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债风险分析

2024-08-04

中国外债风险分析(共4篇)

中国外债风险分析 篇1

岳林康, 男, 1955年生,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高级会计师, 高级经济师。历任大亚湾核电合营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现任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荣获2005年度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称号。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广核集团”) 是在1987年开工建设的大亚湾核电站的基础上, 于1994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的大型试点企业集团, 依据“以核养核, 滚动发展”的经营方针, 负责组织实施核电站工程项目的设计、建设、运行、维修管理及相关业务。集团的战略定位是:以核电为主的清洁能源集团, 为社会提供安全、环保和经济的电力。经过20多年的创业过程, 截至2010年11月底, 中广核集团拥有总资产约1866亿元人民币, 净资产约604亿元人民币, 净资产是集团成立初期32.4亿元的18倍, 有效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中广核集团成立多年来, 经历了“合资经营、借贷建设、售电还钱”的大亚湾模式和从“单基地、单项目”到“多基地、多项目”的集团发展过程。在这期间, 集团积极主动开展外债风险管理、内控等方面的探索, 形成相关外债风险管理的理念、方法和策略, 并通过合理选择外债保值工具、动态管理和静态控制的管理方法等有关举措, 构建了一套比较科学完整、行之有效的外债风险管理和内控体系, 取得了一定的管理成果, 有力地推动了中广核集团的健康发展。中广核集团在外债风险管理方面探索和积累的宝贵经验, 对仍处于探索中的国有企业的风险管理工作将是一个有益的借鉴和帮助, 鉴于此, 本刊记者专程采访了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岳林康, 希望对国有企业的财务工作有所启迪。

面对风险, 探索管理之道

岳林康指出, 中广核集团外债的基本特点是:外债总量大, 贷款形式多, 币种多, 其中以欧元、英镑为主要债务, 贷款期限长, 因而蕴含的债务风险很大, 主要是汇率风险、利率风险、资金周转风险、会计风险等。风险的存在可能使企业经营业绩产生较大的波动, 使企业战略的实施偏离既定的目标。因此, 企业必须根据所面临的风险状况和内外部环境, 积极主动地管理风险, 把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在上世纪80年代, 国内尚无外债风险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可循, 中广核集团从与信贷银行签订出口信贷协议开始着手研究长期外债管理问题。经过多方参与的研究与探讨, 先从简单的外汇远期做起, 在探索中起步。岳林康指出, 就企业的外债风险管理而言, 管理方法总体可分为两类:一是非金融管理方法, 即采用非金融方面的措施来防范外汇风险, 主要包括组织集中化、再开票公司、选择生产地点、选择商务合同货币等;二是金融管理方法, 主要包括选择借款货币、选择借款利率、提前或滞后外汇结算、债务重组、金融衍生工具等方法。由于中广核集团的外债总量大、利率高、期限长, 对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影响很大。为此, 从集团发展战略对风险控制的要求出发, 采用选择借款货币、选择借款利率、适时转换外币债务为人民币债务、开展远期的外汇交易、商务合同条件等金融工具和非金融工具, 积极主动应对风险。

融合发展战略与管理目标, 制定风险管理策略

岳林康谈到, 从全面风险管理整体框架的四个目标, 即战略目标、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和合规目标出发, 结合企业的实践, 制定长期外债风险管理目标和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方法是至关重要的。

任何可以完全或部分消除外债风险的技术或手段可称为外债风险保值措施。作为电力生产企业, 中广核集团积极应对影响集团发展战略的外债风险, 采用外债保值管理的措施, 制定了长期外债风险管理的策略。

制定外债保值目标是长期外债风险管理的首要任务。目标的确定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公司的“可承受成本”, 据此确定公司外债保值管理的控制目标值;二是科学的预测, 据此判断保值措施的选择和实施时机。

在此基础上, 制定公司的外债保值管理策略。

一是债务货币的选择。债务货币的选择决定了举债之后外债风险管理的方向和重点。对于建设项目并负责持续经营的企业而言, 主要有两种选择:第一, 债务货币与公司基建进口贸易商务合同计价货币一致, 可以避免基建期的外汇汇率风险;第二, 债务货币与公司生产期收入货币或记账本位币相匹配, 可以避免经营期的外汇汇率风险。

二是保值工具的选择策略。要先对适合的债务尽量安排简单的保值工具 (如远期外汇交易合约) , 对实在达不到保值目标的债务才考虑安排结构性的保值工具。在选择上考虑以下因素:第一, 保值工具的费用;第二, 与集团外债货币相匹配;第三, 保值工具在金融市场中的容量、安全性、流动性及收益性。市场上常用的汇率风险管理工具有即期外汇交易、远期外汇交易合约、外汇期权交易等。结合外债还款结构, 集团选择了超远期外汇交易合约这一保值工具。它的特点是易于操作, 市场上报价透明, 流动性、灵活性较好, 保值期较长, 市场上报价可长达10年以上。

