面的变迁特点也参与到了教育问题的分析中,但是它们并不构成教育变革的决定因素。换句话说,教育尽管与社会其他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教育有着自身的特点与规律,只有立足于这样的一种认识才能对教育问题做出有价值的研究。“蓝著” 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范。

(本文编辑 谢宁)

教育公平与和谐教育 篇4

促进教育公平,需要对教育公平有一个认识。教育公平有三层内容:一是入学机会公平,二是教育过程公平,三是教育结果公平。实现教育公平,不仅提供入学机会的公平,在办学条件上也要均衡配置教育资源,还应该特别支持弱势群体子女的教育,这也可以说是对他们的一种补偿。因为长期以来他们缺乏受教育的机会,因此,只有对他们特别予以照顾,教育资源向他们倾斜,才能补偿过去的不足,使他们跟上一般的水平。我国高等学校对少数民族子女降分录取,就是对弱势群体的一种政策倾斜。当前要特别关注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和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许多地方很重视这个问题,这次我在成都参观了金牛区一所农民工子女学校,叫行知小学,办得很好,与城市小学没有两样。当地教育部门比较有远见,教育局长说,这些农民工子女将来大多数都会留在城市,变成我们的市民,我们现在不去教育他们,将来就会成为城市里的社会问题,因此还是应该及早让他们受教育。但是许多地方长官不这么想,他们总计算着经费问题,认为城市教育投入只包括有户籍的市民子女,不包括农民工子女,只算经济账不算社会账。其实农民工为你的城市增加财富,增加税收,为什么不能享受城市的教育?有些同志提出发教育券,由农村孩子带着教育券到城里上学。这样就减少了农村教育的经费,使农村教育更困难。同时,“农民工”的提法也不确切,他本来已经离开土地,成为城市里的工人,也就是实质上的市民,只不过没有户籍而已。既然是城市市民,他们的子女理应受到与城市市民子女同样的教育。当然,现实中也有一些困难,如农民工往往有多个子女,他们都到城市上学,城市负担有困难。但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总要设法让他们受到教育,因此要允许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当地政府给予支持。

这是从宏观教育来讲的,国家要负起均衡发展的责任,增加教育投入,改造薄弱学校,扩大优质教育,不仅实现入学机会的公平,而且实现教育过程的公平,使每个学生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这对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有两重意义:一是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二是提高了全体国民的素质,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就微观教育来讲,一个学校、一个班级也有教育公平的问题。教育公平不只是宏观条件的公平,而且要使每个孩子在一切教育活动中都受到公平的对待,这就需要学校有和谐的环境,班级有和谐的环境,要求老师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在当今学校中教育歧视是普遍存在的,不少教师对学生有偏爱,例如爱聪明的孩子,爱听话的孩子,不爱淘气的孩子,甚至有时还会用语言伤害这些孩子,这是不公平的。因此实现教育公平,必须有和谐的教育。和谐教育需要学校协调多方面的工作:学校领导与教师的和谐、教师之间的和谐、师生之间的和谐、学生之间的和谐。具体到学生身上,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和谐发展,要以德育为核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实现教育公平、和谐发展,并不是不讲差异。我们要承认差异,重视差异,培养差异。实现教育公平,并不是平均主义,并不是人人都一样,用一个模型来塑造人才,而是为学生提供平等的机会,但是内容不同。用一种规格、一种标准来要求每一个学生,对有些学生来讲可能是拔苗助长,对另一些学生来讲可能压抑了他潜能的发展,这也是教育的不公平。

我国教育的最大弊端是统一规格、统一要求、统一模式,因而培养不出优秀人才。我们的教育讲求公平,相信人人都能成才,但是才有不同。有的学生将来可能成为科学家,有的可能成为艺术家,有的可能成为企业家,等等。当今,我国最需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在温家宝总理看望他时,就提到这个问题。因此,我们不能不思考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我认为,就要提倡公平而差异的原则。还要说明一点,拔尖创新人才不只是指科学技术人才,也应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人才。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很多方面下功夫。

首先,要有灵活的办学机制,提倡学校办出特色。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其次,学校要有灵活多样的课程,便于学生根据不同的兴趣和特长选修。课程不仅包括列入课表中的显性课程,还应包括影响学生发展的各种活动。学校应该从小培养学生对科学文化的兴趣,还是那句话,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一个孩子如果到十二三岁时还没有自己的爱好,老师就要为他担忧,担忧什么呢,担忧他将来成为一个对什么也不感兴趣的平平庸庸的人。我们的老师思考这个问题没有?我国的教育管理工作者思考这个问题没有?恐怕大多数人都没有思考。我们的中学生在毕业填报高考志愿时,大多数不知道填报什么专业,填报的志愿往往是爸爸妈妈的志愿,甚至是爷爷奶奶的志愿。

我最近看了一位美国华裔学生写的书稿,讲述他们在高中的时候怎样根据自己的志愿选课程,怎样准备申报大学的。他说,他有五个好朋友,性格不同,追求与梦想也不一样:大卫在高中期间就梦想成为一名导演,并且执着地追求这个梦想,他选择了新闻报告课,高中最后一年成了学校新闻制作主任兼摄影师。麦克想成为一名记者,他读了许多文学著作,特别是莎士比亚的作品,还利用假期到伦敦去参观了莎士比亚大剧院和莎士比亚墓,高中四年,他每学期都为学校办报纸,最后成了校报的主编。约翰痴迷数学难题,想当一名数学家,在语法课上也偷偷地看数学书,同学讥笑,他也不动摇。安德鲁想当一个工程师,他准备在大学学习机械工程,他对课内学习并不太用功,但在课外花很多时间制作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做小船、做火箭。泰勒想学商业,他很看重人际关系的锻炼技能,泰勒是一个天生会和人交往的人,他能够让你笑、让你哭、让你高兴、让你难过,知道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他是班上最早出去打工的。你看,他们个个都有志愿和爱好。我们的中学却缺乏这种教育,学生缺乏这种个性。

第三,需要改革评价制度。没有绝对的好学生和坏学生,只有某些方面甲学生优于乙学生,某些方面乙学生则优于甲学生。前几年在美国盐湖城举行冬季奥运会期间,我国体育代表团参观一所学校,团长把从国内带去的两只熊猫娃娃送给学校,说明一只是送给学校里最优秀的男生,一只送给最优秀的女生。学校校长感到很为难,他说,我们学校的学生都是优秀的,没有最优秀的男生或女生。最后只好把两个熊猫娃娃放在学校柜窗里,一只写着“送给最优秀的男生们”,另一只写着“送给最优秀的女生们”。和谐教育就应该从多种视角、多种标准来评价学生,看到每个学生的优点,最终能达到扬长避短,促进学生的和谐发展,而不是把某个学生评下去。

第四,要建设一个和谐、舒适、愉快、活泼的学校文化。最近以来,学校文化建设受到广泛重视,学校文化的核心是学校要成为和谐的共同体,要有一个共同的愿景、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价值观,要有民主和谐的氛围。这里学校校长有重大责任,他要以人为本,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建立共同愿景,共同学习,追求学校的和谐发展。

孔子的有教无类与教育公平 篇5

摘要:孔子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具有超越时空意义的教育思想, “有教无类”便是孔子最重要的教育思想之一。该思想的提出有利于实现了教育的平民化,开教育公平之先河,推动了中国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学习孔老夫子的“有教无类”思想对当下的教育改革及发展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关键词:有教无类;教育公平;现实意义

一、什么是孔子的“有教无类”

