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高等教育理念

国家高等教育理念（共7篇）

国家高等教育理念 篇1

美国高等教育由弱变强的历程与美国整个国家的崛起息息相关。如果说新国新梦、危局新政是美国大国崛起的历史浓缩, 那么学习英国与德国并自主创新则是美国高等教育强国的真实写照。美国作为一个高等教育的后进之邦, 在仅仅百年 (自19世纪中后期崛起计) 的时间内完成了稚嫩的蜕变, 并最终超越了英、法、德诸国, 执世界大学之牛耳。纵观美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历程, 可以说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是“光荣与梦想”和“危机四伏”并存的景象, 然而借鉴他国经验、结合本国特点始终是美国高教改革与发展的主线。从某种意义上说, 高等教育的发展史即是高等教育理念的演变史, 尽管大学对自身发展理念的自觉思考和探索始于19世纪初柏林大学的创建, 但作为一种观念形态, 大学理念一直或隐或显地影响和引导着大学发展的实践, 高等教育理念在高等教育发展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1]不可否认, 美国在取法英、德的基础上,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理念, 引导美国走上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之路, 创造出了高等教育史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奇迹。

一、美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历程

美国高等教育强国之路始于以19世纪初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创办为标志的“大学时代”, 崛起于19世纪中后期。[2]其中经历了三个关键阶段:19世纪初至20世纪前半叶的“大学时代”的开创;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高等教育反思与改革时期。

(一) “大学时代”的开创——真正大学的崛起 (19世纪初~20世纪前半叶)

美国高等教育发轫于殖民地时期移植英国模式出现的“学院时代”, 并形成了以哈佛学院为代表的九大学院, 但这一时期仅仅是美国高等教育的起始阶段。19世纪, 随着产业革命的推行和大规模的西进运动, 美国开始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 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 由此, 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前半叶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时期, 进入了高等教育史上著名的“大学时代”, 州立大学、赠地学院的出现与发展、研究型大学的创立及社区学院的出现在完善美国高等教育结构的同时,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美国高等教育。[3]

(二) 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 (二战后~20世纪70年代)

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 美国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 规模迅速扩张, 进入了大众化时期。其中, 《军人权利法案》《国防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法案的颁布是战后美国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的直接动力, 并使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助以法律的形式得以固定化;另一方面, 这一时期社区学院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收纳了大量高中毕业生, 为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 美国高等教育的反思与变革时期 (20世纪80年代至今)

20世纪70年代以前, 可谓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代, 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 美国高等教育则陷入了重重危机, 其中, 财政紧张、经费短缺是美国大学的头号危机, 这一时期由于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采取保守主义经济政策, 联邦政府减少对高等学校的资助, 经费短缺的矛盾日显突出;同时还遭遇了公众对高校的信任危机, 公众普遍对大学学费的不断上涨不满, 并对美国高等教育质量的不断下降提出了质疑;学术道德和大学生信仰危机也加剧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困境。[4]面对诸多窘境, 美国开始寻求改革途径, 自此, 美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反思与改革的新时代。这一时期的改革主要针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具主义大学理念以及对人文教育和人文学科的批评与反思而开展的。

二、美国国家教育理念的传承与创新

“大学里的观念、信条、思想、理论很多, 甚至会有彼此不同或冲突的理论和观念, 它们并不都代表大学理念。只有最具代表意义的部分, 且基本上在主流意识上发挥着持久影响者, 才可能被认为是大学的理念。”[5]教育理念就是教育的理想与信念。教育理念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 它是人们对于什么是好的教育的一种价值判断, 是一种理想状态, 教育实践可以无限接近但永远不能与之完全重合, 具有一定的永恒性和超越性,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过时;第二, 教育理念是一种教育理论体系, 带有一定的规律性和真理性, 符合教育的最基本的规律, 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不同国家之间的教育理念可以共通、共享;第三, 教育理念具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它对一国的教育实践已经产生过或正在产生重大影响。

指导美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理念是指, 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所出现的国家层面的、指导美国高等教育实践并经过实践检验的理想与观念, 其基本特征是永恒性、规律性和实践性。本文以此为标准, 并根据高等教育目标、高等教育的功用及发展高等教育的路径三个方面, 梳理、归纳了指导美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诸多理念。

(一) 高等教育目标方面理念的传承与创新

受实用主义思潮和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 美国高等教育自诞生之日起, 便担负着服务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 美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始终围绕着其服务社会的工具主义理念而进行。在其实用主义教育理念的指导下, 专业教育一度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特征, 就教育本身而言, 它不过是一种工具, 是解决商业、工业、政治和社会状况等问题的手段, 它不追求某种终极的永恒真理和个体人格的完美, 而要根据社会现实的变化, 培养人才以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目的。但随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有识之士提出通识教育的思想, 以弥补专业教育的不足。至此, 培养专业素养与人文素养兼具的人才以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目的便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首要目标。

(二) 大学功用方面理念的传承与创新

鉴于美国实用主义文化传统和高等教育理念, 大学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项基本功能, 始终是美国社会进步的引领者, 促进了美国社会多元化和教育公平的实现。

1. 产学研合作理念

产学研合作理念萌芽于西方国家, 其产生与发展也是世界高等教育功能发展的见证。产学研合作教育理念是以培养学生优良素质、综合能力和就业竞争能力为重点, 充分利用学校与企业、科研单位等多种不同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以及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各自优势, 把以课堂传授知识为主的学校教育与直接获取实际经验、实践能力为主的生产、科研实践有机结合的教育形式。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 产学研合作教育作为一种成功的人才培养方式, 愈来愈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普遍重视, 而且在许多国家推广、实施并得到迅速发展, 已成为当今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大趋势。

美国产学研合作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起源于19世纪的辛辛那提大学和安提亚克大学, 当时是一种把课堂教学与工作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模式, 随后的50年时间里并没有得到太大的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 美国成立了合作教育委员会, 转年又成立了合作教育协会。1976年国会通过的《高等教育法》独立设立了合作教育基金。20世纪90年代, 美国的产学合作发展迅速。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开始重视产学合作教育模式, 通过立法、拨款等手段开始对产学合作实施多方面的影响;同时, 美国大学也改变“以学科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方式, 加强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密切关系, 按照企业急需调整专业设置, 使培养的学生更贴近企业的需要, 更适应高科技的发展;合作双方共同制定严密的训练计划, 其合作项目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学科领域。美国的产学研人才培养模式改善了政府与大学的关系, 大学的技术创新依据政府的引导而开展;同时, 大学与企业开展合作研究, 并将这些研究成果应用于企业的产品开发。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等都是产学研合作较为成功的范例。

2. 社会服务理念

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 服务理念肇始于赠地学院的创建, 最初表现为高等教育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二战后, 受美苏争霸的影响, 服务理念更多地体现为高等教育为国家利益服务, 出现了高等教育的国家主义和高等教育政治化趋势。

实用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 也是长期以来指导美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理念。在实用主义理念的引导下, 19世纪初州立大学运动时期, 确立了服务世俗社会需要的办学宗旨和向学生提供超越殖民地旧式学院水平的教育的办学目标, 并允许学生具有一定的职业性倾向。而二战后, 两年制的社区学院由于其短期性和职业性、过渡性并存的优点发展迅速, 接纳了49%的高校学生, 并为社区的民众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 成为美国社会不竭的知识源泉和服务站。20世纪70年代以后, 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 美国高等学校的社会服务职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大学-政府-产业界相互合作”的三螺旋模式产生, 其基本战略是使学校与其所在地区企业界、公众以及政界领导间建立一种积极的伙伴关系, 承担为社会发展提供战略性和前瞻性策略选择的重任。在此思想的指导下, 许多地区的公立大学因地制宜地与地区各界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合作活动,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促进了高校与地区间的共同繁荣。

社会服务理念伴随美国高等学校的发展, 已走过了近200年的历程, 并已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一大鲜明特征。美国实用主义的社会文化传统要求高等教育必须为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服务, 这是高等教育社会服务理念得以产生的源泉;美国社会科技和经济的发展, 为美国高等教育社会服务理念的产生提出了现实要求, 是美国高等学校社会服务职能形成和发展的直接动因;联邦政府是促使美国高等学校社会服务职能形成和发展的最主要外部力量。美国政府介入高等学校事务, 影响高等学校社会服务职能的形成主要是通过教育立法和财政资助等手段完成的。