三是分期分批, 分散风险, 长期与短期相结合。根据市场的现状和公司的成本预算目标, 区分外债风险管理目标的主次, 总目标与分目标, 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 构成有层次结构的风险管理目标体系。具体的交易分期分批将本金和利息安排掉期, 分批固定还款成本, 分散还款风险;优先安排还款期内前几年内的债务, 使还款高峰期的外债尽可能地固定在预算承受范围内。

四是慎重选择保值交易对象和中介银行, 严格控制风险。中广核集团外债期限长、金额大, 为避免多家询价可能对市场造成不利的影响, 必须挑选资信好、效率优良且有能力进行超远期交易的银行, 必要时请专业机构对方案进行比较评估, 选定方案, 并挑选国内外一流的银行组成外债风险管理的投标团。

五是静态控制, 动态管理。通过测算、决策, 确定各期的真实债务及其“可承受成本”, 作为控制的量化目标, 报公司管理层批准后组织实施, 体现静态控制;而针对市场的波动, 如果因还款时间或金额的调整使已做的保值交易时间或金额与实际不吻合时, 特别是当市场有“出险”前兆时, 有关交易合约可以在授权规定下经公司领导批准后择机平盘, 但必须以保证还本付息的风险被覆盖为前提, 公司要设定适当的止损限额, 制定止损处理业务流程, 并制定应急处理预案, 以及时应对合约执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这种在保值目标、金额等要素总控制下的授权、审批、交易、风险处理过程, 体现了“动态管理”保证实现既定的经营目标的思想。

六是加强内部控制, 严格审批。首先, 中广核集团先后制定了《长期外债汇率风险管理大纲》、《外债风险管理审批、交易程序》等工作制度和程序。总经理部根据市场行情, 在保值目标、金额的批准范围内实施。财务部资金管理人员通过金融资讯终端系统密切关注国际外汇市场的行情, 编写交易分析和建议, 集团公司领导做出决策后, 发出交易指令, 并追踪完成交易确认等手续。如有对保值目标和比例的调整, 要按照授权上报公司管理层, 取得批准;其次, 严格执行交易程序。在交易、记录、交割、评估等环节上严格按照交易程序的要求来执行, 将交易结果逐级上报, 外债保值交易的交割及相关资金调拨必须严格遵守集团公司或成员公司的支付程序, 对交易情况按年进行评估;再次, 坚持定期监督审计。公司内审部门对交易过程的决策及执行各个环节是否遵循公司的有关制度或程序进行定期检查, 建立全员、全过程管理的体系, 并通过责任制考核、定期轮岗和审计, 实施控制监督功能。

不断提升管理水平, 为集团发展保驾护航

岳林康指出, 中广核集团多年来积极、主动地开展长期外债风险管理, 历经一段时期的探索与实践, 取得了良好的管理成效, 节省了数十亿元人民币的财务费用支出。但是, 面对未来, 风险管理的任务依然艰巨, 面临外债风险长期性管理的困难。目前, 世界经济一体化、政治、经济、地缘危机等多元化影响使风险急剧增加, 金融市场上缺乏对汇率的长期预测, 超远期外汇交易的报价、交易量较少, 保值工具缺乏, 为长期外汇风险管理业务带来很大的困难。对于大量使用欧元、英镑等外币债务的中广核集团来说, 近年来外部市场波动引起的汇兑损益也较大, 使企业经营利润大起大落。尽管面临着诸多的困难, 但岳林康表示, 在原有管理成果的基础上将继续深化外债风险管理, 中广核集团不断迎接新的挑战, 进一步深入开展风险管理的积极探索和实践, 逐步解决公司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问题, 为公司的科学、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为实现国家核电发展战略规划的目标作出不懈的努力!

