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高等教育

澳门高等教育（共11篇）

澳门高等教育 篇1

澳门这个面积仅为二十多平方公里的狭小半岛从16世纪中叶起, 便扮演着深深影响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重要角色, 成为中国与欧洲列强交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国际舞台。澳门的高等教育历史悠久, 早在1594年, 耶稣会传教士就在澳门创办了亚洲第一所欧式大学———圣保罗学院, 当时被誉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摇篮。可惜到1835年1月, 圣保罗学院因雷击起火付之一炬而停办, 在此后的146年间, 由于澳门经济的长期滞后及政府对教育的不重视, 澳门的教育发展非常缓慢, 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 内地改革开放, 一国两制构想逐渐在港澳实施, 带动了澳门经济的发展, 葡澳政府才加强了对教育的管理, 澳门的教育事业逐渐发展起来。1981年, 香港华商在澳门创办了近代澳门第一所大学———东亚大学, 至此澳门有了自己的高等教育。

一百多年间, 澳门教育经历了无数的波澜曲折,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澳门教育史并没有引起国内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一般学者关于澳门史的研究, 多以政治史作为研究方向, 专门研究澳门教育通史的学者不多, 多是在一些较为重要的澳门史著作中收录澳门教育的发展历程。如[瑞典]龙思泰《早期澳门史》 (吴义雄等译, 东方出版社, 1997年版) , 在第四章“人口”内提及澳门公共教育。黄启臣的《澳门通史》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 , 其中第十九章“近现代澳门的教育文化事业”论及澳门近现代教育的特点。邓开颂、谢后和的《澳门历史与社会发展》 (珠海出版社, 1999年版) , 只在第九章内第二节“文化教育的发展”提及教育, 内容主要简述1995—1997年澳门教育的概括, 中小学方面只提供一些数字, 包括学校数目和学生人数等, 高等教育也只简单列出澳门大学、理工学院、澳门旅游学院的学生数字和课程名称。冯邦彦的《葡国撤退前的澳门》 (广东经济出版社, 1999年版) , 书中只是简单集中地描述了澳门教育的特点, 简单归纳为多元办学和多种学制并存、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起步迟等几项, 结论也只是简单地归结为澳门人口素质偏低、教育发展落后。

澳门大学教育学院的这部《澳门教育史研究丛书》, 可谓是关于澳门教育史的最新研究成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创新, 弥补了澳门教育史综述专门研究的空白。这部丛书不论以史料选集、论文选集、校史选集、人物专书、研讨实录等形式出版, 也不论以中文、外文等文字呈现, 都经过了认真的撰稿或选稿、公开的发表与研讨、严谨的审查和修改、仔细的编辑与校雠等程序, 方才付梓, 是一部值得收藏品读的丛书。纵观之, 该丛书有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首先, 这部丛书的立意选题非常新颖, 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正如前文所述, 之前对澳门教育通史所做的研究远远不够。随着澳门政治经济的发展, 科教文卫事业对于一个稳定社会的支撑作用及经济腾飞的助推作用变得越来越不可小觑。而这部丛书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无疑是开了对澳门教育史综述专门研究的先河。以张伟保先生主编的《澳门教育史论文集 (第一辑) 》为例, 该书由两大部分、十二篇文章组成。第一部分是对澳门教育史的研究综述, 包括对外文著作与资料及外文历史文献档案 (澳门政府和澳门天主教的) 的汇总、教育通史和澳门教育专题方面的研究综述、澳门教育史的研究情况及澳门保存的教育档案, 并对其进行梳理为将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第二部分是关于澳门教育史上的具有代表性的特殊人物和学校进行的具体介绍和论著, 包括对过去的范礼安、马礼逊, 现在的陈道根先生、梁披云先生、邝秉仁先生、杜岚先生、陈既诒先生及他们创办的学校的详细介绍。事实上, 众作者的文章也不仅在做历史叙述, 而且肯定了彼时开展的那些基础性工作对于将来研究工作所作的积极贡献。书中通过对澳门教育史上的具有代表性的特殊人物及他们创办的学校的研究, 向读者介绍了大陆澳门两岸更广泛的宗教、教会、社会、政治的历史。因而这本书提供的信息远远不止目录中涉及的那些人物和教会学校, 也关联到当时主要的社会和政治事件。为有兴趣考查近现代澳门史的读者提供了很多资料, 也揭示出教会学校对于大陆澳门两岸近代教育及东西方文化交流所起到的重要的传承作用。

其次, 在引用文献资料方面, 这部丛书的众作者皆广泛运用于已出版的中外文资料, 并给出了清楚详细的引注。众作者都很注意去搜集、分析、解读第一手的资料。正如《晚清政局与庚子勤王》中所说, “今人治史常呈现一怪相, 若不借助于外来系统, 则无法读懂材料, 一旦以后来外在系统为指导, 又难免观念先行, 肢解材料本身的联系与意思。”通篇观察可见, 本书并没有引用其他学者的论文, 也没有过多的论述。从中可以大致看出本书主编张伟保先生的一种治史风格———“历史即使史料”, 众作者注重用史料说话, “集众家文献, 成一家之言。”文章注重史料的运用, 将史料恰到好处地嵌入文章, 非常吻合。这些珍贵史料一方面是对材料完整性的尊重, 另一方面是对作者严谨治学风格、精深研究功夫的一个窥孔。更重要的是, 众作者在引用史料中传达出个人内心的人文关怀, 对于澳门老一辈教育工作者尊重敬仰同情的复杂感情, 从所引用的史料中读者必定能有所感受。更可贵的是, 该书专门为书中涉及的中文术语、中文机构和中文人名做了英文或葡文的翻译, 以供不熟悉此情境或想去当地考证的读者参考。例如:“1804年夏, 马礼逊申请在伦敦传道会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任职, 其后由伦敦传道会推荐他在高思博传教学院 (The Missionary Academya Gosport) 接受海外传道训练……”[1]2

第三, 这部丛书, 特别是郑振伟先生编的《邝秉仁先生与澳门教育》, 大量使用了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口述历史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很多研究机构和研究者都相继展开了不同主题的口述历史计划, 大力搜集和整理口述历史, 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珍贵的一手史料, 从事澳门史研究。在澳门, 口述史在许多领域都可与文字史料互为印证, 甚至弥补文字史料的不足。一是“澳门的民间传说和掌故流传下来的并不少, 这些故事有些可能失之史实, 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面貌, ”[2]3是澳门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二是单就澳门研究而言, 澳门现代史最重要的史料实为口述史料, 而非文字史料。澳门大学教育学院的这部丛书的口述史部分做得十分出色, 同时也为学界研究者提出了口述史研究的一些要求:口述史是一门“千万年必争朝夕”的学科, 做好口述史的资料采集工作时不我待;要注意做好口述史料与文字史料的互证;要成立专门的组织来统筹口述史的研究。

第四, 该书具有一定的普及性。不仅展示了大量关于澳门教育史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及基督教会在澳门办学的信息, 而且对于当时大陆澳门两岸的宗教、经济、政治历史有大量介绍, 这些都使这部丛书本身成为很有价值的参考用书。这部丛书选取的文章选题角度皆具有引发读者故地重游、引人入胜的阅读趣味。对人物的叙述从日常生活小事入手, 打破了读者脑海中对历史上特殊人物的思维定势, 为已经被历史符号化的人物添上血肉, 使其回归现实历史场景之中。这种描写手法更能增进读者对历史人物的了解, “了解之同情”, 使读者对文中人物的遭遇历程感同身受。感受到老一辈澳门教育家对教会学校在波谲云诡的战争、政治局势风云变幻中浮浮沉沉的心痛及对教会学校在世俗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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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中辗转徘徊的无奈。同时, 这部丛书选取的文章架构清晰, 结构分明, 语言通俗易懂, 兼具可读性、思想性与大众性于一体。面向读者人群非常广, 远非传统史学专著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所能比。这部丛书不仅是一部澳门教育的综述史专著, 而且是一部优秀的历史普及的趣味读物。

最后, 从这部丛书所选的文章角度, 也可以看出澳门大学教育学院“澳门教育史资料库五年 (2008—2012) 计划研究课题组”严谨治史风格和不偏不倚的客观研究态度。对每一篇文章及每一篇访谈录的选取无论是从研究角度, 还是从文章具体的语言叙述风格, 都尽可能地“重返”每个人物及学校所处时间环境前后的历史现场, 从当时政治社会现象的隐性描述中力求客观实在地还原历史的“本相”。正因为编者的这种不倾向谁也不反对谁的客观的出发点, 这部丛书没有沦为哪一派学人的“发声筒”, 而成为对澳门教育史专著研究的一座“里程碑”。读者从中能在一定层面上对近现代澳门教育的总体概况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 这也达到了编者编纂此书的初衷。

诚然, 任何作品都受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不可能尽善尽美。茅家琦先生在《书评是繁荣史学的有效手段》中曾说:“作者出版一本书, 在主观上, 他总会认为这是完美的, 但在实际上, 科学研究的结论往往是相对真理。它有创新, 也会有错误。一部史学著作有超过前人著作的部分, 也会有不足之处。书评的功能就是通过对这部著作的研究, 指出其创新之处, 同时也指出其不足之处。”[3]4这部丛书当然也不能例外。作为对澳门教育史专门研究的一部开山之作, 文章的论述难免浅显, 人物访谈的人选也难免有所偏颇, 加之受到外文资料翻译的局限, 研究也不免流于表面不够深入。且这部丛书所论著的澳门教育史上的代表性人物涵盖面有失全面, 若能兼及对其他阶层、其他领域内知名人士的采访补充其观点, 相信就会展现给读者一个更为规模宏大全面完整的近现代澳门教育全貌。然而瑕不掩瑜, 一部作品之所以成为佳作, 是需要经过在历史的河流中沉淀而历久弥新的。

总而言之, 这部丛书作为澳门大学教育学院“澳门教育史资料库五年 (2008—2012) 计划研究课题组”研究成果的发表园地, 相信会对将来澳门教会学校、东西文化交流, 以及澳门近现代教育发展的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和借鉴, 同时也为澳门教育史专门研究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摘要：《澳门教育史研究丛书》是关于澳门教育史的最新研究成果, 本文从这部丛书的立意选题、引用文献资料、研究方法、普通性、所选文章角度五个方面阐述其显著特点。

关键词：《澳门教育史研究丛书》,显著特点,澳门教育

参考文献

[1]张伟保主编.澳门教育史论文集 (第一辑) [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79.

[2]林发钦.澳门口述历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0, (4) .

[3]茅家琦.书评是繁荣史学的有效手段[J].近代史研究, 1999, (1) .

