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流动（精选11篇）
农民流动 篇1
摘要：金融危机过后,尽管经济形势不断好转,大城市企业待遇不断提高,农民工回乡潮并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本文采用2013年对广东省外来农民工——主要来自江西、湖南、安徽三省的调查数据,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对这一群体的回乡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实证结果发现,年均回乡次数、工资水平、性别、学历以及企业是否为其购买保险、是否对其进行培训,对于农民工的回乡意愿有着显著影响。
关键词：农民工,回乡意愿,Ordered Probit模型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改变过去老一代农民工挣钱回乡发展的现象,让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并融入城市发展。然而,许多大城市招工难、民工荒、农民工返乡潮现象严重(刘林平等,2006)[1]。2008年底以来,在金融危机、国家相关惠农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农民工返乡趋势显现,外出农民工纷纷回乡就业。其原因之一是东南沿海部分企业倒闭停业,加上当地招商引资,承接产业转移,企业新增较多,用工需求猛增,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迫于无奈或者其他原因返乡再就业(白南生等,2008)[2]。近几年经济形势不断好转,农民工返乡趋势不但没有得到逆转,反而进一步加快。
本文在实地预调查阶段了解到,部分农民工已经回到家乡或者附近县市就业,部分农民工打算再赚几年钱就回乡。面对这一情形,不禁心生疑惑,毕竟大多数农民工所在家乡企业所给的工资与北上广等大城市还有一定差距。虽然有研究表明农民工进入城市、再融入城市要经历一个经济、社会、文化、心理方面的过程,也就是所谓的“钟摆现象”(邹永红等,2009)[3],即农民工年轻时外出打工挣钱,年龄大了就回家乡务农、务工或经商。本文调查的农民工多为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20~30岁这个青年阶段,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回乡或者几年后回乡。
本文以2013年江西、安徽、湖南三省的外出农民工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从农民工的个体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角度分析外出农民工回乡意愿的影响因素,力图以第一手数据和有力的结论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政策提供基础依据。
二、样本问卷的基本描述统计分析
(一)调查对象及方式
本次调查由预调查与正式调查两部分组成,调查对象以自江西、安徽、湖南来广东务工的农民工为主。
在预调查阶段,选取广州市增城新塘工业区为调查地,该区以生产牛仔服装为主。预调查采取在工厂旁边随机拦截工人访问的方式。预调查的目的是了解来广州务工人员的基本信息、工资待遇、近几年的流动情况及对未来的打算。
在正式调查阶段,选取江西、湖南、安徽三个省的外出农民工为对象做问卷调查。问卷由三部分、26个问题构成,主要询问农民工个人基本情况、流动过程、流动原因、未来是否有返乡打算及其原因等内容。问卷发放与实施由暨南大学统计学系老师和学生分3个小组深入江西、湖南、安徽三省农村地区进行,问卷填写采用本人自行完成和访员按问卷内容对农民工逐一读题、被访者回答、访员记录答案两种方式进行。
(二)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实际发放问卷350份,回收300份,其中有效问卷有286份,有效回收率95.3%,样本的人口特征如下。从性别构成来看,男性170人,占59.44%;女性116,占40.56%。从年龄结构看,20岁以下的有15人,占5.24%;20岁到30岁的有194人,占67.83%;30岁到40岁的有45人,占15.73%;40岁到50岁的有29人,占10.14%;50岁以上的有3人,占1.05%。从婚姻状况看,已婚者129人,占45.1%;未婚者157,占54.9%。从文化程度看,初中及以下学历共有140人,占48.95%;高中学历共有75人,占26.22%;专科学历共有55人,占19.23%;本科及以上学历16人,占5.60%。样本就业部门分布如下:民营企业占62.24%,国有企业占7.34%,外资占9.44%,个体工商户占13.29%,其他占7.69%;286份有效样本中,有82人为普通技工,有43人为管理者,一般文员为48人,生产工人为59人,54人为其他。以上可以看出虽然本次调查样本量较为有限,且采用的是非随机调查方式,但调查对象的特征分布比较符合实际,样本对总体有较好的代表性。
(三)农民工福利待遇情况分析
对于样本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待遇情况,从表1可以看出:农民工工资众数在1500~2000元区间。2012广东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31920元,与之相比,农民工的工资普遍偏低。37.41%的农民工的工资仅满足日常开销,几乎没有剩余。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与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相近(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达90%以上,全国中小企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也达到65%),达到63.99%。从企业购买保险的角度看,有近一半的农民工没有购买保险或者企业拒绝支付。从企业提供培训看,大部分企业还是提供岗前技能培训或其他培训,说明企业也开始重视农民工素质的提升。
(四)农民工回乡意愿选择情况及其原因分析
对于问题“您将来的打算是什么?”的回答,表示坚决留在城市的农民工占3.85%;努力留在城市,实在不行再回农村的农民工占13.29%;钱赚够了就回农村的农民工占44.41%;坚决回农村占22.38%还不确定的农民工占16.07%。只有17.14%的农民工留在城市的意愿较为强烈,而66.79%的农民工返乡意愿非常明显。至于回乡的原因,第一是照顾家庭,第二是城市生活压力大和城市消费水平高,第三是没有归属感,第四是子女教育问题(此因素排在较后,与外出农民工大多数是未婚有关)。由此可见,农民工是否愿意留在城市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就是其背后的家庭因素。是否决定留在城市,不仅仅是考虑自身的发展,还要综合考虑家庭的整体发展和需要,如果在城里生活压力大,没有归属感,所得收入又不足以弥补其“背井离乡”的孤寂,那么他们理性的选择就是与其背井离乡挣不到钱,还不如回家乡和家人在一起。
而对愿意留在城市的农民工进一步追问,发现他们选择留在城市的原因分布相对较为均衡。大城市相对来说工资水平较家乡高,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大城市的生活依然是他们所向往的。他们力图通过自身努力逐步融入城市,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子女也能接受更好的教育。
三、基于Ordered Probit模型影响农民工流动意向的因素分析
(一)模型选择
由于本文的因变量为有序多项变量,而自变量为虚拟变量和离散变量相结合的数据类型,因而适合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Ordered Probit模型是二元离散选择模型的拓展,其中因变量表示等级分类,选项之间有一定的顺序关系。假定有一个隐变量与自变量列向量xi成线性关系,其关系式如下:
(二)变量选择
基于已有研究文献[4-9]以及预调查阶段农民工选择回乡的实际情况本文选取以下15个影响城乡归属意愿选择的变量,具体见表2。
(三) 基于Ordered Probit的城乡归属意愿预测模型
根据Ordered Probit模型,建立农民工城乡归属意愿预测模型,其中因变量为农民工城乡归属意愿。对表2选取的影响农民工归属意愿的因素通过Stata进行回归,所得结果如表3所示。
通过观察拟合模型的残差图可以发现,其残差基本上为同方差分布,说明用Ordered Probit模型可以很好地对数据进行拟合。从表3的数据可知,性别、高中学历、民营企业、普通技工、生产工人、工资区间小于1500元和1500~2500元区间、提供培训、企业为其购买保险、回乡次数等因素都通过了0.05显著性水平的统计检验,说明以上因素对于农民工城乡归属意愿的选择的影响较为显著。
(四)逐步回归筛选变量及最终结果分析
通过Stata统计软件运用向后逐步剔除法进行变量选择,最终选出以下变量再次进行Ordered Probit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逐步回归后的模型总体效果更好。最终,女性、学历为高中、工资水平在1500元以下、企业为其购买保险、企业提供培训、外出农民工回乡的年均次数通过了0.05显著水平下的统计检验,说明以上因素对于农民工城乡归属意愿的影响较为显著。
(五)模型结果分析
1. 个体因素中,女性 、高中学历 、工资水平为1500 元以下对于农民工回乡意愿选择影响显著。
女性以及工资水平为1500元以下的变量系数为正,说明这两个变量对农民工回乡意愿具有拉力作用。而学历为高中的变量系数是负,说明其对回乡意愿具有阻力作用,学历为高中的农民工更趋向于留在城市。
从性别看,女性更倾向于照顾好家庭,这与我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女性农民工更趋向于选择回乡。从高中学历的农民工看,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选择留在城市的概率为87.33%,而初中及以下文化的农民工选择留在城市的概率仅为13.47%,绝大多数选择回乡,说明学历对农民工对未来的选择影响非常大。因为学历是一道门槛,是用人单位引进人才的一项硬性条件,高学历往往意味着高起点,拥有高学历的人对自己也有更高的期望。从工资水平看,工资水平在1500元以下的农民工有92.3%选择回乡。这些农民工基本上拿的是最低工资,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没有办法将自己融入城市生活。随着家乡经济日益发展,回乡也能很好地解决就业,因此他们会毫不犹豫选择回乡。
2.企业因素中,为农民工购买保险及提供培训对于农民工回乡意愿选择影响显著。
由于大部分农民工进城前没有受过专门的职业培训,他们的就业领域往往被限制在那些对技能与素质要求不高的低层次岗位,从而削弱了农民工的竞争能力。农民工外出前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培训,他们外出后接受培训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而培训对于农民工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在城市更容易找到工作,并且更容易找到满意、收入高、声望好的工作,也更趋向于留在城市继续发展。
3.其他因素中,一年回乡的次数与回乡意愿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这与我们前面的假设相符。
而消费观念对回乡意愿并没有显著影响,也许是由于该变量受到更多其他因素诸如外出务工地点与流出地的距离、从事工作的性质等因素的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首先,统计分析表明,66.79%的农民工返乡意愿非常明显,说明在农民工对未来的打算方面,更多的农民工选择回乡。在回乡原因统计中,第一位的原因是照顾家庭,第二是城市生活压力大和城市消费水平高,第三是没有归属感,第四是子女教育问题。
其次,农民工城乡归属意愿预测的OrderedProbit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外出农民工回乡的年均次数、工资水平在1500元以下女性农民工、学历为高中以下的农民工、企业是否为其购买保险、企业是否提供培训因素对农民工的回乡意愿有显著影响。从长期看,外出农民工回乡的次数、工资水平在1500元以下、女性农民工与农民工的回乡选择成正相关,说明这些因素对农民工回乡的长期意愿有明显的拉力。相反,学历为高中、企业为其购买保险、企业提供培训与农民工回乡意愿负相关,也就是对农民工的回乡意愿有明显的阻力。
农民工流动就业是城乡比较利益所致,未来几年农民工流向仍将主要从农村向城镇特别是向经济比较发达的大中城市集中,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地区仍是农民工流动就业的主要输入地(吴兴陆等,2003)[10]。由于东部地区生活成本逐年提高,而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对农民工吸引力有所减弱。随着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梯度转移,一批新的经济增长中心将在中西部地区形成,从而为农民工流动就业提供新的选择。一些农村劳动力将选择在本地、本省或其他相邻地区的城镇就业,流向将趋于多元化。基于这种形势,社会应给予农民工更多关注,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地区更应制定和创造更多吸引农民工前来就业以及留住现有农民工的政策和有利条件,否则“用工荒”的缺口只会进一步扩大。
(二)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为农民工归属城市社会提供良好的人力资本条件。
调查分析表明培训对于农民工选择留在城市具有拉力作用,而且工资收入达到2000元以上的农民工基本上从事技术类工种,如高级技工、文职人员以及高级管理员等。这部分人更趋向于留在城市。培训对于农民工来说,意义重大,因为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在城市更容易找到回报更高的工作。在大量涌入城市打工谋生的农民工对职业培训需求不断增长、企业对农民工的技能要求日益提高的双重因素推动下(吴兴陆,2005)[12],研究农民工培训市场、了解并清除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开辟更多成本不太高的专业化培训市场,加强政府对农民工培训的统筹规划与管理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是人力资本,这是由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所决定的(陈卫等,2003)[13]。因此,提高农民工的自身素质,增强农民工的竞争能力,是农民工尽快适应城市,提升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关键。
第二,在影响农民工回乡意愿选择方面,要更加注重企业因素。
本文分析表明,企业购买保险以及工资对农民工回乡意愿选择有显著影响。首先,在预调查中了解到,由于返乡花费较小,如果企业不根据实际情况相应的调整工资,那么外出打工将失去吸引力。其次,企业与员工签订合同购买保险有助于增强农民工对企业的归属感,能更好地拉动农民工留在城市的意愿,同时这也是企业应负的社会责任。最后,为农民工的日常生活提供基本的娱乐设施。由于他们的年龄普遍偏小,对娱乐的需求很大。调查数据显示,37%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除基本生活消费外,钱主要用在娱乐上。
农民流动 篇2
摘要：研究不同城市规模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情况，并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特征和务工经历与职业流动稳定性之间的联系。结果表明：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平均1 a换一次工作；小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低于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男性、年龄较大、已婚、进城务工年限较长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更稳定。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城市规模；稳定性；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61（2014）12-0077-04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来到城市来寻找务工机会，因而出现了农民工群体。农民工群体为城市带来了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新的、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农民工总量为2.69亿人，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为1.00亿人，占60.57%。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人生观、价值观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从小的生活环境较好，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城市就业偏向于长期性。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第二、三产业的主力和支柱，因此，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职业流动特征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职业流动的稳定性，对于城市第二、三产业的稳步发展和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数据来源及概念界定
1.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2012年7―8月的调研结果。在辽宁省按照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从高到低选取了大、中、小三类城市规模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调研，同时在各个行业进行分层抽样。其中：沈阳市为辽宁省省会城市（大城市）；鞍山市、锦州市属于地级市（中等城市）；北镇市、台安县属于县级市（小城市）。最终获取有效问卷651份。
1.2 概念界定
新生代农民工：指1980年以后出生，户籍在农村，出生在农村，未受过高等教育，来到城市从事非农就业3个月以上的农民工。
职业流动：指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市就业后，再次更换用人单位、职业、工种或就业城市的流动行为。在同一个用人单位中职位、收入的变化不算作发生职业流动。其中换工作的次数是职业流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本文主要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次及职业流动稳定性。样本描述性分析
2.1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
职业流动频次指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时变换工作的次数。若未更换过工作，职业流动频次计为0；若从事过两份工作，即为换过1次工作，职业流动频次计为1；以此类推。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中有33.18%的人没有换过工作，有93.10%的人换工作不超过3次。在大城市中，未进行过职业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高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同时在大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次达到5～6次的占比高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可见，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个体间差异较大。