摘要:岳林康, 男, 1955年生,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高级会计师, 高级经济师。历任大亚湾核电合营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现任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荣获2005年度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称号。

中国外债风险分析 篇2

关键词:外债,结构,增长,变化趋势

外债, 通俗地讲就是本国政府向其他国家商业机构、居民或政府的借债。自1985年以来, 我国外债总体规模不断增大, 至2011年底达到6950亿美元。从外债结构看, 2001年前短期外债余额占全部外债余额比例在25%国际安全线以内, 2001年外债口径调整后, 外债余额均迅速增加。

1 中国外债结构分析

1.1 来源主体

根据外债来源主体不同的分类标准, 外债被我们分为银行金融机构贷款、政府企业贷款、补偿行贸易债务等几个类别。它们的变化将会对一个国家的外债数量、期限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外债的稳定性和风险性, 因此每个国家必须重视外债来源主体结构。

近年来, 曾经占有重要地位的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在规模上都有一定数量的增加, 但是外债余额所占的份额却大幅度减小。在2008年, 国际商业贷款逐渐增加, 提高了4.9个百分点, 所占比例达到56%, 而贸易信用所占比例在2008年大幅下降4.9%。由此可见, 中国外债风险有上升的趋势。

1.2 主体特征

根据外债来源主体结构分析, 2008年以来, 中国国境以外银行、补偿贸易贷款、中外金融机构贷款都表现为急速下降的态势, 但是有些贷款却稳定提高, 比如企业出口商、外国公司和居民个人贷款、海外私人存款、延期付款形成的贷款。虽然我们难以判断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美国金融海啸, 但从以上数据中我们可以分析出资本流向和规模的变化, 外债及其流出规模都在扩大, 这使得我国对于解决外债监管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1.3 应债主体

我国外债应债主体分为国务院各部门以及委员会、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等九大类。最近几年由于相关政策措施的出台, 我国外债应债主体结构已向好的方向发展。

(1) 应债主体份额持续减少, 从1998年的61%变化为2005年的39%, 降低21个百分点, 相对应的是外资企业和金融机构所占应债主体比例显著增加。

(2) 从应债主体结构看, 各部委的主权债务快速减小, 2001年的份额是33.7%, 每年减少3.1个百分点, 到2008年时达到9.0%。最后大部分外债都集在中资企业和金融机构手中, 比例达到了20%, 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的外债风险。

(3) 外资企业、金融机构持有中国大部分外债, 而且还有持续扩大的趋势。2001年, 外资企业、金融机构共持有29%的份额。2004年以后,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 该比例快速增长。

一言以蔽之, 中国外债规模在增长中不断优化, 国内应债份额逐渐下降, 承担风险概率降低。我国外债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极少部分主体中, 导致我国外债风险增大, 加大了监管的难度。如果管理好了主要的外债风险, 也就基本管理好了中国的外债。

1.4 期限结构

通常情况下, 外债期限结构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外债风险大小, 短期外债存量与增量之比越小, 风险越小。除了外债期限结构这一指标, 也会考虑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余额的比率, 如果结果越大, 说明外债偿付能力越弱, 风险越大。一国政府部门通常在外债用途、结构、风险与收益四个因素之间左右权衡, 希望获得最大收益。

可以看出, 1985年至今中国外债期限结构有三个特点:

(1) 中长期外债份额急速减小, 短期外债份额大幅增加。2000年前所占比例在81%以上, 2001年后快速并稳定在45%左右, 2007年达到42%的最低点。

(2) 中长期外债更加稳定, 胜过短期外债。由于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的影响, 当年中长期外债的增长速度为6.8%, 但是短期外债却没有增长, 反而减少了4.24%。由此可见, 短期外资不如中长期外债稳定。

(3) 外汇与短期外债比率高。2001年调整外债统计口径后, 比例从9.3%渐渐升高到32%。尽管中国短期外债份额很大, 但是风险相对较小, 且呈现降低的势头。

2 外债规模变化分析

2.1 外债规模变化阶段特点

通过对往年外债余额的具体分析, 我国外债余额增加趋势显而易见。1985年, 外债余额约为160亿美元;1995年, 外债余额达到1066亿美元, 是10年前的10倍;2008年12月, 我国外债余额达到历史顶峰, 是1985年的24倍;2012年6月, 我国外债余额达到7852亿美元, 增长迅速。

我国外债规模变化表现为两个阶段特征:1985~19 9 9年、2000~2011年。1985~1999年阶段, 我国外债规模稳中有升。1992年, 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 我国政府大量借入国际贷款, 用于国内经济与基础设施建设。1992年我国外债余额为700亿美元, 一年后外债余额迅速增加到840亿美元, 增加140亿美元。2000~2011年阶段, 我国外债规模迅速增加, 从2000年的1460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07年的3737亿美元。

通过对往年外债规模增长率的具体分析, 我国外债数量呈现出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 其分界线在2000年左右。2000年以前, 外债规模增长率变动平凡, 但整体上遵循下降的变动规律。1987年, 我国外债规模增长率处于41%的历史最高水平;2000年, 我国外债规模增长率降为-4.0%, 一下子跌倒谷底;但是2000年以后, 外债规模不再有大幅度波动, 逐渐显现平稳态势。我国外债规模迅速增长的因素有以下三点:

(1) 外债来源渠道拓宽导致我国外债规模迅速扩大。1991年以后, 我国与世界银行、外国政府确立了长期稳定的贷款合作关系。随着我国外债来源渠道不断扩宽, 我国对外借款规模越来越大,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2) 我国经济发展势头迅猛, GDP总量跃居第二, 仅次于美国, 多年出现贸易顺差, 国家外汇收入较之以前有很大提高, 外债规模也随之扩大。

(3) 由于人民币升值, 中、外资企业从规避升值风险、减少经营成本的角度出发, 纷纷采取措施, 用外币替代本币借款。因此, 企业在交易中采用预收货款和延期付款的办法, 导致外债特别是短期外债大幅增长。

2.2 外债规模变化状况

按照时间长短分类, 国际上把外债分为长期外债和短期外债。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 决定了外债的结构、性质和风险。

通过对1985~2011年长期外债余额变化趋势的分析, 我国长期外债余额的变化呈现出“升-减-升”的特征 (见图2) 。1895~1999年, 长期外债余额快速增长、逐年递增, 从1985年的94.2亿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1366.6亿美元, 增长近14倍。1999~2007年, 长期外债余额的变化为“U”型曲线特点。2007年以后, 长期外债余额持续增加, 并超过1500亿美元。

通过分析, 2000年是我国短期外债余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 (见图3) 。在此之前, 短期外债余额相对较少, 保持在200亿美元之内。在此之后, 由于政策的调整, 短期外债余额直线迅速增加, 从2000年的130.8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201.0亿美元。由于我国鼓励对外发展贸易, 人民币预期升值, 国际游资大量涌入国内, 产生短期外汇头寸, 转为短期外债, 2009年10月份, 短期外债余额超过长期外债余额, 达到280 0亿美元。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 我国短期外债和长期外债在外债中的地位发生交换 (见图4) 。

第一, 2000年以前, 我国外债结构中长期外债占绝对地位, 长期外债余额所占比例高达85%, 并与短期外债之间的差距愈来愈大。

第二, 2000~2004年, 虽然长期外债和短期外债余额越来越接近, 短期外债增长迅速, 有超过长期外债的趋势, 但是长期外债依然占据我国外债的主要地位。

第三, 2005~2012年, 短期外债超过长期外债占据我国外债份额的大部分。2005年, 我国短期外债余额约为外债余额的56%, 短期外债余额首次超越长期外债余额。2009年10月, 短期外债余额占总外债余额比例达到63.9%。中国短期外债余额所占比例每年都会增加, 导致短期外债风险愈加明显。20世纪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 东南亚少数国家都面临着短期资本大量涌入的境况, 短期外债规模大小被看做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出现债务危机的标准, 我们应该提高警惕, 以此为戒。

2.3 外债增加额变化

通过对长期外债与短期外债变动情况分析可知, 两者每年增加的数量比较相似。1999年前, 长期外债每年增加的数量均大于对应年度的短期外债增加额。2000年之后, 短期外债增加额大于相应年度的长期外债增加额。但是接下来两年, 长期外债均没有增加, 反而减小, 与此同时, 短期外债增加额优势明显, 2001年的短期外债增加额更是超过了370亿美元。2002年以后, 长期外债增加额和短期外债增加额都呈上升趋势。

3 结论

中国外债规模持续增长, 外债结构应该得到优化改善。如应债主体尤其是主权债务比率下降较快;长期以来, 外汇储备的货币结构以美元资产居多, 应该大幅降低美元储备比例, 将美元资产转换成欧元资产。为有效管理外债并控制风险, 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国际资本流动的相关制度和管理措施, 提高外债利用效率。

参考文献

[1]段志多.对我国外债管理的分析及对策建议[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07 (3) .

[2]干杏娣.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本外币政策及其协调的影响[J].世界经济研究, 2002 (6) .

[3]刘显昌, 刘志雄.中国长期外债与短期外债的动态关系研究[J].经济经纬, 2009 (6) .

我国外债管理制度和风险防控研究 篇3

(一) 外商投资企业境外融资实行“投注差”管理, 较为宽松

外商投资企业“投注差”是指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的差额。按现行有关外债管理规定, 外商投资企业借用的外债规模不得超出其“投注差”, 即外商投资企业借用的短期外债余额、中长期外债发生额及境外机构保证项下的履约余额之和不超过其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的差额。

(二) 中资机构借用外债需进行资格审核, 较为严格

根据现行外债管理规定, 境内中资机构举借短期国际商业贷款实行余额管理, 余额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核定;举借中长期国际商业贷款, 须经国家发改委批准。