二战后, 美苏争霸逐渐白热化, 交替进行的冷战、热战以及苏联卫星上天事件使联邦政府进一步控制高等教育, 将高等教育作为美苏争霸的工具, 此一时期美国高等教育服务理念主要表现为高等教育为国家利益服务, 即呈现出国家主义的倾向。

3. 教育公平理念

教育公平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它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中的反映。一般而言, 教育公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接受教育的权利平等和接受教育的机会均等。

美国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最快、规模最大、普及程度最高的国家。自其建国以后, 在“自由”“平等”“民主”等理想的驱动下, 美国历代政府及民众便开始了对教育公平理念追求的艰难历程, 美国对高等教育公平的追求极大地推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美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和普及, 一方面与其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国际上诸多因素的影响分不开, 但另一方面也是其追求教育公平的结果。第一, “多样、多元、多层”共存的办学体制是美国实现高等教育公平最鲜明的特点。第二, 以法律的形式确立教育公平理念, 从而为公平的实现提供了法律保障。第三, 基础教育公平的发展为实现高等教育公平提供了有力保障。第四, 兼收并蓄各国之长, 发展本国特色, 扩大世界影响, 是美国高等教育公平的显著特点。具体来说, 美国教育公平理念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其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发展中。

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殖民地至南北战争前的精英阶段;南北战争至20世纪40年代的大众化发展的过渡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大众化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普及化阶段。纵观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历程而言, 高等教育的法治化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基本动力;充足的经费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保障;多类型、多层次高等教育的大发展直接促成了大众化的实现。

(三) 发展高等教育路径方面理念的传承与创新

1. 国家管理高等教育的基本思路

美国是一个以地方分权为主要特征的联邦制国家, 美国政府对高等学校没有管理权, 根据联邦宪法的精神, 教育管理权作为州政府的自有权利而加以保留, 州政府负有高等教育的立法权和管辖权, 为高等学校的运行管理提供政策、法律框架和经费支持。然而, 随着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 联邦政府逐渐意识到高等教育的兴衰与国家兴衰密切相关, 因而逐渐采用法治和经济手段间接地加强对高等教育的干预, 使之为国家社会发展服务。

2. 政府管理大学的基本模式

美国是一个实行地方分权的国家, 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没有直接的管理权, 只能通过立法和拨款形式间接干预高等教育的发展, 高等教育的管理权主要掌握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手中, 因而形成了多元化的管理体制。主要体现在:州政府主要通过宏观管理对高校进行指导, 很少直接干预高校的运行, 各高校没有全国统一的招生和录取标准、没有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没有全国统一的教师聘任标准、没有全国统一的大学管理规则、没有全国统一的考试标准, 高校基于自治的规定可以自行任命教授、自由选拔学生、自行决定课程的开设、自由筹措经费、自由分配经费;[6]美国民间高等教育机构极其繁荣, 它们通过对高等学校的评价和认证等对高等学校的发展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州政府则通过提高民间机构和组织的高等教育事务参与度、协调民间研究机构与大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 以及协调州与州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对高等教育进行管理, 由此, 美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因其地域性差异, 形成了多元化的管理体制。

另一方面, 在政府进行积极干预的同时, 美国高等院校也保持了一贯的自治传统。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认为, 美国学院与大学享有显著的不受政府控制的自由;虽然美国政府的影响在增长, 但是院校有很强的独立性, 诸多因素结合起来使美国享有的自主权比世界上任何主要国家的院校都要大。大学高度自治不仅是美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最具特色的方面之一, 也是美国高等教育之所以能在建国后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得以迅速发展, 并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最发达国家的重要因素之一。[7]

大学自治是美国大学的悠久传统, 一直以来是大学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 它是大学本质的固有特征和大学对于政府及其他社会力量的一种相对独立的状态品质。[8]从1636年美国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建立到19世纪中期, 大学自治经历了从产生到确立的过程, 在此期间, 大学的决策权从完全掌握在外部社会力量手中, 逐步发展为教师群体争取到了有限的权力参与大学决策;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 大学自治获得充分发展, 行政人员和教师群体发展迅速, 教师权力制度化;从20世纪中期至今, 世界发展进入新格局, 大学面临激烈变化的内外环境, 大学自治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美国的大学自治制度主要体现在“法人-董事会制度”中, 高校内部管理权掌握在各校的校董事会手中, 董事会可以任命校长和其它重要的行政官员, 聘用、提升、解聘学校的资深官员以及审议、通过年度预算和为学校筹措资金, 校董事会成员的任职及任期长短会直接影响到高校的管理及生存和发展。[9]

3. 国家发展高等教育的软环境

实用主义社会文化思潮是美国大学思想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发展动力, 是美国文化的核心, 是美国民族的性格和精神。[10]实用主义作为为美国民众广泛接受的社会思潮, 是美国一切制度形成的基础和主流观念生存的土壤。实用主义由皮尔士创立, 经詹姆士系统阐发, 由杜威发扬光大, 逐渐渗透至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成为美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根基,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支撑和主宰了美国人的精神生活。

受实用主义思潮相对真理观和工具主义价值观的影响, 高等教育中的实用理念反对欧洲传统的训练心智、培养绅士的教育观和知识观, 而强调民主、自由、多元, 主张将人才的培养与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要求高等教育服务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认为, “美国高等教育无论从哪一方面做出牺牲, 必得以另一方的增益为条件, 或者是为了获得别的有价值的目的。尤其重要的是, 在实现这些目的的同时, 一定要保证效率的提高。[11]可见, 在美国形成了对效率的崇拜, 效率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 实用主义的有用性和效率性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 渗透到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服务理念、课程设置等诸多方面。另外, 实用主义作为美国的民族精神在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进程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美国公众从来不把大学仅仅看作象牙塔, 20世纪美国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就曾这样评价道, 对19世纪的美国寻常百姓来说, “教育是信仰”——条件是它必须“实用并带来红利”。受美国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 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实用高等教育理念, 美国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 正是在实用主义高等教育理念的引导下, 以是否有利于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基本依据, 将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站, 采用适应社会需要的灵活多样的办学模式,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多元化的学校类型和多层次化的纵向结构, 并形成了多元化的经费筹措渠道, 不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 有力地支撑了美国向世界经济强国、高等教育强国的跃进。

多元化也是支撑美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动力, 是美国政府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所必不可少的软环境。长期以来, 人们往往是把多样化作为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相联系的一个概念提出来的。[12]实际上, 由于美国多元、包容的文化传统的影响, 美国高等教育创建伊始就存在明显的多元化的特征。在20世纪70年代高等教育大众化实现以来, 多元化更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最基本的特征。美国高等教育多元化理念主要表现在:学校类型与层次的多元化、培养目标的多元化、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多元化、管理体制的多元化、资金来源的多元化等方面。

而作为大学最具特色而又古老的学术自由传统则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美国大学学术自由深受德国学术自由传统的影响, 然而美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实用主义的精神又赋予了美国学术自由崭新的内涵。美国学院和大学经历了从学术自由思想的孕育、学术自由原则的确立到学术自由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几个阶段。学术自由与终身聘任制的紧密结合是美国学术自由的突出特征, 从而形成了美国特色的学术自由。学术自由的必要条件就是经济、职业安全的保障。美国大学学术自由的主要内容和任务就是建立以教授终身聘任制为核心的教师聘任制度, 保障大学教师的经济、职业安全。

三、经验与启示

纵观美国高等教育的产生、发展及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整个历程, 可以发现, 借鉴他国经验、结合本国特色自主创新始终是美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线, 是美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经验, 其对我国的启示有:

(一) 改革高等教育理念是高等教育改革最紧迫的任务

高等教育理念是指导一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理想和信念, 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理念是支撑美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 最终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原动力。美国作为高等教育的后进之邦, 仅百余年时间便超越了英、法、德等老牌高等教育强国, 堪称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纵观美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历程, 借鉴他国经验、结合本国特色自主创新, 及时摒弃旧有教育理念是美国走向成功的不二法宝。因此, 可以说, 改革高等教育理念, 祛除痼疾, 使之符合国家、社会发展的实际, 是高等教育改革最紧迫的任务。

(二) 教育理念的提出要预见国内外社会发展的变化和趋向

高等教育作为社会进步的动力站, 必须“充分考虑每一项社会职能的实际价值, 换句话说, 它的教学、科研、服务都应考虑到州的实际需要, 大学为社会服务, 州立大学要为州的经济发展服务”[13], “大学应成为灯塔, 积极促进社会发展, 成为公众服务的必不可少的工具。”[14]因而, 教育理念的提出必须符合国家社会的实际需求, 并在预见国内外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 引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

(三) 政府要积极发挥作用, 在国家干预与大学自治之间寻求平衡

美国联邦宪法虽然规定教育是各州的保留权利, 但联邦政府从州立大学成立之初就介入了高等教育事务, 以保证高等教育的世俗性, 确保高等教育为国家、社会服务, 二战后, 联邦政府更是通过立法和向大学拨款等手段使之对高等教育的干预。然而, 美国大学却享有高度的自治, 这不仅是美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最具特色的方面之一, 也是美国高等教育之所以能在建国后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得以迅速发展, 并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的重要因素之一。[15]我国高等教育水平要获得较大程度的提升, 最为关键的是要落实高校的独立法人地位, 政府要由高等教育的管控者转变为高等教育的协调者, 大学要在国家干预与大学自治之间寻求平衡, 为高等教育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国家高等教育理念 篇2

一、从宗教慈善到国家福利

西方国家早期对贫困者的教育救助常常是教会、富有者的慈善之举。宗教团体提供了包含教育在内的各种服务,如向穷人提供衣食、住所、钱币,资助穷人接受教育,开办面向穷人的学校,此外,还资助部分穷人接受大学教育。据史料记载,在欧洲中世纪大学建立之初,对贫困学生的经济资助就已经存在。[1]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逐渐介入对贫困群体的救助。1601年,英国《伊丽沙白济贫法》的诞生,创立了在政府层面进行管理的国民社会福利标准制度。但是,最初的政府福利多是济贫救困,无力关注弱势群体的教育方面。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教育在提高国家经济实力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而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也为教育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经济基础,这时政府才逐渐把公共教育作为社会福利的重要内容。于是,向公民提供免费的初、中级公共教育成了这些福利国家的追求,如美、英、法、日等国都于19世纪或20世纪初实施了义务教育,并为高等教育提供了巨大的财政资助。

一些学者从理论上对包含教育在内的社会福利进行了论述。如马歇尔(T.H.Marshall)认为,公民的民事权、政治权和社会权构成公民权,其中公民的社会权利主要表现在教育制度和社会服务上。[2]另一学者布里格斯(Asa Briggs)则提出了福利国家的目标和政策。他认为,福利国家的本质体现在政府活动中,这些政府活动是为了“调整市场力量的动作”而改善那些无法自力更生的市民的福祉的。福利国家有三个特定目标:经济保障、物质充裕、基本服务,其中基本服务指:不论市民地位或阶级的差别,确保人们得到社会所公认的必要的基本商品和服务,而这种基本服务中最重要的就是公共教育。[2]

与此同时,福利国家提供福利的方式经历了从以家庭和慈善功能为主要援助手段的残补模式(residual model)到国家提供广泛社会经济保障的制度模式(institutional model)的转变。在残补模式中,社会福利是当正当渠道失效时才需要的补充计划,是主要制度失效而发生的暂时的、残余的反应。在制度模式下,社会福利被理解成一种基本的社会制度,不带有任何“施舍”或“慈善”性质,而是人们实现其社会需求的主要方式;制度模式向所有个人和家庭提供社会保险、公共教育和其他计划。

就其中的教育援助来说,事实上也经历了类似的从残补模式到制度模式的转变。因为教育援助从个人或教会提供的慈善的、零星的补助,逐渐成了国家的责任,不仅政府为公民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制度安排,而且各发达国家都形成了一系列较成熟的补偿弱势群体的教育资助计划和项目,每年为此拨付大量经费。以美国根据1965年《初等和中等教育法》建立的为低收入家庭集中的地方教育机关和学校提供财政援助的“Title I项目”为例,这一项目自建立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了美国联邦政府对中小学阶段处境不利儿童的最重要的资助。在2006年教育财政预算中,Title I项目经费达133亿美元,比2001年增加了52%。还有资助残障儿童的IDEA项目,2006年联邦政府向各州共资助经费111亿美元,比2001年增加75%。[4]另外,从2001至2005年,每年通过助学金、贷学金、工读计划等项目,提供经费约600亿美元,帮助近1000万学生上了大学。[5]

二、从入学机会均等到学业成功的机会均等

教育公平是政府对弱势群体进行教育支持的最重要的政策理念,而教育机会均等又是教育公平中的核心概念,也是一个更具操作性因而更被关注的概念。

著名瑞典教育家托尔斯顿·胡森对“教育机会均等”概念作了经典概括:(1)保守主义概念。上帝使人们具有不同的能力(其中的超保守主义认为,上帝赋予每个人的能力与他因出身而归属的社会等级是一致的),教育的作用是对不同天赋能力的人进行分别培养。(2)自由主义概念。抛弃了天赋能力与社会阶级存在某种对应关系的假设,教育要帮助儿童消除外部的经济与社会障碍,使每个人的天赋与能力得到发展。(3)“教育机会均等”的新概念。仅仅有形式上的入学机会均等是不够的,还应当使不同社会出身的儿童有更多的机会变得聪明。教育机会均等的现代意义是为所有儿童提供差别对待的机会均等。[6]

胡森的归纳较好地表达了教育机会均等理念的演变过程,也是教育实践向教育机会均等的理念不断提出要求和挑战的过程。在“一战”前,一些工业国盛行保守主义观念,它是教育“双轨制”产生的理论基础。这实际上是一种起点均等论,强调教育权利的平等,在教育改革实践上,以免费、义务教育为内容,但不同能力(实际上是不同阶级)的人进入不同性质的学校。如在英国和法国,虽然19世纪末就开始实施义务教育,但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双轨教育制度。正如胡森所言,“这种基础的、义务的和公款资助的教育,并非是就本义而言的统一教育,因为它是专门为群众的子女而设置的,此外早已为上层阶级的子女建立了一个进而可以受到中等教育和进入大学的学校系统”。而就中等教育而言,“在多数场合是出于对中级劳动力的需要,才导致那种并不为大学入学准备的短期中等教育”。[6]在美国,则实行着严重的种族隔离的学校制度。

“一战”以后,自由主义的教育机会均等观念开始流行。这一观点矛头所向是不平等的双轨制,它实际上是一种过程均等论,强调教育制度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儿童。这一时期教育改革侧重于教育机构的一元化和学校课程的统一化,如法国在“一战”以后,统一学校运动和对双轨制的改造就曾是教育改革的关注焦点;英国《1944年教育法》的颁布,形成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相衔接的现代英国国民教育制度;美国于20世纪50年代始,也掀起了反种族隔离或种族融合的教育(如黑白合校)运动。

“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80年代以后,逐渐出现了所谓“教育机会均等”的新概念。这实际上是一种结果均等论,强调学业成功机会的均等,并追求教育的个性化和终身化。直至今天,它仍是各国教育改革追求的目标。美国从1983年的《国家处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到1993年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再到2002年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都强调一个共同的主题:提高教育质量,缩小富人和穷人、少数族裔与白人学生的学业差距,让全体儿童都有较好的发展。特别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反复强调“保证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提高处境不利学生的学业成绩”、“缩小成绩差距”、“每个孩子都应该受到发挥其全部潜能的教育”。[8]英国21世纪初的政策目标强调要为每个人创造学习和发展的机会,达到优异与平等的双重目标。为此,英国出台并实施了从学前教育到成人教育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如学前教育的“确保开端计划”(Sure Start),小学阶段的《卓越与快乐》战略报告,中等教育对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鼓励,继续教育为年轻人提供“让所有人都成功”的教育和训练机会。[9]法国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与学业失败作斗争,使每个孩子都获得学业成功,并使其个性得到充分发展。如提出保证100%的学生能从学校教育中获得一种文凭或证书;推出多种帮助困难学生的措施,如开设支持性的“教育成功的个性化课程”。[10]日本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反思以前过于单一、均等和僵化的教育制度,教育改革追求多样化和适应人的个性发展,并更加注重终身教育,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样化的教育机会。