从职业流动频次可以初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换工作的情况，但在城市务工时间较长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次必然较多。为了更准确地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稳定性，本文继续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务工时间。农民工务工特征与城镇职工不同，他们过年回农村老家后，来年再回到城市务工有些人就会更换工作地点及工作单位，因此，如果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做到1 a以上，认为这种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比较稳定；相对的，平均每份工作做不到1 a就会跳槽，认为这种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不稳定。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70.05%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比较稳定；29.95%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做不到1 a，即职业流动不稳定。在小城市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低于中等城市和大城市。
2.2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交叉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往往会根据其个人条件来决定是否频繁更换工作。本文选取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来分析个人特征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男性新生代农民工中有71.40%的人职业流动较稳定，而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中有66.15%的人职业流动较稳定，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农民工更多的要兼顾家庭，在工作上的精力比较少，因此职业流动稳定性低于男性。年龄大于2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较稳定的占比要高于小于等于2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农民工开始倾向于找稳定长期的工作。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职业流动比较稳定的占比为83.70%，高于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年限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没有显示出明显的联系，但读过中专或技校的新生代农民工有90.91%的职业流动都比较稳定，这可能是因为中专或技校已经为他们的就业确定了基本方向，因此其职业稳定性较高。
由于在城市务工经历的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稳定性也有很大差异。本文主要选取进城务工年限来研究就业经验与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选取进城务工前技能熟练程度、是否接受技能培训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技能水平与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年限越长，就业越稳定，进城务工大于9 a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都做了1 a以上。进城务工前的技能水平是新生代农民工务工经历的起点，在进城务工前没有学习过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职业流动稳定的占比为70.13%，略高于学过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同时，在务工期间未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职业流动稳定的占比为70.82%，略高于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两个数据都显示出有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换工作的频率要高于无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这可能是因为当新生代农民工掌握某种技能后，其人力资本中专用型人力资本得到了积累，使其找工作具备了一个优势，因此相对其他人来说比较容易找到工作，这样他们会选择多次更换工作，以求最终找到工资、保障、工作环境等相对高质量的工作，因而降低了就业稳定性。结论与讨论
本文分析了辽宁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特征，进而研究了个人特征、务工经历与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由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随着其年龄的增长及在城市务工经历的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寻找长期稳定的工作。掌握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找工作上具备优势，但他们却倾向于频繁跳槽，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就业的选择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在注重工资收入的同时也重视用人单位提供的福利待遇、工作环境等，这就使他们找工作有了更多的条件和要求，因此他们多次更换工作以找到最满意的工作；二是很多企业都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但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未升高的情况可以看出，技能培训并没能有效地留住他们在本单位长期就业，这可能是由于大多数用人单位提供的技能培训正规性较差、质量较低、应用范围较小。
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稳定性，首先，政府和企业要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拉进他们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障的差距，以增强他们在城市务工的归属感，使他们更愿意在城市长期、稳定地就业；其次，用人单位要重视技能培训的作用，重视培训质量，这样才能使新生代农民工在本单位、本岗位有长期就业的意愿。
参考文献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特征分析 篇3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城市规模；稳定性；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61（2014）12-0077-04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来到城市来寻找务工机会，因而出现了农民工群体。农民工群体为城市带来了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新的、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农民工总量为2.69亿人，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为1.00亿人，占60.57%。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人生观、价值观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从小的生活环境较好，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城市就业偏向于长期性。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第二、三产业的主力和支柱，因此，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职业流动特征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职业流动的稳定性，对于城市第二、三产业的稳步发展和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 数据来源及概念界定
1.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2012年7—8月的调研结果。在辽宁省按照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从高到低选取了大、中、小三类城市规模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调研，同时在各个行业进行分层抽样。其中：沈阳市为辽宁省省会城市（大城市）；鞍山市、锦州市属于地级市（中等城市）；北镇市、台安县属于县级市（小城市）。最终获取有效问卷651份。
1.2 概念界定
新生代农民工：指1980年以后出生，户籍在农村，出生在农村，未受过高等教育，来到城市从事非农就业3个月以上的农民工。
职业流动：指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市就业后，再次更换用人单位、职业、工种或就业城市的流动行为。在同一个用人单位中职位、收入的变化不算作发生职业流动。其中换工作的次数是职业流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本文主要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次及职业流动稳定性。
2 样本描述性分析
2.1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
职业流动频次指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时变换工作的次数。若未更换过工作，职业流动频次计为0；若从事过两份工作，即为换过1次工作，职业流动频次计为1；以此类推。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中有33.18%的人没有换过工作，有93.10%的人换工作不超过3次。在大城市中，未进行过职业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高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同时在大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次达到5～6次的占比高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可见，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个体间差异较大。
从职业流动频次可以初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换工作的情况，但在城市务工时间较长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次必然较多。为了更准确地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稳定性，本文继续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务工时间。农民工务工特征与城镇职工不同，他们过年回农村老家后，来年再回到城市务工有些人就会更换工作地点及工作单位，因此，如果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做到1 a以上，认为这种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比较稳定；相对的，平均每份工作做不到1 a就会跳槽，认为这种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不稳定。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70.05%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比较稳定；29.95%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做不到1 a，即职业流动不稳定。在小城市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低于中等城市和大城市。
2.2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交叉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往往会根据其个人条件来决定是否频繁更换工作。本文选取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来分析个人特征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男性新生代农民工中有71.40%的人职业流动较稳定，而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中有66.15%的人职业流动较稳定，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农民工更多的要兼顾家庭，在工作上的精力比较少，因此职业流动稳定性低于男性。年龄大于2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较稳定的占比要高于小于等于2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农民工开始倾向于找稳定长期的工作。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职业流动比较稳定的占比为83.70%，高于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年限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没有显示出明显的联系，但读过中专或技校的新生代农民工有90.91%的职业流动都比较稳定，这可能是因为中专或技校已经为他们的就业确定了基本方向，因此其职业稳定性较高。
由于在城市务工经历的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稳定性也有很大差异。本文主要选取进城务工年限来研究就业经验与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选取进城务工前技能熟练程度、是否接受技能培训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技能水平与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年限越长，就业越稳定，进城务工大于9 a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都做了1 a以上。进城务工前的技能水平是新生代农民工务工经历的起点，在进城务工前没有学习过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职业流动稳定的占比为70.13%，略高于学过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同时，在务工期间未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职业流动稳定的占比为70.82%，略高于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两个数据都显示出有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换工作的频率要高于无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这可能是因为当新生代农民工掌握某种技能后，其人力资本中专用型人力资本得到了积累，使其找工作具备了一个优势，因此相对其他人来说比较容易找到工作，这样他们会选择多次更换工作，以求最终找到工资、保障、工作环境等相对高质量的工作，因而降低了就业稳定性。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分析了辽宁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特征，进而研究了个人特征、务工经历与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由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随着其年龄的增长及在城市务工经历的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寻找长期稳定的工作。掌握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找工作上具备优势，但他们却倾向于频繁跳槽，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就业的选择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在注重工资收入的同时也重视用人单位提供的福利待遇、工作环境等，这就使他们找工作有了更多的条件和要求，因此他们多次更换工作以找到最满意的工作；二是很多企业都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但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未升高的情况可以看出，技能培训并没能有效地留住他们在本单位长期就业，这可能是由于大多数用人单位提供的技能培训正规性较差、质量较低、应用范围较小。
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稳定性，首先，政府和企业要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拉进他们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障的差距，以增强他们在城市务工的归属感，使他们更愿意在城市长期、稳定地就业；其次，用人单位要重视技能培训的作用，重视培训质量，这样才能使新生代农民工在本单位、本岗位有长期就业的意愿。
参考文献
[1] 康绍霞.对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构建的探讨[J].社会学研究，2010（11）：89-90.
[2] 杨慧玲，范叶超.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与职业流动——以福建省厦门市为例[J].南方论刊，2011（1）：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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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强.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J].社会学研究，1999（3）：93-101.
[5] 朱明芬.农民工职业转移特征与影响因素探讨[J].中国农村经济，2007（6）：9-20.
