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热带化

社会的热带化（精选9篇）

社会的热带化 篇1

摘要：我国进入了经济结构转变、社会治理转型的关键时期, 这些现代化的结果在给人类带来进步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大量的负面影响, 如不平等, 贫富悬殊, 商业欺诈和疏离等。为此, 要解决现代化或后现代化带来的各种矛盾, 找到社会运转的良性机制, 我们必须从整个社会的系统原理出发, 以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途径发展市场的理性秩序门阀-承诺契约保障机制、宪政民主的装置-公众有序政治参与和多中心治道的实践形态——合作治理, 这是实现社会良治和国家行动张力的必然道路。

关键词：契约保障,协商民主,多中心治道

我们知道, 休谟、斯密和密尔开创的经典自由主义禁止国家干预经济, 并把国家的作用仅限于守夜人的角色。弗莱堡的“新自由主义”则更强调和谐的法律结构对保障个人自由和经济过程的重要作用。根据自由主义的理论, 市场经济的出发点是自由而非控制, 经济活动只要不产生确定的社会危害, 就不应受到政府的管制。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政府的消极能动性使问题变得复杂, 现代化、后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更是如此。因此, 尽管在制度演进的过程中, 制度内生于市场交换中, 但国家形态的出现有时会阻碍法律系统成为市场的主导治理机制, 出现所谓的政府悖论。当然, 要解决现代化或后现代化带来的政府、市场矛盾, 化解时代悖论, 我们不得不从整个社会的生态角度和系统原理出发, 以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途径发展市场的理性秩序门阀-承诺契约保障机制、宪政民主的装置-公众有序政治参与和多中心治道的实践形态——合作治理, 是必然的战略选择。

一、经济的逻辑:发展私人治理和第三方治理并重的市场契约保障机制

市场活动的核心是基于个体契约上的交易活动, 交易双方都希望从交易中获取较多的利益, 但是如果一方采取欺骗等机会主义行为违背原宪法阶段上基于预期或威胁的承诺而形成的契约, 交易将是危险的。正是政府和市场基于利益追逐的契约背叛和道德漠视造成了彼此难以化解的矛盾。因此, 我们就必须建立某种新的承诺和契约保障机制来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范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 以维护市场交易信任和秩序, 同时确保各方利益的实现。

具体来说, 我们要明确各方利益, 建立市场交易的多层治理机制, 并独立于政府作用之外。市场活动是在自由契约和承诺信任上进行的, 各种保证承诺或契约的正式与非正式机制就是市场交易的治理机制。从政府与私人的角度来看, 治理机制分为私人治理机制和国家作为第三方实施机制的国家治理机制。私人治理机制包括商业信任、交易者的道德规范、惠顾关系和交易协议等。国家治理机制包括经济管制, 行政法治, 司法审查等, 它是其首要任务保护产权与实施合同的第三方实施机制。为了确保政府与市场的冲突规避和利益牵连下的机制失效或腐败问题, 我们应保持两种机制的充分独立, 并行不悖。既要有私人治理机制的非制度选择, 又要有基于政府行为的正式制度选择。景跃进就曾指出“这三种权利”之间又必须发生制约的关系, 如果它们之间在功能上完全分开, 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那样, 那么其他的政府部门就无法进行有意义的制约”。私人治理机制应发挥主要作用。国家机制只有在个人的有限理性和道德风险出现时才有其存在的价值。大多数人, 大多数组织以及大多数活动都应外在于“政治”因为他们是非政治的, 政治性的“公域”才为政府机制提供了唯一的活动空间。

二、政治的逻辑:建构宪法秩序, 践行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协商民主

按照拉斯韦尔的界定, 政治就是什么人, 什么时候, 怎样获得什么的过程, 那么惯穿其中的权力理应成为政治的核心概念。还如海伍德所说, 整个社会都处于政治之中, 所有的政治实践经常被视为权力的运作, 政府是权力运作的中心。市场在某种程度上说应是政府权力运作的一般受体, 同时也是权利行使的合法主体。在市场秩序或价值受到政府权力的强势挑战时, 处于权力劣势的经济主体有诉诸司法救济的各项权利, 所以在二者经常性的权能影响失衡的状态下, 权力与权利之间时常发生矛盾。另外, 当市场主体的商业性矛盾在市场机制下无法解决时, 我们也可以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借助于政府主导下的合法行政程序来解决,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非理性市场行为或消极性的政治冲动。针对以上两种情况, 我们有必要践行宪政, 尝试协商民主, 让公众实现有序政治参与, 以协调市场的自由秩序和政府的威权活动之间的矛盾, 为市场主体的合理利益诉求提供政治渠道, 并通过此种政治装置搭建二者经常性的沟通平台、规范二者的能动性边界, 以达成双方互动过程中的某种博弈平衡。

“宪法秩序”和“有序参与”是协商民主的前提条件。宪法秩序要探求这样的权利义务关系:一切人都有同等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主体性和自以为是的生活方式, 而如此多彩多姿的个性和个别生活又必须在互相承认其它自律人格的对等性的前提下和平共处 (这其中既包括政府也包括市场) 。直接设定这样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制度装置是宪政体制的议会。议会的基本原理有二:体现各种各样利益诉表的代表原理以及通过讨论妥协来调整不同利益的参与原理。当这种“代表制”下的“参与”达到一定的覆盖范围和理性程度时也就实现其“有序性”, 最后也就构成了“协商民主”。在这样一种政治装置的作用下, 方可实现社会主体的有序政治参与, 通过某种“程序民主”来弥补其先天的权力劣势和市场等社会机制无法解决的矛盾, 从而缓和与政府的非理性冲突, 强化双方的理性行为。

三、社会的逻辑:迎接现代化的挑战, 走多中心治道

21世纪的现代社会是个机遇与风险并存的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到来, 各国相继进入了工业化或后工业化阶段。“瓦解的迹象, 强劲的经济增长, 迅速的技术化以及眼前的就业保障可以释放出推动或携带工业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的风暴。自反性现代化正使我们进入了一风险社会。在这里, 社会、政治、经济和个人的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的避开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这就意味着原有的社会秩序正失去其存在的效力。传统的制度绩效几乎越来越近乎于零。据此我们不难发现, 当今政府与市场的矛盾就是这种现代化、自反性现代化的结果或表现。为此, 政府必须对现代化或自反性现代化的现状作出结构性回应, 以化解风险社会的危机。使现代化、自反性现代化在积极的轨道上进行。

吉登斯强调, “由更加灵活的, 中心分散的权威系统取代官僚等级制的趋势很明显, 民主化进程再次与制度的自反性联系到了一起, 且明显表现出自治原则”。可见, 现今政府要走出后现代化带来的治理困境, 我们必须使“权威包括国家的合法性必须在一种积极的基础上得到重构, 承认多权威中心的重要意义, 使现代化、自反性现代化在共治的秩序中发挥某种积极的进步作用”。这种重构现代社会政府与市场行动结构的适应时代趋势和社会特点的治理机制便是“多中心治道”。

“多中心治道”的治理结构形成了“国家—市场—社区”共生的宏观角色功能场域层, 同时也存在“公共组织—私人组织—非正式组织”共治的微观组织行动层。只有“多中心治理”模式才能与公共服务的价值和要求相契合, 才能在应对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中群策群力, 摆脱单一行动的能力限制。同时协调社会各项功能以保证生产力的达成与社会的持续发展。这也是“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社会现实对社会治理模式的新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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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王小卫:宪政经济学[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6.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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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季卫东:宪政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9

