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艺术

2024-09-11

扭曲的艺术（精选5篇）

扭曲的艺术篇1

这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 荒坡野岭上四处是丛生的荆棘和恣意蔓延的狗尾巴草, 间杂其间的是零零落落长歪了的老树, 让人诧异的是这里竟然毫无规则地兀立着一些蚀空了的嶙峋怪石, 此时正在朔风的裹挟下, 发出了骇人的怪啸, 直让人毛骨悚然。偶忽有惊飞的寒鸦在狂舞的枯枝败叶间掠过。晏子贵拨开灌木野草手足并用艰难地攀爬着, 终于他找到了那棵歪脖子树后面的洞穴, 他跌坐在一块石头上, 很费力地打开一包香烟点燃了一支, 望着秋末冬初苍凉的旷野, 心中涌上了一阵阵凄楚, 大半生的猥琐、失意、苟活以及时不时品尝的窃喜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闪过。……

晏子贵燃尽了最后一支香烟, 摇摇晃晃站了起来, 他掏出塑料袋收集了许多树叶野草, 铺在洞穴里, 又费力地搬了一些石头放到洞口, 这才钻进洞里, 开始用石头慢慢把洞口封上, 洞穴里渐渐暗了下来, 直至没有了一丝光线, 他在黑黝黝的洞里坐了一会, 终于下定了决心, 他借打火机微弱的光亮最后观察了一下洞穴, 确认不会有任何野物能够进来后, 这才慢慢躺了下来, 他极力让自己躺得舒适一些, 然后用颤抖的双手拧开一个小瓶毫不犹豫地猛灌了一口那无色无味的液体, 一阵困倦顿时袭来, 脑袋不由得耷歪到了一边。恰在此时, 洞外不远处的石缝间潜伏的一只野猫发出了凄厉的呜叫, 似在为他做最后的送行。

一

晏子贵出生在城市近郊的一个村子里, 父亲晏福生祖辈几代都是贫苦农民, 为了过上好日子, 福生14岁时给本村大财主在镇上开的货栈当了学徒, 他脑袋灵光, 手脚勤快, 更善于察言观色, 很快得到了掌柜的和东家的赏识, 17岁便升任了三掌柜, 20岁时福生的运气来了, 财主在省城和县城开了二个贸易货栈, 大掌柜、二掌柜都要远去赴任, 福生自然便要接任镇上的大掌柜, 他突然间心花怒放, 因为苦日子熬到头了, 他将能够娶妻生子, 一想到即将来临的殷实家境简直飘飘欲仙了。

然而, 解放的炮声惊飞了福生的梦想, 村子里开始了土改, 大财主的土地和财产都分给了穷人, 福生也分到了一间瓦房, 他摇身一变急火火地帮助贫协和工作组揭批大财主的罪行, 并且积极搜集和举报其他富农和生意人藏匿的浮财及迫害穷人的罪证, 他成了贫农积极分子, 跻身贫协做了一名村会计, 还娶了邻村一位正接受改造的烟花女子李翠莲, 有了自己的家室。可天性轻浮的李翠莲不事劳作, 成天趿拉着鞋磕着瓜子倚在别人家门口扯闲话, 经常惹得一些老实木讷的村民鸡犬不宁, 有两次还以色相拉拢干部下水, 终于被扣上了“坏分子”的帽子。福生也因贪污被免了职, 在生产队成了一个普通的农民。

李翠莲在生了一儿一女后, 又在生晏子贵时由于难产一命呜呼, 福生又当爹又当妈, 艰难地把孩子们拉扯大, 子贵高中毕业时, 恰逢恢复高考, 他勉强考上了一所普通大学, 这让福生对子贵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他拼死拼活供他上学, 他总是念叨着:“贵儿, 你要给爹争气, 将来一定要弄个官当当。给咱老晏家光宗耀祖。”

子贵在学校里竭力表现自己, 他千方百计当积极分子, 他想早日入党, 可由于学习成绩一般, 组织能力、文体天赋平庸, 很难有引人瞩目的表现, 他便极力向辅导员、团支书、党支部汇报工作, 不时反映学生们的思想动态, 甚至别人悄悄恋爱他也要汇报上去。有一个优秀学生干部在受到了支部的批评后, 指着晏子贵的鼻子凛然警告道:“你这小人, 以后再要嚼舌头看我不把你的嘴撕烂。”子贵根本不搭这个茬, 他依然故我。最露脸的一次是在系里举行庆元旦文艺晚会上, 他充当了无人愿干的差事, 在器乐合奏时敲了一回大鼓, 这很让他自得了一番。

二

大学毕业分配时, 忐忑不安的晏子贵不曾想地撞到了好运, 学校依照各回原籍的原则, 除少数优秀学生分到省级单位以外, 他在无人竞争的情况下, 如愿分回市农办工作, 晏子贵信心满满,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出人头地, 活出个人样来。

晏子贵极力表现自己, 每天早早去到办公室和勤务员抢着打扫楼道, 设法碰到单位的领导, 每月东抄西搬写一份思想汇报和学习心得, 交给党总支, 很快他便成了一名预备党员。更让他欣喜若狂的是农办主任给他介绍了在团委工作的一个市领导的外甥女贺彩, 尽管他听到过她的诸多风流韵事, 但一想到自己的政治生涯便欣然追求, 而且还自诩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果然, 在贺彩的帮助下, 晏子贵婚后一年便提为副科级, 可让他感到不安的是随后两年连续从母校分配来了二个优秀学生干部, 而且已是正式党员的吴君和章益民。吴君的组织才能、写作水平和章益民的工作作风、业务能力让子贵感到了一种潜在的威胁, 尽管他处心积虑地打横炮, 使绊子, 可表现突出的他们仍然先后也提成副科级, 这颇让晏子贵羞恼了一阵子。

慢慢的吴君成了农办的顶梁柱, 子贵耍的一些小动作渐渐失去了作用, 不久有一个正科级干部要退居二线, 空出的正科位置经民意测验和领导班子打分, 吴君明显占据优势, 子贵绞尽脑汁多方活动仍然无济于事, 眼看这次的正科级的竞争与自己就要失之交臂了。

正当晏子贵长吁短叹, 郁郁寡欢时, 贺彩力主要亲自披挂上阵, 为子贵争回颜面, 子贵犹豫了, 老婆的风骚让他背后常受人指指戳戳, 一旦遇到馋嘴的领导, 岂不又是飞蛾扑火, 上次就因一件小事, 机关的一名司机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骂自己是“肉头”, 这很让子贵与贺彩闹了一阵子别扭, 子贵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一边是官职的诱惑, 一边是老婆的“牺牲”, 在公园的石凳上, 他面对污浊的池塘, 一包又一包地吸着烟, 突然耳畔响起了父亲临终时的嗫嚅, “贵儿, 你要给爹争口气, 一定混出个人样来。”是的,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让不起老婆升不了官啊!

三

市委组织部又增加了一个指标, 在分管市长的关注下, 晏子贵也登上了正科级的宝座, 其时, 国家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增加了许多, 子贵很快摸索了一系列对省级部门阿谀、对市级部门逢迎的套路, 大小项目都揽到自己的科里, 许多种养企业为了争取项目纷至沓来, 他一律雁过拔毛、兽过剥皮, 很快他的腰包便鼓了起来。

有次他在视察自己曾多次给予项目“关照”的一个养殖企业时, 正利用假期打工的一名贫困女大学生晓燕让他眼神迷惘了。那份清纯, 那份悒郁竟让他魂不守舍, 善于察言观色的王老板很快安排了一次赴外地参观学习的机会, 晓燕因整理资料陪同前往, 在一个星级宾馆的套间里, 三人热烈地谈论着工作, 畅想着未来, 王老板不失时机地打开了一瓶特制的“红酒”庆贺, 随后便借故离开了……

从此, 羞愤的晓燕不知不觉地成了子贵的小情人, 子贵一边对她信誓旦旦, 一边有了一种报复贺彩的快意, 尽管晓燕并不喜欢这个男人, 可经济窘困的她始终摆脱不掉他各种手段的控制。就这样晓燕在屈辱中捱到了大学毕业, 她悄悄联系了南方的一家大企业, 准备和子贵不辞而别, 可子贵还是在最后一刻找到了她, 他假惺惺的跪在了她面前, 动情地叙述着他变态的爱、扭曲的情, 而且又一次恣意地蹂躏了她, 他一边喘息着, 一边许诺着, 他知道只有这样的弱女子才能让他找回男人的雄风和强大, 才能宣泄工作的得意或失意。