三、从关注公平到公平、效率、自由兼顾

公平、效率与自由常常是一国政府在教育改革时需要考虑的三个方面。我们发现,各国对弱势群体的教育支持政策,经历了从关注公平到公平、效率与自由兼顾的过程。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实施义务教育,到“二战”以后对各种弱势群体的教育补偿,各国政策关注更多的是公平问题。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效率和自由问题逐渐受到重视,各国开始追求公平、效率与自由兼顾以及三者的良好互动。

美国自18世纪末的公立学校运动开始,就把公平作为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20世纪50、60年代,是美国教育史上最关注弱势群体的时期。美国实施了大量旨在为贫困家庭儿童提供补偿教育,对少数民族儿童采取反种族隔离教育的法规与政策。但是,教育上对弱势群体的大量投入并没有带来预想的结果,于是政府开始反思过去的政策,并从80年代开始关注效率。而民众也有同样的要求。特别是随着1983年《国家处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的发布,民众在了解到联邦的大量拨款并未改善学生成绩低劣的事实后,纷纷要求政府在补助时须做成本收益分析。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美国的教育政策在注重公平的同时,仍然关注效率。如制定全国性教育标准评估学校、实施特许学校和教育券等改革,均以竞争与绩效为导向。以《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教育法案为例,法案明确规定要实行成绩责任制和年度学业评估,把拨款与成绩结合起来。各州必须建立一套奖罚制度来使学区和学校在提高学业成绩方面承担起责任;每个州可以选择和设计他们需要的科目进行评估;未能成功地教育处境不利学生的学校,在获得帮助后仍无起色的,将被采取适当行动,若连续3年仍未取得进展,学生可以使用政府专项基金转到一个更好的公立或私立学校。此外,联邦政府在赋予州和学区更多权利和自由的同时,也要检验其成效,如建立3～8年级年度评估制度,对各州学生成绩进行抽样年度评估;建立州责任制奖金,对在缩小成绩差距并学生平均成绩方面业绩卓著的州进行奖励;如果某州未能达到业绩标准以及未能展示学业成绩的成果,教育部长将有权减少该州从联邦政府得到的行政开支经费。[8]

此外,对美国很多支持弱势群体教育的项目实施以后,都有来自官方或民间的学者去做大量实证研究,以考察这些经费的使用情况和使用效果,帮助政府再根据实际情况和民意对政策作相应调整。如基础教育中支持弱势群体教育的最大项目Title I,自实施以来,对其实施状况与效果进行研究的学者与论文不计其数。有研究指出,原本以改善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低收入贫困家庭教育状况的项目,由于覆盖范围太大,反而无法满足最贫困学区学生的需要;学者卡迈克尔(Paul H.Carmichael)对纽约州1992～1993学年Tide I项目实施情况的调查表明,许多不太贫困的学校,甚至州最富裕的学校也能接受项目的资助,但同时至少有208所高贫困学校(超过22%的贫困学生)未能接受项目的资助。[12]此外还有如阿尔尚博(Francis X.Archambault)和皮埃尔(Robert G.St.Pierre)1980年的研究、[13]奥登(Allan Odden)1987年的研究[14]等也提出了类似的批评。而美国国家社会政策部的教育财政专家里德尔(Wayne Riddle)则多次发表关于Title I项目的报告。此外,Title I项目每5年都要被国会重新授权和修订一次。

在追求公平与效率的同时,自由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这突出地反映在特许学校、教育券、赋予学生及家长以充分的选择权等改革上,政府为那些在持续失败或危险学校就读的学生提供择校费或教育券,以便他们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这一方面促使学校之间竞争,迫使学校在提高质量上做出努力;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弱势群体的教育选择的范围。

英国的政策也有从关注公平到公平、效率和自由兼顾的明显特征。英国1870年颁布“初等教育法”,要求保证义务初等教育的实行;《1944年教育法》实现了“人人受中等教育”的目标;而之后的“综合学校运动”,力图使中等教育内容更加平等;高等教育中也长期实行免费加助学金制度,保障了贫困青年上大学的机会。总之,这些时期教育政策的目标是教育机会均等和社会协调,政府希望通过种种努力,以减少社会阶层之间的屏障。

英国教育改革发生转向的标志是《1988年教育改革法》。法案规定,实施全国性统一测试,允许家长自由选择学校,学校经费与招生人数挂钩,建立国家直接拨款学校等。这些改革措施既突出了市场的力量,增加了学生、家长及学校的自由,又以提高效率为目的。高等教育也实施了学生贷款办法,改变了免费加助学金的大学生资助政策。这些改革都是政府关注效率和自由的表现,正如英国学者考恩在回顾1944年至1988年改革时所言:“在最近10年中,政府越来越关心教育系统的‘效益’以及教育系统对英国经济增长所能做出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作为70年代早期重要主题而出现的少数民族问题、知识政治学以及教育中的性别问题不再那么重视了。”[15]

四、对我国的启示

发达国家在支持弱势群体教育理念上的追求,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从目前看来,至少以下三方面的问题应受到关注。

1. 政府应承担起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教育支持的主要责任

亚当·斯密在200多年前就曾提出,君主有三个应尽的义务: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其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而米尔顿·弗里德曼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政府的第四项义务:保护那些被认为不能“负责的”社会成员。[16]可见,提供公共产品和为弱势群体提供保障,是政府的两个重要职能。上述研究也表明,发达国家已经把向公民提供教育服务看作政府福利的重要内容,把向弱势群体提供教育支持看作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国作为一个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明确政府在支持弱势群体教育中的主要责任。但由于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多年来实行“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和“地方负责”的教育财政体制,使得我国不仅教育经费总体投入不足,而且地区差异大,很多经济不发达地区正常教育经费尚十分短缺,更谈不上对弱势群体的额外补助,而中央财政用于补助落后地区教育的专款也远不能满足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一定要把发展公共教育、为弱势群体提供足够的教育支持,当作其最基本最重要的职能。

2. 从“一个不能少”到“不让一个掉队”

发达国家对弱势群体的支持,已不仅仅是提供均等的教育机会,还注重让每个人都变得优秀,追求“不让一个掉队”。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政策关注的重心还是“一个不能少”,即入学机会的均等。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对教育公平的追求也应该提升,要关注让更多的人取得学业的成功。首先要均等地分配教育资源,让弱势群体学生不仅“有学上”、“有书读”,还要“上好学”、“读好书”,享有优质教育资源;其次,考虑到弱势群体现有的弱势地位,教育政策的制订还应考虑补偿原则,给他们以更多的关注和补偿,以帮助他们取得学业的成功。

3、注重教育支持的效率

国家高等教育理念 篇3

根据200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英语国家概况》(后文简称《概况》)是为英语专业本科生开设的一门专业知识必修课。该课程的整体目标是:比较系统地介绍主要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包括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学文化、科技教育、宗教习俗等。

目前,在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我们为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开设《英语国家概况》这门专业必修课,每周2学时,共19个教学周,班级规模90-120人左右。鉴于该课程学时少,内容多,因此仅探讨英美两国的相关内容,暂不涉及其他英语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经过笔者多年教学实践,发现该课程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教学问题。

1.教学内容庞杂,学时严重不足。在19个教学周中,教师需要教授英美两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教育、文学、文化等章节的内容,其中涵盖了几百个大大小小的知识点和语言点;虽然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有所侧重,尽量做到详略得当,但依然觉得很多重点内容无法展开,只可浅尝辄止;而学生对一些难点内容也似懂非懂、难于掌握,对很多感兴趣的话题亦无法深入了解。此外,为了完成教学进度,课堂教学日渐程式化,造成有的学生“吃不饱”、“不够用”,有的学生“吃不了”、“用不了”。

