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扭曲（共3篇）
要素扭曲 篇1
1 价格改革的历史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 在赶超战略的宏观政策环境条件下, 形成了以计划手段为主的资源配置制度, 以及以国有化和人民公社为特征的微观经营制度。在此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下, 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实行严格的价格管制, 致使国内产业结构失衡和激励不足。价格管理制度是计划经济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调节经济发展、服务赶超战略的重要工具。价格管制和赶超战略在短期内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成就, 但是从长远看, 其带来的资源错配的损失亦难以估量。
上个世纪70年代进行的经济改革, 核心思想和最终目的是实现市场对资源分配的主导作用, 市场分配的资源的主导机制是商品价格生成机制, 因此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就是价格改革, 其突破口也在价格改革。1984年, 在浙江莫干山上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 在会上年轻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价格形成机制改革, 价格双轨制就是将价格时置于计划和市场两个轨道, 即规定一部分产量价格实行计划价格而多出的产量实行市场价格。价格双轨制是中国增量改革的典型特征和重要实现形式, 避免了因改革而出现的经济混乱, 同时推动了价格形成机制转换, 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资料来源:WB (2005)
但是, 如上图所示, 产品市场的价格生成机制通过“价格双轨制”的平稳过渡, 已经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 然而生产要素相关市场的改革远远滞后于产品市场的改革。在资金市场上, 利率的形成机制只是刚刚起步;土地市场的二元结构严重制约土地投入, 是造成土地价格畸形和诸多社会矛盾的源头;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户籍制度导致同工不同酬, 是价格双轨制在要素市场的体现;在能源和通讯等具有一定生产要素性质的产品市场, 价格生成机制仍在摸索中进行。
2 要素市场价格扭曲的表现
2.1 资本市场的扭曲
资本市场的扭曲首先体现在资金利率的生成机制, 目前央行制定的基准利率仍起到主导作用, 而市场生成的市场利率 (主要指SHIBOR) 并不能在主要的资金借贷市场-银行信贷业务发挥作用, 如下图所示, 央行制定的再贴现率长期低于1年期SHIBOR。除了利率生成机制的非市场性, 资本市场的扭曲还体现在国有企业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刚性依赖依然存在, 非国有企业在资金市场上仍受到歧视性待遇;企业跨地区投资受到限制;跨地区融资总体规模很小, 银行体系间跨地区放贷状况有所改善仍存在着条块分割特征等。
2.2 劳动力市场的扭曲
户籍制度是制约劳动力跨区和跨行业、部门流动的瓶颈。大城市通过出台歧视外来劳动力的制度安排, 加强了对地方劳动力市场的保护, 劳动力流动受到政策上的阻碍, 致使城市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二元分割状态。因此, 在户籍制度和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政策安排下,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至今仍呈现出分割扭曲状态。
2.3 土地要素市场的扭曲
土地市场的扭曲集中体现在土地市场的二元分割, 即土地在人为规定土地所有制性质不同情况下出现同地不同价。政府在征用土地时, 土地的补偿条件按原有农业土地进行补偿, 远远低于征用土地的机会成本, 而政府却又可以通过“竞价拍卖”的方式出让土地从而获得巨大的利润空间。政府垄断了土地性质的审批权, 限制了土地供应量, 提高了土地的价格。土地市场的扭曲还表现在地方政府在工业用地的定价方面。目前, 地方政府为了加快本地区经济的发展, 通常把招商引资作为“一号工程”来对待, 众多的地方政府之间其实就形成了一个竞争性市场, 而他们用来竞争的手段就是竞相压低土地价格, 甚至是以零地价来换取外来企业在本地的投资。
2.4 能源资源市场的扭曲
能源市场扭曲表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主要能源的价格偏低。以煤炭价格为例, 煤炭的出矿价没有考虑资源及环境等外部成本, 职工生活欠账多, 少提折旧及安全等支出等。
3 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对经济效应的影响
生产要素市场处于产品市场的上游, 产品的供给考虑的是产品生产的相对成本或机会成本, 如果生产要素市场价格的扭曲, 产品表面的机会成本和其实际机会成本并不一致。作为经济的微观主体, 企业的生产决策是对市场信号——价格的反应, 只有当生产要素价格真实反映出生产要素的稀缺性时, 企业才能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选择自己的生产。当企业都按照市场要素价格结构, 结合自身比较优势安排生产时就会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 反之, 当企业在错误的价格信号作用下进行技术选择时, 就会导致资源的错配。
3.1 要素市场扭曲劣化产业结构
目前国内出现的过剩产业和要素价格的扭曲不无关系, 无论是水泥还是钢材, 都是资本密集型行业, 由于资金价格的低估, 许多企业选择从事资本密集型行业。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和技术效率损失对资源错配的内在机理可以有下图做形象说明。
图2中的D为等产量曲线, NN1和MM1为等成本曲线, 在一个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富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企业的理想选择是在A点生产, 但如果要素市场存在扭曲, 即等成本线由NN1变化为MM1后, 企业的最佳生产点在B点, 但在B点实际成本条件下最佳产量为D1, 两者之间的差额即为效率损失。如果考虑整体经济, 如图2所示, OY表示劳动密集型产业, OX表示资金密集型产业, 符合经济效率的产业结构表现在生产可能性曲线的边界上, 适合的生产组合在点E, 但如果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条件下, 资金价格相对劳动力变的便宜, 生产可能性曲线将由CEAD变化为Y1AD, 而潜在的国民收入由Oe变为Oa, 国民收入损失了一个ea的绝对量。
3.2 要素市场扭曲导致内生性通货膨胀
