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入因素（精选6篇）
植入因素 篇1
现如今传统广告市场日益饱和, 广告商家的竞争优势不再是广告的覆盖率和播出强度, 而是广告吸引消费者注意力的程度。植入广告将产品信息隐匿于剧情之中, 受众在观看电影的同时也接受着广告信息。消费者无法完全规避剧情中的产品信息, 植入广告通过占有消费者的注意力, 进而加深消费者对产品的记忆, 催生出更积极的品牌态度和更高的购买意愿, 最终促成购买行为。
一、植入广告的定义
植入广告在广义上指的是商家将产品或品牌信息隐匿于媒介内容中以达到宣传商品这一效果的所有活动。还有一些学者将其定义为将产品, 包装或者产品标识融入到影视作品, 音乐中的行为。植入广告在狭义是指商家为了追求盈利, 通过巧妙的安排将产品或品牌等信息植入到媒介内容之中以此来影响消费者行为的活动。无论信息植入与何种媒介里, 其目的都是传播品牌信息, 以达到最终销售目的, 它是企业为了销售而做出的营销行为。
二、植入广告的分类
根据植入媒介的不同, 植入广告可以分为影视剧植入广告, 音乐植入广告、文字植入广告、网络游戏植入广告。在众多媒介中, 影视剧的植入方式灵活多变而且能克服文化壁垒, 传播范围更大。 观影时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冲击能带给消费者更深的印象, 因此影视剧的植入广告在现实中更具有研究价值。
根据表现形式的不同, 植入广告可以分为视觉植入广告、听觉植入广告和视听觉植入广告。视觉植入是将产品以视觉符号的形式植入于影视作品之中, 听觉植入是以语言的方式在影视作品中表现产品信息。视听觉植入是视觉植入和听觉植入的结合, 它将产品信息从视觉和听觉双重渠道传递给消费者, 因此视听觉植入的广告效果要好于单纯的视觉植入或听觉植入。
根据植入的显著度不同, 植入广告可以分为隐形植入, 非整合显性植入和整合显性植入。在隐形植入中, 产品或品牌信息虽然出现在影视作品中但却未受到正式完整的表述。非整合显现植入中, 产品或品牌信息被完整的表述出来但是产品或品牌与剧情相关性不大。整合性植入中, 产品或品牌信息既被正式完整表述出来又与剧情紧密相关。
三、影响植入效果的刺激因素
影响植入效果的刺激因素可以归结为两大类即植入层面因素和受众层面因素。植入层面因素包括植入类型, 植入显著度和植入产品与剧情的关联度等。就植入类型而言, Wilbur (1998) 认为听觉植入和视觉植入对品牌记忆的影响远不及情节植入。情节植入使消费者从两个渠道接受加工信息, 因此情节植入引起的品牌记忆要高于听觉植入和视觉植入。就显著度而言, Gupta和Lord (1998) 认为植入广告在画面中的大小, 位置, 曝光时间和重复率都能影响消费者的品牌记忆和品牌态度。就关联度而言, Russell (2002) 认为产品剧情关联度越高, 消费者的品牌记忆越低, 但是品牌态度却会越积极。
受众层面的因素主要分为受众的人口统计因素和受众态度因素这两方面。人口统计包括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从事工作等。 受众态度因素主要包括消费者对于产品的熟悉程度, 对植入广告的态度, 对植入背景与自身的感知的一致性和卷入度。就性别而言, Gupta (1998) 认为对于香烟, 酒精饮料, 军火等涉及道德层面的产品, 男性的接受程度要高于女性。对于年龄而言, Delorme (1990) 认为影视作品中的植入广告能为年轻人带来社会归属感, 因此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植入广告。对品牌熟悉度而言, Karrh (1994) 认为植入广告中熟悉的品牌更容易被消费者所接受, 但是消费者会更多地关注陌生品牌。对于消费者对植入广告的态度而言, 消费者对于植入广告的态度越积极, 就越容易被植入广告所说服, 所产生的品牌态度也就越积极。
四、植入广告相关理论模型
Kahnem (1973) 提出注意力有限模型。他认为人的注意力分为主要任务注意力和空闲注意力。人们的注意力通常被分配到主要任务和次要任务上。当人们正在做一件事时, 主要任务注意力专注于当前所做的事情上, 空闲注意力则负责处理次要任务和其他事物。当人们观看电影时, 主要任务是理解剧情, 由主要任务注意力负责处理。次要任务是理解植入在剧情之中的产品信息, 由空闲注意力负责处理。
Friestad和Wright (1994) 提出说服知识模型。他认为当人们接收到信息的时会主动思考信息发出的目的和途径, 学习信息中的说服成分知识。人们学习到说服知识以后, 当他们再次接收到具有说服行为的信息时, 就会意识到这些信息中的说服成分, 进而产生抗拒的心理。人们接受到的信息就会被扭曲, 丧失引导消费者的作用, 同时也会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态度。
Petty和Cacioppo (1986) 提出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他们认为消费者受到产品信息刺激后经由两种路径改变态度, 一种是中枢路径, 另一种是边缘路径。消费者通过主动辨别信源的权威性和可靠性, 全面评价广告产品的优缺点, 预测产品能否达到广告中所宣传的功能而造成的态度的改变是信息精细加工的结果, 这一信息加工路径是中枢路径。广告中代言人的魅力, 广告搭载平台的权威性和由广告引发的各种联想这些属于直观线索。直观线索能被消费者直接判断并通过情感迁移影响消费者的态度。这一信息加工路径是边缘路径。Macinnis (1989) 认为消费者启动中枢路径加工广告信息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消费者必须拥有主动加工广告信息的动机; 二是, 消费者必须拥有加工信息的能力;三是, 外部条件必须有利于信息深度加工。
