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成果（共11篇）
研究成果 篇1
由南京理工大学戚湧教授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制度研究”(课题批准号：EIA070278)，日前通过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结题鉴定，现将成果报告如下。
一、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内容
一是高校研究成果分类及特征，即对研究成果类型及各自特点、内涵进行研究和分析界定。
二是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的制度分析，主要分析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的意义、功能、基本原则以及程序和方法等。
三是国内外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制度的现状分析，主要是对国内外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制度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与比较。
四是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根据研究成果的类型，该研究分别构建一个包含科研资源、科研投入、科研产出和科研效果等二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引入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指标筛选、合并、反演与约简;基于德尔菲法和群组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五是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的模型选择及评价的实施与实证分析。主要探索高校研究成果评价的方法和模型，选择适合开展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的方法和模型。该研究选取30所高校，开展系统、综合的绩效评价和实证分析。
六是高校研究成果绩效提升方法。在绩效评价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该研究融合多决策标杆管理和PDCA(策划、实施、检查、处置)循环管理方法，研究绩效提升方法。
七是构建高校成果绩效评价制度框架体系。该研究分析了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的目标、原则、意义，研究高校成果绩效评价制度框架体系、组织管理体制和流程以及运行机制，探讨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审专家制度建设，研究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的元评价和风险控制。
八是政策措施建议。该研究提出提升高校研究成果绩效和加强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的对策建议，供政府教育、科技主管部门和高校参考。
（二）研究方法
该研究遵循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并重，以及客观、公正的评价原则，依据评价指标系统性、科学性、客观性、实用性和动态性的选取要求，对高校的研究成果绩效进行科学、系统的分类评价。
一是设计调查问卷，进行实地调研和资料收集，选择有代表性的指标因素进行调查，对高校研究成果绩效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做出客观、系统的分析和评价，完成调查分析报告。
二是采用多目标决策分析理论，确定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原则。以系统科学理论方法为基础，采用德尔菲法和群组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数据挖掘中的聚类挖掘技术，进行指标除冗、合并、反演与归结，构建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三是采用异构的数据信息归一化处理技术，应用树型数据结构，用指针链法实现数据关系，设计高校研究成果绩效基础知识库。选取30所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运用数据包络法和模糊神经网络等方法对设计的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实证分析。
四是围绕高校科学研究实施过程的目标，研究并设计基于多决策的绩效标杆管理方法，实现以同类或异类高校科研的领先研究水平作为标杆和基准，以持续和系统化的PDCA流程来评估高校的研究成果绩效，为改进和提升高校研究成果绩效提供有效的努力方向。
二、结论与对策
（一）我国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存在的问题
一是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没有形成制度化、统一化的理论与方法框架，没有一个国家级的评价管理机构，研究成果绩效评价也没有纳入科研项目管理体制和管理程序中。西方各主要国家都在政府管理中实行了绩效评价的技术和方法。日本在总务省专设行政评价局，在自治的道、府、县广泛开展科技评价。我国应加快建立高效、完备的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体系，以实现与国际的接轨。
二是缺少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的知识管理，评价信息反馈及宣传、参与不够。信息反馈渠道不畅，导致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无法及时依据评价反馈的信息调整科研管理政策和科研管理目标，从而使科研管理丧失了时效性和适应性，大大降低了政策效应。
三是评价方法比较简单，评价的深度与广度不够。同时，高校等科研组织对评价工作认识不足，尤其是在项目申请和实施过程中，由于不愿意暴露问题，影响正确的评价结果。
四是缺乏一个系统的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制度框架体系，第三方中介评价机构缺失，没有形成一个制度化的评价程序，保障评价机构发展和评价程序运行的机制也没有正式建立起来。
建立和完善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体系对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高校科技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建议将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相结合，用科学、系统的研究成果绩效评价体系跟踪监督科技项目的实施，推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实施进程和目标的实现。
（二）主要结论
第一，单纯强调研究成果产出的规模，致使产出规模较小的高校其评价也较低，进而获得研究资源的能力也越弱，反之亦然，形成“马太效应”。
第二，建立规范有效的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制度，构建成果评价指标体系，形成科学的成果绩效评价机制，真实、准确地反映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水平，是促进高校学术规范、学科建设和人才评价健康、有序发展的良好途径。
第三，将高校研究成果分为基础理论成果、应用技术成果和软科学成果，确认分类评价原则，分别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选择适用的评价方法。
第四，DEA-C2GS2和模糊评价是定量评价高校应用研究成果绩效的有效方法。
第五，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的制度框架体系应由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组织管理体制、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程序及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运行机制三个圈层共同构成，其中最外层运行机制的圈层应包含：配置机制、协调机制、投入机制、激励机制、政策法规建设、专家库构建、元评价和风险控制。
第六，由政府引导设立第三方中介机构来进行高校研究成果评价，建立类似于金融评级机构(如穆迪、标普、惠誉)这样中立的评价中介，保证评价的公开、公平、公正，不仅使评价结果更加客观，而且可减少被评者的抵触情绪。
（三）对策与建议
研究报告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健全我国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制度体系。建议出台加强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的政策法规，建立我国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的制度体系和监督机制。积极构建良好的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环境，推动高校重视研究成果绩效评价工作，优化高校科技资源的开放、共享。加强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的顶层设计，加大政府财政对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工作的投入，强化政府政策的引导作用。制定有利于激励高校教师科研的评价体系，注重高校研究成果发展性评价和过程评价。
第二，构建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组织体系。构建国家和省、市层面的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组织体系，加大政府对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研究和实施的投入，大力培育专门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加强评价人才队伍建设。增强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的监督保障力度，建立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的监督机制，保障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的有效性。
第三，完善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的标准和方法。立足科学发展前沿，用战略性眼光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标准和方法。对高校科研取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进行考核和评价，提高高校科技管理水平和科研资金使用效益。建立以投入推动产出，以产出引导投入，促使高校科研投入与产出的良性循环。不同类型的研究成果绩效评价采用不同的标准，评价过程要分工明确、程序规范，将个人利益与组织发展相结合形成良性循环。采用综合评价方法，尽量消除由于评价方法使用不当带来的弊端。
第四，加强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的国内外学术交流。要大力加强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的国内外学术交流，积极开展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和评价组织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加强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的国际合作，提升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的国际化水平。在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工作中，要充分借鉴国外的管理制度和一些大学的成功经验，使我国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工作走上系统、规范、科学的轨道。
第五，进行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的试点。建议政府科技、教育主管部门选择部分重点高校进行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的试点，进一步完善高校研究成果绩效的评价体系，摸索科学有效的评价方法。要立足于高校的整体发展，将研究成果绩效评价与高校科技管理体制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为高校科技创新提供一种持久的动力。要在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工作中，将试点高校的经验进行示范和推广，带动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工作的整体提升。
第六，开展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的元评价和风险控制研究。按照一定的理论框架和价值标准对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本身进行的再评价，称之为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的元评价。在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的具体实施中，由于不确定性事件的存在造成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的偏差和失误，影响研究成果绩效评价功能的发挥。因此，需要对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活动进行再评价和评价风险控制，使之更加合理与完善。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的元评价和风险控制的提出是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理论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责任编辑/校对：丁杰周鹏/吕华)
Research Outcome成果报告
——“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制度研究”成果报告
该研究通过采用调查问卷、德尔菲法、群组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异构的数据信息归一化处理技术等方法对高校研究成果的绩效评价制度进行了研究。
研究发现，我国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存在诸多问题。如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没有形成制度化、统一化的理论与方法框架，没有纳入科研项目管理体制和管理程序中;缺少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的知识管理，评价信息反馈及宣传、参与不够;评价方法过于简单，评价的深度与广度不够;第三方中介评价机构缺失，没有形成一个制度化的评价程序。
对此，该研究建议将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相结合，健全我国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制度体系，构建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组织体系，完善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的标准和方法，加强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的国内外学术交流，进行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的试点，开展高校研究成果绩效评价的元评价和风险控制研究。
——“大学组织特性与学术组织创新研究”成果报告
该课题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多学科研究法对大学组织的特性及组织创新的模式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研究发现，大学的组织特性可分为本质属性和衍生特性。其中，本质属性是大学学术属性和科层属性的双重结合，衍生特性分为使命特性、结构特性、文化特性和动力特性四个维度。大学学术组织的创新包括战略、结构与文化三大关键要素。组织创新的动力系统可分为外部动力和内部动力。其中，内部动力包括使命牵动和知识驱动;外部动力包括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大学学术组织创新的模式可分为“使命主导型”“知识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四种，在每一种模式中，“战略”“结构”和“文化”发挥作用的顺序都各有不同，各有特点。为优化组织系统，首先，应制定与大学使命相适的学术组织创新战略;其次，应建立多样化和扁平化的学术组织结构;再次，应建设多元性和整合性统一的学术组织文化;最后，应增强学术组织的内源性发展动力。
研究成果 篇2
如何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学习语文
课题组教师：刘丽影
内容摘要：
我们的语文教学更应该与生活紧密联系，才有源头活水。我们要在语文课堂援引生活，提高语文课堂效率；在生活中识字，在生活中学会交际，学会写作，在生活中积累语文，提高语文能力。关键词：
生活语文在生活中识字、交际、写作、积累语文知识。正文：
我们的语文教学是人文化的教学，是为了培养人们的听说读写的能力，是为我们的生活所服务。这就给我们语文老师以深刻的启迪，我们的语文教学不能只局限在课堂上，那样的语文太狭隘了，那样的语文就与生活脱节了，语文作为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基础学科，它应该是极具开放性的，语文的学习应该与生活紧密联系，“生活即语文”那么如何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学语文呢？
一、语文课堂援引生活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语文课堂不应该是封闭的，它应该具有开放性，应该与生活密切相连，如《春联》一课，课文介绍了春联的作用、特点，尤其介绍了春联的对仗关系，只读课文的一、两个例子学生还不能体会春联的这一特点，尽管课堂上老师声嘶力竭，但学生却依然似懂非懂。所以上课前