生产要素市场改革的滞后, 不仅已严重影响了经济效率, 同时导致了国内出现的内生性通货膨胀。内生性通货膨胀是经济改革以来国内多次出现的具有相同特征的通货膨胀, 其最重要的体现是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 确保国家战略的实施而采取的增发货币或信贷的刺激方案。如下图所示, P0是市场形成的利率或称之为均衡利率, 在这个利率水平下资金的供应和需求是相等的, 市场利率能自由调节资金的供求, 货币发行量因而成为一个可以控制的宏观变量。但在一个扭曲的要素市场环境下, 利率被认为压制在均衡利率之下, 如P1, 此时资金的需求量超过资金的供给, 产生资金缺口bd, 由于经济中新生出来的非国有经济具有更灵活的经营机制和较强的竞争能力, 可以付出较高的名义利率或通过贿赂银行以高于P1的实际利率 (譬如P2) 取得贷款, 而金融机构对利润的追逐和信贷管理的分权使得这种对贷款的争夺变为可能。由于贯彻国家战略的主要是国有企业, 缺乏对贷款的争夺的能力, 只能得到Oa, 由于国家战略必须要完成, 国家要满足承担国家战略任务企业的资金需求, 假设这个要求的数量为Ob, 则为了补足ab资金缺口, 政府只能通过增发货币来实现。这就是内生性通货膨胀, 在低利率的政策环境没有改革的情况下, 放松对信贷和投资的控制就会出现一轮以信贷扩张支持、投资拉动的高速经济增长, 进而出现货币增发和通货膨胀现象。最近一次是2008年以后, 政府大规模增加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 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通货膨胀也达到自1997年最高值。
3.3 要素市场扭曲导致土地价格偏离均衡价格
土地要素政府垄断导致了土地供应量不再是古典经济假设的和价格无关的量, 是一个短期内稳定, 但粘性大于价格变化的量。由于建设用地只能是国有土地, 农村的集体土地必须经过政府征收以后方能转化为国有土地。当建设用地需求量增加时, 政府征用土地需要花大量的时间, 因此供应量滞后于需求量的变化, 导致土地价格高于均衡价格。
如下图所示, 由于土地价格供应不易变化, 我们假设其在短期内仍是一个与变化无关的量, 但是一个可以随着需求量变化缓慢变化的量。如图所示, 当需求量由D变化到D1时, 均衡情况下, 供应量应有S变化到S1, 均衡价格有A变化到A1, 但是由于政府征收行为滞后于市场变动, 土地价格有A变化到A2, 高于均衡价格。
4 结语
国内要素价格的扭曲是有历史渊源的, 要素价格生成机制脱胎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虽然1978年后国内实行了渐进性的制度改革, 但这种改革在空间和时间上非同步性特征, 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 也产生了但也产生了Young (2002) 提出的“扭曲产生扭曲”的问题, 即在扭曲的体制安排下进行渐近式改革会使得其它领域产生新的体制扭曲。这种新的扭曲在宏观政策环境上主要表现为财税体制和政绩考核体制。在上述体制约束下, 地方政府实际上扮演了过去中央政府的职能, 即通过扭曲要素市场来实现发展地方经济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这其实是路径依赖理论中的“学习效应”。同时, 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仍然占主导地位或控制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政府之间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政企分开。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作为要素资源使用的既得利益者的角度出发, 通过对政府施加压力的方式来影响政府的行动和决策行为。国有企业的这种对要素资源的刚性依赖, 其实也正是路径依赖理论中“协同效应”的体现。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中国要素市场的制度变迁也就被“锁定”在一种低水平的状态之中, 始终无法实现对旧制度安排的突破, 从而达到一种新的具有更高效率的制度均衡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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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晋川.增长方式转变与政府职能转变[J].浙江经济,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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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付红.要素价格重估与工业结构升级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J].战略研究, 2007 (07) .
要素扭曲 篇2
“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的一种概念性描述,即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1]。这种现象与国际比较优势分工有着内在的联系,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分工利益格局作用于内部要素配置扭曲的演化过程。
在阐释发展中国家参与比较优势分工得失问题上,众多关于比较优势分工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在证明其促进世界产出和贸易量增长的同时,也论证了其对发展中国家GDP增长的确定作用,并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其对发展中国家分工利益、贸易利益和国家福利改进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得到了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历史事实的印证。不仅如此,在基于新自由主义所确立的体制框架下,发展中国家提升经济自由度的改革有力地推动了比较优势分工由产业间到产业内并最终向产品内的演进,国家要素比较优势与贸易产品生产的关系也由外部密切拟合向内部精确配置转变。然而,在这一分工发展和要素比较优势配置方式转变过程中,部分发展中国家开始背离众多贸易分工理论所描述的发展趋势,出现了“贫困化增长”和“中等收入陷阱”现象。
“贫困化增长”描述了贸易大国,由于过度依赖出口增长而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进而使该国国民福利水平绝对下降的现象[2]。众多理论文献都把“贫困化增长”现象与贸易条件恶化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发生限定在贸易大国层次上。有研究指出这种现象通常会存在于一国内部的某个出口行业上,并且贸易条件恶化可归咎于该行业内部企业间的过度竞争和出口市场秩序的混乱[3]。如果说,“贫困化增长”现象在国家层面上发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那么“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世界范围看,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早就是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却陆续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至今仍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有的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滞留时间已长达四五十年[4]。尽管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收入方面跨入发达国家行列[5],但在尖端技术领域仍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也只能算是半个跨跃。
