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要素（精选7篇）
行为要素 篇1
奥斯汀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为使言语中的行为得到真正实施, 奥斯汀认为必须满足三个恰当条件, 即必须存在允许某种人在一定环境下说某些话并且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双方都接受的既定模式, 而且特定的人和环境必须适于这种既定模式;所有参与言语行为者都必须正确而完全地遵照这种行为模式;说话者必须言自内心而且言出必行。塞尔发展了奥斯汀的观点。他认为:“我们之所以认为研究言语行为对语言哲学是重要的, 是因为一切语言交流都包含言语行为。语言交流的单位, 并不是通常认为的那样是符号、词或句子, 甚至也不是符号、词或句子的标识, 而是完成言语行为时符号、词或句子的产生。更确切地说, 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句子就是以言行事行为, 而这种以言行事行为就是语言交流的最小单位。”言语行为理论改变了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言语行为理论已成为语用学中的基础理论, 无论是对语用学、语言研究, 还是对社会语言学、语言交际学以及语言的习得研究, 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中日言语行为对比
经常听中国人说, 他们在和日本人进行交际时感到别扭, 觉得日本人不够热情、很冷淡。也常听日本人说, 他们和中国人进行交际时感到别扭, 觉得中国人不够礼貌、很随便。中日言语行为的差异导致交际活动的尴尬状况。
首先, 在称呼和敬语使用方面, 中日两国有较大的差异。在称呼上, 中国人对成年男士的称呼多为“先生”, 但日本人只用先生称呼学校的教师、医生、议员和艺术大师。中国人很少称女士为“先生”, 一般只有达到一定造诣的女性才会被尊称为“先生”, 而日本人则不分性别, 只要属于这一范围的均可称作“先生”。另外, 日本人在称呼对方时习惯于拉近上下辈的年龄距离以表示亲密, 而中国人则正好相反, 往往要抬高对方的年龄以示尊敬, 关系熟识的人之间常常以老自居, 自嘲说自己老了。敬语是日本人在交际活动中根据说话人、听话人以及话题提及人之间的尊卑、长幼、亲疏等方面的各种差异, 说话人为表示自己的敬意而使用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日本人对自己所作出的成绩不喜欢张扬, 多予以轻描淡写。例如, 当别人夸奖自己时, 中国人会说“谢谢”, 而日本人会自谦地回答;“まだまだです” (还不够好) 等。此外, 日本人经常在社交场合用自责言语以求得人际关系的和睦, 其程度往往令中国人不可思议。在中国人看来, 亲密的朋友、家人之间通常不把“谢谢”、“对不起”的话挂在嘴边, 而日本人则频繁使用。为此, 很多人认为日本人太过礼貌, 甚至认为这样很虚伪。另外, 日本人在言语行动上处处谨小慎微, 往往站在对方立场上考虑问题。他们会根据对方的状况选择一些合适的表达方式以示敬意。其中使用较多的接续词如“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失礼ですが”等, 都用于顾及交际对方的心情、感受, 为将要展开的话题进行铺垫。这一类用语在日语里被称作缓冲语, 是为了避免话语太过唐突而必要的用语。而中国人的交际最多以“请允许我冒昧地…”、“对不起, 请教一下…”之类的客套话。甚至省略这些话让日本人感觉太过单刀直入而不符合日语语言运用习惯, 导致交际不愉快。
其次, 日本人认为, 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 勤于日常问候是营造和睦气氛最基本、最重要的礼节。因此, 日语中的日常问候寒暄语种类繁多, 表达形式多样。自然条件中, 天气是主导左右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 日本人每日初次见面除了互道一声“早上好”之外, 必定要围绕天气寒暄一番, 例如, 寒いですね (今天真冷啊!) 、今日はいいお天気ですね (今天天气真好啊!) 等。而中国人除彼此问好外, 最常用的寒暄问候语也就是“吃了吗?”“你上哪去?”等, 这充分体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交际语言特点。
日本人在聆听对方谈话时往往频繁地点头并随声附和, 伴以“そうですね”等声音。中国人常会将此误解为对方同意或接受自己的意见或主张。其实不然。日本人是严格区分感情与逻辑世界的, 他们不张扬在身体语言上的反应。日本人这种融语言与非语言交际于一体的随声附和与中国人完全不同。中国人只有在自己同意对方的意见、主张时, 才点头并伴以“对”、“是的”。日本人善于察言观色, 通过对方的脸部表情、眼神及相关的身体动作来判断对方的态度。
语言表达委婉模糊是日语言语行为的一大特色, 这主要是受“和”意识的影响所致。日本人在与周围人相处时, 强烈地希望与人保持协调、和谐的心理, 使他们在使用语言时处处考虑到如何让自己的话语给对方好感, 即使说不合对方心意的事也要做到不引起对方的不快。因此, 委婉的谢绝、似是而非的回答、巧妙的迂回暗示等模糊的表达方法, 就成了他们的选择。从语言学的角度看, 日语通常不使用断定的表达方式, 在句尾基本上是用“不是…吗”、“…吧”之类的说法。与此相对, 汉语里则经常使用“应该”、“要”、“一定”等表述。
二、言语行为与文化要素
在语用学上, 言语事件的具体性不仅在于具体场合, 还在于具体文化要素。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社会规范、价值取向、思维习惯等各方面的差异, 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对种种言语行为的理解和运用是截然不同的。言语行为是一个复杂的语言使用和社会文化关系协调的过程。由于言语行为所带有的社会文化特征, 言语行为发生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 言语行为参与者所拥有的社会文化识别等等, 使言语行为在具体的语境, 尤其是在跨文化交际中, 会受到各种社会文化变数的干扰, 进而影响到言语行为的实现。
打招呼。中国人见面时, 常用“吃了吗?”或“上哪儿去啊?”等施事行为来表达“寒暄、问候”的言外之意。然而, 如果我们将此句式直接译为日语, 用来跟日本人打招呼问好, 他们会感到十分惊讶, 甚至引起某种困惑或反感。因为根据他们的理解, “ご飯を食べましたか”的言外之意是“你想请他吃饭”, “どこへ行きますか”则是你要打听他的隐私了。双方可能因此陷入困境。
道别。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道别也存在类似问题。在汉语中, 人们除了说“再见”之外, 很多时候还会嘱咐客人:“慢慢走、下次一定再来”。以此施事行为来表达体贴、关切的言外之意。然而, 如果我们真的对日本人说:“今度、必ず来てくださいね”, 对方的直接感觉更多的是在接受命令, 说话人原来的施事行为就会被听话人彻底误解, 听话人可能困惑或恼怒。
邀请。中国人喜热闹、爱串门, 经常未经他人邀请便主动登门拜访。而日本人则往往先向对方发出正式邀请, 表明明确的时间、地点和内容, 并要求对方给予明确的答复。如果不是这样, 而只是在握手道别时说上一句“また、いら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等, 这便很可能是句客套话。但如果不了解情况, 把这些表达“客气”的套话理解为“真正的邀请”, 那便会导致不愉快的后果。中国人热情好客, 饭桌上经常对客人“劝酒”、“劝食”, “干了, 干了”、“吃好, 喝好”是我们在饭桌上时常听到的话语, 它本是中国人表达热情友好之意的施事行为。但若直接译作日语“たくさん食べてください”、“一気に飲んでください”则是类似于强迫饮酒、进食的命令了, 会导致客人的尴尬和不安。由于原有的言外之意不能被正确领会, 期待的结果自然不能实现。
在言语行为中, 言语事件的具体性不仅在于具体场合, 从更大层面上来讲, 还在于具体文化要素。语言学习者不仅要掌握单词和语法, 更要深入了解目的语国家的文化。
参考文献
[1]FREDRIK CHR BROGGER.Culture, Language, Text:culture studies within the study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M].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92.
[2]何刚.文化设定与言语行为——语用方式的文化解释[J].外语研究, 200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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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慧敏.语言哲学视野中的言语行为理论发展评述[J].山东社会科学, 2009 (3) .