让孩子们先去搜集自己家或邻居家张贴的春联，并认真诵读揣摩春联所传达的丰富内涵。有了课前的准备，课堂上引导学生自己去读文中出现的春联，了解有关春联的知识，联系生活实际，学生对春联的认识自然深刻，对春联文化也充满兴趣，语文课堂因为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学生学得轻松愉快。再布置学生春节来临时为自己家选上几幅合适的春联，并帮助家长一起张贴，感受春联给春节增添的喜庆气氛，了解更多的有关春联的知识，仿照自己搜集的春联创作春联。这样由生活引进课堂，再由课堂走向生活，学生对春联的认识更丰富，学习也由课堂引向生活。
语文课堂走向生活实际上就是要求教师善于寻找课文内容与学生生活的最佳结合点，尽可能地使课文贴近学生的生活，同时又让学生的心灵不但与作者的心灵产生共鸣，而且与周围的世界息息相通。所以教师要开放教材，让学生投身于五彩缤纷、五光十色的校外生活，从大自然中学语文，感受生活。
二、在生活中认识汉字
我们常常会发现不少孩子还没有开始小学生活就已经认识很多的汉字了，其实这些孩子是从生活中学来的，如经常带孩子去“大润发”购物，家里经常会收到“大润发”的广告纸，慢慢地不管这几个字出现在哪里，孩子都会认出来。同样像“牛奶、薯片、面包、小馒头”等等受孩子欢迎的小食品的名称，他也能准确地认出来，其主要原因就是孩子们对自己喜欢吃的食品特别在意，把食物与包装上的字联系起来，不经意间也就认识了。经常
看天气预报的孩子会认识“北京、天津、上海”等词语，因此无论带孩子到什么场合，我们都应有意识地教孩子辨认“中国银行，鼓楼商场、邮电局”等等的标识，反复几次这些字由陌生到熟悉，孩子就轻松认识了，孩子的识字量会大大增加，阅读能力也自然增强。
我们在教学中还发现，一、二年级的孩子由于识字量较大，极容易出现错别字，不少老师让孩子反复抄写，反复默写，反复订正，直弄得孩子们看见生字就害怕。如果我们组织一次“啄木鸟在行动”上街找错别字的活动，通过活动孩子们会明白写错别字会造成一些误会，会闹出一些笑话，孩子们学习生字时就会格外在意，特别是他们自己找出的错别字更会印象深刻，绝不会再犯如此错误，效果远远比老师在课堂上给学生改正几个错别字的强得多。
三、在生活中进行交际
口语交际旨在让学生学会说话，学会交流，我们常常在课堂上创设相应的情境，引导学生进行口语交际的练习，让学生学会准确表达自己想表达的意思。叶圣陶老先生认为：“咱们为了生活上的需要，从小就学习语言”。学习交际的目的就是让孩子们在生活中能和别人进行沟通，“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所以学习交际的最好的课堂是生活，在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交际的需要，针对具体情况及时引导学生进行交际，才能切实提高学生口语交际的能力。作为语文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将学生所学知识与社会生活相联系，为
学生创设广阔的实践园地，使学生在其中学以致用，获得亲身经历、体验、感受和领悟，达到对知识融会贯通的掌握。这实际上就是让学生逐步具备一种在日常生活中情不自禁学习或运用语文的“本能”。要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从打电话到会客人，从学会请教到请求原谅，从同学争辩到发表演讲„„无一不是语文口语交际能力的训练与运用。
四、在生活中学会写作
写作是令大多数孩子头疼的问题，面对一个作文题目，学生常常感到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如何下笔，根本无法调动自己的生活体验，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现很多孩子无奈之下胡编乱造。“生活就如泉源，文章就如溪水，泉源丰盈而不枯竭，溪水自然活泼泼地流个不停。”因此与其让学生在课堂上冥思苦想，倒不如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生活寻找素材。如春天到了，万物复苏，到处生机勃勃，带领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田野，红的花，绿的草，刚钻出脑袋的竹笋，小河里荡漾的碧波，游来游去的小蝌蚪„„这一切的一切告诉孩子们这就是春天的模样。他们眼中有了春天，心中有了春天，笔下才会流淌出春意。再如低年级孩子写一次有趣的游戏，有些老师认为平常孩子们做过游戏，让他们回忆回忆就可以写了，殊不知低年级孩子对已经过去的事情的印象是模糊的，此时让他去写无疑会出现干巴巴、空洞的现象，而有意识的组织一次游戏，让孩子们痛痛快快过把瘾再让他动笔，他会文思涌动的。
当然要想学会写作还应该引导孩子们学会关注生活，学会积累，厚积方能薄发，这就要引导孩子们学会观察生活，“留心处处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语文与生活有天然的割舍不断的联系，自然、社会生活不仅是学生自由积累的天地，而且应该有意识地引进课堂，成为语言学习的一部分。让生活走进学生的文章，勤写日记是很好的方法，学生每天的生活都是不一样的，但可能在孩子的眼里就是千篇一律的，所以我们要引导孩子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生活，感悟生活，并及时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为写作积累素材。
五、在生活中积累语文
语文是一种积淀，学习语文可以使我们感悟生活，感悟美，而这种感悟本身又不可能脱离生活，从而成为我们语文生活的一部分。而语文学习一旦成为一种自觉，学生就由被动的接受者变成一个主动的参与者，以至拥有丰富多彩的语文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皆语文，电视节目里有语文，大街上的广告牌、宣传画里有语文，旅游胜地、公园里有语文，草坪上的公益用语里有语文，繁忙的农田里有语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里也有语文，所以只有引导学生领会生活、积极参与生活，注重语文的运用和积累，语文水平便在生活中得以提高。
总之，生活是本，课堂是轴心。生活是正文，而书籍是注解。语文学习源于生活，触于生活，也服务于生活。走向现代化的语文教育，绝不能脱离生活而远离活水，我们的语文学习只要与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就是一池活水。面对新课改的不断深入，我们的语文课更
多年的研究成果 篇3
马茂元先生为桐城派“殿军”马其昶之孙，又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一贯读书刻苦认真，根基扎实。例如唐诗五万首中，他几乎能背出二万首。《晚照楼论文集》为他的文学论文选集，虽然仅只十八篇，实则选自他的百余篇学术论文，内容相当精辟。
马茂元先生的论文，由于分析细腻深入，素为学界所重。如他写的《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论杜甫和唐代的七言律诗》一文，将杜甫七律从艺术风格上分为四类，指出了总的特点及各类间的区别，在杜诗的研究上有所突破。胡念贻在《略述一九六二年的古典文学研究和整理工作》一文中，谈论到一九六二年研究杜甫的四十多篇文章时，重点称引了冯至先生的《诗史浅论》和马先生此文，认为“在读者中是比较引起注意的”。六十年代初，作者在《新民晚报》连载《说唐诗》时，林放在一篇短评中说是“诗人论诗”。
把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研究相结合，也是马先生论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论<戏为六绝句>》中，先生将李白、杜甫的诗论和创作结合起来研究，不仅阐明了杜甫《戏为六绝句》的精义所在，而且，对李白、杜甫的创作特点、艺术风格、盛唐诗歌创作承前启后的批判继承关系，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写得较为成功。所以，《文艺报》一九六二年第四期作为代社论发表。
马先生思路敏锐，善用世人习见的材料，发前人之所未发。高在《唐诗品汇》中将盛唐诗人划为“正宗”、“大家”，两者到底如何区分，历来聚讼纷纭。先生在《从严羽的<沧浪诗话>到高的<唐诗品汇>》中，把高的论点与盛唐诗坛的创作风貌相联系，一语破的地指出：“‘正宗’是高认为最能代表盛唐风格的典型”，“至于‘大家’，则纯是就这一诗人的成就而言”。所以，“大家”，李、杜而外，就不容第三人分堋角立；“正宗”，则连崔国辅、祖咏、张谓、贾至、崔曙、万楚等人都可以在不同的诗体中列入。先生還认为，“以‘正宗’属李，以‘大家’属杜，而有时又并称李、杜为‘大家’，于以见两人俱臻极诣，不容轩轾；而两家诗风各异，又不容混同。”说法言之成理，令人信服。
马先生为文特别讲究章法结构、遣字造句，所以他的文章思致密瞻，条理井然。《桐城派方、刘、姚三家文论评述》一文，理论性强，篇幅也较长，但全文结构严谨，词采雅洁，流利条畅，读起来琅琅上口。难怪国内有的学者看了后，认为此文不仅评述桐城派文论有独到之处，而且文章本身也深得桐城遗风。至于先生文章的词采绚烂，音节铿锵，则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更是不难体会出来的。
本书书名脱自宋朝宋祁《玉楼春》词：“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我们希望先生珍惜这桑榆之年，眼前岁月，用有生之年，为我国学术文化作出更多的贡献。
制革工艺新近研究成果 篇4
在浸灰裸皮上出现的灰斑, 一直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主要成因是当皮内石灰与空气中二氧化碳起反应时, 便会形成碳酸钙。碳酸钙沉淀在皮张表面后, 就会在敏感的粒面层上产生灰斑, 从而导致鞣料和染料吸收不匀, 致使成革质量显著下降。
新近的一项试验显示, 在15℃的温度下, 只要将灰皮暴露在空气中达30～120 min, 就会形成灰斑。特别是在冬季低温条件下, 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为了防止灰斑的发生:一是要注意在脱灰工序之前切勿将灰皮暴露在空气中;二是在水洗灰皮时, 添加0.5%聚磷酸盐/磷酸盐, 可将灰斑发生率降低到最低限度。
用酶混合物去除原皮上粪渣更见成效
在制革生产中, 高效率去除残存在原皮上的粪渣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常规的浸水用酶制剂, 对于消除皮上粪渣效率并不高。新近在英国进行的一项研究查明, 粪渣的主要成分为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术质素等。为此, 研究人员考虑到使用专门分解这些成分的特种酶及其组成的混合物来对粪渣进行处理。结果发现, 使用由纤维素酶、木聚糖酶和乳酸酶组成的混合物去除粪渣, 其效率要比单独使用上述一种酶高得多。
植鞣剂/抗氧化剂有助于消除六价铬
日本制革工作者新近对如何利用后续工序消除猪皮蓝湿革中的六价铬进行研究。结果发现, 在采用植鞣剂复鞣的场合, 六价铬不再被检出。而在加脂时, 大多数加脂剂不能使六价铬减少。但是, 若在加脂过程中添加抗氧化剂, 则能使六价铬的含量大幅度减少, 使之低于国际标准所确定的限值。
用2.5%～3.0%碳酸氢钠进行中和, 以及加脂后的皮革在太阳光直射下进行干燥, 这是印度生产手套革的通行惯例, 此举往往会导致六价铬含量超过“生态革”的标准 (上限为3.0 mg/kg) 。为此, 印度的研究人员进行了大量试验。结果发现, 将加脂浴液的最终pH值调整到3.5～4.0, 以及在漫射的太阳光下或在完全无太阳光场合下进行干燥, 可有效地避免三价铬转变成六价铬。
原皮脱脂的物理-化学机制
原皮脱脂是制革工艺的一个重要步骤。大量的表面活性剂用于脱脂, 势必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因此开发对生态无害的脱脂剂以及脱脂方法至关重要。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脱脂过程的基本物理-化学机制 (目前有关这方面的知识还知之甚少) , 巴斯夫公司G.Pabst等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他们发现, 原皮脱脂实质上通过两个不同阶段进行:在第一阶段, 原皮中的脂肪在合适的条件下形成纳米级, 由此可被溶解;在第二阶段, 纳米级的脂肪转变成粗滴乳状液, 从而可从皮内迁移出来。这些研究人员认为, 深入理解原皮脱脂的机理, 就可以引导我们开发出环保型的脱脂剂。
制革生产中避免六价铬形成
皮革是一种低pH值的有机物质, 在正常情况下, 六价铬本来是不该出现的。但是, 如果在加工过程中的某些环节上处理不当, 那么很有可能会在皮革内形成六价铬。
德国杜林根制革学校正在实施一项规模较大的研究计划, 旨在改进鞣后的一些关键性工序, 以避免六价铬的出现。作为这项研究的一部分, 用于调查研究的皮革样品要在苛刻条件下试验, 包括长时间的加热和 (或) 紫外线辐射。
结果表明, 六价铬的形成是在中和过程中出现的。研究者发现, 使用含亚硫酸盐的产品或有还原性能的中和合成鞣剂可减少六价铬。但是, 这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实施的, 在pH值高的条件下, 上述中和剂的优点可能会丧失。此外, 在染色之前用氨作为回湿助剂不值得推荐, 因为它可能有助于六价铬的形成。
此项调查试验还表明, 在复鞣中使用合成鞣剂或聚合物不会产生负面影响, 而采用植物复鞣剂无疑会抑制六价铬形成。其次, 不同的加脂剂及应用方法也对六价铬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硅酸钠应用于制革清洁工艺
硅酸钠 (俗称“水玻璃”) 是一种普通的无毒产品。尽管多年来已在许多工业部门中获得广泛应用, 但是该产品的开发利用一直在持续进行。新近的各项研究成果显示, 硅酸钠在制革工业中具有极好的应用前景。
可利用硅酸钠来长期保存原皮, 这类原皮有可能成为新的贸易商品;在鞣制之前, 可对硅酸钠处理过的生皮实施剖层和削匀, 所产生的削匀屑, 其性能接近于胶原, 因此可获得更多用途;在铬鞣时, 硅酸钠可提高铬的结合率;在浸灰和脱毛过程中, 可用来替代石灰。
中和——提高皮革质量的关键因素
巴斯夫公司G.Wolf等人新近的一项研究表明, 在复鞣过程中, 为了去除未反应的酸和促进铬的反应, 中和是必不可少的。具有良好鞣制作用的中和剂能够促使其它助剂 (如加脂剂等) 的渗透, 但不会影响染色饱和度和染料色泽, 并有利于将皮革中的六价铬减少到最低量。在中和处理时采用聚合物分散剂, 对于减少残余的铬最有效, 并可改善鞣剂、染料、疏水剂和加脂剂的均匀分布。此外, 中和剂和其它加工剂结合使用, 可提高染色坚牢度和成革柔软性, 并可降低废水中的COD水平。
利用生育酚提高皮革耐光/耐热性
已有研究显示, 生育酚 (Tocopherol, 又称作维生素E) 及其衍生物对清除自由基具有强大的功效, 并能高度保护胶原纤维免除紫外线的侵害。为此, 美国农业部有关机构的专家尝试将生育酚应用于制革生产。他们将生育酚及其衍生物分别涂在皮革样品上, 随后利用褪色计 (Fadeometer) 评估样品的耐光性/耐热性, 利用英斯特朗张力试验仪 (In-stron) 测定样品的机械性能 (包括抗张强度、韧度和初始应变能等) 。
结果表明, 生育酚较之它的衍生物 (Tocopherylsuccinate和Tocopherylacetate) , 可取得更好效果。用生育酚处理过的成革, 其抗张强度和韧度显著提高。更重要的是, 抗紫外线辐射和热量的颜色坚牢性能可获得大幅度提高。
蓝湿革在储存中通常不会产生六价铬
新的研究表明, 在强烈的氧化条件下 (如受热、光照射、采用含不饱和脂肪酸的加脂剂加工等) , 铬鞣革中的三价铬可能氧化成六价铬, 其原因在于皮革中含有的脂肪成份, 以及加脂剂中的油脂成份会促使三价铬氧化。鉴于蓝湿革已成为大宗贸易商品, 欧盟已规定皮革中六价铬含量不得超过5 mg/kg的限值, 因而搞清楚蓝湿革在运输或保存过程中是否会产生六价铬是十分必要的。
日本制革工作者新近对此进行了大量试验和研究。他们采用含有许多脂肪成分的猪皮蓝湿革, 将其置于以下各种处理条件:
加热——在40～105℃的干燥器中受热1周至4周;
中和——用p H值为5.0～8.0的溶液浸渍后干燥;
光照射——用氙气灯照射24～72 h。
随后, 对猪皮蓝湿革进行测试, 结果并未提检出六价铬。由此表明, 蓝湿革在储存过程中, 即使处于比较苛刻的条件下亦不会产生六价铬。
从生态观点看三种制革工艺并无优劣
德国皮革工业协会的专家, 新近从生态学观点对三种主要制革工艺——铬鞣工艺、植鞣工艺、使用戊二醛和有机鞣剂的无铬白湿革工艺进行考察, 主要涉及到物料利用率、工艺参数、废水和废物排放量等方面。在对所获的数据进行评估后, 他们得出明确的结论:从生态学观点看, 只要利用目前已有的最佳技术, 这三类皮革都可大量生产和使用;没有确凿的理由对使用恰当方法生产的铬鞣革持有异议;无铬皮革及其生产工艺在生态上并不拥有全面优势。
无铬鞣制工艺需要作出重大改进
英国皮革技术中心 (BLC) 的研究显示, 与铬鞣工艺相比, 无铬鞣制工艺需要增加10%～12%的复鞣剂和12%～18%加脂剂。毫无疑问, 增加化工材料的用量, 势必会提高成品革的售价。由于无铬皮革对化学品 (尤其是复鞣材料) 的吸收不完全, 因而有可能导致COD提高50%。此外, 白湿革对染料的吸收是很差的, 所以染深色调有困难;无铬鞣革的面积得率要比铬革低大约2%;由于无铬鞣革的腹肷部比较疏松, 因此出裁率也会受到影响。专家们认为, 惟有开发化工新品, 改进生产工艺, 才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例如, 德瑞公司最近开发的一种新型固色剂——Sellafix WW, 能够卓有成效地解决白湿革的染色问题。该产品可赋予成革高度耐湿擦性能。
由于白湿革具有高度的阴离子性, 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 采用常规的阳离子型固色剂不足以确保染料与这类皮革结合。经过特殊设计, Sellafix WW的分子结构具有更多的可与染料和阴离子型助剂相结合的位置, 因此该产品赋予白湿革的固色性能, 可达到接近于蓝湿革的水平。Sellafix WW能够显著增强阴离子染料在白湿革和铬革横截面上的固定, 这种性能对于需要多孔眼的皮革制品尤其重要。Sellafix WW的另一个优点是不含有甲醛, 而且还能减少皮革中已存在的甲醛含量。
纳米级二氧化钛对胶原的保护作用
据美国皮革专业杂志报道, 美国科技人员新近发现, 纳米级二氧化钛对于在紫外线辐射下的胶原具有保护作用, 这项试验是利用分光光度测定法进行的。这项研究还表明, 通过与纳米级二氧化钛结合, 能够合成对紫外线具有屏蔽功能的新型鞣剂。
两种丙烯酸酯类复鞣剂的增效作用
新近的一项研究发现, 由亲水性丙烯酸酯和疏水性丙烯酸酯组成的聚合物合成鞣剂, 在与聚丙烯酸酯合成鞣剂结合使用时, 皮革的耐水性和物理性能要比这两种合成鞣剂单独使用时高得多。研究者认为, 如果在大规模生产中应用这种方法, 就可合理简化复鞣工艺, 从而可节省时间和劳力。
4-羟甲基磷酸盐在制革工艺中的应用
据德国皮革专业杂志介绍, 4-羟甲基磷酸盐与少量铬鞣剂结合使用时, 显示出很强的增效作用——皮革收缩温度可获得显著提高。此外, 4-羟甲基磷酸盐与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结合使用时, 可以将脱脂、预鞣和复鞣置于同一道工序中实施。
泡沫涂饰工艺值得推广应用
由意大利Gemata和Rollmac公司率先开发成功的泡沫涂饰系统, 堪称是世界皮革工业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泡沫涂饰具有多种优点, 如可大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使质量较差的原料皮提高等级;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提高成品革的耐光性和坚牢度等。
由于泡沫涂饰工艺多方面优于常规涂饰工艺, 因此正在世界各地逐步推广, 该项技术的要点可概述如下:
泡沫涂饰的目的是在革面上施加柔软和多孔的优良薄膜覆盖层, 以取得具有自然外观和手感的特性, 这个方法也适合于涂饰低档革。
最近, 通过优质泡沫涂饰材料和新的机械设备开发 (如新的泡沫混合发生器, 以及高效的精密辊涂机) 相结合而获得良好效果。由此可能借助逆向辊涂机来实施泡沫涂饰。
