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教育考试

国家教育考试（通用12篇）

国家教育考试 篇1

制度成本是一个综合性的成本指标体系。广义而言, 它涵盖了与制度有关的所有成本投入的总和。制度成本的概念衍生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范畴。科斯把交易成本仅仅看作是使用市场的成本亦即“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 德姆塞茨把它界定为“交换所有权的成本”。新制度经济学更广泛地把交易成本定义为包括所有与制度或组织的建立或变迁, 和制度或组织的使用有关的成本[1] 。

有人把制度成本依次划分为:制度的设计与创生成本、制度的运行成本、制度改进与变迁成本、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和物质成本等[2] 。每一项能预期带来收益的制度安排都需耗费成本, 但由于不同行为主体的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的差异, 它们对某一制度安排的收益和成本可能有不同的评价标准。

任何一项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最终都要落实到成本预算上, 不存在没有成本的制度, 国家教育考试制度也不例外。国家教育考试制度属于国家法律规定下的强制性制度, 国家和地方政府是制度的供给者, 就制度成本构成而言, 教育考试制度成本可以划分为制度生成成本、实施成本和机会成本;从成本承担主体角度可以划分为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

一、教育考试制度成本的构成

(一) 教育考试制度生成成本

教育考试制度生成成本也就是制度创立成本, 教育考试制度创立成本是制定制度时产生的规划设计成本、实施组织成本和摩擦成本。

(1) 教育考试制度规划成本包含调研成本、计划成本等。

调研成本涉及到对调研对象的考查。这主要指该项国家教育考试制度所涉及到的学生、所学课程以及招生数量等。以高考制度为例, 会涉及到同一省 (市、自治区) 不同地区的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课程设置情况。计划成本涉及到制度设计本身的计划成本, 还涉及到课程规划成本, 因为课程规划是与考试相对应的, 课程规划的改变就会引起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改变。

(2) 实施组织成本, 包括组织建立成本和组织考试的成本。

我国教育考试组织建立成本是与教育考试机构以及教育机构相依托的。四级国家教育考试管理机构是教育部考试中心和下级各省 (市、自治区) 考试院以及地市和县级招生办公室。在国家教育考试中组织实施成本也不同。在国家教育机会市场中所对应的教育考试制度的制定分属于不同的教育考试组织机构, 属于全国性的国家教育考试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制定, 高考和大部分自学考试的制度、资格考试制度由省 (市、自治区) 考试院第二级考试机构制定, 中考制度是由第三级教育考试机构地市级教研室等机构制定。一至三级教育考试机构不仅有不同教育考试制度的制定职责而且要承担相应考试的行政监督管理, 所以既有制度制定的成本又有组织管理实施的成本。第四级考试机构县招生办公室只是具体实施考试活动的组织机构, 不具有制定考试制度成本, 只发生考试实施成本。

(3) 摩擦成本。

摩擦成本是消除制度变革阻力的成本和制度变革及其变迁造成的损失。按照樊纲的观点, 制度总成本 (TC) 等于实施成本 (IC) 加摩擦成本 (FC) [3] 。国家教育考试制度改革中的摩擦成本是由“改革阻力”而引起的损失。这种损失可以有多种形式。

首先, 一部分人为了不使自己的利益受损, 阻挡改革既有的不合理的制度, 造成教育不公平。例如, 高考制度中的一些违背教育公平的加分政策, 考生某些身份差异造成的录取分数差别等。

其次, 改革进程开始以后, 也会遇到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各种各样的抵抗, 造成种种损失。对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带来的压力, 有来自利益集团的和同行业的既得利益保护。典型的例子如重点学校省部共建过程中, 招生名额的分配问题, 体现了利益的博弈, 存在着教育资源与教育权力寻租现象。比较分属各地的全国重点大学近年来招生名额分配情况, 可以看出重点大学普遍存在招生属地化现象。司洪昌对重点大学招生本地化现象做了实证研究:全国大致呈现出四个梯度的差异, 不同的地区处在不同梯度的层级线上。北京位于第一梯度, 天津、重庆、陕西, 东北地区处于第二梯度, 上海、江苏、湖北处于第三梯度, 而山东、浙江等处于第四梯度。作为第一梯度的北京重点高校, 本地招生比例维持在10%左右, 最高没有超出15%的比例;天津、重庆、陕西、东北地区的重点大学本地招生比例大部分在30%上下浮动;上海、江苏、湖北地区大致处于第三梯度, 对当地招生的比例一般维持在45%上下;招生本地化最严重的是重点大学较少、但人口众多的东部大省区, 如浙江、山东、广东等地的国立大学的招生属地化现象已经接近或超出了60%的比例, 处在第四梯度线上[4] 。重点大学招生属地化会给基于教育公平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带来重大阻力, 教育部要求各部属高校在属地招生计划比例一律不得提高, 超过30%的应逐步回调至30%以内[5] 。这种强制性制度要求使得地方保护主义式的自身利益集团的抵抗在逐步消弱。导致这种属地化的原因主要是合并共建和权力腐败等。

大学合并加强了重点大学属地化。如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一些部属高校, 都曾合并过一些地方高校, 致使地方生源比例随之增加。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为地方大学走向重点大学中的招生考试制度的路径依赖行为。但是作为合并后的重点大学面向全国招生, 逐步减少属地化招生才是提升重点大学精神的本质要求。本地利益与全国教育资源的均衡是合并大学的局部与全局博弈的结果, 体现在国家教育考试制度上就是招生名额分配的不均衡。

权力腐败导致重点大学属地化。权力腐败在招生考试中主要体现在高校招生降分的分数市场化行为。高校招生有几类降分录取:一是定向生, 省属院校可按规定的录取线下降20分, 收费少则1.5万元, 有的重点名校高达10万元以上。定向生并不定向, 已是公开的秘密, 可这种指标仍一年年由有关部门郑重下达。二是“二级学院”, 各校收费标准不一, 大体3-8万元不等, 录取线则按生源多少而定, 可以降100分甚至更多。三是“专升本”, 收费一般在1万元左右[6] 。

共建大学的招生补偿导致重点大学属地化。在共建大学中由于地方政府出资办学, 使作为招生考试制度核心的招生名额有了交换的空间。大学为了解决教育资源短缺与地方政府共建, 使得作为教育公平资源体现的招生名额在共建中寻租, 这样大学为了克服教育改革的阻力而用教育考试制度资源进行“补偿”, 这也是国家教育考试制度改革的一种特殊的成本支出。这些“补偿成本”与教育考试制度改革而形成的成本之间, 存在着一种颇为复杂的正向关系。比如, 地方教育经济资源补偿增加, 名额分配的不公正性增加, 其他省招生名额减少, 基于教育公平的国家教育考试制度改革时间延缓导致改革成本增加;所以地方共建补偿经费越多, 重点大学招生属地化倾向越明显, 国家教育考试制度改革成本就越大。部属院校二级学院也是地方政府与之共建的结果。只是这种共建地方政府是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和部属院校的品牌相结合形成的产权不明晰的组织形式。在这种二级学院中也存在一种隐性的国家教育考试制度改革的补偿成本。一方面, 名校有教育制度对大学自立的约束, 二级学院一定程度上稀释了本部的教育资源, 影响本部办学的知名度与品牌;另一方面, 又有实现局部利益的冲动, 即通过二级学院的招生名额扩大和学费增加扩大办学的经济效益。所有这些都会增加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摩擦成本。

(4) 教育考试制度实施成本也称制度维持成本。

教育考试制度实施成本包括招生考试制度宣传成本、考试制度执行的监督成本和奖惩成本。招生考试制度宣传成本除教育考试机构的文件、网站宣传以外, 一定程度上转嫁给了考生、学校和家长。考生通过购买《考试说明》和《招生填报志愿指南》等资料费用、上网费用承担了招生制度宣传费用。考试制度执行的监督成本, 体现在组织考试的相关机构对《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18号, 执行时间:2004年5月19日) 或地方法规等教育考试法规规定的教育考试违规、违法行为的监督处罚成本。从《重庆市国家教育考试条例》第七章《法律责任》第四十一至第四十七条的规定, 可以看出教育考试机构和相关执法机构的几种处罚成本。一是行政处罚成本 (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 , 对考试工作人员、考试组织的行政处罚以及对学生考试机会或考试资格取消的处罚成本;二是刑事处罚成本 (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 , 追究相关违法主体的刑事责任;三是民事处罚成本 (第四十五条) , 例如, 重庆市对所谓的“枪手”替考行为可以“由市教育考试机构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的经济处罚的执行成本。

(5) 教育考试制度机会成本。

这是指选择了一种国家教育考试制度就会放弃另外可以选择的教育考试制度的机会, 这也会带来相应的机会成本。比如, 高考选择了单一的考试选拔的制度就放弃了自主招生选拔制度的机会或者直接推荐制度的机会。教育考试制度机会成本主要是由考试主体的考生和招生学校来承担的。考生可能由于一种制度的执行得到或失去某种教育机会, 招生学校也可能由于一种教育考试制度的执行得到或失去招收某些适合或者不适合本校教育的“优秀学生”的机会。

(二) 单项考试制度衍生成本

按照财政学的理论, 任何制度最终都要落实到具体的任务和行为上, 这些任务的完成和行为的发生都需要成本, 所以每一项制度的执行都会衍生一定的成本, 这种成本我们把它称为制度的衍生成本。在国家教育考试制度中, 最典型的考试制度是高考制度和自学考试制度。高考制度是典型的大规模选拔性教育考试制度, 而自学考试制度是大规模水平性教育考试制度。从这两种考试制度中衍生的成本还有考试行为本身的成本。虽然这不是教育考试制度成本, 但是由于这种考试制度规定了考试收费的政府定价, 可以看作是教育考试制度的衍生成本。如《重庆市国家教育考试条例》第九条规定, 考生享有下列权利:“知悉考试科目、时间、地点、收费等信息”。衍生成本的收入是考生的报考费和财政支出, 当教育考试作完全市场服务时, 考生应该承担全部衍生成本;当教育考试服务不是完全公共品, 考生报名费只承担部分成本。

二、教育考试制度成本分析的意义

对教育考试制度成本进行分析使制度的制定具有效益观, 特别是对建立机构招生考试计量模型具有以下政策指导意义。

厘清成本属性与提供关系的意义。我国教育考试成本主要是由政府定价的形式决定, 基本程序是教育考试部门申请, 报请政府物价部门审批, 至于物价部门是如何审核并决定每一种考试成本的标准的, 缺少成本核算和一定的听证制度。教育考试成本属性决定了费用的承担主体, 不同的教育属性, 决定了不同的教育考试的属性, 也就决定了不同教育考试成本的属性。当9年制教育成为义务教育时, 初中的毕业考试 (会考) 应该属于义务教育之内的教育测量, 属于义务教育阶段的一部分, 应该由义务教育的公共品提供, 所有费用应该按照国家《义务教育法》规定, 实行免费制度。同理, 如果有些地区已经把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阶段, 中考可以取消或者考试不应该收费。例如上海在全国所有高考收费中最低 (25元) , 这与上海的义务教育普及水平有关。上海到“2000年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使基础教育的普及水平和受教育年限提高一个层次”[7] 。高考在上海属于义务教育的终结考试, 具有强公共产品属性。现行阶段, 中考是进入高中阶段的教育选拔考试, 是基于义务教育已经结束以后的选拔考试。高中教育在全国范围还不是普遍的义务教育, 非义务教育属于准公共品, 准公共品不是完全市场化的商品, 既不能完全由市场提供, 也不能完全由政府免费提供, 而应该由政府定价提供。高等教育由于有很好的个人预期收益率, 个人也要分担成本, 所以考生有必要分担一定的考试成本。

制定考试收费原则的意义。按照能力大小支付原则, 低收入者少负担, 对农村或者低收入者教育考试费可以少收或者免收, 以避免他们因为报考费的困难而不能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例如, 2008年四川大地震对考生免除考试报名费和沈阳对低保家庭经济困难考生的高考报名费实行减免政策。

考试收费定价的指导意义。考试组织机构招生考试成本的相关研究对政府正确定价具有政策理论依据, 弄清学生考试收费支出及其使用情况对于解答社会和家长对教育招生考试报考费的使用产生的疑惑有政策指导意义。

摘要：国家教育考试制度与劳动力市场和教育机会市场相关联。教育考试制度成本包括创立成本和制度衍生成本。教育考试制度创立成本包括制定制度设计成本、实施组织成本、制度实施成本、摩擦成本。制度衍生成本是某种考试制度规定下的考试成本。分析国家教育考试成本对厘清成本属性与提供关系、制定收费原则、收费定价都具有政策指导意义。

关键词：国家教育考试制度,制度成本,创立成本,衍生成本

参考文献

[1][美]埃瑞克.G.菲吕博顿, [德]鲁道夫.瑞切特 (孙经纬, 译) .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8:8.