二、现行外债管理制度面临的问题

(一) 外债规模较快增长加大了外汇局统计监测工作量

近年来受人民币升值、国内货币信贷政策趋紧及本外币较大利差等因素影响, 涉外融资快速增长, 外债流入呈现明显增长态势, 以日照市为例, 截至2011年末, 辖内直接外债余额81739万美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74%, 2011年直接外债签约登记金额36108万美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246%;提款金额达24747万美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373%;外债结汇85笔、金额4870万美元, 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63%和下降7%;外债还本付息付费等82笔、金额4863万美元, 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61%和14%。由于外汇局按照“五个转变”的管理思路重点转向非现场监测和事后管理, 当前逐笔登记核准的外债统计管理模式难以适应外债规模的较快增长。

(二) “投注差”管理和来去自由的宽松模式不利于外汇均衡管理

现行政策规定, 在“投注差”范围内外商投资企业可自行借用外债;另外对已签约登记外债, 借债企业实际上仅凭一纸借款合同或追加补充协议即可办理外债变更登记, 对借款偿还的期限及利率等均可灵活调整, 现行借还外债的宽松管理难以应对异常形势下企业通过借债快进快出、收放自如以合规渠道规避监管的行为。

(三) 中外资企业的举债资格用途差距不利于缓解中资企业资金周转难

当前外资企业外债登记审核条件较中资企业明显宽松, 中资企业外债资格审批较为严格, 规模管理偏紧;且对于外债的结汇使用, 中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存在较大差异, 目前, 对于中资企业借用的外债, 视同国内外汇贷款管理, 其借债资金的使用受到严格的限制, 不得结汇, 只能用于进口支付。而外商投资企业可根据企业经营实际自行结汇, 借债资金使用上的区别对待, 使得外商投资企业在融资环境及资金运用效率远优于中资企业。

在国内信贷政策趋紧外资企业纷纷借入外债的背景下, 中资企业咨询借外债的情形增加, 但限制约束条件较大, 大多难以通过资质审核, 中资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较为突出, 2011年日照市5家中资企业因境内贷款成本高且融资难, 咨询外债登记寻求境外融资, 均因无短贷余额指标及中长期外债举借计划未通过发改委部门审批, 无法及时取得境外融资支持。

(四) 外债结汇逐笔审批监管成本加大且无法有效监测资金流向

现行政策下, 企业外债结汇需要外汇局逐笔核准, 企业需向外汇局提交申请、合同、书面支付命令等纸质材料, 外汇局审核资料真实性后出具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 银行再凭核准件及相关资料为企业办理外债结汇业务, 双层审核模式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也增加了企业的管理成本;且企业间的资金业务往来较频繁, 提供表面审查资料较为容易, 目前外汇局也只是对企业提供资料的合规性和表面一致性进行审核, 对结汇支付实际用途的真实性难以甄别和跟踪监测, 无法达到有效遏制不明跨境资金借外债渠道流入境内的目的, 且面临管理成本增加、效率不高及效果不明显的窘况, 因此简化现行外债结汇管理模式势在必行。

当前, 外汇局外债管理上实行借、用、还全程登记核准管理模式, 近年来客观上随着涉外交往的不断扩大和企业发展需要, 借债主体的借债需求保持较快增长, 目前几乎全过程登记核准的外债管理模式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 建议从简化外汇使用事前管理环节入手, 改进现行外债管理模式, 由银行直接办理结汇审核, 外汇局加强外债使用事后核查和非现场监测管理。

三、改进外债管理方式的设想

改革外债统计监测方式, 建议在外债借入环节执行适度均衡的规范登记管理, 要在资本金按合同规定到位的前提下, 企业凭借款合同等材料到外汇局办理登记和借款条件核准及开户等手续。改革主要针对外债管理的使用和归还, 按照外汇局登记核准的条件, 依托系统整合后改进的统计监测功能, 直接交由开户银行办理外债使用归还环节, 外汇局和银行通过系统数据共享, 加强事后核查, 掌握借债主体外债余额的动态变化情况, 不会对外债管理和风险控制带来影响。

(一) 参照资本金结汇管理简化外债结汇使用环节

改革现行外债结汇管理方式, 参照汇综发[2011]88号文件资本金结汇由银行直接审核办理, 外汇局不再出具核准件, 取消结汇核准环节, 由银行直接审核企业结汇提交资料的真实性, 并按规定向外汇局反馈和报备外债结汇信息。

