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检视

问题检视（精选12篇）

问题检视 篇1

1 大学生就业中存在的问题

1.1 面临结构性就业的难题

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做好201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中指出, 当前, 国内经济基础还不够稳固, 全社会宏观就业压力增大。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699万人, 比2012年增加19万人, 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更加复杂严峻。多数新增大学生的就业岗位层次下降, 薪酬、福利也随之减少, 而非正规就业的岗位比重不断增加, 真正适合大学生就业的高端服务业岗位却严重不足。政府开发的公益性岗位偏少, 就业岗位的供给与经济的增长没有同步发展。

1.2 就业歧视

“就业歧视可以划分为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学历歧视、相貌歧视、地域歧视、户口歧视、履历歧视、工作经验歧视、健康歧视、身份歧视、身高歧视、血型歧视、姓氏歧视等”[1]。针对大学生的就业歧视除了一般的性别、相貌、身体、户籍等歧视外, 还存在诸如学历、经验、校别等歧视。除依据知识、能力、素质等因素的区别对待外, 其他不正当的差别对待都构成了就业歧视。据中央电视台发布的2006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有74%的求职者遭遇过就业歧视。在接受调查的111家企业中, 51%的企业曾因性别、年龄、相貌、地域等因素拒绝过应聘者, 如果有歧视, 75%的企业不会告诉求职者真实的原因[2]。另据2008年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会公布的《首都高校毕业生就业维权状况调查报告》显示, 在北京地区14所高校进行的调查中, 31.67%的学生遭遇过相貌歧视, 28.61%的学生遭遇过学历歧视, 21.39%的学生遭遇过身高歧视, 其中性别歧视比例最高, 77.60%的女生表示有过性别歧视经历[3]。

1.3 待就业的大学生数量攀升

“有业不就”和“无业可就”两种情况同时存在, 离校待就业的大学生数量呈上升趋势。一种情况是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 部分专业的大学生无业可就;另一种情况是大学生在就业地域、工作单位、福利待遇等方面期望值过高, 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和要求, 部分大学生有业不就。值得注意的是, 在大学生毕业数量每年大幅度增长的同时, “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已经出现, 且人数越来越多。

1.4 部分大学生的能力和学识难以适应社会要求

大学毕业生的职业能力与社会实际状况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在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窘境是:一方面, 技能劳动者供不应求, 有些行业甚至出现严重短缺现象;另一方面, 大学生及其家长一直在抱怨就业太难。

1.5 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压力逐步加大

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处于高峰期, 全国就业供大于求的局面在数年内难以得到根本改变。今后几年, 每年需要安排就业的人员约为2 500万人, 而可新增就业人员约1 100万人, 因此每年约有1 400万人无法充分就业。在此背景下,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显得愈发突出。

2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成因

学界对我国大学生就业中存在问题的成因众说纷纭。如中国人民大学郑功成教授认为:“从宏观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 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在扩大, 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必然使就业环境差异扩大化, 大学生择业的空间也就受到了相应的限制, 结果必然导致就业的不均衡。从体制来看, 高等院校扩大招生规模并没有错, 但未能有效地调整教育体制、专业结构和突出能力培养, 也直接妨碍了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家庭与学生个人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就业困难。”他还提出:“就业市场不规范是瓶颈, 维护公平竞争才是根本。”[4]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认为:“大学生就业难反映出4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社会的就业岗位不够充分;二是就业的服务系统还有待完善;三是大学生的就业意识和观念需要改变;四是我国培养的人才和社会需求还不够对口, 适应性不强。”[5]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认为:“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产生有各种原因, 可以概括为:第一是就业机会缺乏, 这是主要的大局问题;第二是用人制度不健全, 尤其是行政机构、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 要改进用人制度, 强化能者优先、发展优先的原则, 使各单位都具有为了发展而使用能者的动力, 排除非能力因素的干扰, 这两个原因都与政府有关。”[6]中国人民大学政府管理与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唐钧认为:“大学生就业难成为反常的社会困境, 主要症结在于内外两方面:高等教育体制缺乏与就业市场紧密对接的机制, 而就业市场又缺乏有效的政府行为。”[7]

综前所述, 对大学生就业难原因的不同观点主要有3种:第一, 将大学生就业难归因于高校的盲目扩招;第二, 大学生就业难是我国经济结构的现实写照与必然结果。由于我国的产业结构未能及时调整, 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有很大比重, 对低端人才需求旺盛, 学历较低者容易就业, 而对较高层次人才需求不旺盛, 较高学历者反而难以就业;第三, 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主要归因于政府的政策不完善, 表现为政府非但没有解决就业难问题的方案, 反而将就业工作的责任完全推给市场等。笔者认为, 就目前而言, 大学生就业难主要原因为结构性就业困难、体制性就业困难和摩擦性就业困难。

2.1 结构性就业困难

结构性就业困难指由于劳动力地区性结构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变化导致劳动力供求的内部结构失衡而出现的失业现象[8]。大学生就业的结构性就业困难主要表现为:一是地域结构性困难。从大学生就业地域分布来看, 东部沿海城市、省会等中心城市就业压力较大, 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则相对较小。同时, 城市和农村也存在严重的地域结构性困难;二是专业结构就业困难。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专业如计算机、财会以及一些理工科的专业就业较好, 而人文社科类如哲学、法学等专业就业困难;三是学历层次结构性困难。研究生、本科生就业情况较好, 而高职高专就业受限。对于生源而言, 来自“985”工程、“211”工程的重点大学毕业生较省级地方高校的毕业生就业好;四是性别就业困难。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经济利益的驱动, 女性比男性就业困难;五是观念性结构困难。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 大学生“天之骄子”的头衔被换上“普通劳动者”的标签, 大学生的就业期望值与现今工作环境出现强烈反差。

2.2 体制性就业困难

体制性就业困难指由于劳动力市场相关制度的不完善而引起的失业现象。目前大学毕业生中体制性就业困难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区域、职业分割以及经验分割, 社会保障制度、户籍管理制度与就业市场的冲突等。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阻碍了大学生在农村就业;地区分割不仅不利于普通高校毕业生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 也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市场调节, 为一些就业“寻租”创造了条件;职业分割影响大学生的初次就业率, 阻碍人才培养的全面化, 不利于人才之间的相互转化。同时, 全国缺乏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相对齐全, 而非国有企业和其他单位迟迟未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这不仅阻碍了不同性质单位人才的流动, 也影响了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选择。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相互作用, 阻碍人才的合理流动。

2.3 摩擦性就业困难

摩擦性就业困难一般指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充分或者不对称, 导致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时出现就业困难的现象。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堵塞, 大学生获得的信息以及用人单位所拥有的信息都出现不对称现象, 从而影响大学毕业生的充分就业。

值得一提的是, 影响我国大学生就业的原因错综复杂, 除了诸如劳动力市场不完善 (失灵) 、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科技进步、城市化等一般性影响因素, 即导致就业问题出现的普遍因素外, 还包括特殊性影响因素, 即导致大学生就业问题出现的特有因素和教育行业的特殊性影响因素。例如:我国国有企业改革, 我国特定的劳动力市场, 社会总就业形势紧张和劳动力市场严重分隔, 高等教育快速实现大众化, 毕业生就业市场化等。这些都是我们必须直视的问题, 要采取多元措施予以应对破解。

摘要：就业乃民生之本、安国之策。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 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前提是理性考量存在的问题, 结合实情梳理成因, 以期寻求破解难题之道。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就业歧视,结构性就业

参考文献

[1]娄耀雄.我国“就业歧视”的法理分析及对策[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 2004, 6 (3) :63-67.

[2]刘增辉.就业歧视, 大学生心中永远的痛[J].教育与职业, 2007 (1) :33-35.

[3]尹玲珑.大学生就业调查:近八成女生求职遭歧视[N].北京青年报, 2008-05-13.

[4]李慧.理性看待大学生就业难[N].光明日报, 2007-01-17.

[5]杨凯.大学生培养也要“适销对路”[N].人民日报, 2008-03-11.

[6]林海.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谈大学生就业[EB/OL].http://2008.163.com/08/0306/23/46D07E6800742437.html.

[7]唐钧.大学生就业难是反常的社会困境[N].广州日报, 2006-06-19.

[8]宋其超.失业及其治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问题检视 篇2

(一)思想建设方面一是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核心要义、丰富内涵理解还不够，对其内涵把握不够深刻。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使命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没有把初心与自己的行动有效地结合起来，在落实具体工作的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充分地去考虑破解之道，思想上存在懈怠情绪。二是理论学习不够深入，学习的主动性、广泛性、系统性不强，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会出现消极情绪,缺乏抓主要矛盾,解决关键问题的勇气，根本原因就是内心深处没有紧抓初心。

(二)政治建设方面

一是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深不实，缺乏学深学透的韧劲，自觉学习主动性不强，没有做到持之以恒地系统性学习，学习质量有待提高。二是把学习成果用于指导实际工作的意识和能力还不够强，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存在“两层皮”问题。现在科研工作面对很多困难，工作开展被动，还需要进一步改进方式方法，加强与上级领导、与分管部门的沟通。

(三)作风建设方面一是在勇于担当作为方面缺乏闯劲和拼劲，闯劲不足，缺少拼搏精神，对待工作有时不够主动、积极，等到问题的出现再想办法解决，工作没有前瞻性，有很多的工作都是想做又不敢做，畏畏缩缩，缺乏果断和胆量。二是工作中没有忧患意识，随着内部、外部各项管理工作越来越严、越来越细，有怕犯错误，求保守的思想意识，开拓创新精神不足。在自己认为不重要的事项上，有得过且过的思想倾向，未把工作做实、做深、做细，担当意识有所弱化。

(四)能力建设方面一是与班子成员交流沟通不够。科研工作目前开展难度很大,班子领导对我的工作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但是从与领导们的沟通和交流中，能够感觉到部分领导对公司科研工作还是不理解和质疑的。作为业务分管领导，在公司领导层面对科技创新政策的宣传不够经常，对科技创新驱动企业发展、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阐述不够，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政策宣传。二是要加强深入基层员工调研。这次去基层调研,我发现基层员工有很多技术方面的创新想法，但是往往是因为无从下手，或者是“精力”有限而放弃或忽视掉。我认为自己在向基层灌输科技创新意识、技术创新思路、技术创新激励制度方面还有欠缺，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领导岗位优势来传递信息，未能有效调动起公司员工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问题检视 篇3

关键词：人民陪审员；事实认定；价值

一、导言

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出，要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为落实《决定》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部署，2015年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印发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的通知中规定，逐步探索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富有社会阅历、了解社情民意的优势，提高人民法院裁判的社会认可度。2015年5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又印发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人民陪审员的参审职能作出了进一步的具体规定。《办法》规定，人民陪审员应当全程参与合议庭评议，并就案件事实认定问题独立发表意见并进行表决。人民陪审员还可以对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发表意见，但不参与表决。据此，我国改变了长期以来将人民陪审员的职能定位成与法官在案件裁判中享有“同等权利”的法律规定，人民陪审员只参与审理案件的事实认定问题。

二、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的价值分析

《决定》关于我国人民陪审员只参与案件的事实认定的职能定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人民陪审员只参与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第一，树立司法权威，维护审判独立。当前，各种社会矛盾纠纷日趋复杂，化解难度越来越大，人民法院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和汗水，但是仍然面临着司法公信力减弱和司法权威不足的问题。究其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由于人民群众不了解司法，对司法信息掌握不全面，缺少法治理性，容易受一些负面信息的影响而作出不客观的评价。这时，如果让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势必会因过度强调人民陪审员制度对司法民主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了司法的专业性和权威性，进而影响司法审判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并且，赋予人民陪审员与法官在案件裁判中享有“同等权利”，是否意味着也要赋予人民陪审员对法律文书的制作权呢？这显然是不符合司法实践的，同时也有损司法独立。因此，人民陪审员不参与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这样才能有效地发挥人民陪审员协助法官办案的作用，避免在合议庭内部出现多数人民陪审员左右少数法官的现象。并且，建立在人民陪审员参与的对案件事实最终认定基础上的法律裁判结果也更容易为当事人所接受，这既保障了人民陪审员对法律的监督作用，同时又不干扰法官的独立审判，体现审判权行使的专一性，有助于树立司法权威，维护审判独立。