行为要素 篇2
维特鲁威曾把建筑学的目的归纳为适用、坚固与美观，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建筑的功能、技术与美学要求。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设计师不仅要使设计涉及到建筑设计的基本功能问题，涉及到可观察到的活动模式，而且还进一步深入到使用者的心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因此，环境行为学将人在环境中的行为规律一般化，对城中村改造社区环境景观设计有一定的指导与启发作用。
植物
植物具有不同的形態和季相变化。根据凯文林奇的城市意向理论，人们关于城市、空间的意向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道路（patch）、边界（edges）、区域（district）、中心与节点（nodes）、标识物（landmarks）。植物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要素从而形成更为清晰层次分明的环境意向。其作为边界不仅可以界定空间和领域，更可以引导人流。观赏价值高的、作为标志的植物，可以起到很好的视觉导向作用，有助于产生领域感和归属感。植物的区域性意向则应更多的与空间氛围想协调，根据使用群体和区域的不同选择植物，从而具有可识别性，更好的服务居民。
植物作为一种特殊的建筑材料，还可以改造小气候。落叶大乔木在炎热的夏季为人们提供阴凉，在冬季又照顾到人们对于阳光的需求。根据笔者对西安几个“城中村”改造社区的调查，社区户外环境普遍缺乏冠大荫浓的庭荫树，像“甘家寨”改造社区几乎没有绿化可言，严重阻碍了村民尤其在夏季对户外空间的使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共场所的使用率。然而，城中村村民比城市居民有着更普遍聚集闲谈的生活习惯，他们对景观设计的美学要求受其文化背景影响并不强烈，更多的考虑景观设计的实用性，因此，考虑到绿化带所应具备的夏日避暑和冬日采光的功能，宜在社区绿化设计中增加大树冠的速生落叶乔木遮荫树，为农户的公共空间活动提供更为舒适的环境。
水体
居住区中的水体具有多种形式，如：喷泉、瀑布、跌水，静水等。并且水具有大量自身所独具的、区别于其他因素的特性。水可以降温、减噪、灌溉土壤，水的可塑性、水的形态、水的声音、水的倒影都具有引人入胜的特性。而人在本能、感情上也喜欢接触水，尤其是小孩子，对水的喜爱更为强烈。因此在居住区中，水景的吸引力是公认的，水景周围往往是社区社会生活的中心。
但是，笔者对西安市几个商业住宅小区调研后发现，很多小区水景由于经费和物业问题，成为逢年过节才会开放的奢侈品。而全年的大部分日子或是成为满是死水的臭水坑，或是成为水管、电线暴露在外的安全隐患，大大背离了设计的初衷。因此，在小区水景建造之前必须考虑到小区使用者的文化素养、行为需求和后期居民对于水景高昂的维护、运行费用的承受能力。
城中村村民在其原生活区域内很少可以接触到水体，加之该群体文化素养普遍偏低，对公共物品的维护意识欠缺，一旦城中村改造社区引入水体，首先会强烈吸引小孩的关注，往往会使原本用于观赏的水体建筑被用去嬉戏，最后遭到破坏。因此综合考虑到水体维护费用和上述因素，在城中村社区水体的喷泉设计上宜采用旱喷广场，一来保护社区儿童自身的安全性，二来有效避免传统喷泉具有的维护难属性；在静水设计上，应采用高台式设计，一定程度上降低小孩对水体景观的破坏程度。
雕塑
雕塑不仅是公共空间的点缀，也反映了一个城市的文化、社会、经济，极具地域特色。
城中村的形成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它不仅具有其所处城市大环境的地域特色，也有着自身村落的文化习俗。因此，在社区雕塑景观设计中，首先应考虑到原村落的地方民俗特点，设置具有地方特色的雕塑作品，增强迁移农户的归属感；其次城中村农户的文化素养普遍偏低，常有随意乱刻乱画的陋习，因此在雕塑的设置上要充分考虑雕塑利用的持久性和延续性，宜采用质地坚硬的物质材料，并且，鉴于对雕塑破坏的主要群体是身体结构娇小的儿童，因此雕塑在尺寸上可采用高坐台的雕塑设计，有效降低儿童群体对雕塑的破坏。
休息设施
通常，小区中常见的休息设施包括台阶、种植池、喷泉池边缘、矮墙等。合理的休息设施可以鼓励在场地短暂停留的人、看行人的闲坐者和想坐着看热闹的人停留，从而增加户外空间的使用率。笔者调查发现，在不少商业住宅小区中经常是空间座椅没人使用，附近的道牙、栏杆上却不乏小坐的人。
经过对“城中村”村民和部分城市居民的访谈和观察，人们选择休息设施时主要考虑以下几点：第一，座椅的形式要利于人们交流、下棋等社会性活动。第二，老年人由于身体原因，对座椅的舒适度要求高，所以座椅的尺度和材质成为他们选择座椅的主要因素。
城中村是一个相对商业住宅小区而言人与人之间相对熟悉的“熟人小社会”。街坊四邻经常生活在一起数年甚至是数十年，人与人之间有着频率更高的互动，加上城中村农户他们对空间尺度的容忍限度要比隐私意识较强的城市居民大，他们更喜好三五成群的坐在一起家长里短，因此在社区休息设施的设计上，桌椅的密集程度应高于普通社区，方便农户聊天攀谈。另外，“城中村”村民在坐憩时的行为主要有聊天、休息、织毛衣、吃东西、下棋、打牌、看小孩等。根据村民使用座椅的行为，分别从以下方面对座椅进行讨论。
首先，座椅的形式。从立面上看，座椅分为有背靠和无背靠，平面上游可以分为直线型、曲尺型、弧型、背向型等。访谈中发现，人在休憩时，为了更加放松，多喜欢有靠背的座椅，能够缓解疲劳。而一般的直线型座椅，难以满足人们交流的需求，不少使用者在，多扭转身体进行交流，无形中阻挡了第三者的参与。弧形和曲尺形平面变化丰富的则提供给使用者较多的选择，也利于交往。
其次，座椅的材质。木头作为座椅材料温暖而且舒适，其他材料如大理石、金属材料随环境温度变化大，冬季冰凉，夏季灼烫，所以使用率很低，上面也落满了灰尘，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更加无人问津，而木质座椅很受欢迎，使用率很高，时常干净卫生。
“设计必须为人”这已成为当今规划设计人员必须遵循的原则。城中村改造社区景观设计受制于农村居住者长期以来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如果说规划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城中村村民人居环境改善的过程，那么规划的目的就是帮助当地人在其原有生活系统中找到一种最适宜生活、劳作的途径。
（作者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行为要素 篇3
全球性的环境与生态问题同人类的生产和消费行为是体戚相关的。Grunert的研究表明，环境质量下降30%—40%是由家庭的消费活动引起的[1]。由于不合理开发与过度消费所导致的环境污染、资源稀缺等问题已困扰人类甚久。因此，促进消费者绿色购买、绿色消费成为保护环境、改善环境的重要举措。国内有关绿色购买行为的研究大多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展开，其中实证研究多针对某一具体绿色产品或某确切行业进行分析，研究结论多是有关消费者价值观、环境知识、态度、意愿等心理因素对绿色购买行为的影响，少有对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绿色产品营销要素感知的探究，也缺乏相关测量量表。依据Mainieri、Shmm等的观点，绿色购买是指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对产品有关环保属性或特点的考虑及其购买活动，特别是环境友好产品或绿色产品的购买行为[2,3]。一般而言，企业的营销要素包括四种:产品、价格、渠道和促销(即4P)，是企业内部可控的四种要素。国内外学者围绕绿色产品性能、价格、信息、渠道等营销要素展开了一些研究[4,5]，发现较弱的产品性能、较高的价格、难以搜寻购买等特点抑制了绿色购买行为，但少有学者定量分析消费者对绿色产品营销要素的感知水平，绿色产品生产企业更缺乏相应的测量工具，以了解消费者的产品感知，发现营销要素中的不足并加以改善。本研究从消费者感知视角分析绿色产品营销要素的构成，提出了绿色产品营销要素感知量表，并应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检验与优化，最终开发出通过信度、效度检验的测量绿色产品营销要素感知的有效工具，并对如何提升绿色产品营销要素感知、促进绿色购买行为提出了建议。
2 文献综述及量表提出
2.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消费者的信念和感知效力对绿色购买行为的影响进行了探究，同时提出可得性、购买便捷性和价格等是影响消费者绿色购买行为的营销要素。Straughan等的研究表明，消费者感知效力是所有心理因素中影响最显著的因素[6];Mostafa的研究表明，当消费者的信念感知较强时，他们对绿色产品会有积极正面的态度[7];O'Donovan、McCarthy提出可得性因素是影响消费者选购绿色品牌、进行绿色消费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8];Davies的研究结果显示，66.7%的爱尔兰非绿色产品消费者表示，如果绿色产品容易买到，他们将会选购绿色产品[9]，研究结论提出价格因素是限制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的最重要因素[7]。另有研究表明，消费者购买的便捷性、消耗的各种成本以及购物场所的环境、设施等也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10,11]。
