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群式投资（精选9篇）
集群式投资 篇1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我国民营企业“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必然选择。但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约,我国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还存在不少劣势,如技术落后、融资困难、人才匮乏等。而“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则是克服这些劣势的理想选择。本文分析了我国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并在简要介绍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
一、我国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所谓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即众多民营企业为了获得外部规模的经济性,组成一个集群,一起到某一国家(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并通过彼此间的优势互补,形成配套服务。相对于单个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如下优势:
1、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力量。但总体而言,我国民营企业经营分散,不具有规模经济能力。据统计,截至2006年6月,中国已有465万户民营企业,注册资本金达到6.8万亿元,但户均资本金不过148万元,其中60%的企业资本金在100万以下,资本金超亿元的企业不到1%。(1)“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则使企业可以依靠“集体”的力量获得外部规模经济。企业在东道国一定区域内大量聚集,可以通过专业化分工降低生产环节转换成本,而集群内存在的大量熟练劳动力和具有不同生产用途的设备也使企业能够实现小批量、多品种生产,满足千变万化的市场需求。在市场交易费用低于企业内部组织费用的情况下,企业还可将集群内的分工协作外部化,即将部分零部件“外包”给其他企业,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此外,集群内部的地理位置靠近,产品的运输和买卖成本较低,还能降低大规模生产所需的资产数量和资产专用性要求,从而降低企业的海外投资风险。
2、实现资源共享与互补
企业要成功进行对外投资,无疑需要一些特定的资源,如准确的信息、充足的资金、精通跨国经营的人才等,这些都是单个民营企业所缺乏的。“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则能实现资源的共享与互补,弥补单个企业的资源劣势。首先,根据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集群能给企业带来信息搜寻的外部经济效应:集群内众多买者的聚集使企业能在较短时间内了解市场行情,而企业间因地理邻近、人员接触频繁也有利于实现信息的共享。其次,集群作为整体,拥有比单个企业高得多的信誉度,能减少银行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融资方面比单个企业更有优势。再次,集群内较易形成高度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实现人才的共享和互补,如A企业不适合的人才可能在B企业找到适合的工作。这就大大增加了求职者的就业机会,使人才在集群内大量聚集。而人才的高度集中不但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搜寻成本、员工培训费等),还加剧了人才竞争,加速人才的优胜劣汰,有效提高人才质量。
3、增强企业创新能力
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企业只有不断增强创新能力,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才能形成持续的国际竞争优势。而我国民营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技术水平普遍较低。据一项针对湖北和广东中小企业的调查显示,民营企业的设备技术水平普遍落后10年左右,约17.1%的企业甚至是以70年代以前的技术设备为主进行生产。(2)“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则能有效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企业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密切合作关系不但促进了创新资源的聚集(包括资金、设备等硬件资源和人才、知识等软件资源),也有利于知识、技术、经验等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交流在集群内快速传播,为企业创新提供了较多的学习机会。同时,同行业之间的竞争压力亦激发了企业的创新动力,领先企业的示范效应促使落后企业不断模仿和追赶,形成创新的文化氛围。此外,也促进集群内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政府、中介、科研机构等的合作,建立起集产学研于一体的创新网络(见下图),也为企业创新提供了保证。
4、形成区位品牌优势
品牌是产品内在质量和外在特征的综合反映,好的品牌能有效提高产品附加值和企业利润。而我国民营企业的品牌意识普遍比较淡薄,加之海外投资初期投入大,单个企业依靠自身积累很难将品牌做大做强。据统计,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以及核心技术的民营企业不到万分之二。(3)“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则有利于区位品牌的形成,形成单个企业品牌很难具有的优势。在品牌形象方面,它较单个品牌更为形象直接,且通常拥有比较深厚的人文底蕴。人们提到某一区域,往往会联想到该区域的特定产品,如瑞士的手表、意大利的时装等。在品牌建设方面,单个企业在宣传和推广上的投资有限,但当它们集聚在一起时,则可集中财力加大广告宣传力度,产生“1+1>2”的品牌协同效应。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时,可以借助“区位品牌”效应,利用“生产者—批发商—零售商”的垂直营销系统,以专卖店的形式在全球范围内销售,获取纵向一体化利润。如“第三意大利”服装集群中的“别尼通”公司在全球拥有5000多家专卖店,其中美国650家,日本300多家。(4)
二、我国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走出去”的民营企业逐年增多,在“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一些企业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如江苏、浙江的民营企业就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许多专业化市场。这些企业以制造性企业和贸易性企业为主,大多是在政府的推动下,以集群的方式“走出去”。在投资国家和地区的选择上,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以浙江为例,自1998年在巴西建立“中华商城”,到2007年2月在瑞典兴建中国商贸城,浙商已在海外创办了20多个专业市场(5),包括俄罗斯的“海宁城”、南非的“中华门”、尼日利亚的“中华商业中心”、匈牙利的“中国商城”、意大利的“中国城”、阿联酋的“中国产品交易中心”等。在美国、荷兰、乌克兰等地,也有温州商人兴建的专业市场。在经济贸易合作区方面,浙江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目前,浙江已经拥有4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康奈集团俄罗斯乌苏里斯克(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华立集团泰中罗勇工业园、前江投资公司越南中国龙江经济贸易合作区、吉利公司墨西哥中国(宁波)吉利工业经济贸易合作区,数量居全国第一位。(6)据悉,华立在泰国设立的“泰中-罗勇中国工业园”规划引进中国企业50~100家,建成中国传统优势产业即汽配、机械、建材、家电和电子等在泰国的产业集群中心与出口基地。但总体而言,大多数民营企业仍然是单个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笔者认为,我国一些地区已经具备了“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采取一些措施来促进我国民营企业的“集群式”投资是必要也是可能的。
三、我国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1、选择特色产业集群,带动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发展
我国很多地区的民营企业都是以集群的方式存在,在东南沿海地区,民营企业形成的集群极大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温州模式”、“晋江模式”、“东莞模式”等著名发展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下,区域竞争力往往表现在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上。因此,应鼓励这些集群借助区位品牌效应率先“走出去”,带动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根据现有国情,一些生产过剩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业和家电业)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现阶段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选择。民营企业的现有技术虽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在发展中国家仍具有相对技术优势,到这些国家进行“集群式”投资,不仅可以转移多剩的产能,还可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和能源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以浙江义乌为例,目前已有2000多名义乌人在国外经商,世界上10多个国际小商品市场都与义乌接轨,构建了庞大的国际营销网络。同时,企业还要善于利用种族纽带促进“集群式”直接投资,如餐饮业在国外华人聚集的地区开中餐店,进行连锁经营,就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
2、培育群内龙头企业,带动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发展
当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集群内部可能会出现一些规模较大、竞争力较强的龙头企业(企业集团)。如青岛家电产业集群以海尔集团为主导,重庆摩托车产业集群以嘉陵摩托集团为核心。这些企业在技术、品牌、营销、管理等方面独具优势,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能起到带头示范作用。首先,龙头企业作为“先行者”所提供的信息、知识和示范效应,会刺激集群内竞争对手的跟随。其次,随着集群内协作水平的提升,龙头企业基于生产成本最小化和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目的,通常只保留经营、人才、商誉等与技术秘密密切相关的核心资源,专注于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最终产品的销售,而将非核心资源的生产加工环节外包给其他企业。因此,当龙头企业在国外设立生产基地后,为其进行配套服务的其他企业也可随其进入国际市场。这不仅能提高龙头企业的经济效益,也使其他企业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专业化优势,增强跨国经营的实力,如获得稳定的销售渠道和跨国公司的管理经验、提高关联产业的技术水平等。
3、完善政策环境,引导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发展
虽然集群的形成主要是企业的自发行为,但在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政府的作用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当前应不断完善政府的政策环境,引导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首先,政府应该出台一些有利于民营企业“集群式”投资的政策法规,鼓励有实力的民营企业走出国门,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如商务部去年初就制定了一项在海外建立经济贸易合作区的计划,通过资金补贴等方式鼓励生产型企业以集群的方式到海外建厂。其次,政府还应从法律、金融、公共服务等方面为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必要支持:在法律方面,应完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法规,特别注重维护对外直接投资民营企业的利益;在金融方面,应尽量放松对外直接投资民营企业的投资额度限制,建立为其提供支持的民间融资机构,拓宽企业的资金来源;在公共服务方面,应在信息咨询、风险防范等方面给对外直接投资民营企业以有利支持,如成立“产业集群国际商务信息服务中心”,推动企业成立集群内企业互助组织等等。
参考文献
[1]范云霄:我国中小企业集群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及模式探讨[J].经济理论研究,2006,(6);
[2]汪琦: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集团化和集群化[J].企业经济,2004,(5);
[3]符正平:中小企业集群生成机制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4]冯德连:经济全球化下中小企业集群的创新机制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5]马有才:中小企业集群式国际市场开拓研究[J].商业研究,2005,(9);
[6]晏雄:集群化:我国中小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现实选择[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3,(5);
[7]郭彬:我国中小企业集群化发展的思考[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15);
[8]王淼、潘学峰、刘佳:中小企业的集群式发展战略[J].宏观经济研究,2003,(9)。
集群式投资 篇2
国内产业集群的形成主要依靠两种模式,第一种是市场创造模式,第二种是资本迁移模式.外商直接投资在国内一些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江苏昆山和句容两县级市的实证研究表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许多产业集群都属于资本迁移模式.在资本迁移模式下的产业集群中,外资企业的“群居生存”(Clustering Life)刺激了产业集群的业现,专业化分工也达到非常精细的程度.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集群形成中的作用引出的启示是: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产业集群可以获得比原先更大的`市场利益,产业集群也是聚集外资的一个很好的载体.
作 者：徐康宁 陈奇 作者单位：徐康宁(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陈奇(南京市地方税务局征收局)
集群式投资 篇3
The “Aggregate Investment” of Internet of Things industry chain of ZGC development group, gives a lively explanation of how state-owned capital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promote strategic combination of new industries development.