[10][11][英]贝克, 吉登斯:自反性现代化[M].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7–9, 245

[12]裘援平柴尚金:当代社会民主主义与第三条道路[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4.118–120

社会的热带化 篇2

麦当劳化,就是指麦当劳从生产到销售中所追求的效率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均质化,还有以非人的技术代替人的非人性化。

最近我到荷兰旅游,在阿姆斯特丹国际机场荷兰航空公司区办理登机手续,令我大开眼界。荷兰航空公司已经全面实现了机器代替人工,首先是用护照在办理登机牌的机器上扫描、输入个人信息,你所乘坐的航班信息就全部显示出来,你再输入座位的选择,登机牌就印出来了,这与你在自家计算机上办理登机牌一样简单。第二步办理托运行李也是自助服务,办理行李托运的是一个个有塑料罩的传送带式磅秤,每一个磅秤的左手边有一个小屏幕,按照屏幕上的提示,把行李放到传送带上,然后扫描登机卡,确认后在屏幕下打印行李信息条,按照说明把行李信息条缠在行李把手上粘贴好,再确认,塑料罩就会自动盖上,然后送走行李。“让顾客去工作”就是麦当劳化的一个表现。“让顾客去工作”是麦当劳最早发明的,在麦当劳就餐,顾客自己领取食物、自己收拾碗碟,并不觉得有何不妥,反而觉得是一种美德,推而广之,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化。

麦当劳化的非人性化现在已经浸淫到各行各业。银行服务和日用消费服务都在积极往非人性化改变,比如网上银行的交易技术已经完全成熟,现在使用网上银行的顾客多于不使用网上银行的顾客,银行为了鼓励使用网银,网上各种交易收费都比人工服务便宜,而且某些跨境汇兑业务只限于网上交易。

现在还有一个大行业正在积极实现非人性化,那就是医疗行业。就以美国的医院为例,如今已普遍实现计算机化,一般有规模的医疗机构都具备X光透视、心电图、超声波、CTscan(计算机断层扫描)、核磁共振、PETscan(正电子发射型计算器断层显像)等大型计算机检查设备。以我个人的体会,机器的介入从病人进入医院的第一步就开始了。在接待处登记时,将所有的个人信息输入计算机,与此同时,在另一地方的医生助理已经可以根据计算机里的信息安排护士准备要做的各种检查,当病人到达医生办公室时,护士就开始用各种仪器给病人做检查,得到一系列数据输入计算机。医生在看病人之前已经从各种数据中掌握了病人的情况,医生接待病人只有15分钟,这是规定的时间,如果需要进一步诊断,就要另约时间安排更大的设备做检查。医生的诊断90%以上是依靠各种设备给出的检查结果而做出的,一个病人在医院里接触机器的时间远远比接触医生的时间多,可以说,仪器诊断的精确性能代表一个医疗机构的医疗水平。医疗的非人性化的结果就是使医生的工作更加高效,而不是向病人提供更多的关照。

麦当劳化还有一方面就是均质化和非个性化。就拿我们的城市和住房来说,这十几年发展最快的中国内地,雷同的建筑、街道比比皆是,各个城市都有相似的广场、相似的体育馆,相同的开发商兴建的相同形状、相同名称的住宅楼、生活小区。

学习化社会视角下的课程发展 篇3

课程系统内部诸要素包括课程目标、课程类型、课程知识或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 其中最核心的是课程知识特别是课程知识的分配问题, 它们都打上了社会学的性质与痕迹。选择什么知识作为课程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制约。就课程类型来看, 事实上, 潜课程的社会功能就在于社会控制;就课程知识来看, 社会如何选择、分配、分类、传递、评价其公共的教育知识, 既反映了社会权利的分配状况, 又反映社会控制的一些原则。就课程知识的选择来看, 统治阶级总是要对知识总体加以筛选, 选择出符合自己意识形态的知识作为课程内容, 甚至连科学技术类知识进入课程内容时都有明显的阶级甄别和选择, 以达到社会控制。所以, 课程内容的价值特性充分反映着社会统治的意识形态;就课程知识的组织来看, 伯恩斯坦提出了集合课程和整合课程的概念, 对集合课程, 知识通过一系列明显分离的学科等级来加以组织, 以求通过课程的分化来培养不同阶层的人才, 从而维持社会现状, 对整合课程, 知识组织分类程度可以不明显, 学科间分化可以不太严格, 教师权威减弱, 学生自主权扩大, 师生关系转为平等, 以改变社会权利结构, 从而挑战社会现实;就课程知识的传递来看, 知识是不均匀地分配给不同的阶级、职业社团和拥有不同权利的人, 在传递前就有所分化并且在传递中通过对教师、教学环境等课程实施环节的影响来控制传递过程;就课程实施来看, 教学中知识授受过程不是简单的机械性灌输, 在这个传递过程中要进行着社会控制, 维系社会结构;就课程评价来看, 课程评价是维持社会现状、强化社会制度、准则、价值体系的强有力的机制, 隐含着社会特定的意识形态, 往往带有文化偏见和阶级色彩, 是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

学习化社会的内涵

学习化社会的概念由美国著名教育社会学家哈钦斯最早提出。哈钦斯认为:所谓学习化社会, 指的是“不光是对所有成年男女随时提供定时制的成人教育, 而且是以学习、完善的人为目的, 以所有的制度指向于该目的的实现而成功地完成了其价值的转换的社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主席富尔认为, 学习化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社会的所有部门包括政府机关、工业交通、运输等部门都参与教育工作的社会, 一个把人的教育放在最优先地位的社会, 一个人们能够自己主动学习的社会。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厉以贤认为:“以学习者为中心, 以终身学习、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组织为基础, 以保障和实现满足社会全体成员各种学习需求和获得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英国伯明翰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兰森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在其1998年出版的《处在学习社会》一书中将学习化社会的内涵概括为四个方面:学习化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学习化社会是一个需要改变其教育方式的社会;学习化社会是一个全员参与学习的社会, 即教育要面向全体公民, 并贯穿于每个人的一生;学习化社会是一个要学会民主地改变学习条件的社会。

综上所述, 学习化社会的概念突出了两个方面:社会和社会成员个人。首先, 它重在要求社会对教育的参与和社会自身的建设, 即整个社会对人们接受教育的条件的创设, 以及整个社会对教育的重视。这样的社会不在于要求人们去接受什么教育, 而在于为人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学习机会和条件。其次, 它把立足点放在学习者, 即社会成员自己身上。社会成员自觉的学习有着特别的价值。学习化社会是一个以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为基石, 以学习型人和学习型组织为结构, 以经济发达、政治民主和文化先进为条件, 以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和学会生存为内容, 以促进入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持续发展为目的, 使人类具有活力的社会形态。在这个社会, 教与学的机会处处提供, 并能满足学习人和学习组织的需要;教与学的资源能人人分享, 并在生命期各个阶段各取所需;教与学的内容与工作、生活相结合, 并使个人和组织能有效地解决工作和生活上的问题;教与学的方式能做到多种多样, 并能体现灵活、有趣和有意义;教与学的场所处处存在, 并实现学者各有其所, 真正成为时时、处处、事事和人人“皆学之邦”。