有人认为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本意是指:“在教育对象上,不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华夏与华夷诸族,不分年长与年幼的限制,只要本人愿意,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1]子曰:“有教无类。”(《论语 卫灵公》第39章)孔子所主张的“有教无类”的意思是说:无论是谁都是可以受教育的。孔子又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第7章)意思是说只要你带上一些薄礼来拜师,我从来没有不教的。孔子本着从人出发,讲究“人道”,提出了人与人之间“性相近,习相远”的理论,指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否定了奴隶主贵族比平民高贵、优越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他极力主张“有教无类”、扩大教育对象。[2]在朱熹的《四书集注》中也提到“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气习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意矣”。由此可见,孔子在招收学生时是不分学生品行的好坏的,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通过教育可以使那些品行不好的学生向善,来求学的人一律招收,认为都是可教的。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还体现了在接受教育对象时不分贫富贵贱,不分种族,实质上体现了教育平等的思想。正如《论语义疏》中所说的:“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人乃有贵贱种类,宜同资教,不可以其种类鄙庶而不教之也。教之则善,本无类也”;“类,种类也。言所在见教,无有贵贱种类也”。当代学者冯友兰先生言孔子“如此大招学生,不问身家,凡缴学费者即受,一律教以种种功课,教读各种名贵典籍,此实一大解放也 ” [3]是的,孔子处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奴隶主贵族时代,却能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可谓是古代教育史上的一大发展。

二、“有教无类”思想与教育公平的异同点

(一)不同点:教育公平可界定为:公民能够自由平等地分享当时、当地公共教育资源的状态,教育公平包括教育机会公平、教育过程公平、教育质量公平。[4]教育公平的底线是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在传统意义上教育中是指确保所有学生都有接受足够教育的平等机会。建立免费的公立学校,就是实现教育入学机会均等的最好做法。[5]而孔子所提的“有教无类”的前提是:只要带着“束脩”来求学,谁都是可以接受教育的。可见求学是有一定条件的,再说当时的社会不是谁都能有机会和条件去上学。孔子“学在四夷”的希望没有足够的物质基础,所以“有教无类”不能等同于教育公平。教育权利的平等是教育公平的法律保证,即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5]而孔子的“有教无类”存在局限性,没提到妇女和奴隶也有受教育的权利。而且主观上孔子培养学生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二)相同点:孔子“有教无类”的办学主张和实践,有利于打破奴隶主贵族对教育的垄断,使教育对象从贵族下移到平民阶层,扩大了教育对象。这虽然还没达到教育公平的高度,但已有了教育平等思想的萌芽,可谓开教育民主之先河。“有教无类”与教育公平的践行都有利于思想文化的广泛传播、人民素质的提高,为社会的建设培养大量有用的人才,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孔子在招收学生时,无论贫富、贵贱、种族,本着以人为本、来者不拒的原则。这为平民享有均等的教育机会创造了条件,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教育公平的精神实质。

三、“有教无类”思想对当代中国教育的启示

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的思想不仅对古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同时还为当代的教育发展指明方向。孔子认为无论是谁都是可以受教育的,即教育要面向社会面向人人。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学校的大门是向人人开的。”“要让人人享受教育,让跟多的人掌握知识和技能,这是我们的理想。”所以,当下我们要注重教育公平,巩固普及义务教育,提高高等教育,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当今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是创新力的博弈。想要科技实力、创新实力的提高,离不开教育事业的发展、人才的培养。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底线,是社会和谐的基石。[6]当代的中国正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必然离不开对教育公平的重视。然而,当今社会任然存在着许多教育不公平的现象。例如:目前地域间、城乡间、校际间差距十分大。拿城乡来说城乡间不仅经济差距大,教育资源也存在很大差距。无论是师资,还是校园基础设施上农村学校都远不如城市。城市狠狠地咬了教育经费这块“蛋糕”,然而留给农村的却少之又少。在招生方面也存在不公,现在“择校风”、“快慢班”搞得火热。许多学校以分招生、以钱招生、以权招生。高考招生存在各种 不公,少数民族加分、地区分数线悬殊、僵化的户籍管理制度。[4]190-193这样的教育社会公平吗?这样的社会能和谐吗?教育的不公已成为威胁社会不和谐的因素之一,实现教育公平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迫切需求。

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促进社会的教育公平。首先,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一是,合理分配各级教育经费,在边远的、落后的山区投入更多的教育经费,加强农村教育的发展力度,加强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受教育环境。二是,合理分配教师资源。为农村的老师提供好的就业环境和前景,吸引更多优秀的老师下乡教学,从而缓解农村师资紧张的问题;为农村的老师提供培训,提高教师道德和业务素质,完善职业规范,从而提高农村教学质量。其次,对弱势群体进行教育补偿。一是在教育的起点上,要对社会不利群体进行保障性补偿,使他们和其他人处于同样的起跑线上。二是义务教育后阶段,对基于能力平等条件下的非能力因素的救助性补助。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在能力发展相近的前提下,若要使社会阶层、家庭经济情况等非能力因素不成为个体接受非义务教育的阻碍,政府只能在政策上向低收入的家庭的学生提供助学金或助学贷款。[5]304-312再次,完善学校招生与收费制度。第一,合理投入高考指标,促进各省之间的入学机会均等。在制定招生分配计划时,要以各省的人口总数、总考生数作为确定招生人数的重要参数。第二,收费标准兼顾中低收入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收费标准的确定应根据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差别。第三,完善我国的助学贷款制度。[5]最后,国家要不断的加强和完善教育立法,来促进教育的公平和社会的和谐。

浅析教育公平与效率 篇6

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在讨论两者关系之前,必须对教育公平与效率这两个概念做一个界定:本文将就教育公平、平等、公正这三个词语作为同义词笼统使用,因为在汉语中,它们几乎是同一内涵的词语。同样的,教育效率、效益、效果也以效率为代表(其实三者是有区别的)。2002年9月26日至28日,来自美国、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中国台湾、香港及国内的专家学者150余人汇聚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就“公平与效率: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开讨论,会上大多数人认为教育公平与效率是一组矛盾的统—体。另—部分则认为,两者并不矛盾,理由是:从逻辑上说,公平是伦理学上的概念,效率是源于经济学上的概念,两者不属于同一范畴体系,更说不上相互矛盾。其实,公平是—个价值问题,效率也是一个价值问题,它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明确地体现出主体的需要和利益,反映了一种活动与人自身的价值关系。把这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在具体情况和具体条件下,两者往往产生矛盾。美国学者阿瑟·奥肯说:“(虽然)并不意味着凡有利于这一方的因素就必然有害于另一方,但有时,为了平等就要不惜牺牲效率,为了效率又不得不影响到平等,因为平等和效率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它们互相需要的原因——在平等中放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里添加一些人性。”瑞典教育家托尔斯·胡森则提出了“均等不相容性”理论。认为:一方面由于遗传性的差异。人与人之间是生而不平等的,即遗传性差异与平等之间具有不相容性;另一方面当代社会对分工要求过高、过细以及专业性过强等都与教育平等之间形成了不相容性。所以,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与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均等不相容性”密切相关。在现在的教育活动中,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与教育公平之间存在不相容性,即有限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与追求教育公平的目标相矛盾。这种“均等不相容性”在理论上就表现为: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例如,在国家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是先发展中部,然后凭借东部的力量发展西部还是中西部同时并进,或者把有限的资源平均分配给东西部?同样,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是优先发展重点学校、重点学科,加快部分学校教育水平的提高,在科学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培养一批高科技高质量的专门人才。然后带动全国教育水平的提高,还是把有限的教育资源平均分配给全国学校,或者着重薄弱学校的投入,缩小学校之间的差距?也就是说,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是现实存在的。对现实存在的矛盾的认识与处理,并非所谓认识的混淆、失误。

