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资源分配权（共9篇）
医疗资源分配权 篇1
摘要：医疗资源分配权是公民享有的使用和支配国家医疗资源的一种物质性权利, 是公民享有医疗权的前提和基础。法经济学的范式为医疗资源分配权的分析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如果任由公民随意行使医疗资源分配权, 那么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和低效率会同时出现。为了保障公民的医疗资源分配权, 有必要对该权利行使进行合理的限制。
关键词：法经济学,医疗资源分配权,公平,效率
1 医疗资源分配权———从健康权和医疗权谈起
健康是人发展的基础, 也是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健康权作为基本人权已经写入了国际人权文件中,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据有关学者研究表明, 世界上67.5%的国家宪法中都规定了健康权相关内容。就我国而言, 健康权在宪法上也有相应依据及规范内涵。我国《宪法》明确我国“公民在……疾病……的情况下, 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宪法》的该条规定即表明健康权是我国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1]。蒋月和林志强[2]认为, 健康权的发展历史进路也表明, 健康权不仅在私法领域, 更是在宪法和国际法的高度要求国家通过积极行为履行自己的义务。健康权作为一项重要的权利, 当公民在面临健康危机时, 可向国家求救, 要求国家承担责任, 提供服务或给与物质、经济上的帮助, 保障公民健康权利实现。毫无疑问, 当公民遭受疾病时, 只有安全有效的药物和专业的医务人员的及时救治才能保障公民的健康, 因此我们认为医疗权是公民健康权的自然延伸和重要保障。就医疗权的含义而言, 戴剑波[3]认为, 医疗权是一项公民固有的基本权利, 是指公民享有的医疗照顾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权利的总和。王裔端和沈春明[4]认为基本医疗权是指公民享有国家提供的基本的、公正适宜的、紧急的医疗卫生、预防保健和健康教育服务的各项权利。
医疗权具有基本权利属性, 其也是有多个权利所组成的权利群, 包括了医疗资源分配权、医疗照顾权、紧急救治权和医疗同意知情权。其中, 医疗资源分配权是公民实现基本医疗权的前提和基础, 是公民享有的使用和支配国家医疗资源的一种物质性权利。因为医疗资源的稀缺性, 必须界定不同社会主体可以获得的医疗资源范围、方式等基本问题。公民医疗权作为基本人权要求国家在设置和分配医疗资源上给予全体公民平等的地位, 保障病人不分性别、国籍、民族、信仰、社会地位和病情轻重, 都有权受到礼貌周到、耐心细致、合理连续的诊治。政府负有保障公民医疗资源分配权实现的义务, 如果医疗资源分配不公则难以保障公民的健康权和医疗权。
公民是医疗资源分配权的主体。健康权是《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法文件确认和保障的一项重要权利。以我国加入并批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为例, 公约十二条即明确“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医疗资源分配权作为健康权和医疗权的下位概念, 无疑也应属于基本人权范畴。我国《宪法》明确我国“公民在……疾病……的情况下, 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因此, 我国医疗资源分配权的主体应为公民。与公民作为医疗资源分配权主体相对应的是, 国家是医疗资源配分配义务和责任的承担者。《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同时明确, 国家是履行公约的义务主体。该公约第十二条则更加明确提出国家应为健康权利的实现采取的具体义务。因此, 医疗资源分配作为国家的义务和责任具有国际法渊源的支持。此外,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 公民在疾病时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相应地国家和社会有义务为患有疾病的公民提供物质帮助, 此处的物质帮助即应理解为医疗资源。
2 法经济学视角下的医疗资源分配权
2.1 资源稀缺性与医疗资源分配权
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学第一原则。因为资源是稀缺的, 人类的经济及一切活动需要面临选择问题, 经济学理论则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医疗资源同样存在稀缺性问题, 病人的医疗资源分配权的实现受限于权利秩序的各种条件和资源。戴庆康[5]认为, 不顾权利秩序当时的条件和资源主张医疗权的获得, 要求社会不计成本、不惜一切地提供一切资源以促进个体的健康, 最终会吞噬掉社会的所有资源, 从而使权利秩序失去依存的客观基础, 是不正当的, 为权利秩序所不容, 因而也不可能成为权利秩序中的权利。《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能达到的”即表明了医疗资源的有限性, 因此医疗资源分配权不是绝对的, 而是必然受制于一国的客观条件。进一步讲, 医疗资源稀缺性对医疗资源分配权而言还有更深层次的要求, 即: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 公民如何行使医疗资源分配权。就这一问题, 相关的国际公约也给出了要求。仍以《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规定为例, “人人有权”即应理解为公民应平等享有医疗资源分配权, 并且不因种族、身份、收入等有所差异, 此为医疗资源分配的公平性要求。就我国而言, 医疗资源分配权的不平等问题依然存在, 且既表现为不同社会阶层的公民在可获得的医疗资源的巨大差别, 也体现在不同地域的公民间医疗资源分配权的差别。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层条块分割状, 针对不同的社会阶层采取不同的医疗资源分配标准和原则。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广大农民获得医疗资源分配利益的主要途径;城镇职工则通过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获得医疗资源分配;城镇居民则通过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获得医疗资源分配。不同地域的公民所拥有的医疗资源存在差异, 必然也导致公民医疗资源分配权的不平等。我国卫生资源分布的问题在于卫生资源在东、中、西三大地带之间分布不公平, 省级行政单位之间的配置不公平和城乡之间的配置不公平。有研究表明, 我国卫生机构总资产达千亿以上的地区主要为东部沿海地区, 而海南、青海等地卫生机构总资产不足百亿元;如以每千人口的卫生资产配置衡量, 北京、上海、天津和甘肃等已达到两百万以上, 河南、安徽等次之, 贵州最少[6]。发达地区也存在着卫生资源分布不公平的问题, 上海市神经外科等外科3个专科的医疗资源分布在人口配置上较公平, 但在地域面积分布上高度不公平, 医疗资源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7]。
2.2 资源配置制度与医疗资源分配权
卫生资源的配置制度反映了人们之间获得医疗服务的权利分配, 其实质是获得医疗服务的权利界定、权利的分配和权利的保障[8]。人们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作出上述决定和选择, 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谈判、妥协以及合作的过程。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交易, 由此形成人们之间互动的规则就是制度。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下, 医疗资源分配权的行使方式迥异。就市场机制而言, 其实质是市场参与者为各自利益交易, 价格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市场机制下, 公民行使医疗资源分配权应以具有支付能力为前提, 价格是患者衡量有无能力 (也即有无能力行使权利) 获取以及获取何种类型医疗服务和药品的标准;对于医疗服务的提供者而言 (即医方) , 价格是决定是否提供医疗服务的标准。若完全依赖市场机制配置医疗资源, 低收入患者因无力支付医疗费用, 只能“望价兴叹”;医方必然希望更多的获取利益, 从而热衷于大处方、过度治疗, 从而导致医疗费用上涨。政府机制配置医疗资源的, 则意味着政府强制、无偿的将一部分经济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 然后由公共部门按照一定的标准配置到医疗卫生产业中去。1948年, 英国建立了国家卫生服务制度 (NHS) 是一种在中央集权控制下, 通过政府机制来保证居民健康的卫生保障制度。其由国家统一管理卫生保健事业, 医疗机构实现国有化, 医务人员成为国家工作人员。NHS通过国家税收向全体居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资金由中央政府提供, 分配预算到地区卫生部门, 再由地方卫生局分配给医院和全科医生。1948年到20世纪80年代期间, NHS在卫生服务领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随着对NHS投入的持续增长, 居民对卫生服务需求的满足程度没有得到提高, NHS对于促进居民健康没有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卫生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医疗费用不断上涨、管理效率和服务提供效率的低下是主要问题。单纯依赖市场机制配置卫生资源存在市场失灵问题, 政府机制也面临政府失灵的困扰。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在配置卫生资源方面所面临的难题和挑战, 也是医疗资源分配权配置中同样需要面对的。
2.3 理性行为假设下的医疗资源分配权
法经济学中“理性行为”假设的核心内涵是: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 其从事经济活动都是力图以自己最小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任何经济活动中, 只有这样的人是“合乎理性的人”, 否则就是非理性的人。在医疗活动中, 患者的就医行为即可以看做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活动。患者在面对社区医院和大中型医院选择的问题上, 由于并未对患者行使医疗资源分配权进行任何的实质性限制, 患者可以任意选择。尽管国家出台了相关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 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服务模式、服务质量、服务态度等多方面原因仍逊色于大中型医院而言,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尽管具有医疗费用低廉的优势, 但仍难以吸引患者就诊。以法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看来, 患者的选择也符合经济理性原则。因为, 尽管社区医院的医疗费用相比大中型医院更低, 但其在质量和态度等非价格方面的因素也构成了患者成本的重要内容。患者宁愿承受更高的医疗费用而选择大中型医院的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恰恰是这种患者的个体理性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正常的卫生服务需求呈正三角形的分布, 而我国医疗机构的卫生资源配置呈倒三角形。据统计, 当前我国60-70%的专家都集中在直辖市及省会城市的三级医院, 城市卫生人才密集、农村卫生人才缺乏, 大型医疗机构中人民密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人才缺乏[9]。
2.4 非对称信息下的医疗资源分配权
法经济学主张在型构法律原则过程中应有经济学思考, 通过对实证现象的分析和考察, 构建并验证一些人类行为的模型, 目的在于预测和 (在恰当的时候) 控制这种行为[10]。按照信息经济学的理论, 基于人的有限理性和事物的属性或状态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人们才有必要设计出各种社会规范 (包括法律) 来尽可能减轻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 并减低对风险的成本支付。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 社会关系各方当事人存在信息拥有量的差别, 或者由于专业化使个人在其自身的专业领域比其他专业领域的个人了解更多的专业知识, 从而决定各方处于信息优势者和信息劣势者的不同地位, 非对称信息的产生使得信息优势的市场参加者很自然地取得了比那些信息劣势的市场参加者更为有利的地位。而当市场活动中非对称信息情况发生时, 如下两种结果不可避免, 一种是信息劣势者不得不是自己面临行为及其后果的“不利选择”;另一种是信息优势者融资作出侵权或垄断等“败德行为”。医疗服务市场即属于一个典型的非对称信息市场。一方面, 患者与医方之间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对称。在患者选择医方前, 患者处于绝对的信息劣势。医疗服务是一种经验性商品, 事前很难辨别优劣, 患者因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 对于医疗机构或医生是否称职也无法掌握足够的信息。因此, 患者往往只能通过医院的硬件设施、医生职称等外在的“代理变量”进行医疗机构和医生的选择。医疗机构则通过竞相投入大量资本进行基本建设、购买设备、引进技术等吸引患者就医, 医疗机构的“军备竞赛”必然导致医疗成本增加, 进而导致“看病贵”。
医生在医疗服务过程中, 医方依然是信息的优势方, 其对患者的状况、可能的治疗方案及差别、治疗预期效果等具有信息优势, 拥有比患者更多的信息。患者由于在这些方面信息的缺乏, 只能把决策权利委托给医生, 医方一方面是医疗方案的建议者, 同时也是医疗方案的执行者。因此, 在医生与患者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下, 如果医生拟利用其信息优势地位为自己谋取利益, 那么“供给诱导需求”的现象则难以避免, 也就产生了所谓的“败德行为”。事实上, 当前国内各类医院所采取的的医师药单收益提成, 科室收益提成的激励制度也被认为是形成“看病贵”的主要原因之一。基于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 医生为病人提供诊疗服务的, 必然不会像为自己治疗疾病那样在乎成本和费用。医疗的价格不完全取决于病人的病情, 而是取决于病人的支付能力。不当的药单收益提成的激励会使药师为较富有的人开出更贵的药单, 这也是哈医大二院和深圳市人民医院天价医疗事件出现的原因[12]。
3 医疗资源分配权的保障及限制
3.1 医疗资源分配权的保障