[6] 李长安.农民工职业流动歧视及对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0（6）：27-32.
农民工流动问题研究 篇4
课题组通过对吉林省12个行政村庄的调查, 据 (表1) 可以看出到长春打工的人口占劳动力人口的6.65%, 12个村平均劳动力人数为1307人, 其中每个村来长春打工的人数为87人。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同时也为城市地区的扩大和向外延伸提供了土地资源, 这样一方面为城市地区解决了扩张的土地来源, 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农民获取出租土地得来的收入, 符合多种经济发展模式的要求。
二、农民工流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 我省在村级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不仅改善了农村的基础设施条件, 极大的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同时带动了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为长春市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人力、土地等资源以及产业链条上的补充。但是, 在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1、农村“精英”的外流
据我们对81个村庄劳动力外出打工情况分析 (如图-2) , 我们可以看出在这81个村庄中, 总人口数为139264人, 外出打工人数为24277人, 占总人口数量的17%。
2、制度的严重滞后
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我国制度改革相对于经济改革的严重滞后性, 我国长期存在的二元制社会制度造成户籍制度、用人制度等对农民工阶层的极大不公正, 农民工阶层在城市地区无法享受其应有的权利, 农民工在城市地区务工时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致使大部分农民工一直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 也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例如农民工社保问题, 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地区的教育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农民的增收, 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进步。
3、农民工自身素质仍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目前, 我省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流动带有盲目性和自发性, 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模式, 外出就业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熟人介绍, 多从事于技术含量低的工作, 技术知识仍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三、对策和建议
1、加大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力度, 增强农村建设后备力量
我们可以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着手。
首先, 加大对农村地区教育和培训的力度。加大对“阳光工程”和“春风工程”的投入, 积极扩大其覆盖面积和覆盖力度, 另外, 在统一的培训制度的基础上, 鼓励各个县市建立当地自身的农民教育和培训机制。并且根据当地情况, 开设适用于本地区的农业科技课程, 培养适用于本地区的农业人才, 在数量上保证新农村建设的可用人才。
其次, 扩大农村地区教育和培训的内容。在继续加强农民适用农业科技培训的基础上, 增设法律、管理等培训内容, 努力扩展农民培训的知识面, 努力提高新型农民培训的质量。
2、加快户籍制度与社保制度改革
首先,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废除严格区分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控制农村人口进城落户的管理办法;放宽城市对农民户口迁入的管理, 允许农村剩余人口根据自身条件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和生活, 允许城市居民在城市之间自由流动;裁撤农民进入城市落户的非制度性门槛, 如必须购房或投资等。力求将户籍制度变成城乡统一的居民一元制, 使户籍制度恢复其承担单纯社会管理和人口信息统计功能的本来面目, 彻底消除户籍制度的“等级”功能, 促进社会阶层间的流通。【2】
其次, 大力推行社保改革
农民工阶层庞大的基数和我国现在的国情决定了在短时间内农民工阶层是无法消亡的, 因此农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和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就将长期存在, 因此我们应该大力发展农村地区的社保、医保制度, 借鉴城乡过渡地带的经验和教训, 大力发展农村社会养老, 使得农村中社会养老比重在整个养老体系中上升, 切实解决农村养老问题。
同时, 在舆论和政策导向上改变农村旧风气, 发挥农村地区差序格局的特点, 发展农民自主组织, 解决农村地区养老, 经济互助等问题, 提高农村经济活力, 以及抗风险能力。
参考文献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农民流动 篇5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对劳动者进行的正规教育；在职培训活动；提高劳动者的健康水平；对孩子的抚养；寻找工作的活动；劳动力的流动。这些行为都能有效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劳动熟练程度和健康状况，从而增强劳动者获取收益的能力。资本的生命在于流动和增值。作者认为，农民工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重要的资本，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流动性。我国农村目前现实的情况来看，在受耕地制约和信贷资本约束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就业模式事实上已经难以为继了。对于许多农村和农民来说，外出务工，进行劳动力的流动，这是农村人力资本最好的投资方式和最大的收益活动。本文主要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流动的十大显著特征进行分析和探讨。
1、高规模性我国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流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50－70年代末，伴随着我国“一五”计划和许多国家大型工程项目的实施，少部分的农民工进入到工业和服务产业；80－9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兴起了“全民经商”的高潮，这时期农民工主要是在中小城镇流动，跨省区流动的农民工数量较少；2001年至今，我国户籍制度得到了实质性的重大改变，劳动力流动极为活跃，出现了跨省跨区、规模空前的劳动力流动。目前，我国农村有1.5亿富余劳动力，每年还以600万的速度递增。据统计，第二产业中，农民工占从业人数总计的57.6%，其中在加工制造业占到68%，在建筑业中占到80%；在第三产业的批发、餐饮业中，农民工占从业人数的52%以上。
2、高流动性农民工人力资本最大的特点在于其流动性。农民工人力资本只有进行流动，才有可能实现人力资本的增值。我们可以看到，从改革开放后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到“百万大军下广东”，到2002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再到劳动力从沿海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回流，都显示出了农民工人力资本具有很高的流动性。除此以外，农民工的高流动性还表现在职业的不稳定，极易丧失工作，因而职业的流动性也极高。高收益性当前我国农民工人力资本流动的高收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表现在农民工及其家庭收益方面。据张古鹏、姜学民、任龙等人采用1%抽样，对青岛800名农民工收入的统计表明，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是927.49元。苏群，周春芳等人也对江苏苏南、苏北、苏中的468位农民工进行了调查，结果得出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是1082.71元。其中，绝大部分农民工的月收入集中在750－833元之间，其次是900－1100元之间，有少部分农民工月平均工资达到1600元以上。其次表现为巨大的社会收益方面。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流动，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繁荣与富强，也缔造了“中国制造”的神话。世界银行统计，1980－1997年中国18年的经济增长中，劳动力部门转移的贡献占16%，有的学者估计劳动力流动对年平均9.2%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16%。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和农业部王德文等人的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对1982－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0.23%。
四、高差距性农民工人力资本流动的高差距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收入的高差距性。由于农民工流动所处的地域、行业、部门、职业等不同，这些差异会导致农民工在收入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张杨珩对南京市633份农民工的问卷表明，农民工工资低于750元的人数占18.8%，750－1849元的人数占66.2%，高于1849元的人数占人数占9.5%。最低收入的农民工和最高收入的农民工之间的差距比较大。第二，身份地位的差距性。基于学历、职业、技能、收入等因素的较大差异，农民工实际拥有的资本资源和社会资源也不尽相同，农民工阶层内部的分化已经逐渐显现出来。现在已经出现了一部分拥有大量资本、社会地位较高的农民工，他们与那些就业能力低、收入微薄的农民工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并且他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隔阂。
五、低存量性农民工由于受教育程度整体偏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流动，进而影响了他们的就业和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2006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2.95%，其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不足1%，仅占0.77%；在外出务工劳动力中，文盲占2.0%，小学文化程度占16.4%，初中文化程度占65.5%，高中文化程度占11.5%，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4.6%，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占28.2%。虽然外出务工劳动力中的人力资本存量比以前有所提高，但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低存量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低，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经验、劳动熟练程度含量少，这往往使他们在劳动力供给中遭受歧视，以及严重的影响了他们的收入。同时，也要看到，少部分的农民工其人力资本含量比较高，且其拥有的技能具有难以替代性，他们在就业中相比较而言会处于明显优势。
六、低组织性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集约度非常低下，这也是农民工工资经常被拖欠的主要原因。据建设部统计，2004年至2006年，全国新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举报投诉案件64586件，拖欠工资总额303915．6万元。中国劳动保障网刊发的《2007年第一季度劳动保障工作情况》指出，全国27省、市、自治区不完全统计，一季度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共为150万农民工追回被拖欠工资17．35 亿元。这充分说明农民工由于低组织性而所处的悲惨境地。在已完成的流动行为中，80%以上的农民工仍然是靠亲朋好友介绍和“自找门路”，通过职业中介或者订单转移的劳动力不到20%。因此从流动形式上来看，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部门狭窄，转移速度缓慢等特点。现在许多地方已开始尝试把农民工有组织的组织起来并对他们进行培训，积极进行劳务输入，这是一种解决农民工组织程度比较低的有益的尝试，但其中问题也不少。总的来说，农民工人力资本流动的组织化程度还非常低。
七、低地位性目前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一般都是专业技术要求低，城市不愿从事的粗、重、累、脏、危等岗位，在城市人眼里，他们收入较低、形象欠佳，影响市容，而且当农民工遭遇不公平对待时极易引发治安隐患。因此，农民工尽管为城市的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他们却难以被城市相容，难以平等享受“国民待遇”，他们仍被当作“二等”公民而被城市所歧视。在对农民工的一份调查中，在被问及“城里人对你的态度如何”时？选择“非常友好”和“友好”的只占26.7%，而认为城市居民对他们带有“歧视”、“敌意或戒备”的却占到65% 以上。
八、低收入性农民工由于人力资本存量低、组织化程度低、社会地位低，以及制度性的障碍，使得当前我国农民工整体收入水平比较低。《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被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均比较低,主要集中在500元至800元之间。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元至500元的占29.26%,500元至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并且，农民工工作的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在被调查者中, 每天工作时间8小时以内的仅占13.70%,8～9小时的达40.30%，9～10小时和10小时以上的分别占23.48%和22.50%。
九、高风险性农民工人力资本流动具有很高的风险性，一旦人力资本流动的决策发生意外或失误，都会对农民工本人及其家庭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农民工从事的岗位大都是粗、重、累、脏、危等对身心有较大伤害的工种，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劳动保护条件也较差，极易发生工伤事故。仅珠三角每年生断指个案至少3万宗，被机器切断手指的手指头超过4万只。有调查发现，来自农村乡镇的工伤者占工伤者总数的85.6%；工伤者平均年龄26岁，31岁以下的占81.6%，55.8%的工伤者未婚；61.7%的工伤者未与企业签定劳动合同；相当部分企业不按法定要求为职工购买工伤保险，绝大部分工伤者没有按规定获得医疗期间的工资。在珠三角，不少企业由于能源紧张而将吸尘设备闲置，工人在连口罩等基本劳保用品都没有的条件下仍在有毒有害的环境下工作，对身体伤害大，企业用工“年轻化”十分严重。工伤成为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杀手”，阻碍乃至切断受伤农民工的再就业之路，甚至使他们丧失赖以生存的劳动能力，严重的直接导致死亡。工伤造成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加速折旧，给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流动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农民流动 篇6