外汇局重点通过事后核查, 跟踪结汇资金流向。一是建立外债结汇支付情况非现场核查制度, 要求定期或不定期对外债结汇使用情况进行非现场核查, 必要时开展现场核查。二是要求企业开立外债结汇人民币资金专户, 与外汇局外债统计监测系统有效衔接, 纳入非现场监测预警体系。三对银行外债结汇业务及时有效开展现场核查, 实现对外债结汇资金流向的监管, 规范和完善境内企业外债结汇监测手段。加强对外债结汇办理及事后全流程跟踪和监管, 重点核查通过关联企业人民币资金使用情况, 将外债结汇监管环节延伸至其关联企业人民币使用环节, 对于存在可疑交易的不能办理结汇, 并将关联企业交易结汇向外汇局进行报备, 以便开展针对性检查, 防止企业改变资金用途或将结汇资金用于其它不合规范围。

加强对银行办理外债结汇业务的事后核查力度, 要求企业在交易完成后提供发票、支付凭证、会计凭证等证明交易真实性的材料, 并上网查验真伪, 防止企业通过虚构交易, 将结汇资金挪作它用。同时重点核查大额和频繁发生的可疑外债结汇业务, 深入银行、企业跟踪外债结汇后人民币资金流向, 核查其结汇资金是否用于企业生产经营, 是否存在改变资金用途等情况。

(二) 建立完善对外债的非现场核查和监测预警体系

一是进一步整合外债统计监测系统、FDI管理系统、外汇账户系统及国际收支申报系统资源, 实现主体监测信息共享, 加强对企业外债的全方位非现场监测, 对高频外债的使用、偿还实现动态监测。完善现有外债统计监测分析系统, 规范银行端外债结汇信息的审核, 要求企业提供外债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对应的收款人、账号、资金用途等信息, 并对上笔结汇人民币资金对应的划款凭证号和发票号及发票金额进行登记, 使外汇局通过非现场监测系统能够提取银行办理的全部外债结汇及使用业务信息。同时, 增加外债结汇风险预警功能, 对外债结汇率过高和发票重复使用等情况进行系统监控, 实现非现场筛查可疑和违规外债结汇线索, 提高非现场监管效率。并对企业主体外债使用总体情况进行真实性评估, 确保借债实际用途与贷款合同用途一致, 堵住境外异常资金借道外债流入的漏洞。

二是加强与人民银行反洗钱部门沟通联系, 发现企业以虚假支付合同骗取外债结汇后违规投向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 坚决予以立案查处。另外, 通过建立完善外债统计监测预警系统, 监测借债主体的期限结构、币别结构、利率结构、资金流动情况, 以达到有效控制外债规模, 防范外债资金异常流入风险的目的。

(三) 科学分类, 控制外资企业举借外债的规模

当前形势下, “投注差”作为外债登记审核原则手段过于宽松, 削弱了外债管理政策的有效性, 不符合当前“控流入”和均衡管理的目标要求, 外汇局外债管理工作面临较大资金流入审核压力。为完善外债登记和结汇管理, 在满足企业合理需要的同时, 防范企业通过外债及其结汇渠道进行跨境套利投机, 建议在外债登记“投注差”管理和外债结汇“支付结汇制”基础上, 采取以下措施, 引导企业合理使用外债, 防范异常资金流入, 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一是根据国际收支形势需要, 适当提高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占投资总额的法定比例, 压缩可借外债规模。基于对外债偿还风险的考虑, 建议在“投注差”计算公式中加入外方投资占比比例, 即:外资企业可借入外债额不超过 (投资总额-注册资本) ×外方投资比例。由此公式计算出的“投注差”能够更客观的反映外资企业可借外债的数额。

二是充分发挥产业投资导向的职能, 可将现行的“投注差”办法改为根据产业政策, 加强对借用外债资金的必要性和真实性审核。根据借债主体的不同产业特点, 分类控制外债融资规模, 可在充分考察借债企业行业类别、科技含量、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等特点的基础上, 将企业分为“支持”、“限制”、“禁止”三类, 并实行比例控制。如对于“支持”、“限制”类企业, 可允许外资企业分别按照“投注差”的100%、50%比例从境外股东、金融机构正常借用外债。对于已经出现投资过热的行业要限制或禁止其借入外债, 从而在控制外债数量的同时切实提高外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及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

三是将外商投资企业人民币债务有效纳入“投注差”限额控制, 从而收缩其外债规模, 对其内外债统一管理, 进而实现将资产负债比例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防范债务规模和结构比例失衡潜在风险。

(四) 积极拓宽境内企业境外融资渠道, 平衡中外资企业借款手续审核

对于中资企业的对外借债需求, 结合国家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且确有需要的企业到国际金融市场上融资, 鼓励符合条件的中资企业从境外直接借入短期外债, 平衡中外资举债主体资格管理, 缓解中资企业境内融资难困局。

