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精选3篇）

差序格局 篇1

费孝通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他1910年出生于江苏吴江,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位。1936年赴英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回国之后,费先生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等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同时,他也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兼课。在广泛的调查基础上,费先生对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以及治理模式有着深刻的洞察,本文将主要从社会结构(差序格局)与治理模式(礼治秩序)这两个方面入手,探究一个社会学大师眼中的法律。

一、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差序格局

社区分析的比较研究方法是费孝通常用的研究方法,他通过中西不同的社会模型来进行比较,从而清楚勾勒出中国乡土社会的鲜明特性。在谈到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时,费先生用西方社会的结构作为参照。他认为,西洋社会就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他作此比喻是想说明,西洋社会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每个人都归属于一个或多个团体。这样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格局,费先生把它称之为“团体格局”。而中国的乡土社会中,我们的关系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都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1]27。这也就是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费先生把它称之为“差序格局”。

这两种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乡土社会的结构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而西洋社会中每个人的联系都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就像葡萄一样,先搭上个架子,然后葡萄藤才能纵横交错,自由生长。那么,这种差别也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宗教观念和法律观念,从而产生了不同的立法精神。在“团体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团体是超于个人的“实在”,不是有形的东西。而宗教的虔诚和信赖不但是他们道德观念的来源,而且还是支持行为规范的力量,是团体的象征。那么,在象征着团体的神的观念下,有着两个重要的派生观念:一是每个个人在神前的平等,一是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其实,通过“神”这个媒介,就宣示了个人和团体之间的关系:每个个人的人格上都是平等的,每个团体分子和团体的关系也是相等的。而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还需要有人来代理“神”执行团体的意志,这便是国家。由此,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就不证自明了。正是由于这种道德观念和宗教观念,便产生了权利的观念。进而反映在立法上就是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法律必须平等地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国家可以要求人民履行义务,但是国家也不能侵害人民的权利,只能在公道和爱护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否则就失去了代理的资格,人民就有理由推翻它。卢梭曾这样写道“:只是一瞬间,这一结合行为(指所有人的结合)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以代替每个订约的个人……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之为城邦,现在则称之为共和国或政治体;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就称它为国家……”[2]32卢梭还说“:基本公约并没有摧毁自然的平等,反而是以道德的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从而,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上和才智上不平等,但是由于约定并且根据权利,他们却是人人平等的。”[2]48在这里,费先生和卢梭的观点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强调共同体,只不过卢梭认为国家是人们依照最初的约定所缔结的共同体,而费先生认为国家是象征着团体的神的代理者。但是在法律所赋予每个人的平等性上,他们却是完全一致的。

而在“差序格局”中,每个人都是以自己作为中心来建立社会关系的网络,道德体系的出发点自然就是“克己复礼”“,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社会范围是从自己向外推出去的,推的过程有着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其次是朋友,再次是其他人。这种关系就像上面说过的石子丢入水中所泛起的波纹,越远就越薄。而中国古代,宗教其实并未像西方那样,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儒家思想其实就是儒教。但是,在儒教占统治地位的差序格局中并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这种超己的观念必须在团体格局中才能发生。不但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没有一个像基督教里那种“爱”的观念———不分差序的兼爱,而且我们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墨家曾说“兼相爱,交相利”,结果孟子骂他“无父无君”。同时,在西洋团体格局的社会中,公务,履行义务,是一个清楚明白的行为规范,而这在中国传统中是没有的[1]35。那么,在这种道德和宗教观念下构筑起来的法律,必然会因为所实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在这里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所有的规则都要看对象是谁,身份地位如何,以及与自己的关系亲疏而定。“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是一句空话“,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倒是真实的写照。由此,可以看出,差序格局下的法律也只能是有差序的法律,有区别的法律,法律的建立和运作很难具有一般性与普适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二、乡土社会的治理模式:礼治秩序