然而, 晓燕把自己的身体最后一次给了他后还是决绝地离开了, 而且连联系方式也没有留下, 这很让晏子贵懊恼了一阵子, 还是王老板又找了一个歌厅小姐伪装成刚毕业的大学生小凤, 并且以自己企业员工的名义与他定期幽会, 这才缓释了子贵的失落和郁闷, 熟谙情场的小凤也极力逢迎, 两人很快便如胶似漆地粘到了一起。

又一次提拔副处的机会来了, 晏子贵面临的最大对手仍然是吴君, 尽管章益民也已成了正科级, 但因正科时间短, 还造不成很大的威胁, 他悄悄地整理了一份不利于吴君的材料, 等到最关键的时刻突然让王老板通过关系给了市委组织部和市纪检委, 这背后的一枚燃烧弹着实让吴君被审查了几个月, 等还回他清白后, 副处的位置已被晏子贵抢占了。但吴君因审查不仅成了公认的清廉干部, 而且凭着出色的工作能力在一年后仍然被提拔成了副处, 而且还成了农办主任的得力助手。

四

转眼间, 又二年过去了, 中央对三农给予了更大的政策支持, 各地开展了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的农业产业化工作, 旨在为农户致富寻求新的突破, 农办也不失时机地在三个农业大县根据自然条件分别确定了养羊县、茴子白县和山里红县, 并得到市政府的肯定和支持。农办主任林包克召开了会议, 安排副主任苏清, 项目处的晏子贵和生产科的章益民负责革命老区北原县的养羊工作, 并且要求尽快拿出实施方案, 力争二年内成为全省的养羊大县和标杆产业。

章益民很快进入了角色, 这个专业精通又在著名大学的动科院参与过二年重大科研的优秀人才, 不仅对北原县的养羊农户和秸秆资源进行了为时半个月的调研, 而且又走访了省内外羊业发展模式搞得好的三个县, 同时征询了一位农业产业化运作的资深专家和几位著名养羊教授, 写出了一份理论依据翔实、发展模式新颖、技术路线明确、操作方法得当的北原县羊业可持续发展方案。该方案得到副主任苏清的高度评价。

章益民的发展思路和运行方案的核心内容是把养羊放在大的生态农业背景下, 建设以羊业为主导的生态农业产业化工程, 一业为主, 粮、果、蔬几业联动, 植入了循环经济理念和生态立体思路, 全面提升农畜产品品质和市场价值, 把北原打造成优种羊基地县、高端肉羊基地县和优质有机农产品基地县。在羊业生产上组建北原羊业协会, 鼓励和促进广大农户自愿组建养羊合作社, 并且引进或培植科技研发和推广能力较强的一个种羊企业做为龙头企业, 同时由协会和企业联合引进和培养一支技术服务团队, 进行双重管理, 为养羊户进行全程综合配套技术服务。

按照这样的思路, 北原将形成公司+合作社+大户、大户带农户的新格局, 为农户进行统一培训、统一供种、统一供料、统一防疫、统一技术、统一回收上市的六统一服务。政府引导扶持, 协会协调平衡, 企业组织带动, 这样把政府的优惠政策、协会的联合功能、企业的科技及市场优势有机地整合到一个宏大的产业化工程建设之中, 在北原现有10万只母羊的基础上, 每年新增10万只, 三年后达到基础母羊40万只, 通过引进国外品种杂交, 每年可出栏配套系种羊和高端肉羊百万只以上。

市政府、县政府很快出台了优惠扶持政策, 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按照章益民的方案, 资金主要用于瓶颈环节, 即引进优种公羊的补贴和科技研发及推广的费用。面对这样的操作性强、发展潜力大的办法晏子贵却坐不住了, 这样的运作模式他将只能隔墙闻香, 不仅让章益民突显神威, 而且诱人的扶持资金也将融入到千家万户的产业发展当中。可怎样才能逆转这种局面呢?这个工于心计、熟谙领导心态和项目运作的“操盘手”又一次精心盘算起来, 他要竭力寻找突破口, 让章益民的方案功亏一匮。

终于, 晏子贵想出了套路, 政府的一些主要领导不是想要政绩?不是想要规模企业作秀吗?从时间跨度上也更希望走短、平、快的道路, 如果养羊主体成了若干规模企业, 并且用项目资金扶持, 这岂不是又进入了自己布的局, 钻进自己设的套了吗?是的, 要尽快拿出新的方案, 用功绩和速度这两个法宝冲垮章益民为千家万户量身定制的养羊致富模式。

五

晏子贵做了一番认真的研究和准备后, 找到了林包克主任汇报, 他慷慨激昂信誓旦旦地说:“我们要用全新的思维和理念看待北原的养羊, 要向现代农业转型跨越, 使传统产业新型化, 新型产业规模化, 如果我们的扶持政策落实到占地补贴、圈舍补贴, 将会吸引很多大的投资者投入, 只要规模在2万只的繁殖场建10个规模在10万只的育肥场建10个, 这样20个企业就可养到120万只羊, 这样一年时间就可把北原的养羊规模做起来, 而且年繁殖出栏60万只羊, 育肥三批出栏300万只羊, 年可出栏360万只羊。这样宏大的规模, 不是把一个很大的政绩送给了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吗?说不定还会震撼全省引起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呢?”

林包克一下子呆了, 他没想到晏子贵竟然有这样的大胆构想, 他只是担心道:“依你的想法, 那农户又怎么办呢?”晏子贵胸有成竹地说:“农户可以在这些场子当工人, 每人养100只羊的话不是就可以解决1.2万贫困人口的就业脱贫吗?其收入肯定比种地强多了。”“这倒也是, 只是技术问题怎么解决?”林包克不无担忧道, 晏子贵很有把握地回答说:“用项目资金聘请二个大教授指导, 其余技术问题由企业自行设法解决就可以了。”

一年时间就可上马120万只羊, 出栏360万只羊, 这是多么快的速度啊, 林包克兴奋了, 他立马召集苏清、章益民, 还有北原的畜牧局长钟建平召开了会议, 由晏子贵主持, 会上苏清和钟建平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 但都让林主任和晏子贵否定了, 林主任语重心长地说:“大家要有大思路、大做为, 现代农业就要有现代化的速度, 不能像小脚老太太一样走三步退二步, 那猴年马月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呢?……”

章益民气得浑身发抖, 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样的做法无疑从起步就注定要失败, 更主要的是这种思路和农户的养羊致富及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根本联系不上, 他终于下定决心站了起来, 义正辞严地说道:“这种做法根本行不通, 但我人微言轻, 很清楚无法逆转, 但决不苟同, 更不奉陪!”说完便开门拂袖而去。林包克气得脸色发紫, 他很绝决地说:“事情我们必须这样办, 但老苏你分管他, 你必须让党支部给他洗洗脑子, 让他迷途知返。”苏清很尴尬地说:“我知道了。”

为了增加筹码, 晏子贵又鼓动林主任以农办和北原政府的名义请几个专家召开了一次研讨会, 参会人员都提前做了安排, 而且竟然把章益民排除在外, 不明就里的专家们对规模场的设计和工艺重点做了研讨, 而在引种问题上则是先求数量后解决质量, 当然也拿出了一个简单的科普方案, 对农户养羊脱贫的产业化发展问题硬是规避开了。研讨会后还做了一个报道, 晏子贵的奇思妙想不知不觉变成了集体领导的决议和专家们的共同意见。

北原县很快展开了圈地运动, 很多企业免费得到了土地, 而且水电路政府都出资解决, 不到半年已建成了23个场, 与预计超出了3个, 这些场都得到了基建投入1/2以上的建设补贴, 可耐人寻味的是大部分场都建成了库房或工厂式生产的车间, 很多场清楚, 位靠大都市和交通主干线的北原, 若以养殖占据大块土地, 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潜在的经济价值啊!