成立于2010年3月、注册资本达100亿元的中关村“超级航空母舰”——中关村发展集团，近期又有了大动作。
2010年12月10日，北京京仪大酒店，中关村发展集团宣布：北京集团在国内首次以“集群投资”方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物联网各关键节点的8家企业投资近6000万元，强力打造覆盖物联网整条产业链的“超级舰队”，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会上，中关村发展集团和八家企业举行了签约仪式，之后，还举办了中关村物联网发展论坛。会场上，众多物联网企业人士和相关协会、机构的人员济济一堂，热议物联网话题。
北京市委常委赵凤桐、市委副秘书长李福祥、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科委、市财政局、中关村管委会等有关部门领导以及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大学科技园等单位出席了该活动。
应运而生的产业举措
此次盛会，可以说建立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基础上。
说到“天时”，毫无疑问，物联网建设已经是世界性的潮流，而中国这次有可能在这次潮流中，不再落伍于世界强国。在2009年8月7日至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江苏无锡等地调研时指出：当计算机和互联网产业大规模发展时，我们因为没有掌握核心技术而走过一些弯路。在传感网（物联网）发展中，要早一点谋划未来，早一点攻破核心技术。也正是在这次调研中，温家宝总理提出“感知中国”的概念。 此后不久，物联网被正式列为国家五大新兴战略性产业之一，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受到了全社会极大的关注。
而北京在物联网产业兴起之初，就占据了产业潮流的前沿地位。据参会的北京市市委副秘书长李福祥先生说，北京是物联网高端研发和应用的聚集区，已经在视频监控、智能交通、城市管理、视频安全等重点领域进行了物联网相关的工作。北京的物联网建设，在2008年的奥运会和2009年的60周年国庆等重大的活动当中，成功地进行了多项示范。
而根据北京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三个北京”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目标，物联网产业的建设将是北京整个城市建设的主要基础。据北京经信委科技标准处林绍福处长透露，北京的未来发展定位有可能从“数字北京”向“智能北京”发展。这是一个更新的概念，给人的想象力空间也更大。
说起北京市的产业发展规划，中关村当然会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关村发展集团副总经理宣鸿在会上称：中关村发展集团作为市委市政府设立的，以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搭建的实施和服务平台，就应当在北京高端产业集聚和战略新兴产业培育方面面向未来有所作为。事实上，这次物联网会议可以说正是证明了这一点。而那么多的机构、企业能汇聚一堂，也证明了北京与中关村发展物联网产业的“地利”与“人和”。
“集群投资”
发挥政府主导优势
中关村发展集团此次物联网“集群投资”的对象，覆盖了中关村物联网整条产业链最具代表性和成长性的8家企业，实现了国有资本从“点投资”向“链投资”的延伸，总投资额近6000万元，预计2011年实现销售收入8亿元，2013年实现22亿元。据中关村发展集团总经理许强介绍，被投资的8家企业分布在物联网产业链的上、中、下游的关键节点，产品包括从位于物联网体系底层的支撑性产品——传感器、RFID到保障传输的网络关键设备再到进行运算和控制的软件系统，覆盖物联网产业链“感、传、智、用、运、管”六大关键环节。其中包括：处于感知层，从事传感器感知的企业，如志恒达、思比科、昆仑海岸；处于传输层，从事网络传输的企业，如信维科技；处于运算智能层，从事动态实时数据处理的企业，如庚顿数据；处于应用层，从事应急管理和控制平台建设的企业，如天一众合、东方正通和朗德华信。部分被投资企业的技术和产品已经在2008北京奥运会上成功实现了视频监控、智能交通、RFID食品溯源管理等多项示范应用。
在会上，市委副秘书长李福祥指出，中关村发展集团对物联网产业链的“集群投资”生动诠释了国有资本与科技资源结合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路线图，将大幅提升北京物联网产业的区域竞争力，有力促进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成为中国物联网高端产业中心。
中关村发展集团董事长于军强调，“集群投资”是集团探索以国有资本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全新举措。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于处于种子的前期，较难吸引到大批量的社会风险投资。国有资本以“集群”方式投资，对于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划升级和标准制定，快速提升整个产业竞争力，抢占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资本助推
北京物联网产业链
物联网是信息产业的又一次浪潮，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物联网，顾名思义，就是把“物体和互联网联接起来的网络”。物联网通过射频识别（RFID）、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把物体与互联网相连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对物体的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物联网用途广泛，目前已在电力、医疗、城市、交通、供应链、银行等领域开始应用，预计未来10-20年，物联网技术将在各行业大规模应用，其产业将形成一个上万亿元规模的巨大市场，因此，物联网被看作是继计算机、互联网之后世界信息产业领域的第三次革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宣鸿介绍说，物联网现阶段发展特征类似于互联网在1999-2000年间的发展情形。由于它的技术、市场、趋势等若干不明朗原因，具体细分市场的竞争格局尚不确定，故社会资本参与度不高。中关村发展集团以快速培育产业为目的，采取上下游关键节点企业组群式、批量化投资，形成产业上下游互动，力求快速增强北京地区物联网产业的整体核心竞争能力，推动产业集聚和发展。
中关村发展集团此次对中关村物联网核心企业进行“集群投资”，将进一步推动一批企业做强做大，大力促进物联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有效推动物联网整个产业链的自主创新。与此同时有助于企业攻克若干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产生一批物联网项目重大示范工程，增强北京物联网产业的区域竞争力，进一步促进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成为中国物联网高端产业中心，提升北京“智慧城市”形象，快速带动中关村的物联网产品及解决方案在北京乃至全国的应用推广，起到示范效应。
“集群投资”签约仪式之后，举行了中关村物联网产业发展论坛（2010）。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科院电子所、市经信委、SK电信集团的专家、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分别就物联网相关政策引导、技术创新、应用实践等方面发表了主题演讲。在本次论坛的嘉宾圆桌对话中，中关村发展集团副总经理宣鸿、中国传感网标准组秘书长张晖、同方股份物联网事业部总经理周侠、天一众合董事长付屹东等嘉宾针对物联网产业的发展方向，以及如何打造物联网产业的中关村优势等主题进行深入探讨。
集群式投资 篇4
所谓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即指众多民营企业为了获得外部规模的经济性,组成一个集群,一起到某一国家(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并通过彼此间的优势互补、配套服务等形成集群效应优势。相对于单个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如下优势:
(一)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总体而言,我国民营企业经营分散,不具有规模经济能力。据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介绍,截至2006年6月,中国已有465万户民营企业,注册资本金达到6.8万亿元,但户均资本金不过148万元,其中60%的企业资本金在100万以下,资本金超亿元的企业不到1%。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则使企业可以依靠集体的力量获得外部规模经济。企业在东道国一定区域内大量聚集,可以通过专业化分工降低生产环节转换成本,而集群内存在的大量熟练劳动力和具有不同生产用途的设备也使企业能够实现小批量、多品种生产,满足千变万化的市场需求。在市场交易费用低于企业内部组织费用的情况下,企业还可将集群内的分工协作外部化,即将部分零部件外包给其他企业,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此外,集群内部的地理位置靠近,产品的运输和买卖成本较低,能降低大规模生产所需的资本数量和资产专用性要求,从而降低企业的海外投资风险。
(二)实现资源共享与互补
企业要成功进行对外投资,无疑需要一些特定的资源,如准确的信息、充足的资金、精通跨国经营的人才等,这些都是单个民营企业所缺乏的。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则能实现资源的共享与互补,弥补单个企业的资源劣势。首先,根据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集群能给企业带来信息搜寻的外部经济效应:集群内众多买者的聚集使企业能在较短时间内了解市场行情,而企业间因地理邻近、人员接触频繁也有利于实现信息的共享。其次,集群作为整体拥有比单个企业高得多的信誉度,能减少银行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融资方面比单个企业更有优势。再次,集群内较易形成高度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实现人才的共享和互补,如A企业不适合的人才可能在B企业找到适合的工作。这就大大增加了求职者的就业机会,使人才在集群内大量聚集。而人才的高度集中不但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搜寻成本、员工培训费等),还加剧了人才竞争,加速人才的优胜劣汰,有效提高人才质量。
(三)增强企业创新能力
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企业只有不断增强创新能力,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才能形成持续的国际竞争优势。而我国民营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技术水平普遍较低。据一项针对湖北和广东中小企业的调查显示,民营企业的设备技术水平普遍比国际先进水平落后十年左右,约17.1%的企业甚至是以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技术设备为主进行生产。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则能有效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企业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密切合作关系不但促进了创新资源的聚集(包括资金、设备等硬件资源和人才、知识等软件资源),也有利于知识、技术、经验等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外溢或交流在集群内快速传播,为企业创新提供了较多的学习机会。同时,同行业之间的竞争压力亦激发了企业的创新动力,领先企业的示范效应促使落后企业不断模仿和追赶,形成创新的文化氛围。此外,集群内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政府、中介、科研机构等的合作,建立起集产学研于一体的创新网络(见图1),也为企业创新提供了保证。
(四)形成区位品牌优势
品牌是产品内在质量和外在特征的综合反映,好的品牌能有效提高产品附加值和企业利润。而我国民营企业的品牌意识普遍比较淡薄,加之海外投资初期投入大,单个企业依靠自身积累很难将品牌做大做强。据《市场报》2007年1月报道,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以及核心技术的民营企业不到万分之二。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则有利于区位品牌的形成,形成单个企业品牌很难具有的优势。在品牌形象方面,它较单个品牌更为形象直接,且通常拥有比较深厚的人文底蕴。人们提到某一区域,往往会联想到该区域的特定产品,如瑞士的手表、意大利的时装等。在品牌建设方面,单个企业在宣传和推广上的投资有限,但当它们集聚在一起时,则可集中财力加大广告宣传力度,产生“1+1>2”的品牌协同效应。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时,可以借助“区位品牌”效应,利用“生产者—批发商—零售商”的垂直营销系统,以专卖店的形式在全球范围内销售,获取纵向一体化利润。如“第三意大利”服装集群中的“别尼通”公司在全球拥有5000多家专卖店,其中美国650家,日本300多家。
二、我国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走出去”的民营企业逐年增多,在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一些企业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如江苏、浙江的民营企业就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专业化市场。这些企业以制造性企业和贸易性企业为主,大多是在政府的推动下,以集群的方式“走出去”的。在投资国家和地区的选择上,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以浙江为例,自1998年在巴西建立“中华商城”,到2007年2月在瑞典兴建中国商贸城,浙商已在海外创办了20多个专业市场,包括俄罗斯的“海宁城”、南非的“中华门”、尼日利亚的“中华商业中心”、匈牙利的“中国商城”、意大利的“中国城”、阿联酋的“中国产品交易中心”等。在美国、荷兰、乌克兰等地,也有温州商人兴建的专业市场。在经济贸易合作区方面,浙江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现已经拥有4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康奈集团俄罗斯乌苏里斯克(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华立集团泰中罗勇工业园、前江投资公司越南中国龙江经济贸易合作区、吉利公司墨西哥中国(宁波)吉利工业经济贸易合作区,数量居全国第一位。据悉,华立在泰国设立的“泰中-罗勇中国工业园”规划引进中国企业50～100家,建成中国传统优势产业即汽配、机械、建材、家电和电子等在泰国的产业集群中心与出口基地。但总体而言,大多数民营企业仍然是单个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
三、我国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一)选择特色产业集群,带动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发展