澳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策略探究 篇2

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化；澳门；发展策略

当人们论及澳门时，大脑中首先闪现的或许是旅游、博彩。东方“拉斯维加斯”之名使澳门“享誉”世界。然而，人们似乎对澳门的高等教育并不甚了解，没有一所高等院校的知名程度足以让人脱口而出。致力于打造成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澳门，俨然已成为一个国际化都市。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支撑，对于澳门这个微型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重大。

一、应然与实然分析

（一）应然分析

澳门地处中国东南沿海，是中国接触世界的窗口之一。独特的区位优势使澳门的开放程度较高。毋庸置疑，国际化的澳门需要国际化的高等教育的“辅佐”。国际化都市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之地，需要具备国际素养的人才服务于社会的各个领域，且需接受多元文化的熏陶与教育。因此，澳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符合其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世界各国人民相互理解、彼此包容也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题中应有之义[1]。微型社会的澳门本地生源极为有限，且出生率呈连续下降趋势，面临严峻挑战。扩大招生范围、吸纳外地及国际生源应成为澳门高等教育长远发展的战略选择。单从区域环境而言，澳门要吸引优秀生源面临着激烈的周边竞争。澳门与香港隔江相望，北靠珠海。一方面，香港拥有数所世界知名大学；另一方面，数所内地知名大学分校落户珠海大学园区。显然，只有营造卓越的“国际品牌”，澳门高等教育才能具备足够竞争力，以吸纳更多优质生源。因此，国际化是澳门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除内部动因外，世界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趋势是澳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外部催化因素。综上所述，无论是世界高等教育变革的国际趋势，还是澳门高等教育发展的自身需要，从应然角度考量，国际化是其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实然分析

世界诸多国家将高等教育国际化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敦促高等教育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从澳门特区政府的2011年度施政方针中可以看出，澳门特区政府将“区域合作”作为澳门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施政方针明确指出“特区政府继续促进院校与海内外相关机构的各类合作，推动师生交流、合办课程和科研合作，尤其是粤港澳台，以及泛珠三角等地区的高教合作”[2]。鉴于澳门与邻近地区的关系更趋密切，澳门特区政府鼓励院校加强与香港、深圳、珠海及广东高等院校的区域合作。由此可见，当前澳门特区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宏观战略更倾向区域化，高等教育国际化未被置于凸显的位置。若澳门将区域合作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首要战略，则澳门高等教育的整体实力及水平难以达致国际水准，更难以在世界高等教育之林脱颖而出。特区政府的宏观政策对高等院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且国际化战略有助于提升澳门高等教育的水准，因此，特区政府应致力于推动高等院校的国际化发展。

二、国际化表征

虽然澳门特区政府在宏观政策上并未将高等教育国际化视为优先策略，然而高等教育国际化已成为高等院校发展的自身逻辑。澳门高等院校在具体实践中采取各种措施以实现国际化。毕竟国际化已成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且澳门高等院校具有达到国际化水平的需求及条件。以下将从“跨境教育提供”的三种形式审视澳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程度。

（一）项目跨境流动

项目流动主要涉及高等院校跨境进行学术合作，通过网络提供远程教育项目，向国外机构出售或引进特许教育培训课程等[3]。在学术合作方面，澳门主要是引进非本地高等教育机构的课程。就课程引进而言，澳门与国外高等院校的学术合作显著少于与内地高校的学术合作。从引进课程的层次来看，与国外高校的课程合作集中于硕士学位课程，学士学位补充课程主要通过与华侨大学和暨南大学合作提供，大专毕业证书课程主要通过与华南师范大学、华侨大学、暨南大学合作提供。

远程教育属于项目流动的形式之一。澳门城市大学由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更名改制而成。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原是一所以远程教育为主的高等教育机构，更名后，原有的远程教学课程被转入国际公开学院。国际公开学院一方面引进境外大学的远程教育课程，向澳门及内地高等院校提供远程课程；另一方面向境外高等教育机构输出远程教育课程，提供教学与培训。

（二）人员流动

人员流动主要指教师与学生的“流入”与“流出”。人员流出包括教师到境外访学、参加学术会议等，学生到境外接受教育；人员流入包括非本地教师在本地高等院校任教、访学、参加学术会议等，非本地学生到本地接受教育。伴随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教师访学、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大大增加。世界各国通常将留学生及外籍教师的比例作为衡量高等教育机构国际化程度的指标之一。此处，人员流动将主要借助非本地学生与非本地教师的数量展示澳门高等教育师资及学生国际化程度。

1.非本地学生占学生总体比例较高，且以中国内地生为主

澳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国际化的传统。微型国家与地区的高等教育适龄入学者“门槛人口”有限，为维持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及实现高等教育的规模效益，扩招非本地学生无疑是可行之径。外地学生一直是澳门注册学生的重要来源。近年，就外地生所占注册学生总数的比例而言，外地生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这一方面与本地生继续增长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澳门高等教育对外地学生的吸引力在降低。内地学生选择到香港及欧美国家的知名大学就读的人数不断攀升。即便如此，澳门外地生仍以内地学生为主体（见表1），如以2010-2011学年澳门注册学生为例，出生地为中国内地的学生约占外地生总数的90%。[4]

2.非本地教师是澳门师资的重要构成，本地教师稳步增长

澳门整体师资水平有待提升，非本地教师的“引进”一方面能够满足澳门师资短缺的状况，另一方面亦可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提升教师队伍素质。2001-2010年，澳门高等院校引进非本地教师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其间略有起伏，其中，2010-2011学年外聘教师明显减少。外聘教师基本维持在教师总数的一半，但外聘教师增速低于本地教师增速，且本地教师持续增长。由此可见，澳门开始注重培养本地化的师资队伍。

据统计暨普查局的教育调查数据，2010-2011年外来教师中，中国内地的教师最多，甚至超过了澳门本地教师的数目，其次是香港的教师，外籍教师约占教师总数的25%，比例并不高（见表2）。

（三）机构跨境流动

高等教育机构跨境流动指一国教育提供者在另一国境内提供教育，主要形式包括跨境设立学校、教育培训机构，合作办学等。多数国家或地区对高等教育机构跨境流动实行较为严格的管控，因为教育关乎一个国家的“切身利益”。例如，中国内地只允许以中外合作办学的形式在境内联合设立教育机构，不允许外方在境内单独设立教育机构。目前，澳门地区的合作办学多以项目合作的形式存在，机构合作数目较少。澳门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Macau）由原澳门东亚公开学院（Open College of University of East Asia）与葡萄牙国立公开大学（Portuguese Open University）联合组成，属于中外合作办校。圣若瑟大学（原澳门高等校际学院）由葡萄牙天主教大学与天主教澳门教区合办而成立[5]， 其学位、文凭由葡萄牙天主教大学和圣若瑟大学联合颁发，实质上是国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澳门办校的形式，亦可看作是葡萄牙天主教大学在澳门设立的分校。

三、面临的问题

（一）具备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先天”优势，但“后天”发展受阻

与香港类似，澳门地理区位优越，为其开放性提供了“先天”的条件。长期的殖民历史与对外贸易活动为其埋下了多元文化之根，澳门逐步成为一个极度开放的微型社会。开放特性影响着澳门的经济、文化与社会，教育自然也不例外。多元文化之下逐渐形成多元教育，高等教育也呈现出国际化发展的需求与条件。较之其他国家与地区，澳门高等教育具有国际化的先天优势。然而由于澳葡政府长期对高等教育的“漠视不理”，澳门高等教育国际化后天发展受限。过渡时期，澳葡政府意图仿效英国将其高等教育体系植入澳门，然而葡萄牙自身高等教育开放程度及发展水平有限，使澳门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及整体水平受到制约。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准较低，区域化优势将弱化

尽管澳门各高等院校致力于通过教师及学生的多元化提升国际化水平，然而由于澳门高等教育发展起步晚，起步水平较低，又在短时期内实现了“跨越式压缩发展”，而澳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并未同步进行，且至今尚未建立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因此，澳门高等教育整体质量与世界一流水平仍有较大差距。通过上述对澳门高等教育师资及学生来源构成的分析可知，中国内地教师及学生占很大比例，因此，澳门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较低。从澳门特区政府2010年、2011年的施政报告中可以看出，特区政府强调澳门高等教育的区域定位，然而其较低的国际化水平势必会弱化其区域优势。内地优秀生源较少问津澳门高校的现实与香港高校“掐尖”现象便是例证。

（三）外部依赖性较强

微型社会的经济规模小、自然资源匮乏、人力资源有限等发展“瓶颈”，使其发展面临重重困难，因而形成较强的外部依赖性。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发达国家尚且需要引进国外教师，借鉴国外教育经验，微型国家与地区对国外师资及教育经验的需求更甚。随着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的提升，微型社会对外部生源及师资的依赖性更趋明显。较之其他微型国家与地区，澳门背靠中国内地，是其独特优势，内地充足的生源和师资为澳门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外，政府还对澳门特区给予政策扶持，如租地支持澳门大学发展横琴校区，这对于弹丸之地的澳门来讲无疑是对其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大支持。然而，澳门须在政策利好的情况下，着力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与国际化水准，增强高等教育的吸引力，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发展策略

澳门高等教育呈现多元化特色，这为其国际化发展提供了相对便利的条件。然而，当前澳门高等教育并未达致卓越的国际化水准，因此，澳门高等教育发展应遵循“强化高等教育国际化，铸造区域枢纽”的整体发展策略，具体举措包括如下四点。

（一）以英语作为突破口，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准

澳门社会存在“三文四语”的多语言特色，所谓“三文”是指中文、葡文、英文；“四语”是指普通话、粤语、葡语、英语。澳门回归后，葡语在教学中的使用剧减，中文的官方地位得到确立[6]，这符合澳门主权回归后改变“葡语独尊”的诉求。同时，英语在教学中的使用也逐步增多。世界范围内，英语可谓是世界性语言，在高等教育领域同样如此。澳门高等院校倘若以中文作为主教学语言，显然难以与内地的“985”“211”高校相匹敌；若以葡语作为主教学语言，一方面与当前葡语在澳门的地位不相符，另一方面与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趋势不契合。因此，澳门要提升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准首先应增强英语在高等院校中的使用，确立英语作为主要的教学语言，同时将中文和葡语打造为澳门高校的特色。将英语作为主教学语言可利于搭建澳门高校与世界知名高校对话的平台，促使澳门高校以世界知名高校为标杆，向国际水准看齐。

（二）彰显葡语优势，拓展其国际化的广度

众所周知，英语是当前世界上最流行的语言，也是世界范围内的强势语言，在学术界占据绝对的话语霸权。正如阿蒙所言，使用英语的国家或地区有助于提升其在科学界及相关产业的竞争力，增强该国或地区高校的吸引力[7]。从某种意义上讲，澳门在高等教育发展初期引入葡萄牙教育制度及使用葡语作为教学语言，显然不利于澳门高等教育在世界学术体系的地位，也限制了澳门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当前，澳门各高校普遍重视英语在教学中的使用，英语的地位明显得到提升。然而，独特的历史使澳门具有葡语的优势。澳门可借助这一优势将葡语发展成其特色项目之一，打造东亚地区的葡语培训中心，加强与葡语国家高等院校的交流与合作，促使其高等教育质量以及国际化水平提升，以成为葡语国家留学、进修、交流的目的地。