第二，提高诉讼效率和案件的审判质量。最大限度地提高诉讼效率，是评价和确立某项司法制度的重要价值基础。提高诉讼效率的基础是诉讼成本的节俭与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其内涵之一在于诉讼职权的合理配置。《决定》提出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这是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的必然要求。这既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陪审员和法官各自的优势，也明确了人民陪审员在合议庭中的职能权限和地位，避免了法官与人民陪审员的职权不分，从而提高了诉讼效率，以投入有限的司法资源获得尽可能大的诉讼效果。同时，人民陪审制度本身的价值在于通过吸收普通民众参与司法，将普通民众所具有的专业知识、独特的社会经验，朴素的是非观念以及一般的社会价值观融入到司法过程中，以弥补法官职业上的固化思维。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事实认定问题，既能有效地帮助法官更准确的认定案件事实，又可以把人民陪审员的专业知识和独特的社会经验提供给法官，丰富法官对案件多角度的进行认识和分析，这有利于法官准确适用法律，提高案件的审判质量。

第三，防范冤假错案，明确错案责任追究。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是适用法律的基础，冤假错案的发生往往是由于事实认定错误而导致的。在实际的法庭审理过程中，由于法官具有特定司法审判经验和法律专业知识，加之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面狭窄等原因，其容易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形成固化思维，站在“法律人”的角度對案件事实进行分析判断，造成对案件事实的误判。而人民陪审员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比一般的法官更清楚社会规则、行业规则，更能够比较恰当地判断证言的真假、证据的真伪及事实真相”[1]。但是，在适用法律方面，由于适用法律进行裁判的过程是一个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过程，而我国人民陪审员的整体素质普遍不高，特别是在一些疑难的刑事案件中，有些人民陪审员只凭感情去衡量心中的天平，这就容易造成在适用法律时对被告人定罪量刑过重。因此，人民陪审员只负责案件事实认定，既可有效地帮助法官更准确的认定案件事实，又可以避免出现由于人民陪审员对法律适用的外行而导致的错判。同时，只有在职责明确的前提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才能够得以真正落实。

三、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的思考

如上所述，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事实认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事实认定的价值功能是人民陪审制度本身存在的基础。《方案》和《办法》对人民陪审员参与对案件事实认定作了详细的规定，但是，笔者出于未雨绸缪的考虑，认为在实践中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事实认定可能会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第一，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区分。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区分是划分法官与人民陪审员权限的依据和基础，对司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事实问题主要是指探寻本案发生过或将要发生的行为、事件、行为人的主观意愿或其他心理状态时所产生的问题。[2]法律问题是指与证据能力、罪名选择、法律适用与法律解释等相关的问题。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常常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例如，对“淫秽物品”的认定本身是一个法律判断问题，但是人民陪审员在参与审理案件时，就必须对什么是淫秽物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案件中涉及的物品作出一个认定。这时，淫秽物品就不仅是一个法律判断问题，更是一个事实的认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陪审员应当如何参与审理案件事实的认定呢？

第二，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就必须保障在开庭前人民陪审员对案件基本情况的了解。《方案》规定，要健全人民陪审员提前阅卷机制，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前安排人民陪审员阅卷，为人民陪审员查阅案卷、参加审判活动提供便利。问题是，人民法院通知人民陪审员阅卷，但人民陪审员怠于阅卷怎么办？人民法院在开庭前安排人民陪审员阅卷，是通知人民陪审员到法院内阅卷，抑或是将案卷材料复印或者通过电子文档的形式传送给人民陪审员，让其私下阅卷？如果是到法院内部阅卷无疑会增加人民陪审员的时间、精力，同时也可能会影响人民陪审员阅卷的效率，进而影响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事实认定的质量。如果是将案卷材料复印或通过电子文档形式传送给人民陪审员让其私下阅卷，就存在涉及案件的保密性问题。

第三，《方案》规定，要保障人民陪审员在庭审过程中依法行使权利，经审判长同意，人民陪审员有权参与案件共同调查、在庭审中直接发问、开展调解工作。完善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评议程序，保障人民陪审员评议时充分发表意见，严格落实人民陪审员合议庭笔录和裁判文书签名确认制度等。问题是，在庭审过程中，人民陪审员如何对双方当事人进行发问？在合议庭评议时，人民陪审员如何发表意见？这些法律并无明确规定。人民陪审员作为非法律专业者，在专业的法官面前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拘谨，并且自然产生一种趋从的心态。在庭审过程中“陪而不审”，在合议庭评议及表决时附和法官的意见，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价值难以得到充分发挥。

四、结语

人民陪审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是人民参与国家管理的重要方式。当下，深化人民陪审制度改革对提升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决定》指出了人民陪审制度改革的方向，《方案》对人民陪审员的履职行为作出了进一步的規定，但都属于方向性规定，不涉及具体的制度设计。笔者认为，首先，在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区分上，也许最好的办法是将其留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其次，为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制度的价值，法律必须明确人民陪审员对案件的阅卷不仅是其权利、同时也是其义务。不仅要保障人民陪审员对案件阅卷的权利，同时也要促使其充分履行对案件阅卷的义务。最后，制定专门的陪审及议事规则，如在庭审时由法官总结争议焦点，在合议庭评议时规定由人民陪审员先行发言等。如何充分有效地发挥人民陪审员对案件事实认定的价值功能还需要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探索以建立完善的制度。

参考文献：

[1]王毅宏，窦俊杰.“人民陪审员实行法律审与事实审分离的现实意义”.载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网，2015年11月14日访问.

[2]陈杭平.“论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区分”.载《中外法学》，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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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检视 篇4

一、非连续性文本的概念有待统一,界定方法值得商榷

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一种逻辑思维形式,界定非连续性文本的概念是把握非连续性文本本质并进行深入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目前研究者对“非连续性文本”概念的界定还只是见仁见智,不但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而且界定的方法也不够科学,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一是借鉴PISA的说法,以列举的方式来定义非连续性文本,认为非连续性文本是以表格、图表、图解文字等形式呈现的阅读材料(巢宗祺,2012);二是与连续性文本相对应,以否定的方式来定义非连续性文本,认为非连续性文本不是以句子为最小单位[1],不是由逻辑或语感严密的段落结构层次构成的文本;三是从呈现信息的载体、内在结构、呈现特点等来揭示非连续性文本概念的内涵,认为“非连续性文本以文字说明、表、符号、单、图画等信息为单位,一种或几种信息组合而成,直观呈现信息内容的文本形式”(邱辰,2014)。

上述三种观点虽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表述方式揭示出了非连续性文本概念的部分内涵和外延,但都没有能准确、完整地概括出这一概念的本质特征,还存在一些有待商榷的问题。一般来说,逻辑学上明确事物概念最常用、最根本的方法是“定义”,也就是用简明准确的语言揭示概念的内涵。它由被定义项(Ds)、定义项(Dp)和定义联项(是、就是)三部分组成,用公式表示为:Ds就是Dp。定义的方法有“属+种差”法、语词定义法、公式定义法等,其中“属+种差”法为最常见、最能揭示概念本质的定义方法,故而又称之为“实质定义法”,其语言形式为:被定义项=种差+临近的属概念。(“临近的属概念”指包含被定义项并距它最近的上位概念,“种差”指同一属概念下几个种的差别,即对被定义项本质属性的描述。)(刘宏全,1996)要揭示非连续性文本概念的本质用“属+种差”法比较合适。

第一种观点是以揭示概念外延的方法———列举法,来阐释非连续性文本概念的,且列举的只是它的部分而非全部外延。这种方法只能把概念的所指(有时还并非全部)列出来,不能揭示概念所反映对象的本质特征,即“是什么”,因而达不到定义的目的。非连续性文本作为新概念,“是什么”尚且没有准确、清楚的阐释,那么有关它的其他研究必定会受到制约与影响。

第二种观点以连续性文本的部分内涵为比照对象,用否定的方式陈述两者的差异。虽然关注到了非连续性文本的特点及呈现信息的载体与连续性文本不同,但“xx不是xx”的形式违背了逻辑学上定义的规则(定义不能否定)。这种阐释概念的方式只能说明非连续性文本不具有什么属性,至于它具有哪些属性却没有正面描述。这种观点明显受连续性文本的影响,对非连续性文本的认识还较肤浅,较局限,也较片面,用它来界定非连续性文本的概念也是不合适的。

第三种观点采用了“属+种差”的定义法,它不仅指出了非连续性文本呈现信息的载体,而且指出了非连续性文本呈现信息的方式和特点。不过,它也有不足:一方面,依旧用列举法描述非连续性文本呈现信息的载体,没能概括出这些载体的共同特征,而且列举时违背了逻辑学中明确概念外延的方法———划分法“子项不相容”的规则。该定义中的“符号”是指一种标志性或象征性的图示,研究者在表述时却笼统地称之为“符号”。从符号学的角度说,“文字、表、单、图画”等均可概括为“符号”,只不过是不同的表意符号罢了。它们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属于逻辑学上的“真包含于关系”,将它们并置在一起,显然不准确,不妥当。只有与语言符号加以区分,抽象、概括出“表”、“单”、“图画”等符号的共同特性,才能准确定义非连续性文本。另一方面,该定义描述“种差”的时候,不够严密,不够全面。非连续性文本的上位概念(属概念)是“文本形式”,这一属概念下的种概念只有连续性文本与非连续性文本,且它们是一对矛盾关系的概念。所谓“种差”,就是要揭示非连续性文本与连续性文本本质上的所有差别。但第三种观点只概括出了非连续性文本所具有的部分属性,如呈现信息的载体、呈现信息的特点之一———直观性,没能准确、全面、扼要地概括出它的全部本质属性(内涵),进而导致非连续性文本定义的不够科学,不够严密。

二、非连续性文本的分类标准值得商榷,类别需要不断完善

非连续性文本的类别也是学界关注的对象,其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初期研究,主要用“列举样例”的方式来呈现它的种类。如周新霞就列举了包括数据表格、图表、凭证单、短信、网络跟帖等23种非连续性文本的样式(周新霞,2013)。二是后续研究,大多采用逻辑学上分类(划分的特殊形式)的方法呈现非连续性文本的类别,分类的角度大致有两种。第一种是以实际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样例为前提进行分类,邱辰与雍殷梅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邱辰根据外观形态将它分为图类、表/单类、文字说明类、媒体类、多材料组合类、部分公文等六类(邱辰,2014);雍殷梅依据外观特征、表达方式、阅读价值三个方面分别对非连续性文本作了归类。其中以外观特征为标准将非连续性文本分为表格类、图表类、图画/漫画类、图文结合类、多重嵌入链接类等五大类(雍殷梅,2014)。而“表达方式”“阅读价值”的分类则分别借鉴了PISA文本测试框架中的文体类型和阅读情境,由于这两种分类在非连续性文本实际教学中应用并不广泛,这里不作赘述。第二种是根据研究者自己对非连续性文本学理的阐释进行分类[2],如张年东、荣维东从语义学的角度,将非连续性文本分为“图文结合文本”和纯文字的信息组合文本两大类[3]。

初期研究主要基于非连续性文本是新近出现的新概念,刚刚进入人们的认知和研究视野,人们还无法洞察它的全貌,透彻地认识这一对象。所以最初研究它的类别时,研究者多以列举样例的方式来呈现它的种类。但非连续性文本外延大,种类繁多,用“列举”的逻辑方法不可能也没必要把它的全部外延都揭示出来。而且列举法不能明晰非连续性文本中不同对象之间的内在关联,它在理论上影响了人们对非连续性文本内涵、特性的认识和把握,在实践上制约了人们对非连续性文本阅读教学的深入研究。

后续研究中雍殷梅与邱辰的分类法常为研究者采纳,它能较准确地概括目前非连续性文本所呈现的各种样式,理清了外形较相似的非连续性文本之间的关系,避免了交叉分类或重复分类,对研究非连续性文本的特性及与之相关的教学都有重要的作用。张年东、荣维东将纯文字的信息组合文本纳入到非连续性文本之中,从本质上厘清了“非连续”三字的内涵,突破了PISA认识上的局限,拓宽了非连续性文本的内涵和外延,实现了非连续性文本认知上的一次飞跃,对后续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分类标准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分类中还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不足、缺陷。如张年东、荣维东的分类就太笼统,太模糊,还需进行二次分类。邱辰所分类别处在不同层面上,出现了分类不清的问题,应将“文字说明类”与“部分公文”概括为“文字类”更合适。

不过,研究者们的分类大多是基于对目前实际应用中出现的非连续性文本样例的归纳和总结。但非连续性文本究竟有多少种,迄今还未有人做过详细的梳理。它广泛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并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其多样性、复杂性、不稳定性等特点决定了一一列举它并非易事,客观上也不太可能。那么,基于样例的分类,就可能会出现遗漏的现象,导致分类不全、不科学问题的出现。所以要科学分类仅以样例为基础是不够的。本人觉得可以整合学界的研究成果,以“非连续”的内涵为分类标准,参考目前实际生活中非连续性文本的样例,进行科学分类。此外,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各种新的非连续性文本还会应运而生,因而研究非连续性文本的分类应本着动态、发展的眼光,及时关注生活中出现的新的非连续性文本,不断调整、更新它的分类,以满足非连续性文本研究的新需要。