六

已近初夏, 北原县到处郁郁葱葱, 玉米、高粱、谷子、豆子都一如既往地到了拔节时分, 农人们三三两两一边锄地一边望望天, 渴望能有一场雨带来丰收的希望, 养羊的农户在田畔上、沟壑间割了一捆捆的青草背回去喂羊, 他们期盼着那些土种羊能够给他们带来些微薄的收入, 供孩子上学和贴补一些家用。北原的养羊扶持政策和农户根本不搭边, 因此, 在农户中间似乎没有激起一丝的涟漪。

养羊规模企业在得到政府的补贴资金后, 一部分企业把羊场的办公区变成了休闲请客、度假的场所, 在政府一再逼迫下, 只有7个场子养了些最便宜的羊, 其余都推托引种资金不足而作罢, 面对政府庞大的资金扶持和补助, 面对一个又一个了无生气的建筑, 林包克坐不住了, 他质问晏子贵:“你一手搞的项目, 要养120万只羊, 如今却不足10万, 这些企业究竟是怎么搞的, 省、市、县的扶持资金都给了企业, 农户一分未补, 也谈不上就业致富了, 你、你、你要对这件事负责!”晏子贵想解释什么, 可气恼的林主任根本不听, 他拍了桌子、摔了门子, 第一次发了很大的火。

不久, 署名原为民的一篇文章引起很大的反响:“北原养羊究竟为了谁?”文章言辞犀利, 观点明确, 数据翔实, 如一枚重磅炮弹直落市农业办公室, 林主任慌了, 苏清副主任也着了急, 已有纪检检查部门进驻北原, 不久矛头和重点指向了市农办, 晏子贵不知躲到了那里, 后来从他老家的一间土窑洞里才找了回来。

晏子贵始终沉默, 他言之凿凿地讲道:“大家出发点是好的, 资金也落到了实处, 场子也建起来了, 只是没有养够羊。”当问到项目资金为什么不和农户养羊结合, 他狡辩道:“那是思路问题, 现代农业就是要上规模上档次。”晏子贵显示出异常的冷静, 他清楚如果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节外生枝的话, 这只能就是一次工作失误或失职了。

然而, 几个月后, 正当春节来临之时, 北原最偏僻的村子里的20多个农户敲锣打鼓给农办送来了一块匾, 上书:“穷人的救星”, 随后他们又到了市委市政府门口打出了一块横幅, “章益民是帮农户养羊致富的好干部”。原来, 章益民一直利用业余时间在北原红寺乡的一个穷山村帮老百姓养羊致富, 他还个人贴钱引进了二只国外优种羊, 并且采取人工授精的手段, 帮农户的羊杂交改良而且还研制一些实用草料组合配方, 使农户的羊产羔多, 长的快, 年底一下让20多户穷困户挣到了钱。

当记者采访林主任、苏主任如何培养了这么一个好干部时, 他们眼睛湿润了, 一再说:“章益民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也是一名优秀的专业干部, 我们一定要号召全市的农业干部向他学习, 并把他的经验很快推广开去。”

七

章益民婉拒了林主任提出的召开全市养羊现场会, 并把他的经验迅速向全市推广的做法, 他只要求领导允许他抽出一半的工作时间为农户服务, 他认为目前自己帮少数农户迈出了第一步, 但第二步是先做好一个乡, 让农户走上一条自我发展、自我壮大的道路, 等成功运作好一个切实可行的发展模式后再因地制宜地进行推广。

章益民在红寺乡政府的协助下帮助农户成立了一个养羊合作社, 大家推举当地的一个养羊能手杨吉旺任社长, 合作社采取农户联保的方式从信用社贷了款, 并为农户养羊上了保险。他帮农户从一个搞的好的县引入了产羔多、适应性强的寒本母羊, 每户饲养20只, 先在三个村每村30户组建一个互助组, 搞了三个互助组90户, 1 800只母羊, 他帮合作社和屠宰企业鉴定了一个高于市场价20%收购高档羊肉的合同, 企业先期预付订金, 收羊时再把订金扣除。他协助合作社利用订金办了三件事, 一是购进了6只白头杜泊种公羊, 成立了一个人工授精站。二是购买一套饲料机组, 按统一配方帮农户加工饲料。三是聘用了二个既会搞人工授精又懂饲养管理和疫病防治的年轻技术人员给自己当助手, 长期为农户服务。他们的费用来自于销售每只羊提留20元的配种费和服务费。

农户的养羊生产走上了小个体、大群体、兴科技、高效益的道路。杜寒本的羔羊生产速度快、肉质好, 很受屠宰企业欢迎, 为了打出品牌, 章益民又利用当地特有的三种树籽的资源研制了一个“三味源添加剂”配方。育肥期半个月添加到饲料里, 羊肉便具有保健作用和特殊风味。

果然, 红寺乡的羊肉很快便成了名品, 加工企业在大挣了一把后, 又拿出些资金投入, 让章益民帮助扩大规模, 而且把收购价也提到了高于市场30%以上。章益民的成功让北原原有的模式受到了更多人的诘难, 已有很多农户反对土地流转, 向那些规模企业提出了归还土地的诉求, 很多企业由于土地补偿资金不足面临了广大农户的围攻, 县委县政府也陷入两难的境地, 晏子贵坐不住了, 他知道一旦企业从北原撤出, 那将会把自己的行为晒到光天化日之下。

很快, 晏子贵找到了有很多科研成果而且和自己经常合作套取国家项目的专家杨茂锁和弟子师伟, 并把手头的一项项目资金集中拨给了北原的一个规模企业, 想让他们的高科技植入企业, 然后马上开花结果, 织出一个瑰丽的北原梦来对抗章益民, 同时他又千方百计收集章益民的经济问题, 作风问题。可意想不到的是杨茂锁的弟子师伟竟用重金购置了伪劣药品设备, 使科研从一开始便失败了。而章益民除了好的口碑和个人贴钱服务外, 竟没有抓住他犯错误的蛛丝马迹。

八

一晃又一年过去了, 中央对干部加强了廉政教育和群众路线教育, 并且狠抓干部的工作作风, 上班要签到, 早退要请假, 干部的工作面貌大为改观。农办在林包克主任的带动下, 每天8点全体都集中签到, 并且集中20分钟学习中央精神, 可为时不长便有一女子一连几天腆着肚子站在了机关门口, 她自称叫小凤是晏子贵抛弃的小媳妇, 要求领导主持公道。开始几天保安硬是拖开了, 可第六天她竟跪在了门口, 而且人一多便横躺在了地上。面对这种局面, 农办召开党组会议, 给予晏子贵记过处分的决定, 并责成他迅速处理好这件影响恶劣的事件。

原来小凤怀孕了, 这让一个不想自食其力的女子有了要挟子贵的筹码, 她想凭自己的风尘历史和文化素质跻身工作人员, 有一份衣食无忧的生活,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晏子贵又不想管得太多, 这一次怀孕后, 子贵让她迅速打掉, 可已经打过三次胎的小凤在医院检查后, 医生警告她, 如果再要打胎将会终身不孕, 这让她害怕了, 她躲了晏子贵几个月, 这才露了面。

小凤的事让晏子贵焦头烂额, 他好像成了钻在了风箱里的老鼠, 一边是小凤提出了让晏子贵目瞪口呆如天价一般的补偿金额, 否则她将不依不饶继续闹下去, 另一边是贺彩已变的歇斯底里, 她指着晏子贵狂吼道:“你这婊子养的卑鄙小人, 姑奶奶的脸面都让你丢尽了, 你给我滚、滚, 滚的远远的……”子贵有气无力地回敬道:“你是什么好鸟, 给老子戴了几顶绿帽子, 老子难道不清楚?”贺彩根本不理睬这无力的反击, 她迅速凭借关系和势力把共同的房产、存款全部过户到自己名下, 然后把晏子贵赶出了家门。

更让晏子贵想不到的是, 得不到补偿的小凤把王老板抖了出来, 王老板犯了案又把晏子贵抖了出来, 纪检、监察部门组成了专案组, 对他经手的所有项目都展开了调查。很快北原的规模场已有二家被查明, 晏子贵把项目资金的30%返回做了活动经费, 其中20%自己侵吞了, 10%请客送礼挥霍掉。晏子贵彻底傻眼了, 他清楚如果所有的项目都查清楚的话, 他将有把牢底坐穿的危险, 专案组找他谈了一次话, 他把所有经手项目的问题都胡乱扯上了市里的几个大领导, 他借故要回老家拿原始记录账目, 路上他凭借熟悉的地形甩开了两个纪检人员, 迅速跑掉了。

九

红寺乡的养羊户已发展到300户, 养羊户都挣到了钱, 在县政府的支持下, 章益民又开始在周边的盘龙乡和王乡推广红寺的养羊模式, 他又聘用了二名技术人员, 而且办了为期半个月的养羊培训班, 同时培养了六名初中毕业准备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做为技术推广人员, 很快他们便掌握了养羊实用技术和人工授精技术, 其中盘龙乡古寨村的大勇、二勇兄弟成了章益民的得力助手。