[2]于喜繁, 制度成本与社会主体的理性选择[J].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8, (2) :33.

[3]樊纲.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J].经济研究, 1993, (1) :9.

[4]司洪昌.国立大学招生属地化:蚕食国家利益[J].教育与职业2007, (1) :22.

[5]国小华.北京高校何不“兼济天下?”[EB/OL].news.xinhuanet.com/comm ents/2008-05/05/com

[6]刘欣森.专家呼吁遏制教育公平性的恶化趋向[N].中国青年报, 2005-02-02.

[7]蒋鸣和, 胡瑞文.一流城市一流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113.

国家教育考试 篇2

第二章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

第五条考生不遵守考场纪律，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安排与要求，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考试违纪：

(一)携带与考试无关的物品进入考场或者未放在指定位置的；

(二)未在规定的考点、考场和座位参加考试的；

(三)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者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的；

(四)在考试过程中旁窥、交头接耳、互打暗号或者手势的；

(五)在考场或者教育考试机构禁止的范围内，喧哗、吸烟或者实施其他影响考场秩序的行为的；

(六)未经考试工作人员同意在考试过程中擅自离开考场的；

(七)将试卷、答卷(含答题卡、答题纸等，下同)、草稿纸等考试用纸带出考场的；

(八)用规定以外的笔或者纸答题或者在试卷规定以外的地方书写姓名、考号或者以其他方式在答卷上标记信息的；

(九)其他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的行为；

第六条考生破坏考试的公平、公正，以非法手段获得或者试图获得试题答案、考试成绩，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

(一)故意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文字材料或者存储与考试内容相关资料的电子设备参加考试的；

(二)抄袭或者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者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的；

(三)抢夺、偷取他人试卷、答卷或者强迫他人为自己抄袭提供方便的；

(四)在考试过程中使用通讯、电子设备或者利用其他工具、方式传递试题答案、信息的；

(五)由他人冒名顶替参加考试的；

(六)故意销毁试卷、答案的；

(七)在答案上填写与本人身份不符的姓名、考号等信息的；

(八)其他以欺骗手段获得试题答案或者考试成绩的作弊行为。

第七条教育考试机构、考试工作人员在考试过程中或者在考试结束后发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直接相关的考生实施了考试作弊行为：

(一)通过伪造证件、证明、档案及其他材料非法获得考试资格和考试成绩的；

(二)评卷过程中被发现同一科目同一考场有两份以上(含两份)答卷答案基本雷同的；

(三)考场纪律混乱、考试秩序失控，出现大面积考试作弊现象的；

(四)考试工作人员协助实施作弊行为，事后查实的；

第八条考生及其他人员应当自觉维护考试工作场所的秩序，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管理，不得有下列扰乱考场工作秩序的行为；

(一)故意扰乱考点、考场、评卷场所等考试工作场所秩序；

(二)无理拒绝、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管理职责；

(三)威胁、侮辱、诽谤、诬陷考试工作人员或其他考生；

(四)其他扰乱考试管理秩序的行为。

第九条考生有第五条所列考试违纪行为之一的，取消该科目的考试的成绩。

考生有第六条、第七条所列考试作弊行为之一的，其当次报名参加考试的各科成绩无效。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篇3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国家教育考试是指普通和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确定实施，由经批准的教育考试机构承办，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举行的教育考试。

第三条 对参加国家教育考试的考生以及考试工作人员、其他相关人员，违反考试管理规定和考场纪律，影响考试公平、公正行为的认定与处理，适用本办法。

对国家教育考试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应当公开公平、合法适当。

第四条 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全国或者本地区国家教育考试组织工作的管理与监督。

承办国家教育考试的各级教育考试机构负责有关考试的具体实施，依据本办法，负责对考试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

第五条 考生不遵守考场纪律，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安排与要求，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考试违纪：

（一）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或者未放在指定位置的；

（二）未在规定的座位参加考试的；

（三）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者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的；

（四）在考试过程中旁窥、交头接耳、互打暗号或者手势的；

（五）在考场或者教育考试机构禁止的范围内，喧哗、吸烟或者实施其他影响考场秩序的行为的；

（六）未经考试工作人员同意在考试过程中擅自离开考场的；

（七）将试卷、答卷（含答题卡、答题纸等，下同）、草稿纸等考试用纸带出考场的；

（八）用规定以外的笔或者纸答题或者在试卷规定以外的地方书写姓名、考号或者以其他方式在答卷上标记信息的；

（九）其他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的行为。

第六条 考生违背考试公平、公正原则，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或者试图获得试题答案、考试成绩，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

（一）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文字材料或者存储有与考试内容相关资料的电子设备参加考试的；

（二）抄袭或者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者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的；

（三）抢夺、窃取他人试卷、答卷或者强迫他人为自己抄袭提供方便的；

（四）在考试过程中使用通讯设备的；

（五）由他人冒名代替参加考试的；

（六）故意销毁试卷、答卷或者考试材料的；

（七）在答卷上填写与本人身份不符的姓名、考号等信息的；

（八）传、接物品或者交换试卷、答卷、草稿纸的；

（九）其它作弊行为。

第七条 教育考试机构、考试工作人员在考试过程中或者在考试结束后发现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相关的考生实施了考试作弊行为：

（一）通过伪造证件、证明、档案及其他材料获得考试资格和考试成绩的；

（二）评卷过程中被发现同一科目同一考场有两份以上（含两份）答卷答案雷同的；

（三）考场纪律混乱、考试秩序失控，出现大面积考试作弊现象的；

（四）考试工作人员协助实施作弊行为，事后查实的；

（五）其它应认定为作弊的行为。

第八条 考生及其它人员应当自觉维护考试工作场所的秩序，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管理，不得有下列扰乱考场及考试工作场所秩序的行为：

（一）故意扰乱考点、考场、评卷场所等考试工作场所秩序；

（二）拒绝、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管理职责；

（三）威胁、侮辱、诽谤、诬陷考试工作人员或其它考生；

（四）其它扰乱考试管理秩序的行为。

第九条 考生有第五条所列考试违纪行为之一的，取消该科目的考试成绩。

考生有第六条、第七条所列考试作弊行为之一的，其当次报名参加考试的各科成绩无效；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视情节轻重，可同时给予停考一至三年，或者延迟毕业时间一至三年的处理，停考期间考试成绩无效。

第十条 考生有第八条所列行为之一的，应当终止其继续参加本科目考试，其当次报名参加考试的各科成绩无效；考生及其他人员的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考生以作弊行为获得的考试成绩并由此取得相应的学位证书、学历证书及其他学业证书、资格资质证书或者入学资格的，由证书颁发机关宣布证书无效，责令收回证书或者予以没收；已经被录取或者入学的，由录取学校取消录取资格或者其学籍。

第十二条 代替他人或由他人代替参加国家教育考试，是在校生的，由所在学校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学籍；其它人员，由教育考试机构建议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直至开除或解聘，教育考试机构按照作弊行为记录并向有关单位公开其个人基本信息。

第十三条 考试工作人员应当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在考试管理、组织及评卷等工作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停止其参加当年及下一年度的国家教育考试工作，并由教育考试机构或者建议其所在单位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一）应回避考试工作却隐瞒不报的；

（二）擅自变更考试时间、地点或者考试安排的；

（三）提示或暗示考生答题的；

（四）擅自将试题、答卷或者有关内容带出考场或者传递给他人的；

（五）在评卷、统分中严重失职，造成明显的错评、漏评或者积分误差的；

（六）在评卷中擅自更改评分细则或者不按评分细则进行评卷的；

（七）因未认真履行职责，造成所负责考场出现雷同卷的；

（八）擅自泄露评卷、统分等应予保密的情况的；

（九）其它违反监考、评卷等管理规定的行为。

第十四条 考试工作人员有下列作弊行为之一的，应当停止其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工作，由教育考试机构或者其所在单位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并调离考试工作岗位；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为不具备参加国家教育考试条件的人员提供假证明、证件、档案，使其取得考试资格或者考试工作人员资格的；

（二）因玩忽职守，致使考生未能如期参加考试的或者使考试工作遭受重大损失的；

（三）利用监考或者从事考试工作之便，为考生作弊提供条件的；

（四）伪造、变造考生档案（含电子档案）的；

（五）在场外组织答卷、为考生提供答案的；

（六）指使、纵容或者伙同他人作弊的；

（七）偷换、涂改考生答卷、考试成绩或者考场原始记录材料的；

（八）擅自更改或者编造、虚报考试数据、信息的；

（九）利用考试工作便利，索贿、受贿、以权徇私的；

（十）诬陷、打击报复考生的。

第十五条 因教育考试机构管理混乱、考试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考点或者考场纪律混乱，作弊现象严重；或者同一考点同一时间的考试有五分之一（含五分之一）以上考场存在雷同卷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取消该考点当年及下一年度承办国家教育考试的资格；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区内一个或者一个以上专业考试纪律混乱，作弊现象严重，由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管理机构给予该考区警告或者停考该考区相应专业一至三年的处理。

对出现大规模作弊情况的考场、考点的相关责任人、负责人及所属考区的负责人，有关部门应当分别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违反保密规定，造成国家教育考试的试题、答案及评分参考（包括副题及其答案及评分参考，下同）丢失、泄密，或者使考生答卷在保密期限内发生重大事故的，由有关部门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责任人和有关负责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盗窃、损毁、传播在保密期限内的国家教育考试试题、答案及评分参考、考生答卷、考试成绩的，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在职人员及其它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教育考试机构建议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由有关部门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指使、纵容、授意考试工作人员放松考试纪律，致使考场秩序混乱、作弊严重的；

（二）代替他人或者由他人代替参加国家教育考试的；

（三）参与或者组织他人进行考试作弊的；

（四）利用职权，包庇、掩盖作弊行为或者胁迫他人作弊的；

（五）以打击、报复、诬陷、威胁等手段侵犯考试工作人员、考生人身权利的；

（六）向考试工作人员行贿的；

（七）故意损坏考试设施的；

（八）扰乱、妨碍考场、评卷点及有关考试工作场所秩序后果严重的。

第十八条 考试工作人员在考试过程中发现考生实施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所列考试违纪、作弊行为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并如实记录；对考生用于作弊的材料、工具等，应予暂扣。

考生违规记录作为认定考生违规事实的依据，应当由两名以上（含两名）监考员或者考场巡视员、督考员签字确认。

考试工作人员应当向违纪考生告知违规记录的内容，对暂扣的考生物品应填写收据。

第十九条 教育考试机构发现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所列行为的，应当由两名以上（含两名）工作人员进行事实调查，收集、保存相应的证据材料，并在调查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对所涉及考生的违规行为进行认定。