三、非连续性文本的教学价值需要强化,教学策略有待调整

目前关于非连续性文本教学的研究成果非常多。有的研究其教学意义,认为它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强调其阅读力是现代公民必备的一种能力;有的关注其教学内容,主张以改造现行教材、开发课外资源、整合学科内容等方式来增补非连续性文本的教学内容;有的从学的策略方面讨论它,总结出了一些阅读方法;更多的是从教的策略、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出发,提出了具体的教学策略[4];也有研究者从中考试题解析的角度总结出了相关的策略[5]。只有少部分研究者以教学案例的形式呈现特定的非连续性文本的教学策略,如方芳关于“药品说明书”的阅读教学(方芳,2013)、张祖庆《给地球新生儿的一封信》非连续性文本群读写教学(张祖庆,2013)。

综上所述,研究者对非连续性文本“教什么”的问题关注不多,而且受“新课标”———“找出有价值的信息”“得出有意义的结论”[6]的制约,一些研究者将获取与理解信息作为非连续性文本阅读教学的主要内容。当然获取文本信息,应该成为非连续性文本阅读教学的内容和目标之一,但不应该视它为核心内容和终极目标。非连续性文本在未成为语文教学内容前,是作为社会客体而存在的,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从中获取大量信息,这是非连续性文本自身所拥有的信息价值,李海林教授称之为文本的“原生价值”。不过,这样的文本一旦成为语文教学的材料,就会在原生价值的基础上衍生出“教学价值”,即“如何传播信息”的价值。语文教学的终极目标不是让学生掌握文本的原生价值,而是通过掌握文本原生价值的过程,掌握文本的教学价值———如何传播信息。教学价值是语文教学的最终目标,原生价值只是为其铺垫和服务(雍殷梅,2014)。学生从非连续性文本阅读中获取信息,只实现了非连续性文本的原生价值,而掌握获取信息和使用信息的方法、策略,并在实际生活中运用它们独立地运用非连续性文本,才是实现了非连续性文本的教学价值。

相比较而言,“怎么教”是研究者关注度较高的问题。由于非连续性文本阅读教学没有准确的目标定位与明晰的价值引导,“怎么教”———教学策略方面也值得讨论。教学策略可分操作层面的策略和技术层面的策略,其中操作层面策略研究主要是“教学案例”研究,它能针对特殊的非连续性文本提供相应的、可操作的教学策略,但目前一些研究还只停留在“案例”上,没能总结出阅读此类文本所需的基本方法与策略,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学生阅读方法和阅读能力的形成。技术层面的教学策略是目前学界研究的重点,它受制于“新课标”的相关表述,提供的是所有非连续性文本阅读教学所需的基本策略、共同法则,不呈现与非连续性文本相对应的具体方法、技巧。看似具有普适性,实则操作应用性不强。它对师生阅读具体的非连续性文本只能起客观的、空泛的引导,不太容易转化为教师与学生阅读非连续性文本的具体行动,更难以形成可“举一反三”、类化迁移的方法和能力,这样的研究不宜过多。研究者应重视操作层面的策略研究,要以不同的类别为研究对象,探讨与之相关的、有利于师生实际操作的策略,并让学生在专项训练中掌握方法和策略,要特别重视策略的习得、内化与运用。不过,这方面的研究又不能滑入“题型化”“考试化”的窠臼中,不能将教学策略具化为解题步骤,使非连续性文本阅读教学深陷应试的泥淖中,妨碍学生思维力、阅读力的发展,影响非连续性文本阅读教学的目标达成。

参考文献

[1]陆璟.PISA如何测定阅读素养[N].中国教育报,2011-03-17.

[2]潘虹.近年来非连续性文本研究文献综述[J].上海教育科研,2015(10).

[3]张年东,荣维东.从PISA测试看课标中的非连续性文本阅读[J].语文建设,2013(5).

[4]孙旭浓.非连续性文本阅读指导策略初探[J].教学与管理,2013(6).

[5]邱荣珍.非连续性文本的备考策略[J].中学语文教学,2015(4).

党员检视整改问题清单 篇5

第一，形式主义方面存在的问题

1.思想不解放，缺乏创新意识。表现为：工作按部就班，开展工作机械的按照领导的指示去做，在推进工作中唯唯诺诺，存在就工作落实工作的的盲从心理。比如，在负责全镇项目工作中，没有认真分析项目的可行性和可研究性，导致部分项目没有及时落实。

2.理论学习不深，学习上存在应付思想，联系实际不紧密。表现为：主要表现在学习不主动、缺乏自觉性。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不认真、走马观花式的浏览一下，没有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比如，在全镇组织的理论中心学习过程，自己没有用心学、用心听，相反还去处理其他项目上的事情。

3.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表现为：批评自己的时候，多是发牢骚，没有针对性的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批评别人的时候，害怕得罪人，不敢直面指出，一团和气，老好人思想存在，奉行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思想。比如，在抓项目办的管理工作中，对部分同志应付工作，捻轻怕重、斤斤计较等轻滑的工作态度和作风没有面对面的指出，生怕说了别人对自己有想法。

第二，官僚主义方面存在的问题

1.唯上不唯下，机械式开展工作。表现为：在项目的落实上，更多的是考虑上级领导对落实此事的态度，领导重视，就加紧落实，领导不满意，就先摆一摆，放一放，忽视了社情民意，忽视了群众的利益诉求，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如意。比如：在落实全镇新农村建设项目分配申报工作中，领导不同意申报的建设点，就不敢提建议和看法，更多的是按上级领导的要求办，不能很好的因地制宜的落实项目建设。

2.与群众地位臵摆得不正，习惯把群众当听众，而不是倾听群众心声。表现为：总认为群众什么都不懂，面对群众时就是不停的说这说那，却没有认真听群众的诉求。比如：有时下村召开群众动员会议，在落实项目的过程中，喜欢按照自己的思维法方式去执行，认为自己的考虑、安排已经全面，群众配合就行。只有自己说，却没有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致使有些工作走了弯路。

3.抓工作不深不透，解决难题的办法不多。表现为：对全镇村庄基础设施建设了解不全面，对比如何改善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乡村环境综合整治等工作的困难和问题研究不深入，不能提出好的解决办法和具体措施，导致工作的难度加大，力度减弱。比如，对全镇的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了解不全面，群众对新农村建设项目的意见、要求等情况掌握不具体，对比如何规划全镇新农村建设没能拿出一套具体的实施方案和措施。

第三，享乐主义方面存在的问题

1.艰苦奋斗意识淡化，缺乏进取精神。表现为：工作压力大，牢骚多，废话多，研究开展工作力度不够。比如，领导安排工作任务时，列举手头上的工作数量;其他人员协调项目工作时，有情绪，废话连篇;比如，今年来的____村庄建设实施方案至今还没有编制完成，天天挂在嘴上，却不见结果;另外，自____项目实施开展以来，增加了繁重的工作量，就不自觉的常常发牢骚，说废话。

2.协调配合不紧密，不会借助力量开展工作。表现在：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不能有效借助相关部门力量，自己单打独斗，闭门造车，往往是事半功倍。比如，在实施______项目中，该项目需要多个部门的配合协调才能完成更好，但实际面对许多问题时，往往一个人去应对，忘了借助相关部门的力量来共同解决。

3.落实不力，创新不够，顾此失彼。表现为：工作抓一项顾一项，创造性的开展工作的能力不强，工作缺乏朝气和活力。比如，面对繁杂的项目工作，不会十个手指弹钢琴，习惯于采用疲劳战术，打破作息规律，每晚加班熬夜，入不敷出，导致工作效率不高。

第四，奢靡之风方面存在的问题

1.艰苦朴素作风、勤俭节约意识淡化。表现为：办公用品要求配备齐全，文件柜要新购买。比如，在日常的办公过程中，存在打印纸张浪费的现象，办公用的电脑配臵要求高。

2.存在公车私用现象。表现为：驾驶公车办外出办事时，时有顺带着办私事的情况。比如，开公车上城办完公事时，总要顺带去帮同事拿包裹，或者顺带去访亲拜友。

二、整改目标： 通过认真学习总书记讲话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相关资料，我深刻地认识到自身在工作学习方面存在的不足：

1、提高党性觉悟，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自觉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将学习贯穿始终。

2、增强宗旨观念，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增强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奉献意识，提高工作标准，始终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工作的核心。

3、遵守党的章程，严守党的纪律，遵守我院的各项规章制度。时时处处严格约束自己，组织原则、纪律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

4、模范执行政策，发挥带头作用。工作中，坚决执行党的决定，始终从政治上、思想上、言行上与党中央及各级党委保持高度一致。

5、增强业务能力，提高办事效率。全面提高自身素质，熟练掌握本行业、本部门有关的业务知识和工作程序、法律法规。

6、思想进一步解放，能够创造性地工作。增强服务意识和发展的危机感、紧迫感，开拓创新、大胆工作，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

7、增强节约意识，杜绝浪费现象。如在办公室节约用电，珍惜纸张等。 三、整改措施

针对自己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我将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认真反思，做到善于学习、敢于创新、勇于奉献，不抱怨、不计较、不拈轻怕重，整体提高自己综合素质。具体做到以下几点：

1、加强理论知识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制定系统的学习计划，树立终身接受学习教育的思想观念，任何时候都不放松学习，全面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今后我不仅要学习各项新的业务知识，更要认真学习党的科学理论知识，特别是学深学透党的报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修养，坚定自己的政治信念。

2、加强思想改造，不断提高党的宗旨意识。时刻遵守党的章程，认真履行党员义务，积极参加党组织活动，自觉维护党的形象，做到思想上、言行上与党组织保持高度一致。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严格自我约束，经常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查找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注意维护党组织，认真执行党组织的决定，积极完成党组织分配的工作任务，讲党性、顾大局、重团结、谋工作。

3、积极开拓进取，强化求真务实意识。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克服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思想，树立不进则退、谋求更大发展的观念。热爱本职工作，深入钻研，爱岗敬业，勇于担当，见贤思齐，始终把工作放在首位，不管是教学科研工作、还是分配的辅导员工作，都认真负责、积极努力地去圆满完成。在工作中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多发现问题、多想办法、多出路子，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推进本职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4、切实解放思想，在工作、学习中开拓创新。把创新作为工作的重点，突破传统思维模式。在教学、科研工作等方面打破常规做法和惯性思维，以敢闯敢试、敢想敢干、敢为人先、敢于担当的勇气和胆略，不等不靠，主动出击，努力解决各个方面的问题，创新性、创造性、主动性地开展工作。

5、经常自我反省，保持良好的工作作风。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从具体问题改起，从一件事一件事抓起。坚持说了就做、马上就改，小有小改、大有大改，以实际行动取信领导和同事。

6、多学多练多思，不断增强教学能力。学习各项新的业务知识，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多听优秀教师的课程，反思自己的讲课方式;广泛阅读教学资料，学习新颖多样的教学方法。多措并举，大力提高自己教学上台讲课的能力。

检视国籍签证制度 篇6

目前世界上直接、间接承认双重国籍的国家已经不少于1／3了，在冷战、以及国与国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再也难以形成，甚至长期激烈对抗的矛盾再也难以兴起的时候，在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新的国际竞争环境下，双重国籍不再是在激烈对抗的时候衡量忠诚度、价值取向的唯一尺度，相反承认双重国籍，在今天其实就是一种讲国际政治、讲人才资金双向交流、讲国际化现代化从而落实到便利化的一种文明之举。

在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不少发达国家纷纷推行和恢复双重国籍制度，大量受惠的不仅是那些同种同宗的本国侨民，也普惠到其他族群，更多的惠及那些拥有技术、资金的国际人才，实践证明，无论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安全、社会保障、福利上都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日益成为现代国际政治一种便民之举、文明之举、开放之举。

这一更为人性化的制度，好比是数学中的1+1=2这个增量等式关系，在地球日益村落化的今天，移民越来越普及，一个人的出身地如果叫祖籍国的话，好比是1，如果这个人的祖籍国承认双重国籍，就等于这个国家获得了1+1=2的人才资源，反之如果排斥双重国籍，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最好的结果是腾出了资源、也牺牲了资源，等于0，即1-1=0，第二坏的结果是一1，第三坏的结果是-1-1=-2，第四坏的结果是-1-1-1=-3，如果肯定这个人是人才，由于今天的移民大都非富即贵、非富贵即人才，因此不难肯定移出是人才的扣减，是-1，由于这个人才与祖籍国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移出后成为移入国的人才，则是第二次扣减，如果万一该人才不仅对移入国有用，而且损害移出国的利益，则需要进一步扣减，那么这个等式不就依次变成0、-1、-2、-3了吗?但是这个等式对于移入国，最大的风险是-1，怕彼地是人才，此地不是人才，变成负数，但是这个概率很小，因为移民大都是被挑选过的，即使没有以上三项资源，至少年轻，哪怕偷渡者也是年轻的，所以，-1的概率很小，0的概率也小，l的概率很大，特别是变成为我独用，对别人不利的则是+2，近来世界级的科学发明、财富的创造几乎都是由多国背景的人才直接和间接造成的，如果发生这样的概率，则对两国都是+3，这岂不是天大的好事?