Devine (1989) 提出认知忙碌模型。他认为当人们认知水平不足时, 一些正常情况下能够完成的任务也无法很好的完成。当人们大部分的注意力被占据时, 剩下的注意力不足以完成主任务以外的事物。这就表示通常情况下人们能够注意到信息中的说服成分, 但是当人们认知忙碌时, 就难有充足的注意力去处理多余的信息, 也就难以发现其中的说服成分。
五、植入广告效果
Balasubramanian (2006) 将植入广告效果分为认知, 情感和意动。其中认知是消费者有意识的去处理所接受到的信息的过程, 这其中包括品牌认知和品牌回忆。情感是消费者表现出对于产品喜欢, 中立, 不喜欢甚至是反感的情绪化行为, 其结果是生成品牌态度。意动是消费者通过产品信息的刺激, 催生出对产品积极的态度, 进而影响其购买意愿, 并最终转化为购买行为。植入广告效果多以品牌记忆和品牌态度来衡量。
品牌记忆是指在产品或服务的购买过程中, 消费者能够立即回忆起产品或品牌的特点或名称。品牌记忆的生成过程是消费者对品牌信息进行编码, 整合和提取的加工过程。根据心理学的认知结构理论, 品牌记忆可以分为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人们记住曾经发生的事物, 以外显记忆的方式储存在大脑中, 在一定程度上有意识的去主动提取相关信息。而内隐记忆则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中, 人们不会有意识的去触碰这些记忆, 但是这些记忆却会在潜意识中影响人们的态度与行为。
品牌态度是测量植入广告效果的重要依据。消费者对产品或品牌的态度会深刻影响其将来的购买行为。Percy和Rossier (1992) 将品牌态度划分为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两个维度, 其中将品牌满足自身需求定义为认知因素, 将品牌能鼓励自身作为情感因素。认知因素是消费者感受外部信息刺激的过程, 情感因素是消费者在受到品牌信息的刺激后, 结合之前的经历对品牌产生的购物决策的选择。
六、未来可能研究方向
国内外学者虽然对植入广告做过很多研究, 但是依然赶不上植入广告发展的脚步。人们的审美和娱乐方式跟随者时代不停地变化, 当下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已渐渐从电视, 报刊, 杂志转向手机, 平板电脑等小屏幕数码产品, 日常时间也越来越碎片化。过去的研究成果不一定适合新时代下植入广告的特点, 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结合现下消费者时间碎片化这一时代背景来验证植入刺激因素对植入效果的影响。消费者从接受信息刺激到最终有所行动, 这期间是要经历非常复杂的心理变化过程。这一个过程是由诸多因素共同作用影响的, 而现如今的研究中多选取单个因素进行研究, 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同时选取多个变量共同进行研究, 探索其交互作用对广告植入效果的影响。现在的研究多集中于影视作品中的植入广告, 未来可以研究诸如网络游戏, 户外竞技真人秀, 文学作品等不同媒介中的植入广告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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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因素 篇2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2年6月~2013年12月我院产科收治的45例胎盘植入患者为研究对象, 入选者均进行产前超声检查, 且经产后病理确定为胎盘植入。年龄20~38 (26.8±1.2) 岁;妊娠终止孕周30~39 (35.2±2.8) w。
1.2 研究方法
(1) 产前超声诊断:选择GE Logiq 7彩色超声扫描仪进行扫描, 经阴道超声探头频率为6.5MHz, 经腹部超声探头频率为4.5MHz。取平卧位, 检查前适度充盈膀胱, 探查胎盘位置、测量肌壁厚度, 观察子宫壁间与胎盘后方回声情况, 检查膀胱后壁光滑情况。再观察子宫肌层和胎盘间界限、胎盘内异常回声情况、子宫肌层与胎盘实质内血量等。 (2) 影响因素分析:选择前置胎盘、前壁胎盘以及医师诊断经验丰富作为产前超声诊断胎盘植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分析这些因素对诊断结果的影响。
1.3 诊断标准
病理诊断:病理切片镜下可见子宫平滑肌内绒毛组织。超声诊断:子宫肌层和胎盘分界不清, 且子宫肌层薄、胎盘后方子宫肌层有低回声带、子宫静脉低回声带消失、局部胎盘存在血流信号。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计量资料以±s表示, 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超声诊断结果
45例产前超声共检出胎盘植入11例, 检出率为24.44%。11例胎盘植入者超声主要特征表现为:胎盘内形成漩涡9例 (91.82%) 、胎盘后间隙消失7例 (63.64%) 、胎盘附着位置子宫肌层变薄5例 (45.45%) 、胎盘异常增厚1例 (9.09%) 。