（三）加强高等院校的科研职能，提升科研实力

高等院校增强科研实力有助于提升其国际化程度及知名度。倍受关注的各世界大学排名无不将科学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8]。几乎所有的世界知名大学在科学研究上皆表现突出。就澳门高等院校的整体科研水平而言，其与世界知名高校的差距较大。这与特区政府对高校科研的资助力度及高校自身对科研职能的重视程度不无关联。加强高等院校的科研能力，一方面可以协助解决澳门社会自身的困境，毕竟只有自身研究能力的提升才真正有助于解决微型国家与地区特殊的问题[9]； 另一方面可以提升高等院校的国际竞争力及国际知名度。提高澳门高等院校的科研实力需顾及两个层面：一是特区政府应加大在高校科研经费方面的投入，通过高等教育统筹局设立科研专项经费，依据高等院校的科研表现提供科研资助；二是高等院校内部需制定相应的科研考核制度，将科研纳入教师考评、晋升体系，并设置科研奖项鼓励教师进行科研活动。此外，高等院校亦可设置专职的科研岗，聘请科研人员专职从事科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冲突。

（四）构建“澳港珠”区域高等教育联盟，以区域化助推国际化

澳门、香港与广东三地相互比邻，地理区位优越，经济发达。近年来，随着粤港澳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有研究者倡导实现粤港澳高等教育一体化[10]。然而，粤港澳要实现高等教育一体化尚存在较大的制度障碍。珠海南连澳门，东望香港，为三者的区域合作提供了便利。近年来，随着珠海大学园区的建成，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数所内地知名高校以及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纷纷在珠海设立分校区。这为珠港澳三地构建高等教育联盟提供了平台。澳门可借助高等教育区域联盟提升整体水平进而实现国际化的策略。

澳门特区政府应抓住珠港澳经济合作及珠澳联合开发横琴岛的有利时机，加强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推动三地构建珠港澳区域高等教育联盟。良好的声誉、低廉的学费使落户珠海的内地知名高校对澳门学生极具吸引力[11]。珠港澳区域高等教育联盟的建成可以规避香港、珠海等地区的知名高校对澳门本地有限生源的抢夺。相反，通过三地高等院校的优势互补，将增强其整体优势与吸引力。澳门高校可以借助香港优质高等教育及珠海知名高校的声誉提升影响力，并在与珠、港知名高校的合作中借鉴与完善，从而提升整体水准及国际声誉。微型国家与地区存在的空间有限的瓶颈同样困扰着澳门高等院校的发展。珠港澳高等教育区域联盟的建成为澳门微型高等教育拓展发展空间提供了可能，澳门大学横琴校区便是一个创造性的开始。目前，珠港澳高等教育合作尚处于探索与起步阶段，三地高等教育区域联盟的真正组建需要香港、澳门特区政府及珠海市政府的积极促动，同时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惟有如此，才能保障珠港澳之间形成长期定制化、多层次、多模式的合作联盟。

注释：

①②资料来源于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公布的2001-2010年高等教育教职员及学生人数。

参考文献：

[1]吴坚. 当代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8-30.

[2]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网站. 社会文化范畴二零一一年度施政方针（高等教育部分）[EB/OL]. http：//www.gaes.gov.mo/big5/contentframe.asp？content=./mc_edu_law_main.html， 2014-07-24.

[3]周满生. 从教育服务贸易到跨境教育——第二届教育服务贸易论坛侧记[J].教育研究，2004（6）：91.

[4]澳门统计暨普查局. 教育调查2010/2011[Z].统计暨普查局，2012：64-65.

[5]University of Saint Joseph. About USJ History [EB/OL]. http：//www.usj.edu.mo/en/about-usj/history， 2014-07-26.

[6]张桂菊. 澳门回归后“三文四语”教育现状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09（11）：13-16.

[7]乌尔里希·阿蒙，霍叶译. 英语的霸权[J].国外社会科学，2011（4）：38-40.

[8]Quacquarelli Symonds. Comparing ranking systems[EB/OL]. http：//www.topuniversities.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comparing-ranking-systems， 2014-11-20

[9]Michael Crossley， Keith Holms. Challenges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artnerships and Capacity Building in Small States [J].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2001（3）： 402-406.

[10]朱建成，王鲜萍. 粤港澳高等教育一体化研究[J].战略决策研究，2011（3）： 69-85.

[11]马早明. 回归后的澳门高等教育：问题与对策[J].江苏高教，2010（2）：150.

澳门高等教育:发展与质量 篇3

一、澳门高等教育的发展

( 一) 澳门公私立大学的演变

澳门高等教育私营时期(1594—1988 年) 分为传教士办学阶段(1594—1938 年)、内地知识分子办学阶段(1938—1959 年)、港商办学阶段(1981—1988 年)。[1]澳门高等教育历史悠久,1594 年由罗马耶稣会传教士在澳门建立远东第一所的西式大学,这所大学是澳门私立大学的起源,今屹立在澳门大三巴的景区一角(圣保禄学院)。早期的澳门圣保禄学院已经具备国际化色彩,主要来自罗马的教廷派来的耶稣传教士和东方国家的教徒。该学院因与教皇和世俗不和,最终遭大火毁于一旦,历经办学时长221 年。1727 年天主教耶稣会再创办了圣若瑟学院,课程结构除了开设神学课程和通识教育课程外,还开设了一些针对性和实用性的课程。由于当时澳门葡萄牙政府不认为澳门是一个独立发展的经济体,所以长期对澳门高等教育处于“放任自流”的态度,导致澳门的高等教育出现“辉煌一时”“百年沉寂”的局面。1981 年由香港商人和律师等人,在澳门创办了第一所华人大学——东亚大学(今澳门大学),来自26 个国家的135 位大学校长参加了这次仪式,可见当时东亚大学的声誉是闻名中外的。[2]但该所大学的学生主要是香港和东南亚学生,所以当时澳门的高等教育仍然不受重视,本地学生毕业后都只能选择到海外升学。1987年,中葡两国在北京签订了《中葡联合声明》,明确要求澳门在1999 年回归祖国,因此澳门需要解决中文合法化、公务员本地化和法律本地化的三个问题。1988 年澳门基金会收购东亚大学,1991 年更名为澳门大学,从此澳门高等教育走上公立大学的时代。澳门著名教育家刘羡冰认为澳门教育在20 世纪前半叶发展缓慢,60 年代靠民间力量逐步普及初等教育,70 年代逐步发展中等教育,80 年初由港人来澳门办高等私立大学。[3]

( 二) 澳门高等教育的特点

澳门目前有十二所高等教育机构,而澳门大学是澳门高校在人才培养、科研合作和社会服务的领军者,早期重组的澳门大学包括有理工学院、预科学院、公开学院、研究生学院和本科学院。澳门高等教育机构分为公立院校和私立院校,目前的公立院校包括有澳门大学、澳门保安部队高等院校、澳门理工学院和澳门旅游学院,而私立院校则包括有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澳门圣若瑟大学(原澳门校际学校)、澳门镜湖护理学院、澳门管理学院和澳门中西创新学院,另外还有两所研究机构。早期的澳门理工学院和澳门城市大学(原澳门国际公开大学),实际上都是从澳门大学分化出来的。澳门的高等教育起步慢,但发展快,在短短的二十年间,已成立了十二所高等教育机构,这是澳门社会重视培养人才的必然结果。我国著名教育家潘懋元先生把高等教育的发展定义为数量与质量的扩张,澳门目前高等教育的学术水平、科研实力普遍不高,因此澳门高等教育质量存在的问题应该要理性地对待。澳门的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都具有多元化的特点,这是历史遗留下来,也是必然的趋势。从表1-1的统计来看,澳门各高等教育机构的创校机构法人都独有特色,如澳门的公立院校主要由社会文化司管辖,而私立院校由不同机构管辖,如澳门科技大学由澳门科技大学基金会管辖,澳门中西创新学院由澳门博彩有限公司管辖。从高校类型来看,澳门大学又可以细分为教学型和研究型、专业型、教学型和研究型四类。澳门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普及化阶段似乎处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它不像美国高等教育依靠市场的力量走向普及化,也不像中国内地高等教育依赖政府的“高考扩招”政策导向走上大众化阶段。[4]

数据来源 : 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 http://www.gaes.gov.mo/

(三)对经济社会的作用

澳门目前的经济产业结构单一化,在低风险和高利润的“博彩业”一枝独秀抑制了其他新兴产业的发展,据2013 年澳门统计局调查,澳门博彩税收占澳门政府总收入的80%,但是澳门“博彩业”带来了很多社会的负面影响,如高校的学历贬值和课程的实用主义等,因此特区政府多次在施政报告提出,推动澳门走向多元化的发展,打造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澳门高等教育为澳门产业适度多元化提供必须的专业人才,而人力资源素质低和高层次人才的缺失,制约澳门产业多元化的发展,因此澳门迫切需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未来教育的指导方针即“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明确国家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而澳门目前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依赖物力资本,而不是人力资本,这样不利于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的长远发展。[6]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想在知识经济、技术革新和全球一体化的时代,都必须提高本国的综合实力,不得不能不重视人力资本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因此,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加大教育的投资是稳定澳门在“教育兴澳”“人才建澳”的长远的规划和发展。

澳门的经济多元化曾列入国家“十二五”的规划,可见澳门特区政府非常重视多元化发展。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应该是指优秀产业的延伸,这属于所谓的垂直延伸。制约澳门多元化的发展主要是土地空间狭小和专业人才的缺失。澳门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汇之地,在“一国两制”的支持下,澳门高等教育可以发挥其历史、自身区位、文化和制度的优势,发展其他新兴产业。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现代经济发展已经不能再单纯依靠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来促进经济发展,因此高等教育是人才培养的发电站,而经济多元化是目前澳门发展的总趋势。澳门可以借用高等教育来发展多元化产业的优势有:第一,澳门与欧美国家具有广泛的贸易和合作,澳门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和葡语国家在澳门设立的商贸合作和离岸平台。目前葡萄牙语国家占全球2 亿人口的市场,因此澳门高等院校应该责无旁贷,加大培养澳门地区的中葡翻译的人才,中葡会计人才和中葡法律人才等。第二,借用粤港澳合作,发展澳门中医药产业、文化创业产业、会展产业等。第三,澳门是被联合国评选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城区,因此应该要提高本地旅游的地位和形象,如澳门旅游学院积极培养酒店管理和文化遗产管理的人才。无庸置疑,澳门高等教育的功能的确可以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但是前提必须要重视高等院校的质量。

