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补贴（共12篇）
技术创新补贴 篇1
摘要：本文通过对农业技术创新正外部性的分析, 说明政府采取农业技术创新补贴策略的必要性, 并运用博弈均衡理论, 分析了政府在企业和农户采取不同合作方式时的补贴策略。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优化农业技术创新政府补贴策略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技术创新,政府补贴,企业,农户
农业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战略产业, 也是“瓶颈”产业。理论和实践充分证明:农业技术创新是实现农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 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 突显其战略功能的动力源。然而, 农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生产和消费环节的正外部性, 使得农业技术的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与其社会最适量存在差距。从经济学的角度讲, 政府应该对农业技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实施补贴, 以缩小上述差距, 进而发挥农业技术创新在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由于政府财政资金的稀缺性特征, 使得如何提高政府用于农业技术创新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益, 成为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基于此, 本文将运用博弈均衡理论, 研究农业技术创新的政府补贴策略。
一、政府采取农业技术创新补贴策略的必要性——农业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
创新理论的鼻祖熊彼特认为, 创新就是在生产系统中引入生产要素的新组合, 发明不等于创新。有鉴于此, 笔者将农业技术创新界定为一个包括农业技术发明 (包括研究和开发) 、农业技术首次商业化使用和农业技术扩散三个环节的动态过程。[1]其中, 农业技术发明是农业技术的生产过程, 其他两个环节则是农业技术的消费过程, 它们共同构成农业技术创新过程, 即农业技术创新是农业技术生产和消费的有机统一。因此, 农业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可分为农业技术生产过程的正外部性和农业技术消费过程的正外部性。
1.农业技术生产过程的正外部性
如图1所示, 农业技术的生产者按照私人价值等于私人成本的决策准则确定产品供给量, 使得农业技术的总供给为Q0, 而按照农业技术供给的私人价值等于其社会成本进行决策, 农业技术的总供给将为Q2, Q2与Q0之间的价值差额, 就是农业技术生产过程的正外部性。如果政府给农业技术生产者适当的补贴, 使其生产农业技术的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 则农业技术的均衡供给量可达到Q2, 即社会最适供给量。[2]
2.农业技术消费过程的正外部性
又如图1所示, 由农业技术供给的私人成本和消费的私人价值决定的均衡需求量为Q0, 如果按照农业技术供给的私人成本等于消费的社会价值进行决策, 则农业技术的均衡消费量为Q1, 此时, Q1与Q0之间的价值差额, 就是农业技术消费过程的正外部性。即当政府对农业技术需求主体进行补贴, 使其采用农业技术的私人价值等于社会价值, 则农业技术的私人需求等于社会需求, 实现其最适供给。[3]
3.农业技术创新正外部性分析的结论
再如图1所示, 如果政府对农业技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时进行补贴, 使前者的生产成本等于社会成本, 使后者的私人价值等于社会价值, 则由农业技术供求主体共同决定的农业技术均衡供给量为Q3, 从而实现农业技术供求之间的最适均衡。
因此, 从理论上讲, 政府合理运用财政资金, 对农业技术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适当的补贴, 能够推动农业技术创新。
二、政府补贴农业技术创新的模型假定及描述
1.基本假设
为方便研究, 笔者将农业技术的生产者称为企业, 农业技术的消费者称为农户。为了研究政府对企业和农户创新合作所采取的投入补贴政策及它们之间的交互行为, 文中建立的模型仅仅包括1个企业和1个农户。而政府对企业和农户的创新投入则分别进行补贴。假设政府、企业和农户之间的信息都是完全的, 企业和农户根据政府的补贴政策, 选择独立或共同与政府合作的均衡行为进行博弈, 进而决定其最优的农业技术投入。
企业和农户利用专有技术优势进行合作以生产新产品。双方的创新投入都会影响到新产品的收益, 假定收益和市场需求之间是线性关系。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能够较好地反映双方投入产出的相互依赖性和非线性, 因此采用它来表示新产品的市场需求:
Q=aXαYβ ①
其中Q表示新产品的市场需求;a是大于零的常数, 表示企业与农户的创新投入转化为市场需求的比例;X、Y分别代表企业和农户的创新投入, 二者均不小于0;α、β分别为企业和农户的单位创新投入对新产品需求的影响因子, 均大于零, α+β<1。
2.假设条件下各类主体的利润函数
如果用π1和π2分别代表企业和农户的利润, 则它们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π1=m1Q-X+b1X ②
π2=m2Q-Y+b2Y ③
其中b1、b2分别为政府对企业和农户创新投入的补贴系数;m1、m2均为大于0的可预测的常数, 分别代表企业和农户的边际收益。
政府提供补贴是为了解决企业和农户在农业技术创新活动中创新投入不足的问题, 通过生产新产品来提高企业和农户的效益及市场竞争力。因此, 政府补贴的目标函数是使企业和农户组成的农业技术创新子系统的投入产出最大化。为便于分析政府补贴对合作创新的影响, 笔者定义其效用为企业和农户的利润之和减去政府补贴, 即政府的效用函数为:
UG= (m1+m2) Q-X-Y ④
三、不同博弈均衡下政府的补贴策略
1.独立合作博弈下的补贴政策
假定企业和农户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 在看到政府的补贴政策后, 他们会分别采取行动与政府合作, 以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 并采用逆向归纳法求解。
在第2阶段, 在给定的补贴率下, 企业和农户会选择最优投入, 根据式②和式③分别最大化自己的利润, 并根据1阶条件联立求解可以得到:
undefined
在第1阶段, 政府确定最优补贴率最大化式④, 将式⑤和式⑥分别代入政府的效用函数式④, 并求关于b1和b2的偏导数, 令其为0, 可解得政府的最优补贴方案为:
undefined
从式⑦和式⑧可知, 在纳什均衡条件下, 政府对企业和农户的补贴取决于农户和企业的边际收益在总边际收益中的比重, 即企业 (农户) 得到的投入补贴率随农户 (企业) 的边际收益在总边际收益中的比重递增。这说明, 政府补贴的作用在于平衡双方的收益, 边际收益低的一方将得到较高的投入补贴率, 边际收益高的一方将得到较低的投入补贴率, 从而促进双方均衡地投入获得最优产出。
2.共同合作博弈下的补贴政策
假定企业和农户事先达成了可执行的合作协议, 共同与政府合作, 以追求双方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则博弈的顺序为政府先规定补贴率, 企业和农户看到补贴率后最大化共同的利润, 此时, 企业和农户的总利润目标函数为:
Maxπ= (m1+m2) Q-X (1-b1) -Y (1-b2) ⑨
第2阶段企业和农户通过选择最优投入最大化式⑨表示的共同利润, 同样采用逆向回归法求解, 在第1阶段政府选择补贴率最大化效用函数式④, 求解可得政府的补贴方案为:
b21=b22=0 (10)
可见, 在共同合作均衡的情况下, 政府不需要提供补贴来激励企业和农户在创新方面的投入, 它们会自行按照最优产出的原则选择投入水平。
四、优化农业技术创新政府补贴策略的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分析的结论:在企业和农户分别独立与政府合作, 采取合作博弈行为使自身收益最大化时, 政府补贴创新的策略是平衡企业和农户创新投入的边际收益;当企业和农户共同合作与政府博弈时, 政府不需要补贴就能实现农业技术创新的最优投入。因此, 为提高农业技术创新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益, 政府的最佳选择是鼓励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合作, 其次是缩小企业与农户创新投入边际收益的差距。有鉴于此, 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以优化农业技术创新政府补贴策略。
1.改革农业技术供给体制, 促进农业技术供求主体之间的合作
由于我国当前农业技术主要由政府举办的各级各类农业科研机构供给。作为国家事业单位, 这些农业技术供给主体的资金来源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 它们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国家下达的科研任务, 进而实现科研人员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而不是针对农业生产的技术需求, 围绕农业技术的有效供给使用政府的农业技术创新补贴。这是造成我国农业技术供求脱节问题的主要原因, 也是政府农业技术创新补贴资金使用效益低的症结所在。因此, 政府应在准确界定各级各类农业科研机构服务功能的基础上, 将有限的资金重点用于补贴提供公共服务的农业科研机构, 让它们围绕全局性、关键性、基础性和产业共性农业技术的供给而“攻关”, 而对大多数农业科研机构实施“断奶”工程, 让它们直接面对农户和市场, 在自主自立中求生存、求发展。[4]这样, 一方面, 能提高政府补贴农业技术创新资金的使用效益;另一方面, 能促进农业技术供求主体之间的合作, 减少对政府补贴农业技术创新资金的需求总量。
2.建立农业技术供求主体之间的有效信息沟通机制
农业技术供求主体之间的有效信息沟通不仅有利于解决农业技术的供求脱节问题, 而且有利于解决农业技术供求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从而促进它们之间的合作, 进而降低对政府补贴农业技术创新资金的需求总量。农业技术供求主体之间的有效信息沟通机制应该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能将农户的技术需求信息有效地传递给农业技术供给主体, 并对后者的创新活动产生激励;二是能将农业技术供给信息有效地传递给农业技术需求主体, 并对后者的技术采纳行为产生激励。[5]
3.建立和完善农业技术和农产品的有效价格形成机制
有效的价格机制有利于农业技术供求主体之间利益的合理分配, 使它们在农业技术创新投入方面的边际收益趋于平衡, 从而形成农业技术供求主体之间的长效合作机制, 进而提高政府补贴农业技术创新资金的使用效益, 或者降低对补贴资金的总需求。
参考文献
(1) 卢东宁.农业技术创新链循环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2) (美) 曼昆著, 梁小民译, 经济学原理 (上册)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3) 坎贝尔.麦克康奈尔, 斯坦利.布鲁伊著, 陈晓等译, 经济学——原理、问题和政策 (上)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4) 孟卫军, 张子健.供应链企业间产品创新合作下的政府补贴策略[J].系统工程学报, 2010, (03) .
(5) 杜威漩.农业技术供给制度非均衡及创新路径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0, (01) .