大勇和二勇的父亲高栓成老实木讷, 一直靠几亩薄田和20来只羊维持生活, 孩子们打小便没了娘, 他硬是拉扯他们念完了初中, 无力继续读书的兄弟俩正要外出打工, 却让章益民收做了徒弟, 章益民让他家专门养了4只杜泊种公羊, 弟兄俩跟着一名技术员一边给盘龙乡的农户技术服务, 一边训练种公羊采精, 通过同期发情技术和人工授精的方式给农户配种, 村民们戏谑道:“这下子高老栓耍大了, 三条光棍变成了七条光棍, 这七条光棍还要在龙王爷头上拔胡子哩, 嘿嘿。”

果然, 天道酬勤, 高栓成养的羊生了46只杂交羊, 而大勇和二勇仅大半年便对外为农户配了3 000多只母羊, 一年下来净挣了十几万元, 而且还赢得了许多农户的赞赏, 高栓成拿这些钱翻修了5间大瓦房, 已有媒人纷纷上门为父子三人说媒, 喜得高栓成合不拢嘴, 逢人直夸:“章老师好样的, 龙王爷真是显灵了, 福星降到了我家头上”。房子盖好的那天他硬是拽着弟兄俩到了他们娘的坟头上烧了一通纸, 还大哭了一场, 那泪水在那老脸上恣意横流, 他抽抽搭搭地说:“他娘, 你睁开眼看看吧, 孩子们出息了, 我也活出个人样了, 往后好日子还长着呢。”

吴君已成了农办主任, 他赶到了盘龙乡看望已半年没有回家的章益民, 这天他俩顺着野草漫径的小路一直登上了龙脊山, 他们望着绵延不绝的大山和此起彼伏的丘岭, 大发感慨, 他们一起热烈畅谈着未来, 畅谈着如何把农户养羊的模式推向全市, 忽然一阵风卷着落叶呜咽着冲过来, 他俩一起打了个寒颤, 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时在相距30公里外的一个荒山野岭中, 已逃逸大半年的晏子贵正躺在一个洞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风停了, 太阳高高地悬在了空中, 他们紧紧地握了握手, 一同向着远方并肩走去。……

那些扭曲的父爱篇2

麦崇楷于1989年1月至1998年2月，个人受贿174万余元，伙同其子受贿1013万元；利用职务之便，为其子经商获取巨额贷款。麦崇楷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省第一个被查落马的最高级法官。

2003年12月2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广东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涉嫌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宣判，以受贿罪判处麦崇楷有期徒刑15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5万元，并追缴其余在案的财物。

麦崇楷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的忏悔（节选）——

澳门一个商人，是我儿子的朋友，后来也成了我的朋友，当看到我家破破烂烂的情况，馈赠了40万元作为装修费，家属收下了。后来我也知道了，自己认为与他没有工作上的关系，是朋友间往来，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在利益的驱动下，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所以之后便接连接受朋友馈赠的金钱和贵重物品。

为了照顾自己儿子，我也批了不少不该批的条子。儿子在工作和社会活动中，认识一些这样那样的朋友，有些人发生纠纷案件向他求助，他就转递来信给我，我出于亲情关系，让他能在社会上搞好人际交往，便收下来阅批了，错误地把这些信件与普通当事人的来信等同起来。虽然都是原则性的批示，但其结果却是相反的。

点评：

麦崇楷每次谈及儿子都无限欣慰和满足。起初，他对儿子还能严格要求，在麦永成大学毕业后还让他到龙门县锻炼了两年，后来麦永成到深圳市公安局做了一名普通干部。但当看到众多下海经商的人都迅速发家后，麦永成也蠢蠢欲动了，想趁年轻大捞一把。麦崇楷支持儿子下海经商的决定，并为这个“财富梦”的实现着手运作。他通过关系将儿子外派到香港，麦永成没待几天就注册了两家香港公司回来搞开发、做生意。麦氏父子认为很多富豪最初都是靠违法搞原始积累起家的。为了以最小的成本、最快的速度换取最大的原始资本，麦崇楷赤手空拳，利用职务之便开始疯狂敛财。

麦永成利用其父的职务影响，成立了拍卖公司，挂靠在省高院名下，并先后承揽多起法院系统的拍卖业务，从中谋利250多万元。对此，麦崇楷非但没有阻止，反而采取了默许、支持的态度，使得该公司与省高院下属原有的拍卖公司形成了恶性竞争的局面。他甚至亲自出面找到身负官司有求于他的广州市建行某支行行长，帮儿子从该行贷款5500万元。麦永成拿到贷款后，擅自改变用途，做生意被骗，至今本息未还，给国家造成630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

为了儿子的“发财梦”，麦崇楷甚至把罪恶之手伸向了省高院的审判大楼工程。他将这个总投资高达2亿元的工程交给由一个包工头挂靠的外地建筑公司承建，还亲自出面为该公司办理进省施工注册手续，原因只有一个：麦永成从中可以得到巨额的好处费。于是，本应庄严肃穆的审判大楼成了麦氏父子权钱交易的“牺牲品”：由于使用劣质材料并偷工减料，造成空调机组制冷差、排风机噪音大以及多处出现严重的渗漏水现象。虽经多次返工返修，但都未能彻底解决问题，而更多的安全隐患至今仍无法排除，被省高院干部称为眼皮子底下的“豆腐渣工程”。麦永成在父亲的“鼎力相助”下，最终得到了以牺牲工程质量和加大工程成本为代价换来的800万元。

麦崇楷为了儿子，丧失了党性原则，背弃了职业操守；为了儿子，他弄权渎职、徇私枉法。从不讲原则的溺爱，到无限度的放纵；从对其不法行为采取默许态度，到最终伙同其子收受贿赂。麦崇楷在帮助儿子获取经商资本、构筑事业大厦的同时，也在违纪违法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从中，要看到领导干部不仅要管好自己，还要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及亲属，在私情面前要讲原则。对于这一点，麦崇楷道出自己的深刻教训：“作为人民的公仆，凡是从事职务的行为，一切的人情和亲情均应予以回避。可是自己出于私心予以关照，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既害了自己，也害了儿子。”

王乐毅：徇私枉法，以权谋私

1993年至1998年，王乐毅在担任大连海关关长、海关总署副署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处理辽宁奔驰汽车维修有限公司违规进口汽车案、办理大连万国物流中心有限公司办公用品保税申请等事项过程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共收受款物价值人民币56万余元。王乐毅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司法机关没有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能检举他人的违纪违法问题、积极退赃，认罪态度较好。

2002年9月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王乐毅受贿案作出一审公开宣判，以受贿罪判处王乐毅有期徒刑13年，并没收其受贿财物。

王乐毅在看守所中的忏悔（节选）——

没有把握好解决孩子就业的问题。我有三个儿子，由于工作几次调动，我都是单身赴任，没有顾得上管他们，所以孩子们的学习成绩都大幅度下降，没一个考上大学的。尤其当双胞胎儿子中专毕业面临就业困难时，他们埋怨我不关心，促使我放弃了原则，一方面亲自出面找大连市政府领导帮忙安排了孩子的工作，一方面利用工作关系找熟人想办法，托某部的关系公司经理把二儿子带到美国在他家住了半年多，免费读高中，由人家提供费用，后来得肝炎又回来了。另外两个儿子通过杨改清（深圳某公司原經理）于1997年春天以外派情报人员的名义办理了赴港单程手续。杨又为大儿子在香港建立了所谓有固定收入的银行账户，以便获得永久居住的身份。当我听到儿子在香港发大财的传说后，立即让儿子通知杨把账户撤掉。杨虽然把账户撤了，却派人把撤户的钱送给了孩子。当我让孩子把钱退给杨时，又到处找不到他，儿子就以送钱人的名字存到了大连银行，并说如果有人发现检查时，就说他们让代存的。我同意了这个非常错误的意见，造成收受杨17万元港币的严重违法行为。

点评：

王乐毅身为海关总署副署长，分管打击走私工作并任全国打私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本应恪尽职守，严格执法。但他却私欲膨胀，在金钱的诱惑和私利的驱使下，滥用职权，干扰下属海关正常执法，甚至指使下属海关为走私犯罪分子提供便利条件，大肆收受贿赂和有关人员送的巨额礼金及贵重物品，利用职权非法占有国家和他人财物，采取多种手段为妻子、儿子谋取私利。王乐毅的违纪违法行为性质严重，情节恶劣，影响极坏，是一起执法部门领导干部徇私枉法、以权谋私的典型案件。