关键词：农民工流动子女；障碍性因素；社会适应性；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1-0120-02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城市中涌入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就是所谓的“民工潮”。农民工通过自己辛勤劳动对城市、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多种因素，不仅农民工自身被城市日益地边缘化，随他们迁徙的子女也遭受着来自城市的各种限制、排斥和歧视，影响着他们对社会的适应。
美国社会学家高斯席德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移民》一书中对“社会适应”做了如下表述：“移民的适应可以界定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移民对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做出反应。从农村到城市常常包含了这三个方面。”[1]
一、现阶段，我国农民工流动子女的适应性障碍的主要表现
1.生活层面
在经济方面，城乡之间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差别较大，对于农民工家庭来说，进入城市就意味着生活成本的提高，子女教育的花费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这种经济上的沉重负担很容易影响到流动子女心理和行为的发展。同时，家庭经济情况也影响到他们的住房状况。在生活环境方面，由于农民工工作的不稳定性，其住所也经常性地变动。调查了解到，有72%的进城农民工家庭有过一年中改变居住地和生活环境的经历，绝大部分流动子女对住所经常变换感到十分苦恼。生活环境的不断变换影响到了流动子女的成长，主要表现在对生人环境、居住和生活环境等方面的适应性障碍。在语言交流方面，日常生活中的方言给流动子女的交往带来了一定的障碍。
2.教育和学习层面
学习适应性是指主体根据环境及学习需要，努力调整自我以达到与学习环境平衡的过程[2]。我国农民工流动子女由于学习环境的经常性变动，学校在某些方面的不公正待遇，同学之间的排斥，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学习信心和学习效果。很多人对学科知识的学习不全面，在课程的掌握上存在“断层”，而且偏科现象严重，对美术、音乐等知识学习很少，在部分学科的掌握上存在“学科空白”。家庭教育是影响孩子成长的一个主要方面，由于大部分农民工文化程度偏低，没有足够能力辅导孩子学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孩子的学习障碍。调查发现仅有23%的农民工对流动子女进行课业辅导，但也仅仅局限于小学和初中课程中比较简单的学习内容。
3.流动子女行为层面
调查发现，流动子女的行为问题从广义上讲包括行为和情绪两个方面，在行为方面如说谎、逃学、偷窃、攻击、不听管教、离家出走等，在情绪方面如自卑、失落、不满，有些甚至对市民和社会产生敌视情绪。对于进城的流动子女来说，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城市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具有功利性，与农村情况不同，他们对城市生活有一个比较漫长的适应过程。在同城市儿童交往过程中，他们深切感受到来自市民和同龄人的排斥，随之他们性格逐渐变得更加内向，行为更加拘谨，甚至不敢、不愿与人交往。
4.流动子女心理层面
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后，对城市生活需要一个重要的心理上的适应过程。一方面农民工流动子女自我认知缺乏，对城市没有心理上的归属感。农民工流动子女自我认知的主要渠道是流入城市对他们的行为反应，对流入城市是否有归属感根本上取决于该城市对他们的接纳程度。另一方面，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也对他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大部分农民工对他们的子女的未来抱有很高的期望，对自己的子女要求过于严格。调查也了解到，流动子女面对父辈们的苦闷、不满和失望也深受感触，在潜意识里他们也认同了不能与城市居民相比较的事实，认为各个方面都低人一等，意识到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才能改变家庭和他们自身的处境。但现实生活中，由于户籍制度的阻隔，他们不能在流入地顺利地接受义务教育，由于自身经济能力有限，交不起学费而不能继续深造。
二、农民工流动子女社会适应性障碍归因分析
影响农民工流动子女社会适应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总的来说包括四个方面，即国家旧有政策的惯性因素、现有的社会性因素、农民工流动子女家庭性因素和流动子女自身的因素。
1.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的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的发展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依次是1979—1983年的控制流动阶段，1984—1988年的允许流动阶段，1989—1991年的控制盲目流动阶段和1992年至今的容许农村劳动力流动并加以规范引导阶段，总的来看，国家对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政策由强行限制到积极引导，总体趋向于越来越宽松。这为农民工进城务工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但是由于旧有的政策所具有的惯性力量，农民工在就业、子女就学等方面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并没有完全消失，现存的种种限制仍然妨碍着农民工及其子女对城市生活的适应。
2.妨碍农民工流动子女适应性的社会因素
现行的户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户籍终身制、身份世袭制的特征，其存在的弊端严重影响着农民工流动子女对城市的适应。由于户籍的限制，农民工流动子女不能在流入地及时接受义务教育，即便幸运进入了公办学校，也要缴纳名目繁多的各项费用。打工子弟学校，由于设备差、师资力量薄弱、管理和服务欠缺等问题，与公办学校相比差距明显，其办学能力并不能满足农民工子女的需要。市民对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偏见和歧视是影响农民工子女社会适应的其他社会因素。偏见是在缺乏足够证据的基础上，根据某个群体身份而下的结论[3]。歧视是指由于某些人是某一群体和类属的成员而对他们施以不公平或不平等的待遇[4]。由于偏见和歧视，大多数农民工子女性格内向，思想敏感，比较自卑，不愿与他人交往，严重者对社会和城市市民产生了仇视心理。
3.妨碍农民工流动子女社会适应的家庭因素
经济条件是影响农民工流动子女城市社会适应的主要家庭因素。如前所述，由于经济因素农民工很难为子女提供较好的生活条件和学习空间，所以他们在与城市同龄儿童相比较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自卑和失衡心理。家庭教育方式也影响着子女的社会适应，适当的教育方法有助于孩子心理、行为等个性的养成，也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大部分农民工对子女的期望值较高，家庭教育存在极端化的倾向，其严重影响着农民工子女的成长和社会适应。农民工子女家庭结构的差异也影响着他们的社会适应性。调查发现，来自于父母健全的家庭的农民工子女的社会适应性相对较好，而来自于单亲家庭的农民工子女的社会适应能力较差，他们往往自我封闭意识强，对周围的言论比较敏感，在心理上容易产生自卑感。
4.妨碍农民工流动子女社会适应的自身因素
农民工流动子女的自身个性条件影响着他们对社会的适应。性格开朗、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流动子女，能够比较容易地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伙伴，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相比较而言他们更容易适应城市的生活。与此相反，性格内向封闭、敏感的流动子女，适应能力相比而言较差，具有较多的适应性问题。除此之外，农民工某些极端的行为也影响着他们对城市生活的适应。近几年来，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公，以及遭受到部分市民的偏见和歧视，一些农民工心理失调，产生仇恨情绪，最终引发违法犯罪行为。也有一部分农民工素质偏低，法律意识淡薄，他们在没有生活保障的情况下铤而走险，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行为的结果不仅破坏了社会的和谐，更重要的是加重了市民对他们的偏见和歧视，进而影响了城市对他们及其子女的接纳。
三、改善农民工流动子女社会适应性的对策
农民工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是当代最可爱的人，理应受到城市居民的尊重和称赞。消除影响流动子女社会适应的各种障碍性因素，对于整个社会、城乡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改善农民工流动子女的社会适应，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
1.改革显失公平的政策和制度
改革显失公平的政策和制度包含四个方面，首先要改革户籍制度，消除户籍制度下产生的城乡差别对待，其次要改革户籍制度基础上产生的有关城乡教育的不同政策待遇，然后要改革户籍制度基础上衍生的城乡居民就业区别对待，最后要改革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形成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户籍制度的滞后性也逐渐显露了出来。因为城乡户籍的不同，造成了城乡居民社会地位等级的差别，最终形成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及其子女等级歧视的心态，影响了城市对流动子女的接纳，影响了他们的医疗保险、就学以及将来的就业，只有改革户籍制度，才能给农民工流动子女城市适应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农民工流动子女在接受教育方面与城市同龄人有着不同的政策待遇，同时他们还要缴纳数额不等的各种费用。在现行的户籍制度基础之下，农民工进城务工遭受着很多不公平的限制，这些现象严重影响着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影响着流动子女的社会适应。在二元社会结构中，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方面所享有的利益存在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的存在牢固地维持着城乡分割的格局。应改变针对城乡居民的不同政策和制度。
2.改变造成农民工子女不良适应性的社会性影响
要改变造成农民工子女不良适应性的社会性影响，在社会舆论方面，可以发挥新闻媒介宣传作用，提高媒体宣传的正能量，消除市民看待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旧观念；要多增加市民与农民工及其子女接触的机会，不断增强双方之间的了解。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政策制度造就了中国今天的二元社会，城乡居民之间缺少直接的接触和交流，他们彼此的了解多是通过大众媒体。市民关注的大众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多集中于消极的、负面的信息，因此农民工在城市居民心中往往形成了不务正业、素质低下、行为偏激等不良形象。要改变这种现象，消除市民对农民工及其子女的不良印象，就必须改变媒体对他们报道的方式方法，同时也要对农民工及其子女加强引导，帮助他们改变一些不良习惯。其次，农民工用人单位，或其所在地区的民政部门要通过多种方式增强市民同农民工家庭成员的相互接触，加深相互之间的了解和沟通，消除一些市民对进城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歧视和排斥思想，为农民工流动子女创造一个适宜发展的和谐社会。
3.消除影响农民工子女社会适应的家庭障碍性因素
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和个性特点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大部分农民工家庭经济贫困，生活环境不稳定，居住条件恶劣，家庭教育极端化，家长知识水平较低，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进城农民工子女对城市生活的适应。针对现实情况，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家长的教育意识和教育方法。首先可以加强学校和家庭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学校的引导和帮助使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使用正确的教育方法。其次可以帮助家长提高自身的素质，为孩子的成长树立良好的榜样。由于绝大多数农民工文化水平较低，而且在教育和要求孩子的同时，却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因而严重影响了农民工子女行为习惯的养成。家长是孩子行为和品格形成的一面镜子，是孩子人生的第一位老师，提高家长的素质有利于流动子女的健康成长。
4.提高和改善农民工及其子女的个人素质
提高流动子女的社会适应，还应当提高进城农民工及其子女的个人素质，使其适应城市的激烈竞争。因此，首先要加强农民工子女的人格培养和道德养成的社会性工作。家庭、学校、社区需要紧密配合，加强流动子女的人格培养和道德养成，最终达到提高他们的城市适应能力的目的。其次要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的群体素质。除了客观存在的不公平政策之外，农民工自身文化程度偏低，自身从业竞争力弱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最后要以用工单位和社区为主体，针对农民工业余生活枯燥单调的现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组织农民工举办一些文娱活动，开展城市文明的讲座和培训，进而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构建面向流动子女的心理咨询和服务机构，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心理疏导，提高农民工子女的心理适应能力。
从目前的发展来看，农民工流动子女在短期内转变为城市居民这是比较难实现的，所以农民工流动子女这一特殊群体将长期存在。以往对他们的研究多集中于教育、生活环境、心理表现等层面，但他们的社会适应性问题却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然而进入城市后农民工子女所面对的是全新的陌生的环境，对于他们而言，对城市的生活方式、人际交往、社会心理等方面做出适应，对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探究并提出对策消除影响农民工流动子女社会适应的各种障碍因素，提高他们的社会适应性，这不仅有利于他们的健康全面发展，也有利于我国社会长期稳定和繁荣和谐。
参考文献：
[1]Goldschider.G.Urbanmigrantsindevelopingnations[M].Wes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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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冯廷勇，李红.当代大学生学习适应的初步研究[J].心理学探新，2002，（1）：44-48.
[3]谢晋宇.当代中国农村—城市迁移与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259.
