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要素（共7篇）
动力要素 篇1
20世纪60年代,合作学习(cooperative learning)由于其优势的凸显而被广泛关注。它改变了传统讲授式教学中学生的被动地位,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为他们深入学习提供了条件。除了在教学中对学生成绩和态度显现出促进作用外,合作学习也更符合现实中团队合作的工作形式,因此在实际教学中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但其应用的有效性却因为对研究方法和结论缺乏系统的总结而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合作学习的两个基础理论是认知理论和社会理论,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产生学习结果的因素差异,前者认为主要通过群体交互使得个体认知过程改变从而产生学习;后者认为对个体的激励是主要方面。依据这两种理论分别产生了对认知过程和动力机制的研究,国际主流研究方向近年来从动力机制逐渐拓展至到对认知过程的探究上。国内对合作学习的关注点在应用层面上,基础理论研究较少。本文从对合作学习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开始,对不同理论背景下的研究进行总结,并重点强调了合作学习的研究要素和动力机制,试图为教学中合作学习的有效运用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1 合作学习构成要素
合作学习是指两三个体或群体在学习知识的明确意愿指导下,以非竞争的方式从事某项工作[1]。从定义可以看出,成员之间的互动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运用合作学习的基本前提是成员在群体中学习比独立学习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
并不是所有的群体都是合作性的,早在1988年,Slavin就提出了合作学习的3个基本条件:群体目标,个体责任和群体责任;以及6个基本要素:(1)群体成员应该认识到彼此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共同的目标;(2)他们间必须有言语交流,成员在一起解释,支持,联系,说服对方;(3)所有成员的学习都必须得到保证;(4)群体共同完成目标;(5)群体必须是异质的,包括各种能力水平的成员[2]。
社会心理学和组织方面的文献通过比较成员关系为团队(其中成员互相协作,相互信任,目标一致且有责任),还是群体(成员独立工作,把各自的成果联合作为群体产出)对合作群体和普通群体做了简单的区分。
教育领域的文献也通过一些类似的构成要素来规范合作学习,包括积极的相互依赖,个人责任,面对面的交互作用,合作技能与小组加工[3]。
2 合作学习两大基础理论对比
合作学习领域目前存在大量的基础理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强调群体对个体认知过程影响的认知理论和强调个体激励的社会理论[1]。
2.1 认知理论
认知理论认为,合作学习相关的认知方法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过程加强了群体互动对个体认知的影响[4]。认知理论可以分为认知发展理论(developmental theory of cognition)和认知精致化理论(cognitive elaboration theory)。
根据Vygotskian(1978)提出的最近发展区域理论,由于在合作学习情况下,每个成员都能遇到比自己某方面能力强的同伴,因此会提高其学习水平。Piagetian也曾提出相似的观点,指出合作学习中产生的认知失衡促使了学习的发生。O’Donnell与King(1999)同Vygotskian和Piagetian的理论相一致,认为社会互动促进个体的认知结构发展,是通过建模或个体协调自身与其他人不一致的想法来实现的。
认知性精致化理论强调口头阐述对个体认知结构发展和变化所起的作用,更加关注在群体交互过程中个体处理信息的方式。在合作学习过程中,成员有机会向其他人阐述自己的观点,倾听别人的意见,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看法上的分歧,所以在交流过程中对信息的处理更加“精致”了。
2.2 社会理论
社会理论认为社会因素使合作学习方法有效。同样地,社会理论也包括动机理论(motivational theory)和社会凝聚力理论(socialcohesiontheory)。
对动机理论的研究更为广泛,它强调报酬在激励群体成员方面所起作用,以Kurt Lewin的领域理论(field theory)和Morton Deutsch的相互依赖理论为基础。他们认为个体行为由激励诱因决定,受奖励和目的影响,可以分为合作性,竞争性和独立性3种。对应为人们被奖励和目的所激励,个人的结果与其他成员的结果存在或正或负的联系,也可能没有联系。在合作学习理论中,激励方法最受大家推崇。
社会凝聚力理论重视成员间的积极情感和关心,他们认为群体工作的经历促进了个体对其他人的认同感和关注感。激励个体努力工作的因素来自对这个集团福祉的关心,而非期待自身的报酬。
根据不同的理论假设,也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第一种思路是在社会理论背景下研究合作学习的内在动力机制,即合作学习是否可以促进绩效,什么因素导致这一结果的产生,常使用实验的方法,研究也较为成熟。第二种研究思路是认知理论背景下对合作学习认知过程的研究,即在合作学习中群体成员是通过怎样的交互作用来完成任务的。研究方法还是集中为实验的方法,但对实验结果处理却多采用口语报告编码分析法。
3 合作学习内在动力机制
合作学习内在动力机制的研究多使用实验研究的方法,即根据研究目的建立相应假设,再以班级或短期的学习群体为受试对象,对控制组和实验组进行不同的实验条件处理,根据实验结果得出结论。已有研究对任务特点、群体构成、群体管理、结果评价方式等变量进行了研究。
3.1 任务特点
合作学习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群体成员为了一个共同的群体任务而工作。此外,最近的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CSCL)背景下的一些研究表明,清晰的任务结构会促进认知进程提高学业成绩。而且对学习任务的目标、方法和预期认知进程的详细阐述有助于提高群体成员讨论的效率,进而提升绩效[5]。Hakkarainen et al(2002)还指出通过成员对概念的阐述可以改善学习效果[6]。
3.2 群体构成
最常见的方式为成员自行选择构成群体,这样群体成立初就有较高的凝聚力,能更快速地进行活动同时减少人际冲突,但它无法保证群体构成的不均匀性和多样性[3]。第二种方式即导师根据既定的指标对成员进行分配,形成异质的群体构成。最新研究表明,最佳组合成分对不同水平的成员而言不尽相同。能力强的同学在异质小组中绩效更好,较差的同学则在同质小组中表现更好(后者结果不显著)[7]。另外,不同的群体结构对合作学习结果影响不同。如保证学习过程中所有成员都有能力帮助其他成员的确可以促进群体绩效[8]。
3.3 群体规模
另外一个与群体形成有关的问题是群体规模。一般文献都认为群体规模宜小,3或4人最佳。这样群体成员有机会提出更多的不同意见和学习方式,使学习更加有效。包括5人或更多人的群体可能导致少数人无法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9]。另外可以避免个体在大规模群体中可能会感受到自己重要性降低的情况。而且群体的社会堕化现象可以通过降低群体规模,增加成员责任来得以控制[3]。
3.4 群体管理
群体管理是另外一个构成合作学习环境的重要指标。导师在合作学习中起到协助者的作用,帮助成员发展他们的社会和小群体技能,以解决合作工作存在的一些问题。然而,导师应该确保自己的行为不会对群体影响过大或过于权威。Cuseo还指出群体交互的连续性也应该包含在合作学习环境中。跨期与相同的群体成员一起合作,为彼此面对面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发展环境,这时社会凝聚力和群体认同都能得以发展[10]。
3.5 评价群体工作
根据评价对象不同,评价方法可以分成两种:对群体的总体评价和对个体的评价。Cuseo指出合作学习的最终目标是个体学习的实现,因此在评价时仍应根据个体而非群体完成任务情况进行总结性的分级评价[10]。然而,这一方法不仅要求群体成员的学习成果以个体方式呈现,也与群体工作要求的共同工作共同评价相违背。而且群体成员普遍认为评价群体的方法合理而且公平[3]。
4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组织中有效运用团队的前提是保证其“合作性”,包括群体成员间积极的相互依赖,面对面的交互作用,群体目标与个体责任的并存等方面。对合作学习在教育领域的动力机制研究表明,可以促进群体向个体学习迁移的因素包括,结构化的任务,清晰可测量的目标,异质的群体构成,3～4人的群体规模,有效的群体管理以及保证个人责任下对群体结果的共同评价等。换言之,想在实际教学中有效运用合作学习的方式,就应尽量满足上述条件。另外,目前对合作学习有效性的研究只集中在会计等学科领域,其他专业领域教学活动是否适用还需做进一步研究。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不断有学者对合作学习进行研究,其研究思路大致有以下3大类。首先是对合作学习基础理论的总结和研究,出现了群体动力理论、选择理论、认知理论和社会理论等,但这些理论大多出现在研究初期,目前研究多是建立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缺乏更新。其次,检验合作学习有效性和有效条件,即对合作学习动力机制的研究,在群体构成、任务选择等方面已经得出了一系列结论,却仍存在很多争论。而且其中的一些结论是在实验室背景下得出的,虽然对临时群体有更加容易控制的优点,但合作学习的特点无法完全暴露,群体互动的认知和社会因素可能会随着时间变化,这样得到的结论需要在实际运用中进一步验证和修订。最后,对合作学习认知过程的深入研究是合作学习领域的最新发展方向,而且通过对交互作用及信息构建过程的剖析,对于解释动力机制研究相关结论十分有用。
摘要：合作学习在教学中运用越来越广泛,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要想保证合作学习的有效运用,就应该满足群体成员间积极的相互依赖、面对面的交互作用、群体目标与个体责任的并存等基本要素,并在任务特点、群体构成、群体管理和结果评价等方面对学习过程进行规范。
关键词：合作学习,群体合作,构成要素,内在动力机制
参考文献
[1]Fernado Olivera,Susan G.Straus.Group-to-individual Transfer of Learn-ing:Cognitiveand Social Factors[J].Small Group Research,2004,35(4):440-465.
[2]R E Slavin.Cooperative Learning and Student Achievement[J].Educa-tional Leadership,1988,46(2):31-33.
[3]Joan Ballantine & Patricia Mccourt Larres.Final Year Accounting Under-graduates’Attitudes to Group Assessment and the Role of Learning Logs[J].Accounting Education:An International Journal,2007,16(2):163-183.
[4]A Sullivan Palincsar.Social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s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J].Annu.Rev.Psychol,1998,49:345-375.
[5]T Schellens,H Van Keer,M Valcke and B De Wever.Learning in Asyn-chronous Discussion Groups:A Multilevel Approach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Student,Group and Task Characteristics[J].Behaviour & Infor-mation Technology,2007,26(1):55-71.
