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分析论文

职务分析论文（共12篇）

职务分析论文 篇1

1 概述

专利是世界上最大的技术信息源, 是技术信息的载体, 据实证统计分析, 专利包含了世界科技信息的90%-95%。[1]专利授权有职务和非职务之分, 我国《专利法》第六条规定:“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申请被批准后, 该单位为专利权人。非职务发明创造, 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申请被批准后, 该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为专利权人。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 单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订有合同, 对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的归属作出约定的, 从其约定。”[3]世界各国专利立法中对非职务发明的专利权归属基本采取了比较一致的做法, 即非职务发明的专利权归发明人所有。事实证明, 越是发达的国家非职务发明的比例越小, 日本大概是20%多, 美国也不会超过一半, 而我国的非职务发明占到了一半以上。[4]

医药产业是目前我国在世界上极少数具有明显优势也是发展最快的的产业之一, 近几年我国医药产业整体规模在不断壮大。而专利作为无形资产和竞争武器的重要价值, 是产业技术创新的必要保障。专利数据具有反映产业发展趋势与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功能, 是衡量技术创新的重要指标[2]。如何对研制成果有效地进行专利保护在整个医药行业发展和企业管理的层面来说都非常重要。

本文运用专利信息分析方法研究我国医药专利中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存在的问题并探讨相应的对策, 以期可以帮助企业了解医药领域专利的布局, 为技术预见指标体系的建立和对策研究提供依据, 希望对医药产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2 分析与研究

国际专利分类 (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是世界各国专利机构都采用的专利分类方法, 它对于专利检索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工具。本文遵循客观全面的原则, 通过检索专利数据搜索引擎Soo PAT (http://www.soopat.com/IPC/Index) 和国家知识产权局 (http://www.sipo.gov.cn/) 中的专利信息查询平台, 检索IPC分类号“A61P” (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治疗活性) 并结合主题词, 统计出大量的数据并加以分析。但需要指出的是, 因统计数据的庞大, 本文所选的国际专利分类“A61P”是一个化学药、植物药和生物药等治疗活性混杂的类目, 并不能代表医药专利的全部。而且本文按照年份统计数据并进行对比, 希望通过对数据的分析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国内医药产业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专利的现状进行一定的研究:

2.1 申请量与授权量

众所周知, 专利申请量、授权量能准确地反映权利人对专利权的实际拥有量。近年来国内职务发明专利的申请量与授权量都有上升趋势, 但与国外相比, 比例依然偏低。本文依据国际专利分类号“A61P”通过对我国2001年至2011年专利法律状态的检索, 统计出此期间国内医药专利中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的申请量与授权量, 并分析其授权比例, 如表1所示。

医药产业的专利类型是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发明专利占主导地位。其中, 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量与授权量各在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中所占的比例如图1所示。

近十年 (2001-2011年) 逐年来国内医药产业职务发明与非职务发明申请量与授权量及授权比例比较如图2。

如果非职务发明专利的申请量占专利申请总量的比例较大, 说明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不容乐观, 整体科技实力和自主创新水平有待加强。因为一项专利的实施需要具备足够的人力、财力、物力等条件, 而非职务发明专利者一般不具备上述这些条件, 自己实施的可能性很小, 所以职务发明专利比非职务发明专利具有更高和更可靠的实施率。[5]

从表1和图2可以看出, 近十年医药专利职务发明的申请量及授权量远远高于非职务发明的申请量及授权量, 这说明在医药行业, 我国知识产权界长年专利申请人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近几年有了根本改观。由图2, 近几年医药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都在持续快速地增长, 2009年达到顶峰。这说明我国加入WTO后, 由于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 知识产权意识不断提升, 寻求专利保护的观念已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所接受, 我国的医药研发能力在飞速发展。中国专利法的第三次修改在2008年12月27日通过, 提高了专利权的授权标准, 修改后的专利法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所以2009年后生物医药专利的申请及授权量开始有回落。以上的分析表明, 十年间我国医药专利的发展趋势还是相当可喜的, 但是, 从图2及表2可以看出, 我国医药专利的授权量仍然很低, 非职务发明的专利授权量更是远远低于职务发明的专利授权量, 这说明在医药产业, 我国的专利水平与国外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专利申请从数量大向质量高的转变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从表2又可以看出, 我国无论是职务发明还是非职务发明, 专利授权量都是逐年递增的, 说明在我国的医药产业, 专利申请和授权中的“含金量”越来越高。这一方面是由于市场竞争的需要, 另一方面也是我国加大政策引导的结果。当然, 从量变到质变需要一个过程, 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需要不断地完善, 我国的科技人员特别是非职务发明人要加强知识产权意识, 善于运用知识产权制度有效地保护自己的知识权益。

2.2 复审

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 专利申请人对国家知识产权局驳回申请的决定不服的, 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 向专利复审委员会请求复审, 这是对专利申请被驳回的后续补救程序。专利申请复审决定包括以下两大类:一种是撤销原驳回决定, 专利申请将恢复到作出驳回决定前的状态,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继续进行审查程序;另一种是维持原驳回决定, 即复审请求的理由不成立, 驳回复审请求。本文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提供的信息平台, 依据国际专利分类号“A61P”, 对2001年至2011年国内此类医药专利的复审情况进行统计, 并进行分析, 发现此期间向专利复审委员会请求复审的都是发明专利, 无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专利;而其中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所占比例如表3所示。

通过表3, 结合表1庞大的申请量来看, 医药产业职务发明人特别是非职务发明人在维权过程中的弱势还是非常明显的。由上表3, 非职务发明中撤销原驳回决定的专利占申请复审专利的45.4%, 职务发明中撤销原驳回决定的专利占申请复审专利的60.3%。由于中国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以及专利费用的成本角度考虑, 很多医药从业者对于维持专利申请不愿意继续投入精力。近年来, 随着我国专利申请量的大幅攀升, 专利复审请求量也在不断增长, 专利的有效与无效一直存在争议。目前, 仲裁是我国特别是非职务发明人避免大量诉讼的一条有效途径。仲裁是指争议双方共同约请仲裁机构对他们之间的纠纷做出公断, 当事人必须遵守公断结果的制度。国外通过仲裁解决专利纠纷已是非常普遍, 相对于两审终审的诉讼, 仲裁则显得较为简便快捷, 能够为当事人减少诉累。随着仲裁法的颁布实施,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熟悉并选择仲裁方式来解决专利纠纷。

2.3 产业化

专利数据与产业创新水平联系紧密, 专利数据所包含的技术信息、法律信息与商业信息将科技和经济两大领域紧密结合起来, 专利指标与其他科技指标共同诠释产业信息和政策导向。但是, 专利数据无法直接反映行业的创新及专利保护状况, 同时, 医药产业存在产业涵盖技术范围广泛、技术界定难等问题。因此, 需要建立一座产业与专利技术领域之间的桥梁, 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利用专利指标, 加强对医药产业的创新现状和发展前景的宏观掌控。

目前我国医药专利非职务发明申请量低于职务发明申请量, 说明我国医药专利水平并未产生虚高;但是专利授权量低, 说明创新水平和专利转化率低。特别是非职务发明里, 大约只有1%的专利产业化。中国发明协会发明转化促进中心主任助理刘清鹏在记者采访时曾说:“我们重点工作是大量非职务 (个人) 发明的创新推广工作, 推广的最关键因素还是发明人本身, 现在来说个人发明我们国家搞的非常好, 比例很高, 数量很大, 但是其中的优质项目不多。我们一年要接3000到4000个项目, 而且大约平均每个项目有三个专利。每年有大约10000项专利汇聚到我们这边。但最终能成功推广出去的1%都难以做到。”[6]

国际上通常的医药产业化模式是以企业为主体, 将专利买下再招募职业经理人团队组建一个公司进行管理和产业化开发, 以最初买进的专利技术为一个点向外辐射, 招募更多的科研人员、研发更多的项目来进行产业化。但是国内的医药企业总是依靠一两个科学家, 寄希望于其创造出惊人的业绩, 这种做法既不符合科学研发的客观现实需要, 也使企业的风险系数增大了很多。[7]产业化成果是很多科学家集体智慧的结晶, 而企业的领导者是需要具有知识资本的管理型人才。国家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型科技的发展思路, 使资本朝正确的方向流动, 但是需要时间进行转变。

结束语

不可否认, 医药产业在国内外市场上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我国必须在完善专利法内容和执行力度的环境下, 增强专利权人特别是非职务发明人的专利意识, 加大产业化投入, 大幅度提升我国医药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

参考文献

[1]陈琼娣.专利计量指标研究进展及层次分析[J].图书情报工作, 2012, 56 (2) :99-103.

[2]丁佐奇, 郑晓南, 吴晓明.“重大新药创制”综合性大平台2007~2011年药学专利申请比较研究[J].中国医药工业杂志, 2012, 43 (10) :875-878.

[3]张韬.界定职务发明与非职务发明在中医药科研管理中的重要性[J].中国中医药科技, 1998, 5 (4) :231-232.

[4]黄日昆, 孙逸玲.基于专利信息分析的广西中药产业发展问题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 2009, 53 (16) :90-94.

[5]毛开云, 陈大明, 江洪波.生物制药专利分析及对策[J].生物产业技术, 2011 (4) :70-77.

[6]民间发明人短板:缺乏企业家意识-访中国发明协会发明转化促进中心主任助理刘清鹏, 2011, 9, 26.

[7]邵沛.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对策[N].科学时报, 2006, 2, 16.

职务分析论文 篇2

职务侵占罪和盗窃罪都属于侵犯财产罪，两罪在犯罪主体、犯罪对象和犯罪客观方面均有不同。司法实践中，由于两罪犯罪手段的部分重合，在案件定性究竟是职务侵占罪还是盗窃罪的问题上，存在着诸多争议。

一、职务侵占罪立法背景和司法解释

1、立法背景

我国1979年制定的刑法没有规定职务侵占罪，对于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本单位公共财产的行为，以贪污罪处理。改革开放后，随着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等各种私有制、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出现，对于这些单位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本单位财产的行为，由于其侵犯的客体不是公共财产，难以按贪污罪处理。因此，1995年2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其中第10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占本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第14条又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外的企业职工有第10条规定的犯罪行为的，适用本《决定》。1997年修订的《刑法》在该《决定》基础上，将犯罪主体由该《决定》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扩展到其他单位人员，并删除了“利用工作上的便利”的规定。

1、犯罪主体不同：职务侵占罪犯罪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属于特殊主体；盗窃罪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

2、犯罪对象不同：职务侵占罪犯罪对象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物；盗窃罪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

3、犯罪手段不同：职务侵占罪犯罪手段是侵吞、窃取、骗取或者其他方法；盗窃罪犯罪手段是窃取。

4、犯罪客观行为不同：职务侵占罪必须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盗窃罪的实施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无关。

三、职务侵占和盗窃案件中的几个问题分析

案例：王某系某火车站货场门卫兼巡守员，负责货场巡守、防火防盗以及货物出大门的验票放行工作。王某在值夜班时单独或伙同他人窃取货场内露天堆放的无烟块煤12起，价值1万余元。此外，王某还偷拿货运员钥匙打开货场库房窃取小麦，价值2千余元。

本案定性究竟是盗窃罪还是职务侵占罪，存在以下争议：

1、单位劳务人员能否构成职务侵占罪主体？

一种观点认为：从立法原意上看，职务侵占罪主体是非国有公司、企业和单位的人员。我国1997年《刑法》对职务侵占罪主体规定的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从文义上理解，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似乎可解释为包括国有的公司、企业、单位。然而，按照主观解释论的法律解释原理，法律是立法者为社会设计的行为规范，表达了立法者希望或不希望、允许或不允

探求立法者原意，而在于探求法律自身的合理意思，并使这种合理意思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而追求立法原意必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从而影响刑法的生命力。因此，刑法解释应以客观解释为基础，只有当客观解释的结论不适当时，才应采取主观解释。