既然教育公平与效率是矛盾的。那么它们之间是否有联系?有研究者认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本质上属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由不公到公、由低效率到高效率,是公平与效率演化的逻辑。也有研究者认为教育公平与效率在效率的作用下呈杠杆运动。笔者以为两者既相互对立。也相互促进:教育公平的极大优先发展,不可避免要牺牲一定的教育效率,当这种牺牲达到一定极限时,我们的教育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就会产生反应,政府就要顺应这种规律,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转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当教育效率提高到—定程度时,公平问题又日益突出,将阻碍效率的再大幅度提升,这时应当改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社会主义社会最终的价值追求是公平,通过效率的提高实现最高层次的公平。从长远意义上讲,教育效率的提高会加速教育公平的实现。从而使教育最终实现公平;而在教育公平的实现过程中又会时时刻刻保证教育效率的实现,从而使教育效率不断的再次提高,以达到整个教育发展的良性循环。如此反复交替上升,双方将在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一起达到顶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宏观调控主要是用行政手段解决战略性和全局性问题,保证教育公平;市场机制主要是解决战术性和局部性问题,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教育属于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它的公平与效率优先取决于政府宏观控制和市场机制的合力,取决于社会阶段目标。社会的不同阶段目标体现的是公平还是效率就决定了哪种力量优先。教育公平与效率在政府宏观控制和市场机制的合力下保持动态平衡。

教育公平与效率的社会发展阶段性

对现实问题的决策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还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问题在经济领域非常明确,但是在教育领域就比较复杂,要具体分析。教育是社会大系统下的一个子系统。它受制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做到既要实现教育公平又要实现教育效率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事。把教育放到整个社会系统中去,教育的公平与效率具有社会发展阶段性,不同的社会阶段教育公平与效率的优先就不一样,也就取决于社会发展的阶段目标。在社会发展初期即便处于落后阶段也要让教育公平优先,以便建立一个相对公平的平台,让教育处于同一起跑线。这有利于更多的人接受一定的基础教育,有利于社会稳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发展。当社会发展进入初级阶段时,即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还不是很富裕时。为了经济的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在教育方面为了教育的发展,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后,应当教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当社会进入高度发达阶段时,物质财富丰富起来,这时又要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教育公平与效率都达到了最好程度。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新中国走过的路:建国至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国经济以及社会各项发展落后,我们的目标是“双基”。在这一目标下,全国各地对教育的投入相差不大,各地的教育发展差距也不大,其教育效率也不高。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效率成了改革的—个基本政策取向,这时效率问题就摆在了第—位,同时兼顾公平。教育效率提高了,教育发展的差距也不断拉大,教育公平问题日显突出。一个有关两者之间的“度”的问题讨论也就出现了。

教育公平与效率的教育层次性

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究竟是不遗余力地普及和扩大教育使更多的人受到必要和基本相同的教育好呢?还是牺牲多数人的平等教育而帮助少数人接受尽可能的高深教育好?总的来说,教育的公平与效率在教育系统中有层次性,即公平与效率在教育层次中的地位不一样。在初等教育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什么这样?笔者将从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

育这两个阶段来逐一分析。

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和初中在我国属于义务教育阶段。义务教育的性质决定了义务教育是针对所有的社会成员所实施的一种基础教育,是一个国家或社会及所有成员能正常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它是公民的—项基本权利。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平等应从“同质的平等观”出发保证教育起点的平等和受教育过程的平等;并且对每—个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都应使其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教育标准,也就是要对儿童进行符合义务教育标准的“充分教育”;义务教育阶段也应注意受教育者的差异性,但当面对“均等不相容性”问题时,则必须坚持平等机会对差别原则优先性,即坚持同质的平等观。所以,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公平”应表现为人学权利与机会平等、就业条件平等、充分教育、尊重差异性、平等相对于差异的优先性等方面。义务教育既然是国民素质提高的基础,就必须由国家全资投入予以保障。温家宝总理也在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郑重承诺,到2007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全部免费(这个承诺已经在农村义务教育中慢慢的实现)。根据公共产品理论,义务教育符合公共产品特点,即为公共产品,这也是决定了义务教育必须由国家承担,以保障教育公平。另外,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不一样。例如在边远的山区,民族地区和其他一些落后地区存在为数不少的“麻雀学校”,如果从教育效率的角度来看是极为低下的。这几年也一直处于兼并与保存的抗争之间。取消这些学校。对于提高教育效率是极有帮助的,但是取消也意味着不少适龄儿童的失学。所以不能从教育效率的角度来处理义务教育问题。再次,从教育的社会收益率来说,小学大于中学,中学大于大学,国家是义务教育的最大受益人,根据受益原则应由国家出资。政府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任务是如何缩小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差异,均衡地分配教育资源,确保公立学校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

非义务教育阶段:高中和大学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具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地一些特点,视为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应由政府和市场一起提供。这也是对义务教育的补偿。人们接受高等教育平等与否是由现时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分工决定的。如果生产关系的结构性不平等及其相应的个人地位的不平等持续着,那么整个学校教育系统必定会继续地再生产这些不平等。这意味着如果在义务教育中体现了更大地平等,那么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必然会出现加强了的补偿性的不平等。当前一些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激起了弱势群体的反抗,产生了平均主义的公平观念。这种观念实际上要求的是一种分配上的平等。这种观念对维持大多数人的生存有其合理之处。但对于非义务教育这种需要以一定的智力和知识为基础的学习权利而言。我们不应步平均主义的后尘。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于能力差异而产生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其内在的本质恰恰是公正的。正是这种本质上是平等的不平等成为产生社会活力的土壤,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杠杆。而那种“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追求所谓事实上的平等,实际上取消了人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唯一具有“天然特权”——劳动能力充分发挥的权利,导致整个社会效益的低下,阻碍了社会的前进。公平不等于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并不是给予一切人以同样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不平等是因为能力而来的。那它应该是合理公平的;而如果是因为政治因素而产生的,那就是不公平的。对于不同基础的学生,社会应为他们提供不同种类不同层次的教育。高等教育对人才的培养要与社会的需求、经济发展水平、生产力高低程度、甚至地方特殊情况结合起来。现在已出现“教育过度”的问题。在这个教育领域教育平等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平等,教育活动中应首先尊重差异性,同时教育活动又应在差异性的基础上追求每个受教育者获得均等的“学业成功的机会”,当面对“均等不相容性”问题时,则必须坚持基础差别原则对均等机会的优先性,即坚持差异的平等观。另外,在坚持能力本位的基础上,非义务教育保持一定的规模是教育平等的一个重要要求,在高等教育领域就是要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在社会领域就是推进教育的终身化。所以,非义务教育领域的“教育公平”应表现为机会均等、同等标准、能力本位、就学条件平等、尊重差异、学业成功的机会均等、差异相当于平等的优先性、高等教育大众化和终身教育等方面。非义务教育阶段在提高收费标准后,政府要做的是逐渐引入社会资本,引入市场机制,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同办学”的教育体制,多种形式办学,保护处境不种的学校和学生群体,使学校之间处于公平竞争的地位,使弱势群体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在人学机会公平的基础上先做强教育(强调效率),再做大教育(强调公平)。

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与教育公平 篇7

(一)各阶层社会成员受教育机会均等

社会的阶级分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我们要以客观正确的态度去对待这一特定的历史现象,通过改革和改进社会制度使得社会阶层差距逐渐缩小。接受高等教育的程度,可以反映出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一般处于社会高阶层或处于发达地区的学生享受教育的机会较多。在实施收费制度之前,高等教育是精英教育,由于各种条件限制,只允许少数人参与。而实施收费制度后,在同样的教学资源上,入校人数就会增加,从而使教学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

(二)符合受益者付费的原则

根据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谁受益谁付款,高等教育的成本必须由这些主体分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高等教育收费政策。高等教育发展史也表明:实施高校收取学费有利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基于此,我国的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依据成本分担和成本补偿的原则,对高等教育的成本实行分担,由此形成了大学的收费制度,并于在全国高校实施。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人力资源投资,为国家和社会带来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财富效益和非财富效益。因此学生和家长应遵循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承担一部分学费,这才能体现真正的公平。接受高等教育和未接受高等教育的社会人,在接受教育这一条件下是公平的。但接受教育的人如果只接受教育,而未对高等教育成本进行部分承担,那相对于未受教育的人来说,有失公平。