2.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影响消费者绿色购买行为的营销要素展开了研究，包括信息搜集、价格、产品认知、绿色认证和可得性等因素。陈凯和陈铖分析发现，消费者在选择需求品时会对产品的绿色属性和功能属性进行权衡，然后会搜集相关产品属性信息和环境绩效信息，以提升对产品的认知;研究还表明，较高的价格与消费者有限的购买预算之间存在直接冲突，同时也意味着更高的机会成本，构成了选择障碍[12]。仇立研究表明，绿色认证、绿色产品质量和可得性以及价格因素对消费者的绿色品牌消费行为有显著性影响[13];李正明等发现，消费者优先购买具有认证标志的绿色产品的意愿较高[14]，司林胜等人通过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结论[15]。尽管国内外学者探索了营销要素对绿色购买行为的影响，但这种分析并未形成对营销要素的系统考察，更缺乏能展开深入分析的绿色产品营销要素感知量表。
2.3 量表的提出
变量定义及度量指标:基于以往研究和营销组合理论，本文将影响消费者绿色购买行为的营销要素分为价格因素、价值感知、可得到性、信息获取和可信性，分别从五个维度测量消费者的感知，具体见表1。五个变量分别反映了营销要素中的价格、产品、渠道和促销，其中促销是通过信息获取和可信性两个变量反映，其他营销要素则由相对应的单一变量反映。
量表提出:Ottman提出，如果绿色产品在价格、质量和便捷性等指标上比普通产品差，就很难获得竞争优势[16];D'Souza认为，消费者在购买绿色产品时会首先会考虑绿色产品和非绿色产品在价格上的差异[17]。另有研究发现，许多人之所以放弃购买绿色产品，是因为价格贵、限制因素多、购买渠道少、产品上没有足够多且明确的环保标志与相关证明产品绿色价值的标签认证等[18]。表2中的部分问项(PF1、AC1、AC2、IA1、IA2、IA3)借鉴了上述学者提出的观点，其余问项主要是在借鉴大量文献后自行编制的。
注:PF1和PV1题项在探索性因子分析中不合要求，故在后续研究中删除。
3 量表检验
本研究在MBA课堂上共计发放324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10份，并按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学历、收入、居住地和婚姻状况进行分组。按性别，男性128份、女性183份;以36岁为年龄分界，分成36岁以下年轻群体133份、36岁及以上年长群体177份;以本科为学历分界线，分成本科以下较低学历群体66份、本科及以上较高学历群体244份;以5000元/月可支配收入为分界线，分成较低收入群体199份、较高收入群体111份;按照居住地是否是大中城市，分成经济较发达地区群体199份、经济较落后地区群体111份;按婚姻状况，分成未婚群体145份、已婚群体165份。然后，对样本1/2的155份问卷做探索性因子分析，对另外1/2的155份问卷做验证性因子分析。
3.1 因子提取与信度检验
在做消费者对营销要素感知的探索性因子分析之前，首先进行KMO检验和巴特勒球形检验。结果显示，KMO检验值为0.637。据Kaiser所提出的观点，当KMO检验值大于0.5时较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此外，巴特勒球形检验值为487.757(自由度91)，达到显著，说明在营销要素感知的相关矩阵中有共同因子存在，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营销要素感知问卷中参与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共计16个问项。其中，问项PF1在两个因子上的载荷都大于0.4，予以删除;问项PV1自成一个因子，没有内部一致性，故删除。我们将不合要求的PF1和PV1题项删除后，共计14个问项。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要求，通过因子分析提取出五个因子。通过表3可见，量表中的每一个问项都分别从属于一个维度，且这五个维度恰好是量表初稿中提出的营销要素的五个维度。消费者对这五个营销要素感知程度依次排序为应可信性、信息获取、可得到性、价值感知和价格因素，要素的方差解释量分别为18.38%、12.64%、10%、54%、9.72%和8.47%，总方差解释量达到64.74%，每一个问项在各因子上的载荷都大于0.5，没有一个问项在两个及以上因子上的载荷大于0.4，也没有题项单独成项，因此这五个维度初步确定了消费者对营销要素感知状况的测量量表。
本研究以样本的1/2(155份)问卷为基础，利用SPSS16.0软件对14个观察变量进行信度分析，所获得的信度检验指标Cronbach'sα值为0.620。此外，可信性(CR1、CR2、CR3)、信息获取(IA1、IA2、IA3、IA4)、可得到性(AC1、AC2、AC3)、价值感知(PV2、PV3)和价格因素(PF2、PF3)5个潜变量的信度检验指标Cronbach'sα值分别为:0.659、0.630、0.627、0.617、0.610，均超过了0.6，说明本研究的信度良好，通过了信度检验。
3.2 效度检验
本量表是在参考大量文献后并结合国外部分学者的成熟量表提出来的，通过与营销专业学者进行充分讨论后，认为问项能较好地反映营销要素这一主题，因此量表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对样本另1/2(155份)问卷，本研究应用Amos17.0软件对量表进行了结构效度分析。
收敛效度分析:通过表4可知，删除PF1和PV1测项后剩余14个测项的载荷在其对应因子上的值大于0.5(AC1、IA3、CR3接近0.5)，各因子的组合信度(CR)除个别值外，都大于0.7。进一步计算各变量的平均提炼方差(AVE)，发现除个别值外，其他变量的平均提炼方差(AVE)均大于0.5。根据Hair等的观点，收敛效度的评估标准主要包括:首先，标准化因子载荷大于0.5、组合信度(CR)大于0.7、平均提炼方差(AVE)大于0.5[19]。因此，据上述3项指标显示，可判定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
区别效度分析:根据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计算出各潜变量平均方差提取量(AVE)，结果见表5。从表5可见，潜变量平均方差均大于0.5。我们将各潜变量AVE的平方根与该潜变量和各潜变量的相关系数进行对比，结果显示信息获取、价格因素、价值感知、可得到性和可信性各自的AVE平方根值均大于其他潜在变量的相关系数，表明潜在变量的区别效度良好(便于查阅，将表5中因子排列顺序调整为与表4一致)。本研究以Amos17.0软件为工具对量表内部结构与实际数据的一致性程度即适配度进行检测，拟合的主要适配度检验指标见表6。
注:矩阵对角线中的数据为各潜变量平均方差提取量(AVE)平方根，其他为对应的相关系数。
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自由度比为1.881，小于2，适配度良好。吴明隆认为，RMSEA是最重要的适配度评价指标，RMSEA值小于0.5表明适配度优良，而位于0.05与0.08之间的RMSEA值则属于良好范围[20]，模型RMSEA值为0.077，表明适配度良好。CFI、IFI、TLI等重要适配度检验指标若大于0.9，则属于非常好的适配检验结果[22]，而模型的CFI、IFI、TLI值均大于0.8而接近0.9，表明模型的适配度尚在良好范围内。此外，PNFI、PCFI都处于大于0.5的优良范围;ECVI理论模型值(1.544)小于饱和模型值(1.597)和独立模型值(4.046),AIC理论模型值(230.060)小于饱和模型值(238.000)和独立模型值(602.858)，符合适配度良好的标准[20]。上述主要适配度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开发的量表和调查数据拟合效果较好，具有较高的一致性，通过效度检验。
4 研究结论及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证明了消费者对营销要素的感知共分为5个维度，分别是:可信性、信息获取、可得到性、价值感知和价格因素，且这5个维度的方差解释量分别为:18.38%、12.64%、10、54%、9.72%和8.47%，总方差的解释量达到了64.74%。同时，本文开发的测量绿色产品营销要素的感知量表通过了信效度检验，可为后续学者从营销要素角度研究消费者的绿色购买行为提供一个测量工具，也为今后的绿色购买行为研究提供了参考和理论依据。
4.2 研究启示