泡沫涂料是应用泡沫发生器获取的。泡沫发生器有混合室和涡轮机, 并可精确控制气流、泡沫大小是恰当的和恒定的, 液/气之比是稳定的和可再现的。
泡沫涂料直接从泡沫发生器送入辊涂机的刮刀后面, 当泡沫涂料充塞刮刀和涂饰辊之间时, 必须从刮刀两端进行微量调节。所加工的皮革上的泡沫涂料量必须始终一致, 这意味着辊涂机的设计和制造需要达到高精度, 而刚性刮刀要用特殊材料制造。作业时应在辊涂机的槽内进行有效地搅拌, 以确保泡沫稳定性。
除此之外, 还必须使用合适的管路——软管连接件, 以保证涂料均匀流动。刻花辊必须经过适当选择, 务求设计优良。当使用水基型泡沫涂饰产品时, 保护生态的优点便显示出来了。
徽学研究成果译介问题探析 篇5
关键词：徽学研究；成果译介；探析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6-0188-005
徽学是中国地域文化的三大显学（藏学、敦煌学、徽学）之一。目前越来越多来自海外的学者开始投身于这项研究，徽学正在逐渐走向国际化的道路。然而需要注意到的是徽学的对外交流很大程度上还是局限于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徽学研究的成果绝大多数也是以中文发表和出版。要扩大徽学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对国内徽学研究成果进行译介必不可少。因此，本文主要针对西方史学界和西方受众，探讨徽学研究成果英文译介的有关问题。
一、为何译——徽文化走出去的学术实践
“来自中国的威胁是真实的。然而我们（西方世界）不能丧失对其真实情况的判断。……今天的中国出口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一个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的国家，成不了世界大国。”[1]178时至今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的断言对于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而言，依然有种挥之不去的刺痛感。当人们惊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层面取得的非凡成就时，总有一个尴尬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中国虽然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一个日益强烈的共识是中国社会正面临严重的文化危机。正如撒切尔夫人指出的，中国如果不能取得国际上的文化话语权，那么它就只能是一个“大而不强”的国家。
对于徽学而言，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的徽文化，正是中华传统文化集中而又典型的体现。[2]因此，对国内徽学优秀学术成果的译介，不仅可以推动徽学自身学科的国际化建设，而且有助于将以徽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向海外。尽管徽学在国内发展得如火如荼，孕育出相当一批成就卓越的杰出学者；以日韩两国为主的外国学者也为徽学研究乃至徽州文化的海外传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目前徽学在国际上的交流面和影响力很大程度上仍然局限在亚洲国家和地区范围内。这一点可以从国内举办的徽学国际学术会议上略窥一二。例如在“2000年国际徽学研讨会上”，参会的海外学者主要来自日韩两国。[3]“2004中国徽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提到除了日韩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外，还有来自法国的学者也参与了这次会议，但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仍然不在这个“国际”研讨会的出席名单中。
西方史学界之所以缺席徽学国际会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内徽学学者的著作能够流传的可谓寥寥无几，西方学术界对徽州文化以及徽学研究的了解相对匮乏，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徽学研究的国际化和徽州文化的海外传播。目前国内徽学翻译的重心主要集中在海外成果的汉译方面，例如“海外徽学研究译丛及研究”、“海外徽学研究信息的收集与整理 ”等。然而针对欧美国家的译介工作则极为薄弱，现有的徽学研究成果（无论是中文还是日文和韩文），被翻译成英文的都实属少见，从而严重阻碍了欧美学者对徽学以及徽文化的了解，绝大多数的徽学学者对西方史学界而言仍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对于徽学研究对外传播的有关探讨，同样也是凤毛麟角。[4]要让徽学真正传播到西方，必须以西方史学界和西方受众为根本导向，大力推动徽学优秀研究成果的译介，从而搭建中外史学界的对话平台，让欧美各国从徽州这个侧面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完成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学术实践。
二、译什么——徽学成果的文本选择
早在20世纪初期，国内就有学者开始研究徽州的历史人物和思想文化。至70年代左右，相关的研究领域已经扩展到徽州宗族、徽商、新安理学、徽州建筑、新安画派、徽剧、徽菜等多个方面。改革开放后，徽学研究迅速兴起，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学术成果大量发表，呈现一派蓬勃发展之势。截至2009年，国内徽学的研究著作就有100余部，论文多达2000余篇。[5]面对如此丰厚的学术成果，一味“贪多、贪大、贪全”的翻译不仅会浪费译者大量的精力，经济成本也会是沉重的负担。
对于中国而言，与近年来的经济腾飞相比，文化影响力的提升却并不明显，文化输入远远大于文化输出，巨大的“文化逆差”现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6]反观欧美等国家则长期占据文化霸权地位，并将其物质生活方式和思想认知作为一种普世的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加以推行，赋予自己在文化上的支配地位。短期来看，西方文化仍是世界的主流文化，中国文化在对外推介中属于弱势地位。文化地位的失衡会制约翻译文本的选择。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徽学要走向西方，需要优先推介基础研究类的论著。从内容上来看，研究理学、宗族、徽商等徽学基础领域的文章应当具有“优先权”。比如《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徽商研究》、《徽州宗族研究》等，均属于徽学的代表性基础研究成果，作为早期译介文本无疑是非常适宜的。另外，即使在徽学的基础性研究领域内，还需要进一步细分文本的选择顺序。譬如同是一个作者的文章，在《明清时期徽州的宗族公约研究》和《明清时期徽州的乡约简论》中应当优先翻译前者，因为强大的宗族制度是徽州社会的突出特点之一，而乡约只是宗族制度管理基础下的一个补充部分。再譬如从论作涉及的地理范围而言，在“一府六县”这个“小徽州”的地域范围内，按先后顺列排序应为“徽州—徽州下属的六县—徽州具体的村落”。例如《小农家庭、土地开发与国际茶市（1838—1901）—晚清徽州婺源程家的个案分析》一文虽然在分析徽州的小农经济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但这个“婺源程家”的个案对西方读者而言几乎完全是陌生的，难以引起特别的关注，更谈不上有翻译的内部呼吁，所以在当前徽学研究推介的起步阶段，不适宜选入翻译范围。
徽学既然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一部分，在对西方国家传播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欧美国家文化优越地位的制约，因此在拟译文本的选择上，基础研究类的徽学论作是重心。当西方学术界对徽学和有关徽学的基本学术概念和基础背景知识具有一个较普遍的了解后，译者再逐步选择更细化的徽学研究成果。
三、如何译——归化还是异化？
面对徽学的英译工作，翻译策略的选择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然而这很容易陷入归化（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还是异化（foreignizing translation）这一经典的争论中。这一对概念是由著名的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于1995年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中最先提出。他认为归化翻译策略是“采用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原语文本符合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著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而异化翻译策略则是“背离民族的压力，接受原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原语文化”。简而言之，归化呈现的是译语文化取向（target language culture oriented），而异化则呈现的是原语文化取向（source language culture oriented）。[7]115
对于徽学而言，译介工作应该充分考虑西方读者对徽学的了解和接受度，以及他们预期的语言表达形式等，因此适当偏重“归化”策略，更容易让翻译的作品在西方世界产生影响。例如徽州号称“程朱阙里”，是程朱理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以及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共同故乡。“程朱理学”在徽州影响极大，南宋之后虽然朱子之学风行天下，但“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推新安之士为然”。如果将“程朱理学”译为“Cheng and Zhus Philosophy”，表面上看是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表述形式，但西方的普通读者难以领会到“Zhu”其实是“Zhu Xi”（朱熹）的省略，更猜不出“Cheng”代表的居然是“程颢和程颐”两个人。因此“Neo-Confucianism”的译法更为合适，既能表现程朱理学的另一个称号“新儒学”，又能让已经广泛知道“Confucianism（儒学）”一词的西方读者立即领会到它是在儒学基础上发展出的一门学说。又如在周晓光的《新安理学与徽州宗族社会》中指出朱熹的《文公家礼》是徽州宗族制定族规祖训的重要理论依据。有学者将《文公家礼》直译为“The Family Ethics of Wengong”。“文公”这一称号源于朱熹死后，宋宁宗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公”，咸淳五年宋度宗又诏赐“文公阙里”于婺源，元惠宗后又诏立“徽国文公之庙”，因此后人将整理出的朱熹的宗家礼仪观点合集命名为《文公家礼》。纵观周晓光学者全文，提到这部作品主要在于说明朱熹和其他新安理学家的有关著作对徽州宗族活动的重要性，“文公”这一称号并不需要特别强调。在多数西方学者对这段历史并不是如数家珍的情况下，译为“The Family Ethics of Zhuxi”显得更为直接。又如明清徽州盛行堪舆之术。所谓的“堪舆”是“中国古代社会人们确定阴阳宅布局、朝向、营建，探讨人与自然、人与居葬环境之间关系的一种技巧和术数”。[8]“堪舆学”在当时的徽州基本等同为“风水学”，然而如果采用“fengshui”这样的音译，固然可以保留中国特色的玄学文化，但外国学者单从字面意思看并不能一目了然地看出这究竟是关于什么的学问。不若采用“geomancy”的译法。将西方读者陌生的“堪舆”转换成了他们文化背景中更为熟悉的“geomancy（占卜）”。尽管当时在徽州一地影响深远的“堪舆学”并不能完全等同这种曾在非洲和欧洲等地兴盛的“占卜术”，但二者在预测吉凶这一功能上是具有相似性的。再如古代徽州以最重宗法而著称于世，而宗族结构内部权力等级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族长”，他拥有主持族内祭祀、主管族产、制定族规家法、教化或惩罚族众的多项权力，远远凌驾于普通族人之上。[9]这里的“族长”大致可以翻译为“the head of the clan”。尽管“the head”的领导意味更多是政治管理层面的，而徽州的族长还包含了一种家长制色彩的，但这种处理方式并不妨碍去突出族长在宗族内部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是可以被采纳的。
另外，由于国内徽学学者深受汉语的行文习惯影响，讲究词句的整齐对仗，以及比喻、拟人、排比等修辞手法的应用，文中经常出现骈偶对句和夸张描述。而英语写作则推崇清晰的逻辑、严谨的语法和客观的表述。双方在话语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故而译介徽学论著时同样需要运用归化的策略将中文的文本适度进行重构，以贴合英语读者逻辑清晰、语法严谨的语言习惯。例如国内著名的徽学专家栾成显在《徽州文化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一文中开篇就是一段糅合了四字结构、对称描写等手法的描述：“徽州位于皖南山区，黄山雄奇甲天下，白岳旖旎称神州。这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思想伟人，学术巨子，灿若群星；新安文化，徽州艺术，万紫千红。”[10]翻译时需要了解的是这段话中作者主要是想表述徽州地区自然条件独特而优越，在这里诞生了大量杰出的人才，孕育出灿烂的徽州文化。因此并不用追求在英语表述时也达到同样的行文结构，可以将这段话译成：“Huizhou is located in the south mountain area of Anhui， being famous for the majestic Mt.Huang and the graceful Mt. Baiyue （ namely Mt. Qiyun nowadays）.This place enjoys a picturesque landscape. The remarkable nature breeds remarkable people and outstanding historic culture.”译文中忽略了“黄山雄奇甲天下，白岳旖旎称神州”这种句式上的对称，只是撷取了黄山“雄奇”，白岳“旖旎”的特点，用“majestic”和“graceful”二词分别加以概括。对于译文后半段也同样采用了类似的句式重构。除此之外，文中的“白岳”其实是齐云山古时的称呼。明朝时，龙虎山正一嗣教真人张天师来到此地为嘉靖皇帝求子成功，嘉靖皇帝大为欣喜，在此处敕建太素宫，赐殿名为“玄天太素宫”，并御笔亲题“齐云山”的匾额。白岳从此更名“齐云山”，并且这一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因此译文中的“Mt. Baiyue （namely Mt. Qiyun nowadays）”，乃是通过括号内加注的方式，让读者在不清楚这一段历史的情况下，将“白岳”和今天的“齐云”联系起来。
尽管归化策略的运用似乎在当下更有成效，但需要注意的是：读者的反应是具有历时性的。[11]即使一种翻译策略在当下能够被西方读者的迎，也并不意味着其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能够具有普世的正确性。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徽学在西方史学界的逐步普及，原汁原味的“异化”翻译将会日益得到西方受众的青睐。
四、谁来译——“多轮驱动”下的译介主体
2001年的时候，美国著名翻译学者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曾写过一本著作，题目就是为Who Translates？（《谁来翻译》），以此指出一个常识性问题：一个译本由不同的人来翻译，结果是不同的。就世界各地翻译界的一般经验而言，将外语译入母语更容易被广泛认可。因为对外译内的译者而言，他们能比他人更清楚目标读者的语言特征和心理预期，从而使译文更容易获得目标读者的共鸣。《红楼梦》的翻译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目前《红楼梦》的多个译本中，学术界最为推崇的是杨宪益和霍克斯二人的译本。杨先生尽管在牛津大学就读过6年，其夫人戴乃迭（Gladys）更是英国人，但汉语毕竟是他的母语。因此在他的译本中，表现出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风俗观念直接输入西方读者的意愿。这种努力从其不顾“red”这种颜色在西方的负面文化意象和价值紧张，仍坚持将《红楼梦》的书名译作“A Dream of Red Mansions”就可见一斑。另一位译者大卫·霍克斯同样也曾就读于牛津大学。1948至1951年他来到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潜心研读中文，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传统。但是英语毕竟是他的母语。因此，和杨的译本相比，他采用西方读者所熟悉的行文习惯和文化观念，创造性地重构了《石头记》这个故事。作为国内学术界公认的两大杰出译本，双方在西方市场的遭遇却截然不同。与霍译本相比，不论是从译本的印刷数、再版数、图书馆的借阅人次等方面来考量，杨译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接受和影响都远不及前者。[12]
反对者认为这种以外国人为主的倾向将会造成归化策略的滥用，从而扭曲中国的真实形象，并且依靠汉学家去从事翻译，在文本选择和翻译环节势必会局限在他们个人的兴趣爱好和专业特长内。他们同时抨击了所谓的顺向翻译（英译汉）优于逆向翻译（汉译英）的说法，认为英汉互译的质量应当取决于译者的个人翻译能力和技巧以及对中英两种语言文化的熟悉程度。所以中国的译者并不存在所谓的劣势，应当“理直气壮地”参加对外译介的工作。[13]
具体到徽学研究的译介，一方面在西方学术界尚且缺少对其普遍了解的情况下，外国译者更能清楚地掌握读者的预期反应；另一方面这门学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历史积淀是非本土译者所难以领会的。还有一个值得客观考量的因素是国内徽学研究的成果已是汗牛充栋，仅仅依靠国外的汉学家是不可能完成这项繁重的译介工作的。
