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增长率（精选12篇）
消费增长率 篇1
国家统计局在2 0 0 8年2月公布的“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07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了4.8%, 其中肉禽及其制品上涨了31.7%, 居各类消费涨幅之首。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 肉禽及其制品中涨幅最高的是猪肉, 比上年同期上涨了45.85%。统计公报还显示, 2007年全年猪肉总产量减少了9.2%。显然, 按供求定理, 猪肉价格的惊人涨幅与其产量的减少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控制猪肉价格的暴涨趋势, 有必要对猪肉消费的需求作出合理预测, 为猪肉产量的决策提供依据。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猪肉的消费也将稳步增长, 本文将从人口增长和收入增长对猪肉消费需求的影响入手, 解释稳定价格下猪肉产量的合理增幅。
由于城镇与农村的人口增长状况、收入增长水平等均有所差异, 为了提高预测的准确性, 笔者首先分别分析城镇和农村的居民收入增长情况以及各自的收入弹性, 然后结合各自的人口增长状况, 预测出猪肉的消费量增长率, 作为指导猪肉生产决策的参考依据。
一、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预测及猪肉消费收入弹性
1、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预测。在表1中列示了2002年至2007年各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长状况。利用表1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的数据, 采用趋势预测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法, 2003-2007年对应的时间序列变量x为1-5, 可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y的预测方程:
将2008年对应的时间序列数值x=6代入方程, 得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预测数为:
据此预计2008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86× (1+17%) =16130 (元)
2、城镇居民猪肉消费收入弹性。表2是2006年按收入等级分城镇居民家庭每人可支配收入及每人全年购买猪肉数量统计表。由于2007年的统计数据尚未公布, 因此笔者根据这张表揭示的2006年数据计算猪肉消费收入弹性。
之所以用同一年份不同收入阶层的猪肉消费量变化数据为基础, 而不用不同年份不同收入对应的猪肉消费量变化数据为基础来计算收入弹性, 是因为不同年份的猪肉消费量变化不仅受收入变化的影响, 还受价格变化的影响, 即用不同年份的数据难以区分计算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同一年份的猪肉消费量在不同收入阶层间的变化, 是在同一年份价格前提下的变化, 其变化主要是由于收入的变化所引起的, 因此可以较好地用以计算说明收入弹性。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测数为16130元, 收入水平介于表2中“中等偏上户” (14049元) 和“高收入户” (19069元) 之间。因此, 可以运用插值法测算出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为16130元时的每人全年购买猪肉数量为:
所以, 2008年的城镇居民猪肉消费的收入弹性 (E1) 预测数为:
二、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预测及猪肉消费收入弹性
1、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预测。表3中列示了2002年至2007年各年的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及增长状况。
利用表3中平均每人年纯收入增长率的数据, 采用趋势预测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法, 2003-2007年对应的时间序列变量x为1-5, 可得平均每人年纯收入增长率y的预测方程:
将2008年对应的时间序列数值x=6代入方程, 得到2008年农村居民平均每人年纯收入增长率预测数为:
据此预计2008年的农村居民平均每人年纯收入为:4140× (1+16.07%) =4805 (元)
2、农村居民猪肉消费收入弹性。表4是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人均猪肉消费量情况统计表。因为2005年按人均纯收入五等分的人均猪肉消费量是笔者所能找到的最近一期数据, 因此笔者用它结合该年的人均纯收入数据来测算农村居民猪肉消费的收入弹性, 使用的方法及其理由与测算城镇居民猪肉消费收入弹性时相同。
2008年农村居民平均每人年纯收入预测数为4805元, 介于表4中的“中高收入户” (4003元) 和“高收入户” (7747元) 之间, 运用插值法测算出农村居民平均每人年纯收入为4805元时的人均猪肉消费量:
据此可以进一步预测2008年的农村居民猪肉消费的收入弹性 () :
收入弹性的计算结果显示, 我国的农村居民猪肉消费的收入弹性和城镇居民猪肉消费的收入弹性是比较接近的。
三、人口增长率和猪肉消费总量增长率的预测
人口的增长会带动猪肉消费的增长, 预测猪肉消费总量的增长需要考虑人口增长因素。表5是1998-2007年城镇和农村历年人口增长率统计表:
根据表5中城镇历年人口增长率的数据, 使用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法, 将1998-2007年的时间序列设为1-10, 得到城镇人口增长率的预测方程:y=0.05868-0.00307x。将2008年对应的时间序列值x=11代入方程, 得到2008年人口增长率预测值为:
根据农村历年人口增长率的数据, 使用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法, 将1998-2007年的时间序列设为1-10, 得到农村人口增长率的预测方程:y=-0.01464+0.00003x。将2008年对应的时间序列值x=11代入方程, 得到2008年人口增长率预测值为:
将预测出的城镇和农村2008年的人口增长率、人均收入增长率、收入弹性等指标汇总在表6中, 并计算猪肉消费总量增长率:
在表6中, 猪肉消费总量增长率按下列公式计算:
猪肉消费总量增长率= (1+人口增长率) × (1+人均猪肉消费增长率) -1
从表6可以看出, 08年猪肉的城镇消费总量预测增长4.68%, 而农村的消费总量预测增长0.52%。因此, 为了维持价格的稳定, 城镇和农村猪肉的供给也应该保持相应的增长率。
我们也可以使用相同的方法测算全国的猪肉消费总量增长率。以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比例作为权数, 对人均收入增长率进行加权平均, 得到所有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率2008年预测数为16.49%。又已知城镇和农村猪肉消费的收入弹性比较接近, 都大于0.12并且小于0.13, 出于方便的角度考虑, 令其均等于0.13, 这样会导致猪肉消费总量增长率预测数略微变大, 但误差很小。略微放宽收入弹性的取值, 使猪肉消费总量增长率预测数略微变大, 据此作出的生产量决策会相应变大, 因此也是一种有利于降低猪肉价格的稳健考虑。另外, 用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法测算出2008年预计总的人口增长率为0.43%。于是, 2008年人均猪肉消费增长率预测数为:
猪肉消费总量增长率预测数为:
也就是说, 若想保持07年的价格不变, 08年的猪肉产量应该比去年增加2.58%。若要使价格有所回落, 则增产的幅度应该更大。
若使用相同的方法在06年预测07年的猪肉消费总量增长率的话, 2007年猪肉消费总量预测增长率应为2.64%, 那么合理的做法是猪肉生产也应该增加相应的幅度。然而, 实际上2007年的猪肉产量并没有相应的合理增长, 反而减产了9.2%, 供不应求的直接结果是07年猪肉的价格指数较上年同期上涨了45.85%, 成了推动物价上扬的领头羊。
四、结论
控制物价上涨过快的措施应该点面结合。提高利率是面上的措施, 总体上能起到抑制需求的作用。点上的措施, 笔者认为控制猪肉的价格上涨是当务之急, 因为猪肉的价格涨得非常凶猛, 给其他各类商品很强的价格上涨示范效应和传动效应, 给公众造成很强的价格上涨预期。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 要防范更强烈的大面积的价格上涨冲击, 就必须压住猪肉价格的上涨势头。民以食为天, 对于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低的猪肉消费, 调高利率是难以抑制其需求的, 人们对猪肉消费的总需求将随人口的增长而稳步提高。因此, 在宏观上加强供给管理, 适当增加猪肉供给是非常必要的。根据预测, 为保持07年的价格水平, 08年的猪肉生产供给应比上年增长2.58%。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Z].2008年2月28日。
消费增长率 篇2
摘 要:在外部需求减弱的背景下,要实现保增长的工作目标,必须要扩内需。而长期以来我国的增长模式是依靠投资和出口推动,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加速了这种增长方式的失败和破产,迫切需要进入到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良性发展模式。
关键词:保增长;内部需求;投资;消费;经济结构
面对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国际市场需求疲软的外部环境,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就只能更多的刺激内需。而内部需求分为投资和消费,如果说扩大投资对经济增长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那么扩大消费则是长远之计。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保增长最能鼓舞大众信心
经济发展离不开信心的支撑。人民信心充足时,消费者敢于消费,投资者敢于投资,整个经济就有了活力。当前的经济危机对各国人民的信心都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同样是往市场上投入一笔资金,这笔资金被消费者、投资者或者银行贮藏起来,还是被运用并在整个市场中流通,所起到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而这些货币被贮藏还是马上进入流通,关键在于人民的信心。我个人认为欧美国家上万亿美元的大手笔救市方案之所以被没有起到预想中的作用,人民信心的降低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温总理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是很准确、很关键的。
很多的学者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各种有利因素出发,向大家阐述了一个问题:我国经济有各种各样的优势,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啊!我觉得更直观的给百姓带来信心的,还是经济增长率。太多的经济指标,专家懂得但是老百姓不懂,老百姓能懂的经济指标不多,经济增长率多数人还是能简单地理解一些的。如果今年我国连续几个季度的GDP增长率都是5%、6%,那学者们说再多的有利因素,百姓也不会认为经济已经好转,信心也不会增加。从保持信心方面来讲,不论何种方法先让经济增长率涨上来是十分必要的。保增长,短期还要靠投资
2.1 消费短期内难以启动
在外部需求急剧减少的形势下,为了保增长就必须要扩大内需,而内需又分为投资和消费。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来看,扩内需主要是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靠消费来拉动经济的增长应该是更合理的发展方向,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目前就是这样的。但是,转变发展方式远不是一年内能够完成的,为了恢复人民的信心,就要我们用最短的时间尽可能的来保增长,从短期看,我国也靠消费来保增长却是不太现实。目前制约消费的主要原因无非就是人民没有钱花和即使有了钱也不敢乱花的问题,无论是增加人民的收入,还是完善住房、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短期内都不易实现。因此,在保增长的巨额投入中,必将有大部分作为投资。
2.2 从投资的特点看,易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首先,投资具有见效快、持久性强等特点。虽然当前民间资本“惜投”心理较重,投资乘数比以往都小,但巨额投资对经济和就业的直接拉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涉及基础性产品需求,其关联产业多且传导时间长,因而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持久一些。
其次,从操作层面看,投资项目储备已久,便于政府有关部门直接实施。同时,由于我国近几年经济过热、通胀压力较大等原因,各地一直想上而未上的项目都被搁置或延缓建设,可以借此机会落实这些项目。
再次,从保增长的方案内容看,其结构较为科学合理,预计效果会比较好。中央4万亿投资既有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也兼顾了保障性住房、自主创新、生态环境、医疗卫生、灾后重建和农村民生等方面的需求,总体上结构比较合理,符合我国国情,也反映了当前社会各界的诉求,特别是自主创新、民生保障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资,对增强技术拉动增长作用、居民消费信心和能力,保持我国经济长期平稳发展,将产生积极作用。本篇论文由网友投稿，3COME文档只给大家提供一个交流平台，请大家参考，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尽快处理。3 保增长,长期应该靠消费,扩大消费必须要经济结构调整
3.1 没有金融危机,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势在必行
30年来,我们实施了出口导向战略和重商主义政策,一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内外经济失衡,经济结构扭曲,分配不公等等。目前的经济困难,有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也有经济体制中的弊端的积累和反映。依靠投资和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加速了这种增长方式的失败和破产。