对公民医疗资源分配权的保障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任何人都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扮演病人的角色, 任何人都可能陷入绝境。公民平等地享有各项权利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根本原则。但当前我国不同阶层的公民在可获得的医疗资源上存在重大差别。在我国当前二元制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下, 城市和农村的医疗保障制度迥异, 城市普遍实行医疗保险保障制度, 农村则实行医疗合作制度。相应地, 医疗资源的配给也是按照不同的政策规定, 根据不同的标准和原则执行。在城市, 据以执行的是1998年颁布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 而在农村则是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可以说, 大约80%的人口没有享受到平等的医疗资源分配权利[12]。对于广大农民而言, 如果政府不给他们相当的呵护, 他们就会被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与马太效应推入绝境。因此, 平等地保障公民的医疗资源分配权至关重要。
3.2 适当限制医疗资源分配权的合理性
保障公民医疗资源分配权并不简单的等同于公民可以随意的享受医疗资源而不受任何的限制。欲实现公平配置医疗资源的目的, 对医疗资源分配权的限制应为应有之义。医疗资源是稀缺的, 对医疗资源分配权不加任何限制, 必然会导致富有者、特权者等群体占有大量医疗资源, 而贫穷者却无法获取基本的医疗资源;患者的理性都是有限的, 有限理性下的患者往往“迷信”医方的硬件设施, 这使得医疗机构军备竞赛现象愈演愈烈, 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医方也是有限理性的, 大处方等现象的屡禁不止说明医方将经济利益凌驾于患者利益之上。可见, 如不对医疗资源分配权进行任何限制, 医疗资源配置的公平和效率目标将都无法实现。限制公民医疗资源分配权的目的在于更好地保障公民平等地、高效低获得医疗资源, 从而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更好地提高健康水平。
3.3 限制医疗资源分配权的路径选择
3.3.1 结合市场和政府优势配置医疗资源
对于属于纯公共产品的医疗卫生服务, 应有政府直接或间接提供, 这意味着公民可以平等地享有此类医疗资源, 不会因其收入、地位等差异而导致获得医疗资源的区别;但对于属于私人产品的医疗服务, 则完全可通过营利性卫生机构提供。这样一来, 对于弱势群体而言, 他们能够和高收入群体一样享受到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 医疗资源分配的公平性较好;同时, 高收入者可通过市场化方式享受私人产品性质的医疗卫生服务, 资源配置效率相应较高。
3.3.2 限制公民的自由就医选择权, 实施首诊制
病人对医疗机构的选择是其行使医疗资源分配权的重要方式, 即选择哪家医院、哪位医生提供医疗服务由患者进行自由选择。如前分析, 在患者缺乏基本医学知识的情况下, 患者即便拥有选择医院、医生的权利, 也往往因为缺乏必要的决策信息而陷入迷茫。因此、大医院、主任医师就成为了患者的首选。显然, 这种盲目的选择不能保障公平的分配医疗资源, 还会使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首诊制可以解决这个难题。首诊制一般定义为社区首诊制, 指规定居民在患病需要就医时, 须首先到社区卫生机构接收全科医生诊疗的制度。英国、德国和新加坡在内等多个国家都采取强制方式采取首诊制。首诊制无疑限制了患者的自由就医选择权, 患者必须被强制地 (急诊除外) 接受社区医生的首诊, 然后基于病情的客观需要并且在社区医生的专业指导下, 选择适合的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3.3.3 完善全科医生制度, 修正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在医方和患者间的信息极度不对称的情况下, 患者选择医院非常盲目, 也为医方滥用这种信息优势实施败德行为提供了机会。大处方等问题正说明了医方利用这种信息优势会对医疗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 最终会影响到医疗资源的公平配置。英国医改的经验表明, 全科医生制度可以修正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全科医生相对于医院而言, 可以看做是患者的代理人, 凭借自身专业知识帮助患者选择适合的专科医院。
4 结语
资源的稀缺性、参与主体的有限理性、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等基本经济规律在医疗卫生领域中依然适用。利用这些基本的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 既可以作为法学研究的新视角, 也可以为权利义务的配置提供理论依据。就医疗资源分配权而言, 受制于卫生资源的稀缺性, 公平和高效地分配卫生资源至关重要。但在有限理性、市场失灵和信息不对称的约束下, 如果任由患者对医疗资源进行无限制的利用, 公平和高效配置医疗资源的目的难以实现。因此对患者医疗资源分配权的必要限制是合理的, 也是公平保障公民医疗资源分配权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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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市场内如何分配资源 篇2
目前，很多的行业和企业早就告别了单品打天下的时代，很多企业奉行“孩子多了好打架”的市场策略。然而，对于区域经理而言，如何在时间、精力和费用都有限的情况下，实现“1+1>2”的效果，就是一个不得不面临的挑战。
“年初的时候想在今年大干一场，可没想到年末盘点却发现与去年相比整体销量下滑了1．83％。尽管下滑幅度看起来并不大，但却足够让人伤心的。伍成全，你快帮我分析分析，我明年该怎么办?”张云向伍成全——一个有着多年咨询经验的好友求救。
“你有没有详细的销售数据和资源投入数据的记录?如果有，你把它提供给我，我整理分析后再和你探讨。”伍成全回答道。
张云是H公司G市的城市经理。G市是中国东部的地级市。H公司目前在G市有A、B、C、D四大产品系列，分别抢占着4个不同的细分市场。A在所在的细分市场处于领导者的地位；B所在的细分市场是近几年各大厂家争相进入的细分市场，产品最多，竞争最激烈，但尚未形成领导者品牌；C所在的细分市场为传统的进补市场，该细分市场已经拥有4个强势品牌(这4个品牌在该细分市场的占有率之和超过了73％)；D对行业产品而言是一个全新功能保健市场，目前其竞争来自药品而非保健品。
分析
产品A：现金牛产品
“张云，你的那些数据我整理了一下，并且做了几张图，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几天后，伍成全找到了张云。
“从图1可以看出：1．产品A仍是目前贵公司的主力产品，但与去年相比公司对其的依赖略有下降；2．产品B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其销售份额有了很大的提高；3．产品C和产品D所占份额比较小。”
“从图2可以看出：1．除产品A以外，其他产品与去年同期相比销售都在上升；2．产品B的增长非常稳定并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3．产品C尽管年平均增长速度很快，但极度不稳定，并且有增速放缓的趋势；4．产品D整个年度都呈现出乎稳增长的态势。如果结合图1与图2进行分析，显然，年度销量下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产品A在整个产品线中所占的市场份额太大，从而在产品A销量下滑的情况下引起了整个年度的总体销量下滑。”伍成全分析道。
“我明白了，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得到结论是：如果产品A的销量不下滑或者与其他产品同步增长的话，我们的整个销量就会上升。也就是说，明年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扭转产品A的下滑态势，将资源重点向产品A倾斜，对吗?”张云松开紧皱的眉头打断伍成全的话兴奋地说。
“从逻辑的角度，你的话是对的，但如果由此进行决策，我们就会走进一个误区。”伍成全笑着说道。
“误区?”张云充满疑惑。
“是的，误区。”伍成全肯定地说，“因为这样的决策根本就没有考虑实际的情况是否可以扭转产品A的下滑态势，并且也没有考虑将资源重点向产品A倾斜能否取得整体效益的最大化。原因在于我们根本就没有搞清楚产品A的销量为什么下滑和这些产品各自应当充当什么角色。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图3。”
“费用增长率与销售增长率的变动趋势几乎完全重合，体现出了高度的相关性，说明销售增长率下滑(销量的下滑)的主要原因就是费用增长率的下滑(费用的下滑)引起的，因此，只要增加投入，产品A的销量就会上升，难道不是这样吗?”张云看着图3稍加思索后反问道。
“表面看起来确是如此，但实际上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由于你们公司是根据销量来制定费用计划和使用费用的，因此两者的曲线基本一致是必然的。要进一步分析，必须考察两者变动速度的相关性。况且，从图3中的销量指数与费用指数来看，产品A在‘－5年’达到销量的最高点后是一路下滑，并且其下滑的趋势与费用下滑的趋势并不呈现出直接的线性关系，特别是在‘－2年’和‘今年’的时候还出现了反常现象：在‘－2年’时费用增加了，销量还是下滑了；‘今年’同比费用下滑幅度加大，但同比销量下滑幅度却有所回落。我认为这充分说明产品A已经进入了产品生命周期中的衰退期，其销量的下滑将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并且从销量指数这条曲线的趋势来看，只要市场不发生重大的改变如没有强力的竞争对手出现等，那么产品A将会步入一个缓慢的衰退期(与前几年相比)。”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产品A在细分市场的竞争力和整个细分市场的竞争情况。客观来说，产品A所在的细分市场容量近几年略有下滑，产品A本身尽管销量和市场份额都在下滑，但从品牌、市场占有率等硬性指标来看，仍然处在细分市场领导者的地位，当然其相对优势是在不断下滑的。总之，产品A在细分市场拥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但整个细分市场对我们的吸引力不高(注意：因为我们本身不是公司的战略决策者，只能根据自身的资源来看待市场的吸引力——产品A本身衰势难遏而我们又没有办法通过技术的改进、产品的改进等措施来提升产品A本身的产品竞争力)，因此，我认为产品A对我们应该是一个现金牛产品，花太多的精力或者投入太大的费用都是没有价值的，只需要正常维护即可。当然，鉴于产品A在整个公司中的地位，对产品A也不能掉以轻心，应以打击竞争品和旺季抢收两个方面的工作为主。”
产品B：明星产品
“你的分析真是一针见血，非常有道理，那么你对其他产品的看法呢?”张云追问道。
“我们接下来看产品B的情况，由于产品B是从前年的下半年才开始导入市场的，因此，我只分析最近两年的数据。见图4，显然，产品B的销量是在迅速增长。”伍成全继续说道，“请详细看边际费用效率这条曲线，首先所有的数据都大于1说明销售的增长率高于费用的增长率；其次，增长曲线从四个季度来看波动非常明显，但考虑到第一季度与第三季度是保健品的销售旺季，二季度和四季度是销售淡季，因此一季度与三季度、二季度与四季度的比较才更有意义，显然发现产品B无论是在旺季还是淡季其边际费用效率都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基于此，产品B已经进入了成长期，而且是一个高速的成长期。”
伍成全顿了顿继续说道，“对于产品B所在的细分市场，近年来由于有大量的厂家蜂拥而至，一方面竞争空前激烈，另一方面，基于所有厂家的共同教育，使得细分市场的容量在不断扩大。当然，由于贵公司在业界和消费者心目中的良好声誉，产品A的领导地位而形成的品牌声
誉，以及产品B本身的技术、效用、包装的综合优势使得产品B在细分市场上拥有较强的竞争能力。总之，一方面是产品B拥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是细分市场和产品B的高增长率，因此产品B应当是明星产品，应当在明年的资源方面给予重点倾斜。”
产品C：瘦狗+问题产品
“再来分析下产品C，参见图5。首先，产品C的销量有明显的增长，但增长速度有放慢的趋势。其次，从边际费用效率曲线可以看出，年度的费用增长率与销量增长率基本持平。但在销售旺季的一、三季度其销量的增长率略高于费用的增长率，在淡季的二、四季度其销量的增长率远低于费用的增长率。因此，在对产品C的费用使用上应注意在旺季给予倾斜。再者，结合产品C所在的细分市场的情况来看，由于这是一个传统的保健市场，存在有4个强势的品牌，产品C无论是在产品的丰富程度，还是在品牌与功效等方面与他们相比都没有明显的优势，并且市场占有率也是远远低于这4个品牌。因此，产品C在此细分市场是典型的跟随产品。总之，产品竞争力不强和增长态势趋缓是产品C的写照。因此，产品C是介于瘦狗产品和问题产品之间的产品。当然，考虑到补充产品线占领货架及其产品销量仍在增长等因素，以及旺季边际费用效率高于淡季边际效率的实际情况，建议在淡季对产品C减少关注(甚至无须关注)，而在旺季加大促销等投放力度，一方面用以增长销量，另一方面通过在旺季的高促销力度吸引竞争对手的关注和跟进，从而降低竞争对手的赢利能力和打击竞争对手。”
产品D：未来产品
“对于产品D，参见图6。显然，产品D的销量呈现出平稳的增长态势，并且边际费用效率也相对平稳并有稳定增长的趋势。当然，由于产品D本身的销量还很小，这种缓慢增长的迹象符合产品导入期的成长曲线。再者，由于产品D所在的细分市场以前都是由药品把持(产品D是此细分市场中第一个针对此功能的专业保健产品)，因此可以断定产品D处在产品的导人期。尽管在细分市场拥有很强的竞争能力(没有直接的竞争对手，只有边界的竞争对手——同功能的药品)，但由于细分市场需要教育，因此，产品D的成长依赖于细分市场的成长速度——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依赖于公司对细分市场消费者的教育，也就是说，产品D有获得高速增长的潜力，但需要持续的高投入。”说到这儿，伍成全稍加停顿了一下，笑着说道：“张云啊，你只是一个区域经理，对你来说，如果将产品D作为你现在的重点攻坚产品，或许你可以赢得未来，但目前由于产品D的销量基数太少，预计明年你的总指标肯定完不成，结果你可能在公司的未来都没有了。因此我的建议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你对产品D不要投入太多的精力，适当兼顾即可。如果你是你们公司的营销总监或者总经理，在这种情况下，我给你的建议肯定不一样。”
“那种情况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张云好奇地问。
“我会建议你将产品D从目前销售系统中分离出来，成立一个独立的品牌部，单独运作。”
四种产品的资源分配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对上述分析作一个总结，参考图7和图8。”
“为什么在图7中没有出现产品D?”张云看着两张图不解地问道。
“因为图7所采用的矩阵不能用于分析新业务(行业或细分市场属新业务类型时，不适宜于采用这种分析模型)，假如我们将产品D纳入上述的模型，我们很容易将产品D归于现金牛产品——高市场竞争地位、低市场吸引力。但实际上产品D由于所在的细分市场尚未成熟和有待开拓与发展，如此分析将会错失机会。对于这种类型的业务借助于图8的模型分析将会更有意义并且更加符合实际情况。”伍成全回答道，“显然，通过上述分析，四个产品的作用与地位是一目了然，其资源分配总体策略如表所示。”
“经你这样分析，整体的思路已经非常清晰了，具体到每个产品上如何分配资源你还准备给我提供哪些建议呢?”张云略加思索后笑着问伍成全。
“在各个产品的地位和目标明确的情况下，你应该：第一，思考产品B要想快速发展，必须怎么做?广告、促销、渠道按何种节奏进行推广?什么时候做到哪一步?全年按这种节奏运作市场能完成多少销量?需要多少费用?第二，思考产品A要想达到提高获利能力和尽可能地控制衰退速度的目的，需要怎么运作?各个季度／月份按照常规应该如何运作?按正常情况在旺季促销和客户关系管理方面需如何运作?并且需要投入多少资源?为了防止竞争对手攻击，需要预留多少费用作为针对性措施的预备金?第三，考虑产品D还有多少资源可供使用?针对可用的资源(有限的资源情况下)如何有步骤地开拓和教育消费者?从哪个细分市场人手?选定的细分市场的消费行为是怎么样的?采用何种措施和哪些措施的组合能起到有效教育消费者的作用?第四，看看在你的资源里，还有多少资源可供使用或者还能争取到多少资源?然后用来设计针对性的促销措施，利用在旺季大幅度的促销措施将竞争对手拖下水，同时扩大销量。总之，在总体思路明确和各个产品的目的明确之后，将各个产品围绕其目的单独来制定各自的营销方案，然后汇总，再按总体思路审核总体方案即可。也就是从总体到个体再到总体的过程，即多产品整合运作的方案选择过程。”伍成全回答道。
