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贫困理论与政策

反贫困理论与政策（精选6篇）

反贫困理论与政策 篇1

1关于贫困根源的制度分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 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总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 资本积累的过程是贫困积累的过程。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 摆脱贫困的境地, 必须联合起来, 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以来,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制度贫困理论, 提出了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科学论断。他认为, 贫困总是与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消除贫困具有优越性, 但这种优越性的发挥, 必须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因此, 制度不健全和制度缺失等依然可能是贫困的根源。邓小平把贫困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相联系, 认为贫困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 揭示了贫困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决定的, 即“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 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因此, 反贫困任务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江泽民从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建设等方面一再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对反贫困的重要意义。他指出,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 是彻底消除贫困的根本制度保障。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我国各族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和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

科学发展观是针对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新形势而提出的, 承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虽然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也面临着很多问题, 特别是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还存在着很多不协调发展的地方, 而这些不协调的制度性因素是贫困产生的制度性根源。这样, 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 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贫困的制度分析视野。

2反贫困制度创新的动力分析

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邓小平认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等依然是我国贫困问题存在的历史和社会因素,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虽为我国反贫困提供了制度保证, 但彻底消除贫困还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 只有生产力发展了, 才能为消除贫困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国家, 必须解决怎样消除贫困, 怎样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 找到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以及与此配套的方针政策。为此, 邓小平指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就我们国家来讲, 首先要摆脱贫穷。”这为我们正确理解贫困与发展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为我们制定科学可行的反贫困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江泽民根据世纪之交的实际情况以及形势发展的需要, 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的贫困与反贫困制度分析理论。江泽民指出, 消除贫困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就是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离开发展, 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国富民强都无从谈起。”江泽民还提出了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目标, 强调共同富裕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的共同富裕, 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为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的经济、社会和人相互协调发展的共同富裕。

在科学发展观下, 我党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通过生产力发展来消除贫困的思想, 提出了发展是第一要义的思想。发展不仅包括经济的展, 而且还包括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只有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相统一, 才能真正实现消除贫困, 达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2005年, 胡锦涛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无论对发达地区还是对欠发达地区,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要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 进一步加大扶贫工作力度。要注重激励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合理开发利用当地资源, 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 着力增强贫困地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 走出一条依靠自己力量脱贫致富的路子”。

3关于反贫困制度创新主体的分析

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实质, 也是马克思主义制度贫困理论的本质所在。马克思把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和价值取向, 强调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统一。邓小平认为,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 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 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 教育搞上去了, 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都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 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由此可见, 只有依靠教育和科技进步才能加快提升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江泽民在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 确立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新观念, 明确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 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在社会不断进步的基础上, 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在此基础上, 他进一步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内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 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 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 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江泽民第一次将“人的全面发展”明确纳入社会主义贫困与反贫困实践之中, 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贫困与反贫困理论, 是对邓小平生产力标准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 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 要求发展的成果要惠及全体人民, 发展的一切都是为实现人民的利益、满足人民的需要, 把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与反贫困的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科学发展观下, 坚持以人为本的扶贫开发, 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4关于反贫困的制度创新的路径分析

邓小平认为:“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 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 中国十亿人口, 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 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 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 产生一批百万富翁, 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万分之一, 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困, 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困的问题。”在反贫困的步骤上, 邓小平指出, 反贫困和消灭贫困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 提出了消灭贫困的“三步走”的发展目标和步骤。1984年, 邓小平说, “我们原定的目标, 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 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 再翻一番, 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 第三步, 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 大体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 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目标不高, 但做起来又不容易。”在反贫困的具体策略上, 邓小平还提出了“先富带后富”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 我国扶贫开发进入攻坚阶段, 扶贫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为此, 在继承和发展邓小平贫困制度分析理论的基础上,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依靠制度创新, 推动扶贫开发工作。1994年, 国务院制定并开始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6年, 作出了《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决定》, 不断完善扶贫开发的制度建设。通过反贫困制度创新, 江泽民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反贫困制度分析理论, 在扶贫开发制度建设上实现了从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转变。进入新世纪后,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还存在着小康社会发展的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等问题和矛盾。为解决这一问题,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科学发展观是在清楚认识中国生产力水平较为落后的前提下提出的, 生产力水平低下依然是我国贫困存在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 反贫困制度创新的具体路径必须把发展放在第一位, 必须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 千方百计求得快速发展, 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为此, 科学发展观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 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传统的发展方式、破解发展中遇到的难题, 提高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 从而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江泽民.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3]江泽民.江泽民文选 (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4]胡锦涛.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努力推动现代化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N].人民日报, 2005-02-12.

反贫困理论与政策 篇2

中国是农业大国,也是农民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所以可以这样说,没有农村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现代化,没有农民小康就没有全国小康。农村稳则全国稳,农民兴则国家兴。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即改革不合理封建土地制度,调动农民积极性,那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农民问题,则主要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之奋斗和所追求的就是要消灭贫困,使人民过上民主文明、幸福富裕的生活。当前随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不断深入发展,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展开,贫困问题已越来越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制约因素。因此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正和公平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和战略要求。当此之际,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俊文博士的专著———《当代中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这部著作以农村贫困与反贫困为逻辑主线,一方面分析梳理了我国反贫困理论的演进发展,详尽阐述了国外反贫困理论与经验,另一方面又对当代我国反贫困治理框架建构与战略选择进行了颇有深度的探讨,该著作文风朴实、意蕴深邃。本书既弥漫着作者深切“为民”的人文关怀,又朴实保持着发展的学术视野。具体来讲,该书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由于受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制约,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理论有时会超越实践,有时又会滞后于实践,要真正做到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绝非易事。因此,对于一个具体问题的研究,我们需要这种意识:理论认识和实践活动既是互相分离的,又是彼此有机统一的。就反贫困问题来说,以往的研究其理论色彩比较浓厚,而缺乏实际反贫困行动可资利用的政策与措施。尽管理论建构是基础性的,但操作性薄弱将直接影响到理论应用及其运用理论。王俊文博士的这部专著,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在书中,既有作者利用自己身处老区便利条件的田野调查,又有国家权威部门对贫困统计的权威资料,同时还充分借鉴吸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理论与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治理结构框架。通过此逻辑思考,使该书既有理论的指导性,又有较强的实证性和可操作性。