2.2 产前超声诊断胎盘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数据分析表明, 有前置胎盘、前壁胎盘及医师诊断经验丰富的情况下产前超声对胎盘植入的检出率明显提高 (P<0.05) , 所以是否前置胎盘、是否前壁胎盘、医师诊断经验丰富与否都是产前超声诊断胎盘植入的影响因素, 见附表。
3 讨论
胎盘植入时绒毛入侵子宫肌层, 会引起分娩困难及产后出血[3]。研究发现, 胎盘植入受多种高危因素影响, 如引产、剖宫产、前置胎盘、高龄产妇等[4]。有研究报道, 前置胎盘合并剖宫产史是胎盘植入的高危因素, 主要原因在于胎盘绒毛有选择性黏附在子宫肌层中纤维化组织倾向[5]。虽然临床胎盘植入的发生率不高, 但若存在高危因素则其发生率会明显增加, 加强产前胎盘植入超声筛查非常重要, 对于诊断困难的患者可辅助进行AFP诊断[6]。胎盘植入还可分为穿透性与植入性两种[7]。本组产前超声对胎盘植入的检出率为24.44%。胎盘植入者的主要超声图像表现为: (1) 胎盘内形成漩涡:胎盘附着正常时, 血管扩张仅限于其螺旋小动脉致伤。一旦发生胎盘植入, 血管扩张就会扩展至子宫旁血管, 此时超声可见腔隙状结构及其内部旋涡状血流丰富, 本组9例 (91.82%) 胎盘内形成漩涡。 (2) 胎盘后间隙消失:正常的子宫蜕膜基底层的血管扩张而成胎盘后间隙, 超声可见迂曲管状无回声区, 而一旦胎盘植入, 这一间隙特征就会消失, 这也是胎盘植入的第二特征表现[8], 本组7例 (63.64%) 表现为胎盘后间隙消失; (3) 胎盘附着位置子宫肌层变薄:胎盘植入后局部肌层结构失去, 子宫内膜薄弱、前置胎盘、蜕膜层发育不良等会导致绒毛入侵肌层概率增加, 本组5例 (45.45%) 胎盘附着位置子宫基层变薄。另外, 本组研究还发现, 有前置胎盘、前壁胎盘及医师诊断经验丰富的情况下产前超声对胎盘植入的检出率明显提高。综上所述, 产前超声是胎盘植入的重要诊断手段, 但不可忽视胎盘位置、胎盘深度、孕周等因素对检查结果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提高超声检出率, 临床有必要选择经验丰富的医师进行检查, 积极了解和掌握胎盘植入声像图特征是准确诊断的关键。
摘要：总结分析产前超声诊断胎盘植入及影响因素。选择收治的45例胎盘植入患者为研究对象, 入选者产前均进行超声扫描, 术后病理证实, 回顾分析患者临床资料, 总结产前超声在胎盘植入诊断中的检出率以及影响因素。45例患者产前超声共检出11例胎盘植入, 检出率为24.44%。超声主要特征表现为:胎盘内形成漩涡9例 (91.82%) 、胎盘后间隙消失7例 (63.64%) 、胎盘附着位置子宫肌层变薄5例 (45.45%) 、胎盘异常增厚1例 (9.09%) 。有前置胎盘、前壁胎盘及医师诊断经验丰富的情况下产前超声对胎盘植入的检出率明显提高 (P<0.05) 。目前, 产前超声虽可检出胎盘植入, 但检出率偏低, 主要是受胎盘附着位置、植入深度以及影像学检查人员自身技术等因素影响。
关键词：产前超声,胎盘植入,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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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因素 篇3
关键词：骨科手术,植入物,危险因素,对策
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发展, 各种用于修复、矫形、固定等功能的植入物越来越多地应用于骨科手术中, 以解决患者疼痛、长期卧床等问题。但由于放入植入物是一种创伤性手术, 术后并发症也较容易发生, 最常见的是植入物感染, 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手术的成功, 不仅会延长患者住院时间, 而且给患者造成痛苦和负担[1]。现对其感染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以采取相应有效措施, 积极预防和控制植入手术感染的发生。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骨科收治的1 780例骨科手术植入物患者为研究对象, 其中男983例, 女797例, 年龄7~84 (36.4±4.3) 岁;关节假体置换手术218例, 四肢手术627例, 关节镜236例, 骨盆手术23例, 颈椎手术264例, 胸椎手术225例, 腰椎手术187例。开放手术1 522例, 腔镜手术258例。择期手术1 163例, 急诊手术617例。
1.2 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患者病历, 对每例患者的治疗过程、植入物等予以统计, 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基础疾病、手术部位、手术时间、手术类型、手术次数、手术间安排、抗生素应用情况等信息, 填入统一表格, 对各项危险因素进行分析。
1.3 骨科手术植入物感染的评价方法[2]
低血压;寒战;高热 (体温≥38.5℃) ;血培养≥1个阳性结果;切口不愈合;引流管脓性液体引流, 细菌培养阳性结果;无明确的其他感染源等。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 运用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 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组间比较应用χ2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手术室植入物感染的危险因素