在以上分析中，暗含着一个移民从人才的角度看，相等于这个人拥有双重经历和智慧，显然这个假设是具有经验判断优势的，在移民的基础上假设可以嫁接出天才，那么这个经验概率更是比较容易被承认的事实。

1979年～2009年我们实行30年的鼓励留学、鼓励移民、来去自由的国策，如果还不实行1+1=2的双重国籍政策，至少相当于我们流失了双倍的人才。

鉴于此，自觉推行这一制度的趋势还在向更多国家蔓延，因为人才竞争日益白热化。

总起来说，现代国籍签证制度与过去传统的国籍签证制度相比有如下三个显著的特点，一实行双重国籍，二落地免签证，三签证便利化，对于中国引进这样的制度，其理由与好处可概括如下：

第一，实行双重国籍的概念有多种多样，一种可能是我们完全对世界华人承认双重国籍，另一种可能是至少与对方国家对等承认双重国籍，第三种可能是，再退一步至少像很多国家对自己的侨民实行一定期限的免签证，提供尽可能多的签证便利化服务。像台湾地区对于大陆出去的华人也实行免签证。这看似很小的一步，其实是从重视大量的商品贸易到加强服务贸易、资本贸易转变的一大步，是与国际纵深接轨的一大步。

第二，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移民最多的国家之一，华人传统上重土亲乡，叶落归根一直是一种类似宗教般的情怀，就像西方人重视基督教信仰一样，如果承认双重国籍，树高干丈，叶落归根，将会有大部分华人从内心深处完全归顺祖国，也不影响他们对定居国的贡献，让他们具体感受到游子万里，故乡还是自己的家乡，这其实是更加高层次的一种文明政治竞争，如果中国承认双重国籍，相当于拓展了一个解放5000多万华人潜在生产力的新渠道、新方式和新手段，拓展了中国的国际空间，也进一步融合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第三，争夺人才、争夺资金，已经成为新时代国际竞争力的主要表现，承认双重国籍、实行华人落地免签证、尽可能实行签证的便利化，也是国境管理、国家形象工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现代商业生态、现代科技文明，日益产生大量的双飞双栖的“太空人”，争夺这部分人才和群体，迫使国籍手段的改善日益重要。

第四，实行双重国籍、对华人落地免签证、签证便利化，可以大大减少签证工作的时间与成本，让国家驻外使领馆集中精力更好地为自己国家的侨民服务，更好地与当地社会、政府沟通，拓深经济、文化交流，把有限的资源更加用在刀刃上。

第五，实行双重国籍、对华人落地免签证、签证便利化，过去主要担心对于东南亚国家有所影响，现在即使是不少东南亚国家本身也实行了多年的双重国籍，随着冷战思维一去不返，对华人双重国籍问题基本不是问题，给不给自己的同胞双重国籍，完全是中国政府自己对自己侨民的国策问题，几乎不再涉及第三方。

第六，实行双重国籍、对华人落地免签证、签证便利化，不会给中国带来经济上的负担，由于大部分华人生活在较为富裕的国家，落叶归根时，不单没有养老保障问题，如果他们选择在国内养老归终，还会给国家带来一定的高消费，从经济上是划得来的，从历史上看，华人养老选择落叶归根，往往会把海外不少财富、科技、文明带回来。对于定居国也是乐观其成，因为也是极其有利无害的。

第七，实行双重国籍、对华人落地免签证、签证便利化，不会影响中国国内社会安全与稳定，相反更能加强国内的安全与稳定，因为即使有少量的人利用双重国籍做些非法的事，其双重国籍正好可以按照国内法来判案，大大利于威慑这些别有用心之人。相反双重国籍的承认由于争得了人心，会更加使中国生活在一个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之中。

第八，中国长期以来有两大人才、人力资源红利优势，一是农村源源不断地输出青壮年劳动力的优势，二是海外不光有经验丰富的中老年科技人才，由于华人多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群体，还可以源源不断地输出大量科技俊才。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展，农村人力优势这部分人口红利正在有计划、有组织地被充分利用，如果实行双重国籍、对华人落地免签证、签证便利化，那么海外人才的这些红利优势也可以得到充分发挥，这是极富有战略意义的开放之举。

以上八条总起来其实不光对中国有利，对华人的定居国也有利，对世界文明融合有百利无一害，何乐不为呢?

清朝末期，哪怕那时是多么严重的岁月动荡，清政府也一直坚定地实行双重国籍，对当时的洋务运动、抵抗外敌入侵还是有所帮助的，到孙中山先生的共和革命，如果没有华人完全可以说就没有中华民国，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华人毫无疑问就是窗口和桥梁，仅在新中国1949年～1979年这特殊的30年中，由于特殊的国际环境，不得不实行了一段时间的单一国籍制度。但是经过1979年～2009年这30年的努力，冷战已经过去，中国与东盟关系大势已经是合作大于一切，2010年自贸区正式开通，历史不可能倒退，选择双重国籍对于两地、两国都有益无害，不断便利了华人，其实也便利了一个中国与世界的双向窗口和桥梁。

韩军《老王》教学误区检视 篇7

误区一:无视已知而止于已知

该课例中,第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把老王的不幸与作者杨绛先生的相对幸运做比较, 进而得出解读结论:一个“不幸之中相对有幸”的人,对于“不幸中更不幸的人”感到愧怍。这个结论,其实是学生读完文本,一望而知的,但教师却带着学生在这个环节大费周章:教师抛给学生所谓的“十大幸运要素”,然后领着学生分别就老王和杨绛先生的情况逐项探究,再进行比较,最终好不容易才得出了结论。这不禁使人想起孙绍振先生振聋发聩的批评:“把人家的已知当作未知……将人所共知的、现成的、无需理解力的、没有生命的知识反复唠叨,甚至人为地制造难点……”

无独有偶,课例的第三个重要环节,即探究“谁造成了老王这种命运”也走入了同样的误区。教师先通过对“解放”等词语的 “咬文嚼字”,让学生意识到“解放后我们的社会还不健全不完美”——这一点常识性的认知或判断,当代中学生显然是有的,但教师根本无视学生的这种“已知”。教师接着推导出“一个健全、完美的社会,应该给老王这样的人最低的生活保障”——连最低生活保障都不能提供的社会,必是不健全、完美的社会,这样简单的逻辑,也是中学生“已知” 的,教师却在不辞劳苦地“循循善诱”。再往下,教师带领学生继续思考和追问,得出了政府也是造成老王不幸命运的重要因素之一的结论,并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让学生认识到政府的责任与过错,而且还让学生以北京市新任市长的身份与在天堂的老王通电话, 汇报政府工作的改进情况。我们不难发现, 教师煞费苦心地引导学生得出的结论是:社会、政府造成了老王的悲惨命运。试问,这样的“结论”,中学生在读完课文之后,自己不能得出吗?再者,谁人的命运不受社会、 政府的影响呢?当然,学生“一望而知”的认识并不一定正确,但却是教与学的起点,起码应作为教学的参考,而绝不能成为教学的终点,否则,课堂教与学的价值何在呢?

误区二:前提错误导致结论错误

该课例的第一个重要环节,教师将幸运划分为十大要素:身份、婚姻、时运、住房、 亲人、层次、身体、寿命、族群、时代。教师对幸运要素做这样的划分,我们实在不敢苟同。其一,教师认为“个体户相对国营、 集体单位来说,那他是不幸运的”,这个结论的成立,显然还需要其他条件特别是具体时代条件的支撑,还需要做些许论证。其二, 教师认为族群也是一个重要的幸运要素,若是多数民族则是幸运的,若是少数民族则不幸,并得出了老王是“少数族”(回族)所以其不幸又加深了几分的结论。按照这样的逻辑,我国超过一亿人口数量的少数民族同胞都是生而不幸的——这显然是荒谬的,若真是那样,一些官员为什么还要想方设法把自己孩子的民族改成少数民族呢?其三,教师引导学生认识到老王是体力劳动者,潜在的逻辑是从事体力劳动较之于从事脑力劳动是不幸的。这样的逻辑,我们怎能认同呢?

正是由于这些错误前提的误导,课例中师生得出了老王绝对不幸(用“实录”中教师的话来说,就是十大幸福要素,没有一项具备)和杨绛相对幸运(十大要素中,唯有 “时代”方面不幸)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文中的老王其实并非绝对不幸, 他至少拥有四个方面的幸运:其一,一般乘客怕老王眼睛看不清而不愿坐他的三轮车,作者和先生却“常”坐老王的三轮;其二,作者女儿给老王吃了大瓶的鱼肝油,他那只好眼晚上就看得见了;其三,载客三轮取缔之后,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其四,老王病重期间,有同院的老李代老王到杨绛先生家传话。

在课例中,由错误前提导致错误结论的情况还并非仅此一处。比如,在课例的第三个重要环节,即追问“谁造成了老王这种命运”,教师让学生先后以国营三轮车公司领导和北京市新任市长的身份与老王谈心、通电话。为什么会上演如此闹剧呢?因为教师预设的认知前提是:造成老王命运的根本因素是社会和政府。显然,教师并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具体时期的历史局限性, 更无视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局限。 所以,最终事件的发展完全失控,“老王”提出了完全无理的要求:要北京市政府给他老人家补开一个“送别会”。大家想想,偌大的一个北京市,市政府是否该肩负为每一个公民开“送别会”的重任?

误区三:经过文本未深入文本

该课例中,学生的活动还是较丰富的: 通过“十大幸运要素”来鉴定老王的绝对不幸与杨绛的相对幸运,以杨绛的身份给在天堂的老王遥寄一封愧怍的信,以国营三轮车公司领导的身份找老王谈心,以北京市新任市长的身份给在天堂的老王打电话汇报政府工作改进情况。但遗憾的是,学生的这些活动却与文本没有多大关系,虽不至完全脱离文本,但顶多算是经过了文本,而未能真正深入文本。

课例中,韩军老师认为“老王大概也在为自己的后事做准备,比如用鸡蛋和香油来换钱买白布”。

我们且看课文第七自然段段末写道:“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请问,老王扶病到“我”家来,来干什么呢?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传什么话呢?这些问题, 作者在叙述中其实是委婉地给了答案的,而这种“委婉”本身也是颇值得探讨的。笔者认为:老王扶病到“我”家来是来“取钱” 的;后来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实质是代他“取钱”。请看课文第十三自然段, “我”谢了老王的香油和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这时老王做出了一个很不合乎常理的反应——“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按常理,老王怎么知道“我”转身进屋是为了给他取钱呢?除非,“我”曾经有多次“转身进屋”都是为了“取钱给老王”。“我”的回答也值得注意:“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这里“托人捎” 的所托之“人”,当是代病重的“老王”来 “传话”的同院老李了。在课文的结尾段,作者两次提及“谢”,均指“老王”最后那次登门送鸡蛋和香油对“我们”一家人的感谢。 为何要感谢,且还是如此“重谢”?不仅仅是因为坐他的车,给他吃鱼肝油吧。通过以上来自文本的解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老王临终送香油和鸡蛋,并无功利目的,并非如韩老师所说“老王大概也在为自己的后事做准备,比如用鸡蛋和香油来换钱买白布”。试问,鸡蛋和香油是否需要先有钱才能换得呢?就算是从其他途径得到的鸡蛋和香油,要换钱也可找同院的老李去别的地方换啊,为何还要拖着已入膏肓的病体爬三楼呢?其二,作者杨绛先生一家对三轮车夫老王的同情和物质帮助是够多的。

那么新的问题就产生了,“我们”一家对老王给予了足够的同情和物质帮助,并且老王在生命的尽头也对“我们”一家表达了诚挚而朴素的感谢“,我”为什么还感到愧怍呢,而且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韩军老师将老王的“不幸”归到“社会和政府的不健全、不完美”上去,或是因为没有深入文本、尊重文本。其实并非每篇文章都适宜从社会和政府的角度去分析,尤其是散文。

答案得回到课文文本中去找。老王给 “我”讲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包括自己的各种尴尬境遇,这算是老王把“我”当做了友好的熟人,一个熟悉的主顾;老王给我们家送冰且愿意车费减半,而且冰块大一倍,这算是把“我们”当做朋友了吧——物质匮乏的他愿意为了这份情谊舍弃部分物质利益; 老王送钱先生看病而“坚决不肯拿钱”,还担心“我”是否有足够的钱——因为对“我们” 一家的关心,已经完全不计较个人的利益甚至忘却了自己尴尬的处境,这份情谊已经是浓浓的亲情了。而“我”,竟然不知道老王住在哪里,甚至从未去过他的住处,更没有以亲人的方式给予其情感的慰藉特别是临终关怀,仅仅是给予他同情,给他钱……老王的 “不幸”与我的“幸运”是相对而言的。

误区四:着力语言变游离语言

韩军老师的“新语文教育思想”,本是很注重“语言抓手”的,提倡“着意精神,着力语言,得益能力”,因此,“回归语文教育文字之本”是“新语文教育”六大理念之一。 课例第一个重要环节,即比较老王与作者杨绛的绝对不幸与相对幸运,就是以文字为抓手来引出问题的:

师:(故意说错)是一个幸‘福’的人对一个不幸的人的愧怍。

生:是幸“运”不是幸“福”。

师:哦!那杨绛老奶奶为什么不写幸 “福”,而要写幸“运”呢?“福”是福气, “运”呢?如果我们把人的“运”,包括运气、 运道等分成十大要素,大体就是“身份、婚姻、时运、住房、亲人、层次、身体、寿命、 族群、时代”。具体看老王关于这几点,看看他的“运”怎么样。先看他的“身份”。他是干什么的?