第二,纵向与横向同时并进。读者如果细心的研读这部著作,就可以感受到作者在构思整体架构时,遵循了纵向和横向同时并进的原则。从纵向来看,作者对我国反贫困的历史进程按照时代的发展脉络进行了细致梳理。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加快工业化进程、划拨专项资金对农村特困人口进行救济等措施,使农村亿万贫苦农民的生存权得以保障。但由于主导思维还是以“革命”为主,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行平均主义,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所以全民富裕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及其第二代领导集体,以超凡的政治气魄、理论勇气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提出了一系列反贫困的思想、论断。但由于过分注重效率问题,以致公平问题凸显,贫富悬殊、东西部差距逐渐拉大。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注重东部沿海对中西部地域的支持,使我国贫困人口逐年不断下降。通过对中共反贫困三个阶段理论与实践的比较,我们可以一目了然的了解中国反贫困的发展与变迁,及其曲折的推进过程。从横向来看,作者从多领域把反贫困框架予以展开,在第五章中,既探讨了反贫困的目标体系和实施战略、反贫困政策及法规的制订,又考察了反贫困组织机构网络及其管理体系,还分析了贫困人口及利益相关者在反贫困治理中的主体地位。通过作者对中共反贫困历程的纵向梳理和横向的理论拓展,就给读者提供一个清晰的反贫困轮廓与框架,形成一幅生动活泼的反贫困图景。

第三、继承与创新更迭展现。任何理论成果,都离不开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承继,本书也不例外。如本书第二章对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形成原因的多维分析,作者吸收了以往的研究成果,既从社会环境、历史成因等外部因素着手进行分析,还从文化的视角进行了阐释。但是一部专著能够吸引读者,重要是作者对这个问题要形成自己的独特的认识和看法,这是衡量一部理论著作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作者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又以自己独到的认识和看法从体制与机制上分析了形成贫困的原因。作者提出,部分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缺位与错位、基层组织作用虚化及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等,都对我国部分地区贫困人口的形成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这就大大深化了问题的深度。不惟如此,在书中的最后一章,为使理论的阐述更有操作性,作者还独具匠心地安排了实证分析一节,既为反贫困战略的设计、选择、模式、路径提供了科学依据,又使本书避免了仅限于理论层次上的空泛。这些从制度安排进行分析并以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在给我们深入思考中国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的同时,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和新的思考领域。

第四、人文关怀与发展视野相互纽结。贫困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世界性难题,消除贫困,促进人类社会全面发展、进步和繁荣是国际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作者从读硕士起,就把研究视野放在弱势群体身上,相继在《长白学刊》、《社会科学辑刊》、《江西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家》等核心刊物上发表了相关理论成果,并主持和参与了多项国家社科、江西社科规划相关课题。这些前期的研究成果,深化了本书的理论研究深度与力度。同时,还表现出作者“心怀国家、关乎民生”的人文关怀。但“三农”问题的解决,不仅仅是单纯的反贫困问题,它最终还是要经历脱离贫困的桎梏到可持续性的发展过程,这才是农村跨越贫困的终极所在。因此,作者提出,“可持续发展”才是反贫困治理框架建构时的基础和前提,这就使本书没有仅仅停留在如何脱贫这一层面上,而是以发展的视野,思索着贫困民众摆脱贫穷后的出路,这就使本书具有了较强的前瞻性,也是作者学术情结的一次“刚性”展现。

不可否认,本书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与瑕疵,如反贫困毕竟也是一种经济行为,因此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在此方面还有待加强与深究;再如贫困的成因,那些在社会发展中起着暗流作用的“非正式制度因素”也不可忽视;另外在本书的某些章节安排上略显粗糙。不过,瑕不掩玉,从总体上来说,《当代中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还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学术理论专著,我相信凡是对“三农”问题感兴趣的人,都可以从中获得益处与启示。

摘要：本文对王俊文博士的《当代中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一书从四个方面,即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纵向与横向同时并进、继承与创新更迭展现、人文关怀与发展视野相互纽结,进行了客观的评述,充分肯定了该专著所具有的实践与理论价值。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反贫困工作 篇3

贫困与反贫困作为现代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现实社会问题, 无时无刻困扰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解决贫困问题, 实现社会大众的和谐发展、社会有机体的健康进步, 是当代乃至未来人类面临的挑战和重要任务。如何消除贫困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和各级各类社会组织的首要目标和现实追求, 他们解决与消除贫困问题的实践得到学术界的回应与反馈, 这种回应和反馈又指导和影响了反贫困的实践。学术界各学科的研究视角与路径为贫困与反贫困研究提供了可参考与借鉴的范式。

在已有研究中, 对贫困形成原因的探析经历了从物质资本范式到人力资本范式, 再到社会资本范式的渐进认识过程。之前的研究主要关注贫困者的物质缺乏状态。从物质资本范式出发,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被视为消除贫困的不二法门。但实践证明, 尽管经济持续增长, 但其反贫与减贫效果却收效甚微。贫困群体未消减, 反而呈现扩大化的态势, 并出现一些新的贫困形态。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收入分配不公、贫困者获取收入机会的匮乏, 造成贫困群体无法参与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致使贫困差距依然存在甚至出现扩大化趋势。这一扩散效应的具体化就是每一位贫困者、贫困家庭、贫困社区的就业机会匮乏、就业质量低下, 难以维系个人、家庭、社区的生存和发展, 甚至出现集体返贫现象。

随着对反贫困及其成因研究的深入, 对贫困群体自身的状况关注成为研究重点。而这一时期盛行的人力资本概念启发了研究者, 使他们的研究转向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分析贫困问题。通过对贫困者自身状况的分析研究, 发现大多数贫困者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弃儿是因为人力资本的缺少, 即便某些人能就业, 但收入的低廉也难以维持其生活。于是, 人力资源素质提升培训与教育成为反贫困的主要手段之一。

随着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和对社会资本研究的深入, 特别是社会资本在职业获取过程中的作用印证了社会资本与贫困之间的内在联系。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 由个体与所属群体、组织、国家、社会结构的关系和个人自身社会关系网络二者组成。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必然会对其内部的个人行为施加影响和产生效用。已有的研究证明各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在青年人创业、就业中发挥了作用。特别是民间社会资本、组织社会资本、国家社会资本在消除与减轻贫困状态程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说明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社会资本在减轻、消解贫困方面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反贫困研究中导入社会资本范式必然会对消除贫困、促进贫困地区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二、社会资本缺乏与贫困的关系

既然社会资本与贫困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 探讨社会资本的缺乏与贫困之间的关联度, 必然会对分析贫困工作有所启示。

(一) 社会资本缺乏产生贫困

社会资本作为个人最重要社会结构资源, 其作用在于人们可以通过它实现某些既定目标并获得更多资源。而一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多寡, 取决于其自身的社会关系的广度与密度。如科尔曼所说, 社会网络即社会资本, 个人的社会网络越大越广, 镶嵌在其身上的社会资本质与量就越大, 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汲取与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就越强。当处于强势地位的人或群体大量占有和使用镶嵌于社会关系中的资源时, 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或群体可使用的社会关系资源就大大减少, 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或群体因关系的缺乏而陷入关系贫困, 关系贫困剥夺了贫困者占有资源的权利, 而资源的缺失必然导致贫困者陷入贫困状态。正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或群体自身社会资本的单一性和有限性, 使其必然走向贫困。