本次调查的所有骨科手术均为无菌手术, 1780例骨科手术植入物感染发生的术室相关危险因素见表1。
2.2 骨科手术植入物感染手术室相关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
采用Logistic多因素进行危险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患者年龄、基础疾病、手术部位、手术时间、手术类型、手术次数、手术间安排、伤口情况、抗生素应用情况等为植入物手术感染的危险因素。见表2。
3 讨论
3.1 骨科手术植入物感染发生情况及相关感染因素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骨科手术植入物感染因素是多方面的, 主要包括: (1) 术前准备不够充分。一般情况下植入手术应为择期手术, 但一些急诊的外科手术, 如开放性骨折、颈椎创伤引起的截瘫患者需行急诊手术, 这类手术术前准备不充分, 对患者的基础状态无法及时调整, 会增加手术感染的几率。对于有基础病的患者, 如糖尿病、高血压等, 须在术前控制患者血糖、血压, 避免再次创伤引起免疫力低下或围手术期的高糖血症等, 不利于切口愈合而引发感染。开放性伤口尤其是较深的伤口上, 在术前就可能有细菌、致病微生物的感染, 这类患者更易在手术过程中并发感染。此外年龄较大的患者自身免疫力低下, 在术前更应注意基础病的调节及手术方式的合理安排, 降低手术创伤, 减少手术次数, 避免感染的发生[3]。 (2) 术中处理不当。如医护之间配合不熟练, 植入物型号不符需临时调货, 操作不当使植入物掉在地上重新消毒等延误手术时间, 增加感染机会。术中抗生素的合理使用可以减少感染的发生, 通常情况下在切开皮肤前30min前应用抗生素, 降低皮肤表面的细菌、致病微生物进入切口的可能。 (3) 手术环境的要求。空气污染是手术中外源性细菌种植的主要来源, 如手术室空气消毒不到位, 或此类手术未在层流手术间进行, 也增加细菌感染几率[4]。
3.2控制骨科手术植入物感染的对策
(1) 充分做好患者的准备工作。对有基础病患者需积极控制病情, 稳定后方可手术。对高龄、免疫力低下者加强营养, 增强免疫力; (2) 提高手术室环境的洁净度。合理设计手术室的布局及流程, 将手术室的人流、物流分离。根据手术需要, 安排相应级别的层流净化手术间。将手术室的尘埃和细菌减少至最低, 有效提高手术室空气质量, 控制感染发生的可能性[5]; (3) 加强植入物管理。按要求存放, 并定期检查有无损坏情况, 及时更新。避免在手术中暴露时间过长, 器械护士在接触、传递时注意无菌操作。植入物追被要充分, 避免准备不齐全而延长手术时间; (4) 重视医护之间各个环节的配合。手术时医护之间熟练的操作与相互之间的熟练配合可有效减少切口的暴露时间, 减少失误的发生, 缩短手术时间。术后的专业护理可减少患者住院时间, 减少接触感染的时间与几率。
总之, 在接收器械、植入物开始, 就要层层把关, 严格落实各项规定与管理措施, 严格执行操作规程, 降低骨科手术植入物感染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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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因素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将2014年1月-2015年7月到我院接受产前超声检查, 并且住院生产, 在产后通过病理证实为胎盘植入的50例患者纳入本次观察中。其中, 经产妇14例, 初产妇36例, 均为单胎;年龄22~38 岁, 平均年龄 (27.4±1.5) 岁;孕周37~41周, 平均孕周 (38.3±0.8) 周。
1.2 方法本组患者均采用PHILIPS IU22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经腹探头频率为2~6MHz, 经阴道探头频率为6~9MHz。具体操作:孕产妇行平卧体位, 应用诊断仪检查胎儿状况及其附着结构, 密切观察胎盘的附着位置、是否存在异常回声、胎盘和子宫肌层的界限及胎盘后间隙状况, 并通过彩色多普勒系统观察胎盘的后间隙、实质内及子宫肌层的血流状况。
1.3 诊断标准超声诊断标准主要是:胎盘和子宫肌层界限不清晰;子宫肌层浅薄化;胎盘后方子宫肌层有低回声带;子宫静脉低回声消失;局部胎盘有局灶性血流信号。病理诊断标准主要是:在病理切片镜下系统观察子宫平滑肌存在一定的绒毛组织。
1.4 统计方法应用SPSS12.0软件对统计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用χ2检验统计数据, 组间比较以t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产前超声诊断结果及声像特征本组50例产前超声检查病例中, 12例产前诊断为胎盘植入, 漏诊38例, 检出率为24.0%。检出病例的声像学特征主要是胎盘内漩涡形成、胎盘后间隙消失、胎盘附着子宫肌层变薄及胎盘异常增厚, 具体见表1。
2.2产前超声诊断的影响因素本文中, 由于产后出血、胎盘位置及超声检查医生经验等因素的影响, 产前超声检出率均存在明显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 , 具体见表2。