技术创新补贴 篇2
按照“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明确指向、突出重点；市场导向、遵循规则；协调配套、提高效能”的原则，现阶段我国构建以价格支持为基础、以直接补贴为主体的农业补贴政策框架体系，必须进一步创新农业补贴支持机制，探索新形势下强农惠农的新思路、新方式和新途径。为此，我们建议：
一、积极探索建立重要农产品价格稳定机制
建议对重要农产品实行稳定价格带措施，其基本作用机制为，当市场价格低于政府确定的最低保护价时，为维护农民利益、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政策执行机构按照最低保护价挂牌收购农民交售的农产品；当市场价格高于最高干预价格时，为保证市场平稳运行，政策执行机构将农产品储备投放市场，增加供给、平抑价格；当市场价格处在稳定价格带以内，政府对价格不采取干预措施，由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价格。如政府掌握的储备不足，可以通过紧急进口等措施增加市场供给，使价格稳定在可控范围内。
二、稳妥推进差价补贴措施试点
由于大豆、油菜籽国内供需缺口较大，进口依赖严重，对外开放度高，现行临时收储措施的托市保价效果较为有限，难以有效保护农民利益。对大豆、油菜籽等油料产品的托市调控应把握好如下几点，第一，必须充分考虑其国内产需缺口大、对外开放度高的特点，注意防止出现进口抵消调控效果的“漏损效应”；第二，要尽可能减少对市场机制的扭曲；第三，补贴应合理适度，既要保护农民利益，又要财政能够承受；第四，要利用冬闲田资源，既鼓励扩大油菜生产，又避免与粮争地；第五，要符合加入WTO的承诺。
三、研究设计针对重要产品、关键环节的专项补贴措施
第一，水稻专项补贴。建议以水稻作为试点，抓紧研究与农民种稻面积或交售商品粮数量挂钩的水稻专项直接补贴。可考虑采取如上所述的差价补贴，或价外加价（即在水稻最低收购价基础上，另外加价补贴农民）等办法，与已有的最低收购价、种粮补贴相配套，建立鼓励水稻生产的政策支持新机制，缓解水稻供需紧张矛盾。
第二，专业农户补贴。对粮食主产区经营耕地面积在一定范围内（如30—150亩），且主要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户，按粮食实际种植面积给予补贴。种植规模较大的商业化农户（如150亩以上），由于能够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因此不纳入补贴范围。
第三，农业信贷利息补助。建议采取项目申请的方式，对专业农户用于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自主投资，给予定额的直接投资补助；对商业化种粮大户，给予信贷利息补贴或者提供低息贷款。
第四，农业环保补贴。以粮食主产区的专业农户为补贴对象，对采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产方式（例如，使用有机肥或根据测土配方施肥，减少农药使用量等）导致的损失给予一定补贴。
四、进一步完善现行补贴政策措施
对目前正在实施的补贴措施，要在系统评估政策综合效果、总结存在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政策机制与操作办法，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完善最低收购价政策
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实施以来，在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维护粮食市场稳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面对最低收购价政策调整及执行过程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必须高度重视，抓紧完善。
第一，市场机制被弱化，粮食市场政策化趋向逐步增强。一方面，国家近年连续大幅度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水平，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另一方面，国家通过最低收购价等干预性收购掌握了市场上的大部分粮源，粮食市场供应依赖于政策性粮源的拍卖，形成了政府调控政策主导着粮食市场基本走向的格局。
第二，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溢出效应”引发不合理的市场预期，可能加剧粮食市场波动的风险。如近几年连续提高小麦和稻谷的最低收购价格，形成了粮价“只涨不跌”的市场预期，改变了农户、粮食购销企业、加工企业等主体的行为，农户惜售心理日益增强、售粮节奏出现明显变化，购销企业因为有最低收购价格托底敢于囤积居奇、待价而沽。而市场上的粮食流通量大幅度减少，导致加工企业对政策性粮源依赖加重，市场对调控政策变化越来越敏感，极容易引起恐慌性抢购等不利于粮食市场稳定的行为。
第三，玉米临时收储以及小麦与早籼稻最低收购价政策的设计，将单一执行主体调整为多元主体。其目的在于增强托市机制，减少托市收购对市场的扭曲作用。但政策实际执行表明，多元主体确实有利于强化托市机制，支撑粮价上行，但并没有减少市场扭曲，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市场的控制，增强农民和下游企业的不稳定预期，提高政策执行与监督成本，增加宏观调控的复杂性。
（二）改进临时收储措施
20，采取多元主体参与临时收储措施，通过一次性运输费用补贴，鼓励和引导粮油加工企业到东北产区收购玉米、大豆，在南方油菜籽产区收购油菜籽。政策执行结果表明，部分参与临时收储的经营性企业，以盈利为目的，在市场价格低于临时收储价格时，并不进行托市收购，多是徘徊观望；而当市场价格回升到临时收储价格之上时，为获取国家的费用补贴纷纷抬价抢购，进一步推动价格快速上涨，形成逆向调控效应。由于流向多元主体的临时收储粮食，粮权不属于国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临时收储措施，首先，必须坚持“单一”政策执行主体政策，避免多元主体分化政策效果；其次，建立制度化的政策启动与退出机制，防止政策操作的随意性；第三，探索建立临时收储与调控储备一体化操作机制，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能力。
（三）加强和完善直接补贴措施
对今后新增的直接补贴，要建立与农民实际种植面积挂钩的政策机制。其关键是，抓紧建立“农业补贴基础信息管理系统”。该信息系统包含全国各个农户土地承包与种植面积的地理信息基础性数据，能够准确甄别和确定各农户的产量、种植面积等情况。有关部门应充分应用卫星遥感等现代信息技术，结合农户承包地登记、确权及农业普查等工作，率先在粮食主产区建立以农户为单位的耕地资源与粮食种植面积基础数据库和土地空间信息管理系统，为今后开展各类政策性补贴、农业保险、粮食估产等工作奠定技术基础。
技术创新补贴 篇3
【关键词】液压系统；可膨胀金属；套管；补贴；测试
2005年年初，由Read Well修井公司研制成功了一种液压式可膨胀钢补片。为了进行膨胀补贴，还研制了送入工具及相关的井下和地面液压设备，以及CT接头。送入工具可安装在CT或钻杆上，补片是金属对金属的密封（对于腐蚀严重的管线可选择弹性密封），可降低套管破裂及挤毁率。
1.系统组成
1.1补贴管配置及膨胀工具
膨胀工具是一个高压液压式双密封膨胀设备。通过对2个橡胶密封（被10～46ft的加长心轴隔离）加压，以便在2个密封之间泵送高压流体。压力加大，用约5，0001b/in2液压膨胀补贴，开始是弹性膨胀然后是塑性膨胀。控制密封压力确保在与外部油/套管完全接触之前保持密封。当压力继续增加时，外部的套管弹性运动直至压力达到整形器预定的压力。随后，压力开始大幅度地下降，密封撤销，回位循环的压力是1，5001b/in2。密封设计包括：聚合体密封元件及反推钢铁指针，额定操作压力是 25，000-1b/in2。
1.2井下液压系统
该技术的首要条件是挠性管承压不大于4，0001b/in2。为了达到10，000～17，000-1b/in2的整形压力， 研制出了井下增压器，安装在井下液压系统中。增压器安装在CT底部钻具组合（BHA）的适配器下，与安装在液压部件的底部的应变剪切丢手装置相连接。设计了内外打捞靠模，使该工具在井中应该成为杆状，易于打捞。
1.3增压器
增压器是一个7：1的活塞型液压增压器。对于任意入口压力，增压器工作后都能提供一个低的出口压力，该出口压力最终在井下安全条件下，产生高的管子整形压力。增压器入口安装2个流体过滤器以净化进入增压器的液体。
1.4控制阀系统
控制阀是用来控制井下操作的先后顺序，包括一个可调整的差异压力阀和减压阀，差异压力阀在2个密封之间、主要补贴套管段内， 减压阀是确保整形压力不超标。阀塞耐压也大于回位压力，回位压力促进工具关闭，该压力低于1，5001b/in2。
1.5井下压力记录系统
井下压力记录系统安装在工具的液压部件内，该系统有2种存储模式——记忆模式或地面读出模式，用于记录工具内几个关键压力数据，为地面监测服务。
1.6膨胀补贴
结合有限元分析（FEA）计算数据与补贴研制试验数据，优化设计出最终的补贴设计，模型和计算表明，为了获得牢固的相互连接，所使用的内部材料必须是柔软的塑胶材料，而且在膨胀过程中机械硬度应最小；外部材料应使用弹性范围内的坚固材料。内部材料的选择范围窄，选择较柔软的316#不锈钢，这种钢具有一定的延展性，在达到极限抗拉应力前膨胀幅度为40%，当达到其极限膨胀幅度70%～80%时出现故障。这一膨胀属性完全能够实现15%的管径膨胀， 而且对破裂/挤毁及磨损有较好的抵抗力。这种材料可在要求范围内提供一个安全的柔软膨胀补贴。虽然在此过程中其拉紧变硬。柔软性有益于在超重时，不锈钢拉紧变硬导致界面压力下降。316#不锈钢材料在长度、直径及厚度要求上是可以利用的。
膨胀工具的补贴附加装置不仅要承受在油井中的补贴工具的载荷，而且还要承受补贴膨胀过程中产生巨大的收缩力。对补贴工具/膨胀工具以及在补贴管和膨胀工具上的 “剪切丢手”销以及相匹配的主要剖面设备来讲，补贴管设计是安全的。
1.7地面液压及记录系统
地面设备及压力传递是基于一个简单的氮驱液压泵，用清水罐代替液压油箱。液压泵将液压传递到CT或钻杆上，依次进入井下增压器的入口处。泵需要传递的压力是井口压力的总和，也就是最终整形压力的1/7。
地面数据记录通过II区的钻井数据记录器记录并显示整个膨胀施工过程中地面压力、流量及泵入量随时间的变化。
2.操作程序编制
为了验证设计参数的有效性，项目研制过程中，进行了8次补贴整形试验。试验表明，针对不同补贴长度（10英尺、26英尺及46英尺），系统设计都是成功的。在早期的几次试验中，补贴管收缩量超过了预期值，补贴管的收缩力较大，上部机械安全装置被剪断。在随后的研制过程中，注意解决这些问题，对收缩参数加深理解，完全重新设计了补贴安全装置。随后试验补贴都顺利完成，经整形后可膨胀金属完成进入外部套管，完成了耐压密封补贴，试验压力达5，0001b/in2。
现场引进该系统需注意的事项包括：检验所有的压力设备，制定操作程序手册，对技术人员进行培训，以便安全、有效地操作补贴工艺。首先起草操作手册，在经过各种试验验证、操作过程优化之后，再修改完善操作手册。同时随着操作程序，尤其是与安全相关的程序变化，操作手册就得改进，为确保现场人员学会操作过程，并增加对所有操作和维护要求的认识，清楚地认识到高压液压系统的危险性，风险评估是任何一项新服务的首选任务。
3.测试
膨胀金属套管补贴技术应用于海上作业之前，先在陆上油井进行的整个测试工作。模拟海上作业遇到的种种问题，改善操作方法， 在一口真实油井中测试了整个补贴系统的性能。
在试验井采用了外径2-in、长8，500-ft的CT补贴工具，试验井的套管长2，426ft、内径7in.重量29lbm/ft，补贴管加载在膨胀工具的上面，膨胀工具已安装到CT的井底钻具组合处，放入井中，为了模拟海上作业，井内加压到1，700 1b/in2，井斜角92.4° 、狗腿度12°/100-ft、长46-ft的补贴段（工具长64-ft，全部井底钻具组合长73-ft）成功地下到预测井深，然后起钻到规定井深。
套管补贴技术探讨 篇4
1 燃气动力套管补贴
1.1 燃气动力套管补贴技术简介
燃气动力补贴技术其主要工作原理是利用火药燃烧产生的高压气体, 推动系统中的活塞与活塞缸做相对运动, 促使加固管上下两端的锥管相对运动, 达到设计位置, 径向扩胀金属锚 (上下锥) 和金属密封环, 使之在套管内壁牢牢座封, 最终将加固管固定在破损套管处, 达到补贴的目的。同时补贴加固器自动解卡, 从井下安全提出全部投送工具, 完成补贴加固管任务, 井下不留遗留物。曾对补贴管做的耐压试验表明, 高效燃气动力补贴管在井下可以耐压150MPa, 地面试压50MPa, 说明对破损套管补贴的效果非常好。
1.2 燃气动力套管补贴技术现场应用
2006年初, 通过大量的信息查询和资料调研工作, 玉门油田引进了套管然气动力补贴技术, 先后在鸭儿峡作业区615井和32井进行了现场应用。共对4个破损、漏失层段进行了补贴, 累计补贴长度32.86m, 取得了单层补贴长度最长13.07m, 单井 (615井) 补贴层数3层, 成功率达100%的好成绩。
1.3 膨胀管套管补贴技术现场应用
本文以H289井施工为例, 介绍膨胀管套管补贴施工工艺工序。H289井套管外径139.7mm, 内径124.26mm, 水泥面867.79m。设计要求下114mm膨胀管对681.75m—699.96m段套管补贴。
1.3.1 前期井眼准备
前期井眼准备目的是修复套管, 打通套管变形、错断通道, 使膨胀管能下到设计位置, 对补贴段上下5米范围进行修整整型, 去掉原套管内壁上的水泥残渣、毛刺、死油和硬蜡等物, 同时证实漏失段, 提供准确的补贴段。起出井下原生产管柱后, 进行刮腊、热洗、通井, 然后找漏, 找准并证实漏失段后, 确定补贴位置, 并对欲补贴段依次用弹簧式套管刮削器和定径刮铣器反复刮削至畅通。去掉原套管内壁上的水泥残渣、毛刺、死油和硬腊等物。定径刮管的目的是使补贴段内径统一, 降低施工风险, 保证胀管过程顺利完成。定径扩眼段为补贴段及上下各3~5m。通过刮管从而保证膨胀管柱能够顺利下到预定位置, 保证膨胀管补贴时能够有效贴合密封。
1.3.2 补贴
在地面将膨胀管专用提升短节与第一根膨胀管上端螺纹连接, 缓慢下井。当膨胀管上端距离转盘500mm时用安全卡瓦坐在井口上, 拆除专用提升短节。接着下入所有膨胀管, 将最后一根膨胀管, 用卡瓦坐在井口上, 拆除提升短接, 下入连接杆+Φ73mm外加厚油管, 将连接杆与油管连接, 按顺序下入膨胀管中。观察下入长度, 当下入长度接近膨胀管长度时, 缓慢下放管柱, 并将管柱全部重量坐放在膨胀锥上, 这时连接杆卡簧应该进入膨胀锥并连接。验证锁紧装置连接:上提下放管柱两次 (约1m) , 如果膨胀管柱随着提起则证明连接杆上的锁紧装置与膨胀锥已连接好。
下入全部入井油管:下入整个Φ73mm外加厚油管, 使膨胀管柱上端准确位于设计补贴井段上端。下放过程中每下放200米将管柱内灌满清水。下放完毕后, 校核指重表、记录管柱悬重、接好打压接头, 按设计方余在管柱上做好标记, 在设计方入位置提着管柱保持静止。连接高压软管, 将泵站的安全溢流压力调定为45Mpa。
此次施工共下Φ114mm膨胀管4根, 膨胀管上端面深度676m, 管脚深度704.87m。
膨胀管胀管:启动泵站, 并将泵站的输出排量调定到15L/min, 开始打压胀管。观察记录泵站压力表读数, 当压力表读数达到低于安全溢流压力45Mpa的一个峰值读数时开始胀管, 司钻应仔细观察指重表读数, 当指重表读数低于原始记录4~5吨时应上提管柱, 使指重表指针回到原位置。连续重复几次, 直到管柱上行1m以上。停泵, 卸压, 上提10吨, 管柱不动则表明膨胀管柱已悬挂在套管上。
膨胀管打压:重新启动泵站, 将泵站的输出排量调定到25L/min, 继续打压胀管, 管柱上行 (这时将上提力加到5~6吨, 观察记录泵站压力表读数) 。当第一个油管接箍露出钻台面后, 上吊卡并将管柱坐放在井口。拆开高压软管与泵站的连接, 将软管盘起捆绑在油管管柱上。甩掉第一根油管, 重新将打压接头连接在管柱上, 接好高压软管继续打压胀管。管柱上行2m时, 上提力增加到5~10吨;管柱上行膨胀管全长时, 泵站压力会突降, 表明胀管结束。膨胀管完成整体膨胀, 紧贴于套管, 达到锚定、密封与修复要求。卸压停泵, 拆除打压接头与高压管线, 起出入井管柱。
1.3.3 后期施工
补贴后进行试压, 验证补贴管密封情况, 全井筒试压试压15MPa, 稳压30min。试压合格后用磨鞋钻通下堵头, 并用专用修口器对补贴管上端整修成喇叭口, 避免生产管柱阻挂。至此, 膨胀管补贴施工全部完成。H289井于9月16日搬迁上修, 至9月22日完井, 历时7天, 生产一次成功率和施工质量合格率均达100%。
2 结论
1) 油气田开发中, 长段套损井日益增多, 常规套管修复技术对长段套管损坏的修复比较困难。而套管补贴技术在修复长度上基本不受限制。2) 套管补贴技术具有操作简便、补贴牢固、密封可靠、补贴跨距大、对油层污染小、施工周期短, 现场操作难度小等优点, 可以使许多无法修复的套损井得到恢复使用。3) 套管补贴技术的引进, 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作业手段, 走出了原来仅限于套管整形和堵漏为主要修复手段, 已向多元化、高技术、高质量方向发展, 形成了多种套管修复技术和综合能力较强的修套手段, 可以高质量、高效率地满足各类套管变形修复处理的需要。4) 随着套管损坏原因和损坏形式的复杂化、多样化, 对套管修复要求会越来越高, 常规的传统的套管修复技术不能很好的解决此问题, 新技术、新工具的研发至关重要。