(三)增加高校收入,减少高校对政府财政预算教育经费的压力

目前,我国的高等院校从规模上已经达到历史的顶峰,我国的在校大学生数量,已经从1998年的340万,达到2 374余万。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8%陡然升为22%,平均每年增加20%,我国高等院校在校大学生已堪称世界之最。

在校学生人数的增加给正常的学校运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由于政府对高校的拨款是按比例进行的,学校扩招后,生均培养费用如果仅依靠国家财政拨款显然是不够的。而高校的收费制度就为高校增加了收入,减少了高校对政府财政预算教育经费的压力。

二、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低收入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难以保证

2001年我国高等学校生均交纳学费3 985元,占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58.09%,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68.4%。2001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个人分担教育成本的比例平均为24.21%,成人高等学校达到37.04%。与国际上公立高等教育的平均水平(25%左右)相比,已经处于一个相对高的水平。其必然的后果是有相当一部分贫困家庭供不起子女上大学。

我国目前实施的收费标准是由国家统一制定。而我国地域辽阔,区域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实施统一的收费标准是不合理的。在发达地区,教育资源丰富,家庭收入较高,学生能够负担起高等教育。但在落后地区,教育资源匮乏,学生接受教育的机会比发达地区的学生少。

(二)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日益增大

据统计,高等教育实行收费前,1988年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比例全国平均数为2.42%,比例最低的为上海1.66%,最高的为山西3.33%,二者相差1.67个百分点。高等教育实行收费后,1989年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比例全国平均数为2.74%,比例最低的为上海1.79%,比例最高的为广西3.90% ,二者相差2.11个百分点。以2000年高校学费的最低标准4 200元计,按照我国人均收入统计数据,它相当于城镇居民收入(2 210元)的190%。

高等教育实施收费制度后,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日益增大。

三、高等学校收费制度的改革

(一)政府应转嫁部分教育成本负担

1.提高社会捐助能力

通过表1,我们可以看出我国高等教育经费分为两种:财政性教育经费和非财政性教育经费。财政性教育经费占了绝大的比重,而非财政性收入所占比例较小。非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发展空间是很大的,高等院校应充分利用这一资源。

首先,国家应制定和完善国家捐资助学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减免企业或个人用于对高等教育进行捐资部分的企业利润或个人所得税;其次,通过高等学校转让专利或与企业联合科研、联合培训等合作方式,从企业获得高校科研经费,使企业成为高校稳定的、重要的经费来源;再次,国家还可以通过发行教育彩票的方式,聚集社会闲散资金来投入高等教育。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2年)数据计算而得

2.学生可与就业单位签订协议,预先支付学费

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高校学生就业压力很大。一方面是上学机会不均等,另一方面是毕业后的就业压力大,使得高校学生陷入两难的境地。解决这个两难的问题,可通过加强高校与就业单位之间的合作。高校学生可与就业单位签订协议,由就业单位预先支付学费,可以作为一种人力资源的前期投资。这样,一方面减少学生的学费压力,另一方面减少了就业压力。

(二)完善高校学生贷款体系,改变现有还贷方式

我国现有的高校学生贷款体系尚不完善,亟待改进。

目前,我国高校的学生资助体系包括“奖、贷、勤、减、免”几项制度。其中的“贷”即国家助学贷款,是我国最主要的学生资助形式。但在我国的高校学生贷款还存在着贷款形式单一,银行贷款利小风险大,偿还制度不尽如人意等突出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首先,政府应加快立法工作,加快有关贷款方面的法规建设。其次,建立多种满足不同群体需要的贷款项目。再次,完善助学贷款的回收机制,既要加强大学生信用评价体系的建设,又要逐步建立普通高校学生个人信用征询系统,保证银行发放的贷款得以顺利回收。

(三)采取差别收费,改变现有的平均收费法

在我国,高等学校是分等级的。重点大学在办学条件、教学设施、师资力量等方面远远优于一般的普通大学或者二级学院。国家对重点院校和专业投入比较多,毕业生受到优良的高等教育,毕业后可选择的就业机会多,容易获得较高的待遇。但高等学校的收费却是平均的,国家没有建立相应的高等教育收费的支持系统,反映在学费标准上,通常只考虑一个平均值,对学生家庭的收入水平和实际支付能力则没有考虑。“对相同的人同等对待”是教育公平的重要内涵,然而收费的平均,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教育条件的不同,进而意味着教育质量的差距,最终导致教育结果不同。

一方面,应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专业,设置不同的学费,同时辅以政府的差别拨款,保证高等学校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以年为单位,每年对不同地区的每所高校进行成本核算,依据当年的物价水平和居民的年人均收入,扣除通货膨胀等因素,确定当年的学费。这样可以体现在市场机制下教育服务价格(当然学费只是价格的一部分)随市场浮动的客观规律,又可以杜绝目前高教收费只能上不能下的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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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潘懋元.公平与效率:高等教育决策的依据[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

教育公平与政府责任 篇8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诸多研究表明, 影响教育公平最重要的因素, 一是教育经费投入水平, 二是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应该承认, 尽管各级政府在增加教育投入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但由于教育财政体制不够健全等原因, 我国公共教育投入水平长期偏低, 经费不足成为制约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而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合理, 又加剧了教育发展的不平衡状况, 使得教育公平形势日益严峻。解决我国的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 不断增进教育公平, 首先要从解决教育经费合理投入和教育资源有效配置入手。

扩大教育的有效供给, 保障适龄儿童和青少年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 享有同等的公共教育服务, 是教育公平的基本内容。当前, 学前教育有效供给不足, 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校际之间义务教育发展不平衡, 是影响教育公平的两大突出问题, 其主要原因在于教育投入不足。改革教育财政体制, 提高政府教育投入水平, 应该成为当前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增进教育公平的主要措施。现阶段, 应进一步完善各级政府分级负责的教育经费分担机制, 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 不断增加教育投入, 落实政府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财政责任和与之相关的教育公平责任。中央政府重点解决教育发展的地区不平衡问题, 省级政府重点解决教育发展的城乡不平衡问题, 县级政府重点解决区域内儿童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以及校际发展不平衡问题。

教育资源配置均等是教育公平的重要内容。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是基础教育中的基础, 确保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是教育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 也是教育公平的重要体现。当前在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发展中比较突出的两个问题, 一是公共教育资源只满足小部分群体的优质学前教育需求, 二是流动儿童入读公立学校的比例较低, 相当一部分中低收入阶层子女不能享有同等的公共教育服务, 其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 如何确保社会弱势群体子女尤其是规模庞大的低收入家庭子女和流动儿童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是教育公平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应不断加大政府对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比例, 优化公共教育投资结构, 引导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向, 探索适应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发展新情况的动态教育资源配置机制, 不断提高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 为我国教育逐步走向公平奠定良好的财政制度基础。

教育公平与特色教育 篇9

一、教育公平的内涵及其与教育平等的关系

概念作为理论建构的基本材料,是严密论证的基础。因此,在探究教育公平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对教育公平的内涵及其与教育平等之间的关系进行界定和阐释。

1.教育公平的内涵

所谓教育公平,是现代社会中政府在教育公共资源供给或配置过程中所坚持的“应得”原则和所应实现的“相称”关系,其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教育资源的平等、均衡、合理安排与有效利用,以保障和促进不同的个体或群体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得其所应得。一般来说,在公共教育事务上,凡是符合某一“应得”原则并实现了“相称”关系的公共教育资源供给或配置方式就是公平的,反之就是不公平的。[2]教育公平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绝对的教育公平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最大化,而追求这种最大化的过程又是永无止境的,需要不断地实践与革新。同时,当我们在实践教育公平时,有时不经意中又会造成新的不公平,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教育公平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社会差异性发展中最弱势人群的教育公平问题。

