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文

政府公文（精选11篇）

政府公文 篇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司副司长孙安军指出, 中国城乡规划法定规划体系基本分成五个层次, 包括全国城镇体系规划, 省域城镇体系规划, 城市规划, 镇规划及乡、村庄规划。城乡规划作为公共政策的价值, 体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要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 对经济社会发展从“全面的、直接的控制和调节”, 向“宏观的、间接的引导和调控”转变, 政府职能的转变, 意味着城乡规划作用的转变。国家可通过规划去规范政府, 调控各级政府在城市发展建设中的行为, 协调市场中各方主体行为, 使规划成为各方利益集团的“制衡器”, 用规划保护公共利益与公众的合法权益。

政府采购：不只是政府买东西 篇2

新法规的立法目的以及扶持国内产业的规定

在实施《政府采购法》的基础上，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财政部、发改委颁布了调整后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这标志着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正式实施。2007年，卫生部颁布了《关于加强医疗器械集中采购管理的通知》。明确指出集中采购将成为今后我国医疗器械的主要采购形式。2007年4月财政部颁布实施《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办法》、《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评审办法》和《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合同管理办法》等三大办法。

去年底。财政部公布了《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首购和订购管理办法》和《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两部新法规，明确鼓励政府优先采购国内自主创新产品。并规定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将实行审核管理。这是我国在去年底正式启动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谈判的背景下新出台的促进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配套政策措施，标志着我国激励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制度日趋完善。

两部新法规明确鼓励政府优先采购国内自主创新产品。并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的行为。此前，我国对政府采购虽然提出了扶持国内自主创新的要求，但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此次颁布的两部新管理办法则对这方面进行了补充。使我国政府采购对扶持自主创新有章可循，是我国政府采购扶持自主创新的纲要。

根据《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首购和订购管理办法》，“首创和自主研发”是我国政府采购产品实行首购和订购必须具备的性质，对于其中属于自主创新产品的。新法规明确要求要“按照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政策执行”。运用首购制度和政府采购合同制度扶持技术创新企业，是国际的通行做法和有效手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航天航空技术、计算机、半导体、集成电路等产业的建立和发展。基本上都是靠政府采购给予推动。由政府出面采购。降低这些产品早期进入市场的风险。我国第一次将“首购”自主创新产品纳入政府采购政策当中。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企业风险，激励国内企业更多地进行自主创新。

此外，《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明确提出政府应优先采购本国产品。确需采购进口产品的。将实行审核管理。为促进我国自主创新，法规还明确采购人采购进口产品时。应当坚持“有利于本国企业自主创新或消化吸收核心技术”的原则，优先购买向我国转让技术、提供培训服务及其他补偿贸易措施的产品。

总之。两部新法规的实施，将更有利于政府采购在促进国内自主创新方面发挥作用，从而为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提供一个更好的平台和制度条件。

新法规与WTO《政府采购协议》的关系

《政府采购协议》(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GPA)是WTO代管的诸边协议之一。是一个有关规范政府采购程序与规则的权利与义务的法律框架。协议旨在保证缔约方政府在采购合同中不歧视其他缔约方的商品(包括货物、服务)与供应商。使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程序和做法更加透明，并建立磋商、监督和争端解决的国际程序，确保政府采购的公正、有效。同时关注发展中缔约方特别是最不发达缔约方的发展，并给其以特别的考虑和优惠。以实现国际贸易的更大自由化和世界贸易的扩大。改善世界贸易运行环境。GPA共有24个条款、5个附件，规定了协议的宗旨、适用范围、有关政府采购的规则、成员间争端的解决以及政府采购委员会的职能等内容。尤其在招标程序、技术规范、供应商资格审查、原产地规则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

GPA作为一个诸边协议。只对接受它的缔约方适用。不参加的成员既不享受其权利。也不承担其义务。目前该协议的主要成员是发达国家。发展中成员只有中国香港、以色列、新加坡等少数几个。尽管中国承诺尽早创造条件加入该协议，但只是《政府采购协议》的观察员，而非成员。因此，中国在政府采购中有很大的自主权。

2007年12月28日，中国签署了加入GPA申请书，并将申请书及中国加入GPA初步出价清单递交给世贸组织秘书处，标志着我国正式启动加入GPA谈判。而在此举前一天，财政部正式发布了《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首购和订购管理办法》和《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两部新法规。这两部行政法规在此时发布，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中国可以加入GPA。但仍保留运用政府采购工具扶持国内产业。特别是扶持发展自主创新的先进制造业。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更好的品牌、质量和技术而不是更低的价格，往往是我国政府采购的一般偏好，而《政府采购法》所规定的政府采购优先购买国产品的要求并未得到足够的落实。这对我国产品和服务显然是不利的。而加入GPA后，这种不利局面可能会加剧。因为GPA缔约方都是发达成员，它们的产品和服务在品牌、质量和技术上往往占据显著优势。因此，一般来看，加入GPA在开放国内市场方面的影响要大于开拓外国市场。当然，我国政府已经做出启动谈判的承诺，我国应当按照承诺提交出价清单，开始谈判，但必须考虑权利与责任的平衡。没有必要急于完成GPA谈判。

政府采购扶持本国产业发展的国际经验

在我国。实施政府采购作为政府公共支出管理的手段。其根本目的是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遏制腐败，促进功能产业发展。由于目前我国许多政府采购领域已经实行了国民待遇，甚至给予外国产品和服务更优惠的待遇，这就使政府采购丧失了扶持国内产业发展的作用。在中国加入WTO后，用于扶持和保护国内产业发展的手段已大大减少，如何充分利用政府采购就显得意义重大。政府采购的买方是政府，其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政府手中，尽管有程序上的规则和限制，但政府仍有充分的自主权来确定政府采购的规则和结果。这就要求在政府采购中切实贯彻优先国产品的政策导向，即使中国加入了GPA，但在对GPA承诺的实施上仍有很多文章可做。

政府采购对于支持和保护国内产业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促进企业的自主创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政府采购资金数额巨大。政府采购为技术创新创造了一个市场。

对技术创新起着市场拉动作用。政府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失灵”的弊端；二是政府采购对拟订采购物品的性能规格有明确要求，对技术创新起着导向作用；三是政府采购市场可以充当技术创新产品的实验场所。对技术创新起着风险分担作用。发挥上述作用。可以大大减少影响技术创新的不确定因素，从而有效推动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

利用政府采购支持本国工业发展和自主创新。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当今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虽然政府采购不是保护国内产业的工具，但可以借鉴国际经验，把政府采购当作一种非关税贸易措施扶持本国产业、推动技术创新的工具。

目前。外国政府利用政府采购扶持本国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规定国际采购的本地含量。规定国际采购中本地的产品和劳动含量，保护本国的企业。如，以色列政府要求国际采购至少有35％必须在国内购买；美国则要求必须至少购买50％的国内原材料和产品。

二是给予本国企业优惠。给予国内投标人优惠价格，如波兰给国内投标者20％的价格优惠。美国则给予国内投标商10％～30％的价格优惠。

三是限制或禁止外国企业进入。以国家安全、保护环境等正当理由。禁止或限制外国供应商进入本国政府采购市场，如澳大利亚在环境产品方面的严格限制。

完善我国政府采购的政策建议

首先，要完善政府采购支持国内产业发展和自主创新的法律细则。现有关于政府采购支持自主创新的法规缺乏可操作性，还有待细化。可以通过产品原产地的限制、价格优惠、贸易补偿等手段来实现支持自主创新。政府在采购货物或签订公共工程委托合同时。若国内能够制造。必须购买国内产品或使用本国物资。原产地制造比率必须超过一定比例。只有在国内商品价格高于外国价格的一定比例之上才能向国外采购。对非军用物资的货物采购价格、小企业和劳动力过剩地区的产品价格、国防部采购项目本国产品的价格，可高出外国产品价格的比例应有差别。

其次。确定我国哪些工业部门、服务领域最需要采购政策的保护，哪些采购实体最适宜承担实施公共政策目标的职责。从而制定出一份开放度最小的出价单。

第三。提高政府采购限额。目前，我国各地政府采购制度虽然规定了采购限额。但普遍低于GPA的采购起始限额。所以。在兼顾各地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适当提高我国政府采购限额，有利于保护我国国内企业的利益。

第四，完善自主创新产品认定机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是实施支持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的前提。应在借鉴国外经验和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加快建立自主创新产品认定机制。

政府公文 篇3

近年来,政府治理绩效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如同公司治理对公司经营发展之重要性一样,政府治理影响着政府公共职能的履行效果。政府会计和政府审计是政府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会计系统以量化形式向公众、政府提供财政、经济方面的信息,为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提供信息支持。政府审计则具有监督、鉴证和评价功能,促使政府履行其公共受托责任,是整个国家财政体系的“免疫系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改革成为一种客观的必然趋势。我国自2000年开始的政府会计改革,改革动力偏弱并未触及会计核算的核心。2015年初国务院批转财政部 《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标志着我国政府会计改革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同时,方案提到要完善相应的审计配套规划。政府会计改革初期不可避免的面临着巨大的转换成本以及风险,其对政府绩效的改善则可能被弱化,这就更加需要政府审计发挥其作用。政府会计与政府审计的协同效应得到广泛的认同,政府审计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府会计改革对政府治理绩效的促进作用,同时,政府审计本身也是政府会计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研究对政府会计改革的动因、路径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探讨,这为本文研究政府会计改革、政府审计的政府治理绩效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参考,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60个国家,以其2007-2012年政府治理数据为检验政府会计改革对政府治理绩效的作用,以及政府审计在此过程中的协同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政府会计改革是由政府财政部门主导的,旨在降低政府交易成本、提高各部门经济绩效的行为。现阶段,各国政府会计改革的核心是政府会计核算基础的选择。相比于收付实现制,权责发生制能够进一步优化收入、费用的确认与配比,从而提高绩效考核的及时性、科学性,并避免利用确认时点问题进行收入费用的操纵。会计师国际联合会也主张以权责发生制作为政府会计体系的核算基础,更准确的反映政府部门的财务运行状况,有效的反映财政预算的执行情况,评价政府对财政资源的情况,为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成本管理提供数据支持,解决政府债务隐性风险难以计量、控制的问题。因此,提出本文假设1。