3 讨论
胎盘植入是女性妊娠阶段出现的一种严重并发症, 主要是胎盘绒毛植入子宫肌层, 在分娩过程中胎盘无法顺利剥离, 造成产后出血, 和剖宫产、宫腔手术等导致子宫内膜损伤存在密切关系, 前置胎盘、高龄妊娠等也是引起胎盘植入的重要因素。根据植入子宫肌层深浅的差异, 分为粘连性胎盘、植入性胎盘及穿透性胎盘[3]。目前, 临床上一般采取产前超声检查进行胎盘植入诊断, 但检出率差别较大, 在1.9%~63%之间, 原因可能是研究的临床诊断标准的不同, 但从总体情况看, 检出率均较低。本文中, 仅12例产前超声诊断为胎盘植入, 以植入性胎盘为主。
胎盘植入的产前超声诊断中, 其声像特征主要表现为: (1) 胎盘内漩涡的形成, 如果胎盘属于正常着床, 血管扩张一般仅仅在于子宫螺旋小动脉, 但是出现植入, 则弓形动脉和宫盘血管扩张会出现超声能探查到的胎盘内腔隙状结构, 且内部可观察到呈漩涡状的血流。 (2) 胎盘后间隙消失, 子宫蜕膜基底层血管扩张构成胎盘后间隙, 在发生植入后, 该无回声区会部分或全部消失。 (3) 子宫肌层变薄, 由于胎盘的植入, 导致部分正常的子宫肌层生理结构消失而变薄。国外研究发现, 胎盘植入超声诊断的影像最常见的是胎盘内漩涡形成 (73.2%) , 其次是胎盘后间隙消失 (53.4%) 。本文中, 检出的12例病例中, 超声声像特征表现是胎盘内漩涡形成9例 (75.0%) 、胎盘后间隙部分或全部消失7 例 (58.3%) , 和国外研究结果基本一致[4,5]。
通常, 如果胎盘植入深度较大, 在临床分娩过程中, 徒手剥离胎盘难度较大, 子宫肌层的血窦会保持较长时间的开放, 而引发产后出血, 甚至大出血, 而威胁到产妇的生命健康, 所以临床诊断中可将产后出血的具体量作为胎盘植入深度的一个重要的、间接性评价标准[6]。本文中, 合并产后出血的检出率为45.4%, 高于未合并产后出血者, 表明胎盘植入深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超声诊断检出率, 原因可能是胎盘如果植入太深, 绒毛会侵入至深层次的子宫肌层, 造成其内部小动脉直接对绒毛间隙开放, 当高脉压血流引起胎盘内部隙状漩涡产生时易被识别和检出, 漏诊率相对较低。如果合并前置胎盘, 通常胎盘附着位的内膜较为薄弱, 易造成蜕膜层无法正常发育, 胎盘绒毛易侵入, 所以胎盘植入易发生[7,8]。本文中, 发生前置胎盘病例的检出率高于未发生病例, 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前置胎盘合并胎盘植入的发生率较高;另一面是超声诊断检查过程中检查医生往往会更为细致的扫查胎盘和子宫肌层的界限情况, 特别是采取经阴道扫查的, 可清晰观察到两者的界限情况, 也可较全面清晰观察到胎盘内漩涡的影像, 漏诊较少。另外, 本文中前壁胎盘的检出率较高, 可能是因为超声检查过程中, 胎盘在近场, 能清晰观察到实际状况, 可更清晰显示出胎盘和子宫肌层的关联性和回声情况;如胎盘在其他低位附着, 胎盘通常在远场, 难以观察到, 同时因胎体遮挡, 加大了诊断难度, 易出现漏诊。此外, 超声检查医生的诊断经验也影响到检出率, 本文中, 经验丰富的医生检出率明显高于经验欠缺的, 原因是对胎盘植入的临床特征及超声声像的具体表现缺乏足够认识, 易忽略某些声像而出现漏诊。
综上所述, 虽说胎盘植入产前超声诊断的检出率较低, 但具有鲜明的声像特征, 包括胎盘内漩涡形成、胎盘后间隙消失及胎盘附着子宫肌层变薄等。也存在诸多影响因素, 最主要的是胎盘植入深度、胎盘位置及检查医生的经验。如能掌握这些影响因素, 加强认识, 提高警惕可改善和提升胎盘植入产前超声诊断的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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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因素 篇5
关键词：前置胎盘,胎盘植入,危险因素,母婴结局
胎盘植入临床指由患者蜕膜组织缺失,胎盘绒毛组织出现粘连、甚至入侵并刺穿子宫肌层而引起的一种胎盘病理状态,常并发于前置胎盘患者[1,2]。 前置胎盘并胎盘植入为产妇妊娠期少见且严重的并发症,可引起产妇在分娩前后发生大出血, 一旦出血不能控制,需切除子宫,情况严重时危及母婴生命,严重影响患者的心理、生理健康[3,4]。 当前,随着计划外妊娠的增多、剖宫产率的增大、产妇生育年龄的升高等,前置胎盘并胎盘植入的发生率显著升高。 前置胎盘并胎盘植入可引起产后出血、早产、新生儿窒息,并增大了产妇子宫切除的概率。 临床研究显示,年龄、孕次、孕龄、产次、剖宫产史、流产次数、前置胎盘类型、分娩方式、产后出血量、有无合并胎盘植入、母婴结局等在一定程度上对前置胎盘患者出现胎盘植入均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探讨前置胎盘并胎盘植入对母婴的影响,并探讨其发病的危险因素,制订有效的预防措施,对前置胎盘并胎盘植入的预防具有深远的临床意义。 基于此,本文回顾性分析了山东省泰安市新汶矿业集团中心医院(以下简称“我院”)155例前置胎盘患者的临床资料, 分析了31例前置胎盘并胎盘植入患者母婴结局,并探讨了前置胎盘患者发生胎盘植入的危险因素,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2007年1月~2014年12月在我院分娩的14 062例单胎产妇的临床资料, 其中前置胎盘患者155例, 依据合并胎盘植入与否分为两组,其中观察组为31例前置胎盘并胎盘植入患者, 年龄23~40岁,产前孕龄(37.1±4.5)周,孕次(2.52±1.43)次 。 对照组为124例前置胎盘未合并胎盘植入患者, 年龄22~40岁,产前孕龄(36.9±4.2)周,孕次(2.43±1.68)次 。排除多胎产妇、并发严重其他严重疾病、资料不全者。两组患者年龄、孕龄、孕次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前置胎盘[5]:经产前超声 、分娩中证实 ,胎盘的下缘达到甚至覆盖子宫颈内口。胎盘植入[6]:1超声检查结果显示胎盘后的间隙消失, 且患者子宫-膀胱出现血管异常连接。2分娩时,患者胎盘不能自行剥离,徒手剥离可见胎盘组织和子宫壁粘连。3粘连部位组织病理检查结果确诊。