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发展,成就伟大而非凡。但这种完全依靠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对资源和环境的耗竭让全世界不堪重负,中国GDP只占全世界的6%,但万元GDP能耗却远高于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
目前不仅要解决好近期内保增长的问题,更要制定和实施一个大调整的长期战略,以改变结构失衡和实现体制转型,并把二者恰当地结合起来。比较而言,结构调整和体制转型比短期救急保增长更重要、更根本、更困难。因为,救急是必要的,而关键则在于治疗和康复。如果说在解决短期问题上,可以利用政府主导的体制优势,迅速而果断地采取一些重大措施,那么,在解决长期战略问题上,行为短期化显然是不足的。
3.2 优化投资、消费结构,协调好两者比例关系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重投资,轻消费”,两者失衡的矛盾十分突出。假如消费长期乏力,很可能会导致投资“踩空”,形成产能过剩;而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及消费品质的提升,则可以反过来拉动投资,并对投资的方向构成“倒逼”,驱使产业结构更加合理。通过消费扩张带动经济增长,进而促进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早在去年中共十七大和“十一五”规划中就有明确表述,这符合市场规律和全球潮流。
消费特别是结构合理的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之一。我国虽处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阶段,但迫切需要进入到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良性发展模式。从消费率看,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偏低,即最终消费率从1979年的64.4%下降到2008年的48.6%,而1980年-2006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一直维持在70%-80%。从消费主体结构看,政府消费比重从1994年的25.3%上升到2005年的27.2%,同期居民消费比重则从74.7%下降为72.8%。从消费的城乡市场结构看,城乡消费差距在不断拉大。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占全国消费总额的比重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7年的25.6%。从家庭消费支出结构看,住房、医疗、教育和保险等支出约占家庭全部消费支出的47%,食品、服装和通讯等生活消费占33%,储蓄约为20%。可见,过高的房价和社会保障不健全压缩了家庭消费支出,削弱了居民消费能力,这不仅不利于我国经济转型,也与我国发展经济的初衷相违背。
所以必须要优化投资、消费结构,协调好两者比例关系,把刺激消费需求放到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来。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最好把政府消费和大众消费区分开来。弗里德曼说过:自己为自己花钱物美价廉,别人为别人花钱物次价高。这说的是一个效率问题,政府消费和投资相当于为民众花钱,普遍而言,这种行政配置资源的效率要低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参考文献
消费持续增长生产增速放缓 篇3
产量增速有所放缓。未来我国将持续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随着资源约束趋紧，水产品产量增长空间将受到限制，加之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生产比较收益下降，调结构、转方式、提质增效已成为水产品生产关注的重点。因此，展望在2015年预测的基础上，调低了水产品产量水平。预计2016年我国水产品产量将达6805万吨，比2015年增长1.7%。“十三五”期间，水产品产量增长缓慢，年均增长1.3%，至2020年达7180万吨。展望后期（2021—2025年），产量增长将进一步放缓，2025年产量达7498万吨。展望期间，水产品产量年均增速预计为1.1%。在“以养为主、养捕结合”方针的指导下，水产养殖仍将是中国渔业生产增长的主要动力，养殖产量占水产品总产量比重将持续增加，至2025年所占比重将接近77.5%。
消费持续增长。预计2016年水产品总消费量为6813万吨，比2015年增长1.8%。“十三五”期间水产品总消费量将持续增长，年均增长1.4%，2020年水产品总消费量7203万吨。2025年水产品总消费量将进一步增至7542万吨。展望期间，水产品总消费量年均增速为1.1%。从各类消费看，直接食用消费和加工消费均持续增长。预计2016年直接食用消费量为2908万吨，比2015年增长2.9%。2020年水产品直接食用消费量将增至3150万吨。2025年进一步增至3331万吨。展望期间，水产品直接食用消费量年均增长1.5%，高于水产品产量增速。与此同时，水产品加工消费也将持续增长。预计2016年全国用于加工的水产品将达到2340万吨。“十三五”期间，水产品加工消费年均增长将达2.4%，2020年加工消费量将增至2573万吨。2025年将继续增至2845万吨。
进出口量先减后增，净进口量不断增加。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外水产品进口需求持续不振，加之国内加工成本不断上升，部分加工企业向周边国家转移，给我国水产品进出口带来了巨大的下行压力。2015年我国水产品实际进出口量均有所下降，比2015年预测水平分别低7.1%和5.8%。未来世界经济仍将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国内加工和生产的劳动力成本仍将保持刚性增长，环境成本将不断上升，短期内水产品进出口形势仍然不容乐观。基于上述判断，结合实际调研，在2015年展望预测的基础上，将2016年、2017年水产品进出口量调改为小幅下降。预计2016年我国水产品出口量和进口量分别为396万吨和403万吨。2017年水产品出口量和进口量将继续降至387万吨和399万吨，之后转为持续增长。预计2020年水产品出口量和进口量将分别达395万吨和418万吨，净进口量将增至23万吨。展望后期（2021-2025年），水产品进出口量将持续增长，2025年出口量和进口量将分别达408万吨和452万吨，水产品净进口量进一步增至44万吨。
消费增长率 篇4
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 国内消费品市场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但较之上年增速有所回落,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仍居三大动力之首, 但力度有所减弱。1~10月,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90308亿元, 同比增长13%, 名义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1.1个百分点, 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1.4%, 比去年同期回落0.4个百分点。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5.9%, 比去年同期低了9.1个百分点。11月份, 消费品市场出现加快发展势头, 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1012亿元, 同比名义增长13.7%, 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1.8%。
2013年, 中国消费品市场运行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乡村市场消费增速快于上年, 也快于城镇。1~10月, 乡村市场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4.5%, 比去年同期提高0.1个百分点,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4%, 高于去年同期0.6个百分点;同期,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分别比城镇高出1.8和1.1个百分点。
2.餐饮业市场增速下降, 限额以上企业 (单位) 收入负增长。1~10月, 全国餐饮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9%, 增速比去年同期下滑4.3个百分点, 其中限额以上企业 (单位) 餐饮收入同比下降1.7%, 而去年同期是增长12.7%, 反差明显。这也是自对该项数据进行统计以来首次出现同比下降。
3.大型百货店销售增速继续呈下降走势。据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统计, 1~10月, 全国百家大型零售企业 (主要是百货店业态) 零售额同比增长9.1%, 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0.9个百分点, 较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低3.9个百分点。尤其5月以后增速逐月下降, 5~10月分别增长11.6%、11.5%、9.7%、8.8%、5.7%和2.7%。 (详情可参见本报告热点六)
4.汽车、石油及制品等对消费增长的贡献继续降低。1~10月, 限额以上企业 (单位) 汽车、石油及制品零售额的增长仅仅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个百分点, 比去年同期又下降0.2个百分点, 而该项数据在2010年与2011年分别为5.3和4.3个百分点, 形成了逐年下降的走势。
5.“三公消费”大幅减速。其范围之广, 从高档白酒、奢侈品、餐饮、酒店、旅游, 直到月饼、大闸蟹、贺卡, 无不受到冲击或影响。2013上半年, 涉“三公”消费类上市公司的业绩集体减速。前三季度, 五粮液酒净利润同比下滑8.95%, 其中第三季度降幅高达52.36%;高端餐馆湘鄂情前三季度亏损3.03亿元, 同比降幅高达343.88%。广州珠江新城的高端酒店已有十几家因公务宴请急剧减少而关门, 有的礼品印刷公司已印好的年历全部滞销在库达五六百万元。
6.小型商业保持快速增长。1~10月, 限额以下企业 (单位) 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4.8%, 比去年同期又加快1个百分点, 对商品零售额增长的贡献率为51.9%, 比去年同期提高2.9个百分点;限额以下企业 (单位) 餐饮收入同比增长14.9%, 比去年同期加快1.3个百分点, 对餐饮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106.7%, 比去年同期提高38.3个百分点。这种情况显示大众化消费依然旺盛, 对全年消费的贡献增加。
7.下半年以来物价上涨速度加快, 而消费实际增速放慢。上半年CPI同比上涨2.4%, 涨幅低于去年同期0.9个百分点, 而6~10月, 每月的CPI增速均已高于去年同期, 10月份CPI上涨3.2%, 高于去年同期1.5个百分点, 11月略有回调为3%。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增长11.4%, 快于去年同期0.2百分点;但6月份以后, 随着CPI上涨速度的加快, 每月的实际增速呈下滑走势, 而且均低于去年同期实际增速。例如, 9、10月份实际增长率均为10.2%, 分别低于去年同期1个百分点和1.3个百分点。
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预计, 201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将略超13%, 实际增长在11%以上, 均低于上年。市场专家对其中原因做了分析点评:一是,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后, 相应带来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减慢。2013年前三季度,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9.5%,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 分别比去年同期回落3.5和3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名义增长12.5%, 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9.6%, 也分别比去年同期回落2.9和2.7个百分点。然而, 从2013年城乡消费增速均高于收入增速看, 居民消费信心和销售增长率仍处在正常范围。二是, 中共中央的“八项规定”、中央军委的“禁酒令”等一系列遏制公款消费、狠杀奢靡之风的“组合拳”, 致使公款消费大幅下降。据有关资料, 三十多年来, 我国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80年代在21%~23%;90年代在24%~25%;2000~2010年提高到26%~27%;2011年达到28%;而且从1978年到2011年, 有22年政府消费增速高于居民消费增速, 这34年平均每年政府消费增长率比居民消费增长率高出1.4个百分点。专家们一致认为, 2013年遏制公款消费的行动将会一直持续下去, 从而使这种不正常的局面逐步得到扭转。三是, 持续几年的消费补贴政策基本退出, 使政策带动起来的消费需求迅速收敛。四是, 物价的持续上涨, 收入增速的减慢以及官方“节俭令”对民间的示范作用, 都促使居民消费更趋理性, 更偏重实惠适用;特别是80后、90后人群已成为消费的主力, 他们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与其前辈明显不同, 商品价格较低的网络购物成为最主要的消费渠道。专家认为, 这种理性化、讲求实际的消费行为, 虽然会使消费增速有所下降, 但却是消费心理成熟的表现, 有利于促进商业转变营销方式、调整经营结构, 实现转型升级。
展望2014年, 多数专家预测中国消费品市场将继续平稳增长, 物价指数会控制在较低水平, 但名义和实际增速仍会继续小幅回落;此外, 消费品市场上自主消费、理性消费特征也将进一步增强。做出这个判断有以下几点依据:
(1) 2014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开启之年, 为了保证各项改革措施的顺利施行, 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仍会放在突出位置, 预计经济增长目标在7%以上, 中央政府将采取有效的宏观调控和激发市场活力的措施,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保持居民收入的平稳较快增长。从2013年第四季度情况看, 中国经济已呈现出稳中向好的态势, 国际经济企稳回升的因素也在增多, 从而为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奠定比较牢靠的起点, 进而为中国消费品市场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
(2) 2014年,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反浪费、反奢靡之风、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会进一步加大。2013年10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对党政机关经费管理、国内差旅、因公临时出国 (境) 、公务接待、公务用车、会议活动、办公用房、资源节约等各个方面做出了全面规范。对2014年中国消费品市场来说, 畸形的公款消费、非法的腐败消费必将受到更加有力的遏制。
(3)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要让“消费者自主选择、自主消费”。这意味着, 今后政府用财政补贴刺激城乡居民购买某类商品的政策性消费将彻底退出市场, 消费品市场将回归到完全由消费者自筹资金、自主购买的内生性增长。在这种情况下, 理性消费的意识及行为必然会有所增强。
工业能源消费和工业经济增长关系 篇5
(一)我国工业能源消费不均衡的原因。新型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一直是我国能源利用的软肋,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新型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很低,究其原因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一)我国地大物博,资源、能源丰富,尤其是煤炭和石油的存储量丰富致使我国工业发展首先以消耗煤炭等化石能源为主。(二)我国虽然是经济发展大国,但是科技创新能力偏低,对新型资源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技术不高或者意识不健全,没能充分意识到新型能源的重要性。(三)我国对核电的开发相对落后,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核电的开发和利用在能源消费结构中明显滞后,而核能具有非常高的能源消费意义。
(二)我国经济增长的发展形势。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开始逐渐强调协调发展轻工业与重工业,以出口工业带动国内经济发展,同时以进口替代政策,实施优先发展经济工业的策略。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发展稳步上升,发展工业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占有比重越来越大,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有的比重越来越高。另外国家加强了基础工业的投资力度,引进外资和控制物品价格来促进工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
二、工业能源消费和工业经济增长的关系
由以上内容和数据显示,我国工业能源消费与工业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业能源消费形式、耗源类型和能耗比重都与工业经济持续增长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二十一世纪,现代化的工业要求运用科技提高工业经济产能,建立自动化的高效生产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来全面提升工业经济增长速度,避免工业生产对能源的过分依赖。十八大以来,国家一直在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进行改革和调整,目的是有效协调经济发展和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发展,全面的实现国家经济增长的二次飞跃。工业能源消费和工业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如下,
(一)工业能源的消费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工业能源是工业经济增长的关键,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能源能够为工业生产提供电能、工业原料和能源产品。能源科技是现代工业经济增长的创新力量,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增长是新世纪经济发展的主体,是摆脱过分依赖能源消耗换取工业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能源的科技创新推动新型工业迅速发展,为工业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条件。
(二)工业经济增长增加能源消耗需求;传统意义上,工业经济的增长一定会刺激对工业能源的消耗,例如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交通运输业飞速发展,从而对煤炭和石油的消耗越来越大。新形势下,工业科技和工业技术创新为新能源的利用和开发提供了技术优势,能够促进工业经济增长由单一能源消耗到多次能源消费转型,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和工业能源消费的持续稳步发展。
三、总结
工业能源是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不仅为工业生产提高能源动力、能源产品和能源科技,而且为工业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保障和改革创新,避免工业经济增长对工业能源形成过分依赖。现代工业发展要求工业能源利用创新来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工业的电气化、机械化和能源的均衡利用是实现工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的关键。
禽蛋：产量增速放缓消费稳步增长 篇6
过去30年，中国禽蛋生产得到了较快发展，产量年均增长率达6.5%。目前，中国是全球第一大禽蛋生产国，占世界禽蛋产量的40%左右。2014年全国禽蛋产量2894.0万吨，同比增长0.6%，为近5年来较低增速。据测算，2014年禽蛋总消费量2880.0万吨，同比增长1.0%；全国集贸市场鸡蛋零售均价达10.83元/公斤，同比上涨9.4%，创历史新高，全年蛋料价格比达3.43：1，同比上涨8.1%，为近3年来年均历史高点，蛋鸡养殖效益较好。由于国际蛋价上涨，2014年中国禽蛋出口快速增长，禽蛋出口量94582.7吨，同比增长1.4%；全年禽蛋贸易顺差达到1.89亿美元，同比增长7.8%。
未来10年，受利于家禽集约化、规模化发展，中国禽蛋产量将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但受环境保护、市场发展等因素制约，小规模养殖户加速退出，蛋鸡养殖规模结构进一步调整优化，禽蛋产量增速将放缓。预计2015年，禽蛋产量同比增长0.9%，到2024年达3210.6万吨，展望期内年均增速1.0%，相比过去10年年均增速略有放缓。
未来，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及城镇化步伐加快，禽蛋消费将继续保持稳步增长。2015年禽蛋总消费为2906.5万吨，同比增长0.9%，2024年为3195.8万吨，展望期内年均增速1.0%。其中，禽蛋加工消费515.7万吨，年均增速1.5%，显著高于总消费增速。人均消费量缓慢增长，城乡差距依旧明显。展望期内，城乡居民人均禽蛋消费量年均增长0.7%，增长缓慢，到2024年达到17.1公斤/人；其中，城镇居民年人均禽蛋消费量达到19.7公斤，农村居民人均禽蛋消费量达到12.5公斤，城乡间差距依旧明显。
未来，禽蛋贸易继续保持顺差格局。出口量10万吨左右，出口市场仍以周边国家和地区为主。
积极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 篇7
一是增加就业提高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提高和稳定就业率, 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就业。继续提高社会保障标准, 多渠道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 增加农民和城市困难群众的收入。同时努力创造条件, 让城乡居民拥有更多的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二是培育拉动力强的消费新增长点。扩大住房消费, 加快中低档住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 重视县城、老旧小区、棚户区、城中村的改造。积极培育汽车消费, 组织开展好各类汽车展销活动, 推动二手车交易市场建设和发展。
三是促进消费升级和完善消费环境。继续推广节能和新能源汽车, 出台鼓励节水产品、家庭自给式太阳能产品消费, 扶持文化产业, 引导旅游消费, 加强商贸流通、宽带网络等消费基础设施建设, 鼓励电子商务、网络购物等新型消费业态, 研究实施信用消费促进政策等。
四是要大力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目前农村人口消费在全省消费总量中的份额还不高, 巨大的农村消费潜力需要释放。要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 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农村流通体系和市场建设, 为农民消费提供便利。
五是促进投资转化为消费。民生工程是投资与消费的结合点, 要增加对各项民生工程的投资, 把突出的民生问题解决好, 加强对社会保障体系和文化、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的投资, 努力通过投资拉动就业、增加收入、改善环境、促进消费, 形成投资与消费的良性循环。
六是认真组织好夜间消费。夜经济的繁荣是衡量一个城市活力的重要内容, 每个城市都要根据当地特点形成有特色的夜市中心、文化活动广场, 通过推出一批购物街、小吃街等消费场所, 打造一批夜间购物、休闲、餐饮的夜经济商圈和品牌。同时作好商家和公交延时营业, 保证夜经济安全有序。
七是促进旅游服务消费。近几年旅游正在成为辽宁省消费的增长点, 我们要因势利导满足群众的需求。要利用“十二运”、“世园会”扩大影响, 树立形象, 打造品牌。重点把温泉旅游、乡村旅游、沟域旅游规划开发建设好。
体育消费增长的策略分析 篇8
1 体育消费的含义
从整体方面来说, 体育消费实际上就是指人们在进行体育活动方面而进行的个人消费, 以及经济支出。这种消费对于人们而言, 主要目的是为了取得健康、陶冶情操、享受生活、欢度假期、改善生活、促进德智体全面发展而进行的各类与体育相关的经济消费。例如:人们因为个人的兴趣爱好或者生活需要在社会上参加了武术、健美、网球、游泳、溜冰等体育方面的专业培训, 这些所花的钱就是
掘了体育明星的商业价值, 而体育明星恰恰能够使自己的价值附加到体育产品上。我国健身行业的发展相对于其他体育项目要提前一些, 这是因为早在十几年前有个叫马华的健身爱好者把健身操带到了千家万户, 而刚刚认识到生命在于运动的中国人意识到了健身的好处, 体育产业顺藤摸瓜, 使健身器材产业蓬勃发展。带动体育发展, 独领风骚的体育明星最具有商业价值, 而更多人的关注也使这些人给做更好的自己带来了动力源泉, 这就是体育产业对体育文化的促进作用。
5.2消费产业的传播对体育文化的影响
作为一个强势和丰富的体育产业, 它的基本点是让人们熟知它的个性和魅力, 顾客看到某一事物能够想到它, 这就说明它深入了大众。顾客能够从一个简单的名称或标志里萌发丰富、深刻的联想, 很多联想往往可以带给他们难忘的体验。比如, 看到红色的钩子会想到耐克“Just do it”的体育精神;看到Kobe单场独得81分的广告, 最后告诉你经过训练你也可以做到的豪言, 它给了人们一种进取的态度, 让人们看到了体育的独特魅力, 这是信息化社会自我独立性重要的标志。
5.3品牌效应对体育文化的影响
体育产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必定产生它的品牌, 这是他们倡导的体育精神日积月累得到的。而它所创造的品牌和我们通常所说的商标是不能混淆的, 它不是一个空洞的命题, 这个品牌力包涵着体育的精神力量, 给人以振奋, 它帮助体育文化把体育的理念扩大化, 广泛化和真实化。达到了品牌的销售策略后, 对于体育产业也是一体育消费的一种形式了。
2 当前体育消费的情况
产业化道路已经成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标准化道路, 这也是新时期体育改革的一项重点内容。产业化几乎等同于市场化, 这作为体育事业由原来的福利型转向经营型的一个过程, 产业化有着重要的发展意义。体育消费的集中化是我国体育市场形成的前提。市场行情证明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着体育消费水平的高低, 因而对于经济发达的国家, 其体育消费水平显然高于不发达的国家。
但是从我国的消费市场上来看, 我国体育的消费额在体育消费总额中占有的比例较少, 因而体育事业的发展潜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实现了小康的生活,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另一方面, 人们对身体健康的关注程度比以前更强了, “自我体育”意识在不断增强, 使得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社会体育的热潮。从这种社会现象不难看出, 国家如果积极引导体育事业的发展, 促进体育消费的扩大, 必将推动经济的增长, 这是符合社会潮流发展的趋势, 是体育发展观和体育服务观的心形式。
个催化作用, 企业必须要维护好品牌, 于是形象代言、售后服务等项目相继而生, 对于企业的人事管理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对于代言人而言, 维护体育产业的形象是他们的责任, 所以说品牌效应对体育文化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5.4个性化对体育文化的影响
随着我国体育产业各领域的不断开拓, 体育品牌的经营与开发得到了重视, 包括体育比赛、活动和体育组织冠名权的经营;体育组织比赛的标志、专利, 以及使用权的开发;体育赛事转播权的转让;体育组织运动员名誉与肖像权的投资经营和广告活动等。激烈的体育产业市场竞争中, 各体育用品制造商和体育服务公司, 要通过自身的产品品牌理念看准市场, 找准定位, 这既是社会体育文化消费的要求, 也是体育产业市场有序竞争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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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体育消费低的主要原因