二、澳门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

( 一)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成

在21 世纪的知识经济和技术革新的时代,教育是国家的基石,大学是知识的殿堂。国内外学者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看法各有不同,“横看成岭则成峰,远看高低各不同”,因此,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够统一高等教育质量的标准。如美国学者西摩(Seymour)认为,高等教育质量的指标主要是丰富的资源,包括较多的专业、巨大的图书馆藏、一定数量的知名学者等。还有西方学者认为,高等教育质量指标是大学的声望等级,大学可得到的资助、学生的学习成果和学生的天赋潜力。西方学者倾向把高等教育的质量和资源紧密联系。众所周知,世界大学排名的成绩是衡量各高校质量的水平高低,包括学术水平、科研实力、师资力量、国际化等指标,而大学的资金来源主要有政府、社会和学生等。如香港科技大学用短短二十年间,成为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学;我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经费收入是全国高校之冠,而国内前四名的高校年均经费达100 亿以上。但是光有钱不足以建设一所高质量的大学,我们应该要结合时间的效能,因为大学水平与经济水平的联系远不是那么密切的。[7]我们很难对高等教育质量下定义,具体可以把高等教育质量分为政策性和适应性两类,不同角色对高等教育期望不一样,教师关注学术标准,学生关注就业工作,政府关注人才培养,社会关注自身的利益。另外,不同国家因为有不同的文化传统,所以也有不同的标准。西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高等教育质量一般分为外部质量和内部质量,而外部质量的评估主要是由政府或中介机构组成的,内部质量的评估主要是由院校自我评估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指为了使高等教育的消费者( 政府、社会、学生)对高等机构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等方面的质量得到保证。[8]以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来看,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做法。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模式:以高等教育质量的同行评估为特点的英国模式,以高等教育质量的政府管理为主要特点的法国模式,以高校鉴定制度为特色的美国模式(遵循院校自我认证)。[9]

( 二) 澳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推进

近几年,澳门特区政府开始转变和重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的转变和重构,目前澳门评估活动都是申请境外机构评估,或是高校自我评估。[10]由于澳门高等教育长期受到殖民地政府“放任自流”政策和袖手旁观的态度影响,澳门高等教育在这二十年间才发展起来,所以澳门目前的高等教育的质量评估是不成熟的,仍然还在完善中。澳门高等教育的质量保证可以追溯到“澳葡总督”颁发的11/91/M和11/98/M号法令。前者11/91/M是澳门高等教育的法令,如澳门公立高等教育是公共法人,并享有制订章程以及学术、教学、行政和财政的自主权。后者是对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的法令,而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与澳门高等院校不是纵向关系,而是横向关系,与各高等院校的关系是平起平坐的。根据现行法例之规定,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葡文缩写为GAES)为一负责辅助、跟进及发展澳门高等教育,并对高等学历进行认可工作之技术办公室。澳门目前高等教育实行三个层面的管理体制,第一层面是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第二层面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文化司,其设了一个辅助高等教育的机构,即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并设相关咨询委员会和咨询服务;第三层面是各所高校。

自2004 开始,澳门特区政府提出修订沿用多年的高等教育法,并同时修订三所公立院校的章程,以及《高等教育辅助基金》《高等教育评审制度》《高等教育办公室组织法》《学分制》等法令,但是直到现在,部分法令还停留在立法会机关的修订和跟进中,这是与大学功能提出的人才培养是背道而驰的。[11]澳门高等教育的质量保证体系不成熟,与邻近地区较为成熟的香港教育资助委员会、学术评审局、职业训练局还存有很大的差距和进步的空间。目前澳门高等教育的质量保证分为三个部分,即澳门政府质量监督管理、高校内部质量保障和国际机构评估认证。[12]澳门政府质量监督管理是由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每年定期派遣专家到院校进行教学、财政、课程等质量评审,也要求院校提供教育报告和院校课程运作情况等,但不得妨碍院校的学术、教学和管理的自由。但是,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是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具体性操作的规定,因此政府对高校的质量管理处于“无为而治”的状态,其实质是澳门政府与高校处于一种自然、和谐的平衡状态。[13]西方国家政府对高校进行的质量评估,间接上会影响每年高校的资助和拨款金额,而澳门高等院校目前不存在这个问题,评估结果没有成为特区政府作为激励高等院校的动力。在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方面,澳门高校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行设置或邀请不同的国际机构或自身内部评估作为评估标准的,其目的是保障高校的质量,即高校的生命线。如澳门大学建立质量管理架构,澳门理工学院建立教学质量委员会。各高校在内部进行质量评估,可以明确自己的办学目标和定位,但是这种机构较为分散,不算是正式的评估机构,见表2-1。[14]

澳门目前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外部评估没有任何本地民间机构或组织负责,高等教育制度法还在立法会草案中,导致澳门高等院校需要寻求海外或者香港的认证机构,即国际评估。澳门理工学院自2003 年开展各项学术评审工作,以确保院校的质量得到保障,2014 年接受英国质量保障局(QAA),进行全澳首个高等院校的评审,并成功取得充满信心的成绩。英国质量保障局是英国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证体系最主要的组织,该机构是非官方机构,如剑桥大学的外部质量也是由该机构负责。在2015 年,澳门理工学院与香港评审局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友好合作的关系,加强双方在课程素质保证上的交流与合作,提高澳门高等教育的办学水平。另外,澳门旅游学院多次通过世界旅游组织的“旅游质素认证”,其他院校也取得ISO9001 和ISO14000 等国际认证。可见,澳门高等院校的质量认证机构是多元化,这与澳门高等教育的办学自主、历史因素有关系的。澳门高等教育的质量保证可以借鉴邻近地区的香港较为成熟的评估机制,可以建立一个非政府的中介评估机构或民间机构。如香港目前的高等教育的外部质量保障主要由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和香港学术评审局的非政府的中介机构作为“缓冲组织”的监控。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对香港八所受资助的院校进行“教与学质素保证过程检讨”(Teaching and Learning Quality Process Reviews),即质量保证(QA)和质量改进(QI);而香港学术评审局主要是对其拟开设的课程能否符合有关学术水平的标准作出审查。[15]目前澳门高教办已委托香港的职业与学术评审局为澳门制定高等教育评审的范围和内容清单,包括有院校评鉴、院校质素认证、新办课程评鉴三个方面。同时也委托澳门大学建立澳门高等教育数据库,收集各高等院校的数据,同时2012 年澳门高教办建立澳门高等教育人才数据库。

三、澳门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思考

澳门目前有十二所高等教育机构,从规模来看,除了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澳门公开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外,其他8 所都是微型院校。[16]据澳门教育塈青年局的2004/2014 年在校学生人数的统计,近年来由于澳门的出生率持续下降,澳门就读基础教育的学生人数逐年持续下降,另外,在2013/2014 年澳门约一半的学生到外地升学,造成了高等院校在招生情况出现供不应求。从目前就读在澳门高等院校的本地生和外地生的数据来看,两地学生在校的比例几乎接近,而澳门的本地学生热衷于到外地高校进行学习,因此,导致本澳每年大约有50% 左右到外地升学,这在世界上属于罕见的状况。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澳门高等教育质量的水平普遍不如邻近地区或其他国家。根据2014/2015 学年的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对澳门大专学生学习用品津贴的统计,澳门目前修读本澳高校课程的学生有16,605 人,而外地高校课程有15,879 人,外地高校与本地高校合办课程的学生有1,364 人,以就读外地院校主要分布在中国内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欧美国家等。[17]但是,笔者也认为澳门的高中毕业的学生分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四年的学习,有利于开拓澳门学生的国际视野和提高人文素质。在2001/2002 学年,澳门一些私立高校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盲目追求内地学生,如澳门科技大学和澳门城市大学,引起社会对澳门私立高校质量的质疑。而在2009 年,澳门已经有六所高等院校可以在内地二十五个省份进行招生,包括有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澳门旅游学院、澳门理工学院和澳门镜湖护理学院。澳门高等教育应该是立足培养外地生还是内地生?根据2013/2014 澳门十所高等院校外地学生的比率,澳门高等教育的学生数为29,521 人,其中,外地生人数为10,872 人,占澳门总体学生的比率为36.83%。而澳门科技大学的本地生和外地生的比率不均衡,外地学生比率占58.24% (表3-1)。有学者认为澳门的经济发展急速有能力带动澳门大学成为国际知名大学,但是澳门长期从外地的课程输入人才(医学),这样不利于澳门的发展。[18]

澳门高等教育 篇4

澳门是中国最后一块外国作为殖民地的地区，回归的意义不言而喻。澳门回归之后，中国的领土便有了完整性，中国也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国家，也代表了新中国再也不是之前被人欺辱的那个旧中国了。

由于澳门处于我国一国两制的方针，使得国人进出澳门想要港澳通行证，澳门也是一个旅游胜地，澳门旅游业发展迅速，澳门拥有大量的风景名胜，葡萄牙风格的建筑。

澳门回归代表着什么

澳门高等教育 篇5

关键词：澳门;问题少年;社区教育救助项目

一、项目宗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趋严重的少年违法犯罪问题一直是澳门特区政府与民众的关注焦点。学者们在充分的实证研究与系统的理论分析基础上，将主要原因归于少年自控能力的低、家庭监护的缺失、学校管理的偏差、社会亚文化的侵染，以及家庭、学校、社会三者之间教育合力的低效。鉴于此，澳门以融合三方力量的社区教育救助模式，帮助问题少年①免于被越轨亚文化所缠困的“飞鹰计划”“成长友伴计划”“破茧行动”等服务性项目相继启动。尽管这些计划或行动的具体目标各有不同，但均以问题少年为主体，促使其形成遵纪守法、坚守正义、崇善尚德的观念;以活动育人为要旨，在训育中帮助其成为体魄强健、积极乐观、自强不息的公民;以社会帮教为依托，在合作中共同营造团结友爱、沟通互信、和谐融洽的氛围。

（一）以问题少年为主体，促使其形成遵纪守法、坚守正义、崇善尚德的观念

自实施之初，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就秉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即每一位接受教育救助的问题少年都是教育的主体，其身心特点、个性差异、合法权益与合理需求都应得到应有的尊重，使其在被尊重的过程中逐渐学会尊重自己、尊重他人。没有尊重，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救助，更谈不上教育救助的有效性。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助人者与受助者之间的心灵才能达成互动、共鸣与默契。助人者由此可以详细且准确地了解受助者的境遇、想法，乃至面临的主要难题与困惑，进而制定个性化的教育矫治对策。随之，受助者才会自愿参与为自己量身设计的主题教育活动，并在助人者的思想疏通与行为引导下主动培养自我管理、自我帮助、自我矫治的能力，不断提升自我教育的精神境界，形成遵纪守法、坚守正义、崇善尚德的观念，进而积极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挫折，防止不良行为的再次发生。