职务侵占罪虽脱胎于贪污罪，都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为构成要件，但是两罪的法益、犯罪主体和规范意旨均不同。贪污罪中的“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或者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资格和权能的便利，具有公务职权性，当然不包括劳务便利。而职务侵占罪的法益是财产法益，犯罪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除管理人员外，单位中那些因从事劳务而持有单位财物的人员也可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财物，因此职务侵占罪主体应当包括单位劳务人员。并且，《刑法》第271条第二款规定了：“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应以贪污罪处罚，更从另一侧面说明了职务侵占罪主体包括国有企业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对职务侵占罪的解释不能拘泥于立法原意，犯罪主体应当包括国有企业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

2、在单位保管、使用、运输中的财物是否属于“本单位财物”？

不能将一般看护理解为保管。因此，王某利用的不是职务上的便利，而是利用因工作关系而熟悉作案环境、方便进出单位、能够轻易接近作案目标等工作上的便利。

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货场夜间有货运员值班，但货运员并不巡守货物，有时去火车站提货票甚至要离开几小时。对于货场内的露天货物，货运员只是履行货票的账目管理，并无保管职责。而门卫履行巡守防盗、验票放行职责，即使是货运员，无货票也不能带货物出门。因此，门卫对露天货物有保管权，王某利用的是职务上的便利。

观点分析：根据1999年9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一般认为，“主管”是指虽未具体管理、经手本单位的财物，但对本单位财物的调配、处臵、使用等具有决定性的控制、支配权，享有主管权的一般是在单位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管理”是指以直接管理、保管财物为工作职责的，因保管、看守、使用、处理本单位的财物而拥有一定的控制、支配权，如仓库保管员、会计、出纳、材料看管员等；“经手”是指本身并不负责对本单位财物的管理，因工作需要而对本单位财物有领取、使用、发出或报销等直接控制与独立支配的权利，如企业中的工区长、采购员等。

司法实践中在区分“职务上的便利”与“工作上的便利”时，占有，应构成盗窃罪。

村官职务犯罪的认定与法律分析 篇3

关键词：村官；职务犯罪；认定

村官是指以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为首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领导者和管理者的总称。至今，领导着9亿多农民的村官已有700万人，他们是政府与基层群众联系的纽带，同时还是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组织宣传、贯彻落实者，村民的生产生活秩序的维持者，农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的建设和维护者，对农村的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享有的各种物资也不断增加，村官手中的隐形权力越来越大，但其受到的制约却非常薄弱，许多村官不顾法律的制约，大肆敛财，最终走上了贪污受贿的职务犯罪道路。不断猖獗的村官职务犯罪严重危害到基层政权的建设，阻碍了中国农村民主法治进程，制约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妨碍着农村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新道德风尚的推行。

一、《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中关于村官职务犯罪的规定

2000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刑法第93条第2款的解释》，该立法解释的第二款明确规定了村官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被视为准国家工作人员。即当其从事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和发放等七项事务时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而该立法解释的第三款明确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上述七项管理工作中，并且仅限于这七项，如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将会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这一解释及相关法律，公安、检察机关对村官职务犯罪的管辖分工是：村官利用职务之便所实施的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挪用资金罪由公安机关管辖，贪污罪、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由检察机关管辖，侦查终结后统一由检察机关公诉、审判机关审理，并在法律规定下分工负责、互相监督。但是，多年的司法实践证明，在对解释的实际适用中，却依然遇到了种种问题。

对立法解释中村官范围的理解分歧。由于对立法解释中“等基层组织人员”中的“等”的理解不同，村党支部成员、村民小组长、村级经济组织成员是否涵盖在这里的“等”中，都没有明确界定，因此出现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于村官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处互相推诿现象。虽然法律明确规定村官利用职务之便所实施的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挪用资金罪由公安机关管辖，贪污罪、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由检察机关管辖，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村官主体及职务的交叉复杂性，公、检两家对相关法律的认识偏差，加之农村财务管理极不规范，村官职务犯罪案件查处困难。此外，公检两家内部均有关于案件管辖的规定，严格禁止超越管辖权办案，如果检察机关超越管辖权办理了应由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会在年终考核中扣分，公安机关亦然。以上几方面原因导致了公检两家办案人员都不愿意办理村官职务犯罪案件，这就出现了农民告状无门、村官职务犯罪不能及时查处的现象，也直接影响到了政府公信力和农村社会的稳定。

对立法解释中村官行为的理解分歧。由于对立法解释中“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中的“其他”的理解不同，同样出现了公、检两家发生意见分歧的现象。不仅如此，对于“其他”的不同理解，还出现了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对于村官职务犯罪的定性不同的现象。调查发现，近年来，汉川市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村官职务犯罪案件，虽然均被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但却有将近一半的案件在判决定性时改为了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或挪用资金罪。也就是说依照管辖规定，检察机关侦查的村官职务犯罪案件中有将近一半的案件本应由公安机关侦查的，而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了。

二、《刑法修正案（六）》关于村官职务犯罪的规定

1997新刑法规定的有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两种。由于村官既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也不是公司、企业人员，所以其收受贿赂的行为无法由刑法加以规制。这一立法漏洞就是对村官受贿犯罪行为的放纵，虽然立法解释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漏洞，对村官受贿行为的处理提供了法律依据，但依然留下了明显的不足。村官的工作并不仅限于立法解释所确定的七项事务，而在这七项事务之外的很多方面，比如在筹办和管理村办企业、举办公共工程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利益，村官们也往往会在处理这些集体事务的过程中索贿、受贿，但对此却没有法律依据将其规制。为了弥补这一漏洞，2006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修改了刑法第163条，扩大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范围，由原来的公司、企业人员变成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7年11月取消“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施行新罪名——“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这里的其他单位包括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常设性的组织，也就是说，村委会成员、村小组组长等村官在非协助政府进行七类行政管理事务的过程中收受财物的行为不再是无罪，目前，司法实践中都是依照这一规定对村官受贿问题进行定罪，即罪名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而与该村官受贿行为对合的行贿行为则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从而弥补了刑法典的漏洞。

三、村官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和挪用特定款物罪解析

（1）关于村官犯职务侵占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下文简称为《批复》），“对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村民小组集体财产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此《批复》可理解如下：第一，《批复》与立法解释并不矛盾。因为根据立法解释非法侵占的犯罪对象为七项特定事务所涉及的财产，即公共财产，而《批复》所涉及到的侵害对象是村民小组集体财产。第二，虽然该《批复》明确的是村民小组组长侵占村民小组集体财产的行为该如何定罪的问题，但是依据立法解释以及《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来看，其他村官如有非法侵占七项特定事务所涉及财产以外的任何集体财产也将以职务侵占罪定罪。

（2）关于村官犯挪用资金罪。挪用资金罪的主体包括“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这里的其他单位工作人员的范围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体中其他单位工作人员的范围是一致的，包括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成员。根据这一法理分析，村官挪用立法解释所列七项事务所涉资金以外的资金构成犯罪的，构成挪用资金罪，而不是无罪。

（3）关于村官犯挪用特定款物犯罪。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的规定，挪用特定款物犯罪的主体中包括：其他经手、管理救灾、移民、救济等款物的工作人员。而管理和发放救灾、防汛等款物被《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属于村民委员会的职责之一。因此，村官在协助管理和发放上述款物时极有可能会成为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主体。但是，具体而言，村官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对象涉及到特定款物时主要会涉嫌以下罪名。第一，村官将特定款物挪作他用的行为会构成挪用特定款物罪；第二，村官将特定款物违法占为已有的行为如属于立法解释所规定的情形，则构成贪污罪，如不属于立法解释所规定的情形，则可能会涉嫌职务侵占罪。

职务犯罪心理的实证分析 篇4

因此, 如何预防与打击职务犯罪, 即成为我们当前反腐斗争的重点。而职务犯罪是在职务犯罪主体的犯罪心理的作用下实施的特定犯罪行为, 特定的犯罪心理是其导致犯罪行为的心理根据, 并表现于行为人的心理状态之中。对于职务犯罪人心理的探究, 就是从根本上预防与打击职务犯罪的重中之重。

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 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心理活动。其犯罪心理轨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自身的社会经历和个性特点所决定。职务犯罪心理的形成与普通犯罪心理的形成因素相比有其特殊性。在我们办理过的职务犯罪案件中, 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研究, 可以初步找到职务犯罪人的心理变化规律。

一

韩某, 1980年出生, 犯罪时28岁, 在担任某事业单位财务科负责人的短短不到两年期间, 使用公款四百余万元用于到境外赌博及个人消费, 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韩某是职务犯罪嫌疑人中比较年轻的, 但是其犯罪数额之多、胆量之大、手段之拙劣也是令人瞠目结舌的。通过调查, 韩某系财务专业人才, 工作非常认真, 为人也非常聪明, 刚参加工作几年就被领导任命为财务科副科长。因为正值财务科长调动工作, 刚满28岁的韩某便成为了笔者所在区某直属事业单位财务科的“一把手”。

正是由于韩某如此年轻便被派以重任, 其在同龄人中的权力及地位陡然被提升, 于是在与同龄人的外出聚会及消费时, 全部都由韩某“买单”。而且, 随着工作应酬的增多, 其接触的比他年龄大的“酒肉朋友”也逐渐多起来, 但是韩某并没有他们社会阅历多, 这些“酒肉朋友”看韩某年纪轻轻便出手阔绰且大方, 便在其身上打了歪主意。

一次在“朋友”家里, 年轻的韩某第一次见识到了网上视频赌博, 韩某没想到简单的敲打几下电脑就能赢钱。于是, 韩某便开始自己网上视频赌博。谁知在几个月后, 韩某把自己的本钱和赢的钱全都输光了, 后来, 韩某的“朋友”又说要带韩某出国旅游。到了缅甸后, “朋友”直接将韩某带到了一个赌场, 韩某发现赌场里面几乎都是中国人, 玩的也比网上视频过瘾, 但是身上却没带太多钱。这时, 韩某想到了他财务科负责人的身份, 于是, 他给单位的出纳打电话, 让出纳往他提供的一个赌场的账户上打了第一笔三十万元钱。

从此以后, 韩某便开始使用公款赌博。韩某每年都要出国去赌场几次, 更是屡屡把罪恶之手伸向国家财产, 少则几万, 多则几十万, 每次都想把本钱赢回来, 结果赌注越下越大, 越赌越输, 公款被越吞越多, 眼看钱还不上了, 便逃到国外的赌场, 直到侦查人员从国外将其带回来时, 韩某已经身无分文, 走投无路。

对于韩某来说, 刚刚工作几年就被授予很重要的权力, 他还不清楚这种掌管国家财产的权力应该怎么行使。和很多人一样, 他认为当官就是特权、钱财的象征, 有很强的职务优越感, 他的职务表明了其所担当工作的重要性。由于职务的关系, 他形成了广泛的人际交往, 具有许多业务的经验和技能。他认为自己就应该在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高人一等, 于是在生活中, 公权私有、公款私用成为理所当然的, 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 把权力变成了摇钱树。这种职务上的优越感是促使其走上职务犯罪的重要心理因素。

作为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韩某还有很严重的贪图享乐的虚荣心理。拥有了实权以后, 他更加爱慕虚荣, 一心追求个人享乐, 在金钱、人情和关系的包围下, 他在思想上逐渐放松了警惕, 直到染上赌博的恶习入不敷出后, 便开始利用他的权力, 将单位的公款当作赌博的本钱, 直到窟窿越来越大, 最后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二

张某, 某村党支部书记, 案发时任区、乡两级人大代表。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 在村里拆迁补偿过程中, 伪造村民的签名及支出单据, 将村集体及村民个人的占地补偿款占为己有, 因涉嫌贪污罪、职务侵占罪被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在张某担任其村党支部书记的十几年期间, 为村里、镇里做了很多好事、实事, 在几年内把一个“落后村”建设成了一个模范村, 因而先后被多次选为乡人大代表, 在案发之前, 更是被选为区级人大代表。