造成我国体育消费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原因有很多种, 不仅仅是国家整体实力的薄弱, 更主要的是社会经济不发达导致个人经济能力的不足, 对于体育消费还不能完全适应或者接受, 这些因素都是造成体育消费偏低的原因, 笔者分析总结了最主要的三个方面的原因, 即:社会原因、文化原因、个人原因。
3.1 体育消费低的社会原因
群众健身所需的场地设施缺乏以及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队伍力量不足是导致体育消费较低的社会原因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两种情况基本上决定了社会因素的主要构成。
(1) 根据天津、杭州、宁波、苏州、无锡、南京等城市的体育消费调查报告可以知道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 就是各地城市的社区体育场地设施严重缺乏, 有些城市基本上没有什么公共的社会体育设施, 这可以作为降低体育消费下降的一大社会原因。此外, 很多地区在进行建筑过程中就没有把体育设施作为建设项目的内容, 使得体育设施不能及时安放在地区, 或者安放设施的时间很迟, 多数情况都是“形式主义”, 这些都是存在的普遍比较严重的问题。
(2) 体育设施是社会原因的一个方面, 体育消费水平不高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人们的体育意识不够强。体育意识薄弱一方面是个人的兴趣爱好问题, 另一方面就是缺乏必要的科学指导。当前我国社会体育的指导员队伍建设尚未完善, 指导人员的体育专业水平低, 数量也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而社会上存在的体育培训机构, 也大多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开设的, 根本不是为了真正的宣传体育消费。体育培训机构大多数只要交了钱, 都可以拿到体育相关的证书, 水分极大。
3.2 体育消费低的文化教育原因
教育理念、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原因是文化教育原因的主要表现形式, 文化原因对居民的体育消费影响力较大。例如:一直以来, 高考对于每个成长中的学生来说都是一道巨大的门槛, 这不仅仅是因为高考对于学生的前途影响, 更主要的是学生为了高考而没有顾及到体育的重要性。家长、教师以及学校都没有对体育课给予足够的重视, 这就更加削弱了学生们的体育意识, 长期下去学生都对体育失去了兴趣。作为国家的培养团队, 对体育人才或者运动员的培养方式十分单一, 这就使得一些体育特长的人不能很好的发挥自己的体育潜能。培养的单一模式, 也误导了不少人, 他们认为体育优秀者是“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人。此外, 国家运动员的过度训练和疏忽导致的伤病, 使很多人都认为体育会伤害人的身体, 而忽视了它对健康的重要作用。笔者从事体育教学多年, 经常体会到人们对体育的误解和不重视。
3.3 体育消费低的个人原因
多数人都认为个人因素是阻碍参与型体育消费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此外, 个人的文化素质和体育知识也是重要原因。例如:从事科教文工作的人员, 由于其个人经济能力的不同, 以及个人消费观念的不同, 因而对于体育事业的关注程度就会不同。另外, 对于年龄较大的人群而言, 其空闲时间较长, 经济来源有稳定的保障, 加上自身的身体健康需要, 就会更加注重体育方面的, 老年人相对其他人群来说, 拥有充足的闲暇时间, 也有一定的经济来源保证。老年人喜爱参与体育活动来锻炼自己的身体, 大多数老年人可以通过体育来消除孤独、治病防病、健康长寿。年轻人则因为精力旺盛、好胜心强, 对于身体的外边比较注重, 希望经过体育活动来提升自己的运动能力。这些都是对体育的一种观念转变, 但是由于对体育以及健康意识的不足, 让他们舍不得将部分经济开支放在体育上, 这些传统的思想阻碍了他们的消费观念。
4 提升体育消费的策略
(1) 政府要充分发挥政治职能。对市场经济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 鼓励学校、企事业单位建设开放场馆设施, 积极建设体育设施给人们进行体育锻炼。对于群众性体育健身娱乐市场需要积极引导和培育, 还有一些中、低档次的体育产业应该作为俱乐部面向大众。高档俱乐部也可以适度发展, 将中国的体育设施和国外的结合起来, 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者对体育健身娱乐的需求, 号召人们积极参与。
(2) 完善体育运动组织的管理制度。主要工作目标是对于社会的体育指导员进行专业培训, 使其所开设的体育培训班或者体育场馆更加具有专业化元素, 这样才能真正满足人们对体育的热爱, 满足人们科学健身的需要。从学校角度来说, 对于有经济条件的高校, 需要积极引进体育设施, 开展体育教学工作。让一些对于体育爱好的学生去学习专业的体育知识, 培养他们成为体育人才。学校还可以通过开设体育专业课来进行相关的人才培养, 为以后成为合格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奠定基础。
(3) 积极开展全民健身活动。通过对体育活动的宣传, 让人们意识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从而带动人们参与体育消费的积极性。强化全民参与健身体育活动的意识和科学健身的行为, 引导和发动群众参与体育运动, 从而扩大体育人口、活跃文化生活。需要强调的是, 尤其对于儿童要及时加以引导, 而不能强行的或者人为地压制其运动的天性, 这样会误导他们对体育活动的认识和理解。另外, 国家教育部门和学校的管理部门应该积极采取措施, 对学生的体育意识进行栽培, 如教育部就提出了“阳光体育”。
5 结语
综上所述,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的不断扩大, 其经济发展方式也将逐渐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方向。人们对于体育锻炼的热爱和追求必将带动与体育相关的产业发展, 让每个人都会享受体育带来的快乐。另一方面,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国家和政府将会加大对体育产业的政策支持, 这对于体育产业而言是十分有利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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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推动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篇9
一、甘肃消费支出的现状
(一)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减弱
2000-2008年, 甘肃生产总值增长2.02倍 (支出法, 现值) ;其中投资增长3.32倍, 最终消费增长2.07倍, 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消费增长速度。同时, 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呈逐年下降趋势, 从2001年的91.85%下降为2008年的70.84%, 2006年仅为49.58%。
(二) 最终消费中政府消费增长速度高于居民消费
2000-2008年, 全省居民消费支出从496.35亿元增长到1276.99亿元, 8年间增长1.57倍;而同期政府消费支出从139.37亿元增长到672.84亿元, 增长3.83倍, 政府消费支出增速明显高于居民消费支出。从最终消费的结构看, 2000年, 居民消费支出占78.08%, 政府占21.92%;到2008年, 居民消费支出占比下降为65.49%, 政府消费支出上升到34.51%, 政府推动消费增长的趋势明显。
(三) 农村居民消费低于城镇
2000-2008年, 全省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从206.07亿元增加到443.21亿元, 增长1.15倍;而同期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从290.28亿元增加到833.78亿元, 增长1.87倍。从居民消费结构看, 2000年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比为41.52:58.48, 到2008年变化为34.71:65.29, 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呈明显减弱趋势。
二、影响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分析
(一) 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产生制约
凯恩斯认为, 随着收入的增长, 居民消费支出也随之增加, 但消费增加的幅度低于收入增加的幅度, 即边际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近年来,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 甘肃人民收入和消费支出都呈现增长趋势, 但不同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明显不同, 低收入人群消费率明显高于高收入人群, 随收入增加, 消费率呈现递减趋势。以农村为例, 2008年甘肃农村人均纯收入2723.80元, 消费率88.15%。其中高收入户人均纯收入5841.40元, 低收入户人均1124.77元, 两类人群收入相差4716.63元, 前者是后者的4倍多。从支出情况看, 低收入人群处于负债消费状态, 其负债率高达34.36%;而高收入人群消费率仅为71.49%。全省60%左右的农村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这种收入差距扩大导致低收入群体对消费需求产生抑制、高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降低, 进而使得全社会消费受到限制。
(二) 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 居民消费信息不足
目前,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 城镇非就业人员社会保障覆盖面还很小,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很低, 农村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虽然已经建立, 但补偿标准依然很低。同时, 随着就业、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各项改革的深入, 城市居民自己承担部分越来越多, 消费者对未来预期支出在增加。虽然各项改革基本到位, 但不确定因素增加 (如医疗、教育) , 居民风险和自我保护意识明显加强, 致使民众不得不选择高储蓄来应对意外事件的发生, 即便是在征收利息税和低利率前提下, 仍为求规避风险, 满足未来预期消费。因此, 量入为出, 增加储蓄仍将是多数居民的选择。随着民众储蓄的持续增加, 即期消费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
(三) 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广大农村地区消费不足
在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下, 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会福利将广大的农村居民拒之门外, 使他们不能够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权利, 甚至在消费权利等方面也受到歧视。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因面临农业收入、子女教育支出、医疗支出、失地补偿等方面较多的未来不确定性而增加预防性储蓄, 也使得农村居民收入虽有所增加, 但其有效消费需求却不足。
(四)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 造成居民消费能力不足
与全国一样, 长期以来, 甘肃实行的是高积累高投资和低收入、低消费政策, 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较大幅度地落后于GDP的增长速度, 积累率、投资率偏高, 最终消费率下降, 导致社会总产品的使用结构出现失调。2000-2008年, 甘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916.25元增加到10969.41元, 增长1.23倍, 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084.00元增加到2723.80元, 增长1.51倍;但与GDP增长相比, 仍处于较低水平, 这就直接造成生产、流通、分配、交换的循环过程发生阻滞, 使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反作用力不能充分发挥。
三、激励消费, 推动经济增长的相关对策
(一) 通过提高居民收入的手段, 扩大消费亮点
当期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 居民消费的多与少直接取决于收入水平。因此, 当前扩大消费首先就要努力增加居民收入。首先要采取措施多渠道增加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全国各地纷纷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 以促使企业相应提高职工的工资收入, 甘肃同样应该在考虑省情的基础上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推动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同时, 要按照甘肃省“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农民增收六大行动”, 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其次, 当前消费品中含有的税收比例过高, 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物价高于群众可承受水平, 因此, 通过“让税”等举措切实增强居民可消费能力, 从而推动消费的增长。三是要进一步扩大就业。只有实现就业, 居民收入才有稳定来源, 才能使消费主体增加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四是要通过有效手段增强财富二次分配的公平性, 在有效控制高收入人群收入的基础上, 大幅度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 从而推动社会消费总量的增加。