1.3 方法
组成3人小组,查阅产妇病历。 设计危险因素调查表,对前置胎盘产妇的资料进行统计,包括:年龄、孕次、孕龄、产次、剖宫产史、流产次数、前置胎盘类型、分娩方式、产后出血量、有无合并胎盘植入、母婴结局等。 收集的指标先进行单因素分析,并将有明显差异的危险因素指标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 (±s), 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多因素分析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 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产妇结局比较
观察组产后出血率、子宫切除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34、0.008)。 两组剖宫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34)。 见表1。
2.2 两组婴儿结局比较
观察组婴儿早产率和新生儿窒息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2、0.042)。 两组婴儿1 min Apgar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63)。见表2。
2.3 前置胎盘患者胎盘植入的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
前置胎盘患者胎盘植入的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发现,不同产次、剖宫产史、流产史、前置胎盘类型的前置胎盘患者胎盘植入的发生率不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0.000、0.027、0.001)。 见表3。
2.4 前置胎盘患者胎盘植入的危险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对前置胎盘患者胎盘植入危险因素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 ,产次 、剖宫产史 、流产史 、前置胎盘类型为前置胎盘并胎盘植入的独立危险因素 (均P=0.000)。 见表4。
3 讨论
前置胎盘临床指胎盘附着在患者子宫下段处,甚至胎盘的下缘覆盖宫颈内口, 位置低于胎先露部,多由人流、子宫畸形、宫腔内感染、多胎妊娠等因素引起,是患者妊娠晚期出血的主要原因[7,8]。 前置胎盘发生后,患者子宫下段和宫颈被覆盖处子宫肌层的弹性和收缩降低,不能有效对迫胎盘剥离后开放的血窦进行收缩压迫,易引发生产后出血;合并胎盘植入后,患者胎盘绒毛会侵入甚至刺穿肌层组织,严重影响肌层的收缩功能,在进行剥离时,易起大出血[9,10]。 当前,有统计数据显示,胎盘前置合并胎盘植入的发病率是过去50年的10倍以上,由于该病预后效果差,且对母婴影响很大, 因此受到了临床医师和患者的广泛关注。 探讨前置胎盘并胎盘植入对母婴的影响,及其发病的危险因素,对于前置胎盘并胎盘植入的预防具有深远的临床意义。 窦晓青[11]的研究发现,前置胎盘并胎盘植入患者产后出血率达到了56.0%。 本研究结果也显示,观察组产后出血率(58.1%)显著高于对照组的36.8%。 患者临床发生产后大出血时,先给予保守治疗,一旦治疗无效需及时给予子宫切除以挽救患者生命。 多数前置胎盘患者出现产后出血时,给予保守治疗即可控制出血,但合并胎盘植入后,保守治疗效果很差,这也是前置胎盘并胎盘植入患者高产后子宫切除率的主要原因[12,13]。 本组中 ,观察子宫切除率为19.4%,显著高于对照组的4.0%。 王明等[14]的研究中,前置前置胎盘并胎盘植入患者子宫切除率为25.42%,与本组结果一致。 前置胎盘并胎盘植入后,胎盘血供变差,会引起胎儿宫内窘迫,并易造成早产和感染[15]。Yeniel等[16]的研究发现 ,前置胎盘产妇早产率显著增大,且胎儿体重较低。 本组中,观察组婴儿早产率和新生儿窒息率分别为54.8%、35.5%,显著高于对照组的30.6%、18.5%。 结果提示 ,前置胎盘本身就严重影响胎儿健康,合并胎盘植入后,对胎儿的影响更大。 鉴于前置胎盘并胎盘植入的高危险性,医师应给予高度的重视,早期对前置胎盘产妇进行诊断非常重要。