以多学科、多途径与个人知识整合为特点的课程知识观

1.课程知识观的演进

与传统的要素主义课程知识观和百科全书主义等课程知识观相比, 当代课程知识观有了新演进。一是从客观性到文化性。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客观的, 把找寻普遍的、确定性的、客观的或绝对的知识作为认识的根本目的。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知识具有的文化性, 也就是说知识的性质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在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模式的制约, 与一定文化体系中的价值观念、社会方式、语言符号等不可分割, 因而知识是“文化涉入”的而非“文化无涉”的。二是从普遍性到情境性。知识的普遍性是指:一种知识陈述, 如果它是客观的, 那么它同时就是超越各种社会和个体条件限制的, 是可以得到普遍证实和接纳的。在新知识观视野下, 知识的客观标准已经呈现出多样化与个性化的特点, 知识已经不再固定在那里等待被发现和传递, 而必须通过人们的反思行动才能不断地生成和扩展。现在知识观主张知识具有情境性, 即任何知识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时间、空间、价值体系等文化要素之中, 任何知识的意义也不仅是由其本身的陈述来表达的, 它更要借助于整个意义系统, 如果脱离这个特定情境, 则不存在任何的知识。三是从中立性到价值性。“中立性”是科学知识“客观性”在一个侧面上的反映。随着其“客观性”被解构以及为“文化性”所代替, 这种知识的“中立性”神话也终于被打破。所谓知识的价值性是指所有的知识生产都是受着社会价值需要指引的, 价值的要求已经成为知识生产的原动力, 也就是说知识总是体现一定历史阶段人们的价值需求。四是从单一性到多元性。伴随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知识也显示出多元的特征, 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或方法出发来认识这个世界, 获得多种类型的知识, 如显性知识与缄默知识、大众知识与精英知识等。

2.新型课程知识观的建立

学习化社会是一个以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为基石, 以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和学会生存为内容, 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持续发展为目的, 使人类具有活力的社会形态。课程的发展必须体现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张力、人与自然之间的张力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张力。在我们努力建设学习化社会的背景下, 课程知识更应体现时代性。这种新型的课程知识观意味着要突破狭隘的科学世界的框束, 把科学世界理解为生活世界中的科学世界。因此, 除了自然科学以外, 艺术、道德、个人世界、自由的日常交往都是重要的课程资源。课程知识应充分体现多样性、多途径的特征从而可以满足学习型社会下个体对知识的渴求。此外,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学科间的划分越来越细, 以便向更深层次、更尖端的方向发展;同时, 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和交叉日益明显, 以利向更广阔的空间发展, 课程知识要体现出多学科的融合才能够符合时代的要求。纵观古今,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交互影响、交互作用, 一直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人才的成长和素质提高, 需要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综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一个文理渗透、理工交叉, 既有深入的基础理论研究, 又有贴近社会、贴近时代的应用学科研究的兼容并蓄的环境和氛围, 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使学生吸纳尽可能多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果。在学习化社会中, 高素质人才应当既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 又具备雄厚的文化底蕴, 文化的含量与高科技的含量同样对人才、社会的发展起主导作用。而真正适应21世纪信息时代要求的人还应是个性充分发展的人、善于“自我导向学习”的人、终身学习者。因此, 尊重并提升学习者的主体性, 培养学习者的创新意识, 把学习者的个人知识作为课程内容的有机构成, 成为课程改革的重要趋势。课程内容就其来源来讲, 会随社会发展、变化而拓宽。在课程中不仅会存在人们日益关心的、与世界总体有关的高度错综复杂的问题, 而且也会有社会生活的各种具体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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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良方.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5.

[3]吴永军.课程社会学[M].江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4]李定仁.课程论研究二十年[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5]游洁.知识观的演进与课程模式的选择.教育探索与实践[J], 2007 (2) .

遇上碎片化的社会六年级作文 篇4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文明不再原地踏步，科技更是在飞速发展，仅仅十几年，人类就步入了信息化时代。大家在享受高速、高效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碎片化时代的到来。

碎片化，顾名思义就是本来完整的东西破碎成多个零散的块。如今在许多不同的领域碎片化都带来了显著的影响。生活中到底哪里有“碎片”?与我有直接关系的就是学习，学生们在学校里接受着整体系统知识的教学，还用着业余和零碎的`时间进行背单词、补习，碎片化地利用时间，能提高学习效率。

还有贴近生活的，微信、QQ充斥着大家的日常生活，朋友圈一条信息、一篇文章都是碎片化的内容，比如一篇关于养生的文章，它也许只能带给你一些断章取义的信息，有时甚至是错误的，而如果是一本周全严谨的书，那带给你的绝对是不同的效果。

碎片化的生活到底好不好呢?其实就看我们怎么利用了。有这样一个故事，两个山里人一起去海边旅行，甲说：“这海水蓝蓝的真漂亮!”而乙在感慨海水的美丽壮观的同时，更在思考：这海为什么是蓝色的呢?他们俩回到山里后，甲逢人便说海是蓝色的，大家没见过海觉得很神奇，可也只知道海是蓝色的。而乙自回家后一直在研究，海为什么是蓝色的，进而他越钻越深，学起了海洋学，等他学有所成后，他和人讲起了海就不仅仅是“海是蓝色的”那一丁点了，他因为一次看海的经历开启了不同的生活。而甲相对而言，只留下肤浅的认识。

社会的热带化 篇5

1 媒介化社会的主要特点

媒介化社会融合了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以及移动终端,是多种媒介融合下的互联互通社会。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是对传统媒介的有效补充。网络媒介的发展,拓宽了社会的媒介化进程,也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其中。其特点表现在:一是社会的媒介化,对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在多种媒介共融中,都可以实现随时随地获取信息、传播信息;二是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在以手机等为代表的新媒介环境下,新闻传播可以快速覆盖整个世界,一条有价值的新闻可以在短时间内被全社会所关注;三是互动性强,传统媒介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以单向方式流动,尽管也可以通过来信、来访等方式给予反馈,但这种反馈是滞后的。相反,媒介化社会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每一个受众既是新闻的接受者,又是传播者,还是新闻传播的实践者,都可以从广泛的参与中实现交互。

2 当前电视新闻传播理念在媒介化社会下面临的尴尬

美国学者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中指出,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自身的注意力和精力是有限的,对于无法感知的其他事物只能通过“新闻供给机构”来获得。当然,“新闻供给机构”并非局限于单一媒介,而是所有媒介。电视新闻媒体具有可视性、可听性,其灵活多样的新闻报道方式,使其在网络媒体出现之前成为受众获取新闻资讯的主要平台。但随着媒介化社会的发展,电视新闻在传播理念上面临着更多的尴尬。

2.1 应该如何抉择“传者本位”与“受众本位”

上世纪30年代,在新闻媒介传播效应研究中,“魔弹论”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媒介的传播效果,也成为“传者本位”理论的基础。传播者作为主动者,在满足传播者需求的基础上选择传播方式、传播内容,受众仅作为被动接受者;随后,新闻传播理论越来越关注受众的需求,提出“受众本位”的传播理念,传播者与受众者之间是互动互进的合作关系,在新闻传播中,体现出了受众的需求。但对于新闻传播活动来说,并非完全满足受众的意愿,而是受到传播主体的立场、利益的影响,同样,受众作为接收主体,也可以根据自身的喜好来选择自己喜欢的新闻信息。