“明白了，谢谢你!伍成全，今天终于知道，市场原来还可以这样分析和运作呀!”张云由衷地发出感叹。
张云利用这种思路很快拿出了具体的资源分配方案和下年度工作安排。一年后，在G市H公司的产品结构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产品B的销量提高到占整个公司销量的44．97％，尽管产品A的销量比上年度还是下滑了12％，但总体销量却增长了17．84％，基本完成了产品线结构的过渡。
通过上述的案例，区域经理在运作企业的多个产品的时候，可以按下面的思路分配你的资源：
1．产品资源的有效分配依赖于产品线的系统整合运作。
2．产品线的系统整合运作的基础在于产品线中各产品地位的确定。
3．各个产品在产品线中的地位的确定应该参考各个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细分市场的吸引力、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的强弱以及产品的生命周期来综合确定。
医疗资源分配权 篇3
1 医疗卫生资源及其配置的科学内涵
卫生资源是卫生部门所拥有和使用的人、财、物、技术与信息等各种要素的总和。卫生资源分配，是指卫生资源在卫生部门和地区间的分布及流动，包括卫生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和卫生服务设备等硬件资源;信息、技术、管理等软件资源。卫生资源要发挥效益必须实现合理配置。
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是指卫生资源高效益的配置，能够公平地为人民提供卫生服务，单位投入获得最大程度的卫生服务产出，卫生服务供求平衡，实现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我国当前卫生服务中存在的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与卫生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密切相关的。
2 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中存在的问题
2.1 医疗卫生资源总量偏低，政府财政投入严重不足
医疗卫生事业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我国发展的大局。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指出: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这一定性决定了它必须依靠充足的财政支持才能健康发展。我国医疗卫生资源总量严重不足，在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国家对卫生投入不足, 又没有及时建立起有效的筹资机制, 约占世界20%的人口, 仅享受了世界医疗卫生资源总量的2%;政府财政支出中卫生事业费支出的比例在不断降低, 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6%下降到2004年的4.5%。其占科教文卫事业费的比例, 从1990年的13.44%降到了2003年的8.81%。这个比例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2004年在卫生总费用中, 政府投入只占17%, 企业和社会承担27%, 56%是居民个人承担。卫生服务负担大部分由居民承担，导致群众“看病贵”、“看不起病”，降低了个人卫生投资的积极性。加上政府监管不力, 导致医院的公益属性与市场化生存方式发生严重分裂, 医疗机构陷入无序竞争状态，医院依靠信息不对称、行业技术垄断、药品价格的虚高来谋利, 进一步加剧了医疗费用畸高和医疗资源浪费的趋势。明确政府对公益事业的负担职责和监管责任，是改善目前医疗服务总体供不应求局面和避免现有医疗服务低效的当务之急。
2.2 医疗卫生服务技术水平偏低，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求医治病的实际需要
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状况并未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而发生明显变化，1993—2003年城乡居民的患病率从140.1‰提高到143.0‰，这说明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提供的服务质量偏低，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求医治病、追求健康的实际需要。特别是优秀人才基本上集中在发达地区、城市大医院，落后地区、农村和城市社区卫生技术力量十分薄弱，1996年无医疗点的行政村仍占总数的10%左右。当初在农村卫生院的优秀人才大部分返回到城市，而大量的应届毕业生将自己的求职范围仅仅局限在大中型医院，相当多的医学毕业生无法找到工作，纷纷放弃专业，无形中造成了人才资源的过剩和浪费。由于基层医院技术水平低，群众不信任，只好舍近求远到大医院，城乡居民就诊流向向上级医院集中, 不合理的病人流向使基层医疗机构的技术水平下降, 也使大医院的技术优势得不到合理利用，无形中浪费了医疗人力资源。尽快提高现有医疗卫生人员特别是基层服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刻不容缓。
2.3 医疗卫生资源的地区、城乡分布严重不平衡，造成了卫生物力资源浪费与低效并存的局面
我国医疗资源的分配在地区、城乡之间差距极大，市场经济的逐利和聚集效应导致高新技术与先进设备基本上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大医院，造成地区、城乡居民在保健服务利用和健康水平方面存在明显差距。据调查，占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卫生资源配置;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全国47%以上的大中型医疗机构和49%以上的卫生技术人员集中在城市。1998年全国城镇人口平均每人享受相当于130元的政府医疗卫生服务;农村人口仅为每人10.7元。另外农民患病后36%的人应就诊而未去就诊，65%的应住院而未去住院。有资料显示中国大城市的人均寿命比农村高了12年，而贫困地区儿童死亡率是大城市的9倍。落后地区、农村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能力十分薄弱, 基层缺少卫生资源，一些乡村卫生院使用的还是几十年前的X光机等产品，不少农村医疗卫生三级网络因不能注入发展资金而处于瘫痪或解体状态。而城市中各种医院集中，形成盲目竞争、盲目发展的局面。基层医疗机构的物力资源缺乏且利用率低, 大医院的物力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对现有卫生物力资源进行优化组合、合理调配，充分发挥其作用是改善物力资源短缺的有效方法。
2.4 医疗卫生资源在卫生服务环节分布不合理，医防比例失调
医疗卫生服务过程中，由于存在重治疗、轻预防的工作观念，在疾病预防上花费少、效果好的公共卫生防预机构建设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医疗卫生事业费中防疫经费较少，医疗卫生防疫机构和妇幼保健机构的卫生资源严重不足，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为了生存，防疫保健机构的工作重点转到追求经济效益，来弥补经费的不足，这种重治疗轻预防的现实严重阻碍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合理和协调发展。
2.5 医疗服务收费格局不合理，大型仪器检查费、药费价格偏高，医务人员技术服务收费偏低
现在不少医院花巨资盲目追求规模、档次，建了不少星级、高档医院，造成了医疗收费中非技术费用的不断上涨，床位费、大型仪器检查费、药费价格偏高，出现了群众有病不敢看、看不起的现象。在一些经济水平比较发达的地区，部分城市某些高、精、尖仪器设备配置的总体规模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药品生产和流通体制监管不完善, 中间流通环节过多, 造成了药品的虚高定价。追求新特药品和高值耗材等造成资源浪费与乱检查，提供过度医疗，而医务人员的技术含量和活劳动在收费上得不到体现。造成稀缺的卫生资源浪费，也降低了医务人员提高技术的积极性。改革当前不合理的卫生服务收费是正确选择。
3 改善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分配应采取的对策
3.1 科学定位，明确各级政府在医疗卫生工作中的职责
医疗卫生事业是国家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公益性事业, 各级政府有责任保障公民享有基本医疗服务，有效改善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中央政府承担全国公共卫生的规划、政策法规制定、组织实施和监管事务, 并负责提供大部分资金;省级政府负责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承担本地区公共卫生的计划、指导和监管事务, 并负责提供小部分资金;地 (市) 以下地方政府负责具体实施公共卫生任务, 提供公共卫生保健服务, 满足本区域内居民的公共卫生保健需要。努力向全体人民提供公平、有效的卫生服务。
3.2 拓宽医疗费用来源，完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
建立由政府、社会、集体与个人多方负担的完善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从根本上改善医疗费用构成不合理的现状。夯实城镇基本医疗保障，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逐步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政府采取多种形式和方式筹集卫生资金，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对城乡弱势群体的基本医疗主要由政府解决，引导人民群众参加商业医疗保险，提高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
3.3 建立大中小医院医师技术帮扶制度
加强继续医学教育和在职医师培训教育，建立大中小医院医师走读、兼职制度，改善医疗服务水平供求失衡的现状。加强城市对农村的扶持力度, 在城乡医院之间, 建立从人才培养、业务指导、疾病会诊等方面长期的可操作的帮扶制度, 城市医院定期、轮流地接收乡村医生来进修、培训, 城市医院的医生定期在农村乡镇卫生院服务一定时间。既充分发挥了现有技术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开发和挖掘了医务人员的业务水平，也为农民节省了差旅费用、陪护费用, 节约了看病成本。
3.4 对城乡、地区间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进行规划、调整
政府加强对医疗卫生资源的宏观调控和监管职能。集中力量建设西部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通过提供优惠的政策, 吸引民间或国外投资, 加快西部和基层卫生事业的发展;对现有医疗卫生资源进行优化和再分配，合并重组功能重叠、地理位置接近的医疗机构;关、停、并、转、迁经营管理不当、运转效率低下的医疗机构;实现资源共享，城镇的中等医疗机构与附近的乡村卫生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农民可到实行“合作医疗”的大医院就医。按照区域卫生规划标准，筛选一些区域医院和基层医院 (农村卫生院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站) 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承担常见病、多发病和已明确诊断的疾病的防治工作，人员按准公务员对待，实行差额预算管理。研究表明，60%以上的门诊病人可以在基层医疗机构解决，70%以上的住院病人可以在社区解决或接受家庭医疗卫生服务照顾。引导人们形成科学合理的医疗卫生消费观念，小病去社区医疗中心, 实现病人的合理分流，既可以节省大量的医疗费用，还可使各类医院的医疗卫生资源得以良好地利用。
3.5 增加对预防的投入, 实现医疗、预防卫生资源配置结构合理化
“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是卫生事业的重要方针，各级政府必须坚持这个方针。加大对疾病控制中心、妇幼保健站和专科疾病防治医院资金和设备的投入, 以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实现医疗、预防卫生资源配置结构合理化。疾病重在预防, 公共卫生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筑起居民疾病早期诊断、早期预防的第一道防线。把我国现有的防疫保健、传染病等院站所整合，构造我国的公共卫生体系，人员按公务员对待，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政府财力予以重点保障，使工作重点转向以预防为主的正确轨道。
3.6 制定合理的医疗服务收费价格政策
调整不合理的医疗服务价格, 提高技术劳务费, 降低过高的大型医疗检查费, 适度放宽医疗技术服务价格。改革药品和医用器材的生产流通体制和销售方式，规范新药的研制、开发和生产, 严防出现“换名不换药、改剂型、改包装的药品”生产;鼓励药品和医用器材直销, 推行政府采购、配送, 减少流通环节, 对基本药品由国家专营专管, 医院不加价，加强药品和医用器材价格管理, 严格成本核算, 控制价格虚高。实行医疗与药品行业分开经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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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入学需均衡分配教育资源 篇4
近年来，国家、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对义务教育均衡非常重视。2012年，国务院就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明确到2015年，全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3%，实现基本均衡的县（市、区）比例达到65%的目标；到2020年，全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实现基本均衡的县（市、区）比例达到95%。为了实现成这一目标，各地都在积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同时，教育部先后与许多省市签订了义务教育均衡备忘录。
诚然，全国义务教育均衡的成绩有目共睹，从已接受督导评估的省份和区县的调查来看，总体状况良好。但是，全国整体的均衡发展，和2015年65%的基本均衡的目标还存在很大差距。数据表明，我国义务教育均衡推进还需加大力度。