李嘉廷：纵亲无度，终酿悲剧

1994年至2000年7月，李嘉廷在担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云南省人民政府省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单独或伙同其子李勃收受他人贿赂折合人民币共计1810万余元。2003年5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受贿案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李嘉廷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李嘉廷在被中央纪委“双规”后的忏悔（节选）——

通过对错误事实的系统回忆，我深深感到，自己违犯党纪国法，犯了严重错误。主要表现在利用职权和影响为两个儿子经商提供便利和条件，使他们非法获利上千万元；工作中为国有、私营、外商企业办了一些事，自己、配偶、儿子收受了这些企业老板的大量钱财；对儿子管教不严，让他们利用我的权力和影响在我管辖的范围内经商办企业。自己所犯的这些错误，有的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更多的是采取假公济私、公私兼顾的手段，名义上为公办事，实际上是为私谋利，打着为公的旗号，利用公开合法的手段为私谋利。过去，自己对错误不认识，强调了为公的名义和形式，极力掩盖为私的本质和内容，是极其错误的。

点评：

李嘉廷特别钟爱他的小儿子李勃，钟爱到百依百顺的地步。但这个李公子偏就有个奇谈怪论：“高干子弟哪个不做生意，没个千儿八百万就干脆别在‘太子党’里混，别的高干子弟也瞧不起你。”他把“身在侯门，不当革命接班人就当商人”作为信条。自然，有身为省长的老爸在背后支撑，李勃在云南商界足以呼风唤雨。云南汽车行业大大小小的经销商都知道，千万别去跟“奥迪”争风头，因为奥迪汽车的云南总代理是省长公子李勃。这个李公子还不时涉足房地产等行业，连最精明的商人也不得不佩服李公子的“市场经济头脑”：哪个行业最赚钱，李公子就会携巨额银行贷款“杀”进哪个行业。

金钱能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幸福，也能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祸端。靠非法手段谋取不义之财，带给家人的只能是提心吊胆。自觉经受权力、親情、金钱的考验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应有的修养。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亲情观和子女发展观。亲情再亲亦应有度，家庭利益、亲人利益再高，也决不能超越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决不能突破法律与道德的屏障。党员领导干部，无论职务多高，权力多大，在对待亲情和财富问题上都必须做到：个人感情与党纪国法分清，公权力运用与个人和家庭利益分清，职务行为与私人行为分清。按照法律法规和廉政制度要求，领导干部不能利用职权及职权便利为亲友谋取利益；家属子女不能在领导干部职权管辖的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经营活动；不能进行同业经营；职务活动涉及个人和家属子女利益时要主动提出回避，个人和家庭重大事项要报告。概括起来就是“公权人物无隐私”，领导干部的个人利益要公开、透明、接受监督，与职权行为无涉。家庭虽是私人领域，但一旦家庭生活、家庭财产与公权力行使相联系，家事就不再是单纯的私事，同样要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儿女既是父母所养，更是社会的一员。真正爱子女就应当教育他们自立自强，依靠勤奋劳动和为社会奉献聪明才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一味宠爱、娇纵，用错误思想引导他们走歪门邪道，最终只会害了他们。“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留下金山银山，不如教子做人”，这些至理名言值得我们很好地体味。

在当今发展经济，崇尚致富的时代，大凡掌握公共权力的领导干部，务必做到“每日三省吾身”，在管好自己的同时，管好家人，使自己始终保持公仆之心、平民之情，时时以人民利益为重，处处严守党纪国法，切实过好亲情关、金钱关。家风反映官风。一家尚且不能自律自制，焉能治理好一方天地！

曲轴扭曲变形的校正篇3

汽车、拖拉机上发动机的曲轴, 使用中不断地受到周期性往复、旋转力矩的作用, 特别是在发生严重抱瓦事故时, 会产生弯曲和扭曲变形。当变形值超过允许范围后还继续使用, 必然使发动机的工作性能变差。为保证发动机在最佳状态下工作, 必须对曲轴的变形进行校正和修复。

长期以来, 国内对各种类型曲轴产生的弯曲变形, 大多采用磨削或用压力机校正的办法进行修复;对曲轴产生的扭曲变形, 尚无校正设备, 只是用磨削的方法进行校正。如果扭曲变形量不大, 经磨削后还可使曲轴达到某一级修理尺寸, 但这样做往往浪费了1级或几级的修理尺寸;如果扭曲变形量较大, 即使将曲轴颈磨削到最小修理尺寸, 也不能校正其变形, 则只能将该轴报废。因此, 曲轴维修业中亟须配置一种扭曲校正设备。

2. 曲轴扭曲校正机简介

山西省农机化科学研究所研制成功的一种曲轴扭曲校正及检测的专用设备———曲轴扭曲校正机 (见图l、图2) 。该机适用于中小型修理厂、乡镇企业及专业户修复汽车和拖拉机等常见机型的曲轴。它能在磨削前对曲轴进行扭曲变形的检测及校正, 使曲轴扭曲变形量校正至规定的很小范围内 (0.10mm) , 既减少了修复的磨削量, 又提高了1级或几级的修理尺寸, 大大延长了曲轴的使用寿命。

1.机座2.千斤顶3.校正V型铁4测量平板5.可调V型立柱6.校正V型铁7.支架

3. 操作步骤

(1) 对待修的曲轴进行除油、除锈。

(2) 将清理干净的曲轴放在校正机的平台上进行检测 (也可利用其它平台检测) 。

(3) 根据检测结果, 将曲轴扭曲变形量最大的连杆轴颈放在千斤顶的V型铁上, 固定好各个部位的螺栓。

(4) 根据扭曲变形量的大小, 选择适宜参数对曲轴进行扭曲变形的校正。

(5) 校正后检测曲轴, 如扭曲变形量已达到校正机性能指标 (≤0.10mm) , 则为合格;否则应重复上述步骤进行校正, 直至合格。

4. 注意事项

(1) 检测。

曲轴的扭曲变形是指曲轴在同方向上连杆轴颈的相对扭曲度。对4缸曲轴来说, 其扭曲度是指l缸与4缸连杆轴颈、2缸与3缸连杆轴颈的相对变形;依此类推, 对于6缸曲轴来说, 是指1缸与6缸、2缸与5缸、3缸与4缸连杆轴颈的相对变形 (见图3) 。

在测量中采用相对测量法。在测量某种机型的曲轴前, 先计算出曲轴连杆轴颈置于水平位置时的高度, 在测量平板上调好高度尺的数值, 保证被测轴颈在水平位置。然后用高度尺测出两个相对应的连杆轴颈高度差, 即为连杆轴颈的扭曲度值。

(2) 校正。

曲轴扭曲变形大多是由于抱瓦故障产生的, 其扭曲最大值往往出现在曲轴两端的连杆轴颈处 (如:6缸曲轴在l、6缸连杆轴颈处, 4缸曲轴在l、4缸连杆轴颈处) , 中间的连杆轴颈扭曲变形值相对较小。所以在校正时, 只要在扭曲变形值大的部位施加与变形相反方向的扭力 (进行反扭曲变形) , 便可校正曲轴的扭曲变形。

扭曲的地产篇4

经过10个月的等待，他向银行申请的房贷在5月中旬落到了开发商的账面上。在36岁的光景上，王渊在闯荡多年的北京，终于有了人生第一套房子，也在这里有了一个家。

或许是出于巧合，就在银行通知他放款的前一天，传出了央行敦促各银行确保个人首套房贷款的新闻。紧接着，银监会也在6月做出了类似的表态。

但各家银行并未立刻行动。根据第三方机构融360针对5月房贷情况的统计报告，除了四大行对个人首套房贷款执行了基准利率外，超过九成的商业银行都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调了5%至10%，而且房贷审批和发放速度也未有明显提高。

在等待的过程中，王渊总共损失了十几万元钱—申请的八五折利率优惠没有了。他除了重新与银行签订合同没有其他选择，还被告知“要签赶紧签”。作为获取贷款的一个条件，他不得不从银行购买了5万块钱的理财产品。

既便如此，王渊仍感到自己是幸运的。作为一家公司的品牌总监，他收入和信贷资质不错，排号也比较靠前，他的一些邻居直到现在仍然处在等待放款的状态。

就在王渊去年买下房子的前后，中国的货币政策经历了一个大考验—金融市场遭遇了史上未有的“钱荒”。2013年6月，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隔夜利率飙升至14.33%，创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记录，这个数字在一个月前仅为4%左右，它是市场资金面的风向标。