在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上,多数学者将其诱因归结为内需不足、两极分化、创新能力弱、要素价格上涨、利益集团阻碍、效率低、畸形城市化、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腐败蔓延、社会动荡加剧等问题[6]。事实上,这些问题是“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在不同考察维度上所暴露出的种种表象。比较优势竞争的观点认为中等收入国家的高成本、低效率,使其丧失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但一些实证研究成果显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尤其是产品内分工能够提高产品的出口层次和促进效率的提升。这种分工层次的提升是以人力资本、服务质量以及制度环境等支持性条件的满足为前提的,其中提升经济自由度的制度创新发挥着重要作用[7]。效率提升源于国际分工的深化与细化,参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也正是沿着这一路径进行内部体制调整与改革的。因此,高成本、低效率并不能构成中等收入国家战略转型失败的障碍。
从比较优势分工的贸易利益分配角度分析,许多理论与实证研究揭示比较优势分工的贸易利益,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分配不均和两极分化的趋势,价格倾斜优势[8]、经济租、市场结构[9]、要素的流动等因素在这一变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贸易利益分配的两极分化,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福利恶化,产生“马太效应”。尽管比较优势分工存在贸易利益分配不均是事实,而比较优势分工促进增长和效率提高也是事实,这两方面理论与实证研究结论在用于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时存在着内在逻辑的不协调。另外,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创新的努力并没有缩小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的差距,这些都说明一国参与比较优势分工的格局是复杂的。不同的贸易格局以及其格局的交织会通过分工利益和贸易利益的调整,影响到一国内部要素流向的变化,进而产生配置扭曲。因此,本文立足现有比较优势分工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通过分析贸易分工格局对内部要素扭曲配置的影响,旨在阐释“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发生过程。
二、产品比较优势分工与内部要素配置扭曲
为了便于分析,假设社会产品可按其最终用途简约分为消费品和资本产品两大部类。依据技术层次,社会产品又可视为不同技术层次产品的集合,记为A={Ai|i=1,2,…,n}。i表示产品的技术层次,对∀i有Ai>Ai-1。技术层次相对低的产品,其劳动力要素密集使用程度相对较高;技术层次相对高的产品,正好与之相反。因此,任何部类产品都可以看作是由初级和非初级两个生产部门提供,初级产品属于劳动力要素密集使用程度相对高的产品,非初级产品属于资本要素密集使用程度相对高的产品。
源于技术层次的需要,非初级产品生产不仅需要较多的资本,还需要运用较高知识水平的劳动力,其成长性好于初级产品生产。由于每个人自身学习能力的差异,劳动力由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向非初级产品生产部门流动存在着一定的自然障碍。因此,两部门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存在差异,非初级产品生产部门的工资高于初级产品生产部门。与劳动力要素流动相比,资本要素流动不存在这种自然障碍。在制度不限制的情况下,资本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其价格在两部门间没有差异。本文在此基础上建立简单的贸易福利模型,按产品比较优势分工由消费品分工格局向消费品分工与资本产品分工格局并存的扩展路径,考察国际比较优势分工对发展中国家内部要素配置扭曲的作用,分析这种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福利水平的影响。
(一)含内部要素配置扭曲的贸易分工模型
一个经济体的生产部门记为∏={∏i|i=1,2},其中∏i——初级生产部门,∏2——非初级生产部门。生产的消费品记为X={Xi|i=1,2},其中X1——初级消费产品,X2——非初级消费品。两个部门都使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记为(K,L)={(Ki,Li)|i=1,2},其中i为生产部门数。非初级消费品与初级消费品的比价记为P。两个部门的资本要素价格分别记为r1和r2,且有r1=r2=r;劳动力的价格分别记为w1和w2,且有w2=μw1,μ>1,其中μ为劳动力移动障碍对该要素配置扭曲的影响因子系数。两个部门的生产函数记为:
Xi=Fi(K,L),i=1,2
其中undefined数量一定。
在没有贸易分工的情况下,假定P不变,该经济体的生产均衡条件为:
undefined,其中undefined
假定存在希克斯中性技术,部门的技术进步记为λ={λ|i=1,2}。在P不变的情况下,当∏1存在技术进步λ1,生产均衡条件为:
其中
当∏2存在技术进步λ2,生产均衡条件为:
其中
在贸易分工的情况下,假设X1为出口产品,X2为与进口相竞争的产品。当出口增长时,劳动力要素就会由非初级部门向初级部门移动。这种配置的扭曲程度不仅取决于劳动力进入非初级生产部门的能力障碍,还取决于与进口产品相竞争的非初级产品质量因素,以及该经济体内部贸易分工政策的选择。与进口产品相竞争的质量因素记为q,内部贸易分工政策选择因素记为m,则要素配置的扭曲因子系数可以看作是μ、q和m三个因素的函数,记为θ=θ(μ,q,m)。假设θ(·)函数中μ是基础扭曲因素,q、m两个因素可视为对μ的叠加,且q、m可相互单独起作用,则θ(·)可用θ=φ(q,m)·u表示。若q、m加剧μ的扭曲,有φ(q*,m+)>1,即θ+=θ(μ,q+,m+);若q、m减少μ的扭曲,有0<φ(q-,m-)<1,即θ-=θ(μ,q-,m-);若q、m对μ没有影响,有φ(q0,m0)=1。用θ(·)替换式(1)、(2)、(3)中β(·)、z(·)表达式所含的μ,可得到贸易分工条件下两部门的生产均衡条件,其表达式的形式与前面的相同。
假设该经济体对X1和X2这两种产品的消费需求分别记为D1和D2,其经济福利水平用U表示,X2产品的进口数量用M2表示。在贸易条件不变时,贸易对经济福利水平的影响可表示为:
贸易条件变化对经济福利水平的影响可表示为:
其中
考虑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对经济福利水平的影响,假设贸易比价P不变,若∏1存在技术进步λ1,则技术进步与经济福利的关系可表示为:
其中
若∏2存在技术进步λ2,则技术进步与经济福利的关系可表示为:
其中undefined
经济福利模型揭示,在有贸易分工的经济中,贸易条件、技术进步对该经济体经济福利水平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其变化的方向取决于θ(·)。
假定发展中国家拥有劳动力资源富集的相对优势,发达国家拥有资本与技术资源富集的相对优势,两者开展不完全专业化分工。即发展中国家出口部分初级产品,并进口部分非初级产品;发达国家出口部分非初级产品,并进口部分初级产品。由于全球发展中国家居大多数,随着全球化进程,会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出口初级产品的贸易分工中。因此,在全球初级产品贸易市场结构中,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较充分的竞争;而在全球非初级产品市场结构中,发达国家由于数量较少及技术门槛较高,他们之间的竞争近似于垄断竞争。下面以2×2×2传统贸易模型为基础,结合发展中国家参与产品比较优势分工的格局,分析θ(·)变化对其经济福利水平的影响。假定O1为发展中国家,O2为发达国家。
(二)没有资本产品输入的要素配置扭曲
在这种分工格局下,要素配置扭曲对经济福利的影响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进行分析:1.两国产品同质且技术层次相同。
(1)自由贸易。
图1中,O1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为TT′。O1国出口X1,进口X2。开始贸易前,O1国生产和消费的均衡点位于图1中的S点,国内两种商品的交换比价为Pd。贸易开始后,假设这两种商品的国际比价为P,由于O1国资本要素相对缺乏,有P
(2)贸易条件恶化。
在这一过程中,若考虑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初级消费品生产上的竞争,使贸易条件恶化,即P增大,β不变,X2的产出会增加。根据(5)式,这会抵减经济福利的恶化。即贸易条件恶化会使经济福利朝着改善的方向发展,如图2所示。图中S2和C2分别是O1国参与贸易分工后均衡时生产与消费点,均衡时的经济福利为Ud2;S3和C3分别是贸易条件恶化后(P′>P)国内均衡时的生产与消费点,对应的经济福利为Ud3。
(3)技术进步。
X1部门出口增加,会引发该部门发生λ1(中性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一方面体现在劳动力技术熟练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体现其资本产品的创新。而生产X1产品所需的资本产品包括初级和非初级资本产品两部分。在贸易条件不变和不考虑X2部门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倘使资本产品的技术创新主要由初级资本产品体现,则该部门生产效率的提升有限,会使dX1/dX2
若O1国家不顺从因分工而导致的技术进步λ1,而是鼓励和支持X2部门技术进步λ2(中性技术进步)。这会吸引要素资源向X2部门配置,从而对部门X1技术进步和贸易分工导致的资源扭曲配置产生纠正力量,O1国家X2部门的生产能力将增加。这时,图3中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在沿X1轴扩张的基础上,将会沿X2轴扩张。在X1部门存在z<1的λ1情况下,若X2部门的λ2能够弥补贸易分工和λ1所带来的要素配置扭曲损失,即(7)式中的F2·dλ2足够大,使z′→0,其经济福利水平就会高于两部门没有发生技术进步时的福利水平;在X1部门存在z>1的λ1情况下,根据(7)式,部门X2任何程度的λ2都会使经济福利得到进一步的改善。不仅如此,在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对每一次扩张后的曲线,根据(5)式,贸易条件恶化有利于经济福利水平的提高。但是,部门X2的技术进步和贸易条件的恶化无法改变O1国由于资本要素相对稀缺所决定的初级产品贸易结构。
(4)引进国外资本,但不允许资本产品进入。
国外资本的进入改善了O1国资本要素的供给,会产生与部门X2技术进步相类似的效果,使图3中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沿X2轴扩张。根据(4)式,O1国X2产能扩张将促进经济福利改善。由于引进资本(不包含资本产品的输入)这种提升经济自由度的贸易政策m,只与O1国的资本要素禀赋程度有关,并不涉及要素价格的扭曲,有φ(q0,m0)=1,θ(·)=μ。若这种资本引入使两国资本要素价格趋于一致,根据两国生产产品同质且技术层次相同的假设,在两国之间劳动力流动存在较大障碍的情况下,O1国因其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使其在任何技术层次产品上都比O2国有成本优势,这时两国的贸易分工升级为产业内贸易。
2.同一技术层次产品同质,但O2国产品技术层次范围大于O1国。当O1国承接O2国的初级消费品分工后,由于贸易比价P
在部门X1发生λ1的基础上,若O1国支持部门X2的技术进步只是一种产能扩张的λ2,而不是产品技术层次的提高。那么,部门X2的λ2将使图3中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沿X2轴向右移动。根据(7)式,生产可能性曲线每一次移动,都会使经济福利得到改善。但是,在现有产品技术层次范围内,部门X1、X2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的能力不是无限的,当这种产出效率提高停滞时,即图3中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不再沿X1、X2轴向外移动。此时,O1国经济福利的改善也将出现停滞,并且其产品技术层次仍处于原有范围内,即发生“中等收入陷阱”现象。
若O1国支持部门X2的λ2提高了现有技术层次产品的产能,同时该部门还发生产品技术层次创新的进步,这种复合技术进步将引致生产可能曲线进一步扩张,并使O1国经济福利得到进一步改善,O1国与O2国的产品技术层次差距也将缩小。在上述技术进步过程中,若O1国放开外国资本进入(不包括资本产品进入),O1国与O2国的贸易结构将向产业内贸易转换;若O2国愿意向O1国输出其部门X2的技术,将加速上述经济福利改善和贸易结构转换的过程。另外,资本的引入还有助于O1国摆脱经济福利停滞情况,促进经济福利进一步改善,这会使O1国为摆脱经济福利停滞困境更加依赖于国外资本的引入。因此,对贸易条件而言,任意给定扩张后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根据(5)式,贸易条件恶化都将有助于经济福利的改进。
3.两国产品技术层次相同,但O1国同一技术层次产品的质量逊色于O2国。由于O1国劳动力要素相对富集,其仍有可能参与O2国部分初级消费品生产分工。假设O2国愿意向O1国转移初级技术层次的消费品生产,以使本国产业结构向具有高成长性的非初级消费品生产转移,这样O1国X1部门追求质量同质的技术进步易获得成功,或能很容易地从O2国获得本部门所需的质量改进技术。按照这种路径提升产品的质量,该部门技术层次范围内的产品将达到同质,并会相应扩大出口,但生产可能性曲线不会发生移动。由于这种质量改进路径并没有引发劳动力要素流动的额外价格扭曲,有φ(q0,m0)=1,θ(·)=μ。根据(4)式,O1国将存在经济福利损失。这种损失同样以牺牲X2部门成长性为代价。
在O1国X1部门产品质量达到同质的基础上,若X1部门发生产能提升的技术进步λ1,部门X2复合技术进步可有以下情况:
一是质量同质,但效率没有提升。当部门X1的λ1使(6)式中z>1时,根据(6)式,O1国经济福利将得到改善。由于部门X2的质量同质技术进步没有使其生产能力得到扩张,这种福利改善是有限的,终将出现停滞或徘徊。
二是质量虽有改进,但却没有达到同质,且效率也没有提升。由于O1国放开国内X2产品市场,使O2国X2部门质量创新获得额外市场的动力支持,而本国X2部门的质量创新市场空间受到压缩,这样O2国X2部门质量创新在市场上形成占先优势。根据创新竞赛理论,市场上占先者将胜利,落后者创新失效。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要素向出口部门配置中所受到的损失除了μ外,还应包括质量工资的损失,即φ(q+,m0)>1。当部门X1的λ1使(6)式中z>1时,不考虑质量工资损失,即有φ(q0,m0)=1,部门X1产能扩张技术进步λ1将使该国经济福利改进;然后考虑质量工资损失,对部门X1产能扩张后的任意生产可能性曲线,有φ(q+,m0)>φ(q0,m0)=1,使(4)式中的θ(·)变大,将会对θ(·)不变时的经济福利改进产生一种抵减作用。当这种抵减作用与改进作用相互抵消时,O1国经济福利水平就有可能停留在部门X1没有发生{λ1|z>1}技术进步的福利水平上。
三是质量同质,效率提升。由于不存在质量工资损失,对于部门X1的任何一次产能扩张技术进步λ1,部门X2产能扩张技术进步λ2将使(7)式中z′<1,O1国经济福利得到改善。
四是效率提升,但没有达到同质。尽管部门X1和X2产能扩张使经济福利水平得到改善,但由于O1国X2部门质量创新失效,有φ(q+,m0)>1,使得(4)式中θ(·)变大。即对任意扩张后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根据(4)式,都会对已取得的经济福利改进产生一种抵减作用。当这种抵减作用与改进作用相抵消时,O1国的经济福利水平也将出现停滞或徘徊。
在上述技术进步过程中,O1国引进国外资本(不含资本产品的进入)会扩大X2部门产能,摆脱经济福利水平停滞或徘徊的情况,促进经济福利改进。但这同样会加大O1国经济福利改进对国外资本的依赖。若O1国X2部门产品同质创新成功,贸易条件恶化对经济福利的影响同前面;反之,贸易条件恶化意味与X2产品相竞争的进口产品性价比提高,在消费者理性的作用下,会缩减部门X2产量,导致经济福利的恶化。
4.O1国同一技术层次产品质量逊色于O2国,并且O2国产品技术层次范围大于O1国。这种情况下的经济福利变化与前面第三种情况的主要区别,在于O1国X2部门技术进步能否提高其自身的产品技术层次。
若X2部门既发生提高产能的λ2又发生产品技术层次创新的技术进步,那么在X1部门存在λ1的条件下:X2部门同质创新成功,则因X2部门产品技术层次提升会使其产能进一步扩大,同样有(7)式中z′<1,使经济福利得到改善;若该部门质量创新失效,尽管X2部门产品技术层次提升会促进经济福利改善,但对因X2部门产品技术层次提升而扩张的生产可能性曲线而言,有φ(q+,m0)>1,使得(4)式中θ(·)变大,从而对原有经济福利改进产生一种抵减作用。O1国的经济福利水平可能会因为这种抵减作用出现停滞或徘徊。
若X2部门有产能提高的λ2,但该部门产品技术层次创新失效。这种失效是因为O1国X2部门产品技术层次创新,受到来自O2国成熟度较高的同一技术层次产品竞争,而使其市场生存空间变小导致的。在X1部门存在λ1且X2部门同质创新成功的条件下,O1国因X2部门发生λ2使其生产可能性曲线进一步扩张,有(7)式中z′<1。根据(7)式,其经济福利将得到改进。当O1国X2部门产能提升技术进步在原有产品技术层次范围内达到极限时,图3中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不再沿X2轴扩张,经济福利改进将出现停滞或徘徊。由于产品技术层次创新失效,O1国与O2国又保持较大的技术层次差距。于是,“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就产生了。
在X1部门存在λ1且X2部门同质创新失效的条件下,O1国因λ1、λ2促使图3中生产可能性曲线沿X1、X2轴进一步扩张而得到经济福利改进,但对于任意扩张后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由于X2部门同质创新失效,有φ(q+,m0)>1,使得(4)式中θ(·)变大,会对已取得的经济福利改进产生反方向的作用。如果这种反方向作用小于生产可能性曲线扩张对经济福利改进的作用,O1国仍会得到净福利的改进。当O1国X2部门产能提升技术进步在原有产品技术层次范围内达到极限时,图3中生产可能性曲线不再沿X2轴扩张,经济福利改进将出现停滞或徘徊,产生“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如果同质创新失效对经济福利的反方向作用与生产可能性曲线扩张对经济福利改进的作用相抵消,O1国经济福利改进将停止,同样会产生“中等收入陷阱”现象。
在上述技术进步过程中,O1国引进国外资本(不含资本产品的进入)会使X2部门产能进一步扩张,摆脱经济福利停滞情况,促进经济福利改进,但由于X2部门产品技术层次创新失效,O1国与O2国的产品技术层次差距并没有缩小,同时O1国改进经济福利仍存在对国外资本的依赖。因此,贸易条件恶化对经济福利的影响方向,仍取决于O1国X2部门同质创新成功与否。
(三)有资本产品输入的要素配置扭曲
现在进一步提升贸易自由度,在引进国外资本的同时,允许资本产品流入,即放开O1国国内资本产品市场。由于受来自国外资本产品的竞争,O1国在资本品生产领域的分工迂回度将会降低,并导致相应分工利益的损失。这样O1国因参与初级消费品贸易分工其劳动力,由非初级部门向初级部门配置所蒙受的损失,不仅包括两部门的工资差额,还应包含资本产品领域分工迂回度下降所带来的额外工资损失。在相互竞争产品为同质的条件下,有φ(q0,m+)>1,使得(4)式中θ(·)变大。根据(4)式,对任意给定因资本输入而扩张的生产可能性曲线,这会对资本流入导致的经济福利改进产生一种抵减作用。资本产品领域分工迂回度下降程度越大,其引致的额外工资损失也相应增加。在相互竞争产品为异质的条件下,即O1国同一技术层次产品的质量弱于O2国,有φ(q+,m+)>1,使得(4)式中θ(·)变得更大。同理,其抵减资本流入导致的经济福利改进作用会进一步增强。
在有资本产品输入的消费品贸易分工格局中,O2国出于竞争的考虑会限制输出影响本国X2产品竞争力的资本产品,倾向输出有助于O1国X1产品质量或效率提高的资本产品。由于初级消费品生产需要的资本产品包括初级资本产品和非初级资本产品两部分,假设O1国能够自行生产初级资本产品,因此资本产品输入主要集中在非初级资本品领域。为了便于分析,这种资本输入对经济福利的影响可以看作是两个阶段的合成:第一个阶段通过加速技术进步施加影响,第二个阶段通过资本数量增加施加影响。下面分四种情况讨论:
1.两国产品同质且技术层次相同。在资本输入的第一阶段,由于O1国X1部门引进O2国非初级资本产品,则该部门更容易发生(6)式中z>1的λ1。假定X2部门没有发生λ2,X1部门λ1对经济福利的正向影响大于因资本产品生产迂回度下降导致θ(·)变大所产生的负向影响,O1国经济福利将得到改进。但由于X2部门产能没有增加,这种经济福利改进是有限的,终将出现停滞。如果X1部门λ1对经济福利的正向影响与θ(·)变大所产生的负向影响相抵消,O1国经济福利将会出现停滞。但是这两种停滞都是暂时的,当X2部门λ2导致产能增加时,这两种暂时停滞将被打破,O1国经济福利将得到进一步改进。随着输入资本产品涉及的初级消费品层次增多,θ(·)也将增大。如果θ(·)增大影响抵消了X2部门λ2技术进步对福利改进的影响,O1国的经济福利又将出现暂时停滞。
第二阶段,资本数量增加因其扩张X2部门产能而再次打破这一暂时停滞,促进O1国经济福利改进。即使这种福利改进又被后来θ(·)增大影响所抵消而再次出现停滞,这种停滞也是暂时的。由于假定两国产品技术层次相同且产品同质,O1国因资本输入弥补了自身资本要素不足的劣势,在两国劳动力移动存在障碍的条件下,其X2产品生产也具有价格竞争优势,使O1国X1部门产品出口层次范围向X2部门延伸。出口产品技术层次的增加,将进一步扩张生产可能性曲线,从而打破这一暂时停滞,促进经济福利改进。因此,经济福利停滞与出口层次提升会交替出现,直到两国贸易分工结构转换到产业内贸易为止,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中等收入陷阱”现象。