摘要：补贴技术在套管修复技术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通过现场实践, 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本文从燃气动力套管补贴技术和膨胀管套管补贴技术两个方面, 介绍了套管补贴技术的基本原理和现场应用情况。
技术创新补贴 篇5
根据新人社发[2013]63号文件，现就我县事业单位退休专业技术人员发放退休人员补贴有关审批要求通知如下： 2008年我县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工作完成前已办理退休手续或达到退休年龄人员，其退休人员补贴分别按照以下标准予以发放：
一、原正高级或四级岗位专业技术人员，凡工作年限达到30年（按虚年计算），任职年限3年（按虚年计算）及以上的，可比照专业技术三级岗位执行退休人员补贴标准。（增加70元）
二、原副高级或七级岗位专业技术人员，凡工作年限达到30年（按虚年计算），任职年限3年（按虚年计算）及以上和2年及以下的，可分别比照专业技术五级岗位和六级岗位执行退休人员补贴标准发放。（增加70元）
三、原中级或十级岗位专业技术人员，凡工作年限达到30年（按虚年计算），任职年限3年（按虚年计算）及以上和2年（按虚年计算）及以下的，可分别比照专业技术八级岗位和九级岗位执行退休人员补贴标准。（增加70元）
四、以上退休人员补贴发放事宜不涉及退休人员原实际职务岗位的调整。
五、请各单位工资核算员带上职称本、退休前岗位聘任书及上月退休人员津贴发放表。
六、审批表格在工资群共享里有，请各单位工资核算员按规定的时间来审核。
七、审批时间：2014年2月23日――――2014年2月27日
技术创新补贴 篇6
根据全球创业观察（GEM）报告，创业起始的18个月是最为困难、创业风险最高的时期，绝大多数的失败企业是在初创期内关闭的，因此帮助降低商务、用工等创业成本是提高创业组织存活率的有效手段。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沪府发[2009]1号）的精神，进一步降低初创期的创业成本，上海市推出针对初创期创业组织的专项套餐，对其实施“低成本”创业扶持。
初创期内的创业组织不仅可享受小额贷款担保和贴息、创业园区房租补贴等政策扶持，吸纳上海市就业困难对象就业的，还可以享受全额的社会保险费补贴。根据政策，符合一定条件的初创期创业组织吸纳经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与其签订一年及以上期限的劳动合同并按相关规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以按季或半年向注册经营所在地的区县失业保险部门申请社会保险费补贴。补贴期限应在初创期内，最长不超过18个月。
在创业园区外自行解决经营场所的创业组织，还可根据吸纳就业情况享受一定的创业场地房租补贴。房租补贴金额根据创业组织当年实际吸纳本市失业人员、协保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人数和当年度从业人员人均房租确定，但以创业组织当年实际支付租金为限，且年度人均房租补贴最高不超过2000元。
申请注意事项
申请房租补贴的初创期创业组织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1）生产经营地与注册地一致，具有独立的经营场所；（2）已建立财务管理制度，有独立的银行账号；（3）租赁固定创业场地开展经营活动满1年及以上；（4）按租赁协议缴纳房租；（5）创业组织应与招用人员签订1年及以上期限的劳动合同，并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办理用工登记备案手续，且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
房租补贴金额根据创业组织当年实际吸纳本市失业人员、协保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人数和当年度从业人员人均房租确定，但以创业组织当年实际支付租金为限，且年度人均房租补贴最高不超过2000元。年度从业人员人均房租的计算公式是：年度租金/从业人员总数（从业人员包括本市户籍的各类员工和外来劳动力）。比如，小王开办了一家公司，办公场地年租金15000元。公司共有6名员工，其中3名失业人员、2名协保人员，公司为员工正常缴纳社会保险费且均满1年。根据政策规定，其人均房租为2500元，按最高2000元计算，一年后他能申请享受的房租补贴为2000×5＝10000元。
技术创新补贴 篇7
1 安徽省补贴资金管理情况
2015年中央财政共下达安徽省农机购置补贴资金14.4亿元, 较2014年增长了8.3%;省级财政没有安排专项资金。共补贴农机具约10.8万台 (套) , 受益农户8.2万户。
1.1 主要特点
(1) 因素法分配资金方式。补贴资金按照因素法进行分配, 综合考虑各市、县 (市、区) 耕地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粮食作物产量、绩效管理考核、上年补贴资金使用情况以及示范县 (区) 等因素, 确定补贴资金规模。按照先到先补、用完为止的原则依次确定补贴资格, 优先满足购买敞开补贴机具的购机者, 然后依次保障购买重点补贴机具的购机者。
(2) 突出重点机具的政策导向作用。以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为重点, 明确13类机具为重点补贴机具, 并从中选择三类机具实施敞开补贴。对于价格较低的机具, 淮河以北地区单台机具补贴额低于3 000元、江淮之间补贴额低于1 000元、长江以南地区及山区县补贴额低于500元的机具可以不予补贴。
(3) 提高县级自主选择权。对基层部门赋予更多的自主权, 县级可以从全省重点补贴机具范围中选择部分当地农业生产急需的机具列入本县重点补贴范围, 确定各品目的资金使用规模及各类补贴对象年度内可申请补贴机具台数, 品目实施结余部分可以在县域内统筹安排使用。
(4) 对购置补贴机具实行限量控制。为满足更多农民的购机需求, 对农户购置补贴机具数量进行了限制。规定每户在年度内可申请补贴机具台数不超过3台 (套) ,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在年度内可申请补贴机具台数不超过10台 (套) 。
1.2 存在问题
(1) 资金总量有限, 部分农民购机没有得到补贴。大约有30%左右的购机农民享受不到财政资金补贴。
(2) 部分机具占用较多资金, 不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因秸秆禁烧力度大, 大马力拖拉机、捡拾压捆机、秸秆粉碎还田机购买量较大, 占用了大量补贴资金, 影响其他机具的购置。
(3) 地方政府叠加补贴使部分机具补贴率达到50%~80%, 在极大地调动农民购机热情的同时, 也容易造成机具闲置浪费、使用效率不高、监管难度较大。
2 湖北省补贴资金管理情况
2015年中央财政共安排湖北省农机购置补贴资金11.388亿元, 省级财政没有安排补贴资金。补贴机具种类为10大类34小类81个品目。全年共补贴各类农机具近80万台 (套) , 受益农户达60多万户。
2.1 主要特点
(1) 因素法资金分配方式。综合考虑各地耕地面积、主要农作物产量、农村人口、农业机械化发展重点、2015年度补贴资金使用情况等因素确定各县 (市、区) 补贴资金规模, 按不低于当年预算70%的要求提前下达资金。预留了30%的补贴资金。
(2) 优先保障敞开补贴机具。补贴机具种类范围内所有机具不再作区域性补贴限定, 县级在补贴资金额度内对重点支持品种实行敞开补贴, 先到先补, 未享受到补贴资金的农民第二年优先补贴, 取消补贴额在500元以下的机具。
(3) 发挥地方自主权。地方特色农业发展所需机具和小区域适用性强的机具, 可列入地方各级财政安排资金的补贴范围, 具体补贴机具品目和补贴标准由地方结合优势产业确定。单机补贴5 000元以下 (含5 000元) 机具的核机程序及不同用户享受补贴额度由各地自行确定。
(4) 机具购置补贴实行限额控制。个人年度内享受中央农机购置补贴总额不得超过5万元。单机补贴额超5万元的机具限购1台。承包耕地13 hm2 (200亩) 以上的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年度内享受中央农机购置补贴总额不得超过70万元。
(5) 督促申报, 保障进度。实行先申请后购机。获得农机购置补贴指标确认通知书后的购机者应按照规定时间尽快购机, 逾期未购置视同放弃。县级农业 (农机) 部门至少每季度向财政部门提交一次相关资料, 财政部门应每季度组织一次补贴资金兑付工作。
2.2 存在问题
(1) 补贴产品数量过多, 少数列入补贴产品范围的机具技术落后、产品质量差。
(2) 针对老区、库区、贫困地区适用机具补贴标准较低, 对农民吸引力降低, 影响了当地农机装备水平的提高。
3 相关建议
安徽、湖北两省对部分重点机具进行敞开补贴等操作方式, 前几年江苏已实施过, 现认真研究其中的有些具体做法和经验, 仍具有借鉴意义。在资金总量有限、省级财政没有配套补贴资金的情况下, 可以从中借鉴一种或多种方式共同发挥作用, 达到控制资金使用规模的效果。
3.1 敞开补贴应有控制资金使用规模的措施
在当前农民需求旺盛、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仍然不足的情况下, 敞开补贴也不应完全放开资金的使用, 应对资金使用规模采取控制措施, 力争实际使用量与预期差距不大。江苏省应对资金使用过多的部分机具或地区实行总量控制内的敞开补贴。对于近几年资金使用量持续高速增长、占用较多补贴资金的机具, 在测算满足当年实际需求的同时, 分别进行资金总量控制;同时对个别使用资金量过大且又远远超过实际需求的县区进行总量控制。江苏插秧机、育秧播种机和油菜收割机执行补贴的时间截止到6月30日, 有部分机具购买时已过了作业季节, 只能等到明年作业, 占用了当年的补贴资金, 降低了机具使用效益。建议根据机具使用性能及作业季节特点设定机具敞开补贴时限, 将补贴资金用到当前农业生产最需要的机械上来。
3.2 适当提高县区操作自主权
2015年江苏补贴机具共选取10大类49个品目, 市县农机部门不得缩小或扩大补贴机具种类范围。省品目范围内的一部分自选品目仅部分地区有需求, 在其他地区销售较少或基本没有销售, 为县级自主选择提供了空间。建议赋予县级部门更多的自主权, 在财权下沉的同时, 进一步将事权、责任下沉, 提高县级农机部门主动融入补贴工作的积极性。县级农机部门可以将当地农机化发展农业生产急需的机具列入本县重点补贴范围, 可以根据当地机具保有量和发展规划等情况, 确定当年个别品目机具使用资金规模, 公开公正地确定品目选择的方法程序。
3.3 降低部分机具补贴额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以来, 全国各类农机的平均补贴额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 降低补贴额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调控措施, 可以有效引导农民理性购机。但是, 机具补贴额幅度降低过大, 将严重影响农民的购机积极性, 使机具购置数量急剧下降, 影响到农机化平稳健康发展, 机具补贴价格的引导作用将不再明显;降低幅度过小, 市场反应不明显, 达不到预期效果。所以, 降低补贴额相比较其他方式带来的效果, 要经过严格测算;同时要综合考虑周边省份同类机具引导发展政策等因素, 谨慎操作, 避免调整幅度过大对市场造成冲击。
3.4 合理限定农民购机总量或总额
安徽省对农民个人和农业经营组织补贴购机数量分别限定在3台 (套) 、10台 (套) , 湖北省限定个人和农机合作组织年度内购机补贴总额分别不得超过5万元、70万元。通过合理的限定购机数量和总额, 避免了农民脱离实际需要, 盲目购买机具, 造成使用浪费;同时也有利于农机部门监管, 能较好地防范机具流失。江苏省对个人和农机合作组织购机上限均为80万元。对大多数农民个人来讲, 基本上没有出现达到或接近80万元上限的情况;大多数农机合作组织限于购机总量资金的压力, 也很少在一年之内购置价值数百万元的机具, 80万元限额没有起到应有的限制作用。而限额设置过高容易造成政策宽松、补贴资金充足的印象。当偶尔出现一次性购置过多机具的用户, 基层农机部门往往慎之又慎, 不敢轻意审批通过, 加重了农机部门的负担。
3.5 限定农民申报时限
湖北省实行先申请后购机, 对农民的申请购机时限进行了规定, 最长不超过3个月, 逾期取消补贴资格。江苏省对农民当年购机申请补贴时间要求比较宽松, 在补贴系统开通期间, 随时受理农民购机申请。从实践上看, 大多数农民申报手续在3个月以内完成, 一般在农忙季节购机的农民, 农忙结束会及时办理申报手续。在没有资金压力或者存在经销商垫付资金的情况下, 农民主动申报的意愿不强, 甚至出现当年忘记申报的情况。申报时限过于宽松, 将影响资金使用及结算兑付进度。建议将申报时限相对缩短, 提高农民申报的主动性。
3.6 简化小机具补贴流程
安徽、湖北两省分别取消了低于一定补贴数额的小机具补贴, 将补贴重点放在保证地区发展的关键环节的重点机具上。补贴额较小的机具品种繁多, 大多需求量不大, 在不突破总量限制的前提下, 江苏省曾出现过一人购几十台甚至上百台机具的情况, 核查及监管极为不便。从近几年实施情况来看, 小机具普及性较小, 部分乡镇农机员对机具性能、结构认识不足, 乡镇核机验机时容易出现疏漏, 造成违规情况发生。由于补贴数额较低的小机具申请补贴手续同大型机具一样, 申报资料一件不少, 办理环节一个不落, 加重了基层核查机具的负担, 增加了基层的监管难度。湖北省对单机补贴5 000元以上的机具要求进行现场核查, 其他机具的核机程序和要求由各地自行确定。江苏省可以进一步简化小型机具的核查和申办流程, 或由各地根据需要自行确定。
农机补贴15年——破解与创新 篇8
而对广东农机化而言, 变革早从1998年即已开始, 这一年广东省在全国率先实行农民购置农机财政补贴政策。到了2003年又开始实施省人大扶持农机化发展议案, 加大对农民购机的补贴。2004年, 对中国农机化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 对广东亦意义重大, 在国家和省级两重补贴之下, 广东农业机械化开始跨越式发展。
见证了广东农机化发展全过程的广东省农业厅农业机械化管理办公室原调研员黄汉藩用“翻天覆地”来形容实施农机购置补贴15年来广东农机行业的变化, 对于15年广东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黄汉藩称之为“跨越式发展”。这一切皆因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出台。
农民高呼共产党万岁
黄汉藩说,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从根本上促进了农民思想观念和生产方式的转变, 从原来的传统耕种转变到现在利用农业机械种田。黄汉藩及其同事经常到全省各地农村去调研, 自从农机购置补贴开始实施后, 每到一处, 都能听到农民高呼共产党万岁。“原因有三个。”黄汉藩分析说, “一是种粮有补贴, 二是免了农业税, 第三就是买农机具国家有补贴。”
在过去, 农民种田最重要的工具就是牛, 但是养牛不但辛苦而且成本高。买一头牛少则五六千元, 多则七八千元, 买回来后白天晚上都要专人照看, 而且牛的劳动效率低, 一天只能耕0.4亩地。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后, 在广东农村掀起了农机购买热, 尤其是小型机械, 比如微耕机, 一台微耕机1小时可以耕1亩田, 一台3000元左右, 国家补贴近千元, 农民购买热情非常高。
再比如增氧机, 增氧机的推广应用直接推动了广东淡水养殖业的飞越, 从根本上改变了广东水产养殖模式。过去一亩池塘传统三大家鱼的产量是150～200公斤, 有了增氧机后, 能达到600公斤的产量, 一台增氧机1000～2000元钱, 国家补贴几百元, 极大地促进了农民的购买积极性。
农业机械化的体现还有一个很好的例证, 那就是喷滴灌。虽然只是装接了一条管道、几个喷头, 但是它的作用不容忽视。黄汉藩说, 喷滴灌不仅节水, 同时还有适量供水以达到农作物需水量的最佳效果, 不但有效提高了农产品品质, 还能减少病虫害、节约成本。
与国内其他地方的农村现状一样, 广东农村也存在着劳动力少、且以“993861”为主力的现象, 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大大推动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缓解了农村劳动力短缺对粮食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 有效提高了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 持续增强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为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九连增”、为农业农村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到目前为止, 我国农机购置补贴已经达到12大类48个小类, 近200个品目, 而广东省的补贴范围有3000多个品种, 基本覆盖了农民需要的所有机械。