2.2 应该如何抉择“大众传播”与“分众传播”

自1945年联合国教科文宪章首次使用“大众传播”概念以来,其逐渐成为新闻传播领域的代名词。大众传播作为“点”对“面”的传播方式,利用特定传播媒介来实现信息的传播活动。对于电视媒体来说,其基于电视媒介平台发挥其在大众获取资讯上的宣传效应。但随着网络、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对于电视媒体来说,“大众传播”变成了“分众传播”,如央视《中文国际》主要面向国外传播中国新闻,还有《法语国际》《西班牙语国际》等频道,都是根据受众的需求加以细分。

2.3 应该如何抉择“本土化”与“国际化”

从新闻传播实践来看,本土化传播主要倾向于对国内国情、地域文化特色的传播,满足本土受众的实际需求,突显本土化内容、本土文化和表达方式。如在具有本土色彩的新闻信息中,以本土受众的性别、年龄、职业、爱好等特点来进行选择、组织、制作相应的电视新闻节目,满足本土受众的文化诉求。中国的发展不能与世隔绝,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外国文化、外国影视作品也不断融入,电视新闻媒介担负着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相互传播的重要职责,既要“守土有责”,又要“兼收并蓄”。

2.4 应该如何抉择“播新闻”与“说新闻”

在新闻传播方式上,口播新闻主要以声音、语言为报道形式,通常以新闻稿、通讯等形式进行口头播出。在口播新闻中,主持人的播报时间通常控制在三分钟,一是避免主持人注意力分散,二是避免受众长时间收看带来审美疲劳。与口播新闻相比,“说新闻”拓宽了单一播报方式的局限,转变了播报新闻的理念,将关注受众与平等交流作为新闻播报的新方式,更为亲切、自然。

2.5 应该如何抉择“单向传播”与“双向传播”

传统电视新闻以单向播报方式为主,传播者是单方面的给予,受众是单方面的接收。在单向传播模式下,受众要严格按照时间表的规定收看节目,这种灌输式播报方式,无法激起受众对新闻的良好认知。而双向传播则将受众的参与作为重点,并从新闻信息的采集、分析、传播等环节,实现双方的互动交流。受众不再是单一的接收者,而是作为整个新闻传播的参与者来发现新闻、传播新闻。如受众可利用手机等媒体发布消息,它是电视新闻媒体的重要信源。

3 媒介化社会电视新闻传播理念需转变思路

在新的媒介传播格局下,电视媒体要创新传播理念,与时俱进,加快调整传播策略,顺应自媒体、新媒体的发展需要,以积极有效的措施来增强电视媒体的影响力。

3.1 注重品牌塑造,创新节目

电视新闻传播要注重品牌意识,通过塑造新闻品牌来提升节目的知名度。现代媒介化社会背景下,以微博、微信、QQ、博客等为特色的新媒体新闻传播,其传播方式新颖,传播速度更快、更及时,这对电视新闻的时效性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因而,电视媒体要积极调整发展策略,从品牌节目打造中树立口碑。如央视的《今日关注》、湖南卫视的娱乐节目《天天向上》、河南卫视的《武林风》《梨园春》等,已经成为电视媒体的品牌标志,这些品牌频道对于电视新闻传播理念的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2 全面整合正反面新闻,促进新闻传播生态化

从新闻传播实践来看,正面新闻是顺应时代,体现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新闻事实,而对于负面新闻来说,其并非是坏消息,如对于贪腐问题的揭露,对罪恶行径的抨击等,尽管也是负面新闻,但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电视媒体要立足于新闻传播生态化的实际,既要肯定正面新闻的积极效应,还要从开启民智、客观审视新闻的生态性上,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选择新闻素材,真实反映出整个社会的新闻常态。

3.3 融入国内与国际,构建多元化立体传播模式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电视媒体实现立体化传播创造了条件。电视媒体要从新闻报道理念上,关注国内、国际受众的资讯需求,将国际新闻传播到国内,将国内新闻传播到国外。同时,电视新闻要强化新闻报道与评论,突破新媒体的“围追堵截”,从自我媒介潜力上发挥优势。将新闻评论作为电视媒体的强势特征,如央视的《新闻1+1》《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栏目,立足评论来提升新闻传播的影响力。另外,电视新闻传播还要关注受众的兴趣、爱好,充分发挥电视新闻的舆论导向及监督功能,多方面、立体化挖掘受众关注的焦点,从节目制作上增强受众的参与和互动,如以演播室受众参与的谈话方式,丰富电视新闻传播模式,为电视新闻创新注入新的活力。

摘要：互联网作为第四媒体,在与报纸、广播、电视协同发展中推进了媒介化社会的到来。面对新的传播时代和新的传播生态,电视新闻传播应该与时代同步,顺应当前媒介化社会的发展趋势。本文依据媒介化社会的发展特点,从电视新闻传播理念的转变实践中分析问题,并提出积极的改进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媒介化社会,电视新闻,传播理念,转变原则,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黄祖兵.媒介变革中的电视新闻传播理念[J].声屏世界,2012(7).

社会思品课堂的德育美育化探析 篇6

关键词：德育,美育化

社会思品课堂是中学德育的主要阵地, 然而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 中学社会思品课堂往往表现为简单枯燥的说教。青春期的中学生对这种枯燥乏味且带有灌输式的德育难以接受。随着时代的发展, 现有的德育模式在提高学生道德认知上, 逐渐显现出诸多不足, 往往事倍功半。

这一现象已引起了教育工作者的重视, 许多人在探索德育的新途径。其中德育美育化, 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一、德育美育化的理论基础

首先, 自古“美”“德”便不分家。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过:“凡是符合人的功利目的的东西, 既是善的, 又是美的, 一个人愈懂得美, 就愈有道德。”在苏格拉底看来, 致力于善的德育离不开美育的熏陶。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认为美与善是密切联系不可分的, 甚至是善的同义语。他的教育科目“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 , 可以说就是古代的一种德、智、体、美的全面教育。他把进行艺术审美教育的“乐”与规范社会政治制度、伦理观念的“礼”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置于“六艺”的前列, 把“成于乐”视为一个人成长的最高境界。

其次, 美育和德育有着共同的教育目标。在美育发展的漫长进程中, 孔子把“乐”作为人格修养最后完成的重要途径。近、现代有蔡元培先生指出:“美育之目的, 在陶冶活泼敏锐之性灵, 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西方美育的发展则一直围绕着调节和控制人的感性, 发展理性, 以达到感性和理性的和谐统一这一主题, 追求“人格的完整”“心灵的优美”或“人性的解放”等。可见, 美育与德育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追求真、善、美的统一, 促进教育对象的社会化, 塑造其理想人格。

第三, 美育和德育有共同的发展历程。中外各国美育的出现都晚于德育, 美育独立之前多与德育融为一体, 寓于德育之中。在我国, 从“先王乐教”的传说到周公制礼作乐, 到孔子“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 都是通过审美教育使受教育者对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实现内心的认同, 从而反映在行为举止上。近现代教育家继承了这一优良的传统。如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中提出了“智育、德育、美育”, 陶行知强调“知情意合一”的教育。

以上论述可以看出, 德育与美育联姻———即德育美育化, 本来就是我国道德教育的优秀传统, 也是解决中学德育困境的一个好对策。

二、德育美育化的实践

(一) 自然美———激发热爱自然之情

自然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通过美育的形式, 让学生感受到自然的美, 便能激发其热爱自然之情。