假设1: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改革能够提高政府治理绩效

政府审计作为国民经济的“免疫系统”在现有政府治理系统中作为一种独立的体系一直发挥着预防、监督的功能。政府审计作为整个政府会计改革的配套制度,既是政府会计改革的推动力量,又是政府会计改革的受益者,两者之间在目标、原则上的一致性决定了它们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推动的内在联系,政府审计通过履行监督职责推动政府会计改革顺利进行并发挥治理效应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方面,政府会计作为整个财政体系的组成部分本身就是政府审计的监督对象,提高政府会计的信息质量是政府审计的职责所在。目前政府会计系统由财政部领导,而政府审计由审计署负责,在实际工作中政府会计与政府审计存在着许多业务上的交叉,审计部门通过长期大量的经验总结,掌握了大量政府会计运行的一手资料,对于政府会计体系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了细致的了解,能够为政府会计改革的方向、路径提供建设性意见。另一方面,政府会计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其所提供的经济数据是其他部门无法替代的,对于以财务信息为审计线索的政府审计而言,推动政府会计改革,提升政府会计信息质量和治理效应又是政府审计自我提升的内在要求。因此,政府会计和政府审计是提升政府治理绩效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又存在着重要的内在联系。政府会计改革需要政府审计体系的跟进,在完善的政府审计配套机制的作用下,政府会计改革将进一步提高会计核算质量,促使政府会计在业绩评价、债务风险管理等方面更好的发挥作用。因此,提出本文假设2。

假设2:政府审计增强了政府会计改革对政府治理绩效的提升效果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由于我国尚未进行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改革,因此,本文研究数据为国际上已经采用权责发生制作为政府会计核算基础的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部分国家开始了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会计改革,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201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进行了相关的调研,本文从调研数据中选取2007-2012年的数据,并按照以下原则进行了筛选:剔除2007-2012年数据不全的国家或地区;剔除未建立政府审计的国家或地区;剔除发生战乱或剧烈政治动荡的国家或地区。经筛选后共选取66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通过查阅OECD的《国际预算措施和程序数据库》获取样本国家和地区政府会计改革以及国家政府审计方面的相关数据,通过查阅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委员会网站获取样本国家和地区采用国际公共会计准则进行核算的情况。查阅世界银行的政府治理绩效“全球治理指标(WGI)数据库”获取样本国家公告治理相关数据。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政府治理绩效(GMP)。政府绩效的计量应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综合考虑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目前,对政府治理绩效较为权威的计量是Kaufinaim等设计的全球治理指标,本文选择的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治理指标(WGI)数据库从六个维度对政府治理绩效进行评价,这六个维度分别是话语权和问责权(GMP1)、政府有效性(GMP2)、政治稳定性(GMP3)、规制质量(GMP4)、法治指标(GMP5)以及反腐败(GMP6),由于数据库给出了样本国家各项指标的得分,因此,本文直接以得分数据作为政府治理绩效在某一方面的评价得分,以六个指标相同的权重,计算加权平均值作为政府治理绩效的综合评价得分。

(2)解释变量。政府会计改革:从目前国际上政府会计改革的实际情况看,政府会计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会计基础的选择,即以收付实现制为会计核算的基础,还是以权责发生制作为会计核算的基础。现有研究表明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能够更好的反映政府对资产的使用效率、政府承担的负债的风险水平,并能够提供更多的决策支持信息。政府审计(GAUD):本文根据OECD的《国际预算措施和程序数据库》中有关政府审计的调研报告及相关数据汇总为依据,通过分段赋分的方式对各国政府审计有效性进行计量见表1。

(3)控制变量。影响国家治理绩效的因素还包括其他经济指标,参照现有研究本文选取以下指标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LNGDP),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各项基础设施越完备,越有利于政府绩效的提高,国民生产总值是综合反映一国或地区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本文选取GDP指标的自然对数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城市化水平(URB),城市化水平越高,公众参政议政的意愿越强烈,对政府的监督力度越强,本文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城镇化水平。贸易开放度(TRA),一个国家的贸易开放度越高,地区经济发展和治理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影响越大,促使政府职能转型,进而对政府治理绩效产生影响,本文以进出口额占GDP比重计量。政府负债率(DEB),以中央政府负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计量衡量负债对政府治理绩效的影响。具体变量定义见表2所示。

(三)研究模型

本文构建回归模型(1)、模型(2):

表示公司治理绩效的留个子指标,即话语权和问责权(GMP1)、政府有效性(GMP2)、政治稳定性(GMP3)、规制质量(GMP4)、法治指标(GMP5)以及反腐败(GMP6)。

以政府审计为调节变量,加入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审计的交叉项,构建模型(2)检验政府审计对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关系的影响:

采用STATA11的非连续面板数据的回归方法进行多元回归统计,以模型(1)检验政府会计改革对政府治理绩效的影响,以政府审计为调节变量,构建模型(2)检验政府审计对两者关系的影响。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政府会计改革的均值为0.3633,表明采用权责发生制或修正的权责发生制作为政府会计核算基础的国家数量占样本总数的36.33%,自2007年以来,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改革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新趋势,经过近10年的发展,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不断发展完善并在一些国家趋于成熟。与此同时,政府审计得到了快速发展和完善,政府审计的平均得分为56.3354,表明各国政府审计系统处于一个相对完善的水平上,而程晓(2014)年利用该指标体系评价我国政府审计的完善度得分为55分,我国政府审计体系有待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绩效得分的均值为59.5712分,最小值12.15,最大值97.65,标准差为22.1254,表明世界各国在政府治理绩效方面的差异明显。

(二)相关性分析

为了初步判断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同时,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问题,对主要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主要变量相关性检验结果变量政府会计改革变量(GAP)与政府治理绩效(GMP)的相关系数为0.7219,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初步支持了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有助于提升政府治理绩效。政府审计完善度(GAUD)与政府治理绩效(GMP)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初步表明政府审计对于政府治理绩效具有提升效果。同时,各变量之间相关系数最大值为0.3633,可以判断模型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可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进行统计。

注:***、**、*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相关

(三)回归分析

(1)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采用模型(1)对样本数据进行多元回归统计,分别统计政府治理指标加权平均值以及六个子指标与政府会计改革的相关情况。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回归统计结果见表5。政府会计改革变量(GAP) 与政府治理绩效(GMP) 的相关系数为20.1421,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这表明采用权责发生制基础的政府会计改革显著提升了其政府治理绩效水平。验证了假设1。同时,政府审计(GAUD)与政府治理绩效(GMP)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3315。进一步分析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六个指标之间的联系,发现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的六个方面均正相关,其中,政府会计改革与“反腐败”的相关性最高,表明政府会计改革提高了政府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尤其是三公费用的使用情况得到有效监督和控制,有利于发现腐败线索,继而形成对贪腐人员的威慑,有效遏制政府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使得政府债务水平能够更准确、科学的量化,避免了部分政府部门为了业绩,不顾债务风险,片面扩大投资而带来债务风险过高、投资收益低下的问题。同时,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以“各项交易或事项是否发生作为确认依据”,政府债务不能转移到下届政府,有效抑制政府部门的面子工程,倒逼政府加强配套法律的修订完善,拓宽政府公共事务的透明度,从而增强了公众的话语权和问责权,提高政府有效性,增强社会政治稳定性,提高社会规制水平和法制水平。控制变量方面,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治理绩效显著正相关,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为政府治理提供了多方面的系统支持;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增强了公众参政议政的意愿和能力,有助于促使政府提升治理绩效。贸易开放度与政府绩效的相关性不显著,政府债务水平与政府治理绩效负相关,表明政府债务水平过高会给政府正常运行带来风险,风险过高本身就是治理水平低下的表现之一。

注:***、**、*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相关,括号内数值为p值。

(2)政府审计完善度、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公共治理绩效改善。政府会计改革对政府绩效的提升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政府审计是整个治理框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能够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发挥对政府会计系统的监督、咨询功能,更好的推动政府会计改革。为了检验政府审计对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利用模型(2)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统计,结果见表6。交互项(GAP*GAUD)与政府治理绩效(GMP)显著正相关,即政府审计能够强化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之间的正相关性,并且在加入交互项后整个模型的解释能力有所提高。为了进一步检验在不同政府审计完善度截面上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关系的变化,本文研究GAUD变量均值的三个连续性条件变量取值上,政府会计改革变量对应的政府治理绩效均值的差异情况。表7的统计结果进一步表明,随着政府审计完善度的提高,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对应的政府治理绩效均值不断提升,表明政府审计强化了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之间的正向效应。收付实现制政府会计与权责发生制会计对应的政府治理绩效均值的差异从26.38逐步增大到31.09,且P值为0.000,表明不同会计核算基础对于政府治理绩效的改善存在显著差异,并且随着政府审计的完善,两者的差异程度增大,进一步说明了政府审计对于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之间正向关系的促进作用。同时,也验证了政府审计完善度与政府会计改革之间的交互效应,如果不存在交互效应,在每一个截面上,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与收付实现制政府会计对应的政府治理绩效的均值差异就应当是相同的,而政府治理绩效均值差异的变化就表明了交互作用的存在。随着政府审计完善度的提高,均值差异变大,表明了会计核算基础选择差异对政府治理绩效的影响逐步增强。这可能是因为政府审计的完善能够更好的发挥鉴证、咨询功能,提高了政府会计系统的效率并提供更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而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系统效果远不如权责飞。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研究假设2得到验证,即政府审计强化了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的正向关系。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相关,括号内数值为p值。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以国家是否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来衡量一国的政府会计改革情况,如果改革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作为本国政府会计核算的基本准则,则IPSAS变量取值1,否则取值0,替代本文的研究变量GAP,按照上述分析过程进行回归统计,结果同样支持本文的研究结论。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以DECD数据库为基础研究了政府会计改革、政府审计完善度与政府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发现: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显著正相关。以权责发生制作为政府会计基础的会计信息系统能够更全面、清晰的反映企业的资金流动、债务负担,更明确划分经济责任,便于进行绩效考核,增强了政府财政信息的透明度,促使法律法规修订完善,有效制约了政府人员的寻租行为。政府审计作为国家运行体系的“免疫系统”,对政府会计系统具有监督、鉴证、咨询的功能,因此,能够提升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治理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同时,政府审计与政府会计具有协调效应,政府会计改革为政府审计提供更高质量的财政数据,而政府审计则为政府会计改革保驾护航。