在乡土社会的治理模式方面,费孝通研究了乡土社会中的法律观念,并且明确地区分了几种不同的治理模式和相应司法精神的异同,以及社会变迁中的礼法冲突。

1.人治、法治、礼治和德治的异同。我们通常都认为,西方社会是法治社会,而我们是人治社会。但费先生认为这个分法并不清楚。法治模式下,并非完全没有人的因素。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同时,他也很怀疑传统的人治概念。因为按照传统的说法,人治模式下,整个社会的运行都是任凭拥有权力的人的一己好恶来调整。但人的好恶是无法预测的,如果没有一定的规范可守,整个社会必然会陷入混乱。所以,费先生认为,所谓人治,其实也一样要有规范可依。而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不在人法二字,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在乡土社会中,维持秩序的就是“礼”。礼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从这一点来说和法律无异。但是礼和法不同的是维持秩序的力量。法律是依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而礼则不需要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而传统则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乡土社会是个安土重迁,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依照传统所形成的经验就可以生活下去。并且,这种礼并不需要靠国家的强制权力来推行,而是从代代的教化中所养成的,让人敬畏,使人服从。当然,在这里,费先生所讲的礼治,其实也就是普通所谓的人治。只不过,他认为礼治一词更能准确地描绘乡土社会,而人治却比较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礼治也不同于德治。维持道德的是社会舆论,而礼则又甚于道德,维持它的是个人的习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即使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已。“在传统社会里,这样的‘礼呆子’还真不少。上自魏征、包拯、海瑞这样的‘犯颜直谏’的诤臣,下至在荒村野外仍不敢正视漂亮村姑一眼的老实百姓……正是由于一代代人这样的‘呆’和‘傻’,中国传统社会的‘礼治秩序’才得以形成和存续。”[3]2这个意义上,道德还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强制性,而礼却是在长期的社会教化中所形成的个人强制性。

2.在礼治和法治模式下司法精神的不同。乡土社会和都市社会的社会情态不同,相应的法律的适用也就有天壤之别。在乡土社会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没有规矩,为大众所不容,势必难以存活。在这里,维持社会秩序的是礼治,理想手段是教化,并不是诉讼。而且,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法律作为由国家权力推行的行为规范,只是当这种礼治秩序遭到破坏时予以惩戒和恢复。而对于这种秩序的维持,法律始终都是一个最后的逼不得已的选择。诉讼在乡土社会中始终都是一个“引以为耻”的事情,争讼被认为是教化不够,所以,司法的过程,其实也就是继续教化的过程。在现代都市社会中,我们在履行义务的同时,个人权利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法律则是设立个人权利的必然前提。并且,当权利被侵犯时,法律也是我们寻求救济的最佳途径。那么,在这种社会形态里,诉讼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是再正常不过的,不像乡土社会中,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所以,法治社会里,法律就是维持秩序的一般力量。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一个法官并不重在考虑道德问题、伦理观念,他并不在教化人,而是在确认和保护权利。

3.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礼法冲突。在费先生的研究中,谈到了中国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蜕变过程中,礼法冲突的情形。他认为,这是因为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坚固地存留在广大的民间,而现行法理的原则是从西洋搬过来,和旧有的伦理观念相差很大[1]57。就像“淮南为桔,淮北为枳”一样,在西洋运行很好的法律在中国社会却往往水土不服。其实,这就是在移植西方法律的时候,和传统的法治观念,以及本土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模式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冲突。这种冲突的原因在于:第一是当下法的原则与旧有伦理观念的差别。现行法奉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在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下,原本就不承认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其次在司法制度的程序设立上,现行法和传统理念又有着相当深厚的隔膜。所以,在这种转型期,如果冲突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原本设计得很好的制度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与副作用。费先生举了一个通奸者无罪,而殴伤者入狱的例子来说明,现行司法制度已经破坏了原来的礼治秩序,但是并没有有效建立起法治秩序。结果就是,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已经显现[1]58。其实,苏力也谈到了50年后现代中国的农村里依然存在这种情况。并且,他把这种礼法冲突认为是国家法和民间习惯法的冲突。“但是,如果不是考虑费先生讨论的具体案件,而将这种问题一般化,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实际上反映了民间和国家两套规范体系的剧烈冲突。”[4]243并且,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国家制定法固然重要,但习惯却不可轻废,最好的方式就是穿行于制定法与习惯法之间。但是,本人认为,如何保持一个合理的尺度,以游刃有余地穿行,还是个难题。其实,法律移植就像是器官移植,新的肢体总会与原来的躯干发生排异,如何缩短这个排异期,如何早日成为新的健康体———建立真正的法治秩序,就是个重要的问题。范忠信在他的著作中这样说道“:传统中国从来就没有‘法治’的观念和事实,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过作为法治前提或基础的公民社会。”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在中国原有的土壤里加进适合法治生长的有机元素,慢慢地把原有土壤培育或改造成法治土壤。其培养或改造方法,就是从健全现有的社会组织入手,使现有的社会组织成为公民社会组织。这就是在培养法治的土壤”[5]287。我亦深以为然!