(二) 着力提高居民的潜在消费能力
当前, 医疗、教育、养老和住房等问题一定程度上也影响或限制了人民的消费需求与消费能力, 因此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甘肃省“十二五”规划纲要确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保障和改善民生, 促进社会和谐, 锐意改革创新, 不断扩大开放, 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例如, 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提出要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健全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继续建立健全城乡居民基本住房保障制度。如果这些政策措施得到有效落实, 将不仅增加广大居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进而增强其消费能力, 而且还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进而释放其消费能力。
(三) 逐步破除城乡二元经济体制, 大幅度提升农村消费能力
长期以来, 依附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造成广大农村居民在就业等方面与城镇居民存在较大差距。因此, 调整城乡经济结构,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降低农民生存发展成本、扩大农村消费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扩大农村消费, 必须更新发展观念, 树立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甘肃省“十二五”规划提出, 要壮大县域经济, 突出县城所在地和小城镇连接城乡的特殊地位, 把发展小城镇同调整县域产业布局、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村服务业以及壮大县域经济结合起来, 促进农村二、三产业发展, 以此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 努力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推动农村居民消费增长, 首先应大力增加农民收入, 继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不断增加“三农”投入, 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 提高对农民的各项补贴标准。此外, 还要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加大农业支持保护力度, 深化体制改革、推进制度创新,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
(四) 破除消费断档, 培育面向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热点
当前消费面临的一大问题在于消费结构的断档, 供给和需求结构不衔接。一方面, 面向高收入人群的豪宅、豪车、高价医疗等高档消费品供给过多, 而需求不足;另一方面, 面向中低收入人群的房产、医疗等消费品和服务严重匮乏, 远不能满足消费需要, 大多数人群消费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因此, 政府要加大引导, 一方面, 要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对高档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进行限制和引导;另一方面, 要通过政策引导, 扩大供给主体, 着力培育住房消费、乘用车消费、农村消费、旅游消费、文化消费、社区服务消费等消费热点, 突破困境, 满足各层次人群的物质文化消费需要, 推动消费的迅速增长, 从而推动经济的快速可持续发展。
摘要：“十二五”时期是甘肃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时期。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之一, 对甘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拉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在总结甘肃消费支出现状的基础上, 分析了制约甘肃消费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 并提出了推动消费增长的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甘肃,经济增长,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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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增长率 篇10
依据各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居民的内在消费需求,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三驾马车,分别是: 消费、投资和进出口,然而我国是人口大国,具有人口的巨大优势,因此作为一项优势资源,最终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应该是消费需求的增长。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在2004年以前的消费率均在60% 以上,而国际平均消费率在78% 左右,通过数据图的比较发现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本文将城乡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并将该研究建立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通过VAR模型的建立来进行计量估计和分析,检验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检验其是否与理论假设相符合,以判断理论推导是否正确,在此基础上分析原因。深入了解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现状和政府消费现状,从而进一步了解其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国相关部门针对现状采取相应措施,以促进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2实证分析
2.1数据收集与模型建立
本文选取了2004—2014年的国家GDP数据、城乡居民消费数据以及政府消费数据作为变量进行线性回归模型的建立。但是由于简单线性回归模型可能会产生共线性问题,使得模型的可信度降低,解释能力差,因此建立VAR模型来解决这些问题。文中以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RC代表城乡居民消费,GC代表政府消费; 其中城乡居民消费选取的是CPI减去消费支出中的价格因素的数据,并且将所有数据取log对数,分别用LGDP、LRC和LGC来表示。
具体的VAR模型建立的方程为:
其中,
这里,Ut~ N (0,σ2)
2.2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文中采用ADF单位根检验以及协整检验来检验各个变量的平稳性,其中协整分析采用Johansen系统分析法。具体检验数据见表1。
注: 检验类型 ( C,T,L) 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中包括常数项、趋势项和滞。
从表1中可以分析原数据变量在经过一阶差分之后在5% 的显著水平下是具有平稳性的,且三个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因此可以进而采用Johansen的系统分析法进行协整检验。采用Kaoand Chiang的协整检验方法得出以下结论,ADF统计量在5% 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具体检测数据见表2。
注: Trace 表示迹检验统计量,Max - Eigen 表示最大特征值检验统计量,r 表示协整向量个数。
根据表2的检验结果显示,序列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结合单位根检验结果得出结论可以建立VAR模型。
2.3VAR模型的滞后阶数判断
在模型实际应用当中需要注意滞后阶数的问题,通常情况阶数越大就越能反映模型的动态特征,然而与此同时也意味着待估计的参数变多,从而减少了自由度。因此针对模型建立所要反映的问题应当权衡自由度与滞后阶数的关系。表3是具体的滞后阶数判断的结果:
从表3中可以看出,超过50% 的滞后阶数为1阶,因此将VAR模型的滞后阶数判断定为1阶。通过对模型的分析得出,城乡居民消费受到支出以及GDP的影响显著,同时政府消费支出与城乡消费支出呈现显著的相互影响关系。经济增长主要受其自身和其他两个消费因素的影响,其与城乡居民消费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政府消费是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政府消费与城乡居民消费呈负相关关系,说明政府消费对城乡居民消费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因此可以分析得出我国经济增长一方面为城乡居民的经济状况带来了一定的好处,另一方面城乡居民的经济好转带动了消费从而又再次带动了国家GDP的增长。政府的消费支出也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有所增加,然而其在GDP当中的比重却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这与政府行为相关,当国家出台有关紧缩政策时,政府消费支出不增反而下降。因此,该结论与模型建立的理论假设是一致的,说明该模型是显著的。
2.4脉冲响应函数
VAR模型注重于各个变量的动态特征分析,DLGDP对自身的变化冲击的反应最为激烈且是正向变动,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受其自身的时间历史影响较大,而对于DLRC、DLGC的冲击则表现的并不是很明显。DLRC对于来自DLGDP冲击的反应在开始时为正向,随着时间的推进逐渐消失甚至出现了微弱的负面效应,因此可以分析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对于经济增长有较强的短期效应,而在长期中则未显示出该效应。另外DLRC对来自DLGC冲击的反应弱,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政府消费支出多用于社会公益性事业,例如科教文卫、社会养老保险等。DLGC对来自DLGDP冲击的反应在冲击开始的时候显示正数,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转为负数, 在更长一些的时间段中又转化为正数,呈现U形分布。政府的消费支出大部分是随着国家的经济增长而增长,但是由于社会政治因素,其正负交替的现象也变得较为突出,因为国家行为会左右政府消费支出的变化。再从DLGC对来自DLRC冲击的反应来看,我国政府消费支出与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相关性较大,说明我国政府消费支出与城乡消费具有一定的重合性。
2.5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是用来检验序列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检验方法,本文利用这个因果关系来检验所建立VAR模型中三个变量之间的两两关系。
通过对表4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滞后阶段为1阶的情况下: DLRC与DLGDP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DLGC和DLGDP之间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DLGC的变化会引起DLGDP变化; DLCG的变化会引起DLRC的变化。 该分析结论与建立模型时的理论推断是相符合的,也就是城乡居民消费与国家经济增长之间是存在相互影响关系的,同时政府消费与国家经济增长也存在一定的关系,另外政府消费对城乡居民消费有一定的挤出效应。
3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建立VAR模型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城乡居民消费以及政府消费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分析与研究。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一是政府消费支出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国家政策的不断变化经历了由强到弱又到强的过程,而城乡居民消费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则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二是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发现城乡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与GDP即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反应的冲击较小,因此要增长国家经济单靠这两部分消费是远远不够的。 三是我国城乡之间的消费水平差异显著,较大的贫富差距并不能解决经济增长的瓶颈问题,根据我国的统计公报显示, 东部地区的消费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远远大于西部地区。
收入公平、消费公平与经济增长 篇11
关键词消费公平；收入公平；消费公平政策；经济增长；消费公平指数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3－0077－06
一、文献综述