(二)建议

政府公文通知 篇4

一、明确责任主体。地方各级党委要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换届工作全过程，把换届风气监督作为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的重要内容，加强领导和统筹，确保换届工作有序健康平稳进行。党委书记担负第一责任人的责任，要敢抓敢管敢碰硬，坚决维护换届工作的严肃性。纪检机关担负监督责任，要严肃执纪，严格问责，确保换届纪律不折不扣执行。组织部门担负直接责任，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协调推进换届风气监督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人大会党组、政府党组、政协党组以及统战部门等有关单位在党委的领导下，按照职责分工，做到齐抓共管、形成合力。领导干部因履责不力，导致本地区换届风气不正、换届纪律松弛、换届选举出现非组织活动的，一律严肃问责。造成恶劣影响的，给予调离岗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降职等组织处理;涉嫌失职渎职的，依纪依法处理，绝不姑息迁就。上级党委及纪检机关、组织部门也要履行好监督责任，切实加强督促指导，确保下级党委及纪检机关、组织部门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二、严明纪律规定。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以“零容忍”的态度正风肃纪。一是严禁拉帮结派，对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的，一律给予纪律处分。二是严禁拉票贿选，对在民主推荐和选举中搞拉票、助选等非组织活动的，一律排除出人选名单或者取消候选人资格，并视情节给予纪律处分，贿选的依法处理。三是严禁买官卖官，对以谋取职务调整、晋升等为目的贿赂他人或者收受贿赂的，一律先停职或者免职，并依纪依法处理。四是严禁跑官要官，对采取拉关系或者要挟等手段谋取职务或者职级待遇的，一律不得提拔使用。五是严禁造假骗官，对篡改、伪造干部档案材料的，一律对相关人员给予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六是严禁说情打招呼，对搞封官许愿或者为他人提拔重用说情打招呼的，对私自干预下级干部选拔任用的，一律记录在案，情节严重的严肃追究责任。七是严禁违规用人，对突击提拔调整干部、超职数配备干部和违反规定程序选拔任用干部的，一律宣布无效，并视情节对相关人员给予纪律处分。八是严禁跑风漏气，对泄露、扩散涉及换届人事安排等保密内容的，一律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九是严禁干扰换届，对造谣、诬告他人或者妨害他人自由行使选举权的，一律严厉查处，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三、加强思想教育。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换届始终。换届一开始，各级党委书记和纪检机关、组织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与本级党委管理的主要领导干部、重点岗位干部等进行一次专题谈话，提醒督促他们带头严守换届纪律。要加强纪律和规矩教育，组织各级领导班子成员深入学习干部选拔任用、换届选举工作的政策和法律法规，特别要围绕本通知要求开展一次专题学习。及时将换届纪律规定印送给与换届相关的领导干部和参加民主推荐、选举的有关人员等，要求其认真学习、自觉遵守。通过主要新闻媒体，认真宣传换届选举工作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让广大干部群众知晓和监督。要加大警示教育力度，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换届相关人员认真学习中央关于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和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的通报精神，汲取深刻教训，切实引以为戒。

四、及时查处通报。坚持抓早、抓小、抓现行，对违反换届纪律的问题，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始终保持对换届中不正之风的高压态势。畅通群众举报渠道，注重利用“12380”电话、信访、网络和短信“四位一体”的综合举报受理平台，及时受理违反换届纪律问题举报，实时监测和了解所辖地区的换届风气情况。建立快速查核机制，各级组织部门要会同纪检机关等有关单位建立违反换届纪律问题专门查核组，发现问题快速反应、及时查处。必要时，上级组织部门要派员督办或者直接查办，确保一查到底。严格执行查核工作责任制，对查核工作中敷衍塞责、营私舞弊的，视情节轻重，追究调查人员和有关负责人的责任。实行网上监控和督办，通过“12380”中央、省、市、县四级直联互通平台，对下级组织部门受理和查处违反换届纪律问题的情况进行在线监控，加强网上督办，确保调查处理到位。加大通报曝光力度，对查处的违反换届纪律案例及时进行通报曝光，以儆效尤。

五、强化监督指导。聚焦换届中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开展监督检查，进一步强化监督措施，提升监督实效。加强上级督导，各级组织部门要会同纪检机关等有关单位派出巡回督查组，对所辖地区换届风气及其监督工作进行巡回督查。注重发挥巡视监督作用，根据工作需要对换届风气进行专项巡视。大会选举期间，上级组织部门要会同纪检机关等有关单位派驻督导组，对换届选举工作进行现场监督和指导。落实全程纪实监督，认真执行《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纪实工作的若干意见》，如实记录换届提名人选选拔任用各个环节的主要工作和重要情况，使每个人选的选任过程可追溯、可倒查。强化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换届期间所辖地区落实干部选拔任用和监督制度的情况进行检查，重点看换届提名人选的干部档案是否做到“凡提必审”，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是否做到“凡提必核”，纪检监察机关有关廉政情况的意见是否做到“凡提必听”，反映有关问题的信访举报是否做到“凡提必查”，坚决防止干部“带病提名”“带病提拔”。

政府公文 篇5

关键词：行政成本分析；行政管理费；政府收支分类改革

一、我国政府行政成本增长过快、比重过高成为热点

近年来“两会”代表委员、学术界及媒体日益关注我国政府行政成本问题。2006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提交给两会的《关于党政机关带头发扬艰苦奋斗传统的建议》提案，其中所提供的一组数据表明，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而且近年来平均每年增长23％。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2003年上升到19.03％，比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分别高出16.65、14.84、13.97、12.53、11.93和9.13个百分点。

2007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副校长冯培恩教授作了题为《加大节约型政府的建设力度刻不容缓》的发言，指出从1986年到2005年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20.5元到498元，增长23倍，而同期人均GDP增长14.6倍，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分别增长12.3和12.7倍。可见20年来人均负担行政费用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人均GDP和财政收支的增长速度。

我国政府行政成本增长过快、比重过高给我国社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如我国政府行政成本增长过快、比重过高，尤其是地方行政成本占了地方财政支出的“大头”，政府进行公共建设与公共服务力不从心，长此以往，将影响了社会发展与国家进步。

有关专家测算我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比非洲那些贫穷国家还低。(《中国青年报》7月5日)《2005年度零点中国公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报告》从普通公众对公共服务的主观感受出发，对当前中国的各项公共服务在数量、质量、效率以及价格等多方面的状况进行了公众满意度的量化评估。调查结果显示，当前中国公共服务水平并不令人满意，总体得分为63.16分，刚刚达到及格线。

以教育为例，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200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但据OECD测算我国2004年政府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分别2.7％—2.8％，不仅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1％，也达不到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4.0％。

再以医疗卫生为例，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面临着尴尬境地：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成员国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中的倒数第四位。政府缺少必要的投入和干预是造成中国有限的卫生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群众看病贵、看病难是近年“两会”上的一个焦点话题。

我国政府行政成本问题也成为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笔者在中国全文期刊数据库以“行政成本”为主题词进行搜索，仅2006年全国各级各类期刊就发表225篇这一主题论文。

二、“行政管理费”科目是政府行政成本分析的基础

正如平衡计分卡创始人之一卡普兰教授指出“你不能衡量，你就不能管理”。代表委员、官员、学者要分析政府行政成本问题，政府要加强行政成本管理，都需要对行政成本进行准确的衡量。而衡量需要以科学的口径作为基础。

我国传统《国家预算收支科目》根据经费性质将政府支出划分为类、款、项三级。类级科目包括：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资金、地质勘探费、科技三项费用、流动资金、农林水等事业支出、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政策性补贴支出等。

其中“行政管理费”反映各级党政机关、人大、政协、民主党派机关、社会团体机关等经费。这一“行政管理费”科目口径是当前我国政界、学界对政府行政成本进行量化分析的基础。

我国原国家预算收支科目体系是从计划经济时期沿袭下来的，虽数经调整但都发生没有实质性变化，带有较强的计划经济和生产建设型财政色彩。这种分类便于财政部门按不同经费性质分配资金，同时也便于对政府支出中的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比例，积累和消费比例等进行统计分析。但传统政府支出一个最大缺点是不能集中、直观、完整地反映政府在某一方面的全部支出情况。

如以我国传统《国家预算收支科目》为口径基础的财政统计资料难以清晰、直观地反映教育支出。因为虽然我国原《国家预算收支科目》设置了“13教育支出”科目反映公共财政在教育方面支出。但我国政府实际教育支出要大于“13教育支出”口径，除此还包括预算内其他教育支出如教育基本建设支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行政管理费等以及教育基金支出与专项支出。所以OECD认为“(我国)2004年教育事业费占GDP的2.1％，但是如果纳入其他与教育相关的预算内支出，教育总支出可能会达到GDP的2.7％；如果进一步计入用于教育的预算外支出，这个数值可能会超过GDP的2.8％。”

三、2006年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取消“行政管理费”科目

为了彻底地弥补我国传统《国家预算收支科目》缺陷，特别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下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公共财政体系需要，2006年我国推行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这是公共财政乃至公共管理领域重要的一项基础性改革，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是编制政府预决算、组织预算执行以及预算单位进行会计明细核算的重要依据。

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的根本性变化在于打破了传统《国家预算收支科目》中一般预算、基金预算、债务预算之间的界限，并将原先游离于预算收支科目之外的预算外资金、社会保险基金也纳入进来，统一按照收支性质来划分收入、支出包括支出功能分类、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支出功能分类和支出经济分类从不同侧面，以不同方式反映政府支出活动，有利于全面、完整、明细地反映政府资金的使用情况。支出功能分类反映政府职能活动，说明政府的钱到底干了什么事，如办学校、修水利等；经济分类反映政府支出的经济性质和具体用途，说明政府的钱是怎样花出去的，如办学校的钱究竟是发了工资，还是买了设备、盖了校舍。

支出功能分类主要用于政府经济主管部门如财政部门加强公共支出宏观管理包括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支出经济分类主要用于一般部门单位细化预算、加强财务管理、会计核算等微观管理。支出功能分类改革的核心思想是从服务于资金切块分配管理转到完整、直观地反映政府职能活动。最直观体现这一核心思想的转变是原先科目名称落脚于“XX费”或“xx支出”，而新科目名称落脚于职能活动。如原国家预算收支科目设置“教育支出”、“国

防费”科目，新科目则改为“教育”、“国防”。最实质性变化则是将原先分散于各个支出科目的某一项职能活动的支出全部集中地归在一功能科目下。再以教育为例：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中“教育”科目将原先分散于各个支出科目的政府在教育方面支出都集中归在该科目下，从而可以直观、清晰、完整地反映政府在教育方面支出。值得注意是原在“行政管理费”中反映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政府机关经费”也转到“教育”类下。

为什么政府收支分类改革要将原在“行政管理费”中反映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政府机关经费”也转到“教育”类下?除了前文述及，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行政管理费”归在“教育”类下，则“教育”所反映的教育支出更完整全面。