通过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方法,费孝通先生生动描述了乡土社会的法律观念和制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讲述深刻无比的道理,可以说是举重若轻。其中所展现的法律哲理,不仅给我们以启迪,更重要的是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难以推行,法律移植过程中的种种冲突,50年前所存在的问题,今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法治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学法诸君,任重而道远!

差序格局 篇2

关键词：大学生；公民意识；儒家伦理；差序格局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5—0208—02

一、公民教育的兴起与传统儒家文化的融合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学校德育教育日渐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转化为包括心理健康、道德规范、法律、民主、公民、环保等概念的道德教育。学校德育的这一转变，标志着德育教育从简单的政治宣传转化为关注学生的法律和公民意识以及基本的人格培养。

德育教育内容上的转变，本质上是从单纯的“说教”、“灌输”向人本主义教育模式的转变，同时也是新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在德育教育领域的体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公民教育的兴起，在80年代中期之前，公民教育在我国一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产物[1]，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主流话语对于教育的目标却有了很大的改变，由新中国成立早期的发展社会主义公民转化成为了80年代中期开始提出的“培养合格公民”。在1988年实行的“中学德育大纲”中，第一次提出了培养“社会主义公民”是德育的目标。这一目标也从初高中，延展到了大学课程中。在过去的近20年时间中，各地逐步将原有的政治课变成公民课，并且学校也在课外活动中增加了相关的内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的公民道德教育，与西方国家公民教育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公民教育往往强调的是政治参与、公民权利和公民训练。而我国的德育教育强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精神，并将其渗透到了公民教育之中。而在强调爱国主义的条件下，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感也在我国的公民教育中被强调。在这样的条件下，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时期都占据主流地位的传统儒家文化的一些内容也被融入公民道德教育中，成为公民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一些学者眼中，甚至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共识”，就是西方式的公民人格只有在融入到中国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之中，才能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公民道德，甚至认为，公民社会的法治理念只有和中华民族传统的精神纽带——儒家传统——相结合，才能建设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这些都为公民教育中加入传统的儒家文化因素打开了大门。而在实践过程中，则往往是将儒家的一些只言片语和公民教育中的某些内容画上等号，将传统美德和儒家的基本观念画上等号。甚至认为，公民教育就是将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吸纳西方公民教育的‘民主、自由、个性发展’等现代教育理念”[2]。

二、儒家伦理中的差序格局

与脱胎自中世纪末期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市民社会的现代公民社会不同，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和“市民”。也没有“公民”或“市民”这一概念。在中国的传统道德领域，基本上对人的政治属性划分只有两种，一是专制统治者，二是臣民。专制统治者人数极少，甚至往往只有一人。他们高居在政治金字塔的顶端，拥有奴役臣民的强大力量。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这样的专制主义者，足以摧毁任何人的自由意志，建立道德政治社会上的君权。“君权”不仅是对其他人权利的压抑，本质上也是对专制统治者自身人格的强制。这种居高临下的君权，必然形成奴役。而不论我们是否承认，则身体的奴役下，必然包含着君主对广大臣民精神上的钳制和扼杀，甚至包括某种精神上的麻醉和控制。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数以万计的臣民以习惯性的意志来服从君主政治的统治，来服从这种精神钳制与麻醉。而儒家以及其提出的以“仁”为核心的思想，正是古代中国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形成的一种对君权统治合理化解释的伦理思想。同时，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一伦理思想事实上创造了一个以道德威望来确保臣民敬畏和服从的政治统治模式。从这点上看，传统的儒家文明的社会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可以依靠个人努力而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自由社会，在儒家文明为主导的传统中国社会中，所有阶层中臣民的位置是不能轻易改变的。而所谓差序格局就是一种等级制度的安排。差序的核心，是分尊卑。尊者统治，而卑者只能服从。百姓只不过是“治下之民”，而非政治主题。所谓“民贵君轻”，不过是一种政治幻觉，在“家天下”的模式下，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必然需要一个伦理来提供合法性的依据，而儒家的伦理完全依靠君主的视野来建构，它所形成的差序格局蕴涵了一种尊卑有别的差序伦理，涉及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上下尊卑的君臣民等级关系是建立在家国一体的体系之中，根深蒂固。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模式下，家庭中的自然伦理差序被放大成为了国家统治过程中的政治伦理差序，最终维护的是君主的权威伦理。在这样的政治模式下，臣民的一切行为、习惯、思维、性格和心理结构，事实上都被烙上了順从和依赖的印记。他们无法决定个人生活中的事务，更不用说去主动解决社会生活中的事务。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臣民唯一的权利，就是服从君权的支配，把个人的意志融化到对君权的崇拜中。有时甚至连自身的生命和安全，也没有保障。