众所周知，接受义务教育是宪法赋予的基本人权，由国家和地方政府财政拨款，免收学杂费。因此，国家推进义务教育均衡以及家长要求接受均等的教育，不仅合法，也合理合情。问题在于，义务教育学校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校际之间，办学质量的确还存在较大差距。经过近30年的努力，虽然国家保证了适龄孩子都能接受教育，实现“有学上”，但并没有解决所有孩子接受优质教育“上好学”的问题。因此，即便严格意义的“就近入学”，也只能是治标之策。
笔者以为，在现行的状况下，解决这一矛盾，一是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把“蛋糕”做大；二是推进现有教育资源的均衡，把“蛋糕”分好。然而，扩大优质教育资源，除了硬件建设外，学校历史积淀、文化建设并非一朝之功，而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则是切实可行之策。
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政府、学校和社会需共同努力。首先，地方政府要起主导作用。在公共教育资源上要努力实现均衡化，避免为了政绩所需，利用有限公共资源支持少数重点校的不当做法。其次，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要引导资源的合理流动。推动优秀教师轮岗切实执行到位，鼓励教师主动去薄弱校和农村校从教，并提供相应的补助和政策支持；同时在课改、教改等特色项目上向非优质校倾斜。再者，社会要加强监督，把权力关进铁笼子，防止各种权力寻租的现象发生。
总之，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步伐，除了实现学校办学标准化之外，核心在于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合理流动。
公立医疗机构绩效工资分配的探讨 篇5
1 对当前公立医疗机构奖金分配模式的分析
目前,大多数公立医疗机构实行“成本核算,结余提成”和“按工作量和技术要素相结合”两种奖金分配模式,对提高职工工作积极性具有积极作用,但是也存在诸多问题,甚至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1.1“院科二级核算—结余提成”分配模式
这种分配模式用公式表示:奖金=(收入-支出)×提成比例,是医院最为普遍的奖金分配模式,能有效地刺激医院各个科室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在提高医院的经济效益上功不可没。但是,这种奖金分配模式也是引发医院药品收入比例居高不下、患者医药费用负担过重的罪魁祸首。根据经济学的理性人“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假设,医院有些科室为提高奖金水平,通过多做检查、开大处方等手段来增加科室的收入,严重地损害了病人的利益和医院的声誉。从另一角度而言,这种奖金分配模式也不能很好地体现劳动强度、技术含量和风险因素。医院的临床科室和医技辅助科室各有特点,由于我国目前的医疗收费价格体系尚不十分完善,某些项目的医疗价格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其劳动复杂程度和技术水平,有的科室如中医科、针灸科和感染科等,即使医护人员努力工作,其获得的收入也很少,收入减去成本后的结余甚至为负数,奖金随之很少。而医院的肿瘤科、外科等,由于设备先进,病源充足,在医疗市场中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只要医护人员努力工作,不漏收诊疗费用,不浪费材料消耗,就能实现较高的科室收入和结余,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较高的奖金。可见,如果一味地按这种方法核算奖金,不但不会激发医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反而会增加医院内部矛盾。
1.2“工作量+技术要素”分配模式
目前,有许多医院采用这种奖金分配模式,具体方法是:应发奖金=工作量×提成比例+按岗位或职称的奖励+按技术的奖励。这种奖金分配模式一方面计算工作量,使奖金和工作量挂钩,能极大地提高广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另一方面计算按岗位、职称和技术的奖励,根据各个生产要素对医院贡献的大小给予相应的报酬,体现了公平合理原则。但是,在这种奖金分配模式下,科室成本支出的大小和奖金多少没有任何联系,显然不利于医院的成本控制。另外,医护人员的许多工作是没有办法量化的,特别是知识、管理这些指标在具体执行中往往没有参考标准,缺乏约束力,随意性很大,因此,给工作量核算、收入计奖比例等提出了许多难题。
1.3 医院管理人员平均奖模式
一直以来,医院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成绩和奖金分配一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医院作为一个整体,需要协调运行,互相配合,任何科室都不能离开医院这个整体而独立工作。管理人员就是起协调作用的,是保证医疗工作正常进行的基础,管理工作和医疗工作相辅相成,不能分割。但是,由于医院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不易量化,一般情况下,医院行政管理人员的奖金与效果及工作量无关,无法体现“收益与行为相联系、多劳多得”的原则,从而必然导致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高。
2 新的绩效分配模式探讨
如何强化奖金分配的量化依据成为提高奖金分配效率和构建新的分配模式的基本突破点,成本核算与绩效评价相结合的奖金分配模式将为实现这一突破提供新的思路。
2.1 新的奖金分配模式的基本特点
所谓成本核算与绩效评价相结合的奖金分配模式,就是依据医院管理和决策的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对医疗服务、药品销售和制剂生产过程中发生的费用进行核算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的评价方法、量化指标及评价标准,结合对部门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进行综合评价的分配模式,具有以下基本特点:
首先,以有效的成本核算为奖金分配提供来源,通过对医院进行成本核算,可以减少浪费和降低运行成本,提高医院运营的利润,从而在利润增量中提取足够的奖金。其次,以严格的绩效评价为奖金分配提供依据,医院可以通过将整体战略和管理目标层层分解,定义出符合自身使命和特点的考核指标作为各个科室的绩效评价内容,将考核结果作为科室奖金发放的量度。再者,绩效评价应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角度考虑。作为公立医疗机构,绩效评价关注的不只是经济效益,更重要的应当是社会效益,关注与国计民生相关的效益。因此,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不仅应包括经济效益指标,还应当包括病人满意度、地区传染病发病率等社会效益指标。
2.2 成本核算与绩效评价相结合的分配方法
通过上面对成本核算和绩效评价的简单论述,笔者提出一种利用层次分析法进行科室绩效评价,并利用这一评价结果对医院奖金分配进行量化的方法。
首先,利用层次分析法,设定医院奖金分配层次。医院奖金分配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由医院分配到科室,第二层次是由科室分配到个人。由于医院绩效评价的对象大多是医院科室,因此,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于第一层次的分配中。
其次,在对科室进行成本核算的基础上,计算医院的奖金总额。医院奖金总额等于医院各科室对医院奖金的贡献之和(各科室对医院奖金贡献的大小可参考科室成本核算结果,例如,各科室收入-各科室支出×某一比例进行估算)。
式(1)中,Q1,Q2,Q3,Q4,?,Qn表示各科室对全院奖金的贡献金额,由于Q1,Q2,Q3,Q4,?,Qn是各科室创造奖金的实际值,奖金分配的实质是对Q进行重新分配,即要产生:
对Q1,Q2,Q3,Q4,?,Qn进行标准化处理,即:
式(3)右边可分为两部分,即Q/n与S×Q'i,说明各科室的贡献金额实际是各科室平均贡献与另一部分之和。依此模型可以假设各科室实际奖金Mi分配模型为:
式(4)中,Q/n为各科室奖金贡献的平均值,S为各科室奖金贡献的标准差,Cvi为绩效评价结果,C为常数,vi为各科室绩效评价的具体值。
式(4)的实际意义是各科室奖金的实际分配值等于各科室奖金贡献的平均值与科室绩效评价结果的调整部分之和,即在奖金总体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增加绩效评价结果,也就是依据绩效评价的结果重新调整奖金分配。
在按经济效益核算评价绩效之后,再根据社会效益指标的评价得分,按照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指标相应的权数,计算科室总绩效,从而进行评价及分配。
2.3 医院行政管理人员绩效评价奖金分配模式的具体应用
由于医院行政管理部门不直接创造经济收益,因此,也不存在收支结余,用上述数学模型对行政管理人员进行奖金分配显然没有意义,需要另辟蹊径。
笔者认为,要打破目前医院行政管理人员的“大锅饭”现象,依然需要在绩效考核的基础上,使管理人员的奖金与工作绩效挂钩。初步设想是将行政管理人员奖金分为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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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医疗纠纷的证明责任分配 篇6
(一) 医疗纠纷的基本理论
医疗纠纷是指医方和患方基于医疗活动而产生的医疗过错、违约而导致的医疗损害赔偿或者医疗合同违约等纠纷。在《侵权责任法》出台前, 我国的医疗损害赔偿一直走二元化机制, 即存在两类案由、两个赔偿标准和两条救济渠道, 其根源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对于医疗侵权损害赔偿在侵权赔偿范围、赔偿原则与赔偿标准方面的不同规定而造成的。正是基于医疗损害赔偿二元化机制的弊端, 《侵权责任法》从侵权法完全填补的原则出发, 改变了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和一般医疗损害赔偿的二元制体制, 建立了统一的损害赔偿的一元化机制, 使医疗损害赔偿同一般民事损害赔偿一致起来。[1]
(二) 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原理
1. 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内涵
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提出证据并加以证明的责任。证明责任一般包括行为和后果两个方面, 即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与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简称行为责任, 是指当事人对主张的事实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简称结果责任, 是指在案件事实经证明处于真伪不明时不利诉讼后果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在根本上要解决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法院又不能拒绝裁判时如何分配不利后果的问题, 因此, 证明责任的本质是结果责任。而且在分配上, 为便于查明案件事实, 行为责任是当事人双方均需要承担的法律义务, 是纯粹的诉讼法上的问题, 法院可以要求各当事人就相关事实提供证据。但结果责任则不同, 结果责任决定这不利讼诉结果的归属, 只能分配于一方。所以通常说证明责任的分配指的就是结果责任的分配。[2]
2. 证明责任分配的主要学说
证明责任分配的学说, 发端于罗马法。罗马法初期, 法学家们提出了分配证明责任的两条原则:原告有举证的义务和提出主张的人有证明的义务, 否定的人没有证明义务。罗马法初期的这两原则逐步演变成为大陆法系中德、日两国现代民事诉讼理论中的两大学说——待证事实分类说和法律要件分类说。
(1) 待证事实分类说。这类学说着眼于事实本身的性质。即待证事实是否有可能得到证明以及证明是的难易程度来分配证明责任, 认为凡主张积极事实、外界事实的应负证明责任;凡主张消极事实、内界事实的不负证明责任。
(2) 法律要件分类说。这类学说是依据实体法规定的法律要件事实的不同类别分配证明责任。它与待证事实分类说的根本区别在于不是以事实本身的内容与性质作为分配证明责任的标准, 而是着眼于事实与实体法的关系, 以事实与实体法间的关系及其在实体法上引起的不同效果作为分配证明责任的标准。法律要件分类说又分为罗森贝克的规范说和莱昂哈德的全备说。
(3) 证明责任分配新说。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 德国学者们在法学理论界提出了分配证明责任的新学说, 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危险领域说。该说以待证事实属哪一方当事人控制的危险领域为标准, 决定证明责任的分担, 即当事人应当以其所能控制的危险领域中的事实负举证责任。盖然性说。该说主张以待证事实发生的盖然性高低作为分配举证责任的主要依据, 把待证事实证明的难易作为辅助性依据。如某事实的发生率高, 主张的一方不承担举证责任, 而要由主张该事实未发生的一方负举证责任。损害归属说。该说认为举证责任分配应以实体法确定的责任归属或损害归属作为分配举证责任的标准。利益衡量说。该说以三个方面的利益衡量作为分配证明责任的标准:证据的距离, 即看哪一方当事人接近证据或处于易于举证的地位;举证的难易, 即从待证事实本身的性质来判断举证的难易并由此决定证明责任的归属;诚信原则, 即看哪一方当事人的行为违反诚信原则, 由违反一方承担证明责任。[3]
二、医疗纠纷证明责任分配的比较研究
(一) 域外医疗纠纷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理论
1. 英美法中的“事实说明自己”原则
“事实说明自己”原则正式用于认定侵权责任, 最早出现于1863年英国财务院审理的一起侵权案例。在该案中, 原告在途经被告商店时被一袋由商店某扇窗口飞出的面粉砸伤, 在对被告的诉讼中, 原告除了上述事实之外无法证明是什么人以怎样的方式将面粉扔出来的。审理该案的法官认为, 虽然原告无法直接证明被告如何因过失而导致这袋面粉滚落到窗外, 该案的事实已足以表明被告必定存在某种过失, 否则其面粉不会无故滚落窗外、砸伤行人。就是在这个案例中, 法官第一次提出事实自证原则。这个案件表明, 倘若事实很清楚地表明原告的伤害只能由被告的过失引起, 被告就应该对原告的伤害负责。在这个案子之后, 越来越多的英美法院都意识到可以将事实自证原则适用于一些特殊的案件中, 这项原则的价值在于, 它可以让原告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被告过失的情况下做出被告有过失的假设, 能够使原告在这类案件中可能得到合理的赔偿。[4]
2. 德国的“表见证明”原则
德国法在医疗损害上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称为“表见证明”, 是指以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经验法则为基础, 从加害的客观的事情抽象地推断出某种过失发生的要件事实。在这种场合, 如果要推翻以上抽象的、不特定的推定, 使推定的合理性产生疑问, 对方当事人必须证明为排除经验法则适用的足够的、具体的、特定的“特别的事情”的存在。“表见证明”是一种以单一的间接事实为基础, 是以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经验法则推定主要事实存在的证明方法, 是经由判例和学说累积形成的制度, 与实体法上明文规定的法律上推定并不相同, 其作用乃在于增加法官的自由心证, 经由经验法则的帮助, 使法官能对于当事人间所争执的待证事实加以判断。
3. 日本的“大概推定”原则