我国很多地区的民营企业都是以集群的方式存在,在东南沿海地区,民营企业形成的集群极大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温州模式”、“晋江模式”、“东莞模式”等著名发展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下,区域竞争力往往表现在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上。因此,应鼓励这些集群借助区位品牌效应率先“走出去”,带动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根据现有国情,一些生产过剩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业和家电业)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现阶段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选择。民营企业的现有技术虽落后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仍具有比较优势,到这些国家进行集群式投资,不仅可以转移过剩的产能,还可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和能源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以浙江义乌为例,目前已有2000多名义乌人在国外经商,世界上10多个国际小商品市场都与义乌接轨,构建了庞大的国际营销网络。同时,企业还要善于利用种族纽带促进集群式直接投资,如餐饮业在国外华人聚集的地区开中餐店,进行连锁经营,就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
(二)培育群内龙头企业,带动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发展
当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集群内部可能会出现一些规模较大、竞争力较强的龙头企业(企业集团)。如青岛家电产业集群以海尔集团为主导,重庆摩托车产业集群以嘉陵摩托集团为核心。这些企业在技术、品牌、营销、管理等方面独具优势,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能起到带头示范作用。首先,龙头企业作为“先行者”所提供的信息、知识和示范效应,会刺激集群内竞争对手的跟随。其次,随着集群内协作水平的提升,龙头企业基于生产成本最小化和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目的,通常只保留经营、人才、商誉等与技术密切相关的核心资源,专注于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最终产品的销售,而将非核心资源的生产加工环节外包给其他企业。因此,龙头企业在国外设立生产基地后,为其进行配套服务的其他企业也可随其进入国际市场。这不仅能提高龙头企业的经济效益,也使其他企业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专业化优势,增强跨国经营的实力,如获得稳定的销售渠道和跨国公司的管理经验,提高关联产业的技术水平等。
(三)完善政策环境,引导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发展
虽然集群的形成主要是企业的自发行为,但在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政府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当前应不断完善政府的政策环境,引导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首先,政府应该出台一些有利于民营企业集群式投资的政策法规,鼓励有实力的民营企业走出国门,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如商务部2008年初就制定了一项在海外建立经济贸易合作区的计划,通过资金补贴等方式鼓励生产型企业以集群的方式到海外建厂。其次,政府还应从法律、金融、公共服务等方面为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必要支持:在法律方面,应完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法规,特别注重维护对外直接投资民营企业的利益;在金融方面,应尽量放松对外直接投资民营企业的投资额度限制,建立为其提供支持的民间融资机构,拓宽企业的资金来源;在公共服务方面,应在信息咨询、风险防范等方面给对外直接投资民营企业以有利支持,如成立“产业集群国际商务信息服务中心”,推动企业成立集群内企业互助组织等。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我国民营企业“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必然选择。我国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约,还存在不少劣势,如技术落后、融资困难、人才匮乏等,而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则是克服这些劣势的理想选择。在分析我国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和现状的基础上,提出选择特色产业集群,培育群内龙头企业,完善政策环境,促进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
关键词：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
参考文献
[1]范云霄.我国中小企业集群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及模式探讨[J].经济理论研究,2006(6).
[2]汪琦.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集团化和集群化[J].企业经济,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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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冯德连.经济全球化下中小企业集群的创新机制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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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淼,潘学峰,刘佳.中小企业的集群式发展战略[J].宏观经济研究,2003(9).
跨国公司投资集群化带来的影响 篇5
一、跨国公司投资集群化趋势
(一) 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传统理论参考。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OIL优势理论) 一直被认为是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参考典范。其核心是强调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生产要同时受到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是这三项优势整合的结果。该理论较之以前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考虑了区位优势的影响。区位优势理论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成本因素、市场因素、政府政策因素和投资环境因素。
(二) 跨国公司区位投资的新趋势——产业集群化。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区位选择研究引入“集聚经济”的思想。美国学者马库森较早对跨国公司投资产业集群行为给予了关注;邓宁也对上述理论进行了完善, 强调产业集聚区已成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重要战略性选择;Rugman和Verbeke也对跨国公司投资集群化进行了研究。
(三) 跨国公司投资集群化发展典例。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跨国公司所参与并主导的产业集群越来越多。在世界知名的优势产业集群中, 如硅谷、纽约金融产业区、班加罗尔软件园等集群区, 跨国公司的足迹无所不在。而在我国台商集聚苏南地区曾一度引起经济界的普遍关注;在北京中关村, 英特尔、微软等跨国公司推动了IT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在天津经济开发区, 一大批生产手机的跨国公司云集于此;在长江三角洲, 电子信息外资产业集聚, 等等。
二、跨国公司投资集群化兴起的原因
(一) 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
既然跨国公司纷纷向集群投资, 那么集群必然有其独特的优势:首先, 作为一种产业组织形式, 产业集群是高效的, 它避免了各种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其次, 产业集群更有利于产业与专业市场的相互推进。例如在绍兴, 正因为有数千家纺织企业, 才形成了年交易额近200亿元的中国轻纺城。这种专业市场又吸引了更多的同类企业在此发展, 使产业集群不断壮大。最后, 产业集群还有利于提高区域经济的竞争力, 激发群内企业的竞合意识, 加强品牌建设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塑造。
(二) 跨国公司投资集群化原因分析。
促成跨国公司投资集群化出现的原因很多, 本文将利用前述区位优势理论进行分析:
1、成本因素———集聚规模经济带来成本优势。跨国公司在进行对外区位投资选择时, 内外部交易成本以及获取技术知识的成本是必然要考虑的。而集群由于空间地理集中、知识外溢效应显著、群内人力资源丰富等可极大地降低这些交易成本。
跨国公司甚至会受以上“成本驱动”, 进而把采购、加工制造、组装配送等环节转移到东道国。同时, 由于东道国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 跨国公司甚至还会主动把区域研发中心、运营管理总部、地区物流中心等也逐步转移至东道国, 这样更利于其集中自身优势在全球竞争。
2、市场、政府政策及投资环境因素———凸现集群独特的区位优势
(1) 市场因素。集群本身就代表着市场和商机。如在绍兴, 数以千计的纺织企业和数以万计的纺织单位 (个体户、家庭工厂) 为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常州, 依托湖塘纺织产业集群, 建有位列全国百强市场的湖塘针纺织品市场和全国规模最大纯棉纱交易市场的湖塘棉纱市场。专业市场的成功兴起, 既为生产企业提供了各类信息, 同时也成为生产企业产品销售的通道, 促进了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提升。这表明, 集群的市场优势在于其产业规模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专业市场。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的相互依存构成了竞争优势的重要体现。
(2) 政府政策因素。但凡世界上成功的产业集群几乎都是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前文提到的班加罗尔软件园, 政府出巨资建立了软件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 并用优惠价格向入园软件企业提供优良设施, 以及实行零赋税政策, 并免除软件产品出口的软件厂商的所得税, 等等。
目前, 我国政府高层已认识到产业集群的极其重要性和加快发展的迫切性。在许多地区政府投资提供从基础研究、市场调查到商业运作、财务管理、应用技术研究和管理培训等吸引跨国公司进驻。同时, 政府还积极采取各种举措加大群内企业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合作, 改善总体的商业环境。
表1是对我国部分城市集群内外对外资企业的地方性优惠政策比较。由表1不难看出, 目前我国的政府政策是非常鼓励跨国公司向产业集群投资的。 (表1)
资料来源:张健2003年调研整理
(3) 投资环境因素。产业集群是优良的项目和企业孵化器。它有非常完整的产业配套体系、辐射范围最广的市场销售体系、反映最灵敏的信息体系、优质廉价的专业人才供应体系, 比较完备的政府服务体系。
除上述因素之外, 跨国公司为了强化自身竞争优势, 限制竞争也会选择投资集群。集群所具有的根植于集群区域内, 渗透于当地的社会文化网络中的“根植性”将成为跨国公司战略争夺的竞争优势来源。这使得跨国公司从该集群区内所获得的竞争优势不易被其他公司模仿或移植, 因为其他跨国公司若想获得该优势必须将这种集群区的生产链纳入自身的全球经营网络中。
三、跨国公司投资集群化对我国产业集群的影响
(一) 积极推动作用
1、跨国公司投资集群化促进我国产业集群向更深层次发展。 (1) 跨国公司集群化投资推动了我国集群的纵向发展。跨国公司的进入在人才、供应商、合作商等方面推行的本地化战略促进了当地特色文化的升华;并且跨国公司还将某些部门如R&D研发、制造部门直接设在了已经形成的集群内部, 成为集群经济系统中的一部分, 并且促进了集群区域的进一步发展和不断的循环更新。 (2) 跨国公司集群化投资进一步扩大了我国集群的规模。由于受集群聚集效应的影响, 跨国公司的进驻会使我国集群规模进一步壮大。如果有一家外资企业成功入驻我国集群, 则会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在此聚集。
2、跨国公司投资集群化促进我国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我国集群要不断的升级更新技术、积极进行创新。产业集群的一个显著优势就是知识技术的外溢效应, 群内企业可积极利用该效应并根据自身特点, 通过快速的学习和模仿, 实现其技术的更新和升级, 从而带动集群区域整体的技术升级和综合实力的提高。这也意味着跨国公司重塑了我国集群的创新环境和竞争理念, 进而促进了我国集群的可持续发展。
3、跨国公司使产业集群进一步走向开放。从产业集群与跨国公司的联系来看, 许多跨国公司能在产业集群里寻求合作、获得技术来源、发展新生业务, 这使得产业集群自然地具有国际化标准, 有利于加快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进程。
(二) 消极制约影响。
跨国公司投资集群化在给我国产业集群带来蓬勃发展的同时也潜在一系列的消极影响。首先, 它加剧了竞争, 使得我国群内企业市场机会减少;其次, 我国群内企业利用跨国公司的溢出效应提高其技术管理水平也日益困难;最后, 群内企业容易形成对跨国公司的依赖, 导致其发展空间被制约化, 难以“走出去”, 因此我国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遭遇极大挑战。
四、跨国投资集群化对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启示及对策
(一) 启示。
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 截至2004年底我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5, 621亿美元, 位居世界第四。面对这一庞大的外资规模, 有人提出超过了中国利用外资的合理规模, 对中国经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于2005年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提出, 从利用外资总体规模判断中国吸收外资过多, 进而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威胁是没有依据的。并且报告认为, 中国吸收FDI的绝对规模较大, 但相对规模偏小。笔者认为这给我们以下启示:我国需要积极引进外资, 产业集群同样需要外资, 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地区和集群的外向度。现阶段, 我国东部地区拥有较好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 使其在吸收和拥有FDI上具有绝对优势, 因此FD倾向于我国东部产业集群。这就暗示:地区外向度对FDI的影响比较大。所以, 吸引跨国投资集群化的一个途径便是加大地区和集群的开放力度。
(二) 对策。
那么, 在引进外资后如何与我国集群彼此促进, 并使我国企业突破跨国公司集群化投资带来的不利影响呢?