在九年级历史与社会“环境亮起黄牌”一课的教学中, 我把南极冰盖消融、黄河水断流图片与部分环境破坏的小视频穿插于课堂内容之中, 将环保的重要性用形象甚至是触目惊心的方式展现在学生面前, 激起学生的情感共勉, 让学生树立起保护环境等同于保护人类自己的意识。再用环境改善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相关图片视频作为对比, 在对环境问题的情境架设中, 让学生自我判别出人类行为的正确与错误。在这一课例中, 以自然美与丑的强烈冲击与对比, 自然地引导了学生的情感倾向, 进而反思人地关系, 为学生逐步树立科学的资源观、人口观和环境观奠定基础。没有生硬的说教, 以“美”育“德”, 事半而功倍。

(二) 社会美———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感

古往今来的风流人物, 多如繁星的民族精英, 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璀璨思想和精神风貌, 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形式。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虽然让民族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但在地震中反映出来中华民族坚忍不屈、众志成城的精神随着电视画面传过来时, 激发了全民族极大的爱国热情。这一特殊的情境所起到的效果让我从中受到启发。民族的灾难“使主体产生鞭策与激励的崇高感, ……撞击着人内心深处的麻木不仁, 引起人的高度警觉, ……审美对象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接受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在八年级上册《悲壮的抗争》的教学中, 我一开始就以“多难的民族、不屈的灵魂”为导言渲染浓重的课堂氛围, 播放影片《甲午海战》:展现中国邓世昌等一批爱国将领拼死战斗的悲壮场面。将学生的思维和情感与课本内容相互契合, 引起学生的共鸣, 增强爱憎分明的情感倾向, 从而获得更强烈的美的倾向, 苦难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将爱国的情怀镌刻在每个学生的心目中。

(三) 人性美———培养正确的人生观

人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基本特质, 人性美是对人的本性的赞美和歌颂。在教学中挖掘人性美, 能够促使学生将美好的品德内化为人生观的组成部分。

例如, 在思品八年级上册的“宽容”这一课时的教学中, 我先介绍了体操王子李宁的故事。在李宁出战汉城奥运会失利时, 全国观众谩骂而李经纬邀其经商;在李宁经商失利时, 众人嘲笑而李经纬对其鼓励与宽容。通过实例并层层设问让学生挖掘人性美———宽容。并在此基础上提问:“说说你记忆深处有关宽容的事, 它是给你什么感受?”自然引导学生挖掘身边的宽容实例并且从接受者的角度意识到宽容的美好, 引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我也要做“宽容”的施予者。这时教师已经无须再说教式地强调, 宽容这种品质已经得到学生的情感共鸣, 汪国真的诗歌《宽容与刻薄》正可以让学生的情感得以升华。这一课的德育目标通过发掘人性美的方式很好地得到落实, 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

总之, 美育是实现德育的重要途径和载体, 使得枯燥的灌输成为生动活泼的主动接受和欣赏式的学习, 这无疑在教师和学生之间搭起了一座易于沟通的桥梁, 使德育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德育美育化是教师顺应新课改而改进德育模式的必然趋势, 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需要。

参考文献

[1]林红.谈主体性德育对传统德育的超越[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09 (4) .

[2]越伶俐.论美育目标及分类体系[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5 (3) .

社会的热带化 篇7

一、会计与伦理

会计活动既是经济活动,更是人的活动,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

其一,所有的会计活动都是行为主体的价值取向的一种表达方式。会计作为一种实务和一项活动,是为某种目的而进行的。会计在财务工作中提供给他人真实的会计信息还是虚假的会计数据?财务分析反映的是真实意识还是虚假意识?

其二,会计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群体行为。根据在企业中所处地位和会计行为过程中所起作用的不同,会计行为主体可以分为两类:企业管理当局和会计行为的具体操作者———会计人员。企业契约理论告诉我们,现代企业就是一个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网络,而会计人员正处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其职责就是代表代理人向委托人反映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由于会计人员是在管理当局的授权下开展会计工作,服务于管理当局,因此会计人员在生产会计信息的过程中必须服从于企业管理当局的意志,其会计行为并不具有完全独立的意志。

其三,会计成果被人为地精神化。会计人员向各种利益关系人———从公司管理层,到税务机关,到潜在的投资者———提供所需的财务报表,其中不同程度地将自己的价值观或人生观渗透到会计成果中。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必须区别撒谎与说错话,有时说错话仅仅是犯了错误或错说了话,而撒谎的可怕在于它背后的目的,即想改变对方的行为。因此,当会计人员向各种利益关系人提供会计信息时,如何披露会计信息?披露多少会计信息?这些都客观需要伦理支持,需要伦理规范,需要伦理约束会计行为主体的行为过程,需要用伦理规范明确道德责任,需要伦理精神深入渗透到会计核算的理论和实践中去。

伦理是“指人们处理相互关系时遵循的各种道德准则和规范”。(1)伦理观念在管理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完全缘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市场经济首先是一种竞争经济,而竞争的前提是需要社会形成一种公平、公正的经营氛围,保证这种氛围有两种手段:法制和伦理。从管理科学的发展来看,当管理伦理学成为管理科学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时,标志着管理科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在管理哲学的基础上进一步上升为管理伦理学阶段,因此伦理作为管理的一种新趋势,对于规范市场经济行为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而会计学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中承担着提供和监督企业财务信息的重要任务,其伦理意识强弱直接影响着信息使用者的决策,乃至资本市场的正常动作,因此会计必然面临着一系列的伦理问题。

二、会计诚信与企业伦理

会计诚信作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的重要内容,是指会计信息供给者依据会计法规、准则、制度,客观公正地进行会计核算、实施财务管理、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会计信息的职业素养。会计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在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加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和为国家宏观调控服务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现,然而由于最近几年国内外上市公司会计造假案的恶劣影响,使得对会计信息造假成为全世界面临的话题。之所以这么关注是因为会计诚信缺失所造成的不仅仅是会计信息的失真,资本市场的混乱以及交易活动的危机等,更为重要的是,如果长此下去仍得不到有效治理,会计诚信缺失的毒瘤将贻害市场经济的根基,甚至使会计职业“自取灭亡”。

对会计诚信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外学者对会计诚信问题从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不论怎样的角度,人们大多是从道德约束和制度约束两个方面来讨论。人们普遍认为,社会道德约束的乏力和法律制度强制的缺失,是假账频出、会计信息失真的根源。然而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早已建立社会信用机制的欧美国家在21世纪同时出现了大量的企业会计诚信问题,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警示:企业所表现出来的各种会计诚信问题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商业信用问题,而是有其社会内在原因。笔者认为这个原因就是社会整体企业伦理的缺失。

企业伦理发源于美国,到20世纪70年代发展成为一门新的独立学科,属于应用伦理学中的经济伦理学的微观部分。企业伦理问题最初围绕企业的社会责任而展开研究,“利润先于伦理”还是“伦理先于利润”,企业是否具有道德地位等。而目前,我们认为所谓企业伦理是“以企业为行为主体,以企业经营管理的伦理理念为核心,企业在处理内、外部各种关系中的伦理准则、道德规范及道德实践的总和”。(2)