[6]David W Johnson,Roger T Johnson.Making Cooperative Learning Work[J].Theory Into Practice,1999,38(2):67-73.
[7]Van Der Laan Smith,et al.The Impact of Group Formation in a Coopera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J].Journal of Accounting Education,2007,25(4):153-167.
[8]Pei-Jin Tsai,Gwo-Jen Hwang,etc.A Computer-assisted Approach to Conducting Cooperative Learning Proces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Technologies,2008,6(1).
[9]B Oakley,R M Felder,R Brent,I Elhajj.Turning Student Groups into Ef-fective Teams[J].Journal of Student Centered Learning,2004,2(1):9-34.
[10]J Cuseo.Cooperative Learning vs.Small-group Discussions and Group Projects:The Critical Differences[J].Cooperative Learning and College Teaching,1992,2(3):5-10.
动力要素 篇2
一、趋势分析：来自于人口数量的红利优势逐渐消失，低成本就业的红利优势并未枯竭
（一）来自于人口数量的第一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
过去30余年中，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特点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比重高，这保证了劳动力供给的充足性，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受老龄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所享受到的来自于人口数量的第一人口红利将在未来十年内逐渐消失。
一方面，从人口年龄构成看，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0—14岁人口占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较2000年人口普查时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较2000 年上升 1.91个百分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生育率持续保持较低水平，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从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看，“第一人口红利”在2010年已经显现出拐点的迹象。过去20年老龄人口占比只是缓慢上升，而未来20年这一速度将大幅加快，将明显超过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感受。从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的比重（劳动参与率）看，自2000年开始，我国劳动参与率就已呈下降态势；尽管近年来不断下降，但与亚洲四小龙和美、日等国家的劳动力参与率比较而言，我国的劳动力参与率尚处于高位。我国过高的劳动参与率既反映了我国劳动力参与工业活动的程度较高，同时某种程度上，也表明劳动力并不需要过多的知识教育能力即可进入市场；而且，社会保障的相对缺失和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也使得劳动参与率相对较高。再从趋势上看，未来中国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降也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因此，未来寄希望通过劳动力参与率和人口红利的提升以维持数量型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可能具有一定的现实难度。应该说，作为人类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劳动参与率和人口红利，已经成为工业发展不可抗拒的减速因素。
（二）低成本就业优势的中国传统劳动力红利优势并未枯竭
另一方面，人口红利阶段，尤其是农村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劳动力供应充足，劳动市场的竞争使得工资的上升幅度较慢。人口红利见顶回落，农村富余劳动力大幅减少之后，劳动力供应趋紧，工资增长速度相对于其他价格加快。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劳动力成本的发展态势也大致符合这一规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长期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制造业雇员工资水平大约是英国的1/27，日本的1/22，美国的1/21。与新兴国家相比，大约是韩国的1/13，新加坡的1/12。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大约是马来西亚的1/4，墨西哥的1/3。步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平均工资不断上升。过去几年工资涨幅明显，年薪从2006年的20856元人民币升至2011年的41799元人民币。但即使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具有低成本就业优势的中国传统劳动力红利优势并未枯竭。虽然过去五六年平均工资水平迅速攀升，但仍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11年中国的平均工资仅为41799人民币或6568美元；而美国平均工资为52607 美元，是中国的八倍多。同时，研究产业竞争力，除劳动力成本之外，还要考虑劳动生产率。从劳动生产率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从1980年的0.30万元/人提升至2011年的14.64万元/人。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处于平缓发展时期，相当于美国当年劳动生产率的6%左右，1990年后，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表现大幅度增长趋势，并且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此外，通过计算单位劳动成本（ULC）可以反映一个产业或国家的成本优势，我们有必要将工业的人年均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结合起来，从单位劳动成本（人年均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角度来反映我国工业的成本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单位劳动成本大致在0.2—0.3的范围区间内上下波动，1980年为0. 26，曾向上到1986、1987年的相对高点0.30，又逐步回落到1998年的相对低点0.20，再不断攀升至2009年、2010年、2011年的相对高位，分别为0.29、0.28和0.29。但总体而言，基于我国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工资水平的提高并不会成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妨碍我国工业竞争比较优势的重要原因。在剔除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后，我国劳动力工资水平相对于发达贸易伙伴国而言处于一个更低的水平。因此，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工业客观上还存在着逐步提高工人劳动报酬的可能空间。
二、困境分析：面临“招工难”与“就业难”的两难局面
（一）面临“招工难”、“用工荒”的困境
一方面，通过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变化趋势，我们认为，未来几年，我国的劳动供求关系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尽管目前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仍在增长，但每年的增加量正在减少，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正在逐步下降。预计到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并随后转为负增长，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就此消失。这个人口转变是伴随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必然发生的，是不可以逆转的，甚至不能指望以生育政策的调整来改变它。可以说，2004年以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时常出现的“招工难”、“用工荒”的现象正是这一变化趋势的初步体现。许多严肃的证据都表明，在大规模进行部门转移和区域流动之后，农业中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和比例，已经迥然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2004年以来“民工荒”现象反复在全国范围出现，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上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证据愈益充分。而“刘易斯转折点”只是意味着工资不变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结束了，但不意味着资源重新配置过程的结束。毕竟，与相同发展阶段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至少还高出10个百分点。并且，随着户籍制度改革深入、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重新配置劳动力的效率仍有潜力。endprint
（二）面临“就业难”的困境
另一方面，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际，本应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供求的总量趋于平衡，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却越来越困难。智联招聘发布的“2013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形势报告”称，上海平均每101人竞争一个岗位，而去年为69人；这一数字在北京为96人，广州为115人，深圳为109人，苏州为102人。这种趋势会在未来几年内持续甚至有所加剧，从而导致中国城镇失业率的上升。同时，2013年，据调查显示，1/3的企业称很难找到高技能员工，61%的企业将此归因于应届毕业生缺乏基本的职场技能。而根据麦肯锡的最新研究结果，2020年，中国将需要2400万受过高等教育和先进技术教育的高技能劳动力。
应该说，“招工难”与“就业难”的“两难”局面，表明我国劳动力人口的需求和供给出现了严重错位的局面。具体体现为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出现整体性错位，大学生就业市场，供需双方出现意愿性错位，互联网环境下成长的90后梦想与现实之间的错位，经济疲软带来更多急功近利、企业更愿意使用有经验人士等层面。我们认为，造成这一“两难”局面的核心关键可能在于，“第一次人口红利”的逐步消逝以及“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有待发掘。我们最应该避免的，是不顾所有人的警告，仍然生活在“中国人口太多”的心态里，错过了为“人口负利”时代到来做好准备的最后机会。
三、政策建议：提高劳动力教育水平和加强职业培训等措施以提高单位劳动力的生产率
因人口年轻构成的“第一人口红利”正在快速枯竭的同时，未来我们可能需要大力挖掘第二人口红利的潜能，即“质”的红利，主要是指教育和健康等赋予劳动力的价值。理论和经验都表明，教育水平的整体改善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某种程度上，第二人口红利的潜力可以说是无限的。从受教育程度看，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上升，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6年的2上升到2010年的近9。而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每十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上升为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上升为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下降为26779人。文盲率（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08，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6.72下降2.64个百分点。我们可以利用新的人口结构特征，在老龄化条件下，创造新的制度环境，挖掘经济增长长期可持续源泉。包括建立有利于资金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以弥补储蓄率的降低；加强培训和教育，提高人力资本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消除劳动力供给制度障碍。