我们可以发现，传统儒家“仁”模式的差序格局下，不平等、不自由的奴性意识事实上成为了封建道德的本质。在这样的政治和伦理模式下，人民是不存在，公民是不存在的，只有千千万万的顺民和臣民。传统“仁”的儒家伦理，一方面要求的是臣民对君主自觉的顶礼膜拜，另一方面是要求人民对自身权利的主动放弃。尽管儒家也对君主的个人道德提出了要求，也提出了一些关于民本思想的理念，并提出了仁政的思想，但是在这些从本质上看，都是为了维护起封建伦理的要求。比如“仁政”事实上是王德之治，是家族主义与义务本位，是仁君爱民的宗法人伦主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对公民权利的维护和关怀。

三、现代公民意识教育与儒家差序格局的矛盾

现代公民意识强调公民自身意志自主。公民是一个有着明确的社会规定性的、有着诸多社会关联内容和清晰的社会身份的“自我”。公民必须体现出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培养出公共意识。公民身份关键在于公共领域的存在，而私人领域中，就不存在公民这一身份。公民的意志是自主的，实际上强调的公民在私人领域的道德价值信念取决于“自我”的良知派段。从这种公民身份出发，“公共”的道德价值判断都是“公共意志”的产物。从这些方面上看，我们就可以判断，建立在传统中国专制制度上的儒家“仁”的思想，本质上与现代公民意识并不相契合。比如“仁者爱人”，其“爱人”确是建立在爱有差等，也就是敬亲有别的基础上，与公民社会所强调的“博爱”毫不相干，甚至是背道而驰，是社会不平等的一种直接体现。这些“仁”的意识，以及这些意识带来的“善”与现代公民意识所强调的“善”，难以在一个平台上形成契合。

现代公民意识强调“人权天赋”，强调公民的权利不受任何人为因素的限制，他是公民存在的根本。从公民的生命权、人格权、言论权、财产权、政治权到社会文化权，这些权利都不能被任何人所剥夺。在这样的权利体系下，公民是政治的主体，是伦理生活的主体，拥有自律的个人人格，又有向所有公共成员敞开，追求公共利益的公共人格。而在传统的儒家社会中，权利是高度集中的。个人的权利必须笼罩在君权的阴影之下。个体是没有真正意义上有保障的财产权、人格权、政治权或社会文化权。根本没有言论权，而生命权也只获得了有限的保障。这些都是现代公民社会所不能容忍的。而同样，自由、民主也是差序伦理所难以容忍的，这将动摇传统伦理中“君臣父子”的关系，让“家国一体”走向崩溃，历史的事实也证明了，公民意识的崛起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

在传统社会中，私人生活空间和公共生活空间是混一的，没有明显的界线。在儒家伦理中，个人的私人空间事实上就是国家秩序的一个缩小版，而国家秩序在家国一体的体系中就是个人私人生活空间的一个放大版。不存在所谓的私人生活领域，自然就没有所谓的私人生活领域的道德价值。在传统社会中，公民并不存在，其为自身立法所带来的自由、民主的社会环境也不存在。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在传统社会中，事实上也不存在所谓的独立人格。这样自然就不能产生滋生公民道德的土壤。