2.教育公平与教育平等之间的关系

对教育公平问题的探讨始终无法绕开对教育平等的理解,教育公平与教育平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联系方面来看,努力实现各方面的教育平等,缩小教育不均衡、不平等或教育差距,是教育公平的应有之义,也是判断教育改革是否趋于公平、追求公平的首要指标。[2]从区别方面来看,教育公平的基本含义是指在教育上的无偏袒、无偏见、客观公正,但并不是没有差别。公平的不一定是平等的,平等的也不一定是公平的。[3]教育平等则是强调教育的“相同性”“同等性”“无差别”,具有更高的教育理想性,因而也更难实现。[4]换句话说,教育公平更多的在于把握教育上的一个平衡,具有相对性、发展性,而教育平等指向的是一个绝对的、整齐划一的平等,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对教育公平的审视

教育公平之所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是因为其也是衡量社会公平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当今世界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教育公平程度能够令人满意,对教育公平程度不满的抱怨此起彼伏,从未停息。因而,提高教育的公平程度,探求更加公平合理的教育,不仅是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主旋律,也是我国当前教育改革的重点努力方向。

1.教育起点公平与否

教育起点公平是指不受性别、种族、出身、经济地位、居住环境等自然或社会条件的影响,每个人均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和履行应尽的义务,均有开始其学习生涯的机会,强调的是一种入学机会上的平等,这也是其他类型教育公平的前提和基础。[5]如果连这一最起码的起点公平都做不到,何以谈论实现其他类型的教育公平。

当前我国的教育起点公平实践的较好,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如学前教育中的入园难、入园贵和公立幼儿园少等问题依然存在,在许多落后的偏远地区,学龄前儿童入园率依旧很低;我国实行的九年义务教育也并没有确保适龄学生百分百地接受此阶段的教育,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对于教育起点公平,则应更加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益。

2.教育过程公平与否

教育过程公平是指每个人在进入到某一阶段的教育系统后受到公平的对待,享有同等的学习权利、同质的教育资源和同样的教育关怀。比起起点公平,这种过程公平更加隐蔽,更加不容易引起别人的关注。[2]

从客观方面来看,教育过程不公平主要指教育资源方面配置的不公平。当前我国相关教育资源的投放比例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投放到东部地区的教育资源最多,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为不足。从各地区的城乡差异方面来看,城市的教育投入要比农村多得多,并且还有进一步拉大差距的趋势。而从主观方面来看,教师在其教学过程中存在着不平等对待学生的问题,这些都会直接导致在教学过程中出现不公平现象。[6]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做法也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其所衍生出来的过程不公平无处不在,如学校分为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重点班与普通班、重点专业和非重点专业等。

3.教育结果公平与否

教育结果公平是教育公平的最终目标,强调的是每个人走出校门时获得大致相同的学业成就,能够消除不同社会出身的人在教育起点上和学校体制外的差别,从而在走出校门时能够获得同等的就业机会,各尽其才。然而对教育结果公平的关注是建立在教育起点公平基本确立起来、教育过程公平不断加强的基础之上。

虽然,我国当前也特别注重教育结果公平,但依然存在诸多教育不公平现象。教育结果不公平首先表现在区域差异上,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亦有不同,在教育资源投入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从而也就导致了不同地区的教育质量不尽相同。特别是东部地区与中部、西部地区在教育资源的投入上存在较大差异,西部地区尤其是在一些贫困地区,教育质量明显偏低。其次表现在性别差异上,男女生在同等的学业水平上,面对就业现实,女生往往处于下风,很难摆脱传统不合理的性别角色定位。最后,处于不同家庭教育环境下的学生的成功机会也是不同的,父母的文化程度、职业、家庭经济条件等方面都可能影响其取得成功。实现真正的教育结果公平,不管是在我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各国其实还是很困难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对教育结果公平的追求。

三、影响教育公平的因素分析

不论是教育起点公平、过程公平还是结果公平问题,影响它们的因素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很难也没有必要去单独区分,且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及结果公平的实现都是相互依赖的,对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这三者的实现缺一不可。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所追求的侧重点不一样而已。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影响教育公平的因素。

1.区域发展差异

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仍然很大,这使得不同区域、城乡以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在接受教育的机会、质量以及教育程度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国家对东部地区给予政策上的大力支持,这无形中导致了东部、中西部教育投入差距的加大。[7]可以说区域差异是影响教育公平的最大因素,因此怎样去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也是今后我国政府所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2.城乡发展差异

影响教育公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城乡发展差异。这种发展差异也必然导致了城乡间在教育领域上的差距,我国农村教育资源、教育效果长期落后于城市已是不争的事实。随着教育公平越来越为国家所重视,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使得农村教育落后的面貌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然远落后于城市。[8]另外,由于城市发展速度过快,人们的经济承受能力不断增加,许多农村富裕家庭把他们的子女送到城镇接受教育,而另一些贫困家庭的子女不得不继续留在乡村接受教育。然而,此时的乡村教育问题更多了,如乡村学校的学生更少、学校教育资源更加贫乏、教师数量少且师资质量不高等问题也越发突出。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弱势群体在教育公平问题上越发处于不利地位,应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帮助。

3.国家教育政策偏向

国家教育政策偏向也是影响教育公平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教育阶段,国家往往会出台相应的教育政策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政策的出台都以服务教育为宗旨,其本身效用的利与弊往往也是共存的,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所带来的最终结果也有很大差异。国家教育政策在解决某些方面的教育公平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造就新的不公平,而在实施这些政策时,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这些政策是否真的能够给弱势群体带来公平。

4.困难群体公平受教育问题的解决程度

当前,困难群体公平受教育的机会尚未得到充分保障。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人数逐年增加,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日益凸显。部分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办学条件不达标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而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专业素养、教学水平以及教学技能和公立学校的教师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导致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的教育不均等且质量偏低。同时,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权益也得不到充分保障。[7]我国政府这些年越来越重视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利,相应地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如在一定条件下取消对农民工子女入学的户籍限制等,但总的看来,改革依旧举步维艰,进展缓慢。

5.公民追求教育公平的态度

公民追求教育公平的态度也往往影响教育公平的实现。一直以来,我国公民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受儒家、道家“中庸之道”“无为而治”等思想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的维权意识淡薄、安于物质满足、缺乏对理想及真善美的追求等现象日益明显。面对生活中的教育不公平,大多数人以抱怨代替了革新意识,缺乏追求公平的勇气与信心。长此以往,这类现象不利于我国教育公平的实现,更不利于我国在理论、制度、实践上的创新。

四、实现教育公平的对策

我国一直以来都在致力于教育公平的实现,也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还是有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任何举措都是在一定范围内才行之有效的,我们应具有革新观念,勇于开创新思路、新局面。力求教育公平不是追求所谓的教育平等,也不可能实现绝对的教育平等,根据对教育公平的审视及对影响教育公平的因素进行分析,同时结合以往对教育公平的反思,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实现教育公平。

1.加强与完善相关教育法律、法规

加强与完善教育法律、法规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前提条件。但我国相关教育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有待加强。缺乏在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等方面的立法,这些都会对教育公平的实现产生影响。法律是实现教育公平最可靠的保障,由此急需加强教育立法工作,逐步形成内容全面、结构合理、方向明晰的教育法律体系,以增强其可操作性。对于那些违反教育法律法规,侵害人民受教育权益,扰乱公共教育秩序的行为,要依法对其进行严惩,要用法治的精神确保教育公平的实现。[9]在具体制定法律、法规时,还需偏向于弱势群体,这部分群体更需要立法来确保他们的各项权益,我们要明白教育公平为的是更好地保障弱势群体接受教育。