因此需要采用“多轮驱动”的译介主体模式，促进中国本土译者、外国汉学家、中外徽学专家、国际学术机构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和有机互动。在这一点上，可以参考和借鉴日韩徽学成果的汉译工作。例如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臼井佐知子既是一位著名的徽学专家，同时也是一名杰出的汉学家，她从对李鸿章的研究开始，现主要涉足明清徽商领域。早在1991年，上海电机学院人文社科学院院长何小刚就与臼井教授合作，将她的部分翻译成果翻译成中文论文《徽商及其网络》，在此过程中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专家唐力行参与整理，臼井教授再进行校对，最终发表于《安徽史学》上。[14]1995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易惠莉又将臼井教授另一份研究成果汉译成《徽州汪氏家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一文，发表于《江淮论坛》上。[15]在这两篇翻译作品中，采用了中日学者共同合作的方式，并且参与人员对中日两国文化都具有较深的了解。例如参与了两篇论文翻译整理工作的唐力行教授，他既是国内资深的徽学专家，又是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客座研究员，曾多次赴日本讲学和开展合作研究。类似的合作成果还有安徽大学日语系主任王勇萍和日本熊本大学文学部教授伊藤正彦合作翻译的《明代里甲制度下的阶层构造——以徽州府休宁县仁东乡27都5图为例》一文。[16]另外还有学术机构和徽学学者合作的成果案例。例如由徽学研究中心组织的海外汉译工程《海外徽学研究译丛》已经启动，并于2013年成功推出了韩国高丽大学知名徽学学者朴元熇的徽学研究著作《明清徽州方氏宗族个案研究》。[17]这些虽然属于日韩徽学学者研究作品汉译的成功案例，但这种多方的合作方式同样值得在国内徽学研究成果的译介中去推广。此外还需要建立专门的徽学翻译人才库，编写徽学术语英译词典，从而达到良好的学术翻译效果。
参考文献：
[1]Margaret Thatcher. Statecraft ： Strategies for a Changing World[M].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3.
[2]叶显恩.徽州文化的定位及其发展大势——《徽州文化全书》总序[J].黄山学院学报，2005，（2）：8-12.
[3]卞利.2000国际徽学学术研讨会召开[N].光明日报，2000-09-15（C03）.
[4]唐军，褚艳艳.浅谈目的论对徽文化翻译的启示[J].江淮论坛，2011，（2）：187-191.
[5]栾成显.改革开放以来徽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史学月刊，2009，（6）：5-16.
[6]蒋朝莉. 提升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力的策略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4，（12）：203-207.
[7]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 London：Routledge Press， 2008.
[8]卞利.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堪舆风行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J].安徽大学学报，1991，（3）：64-69.
[9]沈昕.明清徽州祁门善和程氏宗族结构研究[J].安徽史学，2011，（3）：83-87.
[10]栾成显.徽州文化的形成与演变过程[J].安徽史学，2014，（2）：109-121.
[11]秦洪武.论读者反应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中的意义[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1999，（1）：48-54.
[12]杨乃乔，等.翻译的立场与翻译的策略——大卫·霍克斯及《红楼梦》翻译四人谈[J].汉语言文学研究，2014，（1）：4-12.
[13]潘文国.译入与译出：谈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J].中国翻译，2004，（2）：40-43.
[14]臼井佐知子，何小刚.徽商及其网络[J]，安徽史学，1991，（4）：18-24.
[15]臼井佐知子，易惠莉.徽州汪氏家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J].江淮论坛，1995，（2）：60-67.
[16]伊藤正彦，王勇萍.明代里甲制度下的阶层构造——以徽州府休宁县仁东乡27都5图为例[J].徽学，2013：140-178.
[17]唐力行，朴元熇.《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J].历史研究，2005，（2）：185-187.
美络档案云研究成果 篇6
二是美络档案云平台总体架构, 首先是信息资源洼地的建设, 这个信息资源洼地 (资源中心) 的数据是由电子邮件、门户、历史档案、财务数据、协同办公、人力资源、工程项目等等所组成的信息, 可以说囊括每个企业、每个组织的所有信息。有了这些信息资源之后, 来搭建大的档案应用。
有了这些信息数据以后, 当然这些信息数据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和标准来存储和管理的。在大档案应用中, 包括最基础的部分, 比如说海量存储、数据库、操作系统等等组成底层部分, 然后在这上面进行拓展, 拓展的就是信息支撑部门, 比如说统一的消息平台, 或者消息引擎、工作流引擎、搜索引擎、智能分析等等。档案并不独立于企业信息化的东西, 它和企业信息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以前的档案只是落地的结果, 要逐步实现档案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在档案形成的过程中, 需要用到工作流, 比如说签报、业务审批、出差申请等等都需要用到工作流引擎, 就是档案本身也需要用到, 比如说档案的借阅、利用、审批。引擎可以融入到每个系统中, 或者说专门有一个插件, 把所有企业需要用的工作流流转的功能整合在一起, 支撑起档案的管理、档案的利用, 就是以前所说的档案基本功能, 这是对于档案的一种提升发展和创新, 有了这些以后, 考虑到对档案进行一些延伸, 对档案的智慧性进行延伸, 档案数据有了以后, 或者基础的信息有了以后, 可以对档案进行智慧性延伸, 就是档案的知识化、信息的资产化、利用的智能化。
第三个方面就是档案云平台的落地保障, 美络在档案的云平台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和很多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相应的成果。档案云计算的产生已经不是现在狭隘的理解了。通过云计算的实施, 将从三个维度保证档案的价值、档案的范围、受益群体能够得到更高的提升。三个维度:业务联动、服务扩展、组织畅通。
业务联动方面, 刚才所说的信息资源洼地中的数据资源是从各个业务系统, 或各个组织中的所有信息系统中积累、归纳、导入过来的, 包括人力资源、会议档案、工程项目、协同办公、营销、电子邮件等等, 这之间的信息是相互关联的, 互相是可以利用的, 这是在业务联动方面, 在服务扩展方面, 以前档案主要针对档案的从业人员和档案的管理人员, 现在应该对它进行一些扩展, 现在的服务对象到底是谁, 现在的档案既可以服务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一个区域、一个城市、一个国家, 乃至整个世界, 所以它的服务对象有了很大的扩展, 它的服务内容有了很大的拓展, 它的服务方式和服务工具、服务平台、服务理念、服务思想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在组织畅通性方面, 做了很多的研究和开发, 比如说企业的统一消息平台, 每一个人在工作过程中, 每一个业务系统或信息数据都会有工作需要处理, 或一些信息需要知晓, 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消息平台, 来提醒、帮助。这些信息资源很多都是固定的, 相互之间是需要人与人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 这里面融入了一个即时通讯, 这个即时通讯和QQ、MSN又有很大的区别, 包括统一认证、统一权限、统一展示、集中处理。刚才讲到业务联动, 构建企业信息资源洼地, 把企业其它业务系统中产生的历史数据以相对标准的逻辑归入档案云平台, 立档单位一体化管理、馆室一体化管理, 支撑起对外的统一利用平台, 之前讲到, 这是最底层的云存储和基础架构, 中间是支撑体系、支撑平台, 上面是应用平台, 支撑起最外层的展示和利用平台。
还有一个落地保障, 前面讲到统一的工作流和核心引擎, 这里面专门开发了一个企业的统一搜索引擎和平台, 就像所用的百度和谷歌, 但是它是企业级的, 和人员、组织架构是一体的, 它的分类、业务、信息都在这里面进行很好的搜索和利用。利用档案云平台的海量存储, 高效的智能检索, 构建企业信息资源中心。档案信息有很多, 比如图片、文件、视频、音频、文档、网页、邮件等等, 这是基础数据, 需要获取, 获取后进行统一的存储、管理, 直至最后的利用。组织畅通这方面, 通过档案云平台实现全组织内各单位大系统的统一建设和数据集中, 真正构建企业的统一资源中心, 真正打破信息孤岛。这是全组织的组织架构, 各个业务系统实现单点登录、统一认证, 这是信息展示、信息处理、信息利用。
在档案云平台, 可以实现集中式管理、集中式存储, 也可以实现局域式集中的方式, 也可以进行混合式档案云的建设和布置, 通过严格的权限管理, 实现分级管理, 通过统一的利用平台, 结合各种灵活的引擎, 实现信息资源在全组织内的互联互通、利用、展示。这个云平台是可以伸缩的, 当资源不够的时候, 申请资源, 任意添加或增减, 可以集中式的存储, 也可以分布式的存储管理。
在服务拓展方面, 举个例子, 专门做了一个企业内容管理平台, 或内容管理门户, 在后台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进行任意的定制, 实现或搭建自己的各个企业和组织的信息门户, 这里面也可以提供几十种或上百种标准模板, 在这些模板上进行修改和定制, 有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做的企业资源管理系统, 以及教育部委托清华大学做的教育管理信息化的企业资源门户。说这些的意义是无论是什么企业, 什么用户, 运用已有的CMS内容管理系统可以任意搭建适合自己的、具有自己特色的企业资源门户。
档案云平台的存储, 方式是PC机、台式机、iPhone、i Pad等等, 还有电视的IPV6, 这是搜索以后, 有权限的时候显示的数据, 当没有权限的时候, 就像购物车一样, 去申请、借阅和利用。这是展示的形式———流媒体, 这个流媒体可以定位到某一段的信息。
这是i Phone、i Pad的展示和利用, 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将来是随时随地, 任何人, 只要他有权限都可以利用, 这是物联网实现的虚拟库房, 在告诉他基本信息、基本定位, 就可以知道他在哪里, 就可以知道如何利用, 通过传送带传送到你的面前。
美络档案云平台的探索。档案的知识化、资产化和利用的智能化。档案的利用、档案的分析和挖掘以及统计展示等等, 这是信息的资产化, 信息资产分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 通过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建设, 提高管理的规范化、分类合理化, 最终实现利用高效化。
国外性别语言理论研究成果综述 篇7
一、早期语言性别研究
20世纪20年代, 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以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为主要特征, 主要强调男女两性的共性和平等, 反对性别歧视, 要求对男女同样对待, 强调女性应该享有与男性同样的地位” (李金凤, 2004:49) 。受这种思潮的影响, 西方语言学家们提出了生理决定论 (Biological Determinant Theory) , 该理论认为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显著差异是生理决定的。在这种理论下, 丹麦语言学家Otto Jespersen (1922) 最先开始从语言学角度对性别语言差异进行了研究。他指出了两性语言存在词汇和言语风格方面的差异, 并用一定篇幅讨论了女性语言的特点。同时期的另一位研究者Maulhener考察和分析了社会阶层人员之间的交际。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从两性不同的社会地位来考察语言和性别的关系 (曹湘洪, 2007) 。在此之后, 语言学家Bloomfield (1933) , Mary Haas (1944) , Douglas Taylor (1951) , Parsons和Bales (1955) 从不同角度丰富了性别研究的内涵。但是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中叶这段时间里, 语言学家们对性别语言的研究都只是源于个人对某种与性别有关的语言现象的观察和分析, 带有很深的“印象”和“假定”的特征, 并未成为科学的系统。
二、现代性别差异研究
上世纪60年代, 社会语言学研究开始蓬勃发展, 第二次女权运动热潮的兴起, 语言与性别开始成了语言学中一门独立的分支。语言学家们在女性主义和性别角色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性别” (gender) 这一理论意义, 把性别研究从生物学领域转向社会文化领域, 宣告了生理决定论的终结。这时期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缺陷论 (Deficiency Theory) 。英国语言学者R.Lakoff这是一理论的代表, Lakoff在1973年提出了“女性语言”和“女性地位”的理论, 她认为如果社会不平等一直存在, 那么性别语言的不平等是不可能消弭的。两性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反映出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 在男权社会中, 男性更具有语言权势, 女性本身就是一种缺陷 (deficiency) 。Lakoff的缺陷论对性别语言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支配论 (Dominance Theory, 也译做主控论) 盛行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至80年代后期。。英国语言学家Cheris Kramer从俗语言学出发, 认为“权力是理解语言模式与交际的关键” (Weatherall, 2002:3) 。持支配论观点的学者有主要有D.Zimmerman、C.West、Spender和P.Trudgil等, 她们认为, 女性处于无权低劣的社会地位中, 在两性语言交际中处于被动, 受男性支配, 不同性别的社会权势导致了言语行为的差异。Zimmerman和West (1975) 的实验结果发现:男性经常打断女性谈话, 而女性被打断后则选择沉默而非夺回话语主动权, 根据她们的观点, 男性对女性的打断就是利用权力控制女性的一种方式。P.Trudgil提出社会阶级越高的人对语言的“正确性”和“准确性”要求越高, 因为女性更关注自身形象和社会地位等因素, 所以女性更多使用标准的语言形式。
差异论 (Difference Theory/Sub-culture Model/Cross-culture Model) , 也称二元文化论, 该理论着眼于不同亚文化背景的性别研究, 主要代表有Deborah Tannen和D·H·Goodwin等人。早在1980年, Goodwin就对费城两个不同的儿童群体进行了研究, 通过研究他发现男孩群体中阶级较高的男孩对阶级较低的男孩多使用祈使句;女孩群体的平等性在语言使用上的特点则表现为女孩对其他人更多使用表建议的句型。其后受Gumperz有关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启发, Tannen提到“男女两性思想的不同便是文化的差异, 也就是说, 在不同文化环境下产生的男女两性, 他们对自身, 对将来的期望, 以及对谈话的功能将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成长文化促成了两性话语的不同风格特征, 因此在跨性别交际中会产生很多误解。
礼貌论 (Courtesy Theory) , 该理论多被划分为差异论的一部分, 其代表为新西兰语言学者Holmes。Holmes (1995) 继承并发展了Brown和Levinson (2001:298) 提出的礼貌论, 她发现男性在两性交际中掌握着更多的主动权, 话量更多, 通常会提出更多的问题并更多地打断对方;而女性为了保证交流的顺畅进行, 则会更多给予对方鼓励性的反馈。Holmes认为这是一种礼貌行为, 反应出女性比男性更注意表达共同的交流目的。
以上四种观点都为语言和性别间关系的分析提供了早期模式, 并分别从地位、权力, 文化和礼貌四种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语言性别差异现象, 但它们都过分强调“女性”和“男性”这一二元对立体, 也就导致了过于强调性别语言差异并且忽视其他变量对差异造成的影响的问题。
三、后现代性别建构研究
90年代, 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 后现代性语言研究应运而生。言性别研究逐渐呈现出多元化、动态化、微观化和本上化的发展趋势。在这种发展趋势下, 以Cameron (1995) 为代表的一些语言学者竭力反对传统的两元对立论, 对支配论和差异论等观点持截然相反的观点。他们更多地关注对性别本身的理论研究, 而非单纯的着眼于语言, 这一趋势标志着社会语言性别建构论 (Social Constructionist Gender Theory) 逐步形成。这一理论主要包括两种理论:社团实践论 (the Community Practice Theory) 和表演论 (Performance Theory) 。
社团实践论 (the Community Practice Theory) , 又称行为集团论, 是由社会学家Lave Wegner在1991年创立的一种社会学习理论 (Holmes&Meyerhoff, 1999:174) , 并由Eckert&Mc Conell-Ginet首次将其引入了语言性别研究领域。这一理论的学者认为, 行为集团的形成并不以某一地域或某个群体的言语行为为标准, 它以个人行为为标尺, 凡是具有共同的行为模式的个体都可以形成行为集团, 言语行为是集团共同的行为方式之一, 而不是行为集团的核心标准。团体实践论更多关注的是人的社会性别 (gender) , 而非生理性别 (sex) , 也就是说, “人们从事的活动决定了他们的社会性别, 并使他们表现出相应的行为特征;语言和性别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 它们通过不同的行为模式相互作用”。社团实践这一概念对语言性别领域的研究将性别语言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表演论 (Performance Theory) 是由美国后现代女性学家Judith Butler (1990) 在她的批判性著作Gender Trouble中引入的概念, 她没有受到社会性别二元论的定势的束缚, 提出性别不是预定的, 性别角色和性别特征是靠表演 (performance) 决定的。男性和女性在交际过程中表演着自己的社会性别, 性别身份在表演过程中不断变化, 永远没有终结。表演论强调不同语境下性别角色的多样性, 即:男女两性不仅仅在不同的言语社区或亚文化下表演着自己的性别, 他们还在一个群体内部或单个人身上进行系列的性别风格化的表演。
总之, 回顾性别语言研究的发展历程, 性别语言从早期零散的语言现象研究到性别二元对立理论再到社会性别建构论, 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期间遭到种种质疑, 并不断得到发展和取得突破, 相信在今后的研究中, 性别语言研究理论会更加丰满充实, 取得更多的研究硕果。语言的影响作用, 这使研究范围拓展扩大。
参考文献