农民流动背景下的教育问题 篇7
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来说, 城市的教育水平高、质量优, 自己来城市务工, 为城市发展作贡献, 子女应该和城里的孩子们一起接受良好的教育。而许多城里人却认为这样会占用城市的教育资源, 对城里孩子的教育产生不利影响。
城乡双方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 约五到十年前, 我国的相关政策还不够完善, 为了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能受教育, 一些私立的教育机构兴起, 这些机构的创始人往往也是进城务工人员, 简单说, 就是把附近的务工人员子女召集在一起, 用自身仅有的知识指导这些孩子学习, 但这种机构通常只能提供幼儿和小学教育, 无法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 还面临着资金、人力等多方面的压力, 很难维持, 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
问题愈演愈烈, 引起了党和政府的关注, 国家和各省市随即出台了相关的政策进行扶持。在政策指引下, 许多幼儿园和中小学的入学门槛才渐渐降低, 开始接受务工人员子女来校就读, 这些农村娃开始和城里的孩子接受同样的教育。但是一些城里的家长并不赞同这一做法, 在他们的潜意识里, 这些农村娃住在棚户区, 家中环境脏乱差, 家庭成员素质较低, 会给他们的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这种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农民的流动在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贡献力量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问题, 比如棚户区的存在影响了城市整体的风貌, 大量流动引发治安问题等都是城市家长们担心的依据。随着这些孩子年龄的增长, 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他们已经拥有了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能力, 需要在城市进一步求学, 这就引发了一些城里人的担心——外地学生的介入占用了本地学生的教育资源和升学机会。
分析一下城里人抵触务工人员子女的原因。一方面, 进城务工人员自身素质较低, 一些行为举止与现代文明相悖, 他们流进城市、为城市付出辛勤劳动的同时也将农村一些封建落后的风气如逢年过节的迷信说法, 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 养儿防老的落后观念等带了进来, 这些习俗与现代城市格格不入, 同时媒体经常会报道农民工以死相逼讨工资、蹲守街边求职等对农民工造成负面影响的新闻, 这些都会使城里人对农民工产生不良印象, 进而让他们对农民工子女也心生反感。另一方面, 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招收模式与义务教育有所不同, 学生要经过相应的测试和选拔才能进入学校就读, 同时, 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招生计划, 他们所能接受的学生数量是一定的, 如果一部分务工人员子女通过了学校的选拔可以入校就读, 相应地, 部分原本可能入学的城市学生就失去了这种接受高水平教育的机会, 这是城市家长最担心的问题。
很多人提议让务工人员子女回乡参加升学考试或者直接在户籍所在地就读、升学, 笔者认为, 这种做法实在不妥。通常, 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较低, 教学软件与硬件设施远不如城市, 加之劳动力向外流动带动生源向外流动, 许多父母都会尽量让孩子到城里读书, 进而使农村地区学校的生源数量不断减小, 久而久之, 教育质量又有所下降, 形成了一个让农村教育愈发落后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 我们必须注意的是,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孩子的成长需要父母的陪伴, 尤其在独生子女家庭, 这种需求更强烈。如果不随父母一同进城, 第一, 孩子们接受不到城市里的那种高水平教育;第二, 少了父母的陪伴, 孩子难以健康成长。鉴于此, 即使国家花大力气补贴农村教育, 由于第二点的原因, 很多家庭还是愿意让孩子一同加入农民流动的大军, 国家不能强制务工人员子女留在户籍所在地上学, 同时由于地区间教育结构和考评方式存在着差异, 若强制借读生回户籍所在地参加升学考试, 则必然引发大量务工人员的不满。无论如何, 城市的教育资源都会很抢手。
最近几年, 百姓围绕这个话题展开激烈讨论, 大家各执己见, 在吵闹声中, 国家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等相关政策, 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保障随迁子女在当地接受教育的权益。各省市推出异地高考的方案, 放宽政策, 进一步解决务工人员子女升学的问题, 让他们与当地的考生享有同样的高考资格。争论看似尘埃落定, 可以画上句号, 但是还有后续的工作需要做, 比如, 如何让这些务工人员子女适应当地的教育方式?来自城市的孩子和来自农村的孩子如何融洽相处?务工家庭能否承担城市较高的教育费等一系列问题。
很多务工人员子女基础较差, 在快节奏的教学模式下, 难以立即接受老师所讲的内容, 日积月累, 他们取得的成绩并不是十分理想, 而他们通常又具有很强的上进心, 会尽力拼得好成绩, 如果努力在短期内就能见效还好, 但如果长期不见效, 他们就会怀疑自己, 甚至会因为自己的出身而心生自卑, 最糟糕时还会出现“自暴自弃, 无心学习”的现象。再者, 一些城市独生子女自幼生活条件优越, 对农村存在偏见, 会在一定程度上排斥务工人员子女, 这些异乡人难以融进城里孩子们的交际圈, 对身心都是一种束缚。同时, 虽然义务教育阶段是免费的, 但高中和高等教育的费用需要学生家庭来承担, 即使有了国家的补助, 购买资料、参加特长班等活动还需花费很多资金, 对于这些收入不多的务工家庭来说, 无疑是不小的开支, 增加了家庭的经济压力。因此, 仅有政策保护和小额的财政资助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并且能够做的有很多:从大方面讲, 国家应该引导社会整体都正视务工人员及其子女这一群体, 树立教育公平的观念, 正确认识相关教育问题, 消除心中偏见, 切实关注其生存状况, 改善其生活条件等;从小方面说, 学校、社区等组织可以建立相关机构, 专门负责处理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的事务, 还可以组建志愿服务团队, 关怀务工人员子女的成长, 关注其心理状况, 帮助其正视现实, 建立信心。
农村人口是我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人有的守在农村辛勤耕作, 养活着我国近十四亿的人口, 有的流进城市, 做着最苦最累的工作, 换来了都市的繁华兴旺却难以被接纳。务工人员的孩子随父母迁到城市, 比同龄人更早地体会了生活艰辛, 对他们来说, 能在城市里接受教育是幸福的, 可能正是这次流动带来的教育机会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在农民流动这个大背景下引发的教育问题值得重视, 它关系到很多孩子的未来, 知识改变命运, 也许正是国家的扶助, 一个山村娃就能走出大山, 靠自己的力量拼出一段不凡的人生。也许正是社会的鼓励, 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会投身城市建设, 为我国城镇化的推进和经济建设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张旺.城乡教育一体化:教育公平的时代诉求[J].教育研究, 2012 (8) .
教育要满足农民社会流动的需求 篇8
社会流动指就一个人或一群体而言, 从一种地位或社会阶级向另一种地位或社会阶级的变化。[1]根据流动的方向, 社会流动可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垂直流动是在社会分层体系中, 位置上下移动, 这样又可以分为向上的流动与向下的流动。本文社会流动主要指的是向上的社会流动。社会流动是社会分层的主要途径, 是社会结构自我调节的机制之一, 同时也是社会成员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主要方式之一。向上的社会流动能使社会成员从低的社会阶层上升到高的社会阶层, 这意味着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源这些社会稀有资源的获得与拥有。由于追求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是正常社会个体或群体社会活动的重要动力, 因此从低的社会阶层上升到高的社会阶层是人们努力追求的目标。不同个体或阶层的条件不同, 在向上流动过程中依靠的条件也不同。有的依靠个体或阶层所拥有的权力资本, 有的依靠经济资本, 有的依靠文化资本。“在我国, 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来看, 农业劳动者阶层 (即农民阶层) 是流出率最低和上升流动机会最少的社会阶层。”[2]那么广大农民阶层主要靠什么资本取得向上流动的机会, 实现向上流动;教育和农民向上流动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本文认为教育或文化资本的取得是农民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要依赖路径。
二、农民实现社会流动的路径分析
社会流动理论认为, 个体或阶层社会地位的变迁与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有关。
1. 权力授予关系。
权力授予关系, 即社会资源由国家行政权力及其一系列制度安排所配置, 不同社会群体及其地位获得均受到这种关系的支配和制约。[3]在我国典型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所造就的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及其相关的制度政策安排, 对不同社会群体社会地位获得产生的重大影响就属于权力授予关系对群体社会流动影响的实际案例。其中户籍制度是对我国农民社会流动影响最为明显也是历时最长的一种国家制度安排。通过这种制度, 国家向城市居民提供种种优于农民的待遇, 如工资保障、受教育条件和机会、医疗保障及获得好的工作和向上层流动的机会。而农民以低廉的价格向城市提供生产和生存所必需的资源和资本积累, 却不能分享任何成果和利益。这种制度使市民和农民明显分为两个具有较大差别的社会阶层, 但却硬性规定不许农民阶层向市民阶层流动。出生于农村具有农村户口的人除了少数的升学、参军和招工等向上流动机会之外, 其命运就是农村务农。因此对农民的向上流动来说, 国家制度安排配置的社会资源不仅不能促进其向上的社会流动, 而且还成为阻滞他们向上流动的重要因素。“而且这种制度安排还具有代际遗传性, 父母的户口身份一旦确定, 也就基本规定了子女的命运途径。[4]
2. 市场交换关系。
市场交换关系, 即社会资源主要依据商品交换及其市场规划进行分配, 不同群体成员的地位实现, 主要依赖于市场交换关系。[5]个体要进入市场进行交换, 必须要有可资交换的商品或资源。拥有经济资源的个体可通过丰厚的金钱换取社会地位的提升, 从一个阶层上升到更高的阶层。拥有政治资源的个体也可通过权力的运作来实现阶层的改变。而不占有这两种资源的人, 只能通过人力资本的交换来获得上升途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 人的知识技能、劳动经验、体力等都可以像货币那样用来投资以赚取金钱, 获得地位。特别是在现代化工业社会, 个体取得谋生手段、获得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主要靠所具有的知识技能和劳动经验, 而不再是个体健壮的体力。而人力资本的培育与获得主要途径就是教育。对农民阶层来说, 根据戴建中先生等人的测量, 在收入、声望、权力三种标准的测量中, 农民均名列末位, [6]正属于没有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社会阶层。他们只能依靠教育来获得向上流动的资本。相关研究也证明“相对于经济资源和组织资源而言, 社会中下阶层最易获得文化技术资源”。“而教育正是个体获得文化技术资源的主要手段, 其公平性远胜于其他手段”。[7]而且在农村似乎对通过教育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人给予的评价更高。在农村经常会看到通过教育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人往往会成为家长教育孩子时所提及的榜样。正因为如此, 农民对教育才有一种”教育崇拜“, 他们把教育看成是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而且是最公平的手段。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不惜血本供子女读书的原因, 这也是为什么越是贫困地区越是高考状元大县的原因, 也是为什么片面追求升学率打而不死的原因, 也是历次读书无用论在农村流行的原因, 因为当教育不能为农民提供流动的保障, 不能成为他们流动的主要依赖路径时, 教育便在农民心目中失去色彩。
3. 社会关系网络。
社会关系网络, 在这里有特殊涵义, 即是指将人们之间亲密的和特定的社会关系视为一种社会资源, 认为它是不同群体实现地位上升的依赖路径之一。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人是依靠人际关系的圈子来生活的, 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显著特征。在当代中国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变迁过程中, 社会关系网络作为一种资源对人们地位的升迁尤其显得不可或缺。因为过去靠国家权力和制度安排作为上升途径的群体逐渐在丧失这种特权, 而完全靠市场交换来获得社会地位的制度又尚未彻底建立和健全, 因此依靠社会关系网络, 或叫作社会资本, 就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途径。对农民阶层来说,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体制的建立, 城乡二元分割打破, 户籍制度松动, 大批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 形成中国独特的社会阶层———农民工。进城农民工的生活景况虽然总体上可能并不如城市下岗职工, 但与过去比, 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还是得到提升。那么这些农民工是依靠什么资源来实现流动的呢?王春光认为社会关系网络成为农民工得以流动的主要社会机制, 良好的社会关系有助于农民工获得信息、经济和精神的支持和帮助, 但是却难以使他们实现更大的社会地位的“跃进”和提高, 这也是农民工大多停留在水平流动上的一个主要原因。[8]因此在农民工个人流动过程中, 个人文化程度和技能往往是决定其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 也就是说农民工要真正实现垂直的向上流动, 实现社会地位的“跃进”和提高还得靠教育这条路径。总之, 从当前我国社会各阶层流动的途径来看, 农民阶层因为缺乏制度和政策的支持, 也缺乏市场交换中金钱和权力的支持, 即使是社会关系也只能帮助他们实现最初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农民要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 教育是最可靠和最公平的途径。对于农村受教育者来说, 教育是他们改变底层社会地位的最有力途径。
三、对当前农村教育的反思