当前,前置胎盘尤其是合并胎盘植入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 很多因素都对该疾病的发生有着影响,因此,深入探讨前置胎盘并胎盘植入的危险因素,对早期进行防治具有深远意义。 患者年龄、孕次、孕龄、产次、剖宫产史、流产次数、前置胎盘类型、分娩方式、产后出血量、有无合并胎盘植入、母婴结局等临床资料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前置胎盘患者出现胎盘植入概率有一定的影响。 本研究对前置胎盘患者发生胎盘植入的危险因素进行了探讨, 单因素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产次、剖宫产史、流产史、前置胎盘类型为前置胎盘患者发生胎盘植入的危险因素。 剖宫产史是前置胎盘患者出现胎盘植入的高危因素,剖宫产后患者切口处子宫内膜组织易发生异常生长,甚至出现炎性反应,并易造成蜕膜血管的损伤,进而发生子宫瘢痕,当再次受孕时,胚胎受压迫出现着床位置下移,出现胎盘剥离、肌层薄弱等,增大了胎盘绒毛穿透子宫肌层的概率。 有研究显示[17],产妇经剖宫产后再次怀孕者,发生前置胎盘的概率随剖宫产次数的增加而提升,发生前置胎盘并胎盘植入的概率也显著增大,1次剖宫产产妇发生前置胎盘并胎盘植入的概率为11%~27%,而超过4次剖宫产产妇发生前置胎盘并胎盘植入的概率达到了67%。 李青等[18]对17例前置胎盘并胎盘植入患者进行了分析,发现前置胎盘并胎盘植入与剖宫产史、产次、流产史密切相关,其中0、1、≥2次剖宫产史 前置胎盘 产妇出现 胎盘植入 的概率为6.5%、42.1%、60.0%, 可以看出剖宫产史产妇发生胎盘植入的概率显著上升, 并与剖宫产次数呈正相关。本研究对两组患者首先进行了单因素分析,发现观察组有剖宫产史患者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进一步Logistic分析发现: 剖宫产史是前置胎盘患者发生胎盘植入的独立危险因素(OR=5.317,P=0.018)。 产次多、流产史是前置胎盘患者出现胎盘植入的高危因素,这是由于流产和分娩都会造成患者子宫内膜和肌层出现局部损伤,引起内膜发生萎缩,再次怀孕时,内膜的增长受影响,导致子宫蜕膜血管生长出现缺陷,进而增加了前置胎盘和胎盘植入的概率。 陈禄英等[19]在其研究中, 对24例前置胎盘并胎盘植入患者进行了分析发现: 前置胎盘并胎盘植入患者孕次为 (3.2±1.2)次,显著高于前置胎盘患者的(2.1±1.1)次;前置胎盘并胎盘植入患者≥3次流产史的比例为66.7%, 显著高于前置胎盘患者的24.7%,差异显著。 本组单因素分析发现:观察组产次多、流产史患者比例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进一步Logistic分析发现:产次多、流产史是患者发生胎盘植入的独立危险因素(OR=6.942,P=0.000;OR=16.847,P=0.000)。 前置胎盘类型是前置胎盘患者出现胎盘植入的高危因素, 临床研究显示:中央性前置胎盘在子宫内壁上覆盖的面积有限,易发生血供不足,从而造成胎盘侵入子宫肌层,以获得足够血供。 窦晓青[11]通过分析25例前置胎盘并胎盘植入患者的资料,前置胎盘并胎盘植入患者中央性前置胎盘的比例为64.00%,显著高于仅置胎盘患者的31.33%;边缘性、部分性前置胎盘的比例(24.00%、12.00%)显著性低于仅置胎盘患者(55.42%、13.25%)。 Esakoff等[20]的研究发现多产、流产史等是前置胎盘发生胎盘植入的危险因素;Rosenberg等[21]的研究发现剖宫产史是前置胎盘发生胎盘植入的危险因素,胎盘植入的发生率随剖宫产次数增加而增大。 本组单因素分析发现:观察组中央性前置胎盘患者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进一步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 中央性前置胎盘是患者发生胎盘植入的独立危险因素(OR=10.761,P=0.000)。此外,本组研究发现前置胎盘患者年龄和孕龄并不是发生胎盘植入的危险因素。 但魏琳琳等[22]通过对137例胎盘前置患者和24例合并胎盘植入患者的分析发现:胎盘前置并胎盘植入患者年龄为(29.06±5.23)岁,显著高于仅胎盘前置患者的(26.98±4.89)岁;尤其是前置胎盘产妇年龄>35岁时,发生胎盘植入的概率较很大,而本研究发现年龄并不是前置胎盘发生胎盘植入的危险因素,分析原因:这可能是由于入选患者存在一定个体差异引起的。
植入因素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11年2月-2012年2月实行的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后实行冠状动脉造影的患者98例作为研究的对象,其中男77例,女21例,年龄49~77岁,平均(60.25±11.52)岁。全部患者都在本院实行了冠状支架植入手术。
1.2 方法
依据相关标准办法,对全部的患者进行冠脉内支架手术,并在手术之后都给予75 mg的氯吡格雷(如果所植入的是裸支架,那么就服用3个月,如果植入的是药物支架,那么就服用9~12个月)、100 mg的阿司匹林等,对患者进行药物规范治疗。
1.3 判断标准
残余狭窄小于等于30%,没有发生急性的并发症,且前向血流分级TIMI为Ⅲ级,表示手术成功。判断再狭窄的标准:患者在实行冠脉造影之后,得到的管腔内径与上一次实行介入治疗之后的管腔直径丧失情况相比较,要在50%以上时,则说明为再狭窄。
1.4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 18.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其中对单因素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样本无法达到正态的分布下,检验用;计数资料采用字2检验,采取Logistic多因素分析进行回归的分析,对其相对危险度(RR)以及95%可信限进行计算,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临床资料的单因素分析情况