从这段课堂实录我们不难看出,教师虽然关注到了文字层面,但并没有让或者并没有想让学生进入文字层面,而是自己囫囵地解说了“福”与“运”的区别——看似“流畅”地引出了教师预设的“十大幸运要素”, 实则令学生包括阅读课堂实录的读者一头雾水。更加遗憾的是,在该环节后面部分,教师自己混淆了“福”与“运”,把幸运的十大要素,也称作“十大幸福要素”,甚至“十大幸福指数”。要素与指数显然是不同的。要素,是构成事物的必要因素;指数,表示一个变量在一定时间或空间的范围内变动程度的相对数。既然如此,当初又何必让学生思考“那杨绛老奶奶为什么不写幸‘福’,而要写幸‘运’呢?”所以,在这个环节,“新语文教育思想”回归文字的美好愿景未能实现。 而且,通过以上分析,教师针对“福”与 “运”区别的提问,也就成了无效提问。

该课例中,教师还对“取缔”“我不是要钱”等词句进行了“咬文嚼字”,看似着力于语言,实则都是游离文本语言,甚至歪曲文本语言。政府取缔三轮车拉客,并没有禁止三轮车拉货、送水、送冰、送煤,加之政策的制定并不能照顾到所有人。课例中教师对政府“考虑过老王这样的人的生活了吗”之责问是没有道理的,讨论政府的责任,还不如回归文本讨论那位愿把自己降格为“货” 的老先生。课例中教师从老王的一句“我不是要钱”中,解读出了老王因害怕被说成是搞“资本主义”而不敢要钱,尽管打着“咬文嚼字”的幌子,却不能改变其游离文本语言、顾左右而言他的实质。

误区五:身兼数任却忽视专任

叶圣陶先生曾明确指出:“国文教学自有它独当其任的任,那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特级教师张悦群老师论及“阅读教学的基本规律”时,也强调“意”与“言”并举, 且认为终极指向应当是“言”的学习。一堂优质的语文课,应当是肩负起了语文科专任的课,应当是有真切言语训练的语文课。韩老师该课例,教师干的事情不少,可谓身兼数任,学生活动也是非常多的:写信遥寄天堂,以公司领导身份关心老王,以北京市长身份与老王通话,领略山东快板的风采,感受悲悯悼词的情怀。然而,从头至尾,却没有看到真切的言语训练。

或许有人会问,该课师生互动充分,且安排了片段式写作练习,师生还分角色做了表演,怎么会言语训练不真切呢?叶老针对 “有效训练”曾发表过这样的见解:“所谓训练,当然不只是教学生拿起书来读,提起笔来写,就算了事……必须讲求方法。怎样阅读才可以明白通晓,摄其精英,怎样写作才可以清楚畅达,表其情意,都得让学生们心知其故。”韩军老师的《老王》课例,严格地来说是缺乏阅读与写作之方法指导的,学生课堂学习的终点还停留在“意”的层面,没有对课文文本“言”的方式进行学习和探究。 或许,韩老师的《老王》教学本就尚未结束, 还有第二课时?或者想把这个工作留给该班学生的任课教师?

摘要：名师及其课例无疑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带动力——正向的课例产生积极的影响和带动,反之,一些走入误区的课例则产生负向的影响和带动。因此,对名师课例误区的检讨意义重大。本文就韩军老师执教的《老王》一课,从五个方面做了检视。

教师生存困境:检视与突围 篇8

1. 日常与非日常的矛盾

作为教师特殊生存实践的教学生活可以分为日常教学生活与非日常教学生活两个维度。在现实教学生活中, 教师往往习惯于按部就班式的日常化教学生活, 不太愿意改变自己熟悉的工作生活方式、方法。日常教学生活为教师带来一种安全感、舒适感和熟悉感, 所以他们往往不想有所改变。然而, 创新型国家建设与创新型人才培养, 以及课程与教学改革内在要求教师提高自身专业素养, 改变和优化传统生存方式。这样一来, 教师就面临着日常与非日常、守成与变革的生存困境。

事实上, 日常教学生活与非日常教学生活是辩证存在的, 两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它们是同一生存实践的不同方面, 因而需要在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不可顾此失彼。

2. 为我与我为的悖离

“为我”和“我为”是教师生存实践中两种基本的生存价值取向。“我为”指教师作为手段存在, 强调的是教师在学生生命发展中的幸福体验, 以及社会人才培养中的作用与价值。“为我”是指教师作为目的存在, 以自我生成、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为生存取向。在学校教育生活中, 教师的价值在于促进学生个体生命全面、自由、和谐发展及其幸福生活的实现, 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然而, 长期以来, 教师教学生活实践往往被看做为学生学习生活服务的工具、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工具, 并将外在目的作为教学生活的唯一目的, 而相对忽视了教师教学生活的内在目的, 或者把内在目的仅仅作为达成外在目的的一种手段和工具。

教学生活作为教师的一种存在方式、生活方式, 并不意味着只有克己、奉公、自我牺牲, 而是一种为我的、自成目的的对象性活动。生活是绝对直接的事实。不可能有高于生活的目的, 生活自成目的。教学生活是教师为了自身生命需要的满足, 生命本性的发展, 以及生命价值与意义的实现而进行的生命活动。

这样一来, 教师教学生活实践往往存在着相互矛盾的生存价值取向, 即“我为”与“为我”之间的矛盾。需要说明的是, “为我”和“我为”不是相互对立的, 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

3. 规制与自由的冲突

在现代学校中, 学校管理者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规约教师教学生活, 从宏观层面的学校规章制度到微观层面的课堂教学行为, 都体现出一种控制意识。学校场域中的制度规约无处不在, 学校是一个“规制化空间”。不论是教师的教学计划撰写、备课, 还是上课、学生评价、作业布置与批改, 学校往往都有着严格的规定要求。此外, 在科层式学校管理体制中, 校长往往具有较大的决策权, 他们制定教室之外的战略决策, 而教师在学校的重要事务和决策中很少有决策权、甚至发言权。老师的角色被混合的、矛盾的信息塑造着:一方面老师对那些确定他们做什么的关键决定几乎没有一点控制力和权力;另一方面, 老师必须为执行那些决定负很大的责任。

在这种规制化学校场域中, 教师教学生活意义与价值被切割和埋葬, 教学实践也不再是教师人性的表达, 而更多地表达着教学技术、教学制度与规则, 教师逐渐失去其应有的教学自由, 学校制度与规范就成为控制教师教学实践的有效方式。自由是人的生命本性和生命需要, 是人们自我实现的条件。一个人越自由, 他的个性发挥得越充分, 他的创造潜能得到实现, 他的自我实现的程度也就越高。教师教学生活或生存实践只有是自主的才是道德的、才是有意义的。

4. 封闭与开放的矛盾

教师教学生活实践总是在特定的学校场域中进行的教学活动, 即“在……之中”开展的活动。学校的教室和办公室是教师的主要生活场所。教室或课堂是教师教学生活的“前台”。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为了避免外人的干扰或打搅, 以及源于“局内人”的本体性安全或同一性需要, 教师总是喜欢关起门来教学。于是, 课堂与外界被人为地隔离开来。此外, 教师课堂教学往往是根据预定计划按部就班进行的, 课堂教学过程就好比教师上演的“教案剧”。

学校是一种开放的公共空间、社会空间。知识经济时代、学习型社会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为课堂教学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 因而需要课堂教学从封闭走向开放, 从预设走向生成, 任何企图将课堂教学封闭起来的做法都是不合时宜的。此外, 教学生活世界往往是不确定的、复杂多变的, 教学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往往单凭教师个体教学经验、教学常识是难以解释和应对的, 需要得到同事和理论工作者的支持与合作。因此, 教师需要改变封闭式教学或孤立主义教学方式, 开放课堂, 积极与同事开展合作, 通过对话、沟通, 共同解决教学生活世界中遇到的各种教育教学问题, 进而全面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二、教师生存困境的突围

1.变革教师生存思维, 全面认识生存困境

教师生存困境的超越需要教师改变生存观念, 克服非此即彼、对立性思维, 学会把对立事物作为整体来看待, 辩证认识和把握生存实践中各种生存困境。一方面教师要认识到生存矛盾、生存困境存在的必然性、客观性, 因为教师作为二重性存在, 是矛盾的统一体。另一方面, 教师要认识到生存困境、生存矛盾是可协调的、可超越的。只要从生存矛盾的根源处把握住生存矛盾的张力, 就可以使生存矛盾化解, 成为推动教师发展的不竭动力。

2.培育生存信仰, 引领教学生活

信仰是人们对生活的一种态度, 是对生活意义的一种追求。人若没有了信仰也就没有了对生活的热情与追求, 就不能充分发挥创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现实教学生活中, 教师生存实践以及生存困境的克服和扬弃同样需要有坚定的信仰信念。但这种信仰不是“宗教信仰”, 而是一种“幸福信仰”、“意义信仰”。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幸福信仰。幸福信仰的价值在于给教师生存实践或教学生活以终极意义或价值引领。在“幸福信仰”的观照与引领下, 教师不仅把与他发生关联的教学生活世界看成是有意义的生活世界, 还将自己的存在看做是有意义的;不仅具有工具性意义, 还具有目的意义、存在意义;逐渐体验到教学生活实践的欢乐与愉悦, 从而超出生存困境的樊篱而幸福地生存。

3.转变生存方式, 提升生存境界

教师生存困境的超越不仅需要生存信仰的引领, 更需要教师转变和优化生存方式, 实现由自在、被动化生存向自为、创造性生存转变。如果没有教师创造性生存方式, 教学生活实践就会蜕变为单调、乏味的常规生活、“现成生活”。当教师对教学生活感到单调、繁琐, 说明教学生活已经陷入某种既定的生活模式, 陷入单调的重复和简单的循环, 从而失去了生命气息与活力, 教师也失去创造力、失去自由自觉的生命特性。在创造性生存实践中, 日常与非日常、我为与为我、自在与自为等生存矛盾处于相互转化之中, 教师不断创造属于他自己的“可能生活”。这种可能生活不是乌托邦式的理想生活, 而是教师在能力范围之内可以通达的。如果教师不能实现对现成教学生活的超越而一味地盯住现在或在场, 可能生活就难以实现。

4.构建优质学校文化, 营造良好生存环境

未做安全检视而付出的代价 篇9

有1辆2014年出厂的江淮牌康铃2型4缸柴油车,行驶里程1.5万km。 该车在起动时出现难起动,起动机发出“ 嗯嗯”的声音,驾驶员连续起动几次就再无声音,发动机出现无法起动现象。