对策一:在大力引进外资的基础上, 注重外资同我国产业的关联
(1) 改变传统引资模式, 提高产业关联。由于目前知识要素和战略性资产取代传统的自然资源等地理上的优势成为区位选择的主流, 我们需改变传统的依靠自然资源禀赋吸引外资的方式, 转向提高产业的关联效应来引资。苏南地区外商云集就是利用产业关联效应的例证。在日本微电子、半导体产业外迁过程中, 无锡由于以日本半导体技术为背景发展起来的华晶集团的存在, 半导体产业基础较好, 所以这类日资项目大都选择从无锡进入我国市场。
(2) 鼓励现有集群加强同群内跨国公司的产业关联。目前, 在我国沿海很多地区, 集群经济已初见规模并成为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但以前我国产业集群基本为买方导向, 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 当地企业未进入跨国公司供应链;而当前我们要努力向生产者导向发展, 这样地方生产系统将被纳入跨国公司供应链, 产品的市场范围可扩大到国内外两个市场。在集群已初步形成的地区, 应积极加强与跨国公司的产业关联, 使当地企业进入跨国公司供应链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和前景。
对策二:培育外资的根植性, 更好地壮大集群
对于我国现有的集群而言, 要想发挥外资推动及促进集群发展壮大的效果, 我们就要使外资真正融入集群中, 在起到龙头带动作用的同时推进当地相关配套企业的发展, 使其由外部的嵌入转变为内部的根植, 只有这样集群才能得以持续健康地发展。如果外资不能与当地集群内部网络真正融合, 那么当前集群的短暂优势可能会逐渐丧失, 此时外资便会整体迁移, 另求对其有利的区位, 这样对集群的发展极为不利。
对策三:加强自主创新, 提升核心技术竞争力, 更好地使外资“为我所用”
集群式投资 篇6
一、企业集群与企业投资战略理论的融合
(一)企业集群相关理论
(1)成本型企业集群。成本型企业集群主要是指同一行业内的多数企业在实际经营生产过程中会在选址上有趋同性,从而形成地理集聚,产业集群现象。这一现象也可以通过经济的外部性这一概念来说明,当相关企业在地理上形成集聚时,这些企业的成本,特别是运输成本会比同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具有明显优势,这也是企业集群现象形成的主要原因。
(2)产业组织型企业集群。产业组织形态的产生使企业和市场之间有了可以联系的媒介,这些作为中介的产业组织的存在使得企业内部可能产生额外的管理成本,而企业集群化策略则能帮助企业降低内部运营成本,实现规模经济,加强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从而提升企业竞争力。
(3)创新型企业集群。创新是企业进步的不懈动力,惟有通过不断创新,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谋求生产和发展。因此,基于技术创新理论的企业集群化发展是当今企业和理论界研究和实践的重点。对于中小企业而言,由于经费缺乏,故而没有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但如果中小企业形成企业集群,通过合作实现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就可以共享创新优势,促进企业竞争力的不断提高。
(4)竞争优势型企业集群。竞争优势型企业集群理论倡导实行企业集群,一方面可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企业利润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进而加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最终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使企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企业投资战略理论本文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整理和分析,总结了四种有代表性的战略投资理论。
(1)集中性投资战略。集中性投资战略一般用于中小企业集群化的初始阶段,实行集中性投资战略的企业主要是通过集中企业内部资源,用来开发某一类产品或完善某一种服务,以巩固某一领域内企业的市场竞争地位,增加市场份额,加强企业的综合市场竞争力。
(2)创新性投资战略。实行创新性投资战略的中小企业将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因此,实行创新性投资战略的企业会十分重视研发的相关资源,如研发相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产品的更新换代,以不断占领新市场。
(3)稳定型投资战略。当中小企业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集群化策略之后逐渐进入稳定发展阶段,这时可以制定相对应的稳定性投资战略,并结合企业在稳定发展阶段的集群化策略实施的实际情况来配合制定相关的企业投资战略,以谋求企业的稳定发展。
(4)退却型投资战略。当企业在其行业中处于发展的衰退阶段,或基于整体发展战略的考虑需要收缩部分资产时,企业可以实行退却型投资战略来达到部分或全部收缩资产的目的,从而将资产投向更有发展前景的生产领域。
二、中小企业集群化发展投资战略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企业集群化发展之路尚处于初始阶段,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本文主要从企业集群内部和中小企业自身两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企业集群层面
(1)企业间缺少合作与有效竞争。当今社会是一个竞争与合作共存的社会,企业实行集约化发展后,可以通过企业间的通力合作来实现经营成本的最小化,进而提升企业利润水平。因此,企业在制定投资战略时会将企业的集群化程度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但合作与竞争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当前我国中小企业的集群化之路上,就是缺乏有效的合作和竞争,使一些企业因为无法找到适合的上下游合作商而退出某一生产领域。
(2)企业无法制定合适的投资目标。集群化发展路径在我国中小型企业中还属于一个比较新的领域,真正参与到集群中的企业数量还较少。不同企业在集群内的市场地位有所不同,一些企业凭借其拥有的优势资源而逐渐成为行业领袖,而一些企业由于自身劣势而不得已成为行业追随者,此时,行业领袖在确定投资目标和制定投资战略时就不能合理的将自身的投资目标与整个企业集群的投资目标相协调,从而在集群内产生矛盾。
(二)中小企业自身层面
(1)内部控制失当。在中小企业自身层面,首先存在的问题是对于投资战略的实行,企业并没有一个合理、可续、有效的方案来对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和监督,这样就无法在实施后期进行适当纠正和完善。在企业集群内部,很多中小企业没有专门的内控部门来对企业的集群化发展进行适当控制,每个部门对自身在企业集群化中的职能也没有清晰的认识,这使得企业集群化内部制定的投资战略无法得到有效实施,从而造成由于协调不当引起的各种问题。
(2)风险抵御力低。投资环境的不断变化直接影响企业投资风险的大小和投资目标的实现与否。当前我国中小企业抵御投资风险的能力严重不足,这不仅是因为外部经营环境复杂多变,也与企业的风险防范机制不完善有关。企业进行投资活动就存在投资风险,但相应的预防措施能防患于未然;其次,在投资风险真正发生时,企业在事前对工作人员进行相关培训,告知风险类型和相应的处理方法,也能将风险损失降到最低;最后,风险发生后,企业管理者要对风险进行适当总结,避免风险的再次发生。
(3)缺乏应变能力。企业的发展要有适合的土壤,这一土壤就是各个地区政府对于招商引资的政治和态度。在进行企业集群时,我国很多地区的政府多是空有政策,利用优惠措施来吸引企业入驻该地区,但对于企业入驻之后的发展问题并没有进行深入考虑,因此,这些地区往往在出现问题时无法提出及时有效的应对措施,给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不良影响。
三、中小企业集群化发展投资战略影响因素
(一)中小企业集群化发展概况自我国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以来,国内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市场竞争日益剧烈,中小企业在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想要谋求生存和发展,可以通过集群化路径与集群内企业通力合作,巩固现有竞争优势,提升市场竞争力。因此,当前我国中小企业纷纷走上了集群化发展之路。但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市场环境,我国中小企业在集群化发展下制定投资战略还是存在诸多问题,从而影响了我国中小企业在企业集群内部的投资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具体而言,当前我国中小企业集群化发展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缺少有效合作。企业集群内部缺乏有效合作,中小企业之间在集群体系内部的合作并没有进行一定的深入,这就无法实现集群资源共享和信息交流,无法为集群内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提供有效帮助。二是内部机构设置不合理。由于当前我国企业处于集群发展的初期阶段,因而在企业集群内部,并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内部机构体系,这样不健全的体系设置为中小企业实施集群化发展的具体措施造成了阻碍。企业管理者和企业员工无法按照既定的集群体系来完成集群内制定的企业整体经营目标,这样会影响内部机构的协调配合和企业运营效率。三是集群内企业缺乏充分的分工协作。集群内部机构设置不合理,会造成集群企业无法通力协作,影响企业凝聚力的提升和企业协调性的提高。集群内企业缺乏合理的分工安排,更会影响企业员工的工作效率,无法有效支持集群内其他企业的生产和发展,影响规模效益的作用。
(二)中小企业集群化发展投资战略的影响因素上述问题表明我国中小企业尚处于集群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因此,本文认为在我国中小企业的集群化发展过程中存在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中小企业投资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当今,中小企业对于一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重要,我国政府也越发重视中小企业的健康、快速、良好的发展。但在具体实施方面,我国政府对于中小企业的投资政策并不十分明确,并且还存在投资优惠力度欠缺等问题,这就使得中小企业的投资环境更加复杂,投资战略的制定也更加困难,直接影响了投资战略的实施效果,投资前景令人堪忧。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不断加大,这也使得我国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更为艰难,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小企业既无法与拥有优势资源的国有大型企业相抗衡,又无法仅仅依靠自身的竞争力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那么,这就使得中小企业必须走上集群化发展之路,并在集群化内部之帝国合理有效的投资战略,促进中小企业的持续发展。此时,企业制定的投资战略既要符合企业集群内部的发展要求,也要准确把握中小企业的投资目标,两者结合,才能制定出合乎企业发展目标和集群化发展要求的投资战略。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中小企业无法通过有效的途径与社会大众进行信息交流和沟通,企业也不会主动对外公布相关信息,使得中小企业无法在公众中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影响了企业的健康发展。其次,中小企业并不热衷于接受大众的关注,也不愿意参与社会公益活动,认为接受公众的瞩目是大型企业的专利,这种思维影响了中小企业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再次,在法规制定和完善方面,我国司法部门还不能像对待大型企业那样统一对中小企业在经营和发展层面进行相关法规建设和管理,不仅如此,中小企业的内部机构设置、资源配备以及经营管理等都显得相对简单,一方面这是中小企业发展的优势所在,另一方面,这些过于简单的机构设置也会大大降低中小企业的风险防范能力,从而阻碍了我国中小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四、中小企业集群化发展投资战略完善对策