企业伦理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因为任何一种经济体制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伦理道德文化体制,它无一例外地蕴含着某种文化、某种伦理道德和标准,在企业内部,它不仅决定了企业文化的道德倾向,还决定了管理人员决策的伦理性、企业处理与内外各种利益相关者关系时的价值取向。因此,当我们对会计诚信危机从社会整体企业伦理缺失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时,其理由是:会计学与经济学一样,是文化的而非自然的科学,归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范畴。尽管企业会计诚信危机的表现是从其技术层面上体现出的如财务报告舞弊、盈余管理、利润操纵等,但是,会计与伦理都有其必然的联系,这就是作为社会科学分支的会计学离不开伦理学的人文支持,而伦理学如果离开了对会计现象的研究,同样也不完整。可见,会计与伦理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为我们研究会计诚信危机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三、基于企业伦理的会计诚信分析

分析会计诚信的定义,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两点结论:

其一,会计诚信的实质是一项基本的道德准则、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是一种非正式约束,而会计的正式约束来源于会计制度、会计准则、会计法规等。正是因为会计诚信这种非正式约束是人类代代相传文化的一部分,因此,良好的企业伦理对它的渗透就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其二,会计诚信的建设必然涉及到两个主体:会计信息的供给者和使用者。供给者包括会计人员、经营者和注册会计师等,使用者包括股东、潜在投资者、债权人、政府等。最近几年全球范围内出现的会计诚信危机主要是因为供给者没有以诚信为基础,没有提供能让使用者相信的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因而会计诚信应包含三个层次:会计人员会计诚信;经营者会计诚信;注册会计师会计诚信。不同层次的会计信息供给者在实际工作中都面临着不同的伦理困境,只有正确认识这种伦理困境的根源,从人类历史文化源流和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角度来思考会计诚信,认识到会计就是责任,且不仅仅是会计人员的责任,而是参与会计市场的每一份子都有的责任,才能真正解决会计诚信危机。

(一)会计人员会计诚信的伦理分析

会计人员的会计诚信就是指会计人员不为所在的企业做假账。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会计人员在实际工作中所面临的最大伦理困境直接表现为是应该对企业经营者负责?还是超越为企业利益服务的更大责任?

会计人员在实际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这样典型的伦理抉择:一家面临经营困境的企业需要一大笔现金流入用来开发营销一种新产品,以使企业能摆脱困境。作为会计人员,你非常确信能从银行获取一笔贷款,但前提是你得将一项现已过时的产品报入存货清单,只要你捏造数字,虚增存货的真实价值,企业就能得到银行贷款并能很快保持运转。这个案例描述的情形会计人员每天都会遇到,因为在这个伦理困境的背后包含着会计人员与经营者和信息使用者的双层博弈关系。

其一,会计人员与经营者之间的博弈过程。会计人员与经营者的关系在企业表现为上下级的关系,会计人员直接受雇于经营者,并为其服务———确认、计量、记录、报告企业的经营过程和结果,反映企业受托责任的完成情况。在二者利益的博弈过程中,会计人员始终是处于弱势,在这样一种激励约束机制下,会计人员的选择只能是要么坚持诚信,要么把会计诚信异化为对经营者的诚信。

其二,会计人员与外部信息使用者之间的博弈过程。虽然这二者之间的博弈过程不如前者那样直接、显现,但它却现实地存在。每一位会计人员在外部信息使用者(或社会公众)眼中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一位行业内的合格会计师,又是一位能遵守所隶属职业团体制定的职业职责和价值观念的专业人士。社会实践告诉我们:哪里存在为他人提供服务的专业知识,哪里就存在知识不对称,进而存在权利不对称,这便滋生出一种从属关系。而我们社会的伦理观主张,那些在知识上拥有优越地位的人有义务不滥用知识,不利用知识从那些无知者身上获取不义之财。可见,会计人员坚守会计诚信,坚决不做假账是维护整个职业可靠性的根本,是社会公众对会计人员的期望。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会计人员作为“经济人”,在个人工资、福利、升迁、聘用几乎完全取决于经营者的人才市场聘用机制下,经营者对会计人员“诚信”的激励是非常强大的,会计人员对经营者失信所承受的成本也是很大的,与此同时,会计信息外部使用者对会计人员的激励、约束常常只能借助于相关的法律进行惩罚或者来自于某种社会舆论的压力,这远不及前者来的直接和强烈,特别是我国目前还处在一个法律不健全、社会道德意识不够强的环境下。

在上述的案例中表面上看这个企业如果不能从银行获取贷款,就可能破产,但会计人员应该明白当你在履行自己对社会公众的责任之时,便是委托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维护之时。因为人类社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以“诚信为生财之道”。

(二)经营者会计诚信的伦理分析

《会计法》第四条规定:“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框架下,由于股东大会产生董事会,董事会产生并约束经营者,因此,当《会计法》规定经营者必须对本企业的会计工作承担责任时,经营者是应该对董事会负责?还是也应该对董事会以外的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负责?而产生这种伦理困境的原因同样是因为在其背后包含着经营者与董事会和董事会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双层博弈关系。

其一,经营者与董事会之间的博弈过程。由于经营者与董事会之间是一种董事会聘用下的委托代理关系,这种激励约束机制的直接结果就是产生了经营者对董事会的诚信,而这种体现董事会意志的诚信并不一定直接产生经营者的会计诚信,能否产生经营者的会计诚信取决于董事会的主要性质———独立性。

其二,经营者与董事会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过程。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债权人、不能对董事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小股东、税务部门等外部信息使用者。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只能通过国家规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和通过证券市场的力量来对经营者的诚信产生压力。一般情况下,当董事会具有完整的独立性,能够代表全体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时,经营者对董事会的诚信可以直接转化为经营者的会计诚信;而当董事会为某些大股东所控制,独立性被弱化时,经营者对董事会的诚信就异化为经营者对某些大股东的诚信。而大股东的利益往往又与中小股东,债权人的利益不一致,此时,经营者的会计诚信将会受到严峻的挑战,大部分上市公司的会计造假案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产生的。因此,要实现经营者的会计诚信除加快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以外,强化经营者的会计责任意识,加快企业伦理道德建设,在全社会营造一个良好的诚信氛围是非常重要的。

(三)注册会计师会计诚信的伦理分析

注册会计师的会计诚信是指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时要客观、公正、独立地发表真实、合法的审计意见的专业胜任能力和职业素养。注册会计师这一职业的出现是由于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且企业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合作博弈,客观上需要一个“第三者”来监督考核管理者,在这种情形下,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就构成了注册会计师存在价值的形成基础,其重要性几乎为举世所公认。然而,当今困扰注册会计师业界的一个严重职业道德压力即利益冲突和在竞争市场中的生存压力使注册会计师执业的独立性面临威胁和危机,这种危机背后潜藏着的伦理困境就是注册会计师在出具审计报告时是应该对董事会负责?还是应该对应聘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负责?还是应该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或对社会公众负责?毫无疑问,作为一个职业注册会计师在面临这种抉择时的选择应该是:“首先是社会公众,其次是职业界,再次是客户和雇主,最后才是单个职业从业人员。只有在不论从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不影响社会公众和职业利益的情况下,将客户或雇主利益置于首位的处理措施才是有效的”。(3)然而,问题是在实际工作中,现实社会的复杂性使得注册会计师的会计诚信除取决于自身的基本素养以外,还更多地取决于董事会的诚信和会计师事务所的诚信。可见,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弘扬伦理道德精神对提高会计诚信是多么重要。

从上述分析可知,会计诚信建设中所面临的种种伦理困境的实质都是会计信息的供给者在各方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如何看待这些冲突的利益问题。这种利益冲突导致了会计信息供给者处于利益抉择的两难境地,而唯一的选择应该是社会公众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只有加强社会整体企业伦理道德建设才是实现会计诚信的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苏勇.管理伦理学〔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10.