二、故障诊断

该车在送修理企业维修时,测量蓄电池电压正常。诊断为汽车的起动机烧毁,更换起动机后,仍然无法起动。驾驶员准备打开点火开关继续起动, 笔者立即阻止驾驶员的动作,而是让小徒弟去拿大棘轮扳手及30号套筒, 套在曲轴带轮紧固螺母上,逆时针转动曲轴带轮,发现无法旋转发动机曲轴。查询资料得知发动机曲轴无法旋转的原因有多种:1发动机曲轴轴承盖拧紧力矩过大;2发动机连杆轴承盖拧紧力矩过大;3发动机活塞直径过大;4发动机活塞环端隙过小、背隙过小;5发动机活塞由于水温过高造成卡滞、拉缸,或者气缸垫冲坏造成气缸内有冷却液;6发动机有积碳或其它杂质造成缸压过大;7发动机配气机构损坏,造成发动机气门杆顶缸;8发动机正时皮带断裂造成点火及配气正时不准,在活塞上行排气时排气门没有打开,而造成发动机无法旋转; 9发动机缺少机油润滑 , 长时间停放造成发动机难起动或者无法起动 。

图1 空气滤清器排水孔堵塞

经过与驾驶员沟通得知,汽车在前几天行驶时正常,未出现缺机油和开锅,也未曾长时间停放,仅仅由于这几天下雨没有行驶,汽车也是正常工况下熄火的。根据驾驶员叙述的情况,我们基本上可以排除上述原因中的1、2、3、4、7、9,那么故障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拆卸下正时齿轮盖,发现正时皮带未断裂,故障原因8也基本排除了。

拆卸下气门室罩,然后根据对角线原则、先外后中间原则拆卸下气缸盖。 打开缸盖的一瞬间,缸体上流出很多水。发动机气缸中的水从什么地方进入的呢? 检查缸垫发现缸垫完好,没有冲坏的现象,仔细检查进排气门以及喷油器处发现也是完好的, 可以排除故障原因5了。该故障原因就是6,因气缸中进入液态水,而液体不能进行压缩,从而造成发动机起动时因缸压过大而无法起动。故障原因很简单,问题是水从什么地方进入的,答案只有1个:就是进气门。

顺着进气管查找,打开空气滤清器时,哗的一下全部是水,空气滤清器怎么会有水呢?仔细检查发现空气滤清器底部排水孔堵塞 ( 如图1所示) ,故障原因找到了。

因连续几天下雨,驾驶员没有养成安全检视的习惯,在开车前未进行检视,就直接起动发动机。 发现起动不了时, 误认为蓄电池缺电连续起动,造成起动时发动机某缸进气门处于打开,气缸处于进气过程,吸入大量水。由于水无法压缩造成发动机负荷过大,驾驶员未排除故障就继续起动,造成起动机烧毁。

三、故障排除

按常规维修方法,将空气滤清器底筒中的水倒掉,更换新的空气滤清器,将空气滤清器排水孔杂质清理干净。 同时更换新的缸垫,将发动机组装好,更换发动机润滑油,试车,故障排除。

四、分析总结

汽车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故障, 为避免出现早期故障,要对汽车进行维护。 维护分为日常维护、定期维护、非定期维护;定期维护又分为一级维护、 二级维护;非定期维护分为季节维护、 走合维护。 日常维护作业人是驾驶员,作业内容为清洁、补给、安全检视,作业时间为出车前、行车中、收车后。 汽车安全检视就是对汽车驾驶室内、 左前部、左中后部、后部、右中后部、右前部、汽车前部及发动机舱等8个区域进行安全检视。

问题检视 篇10

一、检视:学校“二元困境”现象

新中国成立的60多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 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辉煌成绩, 令世人瞩目。但是, 在当前的转型期, 教育也面临着各种问题。其中, 学校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究其原因, 就是学校被自身的一些“二元困境”的因素所掣肘和束缚。何谓“学校的二元困境”?就是指学校生活中影响学校发展的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问题和现象。纵览我国目前的中小学校,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校二元困境”现象存在。

1. 政策取向困境:精英化与平民化的冲突

改革开放以来确立的“教育精英化”的政策取向, 突出的表现就是一批重点大学、重点高中、重点初中、重点小学的建立。国家在政策、财力、物力及各种资源方面都向这些“重点”倾斜。这在改革开放初期对解决我国人才缺乏的现象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 带来了子女入学的问题, 城市失业人群、贫困人群和农民教育的问题也随着出现。目前的教育失衡问题, 主要表现为城乡教育的失衡、校际间失衡、贫富阶层失衡、东西部失衡等。这些因素都促使我国的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向平民化转向。另外, 在世界上, 全民教育已经是一股潮流。1990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满足基本学习需要》, 使全民教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 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成为了教育发展的趋势。2000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达喀尔行动纲领———全民教育:实现我们的集体承诺》, 使21世纪的世界教育进入了全民教育时代。

近年来, 政府也在积极呼吁和践行全民教育, 在推进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化发展方面做出了一些贡献。诸如, 温家宝总理先后提出的“教育家办学”、“穷人教育学”和“一定要把农村教育办得更好”, 都反映了政府在关注着平民教育。但是, 在具体的教育政策上, 还没有改变精英化取向。这样就出现了一边是政府倡导“平民化教育”, 一边是政策上的精英化。这种情况的结果是导致学校在执行上出现了“精英化与平民化”的“二元冲突”。

2. 组织结构困境:科层制与专业性的冲突

管理学界认为, 20世纪以来的社会组织管理由传统的“家长式”管理发展到“科层式”管理。而作为社会系统组织之一的学校, 也深深地印上了“科层制”的标记。今天, 我们的学校组织呈现出了“劳动分工、非人格化取向、权威等级、规章制度及职业化取向”的“韦伯 (Weber) 特征”[1]。

但是, 随着社会的发展, 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发展, 学校的“科层制”不断地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目前, 科层制的发展向着三个方向演进:即由权威走向服务, 由权力走向文化, 由监管走向人本。因而, 在学校中, “科层制”结构的“权威性”正在受到来自“专业性技术权威”的挑战。

当前, 在学校中, 非正式组织的地位和作用, 越来越凸显。“草根领袖”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这些“草根领袖”基本上是由具有威望的“学科权威”或“学术权威”担当的。他们靠着自身的影响力自动地凝聚着一大批人在周围。这就导致了学校的“科层制”权威与“专业性”权威的“二元冲突”。

3. 发展模式困境:政府管控与自主发展的冲突

近年来, 政校关系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政府管控学校, 集学校举办者、管理者和办学者的权力于一身, 造成了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关系不顺, 管办不分, 权责不分。政府往往按照政府机构的思维来管理和控制学校, 把学校当作政府的一个部门来管理。在这种情况下, 学校同质化、模式化现象比较严重。这就使学校缺乏办学和管理的自由和权力, 缺乏个性和活力。

实际上, 学校作为培养人的场所与政府机构存在本质区别, 有自己的育人的特殊规律, 是一个管理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场所。与政府的绝对权威相比, 学校更是一个专业性的场所。因而, 政府的强势管控与学校的自主性就形成了“二元冲突”。

4. 文化理念困境:校长文化与教师文化的冲突

校长文化就是校长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观、成才观等等在学校管理中的渗透和体现, 校长文化属于个体文化。而教师文化则是个体文化与团体文化的复杂的复合体, 主要是指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长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包括教师的职业意识、角色认同、教育理念、价值取向及情绪反应等等。在学校中, 教师既作为个体存在, 也作为群体存在, 因而, 在教师中存在着个体文化、团派文化、合作文化等。

我国校长的产生主要是由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任命。这种权力的产生方式, 导致了校长“紧盯”上级领导, 惟上级是从。这就带来了校长在学校管理中容易产生“家长式”管理或者“绝对权威”管理, 大搞“个人意志”、“一言堂”, 忽视教师的意见或主张, 把学校文化简单地等同于“校长文化”。这样, 校长与教师之间就产生了文化冲突, 即“校长文化”与“教师文化”的冲突。

5. 管理模式困境:制度管理与人文管理的冲突

在学校管理中流行着两个版本的关于“制度管理”与“人文管理”的段子, 一种说法是:三流学校靠校长专制, 二流学校靠制度, 一流学校靠文化。另一种说法是:三流的学校靠制度, 二流的学校靠品牌, 一流的学校靠文化。但是, 这两个版本都把“一流学校”与“文化”紧密联系起来了。这也说明, 文化对一所学校管理的重要性, 即我们今天管理界流行的“文化管理”或称“人文管理”。

在具体的学校管理中, 校长口头上“人文管理”喊得很响, 各项制度也制定得比较完善, 行动上践行的往往还是“校长专制”。在很多学校出现了一种情况, 制度是用来约束教职工的, 对领导而言, 制度仅仅是摆设。因而, 在学校中, 就出现了“制度管理”与“人文管理”的冲突。

6. 培养方式困境:模式化与个性化的冲突

为了顺应工业化的发展, 班级授课制走进了学校。为了培养工业化的各类人才, 学校进行了以“班级”为单位的人才培养“复制”时代, 即模式化培养时代。在近代, 随着西学东渐, 西方的工业化的学校也随之进入我国。我国的“新式”学校的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 尤其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 我国的教育为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做出了卓著贡献, 培养了数以亿计的各类人才。

但是,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这种“统一教材、统一教法、统一考试、统一管理、统一标准、统一纪律要求”等等的“同质”的模式化管理也带来了压抑个性, 培养的学生创新能力低、实践能力差等问题。目前, 创新能力成为了一个国家的最重要的“软实力”。创新能力哪里来?来自于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就要注重每个孩子的差异, 尊重差异, 发展个性, 因材施教。因此, 就造成了目前学校的困境:“模式化”与“个性化”的“二元”冲突。

7. 评价机制困境:分数评价与生命成长的矛盾

在我国目前的学校体制中, 仍以“升学率”作为考核的首要目标。然而, 导致了学校以“考试”为中心, 只注重智育”, 不重其他方面发展的“分数至上主义”, 导致了学校教育发展的“畸形化”。学校, 作为育人的生命发展的场所, 与工厂生产的“物品”相比, 一个是有生命的, 一个无生命的。然而, 我们学校中很多做法错误地“照搬照抄”工厂的管理方法, 忽视了学生的鲜活的生命个体, 把学生等同于工厂生产的“物品”。

另外, 学生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存在, 他的成长不仅仅需要分数, 也需要德育、体育等全面的能力, 这样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 学生的生命成长有生命发展的自身规律, 是需要“慢慢地等待”的, 而不是简单地“复制”或者“速成”。因而, 学校就出现了“分数评价”与“生命成长”的“二元”冲突。

总之, 学校中出现的这些“二元困境”现象, 既有历史的原因, 也有政策的原因, 更有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我们要正确认识和思考这些现象的深层次原因, 寻求走出这些“困境”的破解之道。

二、突破:基于生命发展的“破局”之道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已经认识到了一些“二元困境”现象的严重性, 并提出了一些破解之道。但是, 笔者认为, 要想真正走出目前学校客观存在的“二元困境”现象, 必须把生命发展作为我国教育政策的根基和灵魂, 所有的政策和法律法规都必须基于这种生命发展的视角, 否则, 一切努力都是在“空中建楼”。从这个角度, 笔者针对上述的“二元困境”现象, 阐述以下几个观点。

1. 确立平民化的教育政策和价值思维取向

在我国当前及未来, 我们的教育政策必须确立平民化的价值取向, 修改相关的精英化取向的政策和法律法规, 让教育成为全民的福利, 而不是少数阶层享受的“特殊礼物”。而且, 全国上下的教育行政官员要有平民化思维, 这样才能有平民化决策, 才能实现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因此, 笔者建议应在两个方面采取措施。

(1) 确立平民化的政策取向

近年, 党和政府已经在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化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 平民化教育已成趋势。但是, 目前需要我们做的是在国家的重大政策、方针、法律、法规中确立平民化教育的“合法性”地位, 要让“平民化”的话语权得到国家层面的彰显。这是我国推行平民化教育最为关键的“身份问题”。因此, 确立平民化教育政策是我们目前最为迫切的课题。

(2) 树立平民意识和思维

何谓平民意识?平民意识是社会的产物, 是人性的本原。平民意识注重的是人, 关心的是人, 它肯定人的价值、人的存在, 提倡的是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从某种意义上说, 平民意识是一种人人平等的思想, 平等地交流、平等地面对。平民教育观是一种教育理念, 是一份伦理要求, 其中饱含着责任。它关注穷人教育, 关注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 从而形成面向大众的教育。而且, 平民意识还有重要一点就是, 我们的教育培养的是合格的“平民”, 让每一个公民具有普通的心态, 做一个平民, 而不是培养“达官贵人”。这应该成为我们理性的公民社会最重要的教育价值观。