收入差距过大抑制了我国居民消费增长并影响到经济的健康发展。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已呈现收入差距过大现象，并就收入不公平对居民消费及经济增长的影响作了深入研究。如杨天宇、柳晓霞(2008)通过研究最近20年的数据发现，我国城乡之间及城镇不同群体收入差距快速偏离居民消费最大化的收入差距最优路径，说明收入差距已严重抑制居民消费需求，要扩张居民消费，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王少平、欧阳志刚(2007)通过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关系，发现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乡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为正，而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增长产生阻滞作用，且负效应呈逐年增加趋势，因此，现阶段收入不均等对经济增长有害，缩小收入差距不只是为了实现收入公平，也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要有效缩小收入差距，必须找到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原因，对此，多数学者将其归结为外生经济变量，如政策惯性、经济结构、政策因素、制度因素、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社会保障乏力、教育机会不均等、经济体制变迁及其漏洞等，并建议政府不断完善这些因素，从而形成低收入者向上的收入流动性，而没有注意到内生经济变量对改善收入公平的重要作用，如消费公平和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我国还存在严重的消费不公平现象，然而这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多数学者认为，我国消费不公平问题主要体现在消费资源、消费环境、消费区域等方面不平等，并从消费资源角度比较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消费，认为(少数)高收入者存在“过度消费”、炫耀性消费、破坏性消费(资源及生态环境)等问题，而贫困者和后代人的基本消费(生存)权存在被“漠视”的危险。基于此，郑永奎和何建华分别从适度消费和可持续消费的角度论述消费正义，但对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及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
总之，相比收入公平问题，研究我国消费公平的文献凤毛麟角，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消费公平”共得到23篇文献(1994－2007)，其中只有两篇与消费公平密切相关，可见消费公平问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为了便于后文分析及后续研究，笔者在此区分公平消费和消费公平的概念：消费的公平包括公平消费及消费公平。公平消费是指在经济领域中实行等价交换、公平交易、平等竞争等市场经济原则，它是一种过程性公平。简言之，是消费机会、规则均等，这是市场化的产物，在目前产品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已基本实现。马克思从这个角度认为，市场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而消费公平是一种结果性公平，指由于消费的社会性和持续性特点决定居民消费行为不仅影响自身福利，同时还影响着社会福利，如经济发展、环境污染、代际利益等。社会性决定消费者的行为或多或少会给社会带来一定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持续性决定居民需求基本上不可能通过一次消费就完全得到满足。经济领域的消费公平是指居民基于可支配收入水平的相对消费公平程度。有学者从消费机会均等的角度认为我国消费不平等现象在缩小，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实际上基于收入水平的消费公平程度如何，及消费公平作为内生经济变量对经济增长、收入公平的影响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收入公平与消费公平
由于收入与消费的紧密关系，人们很容易混淆收入不公平与消费不公平。收入不公平是指生产生活资料(主要表现为货币形式)在人们之间的分配不公平，而(经济领域)消费不公平是指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收入水平)不相协调的现象。如由于存在消费门槛，消费能力(收入水平)差异致使越富有的人消费档次越高，越贫穷的人甚至连基本的生存需要都无法得到满足，这种现象应属于收入不公平，而不是消费不公平。而在经济萧条或经济繁荣时期，低收入者的消费占其收入的比例远超过高收入者，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效应也强于高收入者，这种现象则属于消费不公平问题。总之，收入不公平描述的是收入分布或分配的不公平程度即静态的基尼系数，而消费不公平则表示收入转化为消费的不公平程度即动态的收入流动性。
收入公平决定消费公平。消费问题实质上是分配问题的延伸或最终体现，每个社会成员都要通过消费满足物质或精神需要才能生存，然而消费行为必须要有相应的消费能力即收入水平保障，因此，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决定了消费的公平性，并且由于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经济学规律，收入越不公平，消费也越不公平。高收入者由于主观想更富有，客观没时间消费等原因，没能公平地将收入转化为消费；而低收入者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消费了其有限的可支配收入，有的甚至消费超支，消费不公平程度必然扩大。因此，要实现每个社会成员对经济增长产生公平的积极效应，必须致力于缩小收入差距。
消费公平影响收入公平。因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消费公平不能通过市场化手段实现，政府必须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实施监管，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要求居民按照可支配收入水平消费，即设计一个消费公平政策。所谓消费公平政策是指从消费公平角度出发，通过政府强化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意识，在尊重消费者按自己的偏好自主地选择消费内容的基础上，根据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适当调控非投资性消费量及消费结构。笔者认为，就收入公平问题而言，仅仅研究收入差距大小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在既定的收入差距格局下，如何有效地改变社会不同阶层居民的收入流动性，这对进一步理解收入分配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更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消费情况，从消费主体上看，国内消费不公平主要体现在政府消费过高，而居民消费不足；居民消费中低收入者消费超支，而高收入者消费不足。根据消费公平政策要求，政府需要规定高收入者高消费，客观上创造中低收入者向上的收入流动性、高收入者向下的收入流动性，从
而有利于长期缩小收入差距。事实上，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只有当形成一个处于较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上流动性以及处于较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下流动性的收入流动机制时，才可能使收入结构和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发展成为“橄榄型”。因此，消费公平政策属于有效的税后再分配措施，即收入再再分配机制。
未来收入差距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收入基数，尤指已有财富中的增值财富(中高收入者)，二是收入增长率，即银行储蓄率(低中高收入者)、工资增长率(低中高收入者)或其他投资回报率(中高收入者)，二者乘积之差决定未来收入差距大小，如图l所示。现实生活中，高收入者不仅收入基数大，而且收入增长率也大，政府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收入差距会迅速扩大。事实上，除银行储蓄率受政府或央行调控外，其他收入增值乘数主要由市场决定。既然收入增长率政府无法控制，要缩小收入差距，必须减少高收入者的增值财富量，即收入基数，显然这不同于调节初次分配收入。也就是说，通过建立收入核实机制，规定高收入者初次分配获得的高收入较多用于消费以获得实际满足，这样可以减少其增值财富量，使未来实际收入相比原有增长路径下可获收入有所下降，同时低收入者收入随经济增长而增加，因此，未来城乡收入差距及城镇不同群体收入差距都将趋于缩小(2)，长期实施的结果必然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通过实施消费公平政策，低收入者收入也会增加，但其增长路径分为两种情况：如果低收入者增加消费量动用其储蓄，降低了储蓄率，收入曲线如曲线2所示；如果低收入者增加消费未动用其储蓄，收入曲线如曲线1所示。故消费公平政策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而且还创造了足够高的从贫到富的机会，降低了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由于收入分配不平等所产生的社会心理压力以及社会矛盾。
三、消费公平与经济增长
消费不公平决定经济增长不平衡，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的水平及质量。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绩效，但由于经济改革采取了渐行推进的方式，没有充分监督先富裕起来的社会成员承担其相应责任，消费不公平程度不断扩大，致使我国经济在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各阶层收入结构、内外经济结构等方面的非均衡(不公平)现象日益突出。以产业发展不平衡为例，由于高收入者不但压缩了自己或家庭对服务消费的需求(消费不公平)，而且有相当部分的服务需求表现为对国外服务的需求，以致2007年我国第三产业占CDP比重仅39.1％，远低于发达国家70％－80％的比重，与亚洲国家45％的平均水平也有很大差距。第三产业增长速度不快(经济不公平)，势必压缩就业的增加和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影响经济增长水平及质量。许多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就是主导产业由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然而市场需求是新兴产业形成的直接拉动力，而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来自高收入者的消费推动。
消费公平决定经济增长的水平及质量。消费公平政策要求政府根据居民收入水平确定最低消费量及适宜的消费结构，以克服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导致的消费不公平现象。政府通过实施消费公平政策，能够从内在性方面带动消费结构升级，而消费结构升级可以在中观层面上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则可以提高宏观经济增长的水平及质量。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已出现过3次消费升级，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刘伟、张辉(2008)通过实证论证了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显著。我国的主导产业仍是第二产业，要实现主导产业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跨越，必须大幅度刺激服务性消费需求。目前高收入者个人及家庭基本物质需求(第一、二产业产品)已基本得到满足，但有许多服务需求(第三产业产品)被压制，通过实施消费公平政策(高收入者高消费)，服务消费需求可以被大量释放。经济增长水平和质量的高低还体现在经济体的抗风险能力上，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及目前的金融危机表明，只有走主要依靠内需增长的道路才能有效防范外部风险，避免外部经济波动所引致的剧烈冲击，同时保持自身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消费公平政策强化了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
经济增长影响消费公平。从产业发展角度看，经济增长通过两种途径影响消费公平：一是第三产业的繁荣与发展刺激了高收入者对服务需求的消费；二是第三产业吸纳了大量从农村和农业部门流出的剩余劳动力，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也就提高了他们的消费能力。这两方面都有利于改善我国消费不公平状况。
四、收入公平、消费公平与经济增长
在收入公平、消费公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现有文献主要探讨收入公平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而较少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致使对库兹涅茨假说是否存在长期争论不休，却没能给出合理的理论解释。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一国国民财富的增长即经济增长；李嘉图则关注国民财富的分配研究即收入公平；然而，无论是国民财富的生产还是分配，都要依赖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交换，斯密用“看不见的手”解释市场交换最终达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相等的均衡状态。但经济发展事实告诉我们，大部分时间经济发展处于不均衡状态，甚至是严重不均衡(经济危机)，原因就在于“看不见的手”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过程中的消费公平。笔者认为在目前经济增长阶段，收入公平决定消费公平，消费公平决定经济增长平衡，进而决定经济增长水平及质量，这就是收入公平决定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如图2所不。