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者创收能力和机会的缺失。当一个社会成员或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数量和质量都极低的时候, 那么其在市场上的位置就极为尴尬。一个社会成员没有社会资本或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不能在劳动力市场中给他支持或支持有限, 那就容易陷入失业境地或极少的收入状态。可以说, 社会资本的缺乏是一个社会成员或一个家庭贫困的重要根源。

(二) 社会资本缺乏加剧贫困

社会资本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的非均衡性是由社会群体所处的结构性位置的优劣、高低、等次, 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时空位置差异导致的。这又必然导致社会群体的社会行动能力出现差距。社会结构系统中的某些社会成员或群体因其拥有的先赋地位或自致地位, 在社会结构系统中占有相对较多的资源。他们因而容易借助社会资源获得特定利益与达成行动目标。而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或群体, 由于自身占有社会资源量少或缺失社会资源, 限制了社会行动能力, 无法借助社会资源获得利益与实现行动目标, 致使其现有境况更加恶化。而社会资源的匮乏使得他们失去了改变贫穷状态的能力。正是获取资源的机会和能力的缺乏。让原本就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或家庭雪上加霜, 出现更加贫困的“马太效应”局面。

(三) 社会资本缺乏能再生产和固化贫困

贫困具有再生产和固化的倾向。社会资本缺乏对于贫困的再生产最典型的是贫困文化的形成。这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对贫困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家庭在贫困文化代际传递机制中的作用。长时期处于贫困的生活状况与生存状态经过无数代人口传身授的强化, 成为贫困地区人们的一种心理暗示与心理状态;这种贫困文化通过限定人们的所思所虑塑造人的行为, 生活在贫困环境中的个体, 极易受这种贫困文化的影响, 最终导致贫困的代际遗传和再生产, 并固化成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三、社会资本与反贫困策略

社会资本的匮乏是贫困者丧失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的原因, 波茨认为各种背景下的社会资本通常具有三个基本功能: (1) 作为社会控制的来源, 主要关注使社会处于良好运转中的社会规则的执行; (2) 作为家庭支持的来源, 关注家庭对子女的支持以及家庭内部的相互支持; (3) 作为通过家庭外的网络获得收益的来源, 较多地用来解释就业、职业阶梯上的流动以及企业家的成功。[1]这一理论论断为社会资本与反贫困工作的解释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

社会资本是镶嵌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使社会行动得以实现的资源, 贫困群体和贫困社区正是因为处于社会结构系统的底层与社会关系网络的末端, 从而导致在实施改变自身状态行动上的力不从心和无能为力, 因此, 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的保障作用来提升贫困者的社会地位, 延伸其社会关系网络, 构建贫困者的社会支持系统、以及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 增强他们的反贫困能力, 最终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与发展。

(一) 培育家庭外的社会资本

在社会资本的解释框架下, 我们发现陷入贫困境地的个体或家庭,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家庭层面外的诸多社会资本的普遍匮乏。比如物质、教育、发展机会、权利等。而这种社会资源的缺失必然限制贫困者及家庭施行计划与行动的能力。因此, 国家及地方政府应加大对贫困者及家庭外社会资本的培育与扶持, 各种社会组织、当地社区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对贫困者及家庭外社会资本的培育与扶持上来。根据贫困者及家庭社会资本匮乏的现实, 有针对性的给予贫困家庭相关帮助和社会资源的提供。其次, 贫困个体和家庭也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中去, 加强与社区、个人、政府和各种民间组织的联系。实现了彼此的认同与理解、合作与发展。

国家、地方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当地社区对贫困者及家庭外社会资本的培育与扶持, 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对弱势群体的真正关注。修复了贫困者原已断裂的社会关系网络。重新配置了社会关系网络的资源, 缓解社会关系网络内部的矛盾与冲突。

(二) 消除社会排斥

社会排斥理论认为, 排斥会作为一个社会的总体力量压迫某些个体或群体制造出贫困;也会以各种不同方式对人群做出自然或人为的类别区分。排斥是贫困的直接原因之一。贫困群体由于被排除在许多的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之外, 从而被剥夺和丧失了摆脱贫困、进行自我发展的机会, 这种社会人为设置的“门槛”使得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缺乏越加严重。因此, 消除有关社会排斥的机制对于贫困群体社会资本的累积乃至摆脱贫困十分必要。

首先, 政府方面在制定有关社会政策时, 充分考虑贫困群体的利益和实际。社会政策既可以确定“穷人”标签的指向 (“谁是穷人”、“谁将成为穷人”) , 也可以再造贫困 (比如政策本身就是排斥之策、解救贫困的政策因执行失误再造了贫困等) 。[2]因此, 政府应该提高消除具有社会排斥作用的社会政策的工作效率, 比如加大废除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建立社会补偿机制等。

其次, 应警惕和减少社会富人集团以及既得利益群体对国家社会政策的影响, 提升其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减少社会生活的底线失守的情况发生[3]。强势群体应积极主动的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社会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

(三) 建构贫困者的社会支持网络

贫困群体的个人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缺失, 决定了他们在面对困难或者贫苦的生活状态时, 不可能获得社会结构系统以及社区的有效帮助与扶持, 进而陷入绝望无助的境地, 加速了他们掉出社会安全网外的概率与可能性。所以必须积极动员全社会力量, 为贫困者建构一个多方参与、协作配合的社会支持网络, 从而更好地为他们服务、满足他们的需求。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一方面可以满足贫困者及其家庭的心理需求与现实需要, 帮助他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 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 对于整个社会关系网络的全体成员来说, 频繁而积极的成员互动可以增强社会结构系统的稳定性与成员间的凝聚力, 有利于社会系统内部个人目标的实现以及维系社会组织自身的正常运行与发展。并且, 社会支持网络作为社会安全网络的一种形式, 对个体的社会行动起到重要的支持和保障作用。

四、结语

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科学技术的进步、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等因素的影响, 导致我国贫困群体的规模有所增大, 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的不断深入, 中国的贫困状况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怎样有效地治理贫困、消除贫困, 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从社会资本的分析贫困产生机制和制定反贫困政策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视角。

摘要：贫困是与发展如影随形的一种社会现象, 始终困扰着人类社会。社会资本的缺乏与贫困有着紧密联系, 社会资本的缺乏产生贫困、加剧贫困、再生产和固化贫困。因此, 从社会资本的视角的反贫困工作, 应该从培育家庭外的社会资本、消除社会排斥和构建贫困者的社会支持网络等方面着手。

关键词：社会资本,贫困,反贫困

参考文献

[1]Portes:"The Downside of Social Capital", American Prospect”,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New York:Russell Sage Portes A, Landolt, 1995