本次研究中的98例患者,没有再狭窄的有71例,占总数的72.45%,有再狭窄的27例,占总数的27.55%,将患者的各项资料作为再狭窄的危险因素并对其分析,其中主要包括患者的年龄、性别,有无糖尿病、高血压,是否有吸烟(假使患者支架植入后戒烟,那么就将其划到无吸烟的一组)、喝酒(假使患者支架植入后戒酒,那么就将其划到无饮酒的一组),患者在实行第二次冠脉介入治疗之前的体重情况、低密度脂蛋白(LDL)、甘油三酯(TG),对患者的访问时间以及患者的高密度脂蛋白(HDL)等因素。在进行单因素分析时发现,药物支架组的再狭窄率比示裸支架组低,见表1。对于在狭窄组与物再狭窄组而言,以上所提及的危险因素没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2。
2.2 Logistic多因素对支架内再狭窄进行逐步性的回归分析
分析表明再狭窄的发生和患者吸烟与否、是否患有糖尿病、在进行第二次的冠脉介入治疗之前LDL-C的水平有关系,即正相关,和支架是药物涂层与否成负相关,见表3。
3 讨论
对于支架内再狭窄的预测因素,早期的一些研究已经指出。Abizard等[3]在对接受支架植入术的954例患者依据非糖尿病、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以及非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德国情况进行比较分析,相对于“靶病变血管重塑”而言,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的比例为28%,非糖尿病是16.3%,非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是17.6%,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明显高于其他两者。而Feo Ia等[4]在对支架植入手术的糖尿病患者进行对照并分析,认为最小管腔的直径较小时,将会使得内皮增生增加。Nishio等[5]在进行110例非选择性患者的logistic多因素分析时发现,再狭窄的危险因素之一就是糖尿病,其危险度为1.92,95%的可信限为25~2.95。在本次研究当中,通过对患者进行logistic多因素的回归性分析,对上述中的结果进行验证,并再次肯定糖尿病患者是支架内再狭窄的高发人群。
Sahara等[6]在对弥散型ISR以及局灶型ISR进行比较时,得出吸烟者比率是在76%~85%左右。在本次研究当中得出,不吸烟的患者要比吸烟患者出现ISR的危险性要低,并且将进行支架手术之后要戒烟的患者划分到不吸烟组中,说明在手术之后戒烟能够有效的避免会减少再狭窄的出现。
笔者通过研究发现药物支架与裸支架相对比,前者能够明显的改善再狭窄的情况,能够有效的避免该情况的发生。Aoki J等人对糖尿病患者裸支架植入或者是在药物支架植入之后的1年的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发现后者的再血管化率明显比前者的要低,其危险度是0.40[7]。一些患者实行支架植入,且自身伴有糖尿病,那么使用药物支架的效果会更好。在一次关于双盲安慰剂与他汀延缓斑块相对照的生长评估研究当中,对221例患者进行PTCA术后的分析,而对另一组患者使用安慰剂,在2年之后对其中有178例患者的进行冠状动脉造影,发现使用安慰剂的患者再狭窄发生率达到了38%,而使用普伐他汀患者的发生率是17%[8]。在本次研究中得出低密度脂蛋白是造成冠脉支架内再狭窄的一个预测因素,在支架手术之后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控制的程度将会对冠状支架内再狭窄的发生率产生直接的影响[9]。
本次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在进行支架术后极易出现再狭窄的症状,为避免或减少该症状,可以使用药物支架[10]。对LDL-C的水平进行控制并戒烟能够有效的控制支架植入术后出现支架内再狭窄的发生。
摘要：目的:探讨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后支架内再狭窄发生的危险因素。方法:选取本院2011年2月-2012年2月实行的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后施行冠状动脉造影的患者98例作为研究的对象,并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使用Logistic多因素对其进行逐步的分析。结果:分析表明再狭窄的发生和患者吸烟与否、是否患有糖尿病、在进行第二次的冠脉介入治疗之前LDL-C的水平有关系,即正相关,与之相对应的危险度是12.45、11.45及5.62,同时与支架是否为药物涂层成负相关,其危险度为0.02。结论:糖尿病患者在进行手术之后极其容易发生支架术后再狭窄的症状,为避免或减少该症状,可以使用药物支架。对LDL-C的水平进行控制并戒烟是支架植入术后患者避免支架内再狭窄的关键性因素。
关键词：冠状动脉疾病,冠状动脉再狭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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