2.加大教育投入,促进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化、合理化

国家应加大教育投入,尤其是加大对农村、贫困、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充分发挥教育公平中的补偿性、差别性原则,是使各项教育法律、法规得到充分落实及改变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落后面貌的重要物质保障。国家还应促进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化、合理化,旨在进一步缩减城乡、区域以及校际间在基础教育方面的差距。如加快城乡二元经济的整合带动城乡逐步形成统一的、一体化的教育教学系统,教育基础设施的标准化建设。对于这一策略的实施,需要国家透明、公开的进行并不定期进行检查验收,以防教育投入资金被转做他用,甚至是滋生腐败。

3.建立与完善对城市流动人口、贫困阶层子女的补偿机制

弱势群体不仅仅存在于农村地区,城市也依然存在,如城市流动人口(农民工子弟为主)、城市贫困阶层人口等。国家也应该重视和解决城市流动人口、贫困阶层人口的教育不公平问题,特别是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要把对他们子女的教育纳入到当地的教育系统中来。虽然我国近年来也加大了对这部分人群的教育投入及政策支持,但总体来看进展缓慢。纵观各省出台的相关政策,尤其是北上广地区,异地高考条件要求依旧很严格,在对待农民工子女学生的入学的问题上,解决的问题大多还在入学机会上,对于其接受教育的教育质量的保障上关注较少,学校、教师在对待这部分学生上也缺少必要的关注。然而,对于教育公平的实现,保障弱势群体的教育质量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国家出台的异地高考政策也要防止被一些不符合条件的人钻空子,放宽异地高考政策更多应偏向于农民工随迁子女,因此国家还需加强对政策享有者进行监督,确保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4 . 加强师资的培养,促进地区师资力量均衡发展

国家应该大力加强师资的培养,促进地区间师资力量的均衡发展。激励优秀教师到农村贫困地区从教,逐步提升当地的教育教学质量。国家在对待这部分教师上,应该给予更多的补助,解决其后顾之忧,如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为教师兴建标准化公寓等措施,这样做是为了提高教师自身的荣誉感与责任感。然而,目前我国在对待这些优秀教师的问题上做的还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强。

5.培养公民的教育公平意识

国家还应通过多种途径进一步提升公民的教育公平意识。只有让公民认识到教育公平的重要性以及教育公平的实现有赖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凝聚社会各界人士的力量来解决教育不公平问题。我国当前缺少的是一种引领全民一起为努力实现教育公平的向心力,为此,我们应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教育公平理念深入人心,从而更好地在实践中实现教育公平。

综上,教育公平的实现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教育公平追求的侧重面有所不同,教育公平的实现旨在实现教育起点、过程、结果上的全方位的公平,最终体现在教育结果公平的程度上,结果公平是以起点、过程公平为基础的,三者循序渐进、缺一不可。当前我国在教育起点公平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今后应重点关注教育过程、结果公平的实现,对于实现教育起点公平方面的不足之处也仍需进一步改进,从而维护好我国人民所具有的受教育的权利,使人们获得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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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龙安邦,范蔚.我国教育公平研究的现状及特点[J].现代教育管理,2013(1).

教育公平与特色教育 篇10

一、什么是职业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教育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它是指社会成员在其一生发展的不同阶段都能依据国家法律的规定,自由平等地享有国家教育资源,以确保每个人获得充分的生存能力和生命价值的实现。职业教育公平是教育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有教育公平的普遍性,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它是指平等地满足每个人在人生发展的不同阶段不断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需求的基本平等和对差异发展的尊重,以保障个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实现和自由幸福的生活。具体来讲,职业教育公平应有三方面所指::一是职业教育获得社会的公正对待,减少因为传统观念而带来的对职业教育的偏见;二是职业教育在教育系统内与普通教育的同等地位,二者之间是内容和培养目标的不同,而不是地位的差别;三是职业教育内不同群体的同等机会的保证,即不同年龄群体的任何人都有平等机会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

二、当前中国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公平危机

(一)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低

1. 传统观念的影响。

由于所受教育与将来从事工作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地位的密切关系,在漫长的社会发展中,我国形成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文化价值观念,它向国人传达了这样一种价值判断:脑力劳动者是统治者和管理者,居于社会上层,而体力劳动者则属于社会下层,是被统治者。现代社会中专门培养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人才的职业教育,自然不被人们看重和赏识。从另外一方面,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从某种程度上固化了传统观念对职业教育的轻视。

2.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于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状况。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还是高耗能和劳动力集中投入的方式,依靠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增长在我国还不是非常突出,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行业和地区差异,不进行任何形式的职业教育就可以获得利益的事实,使得现存的很多生产和工作领域对劳动者进行专门训练的要求并不严格,劳动准入制度未得到彻底贯彻。

3. 职业教育质量的影响。

在我国,一方面,职业教育的学生基本上都是普通教育选拔后淘汰的学生。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教学设备、教师素质、管理水平等方面,与普通教育相比,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距。这些因素相互交错直接影响了职业教育质量。

(二)职业教育经费存在公平危机

1. 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不合理。

经费是教育发展的必要条件。一般来说,职业教育比普通教育的成本高,发展中国家职业和技术学校生均成本通常比普通中学生均成本要高153%。而我国职业教育生均教育经费低于或基本与普通教育持平。没有经费的保障,就没有职业教育质量的保障。

2. 职业教育经费地区不平衡。

我国现行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为“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这种管理体制决定了目前我国投资职业教育的经费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由于我国地区和城乡之间差距很大,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呈现出严重的地区间不均衡,直接影响了区域间职业教育的平衡发展,“两极分化”现象严重。

3. 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在我国教育发展中,办学经费的增长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不能保持同步,始终处于低增长状态;在教育经费的划分中,职业教育经费的增长速度又低于教育经费的总体增长水平,在与普通教育的比较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职业教育缺乏自我发展能力的现状缺乏社会资金投入的吸引力,这些因素导致了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三)职业教育自身发展不公平

1. 片面发展学校形式的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应该是一种多形式、多类型的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比,它应该更具多样性以满足不同人的职业教育需求。但实际上,我国存在着明显的职业教育形式单一,不能充分体现职业教育特点的情况。

2. 缺乏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实质关怀。

现有的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仅决定着人们的职业教育需求,而且也决定着它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的资源和就业岗位情况。但是职业教育不仅仅是环境的自然产物,更应该树立培养人才改变环境的思想和能力,职业教育不仅要“适应”,更应该“超越”。农村职业教育一直是我国职业教育的薄弱环节,从学校的建设到学校专业的设置;从教师的配备、经费的投入到教育质量上,与城市相比,都处于明显的劣势。而职业教育恰恰是实现农村教育、科技、文化融合发展的生长点和有效途径,也是提高农村构建和谐社会能力的最佳选择。

3. 忽视对弱势群体的职业培训。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比较,不仅处于相对落后的发展状态,就是在职业教育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公平。我国职业教育政策重视学校职业教育、城市职业教育,而忽视了残疾人和妇、少数民族、农民工和城市下岗职工的培训。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而在实施过程中,还没有充分体现这样种思想。

三、如何应对职业教育的公平危机

(一)扩大职业教育对象的范围

职业教育公平是以职业教育的发展为前提的,没有发展就不可能有公平,“公平”是伴随着量的积累而逐渐达到的一个过程和结果。职业教育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在不同的职业教育政策和法律中都有明确的阐述,而这种重要性的最好见证就是职业教育发展规模的扩大。正如《规划纲要》中指出的,“职业教育要面向人人、面向社会”,职业教育的对象不应单纯是传统的在校学生,还应包括城乡新增劳动者、下岗失业人员、在职人员、农村劳动者等社会成员;职业教育的形式也不单纯是学校形态的,职业培训应该成为职业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强化对弱势群体的职业教育扶助