正是因为他杰出的工作, 村里的人都富裕起来了, 而在这个经济至上的社会, 张某还只是拿着自己的“死工资”, 他拥有的只是一些形式上的表彰和夸奖。于是, 像很多功绩卓越的老干部一样, 他产生了按劳取酬的补偿心理。他总觉得自己艰苦奋斗几十年, 付出太多, 而得到的太少, 心理特别不平衡, 现在年纪已经大了, 也干不了几年了, 得为晚年留条“后路”, 也算是对过去的补偿, 便产生了应该趁机捞一把作为补偿的心态, 正逢村里拆迁改造, 便盯上了拆迁占地补偿款。

在村里比较落后的时候, 张某想到的只是怎样把落后的形式转变过来、怎样让村里的人都富裕起来。几年内, 他凭着自己的工作能力把村里建设好了, 也到了该考虑自己的时候了。张某利用他在村里的权力, 让出纳帮助其造假, 私自将属于村集体和村民个人的补偿款占为己有, 却并不担心别人会知道。正是由于这种“绝对”的权力, 使一个党和国家的好干部最终走上了“不归”的道路。

在社会分配拉开差距的情况下, 有些老干部看到别人待遇比自己高, 住房比自己好, 或者原来的下级各方面都超过自己, 或者看到才华、学问比自己差的暴发户发了财, 便产生不平衡的补偿心理。有些老干部认为自己为党工作了几十年, 没功劳也有苦劳, 过去收入少吃了亏, 现临近退休该捞一把, 为晚年留条“后路”, 也算是对过去的补偿。于是, 他们贪婪地攫取财物, 恨不得把几十年的损失全部补回来。从大量的职务犯罪安案例来看, 职务犯罪以身处临近退休的年龄为敏感的易发年龄段, 故有“59岁现象”之称。也就是那些濒临退休年龄阶段的国家工作人员, 害怕在不久的将来失去权力后, 无法再享受权力所能带来的各种利益, 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和“不捞白不捞”等错误心态进行自我暗示, 大肆实施职务犯罪的一种社会现象。

还有一些人头脑中存在“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只要为公, 自然无过”观念。在这种心理支配之下, 他们滥用权力谋取地方利益和单位利益, 置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顾。这种人主观片面地认为, 现在社会上腐败现象普遍存在, 很多领导干部都在利用手中的权力捞取好处, 与他们相比, 自己这点小问题算不了什么。有的领导干部认为, 自己辛辛苦苦干工作, 为单位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占点小便宜, 得点好处无可厚非。在这种心理支配下, 他们的思想防线逐步放松, 贪污数额由小到大, 贪欲也随之膨胀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人情主义、“面子文化”根深蒂固, 而人情化和关系网很容易使人丧失原则, 不少公职人员正是在“人之常情”、“情面难却”等心理驱动下而丧失心理防线的, 这是领导干部从量变到质变, 从而逐渐走向犯罪的必然原因。

三

张某, 系笔者所在区公安分局某派出所户籍民警,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谋取个人利益, 非法为十余人办理北京市户口, 并收取好处费, 数额巨大, 被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张某是一名人民警察, 有着一份让很多人羡慕且尊重的工作, 但是他并没有珍惜他拥有的一切, 在利益的驱使下, 身为执法人员却以身试法, 将国家和人民赋予他的使命当成了捞取钱财的工具。

在市场经济社会, 很多人普遍认为一切都是可以用钱交换的, 因而把权钱交易视为理所当然。在他们眼里, 人民赋予的权利不过是一种待价而沽的特殊商品。在这种交易心理驱使下, 他们把职责范围内应该承办的事情与按劳取酬划等号, 最终使自己走向犯罪。

正如大多数职务犯罪人一样, 张某最终被贪婪的心理送上了一条绝路。贪婪, 是一切贪利性犯罪的共有心态, 也是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共同心理, 是走向犯罪道路的主要思想基础。具有贪婪心理的人, 为了钱财, 可以不择手段、铤而走险, 采取各种形式, 甚至冒着生命的代价, 肆意收受贿赂。别人犹豫不决的, 主动出击;别人送得不够或不及时的, 则冷嘲热讽。腐败分子是利用其手中的权力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一些公职人员认为手中掌握有人、财、物等实权, 就应该高人一等, 思想上逐渐放松了警惕, 从拒绝吃请到逢请必到, 寻欢作乐。

除此之外, 张某同样有着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也有不少公职人员犯罪, 都是侥幸心理占上风时被陷入漩涡的, 他们具有自决心理机制突出的“鸵鸟心态”。一方面, 张某有固定的经济收入, 有着体面的工作, 生活上有一定的保障, 也十分明白他的行为意味着什么, 当然也不愿意因犯罪而丢掉公职, 希望鱼与熊掌兼得;另一方面, 张某是执法人员, 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智商较高, 自认为身份特殊, 且行为隐蔽、方法巧妙、手段高明、办事天衣无缝, 自信能侥幸过关, 这样才走上了犯罪道路, 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市场经济的发展, 拥有实权的某些公职人员爱慕虚荣, 一心追求个人享乐, 被金钱、人情和关系所包围, 成为“糖衣炮弹”袭击的对象。

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外部因素只是这些人犯罪的借口, 他们的内心才是把他们最终送上不归路的主要原因。这些人多有贪婪的欲求和钱权交易的观念、拜金主义的思想, 多数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 对与自己职务有关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也相当熟悉。但是, 他们的物欲在以权谋私的心理驱动下显得十分强烈, 以至将自尊、名誉、恐惧等心理因素压制下去, 最终走上了腐败的道路。

像他们一样走上职务犯罪道路的国家公职人员有很多, 他们曾经都是社会上很风光的人物, 其中更是不乏诸如陈希同、王宝森等曾经党和国家信任的领导干部。可惜, 风光一时的他们只能在高墙铁窗中回忆曾经的“光辉岁月”。他们已经逐步把权力潜移默化为赚钱的能力, 把党和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转变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 就在一次次“心安理得”地把权力换来的钱放在自己的腰包里的同时, 他们也一步步滑向了罪恶的深渊。

职务犯罪人的心理往往是复杂多变的, 有些甚至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但其心理特征也有规律可循。职务犯罪人多数具有一定的社会阅历、专业知识和法律常识, 因而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 对抗性矛盾非常突出,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针对他们的个性心理特征和案情具体分析, 才能做到对症下药, 最终突破他们的心理防线, 洞察职务犯罪人员的心理状态, 迅速地侦破案件。

摘要：古今中外, 只要有权力存在之处, 便可能有职务犯罪滋生的空间。要想从源头彻底根除职务犯罪, 必须分析和研究职务犯罪人的心理变化及犯罪心理的形成过程,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文章主要从几个职务犯罪的案例展开, 对职务犯罪人的犯罪心理形成及变化过程进行分析。

农机补贴领域职务犯罪分析 篇5

时间：2011-11-28作者：张红刚

来源：正义网

河北省检察系统开展支农惠农资金监督检查活动以来,定州市人民检察院党组结合定州市近两年来涉农补贴资金种类多、涉农补贴款数额大、涉及部门多的现状,精心谋划、周密部署、狠抓成效,由反贪局抽调五个小组对中小学校舍维修资金、农村合作医疗资金、农机具补贴、畜牧补贴及家电、汽车下乡补贴等开展专项监督检查。2010年7月,在保定市院的统一部署下,定州市人民检察院查处了定州市农机部门六名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农机补贴政策帮助他人销售农机具后共同受贿二十余万元的窝案。

一、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李庆波,定州市农牧局原副局长(正科级),犯罪嫌疑人白耀辉,定州市农牧局农机推广站站长,犯罪嫌疑人徐景伟,定州市农牧局农机管理科科长,犯罪嫌疑人代伟,定州市农牧局农机推广站副站长,犯罪嫌疑人甄兵祥,定州市农牧局副科级科员(协助副局长日常工作),犯罪嫌疑人白志奇,定州市农牧局农机管理科副科长。

犯罪嫌疑人李庆波、徐景伟在定州市农牧局任职期间,共同预谋利用负责节水精播项目工作之便,擅自决定将省里推广的节水精播机调换成普通型号的播种机为生产厂商多谋求利益,待生产厂商得到利益后再向其收取好处费。2008、2009年共收取生产商好处费两万五元,除将其中的一千元用作科室经费外,其余两万四千元被李庆波、徐景伟等人俵分。

2008年犯罪嫌疑人李庆波、白耀辉、徐景伟、代伟、甄兵祥、白志奇等在定州市农牧局任职期间,共同预谋利用负责农机补贴工作之便,为经销、生产享受补贴农机的农机经销商和生产商等多挣取利润,待经销商、生产商获利后,向经销商和生产商收取好处费共计十九万八千元。收取后由犯罪嫌疑人李庆波、白耀辉、徐景伟、代伟、甄兵祥和白志奇依据其在农机补贴工作中的分工和所起作用将十九万八千元赃款俵分。判决情况:李庆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白耀辉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执行;徐景伟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四年执行;代伟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期三年执行;甄兵祥判处免予刑事处罚;白志奇判处免予刑事处罚。

二、农机补贴领域职务犯罪特点

特点一:犯罪具较大“危害性”

此案涉案金额不大,但社会危害性较大。国家支农惠农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大打折扣,损害了国家形象同时也极大的侵害了农民利益。自2004年国家开始实施农业补贴政策以来,由国家支付涉农补贴款、涉农补贴项目广泛,目的是为了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而这样一项支农惠农政策却在执行过程中走了样。“节水精播”项目是我省2007年开始实施的一项支农惠农补贴项目,补贴款由省财政支付。节水精播机的补贴额度要比普通播种机的补贴额高出很多,但这种机型适用于缺水的山区作业,对于平原地带不太适用,但这高额的补贴使生产厂家看在了眼里,各找门路大力推广业务,与各地农机部门负责人员联系,业务员们的推广承诺使农机部门的负责人员心知肚明,利益随之而生,同时也为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温床。执行者损害了政策法规执行的严肃性,违背了国家政策的原意,将老百姓对国家政策的认识带入误区,进而使得老百姓对国家所制定的政策的公信力产生质疑,长此以往必将对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特点二:犯罪行为具有“广泛性”

通过办理此案发现涉农案件中犯罪行为呈多样化,犯罪人员的范围及层次也呈现出广泛性,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家工作人员。从办理案件过程中看到行贿受贿以及贪污行为不再仅限于生产厂家及经销商与农机部门之间,也存在于各种层次的人群中。如:农机部门的工作人员 1

将补贴指标给亲朋好友谋利,本不需要该机具,却以补贴价购买后以低于市场价格再出售给真正需要机具却拿不到补贴指标的农户从中谋利。又如经销商利用与农机部门的良好关系用借来的身份证多占补贴指标按补贴价格购机后又以市场价格出售给真正所需的农户继而谋利等。行为多样,人员广泛,而这种广泛性还体现在了国家农机补贴项目的种类上,从国家补贴目录中不难看出,农机具各种各样,成百上千种,这也给想从中谋利的人员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国家的补贴款有定额但对于补贴到哪种产品上没定额,职能部门自主决定权就具有了伸缩性,它可根据情况将国家的补贴款进行分配,农机具机型配备指标的多少就被控制,就会加大农机生产厂家的竟争,当然利益也就与之挂沟。

特点三:犯罪手段具有“隐避性”