“大概推定”是日本民事法学理论上, 损害赔偿事件适用过失初步推定原则, 若依一般情况, 具有“如无过失, 损害不致发生”之情事者, 原告若证明损害之发生及一般情况存在, 即得初步推定被告具有过失, 而由被告必须就其并无过失的事实或其行为无过失提出反证, 否则难免将受到败诉的判决。例如某人到医院注射药物, 因医方误将甲种药物当作应给患者注射的乙种药物对患者进行了注射, 造成了患者失聪。在法院审理过程中, 原告仅需就自身存在失聪这一损害后果, 以及如若医方没有错误注射药物自己不会失聪进行举证;此时法官会依此推定医方存在过失, 医方如果不能够证明没有错误注射, 或错误注射是由其他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所引起的, 则会承担败诉的后果。“大概推定”原则的目的在于, 减轻被害人的举证负担, 其主要用于过失的证明, 也用于因果关系存在的证明。“大概推定”原则的地位, 居于“事实说明自己过失”原则及“表见证明”理论之间。就其效力而言, 近乎“表见证明”理论;但就推定的对象来看, 又偏向于过失的存否, 较接近“事实说明自己”原则。
(二) 域外医疗纠纷证明责任分配原理对我国的借鉴
经过比较和分析, 各国对医疗损害之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各有不同, 借鉴国外的立法与司法经验, 我国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则应当是一个体系, 不应当适用单一的过错责任原则或者过错推定原则, 应当根据不同的医疗损害责任类型分别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和无过失责任原则。在《侵权责任法》出台后, 我国杨立新教授将医疗纠纷中的医疗侵权的类型分为医疗技术损害责任, 医疗伦理损害责任和医疗产品责任损害三类, 且将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和无过失责任原则分别适用在这三类损害责任上。具体分析, 对于医疗技术损害责任, 指医疗机构及医疗人员从事病情检验、诊断、治疗方法的选择, 治疗措施的执行, 病情发展过程的追踪, 以及术后照护等在医疗行为中存在不符合当时的医疗水平的过失行为, 应当适用过错原则确定侵权责任, 在证明责任上实行一般的举证责任规则, 即“谁主张, 谁举证”, 违法行为, 损害事实, 因果关系和医疗过失四个要件均由受害患者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医疗伦理损害责任, 指医疗机构和医疗人员从事各种医疗行为时, 未对病患充分告知或者说明其病情, 未对病患提供及时有用的医疗建议, 未保守与病情有关的各种秘密, 或未取得病患同意即采取某种医疗措施或停止继续治疗等, 而违反医疗职业良知或职业伦理上应遵守的过失行为, 应当适用过错推定责任。直接推定医疗机构的过失, 除非医疗机构能够证明自己的医疗行为没有过失, 否则应当就其医疗伦理过错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医疗技术损害责任, 指医疗机构在医疗过程中使用有缺陷的产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血液及其制品等医疗产品, 因此造成患者人身损害, 医疗机构或者医疗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应当承担的医疗损害赔偿责任, 应适用无过失责任原则, 其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不要求有过失, 只具备违法行为, 损害事实和行为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三个要件即构成侵权责任。[5]
三、我国医疗纠纷证明责任的现状与完善
(一) 我国医疗纠纷证明责任的历程与不足
长期以来, 我国对医疗纠纷适用“谁主张、谁举证”, 随后为了保护患者的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民事诉讼证据规定》, 由此开始了对医疗侵权诉讼实行过错推定与因果关系推定, 对医疗过错和医疗损害因果关系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审判实践。按照这一规定, 患者提起医疗损害赔偿诉讼的, 仅需要就存在合法医患关系和发生损害后果承担举证责任, 而医疗机构就其没有医疗过错和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侵权责任法》颁布后, 打破了以往的纯粹的过错推定原则, 制定了有条件的过错推定原则 (第54条内容) 。但是在立法上《侵权责任法》并没有对医疗损害案件的一般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作出明确的规定, 学者们对医疗损害到底实行何种证明责任规则引起了争议。其中关键的问题是:《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中关于对医疗侵权诉讼实行过错推定与因果关系推定是否可以继续适用。有的观点认为, 《侵权责任法》并未以立法否定《民事诉讼证据规定》, 因此《侵权责任法》实施后, 就医疗损害案件还应该适用《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中关于对医疗侵权诉讼实行过错推定与因果关系推定。另一种观点认为, 《侵权责任法》在立法过程中明确对医疗侵权举证责任倒置持否定态度, 《侵权责任法》实施后, 应由患者就构成医疗损害承担证明责任。
(二) 对我国医疗纠纷证明责任的完善
笔者认为首先在立法上应完善《侵权责任法》的内容, 对医疗损害案件的一般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作出明确的规定。其次当今医学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各种医学新技术层出不穷, 面对纷繁复杂的医疗侵权案件, 仅仅依靠《侵权责任法》的几个条款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此, 在医疗侵权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还需要充分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即为了保持裁判总体上符合真实, 法官对某一具体医疗侵权案件的证明责任进行分配时, 应当将医学的特有规律和概率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最后我们需要建立多元化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 医疗纠纷是特殊的社会纠纷, 两者之间是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可否认, 诉讼在解决社会纠纷, 尤其是医疗纠纷方面, 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然而在诉讼中, 不但法院要付出巨大的财力和物力, 而且当事人也要付出巨大的精力。医疗纠纷是多种多样的, 不同的医疗纠纷有着不同的特点, 对于纷繁复杂的医疗纠纷, 社会应该拥有多元化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 而不能仅仅依靠诉讼一种解决渠道。因此, 我们在改革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时应坚持多元化的方向。[6]
参考文献
[1]单国军.侵权责任法判例与赔偿[M].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5, (一) .
[2]吴春岐等.医务人员侵权风险防范与救济[M].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7, (一) .
[3]李浩.民事证明责任研究[M].法律出版社, 2003-9, (一) .
[4]王岳.域外医疗损害之举证责任分配比较与我国的策略[J].证据科学, 2010年第18卷第四期.
[5]杨立新.医疗损害责任研究[M].法律出版社, 2009-6, (一) .
医疗资源分配权 篇7
1 基层医疗机构绩效考核工资分配应遵循的原则
基层医疗机构在进行绩效考核工资分配的过程中, 一定要按照其绩效考核工资分配的原则进行, 才能保证绩效考核工资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 使基层医疗机构绩效考核工资分配发挥出应有的价值。基层医疗机构绩效考核工资分配应遵循的原则包括:
(1) 社会公益性的原则。在进行绩效考核工资分配的过程中, 不能单纯地只对医疗收入进行考核, 对其各项工作指标及社会效益也应进行充分的考虑, 才能保证相关工作人员、相关单位全面、有效地履行职责。
(2) 重点倾斜的原则。想要更好地发挥绩效考核工资分配的作用, 就要在绩效考核工资分配时重点向工作量较大、工作的骨干人员以及工作业绩较为突出的员工倾斜, 以适当地拉开员工之间绩效及工资分配的差距, 从而增强员工的竞争意识, 促使相关员工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进而保证各项工作的高效展开。
(3) 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基层医疗机构绩效考核工资分配的时候, 必须要遵守公平公正的原则, 不断提高考核结果的可信度, 才能使绩效考核工资分配工作得到较好的贯彻落实。
(4) 绩效挂钩的原则。在完成绩效考核工资分配的时候, 要将工资的分配与绩效进行挂钩, 并以工作的质量、效率、数量以及业绩等作为考核的重要指标, 并实行多劳多得和绩优酬优的工资分配制度, 才能不断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2 基层医疗机构在进行绩效考核时应注意的问题
2. 1 要保证岗位间的相对平衡
在设定相应的岗位系数的过程中, 不能实行一刀切, 而应以工作的内容、重要性以及承担风险的高低等为依据完成对绩效考核工资分配。对承担业务与非业务的岗位之间、主要与次要业务岗位之间、领导与普通职工之间的绩效考核工资分配都应保持适当的分差, 以避免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受挫[1]。
2. 2 要科学合理地进行岗位的设置
科学合理地进行岗位的设置是实现绩效工资科学、合理、有效分配的首要前提。由于基层医疗机构的规模大小不一, 因而在进行岗位人数核定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人多岗、因人设岗或一岗多人的情况, 极大地制约了工作效率的提高。所以在进行绩效考核工资分配时, 就要对员工的工作量进行充分考量, 以为进一步完善绩效考核工资分配制度提供保障。
2. 3 要处理好质量及数量指标间的关系
一般情况下, 在进行绩效考核的时候都是数量指标所占的分数相对较高, 为了处理好其与质量指标间的关系, 应在员工完成基本工作量的基础上, 再给予适当的加分。要确保员工的工作质量, 防止员工为追求个人利益及经济利益置病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于不顾, 就要设定合理的得分上限, 以尽可能地避免出现员工为追求工作数量而放弃工作质量的现象。质量指标一般是当作扣分的指标, 因此只要员工未做出违反相关评分指标的行为就可降之视为满分。
3 基层医疗机构绩效考核工资分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 1 绩效考核工资分配未与员工的绩效挂钩
基层医疗机构在处理基础工资分配与奖励工资分配的比例问题时, 大部分地区都是按7∶3的比例来实行的, 这种做法使每位员工的工资都得到大幅的增加, 并且不与员工的工作质量、员工的个人表现、工作绩效等进行挂钩, 这极大地制约了员工主观积极性的发挥[2]。
3. 2 绩效考核工资分配制度不够健全
基层医疗机构绩效考核工资分配制度不健全主要表现在对考核办法的研究力度有待加强。如没有充分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缺乏健全的奖惩制度、没有对绩效进行充分的体现、分权与集权的关系关系处理不当等, 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仅影响着该制度价值的实现, 而且不能有效调动员工的工作热情, 因此相关医疗机构急需建立起健全的基层医疗机构绩效考核工资分配制度。
3. 3 绩效考核工资分配制度未得到较好的落实
绩效考核工资分配制度未得到较好的落实是大部分基层医疗机构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有的基层医疗机构为了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其社会效益、有的医疗机构只是将该制度当成摆设而未在实际工作中落实、有的医疗机构又缺乏有力的监督制度而不能使其具体工作落实到位等, 这些因素的出现都导致该分配制度很难得到较好的落实。
4 解决基层医疗机构绩效考核工资分配问题的措施
4. 1 实行员工的绩效考核工资分配与绩效挂钩
想要更好的完成基层医疗机构绩效考核工资分配工作, 就要实现员工绩效考核工资分配与绩效挂钩, 只有这样才能促员工不断提高绩效, 重视自身价值的实现, 从而促进基层医疗机构整体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要实现员工的绩效考核工资分配与绩效的挂钩, 就要将员工的工作质量、工作效率等作为衡量员工绩效的重要指标, 并制定完善的绩效考核内容以评定员工的绩效与工资分配情况。这样才能使员工的绩效考核工资分配与绩效更好地挂钩, 从而保证绩效考核工资分配工作得以更好地贯彻落实。
4. 2 进行绩效考核工资分配制度的创新
进行绩效考核工资分配制度的创新是健全基层医疗机构绩效考核工资分配制度的基础。要实现绩效考核工资分配制度的创新首先就要对考核内容进行创新, 实现员工服务质量与绩效考核的有机结合, 对出现医德医风以及医疗事故的员工一律取消绩效工资分配。其次还要对考核方法进行创新, 实现对员工绩效的量化考核, 通过计时、计分以及计数等办法对员工的工作绩效进行指标的量化, 并将考核结果进行公开, 以确保其合理性及公开性[3]。最后, 还要进行考核管理创新, 要用分级考核的办法完成对员工绩资效的考核与工资的分配, 并对考核的原则、考核的内容和考核的办法等给予详细的规定, 以确保考核管理的有效实施。
4. 3 将绩效考核工资分配制度落到实处
基层医疗机构只有将绩效考核工资分配制度落到实处, 才能使员工的绩效考核和工资分配更好地进行。由于绩效考核工资分配直接关系到员工切身利益的实现, 因此要认真对待这一问题。首先, 要制定相应的监督制度来配合该制度的落实, 以保证各项工作都能落实到位。其次, 建立健全的奖惩制度来保证该制度实施, 只有通过奖惩才能引起员工对其的重视, 进而为该制度的落实打下基础。最后, 相关医疗机构的领导也要对其给予高度的重视, 并定期检查该制度的落实情况, 以监督该制度的落实, 进而使绩效考核工资分配制度的作用得以较好地体现。
总而言之, 在进行基层医疗机构绩效考核工资分配的过程中, 只有加强对问题的分析研究, 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解决存在的问题, 才能使奖勤罚懒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更好地激发员工工作的积极性, 从而提高员工工作效率, 创造出更多的社会价值及经济价值。
摘要：基层医疗机构绩效考核工资分配制度的实施对有效进行员工工资分配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若未将该项工作充分落实到位, 就会对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以及工作效率都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 要更好地发挥出绩效考核工资分配的作用, 就要加强对其的分析研究, 以使工资分配的合理性得到加强。本文基层医疗机构绩效考核工资分配进行探讨, 以期对更好地实现基层医疗机构绩效考核工资分配的价值有一定帮助。
关键词：基层医疗机构,绩效考核,工资分配
参考文献
[1]顾时炎.基层医疗机构绩效工资分配公平性探讨[J].经济研究导刊, 2013, 18 (31) :51-52.