更重要的是，2007政府收支分类体系中“支出功能分类”科目也不再设置“行政管理费”。因为这一科目并不是政府的一项职能活动，只是一种经费属性，所以当改革实现“从服务于资金切块分配管理到完整、直观地反映政府职能活动”转变时，这一科目就被取消。类似还有“基本建设支出”等科目。

虽然“行政管理费”科目取消，但是行政管理部门还是要实实在在发生行政管理费，如何反映呢?根据衔接有关规定，各党政机关、人大、政协、社团等机关由原行政管理费开支的部分，首先要根据各单位的职能，归入相关的功能分类，在确定了相关类、款后还要根据款下项级科目设置的具体情况分解到不同的项。如人大机关开支的人大经费，应列入200一般公共服务类人大事务款相应项级科目。又如教育主管部门通过行政管理费开支的政府机关经费，归入教育类下的教育管理事务款相应项级科目。如税务机关通过行政管理费开支的政府机关经费，应归入一般公共服务类税收事务款相应项级科目等。以此类推，实际上所有党政机关、人大、政协、社团等机关的“行政管理费”都拆分，归到相应的支出功能分类科目下。简而言之，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后原在“行政管理费”集中反映的党政、人大、政协、社团等机关经费要拆分之后分别进入新科目体系中不同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这一科目转换尚不会对部门单位细化预算、加强财务管理、会计核算等微观管理造成重大影响，但是却对于宏观层面分析包括政府行政成本分析产生重大影响。可以预见，2007年之后我国两会代表委员再谈到政府行政成本问题，很难再拿行政管理费来举例说明。

四、结语

改善政府供给克服政府失灵 篇6

世界范围内对政府作用的重新思考，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球经济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使我们再次思考关于政府的一些基本问题：它的作用应该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最好地做这些事情。”[1]现在大家基本上已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有效的政府对于提供商品和服务———以及规则和机构———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商品和服务可以使市场繁荣，使人民过上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不论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1]

何清涟在《中国经济的反市场形态原因分析》一文中，将政府供给概括为“正供给”与“负供给”两种。“发达国家可以提供有效政府促使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例证，用经济学的语言来概括，这些国家的政府向社会提供了‘正供给’;而陷入贫困与发展不足等一系列恶性循环的国家和地区则提供低效能政府影响经济发展的具体例证，换言之，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向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负供给’。”[2]而我们要克服政府失灵的弊病，就必须扩大“正供给”，减少和避免“负供给”。

要使政府提供“正供给”必须注重两个方面：第一是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明确政府在新形势下应该做什么;第二是政府如何来做，即怎样重振政府的活力，提升政府工作的有效性。

一、重新界定政府职能

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我国原有体制下形成的政府职能已无法适应新的形势，重构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政府职能已显得日益重要。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加入世贸组织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如何重理政府职能，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是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前提条件。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有着自身特定的国情，这就需要理清自身所在的国际和国内环境，重新界定政府的角色。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时期，政府既是市场的培育者，又是市场失灵的纠正者和修善者，这就要求实现政府职能的双向重构。“一方面它无疑亟需在厘清、梳理原有政府经济职能体系的基础上限制、削弱乃至返还市场、企业和社会某些权力和职能，防止因政府干预过度而造成的政府失灵，克服行政权力的市场化和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对市场机制的抵制和扭曲;另一方面，又需要强化、拓展乃至增加某些职能，避免因政府干预无效而造成的政府失灵，切实矫正市场缺陷，创造一个有利于市场机制良性运作和逐渐成熟的体制环境、政策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3]

作为市场的培育者，有效竞争市场环境的营造者和保护者，政府应通过加强市场的组织管理和制度建设，形成开放统一的市场，使市场主体能机会均等地按照统一的市场价格取得生产要素，平等地承担税赋及其它方面的负担，并在法律上和经济决策中处于平等地位，以促进经济运行富有效率和活力。同时，政府还应防止和补救竞争所带来的不良后果，维护社会公正，以保护经济和社会的全面稳定。然而，要造就一个良好的、公正的市场秩序，优化市场调节作用，保护市场竞争的公平性，政府对市场的微观规制是必要的。政府通过对产权进行规制，保护人们的产权不受侵犯，监督人们按一定规则行使产权，其目的是为市场交换的有效进行创造条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政府通过对行业进入进行规制，其主要目的是将企业纳入依法运营，接受政府监督的范围，控制进入某些行业的企业数量，以防止过度竞争，提高经济效率;政府通过为保护消费者利益而实行的规制，达到提高商品、服务的总体质量水平，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维护人们的安全和健康，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的目的。

另一方面，作为市场失灵的修正者，“政府主导的干预措施主要是针对市场失灵，从而政府在纠正这些失灵中发挥中心作用”[1]。对于公共物品的存在，政府必须担当起提供公共物品的角色，这也是政府有效性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因为这些国家就连基础性的公共物品，如财产权、道路、基础医疗保健和教育都不能提供。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由于公共服务恶化，因而人民和企业相应地采取措施逃避税收，这将导致公共服务的进一步恶化。”[1]这就需要政府对自身供给公共物品的能力进行思考，政府可以试着将一部分公共物品通过签约转包、民营化的形式由社会中介组织来提供，以实现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高效率。对于外部性和垄断，应加强政府管制的完善;作为收入分配的调节者，“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政府必须具有对社会价值实行权威分配的能力，即对财富、职位、荣誉等人们所希望的东西，依劳动和能力进行合理分配。”[4]除此之外，政府还应是宏观经济的调控者和管理者，政府应行使以下三种职能：“(1)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与先导调节职能。即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政府主要采用指导性计划方式对市场进行前导式调节;(2)供给管理职能。即政府通过供给管理对经济进行长期的调节，运用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平衡经济结构，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3)需求管理职能。即政府根据市场变动运用财政金融杠杆调节短期供需，达到总量均衡。”[4]

“面对市场失灵，经济学家当然只能引进政府干预。但是，中国自古以来有苛政猛于虎的说法，由于政府的特殊性质，其权力一旦扩大，就很难再使它缩小。”[5]因此，针对市场失灵引进政府干预，一定要对政府在特定的经济领域扮演角色的范围、期限和如何制衡作出明确的规定。

总的说来，随着人们对政府要求的不断改变，从数量的简单增加到质量的提高，政府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不断扩大。要定义政府在经济发展和增长过程中的具体作用，首先就要对本国市场机制发育的成熟程度和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有清晰的了解，并对本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有深刻的认识。这是因为政府的经济功能随市场机制的发育、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际环境的改变而有不同的侧重点。与其找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府经济功能，不如针对本国的市场发育程度、经济发展阶段和所处的国际环境，有重点地定义本国政府在某个阶段的主要经济功能，并随着发展阶段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修正政府的主要功能。一般来说，在市场机制尚未充分发育的时候，政府自然会肩负更多的经济功能。事实证明，如果在市场机制尚未充分发育的时候，政府采取放任自流、无所作为的态度，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东亚的经验表明，以经济发展为己任，对市场友好的政府存在，能极大地促进经济的发展。东亚的教训也说明，依法治国比政府直接干预更重要。[5]

二、重振政府活力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国家纷纷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且旷日持久的行政改革运动。虽然各国改革的性质、规模和途径各不相同，但都存在一个共同的议程，即“新公共管理”范式。新公共管理作为政府管理的一种新理论和新的实践模式，有许多不同的名称，如“管理主义”、“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企业家政府”等，它以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为理论基础，提出专业化管理、项目预算和战略管理、绩效评估等重要举措以改革公共部门。新公共管理涉及领域广泛：从政府职能运行的市场化到一批执行机构的自主化，从削减国家预算到改革文官制度，从结构调整到以顾客为取向，无不对先前的公共行政构成了强有力的冲击。

新公共管理包括两大流派的重要思想：即“重塑政府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理论”。“重塑政府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主张运用企业家精神改革政府，强调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的合作。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在其著作中概括为以下十个方面，并在整个改革浪潮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有使命感的政府：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而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是浪费;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6]

尽管新公共管理源于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们，有着与发达国家不同的国情，而且新公共管理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缺陷，如其经济学基础存在着缺陷，管理主义倾向，过度的民营化，改革所带来的伦理和责任问题等等。但是，它作为西方行政改革的主导范式，对于我国仍有着可借鉴的价值，尤其是在行政价值观的转变中，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有效地克服政府失灵，重振政府机构的活力，是有着很大帮助的。我们可以以行政价值观的转变为前提，结合政府供给中的其他方面，以重振政府机构的活力。

第一，转变行政价值观

改革之初，观念先行。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原有的政府体制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政府及其官员形成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价值观。而今，已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全球经济一体化及加入WTO，要求我们改变陈旧的价值观，形成新的适应时代要求的行政价值观。从过去的政府中心主义向竞争服务行政转变，由集权行政向民主合作行政转变，由形式主义向高效质量行政转变，由守旧行政向创新行政转变。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第二，在政府供给中引入竞争机制，以提高政府供给的效率，扩大正供给

“私人部门所强调的一些价值-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价值观念是效率-在公共部门中应该更受重视;不仅如此，而且向私人部门管理者的思维方式转变对于促进公共部门真正为公共利益服务来说是绝对必要的。”[7]我国原有的政府体制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具有官僚制的一般特征，且权力高度集中，政府“越位”、“缺位”、“错位”现象并存。由于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政府供给处于无竞争的垄断之中，而且政府活动不以营利为目的，且政府内部缺乏降低服务成本的激励机制，使得政府供给效率低下。要改变政府运行低效率的现状，必须在政府供给中引入竞争机制。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中，有一些核心公共产品是必须由政府来提供的，针对这种情况，应在府际之间展开竞争，可以让几个政府共同参与核心公共产品的提供，既有利于减少垄断成份，又可以增加竞争因素以提高效率;其它的一些混合公共产品的提供，完全可以让私人部门与非政府组织参与进来，采用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招标等方式，实行多中心的公共治理，以激发公共服务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同时，这也可以改善我国在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严重存在的因资金短缺而造成的“瓶颈”状况的现状;针对公共服务的各大机构，可以把较大的机构划分成若干个小部门，让他们共同提供某种特定的公共产品，这样就可以在政府内部创造竞争环境，以其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评判这些机构的工作绩效;而对于行政决策的真正执行者国家公务员，更应在公务员职位升迁制度中保障公平竞争的机会，并实现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根据绩效示标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在政府供给中引入竞争机制可以产生压力，带来积极的竞争，提高政府供给的效率。