2.同一技术层次产品同质,但O2国产品技术层次范围大于O1国。O1国X2部门在λ2基础上,若产品技术层次创新成功,则资本输入对该国经济福利的影响同第一种情况,不会发生“中等收入陷阱”现象;若产品技术层次创新失效,在原有产品技术层次范围内资本输入对经济福利的影响类似于第一种情况,不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但两国产品技术层次差距并没有缩小。
3.两国产品技术层次相同,但O1国同一技术层次产品质量逊色于O2国。资本的输入,使O1国X1部门容易获得O2国相同部门的质量同质技术,并使该部门同质技术进步获得成功。此时,若该国X2部门同质技术进步成功,那么资本输入对经济福利的影响同第一种情况,不会发生“中等收入陷阱”现象;若X2部门同质技术进步失效,即使有部门X1和X2产能提升技术进步以及资本输入导致生产可能性曲线扩张所带来的福利改进,但由于有φ(q+,m+)>φ(q0,m+)>φ(q0,m),θ(·)增大的负影响可能会抵消这一改进,该国经济福利改进将出现停滞。
4.O1国同一技术层次产品质量逊色于O2国,并且O2国产品技术层次范围大于O1国。若O1国X2部门技术层次创新成功,资本输入对该国经济福利的影响同第三种情况。即只有在该国X2部门同质技术进步失效时,其经济福利改进才可能出现停滞,但不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
若O1国X2部门产品技术层次创新失效,即使该部门产品同质技术创新成功,仍有φ(q0,m+)>φ(q0,m0),θ(·)增大的负影响可能抵消部门X1和X2产能提升技术进步以及资本输入导致生产可能性曲线扩张所带来的福利改进。因此,在O1国X2部门产品技术层次创新失效的前提下,无论该部门产品同质技术创新成功与否,都是会因φ(q0,m+)>φ(q0,m0)或φ(q+,m+)>φ(q+,m0)>φ(q0,m0),可能导致O1国经济福利改进出现停滞,并产生“中等收入陷阱”现象。
三、产品内比较优势分工与内部要素配置扭曲
当跨国资本流入推动O1国贸易分工由产品间分工发展到产品(包含资本品)内分工时,O1国与O2国间产品流动背后是两国产品不同生产环节的交换。O1国劳动力要素较丰富,O2国资本要素较丰富。假设一国所有技术层次产品(包含资本产品)集合仍然记为A={Ai|i=1,2,…,n},对∀i有Ai>Ai-1。技术层次相对低的产品,其劳动力要素密集使用程度比资本要素高;技术层次相对高的产品,与之相反。任意技术层次产品内部的生产环节同样可按工序技术层次高低划分为若干个生产环节,其生产的中间产品集合记为B={Bi|i=1,2,…,n},对∀i有Bi>Bi-1。不同生产环节中间产品与要素密集使用程度的匹配同产品技术层次。所以,一国所有产品(包含资本产品)的生产环节按技术层次的相对高低,可划分为初级和非初级两个阶段,并替换前面产品比较优势分工贸易福利模型中的两个生产部门。即X1为初级中间产品生产阶段,X2为非初级中间产品生产阶段,其他条件不变,则前面产品比较优势分工贸易福利模型转换为产品内贸易分工福利模型。
假定两国开展不完全的产品内分工,在产品内贸易分工中,已有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表明一国参与分工的贸易利益取决于其所处生产环节的市场结构,及对全球产品价值链的控制程度。参与分工的生产环节技术层次越高,所处市场的垄断程度就越大,所获得的贸易利益就越多。如果参与分工国家在全球产品价值链的治理结构中起主导作用,则其获得的贸易利益将更多。因此,O1国与O2国开展产品内分工,O2国获得的贸易利益相对于O1国要大得多,并且O2国资本跨国流动也会相应输出产品初级生产阶段的技术。 下面,分四种情况讨论内部要素扭曲配置对经济福利的影响:
1.两国产品同质且技术层次相同,即两国在所有产品层次范围内开展产品内部分工。由于O2国向O1国转移初级中间产品生产并承接该国非初级中间产品生产能够获得较多的贸易利益,O2国不会限制初级中间产品技术出口。在这种情况下,O1国生产阶段X1因资本流入较易发生使(6)式中z>1的λ1,生产阶段X2也会因资本的流入或发生λ2而使产能扩张,则图3中O1国生产可能性曲线会沿着X1轴和X2轴向外扩张。尽管对于任意给定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由于θ(·)=μ>1,有X2阶段产出减少引发的经济福利损失,但两个生产阶段产能扩张对经济福利的正向影响大于θ(·)的抵减影响,经济福利能够得到持续改进。与此同时,资本的流入使O1国资本要素条件得到改善,其X2阶段生产也具有了价格优势,促使X1阶段的技术层次会向X2阶段扩展,直至两国开展相同阶段的生产分工为止。
2.同一技术层次产品同质,但O2国产品技术层次范围大于O1国。产品内分工对O1国经济福利影响可分为两步描述:一步是O1国贸易政策只允许在其产品技术层次范围内与O2国开展产品内部分工;另一步是提升贸易自由度,把产品内部分工扩大到O1国产品技术层次以外。
产品内部分工限制在O1国产品技术层次范围内:若O1国产品技术层次创新成功,随着纳入内部分工产品层次的提升,O1国X1和X2生产阶段的产能会在第一种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张,经济福利将得到进一步改进,两国产品内贸易最终会转换为同生产阶段的贸易;若O1国产品技术层次创新失效,其经济福利变化也同第一种情况,该国最终只能在其产品技术层次范围内与O2国开展同生产阶段贸易,但两国产品技术层次差距并没有缩小。
在产品技术层次创新失效的条件下,若O1国允许产品内分工扩大到本国产品技术层次以外,则资本输入易使O1国从O2国获得本国产品技术层次以外产品X1阶段的生产技术,促进O1国在本国产品技术层次以外的产品内部与O2国开展完全分工。这种完全分工使O1国在新参与分工的技术层次产品内部放弃所对应的X2阶段生产,而引发劳动力在由X1生产阶段向X2生产阶段流动过程中受到额外的工资损失。即有φ(q0,m+)>φ(q0,m0),θ(·)增大的负影响,有可能抵消生产阶段X1和X2提升效率技术进步,以及资本流入对经济福利改进的影响,从而产出“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从两国出口产品相似度来考察,这一现象的一个突出表象是O1国出口产品层次在提升;但从产品内部价值链的技术层次来考察,O1国在产品内部分工中仍低处于初级阶段。
3.两国产品技术层次相同,但O1国同一技术层次产品质量逊色于O2国。对于O1国而言,资本流入带来的技术不仅有助于生产阶段X1发生使(6)式中z>1的λ1,还能促进该阶段中间产品质量同质创新。此时,若O1国生产阶段X2中间产品同质创新成功,则产品内分工对O1国经济福利影响同上面第一种情况。若O1国生产阶段X2中间产品同质创新失效,劳动力由生产阶段X2向生产阶段X1移动将受到质量方面的额外工资损失,有φ(q+,m0)>φ(q0,m0)。即θ(·)增大的负向影响,可能会抵消生产阶段X1和X2产能提升技术进步,以及资本流入对经济福利改进的影响,使该国经济福利出现停滞。但是,由于假设两国产品技术层次相同,该国不会发生“中等收入陷阱”现象。