[1]曹贤文.语言与性别研究的新进展:从性别本质主义理论到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第四届全国语言文字应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曹湘洪.关于语言和性别研究的再思考[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3]李金凤.语言性别理论发展与西方女性主义思潮[J].妇女研究论丛, 2004年11月.
[4]李经伟.西方语言与性别研究述评[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1年7月.
[5]林雯萍.西方性别与语言风格研究的新视角.福建省外国语文学会, 2012.
[6]孙汝建.性别语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云梦学刊, 1996.
[7]薛玉萍.国外性别语言研究理论擅变[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年9月.
[8]杨永林.现代英语性别差异研究综述[J].山东外语教学, 1991.
循证设计的研究成果实例 篇8
大量科学研究证据表明, 建筑环境对医患安全、医疗质量、工作效率、患者精神压力、生活质量都有深刻影响。然而在传统的设计方法中, 设计师往往依靠个人的感受、直觉、经历或者没有经过科学实践验证、没有证据支撑的理论进行设计, 缺少科学性, 而且对设计质量也没有一个科学、客观的评价标准。
循证设计和传统设计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它遵循循证医学 (Evidence-based Medicine, 简称EBM) 的原则, 以科学证据为依据进行设计创新, 科学优化设计、并且运用科学方法在建设前和使用后对设计建造质量进行评估以作为建设决策依据。由于科学不断发展, 科学研究成果不断产生, 循证设计也在不断扩展和进化, 能够用于指导医院建筑设计的各种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下面以清洁环境设计、手部卫生管控、环境噪声控制、分散护士站设置为例, 介绍可作为医院建筑设计依据的研究成果。
1.循证设计步骤
清洁环境设计
医疗环境中, 交叉感染的途径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直接接触传染;二是通过空气、水进行传染;三是物理环境表面间接传染。间接传染又包含两种情况, 一种是通过被污染的环境表面进行传染, 例如门把手、床、椅等等, 另一种是因第三人身体表面的污染而造成传染, 最主要的是手污染。
2.分散式护士工作站
清洁环境对防止交叉感染非常重要, 除了减少感染以外, 它还能够提高患者及家属的满意度。鉴于不同医疗环境中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和途径, 清洁环境的设计要有针对性, 重点应放在提高环境表面、手、空气的清洁程度等方面。
*物理隔断
经过大量的科学验证, 物理隔断能够减少直接接触传染, 减少空气传播 (特别是灰尘、直径小于10微米的飞沫) 或者近距离飞沫传播 (>10微米) , 减少灰尘、飞沫在环境表面的沉淀污染, 有利于使用最新、最有效的终末清洁/消毒技术, 例如汽化过氧化氢、紫外氙灯。
*单人病房
做为物理隔断的一个主要方式, 单人病房除了利于控制感染, 还具有减少噪音和医疗错误、尊重患者私密、增强医患面对面交流、减少住院时间等好处。虽然其建造和维护费用较高, 但可带来更长期的回报。
以Bronson Methodist Hospital (布朗森卫理公会医院) 的新楼设计为例, 它的病房区全部采用单人病房和卫生间, 搬入新楼后护理单元交叉感染率下降45%, 带动整个医院感染率下降11%, 同时, 患者院内转移率明显降低, 患者的睡眠也得到了较大改善, 患者满意度显著提高, 医院市场份额不断增加。
*内饰材料
每种材料都有相应的清洁方法 (清洁剂和程序) 。厂家推荐的清洁方法不一定有效。有研究人员通过实验比较了不同内饰材料上VRE (抗万古霉素肠球菌) 的生长速度, 每种材料都用厂家推荐的清洁消毒方法, 但有些材料的VRE生长率较高 (例如乙烯基组成瓷砖比合成地毯高) 。此外, 研究发现, 病房中的乙烯基地板和地毯相比, 乙烯基地板上检测到的微生物种类较少, 但病原体数量较多。最新发表的研究表明, 一些抗菌材料 (含铜、银铜沸石等) 可有效降低扶手、门把手的污染程度。
*隔离病房
隔离病房有正压、负压两种, 在实际使用中, 隔离病房内理论上的正负风压状况很容易被打破 (例如门开关、人员走动造成的空气扰动等) 。曾经发生因为负压隔离病房在实际使用中逆转而造成感染的事件, 最后通过流行病学研究找到问题源头。因此日常实时监测很重要, 应注意随时进行调整。
*通风稀释
很多因素会影响通风稀释的效果, 例如通风口位置、层流设计、通风频率、自然通风。
3.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 (NICU)
*空气过滤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 HEPA (高效空气微粒子) 过滤时非常有效, 因此它的位置设计非常重要, 如果将其设计在空调系统风管出口末端, 相对可以更有效防止二次污染。
*空气消毒
常用的是紫外线消毒, 消毒机可以使用移动式的, 也可设于空调系统中。
*空调系统维护
空调系统如果维护不好, 容易造成二次污染, 所以设计中要考虑到维护, 例如设置检修孔、使用防污染材料等。
*清洁工具
重视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的使用可提高清洁效果, 例如汽化过氧化氢 (HPV) 、紫外氙灯、防溅水洗手池、微纤维布等。
*其他环境设计元素
在清洁环境的设计中, 还有其他一些元素需要考虑, 例如吸尘门垫、减少积尘表面、使用可移动桌椅以方便清洁、采用高效通风设计以减少带病原体的灰尘在环境表面的沉淀, 等等。
另外, 管理对清洁环境的维护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培训教育, 可以提高清洁人员的观念、知识、态度;明确分工能有效改善清洁效率, 如果责任不明, 往往使一些表面污染得不到清洁, 易造成交叉感染隐患;应建立监督反馈机制, 例如可通过荧光标记法来检验清洁彻底性, 提供实时反馈给清洁人员, 提高清洁效果。
手部卫生管控
许多研究表明, 医护人员洗手的频率、质量直接影响交叉感染风险。例如, 中国的一个研究表明, 通过医务人员的手进行传播而造成的医院感染约占总量的30%。提高手部卫生状况是世界公认的、最重要的预防医源性感染的措施。然而, 无论中美或者其他国家, 医护人员的洗手依从率都不理想, 而且医护人员个体之间差别很大。通过调查发现, 影响洗手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人对洗手意义的理解、工作程序和负担、设施情况、监督检查与反馈的落实情况。
很多医疗机构系统地综合运用多项措施改善手卫生, 使效果最大化, 包括以下主要措施——
*通过教育增强医护人员对手部卫生的重视
根据行为学理论, 个人内在的观念、知识是影响行为意向的重要因素。通过教育可改变医护人员对于洗手的观念和认知, 从而影响到他们的洗手行为。在制订教育内容时要针对特定人员的特点, 重点强调洗手的正面效果和负面风险, 强调洗手对患者及医护人员自身的保护作用。
在环境设计方面, 可通过指示牌、海报和屏幕进行宣传教育。
在管理方面, 医院管理者要重视, 宜采取激励机制, 从洗手的重要性和正确程序方面加强教育, 组织讨论, 互相监督。
*进行现场提醒、实时监督、及时反馈
在经常同时进行多项任务的医护工作中, 洗手往往不具有最高优先等级, 容易被遗忘, 因此要及时提醒医护人员。
在环境设计时, 要提高洗手设施的可见度, 将其放置于医护人员视场中的显著位置, 通过颜色、材料、灯光等适度引导医护的注意力, 并设置清晰醒目的指示标记。此外, 还可采用自动感应提醒装置、电子监督系统、视频录像、射频识别标签系统、屏幕提供反馈信息等手段来达到提醒的目的。
在管理方面, 实时监督和及时反馈是重点, 此外, 还可让患者及其家属参与到监督中。
*提供洗手设施和其他便利条件
在环境设计方面, 可提供酒精干洗手液, 洗手设施的数量和位置应便于使用。例如, 酒精干洗手液应放置于床栏杆、门把手、医疗设备、可携式设备等处;采用自动感应免触洗手池、洗手液机;合理布局, 增加时间有效利用率, 节省医护人员时间。
降低噪声的措施
医院中实测噪音平均值45~68d B (A) 、峰值85~90d B (A) , 远高于世卫组织推荐值白天35d B (A) 、晚上30d B (A) , 噪音对患者和医护人员都会产生诸多不利影响。例如:影响睡眠, 增加精神压力、焦虑、忧郁;引起生理指标变化, 如高血压、低血氧饱和度等;引发攻击性行为;干扰语言交流;加大用药量;导致再次住院;引发医疗错误;造成听力损伤;降低工作效率;等等。
经验证, 降低噪声有以下几种有效的方法——
*控制噪声源
移除噪声源, 例如将警报器置于远离病房之处;采用无声无线呼叫系统;降低警报音量;通过降低灯光、设置标志等方法提醒医护人员降低音量, 可安装自动音感灯光警报器;通过铺设地毯减除脚步和移动设备噪音;设置专用服务通道以减少服务活动 (例如医疗用品运输) 噪声对病房的干扰。
此外, 将噪音源告知患者可能会降低患者的不适感。
*吸声降噪
合理地使用地毯、吸声吊顶和墙面, 实现吸声降噪, 不但能够降低医患精神压力, 缩短混响时间以增强语音辨别、语言交流, 还能加快患者康复、提高满意度。
*隔声降噪
单人病房之间的隔断具有良好的隔音效果, 既可以保证患者的私密性空间, 又能改善其睡眠质量。
工作区要合理设置隔断 (例如药房与交通区域之间) , 以减少噪音干扰, 提高工作效率。
分散护士站的设置
分散护士站的模式是在一个护理单元中设多个小护士站于病房门边, 这样有利于护士接近患者;便于护士监护患者并对患者需求快速做出反应;改善医护与患者的交流;减少护士来回走动寻找物品的时间;护士可以专心照顾患者;能够减少患者跌倒受伤风险。
结语
以上是对循证设计的理念和一些实例的简要介绍。在自然采光、接近自然、患者移动辅助设备等方面也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 并且已经在设计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在实际运用中, 需要因地制宜, 运用严谨科学的方法进行验证反馈, 不断调整, 以利于通过改善环境来提高医疗安全、质量和效率。
注释
资本成本估算技术研究成果综述 篇9
一、资本成本的常用估算技术
“在企业现有的投资者看来, 资本成本是一项实物资产投资可以被接受时应具有的最低预期收益率” (Modigliani和Miller, 1966) 。资本成本的实质是机会成本, 是投资者要求的必要报酬率, 它的高低取决于资金投向何处, 投资的风险程度决定了投资者的要求报酬率, 而投资者的要求报酬率即为该项投资的资本成本。未来的收益越不确定, 风险就越高, 投资者要求的收益率越高, 资本成本越大。企业的投资者包括股权投资者、短期资金提供者和非投资债权人三种。其中股权投资者的要求报酬率相比其他类型的资本成本并不明晰, 投资者对风险与报酬的衡量没有绝对的量化标准, 但是股权资本成本作为企业资本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加以量化。可见, 股权资本成本的估算技术是资本成本估算中的核心难题, 因此本文重点关注股权资本成本的估算技术。目前文献研究中常用的股权资本成本估算技术大体包括以下两类:
一类是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为典型代表的传统方法, 考虑市场风险收益率, 寻找影响资本成本的因素, 建立模型计算已实现的资本成本, 将平均已实现的收益率作为未来预期收益率的无偏估计。CAPM计算单一证券的资本成本, 认为投资者要求的报酬主要取决于市场风险、无风险利率和市场风险补偿三个因素;套利定价模型APM是多因素的CAPM, 假定资本成本与影响因素线性相关, 但是没有明确影响因素有哪些;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提出的影响因素更加明确, 即市场因素、规模因素以及股权资本的账面与市价比率因素, 但缺乏理论支持;Robert-Hamada模型也是基于CAPM思想提出的, 考虑风险因素对资本成本的作用, 但并不直观。此类估算方法均采用历史数据, 即以事后收益率 (已实现的收益率) 作为事前预期收益率的无偏估计为前提进行测算, 但事实上这种前提并非总是成立的。
另一类是以股利折现模型为基础的估算方法, 设定投资者预期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等于当前价格的贴现率, 由股票价格和事前的盈利预测数据倒推预期资本成本, 属于事前估计。此类估算方法更加贴近资本成本的定义。戈登模型DCF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前估算股权资本成本的最主要方法, 又称折现现金流量模型, 其通过第一期股利数据以及估算的一个固定增长率换算股权资本成本, 公司实际的股利支付数据对发展稳定的公司极具解释力, 但是许多公司往往在发展初期不会支付股利或者支付极少的股利, 而且可持续增长率始终不变的假设也是不现实的。剩余折现模型GLS和OJ模型也都是基于同样的思想, 通过预测数据对资本成本进行估算。GLS需要预计未来会计利润和未来股利, 同时还要用到当期的会计账面价值, 其与资本成本的内生性更为契合, 但过于依赖预测数据就严重削弱了估算结果的可靠性。Luzi和Lenz (2006) 曾用五种不同的方法估计权益资本成本, 其中使用GLS方法得到的权益资本成本最低, 说明用该方法可能会系统地低估权益资本成本。OJ模型以戈登模型为基础, 采用GLS的预测方法, 只需预测未来两期的盈利和股利支付率, 并假定未来永续增长率一定, 根据每股收益及其长短期增长率以及企业价值倒推股权资本成本, 不会过分依赖无穷期限的预测数据, 增强了估算结果的可靠性。
二、资本成本估算技术的应用情况
2000年以来, 在国际顶级刊物中发表的关于股权资本成本研究的10余篇文献中, 资本成本的估算方法使用情况有所变化。继续讨论或使用CAPM的较少, 只有Koedijk, Kool和Schotman (2002) 在检验国际和国内的资产定价模型是否确实导致资本成本估计结果不同时, 对国际市场投资组合和风险补偿的多因素ICAPM与单因素的国内CAPM进行了区分;2007年Lambert Leuz和Verrecchia在研究会计信息是否能反映资本成本时, 建立了一个与CAPM一致的、以现金流的形式而非报酬表述的多证券经济模型。其余文献均采用基于事前预测数据的第二类估算方法。Botosan、Plumlee (2002) 和Poshakwale、Courtis (2005) 在研究信息披露与股权资本成本的关系时, 均采用了股利折现模型。从剩余收入模型 (GLS) 的诞生开始, 基于股利折现模型的基本思想对资本成本进行估算的各种方法就得到了广泛运用。
可见, 国际上近年来基于股利折现模型的GLS方法的使用逐渐成为主流。在国内2000年以来核心期刊的20余篇关于资本成本的文献中, 同样可以看到这种趋势。国内的相关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研究和使用CAPM估算方法的文献。陈浪南、屈文洲 (2000) 运用上海股票市场的数据对CAPM进行实证检验, 根据股市中的市场格局划分时间段对β值的解释力进行测量。邹功达、陈浪南 (2002) 在研究我国A、B股的市场分割性问题时, 仍然以CAPM作为理论模型来修正国外先进的市场分割检验模型。就市场分割问题, 张人骥、贾万程 (2005) 从一般效用函数出发推导我国市场分割下的资产定价模型, 提出应采用多贝塔CAPM估算不同市场的资本成本。吴世农、许年行 (2004) 在进行资产的理性定价模型和非理性定价模型的比较研究时, 则将CAPM、三因素模型和特征模型进行对比分析。以上四篇文献都是对CAPM模型的研究, 并没有对资本成本值进行估算。汪平、李光贵、巩方亮 (2008) 从理财目标、资本成本角度以股东财富最大化实现指数为指标评价上市公司对股东的贡献时, 使用CAPM对股权资本成本数值进行了估算。
第二类文献研究通过寻求影响因子、建立模型的方法来分析资本成本的影响因素。我国学者张妍 (2000) 在对APM的研究中证明了影响我国资本成本的因子不止一个;陈展辉 (2004) 对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在我国股票市场的适用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刘霖、琴宛顺 (2004) 也利用因子分析法检验了影响股票收益率的因子数目, 进一步检验了APM在我国股票市场的适用性;朱宝宪、何治国 (2002) 对β值、账面价值/市值与收益率的关系及其解释力进行了实证检验, 并量化了二者的解释力。此类关于影响因素的分析文献, 均是对模型的完善, 没有具体的资本成本估算结果。
第三类是采用剩余收入折现模型 (GLS) 或与GLS相同思想的估算方法进行估算。在研究信息披露与股权资本成本的关系时, 大多数文献均通过GLS估算的股权资本成本进行实证研究。陆正飞、叶康涛在研究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力、不同行业股权融资成本的差异时都使用了GLS方法。也有学者研究政府角色转变对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时, 以及研究我国证券市场不同历史阶段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关系的变化时, 都在实证研究中使用了GLS估算股权资本成本。只有沈红波 (2007) 在研究市场分割、跨境上市与预期资金成本时, 首次在国内采用了Ohlson-Juettner模型, 由于该模型与GLS是基于同样的思想以事前数据预测资本成本, 因此同样归为此类。在检索的20余篇中文文献中, 使用此类方法的占到一半以上, 并且都有具体的估算结果, 足以说明GLS模型及其所代表的一类估算方法在我国的使用已经成为趋势。
三、资本成本估算结果比较分析
在国际研究资本成本的10余篇文献中, 研究CAPM的文献只有两篇, 且都是对模型的研究和拓展, 没有估算结果。使用事前估计方法的文献多有具体估算结果, 如表1所示。
从表1可知, 国外学者使用基于事前估计的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大致在9.5%到16.5%之间, 差异不大。与Luzi和Lenz (2006) 的检验结果相同, 使用GLS方法得到的权益资本成本最低。可见, 以股利折现模型为基础进行估算, 以股票价格和事前的盈利预测数据倒推预期资本成本的事前估计方法在实际中远比CAPM类的方法运用更广泛。
从表2所示的国内学者的估算结果中我们可以发现如下问题:
第一, 剩余收入折现模型GLS的使用明显多于CAPM。由于采用CAPM类方法计算资本成本需要较长的时间, 而我国股票市场只有十几年的历史, 数据时间序列太短, 将过去数据计算的资本成本作为未来的资本成本的无偏估计有失偏颇。所以, 采用股票价格和事前盈利预测的方法倒推资本成本, 既符合资本成本的本质, 又适应我国的股票市场环境, 自然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推崇。第二, GLS的股权资本成本估算结果集中于2.1%到8.65%之间, 明显低于CAPM的估算结果, 这与Luzi和Lenz (2006) 的结论相吻合, 同时也说明使用预测数据预计未来会计利润和未来股利的方法本身取决于分析师进行盈利预测的尺度。第三, OJ模型的使用在我国虽处于起步阶段, 但该模型不过分地依赖无穷期限的预测数据, 增强了估算结果的可靠性, 所以未来会在实际操作中得到很好的应用。第四, 对比国际和国内文献中采用GLS方法的股权资本成本估算结果, 国内的估算结果都在10%以下, 最低值甚至为2%, 值得学者作进一步研究。
四、资本成本估算技术的研究视角