前文对影响我国集群化中小企业投资战略发展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接下来本文从政策和战略两个层面提出我国集群化中小企业投资战略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
(一)政策层面
(1)加强专业分工与合作。企业集群在空间上聚集了许多中小企业,因此,在加强集群内部合作的同时也要注意促进中小企业之间的有效竞争,因为竞争与合作对中小企业的长远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针对当前我国集群化中小企业内部机构设置不当,分工不明确,无法有效协作统一的问题,中小企业应改善企业集群内部的专业分工,加强协作,提高工作效率,实现核心竞争力的切实提升。
(2)健全中介服务体系。由于企业集群是由不同企业形成的一个合作组织,是企业和市场间的一种中间发展状态,那么,要想保证集群内部的正常运作,就必须在企业集群与市场体系之间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中介服务体系,为企业集群的正常运作提供协助,降低中小企业的市场运营成本,提高办事效率,提升企业集群水平。
(3)发挥政府导向作用。目前我国政府对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扶持力度远不如国有企业或大型企业。政府对于宏观经济的运行是强有力的支撑力量,对市场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面对中小企业的集群化发展时,政府适当的推出优惠政策,发挥政府部门的导向作用,正确引导中小企业向着集群化的道路不断发展,为我国中小企业集群化发展提供更好大空间。
(4)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中小企业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但在中小企业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方面并没有给予其对等的待遇。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相比,我国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还比较狭窄,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也不完善,因此,健全而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当前我国中小企业进行集群化发展所必须的。
(二)战略层面
(1)集群化中小企业内部投资战略。中小企业可以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选择集中型或扩张型的内部投资战略。一是集中型内部投资战略,中小企业在选定集中型内部投资战略时,主要是将企业的全部或者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某一类产品的研发、生产、营销上,或集中于某一种服务质量的提升上,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收益水平,继而实现巩固甚至加强这一类产品或服务在其领域的竞争优势,从而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同时,这样集中化的生产企业的优势产品也可以帮助企业降低市场风险,确保投资收益。二是扩张型内部投资战略,企业的扩张型内部投资战略是指企业通过产品研发占领市场,不断扩张其现有规模,实现快速成长的一种内部投资战略。一般而言,中小企业进行扩张多是通过新产品开发来实现的,由于市场行情瞬息万变,消费者需求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所以,中小企业想要获得快速成长,就必须紧跟市场潮流,努力研发新产品,以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这样才能更快更好的占领市场,获得竞争优势地位。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企业资源相对较小,要动用大量内部资源进行固定投资时,就必须考虑周全,制定合理的投资计划进行准确投资。而固定投资一般都具有投资期较长,回收期也较长的特点,因此,是否参与固定投资对于企业内部机构简单、资金实力较弱的中小企业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旦决策失误,就会极大的影响中小企业的后续发展,甚至造成破产。但在集群化发展中的中小企业可以利用企业集群优势参与到固定投资项目中,利用企业集群优势规避投资风险,避免由于单个企业资金不足,资源分散而带来的投资问题。对于集群化下的中小企业进行固定投资管理,要以科学、合理的精神来制定管理目标,再以合理、有效为标准来进行事后评价,该过程要求企业财务部门的工作人员予以配合,结合中小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企业集群所处的具体阶段来制定相应的投资方案和投资目标,并在投资过程中对投资项目实施监督和管理,以规避投资风险。另外,企业投资目标的制定也要结合目前的经济环境的变化,在合理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的前提下合理制定投资计划和投资目标,以便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能通过一定的努力实现投资目标。
(2)集群化中小企业外部投资战略。集群化中小企业外部投资战略也有集中型和扩张型两种。集群化中小企业实行集中型的外部投资战略时是将全部资源集中于企业产品所在的某一个市场之中,通过市场集中来占领该市场,实现企业对该市场的绝对领导目的。而扩张型的外部投资战略则是企业依靠新产品开发来抢占市场,提高销量,增加企业收益,从而扩大企业经营规模。与集中型外部投资战略相比,扩张型的外部投资战略是通过不断开发新产品,抢占不同市场的市场份额,扩大产品销路,从而实现企业规模的扩张,这就能避免由于资源和市场集中带来的风险;扩张型外部投资战略比集中型外部投资战略更具有分散风险的特点,从而能更好地规避投资风险。
摘要：中小企业要想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谋求发展,就必须走集群化发展的改革之路。企业在进行集群化发展时,要高度重视企业投资战略的制定和执行情况。因此,本文在企业集群化路径发展的基础上,对我国中小企业投资行为和投资战略的制定进行研究,以期帮助中小企业实现长远发展。
集群式投资 篇7
国际经验表明,成熟的地方产业集群通过对外投资活动进行集群跨境迁移,重新寻求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可以降低集群风险,延长集群生命周期。而考察我国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利用外资的经验,我们还发现,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将其优势产业的加工生产环节转移输出到中国,与中国企业形成相关配套产业群的同时,也提高了本国相关产业的集群程度和升级能力,即通过构建本土与境外产业集群间的互动促进机制使本土集群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实现转型或升级。
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竞相加大引资力度,国际产业转移和重组步伐加快,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有利契机。同时,中国政府近几年积极倡导的“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为企业的国际化和产业集群的升级提供了新的路径,创造了新的条件。
本文研究提出,面对新的全球经济形势,中国政府和企业需要以集群链式思维为指导,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加快产业集群升级。为此,本文依据产业集群理论和全球价值链理论,以中国对外投资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产业集群链的概念,构建了一个集群链式效应的分析框架,并结合案例分析,探讨了产业集群的升级发展路径。
二、产业集群链式效应分析
本文将产业集群链定义为“以现有产业集群为依托,通过外投资方式,将集群输出或转移到其它国家或地区,形成本土与境外不同产业集群间的关联形态”,同链上集群间的互动关系形成“集群链式效应”。
产业集群链可以看成是产业集群与产业链的“耦合”,既具有集群的特征,也具有产业链组织的特征。产业集群是产业链空间分布的有效载体,而产业链是产业集群间的组织形态关系。在产业链上,不同创造环节的价值分布是不同的,也即被分工片断化后空间上重组集聚的各个地方性产业集群所占据的产业价值链环节是不同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个地方性产业集群不同程度地嵌入了全球价值链。如图1所示:
产业集群链是一个产业种群生态系统。种群生态学认为,在某一特定生态环境内,每个种群都试图不断找寻足以支持自己生存与发展的领地或缝隙,从而使种群组织的规模不断地演进与发展。
产业集群链可以是政策驱动,也可以是资源要素驱动。当地方产业集群进入成熟期或面临内外部风险时,通过集群的输出和转移可以延续生命、降低风险。比如韩国三星集团在广东东莞寮步镇投资后,它在韩国的配套企业,如电子、小马达、电脑显示器等配套的中小企业也紧随而来,同时也加快寮步镇周边企业在当地集聚,形成IT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的跨境转移通常有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模式是集群企业的跨境整体迁移,集群内的网络关系保持不变。另一种模式是通过产业集群内的主导型企业的对外投资,吸引部分本土配套企业跟进,同时带动境外一批中小企业在周边集聚,并形成内在的协作关系。前一种集群跨境转移模式虽然强调了转移的整体性和网络关系的复制性,但由于相对孤立、封闭的发展,不利于移入集群在新的区域落地生根,同时还可能会导致本土“产业空心化”和本土集群的衰弱。后一种模式不仅可以在境外寻求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还可以通过境内外集群的互动,实现本土集群的转型升级。如台湾IT产业在向大陆的东莞和昆山进行集群式转移时,本土集群企业逐渐向高附加值的环节转移,产业的“根基”留在了台湾,形成了递次发展的、本土与境外两个(或多个)集群间的“集群链”,并且通过链上集群间的良性互动,推动了台湾本土集群的升级。
值得注意的是,在产业集群的跨境转移中,主导型企业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政策驱动还是资源要素驱动的产业集群跨境转移,往往是由集群内主导型企业的对外投资开始引发的,然后吸引部分本土关联配套企业跟进,同时培育境外一批中小企业形成新的集群,并逐步成长壮大。也就是说,主导型企业的对外投资不仅可以对东道国产生外部经济性(也即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也对母国其他企业“走出去”产生了外部经济性。
主导型企业的关联辐射程度的大小决定了境外产业集群的形成及其凝聚力。关联辐射程度大的主导型企业的转移一般会带动大量的上下游企业的联动,其形成新的集群效应也更明显。值得注意的是,主导型企业的发展不仅仅为跟随企业创造了新的发展机会,同时也拉动当地企业加入到集群的生产网络中。
当境内外的产业集群产生良性互动时,本土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得以延长,境内外产业集群的发展将会形成一个“双周期”的发展模式。当本土产业集群获得了进行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机会时,集群链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空间转移和发展,从而产生集群链式效应。