[2]周怡:《解读社会——文化与结构的路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

反贫困理论与政策 篇4

关键词：发展型社会政策,农村地区,反贫困

发展型社会政策是统筹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思想政策之一, 其认为社会政策不但要确保社会公平而且要推动经济的发展, 尤其强调这两者之间的协调, 并把政策制定的重要领域投向了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 提倡多方积极主动参与福利政策, 并同时注意保障发展水平的科学合理性。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针对农村制定的开发式扶贫政策是发展型社会政策最具代表性的体现。与传统的扶贫政策不同, 开发式扶贫更加注重经济开发与农民的自我发展。从近些年来的整体发展情况看, 我国的扶贫政策是有显著成效的。但是, 在实际贯彻落实的过程中, 开发式扶贫还存在着诸多的瓶颈与问题, 因此, 要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就必须对发展型社会政策内容进行重新的审视, 针对我国农村的反贫困对策进行深入探究。

一、我国农村贫困的发展现状

(一) 扶贫计划成效显著。

我国的大部分贫困人群都是聚集在乡村地区, 所以, 制定的各种扶贫计划也是以农村的贫困区域为核心的。改革开放之后, 在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实施的体制改革措施, 已经完成了四个计划实施的阶段, 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 使得我国的农村贫困人口大大减少。

(二) 扶贫难度日益增加。

就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 农村扶贫工作的快速提升阶段已经过去了, 面临的难度愈来愈大, 过去的二十年里, 中国的农村扶贫工作可以说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因为这一时期的提升空间最大, 成效也比较明显, 但是, 随着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迅速下降以及分布区域的日渐集中, 扶贫效益的提升空间逐步缩小, 不仅成果不显著, 而且难度也大大增加。

(三) 农村文化贫困比例增大。

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区域就是自然条件相当恶劣的偏远地区, 通常情况下与外界的交流联系非常少。部分地区直到如今还无法观看电视, 就连广播也收听不到。在信息化时代缺少甚至是完全接触不到信息, 是一种非常被动的处境, 不但会变得越加封闭, 而且还会被逐渐边缘化。所以, 从这一层次去分析, 我国农村贫困人群的文化性贫困正在加大。

(四) 阶层与区域贫困共存。

阶层贫困主要是指不同社会阶层中出现的一种贫困情况, 区域贫困主要是指贫困人群比较集中的地区。受自然环境影响比较大的区域贫困近些年来正在不断的缩小, 但是受经济发展影响力度较大的阶层贫困与区域差距却在逐步增加, 尤其是部分农村的弱势群体, 例如, 儿童、老人、妇女、残疾人等面临的严重贫困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二、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下的农村反贫困途径

(一) 树立预防为先的意识。

以预防各种社会问题为投入多种社会资源的根本出发点, 不仅可以避免其他负面效应的出现, 而且能够大幅提升社会政策的实施效率。实行农村扶贫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缩减贫富之间的差距甚至是彻底根除贫困。然而, 怎样才能高效率实现这一目标, 就是采用传统社会政策和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不同。传统的社会政策主要运用事后补偿策略, 但贫困已经成为了无可争议的事实。但发展型的社会政策却与此完全相反, 提倡通过预防贫困实现消除贫困的根本目的, 在此观念的基础上制定的具体对策就是针对贫困易发人员提供事前收入, 鼓励他们参加多种经济活动, 增加自身的收入来源。因为是以预防为主的措施, 所以, 政策的制定也要尽可能拓展所覆盖的人群。

(二) 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相融合。

针对我国农村贫困的实际情况, 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转变农村社会政策附属于经济政策的地位, 直接改变传统以缓解农村贫困为现代提高农村贫困群体可持续经济能力的政策目标。具体分三点:一是实施农村社会政策的体系性与整体性建设, 突破农村社会政策的单向性、不稳定性、滞后性等多方面的局限性;二是向农村投入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 特别是农村教育、医疗、培训等领域, 投资的重点对象为农村儿童与家庭, 从而扭转农村世代恶性循环的贫困问题, 从整体上提升农村的劳动力素质;三是大力推动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建立覆盖城乡所有居民的一体化社会保障机制, 确保农村的弱势群体享受到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

(三) 实施福利供给的多元化社会政策。

设计社会福利的过程中, 遇到的同样问题是如何对福利责任进行分配。西方国家自始至终都提倡福利供给的多元化, 而多元化的福利供给理念同样也是发展型社会政策在处理社会福利供给问题上的重要途径之一。根据实际调查研究, 最为有效的农村反贫困社会政策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与家庭的共同参与和治理, 而公共治理的优良运行机制更是实现利益表达与利益所得的基础, 也是确保反贫困政策更具针对性与高效性的前提条件。基于此, 我国农村贫困更应该在政府的主导下实行多元化的参与模式, 大力支持各种社会性福利的参与, 实行福利多元化的社会政策, 为广大贫困农民提供更多的创业、就业机会, 制定更多的惠农政策等, 增加对贫困农村地区的福利供给, 提升广大贫困农民脱贫致富的机会和能力。

三、结语

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讲是扶贫工作的必要条件, 但并不是摆脱贫困的一个充分条件。从某种角度去理解, 生存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中弱势群体的权利, 发展权利的重要价值则在于缩减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之间的差距。从中可以看出, 在扭转反贫困的宏观战略中, 转变社会政策附属于经济政策的地位对我国实施农村反贫困政策更为急需与迫切。因此, 提高当前的贫困线划定标准, 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要求, 对传统的社会政策进行创新, 提升我国农村反贫困的实际效益。

参考文献

[1]姚云云, 郑克岭.发展型社会政策嵌入我国农村反贫困路径研究[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6

[2]姚云云, 郑克岭, 刘金良.我国农村反贫困进程中的社会政策创新——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路径[J].河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2, 6

中国的贫困与反贫困 篇5

关键词：贫困,反贫困,族群型贫困

一、引言:新中国前30年和后30年的反贫困成就

新中国成立60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 中国的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在1949~1978年的30年中, 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和社会保障、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农村人口教育和培训体系等方面的显著成就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样板, 大幅度改善了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和人力资本状况, 为中国农村地区的反贫困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具有奠基性的意义。[1,2,3]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中, 尤其是1999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2005年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 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和逐步深入的农村市场化改革使反贫困步伐明显加快, 在这30年中, 反贫困被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反贫困战略实施的广度 (人口和区域覆盖面) 和深度 (减贫绩效) 也得到空前的拓展, 为世界贫困人口的减少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按照官方贫困线和收入指标估计, 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7年的1478万, 总共减少了2.35亿, 年均下降9.3%。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7年的1.6%。[4]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 (按2003年农村价格计, 平均每人每年888元人民币) 计算, 1981年到2004年, 贫困人口所占的比例从65%下降到10%, 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6.52亿降至1.35亿, 5亿多人摆脱了贫困, 而全部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15亿减少到了11亿, 没有中国的扶贫努力,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 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数量不会有所减少。按照国际上平均每人每天1.25美元的新贫困标准 (按中国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 计算, 自1981年以来, 中国贫困人口比例的下降幅度依然显著 (从1981年的85%下降到2004年的27%) 。[5]进入21世纪以来, 中国的反贫困已经进入攻坚阶段, 贫困的发生形态与反贫困战略均发生了显著地变化, 大规模减贫的时代已经结束, 反贫困战略的总体思路和制度框架亟需调整。