2.班级庞大,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效果不理想。在90-120人的大课堂上,教师的授课方法以讲授法为主,虽然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但由于课程内容多,课堂时间有限,无法开展多种多样的课堂活动和讨论,难免出现“满堂灌”的现象,以致于教师机械地讲,学生被动地听,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无法得以体现,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受到压抑和损害。

3.教学层次不高,难以达到既定教学目标。学生大多只满足于记忆课堂内容,学习仅停留在知识的简单识记层面,对课程内容缺乏宏观把握,缺少对所学知识的分析、判断,及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比较等高层次思维活动。因此,该课程也很难实现让学生陶冶情操、开阔眼界、充实心灵、启迪智慧、构建知识结构的目标。

4.该课程与文化类其他课程之间缺乏必要的关联。《英语国家概况》作为英语专业基础阶段的专业课程为学生进入高年级学习打下基础,课程所涉及的历史、文学、文化等内容与其他的英美文学文化类课程息息相关,如《英国历史》、《美国历史》、《英国文学》、《美国文学》、《英国社会与文化》、《美国社会与文化》等。但在实际授课中,由于师资有限,教师只能顾及各自课程,所以在教学中难免出现内容重复、互不衔接的现象。

英语专业文化类课程的相关研究

关于英语专业文化类课程的教学研究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以及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众多学者纷纷提出了将多媒体手段引入英语专业文化类课堂[1][2]。

后来,以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目标,一些学者提出了将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相结合,在文化类课程中体现“文化”特色的教学模式[4]。

近几年来,英语专业文化类课程的教学研究向“内容依托”教学,构建“内容·语言”相融合的课程体系[5][6]以及构建“英语文学及文化课程群”的方向发展[7]。

研究内容

本研究在微课理论指引下,利用国内外现有的微课研究成果,旨在探索一种适合英语专业文化类课程特点的新型教学模式。

微课(Micro-lecture),顾名思义,即微小的课程,又名微课程,是一种相对于传统教学模式而言的形式微小、内容简短的课程模式,通常由时长很短的微课视频为主要载体,辅以授课的配套资源组成。

2008年,美国圣胡安学院高级教学设计师戴维·彭罗斯(David Penrose)首次明确提出“微课”的概念[8]。国内率先提出微课程概念的胡铁生认为“对教师而言,微课程将革新传统的教学与研究方式……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途径之一;对学生而言,微课程能更好地满足他们对不同学科知识点的个性化学习,按需要选择学习的要求,是传统课堂学习的一种重要补充和拓展资源……基于微课程的移动学习、远程学习、在线学习、泛学习将会越来越普及,微课程必将成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和学习模式”[9]。

在微课设计理念的指导下,系统梳理课程知识点,找出并确定支撑这些知识点的核心概念。以核心概念为主要讲授内容,开发制作若干5-15分钟时长的微型教学视频。开发制作与微型视频文件配套的微教案、微课件、微习题等教学辅助材料。将制作完成的微课资源整理成系列微课程,应用于英语专业文化类课程教学中,实现同类课程之间的关联与整合。

研究特色

本研究认为,微课理念的引入将很好地解决《英语国家概况》课程中现存的诸多教学问题。

1.教师可以利用微课作为课堂教学的授课素材,改变传统授课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和自觉性。

2.教师也可以让学生在课余时间,自主学习微课视频及相关辅导材料,充分消化重点、难点内容;而在课堂上,教师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答疑解惑、组织讨论或开展其他形式的教学活动。教师的主要工作不再是课堂讲授,而是在学生的自主学习过程中充当促进者和指导者,改变“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模式,使学生在课堂上占据主动地位,从而实现“翻转课堂”。

3.微课的引入使教师在课堂上不再费时于较低层面的知识点讲授,而可以更多地引导学生对微课所学内容进行思考讨论、归纳总结、比较分析,帮助学生展开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

4.由微课开启的自主学习模式可以满足学生预习、复习和自主学习的不同需求,也可以满足不同学生对不同知识点的个性化学习、按需学习的需求。微课教学资源也将成为课堂教学的一种重要补充和拓展。

5.本课程所开发的微课资源也可适用于英语专业文化类的其他课程,实现资源开放共享,促进教师间的相互学习与沟通交流,避免教学内容上的重复,并将同类课程有机联系起来。

根据该课程现行的几本教材,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本研究选取了57个知识点,涉及课程基本概念、重要历史人物、主要历史时期、政治制度、教育体制、文化现象、社会运动等。

《英语国家概况》系列微课目录:

I.英国地理与人口VI.英国文学

◇英国名称及相关概念◇16世纪文学

◇英国及组成部分◇17世纪文学

II.英国历史◇18世纪文学

◇罗马统治下的英国◇19世纪文学

◇安格鲁·撒克逊时代◇20世纪文学

◇诺曼征服VII.美国国土与人口

◇金雀花王朝◇美国地理

◇大宪章和议会起源◇美国人口

◇百年战争VIII.美国政府

◇玫瑰战争◇美国宪法

◇亨利八世和宗教改革◇美国政府组织机构

◇伊丽莎白一世和文艺复兴◇美国选举制

◇英国内战◇美国政党制

◇光荣革命IX.美国教育

◇工业革命◇美国教育概况

◇维多利亚时代◇美国高等教育

◇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常春藤盟校

III.英国政府X.美国社会与文化

◇英国女王◇美国节日

◇英国议会◇美国音乐

◇英国政府机构◇美国体育

◇英国司法体制XI.美国文学

◇英国宪法◇早期文学

◇英国大选和主要政党◇19世纪文学

IV.英国教育◇现代文学

◇英国教育理念◇当代文学

◇英国教育概况XII.美国历史

◇英国中小学◇殖民地时期

◇英国高等教育◇美国独立战争

V.英国社会与文化◇美国内战

◇英国宗教◇二战中的美国

◇英国媒体◇大萧条

◇英国节日◇民权运动

◇英国体育

课程改革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以微课理念为指导的《概况》课程改革,必将为英语专业文化类课程的教学带来新的变化与挑战。在研究论证阶段,研究者预测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需要在研究过程中给予充分的考虑并寻找适当的方法予以解决。

1.知识点的划分需要进一步细化。《概况》课因其涵盖了纷繁复杂、千头万绪的众多知识点,一向都是英语专业学生的“心病”;而这一特点也为该课程的改革和研究带来极大挑战。如何划分知识点,知识点应该具体或精确到什么程度,都需要研究者进行深入思考和分析,并根据学生的语言水平和认知程度进行调整。本文所提供的微课目录,仅为该课程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框架式的概览,在研究实践的过程中,需要在此框架下对知识点展开进一步的考量与细化。

2.改革后的《概况》课程仍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基本知识点的识记,但更多地将把重点放在基础知识的应用和思辨能力的培养等更高层次的教学目标。该课程改革并不能抛开《概况》课固有特点,使学习者完全摆脱对基本知识点的识记,本研究希望能够探索一种全新的授课模式,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以生动并富有趣味的形式,使学习者更好地掌握教学内容。

配套教学资源的开发需要跟进。微课程的建设不仅仅涉及微课视频的制作,配套资源的开发与应用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微视频学习前的指导;学习后的测试、练习和思考题的设计等。配套学习资源数量不宜太多,但要与教学主题紧密结合,设计具有趣味性和启发性的练习,激发学习者自主学习的热情。

3.微课的网络学习与应用需要匹配的网络平台。微课学习离不开网络平台的支持,只有借助网络平台,教师和学生才能够充分利用微课资源展开学习、教学与研究。

参考文献

[1]李玲:《关于〈英美概况〉多媒体教学现状的探析》,《外语教学与研究考试周刊》,2012年第6期,第80-81页。

[2]尹铁超、刘颖、石敏、吴莉:《超时空多媒体课件对英美概况课程教学的正面作用》,《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1年第5期,第55-57页。

[3]肖凌鹤:《高校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几点思考——以〈英美概况〉课程为例》,《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136-137页。

[4]蒋红、樊葳葳:《大学英语限选课“英美文化”教学模式初探》,《外语界》,2002年第1期,第42-46页。

[5]常俊跃:《英语专业“内容·语言”融合教学整体课程体系改革的教学效果分析》,《语言教育》,2013年第2期,第11-20页。

[6]常俊跃、赵秀艳、李莉莉:《英语专业低年级阶段系统开展内容依托教学的可行性探讨》,《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年第12期,第24-30页。

[7]李嬿:《英语专业英美文学及文化课程群的构建》,《黑龙江高教研究》,2014年第3期,第102-104页。

[8]Shieh,D.“These Lectures Are Gone in 60 Seconds”,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2009,(26):1-13.