从长期来看,由于主导型企业的战略调整、全球产业发展与竞争态势的变化,产业集群链处于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了时间与空间的二维进程。假设产业集群链演变的时间阶段为t0,t1…ti,其演进过程如图2所示:
在t0阶段,全球产业发展与竞争生态发生变化,地方产业集群1中的主导型企业开始在全球进行战略布局,通过在国外设立子公司或总部的方式,带动部分配套公司和供应商的转移,带动转入地的其他企业向周边集聚,逐渐形成产业集群2。产业集群1与产业集群2在主导型企业的带动作用下,通过集群内部网络的复制或演变,产业链产生前向或后向的延伸,相关资源要素在集群内部和集群之间发生转移或流动。
在t1阶段,由于产业集群发生了空间的转移,加上新技术、新知识的出现以及新企业的进入,使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发生重构,企业全球战略发生调整,集群间进行再耦合。随着全球经济环境条件的不断发展变化,从t1到t2,再到ti,产业集群链不断发展和演替。因为政策、技术、资源和产业链生态等变更而驱动的产业集群和全球价值链重构,使产业集群链在空间上产生演化:产业链发生前向或后向的延伸、产业集群发生跨镜转移、集群生命周期得以延长。
三、案例分析
1.“硅谷-新竹-昆山”产业集群互惠发展模式
从20世纪60年代崛起开始,硅谷已成为其后每十年一次的技术革命发源地和成功的高科技园区象征,成为许多国家纷纷效仿的对象,我国台湾的新竹科技园成为少数仿效硅谷并取得成功的科学园之一。自1990年代以来,我国台湾新竹科技园将IT产业低端环节向昆山转移,在昆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产业集群。在20多年的发展中,不仅实现了台湾本土的产业升级,而且在昆山形成了较为完善的IT产业链和产业园。
昆山政府通过学习新竹经验,又进一步结合本地实际,积极创新,快速有力地推动了台资企业群的投资落户。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大企业为中心,大量专业化分工协作的配套企业、关联企业和下游企业整体入驻的形势,并带动本地一大批生产配套性企业,形成了以IT产业为主体并集中了相关高新技术产业的集群链。而新竹园区在转出低端环节后,也实现了新一轮的产业升级,最终向以研发设计、人才培训等高附加值产业活动为主的格局转变。
“硅谷-新竹-昆山”互惠发展模式是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三个地区的集群形成了递次发展的集群链,信息、技术、人才、知识等要素在集群内部和集群间频繁跨境流动和转移,产生了具有建设性的链式效应。在此效应下,昆山产业集群,特别是其中的台资企业集群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台湾新竹逐步实现了产业的转型升级,开始迈向设计和研发为主的进程;而一度被人们怀疑制造业“空心化”的美国,已开始大规模应用3D打印等更为高端的生产技术进入了制造业革命性的升级进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产业集群链的演化过程中,美国以硅谷“苹果神话”的方式实际上形成了国际制造业新分工模式的固化。
2. 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模式
在国际产业转移背景下,我国许多地方形成了基于FDI的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当地的产业发展水平,逐渐积累了一定的要素优势,其中一些集群的主导企业也逐步形成了自身的竞争优势和产品转移的能力,为实现国际化发展提供了优势和可能。同时,随着资源、环境压力的加大,内部竞争的加剧,以及过度依赖FDI所导致的不稳定和低端化倾向,这些产业集群也面临着巨大的升级压力和发展挑战。如何创新发展模式,寻求发展空间,成为摆在地方政府和企业面前的重要战略课题。
2006年,借鉴发达国家和先进地区的国际化发展经验,中国政府开始推动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龙头企业积极对外投资,特别是鼓励龙头企业以国内开发区的运营模式推动成熟地方产业集群的跨境输出和转移。境外经贸合作区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走出去”模式。至2011年底,合作区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共在13个国家建设了16个合作区,其中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泰国泰中罗勇工业园、俄罗斯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等9个已通过政府验收确认,累计实际投资超过30亿美元,吸引入区企业近300家。
中国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战略既有区域全球化模式(即整体复制本土集群乃至生产方式),也有全球本土化模式(即通过跨国网络支持并迎合东道国需要)。但无论是在区域全球化模式还是在全球本土化模式下,入驻合作区的企业,不仅通过利用东道国更为优越的对外贸易条件,规避了贸易壁垒、增加了出口竞争力,而且通过享受到更好的公共服务和政策条件,降低了环境适应成本和运营成本,并因为依托了合作区的政府级声誉和关系网络也获得了更多的资源条件。这些优势为合作区的运营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些企业都是在龙头企业的吸引和主导下入驻的,从企业的产业关联性、生产运营的协同性以及与国内产业集群的联动上看,有利于构建产业集群链。
然而,从产业集群链式效用的视角审视我国目前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招商和运营,我们发现,境外经贸合作区虽然突破了单一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瓶颈,实现了本土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价值延伸,也部分实现了本土产业集群的输出和转移,但并未能形成本土与境外产业集群间的具有建设性的链式效应,从而对本土产业集群的转型和升级带动乏力。这其中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产业特色尚不显著。虽然龙头企业(大多也是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企业)都在特定的产业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带动作用也较大,但在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初期,由于资金压力,为尽快收回建设资金,在招商中很难特别重视企业的产业特色,因此,合作区中现有企业的产业关联度不明显。第二,境外经贸合作区尚末形成对中国产业集群的链式带动效应。由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周期较长,在已通过商务部确认的9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只有少数地区具备企业大规模投资的需要,同时,境外经贸合作区所在的国家和地区,大多产业基础较差,国内产业集群中的配套企业对是否跨境投资入驻还需要时间论证和研究。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两个问题,主要是由于境外经贸合作区尚处于初创阶段,刚刚形成产业吸纳能力。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引导和建设企业的产业链招商,在未来的发展中,境外经贸合作区将增强境外产业集群与中国现有的产业集群的偶合,逐步形成产业集群链式效应,在实现产业集群跨境转移的同时,促进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在国家大力实施企业“走出去”的背景下,集群式的境外转移已经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本文提出了产业集群链和链式效应的概念,并对链式效应进行了试探性的框架构建及分析。结合对案例的考察分析,我们认为:产业集群链可以是政策驱动,也可以是资源要素驱动;主导型企业影响着集群跨境转移的联动效果;在动态条件下,集群跨境转移伴随着信息、技术、人才、知识等要素在集群内部和集群间的频繁流动和转移,当这种流动和转移产生良性互动时,本土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得以延长,并驱动境内外产业集群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双周期”的发展模式,产生了具有建设性的集群链式效应。结合以上研究和结论,本文提出如下三点政策建议:
1. 以产业集群链式思维,调整政府对外投资工作思路
在全球新型国际分工下,产业组织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竞争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不只是集群与集群之间的竞争,而是演变为不同价值链之间的竞争。为此,需要以产业集群链式思维,调整政府对外投资工作思路和策略。对于资源要素驱动型对外投资,政府要通过政策支持,通过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公共服务,积极引导企业在境外形成投资集群效应,充分利用当地的优势资源,重新组织一条产业链,以形成境内外“产业集群链”的方式参与全球竞争,逐渐实现从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者向价值链主导者的转变。对于依地方经济发展战略需要的政府驱动型对外投资,在初期阶段,应该实行规划先导,不仅要注重依据市场经济规律进行产业规划和集群规划,同时还要考虑到构建当地良好的产业生态,使境外集群的发展既符合本土政府和企业目标,又符合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为实现本土产业集群的升级转型创造条件。随着境外集群的建立和发展,政府的角色也要逐步从“领导者”转向“引导者”,最终向“监督者”和“服务者”转变,以增强集群的服务功能和盈利能力。
2. 从形成产业集群链式效应的视角,发展境外经贸合作区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一种全新的“走出去”模式,不仅可以实现以价值链延伸为主的对外投资,也可以实现以规避贸易壁垒、转移生产能力和跨境寻求要素价格差别的对外投资。尽管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但这一模式为以制造业为主的中小企业集群的国际转移提供了很好的支持性平台。着眼于境外经贸合作区未来的长远发展,必须从形成产业集群链式效应的视角,一方面依托合作区内的龙头企业,集中吸引相关配套企业,突出合作区的产业特色,争取在合作区内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技术外溢等主动创造外部经济性的方式,支持和培育当地企业的成长,充分体现产业链整合者的作用。合作区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要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境内外集群间的合作与交流,带动信息、技术、人才、知识等要素在集群间的流动和转移,驱动集群跨境转移后的“双周期”发展模式,使产业集群链产生具有建设性的链式效应,最终实现本土集群的转型升级。
3. 从合作双赢的理念出发,探索企业(或产业集群)合作博弈的策略
我国具有一定实力和优势的企业,目前更多地是采用并购方式进行对外投资。相对于绿地投资,众多案例表明,并购对于企业迅速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是更有效率的。这些并购活动,大多是为了获取国外企业的技术、品牌和渠道。而这些资源的积累,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显示创新和创造能力的提升。更为重要的,这些资源是在与价值链中的其它企业长期竞争合作中产生的。我国的企业对于双赢格局的期望很高,但对实现“双赢”的结构往往注意不够。如果希望通过对外投资实现转型和升级,获得持续的盈利能力,就不能简单地把并购看成是一种“征服”,而应该在并购投资中十分注重这种凝结在人力资本和相应管理文化中的价值,藉此维护与原有价值链中的企业和产业集群的合作关系,完善价值链的治理结构,以实现合作博弈下的协同效应。