提升消费者对绿色产品价值的感知效力:一般来说，绿色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但由于绿色生产和消费所增加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由企业和终端消费者承担，并未从外部收益群体中得到相关的利益，也没有从市场交换中得到相应的补偿，所以对普通消费者来说，他们认为绿色购买行为仅仅是为未来的环境买单[22]，对获取自身利益则没有实质性帮助。因此，企业应重点突出绿色产品以经济性为基础的顾客价值，强调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的溢价支出实际上具备诸多环境贡献之外的顾客价值，提升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绿色价值的整体感知效力。如购买新能源汽车，尽管价格昂贵、充电便捷性不够，但由于促进新能源的使用带来的环境改善必将有益于人类自己。从长远来看，新能源汽车的普及也能带给消费者更低的出行成本和更低的电耗、油耗，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消费者在购买绿色产品时多支付的一部分成本。
通过市场细分识别目标客户:绿色产品定价前，企业要对绿色营销的目标客户进行识别，对价格较敏感的客户群，企业应尽可能将价格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时在进行绿色产品的宣传时，重点将“高性价比”、“廉价”等概念传达给消费者;在新的绿色产品上市时，可将高收入、高学历、经济发达地区居民等作为主要的目标客户群，因为这部分人的收入相对稳定可观，对绿色产品的价格敏感性相对较弱，因此更容易最先尝试了解或消费新上市的绿色产品。此外，要降低绿色产品的定价，就要在绿色产品的各个生产经营环节上尽可能控制成本。绿色产品较高的生产成本一般分别来自引进环保技术和设备或使用新型绿色材料所增加的成本，以及减少或不使用可能造成污染的原材料或机器设备而导致的损失成本。基于以上两点，企业自身要提高科技研发能力，实现相关技术领域的突破，减少耗资外购技术或设备的数量、频次，同时尽可能实行规模经营，实现规模经济、降低单位成本，进而控制绿色产品的生产成本;最后，在绿色产品的营销环节，要根据不同的细分市场和目标人群实行不同的营销策略，要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营销费用，提高营销活动各环节的效率。
拓宽绿色产品销售渠道:企业需要建立通畅高效的绿色消费渠道，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购买途径，增强绿色产品的可得到性。因此，企业需要建立更多的绿色产品销售网点，拓宽绿色产品的销售渠道，在主流分销渠道铺货，包括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以便使消费者更容易购买或接触到绿色产品，便于消费者寻找购买。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在选择合作中间商时要重点考察代理商、批发商和零售商是否具有良好的绿色意识，在社会民众心目中是否具有较高的信誉度与较强的公信力等。
增强绿色产品的可信度:在中国，由于“绿色”、“有机”、“环保”、“低碳”等概念的肆意使用与宣传，已经使国内消费者对类似的产品特性产生疑虑，甚至有部分消费者认为这些产品概念不过是“商家差异化自身产品的幌子”，这可能成为阻碍消费者绿色购买行为的心理动因[22]。因此，企业在进行绿色产品的宣传时不要过分夸大产品的绿色、环保等属性，要更多地强调具有公信力或权威的机构对产品的绿色认证，以此消除民众对绿色产品的疑虑，提升他们对绿色产品的信任度，进而增强其绿色购买倾向。
行为要素 篇4
本研究以现代教与学理论为指导, 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和科学知识技能的形成规律, 对构成体育教学概念模式的主要行为要素“讲、练、想、导、用”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阐释, 在此基础上, 依据系统论的基本观点, 对体育教学要素进行整合和网络系统设计, 以构建其便于实践操作的体育教学运转机制。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大中专院校体育技能课堂教学为对象, 以河南省南阳理工学院不同专业的4个教学班的176名学生为主体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调查法、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行动研究法、实验法等。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现行体育教学结构下的教学行为要素表现形式透析
传统教学结构下的体育教学行为的基本表现程式为“讲解—示范—练习—辅导”。其行为要素中的“讲解”, 基本上是在教学的初始阶段结合示范进行纯技术性的表述式讲解。这种讲解一是面大, 不利于学生对技能理论的识记和理解;二是繁杂, 淡化了技术重点和衔接关键;三是技术层次混乱, 不能阐明技术程序 (用力顺序) 。尽管在分解练习和辅导练习过程中, 也强调技术重点, 但学生在进入完整技术练习时, 由于缺乏有效而协调的串联, 从而导致动作“别扭”, 练习效率低下。有的教师也强调“精讲”, 但实质上是“少讲”, 体现不出“精而清”的讲解效果。如此“精讲”的结果, 使学生对技术概念的理解模糊, 练习盲目。另外, 这种讲解只是纯技术性的表述语言, 缺乏品德陶冶和情感交流性语言, 因而, 使“讲解”的科学内涵有所缺失, 这势必会影响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的实现和完成;这种程式中“练习”行为, 多是自主状态下的机械性身体 (技术) 练习, 缺乏合作互动和全身心的强化训练。
2.2“学教并重”教学结构下体育教学行为要素的科学内涵
依据有关专家所构建的“学教并重”教学结构思想, 结合我们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 我们将这种结构下的体育教学行为表现程式规划为“讲—练—想—导—用”。其中还包含教师的“示范”等行为。
2.2.1“讲”
我们所说的“讲”指“精讲”。“精讲”寓有少而精之意, 但并不是说讲得越少越好, 也不是要把教材变成“压缩饼干”。真正意义上的“精讲”是教师在学生技术掌握的不同阶段分别进行多次具有针对性、生动形象、精辟科学的重点讲解和难点处理。我们认为应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讲解语言的艺术性。“教师高度的语言修养是合理地利用时间的重要条件, 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课堂的劳动效果”。因此, 教师必须理解、掌握、深化教学语言艺术所具备的主导性、教育性、科学性、讲解性、启发性、趣味性等特点。二是讲解内容和层次的精辟性与科学性。“精讲”要求在教学中要处理好系统与重点的关系, 把精力放在重点和难点上。具体应包括:“点讲”技术关键;“线讲”技术串联 (按用力顺序) ;“面讲”技术评改;“体讲”技术拓展。
2.2.2“练”
这里所说的“训练”并非我们以前常说的“精讲多练”中的“练” (身体的机械练习) , 我们则赋予“训练”以更完整更全面的新的科学含义:所谓训练, 是指学生主体全身心投入教学的多渠道相互作用过程。笔者认为, 训练是发展之源, 发展是训练之果。因此, 必须把训练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到教学过程始终。应该有目的、有计划地增大训练量, 并使练的方式方法多样化, 内容形式立体化。“练”的基本形式为“探索—研究—尝试—反馈—迁移”, 亦即“观察—思维—练习—评议—应用”。“练”的内涵包括:强化训练:眼看、耳听、口议、脑想、心记、体练;技术训练:分解练习—完整练习—巩固练习—应用练习;心智训练:尝试练习—掌握练习—探究练习—迁移练习;素质训练:力量、速度、耐力、柔韧、灵敏等。
2.2.3“想”
这里所说的“想”即指思维。思维加工是学习的核心环节, 是体现学习行为的主要指标, 也是完成学习任务的最根本途径和保证。“想”是强化训练中的一个关键性的训练, 因此, 应把思维能力的培养作为训练的主攻方向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想”是按照“是什么样—为什么是这样—怎么才能这样—还能怎么样”的思维程式而进行的“设疑—探究—释疑—拓展”的心理训练。
2.3 体育教学行为要素的整合及网络系统设计
我们遵循整体优化、教学和谐、强化训练、丰富情意、双向反馈、促进迁移和过程方法等原则, 并根据系统与网络的概念, 以“知识—人格”范畴, 即教学价值观为核心, 对体育教学网络系统结构进行了设计和构建, 其演绎理论的具体内容为:
2.3.1“三维”教学目标论
以“知识—人格”范畴为演绎的逻辑起点。笔者认为:只有把教学过程看做是以心理活动为基础的认知过程和情意过程的辩证统一, 我们的教学改革才可能来一次新的腾飞;对学生个体来说, 认知因素和情意因素是学生发展的两个翅膀, 哪一个不丰满, 都会影响全面发展。因此, 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的认知结构中, 知识结构、认知因素、情意因素, 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由此形成了“掌握知识、发展能力、陶冶品德”三维教学目标。
2.3.2“四基”教学任务论
我们认为:教学应重抓“四基”:基本事实、基本方法、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也就是:教学应该从基本事实出发, 诱导学生辨明观察对象的主要特征及其变化的条件, 然后进行思维加工;在加工过程中, 则要突出科学思路和科学方法的引导, 从而形成概念, 建立规律, 使学生获得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然后再运用到实际中去, 最终实现三维教学目标。