鉴于劳动人口占比的下降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生产要素如果不能持续升级和专业化，它对竞争优势的价值就会越来越低这一原理；对我国工业部门而言，通过提高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和加强职业培训等措施以提高单位劳动力的生产率更为紧迫。就我国工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而言，当前以“农民工”为主的工人队伍由于缺乏必要的职业技术教育，劳动生产率不高。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字，中国高素质的劳动力仅有4%。只有36%的工人具备初中学历，其余60%缺乏或不掌握任何技能。
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目前在世界上仍处于落后地位，增长空间较大，劳动生产率对于抵偿劳动力成本增长的负面效应起到了关键作用。根据有关资料，1970—1985年，韩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高达8.5%，1986—1988年，韩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分别达到12.7%、11%和7.1%。工人劳动报酬的提高，在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背景下，不仅不会削弱我国制造业现有的国际竞争力优势，甚至会强化这种既有优势，即通过降低单位劳动力成本来提高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国际竞争优势。因此，提升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也意味着劳动力对工业产出的影响从成本、数量优势向素质优势的转变。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预测未来所需技能，努力使对技能的供给与需求匹配，帮助劳动者适应变化。
〔2013年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重点课题《我国工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研究》（A20130410
08）的部分成果〕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endprint
（二）面临“就业难”的困境
另一方面，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际，本应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供求的总量趋于平衡，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却越来越困难。智联招聘发布的“2013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形势报告”称，上海平均每101人竞争一个岗位，而去年为69人；这一数字在北京为96人，广州为115人，深圳为109人，苏州为102人。这种趋势会在未来几年内持续甚至有所加剧，从而导致中国城镇失业率的上升。同时，2013年，据调查显示，1/3的企业称很难找到高技能员工，61%的企业将此归因于应届毕业生缺乏基本的职场技能。而根据麦肯锡的最新研究结果，2020年，中国将需要2400万受过高等教育和先进技术教育的高技能劳动力。
应该说，“招工难”与“就业难”的“两难”局面，表明我国劳动力人口的需求和供给出现了严重错位的局面。具体体现为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出现整体性错位，大学生就业市场，供需双方出现意愿性错位，互联网环境下成长的90后梦想与现实之间的错位，经济疲软带来更多急功近利、企业更愿意使用有经验人士等层面。我们认为，造成这一“两难”局面的核心关键可能在于，“第一次人口红利”的逐步消逝以及“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有待发掘。我们最应该避免的，是不顾所有人的警告，仍然生活在“中国人口太多”的心态里，错过了为“人口负利”时代到来做好准备的最后机会。
三、政策建议：提高劳动力教育水平和加强职业培训等措施以提高单位劳动力的生产率
因人口年轻构成的“第一人口红利”正在快速枯竭的同时，未来我们可能需要大力挖掘第二人口红利的潜能，即“质”的红利，主要是指教育和健康等赋予劳动力的价值。理论和经验都表明，教育水平的整体改善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某种程度上，第二人口红利的潜力可以说是无限的。从受教育程度看，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上升，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6年的2上升到2010年的近9。而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每十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上升为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上升为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下降为26779人。文盲率（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08，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6.72下降2.64个百分点。我们可以利用新的人口结构特征，在老龄化条件下，创造新的制度环境，挖掘经济增长长期可持续源泉。包括建立有利于资金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以弥补储蓄率的降低；加强培训和教育，提高人力资本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消除劳动力供给制度障碍。
鉴于劳动人口占比的下降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生产要素如果不能持续升级和专业化，它对竞争优势的价值就会越来越低这一原理；对我国工业部门而言，通过提高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和加强职业培训等措施以提高单位劳动力的生产率更为紧迫。就我国工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而言，当前以“农民工”为主的工人队伍由于缺乏必要的职业技术教育，劳动生产率不高。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字，中国高素质的劳动力仅有4%。只有36%的工人具备初中学历，其余60%缺乏或不掌握任何技能。
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目前在世界上仍处于落后地位，增长空间较大，劳动生产率对于抵偿劳动力成本增长的负面效应起到了关键作用。根据有关资料，1970—1985年，韩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高达8.5%，1986—1988年，韩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分别达到12.7%、11%和7.1%。工人劳动报酬的提高，在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背景下，不仅不会削弱我国制造业现有的国际竞争力优势，甚至会强化这种既有优势，即通过降低单位劳动力成本来提高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国际竞争优势。因此，提升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也意味着劳动力对工业产出的影响从成本、数量优势向素质优势的转变。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预测未来所需技能，努力使对技能的供给与需求匹配，帮助劳动者适应变化。
〔2013年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重点课题《我国工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研究》（A20130410
08）的部分成果〕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endprint
（二）面临“就业难”的困境
另一方面，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际，本应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供求的总量趋于平衡，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却越来越困难。智联招聘发布的“2013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形势报告”称，上海平均每101人竞争一个岗位，而去年为69人；这一数字在北京为96人，广州为115人，深圳为109人，苏州为102人。这种趋势会在未来几年内持续甚至有所加剧，从而导致中国城镇失业率的上升。同时，2013年，据调查显示，1/3的企业称很难找到高技能员工，61%的企业将此归因于应届毕业生缺乏基本的职场技能。而根据麦肯锡的最新研究结果，2020年，中国将需要2400万受过高等教育和先进技术教育的高技能劳动力。
应该说，“招工难”与“就业难”的“两难”局面，表明我国劳动力人口的需求和供给出现了严重错位的局面。具体体现为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出现整体性错位，大学生就业市场，供需双方出现意愿性错位，互联网环境下成长的90后梦想与现实之间的错位，经济疲软带来更多急功近利、企业更愿意使用有经验人士等层面。我们认为，造成这一“两难”局面的核心关键可能在于，“第一次人口红利”的逐步消逝以及“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有待发掘。我们最应该避免的，是不顾所有人的警告，仍然生活在“中国人口太多”的心态里，错过了为“人口负利”时代到来做好准备的最后机会。
三、政策建议：提高劳动力教育水平和加强职业培训等措施以提高单位劳动力的生产率
因人口年轻构成的“第一人口红利”正在快速枯竭的同时，未来我们可能需要大力挖掘第二人口红利的潜能，即“质”的红利，主要是指教育和健康等赋予劳动力的价值。理论和经验都表明，教育水平的整体改善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某种程度上，第二人口红利的潜力可以说是无限的。从受教育程度看，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上升，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6年的2上升到2010年的近9。而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每十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上升为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上升为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下降为26779人。文盲率（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08，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6.72下降2.64个百分点。我们可以利用新的人口结构特征，在老龄化条件下，创造新的制度环境，挖掘经济增长长期可持续源泉。包括建立有利于资金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以弥补储蓄率的降低；加强培训和教育，提高人力资本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消除劳动力供给制度障碍。
鉴于劳动人口占比的下降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生产要素如果不能持续升级和专业化，它对竞争优势的价值就会越来越低这一原理；对我国工业部门而言，通过提高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和加强职业培训等措施以提高单位劳动力的生产率更为紧迫。就我国工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而言，当前以“农民工”为主的工人队伍由于缺乏必要的职业技术教育，劳动生产率不高。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字，中国高素质的劳动力仅有4%。只有36%的工人具备初中学历，其余60%缺乏或不掌握任何技能。
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目前在世界上仍处于落后地位，增长空间较大，劳动生产率对于抵偿劳动力成本增长的负面效应起到了关键作用。根据有关资料，1970—1985年，韩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高达8.5%，1986—1988年，韩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分别达到12.7%、11%和7.1%。工人劳动报酬的提高，在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背景下，不仅不会削弱我国制造业现有的国际竞争力优势，甚至会强化这种既有优势，即通过降低单位劳动力成本来提高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国际竞争优势。因此，提升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也意味着劳动力对工业产出的影响从成本、数量优势向素质优势的转变。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预测未来所需技能，努力使对技能的供给与需求匹配，帮助劳动者适应变化。
〔2013年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重点课题《我国工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研究》（A20130410
08）的部分成果〕
动力要素 篇3
1我国信息产业的成长发展现状