事实上，差序格局从本质上是儒家价值体系与现代公民社会矛盾的一个集中体现。在推行公民教育的同时融入儒家的传统，却很难回避一个现实，那就是那就是儒家价值体系的精华，事实上是在于维系一个稳定的专制的小农经济的政治模式，而这种政治模式已经灭亡了。而从公民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上看，现代公民社会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发育和成熟的阶段，而今天，我国也正经历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公民社会逐步形成的经济基础。而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儒家文化究竟应当作为一个体系，来接纳公民意识的某些方面呢？还是相反，由公民社会接纳有着中国文化特色的一部分儒家思想的材料，这是一个很需要探讨的话题。

作为大学生公民道德教育来说，笔者认为，儒家作为一个思想体系，是不能被容纳到公民教育的范畴之中的。公民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本质上和儒家的价值取向相互背离。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智慧，孔子、孟子的一些思想在今天仍然有可取之处，但是要融化到公民教育中，却不能以体系的面目出现，仅仅只能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背景或参考。

真正的公民教育，核心是公民意识的教育，按梁启超的说法：“公民之资格，可以参与一国政事，是国民全体对于政府所争得之自由也。”[3]在1904年时，公民的资格需要国民向专制的政府争取，结果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而在今天，在推行公民教育的过程中，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培養也必然要向传统思想中的落后思想开展，彻底打破旧有的观念，只有这样，公民意识才能扎根下来，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告别过去差序格局下不平等身份，实现公民之间相互关系的信任和和谐。

参考文献：

[1]张斌贤.试论公民教育的意义、动力和实施途径[J].教育评论，1997，（3）：13—15

[2]李延伦.浅论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德育教育路径[J].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3）：47—48.

[3]梁启超.新民说[M].沈阳：辽宁出版社，1994：56.

差序格局 篇3

一、差序格局的内涵及对韩国企业的影响

“差序格局”的概念是费孝通先生于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一书中首先提出的。“差序格局”这种人际关系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己”为中心。但作为差序格局中心的“己”, 是从属于家庭的社会个体, 是被“人伦关系”裹着的, 父母者生之本, 父子关系为重, 父子关系推而至于君臣。差序格局主张建立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伦理秩序, 主张人治和因人而异, 在此基础上实现天地人的内在和谐, 这种特殊主义使儒教国家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带有特殊性质的现代化范式, 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传统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种种做法, 都能从儒教文化中找到出处或与差序格局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性。

但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 韩国企业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正经历着一场重要的变革。发生在1997年底的经济危机是此次变革的最直接原因, 最近的国际金融风暴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危机面前, “银行和大企业联盟”永不会破产的神话不复存在, 传统的管理风格和人力资源模式受到了怀疑。韩国企业家开始重新审视企业发展的驱动战略。这种商业战略的再定位促使这些企业非常关注成本, 并积极寻找人力资源管理的新的变革 (如基于绩效的薪酬制度) 。在危机面前, 许多企业被迫解雇他们的部分员工, 这种解雇改变了员工跳槽的心态, 雇主与雇员关系会因此而变得疏远。同时, 信息革命和风险投资的快速发展也在改变着韩国人力资源管理的模式。另外, 管理层及研发人员的高流动性也使韩国传统行业面临新的严重问题, 它将导致这些公司不得不变革他们的人力资源管理, 尝试大量引进激励机制, 营造自主的创造性工作环境。上述这些变化已经动摇了建立在长期雇佣制和资历薪酬基础上的传统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二、差序格局背景下的韩国企业

1. 差序式管理

如前所述, 以“已”和“家”为核心的差序格局是韩国人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的根本。同样, 传统家庭价值观念, 作为意识形态的基础, 决定了雇主与雇员的关系。管理开始认同传统家庭观的优势, 并强调当借助善意和相互关系的家庭观念而不是劳动法和劳工运动时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它强调建立与传统家庭制度中父子间的关系模型一致的雇主与雇员的关系。

作为组织建立的原则, 传统的家庭观念有利于员工认同企业并保持忠诚度。这种以家庭为导向的企业共同体由家长式权力关系调节。企业被视为一个大家庭, 在这个家庭中, 管理层扮演慈善的“父亲”, 而雇员像“孩子”那样伺奉他们。

因此管理者们可以根据家庭观念的原则开发人力资源。与公司的持久关系、基于雇佣期长短而产生的地位差异、企业对员工个人事务的关心均是基于韩国独有的传统家庭观念, 且被美誉为韩国企业制度特有的优势。