（二）以活动育人为要旨，助其成为体魄强健、积极乐观、自强不息的公民

活动育人是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实施的指导思想和工作要旨，具体内容涉及磨练意志、控制情绪、遵守纪律、行为矫正、公民道德、认识人生、孝敬师长、人际交往、服务社群、生涯规划等方面，主要方式包括体能训练、课程辅导、学术讲座、文体娱乐、社会服务、参观访问、现场观摩、个案援助等。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活动中对问题少年进行教育，既可以使他们的学习态度从消极被动转变为积极主动，在体验成功乐趣的同时增强自信心，又可以丰富他们的生活，在陶冶道德情操的同时塑造健全人格，顺利摆脱越轨亚文化的影响，逐渐成为体魄强健、积极乐观、自强不息的公民。

（三）以社会帮教为依托，共同营造团结友爱、沟通互信、和谐融洽的氛围

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不是由单一群体或组织孤立推进的，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工作集成度高、社会联动性强，即以政府相关部门提供政策帮扶、项目资助、设施服务、技术指导为支撑，以各级各类学校、学术团体、科研机构、社会爱心人士组成的庞大社会帮教体系为依托，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营造团结友爱、沟通互信、和谐融洽的氛围，致力于引导和帮助问题少年在纠正以往错误思想观念与不良行为习惯的基础上融入主流文化、顺利重返社会。作为社会帮教体系的中心和多方联系交流的中间纽带，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的主办者通常首先收集、整理相关研究成果并开展专项课题论证;其次，筹划人员构成、实施原则、运作流程、评估方案;最后，吸引和汇聚社会各界力量组成志愿服务队伍，共同磋商、制定并实施具有针对性的矫治对策。

二、运行机制

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作为专门针对问题少年而开展的具有组织性、计划性、服务性的一系列社会公益活动，从宏观到微观上都有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以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首先，人员构成是项目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其次，运作流程是项目开展的中心和灵魂，从志愿者的选拔、培训、上岗到项目效果评估、后续改进等都体现出了其基本的服务宗旨。

（一）人员构成

该项目的人员一般由服务对象、志愿者、咨询顾问成员三部分构成。

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的服务对象是在自愿原则的前提下被筛选出来的。对于任何自愿接受矫正教育或有社会服务需求的问题少年，澳门教育暨青年局、社会重返厅（隶属澳门法务局，类似于内地的司法局）、“关注少年组”（隶属澳门司法警察局，类似于内地的刑事警察机关）等政府部门都会在其职能范围内向他们提供援助，或者帮助他们将超出自身职能范围的事转介到有关机构或部门处理[1]。因为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在实施之初缺少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所以仅将服务对象限定在部分问题少年群体中。例如，早期的“飞鹰计划”把主要服务对象确定为“连续14天以上停止在文法或职业培训学校上学而缺乏任何理由”的13～16岁失学少年。当时其课程设计侧重于宿营集训的方式，男女学员一起进行宿营生活可能产生交往上的问题，因此，1997年11月首批经过甄选后的服务对象是20名12～17岁男性失学少年[2]。于1999年10月1日正式启动的“破茧行动”的主要服务对象为“曾经有违法犯事行为”或“临介于违法犯事边缘”的12～15岁少年组群，并在“社会服务机构、外展社会工作者及其他途径的转介”基础上，从中筛选了35名少年，同时因特殊需求，额外增加了3名16～18岁的大龄少年[3]。在经实践证明该类行动或计划能够有效地帮助问题少年脱离越轨亚文化的影响之后，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才将服务对象扩展到年纪较小及较大的男女青少年组群。

大多数澳门市民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会踊跃报名参加各类社会服务项目。问题少年的教育救助工作不是简单的法律说教和生硬的道德灌输，而是需要志愿者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因此，该项目的志愿者应符合一定的条件，且需经过系列的培训、考核才能上岗[4]。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除了得到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等学术团体，以及澳门明爱社会服务慈善志愿团体、青贤社、街坊会联合总会、警务人员协会、少年飞鹰会等民间组织的大力支持之外，还有一支来自社会学、心理学、犯罪学、法学、教育学、医学等领域的志愿者队伍。目前，这支队伍的成员均有较高的学术修养、专业知能、矫正技巧和人际沟通交流能力，并且一直在接受相关的继续教育与专业培训，以使自己的知识与能力更好地服务于该类项目的新计划、新使命。

项目咨询顾问一般分为咨询小组和专家学者顾问团两个部分。其中，前者主要由一些颇有经验的社会工作者组成，负责向具体项目的志愿者提供咨询支援;后者主要由来自诸多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为咨询小组成员及志愿者提供建议与协助，如1999-2000年实施的“破茧行动”的专家学者顾问团就是由24名资深的社会工作者、教育工作者、警务工作者、心理辅导人员、社会学专家、心理学专家、犯罪学专家、法学专家及其他相关专家学者组成。[5]

（二）运作流程

1. 志愿者选拔与岗前培训

志愿者的选拔与岗前培训是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运行程序的第一步。只有选拔出符合条件的、优秀的志愿者，才能使后续工作顺利而又圆满地进行，最终一步一步实现项目目标。除了“飞鹰计划”的志愿者全部来自警务人员这一特定群体之外，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一般面向社会各领域公开招聘志愿者，并依据具体的子项目要求对申请者提出一定的限制条件。例如，“破茧行动”设定的志愿者招募条件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必须为澳门大专院校18～22岁的全日制学生，其中优先考虑选修社会工作学课程的学生;二是必须具有良好的学习成绩和道德品行;三是必须得到澳门两位相关专家学者的推荐;四是必须参加为期八周的培训课程并通过考核。[6]

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十分重视对志愿者进行岗前培训，并选取一些学术团体、科研机构或民间组织作为其培训的合作伙伴。期间，志愿者不仅可以接受法制精神与法律导论、社会工作与服务导论、少年家庭访问与学业辅导技巧、少年生理与心理发展特点、少年犯罪问题分析与防治对策、少年司法保护、道德与公民教育、人际沟通技巧、个案工作进度报告撰写方法等方面的培训课程，在短期内涉猎广泛的社区教育救助知识，并通过与其他志愿者相互交流以化解心中的疑惑，还可以得到经验丰富的社会工作者、矫正教育者等的通力指导。

2. 志愿者上岗服务

项目志愿者在参加培训并经考核成绩合格之后便可正式上岗，开始进行专门针对问题少年的社会服务活动。一般情况下，此类社会服务活动分为个别式教育救助和集体式教育救助两种方式。

在“破茧行动”“成长友伴计划”等个别教育救助活动中，志愿者首先主动接触服务对象，以关怀、鼓励的态度与他们沟通，并积极与他们建立朋友关系;其次，志愿者与咨询小组成员通过个案调查、集体研讨等方式，了解和分析服务对象的生活背景与教育救助需求，进而为服务对象制定一段时期内的具体矫正计划，同时定期进行家访，与服务对象的家长商讨如何协助他们的子女解决问题以及改善与子女的关系[7];最后，志愿者依照预定活动计划开展经常性、个性化的矫正工作，尤其注重运用自己的经验、处事方法、态度、视野、智慧等来启迪服务对象[8]。期间，志愿者不仅需要每日详细填写服务对象接受教育救助情况的评估报告，并在每月底将之呈交给咨询小组、专家学者顾问团审阅，还要每两月参加一次由项目组安排的服务经验交流会，分享和吸取他人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同时接受专家学者顾问团的点评。

在“飞鹰计划”等集体式教育救助活动中，项目组首先应针对不同问题少年群体的结伙滋事、打架斗殴、参与赌博、吸食毒品等具体情况，以及他们的心理特点、认知水平和兴趣爱好，结合澳门社会发展的需要，分类设计“珍惜少年时”“积极人生”“你我有品、高人一等”“相信团队、突破自我”等不同的主题活动;接着，由相关社会服务机构、民间组织在征得服务对象及其家长同意的基础上转介他们报名参与活动;最后，服务对象在签约具体项目的前提下开始集体营训活动。

在开展社会服务活动的过程中，志愿者应遵守基本的服务守则，以确保服务对象与志愿者的定期联系、双方人身安全以及合法权益。例如，“破茧行动”筹办委员会规定的志愿者服务守则包括志愿者应每星期至少打两次电话与服务对象联系，每星期对服务对象进行至少一次家访;志愿者不得单独进行家访，应有1～3名其他志愿者或咨询小组成员陪同前往;如果志愿者必须与服务对象单独见面，应将见面时间定在10：00～18：00，见面地点应约在公园、餐厅、青年中心等公共场所，且务必向咨询小组成员报告;志愿者应切记随时提高警觉、注意自身安全，同时也要保护服务对象的权益。[9]

3. 项目效果评估

为了全面客观地掌握项目的实施效果以及日后更加科学有效地促进项目的推广，相关学术团体或科研机构通常受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主办单位的委托，采取自评与他评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对该类服务工作进行初期、中期、后期的评估研究。评估内容具体涉及某个子项目的动因、预期达成的目标与实际效果、志愿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相关人员遇到的社区教育救助困境及对具体项目的建议与意见。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的主办单位则依据评估结论，对具体项目加以改进。

三、实施成效

10多年来，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尽管面临着立法支持缺乏、执行力度不够、志愿者流失率偏高等困境，但一直被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香港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等学术团体或科研机构的评估报告认定为具有实践意义和必须持续推行的项目。

（一）问题少年不良品行得以矫正

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的服务性、公益性以及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使参与其中的问题少年在受到尊重的同时，得到了来自家长、教师、朋辈等多方的真诚帮助和悉心指导，逐渐从过去加入的非法帮会组织中被拯救出来。在温馨的家庭氛围和宽松的就学或就业环境中，他们的不良行为在潜移默化中得以矫正，遵规守纪、孝敬师长、乐于助人等优良品质在耳濡目染中内化为自身的道德品质。多数问题少年在参与该项目后，无论在校内还是在校外均有良好转变，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活动，主动帮助班内有困难的同学;认识到慎交朋友的重要性，树立了与朋友相处时的正确态度[10];懂得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并且很少在街上流连或是吸烟、喝酒等[11];学会了适应、改善、解决在学校、家庭或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12]

（二）志愿者的综合素养得以提升

在澳门庞大的社区服务队伍中，大学生志愿者占据相当大的比例。通过参与社区教育救助项目，他们不仅能利用课余时间把在校所学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锻炼了自己的独立思考、理性判断及就业能力，而且可以借助这一宝贵的实习机会为问题少年提供贴心、周到的专业服务，培养其道德意识、社会责任感、奉献精神。在项目评估调查中，有的志愿者表示，在接触服务对象时会主动地去了解他们的状况及处境，这使其更有动力去帮助他们，更加懂得珍惜身边的一切;有的志愿者认为，参加该项目大大增强了其策划活动及组织管理的技巧，对于其之后的就业有着很大的帮助;有的志愿者则谈到，参加该项目使其学会了如何控制情绪，即使处在困难的情况下，也会适当处理负面情绪，顾及别人的感受及活动的进程[13]。此外，当他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与问题时，可以向咨询小组、专家学者顾问团寻求帮助，从而习得许多从书本上学不到的经验和知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志愿者的个人生活阅历。