① 信息产业总体增长状况。2001年,我国信息产业增加值占GDP 4.2%。2002年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占GDP5.7%,产业规模居世界第三,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已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聚集带。截至2011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和投资增速分别高于工业平均水平2%和20%,行业收入、利润占全国工业的比重分别为8.9%和6.1%,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体系中的领先和支柱作用日益凸显[2]。
② 产业规模与发展速度状况。以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我国信息产业的规模呈逐年快速增长态势,其产值占GDP的比重以及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从业人员占城镇社会就业人员的比例也逐年增大,表1数据显示出信息产业已然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③ 产业内部结构状况。我国信息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信息产品销售收入主要集中在电子产品,软硬件收入比例趋于合理,行业结构逐步完善。新型显示器件、LED、光伏产品等近年来发展快速,带动电子元器件和电子材料行业收入不断提升,2011年该行业收入比重达36.7%。我国软件业一直维持一定的发展速度,2011年软件业收入比重占20%,比2010年提高了2.5%。此外,软件行业的服务化趋势日益明显,2011年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与运营服务的收入分别为1864和3028亿元,占比分别为10.1%和16.4%,表明中国信息产业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核心竞争力仍待进一步提升,见表2。
④ 对外贸易状况。信息产业贸易一直维持顺差,近年来国际贸易竞争指数不断提升,但一直处于略大于中性值(0)的范围,表明中国信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不够强。尽管我国信息产业顺差相当于全国总顺差的70%～80%,但主要是由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创造的,外商独资企业占66.7%,中外合资企业占15.8%,贸易水平实际由外资企业所主导。
总体来看,我国现今已步入国际信息产业大国的行列,具备了实现从大到强、向更高层次拓展、实现科学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然而,我国信息化人才资源指数仅为13.43,低于其他5个信息化要素指数(包括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信息网络建设、信息技术应用、信息产品与服务和信息化发展环境),也制约了我国信息化持续发展的进程[3]。
2信息产业成长动力影响要素与模型
信息产业的发展动力,主要有需求拉引力说,信息技术推动力说,或二元论甚有多元论,如有效需求结构、持续不断地创新、国际竞争、信息全球化。当然,需要避免忽略或夸大某一个或者几个因素的作用[4]。信息产业成长动力模型,是产业实现优化升级的内在机理,表现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统一,产业成长过程中各要素不断变更,动力和阻力相互转化[5]。
2.1信息产业成长动力影响要素
信息产业成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影响因素包括政府政策、人力资源、资金资源、社会需求、基础设施、信息资源、技术创新等方面。其中,技术推动因素、需求拉动因素和企业竞争因素,通过中介变量——技术创新,进而作用于信息产业成长。
① 技术推动因素。
信息产业是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技术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技术推动是信息产业成长的动力因素之一。技术推动因素同时对其他动力因素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例如,它可以通过影响市场需求来影响产业成长。
② 需求拉动因素。
以新需求为起点,一旦证明可行,便可着手设计新产品,并且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带来新的技术。新产品生产如果得到认可,市场需求扩大,从而使企业规模扩大,数量增多,竞争程度变高,又会促进产业技术创新。这一过程是可逆的,技术推动因素和市场需求因素二者之间相互影响,循环往复,在动态平衡过程中不断演进。因此,将需求拉动因素作为影响信息产业成长发展的动力因素是必要的。
③ 企业竞争因素。
竞争能够激发企业的积极性、创造性,它们会主动提升研发能力,关注新技术的进展。出于企业间的互相竞争,初始的新技术不断得到补充、完善,新技术产品逐渐受到认可,市场需求随之扩大。更多新企业的参与,使由少数企业控制的新技术产品,逐步演变为多家企业能够生产的高技术产品,促进了信息产业的成长。
2.2信息产业成长动力模型的构建
基于对影响因素的分析,信息产业内在动力、外部信息市场推力、企业竞争力和政府协调力的综合,构成了信息产业成长的主动力,这四股力的“合目标作用力”作为推动信息产业成长的主动力系统。具体地说,信息产业成长是信息用户、提供信息产品(服务)的企业,超越信息需求与供给的第三方力量协同作用的结果。三方力量综合作用、相互推动、相互制约,构成了三维动力系统。值得指出的是,图2是主体作用模型。
3信息产业成长动力模型的运行
信息产业成长动力模型的运行,回答的是信息产业在成长过程中的主要驱动力和阻力是什么,以及相互间的关系,进而明晰信息产业在不同成长阶段所面临的主要动力和阻力。信息产业成长受到驱动力和阻力的双重作用,通过传动机制启动执行力,将动力最大化并规避阻力,作用于信息产业以促进其成长。产业成长之后,会对它的合驱动力、阻力产生相应的影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产业成长的闭环系统,即信息产业成长的动力运行图,见图3。图中的合动力就是三维动力模型的合目标作用力。在不同的成长阶段,信息产业的三维动力大小并不相同,因此有必要分阶段解释其具体的运行。
3.1萌芽期信息产业成长的合动力
产业萌芽期是创业人员对已选定的具有商业开发前景的产品或服务转向实际操作的阶段。这时需要投入资金进行产品研发和生产,同时开始向消费者引介新产品或服务,这一阶段的目标是使为数不多的创业企业在市场中存活下来。由于初创阶段行业的创立投资、产品的研发费用较高,而产品市场需求小,销售收入较低,因此财务上可能没有盈利;同时,较高的产品成本与价格和较低的市场需求,导致创业面临很大的投资风险。然而,第一桶金效应促进市场增长率高、需求增长快、技术变动大,产业中各行业的企业致力于开辟新用户、占领新市场。
① 用户信息需求。
在产业萌芽阶段,人们对信息产品的需求,主要是对信息产品的高价值追求,以及一些非程序性的随机决策、非计划行动的信息需求。此外,还包括企业面临外界或竞争对手制造的突发事件时在决策上的信息需求,由于国际不确定因素,国家制定大政方针时的信息需求等。
② 企业运作力。
产业萌芽期的该运作力在促进信息产业萌芽期的成长方面主要表现在产业或市场机会的拉动力。创业者通过敏锐的市场嗅觉,发现企业经营的利润区,确定企业经营的行业或行业中价值链上的某一环节,倾其资产进行产品/服务的研发、创新,获得经营的现金流,促进产业的成长。
③ 技术驱动力。
新产业的产生,伴随着新产品或新服务的诞生,技术驱动力的结果是为市场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或服务,从而为产业中的企业带来第一笔现金流,这对创业者的创业热情,以及产业的后继发展至关重要。该阶段信息产业企业主要通过技术能力,维持着企业的基本生存和发展,至少能为企业带来一定的利润,具有价值性特征,所以加强该能力是产业萌芽期企业维持生存的关键。
④ 政府推动力。
在开放的产业结构系统中,一个新产业的建立和发展,必然受到来自系统外部同行竞争的压力。因此,作为新进入市场的产业,如果有政府政策和行动上的扶持,定会成长得更顺畅。无论在技术、市场需求上,还是在信息产业内企业的进入和运作上,政府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日本作为二战的投降国,能在短期内获取新兴的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很大的原因归结于政府的政策扶持。
3.2成长期信息产业成长的合动力
由成长时期的特点可知,成长期信息产业成长的主要动力是盈利模式运作力(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高、营销能力的增强)和生产能力、市场需求推动力,另外政府政策也有促进作用。在以上三种力的作用下构建的三维动力模型,可以得出成长期信息产业成长的合动力。
① 企业盈利模式运作力和生产能力。
企业盈利模式的运作力是成长期产业成长的主要推动力。在成长期,企业选择了特定的盈利模式,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得到了提高,企业具备了一定的管理经验,营销力得到了增强,这直接促进了企业产品/服务的市场适应力,企业具备了进一步研发创新的部分资金。随着产品市场规模的扩大,产业内企业用回收的现金流扩大企业的生产能力,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开始显现,带动了企业赢利能力的迅速增长,吸引大量新企业进入,使相应的产业真正进入一个高速成长期。
② 市场推动力。
处于成长期的消费者需求逐渐被唤起,产品/服务已被市场初步接受,产品在市场上已具有自己的特色定位,市场份额逐步提高。同时,由于市场环境变动以及新的竞争者的介入,使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企业会密切关注顾客不断变化的需求,调整公司的产品、服务和营销方式,加大二次创新的力度,逐步实现产品的多元化和系列化,增强市场竞争力,使产业跟进成长。
③ 政府扶持力。
成长期的信息产业有扩大需求的强烈愿望,企业开始跨足国外市场。这时政府对作为战略产业成长期的信息产业起政策促进和协调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公共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引导和协调;导向工程的投资;关税调节;各国间公平竞争的保证;产业标准的制定与执行。总之,政府的协调力起着管理、引导、支持、整合的作用,促进信息产业的成长和扩张。
3.3信息产业成长动力机制的运行
信息产业的成长要经历不同的阶段[7]。在以上四种力的作用下,结合构建的三维动力模型,可以得出萌芽期/成长期信息产业成长的合动力,具体见图4。
信息产业成长的合动力与阻力之间的关系可用图5来表示,其中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企业的营业额,黑点代表产业,产业重力是一个跟产业规模和产业自身发展程度相关的因素。一般来说,产业规模越大,产业自重也越大。其中,阻力是由重力与制约力两部分构成。萌芽期和成长期的区别在于不同力的大小不同,从而要制定不同的成长策略,以及相应的公共政策,适应不同演进阶段的需求。
4提升我国信息产业成长动力的几点建议
4.1管理,信息产业成长动力的保障
① 政府管理层。
完善国家信息政策法规体系,加强政策引导和产业扶持的力度,放松对信息产业的管制,扩大产业自主灵活力度,降低产业运营成本,为信息产业发展以及进一步促进产业融合,提供广阔的空间。
② 企业管理层。
信息产业劳动力资源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两头小,中间大”,高层次人才短缺,从事集成电路设计、软件与系统集成工程等行业的人才尤为缺乏。企业应当强化人力资源管理,提高员工积极性,加大培训投资,培育有利于人才健康成长的育人机制、成才环境,留住人才,形成重培养、重开发的长效机制。
4.2创新,信息产业成长的源动力
① 完善科技体制。
逐步建立良好的组织制度、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创新服务的投融资机制、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人才的培养机制和用人机制等,保证以智力资本为核心的信息产业,创造出更强的生命力。
② 调整产业结构。
改变产业结构的“硬重软轻”,以信息服务业为龙头,促进信息通讯业、信息制造业等的全面发展;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应用为核心,参与国内外竞争;通过自身结构调整,培育新的主导产业,如信息安全产业、网络游戏软件产业,以及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高度融合的新产业等,通过主导产业的更替实现产业升级[8]。
③ 支持开发核心技术。
政府应有一定的财政预算,专门用于支持信息产业核心技术的研发,特别是对一些关系产业命脉和信息安全、经济安全的核心技术,政府要舍得投入,创造良好的政策、法律和竞争环境[9]。
4.3需求,形成信息产业成长的动力源
① 充分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我国居民消费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化、购买力分流的现象。要在质和量上,提高对信息新产品的供给。通信及电子产品的消费已成为消费品市场新的增长点,并且消费结构的升级,也会带动信息产业的发展。
② 拓展国外市场需求。
信息产品市场比较苛刻,要求质量高、技术先进的产品,因此,不仅在技术水平上寻求突破,还要建立完善的响应机制,消除思想上保守封闭的观念,加速实施与国外市场需求的对接与融合。
参考文献
[1]人民论坛“千人问卷”调查组.66%的被调查者认为电子信息产业将成新引擎[J].人民论坛,2009(4):22-24.
[2]工业和信息化部.2011年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公报[EB/OL].(2012-02-24)[2012-08-30].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32/n11294132/n12858462/14475184.html
[3]郭立甫.浅谈中国信息化人才结构问题及对策[J].经济与管理,2005(4):79-81.
[4]徐宏宇,张左之.融入竞争情报流程中的互联网新技术[J].图书情报工作,2008(7):56-58.
[5]何亚琼,李一军,黄梯云.信息产业成长的动力机制研究[J].决策借鉴,2000(4):49-53.
[6]郑英隆.信息产业的全球一体化发展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7]何亚琼,李一军,黄梯云.信息产业结构成长的三阶段[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0(4):28-31.
[8]郑英隆.信息产业加速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交互关系研究[J].经济评论,2001(1):48-53.