〔2〕陈汉文,徐梦秋,宋培材.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53.

〔3〕莱昂纳多·J·布鲁克斯.商务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M〕.刘霄仑,叶陈刚主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59.

〔4〕杨雄胜.会计诚信的理性思考〔J〕.会计研究,2002(3):6-12.

〔5〕唐丰收.代理人会计诚信的异化与会计诚信的缺失:委托代理关系下的视角〔J〕.华东经济管理,2004(8):125-127.

〔6〕张娟.会计与伦理的关系〔J〕.财会通讯,2005(2):87-90.

〔7〕许世英,李绚丽.从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谈会计诚信〔J〕.商业时代(理论版),2004(17):40-55.

社会的热带化 篇8

一、媒介社会化研究的两条路径和问题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 (CNKI) 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 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 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 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 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 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1]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 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 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

不过, 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 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 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 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

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 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 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 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3]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 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 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4]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 (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 身上, 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 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6]

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 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 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 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 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 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 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 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应该看到, 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 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 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

同时, 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 “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 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 (即拟态环境) 、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8]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 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 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 (即素养) , 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 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9]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 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 “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 去诉说, 去倾听, 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 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

总的来看, 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 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 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 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 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 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 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 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 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 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 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 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

19世纪30年代, 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 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 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 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 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 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 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厦门大学陈嬿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 如“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 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 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 (选择的) ‘标准’。”[11]

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 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陆定一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性隐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 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 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 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 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 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

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 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 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 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 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 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 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 还有来自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 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 “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12]因此, 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 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 (即媒介化社会) 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 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 即传播的传递观 (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 和传播的仪式观 (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 , 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 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13]

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 或仪式传播理论, 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 “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 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 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 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 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 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 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 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14]

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 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 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 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15]或许, 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 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 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 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 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 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文做得非常精致, 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 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 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 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 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 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 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

这种倡导, 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 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 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 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 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 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 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 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 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事实上, 一种更加宽广的研究视野正在学界形成。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提出了“小新闻”走向“大传播”的学科建设和科研的新取向, 既要突破以采写编评、媒介经营管理为主的传统教学与研究, 也突破以“受众为重点、效果为目的”的大众传播学领域, 走向以互动、沟通为重点, 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探索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宏观研究。[16]这种设想和提倡, 与凯瑞的文化转向也有相似之处, 他们都在着力避免“‘传播’把我们引向某个孤立的生存片段”的倾向, 试图“把我们引向生活总体方式的研究”。这也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主要内涵。深圳大学丁未教授即将出版的新著《流动的家园:“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即是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湖南攸县籍在深圳开出租车司机群体的传播行为所进行的研究。[17]值得一提的是, 丁未正是《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的译者。

当前, 新媒体研究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的热点, 并且呈现出与信息管理、网络技术等学科之间交叉融合的态势。这些研究无疑会丰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手段, 提高研究的科学化水平。但这种趋势也使“我们与在人类学、文学研究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占核心地位的批判的、阐释的、比较的研究方法整个地割裂开来。”[18]在新媒体研究中, 具有宏观的文化视野的理论构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也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不同的传播学思想, 提升学科的理论层次和跨学科对话的能力。

摘要：媒介化社会是人人皆有的生活体验, 是从媒介研究视角对现代社会所做的一种宏观概括。社会的媒介化是一个历史过程, 并且与媒介技术的发展同步。作为一个预设前提, 社会的媒介化是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网络时代的到来丰富了媒介化社会的内涵, 也对当下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构成挑战。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将人类传播活动当作仪式纳入到研究视野, 启发我们寻找新的研究路径, 这可能最终引起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

社会的热带化 篇9

一、茶文化与品德与社会相结合, 实施课程校本化的意义

品德与社会是国家规定的课程, 它强调基础性和统一性, 无法兼顾不同地域、学校、学生的差异和个性发展。目前我校使用的是教科版本的品德与社会教材, 有一些内容不太符合我们学校的学生生活习惯, 难以引起学生共鸣, 达不到理想的教育效果。我校地处安溪, 是中国乌龙茶之乡, 名茶铁观音、黄金桂的发源地。在安溪70%的人从事的职业与茶有关。但我校地处城区, 长期以来, 应试教育把学生封闭在学校或教室里, 整天背书和准备考试, 学生没有时间和机会去参加劳动和社会实践, 因而导致了有的学生只有书本知识, 而缺乏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尤其是缺乏正确的劳动观念, 良好的劳动习惯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特别是那些独生子女, 他们在家庭被娇生惯养, 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 没有参加生产劳动的亲身经历, 很难了解工人、农民创造社会财富的艰辛, 很难有真正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针对这种情况, 长期以来, 我校发挥茶乡的优势, 以茶为载体, 创造性地开展涉茶教育的系列活动。开展茶文化教育, 就是让学生通过学习, 了解、认识茶道、茶文化及其与中华传统文明的关系, 做一名茶文化的传播者。同时, 陶冶学生的性情, 使之养成文明有礼、热情好客的美德, 并培养合作精神、探究精神和各种能力。以传统茶文化为载体, 建设系列校本课程, 在学校管理、课程建设、学生发展、校园文化、教师成长等多个领域, 开展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 逐步形成我们自己的办学风格和育人特色。

二、茶文化与品德与社会相结合, 实施课程校本化的策略

(一) 以茶为载体, 整合教学资源, 开发校本教材

《义务教育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 (2011年版) 》强调了一种生活德育的理念, 提出了学生个体品德和社会道德的提高与发展, 要通过学生自己的生活来实现。在教学时, 教师应当将学生的生活经验作为教学的出发点, 将教材中的材料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结合, 创造性地使用教材, 做到活用教材, 注意有效地利用一些本土化的课程资源, 补充一些现实生活中“活”的教材, 使教学内容贴近学生的生活。如我校品德教研组对照课程标准的要求, 认真研读各年级的《品德与社会》教科书、教学用书以及学生学习活动手册, 整体地把握了课标教材的编者意图和教材编排课程内容的设计情况, 针对教材在实施教学中存在的与本地区教学资源不适应, 与本地区学生的社会生活经历不一致的教学内容, 充分地利用学校的图书馆资源, 了解各地区不同版本的教材, 了解教材编写的原则, 再到书店找材料, 借助网络资源等手段, 列出了各年级的校本化整合修改的篇目。我校地处茶乡, 根据社情、乡情、校情和茶文化教育的特点, 并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和水平, 挖掘当地文化, 整合教学资源, 开发了适合不同年级校本教材。一年级教材从兴趣入手, 编写一些既有趣又有意义的茶诗;二年级教材以故事为主, 讲述茶的来历以及名人与茶的故事片;三年级教材介绍茶的生长、采摘、制作和茶历史;四年级教材介绍茶的分类;五年级教材介绍泡茶的方法;六年级介绍茶与生活的关系。我校发挥茶乡的优势, 以茶为载体, 整合教学资源, 开发校本教材, 教材中深入浅出, 富教于乐的内容深受广大师生的喜爱。