2. 建立学校的“科层制”与“专业性”相融相生的新结构

关于学校的“科层制”与“专业性”之间矛盾的问题, 笔者曾经作过专门的研究, 写成了一篇研究文章《促进型学校结构:超越传统科层制》。在文章中阐述了克服“科层制”与“专业性”之间矛盾的新思路, 即建构促进性学校结构。文章认为[2]:促进型学校结构是一种帮助型的而不是阻滞型的等级体系, 是一个指导问题解决而不是惩罚失败的规则与制度体系。在促进型学校结构中, 校长与教师在维持各自不同角色的同时, 可以超越公认的权威界限合作共事。促进型学校结构是调和科层制取向与专业取向之间结构性矛盾的产物。促进型学校结构实质上是支持教师的机制, 而不是提升或加强校长权力的工具。促进型学校结构是通过发展教师来发展学校的, 它不仅可以使学校管理的效能大大提高, 而且可以促进学校的良性运作。我国中小学应从以下几方面努力建构促进型学校:加强以人为本的、具有法治和民主特征的学校制度建设;注重学校内部非正式组织的引领和合作;注重校长的影响力建设, 发挥校长的领袖作用;注重对教师的人文关怀, 形成学校的精神共同体;注重学校的学术引领, 构建学习型校园。

霍伊 (W.K.Hoy) 和斯威特兰 (S.R.Sweetland) 指出:“促进型学校的管理是发现帮助教师取得成功的方法, 而不是监视教师的行为以确保其服从。”“促进型结构的学校里充满着信任——教师信任校长、信任同事, 教师对校长有一种责任。校长和教师的心态是开放的, 彼此坦诚。”[1]可见, 这种新型的组织结构, 可以很好地解决学校出现的“二元困境”。

3. 构建“有限性”为基础的新型的政校关系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中, 对建构新型的政校关系描绘了一幅图景, 诸如在第十三章“建设现代学校制度”中, 分别阐述了“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中小学学校管理制度”;在第十四章“办学体制改革”中, 阐述了“深化办学体制改革”、“依法管理民办教育”等;在第十五章“管理体制改革”中, 阐述了“健全统筹有力、权责明确的教育管理体制”、“加强省级政府教育统筹”、“转变政府教育管理职能”等。这些规划措施的出台, 都反映了政府在推动学校“去行政化”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方面的一些思考。但是, 笔者认为, 这些措施固然重要, 却都是一些宏观的政策性阐述, 缺少一些具体操作的策略。在此, 笔者提三条建议。

(1) 建立法律关系框架下的政校关系

我国目前的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是建立在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上, 是政府的公权力在学校里的延伸。这也是造成政校之间“管办不分、权责不明”等问题的根源。因此, 必须通过法律途径确立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主体、权限、义务等等, 明确政府的“有限性的管”和学校的“有限性的自主办学权”, 从根源上彻底解决传统的“遗毒”。

(2) 打造“有限的政府”

“有限政府”是政治学概念, 具体是指政府自身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上受到法律和社会的严格限制和有效制约。在本文中, “有限政府”仅指教育行政部门的有限性, 是与政府办教育的“全能性”相对应的。也就是说, 在教育管理上, 政府要摒弃传统思维的“包办一切”的做法, 做好教育的服务工作, 把办学权适当下放给学校, 学校去行政化。笔者认为, 政府要落实教育家办学的思想, 让懂教育的人按照教育规律去办学。另外, 政府主要抓住教育政策的决策、管理的监督、问题的问责追究等宏观的大问题, 适度解放校长, 把属于学校的事让学校自己去解决, 做一个“有限的政府”。

(3) 打造“有限自主的学校”

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的下放和扩大不是无限地下放和扩大, 而是“有限的自主权”。在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政策的大前提下, 在课程设置、个性化办学、特色办学、学校发展、管理方式等方面放权, 让学校更加灵活、更加个性化。

4. 构建“民主管理”与“依法治校”的管理平台

在我们学校的管理中, 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缺少“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 学校各项问题的解决需要吸纳大众的智慧, 而不是校长的“一言堂”。在我们当前这个新经济时代, 由于校长个人的阅历、知识结构、能力等因素的局限, 环境迫使校长必须要敞开心扉, 吸纳不同智慧, 善于利用集体的智慧。这就要求学校管理要构建好两个平台:一是民主管理的平台, 一是依法治校的平台。

关于民主管理, 一方面要强化民主意识, 另一方面要搭建平台, 主要建立民主监督制度, 使学校管理处于教职员工的有效监督之下。首先, 要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建设, 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监督校长的功能。完善和改进教职工代表大会的组织制度、选举制度、会议制度, 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作制度、提案处理和审议制度等。其次, 要建立校务公开制度, 校务公开是制约和监督中小学校长公共权力的重要环节。封闭型的权力运行方式容易滋生腐败行为, 因此, 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关于依法治校, 学校在管理和服务上要树立法制观念, 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 体现现代法制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自由、效率、和谐等价值, 学校管理者要树立“法大于权”的观念, 用制度管权, 用制度管事, 用制度管人, 努力营造符合法治精神的育人环境, 通过依法治校达到校园内和外顺、同舟共济、政通人和、稳定有序的和谐局面。

5. 实施文化领导

所谓文化领导, 就是通过学校管理的实践, 特别是校长的管理活动, 建设优质的学校组织文化, 形成一种学校的软规范和软实力, 不断将学校文化的力量转化为学校领导力, 从而影响学校成员的信念、价值观、行为, 并得到学校成员认同的一种新型领导模式。文化领导最重要的是要形成学校的内隐文化, 这是实施文化领导的关键和基础。

笔者在《学校内隐文化的建构:信任视角》一文中阐述了学校内隐文化建构的四个途径[3]:学校管理可以从四个层面来建设以信任为核心的内隐文化, 构建师生向往和留恋的幸福家园:一是精神榜样, 即校级领导层面要形成精神文化;二是服务文化, 即中层行政层面要形成服务文化;三是幸福文化, 即教师层面要形成幸福文化;四是成长文化, 即学生层面要形成成长文化。笔者认为, 学校管理者, 通过建构学校的内隐文化, 可以有效实现学校的文化领导。

6. 构建以发展个性为主的新模式化培养模式

模式化育人模式是工业化的结果。教育的模式化培养方式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了, 它已形成一套成熟的体系。但是, 在面对个性化教育的培养方式的趋势下, 我们只能在“模式化”与“个性化”两者间, 寻求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因此, 笔者主张, 我们今天要建立以发展个性为主的新模式化培养模式。

以发展个性为主的新模式化培养模式就是在尊重学生个体生命的前提下, 按照教育规律, 承认学生的个别差异, 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发展每个学生的特点的教育模式。因此, 在我们学校的集体氛围中, 在具体的班级授课制下, 我们要把学校的“时间”和“空间”还给学生, 给学生一个具有“个性”的童年。笔者主张, 在学校的具体操作中, 教师要研究学生, 要从学生的个性需要出发制定适合学生生命发展的课程体系, 坚持教育方法、教学组织形式、教育资源的多样性、灵活性和个体性。只有这样, 我们的学校才能让学生在模式化的教育中带着个性成长, 把学生培养成为心灵更和谐、底蕴更厚实、视野更开阔、创造力更强的“新型学生”。

7. 构建以发展性评价为主的多元评价机制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人由于先天智商的差异, 在学习上也存在着各种差异。在评价一个学生时, 要注意其成长的阶段性和长期性, 用多把“尺子”去衡量每个学生。我们知道:教育的本质在于发现、引导和等待, 更在于赏识和激励。我们要善于发现孩子们的闪光点, 让赏识和激励成为孩子前进道路上的“催化剂”, 促其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

因此, 我们学校要构建以尊重生命发展为核心的多元评价机制, 打破以“分数评价”的选拨性评价为主的片面的评价观念, 在“评价方式”和“评价主体”方面改变以往的“单一”格局。笔者认为, 在评价方式方面, 应该构建起发展性评价、差异性评价、多视角评价、动态性评价等多元化评价方式互相补充的评价机制。而在评价主体方面, 要打破只有学校或者教师的一元主体的评价主体, 要注重学生的自我评价、同学间的互评、家长的评价等多元化主体。

综上所述, 我们目前必须高度重视学校存在的“二元困境”现象, 以积极的态度、建设性的思维, 真正地贯彻“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理念, 理性探索, 走出一条“中国式”教育道路, 为我国学校改革、教育改革走上健康、良性的发展道路奠定坚实基础,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1][美]韦恩·K·霍伊塞西尔·G·米斯克尔.教育管理学:理论研究实践 (第七版) .范国睿, 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7.

[2]鲍成中.促进型学校结构:超越传统“科层制”.中国教育学刊, 2011 (4) .

城区“房中校”现象检视 篇11

关键词 城区 中小学 房中校

当前，在我国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因各种原因，很多城市出现了“房中校”现象，学校发展面临严峻挑战。针对城区“房中校”现象，笔者对湖北省几县（市）的城区中小学进行了实地走访，与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管理者、城区中小学校长、教师进行了深入沟通，力图厘清“房中校”产生的脉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探求“房中校”问题的应对策略。

一、城区“房中校”及其产生

1.何谓城区“房中校”

所谓城区“房中校”是位于城区、四周被多层或高层建筑紧紧环绕的中小学校。这些学校一般具备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学校四周被多层或高层建筑紧紧围绕，仿佛被包围在一所“大房子”中；二是学校一般处于城区人口密集、商业繁华地带；三是学校面积小，学生多，生均面积较小。如笔者走访的D市S中学，学校处于D市城区中心地带，人口密集，商业繁华，学校四周全部都是新建的高层楼房，低层用于商业，高层作为商品住宅出售，整个学校完全被四周的高层建筑包围，像是被包围在一个“大房子”里面一样。

2.城区“房中校”的形成

通过实地走访我们发现，城区中小学房中校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政府规划问题

规划层面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区规划的失当。在走访中我们发现，有的城市之所以存在“房中校”的问题，主要源自于在最初进行城市建设规划时，教育用地与商住用地的规划并不合理。另一方面是相对科学合理的规划并没有被有效执行。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原本的教育规划用地因种种原因不断被变更属性，用于商业开发，本来就不多的教育用地被不断蚕食，就造成了中小学校校园面积普遍较小，周围被高层建筑包围的局面。

（2）城市规模的快速膨胀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城区面积和人口数量都在快速增长，城区房地产开发规模随之不断扩大。有的中小学在建设之初处于城市的边缘位置，但是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学校逐渐处在了城区的中心位置，学校周边的房地产开发也快速推进，造成了当前城区“房中校”现象。如我们走访的湖北省几个县市在近十几年，城区规模都实现了迅速膨胀，随之而来的城区中小学“房中校”现象也日益明显。

（3）教育的辐射效应

教育的发展需要良好的经济基础，反过来教育的发展也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城区中小学普遍具备着一定的教育辐射作用。如笔者走访的H市H中学，学校原来在老城区办学，由于受发展空间等限制遂将学校迁移到东部新城区，新建的校区周边原来都是尚未被开发的荒地，但H中学的出现使得这一区域成为H市城区房地产开发的黄金区域，学校周边基本上都被用作了房产开发，学校又重新处于了“钢筋水泥”的包围之中，又成为了“房中校”。

二、“房中校”带来的问题及其原因

由于城区“房中校”的存在，使得城区中小学校的发展面临诸多难题。

1.学校发展空间受到挤压

校园空间是城区中小学开展有效教学的基本载体，“校园空间形态应综合考虑现代教育理念、地形地貌、功能组成等因素以营造培养现代化人才的空间环境”[1]。但是由于“房中校”的存在，使得城区中小学校的校园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一方面，“房中校”周边多是一些多层或高层的商住用房，而中小学校的建筑一般都是楼层较少的低层建筑，在这一低一高之间，就产生了巨大的空间反差。城区中小学校就像是处在四周高墙的包裹之中，校园空间无论是在横向还是在纵向上都失去了进一步延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校园的功能对校园空间形式既有规定性又有灵活性，相对来说室内空间规定性大于灵活性，而室外空间则灵活性大于规定性”[2]。由于“房中校”四周被高层建筑包围，就使得校园室外空间的灵活性受到很大削弱，校园室外空间的规划和利用受周边高层建筑的影响，很难满足校园的功能需求。加之学校“室内外空间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相辅相成、相互渗透和流动的有机体”[2]，“房中校”室外空间灵活性的削弱同样限制了学校室内空间的有效利用，使得城区中小学校的发展空间在室内和室外都受到严重挤压，限制了城区中小学校的发展。