（三）参与双方疏离关系得以拉近

通常，问题少年在家长、教师、邻居、警察眼里是败家子、差学生、坏孩子等。这些负面标签会导致问题少年与家长、教师、邻居、警察之间产生隔阂，阻断双方真诚的沟通与平等的交流，极易致使问题少年产生严重的社会疏离感，进而助推他们滑入犯罪亚文化群体中。参与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的家长、教师、警察等一改以往对问题少年的标签化认识，以爱心和社会责任感去真诚地感化他们，逐渐改善了双方原有的疏离关系。例如，家长在参与该项目服务对象筛选过程、作为服务对象即孩子的签约见证人、听取家教培训讲座、结业颁奖典礼之后，能主动与孩子深入沟通，力求给孩子以成长的动力和情感的皈依，促进了亲子关系的发展[14];教师在帮助志愿者全面了解和分析服务对象（即学生）面临的问题、参与项目活动之后，也开始与学生打成一片，不仅加强了学生对学校的集体认同感与心理归属感，而且相应减少了学生无心向学或是经常逃学等问题[15];警察在参与“飞鹰计划”的过程中以建立友谊的形式与服务对象交往，改变了以往单一的“斗技场式”紧张关系，消解了服务对象对他们的敌意与仇视，其中不少服务对象表示，希望日后与警察保持联络，以便更深入了解他们的角色与工作，学习他们维护法纪、坚守正义的精神。[16]

（四）社会公共安全隐患得以消除

20世纪90年代的少年违法犯罪现象是影响澳门社会治安的重要因素，并被民众视作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17]。对此，政府部门曾严厉打击并予以法律制裁，但收效甚微。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以及社会服务体系的逐步健全，澳门社区教育救助项目应运而生并不断完善，对十几年来当地的社会治安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少年受教育情况良好、少年罪案率相对较低发挥了应有的价值[18]。一方面，参与该项目的警察在处理问题少年毁坏公物、打架斗殴、气枪伤人、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时，不是以单一的执法者身份而是以社会工作者和家长的角色去阻止、劝勉、指引、教导与矫正他们的行为，有效地预防了他们再次做出同样或更严重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治安[19];另一方面，志愿者在致力于转化问题少年的同时也向学校、社区广泛宣传法律常识，不仅提高了包括所有少年学生在内的全体市民遵纪守法的意识，而且促使全社会关心、爱护和帮助问题少年，及时排查和治理社会公共安全隐患，为在更高层次上、更大范围内综合治理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社区帮教活动做了扎实的铺垫工作。

注释：

①问题少年是指在家庭、学校或其他公共场合表现出不适应的情绪状态，并产生不良行为以及具有违法犯罪倾向的群体。他们的行为往往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道德标准，甚至损害了集体或他人的利益。

参考文献：

[1][4][5]叶青. 澳门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防治对策之思考[J]. 青少年犯罪问题，2004（6）：62，63.

[2][16][19]陈欣欣. 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现代警务工作实践：澳门飞鹰计划[J]. 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1998（4）：115， 114-118， 113.

[3][6][7][9]陈欣欣. 从澳门“破茧行动”经验看少年刑事司法制度中社区处遇模式的可行性[J]. 青少年犯罪问题，2001（3）：68，69.

[8]梁启贤. 澳门青少年生涯导师训练的实施与效果：以“成长友伴”计划为例[J]. 青年探索，2012（4）：32.

[10]吕新萍，范明林，冯喜良等. 小组工作[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73.

[11][14][15]伍国光. 飞鹰计划：儿童军事训练及辅导[J]. 海外中小学教育信息，1996（11）：10.

[12]吴军民. 澳门边缘青少年教育干预初探[J]. 青少年犯罪问题，2002（4）：27.

[13]梁启贤，叶敏芝. 从义务工作到服务学习：对澳门青年工作的反思[J]. 青年探索，2010（2）：27-28.

[17]柯燕. 从生活质量指标看澳门和谐社会构建的难度与方案[J]. 西北人口，2007（4）：30.

[18]赵若辉. 澳门青少年犯罪的状况及特点[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63.

澳门中学公民教育路径探析 篇6

一、澳门中学公民教育现状

澳门品德与公民科是比较系统地、直接地对学生进行品德修养教育的一门学科, 该科不仅对学生进行基本道德与法律规范、公民意识教育, 同时紧密结合国内外时事形势, 进行国情教育、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等, 增强学生的国家、民族自豪感, 培养爱国情怀和爱澳精神, 使之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回归祖国前, 澳葡政府在教育事业上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 在政府放任自流的教育政策下享有高度的办学自主权, 自行决定开设何种公民教育课程。回归后的特区政府加大教育投入, 完善教育制度, 并于2006年制订并颁布的《非高等教育法》, 标志着澳门教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12年, 澳门教育暨青年局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 共同编写了小学至高中阶段的《品德与公民》教科书, 将其列为澳门各中学首选教材, 明确规定公民教育任教老师须专科专教且要求参加培训。各中学响应政府要求增加品德与公民科课时, 没有该科的新增品德与公民科, 教会学校将品德与公民科从宗教课单列出来, 专注学生品德成长。经过多年的努力, 澳门中学公民教育取得巨大成就, 为澳门的发展和稳定作出了贡献。

二、澳门初中公民教育基本特征

1. 结合实际需求, 更新教学内容

如在蔡高中学, 初中阶段使用的是香港圣公会的一个办学团体———宗教教育中心出版的《圣经伴我行》和《共创成长路》系列教材, 《圣经伴我行》以圣经内容为主, 加入学生成长过程中关于品质提升遇到的问题及其正确应对方法, 而《共创成长路》主要谈论品德与公民教育, 包括情绪管理、创意发挥、目标管理、自我效能感等内容。初三还会加入一本讨论性教育的《青春无悔》的教材。关于公民政治问题的相关介绍主要借鉴香港雅集系列通识教材, 例如谈到青少年责任就会涉及到其与社会的关系, 如积极参与社区事务、投票选举等。

2. 培养爱国情怀, 增强公民意识

在濠江中学, 每周一都会举行升国旗仪式, 校长则会在每周五的早读时间通过广播向全校师生讲述国内外时事新闻, 班主任也会在班会时间跟学生探讨国内时政。比如, 近段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引起了全校师生的广泛关注, 校长先跟全体教师开会传达会议精神, 教师再通过班会跟学生进行讲解介绍。在岭南中学, 每逢“五四”青年节、“九一八”事件纪念日等重大节日或纪念日, 学校都会安排相应的讲座宣传活动或者板报制作竞赛, 课堂上也会要求同学们进行相关主题的演讲。永援中学规定全校每月升一次国旗, 老师会在常识课或者早课上跟学生宣扬祖国正面事件, 同时举办了著名的中文周活动, 提高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识, 让学生乐于学习中文, 喜欢上中国文化, 增加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3. 多种评价方式, 重视社会实践

在澳门, 公民教育不参与升学考, 品德属内在价值观也很难仅通过纸笔测试进行评估, 因此各校考核方式多样, 多是将功课、考试、表现、实践等多方面相结合, 在自评、同学互评、家长评、科任教师评的基础上, 由班主任根据学生的道德认识和行为表现作综合性的等级评定。

在濠江中学, 学生除备有公民课本外还需持有一本社会实践手册。公民成绩的评定, 课堂学习占百分之七十, 社会实践占百分之三十。课堂学习成绩由公民教师按课程大纲要求实施。社会实践评核由服务 ( 校内、外) 和家庭实践组成, 主要由职教公民课程的教师监管。校内、外服务部分和家庭部分各占公民成绩的20% 和10% 。以此次调查为例, 濠江中学上周组织初一学生看望特殊人士, 初二学生关顾独居老人, 初三学生去往福康医疗中心做社会服务工作。其他中学同样采用综合评价的方式, 注重课堂表现和功课完成。课上会根据学生课堂参与度、现场表现、小组合作情况予以评分。平时偶有测验也以思考题为主, 借用一些新闻时事作为背景引发学生思考, 无标准答案, 老师根据学生回答逻辑以及观点表达予以评分。另外, 学生日常的学习纪律表现也会影响平时成绩, 综合多方评价, 最终结果以 ( A、B、C、D) 等级的形式呈现在成绩单上, 同时载入社会服务参与时数。

4. 重视情景体验, 减少理论灌输

如情景体验教学。澳门学校特别重视根据不同学生身心发展年龄段的特点, 设计不同的教材和教学方法, 其设计的基本理念既形象又有挑战性, 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从而达到提升学生学习绩效的目的。如浸信中学就采取了多样的教学形式, 包括小组讨论, 短片播放, 答案配对等。此次老师带来的一节以语言为主题的公民课采用情景教学的方法让人印象深刻, 上课前老师将一些气球和马克笔带到教室, 要求学生在气球上作画, 学生玩的很尽兴, 之后老师又要求学生们擦掉图案, 学生却发现根本擦不掉, 于是老师总结说有时我们会因为有趣而说出一些伤人的话, 但是一旦出口就再也无法抹平造成的伤痕。通过这种反思活动让学生有真切的感受体会, 了解到正确使用语言的重要性。在培道中学, 近段学校组织的一个生涯规划体验活动也很有特色, 在该活动中学生不断地在做角色扮演, 他们先去参加本校毕业试, 再拿着简历去公司应聘, 却发现高中文凭并不能使他们获得向往的工作岗位, 于是重回教室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每位同学都积极参与活动当中, 并以此了解了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性。

5. 倡导启发教育, 重视师生对话

澳门各中学始终注重改进教学方式, 避免简单的灌输和粗暴的惩罚, 重视两难问题讨论、角色扮演和价值澄清等有利于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学习方式, 避免过分强调道德规范的记忆, 重视小组学习, 合作学习, 以及师生互动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 促进学习方式的多样性和有效性。同时, 不回避争议性话题, 为增进道德认知能力、批判思考能力、发展开放的胸怀提供良机。

在蔡高中学, 老师始终坚持启发式的教育方法。上课时老师会将圣经中对问题的看法讲给学生听, 由学生自己选择接受与否, 教学过程以师生对话的形式进行, 学生和老师各自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进行讨论, 当师生观点产生冲突, 老师就会让该生说出原因, 再征求其他同学意见, 共同进行讨论, 通过价值澄清的办法纠正学生的错误观念, 虽然师生观点不一致的时候很多, 但是老师不会因此批评学生, 只会说正是因为想法不同才需要讨论, 鼓励不同观点的表达。

6. 传授政治常识, 提升参政意识

在澳门, 各校也会以各种方式帮助学生进行政治常识的学习, 提升对国情的认识, 增强公民参政意识。例如, 在教学方法方面可以将“基本法”的内容编成小故事、漫画、游戏棋、电脑游戏等。把学习内容演变成游戏, 让学生在玩中学, 在学中玩。