第三，强化政府供给的法制化建设

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要求政府给予适度的干预以弥补这些缺陷。但政府在弥补市场缺陷之后是否会退出竞争性的经济领域却无从保证。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过度干预，在引进政府干预弥补市场缺陷时，必须重视法治建设。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无论是企业的经济活动还是政府的干预行为都必须服从法治的要求。总结多年来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经验和教训，要真正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化，政府必须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甘当法治改革的促进派而非抵制派;否则，就难免行政权力的腐败变质，就难以赢得企业和社会的信赖，就难以有威望要求其它市场主体依法办事。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具有一种特定的有关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rule of game), 而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体制的根本游戏规则就是基于法治的规则。”[8]钱颖一教授指出，“法治的第一个作用是约束政府，约束的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法治的第二个作用是约束经济人行为，其中包括产权界定和保护、合同和法律的执行，公平裁判，维护市场竞争。”[8]只有这样，政府在干预经济的同时才能起到支持和增进市场的作用，在政府的权力受到法律的约束下，使政府与经济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使政府作为不偏向的第三方而有所作为。因此，政府在弥补市场缺陷的过程中，对于政府干预主体的资格认定，干预的范围、内容、层次、方式以及干预的程序等均应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或政策的规定，从而实现法治政府对市场经济的适度亲和。沈荣华教授在其著作《现代法治政府论》中指出我国法治政府对市场经济的适度亲和，应表现为一个立场和三项原则：一个立场是指对私人经济、私营经济的发展持支持的立场，政府应该放心地营造条件、提供机会鼓励这一类经济的发展。当然，政府也应该设置规程、制定规则，让这类经济有序地发展。三个原则是指对国有经济的管理应该坚持：(1)政企职责分开的原则，并将这一原则作为规范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的基本准则;(2)政府自身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分开的原则，并将这一原则作为规范政府行为的主要原则;(3)终极所有权与法人所有权分离的原则，并引入产权制度的概念，明确解决由静态权能和动态权能分离出来的不同所有权的范围与界限。[9]从而使得政府能依法行政，依法弥补市场缺陷，把政府供给的全过程纳入法制化轨道，既可以避免政府的高昂成本和效率低下，又可以将此作为政府供给的“基准线”，保证政府供给的公正合理与高效性。

第四，建立公开透明的干预制度，完善法律以外的监督机制

规则是否透明决定着政府干预效率的高低。在规则透明公开的情况下，政府处于公众监督下，政府将会致力于推动经济效益的提高;在非透明公开规则下，政府有很大的激励去实现对租金的追求，资源被分配给低效率的企业，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若要实现对经济的有效干预而不是损害经济，首先必须使竞争规则透明化和公开化，政府官员活动建立公开制度，使官员活动处于社会监督之下。如果官员活动受到社会监督，必然会降低政府官员制定非透明规则的动机强度。政府官员活动公开制可以包括：金融实名制、个人财产申报制、财务公开制、事务公开制等等。这些透明公开的制度，有利于接受人们的监督。

除公开透明的干预制度以外，我们还应该继续完善法律以外的社会监督与约束。约束是一种反向激励, 没有约束就容易产生不合理的甚至违法的行为。政府机构及其官员都握有重要权力，如果没有一定的约束，权力就会变成谋求个人及组织私利的手段而偏离社会公共目标。内部的监督主要指政府机构从上至下的纵向监督与约束和同级机构之间的横向监督与约束;外部监督主要是公众监督与约束，如新闻媒介、舆论的监督与约束以及社会组织的监督与约束。“实现有效的监督与约束，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必须确定一种合理评价政府投入产出效率的标准。”[10]政府的投入主要就是政府预算，而对于政府的产出，由于政府本身的特性，则很难进行准确的度量;又由于政府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处于垄断地位，没有竞争者，因此也难以对其进行比较，评价。在这种情况下，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强化对政府预算的监督与约束，防止政府机构过度的预算，而造成政府机构膨胀、扩张以及由此形成的低效率。

第五，杜绝腐败现象，加强廉政建设。这是减少负供给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许多国家出现了腐败现象。但是，“腐败的根源并不在于现代化运动本身，而在于现代化运动过程中扩大了的公共权力对经济的干预和广泛的私人利益的存在。”[11]从理论上来讲，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关，其行为追求的应是社会整体效益、长远利益、公共利益、平等和正义，以增加社会普遍富裕等基本价值目标。如果政府行为也运用于盈利，那么整个社会便没有公平与平等可言，也没有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别，必将导致社会秩序混乱，腐败盛行。因此，必须规范政府行为，加强廉政建设。真正长久有效的办法就是强化权力制约机制，这当中主要包括对权力的控制和对权力行使的监督、约束，其目的是对权力进行科学的管理，以实现权力健康运行，避免腐败现象的滋生。

摘要：政府失灵的形成原因来自于多方面, 但政府供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本文试图从政府供给入手, 通过重新界定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 重振政府机构活力, 改善政府供给来克服政府失灵, 提升政府有效性。

关键词：政府失灵,政府供给

参考文献

[1]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

[2]何清涟.中国经济的反市场形态原因分析[J].战略与管理, 1999, (05) .

[3]金太军.对中国市场化进程中政府失灵现象的重新思考[J].浙江学刊.1998, (06) .

[4]高会宗, 樊增强.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失灵及其防范[J].政治学研究, 1998, (01) .

[5]文贯中.市场机制、政府定位和法治-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匡正之法的回顾与展望[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2, (01) .

[6]戴维.奥斯本, 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上海市政协编译组, 东方编译所编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7]盖伊.彼德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8]钱颖一.市场与法治[J].新华文摘, 2000, (01) .

[9]沈荣华.现代法治政府论[M].华夏出版社, 2000.

[10]陈秀山.政府失灵及其矫正[J].经济学家, 1998, (01) .

把握公文结构 呈现公文形式之美 篇7

在公文写作中, 写作人员在取得材料的基础上, 如何对材料进行分析、构思和运用, 并通过一定的形式呈现出来, 恰当地表达出作者的观点呢?那还是需要下一定的功夫的。

一、如何在公文起草时做好公文结构安排

一篇优质的公文, 各要素应该组织合理、和谐统一。那么如何来安排好公文的结构, 使各要素之间相互协调、统一呢?根据笔者多年的办公室工作经验, 谈谈如何来做好公文的结构安排。

(一) 要本着为主题服务的原则来安排结构。要做好公文的组织和衔接, 实现公文内部联系和外部形式的统一, 要先领会写作意图, 也就是公文所要表现的主题。主题是公文的灵魂。公文的材料、结构都是为主题服务的。结构要为主题服务, 要围绕主题来进行布局, 公文的各个环节紧紧围绕主题展开, 在材料的选用上要为主题思想服务。当我们起草一篇公文时, 首先要正确领会写作意图, 确定公文的主题。在主题确立的基础上, 要考虑公文的选材与主体部分。对于能突出公文主题的材料要精心挑选, 对重点体现公文主题的部分要做到论证充分、说理透彻。抓住公文的重点后, 要统筹考虑全文的结构, 对整篇公文安排哪几个部分, 各个部分的先后顺序及详略, 层次与层次之间的过渡, 各部分之间的照应, 材料的选用等都要进行谋划。在此基础上考虑材料之间的联系, 通过合适的表述方式和逻辑关系来使材料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行文时做到疏密有致、言之有据、论证有理、连贯通畅。最后形成一篇主旨明确、说理透彻、文笔畅通的公文。

(二) 要根据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及逻辑关系来安排结构。公文写作时要反映客观事物固有的规律, 按照事物发展的进程, 有层次、有条理地加以说明和阐述。在材料的运用上, 要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来使用, 按照有利于佐证观点的原则来使用。根据事物的发展规律, 一般我们可以按以下方法来安排结构:1. 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制订措施、得出结论的顺序;2. 按照时间的顺序;3. 从现象到本质的顺序;4. 由简单到复杂、由局部到整体的顺序;5. 由起因到结果的顺序。按照这样前后有序、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方法来安排主体结构, 公文表达的意思才能层次分明, 简单明了。

(三) 要根据公文的不同文种来安排结构。文种不同, 一般其结构也不一样。例如:请示一般采取“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提出解决的意见和建议—请求批准”的形式;通知一般采取“告之目的—告知事项—执行要求”的形式;工作报告一般采用“背景概述—总述—分述具体做法、体会、经验等—存在问题和今后的打算”的形式。

二、如何在公文校正中把握好公文结构

任何公文写作者, 无论经验如何丰富、才思如何敏捷、文笔如何犀利, 在公文起草中还是会有思虑不周、疏漏失误之处。把握好公文校正的时机, 对公文结构不尽如人意之处进行再次调整, 对于公文质量的提升有一定的作用。

(一) 看公文的主题是否明确。公文的正文表达要体现作者的写作意图。如果意图不明确, 主旨不明确, 公文的效用就大打折扣。在对公文进行审核校正时, 要在通读全篇草稿的基础上, 体会全文的主题。如果主题不突出, 让读者难以捕捉主题, 就要考虑公文写作中主次是否安排合理、观点表述是否鲜明、材料使用是否恰当、论述论证是否逻辑清晰、总结性段落是否缺失等, 再根据具体情况予以修改完善。

(二) 看结构是否脉络清晰、层次是否分明。公文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就是文章的顺序和层次安排恰当, 做到每一段、每一层次要合乎逻辑地安排, 互相之间虽然相对独立, 但在整体上、实质内容上又保持紧密联系。公文的写作表达上要符合大多数人的思维习惯, 段与段之间联系紧密, 首尾及文中照应正确。要使公文具有内在的结构美, 需要遵循文稿的基本写作规律, 既可按“起承转合”的规律写, 也可采取“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层次关系上使用并列、递进、分总、总分等恰当的方式, 确保文稿更加严谨、畅通、匀称和完整。如果发现层次关系混乱, 句与句之间逻辑关系颠倒的, 要予以调整, 确保文章的层次分明。

(三) 看过渡是否自然。公文的各个部分之间“前后连贯, 气脉相承, 通篇浑然一体”, 这就是好的过渡。过渡一般采用关联词、引文、小标题、序数词等进行过渡。在校正时要检查过渡的关联词语上使用是否准确, 如果关联词语选用不恰当, 就会影响上下文的连贯和流畅, 造成表意不明。层次与段落之间, 如果采用引文过渡, 引文与上下意思不管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写作语气上, 都要承接自然。如果采用序数词衔接, 还要检查是否符合公文格式中对序数词的使用规定, 做到层级分明。

(四) 看有没有重复或与全文中心脱节之处。对于长篇的公文, 有时由于作者时间比较紧张, 占有的材料又比较多, 在写作时有时出现了前后文观点表述重复的情况, 有时某些章节所表达的意思与公文的主题没有关系, 对于这些部分, 一定要勇于舍弃, 突出公文的主旨意思。