收入公平通过消费公平传导机制决定经济增长。古今中外经济学家在研究国民财富增长与国民财富分配的过程中，一般假定收入转化为消费以及消费转化为生产的过程都由市场自发调节，凯恩斯主义出现后强调了政府调控的作用，即(政府调控)收入通过市场化手段转化为消费，消费通过市场化手段转化为生产，在这种思路的引领下，西方发达国家一度经历了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但也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并且长期积聚的收入不公平限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然而西方国家并没有意识到调控高收入者收入转化为消费的重要性，或者没有能力，所以目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一般很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笔者提出的消费公平传导机制是指收入转化为消费(政府调控)、消费转化为生产(市场调节)的过程。即政府通过实施消费公平政策，把高收入者的部分收入转化为消费，此后，由市场自发调节达到合理的资源配置。这种机制体现了政府搭台、市场唱戏的内在逻辑，并未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经济增长通过消费公平传导机制影响收入公平。事实上，当经济水平足以为低收入者提供必要支持时(如在主导产业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变迁的过程中)，市场与政府都会对缩小收入差距产生积极作用。市场调节的主要途径是：一是
对中高收入者而言，第三产业的繁荣刺激了他们的服务消费，降低了其增值资产量，故形成了向下的收入流动性；二是对中低收入者而言，第三产业的发展(高收入者消费过程)为他们带来了许多就业机会，提高了其未来收入，就是形成了向上的收入流动性。政府调节的主要途径：一方面，政府的政策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改变经济环境，吸引更多的企业到落后地区，推动其经济增长，缩小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整体经济发展使政府拥有更多的财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给低收入者提供享受高水平教育的机会，提高他们的未来收入，最终缩小与高收入者的差距。
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55年提出的。他认为从收入分配相当均等的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变的早期，由于劳动力快速向收入较高的工业部门流动，不平等迅速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由于工业化的完成，不平等将缩小。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长期阶段，个人收入分配不均的变动，是沿着一种“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轨迹进行的，这种“先恶化后改善”的整个过程大约需要50－100年时间。然而这个命题是一个假说，是从主要欧美国家经济发展历史数据得出的统计学规律，不仅库兹涅茨本人没有对这一假说给出有说服力的理论说明，后来支持库兹涅茨假说的学者同样也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但否定这一假说的学者也没有提供正规的理论证明。在传统的“收入公平－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基础上，笔者构建的“收入公平－消费公平－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清晰地解释并发展了库兹涅茨假说：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消费不公平经历了先恶化后改善的过程，故库兹涅茨假说成立；在政府管制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政府长期实施有利于消费公平的政策，则库兹涅茨假说不成立。反之成立。笔者在考察金融市场发展后。认为如果西方发达国家不重视消费公平，库兹涅茨假说将会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新趋势，这是由不同产业对不同收入人群的收入与消费有不同影响所决定的。经济发展伴随着劳动力和产业结构的演变，在从农业向制造业转变的过程中，高收入者通过压缩个人消费进行原始资本积累，通过资本运作使个人收入得到极大提高，而低收入者消费基本不变，收入增加相对缓慢，从而加剧了高低收入者之间的消费不公平；在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的过程中，高收入者消费占收入的比重有所提高，并且高收入者消费的提高为低收入者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提高了低收入者的收入，故消费不公平程度逐渐降低。如韩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对农业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因此，在从农业向制造业转变的过程中，高低收入者之间的消费不公平程度被有效控制，在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的过程中，消费公平程度更高。在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的过程中，消费不公平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但现阶段西方发达国家大力促进消费信贷的发展，而消费信贷的主体大多是中低收入者，故消费信贷会加剧高低收入者间的消费不公平程度，因此，收入差距将呈现扩大趋势。
五、消费公平指数
消费公平指数是指基于可支配收入的相对消费公平指数，即：
(非投资性消费／可支配收入)甲／(非投资性消费／可支配收入)乙
若此式不等于1，则表明存在消费不公平现象。
可支配收入是综合考虑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救济等等)基础上的居民税后可支配收入，其更能反映居民的消费能力。非投资性消费是指个人或家庭一定时期内实际消费生活资料的数额。两者的比值既可以反映不同收入群体消费的公平程度，也可以反映经济或社会的健康程度。因为当一个人或家庭的消费接近或超过其收入时，会感觉生活紧迫不安，进而有可能导致其走上懒惰、犯罪的下坡路，当这样的群体(“失望阶层”)超过一定比例时，容易产生社会动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无论是人类社会发展之初，还是社会发展到相当程度，都存在社会冲突的事实，而冲突的本质归根结底来源于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结合消费能力与消费资源)，而不是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满足了人们的最基本生存需要，因此，虽然我国整体基尼系数长期超过国际警戒线，但整体环境仍比较和谐。这说明，人类本能的需要是消费，对收入的需求是消费需要的派生需求。要真正反映人们生活情况，甚至是冲突情况(警戒线)，需要建立消费公平指数。
消费公平指数综合了基尼系数和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反映的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尽管反映的是消费问题，却没有和收入直接建立联系。基尼系数反映了收入分布的均等程度或差异(差距)程度，但许多学者认为它反映不了收入分配的“公平”或“公正”程度，也不可能综合反映我国不同时期的经济水平、社会制度、社会承受力的基本状况，因此，仅以基尼系数作为评判依据，影响评判的全面性与客观性。相比而言，消费公平指数在收入和消费之间建立直接联系，更能反映社会生活及社会冲突情况。
六、结论及进一步研究建议
在传统“收入公平－经济增长”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笔者构建了“收入公平－消费公平－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即收入公平决定消费公平，消费公平决定经济增长，并且经济增长反向影响消费公平，消费公平反向影响收入公平。因此，消费公平是公平与效率的重要交叉影响因素，关系到经济发展中公平与效率能否兼得。
由于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经济学规律，我国不仅存在严重收入不公平现象，还产生了严重消费不公平问题，主要表现为高收入者消费不足，而低收入者消费比例过高，这种状况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针对现阶段内需不足及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本文提出可以设计一个消费公平政策，要求高收入者高消费，以拓宽服务性消费需求，促进产业升级换代。
不过，笔者提出的“消费公平”、“消费公平政策”、“消费公平传导机制”、“消费公平指数”概念还只是一种新的尝试性研究，是否合理，有待其他学者的广泛讨论及深入研究。建议后续研究针对消费公平指数进行实证分析。
未来五年消费增长预测分析 篇12
一、“十一五”时期消费需求增长的基本态势
1. 最终消费增长缓慢, 消费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根据支出法GDP计算, 2006-2009年我国支出法GDP年均名义增长16.2%, 资本形成额年均增长20.2%, 最终消费年均增长13.8%, 最终消费增速慢于经济增长2.4个百分点, 慢于投资增速6.4个百分点。数据表明, “十一五”时期最终消费增速与GDP、投资差距略小于“十五”, 但明显大于“八五”和“九五”时期。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有利于资本、不利于劳动者和消费的畸形格局。
最终消费增长缓慢, 导致消费率持续降低。1978～1999年我国消费率表现为螺旋式下降, 2000～2009年则出现直线下降。2006～2009年消费率为49.3%, 比“九五”和“十五”分别降低10.9和7.7个百分点, 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国民经济内需失衡的问题进一步加剧。
2. 人均消费性支出小幅增长, 服务消费占比下降
城乡居民家庭抽样数据表明, “九五”以来, 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呈现小幅增长。“九五”、“十五”和“十一五”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年均实际增长分别为5%、8.5%和8.2%, 同期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年均实际增长分别为3.4%、6.9%和7.8%。比较而言, 受惠于扩大消费政策的作用, “十一五”时期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快于前两个五年规划, 特别是农民消费提速较快。
但是, 居民消费支出中服务性消费支出增速偏低, 占消费性支出比重近两年快速下降。根据《中国城市 (镇) 生活和价格年鉴》数据计算, 2002～2008年, 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呈现“先扬后抑”的趋势。2002～2006年, 服务性消费支出比重从27.4%稳步上升至28.1%, 但从2007年开始, 比重快速下降, 2007年降低为26.7%, 2008年进一步下降为25.9%。服务消费增加是消费结构升级和收入水平提高的重要表现, 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阶段, 服务消费的比重不升反降, 凸显了收入分配的弊端。
3. 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长18.1%, 商品消费处于扩张周期
“十一五”时期, 我国商品消费保持强劲增长。五年间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名义增长18.1%, 与“九五”和“十五”期间相比, “十一五”期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速分别加快了7.5和6.3个百分点, 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增长最快的期间之一。扣除物价因素, 消费零售额实际增长14.2%, 比“九五”和“十五”增速分别提高3.5和3.1个百分点。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近两年经济增速有所放慢, 但是消费实际增速持续攀升, 显示出旺盛的增长动力。目前, 消费品零售额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第五个扩张周期, 本轮消费周期始于2004年, 至2009年已连续6年处于消费扩张期, 但尚无进入收缩期的迹象, 有望成为我国历次消费周期中扩张期最长的一次, 消费品市场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4. 收入分配的“两个比重”持续下降, 消费能力受到制约
收入是决定消费水平最直接、最主要的因素, 分析消费变化走势不能脱离对收入现状的研究。“十一五”时期GDP年均增长11.2%,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分别为9.7%和8.9%, 比“九五”和“十五”有所加快, 但明显慢于经济增长。
从国民收入分配看, 居民所得所占比重趋于减少。一是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快速下降。1998年该比重为53.1%, 2007年降低为39.7%, 年均下降1.34个百分点, 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同等发展阶段的水平。二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根据资金流量表 (实物交易) 数据计算, 1998年该比重为68.1%, 2007年下降为57.5%, 年均下降1.06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环节和再分配环节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均呈现下降趋势充分说明, 广大居民没有分享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 “两个下降”叠加在一起导致居民消费能力减弱。