央行没有出手相救而造成了这种紧张感，背后真正的原因在于，新一届政府力图挽回金融危机后4万亿信贷刺激对经济造成的恶果—它不仅造成了产能过剩，让大量钱流入央企和地产业，也让银行业不再安心服务，而是把拆借来的钱通过杠杆投资与期限错配、买入返售等手段，投入收益更高的市场。而这其中的高收益市场，则有不少是通过金融产品手段包装的房地产贷款。

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信号是：央行力图戒除信贷成瘾的不良嗜好，通过定向降准等方式改善资金面紧张的情况。

在大家都玩钱的情况下，实业很难贷到钱。个人房贷业务对于银行而言利润微薄，在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之下，银行吸储成本也在不断上升，房贷生意在银行眼里几乎等同于赔钱的买卖。

比王渊等待资金更焦急的是开发商。没有了钱，一切就都停止了。

深圳光耀地产的5月是灰暗的。

这家全国百强地产公司在短短半年间陷入了濒临倒闭的危机中。从2014年年初开始，这家公司资金链断裂，多处项目因欠款而停工。

现在，当你在百度搜索这家公司，会得到一个刺眼的橙色警告框：“由于失信已被列入国家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47岁的广东惠州人郭耀名是中国无数个地方版地产商人的缩影。

他在2002年创立了光耀地产，当时正值中国房地产的起步升温期。就像另一些放开垄断准行的市场一样，它稚嫩而充满诱惑力，一些人成为地产商人或许仅仅是为了投机，但他们中也有许多人不乏为中产阶级盖好房子的初心，就像已经成为全球最大地商公司的万科、创建绿城的宋卫平一样。

中国房地产可以被称做一个市场，是从1998年起才真正起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福利分房和双轨制走向终结，商品房开始出现。新兴而饥渴的房地产市场变得异常繁荣，连续几年增长高于GDP两倍以上。市场的其他一些环节也陆续变得完善，2004年，政府出台了“71号令”，经营性土地结束了依靠政府与国企关系协议拿地的历史，公开面向市场竞价出让—当然，地方政府是唯一的土地出让者。

一批房地产公司随之诞生，获取土地的最大决定因素，转变为开发商的资金实力。

光耀地产在这股浪潮中发展壮大，但它在资金获取和市场拓展上显得更为大胆，这让它在成立之后的5年内成为广东省惠州市房地产开发销售企业的榜首。

在一段时间内，政府宏观层面的刺激曾向房地产业传达着积极的信号。

让光耀地产和它的同行们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的，是金融危机之后政府推出的4万亿信贷刺激—2008年年底，各地政府陆续出台各项政策扶持楼市发展，房价开始步入直线上升期，房子甚至成为人们理财的重要手段。

在大量的资金和购房需求的涌动下，中国楼市自此进入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期。2009年，原本居于广东一隅的光耀地产也开始发力，扩张的版图延展至珠三角、长三角及环渤海三大经济圈，并在深圳、北京、上海、天津、惠州等大中城市频繁现身。

这家公司在2010年的房地产销售收入扩增至40亿元，当时它曾雄心勃勃地对外宣布：接下来两年的销售总额将达到80亿与150亿元，成倍增长。

但这个目标最终并没有实现。光耀地产在2010年之后至少3次欲借壳上市都未成功，它在资金上也很快遇到问题。

看到房价过热，中央政府开始采用史上最严厉的调控手段干预这一市场，2010年4月，新“国十条”开始重点打击投机购房者，禁止第三套及以上购房需求，大幅提高第二套购房首付比例，同时，大部分一线城市都针对外地人购房进行身份与手续上的限制。

与此同时，政府对开发商融资进行明确限制，规定“股东不得违规对其提供借款、转贷、担保或其他相关融资便利”；另一项政策则提到“商业银行不得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发放用于缴纳土地出让金的贷款”。

这些限制开发商获取贷款的政策在接下来的两三年中不断发酵，让光耀地产式的开发商遇到资金阻力。

银行向光耀地产等开发商关闭了大门，后者中的一些铤而走险，开始尝试各种办法融资。

市场在2010年限购令之后的表现，向它们传递了一个正向的信号—行政调控并未使房价有所降低，与此相反，被抑制的需求反而让房子成为紧缺资源，楼市价格在全国范围内经历了一场过山车式的涨幅。

“信托、融资担保公司、银行贷款、网贷公司、小贷公司，以及民间融资，只要能借到钱，都去试试。”一家上市地产公司原区域销售总监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这其中，“民间借贷更快一点。”光耀地产品牌总监邹先法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他承认，正是这种大胆冒进，造成了公司眼下的被动局面。

对于光耀地产来说，现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民间借贷。高额利息占用了公司很大一部分流动资金。郭耀名对外披露的数据显示，民间借贷大致占了光耀地产整个融资规模的1/3。这家公司从2011年开始借了大量的民间资本，约15亿元左右，利息就高达十几亿元。

从去年延续至今的宏观层面的货币紧缩政策，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它让光耀地产们一下陷入困境。“去年下半年以来的钱荒，以及银行信贷的持续收紧，对我们的影响很大。”郭耀名说。

在信贷渠道变窄之后，开发商的运营资金很大部分依靠业主的按揭贷款。与其他开发商一样，光耀地产面临的问题是：房子卖出去了，款却不能快速回收，王渊一波三折的贷款经历，正是它们资金链紧绷的真实写照。

过高的房价，贷款不易获取，成交量大幅下降，以及利率不断上浮，让市场突然充满了观望的气氛。来自万科董事长王石和李嘉诚等大佬们的警告或行动，也让人们对楼市的未来充满疑问。一些来自第三方机构的声音则进一步加重了预警，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在6月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下滑风险给出了量化指标，认为中国的GDP增速将下降1%，并可能导致银行业出现问题。

这对于流动资金短缺的开发商来说，无疑雪上加霜。

郭耀名一直对外强调，只要3亿至5亿元资金公司就能活过来。他打算卖掉一块地来解决问题。但是，眼下放眼整个惠州，开发商们都自顾不暇，哪还有理想的接盘者。

刚刚过去的5月23日，宋卫平卖掉了他亲手创办的绿城。这一事件向人们明示，地产商的资金紧张已不是中小开发商的个别现象。

绿城在2009年的销售额一度达到510亿元，成为当年仅次于万科的中国房企。但其后，绿城在2010年的调控中因资金问题而险象环生，最终九龙仓通过入股对其施以援手。

宋卫平在绿城的最后一场发布会上，将自己事业的失败归结于政府的调控，“我心里难免有一种愤怒，谁让你们把这个行业和市场弄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不满意。”

中国的楼市是否面临危险境地？

在楼市出现全面萎靡迹象之前，一个真实的状态是，在许多资金短缺的中小开发商周围，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中间人，他们“神通广大”，又被冠以“资金掮客”的名称。

他们游走于银行、信托、融资担保公司以及小贷公司，甚至是新兴的网贷公司之间，只需要一块地，以及良好的分佣制度，他们总能想办法搞定贷款。

在这背后，那些被称为“影子银行”的金融机构，把开发商的贷款，包装成理财产品、金融产品，甚至分配给多个民间资本。

“如果把中国所有的理财方式看成一支足球队，投资阵型里面，住宅是最典型的守门员（限购），后防线是商业地产，中场是影子银行的产品，前锋理论上是海外基金、私募股权。把这个阵型摆出来，你会发现中国现在的状态更像是全在中场空传球，他们不往后倒，也不往前进攻，这种状态导致的是大家都在用影子银行去赚那点利息，没有人做实业，没有人沉下去，没有人进攻，还是对环境的防御性状态。”誉翔安地产合伙人王珂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资金的套利空转引起了监管层面的警觉，钱不再那么容易源源不断地流向开发商，这也就意味着开发商要获得融资，就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相比于提供给个人的房贷业务，这些套利是更大的生意。即使行事更为谨慎而体面的银行，存款分流的压力也在加大它们的经营压力—来自于监管的季度放贷额度控制，决定了它们向个人房贷业务的资源倾斜有限。