从政策和法律上必须确保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接受职业教育,但要实现职业教育公平更重要的必须有一定的条件保障,在现实生活中,职业教育虽然对有些人很重要,但是由于其个人支付能力的有限,被排除在了职业教育的大门外,应通过共同努力,尽量创造出能够让每个人、尤其是处境不利群体接受职业教育的环境,国家加大开展针对职业教育中“弱势群体”的专项计划和补助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之一:一是加大整体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加大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经费的支持,彰显职业教育公共性和正义性;二是继续完善和健全职业教育贫困生资助制度,切实保障经济困难学生职业教育权利的实现;三是积极开展针对职业教育弱势群体的培训计划,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下岗职工再就业以及保障妇女、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权。

(三)加大职业教育公平机制建设

根据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要实现公平的职业教育,政府必须建立起一个专门的职业教育管理和运作框架体系,以协调各种关系,吸纳社会各个相关领域的成员对职业教育的举办、投资、课程设置和评估、职业教育学生学习、咨询、资格认定、就业等成为一个一体化的结构。这个一体化的系统内部共同坚守着职业教育公平的尊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职业教育的公平。一个好的职业教育机制应该有利于创造一个良好的职业教育公平环境,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2010年3月14日上午,温家宝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中国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指经济的发达,它还应该包括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力量,公平正义比太阳还有光辉。职业教育是促进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力量,从公平的理念认识职业教育的价值,可以指导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进一步明确政府对职业教育的责任和职能,达到职业教育实践的公平发展,在促进教育公平实现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

摘要:我国职业教育存在诸多不公平:社会认可度低;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资不足:重视城市和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而忽视职业培训和对弱势群体的职业教育补偿。应采取扩大职业教育对象的范围、强化对弱势群体的职业教育扶助、加大职业教育公平机制建设等措施来促进职业教育公平发展。

关键词: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公平,弱势群体,教育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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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卢洁莹,马庆发.可能与不能:社会分层对职业教育发展影响的一个悖论[J].教育发展研究,2007,(1A):48-51.

教育公平与民生问题初探 篇11

关键词:教育公平;教育政策;民生问题

教育公平是当前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党的十七大报告将民生问题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把“优先发展教育”问题“优先”放在了第一位。因此,大力促进和逐步实现教育公平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形势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

一、教育公平与民生问题

受教育的权利,是现代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对于公民个人而言,人力资源是第一发展资本,教育机会是最重要的发展机会,教育平等是最重要的平等。在现实社会中,能够改变人们的命运,成就其未来的正是教育。因而,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无论是贫困还是富有,自一个新生命呱呱坠地开始,每一个家庭莫不把相当的精力与钱财投入到孩子的教育及后续的发展上。

人力资源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同时也是民生问题的核心要素。从人口的质量角度看,中国已经成功走出了穷国办教育的阶段,并逐步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但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公平问题较为突出,这不仅制约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健康有序发展,而且严重影响到了国民整体素质的完善与提高。

就业乃民生之本,这决定着每一个家庭的生计,而拥有社会需要的知识与技能,则是实现就业的基本前提。只有让人人都享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的难题,才能实现和保障每一个家庭的就业权益,进而真正做到民生的改善。因此,解决教育问题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民生之一,并且它和就业问题的解决息息相关。

二、教育公平是教育政策的民生价值取向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教育政策也逐渐从关注效率到注重公平,这无疑彰显出教育政策的民生价值取向。教育政策的民生取向主要在其价值选择上要更多地体现出“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四个方面。2003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摆在突出的重要位置,并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教育政策来抓,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问题,而且对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战略性地指明了教育发展的民生路径。

1.大力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将农村教育摆在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全面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建立起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2006年,国家率先对西部农村义务教育实行了免收学杂费的政策,并于2007年进一步扩展到全国农村的义务教育学校,惠及农村学生达1.5亿人次。中国的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近年其教育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重视农民工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近年来,根据“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方针,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使进城农民工子女就学保障状况得到很大改善。同时,各地把做好留守儿童教育、管护工作列入本地巩固提高义务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并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建立农村留守儿童档案,健全动态监测机制,系统地制定了有效的教育与管护措施。

2.坚持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在过去的五年当中,各级各类教育迅速发展。坚持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大力发展面向人人的职业教育,稳步发展高等教育,积极推进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这些工作都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很好的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也进一步促进了教育公平的发展。

3.建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作为促进教育公平的一项重大举措,着力推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建设,使我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不断完善,体系不断健全,覆盖面不断拓宽。

为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和寄宿生活补助费制度的建立也取得了显著成效。2008年,各级政府对农村地区3730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对其中的780万名寄宿学生进行了生活费补助,这些资助措施大大减轻了经济困难家庭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经济负担,有力地促进了义务教育就学率的提高。

建立健全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我国基本形成了以国家奖助学金和助学贷款为主体,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学费减免等有机结合的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建立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资助制度。2006年,国家启动了中等职业教育学生助学金制度。这项具有普惠性的国家助学金政策,其资助对象覆盖了所有在校农村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对一、二年级学生每生每年资助1500元。

三、进一步实现教育公平,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我国正迈入一个关注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的关键发展阶段,现实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基础比较薄弱而且不太平衡,尤其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期容易导致利益群体诉求多元化和矛盾对立化的局面出现,因此,教育公平问题还面临着诸多难题与挑战,对策的提出将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理论支撑。

1.坚持教育的公益性。教育问题如今已不仅仅是国家民族兴盛的基础,而且是事关普通百姓的民生大计问题。十七大报告再次突出强调了教育的公益性,并明确将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教育具有不容置疑的公共性、公益性,无论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是如此。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义务教育的公益性认识模糊,教育的公益性不时面临着教育产业化带来的诱惑。这些年来,“教育产业化”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在利益驱使下,许多公办学校不顾自身办学条件的制约而大量扩招,最后的结果是学校层层升格,疯狂圈地,而这一切费用大都转嫁到学生的头上。所以,在这种大背景下,强调坚持教育的公益性质就显得十分必要。

保障教育的公益性,关键是政府要加大财政投入。而要消除教育不公平现象,关键在于调整和完善教育政策,所有的教育不公平问题最终都可以通过政策修订和制度创新来进行调节。合理、有序、规范地扩大教育供给,增加教育投入,以满足人们对教育的需求,是保证人们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得到最大程度实现的根本途径。

2.确立均衡发展教育理念,合理分配教育资源。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应当确立新的资源配置理念:在发展中缩小差距,增加公平。在照顾各地历史形成的实际差距时,应当将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作为重要原则之一。在投入导向方面,教育資源应向弱势地区和人群倾斜,特别是向农村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城乡贫困家庭子女倾斜。各级政府应尽可能从资金、信息、生源等方面给条件较差的农村学校以必要的重点扶持,以改善教学设施,提高教育水平。我们的教育领导者要改变重城市轻农村、重高等教育轻义务教育的传统指导思想,改变以往教育资源过于集中,投向少数重点小学和大学的局面,在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之间,在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之间,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与义务教育之间等等,都应有合理的比例。

学前教育:兼顾公平与质量 篇12

一、儿童的权利

1959年11月20日,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儿童权利宣言》, 1989年11月20日又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 迄今为止已有190多个国家批准履行《儿童权利公约》。20世纪90年代初,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在我国生效。与此同时, 我国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在改革开放以后制定或修订的多部法律中, 都体现了对儿童权利的特殊保护。2006年我国政府将依法保障儿童权利首次写进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在2006年末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 最大亮点是进一步明确和突出了未成年人的权利, 即“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

我国政府对儿童权利保护的重视和法制上的不断强化, 是社会的进步, 反映了学前教育的本质功能, 体现了学前教育的根本目的。

1. 保护儿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是社会赋予学前教育的基本功能。

现代社会更加关注人口的繁衍和抚育问题, 这是一个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命题。这个问题决定了社会必须从儿童生命的起始阶段给予他们多方面的照料, 保障儿童的生存需要和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同时, 立足于儿童自身的发展, 为儿童在社会的舞台上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创造必要条件。因此, 从本质上说, 保护儿童的生存与发展权, 正是社会通过学前教育履行自己的职责。