如培道中学的老师深知学生对于政治制度方面知识的学习动机不会太高, 该内容枯燥乏味但是答案固定, 任课教师针对此情况会在课上出一些选择填空题, 以游戏竞赛抢答的方式鼓励他们去主动学习。谈及法律常识, 澳门有很著名的澳门基本法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问答比赛, 各校先进行校内比赛, 择优推选至全澳比赛, 透过比赛, 可以加强本澳学生及青年对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社会制度、政府架构及特区法制的认识, 在一定程度上督促学生加强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和记忆。

7. 政府积极参与, 社会广泛支持

公民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造就有能力参与社会活动的人, 因此公民教育具有一定的实践性。作为公民教育全面的协调者、积极的推广者、资源的提供者———澳门特区政府不仅与学校合作, 还发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 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一个大德育圈, 营造公民教育的良好环境。

( 1) 政府。政府相关机构像是司法局、警察局、廉政公署、社会工作局等也是品德与公民课的授课主体, 此类机构时常与学校联系询问是否有讲座需要, 如有需要便与其议定时间, 讲座一般涉及像是预防滥药、酒精、派对场所, 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相处等贴近青少年实际生活的内容, 法律常识也是必不可少的。主讲人将社会上新近发生的新闻案例与同学们进行分享剖析, 将法律意识渗透给学生, 讲座大部分内容与课本相互呼应, 结束后老师稍加补充即可, 此种授课方式既生动形象, 也广受学生欢迎。比如说, 基本法的相关内容请法律专业人士进行介绍最为妥当, 学生有问题随时提出都可以获得及时详尽的解答。而文化局这类机构也会利用公民课组织音乐会专场, 培养学生的乐感, 升华情操。

( 2) 社会。澳门的社会各界都非常重视开展多种形式的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澳门有着无数的社会团体, 他们的积极参与为学校开展多样化的社会教育提供了条件; 也为学校开办的公民教育课程提供了丰富而深刻的社会内容。这有利于学校拓展教学空间, 补充社会教育活动的不足。社会资源优势是澳门教育最大的优势, 利用这些社会资源可以让学生们更多的认识社会、了解社会, 尽早的去参与社会活动, 成为一名合格的公民。

此外, 社工时常会参与品德与公民课的课堂教学, 通过事先跟老师的沟通自行设计一些贴合讲授主题的内容对学生进行教育, 比如职业生涯规划、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同性异性的交往等, 主要以专题的形式跟学生进行具体介绍。

8. 宗教融入德育, 圣经规范行为

除了正规的品德与公民教育, 以基督教为首的西方宗教在澳门人的社会生活中同样起着公民教育的作用。澳门大部分中学都有教会背景, 圣经培养的价值观也比较完整, 成效同样显著, 每所学校进行公民教育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培养诚实、有责任感、热爱祖国、珍惜生命、道德高尚的良好公民。在永援中学, 老师以天主教为背景讲授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希望学生们诚心向善, 通过引用圣经故事传达一些做人的道理。老师也希望学生们去践行生活的实践, 追求品德的发展, 尽管学生们不一定都会信教, 但是通过这些课程能学到很多宝贵的精神, 用这些精神去学习和生活。

9. 家校广泛合作, 亲子活动丰富

澳门各中学非常重视家校合作, 启发家长认识到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重要性, 关注年青一代成长的新特点, 思考新时代子女教育的新课题, 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 并掌握亲子沟通的有效技巧, 持续提升家长的教育能力; 鼓励家长与子女共同参与社会服务, 家长主动参与学校事务, 关心子女学校生活。围绕青少年价值观教育, 澳门采用家庭、学校共同促德育的教育模式。在蔡高中学, 家长会举办了《与子女谈“恋爱”家长讲座》, 教育家长以正面的态度聆听子女的分享, 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及良好的沟通;举办《送暖迎新春》亲子义工探访, 协助家长培养子女的服务精神及提供亲子合作的机会。浸信中学同样重视家校合作, 学校规定每位家长每年至少来校三次, 包括参加家长会、与班主任单独见面等。每学期末发成绩单时要求家长来校领取, 老师跟家长增进沟通, 互通有无, 加强对学生的了解。留级的学生如果表现改善, 学校会举行嘉许礼, 颁发奖状、奖品激励学生, 并且邀请家长观看仪式, 让家长看到孩子的进步, 进而予以鼓励。

10. 一元体系德育阶段衔接顺畅

进入21世纪后, 澳门不少私校获政府资助建新校, 当中有由原幼稚园、小学发展成中小幼的所谓一条龙学校。众所周知, 多年来澳门私校的教育自主权相当大, 既没有统一的教材, 又没有统一内容的具体要求, 由一所幼儿园转到另一所小学时, 其德育情况可能未能衔接, 同样地当学生从小学升上中学时, 类似情况亦会碰到, 容易令德育产生反效果, 而一条龙学校在发展完整的一元化德育体系则较有保障, 德育较易到位, 同时由于一条龙学校学生人数较多, 在经济及能力上足以设置专人负责统筹协调工作, 对班主任及其他德育工作者作出指引或支援。一元化德育体系可使德育在内容上保持循序渐进, 不断发展, 不断深化, 同时各德育目标、德育阶段亦能相互衔接、相互补充, 使德育工作均在有计划地围绕目标逐步实施。例如浸信学校在进行“诚实”这个德育专题教学时, 按不同年级、不同基础, 不同经历而作出循环的、螺旋型相应教授, 学生的学习成效相对更加理想。

三、结语

公民教育是个古老而常新的课题, 加强公民教育对提高个人修养、民族素质以至整个社会的文明都有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推行公民教育的成效难以立竿见影, 使得公民教育既受人注目, 又被人忽略。在现阶段, 我们不仅要结合本国的社会现实进行公民教育理论研究, 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教育理论, 还要吸取澳门先进的教育教学方式为我国开展公民教育服务, 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正如教育暨青年局所推崇的宗旨“凝聚社会力量, 培育全人发展”, 扶助青年面对挑战和实现理想, 培育志存高远、德才兼备、身心健康、权责兼顾, 既有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 也有创新和建设能力的年青一代, 这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摘要：澳门学校历来重视公民教育, 作为中西文化交融的衔接点, 公民教育也有其独特特色。而中学阶段正是性格品质形塑的关键时期, 因此加强对中学生公民教育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总结澳门中学公民教育的基本特征, 鼓励学习借鉴其优秀教育成果, 对于完善和发展我国中学公民教育, 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全面素质的优良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澳门中学,公民教育,基本特征

参考文献

[1]富兵.澳门公民教育的缺失及《品德与公民》教科书的回应[J].全球教育展望, 2011, (08) :81-86.

澳门高等教育 篇7

(一) 高等教育体系与非高等教育学制不衔接

回归前, 葡澳政府只关心三个群体在澳门的教育问题:一是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居民;二是在澳门出生的葡萄牙人;三是欧亚混血的“澳门人”。 这三个群体的孩子都是在少数官立葡语学校接受教育。葡澳政府把中国本土居民当作居住在他们海外领地 (澳门) 上的外国人。中国人及不会讲葡语的族裔人, 从中心—边缘理论来看, 是属于边缘地带上的族群, 教育事务则由民间的社会团体及宗教组织担负, 葡澳政府对此并不过问, 任其自生自灭。结果, 在澳门, 中小学校呈现出所谓的“三文四语”现象, 即汉语学校、葡语学校、中葡语学校和英语学校, 即在主流的汉语学校中使用汉语, 中文是书面语, 广东话是教学用语;在葡语学校里, 葡文既是书面语又是教学用语;在中葡语学校, 同时教授中文和葡文;英语学校使用英语作为媒介, 充当书面语和教学用语[1] 。

澳门非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多元性[2] , 不仅体现在教学用语上, 而且在学制及其课程标准上, 都具有多样化的特征。存在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是1835年1月圣保禄学院因雷击起火遭焚而彻底停办之后, 澳门就一直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本土高校。本澳青年学子只得远赴海外负笈求学。不同源流的中小学校在学制与课程设置及标准上, 逐渐形成衔接各自的海外高等院校体系:葡语学校学生毕业后大多数进入海外的葡语国家高校;英语学校学生主要是为升读英联邦地区和美国的院校做准备;中文学校毕业生读学位课程则要进入中国大陆或台湾地区院校学习;还有一些是中等职业学校, 学制及课程与行业标准要求更是五花八门。这样, 在澳门就形成了以多语教学、学制迥异和学校自治为特征的多元化的教育特点。以葡制四年为标准的现行澳门高等院校体系, 与多元的非高等教育学制存在脱节现象。这是回归初期, 澳门学校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之一。

(二) 作为出资人的政府监管缺位, 高校绩效问责名存实亡

近十年澳门高校规模迅速膨胀, 政府资金源源不断地注入, 而大学声誉并未得到应有的提高, 政府的有效监控及问责有其正当性。然而, 回归后特区政府继续沿用了葡澳政府时期的诸多法令。根据这些法令, 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应对院校办学活动实施评审[3] 。但是, 无论是回归前还是回归后, 政府并没有跟进制定诸如“大学评审制度”及“院校评审操作细则”等配套法规。实践中, 澳门各高校评审仍然是以内部自行评审为主, 外部行业评审为辅, 尚未形成一套统一的由官方或类似民间大学协会组织起来的评审制度。代表政府的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 只是依法“协助评核”各高等教育机构。政府作为出资人的监管缺位, 导致高校办学绩效问责名存实亡。

(三) 内外交困隐现生源危机, 生存空间时时受到挤压

生源关乎到高校的存亡。澳门地域狭小人口有限, 无论是圣保禄学院还是东亚大学, 都将主要生源定位于本澳以外地区。澳门大学公营化及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以后, 澳门本地学生才逐渐占绝对多数[4] 。但是, 回归后澳门各高校很快面临三个问题:一是2002年澳门博彩赌权的开放, 多家外资博彩巨头进驻澳门, 带动了澳门博彩业及经济的全面繁荣, 其从业人员的巨大需要及高福利待遇, 吸纳了相当数量的中学毕业生。二是近在咫尺的珠海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大学园区。地方政府通过诸多优惠措施, 引进如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等十多所国内著名高校进驻珠海。三是2006年秋季中央出台政策, 港澳台学生在内地高校就读, 与内地学生缴纳同等学费, 而内地政府高校学费是5000-6000元人民币不等, 只有本澳高校学费的十分之一。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对澳门高校的生源构成威胁, 压缩了澳门高校的生存空间。

(四) 单一的浅碟型经济模式, 导致高校学科发展失衡

长期以来, 澳门博彩业一支独秀, 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产业。这种单一浅碟型经济发展模式, 影响了澳门高校各学科的发展及其结构的平衡。根据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2003/2004年度统计, 澳门12所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社会及人文科学、法律、教育、旅游、艺术及设计、体育、资讯及工程、经济及商业管理、医护、保安和自然科学等11个学科专业, 共计有30, 257名学生就读。其中, 社会及人文科学2, 534人;法律1468人;教育943人;旅游1, 017人;艺术及设计249人;体育203人;资讯及工程1, 428人;经济及商业管理21, 523人;医护844人;保安27人;自然科学21人[5] 。很明显, 在这11个学科专业中修读“经济及商业管理”的学生最多, 占这个年度澳门所有高校注册学生的71.13%, 学科发展失衡, 教育资源向单一学科倾斜严重。