二、“十二五”时期消费总量及结构变动预测
“十二五”规划纲要强调, 未来五年我国要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 充分挖掘扩大消费的巨大潜力, 着力破解扩大消费的体制障碍, 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以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提高“两个比重”, 促进消费率不断提升。根据这一政策基调, 本文对未来五年消费总量及结构变动进行了定量分析预测, 并对影响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居民收入增长趋势进行了初步预测。
1. 最终消费年均增长11.8%, 消费率达到50.0%
从历史走势看, 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存在明确的弹性关系。消费弹性系数的含义是: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 消费相应增长的百分点。按照支出法GDP计算:消费弹性系数=最终消费增长速度÷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本文预测未来五年消费总量的变化趋势, 主要采取弹性系数法。预测分为三步:第一步对经济增速作出判断, 第二步测算经济与消费的弹性系数, 第三步预测最终消费的总量、速度和比重。
(1) 设定“十二五”GDP实际增长为7.5%。“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11.2%, 考虑到“十二五”规划和未来五年经济发展的条件约束, 假定未来五年GDP可以实现7.5%的增长。考虑到物价变化走势, 将“十二五”GDP平减指数设定为3.5%, 那么GDP名义增速约为11.3%
(2) “十二五”消费弹性系数设定0.94和1.04两种情景。1978～2009年我国消费弹性系数呈现波动走势, 平均为0.94, 1978～1999年消费弹性系数较高, 大多年份保持在1以上, 2000年以后消费弹性系数有所下降, 2003年降低为0.61, 但2009年提高至1.07。情景一是假定未来五年消费需求延续过去的增长力度, 消费弹性系数为0.94, 即32年的平均水平。情景二是假定未来五年随着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 扩大消费、改善民生和增加居民收入取得积极成效, 消费弹性系数显著提高, 消费弹性系数提高为1.05。
(3) 最终消费总量及速度预测。情景一:按照0.94的消费弹性系数和名义GDP年均增长11.3%计算, “十二五”最终消费年均增长10.6%, 2015年消费率降低为46.9%, 比2009年48.6%的水平降低1.7个百分点, 年均下降0.3个百分点。在该情景下, 我国消费率过低的问题更趋严重, 三大需求不协调增长格局进一步加剧, 应当避免。情景二:按照1.05的消费弹性系数和名义GDP年均增长11.3%计算, “十二五”最终消费年均增长11.8%, 2015年消费率提高为50.0%, 比2009年48.6%的水平提高1.4个百分点, 年均提高0.23个百分点, 消费率持续下滑的格局得以扭转, 国民经济呈现更加协调的发展。
2. 预测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长15%, 对最终消费的贡献增强
“十一五”以来, 我国消费品零售额增势良好, 在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消费品零售额增速不降反升, 特别是消费品零售额实际增速连年提高, 创20余年来的新高。商品消费强势增长的势头在未来五年仍将延续, 消费品零售额的扩张期有望达到10年左右, 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快速增长延续年份最长的一次。
考虑到“十二五”时期, 随着三次产业结构调整, 我国服务消费增长有望进入加速新阶段, 饱和程度较高的商品消费增量将受到一定限制。初步预测, “十二五”消费品零售额名义年均增长15%, 低于“十一五”时期3百分点, 但高于“九五”和“十五”平均增速。以此计算, 2015年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314898亿元, 是2010年的2倍, 商品消费对最终消费的贡献进一步增强。
3. 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 八大类消费支出有升有降
“十二五”居民消费结构将进一步优化, 八大类消费支出将呈现有升有降的变动趋势, 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将呈现三大趋势:
第一, 食品消费增速减缓, 恩格尔系数降至34.5%。随着生活改善和收入水平提高, 居民用于食品消费的支出相对减少, 除物价高上涨年份, 食品消费增速一般保持在10%以内。食品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 (恩格尔系数) 呈下降趋势, 1990年恩格尔系数为54.3%, 2000年降低为39.4%, 2010年进一步降低为35.7%, 预计2015年降为34.5%。“十二五”食品价格涨幅将明显大于其他商品, 因而恩格尔系数不会大幅下降。按照国际标准划分, 恩格尔系数在40%以下为富裕型消费, “十二五”我国城镇居民将继续处于富裕型消费阶段。
第二, 受益于改善民生举措, 医疗和教育等消费支出的比重将略有下降。“十一五”时期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改善民生的举措, 政府缺失的公共服务职能不断恢复, 居民用于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支出的比重有所下降。医疗保健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由2005年的7.35%降低到2009年的6.99%, 2010年上半年进一步降低为6.5%。教育文化消费支出占比由2005年的13.8%降低为2009年的10%。“十二五”国家将进一步加大改善民生投入, 居民个人医疗和教育等消费支出比重有望继续呈现稳中趋降的走势。
第三, 交通通信、家庭设备和衣着等商品消费增速不减, 占总消费比重上升。最近几年, 八大类消费支出中, 交通通信、家庭设备和衣着等商品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迅速提高, 反映了商品消费快速增长的特征。交通和通信消费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由2005年12.5%提高为2009年的13.7%, 2010年上半年进一步提高为15.1%。得益于交通工具消费快速增加, 预计“十二五”交通和通信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将提高到17%左右。家庭设备用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由2005年5.6%提高为2009年的6.4%, 2010年上半年进一步提高为6.9%, 预计“十二五”将提高到8%左右。衣着消费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由2005年10.1%提高为2009年的10.5%, 2010年上半年进一步提高为11.6%, 预计“十二五”将提高到12.5%左右。
4. 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0.3%, 占国民收入68%
根据最终消费的预测, 在情景一下, 最终消费年均增长10.6%, 2015年消费率降低为46.9%, 不可取。在情景二下, 最终消费年均增长11.8%, 2015年消费率提高为50%, 符合提高消费率的宏观调控目标。要实现情景二的方案, “十二五”时期最终消费需要年均增长11.8%, 比情景一提高1.2个百分点, 在情景二下, 2015年最终消费支出将达到324554亿元, 比情景一增加20124亿元。假设政府消费保持情景一的格局不变, 这部分消费支出全部依靠增加居民消费来实现, 充分体现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调控意图。那么需要增加多少居民收入才能实现这部分消费的增加?可以通过建立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回归方程, 粗略预测“十二五”时期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和比重。
收入消费函数方程:Y=X+C, 其中Y为居民消费支出总额, X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 C为常数项。利用《资金流量表 (实物交易) 》数据, 我们对1992～2007年居民消费支出总额 (Y) 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 (X) 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 结果如下:
回归结果表明, 居民收入增速与消费支出增速存在强相关关系, 居民收入的回归系数为0.95, 即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1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支出增长0.95个百分点。由于情景二下, 2015年最终消费支出增速比情景一加快1.2个百分点, 按照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弹性关系, 可计算出情景二下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应比情景一加快1.3个百分点。根据计算, 在资金流量表中1992～2007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为13.1%, 如果“十二五”时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提高1.3个百分点, 那么年均名义增长将达到14.2%, 扣除物价因素, 实际增长10.3%。以此计算, 2015年居民可支配收入额可以达到446687亿元。根据情景二预测, 2015年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为649203亿元, 由于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差距甚小, 我们可以近似地把“十二五”末期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等同国民收入, 以此计算, “十二五”末期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达到68%, 比2007年58%的水平提高10个百分点。
注:本表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摘要》数据整理所得。消费弹性系数=最终消费增长速度÷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三、“十二五”时期扩大消费的政策建议
“十二五”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关键时期, 要扩大消费需求、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必须转变思路, 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1. 扩大消费需求, 经济增长速度不宜太快
过去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 经济高增长年份恰恰是消费增长缓慢和消费率降低的时期。未来五年, 我们应逐步实现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向社会发展为中心的战略转变, 以消费需求为导向, 将经济增速严格控制在10%以内,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确保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的顺利过渡, 促进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 从而使扩大消费和提高消费率成为可实现的目标。
2.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增加服务消费的供给保障
应围绕“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快发展服务业, 将服务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提高4个百分点的目标, 开创服务业和服务消费发展的新局面。一是通过税收优惠和产业扶持积极发展第三产业, 充分发挥第三产业作为社会就业主渠道的作用。1995～2007年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平均为0.37, 超过总就业弹性 (0.11) 0.26个百分点, 发展第三产业将直接缓解就业压力, 增加居民收入。二是大力发展金融保险、科技研发、物流配送、文化创意和节能环保等生产性服务业, 解决服务消费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 激活中高收入群体消费潜力。三是建立生活性服务业发展专项财政资金支持体系, 逐步实现服务质量和收费标准规范化, 提高其在居民家庭生活中的融入程度。
3. 破除二元经济结构, 全方位提升农村消费
“十二五”时期, 进一步扩大消费的关键在于破除二元经济结构, 全方位提升农村消费。具体措施:一是努力遏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为3.33:1, 国家应通过提高农民工工资、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和务农补贴, 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切实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二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减少农民数量。“十二五”规划提出未来五年城镇化率要从47.5%提高到51.5%, 各地区要积极为实现此目标创造条件, 以此带动消费增长。三是通过社保制度完善释放进城农民的消费需求。逐步落实农民工市民化待遇, 有序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就业、医疗、社保、住房和子女教育等基本保障制度, 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消费的群体。
4、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 提高居民消费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