国家高等教育理念 篇4

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于1994年,是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同年成立的三大政策性银行之一。国家开发银行以增强国力改善民生为使命,通过开展中长期信贷与投资等金融业务,为国民经济重大中长期发展战略服务。2008年,国家开发银行改组为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改制为商业银行。2014年,国家开发银行已经由成立时资产不足1000亿元、不良贷款超过30% 的小银行,成长为管理资产约10万亿元、不良率低于1%、与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比肩而立的大型商业银行,是国内成长最快、人均管理资产数额最大、人均利润最高的银行之一。新时期的国家开发银行,依托“两基一支”、基层金融和国际合作“一体两翼”战略,从国内走向国际,成长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际化金融机构。

银行的成长离不开客户的支撑,特别是优良、忠诚客户的长期追随。国开发银行正是得益于这样一个客户群体,与客户同生共长,实现健康、快速的跨越式发展。而培育这样一个客户群体,得益于国家开发银行独特的客户营销理念——高端开发,引领市场。

二、国家开发银行的营销短板

与工、农、中、建等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相比,国家开发银行营销短板十分突出。一是缺乏机构网络的支撑。对市场营销而言,网络即渠道,渠道即王道。国家开发银行分支机构只延伸到省级行政区域,地(市)、县、乡镇基本处于盲区,鞭长莫及。二是人员不足。全行也只有区区数千人,与其他商业银行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人不可同日而语,以极少数的人力资源实现对客户群体的最大覆盖,必须要有非常手段。三是产品不够丰富,尽管商业化以后拓展了投资、贷款、租赁、证券等品种,但与其他商业银行种类繁多的金融产品相比较,仍然处于下风。四是服务手段不足。这与其说是原因,不如说是结果。缺少机构、网络、人员、产品支撑必然导致服务功能欠缺,服务功能欠缺的可能后果就是客户资源的流失。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对诸多的短板,国家开发银行扬长避短,独树一帜走出一条差异化发展的路子,既赢得了客户,赢得了市场,又促进了自身的快速发展,取得骄人的成绩。

三、高端开发,引领市场

1、什么是高端

所谓高端,就是别人看不到、想不到或者不能做、不愿做、做不了或做不好的领域,就营销而言,高端意味着硬骨头。所谓别人看不到、想不到就是要有前瞻性,有预判,能够比别人抢先一步占得先机;所谓不能做是指准入门槛,由于法律、政策等监管约束银行所不能涉足的领域;不愿做通常指成本与利润、风险与收益不配比的微利或亏损业务;做不了或做不好主要是指市场不完善、条件不具备因而难以达成的领域。这些,都是国家开发银行客户营销所要突破的瓶颈,也是过去已经成功突破的瓶颈,这一突破是国家开发银行一直站在市场高端傲视同侪制胜法宝。

2、为什么是高端

营销的方法、手段、技巧五花八门,各类人等尽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市场最后只以成败论英雄,只看结果,不问过程。但我们必须从过程去追溯结果的源头,探寻结果的原因。国家开发银行取得今天的市场地位的重要原因就在于高端开发的营销理念。为什么必须占据高端,一是高端代表方向。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整体上是一个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体系,政府的意志代表国家意志,代表发展的主流和方向。只有顺应政治时势、顺应市场潮流,才能有所作为。顺应这一体制和市场最好的方法就是自上而下把握政府的意图和需求,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引领和主导发展的潮流。引申到营销领域,就是要从国家战略层面去把握客户营销的方向和重点。二是高端掌握资源。要做大事、做别人干不了的事、把事情做好,就必须充分调动资源,凝聚共识,形成合力。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的特点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力量,就是各种可供利用的资源。在我国,国家、政府是资源的最大拥有者和支配者,因此,政府就是客户,政府就是掌握资源的高端客户,帮助政府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是资源营销的重要切入点。三是高端具有一贯到底的组织优势。从组织管理的角度看,高端代表高层,高层代表权力,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组织优势,是执行力。任何一个组织权力的设定,都要为一定的目标服务。在客户营销领域,帮助客户实现经营目标,就是要把握高层的战略意图和目标,利用好权力,利用好组织优势,把组织优势转换为竞争优势,最终形成自身的市场优势。

3、如何把握高端

第一,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重视把握宏观方向,重视业务的战略定位,是国家开发银行的突出特点和优势。银行是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倾巢之下难有完卵,如果方向错误,战略错误,就会引发系统性的风险,不仅自身难保,还会连累相关的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和客户,甚至引发社会、政治动荡,牵一发而动全身,方向、战略极端重要。

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城市化、工业化、全球化。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国家开发银行与之相适应的营销战略清晰而有效:一是基础设施;二是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三是国际合作。城市化需求的一个重大领域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以产业为基础,全球化就必须重视国际合作。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之初的二十多年前,很多人、很多金融机构,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也许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并没有朝这个方向努力,或者努力不够,或者随波逐流,更多作为观望者而不是参与者错过太好的发展机遇。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以至于十多年前国家开发银行率先投身我国城市化、工业化浪潮的时候,不得不背负着巨大的社会压力,背负着巨大的经营压力,背负着助长中国通胀的骂名,背负着“铁公鸡”(铁路、公路、基础设施)银行的骂名,忍辱负重支持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公路、铁路、城建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改变中国基础设施落后面貌,为改变城市落后的面貌,为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默默耕耘,挥洒汗水。这一努力的结果,不仅在于推进了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更重要的是带来观念上的冲击和变化,把人们的思想引导到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方向上来,把人们的观念从不理解、抵制、容忍转化到理解、支持和主动参与城市化、工业化建设工作中来,形成了推动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共识和合力,这远比业务发展本身更重要。过去人们认为一天也过不来一辆车、银行贷款支持高速公路建设风险极大或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无利可图、资产不良必不可免等非议今天都已成为过去,金融创新和风险管控并重取得显著成效,今天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已成为各大商业银行趋之若鹜竞相追逐的对象。此外,在国家开发银行在国际合作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目前已成长为我国最大的外汇贷款银行。

合乎经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方向和重点是客户营销的基本出发点。只有把握住基本的方向和重点,才能避免大的系统性风险,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培育出同生共长客户群体,降低管理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作为市场的先行者,国家开发银行在把握宏观方向的前提下,深度介入了众多重大项目建设,赢得了客户,积累了经验,并且随着项目的成熟和客户的成长,获得丰厚的回报,积累了大量优质资产,为自身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国家开发银行能够以区区数千人管理10万亿的资产,能够面临诸多困难和短板仍然赢得客户和市场的重要原因。

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充分体现客户营销的前瞻性和先导性。这种前瞻性和先导性是高端开发的重要特点之一,能够在众多同行不看好、不愿做的情况下,以战略眼光和胆识,融资与融智相结合,在没有市场的领域建设市场,在没有客户的领域构造客户,在混沌未开的领域引领发展的潮流。这与银行追着客户跑的传统营销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境界。

第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高端体现在很多方面,在国家开发银行的营销理念中,国家战略是高端的集中体现。国家、政府是资源的最大拥有者和支配者,从国家战略层面开展营销就是从掌握、运用资源的角度进行营销。这种营销最终要落实到某个具体企业的层面,但从层次上看,企业只是实现这个营销战略的具体执行者,最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国家、政府层面。因此,国家开发银行在国家战略层面营销的许多案例,并不是简单的争取客户,服务客户,而是以执行国家战略先行者的姿态引领客户、推动客户往前走,想国家所想、急国家所急、为国家所为,以国家战略来凝聚共识,整合资源,为实现国家战略服务。