第二十条 考点汇总考生违规记录，汇总情况经考点主考签字认定后，报送上级教育考试机构依据本办法的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一条 考生在普通和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出现第五条所列考试违纪行为的，由省级教育考试机构或者地（市）级教育考试机构做出处理决定，由地（市）级教育考试机构做出的处理决定应报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备案；出现第六条、第七条所列考试作弊行为的，由地（市）级教育考试机构签署意见，报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处理，省级教育考试机构也可以要求地（市）级教育考试机构报送材料及证据，直接进行处理；出现本办法第八条所列扰乱考试秩序行为的，由地（市）级教育考试机构签署意见，报省级教育考试机构按照前款规定处理，对考生及其他人员违反治安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由当地公安部门处理；评卷过程中发现考生有本办法第七条所列考试作弊行为的，由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做出处理决定，并通知地（市）级教育考试机构。

参加其它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违规行为的处理由承办有关国家教育考试的考试机构参照前款规定具体确定。

第二十二条 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考点、考场出现大面积作弊情况或者需要对教育考试机构实施监督的情况下，应当直接介入调查和处理。

发生第十四、十五、十六条所列案件，情节严重的，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处理，并及时报告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必要时，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参与或者直接进行处理。

第二十三条 考试工作人员在考场、考点及评卷过程中有违反本办法的行为的，考点主考、评卷点负责人应当暂停其工作，并报相应的教育考试机构处理。

第二十四条 在其它与考试相关的场所违反有关规定的考生，由地（市）级教育考试机构或者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做出处理决定；地（市）级教育考试机构做出的处理决定应报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备案。

在其他与考试相关的场所违反有关规定的考试工作人员，由所在单位根据地（市）级教育考试机构或者省级教育考试机构提出的处理意见，进行处理，处理结果应当向提出处理的教育考试机构通报。

第二十五条 教育考试机构在对考试违规的个人或者单位做出处理决定前，应当复核违规事实和相关证据，告知被处理人或者单位做出处理决定的理由和依据；被处理人或者单位对所认定的违规事实认定存在异议的，应当给予其陈述和申辩的机会。

被处理人受到停考处理的，可以要求举行听证。

第二十六条 教育考试机构做出处理决定应制作考试违规处理决定书，载明被处理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处理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处理决定的内容、救济途径以及做出处理决定的机构名称和做出处理决定的时间。

考试违规处理决定书应当及时送达被处理人。

第二十七条 考生或者考试工作人员对教育考试机构做出的违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其上一级教育考试机构提出复核申请；对省级教育考试机构或者承办国家教育考试的机构做出的处理决定不服的，也可以向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者授权承担国家教育考试的主管部门提出复核申请。

第二十八条 受理复核申请的教育考试机构、教育行政部门应对处理决定所认定的违规事实和适用的依据等进行审查，并在受理后三十日内，按照下列规定作出复核决定：

（一）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

（二）处理决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决定撤销或者变更：

１．违规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

２．适用依据错误的；

３．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处理程序的。

做出决定的教育考试机构对因错误的处理决定给考生造成的损失，应当予以补救。

第二十九条 申请人对复核决定或者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据《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第三十条 教育考试机构应当建立考生诚信档案，记录、保留在国家教育考试中作弊考生的相关信息。

教育考试机构应当接受社会有关方面对考生诚信档案的查询，并及时向招生机构提供相关信息。

第三十一条 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应当及时汇总本地区违反规定的考生及考试工作人员的处理情况，并向国家教育考试机构报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考场是指实施考试的封闭空间；所称考点是指设置若干考场独立进行考务活动的特定场所；所称考区是指由省级教育考试机构设置，由若干考点组成，进行国家教育考试实施工作的特定地区。

第三十三条 非全日制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考试、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及其它各级各类教育考试的违规处理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国家教育考试 篇4

关键词：国家司法考试,法学教育,困境

自2008年开始, 普通高校在校四年级法学专业学生被允许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这给我国大学本科法学教育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甚至是危机;但是, 如果能够化挑战为动力, 抓住机遇, 进一步探讨形成我国目前法学教育困境的原因, 对法学教育本身进行改革, 寻找最佳方案, 就有可能推动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 繁荣法学事业。

一、国家司法考试背景下造成法学教育困境的原因

伴随着改革开放, 我国法学教育的二元格局 (专门院校与综合性大学相结合) 也得以恢复。30多年来, 我国法学教育逐渐形成如下特色:以学科为主导, 重视逻辑推理与规范分析, 尤其重视理论分析。在普通高校在校四年级学生被允许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之前, 我国高校各个法学院系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这些各具特色的法学教育, 有利于培养和造就各类国家需要的法学人才。

最近几年, 由于普通高校在校四年级法学专业学生被允许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法学教育百花齐放局面正逐渐被打破[1]。目前, 我国的本科法学教育和其他本科专业教育模式基本相同:以课本知识的单向教育为主, 课堂教学主要讲解各法学课程的概念、原理、体系和结构, 这与侧重法条、司法解释和实际应用的国家司法考试大相径庭。由于国家司法考试“指挥棒”对法学专业大学生的巨大引导作用, 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逐渐失去对学生的吸引力, 甚至“价值贬值”, 法学教育的困境由此产生。为了应对司法考试, 部分法学院系的法学教育逐渐变成应试教育。

二、应试式本科法学教育的危害

近几年, 在校本科大学生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的时间, 一般是在大四上学期刚开始的9月中下旬。为了准备司法考试, 法学专业的大学生必须拿出整个大三全学年时间复习迎考, 甚至从大二年级就开始准备。在复习迎考期间的大三两个学期, 无论选修课还是必修课, 专业课还是公共课, 只要与司法考试无关或者关系不大, 都会受到学生的冷遇:要么上选修课者寥寥无几;要么在课堂上, 部分学生不听教师讲课, 而是专心看司法考试资料。学生最热心的是各类司法考试培训班, 听课的劲头大。

目前, 在我国高校教师教学效果评价中, 大多是学生主导型:学生的评价在教师教学评估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 部分教师可能会屈从学生司法考试的需求, 对教学内容作重大调整:即使是法学本科教学大纲要求的内容, 甚至是重点基础理论内容, 只要是司法考试基本不考或很少考到的内容, 只能轻描淡写地点一下或者干脆放弃。“很多教师放弃了对学生法学理论素养的培养, 转而以司法考试为目标, 运用最实用的题海战术, 为司法考试做准备。这种教学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是机械型、记忆型的, 而非学术型、思想型的, 这是一种非常令人担忧的不良趋势”[2]。

我们曾经对部分高校法学专业学生做过调查与统计:近几年来, 学生上培训班的课程量已接近甚至超过课堂教学的总和;对一个应届法学本科毕业生来说, 其大多数法学知识来自于司法考试资料或培训班, 绝大多数是司法考试的重点知识、重点法条和司法解释。因此, 部分高校的法学教育几乎成为“司法考试培训班”!其实质就是一种“应试教育”。

应试式法学教育对提高学生司法考试的通过率具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其消极影响也不能漠视。国家司法考试是通过考试选拔人员从事特定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 它侧重法律职业素质、职业道德和职业意识的考核。本科法学教育是一种学科教育, 是专业、职业和法学素质相结合的教育, 它目的是要学生掌握系统的法学理论体系和全面的法律知识, 培养能够满足社会各个方面需要的法律人才。因此, 本科法学教育教学目的与司法考试选拔目的是不同的, 有一定的矛盾是正常的。本科法学教育应当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 以更好地实现自身的教育功能。如果本科法学教育全面围绕着司法考试进行, 删减与司法考试无关的公共课程或专业课程, 而仅仅局限于十几门司法考试科目, 甚至将法学课堂变成司法考试培训班, 那么就不能构建学生的法学理论体系, 学生的法律知识也是支离破碎的, 本科法学教育功能就根本无法实现。长此以往, 这种应试式法学教育不仅不能保证学生掌握系统的法学基本知识、良好的法学理论素养和法律思维能力, 而且也不能有效地训练学生具有真正的思考、判断和处理法律事务的能力, 从而导致整个法律从业者法律素质的下降, 繁荣我国法学事业的目标更是无法实现。

三、国家司法考试背景下本科法学教育的应对

在国家司法考试背景下, 法学本科教育的最佳应对办法是自身的改革。本科法学教育改革主要包括教学内容的改革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一) 本科法学教学内容的改革

要实现法学教育与司法实践和司法考试的“和谐”, 首先要对法学教育的目的、任务有一个完整的把握。法学教育的基本目的在于使法律人能够认识法律, 具有法律思维、解决争议的能力[3]。

法学教育是以传授法律知识、训练法律思维、培养合格法律专业人才为内容的教育活动[4]。法学教育面临的两项根本任务是要针对中国的社会发展需求, 培养更多的合格法律人;是基于中国法治实践的经验, 面对中国问题, 对中国的法律制度、法治经验和做法予以具有知识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系统阐述, 使其成为中国当代文化、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5]。

本科法学教学内容改革, 必须兼顾学科教学与司法考试等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 本科法学各科教学内容在保持学科特点的基础上, 要尽量涵盖司法考试大纲的全部内容, 在原有基础上结合司法考试内容进行重组与更新。法学教育可以借助司法考试带来的机遇, 改变长期以来本科法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重理论、轻规范分析以及缺乏实践的弊端, 适当减少理论性课程, 增加对规范分析和司法解释的学习和训练, 相应延长有关实践环节课时。

(二) 本科法学教学方法的改革

改革本科法学教学方法, 是解决传统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矛盾的重要环节。结合本科法学教育特点和国家司法考试要求, 本科法学教学方法的改革可以从规范分析法和案例教学法两方面着手。

1. 规范分析法。

法律规范既是司法考试的重点, 也是学习法学理论必不可少的。掌握法律规范分析方法, 必须以多种方式引导学生分析法条中所包含的法律规范, 关键是要掌握法律规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 分析规范相互之间的效力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的实施状况等, 做到理论讲解和规范分析相结合。例如:在讲授“民法概论”时, 学生必须通读我国的《民法通则》, 教师也要结合其中的重点法条进行讲授。同样, 在讲授“知识产权法”时, 我国的《著作权法》、《专利法》和《商标法》等法律条文也是必须重点分析的。

2. 案例教学法。

法学案例教学法是对英美法系的判例教学法和大陆法系的讲授法的合理改进及创造, 是一种适合于我国法学教育实际的法学本科学科教学方法。由于司法考试的很多题目都是以案例为题干, 因此, 法学案例教学法是调和学科教育和司法考试矛盾、达到双方“和谐”的教学方法之一。

法学案例教学法是指在法学课堂教学中, 通过教师的引导和学生的参与, 利用分析、讨论司法案例, 达到让学生理解法律、运用法理分析和探讨法律问题, 以及提高学生能力的教学方法。法学案例教学法之所以深受学生欢迎, 是因为其形式可以灵活多样, 例如:庭审观摩、模拟法庭等。

(1) 庭审观摩式。这种模式是指教师根据教学内容需要, 提前筛选好相关案件, 组织学生到法院的法庭、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庭等司法裁判场所进行旁听观摩, 然后组织学生对司法裁判进行讨论, 最后教师在此基础上给予总结评估。旁听观摩司法裁判, 可以让学生以切实的感受, 加深理解法学理论、司法裁判程序和其他相关法学知识。由于是身临其境地了解、熟悉并感知司法裁判程序, 学生对所学习和了解的知识往往印象深刻, 记忆恒久。此后如果遇到类似的法律事务也能够从容应对, 找到较好的解决办法;或者在司法考试时遇到相似司法考试题目, 也能够很快形成解题思路, 找到问题答案。

(2) 模拟法庭式。模拟法庭这一教学方式有如案件庭审演习, 使用这种教学方法之前教师要指导学生以司法实践中的法庭审判为原型设计庭审“剧本”, 做好庭审准备, 然后在教师的指导下组成模拟法庭, 由学生扮演案件庭审中的各种角色, 按照提前准备的“剧本”, 模拟审判某一案件。在这种教学方式中, 学生能够以诉讼中的各种不同身份, 自己设计“剧本”, 起草各种司法文书, 参与准备各种庭审材料, 参加诉讼活动的每个环节。通过模拟法庭式教学, 既可以在短期内让学生学到很多法律知识, 又可以极大地训练学生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 特别是能够使学生分析问题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与书面表达能力、辩论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等多种能力得到提高, 使学生在做中学, 在学中做, 可以增强学生的法学课程学习和准备司法考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总之, 国家司法考试之于法学教育既是挑战, 更是机遇。这些困境和挑战可以成为加快我国大学本科法学教育改革的动力, 进而促进法学教育的发展和法学事业的繁荣。

参考文献

[1][2]彭俊.矛盾与消解:司法考试背景下的法学教育[J].法制与社会, 2012, (4) .