摘要：本文依据产业集群理论和全球价值链理论,以产业集群链式发展的视角,结合对“硅谷-新竹-昆山”产业集群互惠发展模式以及我国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的“走出去”模式的考察分析,提出了后危机时代中国以对外投资方式进行产业集群跨境转移的转型升级思路。
关键词：对外投资,集群链式效应,集群跨境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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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式投资 篇8
共生模式, 也称为共生关系, 是指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相互结合的形式。林汉川[1]认为, 按照共生体内部共生单元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从低到高划分, 共生可以依次排列为偶然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四种模式。袁纯清[2]从共生关系的行为方式出发, 认为共生关系存在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共生、对称互惠共生等四种形式;从组织程度出发, 认为共生关系存在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等四种状态。
将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群共生的4种行为模式与4种组织模式组合, 将形成16种组合模式, 其中点互惠共生、间歇性互惠共生和连续性互惠共生是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主要共生模式, 而连续性对称互惠共生模式是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共生系统的最终优化方向。本文将分析比较美国、英国、以色列三国共生模式, 为我国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群共生提供经验借鉴。
2.美国、英国、以色列三国共生模式分析比较
美国是风险投资的发源地, 在通信、半导体、计算机、软件、生物和医疗卫生等高技术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 造就了一大批世界著名的公司。丰富的风险资本正是美国高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的基础, 在独特创业文化的影响下, 美国众多的技术拥有者选择了创业, 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另外, 多层次的投资渠道也为美国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了很强的生命力, 对美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以美国硅谷为例, 鼓励创业的机制、开放的环境氛围、自主的管理模式等都是美国硅谷成功的关键因素。
在欧洲国家中, 英国的风险投资起步最早, 发展也最快, 早在1945年, 久负盛名的英格兰银行就在英国内阁的建议下, 成立了带有风险投资性质的“工商金融公司”。20世纪90年代, 英国风险投资的近70%投资于高技术领域, 直接促进了100多家风险企业的成长。
目前, 以色列已成为世界风险投资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被誉为“第二硅谷”。虽然以色列地小人少, 但是其国内民间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是全球最高的, 从事高科技研发的科学家或工程师数量也是世界最多的国家之一。以色列高科技产品的使用率非常高, 互联网和电脑等使用率居全球前列, 这些都为其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美国、英国、以色列三国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共生发展从侧面反映出风险投资较强的选择性和倾向性。由于各国风险投资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的不同, 因而各国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共生模式也不尽相同。下面从发展特点、企业体制、创新特征、环境氛围、宏观政策等五个方面进行比较。
2.1发展特点比较
美国。 (1)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共生运营模式先进。 (2) 市场调控, 以自由竞争为根本。 (3) 核心地区共生关系稳定, 加州和麻省的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明显优于全国。 (4) 以发展生命科学、互联网为主, 清洁技术是趋势性行业。
英国。 (1) 风险投资产业起步早, 体系完善, 但近年现疲软走势。 (2) 以自由竞争为核心准则。 (3) 国内投资热情低迷, 主要筹资额来源于国外。 (4) 高技术领域受风险投资的青睐, 约90%的风险资本投资于高技术产业。
以色列。 (1) 政府适当介入, 提供资金支持和良好市场管理服务。 (2) 风险投资基本上都投资于高技术类中小企业, 主要投向其早期和中期阶段。
2.2企业体制比较
美国。 (1) 风险投资企业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主, 有限合伙制为新兴组织;高技术企业以股份制为主。 (2) 私人投资者和基金在风险投资中占有重要地位。 (3) 多种组织模式结合, 联合投资常见。
英国。 (1) 风险投资企业中, 民营与官方形式兼有。 (2) 风险资本的来源主要是银行和养老基金会。 (3) 私人股权基金组织形式多种多样, 国外投资者以有限合伙制为主。
以色列。 (1) 私人企业占很大比重, 部分重要行业政府控制。 (2) 收购或兼并高技术企业成为风险资本撤出的保证。
2.3创新特征比较
美国。 (1) 创新成果多, 对知识产权保护极为重视。 (2) 创新技术转化为创新产品的成功率高, 易于形成创新网络。 (3) 拥有大量的科研人员, 创新周期较短, 市场化程度高。
英国。 (1) 风险资本的投向主要是高技术产业, 兼有加工业和新兴文化娱乐事业。 (2) 重科学轻技术, 重发明轻产业。 (3) 支持中小型高技术企业的技术开发和工艺创新活动。
以色列。 (1) 创新技术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 (2) 自1991年开始设立专门的技术孵化器, 支持高科技创新企业。
2.4环境氛围比较
美国。 (1) 开放的环境氛围, 学习型企业居多。 (2) 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配套设施整体规划。 (3) 非正式组织为创业家和企业家提供了良好的交流、互助条件。
英国。 (1) 不断建立科技园和孵化器, 促进高技术产业化。 (2) 科技园自主经营, 维持其生存和发展。 (3) 注重优化配置科技资源和提供优质服务, 鼓励人才向中小型高技术企业流动。
以色列。 (1) 与十几个国家设有双边研发基金。 (2) 与世界上重要的商业、金融和学术数据网络都有联系。 (3) 金融业高度集中。
2.5宏观政策比较
美国。 (1) 具有完善的法律政策进行监管, 已形成严格的金融监管体系。 (2) 由政府给予税收优惠和低息贷款, 鼓励SBICs向小企业投资。 (3) 纳斯达克给创业企业提供市场融资机会。
英国。 (1) 金融监管方面注重行业自律机构作用的发挥, 通过宏观政策进行必要引导。 (2) 企业天使投资享受英国企业投资计划给予的税收优惠。 (3) 对外国投资者投资有特殊优惠政策。
以色列。 (1) 具有“核准计划”资格的国内外公司或合作伙伴均可享受以色列政府的投资优惠政策。 (2) 鼓励在3个重点发展地区投资工业。
3.基于共生密度和共生界面的美国、英国、以色列三国共生模式分析
3.1共生密度
共生系统中共生单元种类和数量的多少不仅是共生关系的重要特征, 而且也是共生系统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在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群共生系统中, 存在风险投资产业共生单元和高技术产业共生单元, 而同类共生单元的多少则反映共生单元的密度。在共生均衡条件下, 共生单元数量既不增加, 也不减少, 共生处于稳定状态。在产业集群形成早期, 共生环境中的资源丰富, 繁殖加速, 直到共生密度达到共生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限度。当集群内的企业数量超过一定限度时, 共生损耗的增加就会超过共生能量的增加。一般而言, 适度的共生密度有助于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群共生系统朝着对称性互惠共生的方向发展。
3.2共生界面
共生界面是指共生单元之间的接触方式和机制的综合, 或者说共生单元之间物质、信息和能量传导的媒介、通道或载体[3]。共生界面存在无介质界面和有介质界面两种, 无介质界面往往是一种共生单元以某种方式进入另一种共生单元, 表现形式为寄生。而有介质界面, 则是共生单元通过介质相互作用, 例如市场、法制、社会服务、政府支持等介质。从单一性介质向多元化介质过渡的过程反映了界面发展的进化方向, 共生模式也由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向对称性互惠共生演化。
在共生界面生成过程中, 风险投资产业共生单元和高技术产业共生单元往往不能拥有对方的全部信息, 这就形成了点共生、间歇性共生、连续性共生和一体化共生四种组织模式。点共生中, 在共生对象多且各自披露信息程度相似的情况下, 共生单元往往与首先接触的共生对象生成共生界面。随着共生界面的进化发展, 界面生成的随机性将逐步消失, 最终形成必然性和方向性。此外, 共生界面的稳定性、共生专一性水平也决定了集群共生组织模式的选择。
依据共生理论, 从共生密度、共生界面、共生行为模式和共生组织模式等方面对三国的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共生关系进行分析如表1所示。
4.结论
尽管美国、英国、以色列三国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进程不尽相同, 但两者之间均保持着高度的正相关关系:风险投资产业为高技术产品的产业化提供了大量资金和多样化的经营方式, 而高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吸引了来自国内外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的资本涌入。美国、英国、以色列三国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群共生模式正向着连续性对称互惠共生的优化方向演化, 对我国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群共生具有借鉴意义。
摘要：本文从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群共生的发展特点、企业体制、创新特征、环境氛围、宏观政策等五个方面对美国、英国、以色列三国进行比较分析;从共生密度、共生界面、共生行为模式和共生组织模式等方面对三国的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共生关系进行了评判。对我国风险投资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群共生模式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风险投资,集群共生,模式比较,高技术产业
参考文献
[1]林汉川.中小企业集群研究的一部力作——评《经济全球化下中小企业集群的创新机制研究》[J].财贸研究, 2006, (3) :143-144.
[2]袁纯清.共生理论及其对小型经济的应用研究 (上) [J].改革, 1998, (9) :101-105.