2.3.3“诱思探究”教学思想论
教与学的关系问题历来是教育界争论的焦点。我们从“教—学”范畴的教学职能出发, 具体论证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 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在分别阐述了两者的内涵、外延和特征的基础上认为:主导的核心是启发性, 即循循善诱;主体作用的核心是独立性, 即独立思考。于是, 善思则得, 善诱则通, 诱思交融, 百炼成钢, 这就是教学辩证法的真谛。即谓之“诱思探究”教学思想。
2.3.4“行为整合”教学机制论
为了进一步地落实“诱思探究”教学思想, 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学实验, 结果表明:体育教学行为要素相互渗透的作用机制应该是, 把“讲”作为中线, 技术训练和心智训练作为其左、右线与之分别对应联系, 形成“讲练”结合体。在这个结合体中, 必须把强化训练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其中, 并且, 把强化训练中的关键训练“思维”作为主攻。同时, 还应该做好学生“导”的工作, 即以“导”对“想”、“练”进行诱辅和帮助。当然, “用”是主旨, 是各行为要素相互作用的最终目的。于是便形成了以“讲辅为主导, 训练为主线, 思维为主攻, 应用为主旨”的体育教学行为要素整合体——教学运转机制。
观察力、思维力、记忆力、想象力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智力, “精讲多练, 以练为主, 想练结合”能使这些能力结合发展, 并能使掌握基本技能的“懂、会、熟”三个基本因素相互促进, 因此, 我们特别强调体育教学行为要素整合体在教学运转中, 必须贯彻“精讲多练, 练想为主, 讲、练、想、导、用相结合”的教学原则。
总之, 在体育教学网络系统构建过程中, 必须全面系统地考虑问题, 顾及有关方面的相互关系, 从客观实际出发, 才能把体育教学系统建立在科学可靠的基础上。
摘要：本研究拟对现行教学结构下体育教学行为要素的外在表现形式进行纵览与透析, 并对构成体育教学概念模式的主要行为要素“讲、练、想、导、用”进行分析阐释, 以赋予其更完善、更全面的新的科学含义。在此基础上, 对体育教学有关行为要素进行整合和网络系统设计, 以构建其便于实践操作的体育教学运转机制。
关键词：体育教学,行为要素,透析整合系统网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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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要素 篇5
在市场经济下, 企业是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微观单位, 也是产业带或经济区形成与演变的重要微观机制。从宏观角度来讲, 产业带或经济区的任何变化都是这些企业空间行为、联系作用的结果。从微观角度来讲, 各个中心城市的生产体系都是由大大小小的企业或企业组织组成, 多数生产要素要在企业中产生, 且其最终消化也在企业中完成, 即企业要进行生产就必然要有生产要素在企业内部及不同企业间流动, 可以说企业联系中的生产要素流动机制是研究产业联动的重要层次。本文即以长三角地区主导产业的企业为研究对象, 从生产要素的角度对企业行为进行分析, 为产业层面的研究提供微观基础。
1 生产要素的界定和特性
1.1 生产要素的内涵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生产要素内涵的界定, 借鉴西方经济学界基于创造价值角度, 本研究对生产要素进行如下界定:进入生产过程进行物质资料生产必须具备的基本资源和条件, 是价值创造过程中所必须的一切投入品。对于生产要素的外延, 知识经济的崛起, 信息化日新月异, 生产要素的构成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也引起了经济学界众说纷纭。但大多数学者均认同生产要素至少包括资本、土地、劳动力、管理经营、知识/技术/科技、信息等。本研究将生产要素的外延初步确定为: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管理与信息, 但鉴于本研究将研究企业的具体行为, 因此生产要素的外延将在以上的基础上做些许调整:为了更细致的研究企业联动行为中流动的要素, 将资本这一生产要素进行拆分。此处的资本主要指物质资本, 有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之分, 通常有形资本包括货币、厂房、机器、设备、原料、辅助材料等一切供生产和经营利用的物品。无形资产主要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商誉等, 因此将资本拆分为资金和生产资料, 此处的生产资料包括有形和无形的生产资料, 至此本研究确定的生产资料的外延为:土地、资金、生产资料、劳动力、技术、管理与信息。
1.2 生产要素的流动性
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和水的流动原理是一样的, 由于经济效益的决定作用, 流动性生产要素总要从禀赋充裕的地区流向禀赋稀缺的地区, 寻找其他要素并与其相结合以降低生产成本。要素的流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5]: (1) 要素的空间转移, 即指劳动力、资本、技术等流动性生产要素的空间位置发生移动; (2) 要素使用权的转移, 即指土地使用权的流动。
在要素流动的过程中, 不同企业或企业组织间的生产和协作关系及联系决定了生产要素的流向和流量, 因此为了研究企业间的关系结构同要素流向和流量的关系, 下面将从企业间关系的角度对企业的联动行为模式进行归纳和分类。以政府在联动行为中的作用为总的维度将长三角地区同其他区域的产业联动分为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
1.2.1 政府主导型
政府主导型[3]指的是出于协调和促进全国各地区共同发展的考虑, 各级政府从国家的角度出发而主导的建设和联动行为, 主要包括共通联动和援助性联动。共通合作模式是指为了建立区域间有利于合作的支持网络平台, 实现交通、管理和信息一体化, 以政府行政干预为主要依托条件所进行的互通、互认或联合行动的合作。援助性合作显著的特点就是以扶贫为目标, 更多地表现为经济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资本、技术和信息等要素的输入, 要素的流动是单向的。
1.2.2 企业主导型
企业主导模式[3], 即多数联动行为是由企业作为行为主体, 在市场机制力量的驱动下实施完成的区域联动。企业在区域联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直接动因来自于由市场力量驱动的对最大化利润的追求。市场经济是企业主导模式产生和发展的土壤。
区域联动中, 联动主体间合作关系的联结纽带不同, 就意味着合作关系的结构安排不同, 从而使主体间表现为不同紧密程度的合作关系, 进而形成不同的区域联动模式。
2 基于生产要素的长三角企业联动行为分析
长三角地区有完整而系统的经济体系, 我们选择纺织服装产业、机械制造业和电子信息制造产业3个产业为样本进行重点分析。
2.1 纺织服装产业
2.1.1 产业大转移:浙江巨头高邦入川建服装基地
高邦集团已从经营KOBRON品牌休闲服饰为主, 发展为现在的综合性经营的企业集团。目前企业资产总值达4.5亿元, 2005年集团全系统销售额达12亿元, 其中高邦品牌服饰年销售额达到7.5亿元, 并连续5年跻身中国服装行业“双百强”。
在高邦进军四川的同时, 包括广东丝丽、上海申达股份、山东魏桥等120多家国内外向型纺织服装企业的老板, 2008年3月底也入川寻找商机。从这些可以看出, 内陆地区的成本优势都将发挥着重要作用来促成沿海地区服装产业向内地进行产业转移的速度加快, 这为四川带来了发展服装产业的巨大机遇, 但都必须先解决产业链脱节问题, 这个因素已经极大制约了区域之间的联动。
2.1.2 雅戈尔的国际合作之路
雅戈尔集团创建于1979年, 通过20多年的努力与摸索, 逐步确立了以纺织服装为主业、房地产和国际贸易为两翼的经营格局。集团现拥有净资产70多亿元, 是中国服装行业的龙头企业。
雅戈尔的联动行为更多的表现是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同时积极的同先进的国际企业进行合作, 实现产业链在国际空间内的合理布局, 可以说这是我国大型纺织服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进行国际化的必由之路。
2.2 机械制造业
长三角是中国机械制造业重镇, 具有良好的机械制造基础。中国机械500强企业中将近40%的企业坐落在此区域内, 并且机械制造业在长三角区域内广泛渗透, 配套企业完善, 为整个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产业环境, 同时激烈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产品和技术创新。