[3]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18.

[4]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7.

国家教育考试违纪舞弊典型案例 篇5

1、河南濮阳高考利用通讯工具团伙作弊案

案情经过：２００４年高考前,濮阳三中政教处副主任田春山等7人有计划、有目的的向考生收取了20万元，承诺在考试中提供方便或传递答案，同时用金钱买通多名监考教师共同参与作弊。考试期间，该团伙利用数码相机拍照和直接抄写等方式将试题传出考场，由安排好的人员做出答案，再以手机短信、彩信等形式传给交钱的学生。考试结束后，该团伙分别付给监考教师10多万元，田春山等7人分别得到了8000余元。

查处结果：取消濮阳县三中考点两年内承办国家教育考试的资格。濮阳市教育局局长张秋郎行政记大过；濮阳市教育局副局长解朝聘（分管高招）行政降级，调离教育部门；濮阳县委副书记、考区主任高朝亮党内严重警告；濮阳县副县长、考区副主任张宏行政降级，责令其辞去副县长职务；濮阳县教育局局长、党组书记，考区副主任、濮阳三中考点主考赵同法撤销党内外职务；濮阳县三中校长、党支部书记，濮阳三中考点副主任王仁忠撤销党内外职务；南乐县一中副校长、党支部委员，濮阳三中考点副主考杨双立撤销党内外职务；田春山、肖付印等7名组考人员分别被判处二年、一年、拘役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案例分析：本案是一起典型的为牟取经济利益，有组织、有目的的利用现代通讯工具团伙作弊案件。一方面说明个别组考人员法

3、吉林乾安高考舞弊案

案情经过：2008年高考前，乾安县文化局原副局长孙庆福为了使子由他人替考行为能够得逞，找到时任副县长、考区主任侯丽秋请求“关照”，并送给侯人民币2万元作为酬谢。8日上午，松原市乾安高考巡视组在县一中巡视时清理出多名涉嫌替考人员（孙庆福儿子也在其中），收缴了准考证并移交给考区处理。应孙庆福请求，侯丽秋找到考点主考、教育局原副局长于占武，要回了孙庆福儿子的准考证。事后巡视组也未对涉嫌替考人员和乾安县考区处理结果进行追查。孙庆福儿子当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录取。

查处结果：松原市政府决定撤销侯丽秋副县长职务；纪检监察部门分别给予文化局原副局长孙庆福留党察看二年、行政撤职处分；教育局原副局长于占武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免职处分；教育局党委副书记、时任区巡视组组长张伟党内警告处分。孙庆福儿子被取消录取资格。

案例分析：这是一起典型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的案例。本案中身为考区主任、副县长侯丽秋以及考点主考、教育局副局长于占武等人法律意识淡薄，缺乏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在组考工作中不仅没有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还利用职权和职务为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甚至公然包庇纵容替考人员，丧失了一名领导干部应有的准则。而时任考区巡视组组长、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张伟虽清查出涉嫌替考人员，却未作跟踪调查，对处理结果置若罔闻，反映出该考区领导不力、监管缺位、措施不实，导致了发生严重违规违纪行为。

办主任岳桂启、副主任耿兰彬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曹县一中校长汪洪洋党内严重警告、行政撤职处分；副校长孙宁、张立党、苑金岭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

案例分析：本案反映出曹县政府、教委、招生办领导对全县的高考工作缺乏严密组织措施，在报名工作中，没有严格按照上级要求操作，没有严格把好考生报名资格审查关。当问题被揭露后，没有给予应有重视，没有及时采取措施从根本上杜绝问题的发生，致使事态恶化。曹县一中领导及有关人员为了单位小团体的利益，让个别高二尖子生报名参加高考，如果能多考上几个，既提高升学率，提高学校知名度，又能多得资金，严重扰乱了高考秩序，影响了公平竞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6、湖南嘉禾高考大面积舞弊案件

案情经过：2000年，由于原嘉禾县一中校长雷建文在考前准备会上对监考人员作了误导性发言，要求监考人员对考生转头、递纸条等现象要把握分寸，提醒一下就可以了。原嘉禾县教育局副局长、招生办主任胡平顺未按规定组织监考人员抽签安排所监考场，而是随意决定监考人员所监考场，并授意监考人员放宽监考尺度，关照事先打过招呼的考生等因素，致使嘉禾县一中考点在２０００年高考中纪律松驰，秩序混乱，考生夹带书本资料、互相抄袭、传递纸条、交头接耳，造成试卷大面积雷同。参加考试的507名考生中，舞弊考生达203人。

查处结果：事发后，湖南省教育厅联合调查组责令嘉禾县委、教导主任职务，分别判处有期徒刑３年、缓刑４年。

案例分析：本案一方面反映出四川南部县招生考试部门没有严格执行和落实国家教育保密工作制度，保密室硬件没有达标，窗口没有安装防护栏，试卷也没有存放在保密柜中，给犯罪分子造成可乘之机。另一方面说明个别保密人员的保密意识差，没有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在值班期间玩忽职守，造成了严重的失泄密渎职案件。

8、山西定襄高考试卷泄密案

案情经过：2006年高考前，定襄县南关学校教师徐建国收受定襄中学教师王柏峰送的现金4500元，共同预谋为王的表弟窃取高考试题。2006年6月7日上午8时25分，徐建国与同组的监考员刘淑琴领到语文试卷后，在去考场的途中，徐建国以忘记拿考务工作袋为由，携带试卷私出禁区，在其办公室将试题拆封取出让定襄中学教师樊亚南、刘斌峰看了约2分钟，造成试题泄密。

查处结果：徐建国和王柏峰分别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作为泄密事件的参与者，樊亚南、刘斌峰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定襄县县长助理、教文体局局长石效忠，副局长李春明、朱宝田，定襄县公安局副局长张跃清，定襄县招办主任王宪忠、副主任詹祥生，定襄中学校长张文玉等15人因监管不力、玩忽职守分别被给予行政降级、行政记过、党内严重警告等处分。

学、大学语文共10门考试科目的选择题答案以代号的形式记下，然后采用无线上网方式传给相关办学机构。有关涉案人员接到答案后采取邮件、印制小抄等形式向自己开办的培训学校数千名考生发送答案，之后部分考生又通过互联网将答案转卖给河北、江苏、山东、广东、上海等地的非法培训机构。

目前，警方已抓获涉嫌窃取、买卖成人高考答案的犯罪嫌疑人22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案例分析：以上两起试卷泄密案件都说明招生考试部门放松了对内部人员的思想品德、安全保密教育，缺乏对各个工作环节的监管，对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落实的不全面、不彻底，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同时也说明个别招生考试工作人员法律意识、自律意识淡薄，没能抵挡住经济利益的诱惑，与社会上的各类非法办学机构相互勾结，擅自泄露国家绝密材料，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11、湖北天门职业学院考点错发试卷责任事故

事故经过：2012年6月7日，湖北天门职业学院考点考务工作人员冯旗、刘欣将普通高校和对口招生考试语文试卷和答题卡错发，两个考场的监考人员在领卷和考试过程中均未发现错误。考试结束后，试卷验收人员才发现了试卷和答题卡被发错。该事故共涉及2个考场53名考生。

查处结果：天门市纪检监察部门分别给予考务组工作人员冯旗、刘欣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易欣等4名监考人员行政记过处分；给予考务组长薛明霞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考点副主考严卫东、阳军

政撤职处分；考务办主任、县招生办副主任刘鹏行政撤职处分；考点监督考试信号人员、县教育督导室干部乔凤伟行政降级处分；考点司铃员、三中教师张维德行政降级处分，并调离子洲三中；考点播音员、三中教师拓霞行政警告处分。

14、发生在我省招生考试工作中的责任问题

（1）某市招生办信息管理人员对高考考生信息管理不当，没有严格执行工作用机不得上网的规定，导致该市当年高考考生信息在互联网上外泄。事后招生办主管领导和信息管理员均被调离招生工作岗位。

（2）在2011年高考录取期间，某高校反映该校所录取的河北某市考生的电子档案中没有体检信息。经调查得知，系该市某县的信息管理人员没有及时下载更新生成体检信息上报数据的程序，造成上报的体检信息库全部为空记录，且市、县两级信息管理人员也未对上报信息进一步核查。因采取补救措施及时，未影响考生的录取。

案例分析：第11、12、13、14案例都反映出个别招生考试工作人员没有认真履行工作职责，思想上麻痹大意，工作上缺乏责任心，没有按照程序规范操作。同时也说明各级招生考试机构和考点对工作人员培训不到位，对招生考试工作监督、检查不到位，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准备不充分，在发生事故后采取的措施不得力，处理的不及时，不果断，从而引发的责任事故。

国家教育考试 篇6

据统计，2012年俄罗斯共有841566名中学毕业生参加了必考科目考试，其中778324人为应届毕业生。今年有2.9%的考生没有达到最低分数线。在所有考生中，1.8%的考生只考了1科，12.0%的考生考了2科，38.5%的考生考了3科，37.5%考生考了4科，8.4%的考生考了5科，1.4%的考生考了6科，0.3%的考生考了7科，0.1%的考生考了8科。据估计，将有75万名考生被高校录取。

俄罗斯联邦教育督察署共收到与必考科目相关的10万份投诉，是去年投诉数量的1.5倍。投诉数量的增加说明国家统一考试透明程度不断提高，学生对考试结果也更加关心。在众多的投诉中，有3.3万份投诉与考试纪律有关，其他的则与考试成绩有关。其中3.1万名投诉者的考试成绩在核查后被提分，2000名投诉者的成绩在核查后被降分。

督察署对来自12个联邦主体的2600份高分考卷进行抽查。来自46个联邦主体的167名考生把考试试题公布在网络上，督察署决定取消其考试成绩和重考资格。这些考生分别来自伏尔加沿岸联邦区（62人）、中央联邦区（36人）和北高加索联邦区（22人）等地区。与去年相同，2012年注册的社会监考人员有3.5万人，平均每个考场5人。哈卡西共和国、克拉斯诺达尔斯克区、克麦罗沃州、坦波夫州、秋明州地区的必考和补充考试科目的社会监考人员平均达到10人。

国家考试安全形势与风险规避 篇7

一、认清形势, 提高规避风险的认识

当前,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 在实现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化的同时, 还要完成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总体性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多元化社会的转变, 旧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控制机制、整合机制正在趋于解体, 而新的体系与机制尚未完善并充分发挥作用。转型时期社会自身具有的脆弱性, 使我国面临诸多社会安全隐患, 如贫富差距过大、社会越轨和犯罪激增、传染病控制难度加大、道德失范、信任危机等。