当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教育政策, 也是教育领域的一项重大行动。国家在农村教育的资金投入、办学条件、普及程度、师资水平、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上都进行大力度的投入与改善, 发展农村教育可以说是正赶上好时机。但这些政策、法令甚至行动都是站在国家的角度来观照农村教育的。从国家的需要出发来为农村教育设定目标提供措施, 这些政策和措施当然对促进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起到重大的作用, 这是不可否认的。同时我们不能否认的另一点是:这些政策和措施有时是“外在于”农村教育和农村社会的具体情境和受教育者的真实需要的[9], 因为它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就是不断增加农村教育投入, 通过改变学校的教育环境、教育设施, 减轻农民的教育负担、增加农村教师的工资等措施来改变整体的农村教育。其实这种认识并没有深入细致地考虑农村受教育者强烈改变自身社会地位, 实现向上流动的真实需求;也没有足够重视教育在农民实现社会流动与分层中的重要地位, 这样就会出现农村教育中良好的政策意图带来不尽如人意的尴尬局面。其实“学校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是吸引农村学生投入教育的最为主要的诱因, 如果学校教育无法满足他们地位升迁和生活状况改善的需求, 他们将从学校教育中退出”。[10]为了社会流动而应付考试、追求升学率, 乃是家长的期望、社会的期望, 是个人和群体做出教育选择的必然逻辑。[11]而那些从学校或国家角度来设定的教育目标, 制定的教育政策都必须依附于这个动机才能实现。因此, 农村社会中教育的落后往往并不是智力落后的结果, 有时也不是物质条件落后的结果, 而是农民的教育需求没有得到真正激发, 教育并没有满足农民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动机的结果。未来农村教育发展应该具有底层的眼光, 应该重视农民受教育者的真实需求, 通过教育给农村受教育者创造更多向上流动的条件, 实现他们向上流动的理想, 这是农村教育政策影响农村学生和农村教育最为关键的因素。
摘要：向上的社会流动能使社会成员从低的社会阶层上升到高的社会阶层, 这意味着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源这些社会稀有资源的获得与拥有。教育或文化资本的取得是农民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要依赖路径。学校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是吸引农村学生投入教育的最为主要的诱因。未来农村教育的发展应该具有底层的眼光, 应该重视农民受教育者的真实需求, 通过教育给农村受教育者创造更多向上流动的条件, 实现他们向上流动的理想, 这是农村教育政策影响农村学生和农村教育最为关键的因素。
关键词：教育,农民,社会流动
参考文献
[1] (美) 戴维波普诺.社会学 (第十一版) [M].李强, 等,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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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春光.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地位的变化[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4, (3) .
[9][10]曹晶.教育社会分层功能的弱化[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 2007.
农民流动 篇9
特点
(一) 农村劳动力供给正从绝对过剩向相对紧缺转变
总体而言, 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总量仍然是供给大于需求, 农村仍有剩余劳动力, 主要是40岁之上的中年劳动力。有一技之长的农村劳动力供给严重不足, 30岁以下的农村劳动力供求明显偏紧, 农村新增劳动力数量明显呈下降趋势, 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则外化为熟练技术工人和35岁之下普通工人的“双紧缺”, 其中普工尤为紧缺。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力资源培训中心2010、2011年调查显示, 从缺工数量看, 生产性岗位的普工最为紧缺, 其次是技术性岗位。从短缺程度看, 2010年缺工持续时间平均达5.3个月, 2011年缺工持续时间则达8.3个月, 这意味着长期以来“无限供给”的农村廉价劳动力资源和持续的“民工潮”已被“民工荒”取代。
(二) 东部仍是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主要区域, 但中西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越来越强
目前, 东部仍是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主要区域, 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 中西部打工的机会和收入增长较快, 打工者经济收益的地区间差距逐渐缩小或拉平, 且劳动强度和消费支出较低, 社会支持网络较强, 关照家里方便, 就近就业、返乡创业成为部分农民工的优先选择, 中西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越来越强。根据河南、安徽、重庆三大劳动力输出地的统计显示, 2009年河南省有1019万农民工在省内实现就业, 2010年为1142万人, 2011年则达到1268完人。2009年安徽省有358万农民工在省内实现就业, 2010年达到400万人。2011年, 重庆则有38.5万农民工返乡就业。可见农民工虽然总体上外出异地就业仍大于就地就近转移就业, 但就近就业、返乡创业、多渠道就业的格局已经形成。
(三) 农民工外出务工平均年龄在降低, 学历水平却在提高
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 当前外出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在降低。全国总工会2010年调查显示, 大约1亿多人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在23岁, 其中尤以16-25岁者最多。同时, 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却在提高。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报告显示, 农民工初中文化程度占70.1%, 高中文化程度占8.7%, 比以前高出8.54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 2005—2009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由2005年的83.5%下降到76.5%,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由16.5%上升到23.5%。全国总公会2010年的调查数据显示, 新生代农民中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为67.2%, 比传统农民工高18.2个百分点, 拥有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经历的比重分别是过去农民工的1.6倍、2倍和2.3倍。同时, 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 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农民工年轻化、知识化、技能化趋势明显。这对农村劳动力资源输出带来一些影响:一是农民工的素质在提高, 不能用老眼光来看待他们。二是农民工对未来职业和就业有较高的期望, 政府和企业应理性对待他们的诉求。
(四) 低端服务业整体用工紧缺, 40岁以上大龄农民工未得到很好利用
相对于熟练技术工人的紧缺, 目前各大中城市的批发、零售、住宿、家政、保安、护理、保洁、搬运、餐饮、环卫、快递、送货 (奶、报) 、仓储、物流、产品组装等低端服务业整体呈用工紧缺状态。一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不屑于干此类工种, 大学生更不愿意降低身段去填补“民工荒”造成的空缺。另一方面, 上述低端服务业属充分竞争行业, 利润空间有限, 工人工资少, 生活刚性成本不断增加, 压缩了低端服务业人员生存空间。实际上, 上述工种, 对那些文化水平低、职业技能单一、年龄偏大, 但劳动力还行的40岁之上的大龄农民工而言是个不错的就业选择, 既能解决用工荒, 又可增加收入, 但是不彻底的城市化, 将这些40、50人员挡在了城市劳动力市场大门之外, 以至于社会往往认为他们的知识、技能与市场需求不匹配, 外出转移就业难度大。这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资源浪费。其实, 上述低端服务业, 完全可将这些大龄农民工吸纳, 他们大多能够胜任。未来, 随着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不断提高, 用工需求也将增加, 低端服务业的用工将呈更紧缺的状态。
(五) 农民工已从以前的制造业建筑业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
与上一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情况不同, 当前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服务业, 尤其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行业时, 不仅看重岗位的工资水平, 也很看重企业提供的工作环境和职业前景。新生代农民工很少会从事建筑业。目前从事建筑业的多是35岁之上, 50岁之下的。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调查显示, 73.9%的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在制造业, 其它集中在服务业餐饮业等。农民工就业领域转移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也与产业结构转移和经济结构调整有关。
(六) 新生代农民工择业期望高, 凸显招工难
目前外出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 择业期望高, 在工资薪酬 (工资水平高、逐年提升) 、职业发展 (有技术含量、进行培训、能长远发展) 、安全健康 (安全、稳定、环境好、无污染) 、娱乐休闲 (有娱乐设施及必要的文化生活) 、社交归属 (职业体面、八小时工作制) 、权益维护 (签订劳动合同、维护职业尊严、个人价值) 等方面有更高的诉求, 不少企业能够承担和提供的条件与待遇于他们还有一定的差距, 凸显招工难。全国妇联2011年底发布的调查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有六成人会因为“工资比较低”、近四成人因为“没有发展机会”、“影响健康”等原因选择离开原工作单位, 在多个工作单位和城市间频繁流动, 导致企业招工难。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力资源培训中心2010、2011年调查显示, 关于招工难的原因, 企业经营者选择比重最高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择业期望高”。
发展趋势
(一) 全局性的民工荒将成为常态
2005年以来, 用工短缺现象逐渐由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等经济发达地区向内陆地区蔓延, 今年尤其突出表现在四川、重庆、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我国传统劳动力输出大省, 也出现了用工荒。这表明, 过去那种地区性的用工荒正呈现扩大化倾向, 全局性的民工荒将成为常态。
(二) 农民工工资将呈趋势性上涨
自2004年沿海一些地区出现“民工荒”后, 农民工工资结束了长期停滞状态, 进入一个快速上升通道。截至目前, 农民工工资已连续7年上涨, 工资性在全部收入中的比重逐年增加。从2004年到2011年, 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达到12%左右。未来, 随着劳动力紧缺成为常态, 必然会促使企业重视保护农民工的权益, 带动农民工工资上升。
(三) 农民工就地就近转移将成未来趋势
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将成趋势, 农村富余劳动力不用出远门就能实现就业。这不仅减少了农村劳动力远距离外出就业的盲目性和就业成本, 也将增强其就业的稳定性, 同时方便照顾家庭, 有效缓解留守儿童、老人、妇女等社会性问题。2011年, 农民工在省内就业是8390万, 增长了10.1%, 出省的农民工是7400多万, 下降了3.2%, 说明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已经是一个趋势。未来为农民工服务重点由过去主要为异地流动就业服务, 改变为围绕‘异地流动就业、就地就近就业、返乡创业’三方面服务为主已是未来题中应有之义。”
(四) 沿海地区通过大幅提高工资吸引劳动力的持续性将减弱
目前, 整体而言, 长三角、珠三角、闽三角大部分纺织加工、服装加工、玩具加工、电子产品加工、制鞋业、建筑业等属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仍处产业链低端, 主要依靠薄利多销, 依靠延长劳动时间来产生利润。未来, 随着人工成本、原材料价格高企不下, 以及融资难等因素叠加一起, 企业利润空间将继续被压缩, 这意味着通过大幅提高工资吸引劳动力的持续性将减弱, 一段时间内, 沿海地区用工荒将呈持续紧张状态。沿海企业主导的劳动力买方市场地位正在下降, 农民工就业“双向选择”的局面逐渐形成。
(五) 中西部地区劳动力优势将会逐年递减
相对于东部, 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充足、价格低廉, 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也较方便, 所以近年不少企业、产业从东部转移到东部或中西部, 但是,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西部的此种优势正在逐年递减。事实上, 普通工人短缺已经成为不少转移到中西部企业的发展硬伤。日趋频繁的“用工荒”将给中国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蒙上阴影。
政策建议
(一) 要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要尽快取消各种针对农民工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的收费制度;要稳步提高农民工收入, 健全工资支付保障制度, 彻底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夯实农民工进城的经济基础;要消除城乡劳动者就业的身份差异, 将城乡劳动力纳入统一的就业管理服务体系, 实现城乡劳动力同工同酬;逐步形成包括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安全保障等在内的社会化就业服务网络, 逐步实现全国或全省联网, 搭建起用人单位、劳动者、职介机构三方信息平台, 为社会提供便捷高效的就业信息服务。同时, 加强对企业的用工监督。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对企业的用工监督, 严格实行《劳动合同法》及相关的带薪休假制度, 保障外来民工休息休假权利, 使其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经营生活, 交友恋爱。