资本成本的估算技术可用于理财学的很多研究, 2000年以来学者的研究多从以下角度展开: (1) 关于CAPM模型本身, 有的对CAPM放宽假设条件、引入新的因素和变量或者在时期上扩展, 也有的将CAPM用来具体估算资本成本或者研究CAPM在我国的适用性等。 (2) 对资本成本的影响因素分析, 学者们不断尝试检验各种因素对资本成本的影响力, 研究已有的多因素估算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 并对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 重新建立适合我国的多因素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3) 将资本成本估算用于解决市场分割问题。我国学者对市场分割下资本成本的研究刚刚起步, 利用资本成本估算模型检验股票市场的分割性或者检验交叉上市是否能够降低资本成本等, 研究结果不尽相同。 (4) 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的关系研究, 主流的观点认为信息披露有助于企业降低资本成本, 但很难就此对这一问题妄下定论。 (5) 外部环境与资本成本的关系, 国外的文献对此早有讨论, 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措施的加强、政府角色转变等都会对资本成本产生影响。
五、结论
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来归纳目前常用的股权资本成本估算技术, 并将其大致划分为两大类。通过对2000年以来的文献中各种股权资本成本估算技术的应用情况和估算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本文认为以股利折现模型为基础的方法更为合理。同时, 本文对资本成本估算技术的相关研究视角进行了梳理, 发现对于资本成本理论本身的研究、估算方法的突破, 尤其是适合我国资本市场的资本成本估算技术的开发等问题都可以成为未来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陈浪南, 屈文洲.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 2000;4
[2].刘霖, 秦宛顺.中国股票市场套利定价模型研究.金融研究, 2004;6
研究成果 篇10
摘要：体育社会科学在整个体育科学体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是体育社会科发展的重要环节，进入21世纪以来，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体育社会科学成果是否顺利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对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运用文献资料调研、调查访问、逻辑分析等方法，在讨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的现状，重点论述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的社会评价机制，提出了提高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率的有效途径，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提供决策服务。
关键词：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现状；成果转化;社会评价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3-0303-04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体育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体育社会科学作为体育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样具有第一生产力的地位、作用和功能。体育社会科学是研究体育社会现象、反映其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体育世界观、体育人生观、体育价值观，解决体育理论认识和体育科学思想，解决对社会体育发展、社会体育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它凭借渗透于生产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等途径同样也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当前，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正进入一个全方位、多层面、跨科学、跨部门的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和制度创新相结合的新阶段。
1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现状
体育社会科学事业是我国体育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使体育社会科学管理体系迅速形成。体育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1994年，国家技术监督局最新编制的国家标准GB/T 137 45-92《学科分类与代码》，正式把体育科学列为人文社会科学类一级学科；1996年7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正式批准把体育社会科学列为国家统一规划管理的社会科学一级学科，从1997年起，开始单独受理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体育社会科学中长期规划课题的申报和立项工作。据统计，“九五”期间国家对省部级以上研究项目资助的专项研究经费总额达420多万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发展，随着体育改革的逐步深入和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体育社会科学围绕着一些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地研讨。主要有：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关于体育本质和概念的研究，关于体育功能的研究，关于体育文化的研究，关于体育社会化的研究，关于体育产业化的研究，关于体育职业化的研究，关于体育市场的研究，关于体育科学体系的研究，关于体育立法的研究。这些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学科建设，促进了体育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体育社会科学在取得较大进展的同时，还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对体育社科研究的重视程度问题，理论落后于实践问题，学科建设问题，队伍素质和研究条件等问题。对这些问题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
根据新世纪体育事业的发展对体育社会科学提出的要求，“十五”期间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方面，特别是“十五"期间和21世纪初始阶段关系体育改革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的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在各学科基础研究以及学科体系的建设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力争多出综合效益好的优秀研究成果，为我国体育事业在21世纪的繁荣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研究的方向上，要加强和深化对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发展规律的研究，特别是加强对当前体育改革与发展中提出的各种重要问题的研究，同时，要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十五”期间主要在体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体育发展战略、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理论与实践、实施奥运争光计划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体育产业的理论与实践、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体育法制建设、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等领域开展研究。
目前，我国体育社会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也取得了很不少成效。这与 “九五”期间体育院校体育社科研究机构和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一批体育社科研究中心的相续建立有一定的关系。这些研究人员大都是在学术上有较大的建树或在某学科处于领先研究地位并影响较大的学者或专家。近几年他们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一方面在基础研究上向深层次发展，另一方面承担起体育改革与发展的咨询、决策、预测和战略研究方面的任务，相继提出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战略思想，为国家制定体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目标、任务、方针、政策和措施提供了依据，对体育宏观决策和体育事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如1984年组织编写的我国体育第一个中长期发展规划《2000年的中国体育》(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和近几年组织编制的《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1987年以来提出的“以青少年为重点的、以全民健身为主要内容的群众体育和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以训练竞赛为主要手段的竞技体育协调发展战略”，体育改革与发展逐步实现“六化六转变”的思想，体育产业化，科技兴体等等。这些理论观点和思想的提出，为国家制订推动体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目标、任务、方针、政策和措施提供了依据，对体育宏观决策和体育事业发展产生了全面、深刻、持久的影响。《奥运争光计划纲要》，以及1995年国务院批准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它们的制定，也都是与体育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分不开的。
一些社科基金项目的成果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关注，如北京体育大学秦椿林教授的《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和天津体育学院于善旭教授的《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配套立法的研究》，李岚清副总理均作了重要批示；一些战略研究类项目在科学规划体育事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原国家体委综合司吴寿章研究员的《中国2010年竞技体育战略发展研究》、天津体育学院李宗浩教授的《2010年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研究》、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谢琼桓研究员的《体育可持续发展研究》和王鼎华研究员的《从本世纪末到2010年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等,为我国体育发展问题的宏观决策和国家体育总局制定《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一些体育经济类课题在推进我国体育产业化进程中发挥了先导作用。这类课题在“九五”期间规划项目中，约占31%，其中一部分成果已经转化为体育政策法规，如《体育经纪人管理办法》、《全国保龄球馆星级划分及评定标准》和体育市场管理等方面的法规，另一部分正在推动我国体育经济工作的快速发展，如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张昊研究员的《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现状调查与研究》和原国家体委计划财务科李敦厚研究员的《体育产业与市场研究》等，推动了建立我国体育产业统计指标体系和开展全国体育产业调查等项工作；奥林匹克研究类项目受到了世人的极大关注，如清华大学陈希教授的《举办2008年奥运会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北京体育大学杨桦教授的《2008年奥运会对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和声望的研究》、池建教授的《奥运会企业赞助行为法制化研究》、任海教授的《奥林匹克改革对当代国际体育与中国体育的影响》和田麦久博士的《超长规发展潜优势项目，大力开发2004、2008年奥运会金牌新的增长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李元伟教授的《奥林匹克运动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综合效应的研究》与马铁研究员的《举办2008年奥运会对北京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开发战略的研究》以及北京大学沈体雁教授的《基于2008年奥运会的中国国家营销战略研究》等；还有一些研究课题填补了我国体育科研领域的空白，如原国家体委政策法规司阎世铎研究员的《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华南师范大学谭华教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思想史研究》和中国体育博物馆崔乐泉博士的《中国体育简明通史》、福建师范大学黄汉升教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科学发展史》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学院的刘德佩教授的《军事体育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等。
目前，社会体育科学研究的触角已渗透到体育事业的各个层次，成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面向现代体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对党和国家的重大体育决策以及体育的发展所起的智力、理论支持作用是十分显著的，为建立和完善我国体育方针、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体育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的广度和深度也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近年来，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深入研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党和政府体育决策、“两个计划”的实施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体育科学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主要包括：当代体育基本理论研究成绩显著；为党和政府体育决策服务成效明显；推动了社会体育科学基础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发展；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管理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等等。
近些年来，体育科研单位主要围绕备占奥运会，亚运会和有关重大国际比赛作了大量研究和开发工作，仅从国家体育总局5个科单位来看，运动医学研究所在运动营养补剂检测，兴奋剂检测方面获得国家和国际批准的质量认证单位资格，开展了大量的国内外要检测服务，创造了可观的收益；成都运动创伤研究所利用其防治运动创伤方面的技术优势，信托体育医院向社会开展医疗和咨询服务成交显著，1998年经营收入1390万元；体育信息研究所和体育电子设备研究所，1998年通过国家鉴定的科技成果并转化应用的共有8项, 科技产出直接经济效益600多万元。2001-2004年，科研所累计承担课题140项。其中，国家级课题14项。与1997-2000年相比，承担课题项目增加36项，增幅35%，承担国家级课题增加8项，增幅为134%。课题经费总额增幅为79%。
2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社会评价体系
2.1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内在要求无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活动源于何种动机，但都带有一定的目的性，最终都是为了得到体育社会科学共同体内部的认可或社会承认，或者为了得到物质利益，或者为了精神满足获得优先发现权。也就是说，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将自己所从事的体育科学研究活动的价值向同行展示，称之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价值的内示。为了同行或科学共同体能够顺利理解和接受相互之间进行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活动，达到内示的目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形成共同的规范，以便于相互之间的交流。体育社会科学共同体内部的这种规范一旦形成，也就成了一种大家共同遵守和相互评价的准则与标准。因此，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社会评价机制的产生是出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活动的内在要求，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活动的发展客观上要求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内部规范化，以利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活动价值的内示。当然，这种内示的方式也随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活动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从最初纯粹的学术讨论与交流，到学会和学术期刊的出现，继而产生了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都无不清晰地展现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内示的发展轨迹。从本质上，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活动的这种内示就是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共同体内部的自我评价。所以说，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社会评价是伴随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活动的产生发展的。