由于我国是考试的发源地, 各种考试名目繁多, 是名副其实的考试大国,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考试承载了太多的社会功能, 考试功利性特点十分突出。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 一向具有较高公信力的国家统一考试, 已经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社会风险和安全隐患。主要表现为:一是考试作弊之风越演越烈。在考场上, 夹带、抄袭、交头接耳等传统作弊方法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且方法和手段还在不断翻新, 同时手机、商务通、扫描与无线传输、网络甚至间谍器材等高新技术手段也竞相登场, 一些网络枪手、助考公司还明码标价, 有恃无恐, 开展五花八门的所谓“考试服务”。二是失密、泄密事件时有发生。近年来, 尽管各级考试机构采取了各种措施, 但是失密泄密现象还是屡屡见诸报端。如2007年进行的国家司法考试、卫生专业资格考试以及一级建造师考试等。三是部分考试工作人员丧失原则, 参与作弊。这是近年来威胁国家考试的重大安全隐患, 少数工作人员直接参与作弊, 滋生了新的“考场腐败”。

当前, 考试作弊呈现新的特点:一是人员复杂化。作弊者既有考试工作人员和参考人员, 也有社会其他人员, 有的作弊者之间彼此并不认识, 仅仅存在利益关系, 以金钱为纽带。二是环节多样化。从命题、制卷、试卷保管到考试报名、领卷、组织考试、监考、评卷、考试信息发布等一系列程序化的运作过程中, 都存在着作弊的空间。三是工具现代化。作弊工具从简单的考场传抄发展到现在普遍使用手机、对讲机、针孔摄像机等, 真可谓五花八门, 手段更加隐蔽。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于2005年5月28日向媒体透露:防止作弊光靠教育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矛盾双方的对抗手段也早已从道德层面延伸到技术层面。四是方式群体化。作弊方式由个体作弊、共同串通作弊逐步演化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利用现代通讯工具群体性、团伙性作弊, 对社会的危害性也更大。五是目的功利化。考试作弊的目的表面上是为了提高考试成绩, 而成绩的背后则是为了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 一些不法分子甚至将考试作弊作为生财之道。每逢国家考试之前, 就有一部分不法人员公开出售作弊笔、针孔摄像机、微型无线隐形耳机等作弊工具, 且销路不错;有的在高校校园或者公共场所张贴广告, 明码实价公开招聘或者应聘“枪手”, 甚至在一些城市出现了专找“枪手”的“中介公司”, 有的中介机构通过网络、QQ等形式明码标价包考试过关, 包获得考试真题或考试标准答案等。上述借考牟利的情况, 形成了看似繁荣的畸形“考试经济”, 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

二、分析成因, 提高规避风险的信心

当前大规模考试面临如此严峻的安全隐患, 绝非偶然, 有其深层原因。

(一) 考试的高利害性是考试作弊的根本动力

在激烈竞争的现代社会, 考试其实就是一场竞技, 带有非常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考试成绩及格与否或通过与否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成功与失败、荣誉与耻辱、奖励与惩罚, 正是考试的高利害性, 使得一部分人敢于铤而走险, 甚至孤注一掷。

(二) 人情社会是考试作弊滋生的温床

中国号称礼仪之邦, 人们习惯于建立各种人情网、关系网, 通过人情或关系办事, 这为考试作弊的滋生提供了沃土。有些考试工作人员或丢不起人情面子, 或经不起利益诱惑, 最后就会纵容、包庇甚至参与主导考试作弊。

(三) 缺乏有效的监督为考试作弊提供了空间

考试作弊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对各种形式的考试作弊缺乏有效的监督。当前考试管理中, 由于缺乏监督机制, 或机制不健全, 或机制可操作性不强, 或监督水平和技术跟不上作弊的水平与技术, 或考试监督不力, 使考试作弊有机可乘。尤其是考试工作人员作弊现象更加突出, 近年来出现的多起试卷泄密事件都是因为考试管理机构内部制度不健全, 监督制约机制疲软乏力, 致使监督上盲区频现, 给作弊者以可乘之机。

(四) 狭隘的考试观念助长了考试作弊之风

教育专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认为, 考试作弊事实上已经构成泄露国家秘密罪。在我国许多法律条文中都可以找到相关的法律依据。他说, “对于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 业界内外人士, 大多没有敬畏之心, 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 或者说, 考试法律责任的主体包括考试机构工作人员、考生及社会人员还没有从法律层面去认识考试作弊和考试作弊对社会的危害性”。大多数人法律意识淡薄, 对考试作弊不以为意, 认可同情考试作弊者。有的人甚至视考试作弊者为弱势群体。正是这些狭隘的考试观念助长了考试作弊之风的蔓延。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在回答记者和网友提问时说, “我们不应把考试作弊者当做弱势群体看待, 如果不对他们进行严厉处理, 对社会、对大多数人是不公平的”。

(五) 法规建设的相对滞后使作弊行为的处理缺乏刚性

由于我国尚未制定统一规范各类国家级考试的《国家考试法》, 人们对国家级考试中的作弊行为通常仅视为违纪行为。作为考试机构对考生及考试工作人员往往只是停留在考试诚信教育, 并进行必要的道德约束, 对考试作弊行为的处理也只是行政约束, 还远远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 更谈不上涉嫌犯罪。虽然各级考试管理机构出台了一些规章制度及部门条例, 但由于法律效力较弱, 约束力不强使得对作弊行为的处理缺乏力度。

(六) 考试作弊风险成本过低让作弊者无所畏惧

多数考试作弊, 尤其是团伙性作弊均以营利性为目的, 作弊者所获得的利益往往大大高于作弊所付出的成本, 作弊者被抓后充其量受到考试纪律的处理, 仅伤其皮毛而未动其筋骨, 从而使作弊者无所顾忌。与此同时, 还带来一种令人倍感忧虑的情况, 即平时诚实应考的考生眼看作弊者屡屡得手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罚, 感到自己“吃了亏”, 久而久之也会自觉地加入到作弊的行列之中。如2007年“西安研考作弊案”, 这是一起涉及国家级考试的重大作弊案件, 但西安雁塔公安分局却以“治安处罚法和刑法没有明确条文”为由, 拒绝受理此案, 8名作弊者被释放。此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法制日报》还开辟专栏对“研考作弊案”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其实, 这些年来, 不光是国家公务员考试、研究生考试, 其他国家级考试也常有类似情况发生。

三、强化对策, 加大规避风险的力度

长期以来, 我国的考试制度一直在严格的行政纪律约束下平稳地运行, 对考试报名、命题、制卷、试卷保管、监考、评卷、成绩核发等一系列程序化的运作始终强调加强纪律, 以防止和杜绝作弊。但是由于国家级考试作弊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 考试安全形势日益严峻, 因此, 我们必须标本兼治, 软硬兼施, 重点加强考试管理制度建设、法制建设、技术建设, 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 打造诚信考试,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家级考试安全、平稳有序地进行。

(一) 加强法制建设

据统计, 目前我国涉及考试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有3000多部, 其中绝大多数是部门规章和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 缺乏应有的权威性, 难以有效遏制肆无忌惮的考试作弊行为。国家考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也是关乎每一位参考人员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的大事。而考试作弊造成考试不公平, 并破坏整个社会的公平, 已经成为一种公害。因此必须认真对待和处理考试作弊问题, 将其纳入法律规范。一方面国家考试既要强调纪律层面和道德层面的规范, 更应当重视将其纳入立法的视野, 既要依赖于纪律、规章等制度的约束, 更需要法律的刚性规定。道理很简单, 考试纪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约束参考人员和考试工作人员, 却往往对考场之外的疯狂作弊者无能为力。因此, 单纯依靠行政纪律或规章制度管理和规范考试行为是远远不够的。另一方面由于考试已成为现代社会公民求生存、求发展的重要途径, 为了获取较好的考试成绩或者经济利益, 总有一些考生和社会人员不惜铤而走险。而我国的考试立法严重滞后, 对治理考试作弊和解决考试纠纷缺乏可诉性的法律依据, 考生的合法权益常常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司法救助。传统的行政干预在解决严重的考试作弊和考试纠纷时往往捉襟见肘。因此, 从国家考试事业发展的长远要求考虑, 应尽快出台覆盖面更广、更有针对性的专门《考试法》, 通过立法和司法手段, 规范国家级考试的设立及运作, 提升考试的质量, 维护考试的公平与公正。

(二) 强化制度建设

考试工作是一项涉及众多环节并有众多主体参与的工作, 必须规范考试工作人员和应试人员的行为:一是必须严肃工作纪律, 严格工作程序。考试工作中的重要工作程序包括:考试命题工作程序、报名资格审查程序、试卷印刷程序、试卷运送与交接程序、考试施测程序、评卷与登分程序等。二是应制定相应的行为规则。包括试卷保管规则、报名工作规则、考试实施规则、考点考场设置规则、考场规则、监考人员守则、巡视人员守则、违纪处理规定、评卷登分规则、保密责任书等。三是建立相应的制度, 包括岗位目标责任制、保密制度、监督机制、回避制度、应急处理机制等, 明确行为失当应承担的责任, 并加大人事考试责任事故追究力度。

(三) 重视技术建设

1. 提高考试的技术设计水平。

通过对答题卡和试卷的设计和分配, 可以阻扰甚至切断抄袭者和被抄袭者之间的信息联系;在电子考试实施中, 基于大容量的电子题库, 通过为不同的应试人员生成内容不同的试卷, 可以杜绝应试人员之间的直接抄袭。

2. 提高考场的技术建设水平。

加强考场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标准化考场, 提高考试管理的科技含量,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对考场进行监控, 可以创造一个“无法作弊”的考试环境。通过计算机随机编排考场、自动生成考场和准考证号与座位号, 可以将应试人员在一定范围内打散, 切断熟识人员之间的信息联系;将照片、指纹等身份信息数字化并进行采集, 可以逐步消除考试过程中的替考现象;利用视频联通, 建立统一的国家和省级考务管理与服务平台, 实现大规模考试网上巡查、应急指挥、考务综合管理、视频会议、考生服务、网上考试和诚信档案等功能;启用无线电信号监控巡逻车在考点外巡查, 可以及时查处可疑信号源;通过在考点实施电子屏蔽, 可以有效防止手机短信作弊等。

3. 进行考后技术分析。

随着客观题在大规模考试中的应用和光电阅读机在信息采集中的使用, 可以采集到客观题答题信息, 为考后对考场抄袭情况的分析提供信息基础。

4. 加大试卷保密室硬件建设。

运用网络、传输、存储、摄像集成技术, 建立试卷保密室远程监控系统, 做到试卷保密室一举一动均记录在案, 既能即时检查试卷保密室情况, 又可以随机抽查保密室24小时全程情况, 堵死一切可能发生试题泄密的源头。

(四) 狠抓队伍建设

严格的规章制度和严密的工作程序要靠人来实施、落实。尤其在我国当前考试法规还不甚健全的情况下, 更应发挥人的作用, 加强队伍建设。

在监考教师队伍建设中, 必须把好“三关”:一是把好选拔关。选拔那些责任心强、敢于坚持原则、廉洁自律、作风正派、业务熟悉的教师担任考场的监考员, 建立监考人员监考业绩档案库。二是把好培训关。强化对监考老师考风考纪教育和业务培训, 建立考务工作人员资格准入制度, 对其进行严格的法制意识、管理知识和考试专业知识训练。三是把好奖惩关。运用激励机制, 增强考试工作人员的光荣感和责任感, 把教师监考工作的业绩与各种人事政策挂钩, 对认真履行监考职责的监考员, 要给予表彰奖励, 在晋升职称、工资福利待遇等方面予以倾斜。

近年来, 在处理各类国家级考试作弊案件中, 有一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 即相当数量的利用假证件作弊以及试卷泄密等案件都与考试机构工作人员有或多或少的牵连。国家级考试考务工作的实践也证明, 只有加强对考试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管理, 增强其法制意识、纪律意识和责任意识, 细化每一个工作环节的规范管理和操作程序, 才能从源头上解决替考等严重考试作弊案件的发生。因此, 要有针对性地在考试工作人员中创造性地开展政治教育、法制教育、警示教育和业务培训, 教育和引导他们树立强烈的责任意识、安全意识、服务意识、大局意识, 鞭策他们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要经得起人情关和金钱关的考验, 切实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五) 加大考试风险成本