动力要素 篇4
一、客厅配饰设计视觉要点
客厅是一个家庭起居的重要空间。它既是家人聚集交谈和进行文化娱乐活动的中心, 又是接待亲友、开展社交活动的理想场所, 功能显要, 使用频繁, 且最能显示居室主人的修养、习惯和审美情趣。所以客厅的配饰设计理所当然成了住宅室内配饰设计的重点。客厅配饰设计中考虑的基本因素是客厅的面积、室内空间的形态以及居室主人的爱好。面积的大小决定摆放家具和其他配饰品的多少;空间的形态决定家具摆放的形式;主人的爱好决定配饰艺术风格的倾向。客厅可以是单一功能的空间, 也可以是符合功能的空间, 对于这些不同功能的空间在配饰设计上都应区别对待。
1. 家具配饰
客厅家具应强调舒适性和亲切感, 因此座位以沙发为主, 并配以茶几。根据空间的条件, 沙发可以采取不同形式的组合排列方式。沙发的转角处可放置落地灯以及生活器皿。在沙发上放置色彩亮丽的靠垫更能增加舒适感和美感。视听设备是与沙发配套使用的, 视听设备一般放在沙发的对面, 并利用低柜或组合柜存放, 电视机摆放的高度以等于或略低于人坐在沙发上的视平线高度较为适宜。对于复合功能的客厅, 通常利用隔断或橱柜进行功能的划分。隔断要带有一定的通透性, 这样可以避免产生闭塞感。橱柜的高度不宜太高, 否则显得突兀。小面积的客厅主要用低柜分隔, 如果用高柜, 上部最好做成通透式搁架, 以保持区域间具有通透感。
2. 织物配饰
客厅要选用与环境协调的窗帘, 大面积窗户应装衬帘, 以更好地调节室内光照。客厅窗帘的面料不宜花哨, 否则会产生杂乱的视觉感觉。此外, 沙发上的靠垫、桌几上的台布、台灯上的灯罩等也是起到适当装饰作用的织物配饰。
3. 植物配饰
盆栽植物、盆景和插花都是客厅中必要的配饰品, 对创造空间的切感自然的气氛具有重要作用。植物的选择要考虑到墙面和家具的色彩, 如墙面是深色的, 则不宜配置深绿色观叶植物。大面积客厅的沙发旁或墙角, 可摆放大型或中型观叶植物, 小面积的客厅则宜摆放小型的观叶植物或藤蔓性植物。
4. 其他配饰品布置
客厅中应充分利用台灯、落地灯、茶具等生活器皿以及块状地毯, 体现方便、舒适、美观的效果。通常客厅中配饰品是必不可少的, 可利用博古架、组合柜、壁柜等集中陈列雕塑品、古玩等, 也可在桌几上摆放少量工艺品、艺术品。在客厅中还应利用墙面布置书画、壁挂以及工艺品等, 但要少而精。
二、卧室配饰设计视觉要点
卧室主要是供人们睡眠休息的地方, 是私密性较强的空间, 需要营造静谧、温馨、舒适的环境氛围。卧室除睡眠外, 有时还兼有化妆整理、观赏音像、贮物以及学习等功能, 因此需布置相应的家具。
1. 家具配饰
卧室的主要家具是床, 它一般靠墙摆放, 其他三面留出活动空间。床头柜是必备的配套家具, 而且要左右成对地配置。卧室一般会设置梳妆台, 它有多种布置形式, 可按空间的具体情况具体布置。卧室内的橱柜一般分高、低柜两部分, 高柜为衣柜, 低柜做贮物之用。
2. 织物配饰
卧室是使用织物配饰最多的空间, 常用的有窗帘、床罩、床单、靠垫、壁挂等, 大件织物的色调花型应相似, 织物的选择既要有利于加强空间的温馨感和轻松感, 还要根据主人的爱好, 表现出个性。
3. 绿植配饰
卧室中宜选择小巧、叶子较淡的观叶盆栽植物, 如文竹、蕨类植物、羊齿类植物等, 因它们的叶、茎细小, 有柔软感, 易使人心情放松。植株大、颜色浓、形状有硬感的植物不宜放在卧室。卧室还可放些茉莉之类的芳香花卉, 如放在窗旁, 随风飘香更加怡人。在卧室的桌几、案头宜放置盆景, 低柜上可放置小型观叶植物或插花等。在卧室选择绿植, 尤应注意安全, 一般不宜布置悬挂式花盆, 尤其在床的上方更不应有悬挂植物。
4. 其他配饰品布置
居室装饰可充分表现个性, 墙面可悬挂带浪漫色彩的绘画或照片, 案头布置一些个人喜爱的艺术品或感情色彩浓厚的陈设, 如结婚照、纪念品等, 使整个空间充溢温馨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
三、书房 (工作室) 配饰设计视觉要点
书房 (工作室) 是从事脑力劳动的场所, 要求环境具有舒适、宁静和文雅的气氛。同时书房的配饰设计布置也能显示出主人的文化素养、职业性质和爱好情趣。
1. 家具配饰
书房 (工作室) 的家具主要是贮存图书资料的书橱 (架) 和用于书写阅读的写字台。当空间宽裕时还可设置沙发、茶几或坐卧两用的折叠沙发床。书橱可以是封闭式的, 也可以是敞开式的, 一般采用敞开与封闭相结合的形式较为理想。敞开部分的通透性好, 便于存取书籍、资料, 同时也可发挥书籍本身的观赏价值。封闭部分适于存放不常用的图书资料。书柜必须靠近写字台。写字台一般与窗户成直角放置, 以取得良好的采光。
2. 织物配饰
书房 (工作室) 的窗户应设窗帘, 这是保证避开室外各种干扰的必要设施。窗帘的色彩花型应比较素雅, 书房的座椅上还可放置靠垫。
3. 绿植配饰
书房 (工作室) 中点缀一些盆景或插花是比较适宜的。在书橱、书架及书桌上摆放盆景、插花可增加房间的活力, 在墙上挂置鲜花、竹篮或其他花器会增加室内的自然气息。
4. 其他配饰品布置
书房 (工作室) 的艺术品配饰要求简洁和高品位, 组合柜式的书柜内摆放少量古玩、工艺品或小型雕塑等, 可与书籍相映生辉。写字台上可放少量具有观赏价值的工艺品和精美的文具。书房 (工作室) 的墙面悬挂书画作品, 可表现主人的书卷气。
四、餐厅配饰设计视觉要点
餐厅是家人日常进餐的地方, 是感情交流的场所。餐厅中的家具主要是餐桌椅、餐具柜、酒具等。其中餐桌椅是主体, 应根据空间具体情况和主人的爱好选择其形式。餐桌上可铺设适合环境的台布。美观的窗帘、台布会使就餐空间更加优雅。餐厅可放置一两盆观叶植物, 如果餐桌较大可在桌子中央放置一盆花卉或插花, 墙面还可点缀以悬挂的插花筒或其他花器。餐厅的墙面布置适度的艺术品或工艺品, 可以增强环境的美感。艺术挂盘、雕塑小品、工艺壁毯、书画、摄影作品等都是餐厅中适合的配饰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餐桌的上方可挂置一盏造型新颖的吊灯, 既点明了餐桌的空间位置, 又增添了餐厅的情趣。
五、卫生间配饰设计视觉要点
住宅的卫生间富有多种功能, 除洗漱、淋浴、如厕三大主要功能外, 还有洗衣、贮物等辅助功能。在洗漱取区内一些精美别致的化妆品瓶, 是独具特色的配饰品, 应摆放适当以充分发挥其装饰美化的作用。在卫生间中, 洁具也可作为很重要的陈设品, 卫生洁具的优劣, 既关系到实用的舒适性、安全性和牢固性, 同时也影响到卫生间的美化。高档的卫生洁具无论是造型、色彩, 还是质感、触感都是经过精心设计、严格加工的, 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艺术陶瓷是卫生间中很重要的装饰配饰, 有许多艺术性很强的瓷片可运用在卫生间的墙面上, 它们都可使卫生间的感觉更加美观。
六、玄关配饰设计视觉要点
玄关是室内与室外的一个过渡空间, 同时也可兼有某种贮物功能。玄关是整个居室的第一个景点, 是给人留下最深刻的第一道景观, 如同一篇文章的主题名称。选择什么样的艺术品作配饰是主人审美情趣的关键, 并对于感受室内环境的整体形象, 起到暗示与点题作用, 所以一定要慎重选择。
我们渴望有主题的环境空间, 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人们心中对空间最真实的情感。设计需要主题, 社会需要有特色的、有人文内涵的建筑空间。在以人为本, 回归自然的旗帜下, 探讨居住空间配饰视觉动力要素为其主题氛围的营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摘要：运用分析、归纳、演绎等方法, 探讨居住环境中的配饰设计的视觉动力要素。试图找到创造居住空间搭配艺术的有效途径, 提高配饰设计对文化、风格、色彩、质感的整体把握能力, 在与整体空间环境风格相得益彰的前提下, 将每件饰品个性化与灵性发挥到极致。
关键词：软装饰,视觉动力,搭配
参考文献
[1]黄艳编著.陈设艺术设计.安徽美术出版社, 2006 (1)
动力要素 篇5
伴随着资本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发展, 资本家的资金积累越来越多, 资本家群体的力量越来越强, 资本的回报利润上升, 工资出现下降的趋势, 资本的利润与劳动的工资是一种对立的关系, 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处境会向两个极端发展。
1.1 有关经济的伦理判断的文献综述
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李嘉图在劳动价值论中指出, 劳动才是生产和交换中价值的源泉。李嘉图之后的学者主张回到李嘉图的原点, 也认为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源泉, 这对分析资本经济的本质有一定作用, 这一思想后来在19世纪20年代被威廉·汤普森等发展为“劳动才是财富的唯一创造者”, 这就是著名的“劳动全收权” (right to the whole produce of labor) 思想。它复活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 所以也被称为“李嘉图派的社会主义思想”。
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发表于18世纪后半叶) 进行的批判。马尔萨斯主张控制人口增长, 其中对生存权和劳动权的否定深受资本家和统治阶级的欢迎。工业资本家和土地拥有者都将这一经济思想看作是自己的福音。
早在1782年诞生了保证人民生存权和劳动权的“吉尔伯特法”, 这一法律规定, 拥有劳动能力及意愿的劳动者, 如果在其居住区域内没有工作的话, 教区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积极地为这个人提供雇佣保障。
科贝特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基础, 认为当人民受到危害或者无法保证最低生活水平的时候, 社会和统治阶级有对人民进行救助的义务。同时他还提出应该通过法律规定这种义务, 这可以说是对人民, 特别是贫困者的生存权与劳动权给以肯定。
以吉尔伯特法为起点的强制雇佣和强制救济制度, 在1796年通过著名的“斯皮拉姆兰法案”得以实行。这一法案也可以看作是最低工资制度的起源。该法案规定, 如果一个工人的工资没有达到最低工资金额, 那么政府将发放补助金以弥补差额。
李嘉图派的社会主义者霍奇金斯在《劳动拥护论, 1825》中指出提高用来表示资本与劳动份额的“劳动分配率”的重要性。他以私有财产制、市场经济以及竞争的必要性为前提, 提出了提高劳动分配率的主张。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强调重视道德的价值, 指出追求财富和地位的野心虽然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优点, 但同时也有扰乱社会秩序的缺点。那些缺乏道德心的人为了在竞争中获胜, 会在野心的趋势下做出违法的行为, 这样会导致社会变得不公正。通往道德之路和通往财产之路, 由于受到一生时间的约束, 有些人选择了后者, 在没有被社会认同感 (sympathy) 的情况下, 人们会跟风挺而走险进行不公正或违法的经济行为, 这样社会的市场经济的交易秩序因缺乏监管而混乱, 欺骗性行为盛行。暴富暴穷, 比比皆是, 这样会扼杀了新进入劳动市场被雇佣的遵守道德法律的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生存权, 因为现实时候他们怎么样奋斗, 都可能面临工资薪水微薄, 从而无法支付生存的开支。
新古典派相信市场的价格调整机制, 认为即使在劳动市场中, 也可以通过灵活地调节价格 (这里可以考虑为工资) 来使劳动供需达到平衡。而在经济衰退、失业率升高时, 实行持续的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刺激可以刺激价格上涨, 增加人们的开支, 降低劳动的实际工资, 而减少失业。资本的实际利润也面临降低, 所以雇主会压低工人的实际工资。而劳动者为了生存会增加劳动时间, 被剥削更多。所以在政府的宏观政策中的货币宽松政策, 会对劳动者不利, 或者说不公平, 使得劳动者在物价上升时的实际工资下降, 入不敷出, 而被迫增加劳动时间, 并且劳动的职业环境处境恶化。而企业雇主或资本家的利润也面临政府宏观政策的挤压 (收租) , 所以他们或者减少投资, 或者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
1.2 结论
学者们指出, 必须关注资本的利润与和劳动工资的对立, 禁止欺骗性的经济行为 (亚当·斯密)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出必须保护劳动者的身体和精神。通过法律制定救助贫困者的义务。必须在政府、企业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进行收入分配的平衡, 杜绝腐败和违法行为, 保证劳动者的就业权和工资收入等生存权, 这是中国未来解决人民生活及增加生育意愿、养育能力的根本前提。所以在价格要素扭曲的情况下, 提出新的改革措施和法律制度, 保证作为劳动者也是消费者的人民, 有收入, 这样资本持续有者才会有收入, 制造业的产出方面的供给侧改革才有意义和方向。