2.2.1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联动行为分析
常林工程机械集团在2005年中国工程机械行业销售收入前10名企业中名列第五,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近年来持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 在行业中始终保持前列位置, 并具有较强的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能力。
从常林股份有限公司的联动行为可以清晰的看出这是企业国际化的举措, 该企业积极融入全球生产网络, 抓住全球产业转移的机会, 展开同国际市场的生产、技术、销售等方面的联动。
2.2.2 万向集团联动行为分析
万向集团无疑是江浙民企中的翘楚, 万向集团位居中国企业500强第127位, 制造业第58位, 机械行业第15位, 汽车行业第8位, 汽车零部件业第1位。
从上表可以看出, 万向集团的联动行为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因素, (1) 国际化, 这种动机下的联动模式主要为供应链关系和产权型; (2) 在打造核心业务的同时延伸价值链, 即通过收购兼并成熟的汽车零部件企业、进入国际整车制造商的配套系统、跨地区建立生产基地等措施加强汽车零部件生产这一主业的核心竞争力, 同时通过收购或同成熟企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延伸到整车制造阶段, 这一行为下的模式主要为产权型和联盟型。
2.3 电子信息制造产业
2.3.1 台湾仁宝电脑工业股份公司联动行为分析
台湾仁宝电脑工业股份公司是首批进入大陆的台资企业。1996年, 仁宝电脑落户江苏昆山, 设立了仁宝光电科技 (昆山) 有限公司, 目前昆山已经成为仁宝电脑的生产中心。十多年来, 仁宝见证并参与了昆山外资推动型经济的发展。
苏州工业园区、新区、昆山和吴江开发区作为“江苏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产业聚集功能十分明显。内部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企业联系密切, 但在国内的生产成本较前几年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 加之已经颁布的《劳动合同法》以及台企在税收等方面的投资优惠被缩减, 这种特殊的背景必然成为像仁宝电脑这样的台资代工企业的一个决策的重要转折点, 所以我们的研究重点是他们在这一拐点的反应。如表所示, 他们做出的反应是转移, 转向成本较低、优惠政策力度更大的西部地区和越南寻求出路。但在这一行为的背后, 不单只是企业的单向决策, 昆山当地的产业结构的趋势也促进企业做出选择:发展光电、光伏, 现代服务业、科技研发产业, 压缩电子制造业规模, 已经成为昆山产业升级的主方向。
同时重庆方面的发展规划也将促进更多的电子代工企业进行转移。除了仁宝集团, 重庆市还在与惠普谈判, 根据重庆市拟订的计划, 除了瞄准明基、仁宝、惠普等海内外著名电脑整机生产企业招商, 重庆还将发展液晶显示器、硬盘驱动器、电源、键盘、鼠标等配套企业, 打造国家的低成本信息终端生产基地, 可见面对长三角投资环境的降低和西部广阔的市场, 苏州工业园区、新区、昆山和吴江开发区的“江苏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中的代工企业转移西部已成趋势, 台湾仁宝电子不是特例。
3 结论:长三角企业联动行为的规律
通过以上长三角地区企业样本的联动行为分析, 从要素流动和企业间合作结构两个角度来总结和提炼这些企业联动行为的规律。
3.1 要素流动角度
通过要素流动的角度来分析企业的联动行为, 即主要从联动行为中确实流动的要素、要素的流向以及要素所流动的区域等维度来分析, 鉴于产业之间的差别, 将分别对各个产业进行分析结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1 纺织产业
本研究所选取的样本所显示的是从长三角纺织企业流出的生产要素只有资金, 该资金分别流向了我国西部地区和国际市场, 该资金能的流出都是为了寻求更高的利润和更多的发展机会。流入该区域的国际市场的技术和管理信息。这些现状充分说明和验证了长三角地区具有巨大的资金储备和富余但在地区使用成本较高, 同时也再次强调我国的纺织产业仍处于依靠低劳动成本获取利润的阶段, 技术含量低, 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 急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3.1.2 机械制造产业
总体来看, 长三角地区机械制造行业的生产要素流动多发生在区域内和国际层面。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其他区域的机械制造行业水平欠发达, 产业环境欠佳, 同长三角地区具有一定的差距, 使得生产要素的流动动力不足。从长三角地区流出的因素主要是资金和生产资料。资金多进行区域内和国际流动。区域内流动是为了生产要素的集聚, 产生规模效应, 提高资金的利润率, 因此在企业联动行为中主要表现为企业集团的成立和企业的收购兼并。资金的国际流动是为了换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生产资料的流出体现的是供应链的上下游关系, 流出原材料、半成品和产品, 该地区的生产资料多流向国际市场, 说明长三角地区的机械制造行业水平已达到国际水平, 具有相当的竞争力。流入该地区的生产要素是国际市场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说明该地区的机械制造行业需求最迫切需求量最大的生产要素仍是技术和管理经验, 这一点并不难理解, 因为长三角的机械制造行业正处于产业升级阶段。
3.1.3 电子信息制造产业
由于信息获得的难度问题, 本研究目前只选取了电子信息制造产业的一个企业:台湾仁宝电脑工业股份公司, 毋庸置疑该企业无论是在苏州工业园区、新区、昆山和吴江开发区“江苏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产生发展阶段还是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有明显提高、《劳动合同法》以及台企在税收等方面的投资优惠被缩减的这一“拐点”, 它的行为都具有相当的典型性。该企业行为显示出资金由长三角地区流向我国的西部地区, 为了实现同土地、劳动力等低成本生产要素的结合, 产生成本优势。当然西部地区获得了资金、技术、管理信息等生产要素, 最终成功实现产业的承接。
从以上长三角地区企业行为中的要素流动分析中可以看出, 这种分析角度下的分析结论客观、较准确的反映了我国各个地区的产业竞争力, 即长三角地区具有明显的优势, 资金、技术、管理信息等生产要素相对其他区域而言, 无论在存量和质量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但长三角地区本身也存在困境, 即在同国际水平相比较时, 在这些要素方面却非常欠缺, 这已成为阻碍长三角发展的瓶颈, 解决这个问题是当务之急。
3.2 企业联动模式角度
从以上具体企业行为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发现, 长三角地区企业的联动模式具有以下明显特征:
3.2.1 联动动机的趋同性
虽然企业联动行为大量存在且模式多样, 但联动动机具有明显的趋同性, 外生性和内生性的原因。外生性的联动动机在纺织产业、机械制造业和电子信息制造业都有表现, 主要是指外部因素的影响使得企业进行联动。像产业转移集中表现了这点。内生性主要是指基于企业本身、内部的原因而自发进行的联动行为, 这类原因主要包括企业战略的要求、企业国际化进程、企业资源互补等。
3.2.2 企业联动行为的非单一致因性
企业的联动行为并非是企业一方的单独决策, 是企业联动双方以及外部环境相互博弈的结果, 这就决定了影响企业联动行为的因素的多样性以及各种因素权重的差别性。像仁宝的转移行为, 昆山开发区的战略转型是仁宝做出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 但高邦的转移更多的是为了顺应企业战略和企业转型所制定的一系列有步骤的联动行为。因此这就提醒那些接受产业转移的地区要厘清企业转移的决定性因素, 有针对性的为转移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摘要：以长三角地区主导产业的企业为重点研究对象, 通过界定生产要素的内涵和外延, 总结企业联动的模式, 然后选取企业行为中发生流动的要素以及它们的流向、流量这些角度, 并结合企业联动的模式, 对企业联动行为进行具体分析, 最后总结出基于生产要素流动的长三角地区企业联动行为的规律和特点, 为进一步的产业层面的研究提供微观参考。
关键词：长三角,生产要素流动,企业联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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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要素 篇6