所谓“风险成本”是指人们采取某种行为的危险程度和可能付出的代价。如果某种行为的风险成本很低, 而可能得到的效益很高, 就会有很多人选择这种行为。风险成本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行为路径与方式。国家考试作弊的风险成本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作弊行为人实施作弊行为之后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可能性的大小。二是考试作弊行为人被查到之后所受到的法律追究和惩罚的严厉程度。

国家电网公司招聘考试平台设计 篇8

“十一五”以来, 国家电网公司以建设“一强三优”的现代公司为目标, 按照SG186工程的统一部署, 以成熟套装软件和人力资源信息管控模块建设为主线, 大力推进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 并取得了一定成效[1]。

高校毕业生招聘工作可以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提升核心竞争力, 是实现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在国家电网公司推动“三集五大”体系建设的过程中, 为加强员工入口管控, 提高新进员工质量, 坚持把录用高校毕业生作为解决公司人力资源需求的主渠道, 重点向供电单位生产一线、新兴产业和各单位的主营业务倾斜, 严格控制非电专业和专科学历的录用比例[2]。为加快“两个转变”, 建设“一强三优”的现代企业, 构建“三集五大”体系的建设思路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迫切需要进行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以提供更强支撑。基于此, 国家电网公司启动了招聘高校毕业生考试平台的建设工作。

1 系统架构

1.1 业务架构

招聘毕业生考试工作由国家电网公司总部搭建统一的考试平台, 统一命题, 统一组织, 统一考试, 统一发布考试成绩, 以达到考核公平、流程公正、结果公开的目的。国家电网公司招聘高校毕业生工作本着加强管控、提高效率、集中管理、节约成本、统一标准、择优录取的工作思路, 制定了完善的业务架构。国家电网公司招聘高校毕业生考试平台业务架构如图1所示。

1.2 应用架构

基于SG-ERP架构设计原则, 结合国家电网公司招聘高校毕业生考试业务需求, 根据业务模块特点和业务功能要求, 在系统设计与实现方面, 将系统划分为多个模块, 包括系统管理、考务管理、资格审查、考试管理、考试归档、在线考试、统计分析等。国家电网公司招聘高校毕业生考试平台应用架构如图2所示。

1.3 数据架构

遵循SG-ERP数据架构的设计思路及原则, 从国家电网公司招聘高校毕业生考试平台业务视角统一对数据进行组织和规划, 提高系统数据间存储和共享的效率[3];从数据管理的角度, 制定整个生命周期中数据的采集、存储、移动和访问环节中的策略、模型和流程。国家电网公司招聘高校毕业生考试平台数据架构如图3所示。

按照业务需求, 将考生数据从毕业生招聘平台推送到考试平台的资源管理模块, 再由考点、考场、考生、试卷等资源信息汇总成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流转到资格审查环节并生成准考证信息, 然后流转到考试管理模块, 进行考试数据处理, 考试完成后数据流转到考试归档模块, 在归档模块将成绩信息推送回招聘平台公示。国家电网公司招聘高校毕业生考试平台数据流转如图4所示。

1.4 技术架构

国家电网公司招聘高校毕业生考试平台技术架构可分为展示层、数据统一服务层、业务管理及控制层、基础服务层、应用服务层和数据层[4]。

1) 展示层:采用HTML展示静态页面, 利用Ajax技术获取与展示局部动态数据, 利用JSP技术获取与展示即时数据。

2) 数据统一服务层:提供缓存、队列、后台交互等统一服务, 解决高并发访问时对数据库的压力。

3) 业务管理及控制层:该层负责业务逻辑的控制, 基于SOA架构设计[5]。

4) 基础服务层:提供工作流、表单、消息、定时器、报表、脚本、组织权限、日志、任务调度、数据交换等基础服务组件。

5) 应用服务层:采用Web Logic作为应用服务器。

6) 数据层:采用Oracle数据库存储数据。

2 部署方案

国家电网公司招聘高校毕业生考试平台部署从安全、稳定和性能的角度考虑, 数据库层采用Oracle双机集群, 应用层采用Web Logic多机多节点集群, 前端由负载均衡设备负责请求的转发, 从而实现应用的高性能和高可用性。国家电网公司招聘高校毕业生考试平台部署架构如图5所示。

3 应用集成

招聘高校毕业生考试平台的集成关系主要体现在与毕业生招聘平台、企业门户的集成。

1) 招聘高校毕业生考试平台与毕业生招聘平台进行数据集成, 考前毕业生招聘平台将确认参加考试的考生信息推送到考试平台, 考试结束后毕业生招聘平台再抽取考生成绩, 并发布到毕业生招聘平台外网进行展示。

2) 招聘高校毕业生考试平台后台与企业门户进行集成, 允许用户一次登录, 获取考试平台的身份认证以实现用户的单点登录[6]。

4 结语

利用本文设计的招聘高校毕业生考试平台, 国家电网公司于2012年12月22日、2013年3月17日、2013年5月25日分3个批次开展了高校毕业生统一招聘考试工作。考试招聘专业共涉及电工类、管理类、电子信息类等六大类, 涵盖了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金融学、信息与通信工程、人力资源管理等20多个专业。应用效果良好, 佐证了招聘高校毕业生考试平台设计的合理性, 同时验证了招聘高校毕业生考试平台同毕业生招聘平台结合的可行性。

参考文献

[1]国家电网公司.国家电网公司2012年年中工作会议报告[R].2012.

[2]国家电网公司.招聘高校学校毕业生管理暂行办法[R].2010.

[3]国家电网公司.国家电网公司信息化架构管理办法[R].2010.

[4]北京中电普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国家电网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优化提升项目概要设计说明书[R].2013.

[5]刘宁, 祝唯微, 卫祥.SOA架构在电力企业信息集成中的应用[J].电力信息与通信技术, 2013, 11 (10) :109–112.LIU Ning, ZHU Wei-wei, WEI Xiang.Application of SOA to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of electric power enterprises[J].Electric Powe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2013, 11 (10) :109–112.

国家考试舞弊的刑法规制研究 篇9

关键词：国家考试,作弊,刑法规制

我国是考试大国。各级各类考试充斥于社会生活之中。这其中由于高等教育入学考试、研究生招生考试、国家公务员考试、国家司法考试等国家考试“含金量”极高, 加之我国并无统一的《考试法》对此类行为进行明确调整, 以致考试舞弊花样翻新、屡禁不止。为扭转此种被动局面, 笔者主张对国家考试中的严重舞弊行为进行犯罪化认定, 以实现对此类行为的有效规制。

一、入罪理由及限度

(一) 入罪的基本理由

在刑法中增设国家考试舞弊罪的基本理由在于社会客观情势的变化和现有法律、法规面临着挑战。

首先, 社会客观情势要求系统性的考试法律体系尽快出台。一方面, 在国家考试中舞弊事件屡屡发生, 且愈演愈烈。另一方面, 此类违法行为在法律制度层面却不能很好地得以规制和惩处。其一, 至今并无专门的法律规制此类现象;其二, 虽然有某些法规对其中的部分行为进行了调整却仍不足以规制此类违法行为。比如, 有的法规虽明确规定, 在某些国家考试中严重的违法行为可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此种法规不是法律, 不能评价为附属刑法。而且, 即使其被视为附属刑法条款, 在刑法典中也很难找到具体的罪刑规范进行明确规制。

其次, 系统性的规制国家考试的法律体系短期内难以形成, 而且, 即使出台, 其是否能对所有的国家考试进行规范也很难确定。正如学者所言, 目前我国的国家考试立法, 除国务院于198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具有行政法规的性质外, 其余的均由各省、市、自治区及国务院有关职能部门制定, 呈现出比较分散、效力等级低、稳定性差、处罚力度小、约束力低等特点[1]。由于法律、法规滞后, 造成司法适用时极为被动, 比如, 在广东电白高考舞弊案中, 法院审理时竟然难以找到法律依据对绝大多数涉案人做出判决, 最后只能依据行贿罪、受贿罪、玩忽职守罪等罪名对涉案的教育主管部门官员进行刑事追究。多年来, 业界虽也看到了积弊所在, 一直有推定系统立法的呼声和尝试。但是, 对国家是应当出台一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考试法》, 还是分门别类、分别制定相关法律一直争论不断, 这种理论认识上的不统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考试立法的进程。

为遏制消极事件的恶性蔓延, 刑法应当承担其自身职责, 积极地对其中的严重舞弊行为予以规制。但对于有无必要设立专门的国家考试舞弊罪, 学界并非没有争议。如, 有些学者认为, 此类行为依据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泄露国家秘密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罪、玩忽职守罪定罪即可, 似乎没有必要设立独立的罪名[2]。笔者认为, 这些看法有待商榷。首先, 以上述罪名定罪未必准确。如对国家考试舞弊行为定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就很不恰当。因为, 我国《刑法》第 291 条规定的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是指聚众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 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情节严重的行为。其犯罪特征在于公然聚众性和社会治安违反性。而考试舞弊行为的要害在于其私密性、少数性, 其违法行为在《治安管理法》中并无明确规定。这也是2007年西安市研究生入学考试作弊事件发生后, 西安市雁塔区公安分局以无法律依据为由拒绝接手案件, 将8名作弊者释放的主要原因[3]。又如, 根据刑法第418条的规定, 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罪是发生在招生录取环节的犯罪行为, 在考试环节该罪根本不能适用。其次, 这些罪名不能周延重大的国家考试舞弊行为, 不能覆盖所有违法主体。正如学者所言, 根据现有规定将无法追究以下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多次或为多人提供考试舞弊工具或其他条件的;多次组织答案传送或为考场内多人传送答案的;多次或为多人冒名代考的;多次或为多人提供考试舞弊中介服务的, 等等[4]。再次, 适用间接性罪名容易忽视本体行为的客观危害。无论是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泄露国家秘密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玩忽职守罪, 其考量的基点都非考试舞弊的本体性行为, 而是其准备行为、帮助行为或手段行为。忽略本体行为的意义以其辅助行为定罪, 很难体现公平立场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总之, 由于刑法现有的罪名体系不足以规制此领域的严重违法行为, 就颇有必要设立其他罪名予以规范。

(二) 入罪的限度

首先, 在入罪原则上, 要坚持刑法谦抑的基本立场。刑法谦抑性一般指当具备特定条件时才能动用刑法;当采用较轻的刑事责任足以抑制犯罪行为时, 就不应采用较重的责任形式。就考试舞弊行为的犯罪化而言, 刑法谦抑的立场要求必须贯彻下列原则:

首先, 经济性原则。囿于自身功能和预算约束, 司法机关不能对所有的考试舞弊行为都进行犯罪化处理, 只能选取最能体现效率, 符合经济效益的行为进行规制。经济性原则要求我们应尽可能地限制刑法打击的广度和强度。因为, 当边际成本大于其边际收益时, 刑法打击就会入不敷出。第二, 最后性原则。即是说, 要把刑法作为最后的调整手段来对待。当有其他法律规范足以制止此类行为时, 就不能对之进行犯罪化惩处。刑法的最后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考试舞弊行为规范化调整的全新视角。该原则启示我们, 刑法不能对所有类型的考试, 所有的考试舞弊行为都进行调整。第三, 有限性原则。该原则是指刑法有其特定的功能和作用范围, 一旦超出其能力所限, 刑法就可能成为恶法。该原则要求我们必须正视刑法的应有价值, 避免将其他法律不能制止的考试舞弊行为一概犯罪化。第四, 宽容性原则。该原则是指刑法介入社会生活, 介入人类行为领域时, 应当有尊重、保护、扩大公民自由、权利的极大同情心、自觉性和责任心, 对于人性、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现实生活和幸福、人的发展和解放给予极大的关注, 并以此为自己的发展方向和目标[5]。该原则要求我们在评价犯罪行为时, 要以社会相当性和期待可能性为指导, 避免将所有人的违法行为都纳入刑法的视野进行规制。