2.2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外在要求随着社会体育的发展，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活动从最初的个人活动转变为集体活动，继而成为一种复杂的社会体育活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活动再也无法完全独立于社会体育系统之外，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活动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日益紧密和复杂。一方面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活动系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体育子系统，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价值内示系统。另一方面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活动系统作为社会体育系统的一部分，需要不断得到人、财、物、信息等资源的补充，即输入。同时也要不断地将自身的人、财、物、信息等资源外示，即输出。而且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活动系统和社会体育系统也日趋复杂化，变得十分敏感。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活动系统对社会体育系统的依赖程度不断加大，需要不断调整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随着社会体育的快速发展和体育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体育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成本不断攀升，体育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导致社会体育科学研究活动和决策的风险日益加大。
随着全球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竞争的加剧，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竞争在国家竞争中的地位日益上升，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对社会体育发展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因而人们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活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如何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进行科学的评价，在国内外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重视和高度关注。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活动一方面要向体育社会科学共同体内部展示其研究价值，另一方面要向社会展示其研究价值，即价值外示，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如何将如此庞大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活动系统纳入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和控制范围之内，必须要采取有效措施对其进行评价，从而形成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活动的外部评价系统。从世界范围看，一方面是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在社会体育中的地位愈加重要；另一方面，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社会评价的重要性日益明显，它们可以确保科研成果速度和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此外，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活动的有效监督、控制和评价可以使之按照有利于体育社会科学自身和人类社会健康的方向发展，这也是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社会评价系统和机制日益完善与复杂的重要原因。
2.3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社会评价体系的构成
2.3.1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社会评价体系的基本框架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活动的社会评价系统开始由以内部评价为主转向外部评价与综合评价并重，即从内示转向外示以至两者并重。在开展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社会评价过程中，必须明确以下3点思路：1） 既要吸收国外或自然科学评价中的先进经验和有效方法，但又不能简单地照搬和套用，而必须针对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实际情况，建立一个适应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特点和规律的研究成果评价体系；2） 必须弄清楚各级评价体系之间的关系，明确成果评价在整个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社会评价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成果转化的社会评价可以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评价打下基础，并进而建立整个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社会评价体系；3） 必须贯彻执行科技部、教育部等五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的精神，实现评价主体多元化和分类评价的原则。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社会评价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既包括体育社会科学学科发展评价，又包括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研究评价，也包括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教育评价和学科社会影响评价，每一个子系统之下又包括不同的内容(图1)。
图1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社会评价体系的基本框架
2.3.2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活动与社会评价系统的关系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社会评价不仅以整个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活动系统为评价对象，而且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评价活动过程本身也是一个由多个要素或子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这一系统不仅由多个子系统组成，而且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并且系统本身也在不断与外界环境发生各种联系，使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社会评价系统始终处于动态发展变化过程之中。一方面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社会评价系统独立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活动系统之外活动，对其发挥着监督和控制功能，另一方面又从属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活动系统，为其提供服务并成为体育科学研究活动系统的子系统(图2)。
3提高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有效途径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问题由来已久，几年来已经越来越来广泛地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在整个体育科学研究体系中，体育社会科学占有重要地位。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更为突出，而体育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迫切要求加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
图2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科学评价系统
与科学研究活动系统关系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具有以下的主要作用和功能：1） 有利于提高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地位，促进其研究繁荣和学科建设；2） 有利于提高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为体育科学决策服务；3） 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鼓励原始性创新，促进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4） 有利于发展和培育优秀人才，促进学术队伍建设，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障；5） 有利于建立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规范，防止和惩治学术不端行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面发展；6） 有利于规范体育社会科学评价工作，建立健全体育社会科学评价制度，正确引导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持续健康发展。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体育科学研究相比，它具有学科构成的复杂多元性，民族性、阶段性、本土性、真理检验的直观性，价值实现的潜在性和间接性，成果多样性，成果转化的长周期性等特征。
但从目前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存在的主要问题来看，阻碍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管理力度不够；2）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渠道不够畅通；3）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机制不够完善；4） 决策层吸纳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意识不强；5）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自身不足，影响了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速度。
根据以上阻碍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现实情况，我们提出了提高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有效途径。1） 逐步完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有关的法律制度。提供法律保障、优化法律环境，是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手段。政府要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企业提供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法规环境，主要是通过政策、法规鼓励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实现科研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鼓励公平竞争、风险投资、合作开发和高技术产品出口等。为此，我国政府先后制定了《技术合同法》、《专利法》、《商标法》、《知识产保护权法》、《科学技术进步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政府在1996年还专门制定了一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对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的有关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法律法规。以法律手段来促进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规范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活动、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2） 进一步明确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及其成果转化的重要性, 改革现行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体制，奠定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及其发展成果转化基础, 加强领导，加大投入力度，建立畅通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渠道，要多渠道、多形式地进行广泛宣传，促进其体育社会科学成果转化与应用的衔接，加速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立法，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3） 以体育科技市场为导向，建立健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激励和竞争机制,理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中间环节、多渠道、多形式进行推广；从源头抓起，加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课题设计、立项的现实性、应用性与针对性，狠抓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的水平和素质，加强监督检查，严把成果鉴定关和转化关。4） 建立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科学理论评价机制。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科学评价理论是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科学评价管理与决策服务的,随着体育科学技术与管理、决策的进一步发展,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科学评价理论研究必将受到高度重视,并得到深入研究和发展,研究范围还需要进一步拓展。5） 建立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社会评价体系。随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活动的日益复杂化，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以前单个的科研机构已经无法独立完成复杂科研课题，新满足需要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活动系统发展成为一种复杂社会系统。如反映体育大学一体育科研机构一体育企业之间双向互动的知识联盟、大学城、体育科技园、高新体育产业科技区、国家体育知识创新系统、区域体育知识创新系统等相继产生，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了广泛的跨学科、跨领域、跨组织、跨机构、跨地域的竞争与合作。这种新的科学知识产生方式打破了原有的科学研究评价系统，生产了新的社会体育需求。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进一步繁荣和发展体育社会科学，而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社会评价体系尚不完善，繁荣发展体育社会科学需要建立科学的社会评价体系。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社会评价体系应尊重其特殊性，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1］ 国家体育总局.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体育社会科学的意见［J］.体育科学，2004，25（1）：3-4.