农机补贴项目工作由农机部门管理负责,“节水精播”项目由该局管理科负责开展。农户申报后,管理科人员负责审核申报,并指定经销商,一切合乎规定,没有发现犯罪迹象。而有的院已查出:“节水精播”项目中造假骗取补贴款案件,农机部门人员伪造人名申报购买该机型后,由该部门人员将购回的“节水精播”机分到人头上,各自出卖获利,另有购机后廉价卖给经销商,经销商出售获利后与农机部门人员均分,犯罪手段不一。我们了解这种情况后,迅速展开工作,按申报的人名走街串户核实真伪,核实中发现,农户是真,但“节水精播”被“偷梁换柱”。农户都买到了精播机但并非是我省补贴项目中真正的“节水精播机”,特殊“节水型”全部换成的“普通型”,因为两种机型的补贴额度有差别,厂家获利后将好处费给了农机部门的人员,用合法的形式掩盖了非法的目的,并且手段隐避,这是此案特点之一。

特点四:团伙犯罪的“必然性”

办案中发现,此案的完成仅靠一个人的力量不行,需要分工合作,联手完成。在我市农机补贴项目上,各种农机补贴项目主要由农机管理科和农业推广站管理负责,所有农机补贴都必须经两部门之手才可获得。各种农机生产厂家业务员首先要找到主管农机的负责人即主管农机的副局长,暗示中达成利益共识后,由主管局长与管理科长和推广站站长依职权及所负责的项目共同预谋如何操作实施,再由部门负责人根据共谋议项转授给本部门具体工作人员操作实施,所有参与人员均能从厂家给的好处费中获利。整个过程不难发现此案件的完成只有各部门人员联合才能完成,形式的合法性掩盖了其背后的“暗箱操作”,国家给农民的钱被侵吞,而团伙作案也呈现了它的必然性。

特点五:犯罪行为突出“职权性”

此案的另一大特点体现在“职权性”,以“权”换“钱”,即农机部门工作人员与经销商之间的利益交易。我市的农机经销商数十家,竞争激烈,而能够经销到农机补贴项目中的农机具业务成了众多经销商的竞争目标。“宁可不挣钱也要给农机拉关系,拉上关系后不怕没钱挣”这是我们在查办案件过程中一个经销商所说的。可见,其中的奥妙之处也只有业内人士深知了。办案中了解到,国家补贴目录中的各种农机具均由经销商代理,而农户要想享受到补贴就要到农机部门指定的经销户处购买,否则购买不到享受国家补贴的农机具。而经销商销售的补贴农机数量越多其获利越大,因为厂家会根据经销商提供的补贴提单给其一定比例的返利。如:一台联合收割机可返给经销商30%的利润。经销商获取返利后按每台的价格给农机负责人员出取好处费。生产厂家汇总补贴提单后向国家申报补贴。三方受益,利益的最大化,将国家的惠农政策贬了值。这一特点看到制度的缺失让“职权”过于集中,监督流于形式,不能从真正意义上让农民受益,不能有利的贯彻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

三、由本案引发的思考及对策

1、应科学制定现实有效、操作性较强的支农惠农政策。一项政策从上到下的贯彻和实施首先应考虑到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从“节水精播”项目中看到,此种机型不适于大泛围推广,制定政策文件及落实时应有预见性,而不应将是否执行此政策的自主决定权下放给基层职能部门,使权利自由化,要从政策源头上进行制约,就会降低犯罪的发生情形。

2、加强对农机补贴资金的管理进一步健全涉农资金监管体系。2008年国家将部分农机补贴资金的使用权下放给了基层农机部门,由各县市依据其各自的需求决定将该资金补贴在何种农机具上,虽然增强了该补贴项目的可操作性,但是由于同时赋予各基层农机部门的权力过大,为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犯罪现象时有发生。

3、加大对国家支农、惠农补贴政策的宣传力度。广大农民由于对这项工作了解不够,没有意识到这是国家对广大农民的扶持和帮助,而是认为如果没关系就得不到这些补贴,于是部分有购机需求的农户为买到有补贴的农机具还要托关系、找门子,甚至还要请客、送礼,使得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成了一些干部吃、拿、卡、要的工具,这些干部从中得到了好处、尝到了甜头,反而利用手中的权利去谋求更大的利益,以至于到最后走上犯罪的道路。

4、建立协调联动机制,提高监管效能。由检察机关、纪检监察部门、审计部门和农牧局等组成的联动监督协调机制,把农机补贴资金专项检查与日常监督结合起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责令整改。对违纪违规行为及时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处理,构成犯罪的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加强警示教育和纪律整顿,在该系统内部开展自查自究活动,查找自身存在的不足,及时纠正,防患于未然,杜绝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职务分析论文 篇6

关键词：职务犯罪侦查 电子数据 实证分析 大数据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发达，特别是近年来电子商务、电子科技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贸易、商务、交流往来通过网络进行。职务犯罪也更多地通过计算机和互联网实现，犯罪手段趋向多样化、虚拟化和隐形化，电子数据成为发现、证明犯罪的重要线索和证据。在此背景和条件下，我国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2款将“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共同列为第八种独立的证据类型，电子数据走上了立法舞台。虽然在职务犯罪侦查实践中不乏依靠电子数据成功侦破的案例，但电子数据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整体应用情况不甚理想，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下文将结合T市H区人民检察院的情况具体分析。

一、职务犯罪侦查中电子数据应用的基本现状

（一）侦查部门委托调取分析电子数据情况

根据搜集、调阅的数据显示，自2012年以来，除侦办规格较高的职务犯罪外，侦查部门委托技术部门调取、交换分析电子数据的案件数，与实际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数存在明显反差。2012至2015年9月，T市H区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共查办职务犯罪案件92件，大案、要案、窝案、串案占年均查办案件数的比例在30%左右，涉及快递物流、信息通讯、建筑规划、财会、电子商务等领域，而侦查部门在初查、立案侦查阶段委托技术部门调取电子数据、交换分析电子数据的件数却始终在个位数徘徊，平均每年只有1件，甚至有的年份还出现了零记录。

（二）侦查部门利用电子数据获取案件线索和查办案件情况

2012年1月至2015年9月，T市H区人民检察院共受理职务犯罪案件线索178件、查办案件92件。其中利用电子数据获取线索的案件为0件，成功利用电子数据查办案件2件。相比之下，H省N市两级检察院共受理职务犯罪案件线索337件、查办案件504件，其中利用电子数据获取线索的案件为4件，成功利用电子数据查办案件7件；G省L市两级检察院共受理职务犯罪案件线索288件、查办案件397件，其中利用电子数据获取线索的案件为2件，成功利用电子数据查办案件5件。[1]可见，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利用电子数据获取的案件线索数和查办的案件数，只占非常小的比例。

（三）具备专门调取分析电子数据业务素质的人员情况

从全国角度看，2014年经层层选拔，最高人民检察院从各省级检察院推选的149人中评选出全国检察机关电子数据取证业务标兵10名、全国检察机关电子数据取证业务能手20名，涉及上海、山东、天津等24个省市检察院。201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了八期电子数据勘验取证培训班和一期专题提高班，培训检察技术人员900人左右。较前几年，具备专门调取分析电子数据业务素质与资格的人员数量实现了集聚性增长，但相对3000多个基层检察院和大量办案任务而言，仍是杯水车薪。

（四）调取分析电子数据的设施配备情况

虽然各省级检察院和部分地市级检察院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要求，建立了条件和规格不等的电子数据实验室，但覆盖有限，无法实现有效共享。特别是对保密工作要求较为严格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而言，共享和数据的交换、往来和传输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同时，将先进的电子数据取证与分析设备直接装备侦查部门的做法，对于全国大多数基层检察院而言仍处于空白状态，只有极少数基层院初步具备运用先进设备或手段调取分析电子数据的能力，其余检察院仍依靠传统的复制方式转化为电子数据而不是直接提取电子数据作为证据使用。以计财装备相对较好的Q省检察系统为例，其在调取分析电子数据方面也只是处于试点阶段，没有完全向基层检察院推广。根据调查情况，该省17个地市级检察院中只有7个检察院建立了电子数据实验室，130个基层检察院中只有10个检察院建立了电子数据实验室，而且其实际效能也有待司法实践检验。

二、职务犯罪侦查中电子数据应用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存在的问题

第一，检察机关对立法的呼应不足，存在“上热下冷”、流于形式等现象，缺乏与立法相承接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流程和规则。即便一些地方检察院制定出台了相应的规则和操作流程，但因其未能切实关照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实际需求，有“应景”之嫌。

第二，技术与侦查的协作机制不健全，“两张皮”现象突出。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需交其他机关执行，而电子数据的调取、分析、鉴定、勘验等具体工作需技术部门完成，容易造成二者的脱节。同时，大多数检察技术人员缺乏协助侦查人员办案的经历，实践运用和经验积累少，而侦查人员缺乏应有的技术素养，两者无法进行实际有效的密切协作。

第三，缺乏有效的人财物支持。一方面，由于对专业技术人才的储备与培养仅局限于技术部门，过于单一，导致侦查部门工作人员无法像调取其他证据一样，独立完成电子数据的调取与分析工作。而技术部门由于人数有限，从事电子数据调查取证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匮乏，再加上现有技术人员的专业能力有限，很难满足侦查部门调取分析电子数据工作的实际需要。以Q省为例。该省共有149个检察院，如果各检察院侦查部门均要求配备具有专业电子数据取证素能的工作人员的话，那么对Q省而言，即便拥有40名具备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发的电子数据取证标配资格的人员，[2]也难达到向侦查部门配备调取分析电子数据专业工作人员的条件。另一方面，办案数量最多、对电子数据调取分析需求量最大的基层检察院，缺乏调取分析电子数据所必要的先进技术手段和设施。以T市为例，全市只有市检察院设备门类比较齐全，涵盖了手机、电脑等多种类型检材，而大多数基层检察院尚处于空白，只有为数不多的基层院采购了一两套设备。侦查部门初查、立案侦查工作难度大，特别是财会、电子商务、速递物流、现代金融等领域所发生的新形态职务犯罪，单靠传统侦查方式和手段显然无法应对，不仅工作量大增，而且极有可能因电子数据的缺失导致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使侦查工作陷入僵局。

第四，侦查部门内部需求不足。比如，T市H区2014年查办的24件贪污贿赂案件中，涉及调取分析电子数据的案件就高达19件，但委托技术部门调取分析的案件数却只有1件。这里面固然有保密、技术设备限制等客观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办案单位内部动力与需求不足，电子数据在案件中的重要性及其与传统证据相比的优越性没有得到较好的体现，职务犯罪侦查人员对电子数据调取分析工作仍抱可有可无的态度。

（二）原因分析

第一，对电子数据的认知度较低。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电子数据界定不清。技术人员和侦查人员对电子数据的认知理解过于机械，往往认为那些被提取出来独立作为案件证据使用的电子数据信息才是电子数据。但从查办职务犯罪的角度讲，电子数据是建构性概念，凡是有利于查办犯罪的电子数据信息都可以被定义为电子数据。二是对电子数据在查办职务犯罪中的重要性和地位估计不足，大部分办案人员因电子数据过于繁琐，不如传统证据那样易于调取，还没有形成利用电子数据办案的习惯。但实际上，电子数据的调取分析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麻烦，“在搜索框里输入几个词，点击一下鼠标，几秒钟之内一系列相匹配的信息就能被提取出来了，而且以整齐的列表格式呈现在你面前。”[3]

第二，培训工作不到位。从全国范围看，各级检察机关的培训仍然局限于技术部门，主要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举办的技术培训、技术业务竞赛，没有将与电子数据应用相关的知识和技能通过培训模拟实验推向所有检察业务部门，特别是迫切需要具备提取分析电子数据技能的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相关技能与知识的培训工作至今没有提上日程。

第三，基础性技术手段和设施投入不足。以经济条件较好的某直辖市检察院为例，其与电子数据相关的配套设备也主要集中在电子数据实验室，软硬件也相对比较齐全，涵盖工作站、磁盘克隆、手机检测、恢复检测、分析软件等四大类，但对于大多数基层检察院而言则没有如此好的设备条件。该市只有一两个基层院主动采购了部分电子数据取证设备，技术强检仍任重而道远。