其次, 在入罪标准上, 行为必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才能考虑进行犯罪化认定。第一, 在考试类型上, 必须是国家考试。第二, 犯罪主体应当是考生以外的其他人。第三, 从责任根据上讲, “无论从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看, 还是从严重的考试舞弊行为对社会关系的侵犯程度及其行为的后果和行为人主观态度上看, 都具有危害统治秩序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因而有必要将严重考试舞弊行为规定为犯罪。”[6]

二、国家考试舞弊罪构成要件探讨

笔者主张在刑法中设立独立的国家考试舞弊罪, 以有效规制国家考试中的严重舞弊行为。该罪的犯罪构成如下:

首先, 该罪的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 其主要客体是国家考试秩序, 次要客体是国家考试的平等权。一方面, 由于国家考试秩序属于公共秩序的一部分, 所以, 由其主要客体决定, 该罪应当归属于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另一方面, 由于“国家考试主要包括选拔人才性质的招生入学、公务员录用考试和证明能力水平性质的资格考试”[7], 所以, 该罪在扰乱国家考试秩序的同时, 不可避免地会侵害其他考生受教育、就业等方面的平等权。国家考试舞弊罪侵害客体的双重性决定了此罪的社会危害性要大于类似的扰乱公共秩序罪, 在其刑事责任配置方面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其次, 在客观方面, 该罪的行为方式应限于组织、帮助、实行考试舞弊的行为, 但不包括教唆。第一, 设定组织犯, 是为了严厉打击呈职业化、产业化特点的专门从事此项活动的中介、培训机构等相关组织。由于此类组织的违法活动具备专业性、权威性、有效性等特征, 其犯罪活动能够吸引不特定的多数考生, 故其社会危害性较大, 其影响也更为恶劣。第二, 设定帮助犯, 主要是打击除组织犯、从事替考的枪手之外的所有违法行为人。该类人覆盖范围相当广泛, 事实上可包括教育主管部门、学校领导、教师、考生亲朋好友等所有类型。第三, 设定实行犯, 是为了惩处替考的枪手。而之所以不将教唆行为包括在犯罪之中, 是因为教唆的本质是使没有犯罪念头的人成为罪犯。问题在于:无论是教唆他人产生组织、帮助、替考的念头, 还是教唆考生产生舞弊的想法, 其教唆行为都缺乏刑法谴责的伦理基础和社会相当性评价。特别是, 在坚持考生本人不能构成犯罪的前提下, 将其入罪更难得到法理的支持。需要指出的是, 应当将国家考试舞弊罪的犯罪形态限定为情节犯。也就是说, 一方面, 只有情节严重的舞弊行为才能构成犯罪;另一方面, 国家考试舞弊罪没有犯罪停止形态, 只有成立与否两种可能性。

再次, 犯罪主体是考生以外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和单位。第一, 之所以将考生排除在犯罪主体之外, 是因为对其归罪缺乏社会相当性和期待可能性。“社会相当性理论的核心思想在于, 应当结合社会现实状况和一般价值观念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的把握, 从而将那些虽然在条文用语上与构成要件相符, 但实质上却并不具有作为犯罪类型之基础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排除出犯罪的框架。”[8]“期待可能性理论认为, 如果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其他适法行为, 就不能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非难, 因而就不存在刑法上的责任。”[9]具体而言, 在考生面临能够通过舞弊达到成功的情势下, 无论社会通识还是考生本人都难抵诱惑。考生的行为诚然要受道德谴责、行政处罚, 但由于其行为不具备犯罪的类型性, 故很难将其行为评价为犯罪。第二, 有学者主张, 单位作为犯罪主体是单位这个有机整体的犯罪。因此, 单位不能成为组织考试作弊罪的犯罪主体[10]。笔者认为, 只要符合单位犯罪的特征, 合法成立的单位如各类考试培训机构等完全可以成为国家考试舞弊罪的犯罪主体。事实上, 一再见诸报端的重大考试舞弊事件背后, 往往都有单位行为充斥其中。另外, 在犯罪主体上需要强调的问题是, 考生之间互动性的作弊行为不能认定为国家考试舞弊罪。这主要是因为, 从根本上讲, 考生本人并非犯罪主体, 由于缺失主体资格, 当然就不能对之定罪。当然, 如果某考生以单纯帮助其他考生为目的从事舞弊而其他考生又知晓此情况, 那么, 对该考生则可以国家考试舞弊罪追究。

最后, 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且仅为直接故意。之所以将过失排除在外, 是因为, 其一, 从总体比较的角度看, 国家考试舞弊罪属于轻罪;其二, “舞弊”作为客观构成要素, 其通常的解释是做违法乱纪的事, 这就从语意上排除了对其行为进行不作为追究的可能性。而之所以将间接故意排除在外, 是因为, 其一, “放任”舞弊的行为决非舞弊行为本身;其二, 对监考人员单纯“放任”的追究缺乏刑法谴责的道义基础;而一旦监考人员有积极帮助之意, 其主观罪错就成了直接故意。

三、犯罪的立法设计

笔者认为, 可以在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设专条规定国家考试舞弊罪。该罪可以分三款, 其中, 第一款规定罪状和法定刑, 第二款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触犯本罪的处罚原则, 第三款规定国际考试的法律责任。其具体设计如下: 第一款, 在国家考试中采取欺诈或其他非法手段舞弊,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款, 国家工作人员触犯本罪的, 从重处罚。 第三款, 对于在我国举办的由国务院主管部门统一组织的国际考试, 如果按照有关规定, 符合国家考试的标准, 以国家考试论。

在犯罪条文设计中需要重点说明以下问题:首先, 由于国家考试舞弊罪作为自然犯不需要成文法指引, 再加上我国也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层面的调整国家考试的系统性制度, 所以, 在第一款犯罪构成上不需添加“依照考试法规定……”内容。其次, 第二款之所以不规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从重处罚”, 是因为, 一来, 就实践状况而言, 学校领导、监考教师等一般国家工作人员涉案率较高, 人为地将受从重处罚的主体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符合客观现实。二来, 所有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家考试中都有率先示范的义务, 如果其舍弃应尽之义务而以身试法, 其行为本身就有双重的违法性, 其社会危害性更大。这样一来, 国家工作人员受到从重处罚就具备了正当性。

参考文献

[1]王玫.我国考试立法的现状及思考[J].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 (1) .

[2]张磊.高科技考试作弊行为刑法规制的困境与出路[J].法学, 2010,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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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熊永明, 胡祥福.刑法谦抑性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7.

[6]赫兴旺, 李艳红.论考试舞弊犯罪的根据[J].法学家, 2005, (6) .

[7]李化德.论国家考试立法[J].现代法学, 2008, (5) .

[8]陈璇.社会相当性理论的源流、概念和基础[J].刑事法评论, 2010, (2) .

[9]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国家教育考试 篇10

一、欧洲国家考试系统公平维护的视角一:对公平的支撑

对公平的支撑方式,主要聚焦于对考试系统公平维护的差异性处理,把考试与评价作为相关而不是孤立的联系。

1.德国:教师的专业化作为保护方式

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几乎每个联邦体都运用考试,尤其是在主要学科,学校与老师被集中的考试所约束。在2012年,德国联邦政府在主要学科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普遍标准,到2016年或2017年一个可以分享的考试题库也将建立。为保证考试系统的有效实施,德国通过推进教师的专业化来维护考试系统的公平性,一个重要的举措是加强教师教育与推进教师资格制度。对学生的评分与等第核算,由教师在教育行政部门讨论的纲要指导下进行。

在德国的许多联邦地区,考试与评分是区域化实施的。国家教育部仅控制过程,教育行政部门往往制定详细的课程方案,建立比较完善的教师教育与教师资格认证的集权系统,这被认为是保证教育评估质量必需的,包括考试系统大多是建立在标准化测试之上。

事实上,在德国16个联邦地区安排的考试是不同的。尽管在考试上各联邦地区会有一些统一要求,但评价学生仍然较多地建立在老师对学生个性化的认识,并且基于教师在头脑中形成的一些对学生的直观印象。因此,德国考试的公平主要根植于教师的专业判断,老师既是对学生学业进行教育的主要实施者,也是对学生学业评价的主要评估者。

2.瑞典:国家组织的考试作为重要支撑

在瑞典,升学考试制度建立在1968年,在2011年重新进行了规划。学生在高中阶段教育结束的时候,获得一个最终的成绩报告卡,其中包括在高中学习三年获得的成绩。瑞典有一个全面的国家考试系统服务于整个国家教育质量的标准。瑞典有强制性的国家考试系统,并设置了不同的课程水平。

20世纪90年代,瑞典用国家总评成绩作为一个参照系,学生成绩根据参照标准与所处的百分比进行判定,学生的成绩水平在国家考试的帮助下被标准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瑞典形成了一个成绩标准化参照系统。学生成绩在瑞典学校教育中持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当然,老师对学生学习过程表现的记录,也被认为是学生评价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瑞典的考试系统对于学校教育质量的维护,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由教师来判定学生的成绩,被看成是一个公正评价的威胁。尽管瑞典有着国家考试成绩,但不同的学校对国家考试的成绩认定也有不同的标准,有时候一些学校甚至通过给予好的成绩来吸引学生,也就是说给予不当的高成绩认定。为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瑞典引入了外部控制的环节,通过设立学校检察员的方式来保证国家考试成绩运用的公正性。

如今,瑞典的国家考试由大学委员会代表国家教育机构实施。瑞典的考试系统企图平衡教师专业性和国家考试支撑之间的关系,国家考试既不能完全替代教师的评价,也不像德国那样以教师的专业性来保障考试的公平性。

3.英国:外部的考试作为维护系统

英国有一个悠久的外部考试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之前最早的大学考试委员会。从1911年到2009年,教育证书不是被学校授予,而是外部考试委员会授予。外部的考试往往由考试委员会设计、实施、分级。不同科目的考试可以由不同的考试委员会负责,学生自由选择他们要参加的考试科目。一部分考试(25%左右)由本地监管与实施,但是这个控制性评价取决于学科实施的情况,更多的是被外部的考试委员会控制。

英国外部考试系统的公正性,完全不同于德国的考试系统依赖于教师的专业性,不同于瑞典的考试系统公正性依赖于国家统一标准,其作为第三方评价(学校、政府组织之外的评价),更多地依赖于外部考试委员会的专业性。在英国,老师不能给予学生直接的评分,而是试图教学生尽可能在外部考试中获得高分。

在英国的考试系统影响下,学生学习是为了考试,被认为是公平的,即使这种考试评价在2012年被认为是A-level (全称为“General Certificate ofEducation Advanced Level”,即英国的普通教育高级证书)的危机。为了能拿高分进入名牌大学,一些学生“投机取巧”,选择容易的A-level学科进行学习。一些学校为了提高自己的排名,有时怂恿学生学习容易的课程[1]。

英国的考试竞争体系给自己制造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显著的问题是:不同的考试委员会在他们的考试中运用标准是否相同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从而导致要求不同的考试合并。对外部考试的充分依赖与信任,可能是由英国教育系统一直以来的高度分散化所导致的。

二、欧洲国家考试系统公平维护的视角二:对申诉的处理

对考试系统公平性的维护,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是否允许学生对考试成绩进行申诉,欧洲国家对学生成绩申诉的处理是不一样的。正如关注考试进程的公正性一样,申诉可能扮演着对考试系统公正性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每一个成功的申诉显示,考试系统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个人申诉进程,被认为是对考试中平等机会出现问题的一个自我权益的维护。德国、瑞典、英国等欧州三国考试系统在公平维护中对申诉的处理有不同的方式。