4.O1国同一技术层次产品质量逊色于O2国,并且O2国产品技术层次范围大于O1国。在O1国产品技术层次创新成功的条件下,资本的流入不仅会使该国X1生产阶段发生使(6)式中z>1的λ1,还会促进本阶段中间产品的同质创新。在这一过程中,若O1国X2生产阶段中间产品同质创新成功,则产品内分工对该国经济福利的影响同第一种情况;若X2生产阶段中间产品同质创新失效,则有φ(q+,m0)>φ(q0,m0)。即θ(·)增大对经济福利的抵减作用可能会使O1国经济福利改进发生停滞,但不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在O1国产品技术层次创新失效的条件下,资本流入会使该国参与初级生产阶段分工的产品技术层次,超过其可能的产品技术层次范围,这时若该国X2生产阶段中间产品同质创新成功,则有φ(q0,m+)>φ(q0,m0);若同质创新失效,则有φ(q+,m+)>φ(q0,m+)>φ(q0,m0)。由于θ(·)增大对经济福利的抵减作用可能会使O1国经济福利改进发生停滞,由于O2国产品技术层次没有获得提升,该国终将发生“中等收入陷阱”现象。
四、结论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贸易条件恶化与“贫困化增长”或“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无关。许多研究文献认为贸易条件恶化会使发展中国家贸易利益蒙受损失,从而产生“贫困化增长”或“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但是,这是一种表面错觉,其背后隐藏着发展中国家产品质量创新失效的事实。若发展中国家存在产品质量创新失效情况,而发达国家出口产品质量创新成功,则发展中国家进口产品价格会因质量改进而提高,相比国内同类竞争产品其性价比占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进口产品市场价格提高,发展中国家内部与进口相竞争部门的产品生产将会缩减,从而产生经济福利损失。本文要素配置扭曲下的贸易分工福利模型揭示,在产品同质竞争的条件下,贸易条件恶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福利改善终归是一件好事。
2.“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经济自由度政策选择过激的结果,要素配置扭曲下的贸易分工福利模型揭示:在发展中国家产品技术层次能力存在初始缺陷的条件下,若产品技术层次创新失效,无论质量创新成功与否,发展中国家都将可能发生“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创新失效的根本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放开了对外不具有竞争力的高成长性生产领域的市场,该国在这些领域的创新失去了市场的支持,发达国家则因市场扩大相对强化了其创新优势,使发展中国家激励创新的努力失效。因此,在不具备竞争能力的领域完全开放,是一种激进的对外经济自由度政策。这种激进政策的结果会加剧发展中国家内部要素配置的扭曲。
3.渐进式提升对外经济自由度是发展中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理性选择。要避免高成长领域创新失效,发展中国家应在评估竞争力的基础上对这一领域的市场进行相机保护。这种保护甚至比发展中国家创新激励政策更为重要。因为这种保护是发展中国家在高成长领域积累的新知识、新经验转换为现实生产能力的前提。发展中国家相机采取结构性的对外经济自由度政策,能够提高其在高成长领域创新的成功率,抵消内部要素配置扭曲作用。中国30多年的渐进式开放经验值得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中国若能继续坚持这种开放策略,在一些重大、关键性的高成长领域采取保护性的市场放开政策,中国就会跨跃“中等收入陷阱”阶段,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4.“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实质是要素配置扭曲陷阱。许多研究文献把“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归结为比较优势陷阱或因贸易利益分配不公导致的“马太效应”,这实际上仍是一种对问题根源的表象认识。在要素配置存在扭曲的现实世界里,发展中国家参与比较优势分工恰恰是顺应了这种扭曲,要素配置扭曲下的贸易分工福利模型揭示: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存在要素价格扭曲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承接发达国家初级产品或初级生产阶段分工,分工初期发展中国家会因放开高成长领域市场而蒙受潜在的经济福利损失。随着资本的流入,会促进发展中国家出口部门规模的扩大和技术进步,并带来经济福利的改进。由于这种技术进步仍然停留在初级产品技术层次,或产品内部初级生产阶段的技术层次范围内,若发展中国家在高成长领域的贸易政策选择不是顺应内部要素的扭曲配置,即对高成长领域的市场实施渐进式的保护性开放,则会有利于这一领域产品技术层次和产品质量创新的成功,经济福利在获得改进的同时,与发达国家的产品技术层次差距也会相应缩小,不会发生“中等收入陷阱”现象。若发展中国家在高成长领域的贸易政策选择顺应内部要素配置的扭曲,则这一领域产品技术层次创新和产品质量创新就有可能失效,从而带来要素配置扭曲的额外损失,在其产品技术层次能力与发达国家相当的条件下,这种额外损失将使该国经济福利改进出现停滞;在其产品技术层次能力存在初始缺陷条件下,这种额外损失将诱发该国发生“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经济自由度政策选择落入内部要素配置扭曲陷阱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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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扭曲 篇3
近年来,我国消费率偏持续下降的事实已经成为阻碍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成为国内外众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导致我国消费率下降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在收入分配影响消费率的观点中,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被认为是导致我国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因素(Kuijs和Louis,2005;Aziz和Gui,2007;宋国青,2009;方福前,2011;李文溥和李静,2012;汪伟、郭新强和艾春荣,2013;王宋涛,2014),此类观点基于绝对收入假说、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通过构建不同的宏观消费函数,并运用多种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最终消费率与劳动收入份额确实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是导致我国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丁建勋(2015)提出,要素价格扭曲是消费率下降的深层次原因,但并未给出明确的实证分析。本文试图弥补之前文献的不足之处,提出资本--劳动要素价格扭曲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进而导致消费率下降的观点。
二、理论模型
1、关于消费率与劳动份额关系的公式推导
假设生产函数为CD生产函数,并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