(二) 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要立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情况, 有目的、有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农民工纳入到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范围, 逐步提高农民工的福利待遇水平, 与城市居民平等的享有各种应有的权益, 增进他们向城市社会靠拢和融入的动机和效率, 消除他们在心理上与城市社会的隔离感。
(三) 将农民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鼓励用工单位为农民工提供符合卫生和安全条件的居住场所;鼓励城乡结合部的村集体利用闲置建设用地, 建设若干居住小区, 向农民工出租;鼓励有条件的地方, 逐步将已在城市稳定就业并居住一定的年限以上住房困难的农民工家庭纳入政府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房享受范围, 多渠道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农民市民化过程中, 如果不把新型市民的生存成本降下来, 农民市民化也只能是空谈而已。
(四) 加大农民工的培训力度。
要加大对农民工自身文化、思想道德教育的培训, 加强就业技能培训, 将农民工的学习培训纳入各地战略部署, 制定系统的、全方位的农民工学习培训规划, 建立统筹的农民工技能提升激励机制, 增强农民工学习新知识、增强新本领的积极性, 使农民工尽快提高职业技能, 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积累。同时, 还要搞好农民工的基本权益保护, 法律知识, 城市生活常识, 寻找就业岗位等方面的培训, 提高农民工遵守法律法规和依法维护权益的意识。从根本上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和在城市就业竞争的能力。
(五) 重视农民工子女教育。
要保障大量农民工子女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城市政府和流入地要积极创造条件, 承担起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 充分发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接受农民工子女的主渠道作用, 保障农民工子女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让进城务工农民的下一代提前和城市孩子一样享受到城市教育和城市文明的洗礼, 避免贫穷或落后的代际传递。
(六) 丰富和活跃农民工的文化生活。
要鼓励地方文化机构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 如建设各类流动的民工书屋、健身房、娱乐设施以及开展流动文化服务, 为农民工提供更多公共文化活动空间。同时农民工所在企业和单位, 也利用工作之余、节庆假日等时间, 组织农民工开展投入不多、简便易行、健康而又有吸引力的各种文化活动, 如歌唱比赛、健身比赛、下围棋, 组织看电影及请专家开讲座等, 丰富和活跃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七) 积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区生活。
依托集中居住中心、居 (村) 综合活动室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公德、法制宣传、市民素质等教育活动, 积极引导和吸纳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区自治组织和各类学习型、服务型、文体型、公益志愿型等居民互助性的社区民间组织, 保障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 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使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社区生活和社区管理。
(八) 加大宣传力度, 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创造良好的社会的氛围。
要加大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重大贡献的宣传力度, 营造他们融入城市是社会发展大趋势的社会氛围;要进行社会平等观念的宣传教育, 一方面引导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互沟通、消除隔阂、和谐共处, 另一方面引导市民调整心态, 积极主动地与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社会交往和人际互动, 将他们视为享有同等社会权利的成员, 帮助他们培养城市文明所需的现代思维和意识, 构建起社会支持网络, 从而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和归属感。
(九) 中西部地区应科学有序承接产业转移, 避免出现民工荒。
从农民工流动性看养老保险转移 篇10
关键词：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社会统筹
一、农民工的流动性分析及其养老保险接续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在我国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类从农民中分离出来的特殊群体——农民工。他们已纷纷离开土地和传统的农业生产, 主要在城镇各类所有制企业打工、经商, 或者从事服务性活动。政府将他们界定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 人们习惯上称他们为“农民工”。
(一) 农民工流动性特征及类型。
我国农民工群体数量大、流动性强, 大多没有稳定工作。据统计, 农民工在一个单位工作3年以上的只占20%~30%。农民工由于就业流动性大, 很难在一个地区跨越累计15年的社保门槛。高流动性导致用人单位、农民工缺乏参保积极性, 同时也给社保部门在缴费核算时带来难题, 解决其社会保险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
农民工的流动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呈现了与其他群体更为复杂的特征。我国的农民工流动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就业型流动和定居型流动。就业型流动是一种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双向往返流动, 且最终归宿是农村和农业部门, 农民工是以就业为目的向城市流动。而定居型流动正好相反, 在多次变换工作地点后其最终落脚点在城市, 不再返回原籍。目前, 农民工流动的研究涉及多学科、多角度。但是, 纵观农民工流动的各种研究, 可以发现, 其研究视角都指向了“农民工群体”本身, 而忽视了其“流动”类型、“流动”特点、“流动”趋向等问题的研究。
(二) 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接续问题。
社会保险关系的连续性主要体现在长期的、准确的和安全的账户记录, 特别是被保险人变换工作单位或地点时社会保险关系要随之转移。一旦建立一定的劳动关系以后, 基于劳动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保险关系就不能由于工作单位或地点的变动而中断。农民工流动的特点要求对其的养老保险应充分考虑其各种情况, 对其实施的养老保险政策能适应农民工特点。在变换工作或者返乡时能实现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 享受到社会保险本应带来的收益。
二、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障碍分析
(一) 养老保险区域统筹和农民工跨区域流动之间的矛盾。
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流动, 都涉及到工作地点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养老保险转移接续问题。流动就业者养老保险的主要矛盾是其流动性与“块块分割”的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之间的矛盾。目前, 我国由于地区间发展差距大等原因, 以省作为社会保险的统筹单位, 但政策不统一, 实际运行情况不一致, 因此农民工跨省流动后, 缴费年限和个人账户规模等都会给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带来障碍。
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大都参照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模式设计的, 个人缴费进入个人账户, 企业缴费进入统筹账户, 外来人员难以享受转入地统筹而调离人员难以带走属于自己的那份统筹利益。如果农民工离开就业地, 社会保险关系可以转移, 但只转移个人账户资金, 无法转移社会统筹部分的资金。因此, 农民工的参保只是为城镇社保基金积累做出了贡献, 然而本应享受的统筹部分利益受到严重损失。基于以上原因, 很多农民工一旦离开原单位就选择退保, 这不仅将劳动保障部门全力推进建设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撕开了一个缺口, 而且对尚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产生了消极影响, 阻碍了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二) 不同养老保险制度无法实现有效对接。
目前, 全国各省市在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上认识不一, 进展不平衡, 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参保模式。由于不同地区针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采取了不同对策, 使得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在各地有不同的规定, 政策不统一, 缴费基数和缴费比率差异较大。即使是制度模式相同的地区, 也存在缴费比率以及待遇上差异较大的情况。针对第一类就业型流动农民工, 其在从城镇返回农村的流动中, 养老保险关系也需转移。目前,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处在试点阶段。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甚至缺失的情况下, 不管是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 还是采取综合社会保险制度或独立的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 都会因其与农村实行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 使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关系无法根据其流动而相应地转移。农民工在城市内缴纳社会保险, 当其返乡时, 其社会保险关系没有地方能够接收。
(三) 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过大。
按照我国社会保险的相关规定, 跨统筹区转移时不但转移关系还需转移基金, 但仅限于个人账户部分。这样对于转出地区来说相对有利。在这些地区参保的农民工到其他地区工作时, 在转移社会保险关系的同时只能转走个人账户的储存额, 而统筹基金则留下来, 为当地社会保险基金作出贡献。但是转入地却必须承担这部分本应不属于其承担的统筹基金。在普遍缺乏社会保险资源的前提下, 对转入地来说, 要承担农民工退休后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养老金支付, 无疑给社保基金的支付造成巨大压力。因此, 很多地区为了维护本地职工利益, 考虑社保基金的压力, 可能人为地设置障碍, 阻碍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
三、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接障碍的途径
(一) 根据农民工流动性特征分类解决。
如前所述, 农民工的流动可分为就业型流动和定居型流动, 应当根据不同类型的农民工特点对其采取不同的政策。但总体思路都是要转移农民工社会统筹部分的基金, 使其真正享受到社会保险带来的利益, 同时也缓解了输入地的社保基金支付压力。具体实施政策有以下几种:
1、对于定居型流动的农民工, 由于其不再参加农村养老保险, 因此养老保险关系在不同的城市之间转移。这类农民工一般是在转出地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转移后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转出地应在转移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的基础上, 转移企业为该农民工缴纳的社会统筹基金部分。转入地应按规定个人账户部分全额记入农民工个人账户, 转入的社会统筹基金列为转入地的社会统筹部分。
2、对于就业型流动的农民工而言, 农民工在转出地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转移后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 转出地应在转移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的基础上, 转移企业为该农民工缴纳的社会统筹基金部分, 转入地社保机构应全额记入到该农民工的个人账户。
3、农民工户籍所在地未开展农村养老保险的, 如本人申请终止养老保险关系, 社保机构可一次性支付其个人账户中的全部储存额资金。愿意继续保留养老保险关系的, 可先行转入到户籍所在地县级社保机构, 由户籍所在地的县级社保机构保留其转移的个人账户并按规定计息, 以后重新就业时接续或转移养老保险关系。
(二) 全面提高统筹层次, 完善跨地区转移机制。
阻碍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统筹层次较低, 应在努力实现省级统筹的基础上, 尽快实现社会保险的全国统筹。可以利用各银行邮局已经联网的技术条件, 使农民工养老保险实现全国统筹。为每一个农民工办理一张社会保险银联卡, 卡号和本人的身份证号码相同, 农民工可以查询本人的缴费情况, 对于农民工来说, 他不再经历“退保”、“参保”等繁琐程序, 只需随身携带一张如银行卡般的保险卡, 不论迁移到什么地方, 都可以凭卡缴纳保险费及领取养老保险金, 为实现农民工养老保险全国范围内的流动做准备。同时, 还要建立方便合理的跨地区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机制。这样, 农民工不论转移到什么地方工作, 其社会保险关系都能随之转移, 都能获得相应利益。
(三) 加快信息化建设, 实现全国范围内的信息联网。
目前, 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都是依靠人工方式来处理, 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和信息系统的支持。因此, 要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险关系转移难的问题, 还要不断提升社会保险管理手段, 特别是要加快社会保险信息化建设进程, 形成一个完备的省、市级中心数据库, 实现省、市、县三级业务联网。由政府投资建立全国性数据库, 形成信息共享机制, 为参保人在全国各地转移社会保险关系和转移参保记录提供方便的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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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钧.让农民工社保异地转移接续[J].瞭望, 2007.38.