第四，制度机制建设滞后。调查数据显示，新刑诉法实施后，除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检察机关电子数据云平台使用管理办法》、《人民检察院电子证据工作细则》以及各级检察机关配合制定操作实施规则外，与电子数据实际应用相关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工作机制，特别是涉及侦查部门与技术部门进行协作或由侦查部门单独调取分析电子数据的规则几乎为零，因此亟需建立电子数据取证专业人员条件、配置标准、资质要求及其申报办法等工作机制。这种规则制度的缺失，导致实践中电子数据调取分析应用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性。T市H区检察院在查办一起贪污贿赂案件时，侦查人员为了证实谋利环节，需要调取一家私营企业的电子财务信息。但是，由于办案人员操作失当，导致所调取的电子数据出现纰漏，对办案进程造成极大影响。

第五，数据平台和外部环境搭建乏力。依托云计算和大数据库，既有的强大的系统数据集成分析能力，还没能及时转换为提升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能力，预知、预判和预警以及拓展办案空间的作用没有得到切实发挥。在数据情报采集、分析方面，检察机关虽然已初步建立起系统内的电子数据云平台，但还没有像香港廉政公署那样搭建起高度共享的数据网络平台，通过专门的内设机构专门负责收集个人和单位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线索资料，并将计算机系统与警方、工商、运输管理、物流等部门联网，供查询使用。[4]

三、职务犯罪侦查中电子数据应用的完善建议

第一，树立大数据思维，增强电子数据应用意识。鉴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人员年龄结构和知识素能的差异，应侧重以点带面、以个体促整体，鼓励侦查人员自觉树立大数据思维，增强运用电子数据的意识，逐步掌握电子数据发生、存储和检索的模式，学会提取、分析、保存电子数据，同时组织侦查人员探讨应用电子数据侦查的典型案例，学用结合、学以致用，增强侦查人员应用电子数据的主动性和有效性。

第二，构建“以信息引导侦查”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这不仅契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对传统侦查模式的优化与完善。积极构建职务犯罪侦查信息共享数据平台，辅以传统侦查办案经验和方法，尝试“用数据化的方式来全面描述一个人”，[5]以解决自侦案件缺乏全方位信息情报的问题。改变重视口供而习惯性忽视其他证据的弊病，切实发挥电子数据信息在案件侦办过程中的分析、预测与引领作用。

第三，加强相关人员的技术水平与培训力度。由于专业知识、工作职能和分工的不同，对技术部门和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工作人员的要求，特别是参与、参加办案人员的要求也应有所侧重。笔者认为，比较妥帖的办法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级院定期组办由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和检察技术部门业务骨干共同参加的联合培训，既让技术部门熟悉案件侦办思路，又让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掌握的电子数据常规处理方法。

第四，完善取证规则，明确取证程序。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级院牵头，在积极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和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修改完善电子数据勘验规则，细化电子数据调取程序，明确调取电子数据的主体、调取与流转流程等。

第五，加强技术设备和基础设施建设。电子数据证据的提取不仅仅需要专门人员和程序，更需要专门设备。但由于电子数据取证设备较为昂贵，而且使用频率并不高，如果每个检察院都建立自己的电子数据实验室，无疑是相当大的浪费。笔者建议，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及省级院牵头，根据职务犯罪侦查办案实际，有计划地在各省市建设若干电子实验室和电子数据处理与指挥中心，实现跨地区共享，统一协调和处理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所遇到的电子数据搜集提取、整理分析以及证据固化等工作。

注释：

[1]虽然选取调查对象数量不多，但有很强的代表性：一是被调查对象综合办案数量和规模可观；二是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人员及软硬件配置相对较好。

[2]从全国范围看，该省检察系统拥有具备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发的电子数据取证标配资格的人员数量已明显超出其他省市。

[3][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袁杰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页。

[4]张文博等：《论信息引导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的构建》，《法制与社会》2013年5月。

行政职务消费亚腐败的制度分析 篇7

一、行政职务消费亚腐败的制度成因

1. 中国行政职务消费制度的特点:

(1) 行政职务消费的经费以基数加增长方式进行预算。“基数加增长预算方式”顾名思义, 就是政府部门以上年度预算数额为基数, 并根据上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由政府部门在上年度数额基础上提出需要新增的开支项目, 然后在人大审议通过的一种财政预算方式。这种预算制度操作较为简单, 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但预算数字往往比较粗略, 随意性较大。 (2) 行政职务消费的结算形式实行实报实销制。实报实销制源自于企业管理, 亦成为财务报销制度, 它是指企业的雇员, 将在职务活动中发生的经济支出, 凭借合法的依据到企业的财务部门加以核销的一种内部控制制度。财务报销制度是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产物, 也是准确处理企业主与雇员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而从某种意义上讲, 政府的产生本身就与人民之间有着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人民通过纳税的形式向政府支付报酬形成一种公用资金供政府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开支, 这里面也就产生了一种财产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 (3) 领导审批制。领导审批制当前在中国又被称为“一支笔”审批制, 即行政职务消费在进行财务报销过程中必须由本单位主要领导审核通过, 签署意见, 单位财务部门才会予以报销。行政职务消费的领导审批制是中国行政领导负责制在政府部门财务管理上的一种具体体现, 也是各部门领导除人事外对本部门进行控制的另一“杀手锏”。

2. 中国行政职务消费制度缺失导致亚腐败。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中国行政职务消费亚腐败根本上在于政府官员花钱没有规矩, 是支配财力的公共权力“私有化”的结果。从制度上究其原因:首先, 基数加增长的预算方式为行政职务消费扩大化提供了机会甚至可以从某种程度上促使政府工作人员在花钱上不讲效率。以基数加增长方式编制预算较为粗泛, 且预算数目往往以政府部门申报为准, 立法机关难以把握其准确性, 因此政府自身作为“经济人”则会追求预算最大化;基数加增长预算方式以往年预算数额为基数, 这就促使政府部门在毫不考虑行政职务消费资金使用效率的前提下, 以用完所有行政职务消费预算为原则, 因为不用完则意味着来年预算的基数将减少。另外, 当前中国行政职务消费在预算方面随意性较大。在一次座谈中中国经济学家焦建国谈到的一个案例就足以证明, 中国某城市与美国的一个城市结为“兄弟城市”, 我们的市长邀请美方市长访问, 美方市长回答说今年的预算没有做出这个安排, 需要下一财政年度提出预算申请并获得议会通过后才能成行。我们的市长马上说, 不用那么麻烦, 你的所有费用我来负责。其次, 行政职务消费的实报实销制和领导审批制是中国行政职务消费隐性化、随意化的主要原因。实报实销制实质上就是委托—代理关系下的一种产权分离的财务报销制度, 政府工作人员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往往在行政职务消费上不计成本甚至以权谋私;另外, 尽管针对行政职务消费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 很多部门也在行政职务消费范围和标准等方面自行作出了更细的规定, 但是领导审批还是在整个实报实销过程中起到了决定作用, 而且部门工作人员为了自己的一些行政职务消费能顺利过领导审批这一关往往难以对领导的行政职务消费进行监督。这就为各政府部门领导们在行政职务消费中随意提高标准、扩大范围消费;公款私用、私客公请、公车私用甚至利用各种手段把部门行政职务消费资金直接转化为其个人财产提供了便利。

二、中国行政职务消费制度创新

邓小平曾经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甚至走向反面。”因此, 杜绝行政职务消费亚腐败现象必须创新中国职务消费制度。

1. 行政职务消费货币化。

即在科学设定行政工作人员个人职务消费标准的前提下, 将行政职务消费资金直接分配到个人, 按照节余自留, 超支不补的原则, 由行政工作人员自主支配。这种行政职务消费方式从理论上来说, 破解了中国长期以来实施行政职务消费实报实销制, 由于其中存在的委托—代理关系, 行政职务消费资金所有者与使用者分离, 行政工作人员在行政职务消费资金使用上不讲效率, 不讲节约甚至公款私用, 以权谋私等问题, 使行政职务消费主体与行政职务消费资金的所有者得以统一, 能够达到激励行政职务消费主体节约行政职务消费资金, 提高行政职务消费资金使用效率的效果。它是中国行政职务消费改革的主要方向。同时, 由于行政职务消费资金的产权明晰, 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往往会自觉监督部门领导的行政职务消费活动, 以防止他们随意侵占自己的财产, 行政职务消费隐性化、随意化的痼疾则自然得到治愈。行政职务消费货币化不仅可以提高行政职务消费资金的使用效率, 而且有效地消除了由于行政职务消费亚腐败所带来的不良伤害影响。

2. 强化政府财政约束。

行政职务消费货币化主要是根据经济学理论为行政职务消费引入激励机制, 从而达到减少行政职务消费中存在的浪费, 降低行政成本的效果, 但是行政职务消费货币化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行政职务消费扩大化的趋势, 政府部门出于自身利益仍然会不断向财政伸手, 所以要从根本遏制行政职务消费扩大化就必须强化财政预算约束, 斩断行政职务消费亚腐败的经济来源。强化财政预算约束就必须改革当前中国财政预算制度, 使财政预算从粗略模糊走向详细清晰, 并且提高财政预算的刚性。首先, 必须改革基数加增长预算方式, 实行零基预算。基数加增长预算方式是以前一年的实际数或前几年平均数为基本依据来确定预算年度的支出方案, 其特点是较注重过去和历史因素, 政府部门为了确保基数, 往往完全不考虑资金使用效率, 因而原有的一些不合理的、不必要的支出得以保留, 而由于财力有限, 适应新的发展需要的支出往往不能充分考虑进去, 导致支出结构和规模不合理, 支出对象之间的利益不平衡, 资金使用效率低。零基预算, 简单的说就是一切从零开始确定年度预算, 它要求对每一预算年度的预算方案都要从实际出发, 根据成本—收益分析确定各项目支出额度, 然后综合确定支出总体方案。零基预算的编制是由个体到总体、微观到综合的过程, 它有利于压缩预算中的不合理开支, 使预算编制细化, 增加预算支出的透明度, 政府各部门不再为“保基数, 争增长”与财政部门争吵不休, 有利于预算编制逐步走向规范。其次, 必须提高财政预算的刚性。在中国, 人们对预算的认识往往停留在“政府的年度收支计划”这一表层, 政府部门往往随意要求财政部门追加财政支出, 但从本质上来说, 政府预算就是法律。政府预算是一种年度立法, 必须通过立法机关或代议机构批准才能成立。而政府预算一旦被批准, 就成为立法机关对政府的授权或政府对立法机关的责任状, 并具有法律效力, 政府无权随意变更, 政府及其部门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政府部门的行政职务消费同样必须依据预算, 没有预算, 一分钱都不能花。

3. 强化制度执行效能。

行政职务消费货币化和强化政府财政预算约束固然是消除行政职务消费亚腐败的两剂良药, 但能否达到其应有的效果最终取决于其能否得到切实的贯彻落实。现代制度变迁理论认为, 由于制度变迁本身具有利益与权力调整和分配性质, 它实质是一个“非帕雷托改变”的过程, “即一部分人利益的增加可能要以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损失为代价, 或者即使全体社会成员的绝对利益都有所增加而他们的相对利益却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就会导致在制度变迁出现“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根据诺思的定义是:“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简单地说, 就是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影响, 也就是说制度变革所走过的道路会对现在和将来的制度变革产生影响。“路径依赖”的产生在于过去的制度方式产生了该种制度方式下的既得利益集团, 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会尽力使现时和将来的制度变迁按符合自己利益发展的方式进行下去, 而极力阻扰那些对自己的既得利益发生非增益性的变动的制度变革的产生。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直接表现就是执行乏力, 例如在行政职务消费货币化中政府领导们的经济控制权就会直接受到威胁, 政府工作人员也会出现为了节约自己的行政职务消费开支而行政不作为现象, 因此必须强化行政职务消费改革中的执行力。首先, 必须把行政职务消费改革作为政府部门领导绩效考核的一项指标, 使改革进行情况与其自身利益直接挂钩, 从而激励政府部门领导积极实施改革;并加强对各部门行政职务消费货币化落实情况进行审计监督;其次, 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绩效考核, 防止并严厉制裁行政不作为现象, 因为从经济学角度看, 任何人在做出某种行为前都会进行成本—收益衡量, 如果他们感到得不偿失是不会轻易去尝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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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分析论文 篇8