那些活跃在地产商周围做更大生意的机构，往往行事低调，比如更加隐秘的投资机构，它们参与地方政府的“土地整理”，从规划开始，便加入其中成为操盘手。

一块地的生意是这样形成的：

市政府为了城市的发展和土地变现，要对现在市区的旧城进行改造，或者建设新项目，这通常涉及几平方公里的土地。

项目的第一阶段是新城区的策划与规划。

假如这座城市位于经济区域的重要交通枢纽，有森林公园、山、水和湖，它的卖点和可规划的空间要远远大于其他城市。

善于包装的人可能将这座城市包装为“山水生态新城”。它被配以美好的憧憬：未来这里既是“甜城”，又是“古郡”，还有“悠闲慢生活”。

进行城市规划时，它被定位为“发展城郊主题型旅游”及“满足改善型需求的居住功能”。在布局上，主城区主要满足公共服务、商贸物流与新型工业和居住。市政府为它描绘了发展愿景：“这里是城市的未来、中轴线、商业中心和旅游度假圣地。”

“以前开发商可以通过疏通关系修改规划，现在很难了。我们有一个项目，已经好几年了，也没有办下来。”前述地产人士说。

接下来，哪些板块是住宅，哪些板块是商业，哪些板块是综合体，一一被规划列出。

这些步骤结束后，所有的问题都最终回到一个问题—钱。

无论是旧城改造，还是新项目建投，都需要资金的投入，这往往并不是小数目，以地方的财政收入投入到大规模建设，犹如杯水车薪，并不现实。

地方政府的惯常做法是向银行贷款。

当巨额的地方债务平台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要依靠卖地来向银行还款，这意味着进入把经济与房地产捆绑的循环怪圈—在监管机构与中央政府的授意下，银行再次向它们提出额度控制。这也意味着，找银行贷款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变得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

但是，市政府手中握有未来可以变现的资产—土地，这对投资机构来说，就是可以盘活的现金。

这个故事中的主角是国有企业下的投资公司，也可能是PE或其他类型的投资公司。市政府项目负责人通过中间人找到它，希望对方可以为项目找钱。而在更广泛的地方政府融资中，它们也尝试发行债券，或者与类似PE一样的金融机构来获得项目资金，但前者的审批速度往往更慢，审批门槛更高。

这些项目所涉及的资金动辄百亿元。项目负责人给投资公司提出要求：项目投入资金的收益要低于眼下市场通用的资金成本。

找钱对精通“钱术”的投资机构来说，并不是个大问题，它们自有办法—以小资金撬动大市场，滚动开发。

在这个故事中，第一期土地整理的资金需求约为40亿元。

投资机构找到常常合作的信托公司，后者将为上述项目发行一个10亿元的信托计划。

作为合作方，投资机构投入5亿元作为风险资金—如果信托计划不能如期兑付或信托计划破产，它们将是最后被赔偿的投资者—也就是说，融资额事实上为5亿元，市政府的信用成为信托计划最有说服力的担保，而即将整理出来的土地，则可能被用做抵押物。

但这显然不是免费的午餐。

精明的生意人是这么赚钱的：信托向普通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支付的收益为7%至8%，最高可达10%。

10亿元资金到位后，信托公司把这部分资金以12%左右的收益率卖给信托公司成立的基金公司进行资金管理。

这样一来，信托公司从中除了赚到发行费以外，还有利差。投资机构更是赚到投资所得、利差，以及涉及项目可能产生的各种费用。

10亿元的资金开始滚动投入到第一期土地的整理中，土地一块一块地被整理出来。随后，市政府邀请开发商参加土地拍卖的通气会，进行项目的介绍，重点要让开发商相信，这些土地能值更多的钱。

随后便是公开的土地拍卖环节了。卖掉一块，地方政府就可以偿还一部分融资。

余下的30亿元缺口也并不是什么问题，新的信托计划在需要时将被发行，一部分用于偿还上一期的信托计划，另一部分又被投入到新项目中去。

在中国的信托市场，发新偿旧已不是新事，这正是投资机构善于利用的杠杆融资。

遇到市场不好时，地方政府宁愿多付一些利息，也要争取把土地卖个更高一些的价格，不要担心这些利息的来源—它们有政府信用，还有地块，再发行一个新的信托计划并不是件难事。在这个逻辑里，地总是会有人买的。

直到土地全部准备好、卖掉，开发商渐次入场，新的住宅、商业综合体矗立起来，新的城市诞生。

在这个过程中，地王的纪录不断被刷新，开发商拍到的地块地面价，与板块的新楼盘均价持平，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算上开发成本、资金成本，你能想象，在这个扭曲的价格面前，开发商为了活下来并赚到钱，就只能把这个已经堆高的成本推向市场，由购房者承担。而一旦购房者像眼下一样停止购房，开发商因资金链问题减少拍地，政府的融资链条也就面临紧张，甚至断裂。

中信里昂证券的一个团队在过去一年中对中国12个城市进行了调研。它在今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5年时间里完工的房产中，这些中国主要城市的平均空置率为15%，其中一线城市的房屋空置率为10%；但二三线城市的房屋空置率则处于13%到17%之间。

这些印着各种漂亮标签，现在却因缺乏人气被称为鬼城的二三四线新城，成为中国房地产业在过去几年畸形发展的一个缩影。

行政力量长久干预，房价却一直居高不下，有其本身的逻辑。

在不断加码的限购限贷影响下，开发商总有自己的办法来化解这些政策。2010年4月“国十条”之后，异地购房和二套房受到限制，“当时我们通过代理公司，为购房者办理社保证明，帮助他们规避异地购房的限制条件。”上述地产销售人士告诉《第一财经周刊》。

对于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备案价不得低于申报价10%的限价举措，地产商们也可以通过报高申报价、降低备案价来赢得周旋的空间。

虽然在地方政府的系统中，审查者轻易就能查到这一点，但这种行为还是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默许。对地方政府来说，只要这座城市的房价涨幅不排进全国被统计的城市房价涨幅前十名就可以了。

一些指标难以落实的根本原因也在于监督成本的巨大—市场是多变的。

和过去几次调控一样，开发商们眼下正在等待游说者让政策制定者改变心意。一些地方城市正在悄悄放开限购政策。

但这一次，来自信贷层面的紧张感，让曾经挺过2011年艰难时期的开发商，变得不再淡定。

“2007年年底开始的调控下行，直到市场确认恢复，大概用了十五六个月；2011年，我从这个领域感知到冷，到恢复活过来，用了七八个月；这次就更短了。到现在这个时间段，政府和各行业发现挺难扛了。用周期比较的话，你会觉得经济其实更脆弱了，整个体系抗压的能力在减弱。前两年还讨论策略，还去争降不降价，现在就直接降了价再说。大家能忍受的时间越来越短。”王珂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他所在的公司主要做商业地产销售代理。

令他感到不安的，在于这次的信贷收缩来得太快，虽然他已经在业务上有所收敛，上了风险最低的项目，不做疯狂扩张，但还是显得措手不及。“现在这个市场没有什么推盘量。好多项目卖不出去，报价谨慎多了，交易量没有改变很多，但价格不是那种预期会涨的，接盘的都是自己住的。”

这让他想起了原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春节前说过的一句话：“小心点哦，有可能明年卖不动了。”

“我们开公司的4年里面经历了多少泡沫，三四线城市、城市综合体、城投债、民间高利贷、影子银行，依次啪啪啪破了。先是高利贷灭了鄂尔多斯、榆林；然后三四线房地产，一些Shopping Mall死掉了。现在轮到了写字楼。”王珂说。“外面垮的速度在加快。”

资金紧缩也已经对王珂所在的商业地产领域形成影响—写字楼市场表现得像住宅市场一样疲软。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同样的团队，半年前的两个月内，销售业绩为10亿元，而现在却仅为3.2亿元。

一个可比较的数据是，2010年，这家公司用3个月卖出5亿元销售额；2012年用6个月卖出20亿元；2013年是一个月卖5亿元。现在却回到了两个多月卖出3亿元。那些一出手就5000万元、1亿元，甚至好几亿元的大客户，在这几年慢慢萎缩。现在加起来，整个北京一年也就20来宗。

“如果整天中场传球肯定是不对的，但凡有一个环节出错就一下子击穿了。我们其实是服务于钱，行业之间资金的流动速度放缓，每个行业赚钱的能力也下降了。”王珂说。

他认为高房价本身是不可持续的，“住宅那么贵不就是户口、学区房的因素么，现在读书未必要通过高考了，选择多起来了。”在北京，一些学区房附近二手房屋的价格一度涨到每平方米接近30万元。

对于赵爽来说，学区房依然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她和她的老公自毕业后已经在北京打拼了十年，分别供职于一家互联网公司和外企，工作稳定，但北京对赵爽来说一直充满了不确定性。