本文着眼于步行空间景观要素与步行者行为特性,通过实地调查,分析景观要素的物理量、配置特性和步行者的行为特性的关系,力求寻找城市道路景观设计的有效方法。
1 研究范围
民族大道位于南宁市中心城区,目前是南宁市最重要的生活性与交通性结合的城市道路。民族大道沿线拥有丰富的道路景观要素,景观特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南宁市民族大道沿线汇集了南宁市三大广场(金湖广场、南湖广场、民族广场),本文主要研究步行者活动聚集的路段,其中包括(自东向西):民族茶花园路口—民族园湖路口—民族古城路口—新民立交(见图1)。路段概况如表1所示(数据来源:南宁市城市总体规划)。
2 南宁市道路步行空间景观要素和步行者行为动机的调查
2.1 道路景观构成要素调查
2.1.1 道路景观构成要素调查方法
将道路景观构成要素按照分类与位置在地图上记录,并制作类别数量统计表。道路景观构成要素的调查项目包括道路交通设施要素、道路环境设施要素两大类,调查项目类别共计17种。
2.1.2 道路景观构成要素调查结果
调查路段按照1000m为单位由东至西划分成三个街区(见图1),每个街区的景观要素项目类别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Ⅰ、Ⅱ、Ⅲ街区的景观要素的数量总体呈现中、多、少的变化趋势。
根据上述比较的结果,可以分析得出不同的景观要素设置造成的影响:不同街区景观要素在数量上的差别,会对整个街区景观连续性造成影响,也会影响道路景观质量提高。无论是与步行者关联密切的要素还是其他要素,其数量与种类都会对景观与步行者造成影响。
根据三个街区景观要素的数量变化特征,现针对改善道路景观提出以下几点建议:景观要素设置不完备的区域应及时增加布置,以满足步行者在步行空间内的不同需求;增加照明设施,提高照明景观效果及步行安全性;设备要素应控制其配置的数量,并注意位置的设置,避免对步行者造成危险或障碍,保持道路景观的统一性和连续性。
2.2 步行者行为意识调查
本研究使用行动观察法,选择各个项目要素分布较集中、丰富、具有代表性的区域,也就是在民族大道所选路段选择不同的区域进行对比分析,所
图2调查区域编号图
选调查区域共计9个(见图2)。调查选在天气晴好的日子(11月至12月期间),从早上11点到下午4点,每次隔30分钟在所选路段对步行者的行为活动状态(包括活动方式、人数、所处位置等)进行观察记录,统计出每一个路段的步行者行为活动特性。调查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调查结果可知,行走、休息、站立是步行者在步行空间的主要活动。本次调查中,步行者多会选择靠近建筑物一侧的步行道行走,符合人的依靠心理,以求行走安全。假如建筑是步行者的行动目的地,步行者会选择离目的地近的空间通行,这符合人的就近心理;道路附属设施如果设置在靠近车行道一侧,也会影响步行者行走的倾向。休憩设施会更容易吸引步行者来使用,给使用者提供舒适的休闲空间。
2.3 步行者行为特性分析
2.3.1 内在因素影响的行为特性
(1)最短路径选择型
在步行空间中,由于步行者会出入于不同的建筑,会使用公交车站、公用电话亭等设施,步行者为了达到各种行为目的,都会选择最短路径。一般最短路径选择型的行为往往集中在靠近建筑物一侧的步行道。而像公用电话亭、坐椅等直接使用的设施,步行者的行为倾向会随着其设置的集中、分散或混杂而改变。
(2)舒适路径选择型
步行者在道路上通常会选择行走舒适的路径。本研究的调查时期是11月至12月较为寒冷的季节,步行者会更愿意走在有阳光照射的地带,但在炎热的夏季则相反。而为了避免与非机动车骑行者相互影响,步行者会选择靠近建筑物外墙面一侧的步行道。
2.3.2 外在因素影响的行为特性
(1)路径导向选择型
步行者会根据自己的行进方向选择与之并行的要素作为路径导向,沿着该要素行走。根据调查结果,步行者路径导向的要素包括建筑物的墙面、矮墙以及围栏等建筑领域要素,道路设施的线状配置,盲道或路面铺装的图案等。
(2)障碍回避型
道路的使用者会选择通行障碍较少的空间作为自己的行进方向。造成通行障碍的主要原因是:道路的断面方向(垂直方向)呈点状,或面状设置的道路设施以及停放在道路上的物体等情况存在。步行者会提前选择障碍较少的路径。
3 步行空间景观要素与步行者行为特性的分析
3.1 影响步行者行为特性的设施的配置特性
3.1.1 线状配置特性
(1)线状设置可形成无形的边界线
当步行者的行进方向上道路设施呈规则线状设置时(路灯、树木、绿化带、人行道隔离桩等),这些设施会形成步行空间的分界面。当步行者沿着这条边界线方向行走时,通常会选择靠近这个分界面行进。(见图3)
(2)线状设置变化能形成出入口效果
当连续线状布置的道路设施在设置间隔中发生变化,有无形出入口的效果时,步行者的行为会因为这个效果而可能发生改变(抄近道等)。(见图4)
3.1.2 点状配置特性
(1)点状配置延长线方向能形成边界空间
路灯、树木、隔离桩等种类、形状、大小不同的道路设施的配置,其相互的位置关系有可能会形成一条延长线方向的导线,这同样也会对步行者的路径导向选择造成影响。(见图5)
(2)点状配置断面方向分散行为的效果
沿道路断面方向点状配置的道路设施(树木、隔离桩、路灯等),会横向分散步行者或者自行车骑行者的行动方向。(见图6)
3.2 道路景观要素与步行者行为特性的关联
性的思考
本研究通过对南宁市民族大道沿线步行空间
的实地调查,以及对步行者的行为活动的观察,分析了景观要素与步行者行为特性的关系。根据调查结果,步行者的行为动机受到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而道路景观要素的线状和点状的配置对行为特性存在明显的影响。
也就是说,道路景观要素根据一定的方式组合排列,能形成连续的道路空间景观。各个要素组合构成道路景观的整体性,良好的道路景观会对步行者的行为特性产生影响。通过一系列实地调查的结果可知,步行空间景观要素与步行者行为特性之间的关系紧密。步行者行为特性的研究作为道路景观形成的第一步,将在未来的城市道路景观设计过程中成为重要的参考。
4 结语
舒适宜人的道路,不是简单地将道路景观要素填充在整个空间,更重要的是根据道路使用者的需求合理组织布置。本文关于道路景观要素与步行者行为特性的关系的研究,提出了针对现状道路整治的新课题,即如何形成良好的道路步行空间与步行环境。本文选择对步行者行为特性进行研究,具有普遍性、规律性,同时将这一内在因素与景观要素这一外在因素结合起来研究,能为道路景观的设计提供前期重要分析,对于未来设计具有一定的指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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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要素 篇7
中国土地平均化肥施用量高达434.3 kg/hm2,是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225kg/hm2)的1.93倍(唐海龙等,2011)。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使农田受到严重污染,这不仅影响粮食产量进一步提高,推升了生产成本,也是造成农业面源污染、次生盐碱化、土壤酸化的重要原因。李洁通过实证检验证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正向促进化肥环境问题的形成,农民情愿用化肥替代价格高昂的土地和劳动要素,使面源污染不断加重(李洁,2008)。因此,探究化肥施用过量的原因十分重要。龚琦、王雅鹏通过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关系检验和得出三大区域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口规模对化肥施用密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龚琦等,2011)。姜天龙对吉林省稻农的多元回归结果显示农户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务农年限、是否采用深施肥技术、是否施用农家肥以及稻地的归属这六个变量对稻农的化肥施用量有显著影响(姜天龙,2015)。此外,农户倾向于通过增加化肥施用量来替代劳动力投入,故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也会导致农户过量施用化肥(王珊珊,2013)。
现有研究方法主要是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内容也主要集中在农户的客观因素上,主观因素较少,并且很少有研究考虑地区差异对化肥施用量的影响。结合我们的调研结果,我们将采取差异性分析和因素分析的分析方法,从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来比较农民对化肥投入的认知和行为是否存在一致性,进而对化肥投入粗放型进行分析。
2描述统计分析