1 公共部门职务消费存在的问题

1.1 消费支出范围模糊, 公私界限不清

职务消费管理存在漏洞, 在合理的“显性”职务消费的掩盖下, 一些“隐形”职务消费问题有所凸显, 同时为其合理的消费行为寻找依据。公共部门人员在履行公务时必要的消费是合理的职务消费。但是有少数人员把职务消费变成贪污腐败问题的藏污纳垢之所, 以职务消费为名, 虚报冒领、行弄虚作假之实。例如有些单位在车辆维修费中虚报冒领现象屡见不鲜, 公车私用的现象更为普遍;有些单位和个人以“研讨交流”、“学习考察”的名义, 巧妙地把公费旅游隐藏在公务活动之中, 差旅费超标多等。只要是能与权利沾点边的个人消费, 不管它合不合理, 都用公款来“买单”, 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公款送礼、私客公待等现象屡禁不绝, 层出不穷。

1.2 消费结构与规模不合理

由于当前我国消费结构与规模不尽合理, 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有限资源的过度损耗。一些单位将很大一部分的职务消费纳入一般的工作项目进行支出, 没有单独列项。同时, 各个单位与部门的有些开支标准是自行制定的, 具有一定的隐蔽性。长期以来, 由于对职务消费计量的重视程度不够, 所以很难掌握职务消费的总规模, 从而使有限经费的使用效益和保障效益大幅度降低。

1.3 消费标准模糊

客观来讲, 对于公共部门职务消费标准来说大都没有严格规定, 即便在有些消费项目上有界定, 但是从总体上讲, 还是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我们就以接待费举例说明, 很多单位, 对接待的对象和接待的标准没有确切的规定, 主要就是根据领导的个人意愿, 接待的范围、标准、档次也是按照领导的想法去办, 虽然有些单位也制定了相关的规定, 但是制度往往只对下级有约束作用, 对上级来讲形同虚设, 达不到预期的作用。

1.4 监督控制难度较大

对职务消费监控, 其实质是对权力、上级和领导的监督, 而当前的职务消费在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督上都缺乏力度。一是有些单位和部门对规范职务消费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对其重要性、必要性认识不足。二是对一个人为主的职务消费大多采取实报实销的方式, 但由于存在着虚开发票的现象, 使得对实报实销进行有效监督的难度增大。三是没有专门的项目标准、核算科目与评价体系, 财务部门无法从本单位的经费运行角度, 对职务消费景象全程控制。四是外部监督主体相对于职务消费主体而言, 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 使纪检、审计等部门对职务消费进行专项监督的难度增大。

2 公共部门职务消费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2.1 传统思想和社会习俗的束缚

受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的影响, 相互攀比导致公务车的购买档次和价格不断提高, 公共部门人员没有正确理解作为公职人员应该履行的义务。

2.2 缺乏合理、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

公共部门财务是公共权力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机构, 它凭借公共权力, 花公家的钱办公家事。腐败就是利用公共权力直接或间接的为自己谋求私利。而腐败现象的出现主要在于职务消费没有“规矩”, 是公共权力支配财力“私有化”的结果。在职务消费问题中, 预算约束缺失是制度的根源。长期以来, 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管理模式:从预算开始, 就从未在人头费和车辆费的预算上进行定额明晰和细化。由于预算规定标准存在很大的弹性空间, 执行标准又不统一, 导致领导在单位和各部门中开展工作时不计成本, 无度消费。传统的预算只重投入, 不注重产出, 预算支出的用途与计划和活动结果没有联系, 致使不计行政成本、不讲行政效率。各级部门在预算执行结果上公开透明不够, 在预算制定科学合理性不够, 预算执行过程缺乏公平性, 预算法规意识较弱。在实际管理中, 未将公共部门职务消费开支预算单独编报。

2.3 内外监督制度不完善、体制不健全

要严格执行职务消费制度必须要有完备的内、外部审计和监督。审计不严极易导致职务消费的失控。当前公共部门对职务消费的监督主要来自职务消费管理者, 而监督者同时也是职务消费的受益者, 基本无法起到独立监督的作用。同时, 职务消费的监督不利导致透明度不高。透明度具有一定约束力, 领导都怕出头, 都争取自己的开销比别人的少。花销“少”可以树立领导的严谨和廉洁形象, 进而在仕途发展道路上有很大的影响。而从我国的职务消费的情况来看, 领导干部公车使用费、差旅费、招待费等公开的情况很少, 人员对职务消费的支出方向和具体数字了解少, 监督自然变得很困难。

3 规范公共部门职务消费的对策

3.1 加强思想教育

公共部门职务消费改革是对公共部门职务消费传统管理模式的全方位改革。它不仅仅是制度的改革, 也是对人员思想观念的更新和转变。公务员职务消费的改革, 主要对象是公务员群体, 在这其中领导干部占主要部分, 改革的推行者和组织者也是领导干部, 对当前的利益格局进行再调整。当某种程度上改革革到自己头上的时候, 有些人难免会产生想法, 会有抵触情绪。对此, 领导干部必须要充分认识职务消费体制的改革必要性和重要性, 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出发,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高度, 排除思想观念上的阻力, 激发改革的动力。要一切从大局出发, 支持改革, 规范和执行改革的各项要求。要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 对人员从思想观念进行更新, 创造良好的改革舆论环境。治理职务消费, 必须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和牵引, 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优良传统, 正确对待改革带来的利益调整, 从思想上彻底根除铺张浪费的主观意图。统一思想了, 职务消费问题的解决就有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坚实的思想基础。

3.2 创建标准体系, 实现职务消费标准化

推行职务消费标准化, 要始终本着从实际目标出发, 明确项目标准, 确定保障原则, 保留合理、适度的消费项目。根据职务消费需求变化, 完善消费项目目录, 将各类职务消费纳入统一职务消费动态项目库, 建立起完整的科学项目标准。职务消费的总量及个项目的额度标准, 要在全面摸底, 精确核算的基础上, 按适当的比例下调。既要防止消费的标准过低, 影响了正常的工作运转;又要防止消费指标的定额过高, 部门没有能力负担。绝对不能够把职务消费视为是福利待遇, 职级化, 将同职同级“一刀切”。要以实际的消费为依据, 与实际的绩效挂钩起来, 打破传统的职级观念。部门与部门之间工作任务、工作量不同, 同级别不同职务干部之间工作性质不同, 核定经费的标准就必须有差异, 这样才能够更有利于调动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3.3 创新管理办法, 提高用于职务消费的经费使用效益

在职务消费管理方面, 可以采取总量包干和单项控制一起结合的消费方式。总量包干是根据历年的开支总量和当年权力部门对市场价格波动的预测情况, 对已经确定的消费项目, 确定本年度平均的消费量, 实行“包干到人、超支自付、余额结转下年度、总量控制”的办法。

3.4 建立健全监督公示机制、强化监督控制

职务分析论文 篇9

1 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特点

2008年以来, 从我院查处的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案件来看, 共查处10件、涉案人员17人, 集体犯罪3件10人;性质上看:受贿犯罪5人, 贪污犯罪9人, 挪用犯罪3人, 从职务上看:乡镇副职1人, 村书记7人, 村委会主任3人, 村会计2人, 村委会班子其他成员4人。我们从调查和对上述案件的分析看, 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和犯罪原因。

1.1 辐射面广, 犯罪主体相对集中

一是犯罪人员多是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会计, 具有一定的人、财、物支配权、管理权, 易于发生违法犯罪行为。据调查, 在查处的“村官”职务犯罪案件中, 有90%的案件是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会计共同作案。二是党员占绝大多数。8起案件中, 党员占95%。农村党员干部的职务犯罪在一定程度上严重践踏了农村基层民主, 败坏了党的廉洁形象。

1.2 常用的作案手法

一是虚报支出或多报重报支出进行贪污。主要表现在村干部利用采购材料、经办有关业务或公益之机挖空心思, 虚开发票或者虚挂往来中贪污。二是收入不上账或多收少上账, 这是当前农村干部职务犯罪主要手段之一, 所占比例较大。这一作案手段表现在一些农村干部在土地开发征用费、有关部门的返还款项以及在变卖出售集体财产的过程中, 将收入不入帐或少入帐而予以侵吞占为已有, 从中收取回扣和手续费。三是相互勾结, 合伙私分。村级财务科目较为简单, 资金来源每位村干部都清楚, 一人私吞容易出事, 不得不串通合谋, 是典型的“群蛀一窝黑”型, 村干部和农民矛盾尖锐, 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大, 一旦查处往往是“一窝端”, 能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四是截留各种指标、补助款等进行贪污、挪用。

1.3 涉嫌贪污、受贿犯罪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

近几年, 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由一般管钱物人员向领导干部漫延。过去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绝大多数是直接管钱管物人员实施的贪污, 挪用公款等侵财型犯罪。但是近年来, 农村基层领导干部在变卖出售集体财产的过程中贪污、受贿犯罪不断增加。

1.4 财务管理制度形同虚设

少数村干部乘机胆大妄为, 将本应自己支付的一些费用入账报销, 有的甚至利用职权巧立名目开白条, 入账报销, 重复支出, 作假票据, 以及擅自损毁、更改原始凭证等。

1.5 社会危害性大

农村基层干部违法犯罪, 直接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 往往诱发不稳定事件, 影响全市的新农村建设。

2 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危害和成因

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危害性主要表现在, 一是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妨碍了党和国家政策、法规的贯彻执行, 严重影响了农村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二是损害了农民群众的利益。少数农村基层干部利用职务之便, 在征地、农村基本建设等过程中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坑农害农, 使农民群众蒙受了重大经济损失。三是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由于少数农村基层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 自己捞钱, 中饱私囊, 缺乏带领农民走上共同致富道路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致使一些农村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 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四是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安定和政治稳定。

当前, 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是:

2.1 财务管理混乱且无透明度

村级财务没有严格执行有关的财务管理法规, 有的白条入账, 有的账目不全, 有的既掌权又管账, 有的会计、出纳一身兼, 民主理财流于形式, 制度不落实。这些违规违章操作为滋生职务犯罪提供了温床。

2.2 对村级干部监督不到位

一方面, 上级主管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缺乏定期和不定期落到实处的检查和审计, 给了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另一方面, 农民群众缺乏监督意识, 也是造成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重要原因。由于文化素质等原因, 大多数农民逆来顺受, 对农村基层干部的职务犯罪行为, 不会管、不愿管、不敢管, 一些农村干部抓住农民群众的这个心理弱点, 侵吞公款, 敛取钱财。

2.3 村级财务人员文化程度偏低

没有受过专业的财务知识培训, 大部分为初中文化程度, 加之思想教育工作薄弱, 法制观念淡薄, 在物欲的诱惑下, 自控能力不足。

2.4 忽视思想教育和世界观的改造

少数农村干部综合素质较差, 法律知识贫乏, 长期疏于政治学习和世界观改造。有的干部受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和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 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滋生。

2.5 对农村基层干部的管理任用把关不严, 也是造成农村干部职务犯罪的一个主要原因

一是贿赂村民选举成为一种新的犯罪形式;二是在农村换届选举过程中有些乡镇干部不能依照原则和程序办事, 把一些政治素质不强, 工作能力差, 法纪观念淡薄, 没有群众威信的人选拔到村级领导岗位上来, 引发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