围绕国家战略开展营销的好处显而易见,一是享有政策资源,为国家政策所支持;二是容易争取到资金支持,国家战略的实施通常都配套相应资金支持;三是专家资源,可以整合全行业、全国乃至全球高端智库资源为我所用;四是行政资源,特别是很多海外项目,可以得到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外交部甚至国防部等中央部委的支持,很容易形成政府的组织优势,这种优势延伸到经济领域,就是市场优势;五是可以吸引一大批优质客户,能够参与实施国家战略的客户往往都是行业的龙头或佼佼者,这些客户承贷可以大大降低贷款风险,大大减少贷后管理的成本;六是风险补偿,一旦项目运作失败,往往都可以得到一定的补偿,减小损失,控制风险。但可以预见的是,国家最高端的机构、最高端的企业、最高端的人才所做的项目,失败的可能性很小,或者说即使不成功,一般也不会造成重大损失。

第三,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国家开发银行已经连续数年获得“人民社会责任奖”,但这似乎与客户营销风马牛不相及,好像也不怎么高端。高端包括别人不愿做、不想做或做不好的诸多领域。尽管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觉醒,承担了一些有益于社会普罗大众的责任,但与巨大的社会需求相比,还远远不够。一些社会迫切需要做,而没有人来做或做不好的工作比比皆是,似乎不需要营销,俯首可拾,很多银行的确就是这样。举个例子,助学贷款,很多年前国家就在号召、动员、推动,一些银行高调介入,低调退出,虎头蛇尾,草草收兵。究其原因,在他们看来,这实在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活计。额度小、周期长、客户分散、管理成本高、收益低,动辄还爆出不良贷款,这样的业务对商业银行没有吸引力。但就是这样,国家开发银行一口气把别人不愿意干的活儿全揽了下来,而且干得挺带劲,干得挺出色,同样的活换个人干就完全不一样,主要根源在于思想认识和经营理念。首先,要认清楚助学贷款面对的客户群体——大学生,这是中国最具活力、最具创造力和最具发展潜力的一个群体,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也就是全社会中最优质的客户,他们理所当然最高端的客户;其次,大学生短期的贷款违约并不意味着长期的贷款不良,短期违约的原因很多,但如果这些国家未来的精英在数年或十多年的贷款期限内拒绝偿还或无力偿还区区数千元或数万元的贷款,那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问题,国之不存,遑论银行自身,但这种风险基本不存在;三,高成本可以通过发动政府、社会分摊,可以通过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控制和压缩。

唯利是图的营销在商业领域无可厚非,但短视的唯利是图葬送的就是自己的前途。国家开发银行承担这样一项似乎无利可图的社会责任,看似吃力不讨好,实则一本万利。首先是为国家培养了人才,这个“利”不能用银行从中取得多少收入来衡量;其次是争取到了这个社会未来最精英的群体,他们在最困难得时候获得来自国家开发银行的帮助,相信多数人会心存感激,有所回报;三是培养了共识,这个群体对国家开发银行理念的认同,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最有可能对国家开发银行的业务给予大力支持。因此,在营销领域,不能用短期的量化指标来衡量长期的利益回报。

助学贷款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整体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利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的环境,最终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

第四,开发性金融的先进理念。国家开发银行把开发性金融的先进理念总结为20个字:政府热点、雪中送炭、规划先行、信用建设、融资推动。之所以先进,是因为它使国家开发银行在拓展业务的过程中无往不胜,它帮助国家开发银行牢牢占据着高端位置 , 它体现国家开发银行营销理念的精髓。政府热点,就是急政府所急,为政府所欲为,利用政府的掌控的资源、利用政府的组织优势服务国计民生;雪中送炭,就是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承担别人不愿意做、或者难以做到的责任;规划先行体现的是在科学掌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宏观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前瞻性、先导性的拓展业务,引领发展的方向和潮流;信用建设,则是在没有市场的领域建设市场,没有信用的领域建设信用,把不成熟的领域建设成为可以市场化运作的领域,做别人看似不能完成或完成不好的事情;融资推动就是以融资为抓手,以融资手段去达成解决政府热点和信用建设之目的。这一理念在营销领域的运用,对营销本身就是高端的创新和发展。

大道至简,营销本身不能拘泥于具体的手段或技巧,更多要上升到战略、理念和哲学的高度去做好每一件具体的事情,要坚持站在高端,占据高端,开发高端,只有这样才能俯视众生,引领潮流。

摘要：1、高端就是为人所不能为;2、高端代表方向、代表资源和执行力;3、国家开发银行的营销理念是以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国家战略为出发点,占据高端,把握方向,整合资源,为人所不能为;4、营销不能拘泥于具体的项目或个人,要上升到战略、理念和哲学的高度,才能引领市场。

国家高等教育理念 篇5

“两头在园，中间在外”

课题组所指的“重庆模式”，其特征就是“两头在园，中间在外”。

重庆利农一把手公司是一家以油脂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农业龙头企业，每年可加工处理10万吨油菜籽。该公司的研发基地、油脂加工中心建在重庆渝北农业科技园区，制种基地建在重庆垫江县，重点商品油菜基地则遍布忠县、丰都等10多个区县。近两年，就是依托这种“两头在园，中间在外”的模式，上述区县的近万户农家通过种植“渝黄一号”，比种植一般油菜平均每亩增收130元。

渝北农业科技园把农业产业发展分为产前、产中和产后三个环节，并创造性地将产前和产后放在园区，产中放在农村。园区管委会主任晏其彬认为，产前、产后放在园区，有利于资本、技术、人才向园区集中，产生更高的效率。他说：“产前不仅仅是提供农药、种子等农用物资，更重要的是要提供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增效的农业科学技术。产后则主要是确保农产品销售和加工增值。”为此，园区确立了以科技型农业、生态型农业、加工型农业和市场型农业为中心的产业定位。晏其彬说：“通过产前、产后辐射带动产中的发展，又促进了面上的现代农业发展。近年来，园区引进一大批融科研、生产和市场开发于一体的现代企业集群，并通过他们把新产品、新技术推广到千家万户，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中央党校《理论动态》课题组认为，“两头在园，中间在外”的模式，有效地解决了现代农业发展中的科技服务、农产品销售和加工增值等问题，成功实现了农业生产、加工和销售的联动，使农业产业借助园区这个平台，延伸到广大农村，延长了农业产业链，引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为现代农业发展起到了示范推动作用。

科技园区孵化现代农业

重庆市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渝北农业科技园区孵化出的一个集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国内外优良品种的引进选育、示范、推广及病毒检测工作为一体的多功能生物技术平台。自2001年科技部批准成立重庆渝北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至今，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靠技术和产品的扶持，使脱毒种薯在三峡库区、渝东南贫困山区和川、黔等地大量推广应用。目前，已在地处三峡库区的国家级贫困县——巫溪县建成了年产万吨淀粉加工厂1个，每年可加工转化当地马铃薯20万吨，帮助当地实现了农产品市场的拓展和产品增值。同时还在重庆长寿区建成10万吨酒精加工厂1个，在涪陵区建成3万吨淀粉加工厂1个，使这些地区实现了种薯—马铃薯生产基地—淀粉加工企业的产业链延长和增粗，产业整体效益大大提升，促进了山区农民种植增收和附近农民离土就业。

据了解，园区自成立以来，先后建成重庆市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市农产品检验检测中心、重庆市良种牛繁育中心、重庆市鳄鱼养殖中心、重庆市柑橘组培中心、重庆市渝北区农业科学研究所6个研发机构，并在园区的核心区建成了波尔山羊农业专家大院等6个科技服务机构，成为重庆市乃至西南地区农业科技研发机构的聚集区。

重庆市科委农村发展处处长王勇德告诉记者，为了适应服务企业入驻、服务企业发展、加速产业聚集的需要，园区在成立之初就建立了农业科技企业孵化器——重庆北部农业开发(集团)公司，代表园区对投资环境进行打造，对企业入驻进行咨询和全方位服务，形成了高效率的企业孵化能力，先后完成对142个科技型农业企业的孵化和入驻，对园区企业成长和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在园区孵化器和龙头企业的带动扶持下，园区内迄今孵化、开发生产农业高新技术产品的各种新型企业和基地已达220个，就业5万多人。