笔者试图从系统性制度设计的视角, 且基于贫困的性质与根源的深入分析, 对中国的贫困重新作出类型划分,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反贫困的系统性制度框架, 结论部分提出了综合性反贫困战略的初步设想。

二、贫困的根源在哪里?——贫困的类型与性质分析

对贫困的性质和类型的理论分析主要应该从贫困发生的根源入手, 而不是从贫困所展现的表面现象出发。笔者在以往贫困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将贫困的类型分为制度供给不足型贫困、区域发展障碍型贫困、可行能力不足型贫困 (结构型贫困) 、先天缺乏型贫困和族群型贫困。

1. 制度供给不足型贫困

即由宏观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供给不足而引致的贫困。在贫困发生率比较高的国家和地区, 合理的教育和培训制度、医疗卫生制度、收入分配制度、金融与信贷制度、公共财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法律体系的缺失, 是导致贫困的基础性原因。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贫困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制度供给不足, 如农业集体化解体之后原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和农村养老社会保障体系的崩溃, 导致农村因病致贫现象和养老问题非常严重;[6]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公共品的投入明显不足, 农村居民税费负担比较沉重, 收入分配体系的不完善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增大, 近几年中国反贫困步伐的减缓也与收入分配制度及公共财政制度密切相关。[7,8]在金融和信贷制度方面, 由于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严重滞后, 农村资金净流出所导致的农村系统性负投资现象非常严重, 农民贷款难直接导致可支配收入的降低和贫困的发生。[9]在所有贫困发生的根源中, 制度供给不足是最值得重视的, 因为在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 贫困人口的权利被制度性地忽视乃至剥夺, 使他们被排斥在制度之外, 丧失自由选择的能力和权利, 从而导致贫困人群可行能力的缺乏和贫困发生率的整体提升。从本质上来说, 制度排斥与权利剥夺是造成贫困的最核心的原因之一。[10]制度供给不足型贫困是一种整体性贫困, 许多局部的贫困均与制度供给不足相关。

2. 区域发展障碍型贫困

即由一些具有区域特点的发展障碍因素而引致的贫困, 如某些地区由于交通、通讯、市场设施不完善而引发的贫困, 或者由于当地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与不适宜人类生存的气候所引发的贫困。在中国大面积的西部地区, 包括西藏、云南、贵州、甘肃、云南等地的沙漠化、石漠化、高寒、多山和缺水地区, 贫困的发生率极高。如甘肃的定西、河西和宁夏的西海固等历来被称为最贫困的“三西”地区, 由于自然条件恶劣而导致整个区域发生普遍性的贫困。自然环境与生态方面的致贫原因有些是可以被局部改善的, 如大规模的生态恢复和自然环境保护政策可使当地居民生存条件迅速改善, 而交通、通讯和市场设施的不足更容易改善。在中国现阶段的贫困中, 区域发展障碍型贫困是最主要的贫困类型。

3. 可行能力不足型贫困 (结构型贫困)

这种贫困是由贫困者个体的可行能力不足造成的贫困, 其原因均表现为贫困者个体的某种能力的缺陷, 而不是先天的身体或智力的缺陷。可行能力不足的最终根源有可能与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有关, 但是, 大部分可行能力不足的原因却是个体性的, 如由于受教育程度低而引致的人力资源不足, 这是导致贫困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11]再如, 由于农民的自组织能力不足, 导致农民在市场竞争中难以获得较好的谈判地位, 从而使得农民生产的规模收益和抗风险能力下降。[12]对于这些可行能力不足型贫困人群, 针对性地提升其可行能力是促使其脱贫的关键。现在, 学术界对于可行能力的理解逐步深化, 段世江、石春玲等根据国际社会对贫困的认识及中国反贫困的实践, 认为在现代社会, 应对能力进行更加广泛和深刻的理解, 能力包括基本生产能力、获取知识能力、参与决策能力、合理利用资源能力等诸多方面, 这些能力最终都要体现在“自我发展能力”上。[13]

4. 先天缺乏型贫困

这类贫困是由贫困者个体在智力或体力上的先天缺陷导致的生产能力完全或部分缺失而引发的贫困。先天缺乏型贫困的原因一般是不可消除或不可逆转的, 如先天的盲人、肢体残缺或精神病患者, 其身体或精神上的残缺在现有的医疗条件下是不可能被修复的, 这些人群的贫困也很难通过提升其可行能力来解决, 因此, 一般意义上的提升人力资源或者进行微型信贷扶持等方法, 对于先天缺乏型贫困人群的扶贫效果微乎其微。

5. 族群型贫困

即在某些少数民族社区 (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 , 由于整个族群在生产方式、文化、宗教信仰、习俗、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历史原因而造成的贫困, 在中国很多边远地区这类贫困大量存在, 容易引发宗教和族群之间的冲突, 从而变得复杂而难以处理。族群型贫困的部分原因与区域发展障碍型贫困、可行能力不足型贫困重合, 但其最鲜明的特征在于其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或文化习俗。这类贫困的特点是, 其发生区域多集中于边境地区。据统计, 新时期内陆边境国家级贫困县有40个, 较“八七”扶贫攻坚时期增加9个, 占全部内陆边境县的29.9%。云南省的25个边境城市中有17个属于国家级贫困县, 2003年总人口为586.48万人, 少数民族人口374.44万人, 占总人口数的59%, 与邻国的边境线长4060公里。[14]全省少数民族贫困人口绝大部分属于绝对贫困人口, 大部分居住在云南省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的边境地区, 有5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 社会发育程度低, 经济发展十分落后, 群众生活十分困难。这类贫困也多发于少数民族聚居区, 即使这些区域不属于边境。少数民族人口的贫困问题突出, 在8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中, 少数民族人口占了不恰当的比例, 绝大部分贫困地区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15]赖景生认为贫困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 1994年我国少数民族的贫困发生率高达20.1%, 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比重不足10%, 但却占绝对贫困人口的40%~50%。[16]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 有257个是少数民族自治县。族群型贫困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和民族发展繁荣的主要障碍之一, 必须提高到国家战略和民族和谐的角度去认识。