2 中国资本利润与劳动工资关系对劳动就业及劳动力再生产的影响
2.1 资本与劳动要素报酬情况
中国的劳动者主要包括: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城市中的产业工人、各种所有制的企业, 影视、文化领域、教育、金融、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者及管理者等。中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缓慢, 中等收入者受到的影响较大, 高收入者保持较稳定的收入及增长。
中国以土地为主要的资产主要是农业用土地、房产, 企业厂房、基础设施。所以拥有这些资产或资产使用权的所有者 (政府, 农民及房产所有者) 在未来基本将取得丰厚的或稳定的回报。那些没有拥有资产的大多数城市产业工人和到城市务工的农民及其他大学生等流动人口, 就在居住成本在生活开支中占比较大, 而无力保证生育及养育后代的教育经费, 以及自身的养老资金, 所以这部分婚育年龄的劳动人群或推迟了结婚或减少了生育的机会。
2.2 资本与劳动价格报酬的差距对劳动力再生产和生育的影响
中国房产从2003年开始缓慢上涨, 2009年急速上涨至今。房产价格相对工资价格快速上涨, 反过来也影响工资上涨。对85后及90后到城市就业的农民、大学生还有本地的产业工人的生活影响巨大, 由于宽松货币政策持续10年以来, 实际工资 (即工资相对物价) 是在下降的, 所以人们都将土地为主的资产作为保值工具, 在这方面的投资购买有点像英国早期资本主义的“圈地运动”。而离城市较近或基础设施完善的地区的农村的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在生育方面。由于农村的青年人大量离开土地进城务工使得生育率下降或留守儿童增加, 老年人被迫下地务农, 而且产出减少。城市的务工者, 不得不先买房, 后存钱结婚生育。女性结婚及生育的平均年龄均推迟到30岁左右或以后, 这样直接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新的劳动力一辈比一辈减少了, 这种现象体现的是资本与工资的对立, 资本赚取的利润多, 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少, 造成劳动者无法养活家人, 而被迫减少生育, 劳动人口的数量急剧减少。
在中国体现在住房价格相对工资收入昂贵, 为了住房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 带动居民提供更多的劳动时间 (因为劳动是非志愿的) , 所以会导致产出增加, 而未来又没有和上一代一样多得新一代年轻来消费, 这样产出就会过剩。所以资本劳动报酬的巨大差距, 必然带来过剩, 经济停滞。
这些人的生存状况和收入水平相比过去, 层级出现固定。一些新的劳动者就业困难。这导致放开人口生育政策后, 并没有带来人口生育的乐观的预期。消费能力在宽松政策下持续下降。
回顾中国人口出生情况, 中国实行了30年 (1980-2015) 的严格的人口控制, 人口出生减少了将近2亿多。根据统计, 中国自2003年开始后, 每年的出生人口大致稳定在1600万左右。每年出生人口的增加值, 2011年, 12万;2012年, 31万;2013年, 5万;2014年出生人口1687万, 相比2013年只增加了47万, 2015年全年出生人口1655万, 相比2014年, 新出生人口只增加了32万。预计2025、2030两个年份的时间是死亡高峰期区间。人口学者黄文政曾经计算过, 相对于2.2的更替水平, 中国1.4的总和生育率意味着每隔一代人 (25-30年) 出生人数将萎缩36%, 两代人就萎缩60%。这是个可怕的速度。到时候, 人口负增长。劳动抚养比上升, 劳动力缺乏, 供给的商品在质量及使用价值上减少, 价格上升。
2.3 结论
中国是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国家, 存在多种所有制成分的企业和资本所有者, 政府在处理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方面的收入和福利时, 要考虑到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问题, 所以会出现, 难以兼顾劳资双方的积极性和收入的公平。这是未来政府在宏观调控政策和制定实施相关法律法规面临的一个难题, 对待企业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要保障企业资本的利益和劳动者的利益, 刺激双方的投入、经营及劳动意愿。
3 对未来中国劳动工资价格相对资本价格的变动的预估及对策
3.1 对未来中国劳动工资价格相对资本价格的变动的预估
(1) 就业人口数量及质量效率下降, 劳动力不足, 边际成本固定的商品及服务产出下降, 人们收入下降、消费福利下降。
在持续宽松货币政策下, 制造业资本价格 (回报、利润) 下降, 实际工资上升。短时期, 产出增加, 因为提供的劳动时间多。长期因为没有对劳动力进行再生产人口下降, 可以提供劳动的人群人数减少, 带来未来劳动时间的总体减少, 产出和消费均减少, 实际收入下降。资产价格也下降。年轻人数少, 老人多。消费少, 制造业的供给要重新调整, 产出和回报将下降。
另一方面, 老年人经济出现, 在一线城市的老人会带来老年经济消费, 二三线城市老人因为多数居民未富先老, 所以在家养老的居多, 对养老院资本的投入不效率不高, 因为这些地区的人将近70-80岁以后才会被家人送去养老院。并且中国文化是重视孩子, 就会存在代际抚养孙辈 (二孩政策) , 所以老人的日常支出都会节俭。
农业资本的利润和回报增加。所以农业领域的农户和承包的商人将会有较稳定的资本投入回报。国家政策也鼓励农业生产, 保证国家的物价稳定和食品供应保障, 防止经济危机在供给结构中的农业中出现短缺, 因为中国未来至少需要养活10亿左右的人口, 因此必须稳抓农业。
在未来2030年以后, 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群退休后, 通过灵活地改变价格来消除失业, 实现完全雇佣 (充分就业) 的国家宏观调控方法可能会失效。在此之前, 在经济衰退、失业率升高时, 国家通过 (实行持续的宽松的货币) 政策的刺激可以改变价格 (提高价格) , 带动消费, 而减少失业, 同时也降低了劳动者的实际工资。而在未来劳动人口下降的前提下, 资本的利润和劳动的工资的对立会得到缓和, 产能过剩也会得到缓和, 此时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较高, 工资较高, 一个年轻劳动力的工资要能养活2-4口人才合理, 因为未来劳动力的抚养比加大。所以社会的产出要保持高效, 在固定资产投入方面充足的情况下, 加大人力资本年投入, 对劳动者进行培训, 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 提高产出, 企业资本家才能提高劳动的边际产出, 提高劳动者的实际报酬 (工资) 。
所以, 目前企业资本家要加紧重视提高企业组织管理方面效率的人才教育和制造业生产技术、技能的培训。未来在制造业方面的劳动工资会打破以前的传统, 相对教育、商业服务业行业而言会上升。专业技能人才工资收入上升。技术性体力劳动工资与复杂性脑力劳动工资的收入不一定相差很远。
而非一线城市的固定资产的收入、房租会下降。税收对平衡富人和穷人的收入的作用会加大。因此, 富人会移民到国外。在信息化社会下, 制造业资本集聚明显, 资本集聚对劳动集聚的作用有所下降, 那些制造业大省会出现较多劳动者集聚, 而商业服务企业出现分散化及小微及私营化。
(2) 对于普通职业的劳动者的生存条件会在2040年以可能会有所改善和缓解。在就业职业领域, 公务员、教师、事业单位、医生等专业从业人员会减少, 收入也会平民化。人力资本投入在技术方面职业培训和高校或学校的合作增加。为改善生活, 人文性大学专业教育增加。
(3) 因为受制于产出下降, 货币超发的规模及速度会放缓, 所以以土地为附属的资产价格回报稳中有降, 但不是幅度很大, 但是制造业资本在未来的回报由于消费人口减少, 利润总额会下降。
政府不希望房价跌, 房价作为金融投资产品, 被人们哄抢。结果是在未来, 赠予税, 转让税, 公证行业, 甚至是律师, 和房屋中介, 将会取得收入, 购买房产的居民的行为具有很大的外部经济性, 给政府, 租客, 装修行业, 物业管理行业带来收益。其中政府, 银行, 房产商短期获利。同时未来20-30年后人口减少的前提下, 会出现房屋空置率增加, 租金下降。
(4) 生育率低下, 劳动力供给及消费数量急剧下降对劳动工资与资本报酬的影响。
亚当·斯密在其论著《国富论》中指出,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富裕, 关键是看其能生产出多少供本国居民消费的商品和服务, 而不是拥有货币及金银等资产的多少。这意味着, 不能用占中国居民财富60%以上的房产来判断家庭主要财富的多少的指标, 还要看居民家庭户能消费多少商品和服务。对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起支撑作用的, 也是制造业和农业的生产力。
未来中国的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供应将大大减少, 劳动者的经济行为的正的经济外部性减少。人们能消费的商品数量和品种将减少, 价格上升, 人们消费福利下降。养老保险的缴纳者将严重不足, 养老保险账户的资金由于应付未来30年的通货膨胀和实际产出的、可购买的劳务和商品的减少, 会出现有钱买不到东西, 必须生活品短缺的可能。由于年轻人少, 从生产到消费, 从就业到养老, 都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物价高企, 物资短缺。
在对策方面除了提高生育率, 就是说90后以后出生的年轻的劳动教育课作为国民教育课程的成绩及表现要提上日常重点来抓, 切实将之改造为放下手机的一族, 自己做饭洗衣的一族。自己创造有价值的劳动, 服务于家庭和自身, 摒除有房有车就是富裕的富二代观点。避免互联网下新一代年轻人成为不劳而获的一代, 对职业教育, 人性家庭方面的教育, 解决对某些职业领域的歧视, 杜绝不肯付出代价参与社会和家庭的劳动。只有这样在就业时, 才能提高劳动的质量和数量, 提高效率, 提高工资。否则, 不劳而获, 又要增加收入, 资本的利润会减少, 雇主会减少雇佣, 社会投入减少, 产出减少, 隐性失业现象还是会普遍存在。这表现在减少雇佣的劳动时间上等。
3.2 对策
3.2.1 政府方面
(1) 未来政府必须干预资本与劳动的要素价格, 在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 要平衡资本、劳动所有者之间的利益, 切实赋予基层劳动者生存权, 而且是在解决政府债务问题之后或同时要考虑这个严重的问题。处理房地产方面的资产泡沫问题, 停止出让过多地建设房产项目。因为无人消费的住房是没有价值的。它就像一座座山和岛屿耸立在那里。货币政策的刺激只是带给人们假象, 人们恐慌性地买房, 而不是正常开支消费, 生儿育女。
(2) 政府要支持教育转型, 从研究型向技能管理型转变。从小学到中学是人格形成及道德操行教育的重要阶段, 在这个阶段国民素质要切实提高。而不是为了考一所好的大学, 只选择学习成绩一项指标。
3.2.2 资本所用者
选好行业投资经营, 规模适度, 了解市场需求、人口、消费文化及价值观的变化情况。在税收和为劳动者支出保险方面的政策要进行了解和准确把握。提高人力资本投入。人力资本的概念是宽泛的, 包括文化、经验以及更广泛的对生产和服务过程的融入能力。劳动不是同质的, 不同个体其人力资本的水准不同。也就是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特点是应消费者需求而对产品与服务生产贡献不同的能力, 以及生产不同类型的产品对人力资本的需求 (劳动需求) , 劳动的供求关系决定了与人力资本不同水准相连的工资, 以及工资的不平等现象。
3.2.3 劳动者
重建社会传统中的优秀伦理和道德体系, 合理安排结婚生育年龄、提高家庭教育质量, 在德育及良好感情发育方面对儿童智力发育提供良好的社会及家庭环境, 帮助儿童在价值观方面对其学习方式的正确引导, 使得劳动者有着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 提高幸福感和生活质量。加强社区及家庭的对老人和儿童的互助, 这些都有助于人口在精神上获得支持, 而增加人口素质和提高生育意愿。