(二) 以茶为载体, 创设生活情境, 开展活动教学

品德与社会旨在通过让儿童直接参与各种实际活动, 以调查、观察、实验、讨论、制作、演练、游戏等多种方式进行活动和学习, 让学生获得对自我、对世界、对生活、对生命的认识和理解, 并发展各种能力。在品德与社会课中, 儿童主要的学习形式不是听讲, 而是参与活动。而儿童只有在自己熟悉的生活情境中, 才能自然地运用自己的经验, 积极参与活动, 并深入体味活动的内涵, 加深对生活和自身的理解与感悟。因此, 教师要关注来自学生实际生活的各种信息, 捕捉并遴选其中有价值的内容, 生成符合教育目标的主题, 设计活动方案。虽然教材内容本身就是来自儿童生活的活动内容, 但不管编者在编写过程中如何想方设法, 如何顾全大局也仍然无法满足不同区域、不同生活经历的儿童需要。所以教师要做个有心人, 要以本地本校本班学生生活实际为基点, 创造性地将教材内容加工处理成符合学生认知水平和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活动内容。如对教科版六年级上册《品德与社会》第二单元二级主题《插上科技的翅膀》“走向现代化”这一课教学时, 由于我校地处安溪, 是铁观音的原产地, 可引导学生到茶农家、茶山、茶科所、茶叶加工厂、茶都等地参观访问, 了解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家乡茶业的发展带来的变化, 使学生了解以前茶乡人制茶“靠天吃饭”, 纯手工制作, 而现在依靠恒温除湿、空调做青, 依靠智能化的茶业机械, 茶乡人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局面, 提高了茶叶的产量和品质, 让科学技术成为了脱贫致富的好帮手。这样就将教材提供的课程资源和茶乡特有的资源结合起来, 让学生亲身感受到科学技术的力量, 感受到茶乡的发展与变化。

学校把涉茶教育和品德与社会教育整合。教学生唱茶歌, 跳茶舞, 绘茶画, 演茶艺, 使学校形成了浓厚的茶文化氛围, 以茶思源, 以茶待客, 以茶联谊, 以茶健身, 以茶演艺, 以茶入画, 以茶起舞, 以茶兴文等茶文化活动随处可见, 校园里形成了浓厚的茶文化氛围, 促进了学生身心的和谐发展和素质的全面提高。

(三) 以茶为载体, 创新课程评价, 提倡多元评价

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提倡多主体、开放性、多元化的评价, 评价要面向全体学生,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工具要多样化;评价主体要多元化;过程要注意差异化。科学地运用好评价, 有效地提高课堂效率,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在教学活动中, 应注重对儿童活动过程的评价, 即重点评价儿童在活动过程中的态度、情感和表现出的价值观以及活动过程中的探索、思考、创意等精神。在评价时, 教师还应积极引导儿童采用观察、访谈、阅读、问卷等形式结合评价手册、成长资料袋和儿童作品分析等方式进行多主体性的开放式的质性评价, 把教师评、家长评、学生评与学生自评巧妙结合起来, 努力做到评价主体的多元主动性, 评价对象的个体灵活性, 评价内容的多维立体性, 评价操作的持续全程性, 评价语言的积极激励性。如我校结合县情、校情开发了校本教材《成长的足迹》作为档案袋研究活动的载体之一, 促进学生全面、个性、主动发展。我校以茶为载体, 创新课程评价, 如将茶道文明礼仪评价和品德与社会课程评价相结合, 设计评价表, 让学生自评、同学互评、家长评、教师评, 要求语言要文明, 多用茶艺专业语言, 做到彬彬有礼;恰当使用“谢谢你”“对不起”“请”等文明用语;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 多学习茶词诗赋, 有得体的行为举止;熟悉掌握茶文化知识及泡茶技巧;严格要求自己在外形、举止乃至气质上, 做“和雅”少年, 并将评价表放入成长档案袋。

(四) 以茶为载体, 拓展教学时空, 开展实践活动

《义务教育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 (2011年版) 》指出:“本课程的教学时空不局限于课堂和学校。教师应将本课程的教学与相关学科以及班队活动、学校德育活动、社区活动、社会重大事件等紧密结合, 从中捕捉、挖掘鲜活的素材, 调动学生在课外学习和活动中获得的经验和知识, 充实本课程的教学过程, 同时将课内学习延伸至其他学科的学习或校内外其他活动中, 提高教学的实效性。”教师要根据实际条件, 就地取材, 创造性地发掘和利用学校、家庭、社区、媒体已有的资源, 以及购物、旅游、访友等机会, 引导学生适时地开展体验、考察、调査、制作、游戏等活动, 通过学生熟悉的材料拉近学生与学习对象的距离。利用劳动课, 培植茶树标本, 参加种茶、采茶、制茶、拣茶和包茶等社会生产活动, 以研究性学习为策略, 让学生参加茶实践。利用校本课系统开设茶课, 让学生学习茶知识。用活动课教学生唱茶歌、跳茶舞、吟茶诗、演茶戏、画茶画、演茶艺, 弘扬茶文化。在整个活动中, 学生“寻找了一个岗位→扮演了一个角色→获得了一种感受→学会了一种本领”, 学生在亲身体验中受益匪浅。学生从问茶→学茶→知茶→会茶到爱茶农→爱茶乡→爱祖国, 这无疑是一种质的飞跃。让学生参与学茶、种茶、采茶、制茶的实践体验活动, 学生从学习茶的历史, 茶的文化, 茶对安溪经济发展的贡献, 到经历茶树的种植、管理, 茶叶的采摘, 茶叶的制作, 以及茶叶的冲泡等过程一次次的动手实践, 一次次的艰辛劳作, 学生受到的教育是实实在在的, 体验的感受是深刻的, 正如同学们在体验日记中写到:“谁知杯中茶, 叶叶皆辛苦。”“好山好水才能出好茶, 茶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恩泽, 我们要做大自然的好朋友”。通过以茶为载体, 拓展教学时空, 开展实践活动使学校在增强德育工作实效性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为如何增强学校德育工作的有效性构建了新模式。

“美感尽在品茗中, 雅趣亦从盏中出。”以茶为载体, 在涉茶活动中下功夫, 让学生在活动中得到体验, 在活动中受到教育, 让茶文化走进品德与社会课堂, 让茶文化与品德与社会课程相结合, 实现品德与社会课程校本化, 提升师生人文素质, 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家乡的可爱与美丽, 培养爱家乡的情感, 增强学生热爱茶乡、建设茶乡的信念, 让学生从小树立关注家乡, 建设家乡的意识, 为建设家乡做好准备。

摘要：我国的茶文化具有5000多年的历史,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茶为载体, 整合教学资源, 开发校本教材;创设生活情境, 开展活动教学;创新课程评价, 提倡多主体、开放性、多元化的课程评价;拓展教学时空, 开展实践活动, 让茶文化走进品德与社会课堂, 让茶文化与品德与社会课程相结合, 实现品德与社会课程校本化, 开辟了德育工作的新途径, 凸现了学校德育工作的特色。

关键词：品德与社会,茶文化,课程校本化,策略

参考文献

[1]义务教育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 (2011年版) [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2]徐玉珍.论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实施[J].教育研究, 2008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