三、如何反贫困?——减贫类型、战略选择与实施主体

我国政府的反贫困主要有以下几个阶段:①1986年之前主要是通过制度变革来扶贫, 1978年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②1986年~1993年期间:设立专门的扶贫机构, 政府支出专项资金用于扶贫, 划分重点扶持贫困县, 通过区域瞄准来确定扶贫对象, 确立开发式扶贫, 主要有三种投资计划:一是贴息贷款计划, 就是通过信贷资金来帮助贫困地区的发展和脱贫;二是以工代赈的计划;三是财政发展资金。③1994~2000年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时期, 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成为这一时期扶贫资源的主要投入。这个时期提出用7年时间解决8000万人口的基本温饱问题, 把贫困县调整为592个, 把扶贫的重点转移到西部。④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年) 》时期。扶贫工作的重点从县转移到村, 主要措施包括“整村推进”、劳动力转移培训、农业产业化开发。经过近30年的大规模扶贫试验, 我国逐步总结了一套适合于各类贫困的综合性扶贫开发经验模式, 最近几年来, 又特别注重在区域性扶贫模式中融入个体性扶贫模式, 注重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 注重在扶贫开发中激活市场机制的作用。

针对上文提出的5种贫困类型, 我们可以把反贫困战略也分成以下5种类型, 这5种类型的反贫困有时可以互相交叉, 其实施主体和实施对象都有所区别:

1. 制度变革型扶贫

针对制度供给不足型贫困, 采取了运用制度变革型扶贫模式来应对, 即对现有制度进行系统性改革与创新, 为贫困群体的脱贫创造基础上的制度条件。制度变革型扶贫的实施主体当然是政府, 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都有可能是制度变革和创新的主导者。改革开放以来, 通过系统性制度变革来进行有效扶贫是中国反贫困的一个基本特征, 制度变革型扶贫的特征是整体性强, 对所有贫困群体都有覆盖, 是一种普惠型的扶贫模式。近年来, 通过教育制度改革和教育资源向农村贫困地区倾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设、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公共财政向农村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制度等, 为农村地区的大面积扶贫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几乎所有学者都承认, 在中国的扶贫中来自于制度变革的力量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 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激发的生产力的迅猛迸发使中国的贫困人口快速下降, 其减贫效果也最佳。按国内标准计量的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1984年的1.28亿, 在6年内减少了将近50%;按国际标准计量的贫困人口由1981年的6.34亿减少到1987年的3.08亿, 在6年内减少了一半以上。之后, 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都进入下降速度相对平稳的阶段。由此看出, 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 为消除农村贫困做出了巨大贡献。[17]1984年这项改革完成之后, 由于没有后继的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的支持, 农业和农民收入增速减缓, 贫困发生率的下降也明显减慢。在现阶段, 中国仍必须大力进行制度变革, 以此来推动大规模扶贫, 为中国消除2900万人的绝对贫困而创造制度基础。

2. 基础性扶贫 (或大推进型扶贫) 和生态恢复型扶贫

对于区域发展障碍型贫困, 其扶贫的核心使命是大规模改善基础设施条件 (包括交通、通信、市场基础设施等硬件) 和生态环境条件。一般而言, 针对区域发展障碍型贫困, 大推进战略是基本适用的, 如果没有政府的大规模的投资, 仅仅依靠贫困群体的个体力量, 是很难改变基础设施不足或生态恶劣的状况的, 这些贫困群体将终生陷入贫困陷阱而不能自拔, 产生贫困的恶性循环。Nelson (1956) 提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该理论认为只要人均收入保持在临界水平以下, 超过收入增长率的人口增长率会使经济拉回到“低水平均衡陷阱”中不能自拔, 因此, 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 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 才能冲出“陷阱”, 实现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和经济增长。[18]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强调资本稀缺对经济增长的障碍, 说明资本形成的重要性。贫困人口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基础设施不足以及恶劣的自然条件所带来的发展瓶颈, 要摆脱这种“低水平均衡陷阱”, 必须使用大推动型的扶贫战略, 在很短的时间中迅速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和生态环境条件, 为此, 政府必须在短时间内进行大规模的投资, 这与罗斯托的理论非常吻合。[19]学术界关于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收支的影响的计量研究表明, 有基础设施投资的村庄, 贫困农户的户均生活消费支出增长了26%, 而没有基础设施投资的村庄, 贫困农户的户均生活消费支出仅仅增长5%, 基础设施投资的扶贫效果极为显著。[20]生态环境说到底也是一种基础设施, 其改善必须依靠大规模的投资, 这也包括迁移型扶贫在内。对于那些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 贫困人口的整体迁移和异地安置不仅有利于生态恢复, 而且可以使贫困人口脱离“低水平均衡陷阱”从而实现整体脱贫, 避免贫困的代际复制。

3. 能力增进型扶贫 (或结构型扶贫、造血型扶贫)

这类扶贫模式的核心在于提高贫困人群的可行能力, 尤其是人力资本投资。近年来, 针对农村贫困人群的融资能力不足问题, 商业类小额信贷机构和非营利组织大力推广无抵押、无担保的微型信贷产品, 使贫困人群能够通过信贷增强自我扶贫的能力, 孟加拉乡村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行动表明, 这种微型信贷不仅可以使贫困人口脱贫, 也可以同时使金融机构具有财务可持续性。[21]小额信贷对农户微观个体获得信贷资金机会、家庭财产增加、就业机会增加、减少风险、妇女授权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 对中国的扶贫发展政策也有重要影响, 已成为中国扶贫到户方式、金融政策、发展援助政策的重要内容, 并为中国农村组织的发育成长提供了一条实现途径。[22]再如, 针对农民自组织能力不足的问题, 政府和其他非营利组织应该加强对农民的合作社教育, 增强农民对于合作社的认识和理解, 使他们可以联合起来组建大规模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从而提高自己的市场谈判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而近年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迅猛发展对反贫困的意义极为重大。[23]与前两种扶贫模式不同, 能力增进型扶贫 (或结构型扶贫、造血型扶贫) 一般倾向于针对贫困者个体进行扶持, 而不是针对群体或区域, 其实施主体既可以是政府, 也可以是非政府组织或市

4. 救济型扶贫 (或输血式扶贫)

对于那些先天缺乏型的贫困群体, 造血式扶贫 (如小额信贷、人力资本投资) 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仅对部分还没有完全丧失生产能力的人群有作用) , 而只能适用于输血式扶贫, 运用公共财政力量或社会公益力量对先天缺乏型贫困群体进行社会救助, 民政部门和非营利组织则在其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体系的逐步完善, 先天缺乏型贫困的比例将大为下降。

5. 族群系统型扶贫

族群型贫困的成因非常复杂, 因此, 其应对策略应该是系统型的扶贫模式。对于那些生活方式和文化比较落后、生产方式原始的少数民族地区, 系统性的文化建设、植入现代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改进生产方式 (尤其是摒弃那些对于自然生态环境有破坏性的生产方式) 等措施, 对于民族地区反贫困极为重要;对于那些生态环境极为恶劣的地区, 则应该进行系统性的环境保护政策、整体迁移和异地安置政策等;对于那些基础设施极为落后的少数民族社区, 应采取大推进型扶贫战略, 大规模改善其基础设施。族群系统性扶贫是个体型扶贫与普惠型扶贫的结合, 应因地制宜整合各种扶贫模式。