摘要：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家的力量越来越强, 资本的回报利润上升, 劳动的回报工资出现下降的趋势, 资本的利润与劳动的工资出现对立。劳动才是财富的唯一创造者, 在未来30年后, 人口减少的前提下, 过去“资本报酬高, 劳动报酬低”的要素价格差距较大的扭曲现象将会得到一定纠正。因为劳动相对资本稀缺, 劳动的边际产出增加, 劳动的实际工资要上升, 资本的边际产出下降, 资本的实际报酬下降。通过分析经济学论著的传统和激进思想, 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是否任其自由还是干预方面, 得出经济需要伦理的判断, 和政府需要介入管理经济的伦理价值体系, 自由、兼顾公平的伦理道德体系的建立, 有助于未来经济动力的恢复和消除要素价格扭曲。
关键词：资本的价格,工资的价格,伦理判断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富论[M].张一平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5, (6) .
[2]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8) .
[3]橘木诏俊.解决问题的简明经济学[M].朱悦玮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动力要素 篇6
假定技术进步是希克斯 (Hicks) 中性的, 总量生产函数可表达为:
(其中, Yt、At、Kt及Lt分别为t时期整个国民经济的产出、技术水平、资本投入量和劳动投入量。)
则相应的部门生产函数为:
(其中, Yit、Ait、Kit及Lit分别代表t时期i (i=1, 2, …, n) 部门的产出、技术水平、资本投入量及劳动投入量。)
经过进一步推算 (具体过程略) , 得到包括资源配置效应在内的经济增长分析模型:
式 (3) 将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率分解为五个部分, (1) 是扣除了资源配置效应后余下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 是资本要素在部门间配置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3) 是劳动要素在部门间配置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4) 是总的资本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5) 是总的劳动投入量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数据定义及说明
由式 (3) 可知, 实证分析河北省的资源配置效应需要的基础数据为:产出总量数据及分部门产出数据、资本存量数据和劳动力数据。以下分别做出说明，由于篇幅所限，详细计算过程及数据表恕不列出。
(1) 产出指标。产出指标选取全省、三次产业部门的产出数据，源自《河北经济年鉴2007》及《河北统计提要2006》，产出数据均为1990年价格。
(2) 劳动力指标。考察我省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在指标的选取上，采用历年全社会从业人员作为历年劳动力投入量指标，数据源自《河北经济年鉴2007》。
(3) 资本存量数据。在资本存量的估算上，对当年投资I的选取沿用张军 (2004) 的方法，即不考虑库存的变动。我们得到的全社会资本存量数据 (1990年价格) ，其中1978—2000年数据为张军、吴桂英、张吉鹏研究的结果，2000—2004年数据沿用同一方法估算。基础数据源自《河北统计提要2006》，折旧率为9.6%。折旧率的测算方法见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
三、要素产出弹性的估计
(1) 河北省总量生产函数的要素产出弹性估计。对河北省总量生产函数的估计，采用国内大部分对我国总量生产函数的研究结论，即总量生产函数适合C-D函数。
C-D生产函数的计量模型可以写成:
两边取对数，有:
其中，μ为反映不同时间上，在生产技术或生产能力等方面的随机误差项。若对生产函数施以规模报酬不变的约束即α+β=1，则(5)式可写为：
利用已经取得的总量产出数据、全省资本存量数据及劳动力数据，在Eviews软件中分别对 (5) 式和 (7) 式进行计量回归，取资本要素的产出弹性α=0.82，劳动力要素的产出弹性β=0.18。
(2) 三次产业部门的要素产出弹性估计。由前面模型推导可知，全省要素产出弹性和部门产出弹性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令Y1, Y2, Y3分别为三次产业产出，根据前面得到的产出数据，计算出一、二、三次产业的产出占全省产出的比重。经回归分析，三次产业的劳动力产出弹性在样本期间都取值0.18，资本要素产出弹性都取值0.82。
四、河北省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实证分析
根据式(3)，利用第三部分得到的三次产业要素产出弹性估计值及第二部分的数据，可对样本期间我国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从不同角度进行实证分析。令式(3)的 (2) 、 (3) 部分分别为R1、R2,
对于不同的部门划分，式中的αit、βit取相应的产出弹性值。计算出劳动力要素在三次产业间的配置效率(计算过程及结果略)，绘制曲线图如下，并对测算结果进行描述性分析。
由上图 (纵轴表示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的数值，横轴表示1978—2004年) 不难发现，劳动力要素在三次产业间的配置效率的变化起伏基本上与河北省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相一致。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河北省乡镇企业，在市场处于卖方强势的短缺时代，短期内获得了高速发展，吸纳了大量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而后随着生产的发展，短暂的短缺经济宣告结束，市场进入买方市场时代。而此期间农村第三产业，甚至全省第三产业的发展仍然比较缓慢。显然，1990年前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配置效率的大起大落正是上述情况的直接反映。从90年代初开始直到90年代中期，全国范围内的新一轮经济扩张加快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在这股热潮中，河北省各地、市纷纷加大开放力度，大力招商引资，大上开发区项目。第二产业的急速发展短时间内吸纳了大量的社会劳动力，截至90年代中期的劳动力配置效率的上升显然是这一过程的直接结果。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货紧缩，劳动力需求的下降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即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和城市国企下岗失业人员。图中1996—1999年的河北省劳动力配置效应的显著降低与上述过程也是基本吻合的。随后，我国政府适时施行了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基本内容的宏观调控以扩大内需，治理通货紧缩。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和生效，在图中直接表现为河北省2000年后的劳动力配置效应的缓慢上升。
参考文献
动力要素 篇7
经典理论认为, 劳动力集聚和资本积累是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 随着资本与劳动力投入的增加, 社会总产出呈简单的线性增长关系。工业革命以来, 西方主要国家的产出呈几何倍数增长, 超越了单纯采用资本与劳动力投入作为解释变量的基础模型, 学者开始关注科技、制度等因素在社会生产中发挥的作用。一般而言, 我们把产业升级、科技进步、制度创新等传统生产要素 (资本与劳动力投入) 之外的经济增长因素纳入“全要素生产率”的范畴。通过估算全要素生产率, 实现对经济增长动力来源的分析, 识别经济增长类型 (效率型或是投入型) , 为制定长期可持续发展政策提供重要依据, 如确定经济政策应以提高劳动力和投资、刺激总需求为主, 还是以调整自身结构、鼓励技术进步为主。
全要素生产率模型被广泛应用在对上海, 广州, 重庆等中心城市发展的研究中, 用以总结其成功经验, 分析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足, 并根据经济未来的可能走向制定相应政策。
本文认为, 将这一模型运用到武汉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同样具有合理性, 并将为政府决策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建议, 具体原因如下:
第一, 武汉与上广渝等超大城市人口密度相似, 在经济发展中同样面临地少人多的现状及产业升级的抉择。武汉总面积8493平方公里, 人口1012万, 主城区面积与上海, 广州相似, 人口密度也相同, 在讨论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有关政策时, 互相有一定的可参考价值。
第二, 武汉与上海广州的经济结构较为相似。如图1所示, 武汉市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50%, 在全国大型城市当中排名第6, 处于较先进的水平, 与上广等城市相似但还有一定的距离。武汉第一产业占比为3%并在不断地下降, 第三产业的比重也在不断地上升当中, 这也符合全国中心城市的发展路径。 (见图1)
第三, 武汉作为全国交通物流的中心, 近年来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产业, 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交通运输产业成为武汉的六大支柱产业之一。上海拥有中国东部的海洋大港;广州是港澳与内地物流的交通枢纽;重庆是西部的交通物流中转重镇, 四城市均在地理位置上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各地管理者在对物流及其相关产业的处理上不谋而合。
第四, 武汉的经济总量占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比例较小, 输出产品的价格受到全国需求市场的重大影响, 本地企业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 因此武汉与上广渝一样, 经济发展会受到全球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
二、针对武汉经济的模型构建与发展动力估计
1. 模型构建
首先利用标准的全要素生产率模型来考察武汉的经济发展情况。在超越对数生产模型下, GDP增长主要分有3个来源, 即资本的积累、劳动力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具体如下关系式表示:
GDP增长率=资本收入占GDP比重*资本增长率+劳动力收入占GDP比重*劳动力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模型1)
此处及以后讨论中的增长率均为对数形式的增长率, 即可以将其理解为实际增长率的一种合理替代形式。通过对GDP增长来源的分析, 可以了解各个时期武汉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各项推动力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可以一定程度指导政策意见的制定。
为了方便研究, 本文基于一些文献做出以下2个假定:一是规模报酬不变, 及企业按一定比例投入各项生产要素时, 产量增加比例等于各项生产要素的增加比例;二是完全竞争市场, 即企业之间充分竞争, 市场不受其他阻碍和干扰, 企业在生产和销售的各个环节都面临着劳动力和资源的获取、产品营销的全球化竞争。在这两条假设成立的前提下, 资本收入和劳动力收入之和应与GDP相等, 两者占GDP比重之和为1, 即国民生产总值归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事实上, 只要政府收支处于平衡的状态, 即使上述两条假定不被满足, 我们依然可以认为上述结论成立, 即资本收入及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之和为1。