[2]盛静.基层医疗机构绩效考核工资分配的思考[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 2011, 25 (16) :170-171.
医疗资源分配权 篇8
建国初到20世纪80年代末, 我国公立医疗机构主要推行“财政养医”补偿机制, 并采取“大锅饭”分配制度。财政养医体制彰显政府对公立医疗机构的财政责任, 有利于维护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 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看病贵难题;但是“大锅饭”分配制度凸显政府对公立医疗机构的管理乏力, 不利于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 必然导致人民群众的看病难问题。
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 我国公立医疗机构主要推行“以药养医”补偿机制, 并采取“创收分成”的分配制度。以药养医补偿机制凸显政府对公立医疗机构的财政失责, 必然导致公立医疗机构以营业性取代公益性;创收分成必然导致诱导需求和过度医疗。在这种政府失灵的管理体制、政府失责的补偿机制和异化扭曲的激励制度下, 人民群众必然要承受看病难和看病贵的双重负担。
2009年3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2010年卫生部《关于卫生事业单位实施绩效考核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文件政策也相继出台。明确要求建立高效规范的医药机构运行机制, 明确各类人员岗位职责, 严格人员准入, 加强绩效考核, 建立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 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绩效管理制度本质上是新时期社会主义的新型分配制度, 比“大锅饭”分配制度和创收分成分配制度优越的多。因为“大锅饭”分配制度的本质是“干多干少一个样, 不干与干一个样, 干好干坏一个样”, 创收分成分配制度的本质是“多收多得, 少收少得, 不收不得”的, 导致推诿病人和诱导需求。而绩效管理制度的本质是“多劳多得, 少劳少得, 优劳优得, 劣劳劣得”, 所以激励效果是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多劳”和“优劳”。绩效管理制度是收入与绩效挂钩的分配制度和激励机制, 既可以规避“大锅饭”分配制度下的推诿病人, 也可以规避创收分成分配制度下的诱导需求, 有利于解决人民群众的看病难和看病贵难题。
二、实行绩效工资遇到的问题
绩效工资应该是以员工被聘上岗的工作岗位为主, 根据岗位技术含量、责任大小、风险程度和劳动量大小确定岗位价值, 在确定绩效工资总量的基础上, 根据个人所从事的岗位 (岗位价值) 结合员工个人的劳动贡献产出成果为依据支付的劳动报酬, 也就是每个人的绩效工资高低应该由员工所从事的岗位价值和个人贡献值两个关键因素决定, 前者是岗位评价出来的, 具有一定相对稳定性;后者是通过绩效考核确定的, 具有浮动性, 因此绩效工资应是一种具有浮动性的工资。
推行绩效工资的目的是在于通过建立各级岗位绩效评价体系, 每月定期依据岗位绩效考核标准评价员工个人做到多少, 做得怎么样, 实现每个人做得多少不一样、做得好坏不一样。然而目前部分基层卫生机构, 缺乏观念上的转变, 机械地将绩效工资按照个人档案工资级别套算绩效工资, 有的地方规定将绩效工资的70%作为基础性绩效工资, 按出勤支付, 有财政拨付;而另30%作为奖励性绩效工资, 由所在基层机构自筹解决。其结果导致很大部分人员产生自我满足感, 不用多干就可以拿到70%, 何必那么辛苦多看病人, 又承担医疗纠纷风险。这种心理引发一些员工不愿意多干、不愿意接诊病人尤其是有一定风险的病人、推诿病人的现象陆续展现出来。
其次是绩效总额问题, 根据《关于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的指导意见》文件要求, 实施绩效工资后, 基层医疗卫生单位不得在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外自行发放任何津贴或奖金, 不得突破核定的工资总量, 不得违反规定的程序和办法进行分配。也就是说, 年初核定工资总量后, 无论单位业务量多大, 业务收入多高, 工作人员的工资总量都不能增加。
此外, 医疗机构之间创造经济效益的竞争并没有成为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动力, 其中一大原因是过分强调创收的绩效考核制度。一些单位以实施绩效工资为名, 对科室和医生个人下达业务收入指标, 把按劳分配变成了按收分配, 医生的工资多得与其医疗经济收入直接挂钩, 形成了医生的绩效与创收结合额不合理的激励机制。对于相对固定而低廉的基本工资, 奖金成为医生薪酬的重要来源。医疗机构片面追求创收的激励机制与公益性相矛盾, 违背了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宗旨, 诱导了医生的逐利行为。部分医生在利益驱动下在医疗过程中违背职业道德, 导致不合理检查、不合理用药、不合理收费等严重问题。同时, 药品回扣等灰色收入成为部分医生收入的重要补充。
三、推行绩效分配应注意的问题
(一) 建立科学的岗位设置是合理分配绩效工资的基础
基层医疗机构之间规模相差很大, 在核定的岗位人数中, 普遍存在“一人多岗”或“一岗多人”的现象。在绩效工资内部分配中, 对一人多岗的现象就应该客观衡量不同岗位的工作量, 充分考虑本单位分工的平衡, 是建立科学分配制度的必要前提。
(二) 数量指标与质量指标的关系
一般来说考核时数量指标占分值略高些, 在科学设岗的基础上, 以完成平均工作量得基础分, 超过适当加分。为保证工作质量, 防止个别医务人员出现了过度追求经济利益而和社会效益、病人利益相背离的现象, 可以采用设定得分上限、分段递减得分等办法来防止业务人员过分追求工作数量的片面行为。质量指标一般作为扣分指标, 即没有发现违反评分标准的情况下, 应视为得满分。
(三) 不同岗位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
在设定岗位系数中, 根据工作重要性、承担风险程度不同等, 对承担业务工作与非业务工作岗位、主要业务岗位与次要岗位、领导班子与职工之间, 应根据承担的责任保持一定的分差, 以提高主要岗位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四) 关键指标筛选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
要坚持“成本核算”的原则, 努力控制医院运行成本, 建立医风医德考核制度。将民主评议行风活动、“三好一满意”等主题实践活动与常态化考核结合起来, 办公室负责对全体医护人员医风医德和规章制度遵守情况的监督, 考核内容可包括:服务态度、合理收费、合理治疗、拒收红包回扣等。禁止向科室下达创收指标, 药品收入不计入科室收入中, 有效地切断职工创收与绩效工资挂钩的链条。
四、总结
绩效工资源于企业的管理, 其应用宗旨是根据员工个人的工作情况和劳动效率按劳分配工资, 在基层医疗单位中引入该概念, 能够使基层医疗单位吸引人才, 确保内部人员的稳定性, 使基层医疗单位的竞争优势体现出来, 同时有利于医疗单位留住优秀的人才。绩效基层医疗机构应根据自身的经营现状和经营特点, 积极思考人事体制的改革措施, 从而便于将劳动分配体制和按需分配体制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使得在兼顾公平、绩效优先原则的基础上, 坚持走正确的核算成本方式, 将绩效工资出现的问题处理好。
参考文献
[1]张樊莉.浅谈公益二类医疗机构绩效工资改革的实践与思考.中国卫生产业, 2011 (35)
医疗资源分配权 篇9
1 新医改国家医疗投入、分配和公益性问题
钟南山两会发言:抛开医生搞医改会让医改变“改医”。
———《从医改…》:文章结合多个学科行业之先进理念跨学科复合型管理, 鼓励医生把代表前沿医学的创新应用和生产力结合国情开发建设起来。文章改革理念没有抛弃医生应有地位, 反之强化了医生擅长的职能, 把医生放在了理想合适的位置上, 而这应该是大多数医生所追求的理想愿景。
82%的医师认为: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系体制造成, 新型医疗改革已到迫切需要之地步。
钟南山:医患关系紧张主因是缺少沟通;排队3钟头看病3分钟, 医患关系怎么改善?
———在未来“智能医疗网络综合信息平台” (笔者倡导在此基础上改良蜕变为国家智能医疗网络) 多端口对简单医护知识进行公共教育和协助, 国家智能医疗网络多方向分流减压, 低中高端医疗单位均可获得快捷搭桥沟通服务机会。过程中有国家医疗网络智能匹配, 基层医疗抉择与全国分配, 这一问题可获得大幅改善。
钟南山:世界医生靠技术吃饭, 中国医生靠卖药吃饭。
———《从医改…》:文章在医疗体制改革方面凸显了医生对医疗技术的梦幻设想和应用开发, 新医改借鉴其他行业的多种先进模式, 医生不再靠卖药和多开设备检查吃饭, 利用提高生产力和医疗技术优势、增值服务获得合理收益, 还原医生应有的精英地位。
焦点访谈:改善医患关系重在治本。
———《从医改…》:文章理念在全民公益性、公开透明、照顾阶层、权益保护等方面都凸显了治本的理念, 具体新医改建设规划期待更多人才参与。中国应由政府拨款, 建立以“广覆盖、低成本”为原则的全民健康保障体系[2]。还有人强调, 卫生医疗领域要强化政府责任, 包括强化政府的筹资和分配功能以及政府全面干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的功能[3]。与之相对立, 一些学者主张以市场为主导, 认为医疗改革的最佳模式应是由政府负责筹措基金, 而医疗服务的提供则应尽量由管理有序的市场竞争来完成[6]。笔者认为, 关于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的争论多是站在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医改问题的。
钟南山强调如今中国的医生差的不是技术, 而是医德, 是为患者服务的意识。
———我们相信大多数医生都是很优秀的, 医患双方都是现行医疗体制中的受害者。好的医疗体制应该能够体现出“挖掘机一样的生产力”“高速公路一样的全国分配”“阿里巴巴一样的信息与资源共享”“富士康一样的精度与产量并存”。新医疗体制能够体现代表这些先进模式, 医患矛盾或可以厘清很多了。
钟南山认为, 我国医改进程路上, 医疗保障尤其是优质的医疗资源要切实覆盖到基层去, 光靠走一步算一步, 遇到问题才拍脑袋想对策, 这样的思路不对, 还应该有提前规划与预知的考量思路。
———经国家智能医疗网络智能引导匹配, 基层医疗抉择与全国分配, 以及将来的中、大型专业枢纽医院择优建设, 给高效利用高端医疗资源提供了可行性模式。在枢纽医院资源使用率、规模化成本降低, 病患平均医护费用大幅减少等方面尽量靠往社会满意的方向。
钟南山:医生3/4真实收入来自患者。
———医疗单位应学习现代产业集合与分工模式, 大规模综合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那么病患的平均医疗费用将大幅降低, 更接近社会阶层承受能力。生产力提高成本大幅降低自然也会出现很多帮扶机制帮助那些负担重的病患, 这一问题的压力也大为减轻了。
医院公益性才是解医患关系的根本。
———文章请求医疗界以长远目光看待简单医护知识公共教育普及的优越之处, 国家智能医疗网络亲民引导, 基层医疗给予基本医疗检查和健康顾问、全国抉择分配。这些就是基本的公益性。而中高端医疗专业枢纽医院在“疗效”“成本”“效率”“医护增值服务”等方面做到“令人惊讶的优秀”也是最好的公益性了!