农民流动 篇11
一、统计描述
1. 基本情况。
有效样本以已婚、男性居多,年龄结构为年轻型,且受教育程度和政治资本均不高。男性占81.7%,女性占18.3%;已婚者占69.1%,未婚者占28.8%。平均年龄为35.5岁,首次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5岁,外出务工或经商的平均年限为9.6年,在北京居住的平均年限为5.1年。第一代农民工(1980年以前出生)占49.8%,新生代农民工(1980年以后出生)占50.2%;第一代男性农民工首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30岁,务工的平均年限为14.3年,女性为35岁和8.4年;新生代男性农民工首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19岁,务工的平均年限为6.4年,女性农民工的数据是20岁和5.2年。新生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在首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和平均务工年限两项指标上的性别差异要小。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9.4年,未接受教育者占4.3%,小学组占17.7%,初中组占45%,高中组占18.3%,中专技校组占5.8%,大专组4.4%,本科及以上组4.5%。政治资本较低,党员比重仅为5%,团员为16.2%,群众占78.8%。
2. 职业和职务分布情况。
从职业分布来看,技术工或熟练工占40.4%,非技术工占23.1%,从事低端服务业人员占21.6%,办公室工作人员占1.6%,管理级别人员占6.9%,其他占6.4%。从工作单位的所有制类型看,农民工在私营部门就业比例为47.1%,个体部门为31.9%,国有部门为10.8%,集体部门为3.6%,股份制部门为4.3%,外资部门为2.3%。从职务分布来看,属于普通职工的农民工占70.8%,属于组长、领班初级管理层占11%,属于中层管理层占4.9%,自营或做私企老板的占11.9%,其他1.3%。从找工作渠道来看,自己联系占35.8%,老乡介绍占33%,亲戚介绍占14.7%,朋友介绍占10.7%,其他占5.8%。从升职因素的自评来看,认为经验对升职作用大的农民工占22.2%,认为技术作用大的占17.8%,认为能力作用大的占15.3%,认为人际关系作用大的占15.2%,认为文凭作用大的占14.4%,其他占15.1%。
3. 职业和工资水平比较。
有效样本中平均月收入达到4774元,比2013年度北京全市职工的月平均工资5793元低1019元。将农民工的工资收入进行分组:2000元以下组占4.8%,2000～3000元组占14.2%,3000-4000元组占24.5%,4000～5000元组占18%,5000～6000元组占15.3%,6000～7000元组占8.6%,7000～8000元组占5.5%,8000元及以上组占9%。可见,农民工的月工资在2000～7000元组的占80.7%;创业人员占11.9%,月平均收入达到8800元,是普通工作的2倍;而务工人员(88.1%)月平均工资为4230元。平均每周工作6～7天的农民工达到86%,5成农民工平均日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近6成农民工与用工单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还有3成农民工没有办理社会保险,覆盖率较高的是新农合医疗保险(48.3%)和工伤保险(22.5%)。
4. 职业流动与职业培训情况。
农民工内部职业分化明显,职业培训经历少,小部分农民工实现职业发展和向上流动。815个有效样本中466个农民工经历过职业流动,平均流动次数为1.86次;其中140个农民工在职业流动后实现了向上的职业发展,这一样本数占发生职业流动农民工的31.0%,占全部有效样本的17.2%。只有15.5%的农民工参加过职业培训。
5. 举家迁移及消费比较。
815份有效样本中371个农民工有家属或亲戚随迁,占45.5%。371个随迁样本的家庭月均收入为8919元,家庭月均消费支出为2851元,纯经济回报为6068元。444个无随迁的样本中家庭月均收入达到6899元,家庭月均消费支出为1686元,纯经济回报为5213元。
6.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
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交往、闲暇活动均较少,城市身份认同感低。43.2%的农民工自评进城后社会地位的变化是有所提高,51.4%农民工认为社会地位没有变化,5.4%农民工认为进城后社会地位有所下降;39%的农民工有北京市民朋友,但只有14.5%的农民工在北京有归属感;从与本地人的差别感知来看,30.6%的农民工对收入差距较为敏感,24.3%的农民工认为生活习惯与城镇居民差距较大;从休闲活动的排序来看,36.7%的农民工选择看电视或电影,29.5%的农民工选择上网,12.6%的农民工选择逛街,22%的农民工没有休闲活动。
二、统计分析
1. 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因性别和婚姻产生差别。
在调查的有效样本中,有55.3%的农民工外出务工期间经历过至少一次的职业流动,平均流动次数为1.86次,且男性经历职业流动的概率为59.3%,平均流动次数为1.9次;女性经历职业流动的概率为47.7%,平均流动次数为1.65次。已婚群体职业流动的概率为59.1%,平均流动次数为1.95次,未婚群体经历职业流动的概率为52.8%,平均流动次数为1.65次。已婚群体的平均工龄大于未婚群体,但获得职业发展的可能性(16.3%)却低于未婚群体(19.0%)。
2. 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经历呈倒“U”型分布。
在曾经经历过职业流动的外出农民工中,约23.1%的农民工经历过一次工作转换,有超过30%的农民工经历过两次甚至更多次的职业流动。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农民工外出务工年限的增长,该群体的职业流动经历(更换工作比例)并不是一种单调上升或下降的趋势,而是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形态,更换工作比例从最初的23.6%,逐年上升至34.1%、37.3%、39.3%、61.9%,直到第6年达到最高的67.7%后又总体呈现出逐年降低趋势。
经历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离开初次就业岗位的时间间隔约为4.1年,而后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多,过于频繁的职业流动使农民工陷入不断更换工作的恶性循环,农民工职业流动的次数越多其就业的职业稳定性就越弱。从历次流动的流动距离变化来看,随着农民工职业流动次数的增多,其流动的距离反而越来越远,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户口所在地缺乏更好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农民工倾向于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和条件脱离户口所在地,前往更大的城市寻找合适的职业发展机会。
3. 年龄越小的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可能性越大。
跟踪调研数据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发生职业流动的概率为57.9%,平均职业流动次数1.99次,均高于新生代农民工的56.5%和1.74次;但新生代农民工获得职业发展的可能性(20.0%)要高于第一代农民工(14.3%),农民工年龄越小,通过职业流动获得职业向上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50后和60后的这一指标只有11.8%和12.6%,70后为15.9%,而80后则达到23.6%,90后为15.1%。90后由于工作年限不长,工作经验无法与80后相提并论。80后的优势可能来自于工作经验和受教育程度的平衡,以及更容易接受新事物、适应环境的变化。
4. 人力资本积累是农民工职业向上发展的前提条件。
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的职业分化也有显著的反馈效应,初中组发生职业流动的概率和平均流动次数是最高的,分别达到61%和1.9次;高中组为58.7%和1.83次;大专及以上组最低,分别是45.2%和1.63次。这意味着初始人力资本积累可以降低职业流动的频率,受教育程度提高,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找到满意的工作的可能性也会提高,且有助于职业能力提升,从而实现职业发展。
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除了接受正规教育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干中学”。“干中学”指在工作过程中积累经验,在经验中获得知识。这里用工作年限来衡量“干中学”。样本中外出务工年限小于10年的农民工有523个(占总体的64%),如果将外出务工年限划分为2年一组(分为5组),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概率和职业发展可能性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小再增加的“N”形特点。外出务工年限为“5～6年“组和“9～10年”组发生职业流动的概率和平均流动次数较大,形成两个高峰点,“5～6年”组的两项指标分别为64.2%和1.76,“9～10年”组分别为68.4%和1.87。这两组通过职业流动实现职业向上发展的可能性也较大,分别为22.9%和17.7%。—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干中学”正向效应的释放需要工作经验的积累,在较短的时期无法实现,需要5～6年,甚至9～10年。
5.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较小。
农民工在职业获取过程中运用社会资源的概率没有明显影响,样本中运用社会资源获取职业的农民工仅为14.1%。“是否有当地市民作为朋友”可作为考察其社会资本状况的一个指标,与当地市民交朋友可视为社会资本丰富,而没有当地市民作为朋友的可视为社会资本较为匮乏。无社会交往组的职业流动概率和平均流动次数高一些,分别达到60.2%和1.94次;有社会交往组的职业流动概率和平均流动次数分别为52.5%和1.74次。单独外出的农民工平均职业流动次数1.98次,高于与亲戚同行的农民工1.71次,但二者通过职业流动实现职业向上发展的可能性却较为接近,没有显著区别。
6. 外出农民工城市就业的职务级别与工资收入呈倒“U型”分布。
外出农民工城市就业的职业身份、职务级别、工作条件以及工资收入等职业特征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分布。比较分析得出结论:除工资收入分布的顶点相对较晚的发生在第三次职业流动外,其余三种职业特征的顶点均出现在第二次职业流动,这意味着过于频繁的职业流动反而不利于农民工城市就业职业环境的改善以及职业发展的实现,甚至会导致逆向流动;同时,反映4种职业特征群体差异的标准差也基本逐次趋小,并且在发生第4次职业流动时达到最小,表明经历4次甚至更多次职业流动的农民工在职业身份、职务级别、工作条件以及工资收入等特征上的群体差异会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多而越来越小,这说明,过多的职业流动不利于农民工的职业发展,外出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难以实现向上职业发展。
三、讨论与建议
1. 新型城镇化对农民工职业发展提出新要求。
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需要经历依次递进的两个阶段:就业型的流动人口阶段和定居型的城市居民阶段。而就业稳定是这一过程顺利推进并最终促进农民工实现市民身份转变的最基本条件。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将会出现的就业矛盾主要有如下两种类型。一是失业类型改变。在发展方式转变中,制度性失业现象将逐渐势微;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人员转行,夕阳、落后企业萎缩、淘汰并向服务业转行,自然失业现象将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矛盾。二是劳动力结构改变。在发展方式转变中,企业在依靠科技进步、管理创新转变、劳动者素质提高的同时,会出现就业的总量矛盾让位于劳动力结构性失衡矛盾的现象,相比而言,未来农民工面对的结构性失业风险将会更加突出。保证农民工就业稳定和职业向上发展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目标。
2. 政府对农民工职业发展的政策关注角度。
(1)分类别有梯度地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和人力资本激励机制,保障未来新成长的农民工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尽可能多地接受普通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而对于已经流入城市就业但仍从事低端职业的农民工应更多地依托各类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开展以提高生产能力为主的初级或专项技能培训;对于已经从事中高端职业以及有创业意向或已经自主创业的农民工则应重点开展综合职业技能或创业能力提升培训,为该部分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另外,可通过发展县域经济等政策引导从事低端职业的农民工外移。
(2)避免培训内容与市场需求以及农民工需求相脱节。课题组深度访谈发现,现行职业技能培训在具体执行中的关键性问题在于培训内容与市场需求以及农民工需求相脱节。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职业培训形式不尽合理。未来政府在落实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实践中,应注重结合地方实际设计切实有效的执行和监督机制,以保证农民工培训质量。央企、国企、外企等企业应承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除了对本单位所雇农民工进行岗前培训外,还应对社会农民工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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