［2］ 张天白.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工作回顾与展望［J］.体育科学，2001，21（4）：15-17.
［3］ 司虎克，何志林.体育科技成果转化空间、时间与强度分析［J］.体育科学，2004，24（12）：23-27.
［4］ 徐元君.对1997-2003年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研究项目申报立项状况的统计分析——兼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热点及发展方向［J］.体育与科学，2004，25（4）：39-42，51.
［5］ 朱唯唯，苏新宁.体育科学研究领域的现状分析与评价［J］.中国体育科技，2005，41（1）：20-25.
［6］ 尚志强.现代化社会背景下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发展趋势［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28（5）：590-59.
［7］ 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学科进展报告［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3，26（1）：1-5.
［8］ 陈俊钦，黄汉生，朱昌义等. 科技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体育科技发展面临的挑战、机遇及对策［J］.中国体育科技，2005，41（1）：5-8.
神经营销相关研究成果述略 篇11
关键词：神经营销学,研究成果,展望,探索
一、神经营销在消费领域的突破成果
(一) 潜意识对消费决策十分重要。
以往的营销调查是建立在消费者在面临消费选择是能够完全自知选择特征的假设之上的, 因此, 所得出的消费决策过程模型也建立在“完全自知”基础之上, 如经典的AIDA (awareness, interest, desire and action, 知晓-感兴趣-希望-行动) 模型。因而问卷调查法成为传统营销的常用方法。
但是, 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却告诉我们:消费者对自己的需求, 并非都是自知的。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史蒂文·库兹认为, 运用传统的问卷调查, 并不能如神经营销学一样, 揭示出大脑潜意识当中的需求。因此, 传统的“文案测试” (copy testing) 方法, 难以有效得到类似AIDA模型中的各变量真实情况, 而神经科学为揭示人脑这种潜意识需求提供了可靠方法。
2002年, 哈弗商学院教授杰拉尔德·萨尔特曼提出, 把被试者在阅读图片的事后所记录下f MRI的数据与其他指标一起, 进行联合分析, 可最终得到消费者的“心智地图”。他认为“人们经常不知道自己知道什么—消费者95%的想法来自于潜意识, 而传统研究方法基本上触及不到”。
(二) 质量不一定是购买的最终因素。
2004年, 蒙塔古教授等人重新对“百事挑战”的事例进行了翻新, 他们研究表明:口味并不是这场可乐大战中的“关键因素”, 品牌才是。品牌对消费者的作用是高级认知功能区域活动的结果, 此时, 与味觉相关的低级认知功能区域被高级认知所取代。这个著名的实验证明了:产品的质量并不一定是购买的最终决定因素。
(三) 品牌的接受过程是从低涉入的潜意识开始的。
根据“百事挑战”的新结论, 我们可以知道品牌是人们的高级认知活动, 那么他又是如何让在大脑中建立起来的呢?对此, 我们可以在2001年科林 (Colin) 的《广告的隐蔽力量:低涉入过程怎样影响我们选择品牌的方法》一书中找到解说答案。该书根据相关的神经科学理论及成果, 建立了广告对消费者的作用模型。该模型认为品牌吸收过程 (接受过程) 是通过低涉入度的潜意识处理来实现的, 其内容包括长期记忆、内隐记忆和内隐学习等。而这些内容有利于找出合适新客户的广告制定方案或策略。
(四) 对广告的消费者神经反应研究可为神经营销策略提供依据。
神经营销学本质上是为应用服务的新兴科学。其有关神经反应区域和脑电特典的基础研究成果, 常常能够直接为制定广告策略、营销策略提供依据。
2004年前后,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德国汽车公司合作, 做了一项关于汽车品牌的实验。该研究发现当被试者看到名牌汽车商标并想象自驾的时候, 与看到非品牌汽车相比, 大脑内测前额品皮质的神经元有明显的活动。而这一区域和“处理自我讯息”有关, 即当人们感受到所接触的外在世界和自己有高度相关性或者比较熟悉、亲切的感觉时, 这个区域的神经元活动便会增加。这为体验式销售提供了神经学上的依据。
二、大脑结构功能探索
神经营销科学已经确定了与处理产品、价格、广告以及零售品牌有关重要的大脑构造部分。然而, 关键的是谨慎的解释神经的激活模式。因为在不同的环境中, 某个特定区域的激活可能有不同的意思
(一) 麦克卢尔等人通过实验得出作为刺激的积极加强行为的奖励编码依赖于学习期望、背景等奖励幅度, 处理奖励行为的脑部结构通常用“奖赏系统”来概括。这种不同脑区间的复杂网络在了解消费者的行为上起了重要作用。一般来说, 奖励系统可以看作一个复杂的评价系统, 具有各种功能的不同的大脑结构的紧密连接网络, 比如伏隔核、眼眶皮质、杏仁核。奖励系统也在产品的偏好和品牌忠诚上发挥了作用。伏隔核是腹侧纹状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属于中脑边缘的多巴胺系统, 往往与快乐的追求有关。恩科和克努森等人指出, 伏隔核参与了产品偏好的形成。对传入的刺激的奖励评价首先是被分配给了眼眶皮层。恩科和安布勒等人进行的研究显示眼眶皮层对于评价外来刺激的重要性。要记住感官刺激的奖励价值, 前额叶皮质在奖励过程和行为的出现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 另一个相关研究比较有趣的问题在于人脑内的惩罚编码。惩罚刺激被定义为回避行为的诱因, 人们会为了逃避惩罚而去想办法。初级刺激所诱导的比如身体疼痛、难闻的味道等;神经营销科学和神经经济学最近研究发现, 这种神经机制也可以被相关经济刺激激活, 比如提出了不公平的看法等。参与惩罚处理的脑结构中, 有眼眶皮质、杏仁核和脑岛皮层;这些区域也和奖励系统相符合, 这里要提出的是脑岛皮层, 它是主要处理厌恶刺激的结构的, 同样它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是未开发的状态, 但它也确实参与了处理损失的预期以及不公平待遇的看法。
(三) 决策可以被视为人们对一种情况评价和对适当行为的选择。对于消费者研究来讲, 对决策的过程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消费者已经做出了具体的决定。前额叶皮层是一个与决策相关的非常重要的脑部结构, 它除了与情感结构的相互作用以外, 这个大脑区域在消费者的决策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前额叶皮质也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部分来满足不同的功能:眼眶皮质、腹内侧皮质和背外侧皮质。
(四) 与营销相关问题的脑研究方法的应用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首先, 神经系统科学的测量方法能产生更多客观的结果, 希望在影响人类行为的无意识和自动处理过程中得到更多更详细的理解;其次, 神经营销学这种跨学科的方法能够得到重新的配置和改善, 神经营销学还处于新兴阶段, 目前调查大多数是有针对性的基础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神经营销学一个重大的贡献在于对情感以及情感对消费者决策的影响作出了一个研究突破, 消费者不再被认为是完全理性的, 因为情感、潜意识发挥了作用。
三、神经营销研究阻碍
(一) 自身局限。
正如任何新方法一样, 神经营销科学也面临了一些挑战, 总体来说有一下几个方面;其一, 人脑器官十分复杂, 神经营销学虽然能够运用相关设备和技术对大脑的活动展开相关研究, 但是这个研究不仅仅简单的从A区域到B区域控制不同的行为, 事实上, 人体的行为活动需要脑部很多区域协作才能共同完成;其二, 目前所进行的实验研究大多是在非自然环境下进行的, 人脑活动会受到不同环境的影响, 我们很难保证在非自然环境和自然环境下的实验结果相同;其三, 迄今为止的神经营销实验结果需要进一步扩大和验证, 主要体现在具体受实验者的数量相对较少, 而相对简单的实验设置方法也是问题之一;其四, 因素的有效性会引起怀疑;其五, 通过神经营销学的技术方法而得到的决策依据并不一定适合整体及具有关联性的事项;其六, 神经营销往往要依靠单光子发射断层扫描设备、光学成像设备及磁共振成像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设备来完成对大脑活动的观测, 然而这样的推广力度会小很多。
(二) 外部障碍。
神经营销引发了一些关于把这些一起用于市场的目的的有效性的伦理问题, 它是用认为操纵的方法把一些不必要的商品卖了那些没有警觉的人们, 并最终扭曲市场的关系?或者说, 这只是一个新的、更加科学先进的研究消费者兴趣的方法?磁共振技术的应用仍然存在着伦理问题, 运行一个这样的设备需要成本较高, 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只有少数大学或者医院能进行实验, 有观点认为, 磁共振技术应更好的被用在研究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等疾病当中去。
四、神经营销学研究展望
神经系统科学技术已经在专业营销问题的研究上应用了几年, 神经营销却才引起科学家们的关注, 这里要强调的是, 那些有违道德的、根本性错误的、可能引起对人损害的神经营销观念不能盲目的用到专业市场研究当中去。神经营销领域应当被看做是对未来研究的一个合理重要的区域, 它呢鞥狗使人们在几位重要的场合下去理解人类的行为。将神经影像运用到营销问题的研究中, 使我们对营销方法的影响有更清晰的了解, 同时也帮助我们解决与商业的有关问题, 以及找到现在仍然难以解答的问题。
神经营销不仅用于商业中, 还进一步发展了对当代人类社会批判领域的理解。神经营销本身就是一个有效的研究领域, 有很多待解决的问题可以通过神经影像来解决。我们希望在神经影像以及营销研究团队中, 对神经营销问题引发更广泛的注意, 同时扩大神经营销和其他神经影像应用的讨论范畴, 专业的神经营销研究会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答案部分现代生活中的人类活动。
五、结语
目前看来, 神经营销学的研究更多是在消费者购买行为决策方面取得了研究成果。当然, 我们承认这些领域的研究是很有意义, 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 仅限于这些领域的研究远远不够。因此, 在未来的神经营销研究中应该加大关注非消费水平等问题, 以达到拓宽关于神经影像运用到营销研究中去, 结合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 未来应该加大对神经影像营销研究的信任。
参考文献
[1]甘碧群.传统营销面临新经济的挑战[J].南开管理评论.2002 (5) :30-31
[2]马庆国, 王小毅.从神经经济学和神经营销学到神经管理学[J].管理世界.2006 (3) :139-149
[3]张俊峰, 陈志刚.浅析神经营销[J].消费导刊.2007 (10) ;245
[4]魏景汉, 阎克乐.认知神经科学基础[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393-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