新医改国家医疗投入、分配和公益性问题?
———医疗体系和组织结构优化完善后, 国家对医疗公益投入可更精准到位, 靶向高效使用, 更倾向于慈善化。一个漏洞和缺陷遍布的医疗体系, 自身运转也步履蹒跚。对发展医疗公益性其实是不利的。文章旨在建设一个自身毛病少优点多的优秀医疗体系。未来新医疗体系低、中、高层医疗单位企业能够择优发展, 积极解决大部分医改难题, 今后国家在医疗管理方面会轻松许多。健康精干的新医疗体系可更清晰呈现哪些医疗投入是重点, 哪些医疗建设工作较迫切, 哪些医护投入是高增值的?国家可腾出更多资源分配往慈善化方向适当资助因经济原因无法获得良好就医的病患国民以及全国未成年人医疗福利投入等。
2 按照疾病治疗效果和效率、成本等全国自由分配
钟南山:“五年医改没有明显突破”“为什么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能做得到, 而中国做不到呢?”
———面对13亿人口以及各种庞繁支出政府也是一位“穷人”做不到可能也有深层原因。新医改可另辟思维绕开这一难啃骨头, 应用新理念和新技术对体制内的主、支干道进行创新改革, 可获得飞跃性进步, 这在其他一些行业已经得到证明。
钟南山:医改得解决看病贵看病难, 改善医患关系。
———与《从医改…》:在其他行业生产力过剩, 使用者地位与话语权不断提高背景下, 医疗行业越来越凸显了其体制和制度落后 (高昂的成本、低效率、工段式医疗、沟通错位、家庭与社区层级医疗护理协助缺失、医疗与病患之间壁垒、医护细分市场缺乏有效开发) 是目前医疗业主要的一些缺陷。这或许有医疗资源不充沛等许多因素, 但还是有很多方面可以去改善。如普及公共医疗卫生知识让13亿人口珍爱自己身体, 从源头遏止很多健康伤害。这就是最省钱最节约资源的医疗。建设专家型公民、专家型社会文化是最为长远有效的治国方略之一。
钟南山说:注重社区医疗, 大医院病人少, 医改才成功。“只要社区医疗推进得好, 大医院的病人肯定会越来越少, 大医院可以腾出精力研究一些疑难病症。”他表示, 这是医疗资源结构不合理, 或者扭曲造成的。看病难是到大医院看病难, 看病贵是看大病贵!在西方发达国家, 80%的疾病在社区医院解决。
钟南山:医改的目标———金字塔式的医疗网
———《从医改…》文章提倡全国建设对简单医护知识进行公共教育和协助的理念, 以及基层医疗做“家庭医生”职能方面的基本治疗护理和健康顾问, 可把简单治疗和日常护理即痊愈的常见中小疾病消化在乡村卫生站、社区门诊和小型医院之下。中重大疾病、疑难杂症、需长久护理和特种护理的病患通过“国家智能医疗网络”智能匹配以及基层医务人员诊断抉择全国分配, 把确实需要专业治疗的病患高度靶向的安排送往各处中、大型专业高端枢纽医院机构, 这正符合金字塔式的医疗结构网络。社区卫生组织是基层卫生医疗服务的平台, 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和管理模式。我国政府提出建立城镇社区卫生组织的指导意见, 但如何发展仍在探索之中。有学者提出, 要转变社区卫生服务模式, 推行家庭医生等上门服务方式, 使社区卫生组织逐步成为“健康守门人”[6]。
钟南山谈医患问题感叹:医患若对立谁还愿学医。
———未来的国家智能医疗网络引导下有序对现行医疗陈旧体系更新和清理, 展现一个明朗高效有序的新医疗体系, 医生将来仍然是一个热门的精英职业。新医改参考阿里巴巴公司对以前商业环境改革, 在国家智能医疗网络战略管理规划引导下一些过时的医疗配置系统和单位可在比较祥和气氛中一步步变革到新一代医疗体系中。
钟南山:我国医疗系统好比金字塔“塔体”不够稳固。
———通过运用多个行业最成熟有效模式融合创新, 医疗金字塔的底层和上层建立了密集良性沟通渠道, 今后的医疗金字塔可以做到一个密实的整体。《从医改…》文章理念正是充分发挥了各个医疗阶层应承担的作用和长处, 而且不是以牺牲代价来承担。将来基层医生兼具“家庭医生”与支配全国所有枢纽医院分配流通权力, 借鉴现代物流全国分配理念可让基层医生拥有强大的间接工作能力与成就感, 保障了基层医疗人员真正相应的发挥空间, 将来基层医疗人员能够在工作中获取综合幸福感, 国家医疗体系塔体自然可以稳固。
理想的医疗保障制度应该既管大病又管小病, 但在目前有限的卫生资源条件下, 这一点还做不到。因此, 选择重点保大病还是保小病的问题就提出来了, 专家和学者对此持有不同观点[6]。在上交国务院的9套医改方案中, 北大、国研中心和卫生部等机构均支持“保小病”, 即保“基本医疗”。他们认为, 基于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 由政府主导的保障只能优先解决常见病和多发病问题, 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尽可能创造条件, 解决更多人的医疗服务需求。
3 满足个体化普遍性的日常健康护理需求
钟南山说, 发展社区医疗要实现“早防早诊早治”的目标。未来的医改最要害的是建立和健全社区医疗。
———文章提倡医疗界应普及简单医护知识, 对治疗护理优化方案进行公共义务教育智能引导。基层医疗提供廉价基本医护和顾问式协助, 建设“windows智能引导结构医疗网络综合信息平台”于亿万家庭中24小时免费展现“家庭医生”顾问式协助和钟南山院士提出的“早防早诊早治”的目标有着相同的理念和理想。有弊端和难题可以集思广益解决, 有好的构思和设计就运用起来。医疗界引进其他行业顶尖人才和系统复合型管理是将来发展道路。国民健康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只用专业医学管理显得捉襟见肘, 医疗界需要大力发展公共综合战略型管理。目前医疗界只打陆地战, 而不打陆海空一体战, 岂能不累?
———国民各个年龄段普遍性的健康护理需求可在“智能医疗网络综合信息平台”上针对性智能导展出来。按照合理医学年龄划分他 (她) 们每个年龄阶段的普遍健康护理需求是有所不同的。国家智能医疗网络智能导展出其每个医学年龄阶段的普遍健康护理需求与协助。一些优质健康需求品、服务等的增值性商机可以适时导展, 以公益性为前提的导展, 必要性的医护购买和服务需求可快速高度靶向双方搭桥沟通合理交易。总体而言是一个国民社会双赢的良好局面。
很多疾病在病患到医院求助之时已处在中晚期, 很棘手。现今医疗界在免费家庭医生顾问等形式的增值性服务方面做得并不及格。今后成熟完善的“智能医疗网络综合信息平台”在疾病的早期和极早期在预防、预警、早期检查和日常护理方面提供免费家庭顾问形式服务, 可以在更早源头遏止疾病严重化, 这是理想的医疗愿景于民于国有利。“智能医疗网络综合信息平台”需要做到足够完美、亲民、智能傻瓜化、细心周到、想之所想、导之所需。
4 医改共同面对之难题及建设展望
钟南山:作为一个公众对医改的评价, 主要是看:一是“看病贵, 看病难”是否有效解决了;二是医患关系紧张的医疗环境是否改善了;三是作为医改主力军的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是否真正调动起来了。用这三条标准来衡量, 目前的医改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 其症结在哪里?
———《从医改…》文章在医改主干道上做了创新改革。医改支干道上的效率和成本做了大幅度优化, 也把病患、医生、医院和国家的利益都有考虑顾及到。如能实现新医疗改革或可帮助到上述三大难题。首先, 应该承认, 现在总体来看存在城市和农村两大经济板块, 城乡差距依然存在。其次, 应该看到, 现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东部、中部、西部这种梯度发展的态势很明显;在东部地区, 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 城乡已经融为一体;在中西部地区, 城乡差距依然显著。笔者提倡的新医改具有多种医疗建设模式与可灵活组合型, 鼓励农村卫生基层医疗联网自下而上全国分配。新医改是适合农村医疗建设的, 只是肯定没有城市医疗建设丰富齐全, 全国自由分配恰恰解决了这一老大难题。认真细致、智能傻瓜化的医疗护理公共教育是农村医疗建设的百年大计。组建一家几千人的国家智能医疗网络即可相似于全国几十万基层医护人员科普效果。智能医疗网络可以即时修改更新可以24小时在线, 可以智能引导和地区差异化, 可医患全国联网智能搭桥沟通。更多构想在《从医改…》文章里。将来建设的国家智能医疗网络跟国家央视一样依靠增值服务获得运营收入, 无须国家政府更多投入。
钟南山认为, 医改改不下去的症结不仅是政府投入不足, 主要是尊重生命的理念没有形成, 医院公益性的问题没有解决。“现在的公益性医院都在实行着民营性的操作, 首先都要想办法养活自己。”
———“智能医疗网络综合信息平台”本着公益为核心理念展开医疗体系运作给予全国13亿人口基本医护教育和协助, 再运用多种行业先进理念给医疗体系注入“石油与润滑油”让整个医疗系统高效运转起来。医疗企业可获得提效、降本、增 (效) 益、精准分流与高效生产带来的较高收入, 因而医疗企业也可在政府投入不足情况下展现生机勃勃。医院和医疗职工轻松幸福之后自然会为病患设身处地着想。
“看病贵, 看病难”, 集中发生在大医院。在大医院看病检查多、处方大, 因而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也在大医院。排队长, 看病短, 沟通少, 医患信任难改善。
———《从医改…》文章新医改国家医疗网络“智能医疗网络综合信息平台”以免费家庭顾问形式帮扶家庭基本健康护理, 基层诊所、卫生站以平价提供基本医护方面专业协助。国家智能医疗网络立体管理在精确导流、精准分类医疗、高度靶向指导, 大医院产业分整合处改善在提效、降本、增 (效) 益等方面进步明显。盲目往大医院分配的轻缓病患明显减少, 大型医院在专业规模治疗方面显现优势。基于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和综合降低成本、更深入专业医护等, 上述弊端大幅减少, 医院和医师不会无视病患的尴尬与苦楚, 以后无需在个体病患上加大创收来源。此也是自下而上依靠复合型管理建设“大型专业枢纽医院”“专业特色枢纽医院”的基本路径和来由。
“医改走到今天有点走不下去了, 这当中有好几个标志:改了这么多年, 看病贵看病难、医患关系、医护人员积极性等问题基本没有解决。”钟南山说:“这绝对不是一般的问题, 是体制上的问题。”他指出, “医疗体制没有一个根本的改革, 医生的劳动价值没有合理体现, 没有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医患矛盾越来越大, 这并不奇怪。现在的公立医院要养活自己, 就必须增加门诊量, 一个医生一天看五六十个病人, 医生基本上没有和病人沟通的时间和空间, 怎么可能关系好?”