他们的家庭收入足以在北京买一套大一点的房子。但在过去几年中，夫妻俩一直在以北京还是昆明老家作为最后归属的问题上争执不下。

赵爽按照老公的意思回到昆明工作过4个月的时间，但她已经适应不了那样慢的生活节奏，以及薪水和生活品质等方面的种种落差。

3年半以前，儿子的降生，让她坚定了留在北京生活的决心。赵爽还记得儿子出生后的半年里，他们一家三口与前来照顾孙子的婆婆一起挤住在赵爽之前执意购买的一个不足60平方米的开间里。中间隔着一道帘子，婆婆只能打地铺。在她居住的小区，周围不乏有着类似经历的邻居。

他们想的是到城区买一处学区房，同时改善一下住房条件。但是，北京市不久前公布了学区房新政策的思路—北京将对相应的学区房做出5年期的相关规定。这也就意味着，作为外地人，买了学区房，并不一定能入学。

作为没有北京户口的外地人，她原本打算去东城区或崇文门买新房，让儿子顺利完成幼升小。但东城区目前规定父母双方必须都要在东城区工作才可就近入学。这些变化让她的换房之旅充满风险，也让像赵爽一样的公司人再次感到被这个城市排斥在外。

与此同时，在各种打击楼市投机的政策下，赵爽改善住房的需求也一同被打击了。她在年初就把房子挂了出去，但直到现在也乏人问津。

5月12日，央行对15家商业银行的喊话，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王渊们这种首次购房者的需求。但那次会议中丝毫没有提到更多关于第二套房、改善性住房的消息。

扭曲的需求引擎篇5

《财经国家周刊》了解到,一些大型连锁超市一年的储值卡发售额可以达到10多亿元,而第三方发卡机构则能达到几十亿元,普通商超一年也能达到数百、上千万元。

雅酷时空董事长杨帆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一些有实力的发卡机构,其预付卡发卡金额大概占到总销售金额的10%左右。

一张小小的储值卡,何以拥有如此巨大的市场?这些需求看重的是什么?

神州数码BPO事业部业务总监唐大杰告诉《财经国家周刊》:“第三方发卡机构发的卡,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礼品卡,我们也叫腐败卡;一种是福利卡,给员工发福利,不用纳税。”由于长期为银行和储值卡机构量身定做IT系统,唐大杰对市场情况颇为熟悉。

记者获取的非官方数据显示,以“员工福利”和“因公社交”需求销售的卡量可能已经占到整个购物卡市场的70%到80%。

需求群体

资和信网站上,这样解释商通卡:“为解决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的员工福利、商务礼品而设计的商业、服务业通用的积分消费卡”。福卡给自己的解释是:“购卡送好礼”、“为您量身定制的礼品解决方案”。

记者在资和信和福卡办卡现场也看到,前来排队办卡的大多是拿着大额支票的企业工作人员。其中一位购买商通卡的客户表示:“主要是发员工福利,送客户的。个人买卡干吗啊?还要收那么高的手续费。”

在与记者谈及购物储值卡时,北京市某区机关的一位职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你知道现在购物卡哪个机构购买最多?不是企业,是事业单位与政府机构。”

他透露,其所在的机关每年仅向员工发放购物卡的金额能够准确估算到的就在几十万元,“其实不光我们部门,其他机关也一样。”

至于办哪个机构的购物卡,他表示,每个区域都不一样,以他所在的单位为例,发的是物美超市的购物卡,其他的局所可能发的是其他的购物卡。“发哪种卡与机关单位有关,多数是超市购物卡。机关单位会与一家超市机构合作,有折扣,具体能打多少折扣与商家协议”。

他表示,发储值卡主要是作为员工福利,由于公务员的工资有统一规定,收入的主要差别就体现在福利上,“但福利不能发现金,一般就发各种购物卡当做福利,有的单位每个月都能发好几百万元的购物卡”。

“大家都习惯了。”他向记者表示,“还有一些是企业送的,各种各样的卡。”

他的话在某保险公司李先生那里得到了印证。近些天,李先生正忙着为公司填写快递单,这些快递信封里都有一张额度不菲的消费卡,主要是送给客户、政府官员等的。

对于送礼的金额,某保险公司王女士透露,她负责统计的公司高管们的“公关需求”,单张额度基本在1-5万元。

避税诉求

为何会不约而同地选择“送卡”, 一位在中介机构上班的购卡者向《财经国家周刊》表示,“送卡感觉更像送现金。”而优于送现金的好处则在于,不仅携带方便,而且可以直接抵税,而送现金在账务处理上要麻烦得多。

上面提到的保险公司的王女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相关费用在财务上列为各类便于抵扣公司所得税的项目,公司的业务部门各自统计和安排本条线的‘公关需求’,相关费用纳入业务成本。”

目前售卡机构大多可以根据购卡者的需求开具各种抬头与内容的发票。

资和信的办卡工作人员介绍,商通卡可以开具服务业发票和零售业发票,按“代收咨询费、代收服务费、代收会议费”等项目开。

北京尚青元科贸有限公司发行通惠卡的工作人员说:“根據购卡者的要求,我们可以开具相应的各种发票。”

《财经国家周刊》调查获悉,这些发票并非由售卡公司出具,而是由特约商户开出。很多购卡者在现场并不能随即取得发票,而是在留下发票开具要求后,由售卡公司提供给特约商户,一般会有半个月到3个月的等待周期。

资和信的人士称,现在购卡要等3个月拿到发票,因为“这种发票要委托给商场开,需要等到卡在商场有实际消费、累计到一定额度以后之后才能开出来”。在资和信的购卡注意事项中显示,客户购卡所支付的手续费一并计入本金,不再另外开具发票。也即购买1万元的商通卡,客户现场需支付10300元,开具10300元发票。

福卡的提取周期相对较短,一般为一个月左右。“如果是在下半月结算周期之前办卡,当月就能够拿到发票。”福卡工作人员表示,“福卡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拿到发票,是因为福卡对商场支付有预付金,所以商场才能提前开具。”

由于可以按需开具发票,这成为购卡者看重的重要元素。

一位购卡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直言不讳地说:“买卡可以开具发票,这样不仅可以为个人节税,单位也能在税收上省点儿。”

而通过储值卡究竟能避税多少?某公司财务部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某员工月工资为4000元,元旦过节费为2000元,该员工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300-400元,获得1700元过节费。但如果公司给该员工发一张额度为2000元的储值卡,则可从售卡机构获得一张额度为2000元的发票,为公司省下至少400元所得税,且员工无需为过节费缴纳个人所得税。

套现渠道

“套现容易”也成为储值卡的吸引力之一。

北京西城区成方街,这里是“一行三会”的所在地,也是百盛商场的所在。在沿复兴门地铁向北一两百米内,看似游散的“黄牛”随处可在,不断地向路人低语询问“买卡吗”。

“黄牛”付先生向记者表示,“我这边什么样的储值卡都收”,卡因受欢迎程度不同而价格不同,另外,不同的淡旺季价格也会不同。

另一位“黄牛”说,“收购价市场波动相当大,上个月还能按照8.3折、8.4折收,现在只有7.5折,到元旦只能7折”。众卡之中,商通卡折扣最低,一般为9折、9.1折,有时达到9.5折或9.6折。这个波动是随着商场打折而变化的,如果商场节日打折活动多,收购价就会高一点。

他表示,商通卡回收的人很多,“我们从中赚取1%多点,找团购,他们愿意买。有些买东西不需要开发票的顾客,可以卖给他们,我们手头有客源。”

对于如何进行交易,“黄牛”介绍说,“交易时你把卡给我,我就去转账,转账通过我的转账卡,转完账显示钱到了,就给您现金。转账时你卡上有多少金额,转过来马上就能显示出来。”

采取此种交易方式,“黄牛”也表示无奈,“我们过去碰到过假的。头一天查的时候卡里有钱,第二天转账的时候,卡里空了。所以我现在要先把你卡里的钱转出来。”

记者了解到,”黄牛”所说的这种转账卡即为发卡机构发行的实名VIP卡。通过这种卡,可把收购来的定额储值卡,通过网上操作将其卡内金额转入VIP卡中,这样“黄牛”手里的卡上会积累一个不小的额度,伺机变现。

目前,除了专职的“黄牛”外,一些企业内部也滋生了兼职的“黄牛”。

在有的企业,消费卡刚刚发到员工手里,就有同事前来按一定折扣收购,然后通过职业“黄牛”变现。

据《财经国家周刊》了解,“黄牛”变现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在超市结账现场帮人刷卡,赚取差价;其次是卖给“团购的顾客”,或者商场内部人员;三是,直接由发卡商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