建设新农村的有效途径

近年，渝北农业科技园区承担了国家863计划信息技术领域“智能农业”的科研项目，联合科研院所开发建设农业专家系统，指导农民科学生产。目前已在重庆的九龙坡、涪陵等地推广应用9个“农业专家大院”，建成34个电脑农业示范基地和17个电脑农业工作站，将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有机结合起来，加速了重庆市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

有专家在考察后指出，渝北农业科技园区所凸现的“重庆模式”，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可喜的借鉴。首先，这样的农业科技园区建设贯穿了现代发展理念，改变了农业经营方式，有利于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应用，有利于培育农业支柱产业，有利于农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有利于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对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地推动作用。因此，这类农业科技园区应是建设新农村的有效途径。其次，农业科技园区由核心区—示范区—辐射区的梯度推进和“三区”联动的发展模式组成，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工作方法，探索了点面互动、各方参与、城乡互补的实践方式。最后，农业科技园区作为科技成果的“集成板”，通过自身的科技研发和培育壮大现代农业科技企业，对科技成果、企业集群、农产品及农业生产资料生发出强劲的聚集效应，使农业新科技、新工艺、新产品不断涌现、升级和推广，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的产业化、专业化、集约化、高效化、市场化水平，必将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供不竭动力。

国家高等教育理念 篇6

关键词：发展模式,西方国家,理念更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是20世纪末人类社会的一次重大事件，因此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探讨始终是政治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介入讨论者不仅有专家学者，也有高官政要。在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中，挖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根源者有之，掘其体制、机制、领袖艺术失误者有之，原因涉及国内国际上下左右，几乎无所不包。但细究起来，探源各种论断中根本性的差异不在于某些观点的对立，而在于对导致苏联解体和苏共消亡的主次要原因认定的争论上。

在笔者看来，苏联解体是各种综合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从不同视角探讨苏共消亡和苏联解体的努力及观点均有价值。在众多观点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从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方面分析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这一倾向值得重视。由此看来，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失控和执政者发展理念走入歧途，确实成为苏联解体和苏共消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仅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如此，而且所谓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同样会如此。此种警觉决不是笔者的妄言，而是来自诸多学者对历史与现实的观察所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于人类的自省和良心，很多西方知识分子和理论界精英对两次世界大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本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为了掠夺资源，为了挽救资本主义，资本的占有者不惜把世界拖进战争的深渊。

不言而喻，这种深刻反省的结果也体现了对弱势阶层的关注，其直接表现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但不幸的是，20世纪70年代，这一制度却被嘲讽为“英国病”———西方精英阶层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就忘记了战争的伤痛，拒绝向弱势阶层妥协。西方开始“向右转”，其标志就是美国总统里根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上台，以及他们所主张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胜利。这一切的背后，是西方精英阶层“精英利益高于一切”意志的实现。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变化，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当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及其掌权者的统治与发展理念进行再评估与再反思。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观点虽然五花八门，但归结起来，国内外“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10种，对这些观点进行科学的分析评述，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发展动因，把握其内在发展规律，从而正确制定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将大有裨益”。具体而言，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观点主要有：一是以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阿里夫·德里克为代表的“全球资本主义说”，二是以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为代表的“后资本主义说”，三是以法兰克福学派著名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晚期资本主义说”，四是以法国学者让·克罗特·德罗奈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主义说”，五是以美国学者理查德·斯克拉和戴维·贝尔等人为代表的“后帝国主义说”，六是以国内学者高放、鲁从明、成保良、董崇山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主义说”，七是以徐崇温、李琮、胡振良为代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八是以罗文东为代表的“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九是以学者王亦楠为代表的“跨国垄断资本主义说”，十是以刘昀献、靳辉明、黄素庵、顾海良、柳慧靑、李长久、赵汇等国内学者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说”。

上述观点不禁使人想到列宁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垄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今天看来，这个观点仍未过时。因为，从上述国内外学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诸多概括中便可看出，虽然他们的表述和论证不尽相同，但实际上不过是对资本主义“垄断”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赋予了新的阐释和论断而已。

其实，即便学者不从学术角度分析，普通公众仅从当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现实表现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发达”和“富裕”已经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利益，甚至成为一种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所谓“自由民主”优越制度的表征。显然，这可以缓解其“精英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以及种族与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需要维护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并且排除一切能够约束限制垄断利益的因素，甚至包括国家权力;同时，还要防止关键技术转移，以使垄断始终具有竞争力。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担心、不满乃至敌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缘于他们感到中国的发展使他们的垄断地位受到了挑战。“中国威胁论”的出笼，在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此。在西方看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不仅威胁到了西方国家资源分配的地位，而且威胁到了西方国家的垄断地位。

正是由于西方不愿意接受自身经济危机不断出现和不断蔓延的现实，因此他们不惜走向极端，走上依靠武力对外施压的道路。全世界清楚地看到，“9·11”事件后，美国政客和媒体的表演，以及体现在民意测验中令人瞠目的种族主义之嚣张程度。左派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由于对美国国策提出质疑，使她几乎陷入整个美国理论界的围剿和反扑。美国的知识精英已经完成与政权的合谋，这使得在美国国内，一次次战争的舆论动员可以轻易达成。在西方的对外行动中，北约所承担的战争风险和战争成本很小，因此西方选择战争作为解决问题手段的倾向日益加剧。加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奉行“韬光养晦战略”，世界上已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在军力上与美国相抗衡。于是，就有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一系列维护所谓“人道主义”的战争，有了支持中东北非的所谓“民主革命”、推翻所谓“暴君政权”的行动，有了利比亚、叙利亚等主权国家遭受西方侵略或侵略威胁的局面。

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无论是大谈所谓的来自伊斯兰的恐怖主义，还是宣扬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除用以转嫁他们国内的危机之外，其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所谓“文明冲突论”的影子。为了享有占有资源的优先权，以及解决所谓的“文明的冲突”，美国不惜选择将导弹防御系统作为对策，其霸权主义和疯狂可见一斑。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深刻反思自身的行为，忘记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其最终命运和结果或许不是自己能够掌控得了的。当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某些政客并非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一危险，只不过他们认为，这一危险不会很快到来。就像苏联的统治者一样，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手中的权杖顷刻之间就会丢失。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既不能重蹈苏联和东欧的覆辙，也不能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老路，只能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之路。这不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而且是为了全人类的发展，因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存权问题。在有限的资源面前，为求生存，中国没有退路。和谐发展、共同富裕的政治理念势必取代精英主义的“丛林法则”。毕竟，精英主义制度只能给予少数国家少数人以发达和富裕。地球有限的资源决定了“和谐”与“共富”的理念是避免人类陷于核威胁和生态威胁的唯一选择。所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内“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追求社会和谐;对外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追求世界和平;通过发展科学，追求“科学发展”;通过共同奋斗，实现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共赢”和“共富”之路。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发展理念的更新与坚持，不仅利在中国，也必然惠及全球、福泽人类。这一点现在已经为更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可，而且必将被历史所证明。

参考文献

[1]沈志华.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 (1917-1991)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2]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国家高等教育理念 篇7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总工程师吴曼青,安天实验室首席架构师肖新光,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友友天宇系统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姚宏宇,解放军驻京某研究所研究员杨林,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谢新洲,北京市委网信办主任佟力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任正非,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主任黄澄清,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沈逸先后发言。习近平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并不时就有关问题同发言者深入讨论。在听取了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我国有7 亿网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要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发挥网络引导舆论、反映民意的作用。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网信事业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要尽快在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要有决心、恒心、重心,树立顽强拼搏、刻苦攻关的志气,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抓住基础、通用、非对称、前沿、颠覆性等技术,把更多人力物力财力投向核心技术研发,集合精锐力量,作出战略性安排。我国网信领域广大企业家、专家学者、科技人员要树立这个雄心壮志。我国互联网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