———《从医改…》文章尝试在新的不同角度对现有医疗体制做出改革创新, 在提效、降本、增 (效) 益、靶向导流就医等方面进步明显。医生创收不会因此减少, 全体医生劳动强度和面临种种尴尬处境也大为改善, 展现了其优越性。新医改尽量不会伤害到各阶层利益, 大多数时候都可进行自然而然之改革。在开发深入医疗细分市场方面有所建树, 为医疗企业开发新创收领域提供了更加广泛的空间。使用国家智能医疗网络把基本医护知识大幅透明和公开化让医护健康常识成为13亿人生活的一部分, 医生只做最擅长的医护工作。主动培养专家型公民是解决全社会医疗困境长远之道。交警不普法, 增加十倍交警也干不下去。为何这一简单共识没有在医疗界形成?医疗职员无须担心失业, 很多增值性医疗服务和细分医护市场等待开发。
5 关于医改是否需要市场化讨论:医疗界要“真市场”不要“假市场”
笔者认为, 医疗改革市场化言论需要探讨的是“真市场”和“假市场”的性质与区别, 而不是反对引领全球大步发展的“真市场”。“真市场”是众多科学技术与科学管理高效融合, 也是人类社会优秀智慧集成之表现。医疗行业需要在真市场环境出现类似格力电器那样在“科技、效率、成本、生产力、新型公共责任”等方面都领先的大型专业枢纽医院和特色专业枢纽医院。国家公共资源在一个高效成熟真市场体系里, 可更轻松靶向把资源投到真正需要的刀刃上, 管理起来省心省力。合适医疗行业的创新市场理念当然有, 互联网应用、现代物流理念、主动教学模式、智能自助模式等简单受欢迎的民间模式是新医疗改革研究的重点, 跨行业、跨学科、复合型管理是将来医疗界的发展方向。医疗界应坦诚“无力阻止因衰老而产生附带的一些疾病等”, 余下可以做的工作就很清晰了。
“假市场”是以不透明、不对等、不开放、欺诈隐瞒对待消费群体获得不合理收入, 其优点和亮点更是无从谈起。消费群体是不满和愤怒的, 我们请医疗界认真甄别。另外, 基层医疗职员没有获得往上分配病患, 起到“家庭医生”与支配全国所有枢纽医院分配流通的权力, 也没有与之挂钩的基数收入和成就感。基层医疗没有获得合理利用实际被抛弃之现实, 是当今医疗政策局部三方全输的局面。让基层医生兼具“家庭医生”与全国分配是本文医改的重点和亮点之一。
6 大型专业枢纽医院建设成本和运营问题
———大型专业枢纽医院跨区建设“包袱”问题?
建设成的大型专业枢纽医院日后将可大流量和规模接待病患。病患的交通住宿、饮食和日常花费还有医疗职员广泛消费力将推动当地经济, 可以成为地方政府愿意接纳之项目。
———大型专业枢纽医院建设成本和运营问题
未来建设的大型专业枢纽医院疾病专业治疗能力强大高效, 可大规模接纳范围病患。大基数平价医疗费用和增值性医疗服务费可让枢纽医院盈亏平衡, 政府投入不足可适当让风险投资参与, 风险投资可获得盈利低但较长期稳定收益。类似国家大型基建投资, 收益低但有保障。政府做担保可让风险投资机构更放心投资, 将来政府也可回购。
———全民医保支付问题
在网络化支付日趋成熟的今天, 只要政府有决心, 医保全国联网支付可以解决的, 这一瓶颈的成功解决对国民和政府长远有直接和间接好处。主要是枢纽医院可以大幅降低医疗成本, 医保支付也会减少。成本大幅降低几乎是所有领域终极目标之一。诺基亚把3000元的基本功能手机做成最后300元价格, 全国手机普及率就自然的完成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医疗界要把这一简单道理系统做出来就是伟大使命。在此基础上再增加医护附加值。
现今的高端综合医院的设置看似很齐全, 其实在深入专业化和系统生产力配置方面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方向。这些建设比较适合在基层门诊和中小型医院当中, 他们属于基本治疗护理和疾病初期筛选的亲民医疗机构。而今社会已鲜少有木匠铁匠这类职业, 他们早已深入分工到系统产业化当中, 现今铁制品和家具供应越趋丰富证明他们产业分工道路是符合方向的。13亿人口不停盲目追逐主任级别以上医生的非理性模式, 对双方而言都是灾难性的。
7 专业枢纽医院便于流程优化安排, 专业枢纽医院的优势
专业枢纽医院便于流程优化安排;设备高效系统化配置;场所高度方案化设计;规模与流量的“医护生产力”;优质医护与降低成本并存;医护增值性服务理想化设计。
———疾病治疗与护理不能等同大规模生产。但很多医疗和护理工作确实可以大幅深入优化和提升。可以做到快速流程优化、高深方案和规模化配置。流程优化如统一消毒、更换个人护理用品、衣物、污物统一清理、统一护理饮食、活动, 专业护具和活动设施规模提供人性化设置。统一快速体检, 统一监视、观察、检测、预警病情等。医疗设备和配套可高效系统化, 建筑场所设施方案最优化设计, 手术和护理等也可以设置更专业、高效快捷和贴切往更好的医护方向发展。增值性服务可往“医护深入与细微型”、“日常医护传播教学型”、“理疗健身辅助型”、“医护养老型”、“医护度假型”等方面发展。增值性服务尽量往公益性上靠, 需收费的项目给予病患超性价比体会。
(1) 老年病为主的大中型专业枢纽医院:一个全身防护的护理工可以数个小时内不脱防护服, 持续为数十位卧床老者做清洁工作服务, 快速而安全。一组10人左右合理分工的护理班外加各种辅助设备和设施, 可以照顾超过100位或以上卧床老者之日常需求和医护助理。这仅仅是此类大型专业枢纽医院一些小亮点, 枢纽医院所有设备和设施全部围绕专业范围内疾病治疗护理展开, 综合效果在不断深化建设中获得很大提高。 (2) 烧伤和大面积皮外伤无菌型专业枢纽医院:专业枢纽医院可以把整个医院设置为无菌区, 各种无菌医疗设备和设施系统化高效配置, 可获得接待和治疗的病患能力远超普通医院科目室, 疗效和成本降低也更加明显。很多治疗项目都可以大幅度优化, 做到目前普通医院远无法匹及的专业综合能力。
8 新医改金字塔医疗体系链建设补充构想
对未来以物流联网分配理念与“高效平价大型网络枢纽医院”联网的乡村卫生站、社区诊所和小型医院实行类似交通法规的扣分制度或者公平考核制度。对不负责任、不认真的基层医疗工作负责人实行扣分制度, 被扣满分的执业医师, 需要重新考核、重新培训。相信这些制度会对其产生较大的责任约束。
社区诊所和小型医院、乡村卫生站与枢纽医院病患交通运载问题:国家交通建设已越趋发达, 人们已可以自主选择很多合适的交通工具。今后在社区诊所、小型医院、乡村卫生站与枢纽医院之间还可发展一些民营公司救护车和舒适完善的救护大巴, 市场与行政手段相结合解决问题。
社区诊所、小型医院、乡村卫生站尽最大能力在当地解决病患疾病医护问题, 如果能力以外将按照疾病治疗整体效果、医护专业实力、成本控制、效率、医护增值性服务和其他独特优势等进行全国自由分配。专业枢纽医院发现被送来的病患属于另一专业范围的疾病, 只须在国家智能医疗网络里面重新按流程分配到另一家合适的专业枢纽医院即可。
关于全国药店未来发展方向:药店是在有需求情况下产生的便民市场行为。未来国家智能医疗网络的建设提供医疗护理公共教育和顾问式协助。基层医疗单位也可获得良好发展空间, 对于全国药店具有促进良性繁荣发展, 提供真正合适病患药品和用品的机遇。药店会主动配合国家智能医疗网络末端延伸提供病患需要的各种需求品和服务。
以社会实际需求而建设一些“体检与检查”医疗检查枢纽中心, 弥补社区门诊、小型医院、乡村卫生站与枢纽医院间存在的真空地带, 也可满足日益增加的个人体检需求市场, 检查数据可录入联网的“国民个人健康账户”中。按照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大幅度降低成本。对于欠发达地区和特殊区域, 国家可考虑非盈利性或者半盈利性建设。
9 建设“智能医疗网络综合信息平台”国家智能医疗网络优点和未来展望
建设“智能医疗网络综合信息平台”国家智能医疗网络另一大优点和好处。
———未来很多实用高效、操作简单、成本低廉的治疗和护理方案, 以免费形式传播给13亿国民, 国家智能医疗网络24小时在线提供展示协助。相信届时会有很多经验丰富的医生跃跃欲试把多年总结的优化治疗方案、优化护理方案提供到国家智能医疗网络的专业评估部门, 同时还有基层医疗的医生提供必要性医护协助和健康顾问服务。将来这方面的贡献要比开发很多新医疗成果却又被束之高阁要好很多了。
促进医疗体系自然择优法则。
世界很多成功优秀的体系制度证明, 优秀单位体系会自然抵制与排斥落后低效或者可能导致失败的行为, 其会积极的引进高效先进对体系长远生存发展有利的任何建设想法。我们力求在整个医疗改革建设方面引进这样的综合体系, 让医疗体系的低、中、高层能够自主择优改创新改进, 形成如前进滑轮追赶竞争态势。此氛围下现如今种种不良的医疗内外部现象和弊端会给优秀体系单位在择优竞争中慢慢抛弃。笔者倡导建设的“智能医疗网络综合信息平台”也起到了从医疗底层往上推动医疗事业发展的良性促进机制。文章请求医疗界以长远目光看待基本医护知识公共教育普及、协助和透明化, 医疗网络智能引导和主动教学让普通国民基本医护知识普及率大为提高。基层医疗机构把病患高度靶向分配往各专业枢纽医院, 各枢纽医院专业医护水平、综合效率、综合成本、增值性服务和设施配套等方面必须超越基层医疗机构水平方为合格, 从而形成一个自下而上良性促进的医疗进步体系。
1 0 全国枢纽医院建设模式和新医疗体系规划构想
综合以上剖析思考, 未来多类型枢纽医院在全国的规划和建设, 由国家现今医学单位以及其他有能力的单位和人才参与。根据“国家战略医疗建设需求”“地区建设发展”“医学需要与社会需求”“医护细分与深入需求”“跨学科综合医护延伸”等建设诸多类型枢纽医院和专业枢纽医院。全国建设毋须单一模式, 模式是灵活与可组合型的。可以是建设大型独立专业枢纽医院和各类特色中小型专业枢纽医院。也可把N个专业枢纽医院整合为一个大型高效综合枢纽医院, 还可在区域中心集中建设枢纽医院产业群。医疗基层下面的乡村卫生站、社区诊所和区域小型医院借鉴现代物流理念高度靶向分配, 国家智能医疗网络作为顶层战略管理全局规划、立体协调总部和巨量信息处理传输中枢服务于全国所有医疗机构和13亿人口。构建一个相对完善的国家医疗流通分配网络体系, 也是一个有活力互相促进与发展的高效金字塔医疗体系。
新医改体系化复杂为简单, 把新医疗体系划分为三大模块 (也称三角形医疗模块) 。模块内部可以灵活组合变革, 模块与模块之间可无穷创新发展, 展现出现代管理与科技创新之美!
———将来整个新医疗体系就划分为三大模块:枢纽医院模块、基层医疗模块、国家医疗网络模块。如此管理划分后各自模块内部改革工作就变得清晰明确。模块内部如何分配分布资源;科学高效组合;提高医患国家共赢的综合能力;怎样除陈革新;与另两大模块高效配合?全国医改工作因此而责任划分明确, 工作目标简单清晰。
新医疗类似医疗高速公路流通与分配体系, 可与现行医疗体系并存繁荣形成高低搭配的互补综合体系, 共促医疗事业的升华与发展。
新医疗类似医疗高速公路流通与分配体系, 也是现行医疗体制升华与深入发展的硕果。传统医疗秩序的优秀部分不会被冲垮。为适应不同国民需求与求助渠道, 仍然有很大的发展与变革空间。传统医疗逐渐变革为低搭配 (普通公路) 与之对应的新医疗高搭配 (高速公路) 在医疗事业中发挥各自长处, 共促医疗事业的升华与发展。所有一切建设都以符合国家医疗事业和社会发展为中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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