表1将5种贫困类型、5种反贫困类型及其实施主体和对象综合如表1。

四、结论:族群型贫困与综合性反贫困模式的运用

健康贫困与反贫困策略选择 篇6

贫困的普遍存在使得贫困人口诸多权利被剥夺, 在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人权上和其他人群相比具有极端不公平性 (inequity) [5]。而古今中外, 实现公平和消除贫困都是永远不变的社会理想, 也是政府治国的重要出发点。因此, 反贫困 (anti-poverty) 的斗争在历史上、在世界范围都从来没有停息过。

1 健康贫困的概念和理论含义

近50年来, 世界反贫困斗争取得了极大进展, 但人们认识到, 由于经济收入水平仅仅是贫困变化的部分原因, 单纯从经济角度衡量贫困忽略了贫困和福利的非收入性质, 因此在反贫困策略上逐步由过去单纯的反经济贫困转向关注人文贫困 (human poverty) [1.6]。

1997年,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针对贫困的人文特征提出了“人文贫困”的概念, 用来反映更广泛、多方面的贫困和发展问题。人文贫困被定义为缺乏最基本的个人发展机会和选择权, 它包括拥有长久而健康的生命、保持体面的生活标准、享有正当的自由、尊严以及其他方面。人文贫困包括了收入贫困、权利贫困、人力贫困和知识贫困[4]。其中, 收入贫困是指最低收入和支出水平的贫困, 最通常的衡量标准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贫困线;权利贫困是指缺少本应享有的公民权、政治权、文化权和基本的人权;人力贫困是指缺乏基本的人类能力, 包括识字水平、足够营养、预防疾病、健康长寿;知识贫困是指获取、交流、创造知识和信息的能力匮乏。人文贫困的核心是权利贫困和知识贫困, 实质是对人类基本权利或能力的一种剥夺。这种划分对中国的贫困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人文贫困是21世纪人类所关注的最大社会问题, 中国又是人文贫困最突出的国家, 人文贫困指数位居巴西、印度之前, 居世界之首。其中沿海地区为0.18, 北京为0.10, 相当于智利、新加坡等极低人文贫困指数的国家, 而西部地区这一指数高达0.44, 相当于索马里等人文贫困极高的国家[7]。人文贫困的提出给我们的启发是:在今后制定反贫困战略时, 应将过去单纯关注物质贫困、经济贫困转向更多关注人文贫困, 通过实施一系列有利于贫困人口、少数民族、社会弱势群体的增长策略, 消除人文贫困。

正是在人文贫困理论基础上, 人们开始正确认识和处理健康与贫困之间的关系, 这成为人类反贫困理论的最新标志性成果之一[8]。发展经济学认为, 健康可以看成是发挥社会功能的一种关键性的基本能力和价值。通常健康被剥夺是贫困的一种形式, 也是导致收入贫困的重要原因。它既是发展的目标 (即人们是否能够拥有健康作为衡量发展的标准) , 又是发展的手段 (通过健康人们能够获得好的发展机会) , 而得到基本的健康服务是保证获得这种能力的权利。从政府和社会角度来看, 发展就是要为人们提供这种权利, 并使更多人得到这种能力[9]。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者Michael Grossman指出[6], 健康既是一种消费品, 它可以使消费者感觉良好, 同时又是一种投资品, 因为健康状态将决定消费者可利用的用于工作和闲暇时间的多少, 生病天数减少的货币价值就是健康投资的回报, 当健康作为一种投资品时, 健康投入的多少就决定了人们可以获得的人力资本的多少, 也就是说, 如果人们将收入中的一部分用于医疗保健支出从而使自己保持健康状态, 那么人们就可以通过增加工作时间, 提高工作效率, 获得新的工作机会等方式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 这种投资的收益即是疾病损失的避免、收入的增加和个人福利的改进。收入的增加又能反过来促进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投入的增加, 从而使健康与福利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关系。相反, 健康水平低下使人们丧失了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和改善自身境遇的机会, 造成了收入的减少和贫困的发生, 后者又进一步制约着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 最终形成了健康水平低下, 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贫困、健康水平再度恶化的陷阱。

不难看出, 健康水平低下既是贫困发生的原因, 也是贫困造成的后果, 这种由于健康水平低下造成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而产生的贫困即可称之为健康贫困[6]。我国学者认为, 健康贫困是一种机会丧失和能力剥夺, 即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支付能力不足所导致的参与医疗保障、卫生保健和享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机会丧失, 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健康水平下降导致的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被剥夺, 从而带来的收入减少和贫困发生或加剧[10]。

2 健康贫困的量化分析

1970年代以来, 人类健康状况有了很大改善, 但在大多数贫困地区, 结核病、乙型肝炎、AIDS等传染病的流行仍在扩大, 腹泻类疾病正向新的地区扩散, 同时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健康水平存在很大差异。比如, 孕产妇死亡率在发展中国家高达471/10 万, 为发达国家的15倍。发展中国家1/15的人口在40岁以前死亡, 大约1700万人口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于可治愈疾病;发展中国家近8亿人口缺乏基本卫生服务[11]。联合国计划开发署1997年5月《人类发展报告》中, 用缺少基本卫生服务人群的比例、5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的比例、期望寿命低于40岁人群的比例和得不到安全饮用水人群的比例几个指标衡量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疾病负担, 发现这些贫困人口中得不到基本健康服务的人群及营养不良的儿童占绝大部分。中国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同样不容乐观, 边远地区贫困人口的疾病负担集中在传染病 (包括结核病、腹泻病和碘缺乏病等) 及寄生虫病上, 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家庭的儿童中, 大约有一半至少患有轻度营养不良 (发育不良) , 高达90%的贫困儿童感染慢性蠕虫病, 铁、维生素A和其它微量元素缺乏症在贫困人口中仍很常见, 最贫困的1/4农村人口的传染病发病率是最富裕的1/4农村人口的3倍, 婴儿死亡率是后者的两倍多;在中国发现有11种几乎完全与贫困相关的主要疾病 (主要为传染病、寄生虫病、孕产期疾病、围产期疾病及营养缺乏病) , 这些疾病合在一起构成了1990年中国疾病负担的 23%[12]。

理论上, 健康贫困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 即贫困者的健康状况差、疾病风险高, 同时因病致贫的可能性大[8]。据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 全国贫困户致贫原因占比从1998年的15.2%上升到2003年的30.0%;而且疾病引起贫困是致贫原因构成的第一位 (表1) 。从健康状况分布看, 西部地区的健康指标明显较东中部地区要差, 西部地区农村孕产妇死亡率是东部地区的4倍左右, 围产儿死亡率西部地区是东部地区的2倍左右, 人均期望寿命则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少4.6岁 (表2) 。