本研究主要以江苏省为例,所以我们重点选取了江苏省扬州市的里下河沿运稻区,包括宝应、高邮和江都三个县(区),该稻区水稻种植面积占全市的64%,它的水、土、气综合条件较好,从2000年开始就大力发展水稻种植业,在品种改良、播种技术优化、政策支持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是我国重点水稻产区(谢成林等,2014),因此该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在实际调查中,我们共发放问卷310份,有效回收285份,样本有效回收率达95%。
2.1样本特征
2.1.1农户特征。被调查地区农户的户主几乎全部为男性,他们是主要的农业决策者,平均年龄是55岁,其中45岁以上的种植者占86%,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农业劳动者具有老龄化的倾向。由于种植主体大多是五六十年代出生,受当时社会和经济条件影响,稻农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六成以上的稻农受教育年限少于六年。
2.1.2种植特征。被调查地区绝大多数是水田,其中仅有23户有少量旱田但几乎都不足0.07hm2,当地主要采取稻麦两熟的种植模式。所调查样本中,种植面积的分布范围很广,户均种植面积为4.8hm2。其中0.33hm2以下的小规模农户最多约占四成,他们的种植主体主要有三类: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在当地企业上班的双职工家庭;1.33hm2以上的大规模农户近三分之一,大中规模的种植户一般都存在土地流转承包的情况。
2.2农户的认知、行为和选择
2.2.1农户的认知。(1)对化肥的认知:86.59%的农户认为并不是施化肥越多水稻产量越高,这些农户认为要因地施肥、因长势确定施肥量,过量化肥可能会导致减产,但仍有13.41%的农户表示认同化肥越多产量越高。在过量施用化肥是否会对稻米的质量造成危害这个问题上,82.93%的农户认为会有危害,比如过量施肥会造成米粒口感变差等一些危害,9.76%的农户认为没有任何危害,化肥只是作为提高产量的一种肥料,并不会影响水稻的质量,另外7.32%的农户对此表示不了解是否会有危害。
(2)施肥的依据:在施肥前,9.76%的农户是按照土壤肥力确定施肥量,4.88%的农户是根据村集体的通知来指导施肥量,剩下的85.37%是根据水稻的长势来确定施肥时间和施肥量,而且在290个样本中仅有四分之一的农户在施肥时有农技员指导,因此大部分农户都是根据自身对土地的了解以及水稻的长势来进行施肥行为的。另外被调查农户中有43.9%的农户听说过测土配方技术,但用测土配方技术指导施肥的农户仅占全部的9%。
2.2.2农户的行为和选择。(1)肥料的选择:在被调查农户中,仅有12户施用有机肥,但是有机肥的用量都比较小,而且这12个农户并不是只施有机肥,而仅是作为化肥的补充来改善土壤的肥力。购买化肥时农户最关心的是化肥的质量,他们购买化肥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农资销售(代理)点,这一途径主要针对中小种植规模农户,他们会根据销售人员的推荐选择品牌;二是厂家直购,大规模种植户会和化肥厂家以合同形式达成长期合作,以稍低于代理点的价格进行购买。
(2)化肥投入均量:在被调查的样本中,平均化肥投入金额均值为277.5元/hm2,其中最少的是390元/hm2,最多则达到6630元/hm2,后者是前者的17倍,由此可以看出农户在化肥投入上存在很大的行为差异。而且,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农户对于化肥的施用量都没有做详细记录,只是依据模糊的记忆做大致的估计,这一点也从侧面表明了农户在化肥投入时存在一定的随意性。
3认知与行为的一致性分析
通过对比问卷中农户在施肥前和施肥时的回答,我们对农户的认知和行为是否具有一致性进行了探讨。从表1可以看出,认为施肥越多水稻产量越高的农户在实际施肥时平均化肥投入金额更高,而且从标准差和离散系数也可以看出,这部分农户在施肥时更可能具有随意性,这表明农户在施用化肥时的认知和行为是一致的。
表2表明,在“是否认为过量施肥会对稻米质量造成危害”这个问题上,回答“是”和“否”的农户在平均化肥投入金额上几乎持平,但从标准差和离散系数来看,认为过量施用化肥会对稻米质量造成危害的农户反而在施肥行为中具有更大的随意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农户在认知和行为上面的不一致性。
4因素分析
为了更进一步探讨造成农户认知和行为不一致的原因,我们利用spss软件对农户在水稻生产中化肥施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主要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农机培训以及种植规模这四个影响因素。通过对比不同类型农户化肥施用的差异性来解释造成农户行为差异的原因。
(1)年龄
(2)受教育程度
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年龄和受教育程度这两个农户特征对平均化肥投入金额的影响是同向的,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化肥的投入越大,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受教育程度的降低标准差在增大,这表明老年、低受教育程度的农户在施用化肥时可能具有更大的随意性。数据分析结果也表明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化肥投入的同向影响取决于二者之间的内部关系,表5显示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这与我们的认知是相符的。
(3)农技培训状况
表6的均值表明接受过农技培训的受访农户较未接受培训的受访农户倾向于使用更多的化肥,但总体均值相差并不大。且在样本量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接受过农技培训的受访农户较未接受过农技培训的受访农户呈现出更小的标准差和更高的峰度值,即在施肥的这一种植行为中,接受过农技培训的农户表现出更强的系统性,这可能与其接受过的专业指导相关,相反的,未接受过农技培训的农户在实际的农业生产中施肥则更加具有随意性。
(4)种植规模
根据调研时的观察,水稻种植规模为0.33hm2以下农户的土地主要是自有土地,兼业化程度较高;规模为0.33~1.33hm2的农户除自有土地以外还包含了少部分的承包土地,但这部分农户的收入并不是完全来自农业收入,大部分农户还有兼业收入;1.33hm2以上规模种植户的土地多数来源于土地流转,而且这些农户几乎都形成了一定的种植规模,以家庭为主体进行种植和生产,兼业程度相对较小。我们预计,兼业程度较小的农户由于收入主要来自于农业,更倾向于在化肥投入中实现精细化,在数据上可能表现为1.33hm2以上规模农户化肥施用金额的标准差较小、峰度较大的情况。
但表7却显示大规模农户的标准差大于其他两组。对此我们提出两点解释:(1)地区差异,1.33hm2以上规模户可能有更高的系统性,会根据土壤、品种、气候等调整施肥,但不同地区效益最高的施肥量可能有较大差异,故均值和标准差可能并不能表现出农户施肥的精细程度;(2)三组的离散系数差异很小,而1.33hm2以上规模的峰度较高,说明该组相对于其他两组有尖峰,部分数据更为集中。
5结论与建议
(1)大多数受访农户的施肥行为是根据自身经验等主观因素进行的,只有少部分农户在施肥时会考虑到实际的土壤状况,同时,农技人员指导施肥和测土配方指导施肥的现象在受访农户中也并不常见。但通过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接受农技员指导和由测土配方引导施肥的农户的施肥行为更加系统科学,因此为引导农户的施肥行为由粗放型向标准化转变,政府可通过加大宣传等方式,促进农技员指导和测土配方的普及。
(2)农户某些的个人特征行为对农户的施肥行为存在着一定的影响,数据显示年龄越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化肥的施用更为系统、理性,因此可通过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的措施引导农户施肥行为的转化。
(3)在农户的化肥施用决策行为中,商品化率、种植规模可能会对化肥施用随意性产生影响。种植规模大、商品化率高的农户,化肥施用量的随意度更小。适度规模种植户趋于更多地考虑要素投入的精细型和标准化。故政策建议为完善农地流转政策,通过农地的流转和集中,促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使农户更多地考虑要素投入精细化和标准化。
摘要：工业化以后,化肥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被广泛运用于种植业,它已经成为提高水稻单产以保证粮食安全的一个有力措施。但随之而来的是化肥施用粗放型的问题。以江苏稻农的入户调查数据为依据,以探究稻农对化肥的认知和施用行为是否一致为研究目的;采用差异分析和因素分析方法,得出农户在化肥投入时认知和行为是不一致的这一结论,进而又探寻了造成该结果的原因,即造成化肥施用粗放型的影响因素,最后为有效引导种稻农户科学、合理施肥提出几点政策启示。
关键词：化肥投入,认知与行为,粗放型,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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