摘要：在公文写作中, 一篇结构得体的公文, 能让阅读者尽快领略写作意图。在公文结构安排时要从服务公文主题、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不同文种的要求来考虑, 做到公文脉络清晰、主旨明确、说理透彻、文笔畅通。

政府公文 篇8

后汉乾祐元年 (948) 正月下旬, 登上皇帝宝座不满一年的后汉皇帝刘知远病死, 其子刘承祐继位, 是为隐帝。刘知远临终前, 以郭威、杨邠、史弘肇为顾命大臣, 要他们好好辅佐年仅十八岁的刘承祐。刘承祐做皇帝后, 以郭威为枢密使。不久, 河中节度使 (今山西永济西) 李守贞、永兴节度使 (今陕西西安) 赵思绾、凤翔节度使 (今属陕西) 王景崇相继叛乱。刘承祐派白文珂、郭从义、常思等分别讨伐, 久而无功。后派郭威任统帅, 节制西征诸军, 次年下半年, 三镇先后平定。之后, 郭威被任命为邺都 (今河北大名县东北) 留守、天雄军节度使, 且以枢密使名义节制河北各州军事。

当时, 内有顾命大臣杨邠、史弘肇和王章等人专权, 外有郭威手握重兵, 威望震主, 而杨邠、史弘肇和苏逢吉等人又互相攻伐, 内政纷乱。刘承祐不仅无力调和这些矛盾, 而且自己的行为也多有不端, 常常做出一些礼法不容的事情来。大臣们的劝诫不仅无法阻止他的行为, 反而招来了他的厌恶。

乾祐三年 (950) 十一月, 憋了一肚子气的刘承祐在舅舅李业等人的挑拨下, 先诱杀了在京 (汴京) 的史弘肇、杨邠、王章, 然后派另一个舅舅李弘义等人去外地杀郭威、王殷、王峻。李弘义与李业不同, 做事向来犹豫不决, 他到了澶州后, 担心事情会起变化, 不仅不敢杀王殷, 反而将诏书内容告诉了他。之后, 王殷与李弘义又派人赶往魏州, 向郭威通报了汴京事变的消息。等到杀郭威和王峻的使者到了魏州后, 郭威便把他扣留起来, 然后召亲信魏仁浦进卧室商量对策, 魏仁浦劝郭威起兵造反。

为了取得部下的同情和支持, 魏仁浦为郭威设计:倒用邺都留守官印伪造诏书, 内容是刘承祐要郭威诛杀众部将, 以此来激怒他们。众部将果然相信了这一说法。大家义愤填膺, 群情激愤, 纷纷表示愿意听命于郭威, 杀回汴京诛讨奸臣。郭威于是以清君侧、杀李业为名在邺都起兵, 渡河南下, 杀向京城, 一时各地纷纷迎降。刘承祐一面派兵抵御, 一面杀郭威在京的全部家属, 大人小孩无一幸免。几天后郭威兵临汴京城下, 刘承祐在逃跑中为乱军所杀。郭威最后取代后汉自立为帝, 定国号为周, 建元广顺, 史称后周。 (《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九)

倒用印章伪造公文, 在历史上至少还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后唐的李继岌杀郭崇韬之后, 倒用自己的都统官印, 冒充皇帝诏书, 以稳定当时岌岌可危的蜀中形势;另一次是“泾原兵变”后, 段秀实倒用自己的司农卿印章, 伪造了一份命令, 骗回了韩旻的部队, 保护了唐德宗的生命安全。

郭崇韬是后唐大将。同光三年 (925) , 李存勗决定伐蜀, 以年幼的长子魏王李继岌为西南面行营都统, 以郭崇韬为招讨使作为李继岌的副手而实际处理伐蜀的军政事务。六万后唐军队所到之处, 蜀将望风迎降, 前后七十天就兵临成都, 前蜀后主王衍出降。

当时, 李存勗重用伶人和宦官, 并允许皇后刘氏干预朝政。郭崇韬却一贯讨厌宦官, 曾经悄悄地对李继岌说:“大王今后得了天下, 应该赶走所有宦官, 专门任用士人。”此话被人窃听后告诉了宦官, 引起随军宦官李从袭、李廷安、吕知柔等人的切齿痛恨。当时, 成都虽然落入后唐之手, 可蜀中盗贼群起, 郭崇韬怕大军一旦撤走再为后患, 就命令部将分道招讨, 因而没有立即班师回朝。李存勗派宦官向延嗣到成都催其回京, 由于郭崇韬没有到郊外迎接, 见面时, 举止又傲慢, 向延嗣很生气, 就和李从袭等人一起构陷郭崇韬, 诬告他贪污钱款和心怀异志。李存勗对郭崇韬滞留蜀中不回原本就很不高兴, 看到向延嗣的报告后, 更是心生疑忌。他立即派宦官、衣甲库使马彦珪前往蜀地察看实情, 并交代马彦珪:郭崇韬听命回师则罢, 否则就与李继岌商量处置办法。马彦珪认为这个命令有些含糊, 不够明确, 到时自己不好操作, 就去请示刘皇后。刘氏当初虽然是得到了郭崇韬的大力支持才得以立为皇后, 但这个女人薄情寡义, 恩将仇报, 竟出手敕, 密令李继岌在蜀地处死郭崇韬。马彦珪到蜀地后, 向李继岌出示了皇后的手敕, 并要他赶快采取行动。李继岌虽然觉得没有皇帝诏书而仅凭皇后的一份手敕是不便擅杀大将的, 但在宦官们的鼓动挑拨下终于点头答应。同光四年即天成元年 (926) 正月, 郭崇韬在奉命前去议事时被杀, 同时遇害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郭廷诲、郭廷信。

郭崇韬被冤杀后, 功臣宿将人人自危, 个个怨愤, 一时流言四起, 蜀中形势十分严峻。为了尽快稳定局势, 都统推官李崧对李继岌说:“我们远在三千里之外, 并无皇帝敕旨, 就擅杀大将, 大王怎么能够做出这种危险的事情来?难道不能等回到洛阳再说吗?!”李继岌说:“你讲得很对, 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李崧于是召来了三四个书吏, 把他们带到楼上后便搬走楼梯, 命他们连夜用黄纸书写了皇帝的诏书, 然后倒用李继岌的都统官印, 天一亮, 就向外正式公布了这份伪造的诏书。众将领看到了皇帝的“圣旨”, 蜀中形势这才稳定下来。 (《新五代史·杂传第四十五·李崧传》)

段秀实倒用印章伪造调兵命令一事发生在唐德宗建中四年 (783) 十月。前一年十二月, 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反叛, 官军数败, 形势急迫。建中四年八月, 唐德宗下令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部前往援救。部队路过长安, 朝廷以粗食素菜饷军, 引起兵变, 唐德宗仓皇逃往奉天。姚令言与将士相谋, 拥立野心家、原泾原节度使朱泚为皇帝, 又遣其部将韩旻率领马步军三千疾趋奉天, 表面上声称迎接皇帝回京, 实际上是要将其杀害。当时奉天的防守非常薄弱, 形势危在旦夕。司农卿段秀实获知这一情况后, 对平素关系密切的孔目官岐灵岳说:“事情太危急了!”便要他去窃取姚令言的印符, 命令韩旻暂且回军。由于此事未能得手, 情急中的段秀实只好倒用自己的司农卿印章, 伪造了一份命令, 然后招募了一个擅长奔走的人速去追赶韩旻的部队。行至骆驿, 终于追上了韩旻。韩旻是个武将, 可能识不得几个字, 也可能是一时粗心, 没有细看印文, 总之一听说有命令要他回军, 便毫不犹豫地把部队带了回来。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八)

提升政府公信力建设诚信政府 篇9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难兴、政无信必衰”。在社会信用体系中, 政府公信力反映的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它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石和灵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党的十七大报告中, 都强调要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国家“十二五”规划中, 更是把提高政府公信力作为创新政府管理和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的落脚点。

一、政府公信力的内涵及其体现

(一) 什么是政府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体现了政府的信用能力, 是指公民在何种程度上对政府行为持信任态度, 是社会组织和民众对政府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政府公信力的强弱, 取决于政府所拥有的信用资源的丰富程度, 取决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公民心目中的具体形象。人民群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 主要体现在政府的诚信程度, 政府的服务水平, 政府依法行政的程度, 政府民主化的程度等方面。

(二) 为什么要提升政府公信力

公信力是政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它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客观结果, 体现了政府工作的权威性、民主程度、服务程度和法治建设程度。同时, 它也是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评价, 反映着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政府公信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1) 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条件。政府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示范者、倡导者和组织者, 只有具备较高的公信力, 只有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2) 政府公信力是社会信用系统的核心, 是政府治理社会的基本要求。首先, 政府信用的范围广、内容复杂, 影响很大。政府信用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更具广泛性、深远性, 一旦信用流失, 就具有很强的扩散性、长久的破坏性和巨大的毁灭性, 修复成本也往往比其他信用要大得多。其次, 政府信用是其他信用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总之, 在社会体系中, 政府作为行政权力组织, 其行为和形象都具有非常广泛非常重要的社会影响, 这就决定了政府公信力在现代公共生活和社会信用体系中, 也必然起着基础性、决定性、导向性的作用, 对社会系统信任以及社会生活的良序建构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3) 政府公信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政府是经济活动秩序的制定者和维护者, 政府信用对市场经济起着标杆的作用。第一, 在政府信用的影响下, 各类行政管理和指导监督机构才能够有效地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 规范各种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第二, 政府是经济活动规则执行情况的仲裁者。经济运行过程犹如体育比赛, 政府不但制定赛程、比赛规则, 而且它还是裁判, 监督比赛的进行。政府的裁判地位, 要求它自身必须守信、公正、严格, 具有权威。政府信用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可以说, 没有政府信用的建立, 现代市场经济是不可能自行运转的。

二、我国政府公信力现状及成因分析

(一) 我国政府公信力的现状评价

从总体上看, 我国政府的公信力是比较强的。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政府推动下取得的。但是, 毋庸讳言, 目前政府公信力存在不足和下降趋势, 近年来一些公共性事件中的舆论反应和一些舆情机构的调查都证明了这一点。具体表现如下: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策朝令夕改, 缺乏连续性、稳定性, 公共政策价值取向与民众意愿相违背;一些地方政府信息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被忽视或有意模糊, 恶意封堵政府信息的行为屡见不鲜;一些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不能依法行政, 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不同程度存在着部门利益经济化、经济利益部门化现象;一些地方政府的绩效评估价值取向、评估的真实性受到公众质疑等。如2007年山西洪洞县惨绝人寰的黑砖窑虐工事件, 2008年震惊中外的毒奶粉事件, 人们在震惊和谴责之余, 种种疑问使政府在百姓心目中的诚信度大打折扣。