资料来源: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

资料来源:国家卫生部.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5。

3 中国的贫困现状与反贫困策略选择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在改革开放以前, 由于饥荒和生产能力不足而引起的老式贫困 (ancient poverty) 长期存在, 这是一种物质资源的“稀缺性贫困”。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能力逐步增强, 在稀缺性贫困继续存在的情况下, 在城市由于经济体制的转变, 下岗失业和困难企业开始大量出现, 造成所谓“丰裕中贫困”;同时, 由于经济收入差距扩大, 尽管我国GDP逐年高速增长, 但因为分配不公平而形成新的贫困阶层, 可以称为“体制性贫困”[1]。这三类贫困同时存在中国社会中。

在改革开放30年来, 中国政府和社会不遗余力地反贫困。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已经从1978年的2.5亿人、1985年的1.25亿人, 减少到2004年的2610万人和2005年的2365万人。而按照2003年882元的低收入贫困人口标准, 中国2005年10月的城市贫困人口数据为2195.5万人[13]。到2003年底, 我国国家级扶贫重点县生活在637元贫困标准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为1763万人, 占全国绝对贫困人口的60.8%。与上年相比, 2003年国家级扶贫重点县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增加10.7万人, 占当年全国净增加贫困人口的13.4%。从各省的贫困人口分布看, 国家重点扶贫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超过百万的省有云南、贵州、甘肃、河南和四川。西部省份中除重庆、四川外, 各省区国贫县的贫困发生率均超过10%。中部省份只有黑龙江、吉林、山西国贫县的贫困发生率超过10%[14]。而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城市贫困人口在近20年里也出现了明显的增加趋势[1]。

可见, 在反贫困策略选择中, 单纯减轻稀缺性贫困是很难以彻底消除贫困的, 要重视解决体制性贫困或者人文贫困。由于贫困者普遍存在而且异常严重的健康贫困问题, 减轻和消除健康贫困的理论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得到空前的重视。当前, 投资于健康, 消除健康贫困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 从而增加贫困人口脱贫的能力成为普遍的共识。

对贫困者实行健康救助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减轻和消除健康贫困的基本措施, 这项工作得到了世界银行、WHO、联合国等众多国际组织的大力推动。世界各国相继开展了对贫困人群的健康救助计划, 这些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和非洲一些落后国家。

进入1990年代以来, 中国政府在多年来取得的反贫困成就基础上, 一方面大力推动经济扶贫, 一方面开始实施系统的健康扶贫策略。1997年以前, 中国政府的健康扶贫项目主要集中在探索基本卫生服务筹资和推动基层卫生机构改革。1997年实施的“中国基本卫生服务项目” (卫生VIII项目) 在世界银行贷款和英国国际发展部 (DFID) 赠款 (QBSP) 支持下, 在中西部的10个省区开始对覆盖约5%的农村特困人口试行贫困医疗救助 (medical financial assistance, MFA) ;1998年开始并被纳入卫生VIII项目B部分的秦巴卫生项目开始重点对四川、陕西和甘肃三省试点县覆盖约20%的农村贫困人口进行创新性的贫困医疗救助试点[15]。2003年后, 全国农村开始推广试点贫困医疗救助, 多数地区借鉴了秦巴卫生项目贫困医疗救助的试点经验;2005年全国城市地区开始推广试点贫困医疗救助。到2007年6月底, 农村医疗救助覆盖了全部含有农业人口的县 (市) , 65%的城市开展了城镇贫困医疗救助;在原来开展秦巴医疗救助项目的地区成功实现了与国内普遍开展的新贫困农村医疗救助的接轨。我国的贫困医疗救助工作进入一个在规模上快速发展的时期[15]。

4 贫困医疗救助的理论意义

贫困救助在中国具有很深的历史传统, 历来政府和社会都把扶弱济贫作为人道理念与社会理想加以宣扬和实践, 但是实施制度性、专业化的贫困医疗救助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趋势[15]。贫困人口是一个健康脆弱性 (vulnerability) 高, 发展能力不足的弱势群体[16], 对他们实施医疗救助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

健康权的公平是公民权利的基本内容, 对贫困人口实施医疗救助的目的是保障公民的健康权利。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 城乡贫困人口的存在且不断增加, 均表明社会公平程度的下降, 这一变化势必影响到健康公平[5]。对贫困人口进行医疗救助也是人道和人权的充分体现, 表明了人权保障内涵的深化。因此, 若要提高卫生保健公平性, 确保公正、平等地分配各种卫生资源, 使所有人都能有相同的机会享用资源并从中受益, 就要制定保障健康公平性的各种政策、策略和措施, 进而进一步降低和消除各种不利因素所导致的健康差别。因此认为建立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制度无疑是一较好的选择[13]。此外, 对贫困人口的健康投资具有更高的边际产出, 对贫困人口的健康投资更富有成本效果, “需方投入”模式有利于激励供方的技术效率。对贫困人口实施医疗救助不仅是改善我国社会健康公平的客观要求, 而且也是提高我国卫生资源使用效率的要求。

从社会保障构架来看, 实施医疗救助是完善我国社会救助制度乃至社会保障制度的迫切要求。医疗救助弥补了社会保障不能完全覆盖到的一部分贫困人口的不足, 解决了社会医疗保险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缺少医疗救助的社会救助是不健全的, 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不完整的, 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的功能也是不全的, 同时也不适应我国城乡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的客观实际。医疗救助的产生和发展适应我国国情, 不仅拓宽了社会救济的领域, 而且还弥补了社会医疗保险的功能缺失, 从而完善和丰富了我国社会保障体系[3]。

就健康贫困理论出发, 投资于健康, 对贫困者实施贫困医疗救助, 改善贫困者的健康状况, 是改善人力资本的一种健康投资行为[6]。事实上, 许多贫困地区的自然条件并非十分恶劣, 相反却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造成这些地区迟迟不能摆脱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口素质的低下和人力资本的匮乏。在人力资本投资的各种方式中, 通过投资于健康来改善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 是提高人口素质, 增加穷人福利的重要手段, 同时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大量有关健康改善与劳动生产率、健康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经验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如拉蒂-拉姆和舒尔茨[9]在研究印度农业生产增长的原因时发现, 用简单的生产函数无法解释农业产量在1951~1961年期间增长了36%, 而在1961~1971年期间只有19%, 二者的差异被认为是劳动者健康改善的结果。由于连续实施了10年 (1951~1961年) 公共保健计划, 印度的国民健康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 从而大大提高了此间的农业生产率。可见, 增加健康投资从而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已成为消除贫困的重要手段。

5 结 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