作为一名老农机人, 在谈到农机购置补贴成效的同时, 黄汉藩也直指广东农机化发展所受的地域限制, 比如广东的地形导致以中小型机械为主, 购机数量虽多, 但是总动力小。同样地, 小机型虽然实用, 但是效率低, 农业机械化发展只有向大中型机械发展, 才能实现集约化、规模化, 高效高质、节本环保。黄汉藩说, 过去我们是人畜力与机械化并举, 现在初步实现机械化, 但是要达到自动化、智能化, 最终实现精细农业生产,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农机工业与科研水平并进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不仅使农民得到好处, 也挽救了中国濒临崩溃的农机生产行业, 使得农机工业和农机科研都重新焕发了生机。
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实施以来, 带动了农机工业产销两旺, 2005年农机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 2009年又突破2000亿元大关, 到2010年达到2838亿元, 2012年突破3000亿元, 成为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 实现逆势快速增长的佼佼者, 农机工业已经越来越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项优势产业, 并进一步得到了政府和金融机构的重视和支持。
与此同时, 现代农业装备结构不断优化, 总量大幅增加, 科技含量明显提高。2003—2010年, 我国农机总动力从6亿千瓦增加到9.28亿千瓦, 农机装备结构持续优化, 大功率、多功能、高性能复式作业机械及薄弱环节农业机械增长迅速。黄汉藩说, 过去我们的农机总动力每年的增长率很难超过1到2个百分点, 自从农机购置补贴实施以来, 每年都以3到4个百分点以上的速度在增长。
由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使得能操作使用现代农业生产装备的新型农民增多, 传统农民减少, 农用役畜减少。2003—2010年, 全国农业从业人员总量从3.1亿减少到2.5亿人, 减少了6000多万人。农业生产对传统要素的依赖减弱了, 对现代要素的依赖大大增强了, 农业生产和发展方式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突破54%, 成功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由人畜力为主向机械作业为主的历史性跨越, 这标志着农业机械化生产方式取得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大趋势已不可逆转。
政府职能凸显
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10多年的时间里, 广东各地市将农机补贴视为农民致富奔小康的金钥匙, 通过各种途径大力宣传补贴政策, 让农民了解了补贴政策, 调动了农民购机和用机的积极性。为了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到实处, 广东省农业厅建立了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监督员制度、责任制度、绩效管理制度等, 同时在全省聘请了58名监督员, 加强对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的监督。
2012年6月14日, 在东莞市中堂镇举行了该年度全市首次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发放仪式, 向有关补贴对象代表颁发了补贴资金牌匾, 相关镇街农办农机工作负责人和农机购置补贴对象代表等共50人参加。东莞市农机部门还在现场举行了农机补贴政策宣传, 及时解释了补贴标准与办法, 加大了补贴政策宣传力度, 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在中山, 在严格执行购机补贴政策的基础上, 市农机主管部门加大了购机补贴政策的宣传力度, 不仅在中山农业信息网、中山日报、中山电视台播报有关信息, 还制成通知在镇区广播电视站的晚上黄金时间连续播放、张贴到各镇村的政务公开公示栏, 使之家喻户晓;实行阳光审批, 努力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预防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
而揭阳市2012年则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这是自2004年以来, 揭阳农机购置补贴资金首次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省农业厅2012年下达该市的第一批中央补贴资金878万元早已使用完毕, 第二批226万元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很多农户的购机申请只能等待2013年指标资金的下达。在2012年补贴资金的使用上, 揭阳市优先补贴了水稻插秧机、节水灌溉等技术含量高的农机具, 确保了资金的带动效应。
为了使购机补贴真正落到实处, 根据《广东省2012年度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落实延伸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文件精神, 韶关农业局结合本市实际, 制定了《韶关市2012年度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延伸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通过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延伸绩效管理, 建立了该市以补贴政策实施结果为导向的监测与评价体系, 及时掌握补贴资金使用、补贴政策落实进展情况, 客观评价实施成效、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等, 查找问题, 分析原因, 总结经验教训, 提出下一步推进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完善运行机制的建议、改进落实措施, 提高了该市补贴政策的工作绩效。
政府与市场的矛盾
作为农机购置投入的主体, 农民在农机购置中享有的自主权和选择权没有变, 但是我们绝不能忽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而且, 随着补贴的深入和制度的逐步完善, 农民的自主权和选择权主导对市场资源的配置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形成市场行为和政府行为相互作用的良性互动。
不可回避的是, 当前仍存在市场行为与政府行为相互无法适应的情况。
首先, 目前这种指定产品、限定价格、规定经销商的补贴形式, 使得企业原来的销售渠道发生了变化。相较于广告、市场、用户和服务, 企业则更关心能否进入补贴目录, 拿到多少补贴产品。
其次, 现有补贴政策给企业造成一定压力, 项目资金统一下拨, 集中执行, 造成企业加大产能, 集中备货, 资金回笼慢, 应收账款大, 给企业的经营运作带来一定困难。
再次, 购机农民的消费心态出现了变化。有补就买, 无补就等。实施购置补贴几年来, 农民收益很大, 同时对购置补贴的依赖性也在增大, 农民短期内持币待购、等待补贴的现象较为普遍。购机农民的另外一种心态是补少不要, 补多不够。连续的购置补贴, 出现有些地区补少了农民购买积极性不高, 补贴高了, 就会出现争要补贴的情况。甚至有些地区还出现了农民把购置农机当作一种投资的情况, 以收益来决定投资购机。
从政府角度来讲, 对在实践中已大见成效的现行农机购置补贴制度, 既要坚持、巩固, 又要不断健全、完善;既要公平, 又要讲效率, 把好事办好。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 逐步使补贴运作机制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使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很好地协调, 即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又切实履行政府职能, 不缺位也不越位, 真正实现良性互动, 形成推进发展的强大合力。
改革是为了更好地前进
2013年1月24日《2013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正式出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2月1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是一项长期的制度和政策, “已经补给农民的, 要继续补给他”, 新增的部分, 要更多地提供给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新型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以鼓励和支持他们的发展。
这一最新消息与早在2012年即已着手变革农机购置补贴的广东省农业厅的思路不谋而合。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强农惠农富农效应, 充分发挥农机服务“三农”的独特作用, 2012年11月广东省农业厅农机化办制定了《广东省2013年农机购置补贴改革方案》 (试行) 。该方案的推出, 将改革农机购置补贴方式、方法, 在规范操作程序, 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 确保资金安全和农民权益不受损害的同时, 进一步调整优化农业装备结构、提升农机作业水平, 推动广东农机化工作健康、快速、持续发展。
这一改革被视为广东农机史上的一个转折。改革的内容包括六个方面:
首先, 确定补贴范围。在农业部确定的补贴机具种类范围内, 由省农业厅根据全省农业生产和优化农业装备结构的需要, 按照节能环保、高效低耗的原则确定补贴机具范围和重点支持机具种类。
其次, 明确补贴标准。农机购置补贴实行定额补贴, 即同一种类、同一档次农业机械在全省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补贴标准。
第三, 改变补贴方式。实行全价购置农机具, 补贴资金直补到购机农户。
第四, 调整资金分配因素。由省农业厅、省财政厅按照各县 (市、区) 耕地面积、农村人口、机械化水平以及农机安全监理水平、政府重视程度作为测算因素, 合理制定资金分配计划。
第五, 下放资金结算权限。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由省级结算下放至县级结算。
第六, 取消省级财政累加补贴。
2012年农机购置补贴方式改革的核心是从差价购机改为全价购机, 从部门行为改为政府行为, 从与厂商结算改为直补农民, 结算到户到卡, 全面取消省级财政累加补贴, 旨在从政策上堵塞漏洞, 从根源上杜绝农机部门违规违法, 建立有效的防控机制, 确保政策落实到位, 确保资金和干部两个安全, 有效提高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富农效应, 并通过优化补贴目录, 突出重点, 优化农机装备结构, 有效推动广东农机化发展转型升级。这一变革与新一代领导人倡导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有更进一步的契合。
这项措施的出台, 也意味着广东农机购置补贴开始新的破冰之旅。
延伸阅读
解读《2013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额度进一步加大
2013年第一批指标比去年同期第一批130亿高出70亿元, 预计全年补贴资金至少超过250亿元。《意见》提及为支持春耕备耕, 财政部已于2012年9月30日将2013年中央财政第一批农机购置补贴资金200亿元指标提前通知各省。并要求各省农机化主管部门、财政部门科学合理地确定本辖区内市、县投入规模。
大型拖拉机、棉花采摘机单机补贴增加
2013年对大型拖拉机、高性能青饲料收获机和棉花采摘机等提高了补贴标准。《意见》提出每档次农机产品补贴额按不超过此档产品在本省域近三年的平均销售价格的30%测算, 一般机具单机补贴限额不超过5万元等政策维持不变。主要变动是调整了100马力以上大型拖拉机、高性能青饲料收获机、大型免耕播种机、大型联合收割机、水稻大型浸种催芽程控设备单机补贴限额至15万元, 提高了3万元;提升200马力以上拖拉机单机补贴限额5万元至25万元, 新疆地区大型棉花采摘机单机补贴限额提高了10万元至40万元。
继续扩大“全价购机、县级结算、直补到卡”兑付方式
技术创新补贴 篇9
一方面, 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有数字为证。据农业部公告数据显示, 我国农机购置补贴实施9年来, 受益农户达到1 822.5万户。特别是2012年, 国家农机购置补贴资金首次超过了200亿元, 达到了215亿元, 创历史新高。预计2012年全国农机总动力首次超过10亿k W,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57%, 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农机制造大国。
而中国农机工业协会发布的农机企业总产值, 也印证了这一数据。据中国农机工业协会名誉会长高元恩预测, 2012年我国农机工业总产值有望突破3 100亿元, 如果这一产值能够实现, 我国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农机制造大国。
尽管有专家指出, 我国农机工业和农机化发展如此迅速, 是有一定的内因促进, 如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生产环境有了很大的进步、经济结构升级有利于农业发展等因素, 但这个内因不包括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可是, 不得不说,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拉动了农民投资农机的热情, 在我国农机行业发展的黄金10年中,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也引起了行业不少诟病。来自农机企业的负责人认为, 前期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在时间、资金等方面, 出台的很多指导意见导致不少企业在竞争中饱受艰辛。
时间方面, 在以往国家发布的农机购置补贴指导意见出台过程中, 总是在春节前后才能定, 地方上的指导意见, 更是要到三四月, 而不少地区是到每年的春耕, 甚至是部分地区的早稻插秧, 农时已经过了, 指导意见还没有下来, 让不少企业不得不冒险提前销售。
而资金方面, 更是让企业苦不堪言, 特别是中小企业。曾有一位山东某收获机械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因为有大量的补贴资金未能结算, 导致企业无法进行后续生产, 错过了市场机会, 还得罪了供应商和经销商。甚至部分地区购置补贴资金结算延迟竟然超过1年。
在农业部农机化司以及其他相关部委和企业的努力下, 2012年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在资金上有所提高的同时, 还对指导意见进行了更加贴近操作的改进。特别是在部分地区实行的直接补贴到农户惠农卡的办法, 不但减少了农机购置补贴过程中农民购机的程序, 还让企业在资金方面的压力, 减轻很多。
据农业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我国2011年以前一直实行“差价购机, 省级结算”的方法。从2012年开始, 鼓励各省结合自身实际, 开展全价购机后凭发票领取补贴试点。从2012年试点效果看, 全价购机、直补到卡的补贴资金兑现方式利大于弊, 特别是农机化主管部门不必办理企业的资金结算手续, 减轻了资金结算压力, 有利于加强监管。