3 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预防对策

3.1 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努力提高农村干部的素质

要选好干部, 从组织上保证干部质量。选任村干部要实行公推公选, 真正实现民主, 让那些群众信得过, 能真正带领农民发家致富的人担任村一级干部。目前, 正在进行村民自治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 要抓住定有利契机, 把那些有能力、有水平, 能够真正带领农民致富人选进村委会班子。同时要经常性加强农村干部的素质教育, 思想道德教育和反腐倡廉教育, 增强他们拒腐防变的能力。

3.2 加强制度建设, 强化监督管理

一要健全财务制度。会计、出纳要严格按照《会计法》和有关财经制度的规定, 认真履行财务管理和财务监督职能。二要坚持实行对村干部进行定期审计和离任审计制度, 加强监督。三要加强对专项资金专用票据的规范人管理。相关职能部门要对土地补偿费、林地补偿费等专项资金和有关的专用票据加大监督力度。四要改变农村基层干部和会计的隶属关系, 会计由乡镇农经站人员分包, 这样会计可以充分履行监督职责, 使农村基层干部在财经制度上没有漏洞可钻。五要积极推行村务公开、政务公开, 实行民主理财, 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对财务的监督作用。

3.3 加强法制宣传和教育, 搞好思想预防

采取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纪律教育, 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的素质, 筑起思想、道德、纪律、法律四道防线, 从而预防职务犯罪行为的发生。同时还要针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实际情况, 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 广泛开展交心谈心, 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 使农村党员干部在思想上自我预防。另外, 针对农民群众法律观念淡薄的特点, 检察机关要主动出击, 利用人员聚集的场所等机会, 采取“送法下乡”等形式, 深入农村开展法制宣传和反腐败宣传, 增强群众的监督意识。要经常组织农村基层干部到警示教育基地进行警示教育, 为他们敲响警钟, 让他们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

3.4 加强预防工作, 防止职务犯罪行为的发生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 要充分发挥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能作用, 积极探索出一条切合农村工作实际的预防犯罪新路子:一是结合办案提出检察建议, 做好个案预防、案后预防工作;二是开展重点岗位预防, 重点防范对象为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会计、出纳。

3.5 加大打击力度, 以打击促预防

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方针, 在农村公布举报电话。检察机关要认真办理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案件, 尤其对农民反映强烈, 造成重大影响的案件, 要组织力量认真核实, 及时做出处理, 以查办的实际效果震慑犯罪分子, 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摘要：为更好服务新农村建设, 使农村经济得到顺利、健康的发展, 我们对我市近年来发生的涉及农村和农业的职务犯罪的工作环节进行了预防调研,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预防农村干部职务犯罪的对策。

关键词：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特点,原因,对策

参考文献

职务分析论文 篇10

一、医药购销领域职务犯罪的犯罪特点分析

(一) 商业贿赂突出

当前医疗系统的职务犯罪以受贿罪为主。某院2008年至2010年来立案查处医药卫生系统的案件共8件8人, 其中涉及受贿的案件有7件, 占全部案件的87.5%。

(二) 以窝串案形式出现

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犯罪往往以窝串案的形式出现, 查办一名行贿人, 就会带出多个性质相同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某院在2008年3月近一个月内连续立案查办了医疗卫生系统的7所医院8名正副院长涉嫌受贿罪, 均是通过对行贿人代某进行立案侦查, 从中挖出的窝串案。

(三) 易发案环节稳定

在医药卫生系统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的购销环节, 由于市场机制未能形成良好、有序的竞争环境, 导致采用行贿手段达成合意的方式时常出现。

(四) 社会危害性较大

其危害主要表现在:第一, 生产、经营企业和个人以回扣等商业贿赂为手段, 向医疗机构推销质次价高的药品和医疗器械, 导致医药服务价格不断攀升, 直接损害广大患者的利益;第二, 收取的“回扣”、“好处费”均直接打入医疗机构进货成本。涉案人员为获得回扣、提成, 滥用某些药品和高值耗材, 既损害患者健康, 又加重患者经济负担;第三, 严重腐蚀了医疗卫生队伍, 滋生了腐败和贿赂型职务犯罪。

二、医药购销领域职务犯罪的原因分析

1.由于国家物价部门对药品存在虚高定价, 形成医药购销虚高价格, 医院就有了较高的售价, 即使从药商手中进药的价格高一点也能保证医院的利润。加上财政投入不足, 不少医院普遍存在“以药养医”问题, 于是部分医院以“养医”为由, 以高价出售药品, 掩盖其以较高的价格进药而收受回扣的事实。药品价格虚高产生的利润在流通环节的产生, 使药品经销商在药品购销中向医院领导及医务人员行贿过程中有了更多的操作空间。一些厂家通过提高或者变相提高药品价格从而提高利润, 加大给医院或医生的回扣空间, 以此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2.医疗卫生系统的监督和管理机制不健全, 权力过于集中, 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 从客观上给贿赂型职务犯罪提供了空间。随着药品及医疗器械购销矛盾日益突出, 营销形式和手段不断翻新, 医疗机构的主要领导、有关科室的负责人等关键人员的地位和作用也随之显现出来, 成为药品及医疗设备营销商们“主攻”的对象, 加之一些医疗机构只注重内部的业务建设, 而忽略了对医院领导和关键人员的管理和监督。

3.招投标制度缺陷, 对药商的监管乏力。当前药品采购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各医院跟市里的标, 另一种方式是各医院药事委员会组织招投标。因为跟市里的标是使用标的的品牌和单价, 而各医院在选择药品供应商上有较大的“选择”权, 由于物价部门定价问题等原因, 药商的利润空间依然较大。为了提高医院到自己药房采购药品的“积极性”, 药商采用各种手段“见缝插针”, 贿赂采购药品医院院长。各医院药事委员会组织招投标, 因建立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 对院长采购药品的监督也大多流于形式, 监督乏力。而从目前经营模式来看, 很多医药公司在药品销售上都是交给私人在经营, 药商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 就会对医院相关人员行贿, 以增加药品销售量。医院得利的相关人员和药商构成了利益共同体, 一般不会主动反映, 即使有人想举报也因不知道相关情况而无法举报。此外, 执法部门因医药购销法律法规的滞后性及其他原因, 对行贿人的打击力度有限, 而有关监督部门 (如药监部门) 则因监督手段疲软等原因, 不易发现其各种违法乱纪行为。

4.涉案人员个人法制观念淡薄。首先, 对法律认识上的误区, 是导致贿赂型职务犯罪的主观原因。从查办的医疗系统发生的贿赂型职务犯罪案件来看, 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涉案人员虽然文化程度较高, 但法律意识较差, 对罪与非罪的界线认识不清, 错误地认为在药品、医疗器械等采购活动中, 自己利用职务之便或者本人没有直接受贿, 收受一点“回扣”、“好处费”不是犯罪, 而只是违犯行规。其次, 价值观的畸化。一些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追求个人享乐, 抵制不住诱惑, 经受不住考验, 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第三, 心态的失衡。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收入差距问题, 很多医药卫生系统的工作人员存在收入的攀比的心态, 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

三、医药购销领域的职务犯罪治理对策

(一) 加强监管, 严密监管体系

对医药购销领域的职务犯罪预防不仅是某一个部门的事, 更需要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地方政府、检察机关、审计部门、卫生部门、社会相关协会组织等都应该参与进来。特别是检察机关作为职务犯罪的预防部门, 应当与卫生系统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预防职务犯罪的新途径、新方法, 建立和推行兼职法制副院长工作机制, 选派优秀检察官担任医院法制副院长, 从五个方面履行工作职责:一是要针对医疗卫生单位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积极帮助建立和完善管理制度, 从源头上堵塞管理上滋生腐败的漏洞。二是要积极组织医疗卫生单位干部职工开展形式多样的预防职务犯罪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增强干部职工的法治观念和拒腐防变意识。三是要在医疗卫生单位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和预防咨询活动, 针对一个时期医患纠纷中群众反映强烈的涉医职务犯罪隐患问题, 特别是暴露出来的吃回扣、收红包等潜规则问题, 要积极向医疗卫生单位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坚决纠正不正之风, 疏通医患关系。四是要帮助医疗卫生单位进一步规范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集中采购以及医疗卫生单位基本工程项目的建设, 切实预防要害部位、关键环节的职务犯罪。五是要在医疗卫生单位积极组织开展“服务优质, 干部优秀”活动, 营造廉洁从医氛围。

(二) 加大对医药购销领域的职务犯罪行贿受贿人的处罚力度

要建立和完善对行贿人的从业禁止处罚制度, 建立“医药购销领域的职务犯罪行贿受贿不良记录黑名单”, 将违法违规医务人员列入“黑名单”, 永不录用并予以通报或在医疗系统进行公布, 同时取消行贿药商在医疗机构的经营权、参与国家药品招投标权。此外, 要遏制通过商业行贿获取巨额利润的行为, 还必须运用高额经济处罚的手段才能奏效, 20万元的最高行政处罚额度已无法达到打击商业违法行为的目的。逐步扩大检察机关在医药领域招投标的行贿违法犯罪档案的查询力度。

(三) 促进体制改革, 解决各种矛盾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药品及医疗器械等营销市场体系体制, 确保药品及医疗器械实行阳光交易。一是国家要尽快建立药品及医疗器械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 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切实规范药品及医疗器械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二是全面推行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医用试剂等以招标投标方式进行购销, 逐步实行挂网竞限价购销, 使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医用试剂等在“阳光”下进行交易, 切实降低流通环节的成本, 真正让利于民。三是积极探索药品及医疗器械等实行专营的市场流通新路子, 切实减少药品及医疗器械等流通环节的中间“水分”, 从体制上解决医疗机构药品及医疗设备购销环节诱发贿赂型职务犯罪问题。

(四) 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

首先, 医疗机构要针对内部在药品、医疗设备、医用耗材等采购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和一些关键人员, 制定切实可行又可操作的相互监督和相互制约的防范制度。二是对已经进入药品及医疗设备集中招标采购的医疗机构, 应切实加强对招标采购的药品及医疗设备在中标单位配送环节的监督, 制定相关防范制度和措施。三是医疗机构内部纪检、监察部门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监督职能作用, 将制度监督、职能部门监督、群众监督有机结合, 形成监督合力, 进一步增强内部监督透明度, 使那些违规、违法行为无立足之地。

(五) 严格控制药品及其他医疗用品价格, 截断贿赂之源

国家物价部门要严格控制药品及其他医疗用品的价格, 防止药品及其他医疗用品的虚高定价, 大大压缩流通的中间环节的价差“水分”, 缩小产品销售的利润空间, 使那些靠不正当手段进行促销的生产企业和营销公司, 没有丰厚的物质条件行贿医疗机构或医疗机构相关人员, 切实从源头上治理医药购销领域的职务犯罪。

摘要：医药购销领域的职务犯罪作为一种腐败现象破坏了公平竞争、良性运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已经成为影响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的一大“公害”。文章从医药购销领域的职务犯罪的特点和原因入手, 就其现状和社会危害进行客观分析, 并对预防医药购销领域的职务犯罪发生提出对策。

职务分析论文 篇11

关键词：职务犯罪 特点 原因 对策

治理腐败、防范和遏制职务犯罪是全党和全社会的共同任务，也是我国当前廉政建设和法制建设中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职务犯罪的形式、特点、规律也在不断变化。我们必须针对新形势下职务犯罪出现的新特点、新动向，加强调查研究，积极探索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有效途径，逐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机制。

一、职务犯罪的界定

（一）职务犯罪的概念

职务犯罪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职务犯罪是指有职务的人利用职务进行的犯罪；狭义的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滥用职权，或者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破坏国家对职务行为的管理活动，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依照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的总称。本文所指的职务犯罪是狭义意义上职务犯罪。