1.德国:申诉的法治化

德国的教育法规与法令并没有规定在考试系统中的申诉进程,但是建立在考试系统上的、有规则的申诉被认为是行政法令许可范围内的事情。申诉进程的第一步发生在学校里。如果学生对成绩不满意,学校的教育行政人员将核查成绩。如果内部申诉失败,可以到学校之外设立的行政法庭申诉。

如果考试存在步骤上的错误,或者是考试因素影响评估的结果,或者学生平等的机会被违背,或者存在事实上的错误,或者答案尽管其是正确的而被判定为不正确,法庭调解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一类型的申诉经常被听到。

学生与他们的父母在某种程度上尽可能用合法的方式来申诉。德国教育行政部门编写了有关教育的法律维权向导书,保留了大量有关评价与考试方面的问题。首先,这些书引导老师、校长如何使他们的评价无懈可击,以至于在一个申诉进程中不被推翻或打倒。另一方面,这些书向父母、孩子解释申诉的可能性。

德国的申诉系统清晰地反映了欧洲大陆实施法治的光荣传统,特别是建立校外行政法庭用来保护个人的权利。即使是考试内容中答案的对与错,都可以在行政法庭上争论,这样实施的结果是学校依法办事。

2.瑞典:一般不能申诉

除了明显的文字偏差,在瑞典的考试评价中,一般不存在任何机会的申诉。近年来,经常有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要求引入正式的申诉程序。曾在2010年,一个地方教育行政报告建议瑞典教育部引入申诉,但最终由于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通过法庭审议的申诉例子,要求引入申诉的建议没有成功。向引入申诉进程迈进的一小步是2011年《新学校法》获得通过,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老师可能考虑修改或调整成绩。

瑞典教育部重复强调评估合法化是多么的重要,然而无论哪一个真正的评价都不能把测试做得毫无偏见,国家教育机构的评估方向是强调公正。对于国家教育考试委员会来说,其评估必须强调公平,对待每一人都是同样的。最重要的支撑公平工具和对待平等的方式就是国家考试。国家考试被认为是科学、合理、合法的象征,在维护公正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对考试评估的申诉,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长期以来,在瑞典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考试行为的申诉,申诉行为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对于瑞典系统,公民分享国家考试的合法性,需要无限制地信任国家对待每一个公民是公正的。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各方面对考试申诉要求愿望的强烈,在外部压力下,瑞典也引入了学校之外的教育行政法庭,但是它的角色相对于德国系统来说,仍然非常渺小与微不足道。

3.英国:在考试委员会里申诉

在英国,一个正式的申诉系统是考试系统的一部分。与这个系统的逻辑保持一致,由于学校不负责国家考试体系,因而由学校代表学生向负责考试的考试委员会提出申诉。如果学生对成绩的质疑被认为是合适的,就矫正结果;如果对质疑结果不满意,学校可进一步向考试委员会提出申诉。考试委员会制定了详细的规则,决定这个申诉如何实施。专门负责申诉的机构是考试申诉委员会,这是最后的申诉处理机构。

英国对考试的申述是透明化的,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在考试上有合法的传统与方式。相对于德国而言,英国对考试的申诉步骤被教育行政部门运用得不如德国那样详细,专业化的校外行政法庭不存在于英国。英国对考试的申诉过程,存在于教育系统内部而不是通过合法的外部专家来进行,考试委员会对申诉的处理相对独立,在考试的进程中维护考试的公正性。

三、对我国新高考方案实施公平的启示:深化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2014年9月3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9月19日《上海市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浙江省深化高校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同时向社会公布,这标志着我国新高考方案实施的大幕已经开启。如何在新高考方案实施中维护公平性,是学校教育必需面对的重要课题。通过对德国、瑞典、英国三国考试系统公平维护的两个视角分析,可以获得对我国新高考改革方案实施的诸多启示,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深化学生综合评价,推进考试评价的公平性。

1.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中关注教师参与评价的专业性

德国、瑞典、英国考试系统对公平的维护,均强调考试的公正性。在对考试公正性的维护中,都十分关注教师参与评价的角色处理。德国充分强调以教师的专业性来维护国家考试的公平性;瑞典通过国家组织的考试来推进公平性,也不忽视教师的专业性在学生评价中的作用,力求平衡教师专业性和国家考试支撑之间的关系;英国是外部考试委员会来实施国家考试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引入第三方评估来促进学校的发展,随着对A-level考试过多关注外部客观标准评价的批评声的不断增多,英国教育行政部门也开始关注学校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公众对于教师提供的评估表示出更多的满意。基于这样的分析,我国新高考方案的实施,在落实“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这一原则的过程中,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评价应关注教师参与评价的专业性。

教师参与评价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中的专业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不能仅仅依靠国家考试成绩来决定学生是否升学,要把教师对学生成长过程中的评价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依据。第二,教师对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专业性,取决于自身对学科认识的专业性以及对学科教学专业性的提升,需要加强对教师专业性的培训与强化。第三,教师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评价,要依据一定的专业标准进行,不能盲目或凭空、凭主观臆断,依赖于一定的客观材料(如参与学科学习的课题、项目探究,作业的科学性等),对学生学科素养、综合素养进行有效的评价。在学生升学的衡量上,既要考虑高考成绩,也要考虑教师对学生综合素养的评价,这样就能够对学生的发展有一个更为公正的认识。

2.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中关注学生申诉的合法性运用

德国、瑞典、英国考试系统对公平坚守分析的第二个视角是对考试评价中学生申诉的处理。不同的国家,由于自身社会制度与文化传统的背景不同,对处理申诉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德国通过法治化的方式来处理学生对考试评价的申诉,不仅可以在校内申诉,而且可以通过校外设立的行政法庭来申诉,并且专门编写相关指导书来引导学生依法申诉;瑞典尽管不提倡申诉,强调对国家考试的充分信任,但随着社会各界对考试评价申诉的要求日益强烈,也开始设立教育行政法庭来处理学生的申诉;英国对申诉的处理主要通过各类考试委员会进行,考试委员会承担了国家考试的主要责任,并制定了详细的规则来引导学校、学生如何申诉,促进申诉的透明化。这给予了我国对学生考试评价的一个重要启示: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中要关注学生申诉的合法性运用。

显然,我国在新高考实施中充分关注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也要考虑合理的申诉处理程序。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有利于促进公平、科学选才,应避免主观判断、标准偏差等带来的失误。如果有失误、质疑的产生,就应当给予学生申诉的可能性,而且这种申诉要事先制定合理的规则、合法的程序,引导学生正确地进行申诉、维权,加强监督与引领。这一点国务院在《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也给了一定的指引:“规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综合素质评价主要反映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情况,是学生毕业和升学的重要参考。建立规范的学生综合素质档案,客观记录学生成长过程中的突出表现,注重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主要包括学生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兴趣特长、社会实践等内容。严格程序,强化监督,确保公开透明,保证内容真实准确。”这其中的严格程序,强化监督,既应当包括对学校实施综合素质评价的规范管理,也应当包括对学生申诉的规范管理。

3.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中关注第三方评价机构的主动引入

对考试评价的公平问题,其实是一个理性问题,是相对于其他群体的公平机会分配问题。因而,对参与考试评价的对象进行公平判断,除实施部门应当介入外,还要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的参与。在英国,不同的考试委员会建立有不同的考试标准,第三方评价对于学生的学习评估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任何第三方考试机构的公平与正义,都与特定的文化结构、经济情况、社会状况相联系。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英国考试委员会的外部考试评价直接主宰了学校的教育,其自身也存在着给予学生选择的空间不够、各科目的难易程度不齐等原因,遭到了诸多攻击。但从中获得的思考是,如果能够处理好教育行政、学校、第三方评价机构之间在学生素养评价上的平衡,就能更加客观、有效地推进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我国在新高考方案的实施中,如果能够在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的主动参与上做出一定的尝试,平衡好与教育行政、学校之间的关系,就能够在学生综合素质教育中进一步推进公平与效能。美国常春藤联盟在选择“种子”学生时运用的“学业指数 + 综合素质”,就是将学校评价、第三方评价综合加以衡量的成功实践。其学业指数,由美国的SATI与SATII成绩(SAT是英文“Scholastic Aptitude Test”的简称,是美国大学理事会委托教育考试服务社举办的一项供大学招生参考的标准化考试,分SATI———主要考察学生阅读、写作和数学三方面能力,各科目满分800分与SATII———分学科考试,共有数学类、英语类、历史与社会学类、自然科学类、第二语言类共20科供选考)、学生在校的年级排名综合换算而成,综合素质则根据学生的体育活动、文娱活动、科技活动、校内活动、校外活动成就进行考量,学业指数加上综合素质就等于录取结果[2]。这种综合评价,值得我们评鉴。

我国新高考方案的实施对公平的维护,需要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上正确处理好教育行政、学校、第三方评价机构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的建构中做出积极的探索。

参考文献

[1]唐盛昌,李英.高中国际课程的实践与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

俄罗斯国家统一考试情况简介 篇11

俄罗斯国家统一考试时间是在每年的五月和六月，历时五天。考试科目有：数学、文学（考试时间为240分钟）、俄语、生物、地理、化学、自然和俄罗斯历史（考试时间为180分钟）、物理（考试时间为210分钟）、外语（外语除了笔试外，还要加口试）。考试规定，物理、化学考试可以使用未程序化的计算器、化学元素周期表等。

统一考试试题由A、B、C三部分组成。A部分是选择题，从四个答案中选择一个正确答案；B部分为数字回答或简答；C部分为主观试题。外语考试分书面部分(词汇、阅读、作文)和口语部分。统考试题A、B、C三部分难度是递进的。基础水平考试的任务主要检测学生是否达到中学毕业生培养要求；中等水平考试的任务是检测学生是否善于运用掌握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高等水平考试的任务是检测考生综合运用各学科知识的能力。据媒体报道，C部分考试内容难度与全俄奥林匹克学科竞赛试题难度相仿。教育部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考试成绩上拉开档次，以便最好的大学分层次录取最优秀的考生。国家统一考试的成绩按百分制进行评定，然后按联邦的规定转换成五分制。75-100分即五分。2002年国家统一考试后统计，有7% 考生得二分，86% 考生得三分和四分，7%考生得五分。

统一考试的程序是很严格的。考前在莫斯科将各种试题封装好后下发给各个考点。每个考点有两名监考教师，分别是大学和中学教师。而且两人都不能是所考学科的专业教师。阅卷是在莫斯科进行。A、B两部分试题的批阅由电脑完成，C部分试题（开放性试题）由两名以上教授批阅。

毫无疑问，俄罗斯有着非常好的学校教育，但西欧暂时还不承认俄中学教育毕业文凭。问题在于缺少对俄罗斯国家教育质量评价的信任。俄罗斯国家统一考试已经进行七年了，尽管对此还存在不少争议，但总的来看其规模仍是不断扩大的。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何让各个民族的学生都能在公平合理的环境下参加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这是国家统一考试组织者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重要的是，只有在以国家统一考试为基础的国家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建立、健全后，它的作用才有可能得到认同，而这一过程的建立需要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长期的探索和努力。

俄罗斯:成立国家统一考试委员会 篇12

新成立的国家统一考试委员会隶属于联邦总统办公室。俄联邦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指出, 该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保证国家统一考试的正常进行, 维护正常的考试秩序。

同时, 国家统一考试委员会还要肩负起选拔人才的重任, 并支持天才儿童和青年的发展。国家统一考试委员会要不断总结和分析各种信息, 形成一个专门的人才选拔机制, 以更好地实现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和支持天才青年的发展。该委员会的任务不仅是要保证国家统一考试的顺利进行, 同时也要提高国家统一考试的选拔效果。考试中的各门成绩将成为学生进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和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依据。国家统一考试委员会还负责将国家统一考试的一系列情况上报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