而这位负责人又透露了一件更好的消息, 为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 2013年总结前几年的经验, 继续改善补贴的操作方法。而且, 2013年仍允许各省在中央财政资金补贴175个品目范围外, 自选部分农业生产急需品目, 列入中央资金补贴范围。
当然, 一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实施过程中不可能没有一点差错, 只要能够不断听取行业声音, 不断改进和完善, 相信农机购置补贴这项惠民工程, 一定会像催化剂一样, 让行业发展速度更快。
技术创新补贴 篇10
1文献回顾
目前学者们对政府利用财税政策支持企业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创新环境的改善,包括法律、法规与政策的完善,政策的支持与评价; 二是政府财税手段的运用,包括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的比较分析。
在法律、法规与政策的改善方面,学者们一般在分析环境得到客观结论后给出政策建议。如,韩雪[3]在分析了我国财税政策后得到结论,认为我国目前缺少以促进自主创新为目标的税法体系,相关配套措施也亟待解决,在政策层面也没有做到公开、 公平,建议采用全国统一的税收优惠制度。连燕华等[4]在研究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后发现,与美国相比,我国政府资助金额偏低,政府资助的行业也有所差别,甚至同一政策在不同地区的落实上也有所差异,并据此认为监测和分析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资助是十分必要的。
在政策支持方面,唐清泉等以国家创新系统为背景,研究企业成为创新主体与政府R&D补贴的角色定位,认为要引导企业成为自主创新主体,间接补贴是更有效的方法。对竞争性行业,应采用间接补贴; 对公共品性质的行业,应采用直接补贴。在政策评估方法方面,由于税收优惠较财政补贴更难以准确衡量,因而学者们纷纷就此展开研究。Bronwyn等[5]提出了3种评估税收优惠绩效的方法: 一是衡量R&D税收优惠是否能增加社会R&D活动并使其达到私人收益等于社会收益时的最优水平; 二是比较增加的工业R&D所带来的收益和税收损失; 三是私人R&D支出方面与政府补贴的比较[6]。Warda设计出一个测度工具用以测量支持R&D的税收优惠政策实施强度,并将其命名为B指数法。
由于Furmanetal等[7]发现仅R&D投入就能够解释OECD国家之间创新能力差异的90% ,因而很多学者通过研究R&D投入来研究企业创新能力。关于财政补贴对创新活动的影响,Aspremont、Katsoulacos认为由于市场失效,社会R&D投入是过量的, 但单个企业的R&D投入却是不足的。有鉴于此, Spence认为政府资助对企业R&D活动的刺激是正向的,即政府补贴能够对企业R&D活动起到杠杆作用。持类似观点的还有Capron,他在对G7 ( 西方七国) 的研究中表明,在政府长期资助的领域,企业的R&D活动有明显的提高。Folk解释了政府补贴促进企业R&D活动的原因,是由于直接补贴缓解了R&D活动的资本约束,造成企业有足够的资金从事创新活动。Holemans采用比利时企业的数据、Antonelli采用意大利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财政补贴对R&D的互补效应。当然,也有不同观点出现,例如Shrieves、Carmichael、Wallsten等人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均为补贴对R&D具有替代效应,这表明政府补贴抑制了企业R&D活动的支出。 Mamuneas也通过对美国企业的实证研究,得出在低技术含量产业中政府研发投资可能会挤出企业自主研发投资的结论。Lach给出的解释是: 一旦政府的补贴计划实施时,企业一般只会申请政府补贴计划内的研发项目,因为政府补贴对于他们来说边际成本为零。因此,政府的补贴实际上挤出了企业的研发支出[8]。Lach同时也认为,这种挤出效应短期可能发生,但长期内则不会发生。
在研究税收优惠是否促进企业R&D活动的过程中,众多学者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Mansfield、 Griffith、Gravelle虽然认为税收优惠不会对企业R&D活动支出产生实质性影响,但也没有得出税收优惠会抑制企业R&D投入的结论。与之对应的,Bloom、 Griffith和Reenen的研究表明,即便扣除了政策性因素,税收减免也将对企业R&D投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Guellec等[9]使用17个OECD国家的数据研究了税收优惠的作用,结果显示R&D支出对于税收的价格弹性为负,即税收优惠促进了R&D支出的增长。该研究进一步表明,R&D价格弹性绝对值大于短期价格弹性,说明税收优惠政策的短期激励效果比较弱,其政策含义是税收政策稳定性影响政策绩效[10]。Guellec和Pottelsberghe、Warda、Guellec和Pottelsberghe、Bloom和Parisi和Sembenelli等人也先后证明政府税收优惠对研发支出有长期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R&D成本的降低促进了R&D支出的提高。但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地区之间也存在差异, 这种差异也许是地区和创新环境的差异造成的。例如: Baily和Lawrence在使用1981—1989年美国12个行业的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R&D价格弹性近似等于1[11]。Dagenais等运用加拿大的数据研究税收优惠发现,政府每放弃1加元的税收收入,私人R&D支出将增加0. 98加元。而Parisi和Sembenelli的研究则表明,研发资金成本每下降1% ,研发支出提高约1. 5% ~ 1. 8%[12]。
OECD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曾经将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两种政策工具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并出具了报告,认为税收优惠政策在市场干预、管理成本、灵活程度等方面优于补贴政策, 而在公平性、有效性方面则效果较弱[8]。我国学者对此也做了大量工作。其中,程华在理论层面对税收优惠及财政补贴两种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分析, 给出了相反的论断,他认为税收优惠在公平性、普遍性方面较财政补贴更具优势,而财政补贴则具有较快的反应速度。戴晨等[6]也持类似的观点,并通过实证分析了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的差异,发现税收优惠比财政补贴更能对企业R&D投资起到激励作用,并总结出税收优惠的优势在于: 覆盖面更广, 更具有普遍性; 企业R&D活动能否获得税收减免完全取决于企业自身,具有很强自主性; 补贴政策则可能产生新的市场失灵。但财政补贴效率更高、针对性更强、反映迅速快捷的特征是税收优惠不具备的。朱云欢[8]在研究了我国财税政策对企业研发影响后,认为财政补贴效果小于税收减免效果的合理解释是,由于政府财政补贴对象具有任意性、政府财政补贴具有事前性、补贴领域具有差异性、政府税收优惠具有跟进性的特点。
当然,企业的R&D行为的首要目标是保证其回报率达到最大,而政府的目标原则上是产生最大的知识溢出水平[5]。在实践中,由于知识生产的不确定性和说客与官僚主义者趋利的影响,导致与最优决策仍有差距[13]。正因为如此,目前相关研究仍存在分歧,但也在不断深入。本文希望从不同区域企业、不同性质企业、不同规模企业的视角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政府税收优惠政策与财政补贴政策对技术创新的不同影响,并为今后的政府财税政策提供积极的建议。
2理论基础
我们描绘一个企业 ( i) 在政府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下的R&D支出问题,借鉴Larry[14]的方法,并假定企业选择最大化它的利润,其销售收入由下面的需求函数决定:
其中,r代表销售额,p代表产品价格,q代表产品产量。
在企业作出产量是多少的决定前,必须保证R&D支出低于预期的生产成本。假设企业i的边际成本是其R&D投资的函数,则边际成 本由下式 给得:
其中,式 ( 2 ) 满足c是递增的且是凹的, x代表R&D支出 。
政府需要作出策略以激励企业R&D投入,可以通过财政补贴 ( s代表财政补贴率,xs代表财政补贴) 和税收优惠 ( t代表税收优惠率,xt代表税收优惠) 的方式实现。税收优惠率的提出是以Warda[15]的B指数理论为依据的。给定 ( x,s,t) ,企业t的利润函数可以表示为:
由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
得到利润最大化时产出与利润的解,分别记为:定义社会福利为Wi,等于企业利润扣除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之后的净值,即:
企业i在给定s和t的前提下选择研发支出x i以得到最大利润
由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
得到企业最优R&D支出和相应的最大利润解,分别记为:
到目前为止,我们通过分析找到一个给定的R&D支出值可以满足企业利润最大化 ( 企业目标是企业利润最大化,且R&D支出是企业所控资源) 。 随后我们将在此基础上分析R&D支出与财政补贴、 税收优惠之间的关系,以实现政府目标 ( 政府目标是社会福利最大化,且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是政府所控资源) 。政府选择的财政补贴率和税收优惠率必须满足以下算式,以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最大化时的财政补贴率由下式给出:
最大化时的税收优惠率由下式给出:
式 ( 9) 、式 ( 10) 证明在给定企业R&D支出 ( xi*) 基础上能够找到一组财政补贴率与税收优惠率的解 ( si*,ti*) ,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 ( Wi***) 。
由于政府的财税政策目标与企业自身目标并不一致,因而为保证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财税政策对企业R&D支出的促进作用并不一定是最佳的。财政补贴率与税收优惠率在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基础上可以得到最优解 ( Hinloopen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且该数值不但与R&D支出有关,也与财政补贴率与税收优惠率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关。
3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1996—2010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样本数据,通过计算得到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大小,并从企业所在地区、企业规模、企业性质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了解不同政策对技术创新所起到的不同作用,最终得到一致性结论。
3.1数据来源
我们选取数据主要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数据的真实性,尽可能采用国家权威统计部门的官方数据; 二是数据的可得性,摒弃难以获得的数据, 这有利于保证获得的数据完整、有效; 三是数据的共享性,选取透明性数据有助于学界对方法和数据的检验; 四是考虑到技术创新在高新技术产业更具有代表性,选取高技术产业数据作为研究的目标。因而,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 《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3.2变量选择
本文以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作为影响技术创新的因素,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首先被引入。由于税收优惠难以获得有效的数据支持,因而本文采用被普遍认可的Warda[15]开发出的B指数法来观测政府税收优惠强度。但B指数法需要满足3个假设前提,即:
假设1: 基于OECD对R&D投入分类的比例均值,该均值将劳务支出、其他经常项目、机器设备、 建筑物定为60% 、30% 、5% 、5% 。
假设2: 企业的税收减免和优惠可以当期实现, 不会产生余额结转。
假设3 : 只考虑企业所得税,不考虑其他税种 。
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ATC为税后成本 ( After Tax Cost) ,v为税前扣除率,t为企业所得税。B指数反映每单位研发支出的税后成本,1 - B则反映每单位研发支出的节约成本。
考虑到我国在2008年1月1日起实施新的 《企业所得税法》,以及 《关于落实西部大开发有关税收政策具体实施意见的通知》 于2002年5月公布, 因而我们将时间段分为3个部分加以说明 . 根据我国 《企业所得税法》税收优惠政策,按照B指数法的3个假设前提,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随后我们又引入其他影响技术创新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根据郭炬等[16]、陆菊春等[17]关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我们从中选取比较显著的R&D人员全时折合当量、新产品销售额等几个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到模型中。
注: C、T、N 分别代表检验中是否带有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及滞后阶数,滞后阶数的选择为 AIC 最,采用 Eviews6. 0 软件计算
我们先对所有变量进行回归,在得到残差项后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在有截距项条件下T统计量为 - 3. 829 053,小于5% 水平下 - 3. 098 896,Prob值为0. 013 7,拒绝原假设,表明该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即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而我们用原数据 ( 不经过单整处理) 在同阶进行分析。
3.3内生性检验
由于存在解释变量内生性的可能性,我们先要对其进行检验,如果发现其具有内生性,需要找到与之对应的IV ( 工具变量) ,使其与内生化变量相关; 但是和残差项不相关,并放到原来的回归方程中进行回归。
基于工具变量个数不能少于解释变量个数,至少应该选择两个工具变量。根据郭炬等[18]的研究, 我们设定专利申请量作为其中一个工具变量,可以保证其既是外生性变量同时又与内生变量具有相关性。考虑到政府实施财政补贴时也往往选择那些前期R&D投入较多且有一定产出的企业,因而另一个工具变量我们选择新产品产值,这可以保证其能够对财税政策产生影响。
首先考量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
( 1) 做Sub对Np、Pa的回归,结果表明Np与Sub的相关性显著( 1% 水平下,见表4第2列数值) 。
注: 1) 括号内为标准误; 2) * 、**、***分别表示在 10% 、5% 、1% 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 3) 拟合优度不是 TSLS 考虑的主要问题,因而 R2 数值大小意义不大
( 2) 对Sub约简式进行回归 ( 变量包括解释变量Tax,控制变量Hr、Sal,工具变量Np) ,得到残差序列Res ( 见表4第4列数值) 。