(五) 加大对违规主体的依法处罚力度

加强外债管理风险控制, 还应依法对违规主体进行处罚。银行不按规定履行外债资金结汇审核、统计、报告义务和外债资金账户限额控制, 出现严重错误的, 外汇局除按外汇管理有关规定对其处罚外, 对违规情节特别严重或暂停期内未能进行整改的, 可取消对该银行的外债业务办理资格;对提供虚假材料和改变外债结汇资金用途的违规企业, 要按照外债管理处罚规定的上限予以严肃处理, 以维护外债管理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摘要:作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一种重要形式, 借入外债对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加快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外债管理上的超国民待遇、管理模式落后、规模增长过快等问题逐步显现。本文就如何缩小外债管理中的差别待遇, 提高外债使用的安全和管理的便捷高效, 建立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外债管理方式和体制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国外债风险分析 篇4

目前对外债风险的评价还仅限于那些经典的指标,如偿债率、债务率、负债率等,且将各指标孤立看待,未将之系统化;而相关的危机早期预警模型,如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d的信号方法,Frankel和Rose的概率单位方法,Sachs、Tornell和Velasco的截面回归方法,斯坦福大学刘遵义的主观概率法等更偏重于对经济、金融总体的监控,且操作时也存在各种不足。指标规模不足,由阈值判定风险状况时存在武断性,丢失某些辅助信息等等,无法正确对风险状况进行判定。因此,本文选取“可能-满意度”法建立外债风险的评价模型,并对我国近几年的外债风险状况进行实证分析。

二、外债风险的“可能-满意度”评价模型的建立

(一)“可能-满意度”法

“可能-满意度”法是一种多目标综合评价方法,已在众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该方法从人们认识事物的两个方面,即“需要”和“可能”来对问题进行定量描述和运算。所谓“可能”指客观的容许条件和可行性,而“需要”则反映了人的主观期望。完全可能则可能度为1,完全不可能则可能度为0;满意度亦按此类推。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使用线性内插法对事物的具体特点进行描述。

“可能-满意度”法可以避免因阈值设定而带来的“突变”问题。因为经济、金融体系中风险的产生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并不会因为指标低于警戒值而判定完全无风险,指标超过警戒值就可断言危机的来临。通过设定两个极端的数值,将指标值转化为富有弹性的“可能度”或“满意度”,从而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问题。此外,“可能-满意度”法将各指标按一定方式进行综合,可以对问题进行综合评价,从总体上加深对问题的认识。

(二)指标体系的建立

1、指标的选取及临界值的确定。

外债风险的产生总是众多因素作用的结果。选取那些对外债风险有显著作用的先行指标,对其进行监测和评价,可以得到对外债风险总体情况的评判。一般来讲,在指标数值很好的情况下,不发生外债危机的可能性为1,政府的满意程度为1;而在指标数值很差的情况下,不发生外债危机的可能性为0,政府的满意度为0。但是关于选用哪些指标目前并未有最终的定论。本文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指标为五部分共17个指标,分别是:外债清偿指标(V1),包括偿债率、债务率、外汇储备与外债余额之比、出口创汇系数;外债增长指标(V2),包括负债率、外债利用系数、外债依存度;外债结构指标(V3),包括短期外债与外债余额之比、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国际商业银行贷款占比;对外贸易(V4),包括贸易条件、外汇储备与进口之比、经常项目外汇收支差额与GDP之比;宏观基本面(V5),包括GDP增长率、国内国际利率差异、信贷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各项指标临界值的确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没有统一的定论。本文参考了相关的研究成果和国际标准,且在某些方面根据我国具体情况进行了修改;没有相关标准和经验的,选取历史中的高点和低点作为区间的两端。

2、指标的合成。

我们最终需要得到的是关于外债风险的一个总体评价,因此势必要把各指标的评价通过一定的方式并合起来。在此我们将各层次的指标以加权平均的方式进行综合。在综合加权评分法中,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是首要的也是关键的环节,对各指标赋权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分析结论的可靠性。权重的选择可以根据各先行指标之间的重要程度差别和各指标评价值之间差别来主观确定,但是这样不免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随意性。为此,我们同时选用熵值法来对各指标进行客观赋权,并将主客观权重进行并合,这样就兼顾了对指标重要性的主观认识和充分利用指标结果提供的客观信息,从而使对指标的赋权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三)实证分析

应用上述外债风险的评价模型,本文对我国的外债风险进行评价。由于我国外债统计口径在2001年进行修改,统计后各指标与国际标准接轨,但也使得众多指标与之前不具可比性,故本文选择2002~2006年为评价区间。利用线性内插法得到的各指标的可能满意度水平(如表1)。

本文所用原始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历年的统计公报、统计年鉴,国家外汇管理局历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及其网站上公布的相关数据,或由上述数据计算得到。