集群式投资 篇9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高科技产业集群的相关性检验
本文先假设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高科技产业的集聚水平相关, 然后进行检验分析。
(一) 产业集聚的衡量指标
产业集聚是区域要素在空间上的集中分布, 反映了一个地区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而地方专业化指数正好可以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 因而本文通过计算地方专业化指数来分析高科技产业的集聚程度。
地方专业化指数的函数表达形式为:
(1) 式中, qij表示地区j的行业i的产值, qj是地区j的全部工业总产值, qi是行业i的全国总产值, q是全国工业总产值。这样分子就是地区j行业i的产值占该地区工业的份额, 分母是产业i占全国工业的份额, 如专业化指数大于1时, 就说明该产业在该地区存在着集聚状况。
但是上述衡量指标没有考虑到企业规模差异, 如果一个地区只存在几家规模很大的企业, 也可能会造成地方专业化指数较高, 但实际上并无明显的集聚现象存在。针对这一缺陷, 本文借用集聚程度系数来衡量产业集群程度。集聚程度系数可由地方专业化指数进一步计算出来, 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ICij表示j地区i产业的集聚程度, βij表示地方专业化指数, Qij为j地区i产业的企业数量。
公式 (2) 将企业数量涵盖在内, 能比较显著地表示产业集聚程度。因为如果某一地区某产业集聚在一起, 那么该产业的企业数量是衡量该地区产业集聚规模的一个很重要指标, 因而用地方专业指数和乘以企业数得出来的产业集聚指数不仅在数值上更加直观, 而且也能更好地表示一个地区的集聚规模。本文选用广东省的数据来进行检验, 通过计算发现广东省高科技产业集聚的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体呈现出不断加强的趋势。如图1-1所示。
(二) 实证检验
本文选取广东省1995年~2008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 (FDI) 和高科技产业产值 (Y) 数据为样本, 首先利用E-views5.0软件描绘两者之间的散点图。如图1-2所示。
由图可知, FDI和Y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下面利用SPSS统计软件计算两者的皮尔森 (Pearson) 指数, 并且采用双尾检验来考察其显著性水平, 考虑到外商直接投资对高科技产业的影响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 因此在做相关性分析时选取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数值要比高科技产业产值提前一年。用广东省2007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和2008年高科技产业产值数据为样本, 用SPSS统计软件计算的结果如表1-1所示。
表中的相关系数表明: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高科技产业产值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 相关系数高达0.961。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高科技产业集群影响的实证分析
直接度量外商直接投资对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影响是很难办到的, 因此本文采用间接的方法来验证。大量分析表明,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从市场竞争、资源聚集及技术外溢这三个方面来促进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发展的。因此, 可以考虑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市场规模效应、资本聚集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来判断外商直接投资是如何影响高科技产业集群的。
(一) 市场规模效应模型
市场规模的大小主要体现为集群内的企业数目的多少。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一个市场中存在的企业数目越多, 竞争就越激烈。而高科技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有大量是从事相同或相似经营活动的生产和研发的, 这就更加剧了竞争的激烈程度。这种外在的强大压力会促使企业不断创新, 进而起到提高整个产业集群生产率的作用。本模型将广东省高科技企业数目 (Q) 作为被解释变量, 以FDI作为解释变量, 采用经典一元线性回归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对高科技企业数目有影响。
1. 模型设定。
InQ=β0+β1InFDI+ε
式中, Q表示高科技企业数目, β0为截距项, β1是方程的回归系数, ε为误差项。
2. 变量的选取及样本数据说明。
高科技企业数目 (Q) , 本文选用1995年—2008年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数目。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年鉴》。外商直接投资 (FDI) , 本文选用1995年—2008年广东省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 考虑到外商直接投资的效应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 在实际回归时所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要比高科技产企业数目提前一年。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3. 回归结果及分析。
运用E-views 5.0软件, 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对所拟定的模型进行计量估计, 回归结果如下:
t统计量的P值表明FDI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显著的, 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高科技产业市场规模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数据表明FDI每增加1%, 高科技产业企业数目会相应增加2.8769%, 但是由调整的R2=0.659675可知, FDI并不是影响市场规模的唯一原因。
(二) 资本集聚效应模型
高科技企业从事研发一般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 一方面外资企业的进入本身就携带着大量的资本, 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还能起到示范作用, 吸引更多资本流入, 这些无疑将会给高科技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发展提供十分充足的资金, 进而促进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发展。下面就用资本集聚效应模型来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集聚的影响。
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认为:在一个开放经济体中, 国内投资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即国内储蓄和国外投资。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通过广东省的FDI对该省高新技术产业资本集聚效应的分析来衡量广东省高科技产业领域资本形成的情况。本模型用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 (FAI) 来衡量资本形成, 城乡居民储蓄余额 (DS) 衡量国内储蓄, FDI衡量国外投资。也就是说, 将FAI作为模型因变量, FDI与DS作为模型解释变量, 仍然采用线性方程来进行回归。
1. 模型设定。
其中, β0为截距项, β1、β2是方程的回归系数, ε为误差项, 取自然对数是为了防止异方差性。
2. 变量选取及样本数据说明。
固定资产投资 (FAI) 。本文选取1995年~2008年广东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数据来源于各年《广东省统计年鉴》和中经网。城乡居民储蓄余额 (DS) 。本文选用1995年~2008年广东省城乡居民储蓄余额, 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广东省统计年鉴》。外商直接投资 (FDI) , 同上。
3. 回归结果及分析。
运用E-views 5.0软件, 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对所拟定的模型进行计量估计, 回归结果如下:
t统计量表明FDI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时是显著的, 说明FDI对广东省的固定资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可能是因为广东省为了吸引FDI的流入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 数据表明FDI每增加1%, 广东省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会相应增加1.1737%。F-statistic=90.16140, Prob (F-statistic) =0.000000, 以及调整R2=0.932052也都说明本文选用的模型具备很高的显著性水平和解释能力。
(三) 技术溢出模型
所谓技术溢出, 是指由于广义的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内涵的人力资本、R&D投入、管理理念等因素通过各种渠道导致了技术的非自愿扩散。FDI的技术进步外溢主要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 (TFP) 。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视为由一个常数A所表示的值, 本模型就用A来衡量FDI的技术进步外溢。
1. 模型设定。
一般而言, 在进行技术溢出效应实证分析时, 都是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获得回归方程的。本文也采用这种方法, 具体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如下:
上式中, α+β=1, Y表示产出, L表示劳动, K表示资本。对方程 (1) 取对数可得:
既然用A来表示FDI的技术溢出效应, 我们可以设定:
将 (2) 、 (3) 合并, 我们可以推导出用于回归的方程:
2. 变量选取及样本数据说明。
高科技产业产值 (Y) 。选用1995年~2008年广东省高科技产业的生产总值, 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年鉴》。高科技产业年末资产总额 (K) 。这里用固定资产额和流动资产额之和来表示, 同样选用广东省高科技产业1995年~2008年的数据, 来源于各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年鉴》。高科技企业就业人数 (L) 。选用广东省1995年~2008年高科技产业企业的就业人数, 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年鉴》。外商直接投资 (FDI) , 同上。考虑到外商直接投资的效应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 本模型在实际回归时所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要比高科技产业产值提前一年。
3. 回归结果及分析。
运用E-views 5.0软件, 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对所拟定的模型进行计量估计, 回归结果如下:
t统计量表明FDI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也是显著的, 说明FDI对广东省高科技产业产值的增加有促进作用, 同时K和L的系数也是显著的, 可以进一步说明FDI通过人力资本提高、知识扩散和资本运用效率提高等技术溢出渠道显著影响广东省高科技产业, FDI每增加1%, 广东省的高科技产业产值会相应增加1.8828%。另外, 模型的F-statistic=1077.078, Prob (F-statistic) =0.000000和调整R2=0.996297也都表明FDI、K和L三个变量解释了Y绝大部分的变异。
三、高科技产业集群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的因素有很多, 本文着重考虑的是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众多研究都表明, 产业集群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因素主要有: (1) 企业个数。它的多寡一方面反映了地区内部特定产业的竞争态势;另一方面也代表了企业间协作和分工的可能性, 因为有效的分工和协作必然是建立在充分多的配套企业基础上的。 (2) 商业服务水平。可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表示, 因为产业集聚的发展一般直接表现为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 而金融、信息等行业的发展水平和地区社会服务体系的完善程度也是外国直接投资所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3) 基础设施 (JS) 。产业集群区内完善的基础设施对吸引外资有着重要的作用。 (4) 人力资本 (HR) 。成熟的产业集群应该拥有充足的劳动力, 能够提供专业化培训、教育、信息、研究与技术的政府或非政府机构的支持, 这也是外商尤其是投资高科技行业的外商所考虑的因素。
1.模型设定。根据上面的分析, 设定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如下:
2.变量选取及样本数据说明。产业集群内企业数目 (QYS) 。选用1995年~2008年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企业数目, 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 (DSCY=GGDDPP3) 。其中GDP3选用1995年~2008年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GDP为1995年~2008年广东省生产总值, 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基础设施指数 (JT) 。以广东省内1995年~2008年交通运输路线综合密度来衡量, 它是区内运输路线长度与该地区面积的比值, 即 (国家铁路营业里程+公路里程+内河航运里程) /面积, 数据来源于《2009年广东省统计年鉴》。人力资本 (HR) 。选用1995年~2008年广东省高校的招生人数, 数据来源于《2009年广东省统计年鉴》。
3.回归结果及分析。运用E-views 5.0软件, 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对所拟定的模型进行计量估计, 回归结果如下:
t统计量表明QYS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显著的, 说明产业集群的规模对FDI的区位选择影响很大, 数据表明产业集群内企业数目每增加10%, 会拉动外资增长2.9%, 同时DSCY和JT的系数也是显著的, 这说明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很强的吸引作用, 但人力资本系数是不显著的, 说明人力资本对外资没有太大的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人力资本的影响受到了其他方面的制约。如果缺乏完善的制度、官僚机构作风严重, 市场竞争不能受到有效保护, 尽管有高的人力资本, 但由于它们对外商直接投资、合作和创新设置了一些限制, 也会丧失工作的积极性, 从而阻碍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F-statistic=31.69037, Prob (F-statistic) =0.000026和调整R2=0.904244说明该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是适用的。
四、结论
上述的实证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高科技产业集群之间的确是相互促进的。因此, 政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发展高科技产业集群的策略是强化外商直接投资与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关联, 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促进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发展, 通过发展高科技产业集群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促进二者良性循环, 进而提升区域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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