( 3) 用OLS做Rd对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和残差序列Res的回归 ( 见表4第5列) ,结果表明, Sub约简式残 差序列在Rd方程中, T统计量为2. 409 887,小于5% 显著性水平,拒绝原假设,由此我们认为Sub是内生的。
( 4) 由于B指数法中的税收优惠依赖于R&D投入,且做Tax对Np、Pa的回归,结果表明Pa与Tax的相关性显著 ( 1% 水平下,见表4第3列数值) ,由此我们认为Tax是内生的。
通过对内生性检验,我们发现Sub、Tax作为解释变量具有内生性,采用OLS方法对原方程进行估计会存在误差,因而采用TSLS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显示在表4第6列。
3.4异方差检验
为了研究政府财税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建立了以下形式的计量模型:
用u表示残差,并令Sub、Tax、Hr、Sal、Np、 Pa表示所有解释变量,那么在合理假定下[19],一个渐近有效的统计量是在 ^u2对Sub、Tax、Hr、Sal、 Np、Pa的回归中用于检验联合显著性的F统计量。 运用Eviews6. 0软件得到F = 2. 098 198,P值为0. 163 756。在10% 显著性水平下不拒绝原假设,没有异方差性。
4实证结果
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强的自身特性, 因而我们在研究政府财税政策对技术创新影响时要考虑这些问题,例如,政府为开发西部而进行政策倾斜; 又或者改革开放初期为吸引外资而实施的鼓励政策; 还有政府因企业规模大小不同而扶持力度也有所不同。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从3个方面进行分析,分别是企业规模、企业性质、企业所处地区。
4.1按企业规模分析
从企业自身特质看,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瞩目,并涌现出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已有的文献表明,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之间呈现出一种非线性关系。Soete与Bound代表了其中两种观点,前者认为企业规模与R&D活动存在倒U型关系,后者认为恰恰相反,企业规模与R&D投入强度存在正U型关系。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涉及样本数量、统计方法、变量选取、不同行业以及企业不同业务[20]。
注: 1) 括号内为标准误; 2) * 、**、***分别表示在 10% 、5% 、 1% 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通过表5我们发现,对中、小规模的企业,财政补贴对R&D经费投入的支持是负向的,这一结果证实了政府资金投入确实会对企业R&D经费支出形成挤出效应,但参数值不显著,表明这种影响微乎其微; 而大型企业的财政补贴弹性是正向的,表明大规模企业更注重企业的长远发展,政府财政补贴起到了促进企业加大R&D经费支出的目的。政府对所有企业的税收优惠都能起到正向的激励作用,从参数数值来看,大型企业的税收优惠弹性是2. 296 137,而中、小型企业税收优惠的弹性是1. 394 667。大型企业的税收优惠弹性大于中、小型企业的原因可能是以下两点: 一是与原企业所得税法相比,新企业所得税法使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税率差距减小,对大规模企业而言,减幅更大,因而刺激作用更为明显; 二是发展过程中大企业更注重企业长期规划,因而更愿意在税收优惠的基础上加大R&D投入。
4.2按企业性质分析
从我国的国情看,不同所有制企业在技术效率上显示出巨大区别。刘小玄[21]、姚洋等[22]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在所有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中,民营企业最高、三资企业次之,国有企业效率最低; 同时指出,以效率为导向的选择机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注: 1) 括号内为标准误; 2) * 、**、***分别表示在 10% 、5% 、 1% 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3 )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是依据国家统计局 《关于对国有公司企业认定意见的函》 ( 国统函 [2003] 44 号) 而对国有企、国有控股企业进行界定的
通过表6可以看出,在3种性质的企业中,只有其它企业财政补贴参数值是负值,具有挤出效应; 三资企业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财政补贴参数值是正值,表明三资企业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都比较重视R&D活动,财政补贴政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三资企业的财政补贴弹性为15. 934 13,远大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2. 646 798, 且经过计算,三资企业政府补贴率在3种性质企业中所占比率最低 ( 国有∶三资∶其它 = 24. 9% ∶ 2. 5% ∶ 5. 7% ) , 一个合理 的解释是 三资企业 的R&D活动更具有长期规划性。三资税收优惠的弹性是负值,且参数值不显著,表明税收优惠政策对三资企业的激励作用很小,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税改前对三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过大,而导致税改后减少了税后成本的下降幅度,从而减弱了税收优惠强度。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与其它企业相比,税收优惠弹性较大 ( 7. 391 943 > 5. 481 922) ,表明税收优惠政策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影响较大,这是因为: 一是税改前后的差距更大,导致税收优惠幅度更大; 二是因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纳税额更多, 导致税收优惠的影响更强。从1996—2010年数据看,在高新技术产业,我国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R&D投入从135 915万元增长到3 160 532万元,而三资企业R&D投入从23 963万元增长到3 668 319万元,无论从增长幅度和目前规模上都已经实现了超越 ( 如图1) ,这说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不断下降。
注: 数据来自我国历年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 1997—2011 )
4.3按企业所处地区分析
从外部环境看,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长期区域发展不均衡导致各地区技术创新水平各有不同。 郭炬等[23]通过研究中国不同地区技术创新水平,发现区域技术创新不但具有聚集效应,还具有离群效应,要想解决内陆地区技术创新发展缓慢的问题, 需要政府采取适当有利的措施进行调整,形成以点带面、形成辐射作用,盘活西部地区。
从实证结果看,在3个地区中,东部与中部地区的政府补贴都存在挤出效应,西部地区的政府补贴则存在激励作用。考虑到政府推动 “西部大开发”的力度与决心,我们有理由相信西部地区本土企业能够认识到技术创新对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充分利用国家补贴资金,不断加大R&D支出金额。 而由于政策优惠落户西部的企业更不可能忽视R&D活动,也不会因为短期效率问题而放弃持续性的R&D投入,因而政府财政补贴政策在西部地区能够起到促进R&D活动的作用。考查税收优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我们发现,3个区域中只有东部地区的参数是显著的,中部与西部地区税收优惠政策都没有起到对R&D活动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的税收优惠系数达到了21. 630 83,这表明税后优惠政策对东部发达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 这是因为一方面东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企业每年缴交税额基数较大,这就造成税收优惠的额度较大; 另一方面与财政补贴相比,税收优惠更具稳定性, 且不会因为特惠对象的不同造成成本差异并进而导致某一领域的R&D活动不足。而在经济发展到某一程度的地区,公平性更能保证技术创新的持久性发展。
注: 1) 括号内为标准误; 2) * 、**、***分别表示在 10% 、5% 、 1% 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5结论
本文从整体与3个不同角度分别对政府财税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实践表明, 围绕财税政策 ( 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均值波动) 的价格弹性数值进行估计可以得到相对满意的结果, 尽管这一结果有可能因为研究对象不同而有所差异。
从结果上看,我国的财政补贴政策对R&D投入有明显的挤出效应。有学者认为在企业R&D投入中,政府补贴至少占到11% ~ 15% 才能从替代效应转变为互补效应[24],而我国的政府财政补贴大致在10% 左右,远远低于临界值,因而财政补贴对企业R&D活动的激励作用并不显著。关于财政补贴难以有效刺激企业R&D活动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可能: 一是由于财政补贴金额在企业R&D支出中所占比较过小,难以调动企业加大R&D投入的热情,导致政策结果不尽如人意; 二是政府试图将财政补贴与R&D活动捆绑在一起,但实际情况是企业能够灵活使用资金而不受约束,导致有一部分补贴资金难以专款专用; 三是政府补贴尽可能选择规模、资质较好的企业,而恰恰是中小企业对资金的要求最为迫切,因而资金的利用率难以提高; 第四是政府财政补贴往往针对某一产业或某一项目, 得到补贴的企业会利用政府资金进行R&D活动而终止其它领域R&D投入,而没有得到补贴的企业由于成本原因会选择放弃该领域,造成该领域内R&D活动减少。
与财政补贴不同,税收减免是一个相对长期与稳定的政府政策,本文的实证分析验证了税收优惠确实会对企业R&D活动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目前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法律法规内容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黄志刚[25]就认为 《企业所得税法》中关于技术转让予以优惠的规定实际上抑制了合作创新。同样,我国关于不同规模、不同性质、不同地区企业采取的不同税收优惠政策虽然有助于政府通过政策倾斜调节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但不可否认,由此而产生的纳税企业通过资本弱化 ( 改变企业规模) 、企业并购或离岸注册 ( 改变企业性质) 、企业搬迁 ( 改变企业所处地区) 等手段转移利润、合法避税等情况时有发生。可以说,政府的不同税收优惠政策是以牺牲税率统一性为前提的,其代价也是惨重的。二是在全国统一性优惠政策中,由于地区不同,实施结果也会存在较大差异,这与各地区的财政基础、思维观念、信息共享程度等因素有关。例如有数据显示, 东部沿海地区与经济发展较快地区在落实鼓励企业R&D活动的优惠政策时比较积极,而经济落后地区则表现得不甚理想[4]。
综上所述,我们给出以下政策建议:
( 1) 与财政补贴政策相比,税收优惠政策对R&D活动的影响是长期的、稳定的,为了保证我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持续提高,应该以税收优惠政策为主、财政补贴政策为辅进行激励。
( 2) 税收优惠政策应该从 “特惠制”向 “普惠制”转变 ( 普惠制是指政府给予的普遍、非歧视性的税率优惠制度; 特惠制与之相反) ,建立公平合理的税负,最终为企业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同时设计更加合理的补充措施,保证政策实施效果。
( 3) 财政补贴政策应该逐步提高补贴金额、加大补贴力度,争取使政府补贴与企业R&D支出的关系从替代效应转变为补贴效应。
当然,政府的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政策应该视环境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作为政府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的工具,两者都是缺一不可的,政府完全可以灵活运用、扬长避短,发挥两者的协同功能,以促进我国科技进步。
从未来发展的趋势看,从政府财政政策着手解决技术创新发展的问题值得鼓励。由于数据统计越来越完善,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我们强调决策方法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建立更加客观与透明的统计评价方法。有鉴于此,今后的研究方向可能有以下方面: 第一,不同国家与地区的财税政策对技术创新影响的比较研究,这有助于使跟随者赶超领跑者; 第二,政府财税政策绩效的评估,以保证该政策能够促进技术创新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考虑到政府财税政策的推出受到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因而了解这一过程并对此进行充分认识,其重要性不亚于评估其绩效。
摘要：从理论上分析政府财税政策对企业R&D活动的影响机制,并在实证上对政府同时运用财政补贴政策与税收优惠政策以鼓励企业加大R&D支出的绩效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财政补贴政策对企业R&D投入有明显的挤出效应,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技术创新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从不同的角度(企业性质、企业规模、企业所处地区)看,两者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仍然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所造成的发展不平衡,体现了政府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时,在财税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仍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
技术创新补贴 篇11
但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其他国家就不会再因此而不对你提起反补贴起诉。事实上，补贴与反补贴问题已经是中国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中国加入WTO之后，针对我国补贴的起诉会日益增多，如何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DSB)来应对，运用WTO的相关规则来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政府及法律界所应如何发挥其作用，是非常值得深入地研究的。