应用熵值法,本文指标的主、客观合成权重(偏好系数均为μ=0.5):V1为0.255,V2为0.17,V3为0.205,V4为0.18,V5为0.19。

我们将可能满意度水平小于0.3时认为是危险区间,0.3-0.7为一般均衡区间,0.7以上为安全区间。由各指标满意度水平及其相应权重合成,我国外债总体风险在调查期内最高为0.67,最低为0.61,稳定处于0.6-0.7之间,这表明总体上我国并不存在明显的危机征兆,外债处于相对稳定和均衡的区间。但是外债风险的可能满意度始终未能达到0.7的安全水平,有必要继续加强对外债风险管理的关注。事实上把五个主维度指标的评价分开来看,我们发现其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五个主维度指标中,外债清偿、对外贸易及宏观基本面的可能满意度水平均处于0.7以上,显示了良好的安全程度。其中外债清偿指标和对外贸易指标稳居于0.8的水平之上,对我国外债总体风险的控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另外的两项指标不容乐观。外债增长指标基本上只维持在0.4的较低可能满意度水平。在其亚维度指标中,外债利用系数是造成其评价偏低的最主要因素。2003年我国的外债利用系数从2002年的9.12%突然猛增到120.4%,2004年更是达到183.66%,随后两年有所回落,不过也维持在140%左右的高位。这表明我国近几年外债增长幅度很大,相应造成外债使用效率不高及外债偿还压力增大。

外债结构指标近几年略有好转,但还是显示了较高的风险信号,其可能满意度水平一直在0.3的低位上下浮动,是五个主维度指标中最大的风险制造者。问题主要出在短期外债与外债余额之比和国际商业银行贷款占比两项指标上。短期外债易受国际经济动荡的影响,风险较大,一般不应超过20%这一国际经验值。我国的短期外债比例近几年中逐步攀升,离20%的警戒线越来越远,到2006年时已经达到了56.85%之高,风险也随之大大增加,故该指标的可能满意度水平一直为0。国际商业银行贷款风险很大,我国近几年该比率有逐步下降的趋势,不过降幅不大,目前仍然维持在48%-55%,其较低的评价对外债结构指标造成了较大的拖累。

此外,也应该注意到,表现良好的对外贸易和宏观基本面指标项也存在隐患。贸易条件(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的可能满意度一直处于接近于0的水平,这主要是进口商品价格大幅上升和出口商品价格明显下降造成的。而宏观基本面下的信贷增长率情况相似,其评价也基本处于略大于0的超低水平。这些问题指标容易被同维度下的绩优指标所掩盖。

(四)结论与建议

外债风险控制是一国经济安全体系中重要的一环,而对风险的正确认识是进行风险控制的基础。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的外债总体风险水平处于一般均衡的区间,但尚未达到完全安全的程度,因此许多工作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其中应特别注意下面几项:

第一,控制外债增长幅度,特别是短期外债的增长幅度。外债的增长应该与经济增长速度相适应,而短期外债应当控制在合理的比例范围内,防止国际短期不确定因素造成的偿付风险。

第二,国际商业银行贷款的比例应该逐步压缩,适度扩大对具有援助性的低息的国际金融机构和外国政府的贷款。

第三,产品贸易结构有待优化。目前我国主要的出口产品还是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高品牌核心价值的高附加值产品比重偏低,且在国际市场上价格竞争形势激烈,造成我国出口价格下降。这种不健康的顺差创汇形式在长期来看是难以为继的。当然,贸易结构的优化同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密切相关的。

第四,防止信贷增长过热。国内信贷的过度扩张,会使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需求上升。对贸易品的需求上升会导致贸易收支逆差;对非贸易品的需求上升会造成实际工资上涨,通货膨胀率上升,本币实际汇率升高,商品出口竞争力下降,进一步使贸易收支恶化。国内信贷的过度扩张还会使资本流出,资本项目出现逆差。

摘要:对外债风险的正确认识是进行风险管理的首要前提。“可能-满意度”的外债风险评价模型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外债风险,了解风险的来源。通过对2002~2006年我国外债风险的实证研究,我们了解到我国外债风险处于一般可控的均衡区间,但距安全区间尚有距离,许多工作尚待完成。

关键词:“可能-满意度”法,外债风险,指标合成,评价模型

参考文献

[1]、王浣尘.采用可能度和满意度的多目标决策方法[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82(1).

[2]、姜旭朝,孟艳.外债风险指标体系及中国外债风险状况分析[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6).

[3]、郝俊香.中国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测算[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6(4).

[4]、崔津渡,李诚邦.中国对外贸易条件:1995~2005年状况分析[J].国际经济合作,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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