其中,Y、K和L分别是产出、资本和劳动;A>0是效率参数;0<α<1是资本产出弹性,0<β<1是劳动产出弹性。假设社会总消费C取决于总收入Y,Y包括劳动收入w L和资本收入r K,且假设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分别为βL和βK。一般设定为0<βK<βL<1,根据欧拉定理Y=w L+r K,故社会总消费函数为:
将(2)式两边同时除以Y,整理得:
由(3)式我们可以知道,消费率c与劳动份额是正相关关系。
2、关于消费率与要素价格扭曲度关系的公式推导
根据估计出的要素弹性生产函数,可以得到α和β的估计值,进一步可以计算出每种要素的边际产出。
假设劳动和资本实际价格分别为w和r,要素的实际价格与其边际产出之间的比值为要素的绝对扭曲程度。Dis K和Dis L是度量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绝对扭曲程度的指标,资本-劳动相对扭曲度为Dis KL,则有:
如果Dis KL的值为1,则说明不同要素的相对价格是合理的,否则说明其相对价格是扭曲的。
联立(4)(5)(6),整理得:
根据CD函数,我们可以得到关于劳动份额的关系式:
假设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那么,要素的边际产出即为其价格,根据以上可得:
将(9)带入(3),整理可得:
由此,我们得到了消费率与要素相对扭曲度之间的关系,具体分析我们安排在下一部分进行阐述。
三、实证分析
1、关于资本—劳动价格相对扭曲度的测算
本文选定资本的实际价格是以每年度6个月到1年期企业贷款基准利率的平均值作为衡量标准,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图1是根据以上测算结果绘制的趋势图,可以看到:1978—2014年期间,资本—劳动要素的价格一直存在相对负向扭曲,但总体扭曲程度是呈现下降趋势。
2、消费率与劳动份额关系的实证分析
运用1978-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来检验消费率与劳动份额的关系。为了增加模型的准确性,我们还加入了一些其他影响消费率的因素,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ct为第t年的消费率,是第t年的劳动份额,εt是随机误差项,Xt是一组其他影响变量,包括:St是第t年社会总抚养比;dt是第t年农村居民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值,用来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gt表示第t年政府民生性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民生性财政支出口径参见陈思霞和卢盛峰(2014),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科技等。实证研究中所有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得到OLS回归结果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到,劳动收入份额、社会总抚养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民生性财政支出比重对消费率的影响十分明显。首先,劳动份额的系数为正,并且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消费率与劳动份额是正相关的。对中国经济的近期实证研究(李稻葵等,2009;罗长远等,2009)显示: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收人份额呈现“U型关系”,且中国目前还处于下行的区间上。另外,偏向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化的经济结构,意味着总体的技术进步是偏向资本的,因此劳动报酬比重也会更低。
其次,社会总抚养比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社会总抚养比与消费率是正相关的,提高社会总抚养比可能会提升消费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的系数为负,也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对消费率的影响是负向的,收入差距越大,消费率越低。
最后,民生性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说明政府的相关财政支出能够有效的提高消费率。
3、要素价格扭曲度与消费率的实证分析
我们利用上文测算出的1978—2014年我国的要素价格扭曲度作为对资本-劳动价格的相对扭曲(即)的测度,来检验要素价格扭曲与消费率之间的关系。同样,为了增加模型的准确性,我们也加入一些其他影响消费率的因素,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变量所包含内容同样与2中一致,实证中所有数据同样来源于《新中国统计资料60年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且为了估计结果便于观察,我们将社会总抚养比这个变量先去掉后重新进行估计,结果如表3。
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要素扭曲度与城乡收入差距、民生性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对消费率的影响都十分明显。其中,主要变量—资本-劳动价格相对扭曲度与消费率是正相关关系,且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即我们用来测度扭曲程度的下降,意味着r是下降的(假定w不变),而劳动份额是下降的,c也是下降的,也就是说,消费率与劳动份额、资本价格有关。过度压低资本价格,导致劳动份额下降、消费率下降,其传导机制为:要素价格扭曲→资本深化→劳动份额下降→消费率下降。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针对以上的分析论证,本文将提出以下建议来改善劳动收入份额,从而提高消费率。
深化市场化改革,纠正要素价格扭曲。由于我国的特殊经济体制和经济状况,政府干预市场的现象较为严重,因而造成了市场竞争有效性不足,进而产生了要素价格扭曲的现象。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化进程加快,要素市场有望排除市场外干扰,依靠“无形的手”来调节市场供需,纠正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但就前文实证结果来看,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依然漫长。
在资本方面,政府应该加快金融改革,改变金融部门尤其是银行业等融资机构对所有制经济的歧视,避免因所有制形式等非合理因素所造成的信贷约束,均衡金融资源配置,实施同样有利于其他非国有制经济体优惠政策等;在劳动力方面,加强国有制经济的转型,打破“铁饭碗”的工作制度,提高国有制经济的科学管理,避免因所有制形式等非合理因素所带来的劳动力价格偏离市场竞争价格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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