2. 模型估计设定
在以下模型估计中, 如没有特别说明, 各项数据均来自《武汉市统计年鉴2013》和《武汉市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因为统计年鉴每年都会根据最新掌握的统计资料以及国家最新的统计规定对过去发布的一些重要统计数据重新予以核实, 所以使用历年数据时我们都以这一最新版本的统计年鉴为准。
在模型1中, 为了计算全要素生产率, 需要估计GDP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和资本收入占GDP比重、劳动力增长率以及劳动力收入占GDP比重等5个要素。其中, GDP增长率和劳动力增长率可以根据前后两年的相关数据直接计算, 劳动力收入占GDP比重可以表示为劳动力工资总额与GDP的比值, 因为统计年鉴中只包含职工工资总额一项统计量, 本文乘以从业人员总数与职工人数的比值作为修正系数进行调整;同时, 根据上述资本收入及劳动力收入占GDP之和的比重为1的结论, 在得到劳动力收入占GDP的比重后, 不难算出资本收入占GDP的比重。
以上确定了GDP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劳动力收入占GDP比重和资本收入占GDP的比重4个要素, 下面还需要推算资本增长率这一要素。所谓资本增长率衡量的是资本投入净额的变动情况, 因此不仅要考虑每年资本的增加量, 也要考虑历年留存资本的折旧额。
3. 模型估计结果
在之前学者对各国经济发展的研究中, 往往以5年为1个周期进行划分, 而我国长期以来也采用5年为1个周期制定国家的中短期规划, 因此这里也选用5年为研究周期。考虑到较早数据可能存在不全和误差较大的原因, 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反映我国经济发展五年规划的特点, 选取1986年至今的数据进行分析, 并列式了初步估计结果 (见表1) 。
针对估计结果, 可以观察到武汉经济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1) 武汉的GDP在经历了最初的超高增长阶段后, 增速逐步放缓, 但是还是保持了比较高的增长速度。
(2) 武汉的劳动力增长率经历了先增后降再缓慢增长的过程, 说明武汉市的产业结构逐步由劳动力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过渡, 外来劳动力的输入速度大幅放缓。
(3) 武汉的资本投入情况和GDP的增长情况也大致相同, 都是经历了高速增长后逐渐放缓增长速度。
劳动力收入占GDP比重较低, 未来人力成本上升压力较大, 企业的竞争力可能发生下滑;经济发展对固定资产投资 (资本投入) 的依赖性仍然较高, 国内外经济条件的变化导致的资本流出可能对经济发展较大的不稳定性;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有所减慢, 经济增长需要更多的高科技企业和新兴创业企业的持续助力。
三、模型改进
在上述模型的构建过程中, 本文对计算进行了一系列的简化。例如, 没有对各项生产要素进行仔细的分类研究。以下我们将以定性以及定量两个方面对前述模型进行改进。
首先, 在前述模型中只考虑了名义劳动力的增长情况, 而没有讨论实际劳动力的变动, 而这一指标主要体现在劳动力素质及工作时间的变化上。为了更好地反映这一差异, 我们根据平均工资额对劳动力进行分类。由于统计年鉴中没有提供社会非职工劳动者的工资数据, 该项统计的数据无法满足定量研究的要求。因此, 这里进行定性讨论。在改革开放前期, 由于劳动者工作环境改善、国家推行双休日制度等原因, 工作时间有所缩短, 实际劳动力增长小于名义劳动力整张。因此, 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小于模型中数值;而在后期, 由于劳动力素质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有效劳动力投入增长要高于名义劳动力增长, 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高于基础模型中的估计值。总的来看, 改进后的模型与基础模型的估计结果差异并不大, 因此前文在基础模型中得到的有关劳动力增长及其对经济发展贡献的结论在改进后可以认为是仍然成立的。
其次, 不同类型的资本投入对产出的边际贡献也存在着差异。武汉市统计年鉴对固定资产投资从区域、注册登记类型、国民经济行业等多种方法进行了分类, 但并没有对其回报率作出说明, 因此无法进行定量的独立分析。从经济学原理的角度来看, 先期投入的资本往往因为选择性强和竞争尚不激烈等原因获得更高的资本边际报酬。后期则因为竞争加剧等原因, 资本边际报酬通常会下降。因此, 可以认为, 经过调整后的资本投入增速要低于基础模型中的估计值, 改进后模型中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更低, 相应地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则会增加。
在同时考虑以上两点的修正后, 改进的模型中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较基础模型有所变化:在前期, 由于劳动力增长率和资本投入增长率都较模型有所降低, 两者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也有所下降, 因此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度有所增大;而在后期, 劳动力增长率经调整后出现上升, 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同前期一样出现减少。综合两种效应, 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无法确定, 但不会出现显著变化。经过以上调整后, 全要素生产率对GDP的贡献度依然呈增长趋势, 但这一趋势较基础模型中平滑。
最后, 前文在基础模型中假设了的固定折旧率为15%。如果改变这一折旧率的数值, 资本投入的净增长率也将随之变化, 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会相应改变。具体来说, 当固定资产折旧率上升后, 存量资本的折旧会上升, 新投入资本的净额会下降, 这些都会降低资本投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 因此, 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会有所提高。因此, 本文通过改变固定折旧率的数值进行了敏感性分析, 即在0% (存量资本完全无折旧) ~100% (存量资本完全折旧) 之间每隔10%选取一个值作为固定折旧率, 研究在不同固定资产折旧率下模型估计的差异及其适用性, 敏感性分析的结果如表2所示, 其中15%为基础模型的设定值。 (见表2)
结果显示, 随着固定折旧率的不断提高, 资本投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呈现下降趋势, 而其他新兴生产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逐步增加。但增加速度的二阶导数随着折旧率的增加开始放缓, 在前期设备全部被淘汰、折旧率为100%的假设下, 资本投入对GDP的贡献比重仍然较大, 达到了64.3%。另一方面, 即使在前期设备没有任何损耗, 折旧率为0%的情况下, 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依然达到了接近25%的水平, 这表明科技和制度创新等因素的确在武汉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上述分析, 在模型改进的情况下能够得到更符合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的分析结果, 而分析结果也翻过来映证了基础模型中得到的结论, 所以应用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对武汉经济发展进行政策和经济分析是十分合理的。
四、结论
在经济全球化及武汉经济社会发展国际化的大背景之下, 本文应用发展经济学中的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对武汉过去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进行了分析, 并对武汉未来发展的趋势进行了预测。模型估计结果提示了武汉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如劳动力收入占GDP比重较低, 未来人力成本上升压力较大, 企业的竞争力可能发生下滑;经济发展对固定资产投资 (资本投入) 的依赖性仍然较高, 国内外经济条件的变化导致的资本流出可能对经济发展较大的不稳定性;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有所放缓, 经济增长需要更多的高科技企业和新兴创业企业的持续助力。
面对挑战, 根据模型分析的结果,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充分发挥武汉高校集群的独特优势, 提高劳动者报酬和标准, 吸引更多人才留汉来汉, 打造人口、资源和空间集约型社会。 (2) 坚持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大方向, 依据东西湖高新开发区, 大力发展物流、科技、金融和文化等支柱产业, 逐步淘汰一批产品附加值低、比较优势不明显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3) 注重资本的内生积累, 优化资本投入的结构, 降低经济发展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 同时密切关注国内国际宏观经济环境, 适时发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引导作用, 平滑经济波动。 (4) 充分利用武汉各大高校的人才库, 加大科技、教育等领域的政府投入, 加强对劳动力的不间断培训, 提升市民教育水平和劳动力整体素质, 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助推力。 (5) 深化体制改革, 努力完善各项激励制度, 打破不合理制度对生产力的约束, 进一步突显组织制度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潘安娥, 杨青.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研究[J].中国软科学, 2005, 07:118-121.
[2]李会琴, 侯林春, 肖拥军.武汉市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06, 04:606-608+613.
[3]毛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武汉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J].长江论坛, 2013, 02:28-31.
[4]Smith, A.The Wealth of the Nations[M].London:Stratton&Cadell.1776.
[6]Lucas, R.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3-42.
[5]Romer,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1002-1037.
[6]覃武, 谭砚文.深圳经济增长因素分析:1979—2007——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J].城市发展研究, 2010, 03:97-102+108.
[7]管驰明, 李春.全要素生产率对上海市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 2013, 10:7-10.
[8]吴中全, 肖亚成.重庆市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与分析[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02:1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