补贴与反补贴作为国际贸易关系中的重要问题之一，一直以来受到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关注。一方面补贴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贸易活动的重要方式而被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采用；与此同时，各国又积极采取反补贴措施来保护自己免受补贴的侵害。上述两种手段如果运用不当则均可能会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从而阻碍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为此，国际组织有必要对补贴与反补贴措施进行规范。
国际上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筹建国际贸易组织的《哈瓦那宪章》，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取得了重大的成果，特别是GATT所达成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简称SCM）成为规范各国补贴与反补贴的重要法律文件。
补贴与反补贴案件：美国最集中，巴西最会运用
WTO争端解决机制被国际社会誉为有效保障WTO正常运作的“安全阀”，成为WTO三大机制之一。
从目前世界补贴与反补贴案例来看，中国尚未涉及反补贴案件。美国、欧盟这两个国家是主要的起诉国，韩国和印度基本还未主动发起过反补贴调查，印度是被采取反补贴措施的主要对象。
自WTO成立之日起至2003年6月30日，世界贸易组织所受理的与GATT1994第6条及SCM有关的争端案例共33起。
补贴与反补贴案例具有如下的特征:
第一，反补贴争端案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各国反补贴法的实体规定和程序性规定这两方面。从实际情况看，反补贴争端较为集中在实体问题上，即一国采取的政策是否属于反补贴协议所禁止的或可诉的补贴。
第二，在所有案件中，由于出口的税收优惠，往往会招致别国的投诉，认为构成了出口补贴。
第三，在补贴与反补贴争端案中，发达国家之间的争端占有主要地位。
第四，美国是当前反补贴争端案最集中的国家。发生在美国与欧盟和加拿大之间的争端比较多。在涉及美国的争端中，已经协商解决的争端分别是和澳大利亚以及和匈牙利发生的争端。
第五，发展中国家在整个反补贴争端中仍然不占主导地位，到2003年6月30日为止，巴西有10起，墨西哥有2起，韩国还没有涉及一起反补贴案件，印度也只是有一起。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反补贴争端还很少。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经济贸易，普遍存在补贴行为，发展中国家往往不愿意采取反补贴措施，以免引火烧身；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往往利用反倾销措施就能达到保护其国内产业的目的，而且反倾销与反补贴措施不能同时采取。相比较而言，证明补贴存在及补贴的性质往往比较困难。因此发达国家更倾向于采用反倾销措施而不是反补贴措施。
第六，巴西是运用DSU解决争端较多的国家。
WTO《补贴与反补贴协议》（SCM）：禁止出口补贴、农产品争端较多
补贴不是WTO国际贸易规则一般性地禁止的一种贸易行为。补贴可能是国家用于促进其社会及经济政策重要目标的措施，对于这种补贴，WTO并不禁止，但要求尽可能地避免它对国际贸易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对另一些补贴，例如出口补贴，由于其实施直接导致或可能导致国际贸易中产品价格的扭曲和不公平竞争，严重损害他国的贸易利益而被WTO严格禁止或严格限制使用。
SCM在补贴和反补贴方面的目标是双重的，既规范补贴行为，也规范反补贴行为；既防止扭曲贸易的补贴的侵害，也维护正当的政府行为，包括合法的补贴行为，防止反补贴措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
SCM的特征如下：
第一，SCM禁止的是出口补贴，有在法律上取决于出口和在事实上取决于出口两种情况。对于前者，尽管在SCM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需要区分补贴是强制性或是任意性规范，如果从法律上看有不符合GATT的立法，可以直接对这一立法提出起诉，但如果立法只是给了执行机构自由裁量权，使执行机构能以不符合的方式行事，则不能对立法本身起诉。不能仅因补贴给予了出口企业就认定为是出口补贴，而是根据SCM第4条注释，只要有事实证明补贴与实际的或预期的出口或出口收入相连，就构成事实上的取决于出口。
第二，出口补贴严重扭曲了国际贸易，改变了各国的比较优势，为国际社会所禁止的政府促进出口的行为。由于WTO对出口补贴行为进行了规范，各国都较少使用直接的出口补贴，而是采用一些相对隐蔽的做法。根据SCM对补贴的定义，补贴是对企业授予利益的政府财政措施，它可以是直接的资金转移或潜在的资金转移，也可以是政府税收的减少或未予征收。除了对农业的补贴，发达国家一般较少维持直接的出口补贴，而多通过国内税法的规定间接地支持有关产业的。
第三，实践中，从补贴发生的国家来看，发达国家之间的补贴以及由此引发的争端是占最大比例的补贴。补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规范的限制，但发达国家使用补贴时却经常超出了WTO规则的限制，因此，发展中国家无须完全放弃使用补贴，而是应该更加策略地按国际规范的规定使用补贴。
第四，从有关补贴的争端涉及的产品来看，有许多是关于农产品的。农产品在世界各国的商品贸易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农产品领域的补贴主要有出口补贴和国内支持。国内支持对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影响比较间接;而出口补贴是直接针对农产品出口进行的补贴，所以是最容易产生不公平贸易的政策措施。由于农产品的特殊性，规范农产品补贴的《农产品协议》并没有完全禁止出口补贴，而是依据成员方的减让水平逐步削减。
第五，进入到WTO中解决反补贴争端的数量上看，尽管发展中国家诉发达国家的补贴案例数量尽管非常少，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显示了SCM和WTO在一定程度上的公正性，也说明发展中国家并不是一定处于被动的地位，也可以行使权力，对不公平的补贴行为进行反击。
第六，尽管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只对涉及的具体贸易争端有效，它们没有解释WTO各多边协定的权力，但是在实践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具体条款的解释和适用往往具有判例效果。因此研究经过专家组、上诉机构裁决的案件对于我们深入理解SCM条款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参考价值。
第七，发展中国家为了扶持民族产业或新兴工业，使它们尽快强大起来与发达国家的成熟产品竞争，会对本国的产业提供一定的优惠条件和鼓励措施，从而构成了SCM定义的补贴。这不仅涉及一般的判定补贴问题，还涉及到SCM给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SCM专门列出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规定。除了对最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允许其在一定条件下保留禁止性补贴的权力，以及允许一般发展中国家保留一定量的小额补贴的权力，更有意义的是体现在对发展中国家可申诉补贴造成损害的举证责任上。由于补贴本身的复杂性和各国国力及利益的差别，WTO并不是反对一切形式的补贴，而是反对那些对国家贸易造成损害的补贴。对于这些补贴，受损害的成员方可以依照一定程序采取相应的反补贴措施。
SCM允许发展中国家在过渡期内继续实行WTO协议生效之前已经存在的补贴措施，包括出口补贴，但不允许其“提高出口补贴水平”。从专家组的分析可以看出，补贴水平指一个国家在一段时期内总的补贴水平，应当以实际数据为准，应该使用货币的实际价值。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成员方来说，如果它在成为WTO成员之前实行补贴，根据SCM第27条第4款，它可以在WTO协议生效后8年内逐步取消补贴。
对我国的三点启示
通过对上面内容的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
第一，从WTO解决补贴与反补贴争端的实践看，可向DSB申诉的问题主要有：（1）成员方政府对产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提供的促进出口的各种财政措施违反GATT1994第16条和SCM的具体规定；（2）成员方所制定的反补贴法违反GATT1994的基本原则（包括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非歧视原则和数量限制原则等）、GATT1994第16条和SCM的具体规定；（3）成员方在反补贴调查中所进行的某一或某些活动违反其反补贴国内法或反补贴国际法；（4）成员方在反补贴调查中所做出的某项裁决违反事实真相或所依据的证据不确凿。
第二，在反补贴国际申诉中可以依据以下法律主张权利或进行抗辩：（1）GATT1994第16条以及SCM的有关规定；（2）WTO基本原则及有关规定；（3）成员方国内与反补贴国际法不相抵触的反补贴法律的具体规定。
第三，政府的作用。我国政府在未来补贴与反补贴争端中，无论作为起诉方还是应诉方，都应当着重从补贴的性质入手提出我方的申诉与抗辩理由。如果作为起诉方，首先我方可试图证明对方的补贴政策是WTO所禁止的补贴行为，然后寻找到充分的证据证明对方的补贴政策属于WTO所禁止的补贴，我们就可以在争端解决中占上风。其次，如果难以充分证明对方的措施属于被禁止的补贴，我方应设法证明对方的措施具有专向性，其在实施过程中对我方经济贸易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或产生了严重的歧视性影响。这样，我方也可在随后的磋商或司法程序中处于相对主动的地位。
技术创新补贴 篇12
目前,我国化肥生产量和施用量均居世界首位,化肥作为粮食的“粮食”,对我国粮食安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化肥施用不科学合理而使我国化肥的有效利用率低于发达国家约20%[1],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对土壤、大气、水体、生物以及人体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解决农业化肥污染问题的最佳处理方式是源头控制,有些生态农业与有机农业的倡导者主张完全不施用化肥,但完全摈弃化肥的农业生产方式不可能成为我国普遍的农业发展模式。化肥在我国未来农业的发展中仍然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因此需要寻求一种环境友好型的农业施肥技术。该技术在施用化肥时能兼顾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三效益”的统一。
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社会收益远大于技术采用者的私人收益。这是因为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获取的收益与传统施肥技术相比没有多大差别,甚至小于传统技术的收益,但承担的风险和成本却在加大[2],农户具有较强的风险规避和经济偏好特征[3]。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均采用补贴的方式来引导农业生产者采用环境友好型施肥技术,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补贴经验,鼓励和引导我国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对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和改善农产品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1 发达国家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补贴
从各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来看,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的补贴不仅是狭义的货币形式补贴,而且还包括成本分摊、产品价格补贴、教育与技术指导和金融支持等多种形式的广义补贴措施。
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补贴是一种经济激励型制度安排,这就意味着经济补贴是保证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顺利实施的重要因素。通常采用两种方式对采用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者进行经济补贴。一是间接补贴,即通过降低农业生产者的生产经营成本而实施的投入补贴,包括成本分摊和产品价格补贴两种形式。成本分摊主要是指政府部门对农业生产者采取环境友好型施肥技术所需要购置的相关设备进行部分或全部的资金补贴[4]。例如,美国政府为农牧场主的环境友好型施肥设备、畜牧废物处理设备分担50%～75%的成本;法国政府为保障农民在限制施肥期间有足够的储存肥料空间,提供储存肥料设备补贴;日本政府对堆肥设施进行建设资金补贴和税款返还。产品价格补贴是指政府部门对农业生产者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施用的低毒、无毒、高效等环境友好型绿色农资产品进行的补贴,如美国政府对使用缓控释肥的农场主给予价格补贴,补贴标准为30～55$/hm2。二是直接补贴,即以农业生产者因采用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而导致的额外成本支出的增加和作物减产带来收入的减少为依据,对农民进行补贴。例如,德国与日本政府均对发展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给予直接补贴,补贴的计算依据是采取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后收入的减少和成本的增加部分[5],对化肥减施者和施用无害化有机肥者的补贴则是以农作物产量下降的平均货币损失为依据[3]。
鉴于农业生产者所具有的环境意识和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能在农业生态建设中的发挥的重要作用,各个国家都十分重视教育与技术指导[6],其内容主要包括生态伦理道德教育和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指导。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认识到生态环境对可持续农业发展的重要性,鼓励农业生产者积极、主动参与环境保护,科学、合理地开展农业生产,实践也证明环境意识较强的农业生产者更倾向于采取环境友好型的农业施肥技术[7]。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指导主要是通过出台指导农业生产者科学施肥的相关法规条例、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生态农业项目与技术等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来引导农业生产者的科学施肥行为。例如,德国、法国、日本等国一方面通过颁布肥料管理条例(法)和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活动规范来指导农业生产者科学施用肥料(包括化肥和有机肥),另一方面通过发展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项目来支持农民的环境友好型施肥行为;美国是通过各州农业厅和(或)州立大学的农学院独立开展的养分管理来指导农牧场主的科学施肥行为。金融支持是指向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采用者提供无利息或低于市场均衡利率的贷款作为支持,一方面可以约束农业生产者在生产经营中的不负责行为,降低道德风险,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农业生产者采用该技术可能带来的经济风险。日本政府对从事有机农业生产的农户提供农业专用资金无息贷款,但农户必须遵守生产有机农产品的化肥施用数量和施用方式。实践证明,教育培训、技术支持和金融支持等多种方式并列使用时,环境友好型农业项目成功的可能性会大大提升[6]。