(二) 我国政府公信力下降的原因分析

1. 社会因素

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 社会结构深刻变动, 经济体制深刻变革, 利益格局深刻调整, 思想观念深刻变化。随着工业化, 信息化和时代的发展, 在社会进步的同时, 也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如人口膨胀问题, 社会治安问题, 环境恶化问题, 失业问题, 健康问题, 犯罪问题, 交通问题等一系列问题, 旧的问题尚未解决, 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

1) 政府所面临的公共问题的复杂性, 导致政府的信任危机增加。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 消极, 被动, 无效率, 都会引发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使政府的存在充满了合法性危机。

2) 社会信用缺失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严峻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温家宝总理在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说:“现在影响我们整个社会进步的, 我以为最大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诚信, 一是政府的公信力。这两个方面解决好了, 我们社会就会大大向前迈进一步。”信用是中国目前最稀缺的资源, 表现为合同欺诈、偷税漏税、地方保护、等等。失信行为遍及社会的角角落落, 方方面面。在社会诚信缺失的大环境下, 政府信用也必然受其影响大打折扣。

2. 政府因素

1) 政府工作运行不够透明。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 政务公开工作的开展尚不平衡, 总体状况离人民群众的要求还存在一定距离。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开的内容不够深;二是信息公开应付检查的情况存在严重;三是公开的内容不全面, 事后公开多, 事前、事中公开少;四是公开资料管理不够规范;五是未建立政务公开信息反馈制度, 公开后没有及时听取群众意见, 对群众提出的要求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 或避重就轻。

2) 问责监督考评机制不健全, 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仍然存在。责任追究机制的缺乏, 使政府官员就可能免受行政责任, 使其缺乏行政责任感。行政责任追究包括对政府及其人员的责任追究两个方面, 至今我国还没有建立一整套完整的行政责任追究赔偿制度, 在对行政人员的责任追究上, 往往只追究其主观过错, 而对其客观过错则较少追究或不予追究。法律的惩罚力度太小, 失信成本过小。

3) 政府极少数工作人员的腐败、渎职行为。权钱交易, 权色交易等腐败行为严重影响干群关系, 损坏政府形象, 使民众对政府行为及政府本身信任程度降低。“李刚事件”和“浙江乐清村长之死”可以说是前年最受关注的事件, 这些事件给了社会舆论一个宣泄的窗口。网民利用这些事件进行了情绪上的宣泄。“李刚事件”, 对整体“官二代”的形象、官员形象都有负面作用。这一事件留给我们的教训是, 应对突发事件, 信息透明、公开, 不能以维稳的目的去遮蔽, 去拖延。网络是社会情绪的宣泄窗口, 用传统的维稳观去应对微博背景下的媒体环境, 会构成很大的矛盾。“李刚”已经变成了不良官员的代称。

3. 公众因素

从公众因素来说, 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 期望过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物质文明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人民在自身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时, 也产生了对政治参与、生活环境质量、自我价值实现等多方面的更高层次的追求, 多方面的追求使得人民对政府产生了多方面的期望。当政府作为不能满足这些期望时, 便会使政府和人民之间产生隔阂, 从而导致人民对政府的评价下降, 进而影响到政府公信力。

2) 认识不全面。部分社会公众对政府工作的了解程度有限, 社会公众往往关注的是自身利益满足的程度, 所以当面对社会危机和社会事件的时候, 如果政府不能迅速地应对, 一部分社会公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会对政府行为做出负面评价, 而忽略了政府的正面行为。

三、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途径和措施

(一) 建立法治政府, 以公正立公信

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权责统一。法治下的政府是政府获得公信力的基本前提。依法行政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官, 限制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权力, 避免文件和领导讲话大于法的现象, 减少行政行为的任意性, 使人们形成对法律和制度的信仰, 通过法律和制度来体现政府的诚信, 让政府的行为完全按照法治的轨道运行, 有助于增加政府规范性, 合法性和公开性, 打造诚信政府。

(二) 建立阳光政府, 以公开促公信

信息公开, 确保公众知情权。在信息手段发达的今天, 种种掩耳盗铃的做法, 只会使政府公信力下降, 为小道消息或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空间。政府信息公开的法理依据在于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 体现人民主权原则。信息公开要求政府权力行使的主体、依据、程序公开, 政府权力运作的过程公开。2010年岁末,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最受关注的一句话是“中国互联网进入全民围观时代”, 这意味着信息分享的背后挺立着4.2亿中国网民大军, 他们在虚拟平台上观点交锋、意见发布。与此同时, 一方面是社会参与意识的提高, 另一方面, 政府的话语体系与网民的期望尚有距离, 这是“围观”平台上, 影响政府公信力建设的主要障碍。

(三) 建立服务政府, 以服务促公信

各级政府应牢固树立情为民所系, 权为民所用, 利为民所谋的思想意识, 把人民的需要放在政府工作的首位, 确立“服务至上”的思想, 要有强烈的服务意识, 要把服务理念落实到政府工作的每一个细节;政府工作人员要转变过去“官本位”的思想, 必须树立“为民服务”的理念。这也是解决政府公信力问题的根本方法。

(四) 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 建设责任政府, 廉洁政府

建设一支高素质, 高效率的公务员队伍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径, 因为公务员队伍是各项公共政策的直接制定者和具体实施者。要加强对公务员队伍的思想, 组织和作风建设。同时, 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奖惩机制, 问责机制, 建设责任政府。使人民感受到政府是一个对自己负责的政府对政府公信力的提高也是大有裨益的。加大对公务员的反腐倡廉培训, 建立健全反腐败体系, 建设廉洁政府。

总之, 提高政府公信力, 是一个系统工程, 也是一项长期任务。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 各种原因造成的政府公信力流失比较严重。同时, 政府公信力又为公共权力提供合法性基础、为新型治理提供联结点、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是其功能, 这就要从理念、行动和制度三个层次来着手构建政府公信体系, 打造政府公信平台。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增强我国政府公信力,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建构起一个公众更加信赖的政府。

摘要：在社会信用体系中, 政府公信力反映的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它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石和灵魂。政府公信力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增强公众的社会信任感和归属感, 巩固政府合法性, 维护社会稳定与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大意义。

政府公文 篇10

政府重塑;从电子政务到电子政府

如何看待电子政务与电子政府的本质区别。必须对“政府”本质进行深入的研究。传统政府是随着工业化发展起来的,代表工业文明的政府形态;而电子政府则诞生于一个信息化与网络时代,是一种信息文明的政府形态。这两种政府形态的差异性,在于信息化及网络社会的发展,带来的是人类文明形态变革。基于网络技术,使所有行政事务都网络化,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众可以查询到除去国家机密以外的其他所有文件和信息。既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又使政府的行政行为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从政府内部来讲,在传统政府管理模式下,政府各部门之间存在严重的条块分割,信息沟通上存在严重不足。在网络背景下,政府各个部门的协调性大大增强。因此,从传统政府向现代政府改革转型,面临的是重塑政府。

对电子政府建设的国际比较发现:虽然对新技术的敏感、信息通讯技术文化在各国的成功形成都是重要的变量,可是电子政府的整体进步并不必然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相对应。政府决策、政治愿望、对国家与民众的责任心,公民的参与热情等等,以及政府对电子政府的判断力都对它的进程产生巨大影响,而对电子政府本质认识的深刻性是这种判断力的重要内容。

重塑政府的构架借鉴了企业再造的理论与实践。这些理论被移植到公共行政领域,借助数字化网络化方法论,产生了“以公民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的核心价值观,以重塑为本质的的电子政府整体框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法理基础,即改革的目标是切实保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必须从“以政府权力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观转变为“以公民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这一核心价值观也是人类文明的跨越式进步,是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一些国家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时提出的“信息面前人人平等”,成为电子政府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决定着电子政府体系的创新、设计与建设。

政府网站:电子政府平台最佳选择

政府门户网站作为现代政府与互联网相连接的出口,今天已经越过“门窗”阶段,实质上已成为一级政府体现其执政能力的重要平台。一方面,政府通过电子政务提供的公共管理服务职能,需要通过政府门户网站这样的公众门户来提供;另一方面,公众也能通过这样一个开放平台,获取政府信息,享受政府服务,参与公共事务,评价政府效能。政府门户网站,已经成为政府运行的绩效表。

无论是通过信息化、智能化手段和平台提供社会管理和服务,还是建设一个高度信息化、智能化的政府本身,都需要建设一个统一的平台实现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对接。目前各类电子政务向政府门户网站的集成,体现了政府门户网站已经成为电子政务的核心平台,其开放性、服务性和公共性,也客观上彰显了政府门户网站作为建设中国电子政府的现实路径。因此我们认为,政府门户网站的发展,应该是一地电子政府的总前台;既是公众办事的平台,也是政府办公的平台;是承载实体政府电子政务的总集成,是面向社会公众的一网一站式政府。

从服务途径上来讲,政府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例如办事窗口、邮递、电话、传真及互联网)提供服务。但如果服务途径的管理欠缺长远的发展方向和策略,在传统的服务途径之外增设服务选择,并不会带来提高效率和减省营运成本等理想的效益。电子途径通常是最有效率和最合乎成本效益的服务途径,适当的服务途径管理策略和提供必需的鼓励措施,将有助鼓励公众转用电子途径。而政府门户网站正是这一种高效的电子服务途径管理策略。

从功能上讲,政府门户网站就是以用户为中心、服务为导向的一个总的服务平台,承载着政府信息公开、公共服务和民主参与的重要功能。它首先改变了公众和政府信息不对称,具备权威性、真实性和可靠性;其次能為公众提供一站式的公共服务,有效降低政府和公众的办事成本,再次,也为政府与公众之间提供了一个开放式的互动参与渠道,能够方便公众更好的参与公众事务,监督政府运行。

从应用上讲,政府门户网站在电子政务建设和应用中已经打下了牢固基础,“政府上网”工程已经使得政府门户网站成为最为重要的电子政务平台。“十一五”电子政务建设的主要目标中,强调要使“政府门户网站成为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渠道,50%以上的行政许可项目能够实现在线处理。”也正是对政府门户网站核心平台的确认。