2. 以差序格局为导向的韩国企业

儒家以家庭为中心的观念造就了韩国企业共同体。所谓的企业家庭主义使许多韩国企业就像共同体那样被管理。成功的韩国企业建立并保持以家庭为基础的观念和规则, 并把他们的员工视为家庭成员。员工像尊敬自己的父亲尊敬管理者。相反, 管理者把员工看作家庭成员, 并尽可能地照顾他们。

企业共同体的观点并不意味着他们与员工的关系仅仅是工作合作, 而是视为不被人为割断的企业共同体。因此, 企业会尽其所能使彼此之间就像一家人。为了实现这一点, 企业提供了许多活动。员工同样期望工作中的这种氛围, 并会喜欢由高级管理者所营造的这种氛围。因此, 员工通常不会转换工作, 即使企业面临困境。他们会留在公司以帮助其恢复并迈出重要的步伐。

为了获得企业共同体这种感觉, 每个企业都会有自己的企业策略。一般来说, 不外乎以下几种:第一, 企业营造一种团结一致的氛围, 使员工们感觉像是家庭成员;第二, 企业试图在员工和企业之间形成相互信任和理解的坚定意识;第三, 企业关注员工个人的成就;第四, 构筑企业与员工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些政策有助于营造劳资双方融入企业共同体的氛围。

三、差序格局下的韩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当韩国企业的基础是一个企业共同体时, 差序格局之下的传统人力资源管理的三大特点便出现了:

1. 基于差序与和谐观念的纵向互动

为了保留韩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关系, 韩国企业特别强调基于差序格局之下的和谐观念。在儒家思想里, 和谐也是控制组织成员的重要观点。为了维持组织中的差序关系, 领导者强调和谐并尽力维持组织的团结一致。

东西方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取向。东方差序格局之下的人际关系是一个以家庭为导向的权力与和谐纵向关系的互动行动, 这种关系是以起源于儒家社会原则的积极和消极力量平衡为基础。遵从差序是人际和谐的先决条件。

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强调顺从之下的无冲突, 组织规则和结构不仅反对冲突, 而且赋予它消极的含义。冲突的结果被视为是对和谐、统一、道义、纯净价值观的违背。

具体地说, 西方基于冲突的横向互动方式和东方基于差序与和谐的纵向互动方式有着天壤之别。那么把冲突和个人主义视为基础的西方横向互动方式是怎么样的呢?

一般来说, 冲突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它在破坏现行制度的同时用新的角度去解决问题。建立在个人主义和冲突基础上的西方社会, 有能力理解冲突并将它发展到新的层面。因此, 在西方社会, 冲突是好的, 为冲突而谈判和妥协是必须的。他们相信通过冲突可以使他们达到新的发展, 并且相信那里有冲突那里就有发展。他们期待冲突是因为冲突是发展的动力。如果冲突是潜在的, 不易察觉的那么社会将无法从停滞中逃脱出来, 并且当冲突不断积聚, 社会将会陷入混乱, 危及社会稳定。

而东方建立于和谐和集体主义基础之上的纵向互助行为又是怎么样的呢?这种典型的东方社会模型可以在纵向关系中找到。晚辈希望用孝道和奉献观念去尊重他们的长辈。同样的, 长辈必须用仁慈的心和奉献精神去爱护和照顾晚辈。根据差序之下的和谐观点, 东方人称这种行为为无需分析的整体和谐。

2. 长期雇佣制和刚性裁员

在1997年外汇危机前, 韩国企业就出现了劳动力过剩的现象。这是由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不活跃引起的。韩国企业一直坚持内部劳动力市场政策, 以从名牌高校招聘毕业生, 即“公开招聘”, 并将他们培训成一名战斗力强的战士。三星电子公司作为三星公司的子公司, 自1954年便开始公开招聘大学毕业生。从1961年开始, 现代集团 (三星的竞争对手) 的“公开招聘”成为了正式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这种内部劳动力市场政策是那些使用赶超政策的东亚国家的重要特点。这些国家大量贷放款, 从发达国家那里学习技术, 建造工厂。当他们缺乏熟练技术工人和工匠时, 就需要雇佣像农民这样的无技能劳动力, 并将他们培训成为适合工厂的工人。对于企业的人力资源来说, 这种技能形成的学习过程和劳动者适应是必须投资的。