2. 尊重儿童的受保护权和参与权, 是社会举办学前教育的重要目的。

在当代中国, 每一个家庭和每一所幼儿园实施学前教育的目的与《儿童权利公约》及《未成年人保护法》是一致的, 即保障儿童权利的实现, 促进其全面发展。现实中, 由于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和儿童在学前阶段所受的教育,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儿童未来的人生选择。因此, 尊重儿童的受保护权和参与权, 让儿童能够在教育机会公平的保护伞下, 有效地参与社会化过程, 从而学会生活, 成为社会建设的新生力量, 是学前教育的追求目标。

二、世界的共识

2010年9月27日至30日, 首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学前教育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来自65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学者、民间组织代表参加了此次大会。大会的主题是“构筑国家财富”。3天的交流和讨论, 与会代表达成了一些共识。

1. 童年的经验会影响今后的人生。

“儿童在幼年接受的保育和教育会影响他们今后的人生。”学前教育能够促进儿童社会性、情感、语言、基本认知技能以及身体和动作发展, 培养最为重要的学习品质———积极的自我形象、独立性、注意力和学习倾向, 改善入学准备情况, 提高小学学习适应性和成绩水平, 为其一生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2. 幼儿期是设定正确发展轨道的最佳时期。

幼儿期是高度敏感的时期, 7岁之前, 特别是出生后的头三年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期, 也是可塑性最强的时期, 重要的神经元联接将在这一时期形成 (或不形成) 。幼儿期的发展十分强劲, 同时又最脆弱, 极易受到伤害, 各种风险 (贫困、被忽视、压力、暴力等) 对儿童产生的负面影响常常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3. 学前教育可以改善幼儿的经历。

早期保育和教育“从起点开始”为处境不利的儿童创造相对公平的成长环境, 可以降低和抵消社会不平等对幼儿发展的负面影响。这种早期的教育干预可能帮助儿童获得更多脱离贫困的机会, 使其走上正确的发展轨道, 是打破跨代贫穷这一恶性循环的关键环节。

4. 幼儿期是不可复制的阶段, 教育公平和质量同样重要。

儿童的身心发展是一个不可复制的过程, 早期保育和教育的质量不可忽视。但是全民教育全球监测却发现, “正在致力于保障所有儿童受教育权利的众多国家, 因偏重教育机会而忽视了质量问题”。最佳做法是将学前教育计划与国家减贫战略结合起来, 将公共资金投向最易受到伤害和处境不利的儿童, 以确保他们能够接受有质量保证的保育和教育。

5. 早期保育和教育是对国家财富进行的投资。

一些国家的多项早期教育成本效益研究表明, 对早期教育的投资可以通过降低辍学率、复读率、对社会救济的依赖率、犯罪率等费用节约公共资金;拥有优质保教经验的儿童更容易接受高等教育, 顺利就业, 获得较高的收入, 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基于此, 大会一再强调:“儿童是国家最宝贵的资源”, “投资儿童就是投资未来”。大会意见书阐明了主题“构筑国家财富”的含义:“在21世纪, 各国财富不以物质财富为定义标准。它取决于各国培养人力资本的能力, 而且各种价值观在全球化世界凸显出重要性, 如平等、公正以及尊重多样性和环境, 使所有儿童在他们的生命之初享有学前教育带来的益处, 这符合我们所有人的最大利益。”

三、政府的责任

政府必须提供强大的、清晰的政策来保证学前教育在质量和机会上的公平性, 必须建立稳固的法律体系来保证儿童接受早期教育的权利和连续性, 必须提供可靠的公共资金支持早期保育和教育。

1. 保障学前教育公平的责任在政府。

其一, 学前教育已成为教育公平的新起点。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 党和国家下大力气推进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和农村学生的教科书费, 并对困难家庭子女实施“两免一补”。我国在扩大教育机会、促进教育机会均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使教育公平得到了有力的制度和政策保障。进入21世纪, 随着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需求的不断提升, 人们自然将关注教育公平的焦点转向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已成为教育公平的新起点。因此, 各级政府在继续关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注重义务教育阶段公平的同时, 必须将教育公平的“关口”前移, 切实加快学前教育的发展, 保障人民群众子女的入园机会。否则, 在教育的起跑线上, 很可能形成新的“教育鸿沟”。其二, “入园难”的根本症结是公办学前教育资源严重不足。我国学前教育存在“投入不足”、“结构失衡”两大问题。仅从结构来看, 2009年全国共有幼儿园13.8万所, 和1995年相比减少了23.3%;2009年教育部门办园、企事业单位办园和集体办园等普惠性幼儿园只有4.9万所, 和1995年相比减少了2/3;2009年全国农村普惠性幼儿园有2.76万所, 1995年则为10.67万所。公办学前教育资源严重不足, 其结果将导致公办学前教育机会过少, 无力满足幼儿入园需求, 也将导致政府对学前教育的主导力度降低, 造成幼儿园收费过高。

2. 政府必须切实履行学前教育的质量监管责任。

一是必须坚持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各级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教育服务的方式, 探索公办学前教育的不同实现方式, 支持民办学前教育的发展, 但这绝不意味着公办学前教育退出, 更不能减少政府对学前教育的经费投入。各级政府要满足幼儿接受教育的机会, 必须坚持学前教育以政府投资为主体。只有公办园占幼儿园的比例、公办园接纳幼儿的比例占到50%以上, 才能保障政府对学前教育的领导力、控制力和管理力。二是必须建立幼儿园准入制度。当前, 城乡都存在大量的“黑园”, 这些幼儿园不但办园不规范、办园质量无法保证, 而且存在许多安全隐患。国家要加快学前教育立法进程, 尽快出台幼儿园办园标准, 确立公办学前教育的主体地位, 出台幼儿园教师编制标准, 建立幼儿教师工资保障机制, 支持民办幼儿教育的健康发展。三是必须坚持正确的办园方向。各级政府必须严厉制止幼儿教育日趋严重的功利化倾向, 加强教育执法队伍建设, 提高教育执法能力。

四、未来的希望

大力发展学前教育事业是政府的重要职责, 也是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 针对社会反映强烈的“入园难”、“入园贵”问题, 有针对性地提出了10项应对举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在全国学前教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要认真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 把解决“入园难”作为实施《教育规划纲要》的重点任务。这些举措, 将促进学前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也将给儿童带来新的希望。

可喜的是, 人们已经看见各地政府在行动, 以天津市为例。

《天津市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2010-2012年) 》提出了破解“入园难”、“入园贵”问题的时间表及路线图, 力争用三年时间, 基本解决这两大问题。

新建、改扩建120所公办园。其中, 2010年新建、改扩建20所;2011年新建、改扩建50所;2012年新建、改扩建50所, 全面完成公办园建设任务并投入使用。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专任教师达到80%, 保教人员持证上岗率达到85%以上。办园条件和教育质量明显提升, 学前三年适龄幼儿入园率达到95%。

各区县按照市一级幼儿园标准, 对乡镇中心园进行提升改造。每个乡镇建设1至2所独立建制的公办中心幼儿园, 并合理配置公办幼儿教师。

优化新建民办园布局, 积极鼓励有资质、有信誉的社会团体、企业和公民个人举办幼儿园。扶持建设一批有资质、有信誉、符合教育规律、可持续发展的民办园。

把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纳入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在城区改造、新区建设和安置小区建设中, 实施配套幼儿园建设。在环城四区和滨海新区设立15个“阳光乐园”项目, 主要扶持招收经济困难家庭子女和农民工子女的幼儿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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