因此,需要进一步将政府门户网站明确为电子政务的核心平台,基于政府门户网站建设电子政府。这并不是说内网、专网等平台不重要,而是因为政府门户网站及其提供的服务,才是二者的价值依归。也只有确立政府门户网站为核心平台,才能有效破除信息孤岛等困境,在电子政务网络上,建立信息资源公开和共享机制,提供统一完善的公共服务。

u型模式:有中国特色的电子政府

我们提出的电子政府U型模型体系,是基于政府门户网站,将电子政府的四个概念主体:技术、信息、政府与服务,以及四个对象:企业、公民、公务员、政府融合一体,以服务为导向,为公众提供规范化、便捷化的公共服务为目标,最终实现虚拟政府的一个业务模型。 从一级政府的层面来看,电子政府的U型模型主要表现为,公众/企业为模型的一端,政府为模型的另一端,两者之闻通过统一的一站式公共服务供给来连接,电子监察贯穿在统一的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从而实现服务模式零距离、服务效能零延时、服务库存零监管的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u型体系描述为:基于政府门户网站建立统一集成的公众和企业各类诉求采集平台、经由智能调度平台调度,由政府各个部门及应用系统办理,再由政府门户网站集成的统一信息发布平台到达公众和企业,电子监察贯穿整个流程,基础平台提供技术支撑。

模型包括采集平台、调度(处理)平台。发布平台、电子监察系统和基础支撑平台。其中,采集平台就是政府及共组成部门通过各种公共采集终端(包括手机、网络、短倍等),或者经由其他通信平台到达公众信息接收终端的方式,按照一定的工作流程和格式规范,从公众或其他组织机构中收集和获取与公共服务需求或供给有关的信息;发布平台就是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将经由部门加工处理后生成的面向社会公众的政府公共信息、服务,或者与某个公民或组织机构直接相关的公共信息、服务,通过有效的公共发布终端或者个人信息接收终端发送给社会公众或者服务相对人,调度(处理)平台,就是政府机关或者其他政府职能部门将采集到的公共服务需求或供给相关信息,按照职责分工、行政层级和管辖范围等交由单个或者多个职能部门分别办理,或者组织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处理,加工生产新的公共信息,电子监察系统,是政府行政监察部门、社会公众和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公众信息采集、公共服务调度(处理)、公共信息发布等信息处理的过程节点进行监督管理,从而提高服务质量,实现社会公正公平,基础支撑平台,为信息采集、信息发布、公共服务调度(处理)等平台提供信息化/数据支撑的系列基础设施。

政府门户网站按照电子政府U型模型来设计,可以实现“一站采集、一网办理、一口发布、一路监督”。以某级政府门户网站为例,如果按照电子政府U型模型框架来设计,政府网站就需要遵循“两头在外、内部调度、监督协同、整体支撑”的思路,只有这样,政府门户网站的电子政府架构,才可以成为一个优质的公共服务系统,通过门户网站这个统一的技术平台,系统对外面向公民与法人统一采集信息和发布信息,对内面向政府机关为公民与法人服务的业务部门,中间环节就是调度和监察等相关部门依靠一个整体服务网络对节点和过程进行监督。

政府公文 篇11

国际上不断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说明在当前国际金融环境下加强债务管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虽然我国还没有发生债务危机, 但仍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债务风险问题。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 政府所面临的债务风险问题来源广泛、表现形式多样, 历史遗留的和隐含的债务风险问题较为严重。我国有些地方政府存在财务不透明、隐性债务多, 且税收稳定性差等问题。近年来, 我国各个地方政府为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 建立了各种融资平台, 以税收收入或政府信誉作为担保, 获取大量资金。据不完全统计, 截止到2009年年底, 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增长到三千多家, 其中70%以上在县区级, 总的银行借款从一万多亿迅速增加到五万多亿,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负债率已经显著提高。为了增强地方安排配套资金和扩大政府投资的能力, 2009年我国以“代发代还”的方式发行2000亿左右的地方政府债券。由此可见, 我国政府债务的规模不断扩大, 政府债务风险压力也不断增大。控制债务风险需要会计信息的及时、完整的提供。但是, 我国对政府债务的核算与披露是建立在现行预算会计制度基础上的, 政府债务信息主要通过各级政府每年的预决算报表和相关统计报表来反映。这些信息虽然能够为分析政府财务状况, 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和决策提供一定的支持, 但是还不能满足政府加强债务资金管理, 提高债务资金使用效率, 防范和降低政府债务风险的要求。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我国债务规模的不断增大, 我国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的呼声也越来越高。2010年6月23日, 全国人大财经委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2009年中央决算审查结果时提出:要严格政府债务管理, 科学界定政府债务口径, 核实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政府债务情况。为了使我国的政府债务能够更加真实完整地呈现出来, 为政府及相关的财务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 有效防范债务风险, 我国需要将防范与控制政府债务风险作为政府会计改革的一个具体目标, 在确定政府会计主体、核算基础、财务报告等具体内容时加以重点考虑。

一、在政府会计目标上, 将债务管理作为具体的目标

政府会计目标是对会计信息使用者需求的反映, 直接影响到政府会计的披露范围、披露内容和披露形式。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特殊经济环境下, 顺应我国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对政府会计信息的需要, 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目标应兼顾预算管理和财务管理, 既能提供预算执行信息, 又兼顾政府财务信息和绩效信息的政府会计体系。政府会计作为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预算及其执行情况的会计, 应当全面、及时地反映政府预算执行情况、政府财务状况和运营绩效等信息。考虑到我国政府会计改革处于起步阶段, 改革的路径是从现行预算会计过渡到政府会计, 所以, 在将预算会计过渡为政府会计的过程中, 需要根据公共环境和政府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 有重点地设置和细化具体目标, 而当前的环境使得我国政府会计应该重点反映政府债务发行、债务资金使用效益、债务资金使用与预算的一致性、债务资金的风险等信息, 为财政决策提供有用的管理信息, 实现资源约束下的可持续发展。

二、在数量上, 完善政府负债的会计科目设置, 扩大纳入核算范围的债务信息

我国当前政府债务科目分类较粗, 游离于政府会计核算范围之外的负债项目比较多, 不利于及时、有效的反映政府债务信息。完善政府负债会计科目是及时对负债进行账务处理并编制报表的前提条件。为此, 我国需要在现行的技术条件下尽可能多的将能够量化和需要重点监管的债务信息纳入核算范围, 根据使用者的需要尽可能完善政府债务的会计科目设置, 如对于地方政府债务及其偿还情况, 可以设置专门的会计科目进行反映, 以加强债务项目的监管, 保证债务资金运用的合理性、效益性。

三、在质量上, 引入权责发生制核算基础, 提升债务信息的相关性

2010年在财政部提交“两会”的全国财政预算报告中, 专门对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进行了比较说明, 这说明了权责发生制在渐进式的政府会计改革中的重要地位。美国、英国和国际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都已经将权责发生制引入到了政府会计中。而希腊政府债务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收付实现制隐匿了其真实债务状况, 导致决策错误。收付实现制基础上产生的政府会计和财务信息强调某一年度内政府收支产生的现金流量, 不能全面反映政府有关资产、负债和其他承诺的重要信息, 不能提供评价政府行为的持续能力或鼓励长期决策、加强管理所需要的重要信息。综合国际上在会计核算基础上的不同选择及其影响, 权责发生制的采用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既是国际上政府会计改革的趋势, 也是适应我国深化财政管理体制的一项必然要求。我国需要运用权责发生制, 以充分体现政府承担的现实义务和未来需要偿还的债务, 增加信息披露的及时性, 使信息使用者能够正确识别和评价政府债务。但是, 我国当前还不具备权责发生制实施所涉及的许多基本条件, 相对完全的权责发生制的实施可能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特别对于债务管理, 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的风险因素, 完全的权责发生制的运用是一个技术难题, 当前, 我国可以根据采取渐进式改革, 采取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并存的方式, 根据显性负债、隐性负债不同的特点和计量难度, 采用不同的核算基础, 提升当前债务信息质量。

四、完善债务信息的报告披露方式, 满足不同使用者的需要

全面、系统的反映政府债务状况, 是满足不同层次的债务管理需求的规范化途径, 国际上一些市场经济国家主要是在政府财务报告中披露政府债务信息。考虑到政府债务信息管理的多层次化要求和报告披露的成本, 我国可以借鉴美国“金字塔”型财务报告来充分反映政府债务信息, 即, 分别在高度浓缩和概括的财务报表、通用财务报告、基金财务报告中由略到详的披露政府债务信息, 分别满足不同层次使用者的一般要求和特殊要求。我国当前需要在预算会计报告基础上, 根据新的会计科目和核算原则, 以特定项目的债务资金为主体编制基金报告, 全面体现债务项目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在基金资产负债表中充分反映政府债务状况, 并且根据债务编制基金报告, 动态反映和监督债务资金来源、偿还方式等信息;在运营表中反映政府债务资金的使用效果。同时, 不断丰富报表附注中非财务信息的披露, 包括会计政策、或有负债和其他承诺事项等信息, 提高信息的相关性。

五、加强政府债务审计, 完善债务风险预警机制

审计作为防御系统, 本身就是政府财务报告制度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能够保证政府财务会计信息的真实性。IMF将其作为“财政透明度良好做法”四项基本准则之一, 可见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的重要性。从国外政府审计的实践看, 新西兰和美国都有对政府提供的会计信息进行审计的要求, 并且明确了对或有负债及相关风险的审计。公共部门委员会也在与国际会计师联合会下属的另一个委员会———国际审计和鉴证准则委员会 (IAASB) 合作, 考虑发布《国际审计准则———公共部门视角》。我国在政府会计信息的反映和监督过程中, 审计的力量较为弱化, 不利于对于政府会计信息中出现的错报信息的及时发现和纠正。所以, 在完善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机制的同时, 我国还应该加强政府审计, 特别是政府债务的审计。政府会计的改革要求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进行同步的改革, 以及时根据政府负债现状, 构建符合我国政府债务风险状况的预警系统和风险防范化解机制, 对政府负债运行过程进行全方位的、全过程的跟踪监控, 实现对政府负债管理的规范化、系统化和科学化。

参考文献

[1]刘玉廷:《中国会计改革八大领域全面推进》, 《中国农业会计》2010年第12期。[1]刘玉廷:《中国会计改革八大领域全面推进》, 《中国农业会计》2010年第12期。

[2]肖鹏:《基于防范财政风险视角的中国政府会计改革探讨》, 《会计研究》2010年第6期。[2]肖鹏:《基于防范财政风险视角的中国政府会计改革探讨》, 《会计研究》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