韩国企业坚信具体技能的形成是建立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关键因素。在韩国实施“公开招聘”和建立职业培训中心是重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结果。这也表明韩国企业宁愿选择长期雇佣政策而不是裁员。

内部劳动力市场政策与传统的儒家家庭观念是密切相关的。在儒家的差序格局关系中, 员工留任是雇主从雇员那里建立信任关系的最重要行为。所以像韩国和日本这些东亚国家不仅对裁员具有刚性的法律标准, 而且还有非常苛刻的舆论监督。韩国劳工关系法是裁员刚性化的推动因素之一。

在韩国, 裁员是被法律禁止的, 直到1997年劳基法被修改, 但仍保留一些限制的硬性条件。1997年, 当韩国劳动关系法获得通过后, 有关裁员的司法先例被正式转化为法律, 从而减轻了雇主裁员的压力。但尽管如此, 相比于欧美, 这种标准仍有太多的硬性法律程序。

在现在看来, 韩国企业刚性裁员的原因之一在于, 没有正确理由就禁止裁员。但修订后的标准减少了裁员的刚性条件, 以便管理层在审定经济和技术原因 (财政持续恶化、产业重组和产业技术创新或变革) 的条件下执行裁员。

与其他国家就业情况相比较, 在劳动力供求关系上, 企业雇员离职 (转业) 和解雇是检验韩国就业情况的重要指标。韩国就业情况可以归纳为:离职易, 裁员难。韩国和日本的就业状况都是长期雇佣制, 这就导致了裁员困难。但日本的离职情况又有所不同, 它对转业的社会层面的冷漠态度阻止了员工离开公司。

像日本那样, 韩国人认为频繁的职业转换的根本原因在于适应能力的缺乏。除了寻找特殊劳动力需求外, 从一个企业向另一个企业转换工作的案例在这两个国家都是很少见的。就韩日两国的社会发展水平而言, 很容易看出彼此之间的差别。但造成差距的真正原因可能更多的是经济问题。在韩国能提供稳定和良好工作条件的企业比日本的少。这就说明了韩国人的职业转换更多的是发生在条件相对较差的小企业。

韩国的就业关系特点并非是对雇员转业文化的否定, 但有关裁员的限制是强制性的。尽管传统关系是阻碍组织转变的因素, 但因为社会对劳动力转业的批评和敌对态度较少, 这就使它成为发展外部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韩国人力资源管理者必须寻求适当的方法并了解全球化进程中人力资源管理改革的就业政策的特点。

3. 以资历为基础的奖励

资历薪酬制和升迁制度也是韩国就业政策的特点之一, 它们也是促成长期雇佣和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原因。竞争力不足的内部劳动力市场本身就是建立灵活的外部劳动力市场的障碍。

以资历为基础的激励制度是日本式管理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日本, 这个被称为“合乎电子产业的薪酬制度”的资历制度大约在1949年便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种薪酬支付制度的核心是基本工资的持续增长, 它能保证员工应付因结婚、孩子出世及其他生活琐事而带来的生活成本的增加。我们称这种制度为终身薪酬制。

像韩国公共银行和电力公司这样的公共组织, 仅仅为20世纪70年代重化工业建立后仍在高校读书的员工提供终身薪酬制。在私人组织中, 部分重化工工厂为那些具有高中学历的男性员工提供此制度。对于他们来说, 这不仅仅是提供终身薪酬制, 还包括宿舍、住房、餐饮和技术培训。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重工业在韩国得到了良好发展, 这种终身薪酬制便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作为韩国重工业的代表, HHI (现代重工公司) 在1979年便把就业的常态制度作为人力资源制度, 把机构作为组织形式。另外他们还把资历制度作为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但它只给高中毕业的蓝领提供维持生活和士气的最小附加福利。这使得白领和蓝领在升迁、收入和利益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

尽管金额大小不一, HHI在奖金计划中仍会给每个环节提供奖金。HHI在给白领提供更多附加福利的同时, 也给蓝领提供更多与生活成本相关的利益, 例如住房贷款和孩子的教育金。即对于白领来说, 附加福利是有限的。这些事实可以帮助我们总结出一个结论:家庭共同体的地位只属于白领, 即白领和蓝领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1987年, 这种区别成为了韩国范围内劳资纠纷最重要的争议议题, 同时也是员工与管理层冲突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