（二）职务犯罪的构成要素

第一、从犯罪主体上看，职务犯罪的犯罪主体对象复杂化，年龄界限不明显。第二、从犯罪客体上看，职务犯罪中侵犯财产及渎职犯罪居多。第三、从犯罪主体的主观过错上看，职务犯罪的行为人大多数都是故意犯罪，只有少数是过失犯罪。第四、从犯罪的客观表现形式上看，职务犯罪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态：首先，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故意进行犯罪。其次，故意不正确利用职务进行的犯罪。最后，利用职务过失造成的犯罪或不正当利用职务过失造成的犯罪。玩忽职守罪、重大责任事故罪等均属此类犯罪。行为人应当正确履行职务，但由于其主观上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而没有履行职务或不正当履行职务，以致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

（三）职务犯罪的新特点

从大量的已被揭露出来的职务犯罪案例来看，当前我国职务犯罪发展的新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案件数量居高不下，大案要案急剧增加。第二，职务犯罪的群体化、集团化趋势愈加明显。第三，职务犯罪的行业性特征明显。第四，犯罪主体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职务犯罪主体日趋年轻化，随着我国干部的年轻化，腐败分子也在年轻化。第五，犯罪嫌疑人携款潜逃、逃避打击问题较为突出。第六，职务犯罪手段的多样化、智能化。

二、职务犯罪的危害

职务犯罪一旦产生，其危害性是不容低估的。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由于其主体和行为的特殊性，较之一般刑事犯罪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严重动摇党的执政地位，破坏国家政权的根基。其次，破坏国家正常社会秩序，妨碍政府的效能。第三，破坏国家的经济秩序，妨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发展。职务犯罪会妨碍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使正当竞争的环境丧失。构成对投资的妨碍，影响投资环境，从而阻碍经济的发展。而且职务犯罪对市场经济最直接的影响是给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巨大损失。最后，腐蚀社会风气，导致社会道德的沦丧。职务犯罪与普通犯罪相比，其危害性不仅表现在毁掉一批干部，对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它还表现为腐蚀人们的思想，打破公众心理均衡，冲击社会价值观念，造成思想混乱和道德滑坡。

三、职务犯罪的原因

职务犯罪产生的成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政治体制方面来看，第一、权力过分集中，监督机制失衡。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是我国职务犯罪的重要因素。第二、改革开放以来，新旧体制转换存在漏洞，为职务犯罪提供土壤和条件。第三、工作机制和管理方式尚待完善。第四、惩治职务犯罪的立法不完善, 执法上存在偏差。

从立法方面看，我国现行的刑法有关职务犯罪的规定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无惩罚性经济条款。其次，《刑法》多條规定“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必要目的，“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必要目的，也就是说自然人或单位在谋取正当利益的情形下，即使向国家工作人员或单位行贿也不构成犯罪，存在逻辑上的不科学性。最后，相应司法解释滞后，且存在高法、高检不统一现象。

从执法方面看，由于对刑法条文本身理解的不一致，职务犯罪主体的特殊性、手段的复杂性、高智能性，以及少数司法人员徇情枉法、徇私枉法等原因，客观上减弱了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

四、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

要打击职务犯罪，根本在于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针对职务犯罪发生的主客观原因，本文提出如下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

首先，强化公职人员的思想教育，提高其防腐拒变的能力。其次，强化法制建设，完善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第三，严格司法，加大打击力度，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功能。第四，完善监督机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第五，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防范措施，完善重点防范制度。第六，加强国际合作，共同预防职务犯罪。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职务犯罪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只有理论联系实际，针对职务犯罪的特点、危害、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寻找和认识职务犯罪的客观规律，积极探索治理腐败和职务犯罪的治本之策，并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制度和法律机制，才能不断铲除腐败现象和职务犯罪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从源头上遏制和防范腐败现象和职务犯罪。惩治腐败是提高我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相信在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不断推进，公务员队伍将会更加廉洁，政治将会更加民主和谐，社会将会更加文明进步。

参考文献：

[1]贾宇主编,刑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2]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3]阮齐林著.刑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4]张明楷著.刑法学[M].法律出版社,2010.

职务分析论文 篇12

当前,职务犯罪日趋复杂化、智能化、隐蔽化和科技化,如何从以获取言词证据为核心的传统人力密集型侦查模式向信息密集型、科技密集型的现代化侦查模式转变,是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转型发展的关键。2011年以来,随着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信息化和侦查装备化的推进,各地检察机关在办案实践中运用技术装备和工具有效突破案件的成功案例越来越多,尤其随着手机普及程度的逐年提高,话单分析技术已成为职务犯罪侦查中使用最广泛的技术手段之一。

1 话单分析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应用

检察机关通过通信运营商调取的话单中通常包含主被叫号码、通话开始时间、通话时长、对方归属地、基站区域码标识(LAC)、小区标识(CI)等信息,此外,还可以根据需要调取机主的开户信息和手机串号(IMEI)等。

1.1 交际圈分析

在案件初查阶段,我们需要掌握嫌疑人的相关信息,比如家庭成员、职务职级、社会交往等情况,而通过话单分析得出的交际关系是相对客观真实的。根据近年来话单分析辅助自侦部门查办案件的情况,主要分以下几类:(1)业务型。主要看是否符合公务人员的工作规律,与嫌疑人的通话次数在工作时段内较其他时段明显要多,是工作或业务关系的可能性较大。(2)朋友型。主要看饭时联系次数,主要看午饭和晚饭时间前后与嫌疑人的联系次数,饭时联系次数较多除家人外,是朋友的可能性较大。(3)情人型。此类型规律也比较明显,主要看私密时间的联系次数和时长,除亲属外在午休时间,晚上甚至凌晨联系次数较多,且存在单个长时间电话的情况,是情人的可能性较大。(4)行贿型。特定节假日(尤其是春节、中秋等)和特定事件前后出现的相同号码,且平时有业务来往的,可列为行贿的排查重点。

我院2013年办理临淄区交通局副局长提某受贿案时,在话单分析中发现一个以王某名字办理的手机号码与嫌疑人月通话21天,月通话总时长343分钟,月短信话单150余条,而且晚上21点到早上7点之间联系次数多达271次,鉴于此,我们判定号码使用人和提某关系暧昧,后经核实该号码为提某情妇马某使用,并且两人育有一子,名下有两套房产和大量银行存款。

1.2 活动轨迹分析

从通信运营商调取的话单中包含的基站区域码标识和小区标识可以用来判定嫌疑人通话时所在的位置,结合通话时间就可以掌握嫌疑人的活动时间、空间轨迹,如果结合时间线进行分析就可以得出嫌疑人一段时间内的活动规律,从而为抓捕嫌疑人提供便利。此外,通过话单轨迹还可以掌握嫌疑人未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房产信息或者其情人的居所地。

2014年我院在办理淄博市规划局局长焦某受贿案时,通过前期话单分析发现,焦某在淄博有多处住宅,其中经常居住场所有两个,平时上班时间在其单位附近家属院居住,周末和老婆、孩子到博山区某高档小区入住。针对以上情况,最后采取了在周末实施抓捕的方案,有效降低了案件的影响,排除了阻力,为案件的进一步展开赢得了宝贵时间。

1.3 更换号码推断

在侦查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嫌疑人由于有所发觉或者案发潜逃更换手机号的情况,通过话单分析可以找出嫌疑人新的手机号码。首先过滤5-7名必要联系人,可能是其家人、亲戚、朋友、同事或者犯罪成员等,将嫌疑人旧手机号码停用前后几个必要联系人的话单进行碰撞分析,与外围调查相结合,从中找共同关系人,从而发现嫌疑人使用的新号码。

2014年我院在淄博市第七中学王某受贿案的调查过程中王某潜逃,原手机号弃用,为了能够尽快找到王某使其归案,我们调取了王某6个月的通话记录,从中发现有几个号码和王某联系较为密切,经过核实其中最为密切的号码是王某的母亲张某的号码。我们调取了几名密切联系人的话单进行碰撞分析,发现一个可疑的蚌埠市固定电话每隔1天晚上20点后会与张某联系,初步怀疑可能是王某,后核实该固话位于蚌埠市兴业街和体育东路交叉口附近的小超市,自侦人员现场蹲守一举将现身的王某抓获。

1.4 证人口供印证

在有些受贿案件的办理中,嫌疑人自认为没有留下确凿的证据,在有行贿人证明的情况下,仍然对犯罪事实矢口否认,这时为了提高行贿人证言的效力,我们可以调取嫌疑人和行贿人的通话记录,查询在该时间点通话时所处的位置,核实能否与行贿人的证言中所供述的行贿地点或者交易地点相印证,然后结合我们掌握的案情进行分析,以此还原整个行受贿过程,为案件的审理提供证据支持。

2014年我院查办的临淄区畜牧局副局长冯某贪污、受贿案中,行贿人刘某供述行贿事实后,冯某拒不承认,我们通过冯某和刘某通话记录的碰撞分析,发现几次行贿时冯某与刘某均位于同一基站附近,并结合附近能够调取的监控探头拍摄的冯某车辆照片,最终对冯某受贿形成了有力的证明。

2 目前话单分析存在问题及完善建议

2.1 话单调取欠方便

目前通信话单的调取权限最低是市级的运营商,对于区县级检察院的工作带来了些许不便,而且话单最多只能调取6个月,而职务犯罪涉案期限一般都大于半年,想用话单分析发现远期线索无法实现。此外,对于案件突破比较关键的短信内容运营商反馈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无法有效调取。

完善建议:与当地运营商沟通建立协作侦查配合机制,下放话单调取权限到区县公司,提高查询响应时间。在话单分析的同时加大手机取证的配合力度,弥补短信内容无法查看的不足。

2.2 话单内容欠详细

通过运营商调取的话单仅能反映用户的主被叫和短信收发状态,亦即用户的业务状态,而用户空闲状态在话单上是不显示的,因此导致话单分析虽然带有用户的位置信息,但难以反映用户的实时位置。比如嫌疑人18点后没有拨打或接听任何电话,那么我们通过话单是没法判断其18点之后的准确位置的。

完善建议:在案件侦查过程中,除了调取通信话单和短信详单外,可以跟运营商沟通在必要时查询手机的实时占用基站信息(主要指手机空闲状态的基站占用信息,据此得出用户的实际位置),这样对于分析嫌疑人活动轨迹和定点抓人作用较大。

2.3 基站定位欠准确

在运营商的网络优化参数表中,位置区域代码与小区代码都有对应的基站经纬度、本小区天线的方向角、俯仰角、天线类别,天馈高度等详细信息,但是出于保密的要求,大部分基层检察院都拿不到运营商的网络参数,多数时候是根据话单分析软件来分析基站的经纬度,但是话单分析软件中获取的经纬度是根据某种算法计算得到的,比如有些是通过Google网站实现,其结果与真实基站位置是有偏差的,这会导致话单分析的轨迹信息有一定偏差。退一步讲,就算我们能够拿到运营商的经纬度对应信息,由于城市楼宇密集,无线环境比较复杂,每个小区的覆盖半径也根据环境而变化。

完善建议:尽量想办法拿到当地运营商的基站经纬度信息;在分析的过程中亲临现场观察基站的塔形和高度以及覆盖环境;结合手机定位设备准确定位用户的具体位置。

2.4 数据碰撞欠全面

目前,在话单的分析中主要还是6个月内嫌疑人以及与其相关人员的话单碰撞分析,但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这些数据量的分析显得不够全面,不符合侦查技术发展的大趋势。

完善建议: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建立全国检察机关电子数据云平台,各级检察机关把已侦办案件的话单分析和手机取证结果上传至服务器,办案部门可以根据嫌疑人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即时通讯账号、邮箱等进行关联碰撞分析,更好的为职务犯罪侦查提供线索。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进一步与公安机关的数据库联网,进行更全面的信息碰撞分析,真正实现大数据服务执法办案。

3 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