2 我国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补贴政策
我国许多地区已开展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补贴政策的试点工作,如测土配方施肥补贴政策、秸秆还田补贴政策等。这些政策在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增产增效方面已发挥作用,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2.1 测土配方施肥补贴
测土配方施肥在国际上一般被称为平衡施肥技术。它首先对土壤养分进行化验分析,以掌握土壤供肥情况,再根据所种植作物的需肥特点和肥料释放规律来确定需要施用肥料的种类、配比与用量,按方施肥,科学施用。1983年,我国开始推广这种施肥技术,但由于缺少资金支持, 农民和相关部门均缺乏积极性,到2003年在全国的推广面积也只有266.7万hm2左右。自2005年以来,农业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由政府出面免费为各施肥点进行土壤养分测量,再有针对性地为农民制定施肥配方,以指导农民进行科学施肥。到2010年末推广面积已达0.77亿hm2以上,受益农户达1.6亿户,累计减少不合理施肥300余万t[7],既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的过量施肥与施肥比例不合理的问题,又起到了节支增收的效果。测土配方施肥补贴政策的补贴对象是各县(市)的土肥管理部门,第1年补贴金额为100万元,以后各年度根据各县(市)的实际情况进行补贴,金额为30万～50万元,补贴资金主要用于施肥指导服务、土样采集与分析、配方制定、田间试验、示范展示、农户施肥情况监测和技术培训等方面,各县(市)要制作各自的耕地土壤养分图与作物测土配方施肥分区图,研发配方,印制施肥建议卡等。已有学者从各省(江苏、吉林、河南、江苏等)农户层面对测土配方施肥补贴的效果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该项补贴政策扩大了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采用[7],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户施肥的合理性[8],参加培训次数越多的农户与拿到配方建议卡的农户越倾向于采用配方施肥技术[9]。因此,应该长期稳定测土配方施肥补贴政策,但政策的补贴对象是土肥管理部门,对农户而言,配方肥的购买成本较同类肥料高,测土配方施肥投入的劳动也较传统施肥技术多[10],政府应对配方肥的购买和施用提供补贴,以进一步增强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施肥的积极性。
2.2 秸秆还田补贴
秸秆还田不仅可以改善土壤理化性状、优化农业生态环境效果,而且可以减少因秸秆焚烧或处理不当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粮食增产量的30%是由机械化秸秆还田技术贡献的,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几乎全部采用机械化秸秆还田技术,美国、日本有60%以上的耕地该技术[11]。近年来,我国开始在部分粮食种植区推广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补贴,补贴的对象是采用该技术的农户,补贴标准为150～225元/hm2。该政策对技术采用率的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其政策效果并不显著[12]。农户具有经济偏好特征,是否采纳机械化秸秆还田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诱惑,补贴标准要足以缓解农户采用该技术所支付额外生产成本和因减少化肥施用而造成的产量损失[13]。随着物价的上涨和机械操作成本的增加,目前的补贴标准不足以支付农户采用该技术的成本。2006年,农业部通过让农民免费使用秸秆腐熟剂的方式在长江中下游稻作区示范秸秆还田技术, 2011年该技术已覆盖全国30个省市区,推广面积达到183.3万hm2以上,国家对使用秸秆腐熟剂、购买绿肥种子、根瘤菌剂以及应用秸秆还田腐熟技术均给予300元/ hm2补贴。通过秸秆还田技术来改善土质和肥力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学者们[12,14]对“采用秸秆还田的农户是否会减少化肥使用量”的研究结论并不相同。
2.3 环境友好型肥料的补贴
针对化肥尤其是氮肥肥效速度快是造成其利用率低下的原因,目前我国已有以肥效释放速度相对缓慢的缓控释肥、商品有机肥等环境友好型肥料来替代传统化肥,我国各级政府对环境友好型肥料的补贴也在逐渐展开。
2.3.1 缓控释肥
缓控释肥是一种通过各种调控机制使肥料的持续有效释放时间和释放速度与作物对养分的吸收规律相一致的肥料,具有节能环保、省时省力、增产增效的特点,被誉为“21世纪的新型环保肥料”。2008年,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首先在山东、河北、河南、黑龙江、安徽等5个农业大省的包括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和棉花等经济作物在内的6种作物上开展缓控释肥的示范推广工作,结果显示,缓控释肥在节约资源、增加产量、防止污染、提高品质和培肥地力等方面效果明显,到2011年缓控释肥已扩大至23个省份的25种作物。目前,我国在政策、科研项目研发、产业化研究等方面给缓控释肥予以支持,但对其推广应用缺乏有力的支持,缓控施肥的价格是普通肥料价格的数倍,尽管利用率较高,但价格对农民来说还是昂贵,目前仅有北京市在《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基础建设及综合开发规划(2009-2012)》中规定施用缓控释肥可获得1 125元/ hm2·年的补贴[19]。
2.3.2 商品有机肥补贴
我国部分省市区已率先开展商品有机肥应用推广补贴,上海、江苏、北京、山东、浙江分别从2004年、2006年、2007年、2008年和2011年开始实施鼓励农民施用商品有机肥的补贴政策。2004-2008年,我国有机肥市场指导价为700～1 000元/t,上述省市区的补贴标准分别为300～350元/t,200元/t,250元/t,300元/t和150～350元/t。补贴标准是各地各级政府根据其财政实力和资源情况确定的,补贴资金用于商品有机肥销售价格的补贴,全部拨付企业。目前,我国还没有从国家层面对商品有机肥施用进行补贴的政策,试点都是由各地政府自己组织的,也有部分省市对开始商品有机肥的生产进行补贴,如浙江省对有机肥生产企业的建设用地、生产用电、有机肥加工设备等给予优惠或补贴。
综上所述,近年来国家为鼓励发展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推出了一系列较为完善的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补贴政策,引导农民科学施肥;各级政府也在开展秸秆还田的价格补贴、环境友好型肥料研发和推广的补贴,但补贴的范围和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地扩展与加大。目前,我国有关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的补贴政策正处于起步阶段,亟待进一步完善。
3 推进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补贴的建议
农业生产者对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的采用是解决目前我国农业生态环境问题、提升农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和根本手段之一,如何使农民能够自愿地采纳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是其关键。本文将发达国家环境友好型施肥技术补贴的实践与国内现行环境友好型施肥技术的补贴政策研究进行归纳分析,认为仍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引导和开展工作。
3.1 开展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宣传与技术培训
针对当前我国广大农民群众对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认识严重不足的现状,各级政府有必要深入农村一线开展深入而细致的环境意识教育和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知识的宣教活动。一方面,向农民普及宣传环境保护的基本知识与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知识,为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的采用创造良好的意识环境;另一方面,扩大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知识的宣传幅度,通过现场咨询、定期开办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培训班以及向农民发放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简报、手册、图书、录像资料和入村入户宣传等方式,来提高农民对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和肥料的认识和了解,为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的采用创造良好的技术环境。
3.2 建立健全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补贴体系
我国现行的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补贴政策虽然不同程度地改进了农民的农业施肥方式,但仍然存在着措施不到位、补贴不健全等问题,亟需建立一套完善的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补贴体系,以鼓励农民积极主动地采用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环境保护和提升农产品安全的技术管理措施。
首先,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补贴的对象应为所有采用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的农户、种植大户、龙头企业,以及从事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和环境友好型肥料的研发、推广科研单位、农技中心等。
其次,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补贴的范围和方式如下:
1)在长期稳定测土配方施肥补贴政策的基础上,应该把“化肥深施”列入到测土配方施肥补贴这一项目中。因为化肥深施技术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的施肥技术,且是居第1程序“测土”和第2程序“配方”后的第3程序。如果没有第3程序的“化肥深施”,就不能算是完整的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集成项目,可以考虑把先进适用的化肥深施机具纳入到现行的农机购置补贴范围内。
2)对化肥减施者给予补贴,鼓励农民使用自有有机肥。农作物秸秆和各类农家肥是农村有机肥的主要资源,对于农作物秸秆,一方面应扩大秸秆还田补贴的地域范围,对机械化秸秆还田和秸秆腐熟剂等的使用给予价格补贴,另一方面要扩大秸秆还田机具购机补贴范围;对于农家肥,一方面结合目前推广的对畜禽粪便进行资源化利用的农户沼气建设项目,对沼气池建设所需设备的购置和材料费用给予补贴,另一方面增加农民种植绿肥和施用农家肥的经济直补,补贴金额应根据有机肥积造的面积和使用量而定。此外,还应该对有机肥积造所采用的工具和技术的研发进行补贴,促使科研单位积极研发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改善生态环境的机械和技术,从机具和技术的源头逐步改善农民焚烧农作物秸秆的陋习,促使其充分利用有机肥。
3)从生产销售两个环节着手,鼓励商品有机肥的生产与施用。对生产商品有机肥生产的企业(如畜禽粪便处理加工厂和复合有机肥生产厂),应该给予诸如无息低息贷款、处理设备减税或给予补贴和生产用电平价等优惠政策。在商品有机肥销售的方面,应实行价格补贴,以弥补商品有机肥与传统化肥投入相比而增加的价格成本、劳动力施用成本等,使商品有机肥的消费成本控制在施用者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4)借鉴美国的推广经验,鼓励农民施用缓控释肥。除了继续维持现有对缓控释肥产业发展的相关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以外,重点应该放在缓控释肥的推广应用上,可以借鉴美国的推广经验,通过价格补贴的形式鼓励农民购买和施用缓控释肥。对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补贴论述体系如图1所示。
最后,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的补贴标准必须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不能超过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二是该技术直接补贴带给农民的收益要高于或等于保护价带来的收益,但补贴标准在起步阶段不宜定得过低或过高,可以逐步扩大补贴范围和提高标准。
3.3 加强环境友好型农产品的市场建设
首先,尽快普及农产品市场进入质量安全检测。该检测不仅仅是最终产品的检测,而且应该包括种子、农药、肥料等投入品以及土壤、水、大气等农产品产地环境的检测。为此,需要从多方面着手才能完善农产品市场的质量安全检测,如制订与国际接轨的农产品市场准入质量安全检测标准,研发经济实用准确、高效的检测仪器,培养高素质的检测人员,加强工商管理、环境保护、卫生防疫等部门间的协作。
其次,完善农产品的生态认证制度。该制度是一种市场支付的补贴模式,它一方面通过向消费者传递农产品的相关信息,引导消费者以较高的价格购买生态农产品,使得农产品生产者获得经济上的补偿;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市场价格的调节机制,引导农业生产者自觉采用环境友好型的农业施肥技术。要设定无公害农产品、有机农产品的标准,再根据标准对上市的农产品质量进行严格把关,坚持“优质优价、低质低价,严重超标者不予上市”的原则,使得农产品生产者意识到农业生产活动重点不仅仅是产品的数量,更在于产品品质的保障,但农产品质量等级认证的公正性、权威性是农产品生态认证制度公信力的基础。
最后,加大农产品市场建设补贴。随着农产品贸易全球化竞争的日益激烈,政府应该加大对生态农产品流通市场体制上的投入,为全国范围内标准化、规模化的生态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的形成创造条件。为了鼓励农民施用环境友好型肥料,可以通过市场补贴使商业性环境友好型肥料利用现有的肥料供销网络体系进入市场,以降低环境友好型肥料的销售价格,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摘要：开展环境友好型农业施肥技术补贴是有效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手段之一。为此,首先对发达国家环境友好型施肥技术补贴政策进行了评述;其次,对我国现行的环境友好型施肥技术补贴政策做了系统梳理,认为我国现行的环境友好型施肥技术补贴体系还亟待完善;最后,提出了推进我国环境友好型施肥技术补贴的建议,既宣传培训、建立健全补贴体系和加强市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