2.校园环境遭到破坏

良好的校园环境是教师安心从教、学生开心学习的重要保障。教育部于2006年发布的《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的通知》提出要重视校园绿化、美化和人文环境建设。但“房中校”的存在却使得城区中小学校在校园绿化、美化和人文环境建设等方面面临巨大挑战。校园绿化方面，由于“房中校”周边被多层或高层建筑包围，校园发展空间受到严重限制，有限的室内外空间在满足基本的教学、办公功能以外，很难再进行充分的校园绿化；校园美化方面，由于学校被高楼包裹，学生的视野被周围的高层建筑阻挡，在学校内抬眼望去，周围都是冷冰冰的高墙，校园环境绝谈不上“美”，学校成为了没阳光、没新鲜空气、没开阔视野的“三无学校”；校园人文环境建设方面，由于“房中校”被包裹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学校的室内外空间都受到的很大挤压，这使学校内的教师和学生一种精神上的压抑感。

3.校园安全面临巨大压力

校园安全是中小学发展中的首要问题，而“校园安全本就是一种社会现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其产生也是多方面作用的结果”[3]，“房中校”在卫生、交通、消防、人身财产安全等方面面临着校园安全的巨大压力。

（1）“房中校”面临消防安全的压力

“房中校”四周的高层建筑普遍存在消防设施陈旧、居民消防安全素质不高等问题，而四周的高层建筑距离学校位置太近，一旦“房中校”周边的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很有可能波及学校，给校内人员的生命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2）“房中校”面临卫生安全的压力

校园卫生安全是城区中小学校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当前，“人类新型传染病对儿童青少年的一次次侵袭也提醒我们……一定要对学校的环境设备安全，对中小学生的身心保健给以高度重视”[4]。由于“房中校”一般都处于城区较为繁华的位置，人员密集，流动频繁，一旦有传染病流行，会对该区域学校的学生健康产生严重威胁；同时，由于“房中校”周围多是餐饮店铺，卫生条件并不理想，容易滋生病菌，很容易对年龄较小、抵抗力弱的中小学生的身体健康产生威胁。

（3）“房中校”面临交通安全的压力

交通安全是城区中小学面临的重要问题，相关统计显示，在我国，交通事故每年会导致4000余名中小学生的死亡[5]，而在“交通事故导致的伤亡中，儿童青少年是高危人群”[6]。“房中校”处于商住用房的包围之中，由于商住用房的居住和往来人员较多，在上下学时间，容易造成该区域的交通堵塞，也极易发生威胁到中小学生人身安全的交通事故。

（4）“房中校”面临学生人身财产安全压力

彼得·威尔斯说：“我们正处在一个教育与灾难赛跑的时代。”[7]当前，教育与风险并行，而学生的人身财产安全压力则是众多风险之一。由于“房中校”周边的人员构成复杂且流动性较大，而学校被周边建筑紧紧包围，与外部环境之间并没有足够的缓冲地带。一旦有威胁到学生人身财产安全人物混杂在学校周围，极易对学生的人身财产安全产生较大威胁。

三、应对“房中校”问题的主要原则及方法

“房中校”问题是涉及到政府、社会、学校的复杂问题，问题的解决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协调各方力量。

1.应对城区“房中校”问题的主要原则

（1）教育规律原则

“教育规律是人们教育活动的规律。”[8]而教育规律的实现必须有其客观的基础和前提。“房中校”问题是现实的教育问题，问题的解决应遵循基本的教育规律。在学校周边建筑的规划、从业范围的限制、学校自身和周边环境的保障方面，应充分尊重中小学生身心成长的特点和学校教学活动的现实需求，遵循教育规律营造良好的校内外环境。

（2）教育优先原则

“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作用。”[9]具体到“房中校”问题，因其涉及到政府、社会、学校等各方的利益，牵扯城市规划、财政、教育、商业开发等多方面的内容，使得这一问题成为各方“不愿管、不敢管、不会管”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各方都把自身的利益放在首位，教育在各方博弈中往往处于弱势位置。在“房中校”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一定要明确教育优先的原则，各项政策向教育适当倾斜，切实推进“房中校”问题的有效解决。

（3）规划先导原则

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是“房中校”问题得以解决的的重要前提，也是良好效果的重要保障。“房中校”问题既涉及到校园规划，也涉及到城市的总体规划。在“房中校”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应依据学校调整后的区域、面积、环境等及早做好校园总体规划，用科学合理的规划引导学校的发展建设；而在城市总体发展规划中，也应充分考虑“房中校”问题的应对，实现规划先导。

2.应对“房中校”问题的主要方法

“房中校”问题应在充分遵循教育规律、尊重教育优先发展地位、实现规划先导等原则下，调动政府、社会、学校等方面的力量，协调配合。

（1）政府层面

首先，实行城区中小学的科学布局调整。“学校布局结构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10]通过实行城区中小学的科学布局调整，依据城区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变化、学校发展等情况，对城区中小学进行重新布局，将“房中校”现象严重的城区中小学迁建到城区其他合适位置，并在新建学校周边划定建设红线，对新建学校周边的建筑高度、密度以及与学校的距离严格依据国家相关规定进行明确限定，在解决“房中校”问题的同时，防止新的“房中校”的产生。

其次，推动城区教育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的有效对接。房中校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应通过城市总体发展规划和教育专项规划引导“房中校”问题的有效解决。在城市总体发展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应将教育专项规划充分吸纳进来，实现城市总体规划与教育专项规划的有效对接。在保障教育规划落地的同时，也要依据国家相关建设标准对学校周边的用地属性进行严格限定，充分保障城区中小学校的内外部发展空间，从根本上杜绝“房中校”的产生。

（2）学校层面，应充分增强维权意识。

“房中校”现象的存在阻碍了学校的健康发展，是对学校权益的一种损害。解决“房中校”问题，学校应充分增强维权意识，守住学校自身发展的红线。对学校周边存在的违规建设、教育用地流失等问题，应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学校合法权益。在政府通过科学的中小学布局调整保障学校自身发展空间的同时，学校也应发挥自身的维权力量，避免自身陷入到被“包围”的境地。

（3）社会层面应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功能

教育发展是一项社会事业，社会各界同样具备着保障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责任。社会监督不力使“房中校”产生的重要原因，通过充分发挥社会的教育监督功能，由群众对学校周边存在的蚕食教育用地、违规进行房产开发等问题及时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举报，由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会同执法机关制止相应违规违法行为，切实保障城区中小学校的健康发展，杜绝“房中校”的产生。

“房中校”问题是涉及到政府、学校、社会各方的复杂问题，问题的解决绝不是单方面的责任，也不是通过一种方法就可以完全解决，它需要政府、学校、社会等各方力量协调配合，最终实现城区基础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 何镜堂，郭卫宏，等.现代教育理念与校园空间形态[J].建筑师，2004（2）.

[2] 谭芝芬.中小学校园空间的点、线、面[J].浙江建筑，2007（9）.

[3] 张英萍.儿童校园安全构建：多学科的视角[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4] 杨民.日本中小学的学校卫生保健工作[J].教育科学，2009（6）.

[5] 刘艳虹，张毅.八省市中小学生上、下学安全状况调查分析[J].道路交通与安全，2008（4）.

[6] 杨军，郭向晖，薛春杰.北京市朝阳区中学生道路安全干预效果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07（2）.

[7] 珍妮特·沃斯，戈登·德莱顿.学习的革命[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

[8] 程少堂.试论教育规律的实现机制[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3）.

[9]曾天山.教育优先发展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大计[J].教育研究，2008（11）.

[10] 马佳宏，王贤.城市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问题探讨—以桂林市为例[J].教育发展研究，2008（21）.

[作者：李汉学（1987-），男，山东荷泽人，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问题检视 篇12

检视效应的发生是特定事件激发的结果。特定事件既已发生即具有无可回避性, 它会将存在的各种问题充分暴露, 会以其特有的严峻方式向人们发出严厉的拷问, 进而产生检视作用, 促使人们深入反省其所思所为, 促成人们达成共识, 积极采取切实措施以解决面临的种种问题。

企业安保投入增长中检视效应的作用, 无疑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一般情况下, 由于企业安保所具有的特殊性, 即安保大体可视为非直接生产过程, 它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 其显见形式是成本是耗费, 而其产出或收益一般则是间接的、内隐的, 通常难以用具体的指标进行准确衡量, 正常情况下其价值功用不会以显现明确的方式体现出来, 因而, 人们对于安保投入的意义, 在认识上常常容易出现偏差、短视甚至否定, 不同利益主体对于安保投入的认识往往分歧较多, 难以形成共识, 因此, 安保投入往往不被重视或得不到足够重视。在没有安保事件发生时, 企业安保投入往往缺乏应有的连续性, 支出安排中安保投入不足, 甚至安保投入成为被挤压的对象, 缺乏根本保障。

从企业安保投入增长中存在的检视效应作用机制, 事实上我们可以获得一个重要启示, 即可以通过创造和强化检视效应来推进企业的安保工作。既然安保投入增长是通过检视效应的作用来实现的, 那么检视效应存在与否及其强弱无疑直接关系到安保的投入和安保的发展, 显然, 创造和强化检视效应必然有利于推进安保工作, 创造和强化检视效应也应是安保工作的重要内容和选择。

二、如何创造和强化检视效应以推进企业的安保工作

检视效应虽然是特定事件激发的结果, 但在没有特定事件发生的情况下, 我们也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情境设置、利害比较以及反差构筑等方式来创造检视效应。检视效应的强弱与人们心理意识所受的刺激程度, 特别是与人们的反思意识和认识密切相关。因此, 创造和强化检视效应的具体措施必须围绕这些方面来设计。以下结合我国企业安保的普遍情况, 就如何创造和强化检视效应以推进安保工作谈一点思路性的建议。

第一, 适时定期开展安保宣传教育, 促进企业员工安保思想意识习惯的更新。有了正确的思想意识习惯, 才能保证检视效应真正扎根于人们的观念之中, 从而长期存在下去。培育企业员工正确的安保思想意识习惯是安保工作最为根本的任务和目标。实现这一目标无疑是一个系统工程, 但宣传教育必须先行而且必须长期化。宣传教育在思想触动、营造氛围方面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长期的宣传教育必然会对人们的安保意识进而对人们的行为习惯产生影响。适时定期开展安保宣传教育还具有重要的提示和意识巩固功用。在正确意识和行为习惯形成以前, 人们在安保方面容易出现麻痹意识, 适时的宣传教育不仅能唤醒人们的安全警觉, 而且有利于巩固以往的宣传效果。在安保宣传教育方面必须形成惯例长期坚持。

第二, 开展安保风险分析与公示工作, 引导企业员工深入反思转换认识形成共识。检视效应的形成需要以一定的共同的思想认识为基础。特定事件的发生当然可以创造这个基础, 但在没有内外部特定事件发生的情况下, 如何创造共识基础呢?笔者认为, 企业安保部门通过开展安保风险分析与公示工作可以有效地创造这个基础并能将这个基础不断巩固和扩大。安保部门可以先选择一些重要环节或突出问题,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 根据安保制度规范进行深入具体的风险分析与说明, 并将其公示, 让全体员工充分认识企业存在的安保风险, 引导员工开展讨论。应当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安保风险分析与公示工作不仅有利于企业员工形成共识, 而且有利于促进主动检视效应的形成。企业安保风险分析与公示工作本身就是对企业安保状况的一种检视, 通过这种检视可以推进企业各个部门和全体员工深入反思统一认识, 可以为安保工作的切实推进创造条件和氛围。这项工作无疑应当经常化、长期化、规范化地开展。

第三, 开展“两查一演”, 强化企业员工对安保的体会和自我反思意识。所谓“两查一演”, 即一般检查、重点检查与安保演习。一般检查和重点检查是企业安保工作的重要内容, 是对企业安保问题的实实在在的检视, 因此必须切实搞好“两查”。但是仅仅搞好“两查”仍存不足, “两查”往往难以切实提高被查对象在安保方面的主动性, “两查”与安保演习相配合才能相得益彰。安保演习是对企业员工安保意识、安保事件处理能力和心理素质的一个全面检验。因此, 企业安保工作中要认真研究如何利用好这一手段, 在演习预案设计环节要精心构思, 明确演习要达到的具体目标, 在演习实施环节要按照各项规范严格考核, 在演习总结环节, 必须全面深入地分析演习结果, 剖析具体的利害关系。

(作者单位:江苏省江都市邵伯镇油建处安保科)

摘要：文章论述了检视效应与企业安保投入增长的关系, 提出了如何创造和强化检视效应, 推进企业安保工作的方法和途径。即适时地定期开展安保宣传教育, 促进企业员工安保思想意识习惯的更新;开展安保风险分析与公示工作, 引导企业员工深入反思转换认识形成共识;开展“两查一演”, 强化企业员工对安保的体会和自我反思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