二、澳门高等教育新发展的对策

(一) 统一非高等教育学制及课程标准, 承接本澳高等教育体系

2004年, 特区政府提出变革澳门非高等教育制度, 2006年12月立法会批准通过《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这是回归后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部有关非高等教育的基本法。该法律确立全体澳门中小学校的基本学制统一为幼儿教育、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的学习年限均为三年, 小学教育的学习年限为六年, 即15年一贯制的澳门学校教育制度。2008年6月澳门社会文化司颁布《初中和高中新的课程计划》, 该课程计划统一了澳门各中学教学内容与基本学力的要求, 以承接本澳高等教育体系, 打造一体化的澳门学校教育系统。

(二) 实施15年免费义务教育, 开拓大陆生源渠道

前文述及无论是赌权开放还是珠海大学城的成功运营, 都对澳门高校生源构成一定的威胁。基于此, 特区政府采取诸多措施, 辅助本地高校在竞争中求得稳定发展。首先, 政府设立福利基金, 津贴学生的学费等支出, 鼓励青年继续升读; 其次, 从2007/2008年度开始, 全澳门实现普及从学前教育至高中教育阶段15年的免费义务教育[1] ;第三, 2002年起中央政府先后批准澳门大学、理工学院、旅游学院、科技大学、公开大学和镜湖学院等6所高校在中国内地25个省市招生, 大陆内地来澳门注册就读的学生迅速上升, 并超过香港成为澳门高校最大的外地生源地[5] 。这些措施极大地改善了澳门各高校的生源状况。

(三) 组建高等教育委员会, 修法与绩效问责

在管理模式上澳门高等教育, 既不属于集权型的, 又不是分散型的, 院校事务是由社会文化司辖下的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专责辅助。回归前这种政府与院校的关系, 类似英国政府对院校的管理模式, 即政府干预力量与市场力量并存, 在政府与高等学校之间存在一种中间层缓冲组织或力量。这种组织或力量协调政府与高校的关系, 可以最大限度地确保各大学的自治权与学术自由。但是, 澳门地域狭小、经济脆弱, 发展战略转型为适度多元, 政府需要强化对高校的领导力, 使之服务于社会经济建设。

基于此, 特区政府需要重构本澳高等教育管理模式, 策略有:一是组建澳门高等教育常设委员会。2001年, 香港大学教育专家马克·贝磊 (Mark Bray) 教授领导的研究小姐, 向澳门特区政府提交了《澳门高等教育新纪元策略性发展咨询研究报告》。其中, 专家组建议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之上组建澳门高等教育常设委员会, 在组织上提升政府对高校的监管。二是2005年制定了《高等教育制度》, 并经过近几年的多次咨询修改, 即将颁布实施。新的《高等教育制度》共分10章52条, 是对现行二月四日第11/91/M号法令 (澳门高等教育法令) 的全面翻修, 其中多处条款体现政府强化监控的意志。三是颁布院校办学章程。2006年, 特区政府制定并通过《澳门大学章程》和《澳门大学人员通则》;同时, 科技大学、理工学院、旅游学院和镜湖学院等院校章程也在修订之中。四是正在修订《高等教育评审制度》, 要求建立本澳高校独立的评审制度, 以体现政府作为出资人对高等教育机构办学绩效的问责。《高等教育评审制度》的制定与颁布将是对《高等教育制度》第8章 (评审制度) 第33条的具体回应[8] 。

(四) 调整高校学科结构, 配合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战略

在前文有关回归前五年澳门社会经济及高等教育发展困境中, 提到澳门单一以博彩业为支柱产业, 随着赌权的开放日趋严重, 极易受到外围政策及经济环境的影响, 因此特区政府适时推出“经济适度多元”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即今后澳门除博彩业之外, 还要注意利用自己的优质资源, 如独特的多元历史文化内涵等, 做强文化旅游业, 培养国际会展业等。对此特首在近几年的施政报告中, 都要求各高校积极配合变革, 调整高等教育学科结构。

2006财政年度施政报告中, 特首要求在基础教育改革基础上, 开展高等教育改革;进一步完善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之间的平衡;增补哲学性、通识性的教学范畴, 促进高等院校知识结构和学术体制的完整化。在2007财政年度的施政报告中, 强调主管部门应该支持“冷门”而战略价值无比重要的学科建设, 平衡教育单面化、商品化的趋势, 构建一个健全的现代化知识体系和教育体系。在2008年年度报告中, 特首就施政重点的阐述, 第一次提出“巩固经济基础, 推进适度多元”的澳门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选择, 其策略之一就是把澳门建设为名副其实的“文化旅游之都”。政府希望本澳高校推进过去相对忽略而战略价值不可估量的人文学科建设, 在尊重院校建设自主的前提下, 鼓励历史、政治、哲学及宗教等学科的设立。在2009年施政报告中, 特区政府进一步提出“调整经济策略, 强化适度多元”, 强调高校“人文建设的一些范畴, 其需求可能限于一定范围, 然而具有重大人文意义和社会品位意义, 我们必须赋予它们独特的战略地位, 投入充足、优质的资源, 使它们成为特区社会发展面貌一些经久不灭的亮点。”[9] 上述施政报告均显示特区政府希望改造澳门高等教育学科结构的强烈政治意愿。

(五) 设立澳门大学珠海横琴校区, 引领澳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澳门大学地处澳门凼仔岛的山顶, 场地十分拥挤, 6000名师生已使校园超负荷运转, 严重制约澳大的扩张与发展。2009年6月24日中央政府正式宣布, 将一水之隔的珠海横琴岛5平方公里的土地, 作为粤澳横琴合作开发项目用地, 其中澳门大学横琴校园用地面积为1.0926平方千米, 拟设置6至9个学院, 规划容纳1.5万人, 采取隔离式管理[10] 。这是中央政府就澳门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实施的重大战略措施。

澳门特区政府可以利用这次澳门大学珠海横琴校区扩张机会, 重新拟定澳门大学乃至澳门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一是重组澳门高等教育结构。虽然澳门有12所高等教育机构, 但是除了澳门大学、科技大学、理工学院和公开大学规模稍大外, 其它8所都是微型专业院校。长期以来, 由于校园面积、师资、资金及管理水平的限制, 这些专业学院很难与域外同类专业学院竞争。因此, 特区政府可以让澳门大学、科技大学等合并一些专业院校, 使其学科门类更加综合化。二是定位“澳门大学珠海横琴校区”为“澳门大学城”。特区政府可以将部分本澳高校, 通过土地置换方式迁进“澳门大学城”。三是利用“澳门大学城”诸多的资源优势, 引进海内外优秀人才, 平衡各学科发展, 做强澳门高等教育, 使其成为澳门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转型的“动力之源”。

参考文献

[1][6]Peter SHAN Wen Jing&Sylvia Ieong Sao Leng (单文经, 杨秀玲) .Post-Colonial Reflection on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Macau[J].Comparative Education Bulletin, The Comparative EducationSociety of Hong Kong, 2008, (11) :37.

[2]非高等教育 (the Non-Tertiary Education) , 澳门政府官方文件中英文版本中的称呼, 指继续教育和正规教育两种类型, 正规教育指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

[3]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澳门高等教育政策法规[EB/OL]ht-tp://www.gaes.gov.mo/big5/contentframe.asp?content=./mc_edu_law_main.html, 2009-08-12.

[4]冯增俊.澳门教育概论[M].广东: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

[5][7]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澳门高等教育年度报告[EB/OL〗http://www.gaes.gov.mo/big5/contentframe.asp?content=./mc_edu_info_main.html, 2009-08-11.

[8]《高等教育制度》第八章 (评审制度) 第三十三条:“一、所有高等院校, 不论其法律性质如何, 均须接受评审。二、上款所指的评审制度的一般原则及有关内容由补充法规另行订定。”[EB/OL]http://www.gaes.gov.mo/big5/contentframe.asp?content=./mc_edu_law_main.html, 2009-08-11.

[9]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府资讯/施政报告[EB/OL]http://www.gov.mo/egi/Portal/rkw/public/view/area.jsp?id=21, 2009-08-13.

澳门高等教育 篇8

一、澳门高等教育管治体系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系开展高等教育管理活动所涉及的组织制度体系，其中包括负责高等教育管理活动的组织机构以及机构间的运行机制。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分为宏观管理体制和微观管理体制两个维度，宏观管理体制是政府与高等院校之间的职责权限关系，微观管理体制是指高等院校的内部管理体制。当前，世界各国高等教育衍生出三种典型的宏观管理体制模式：一是中央集权式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二是分权式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三是集权与分权并存式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央集权式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意指高等教育完全处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政府与高校之间是一种管理与依附的关系，高等院校的办学经费几乎全部来源于政府。该体制是典型的欧洲大陆国家传统高等教育管理模式[4]。分权式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则不同，中央政府对高等院校实行“无为而治”，将高等教育管理权下放给地方政府、社会中介组织和高等院校。集权与分权并存式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是对前两种管理模式的融合。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属于中央集权式，政府对高等教育实行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澳门作为我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自行制定其教育政策。因此，分析澳门的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须从澳门社会内部特区政府、社会组织及高等院校之间的关系展开。

澳门特区政府通过社会文化司下设的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管理澳门高等教育事务。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成立于1992年，其主要职责包括：构思澳门高等教育发展策略，辅助、跟踪及发展澳门高等教育，协助评核高等教育机构的表现等[5]。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是一个官方机构，专责澳门高等教育的相关事务，成为架接政府与高等院校之间的桥梁。澳门的高等教育以1992年修订的《澳门高等教育法》作为主要的管治依据，由政府及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负责相关管理事务，高等院校在法律的规管、政府的指令下办学(公立院校更以公共行政部门的方式运作)。澳门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经费主要依靠澳门特区政府的财政拨款，因此，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理应对高等院校具有较强的管理效力。然而，正如其名称所意指，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的“辅助”职能强于其管理职能。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对公立院校的管理效能尚且如此，更遑论私立院校，其对私立院校的管理更为松散。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作为特区政府管理高等院校的“代理机构”，间接反映了特区政府对高等院校的管理效能。特区政府对公立院校的管控集中于财政、人事等方面，而对高等教育的整体统筹规划效力较弱。

虽然澳门社团众多，但缺乏关注高等教育的中介组织。因此，当前澳门高等教育管治体系的主体以特区政府辖下的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为主，但其宏观管理效力弱化。

二、香港高等教育管治体制

与澳门情况一样，香港特区政府也是通过其下设机构来间接管理高等院校(见图1)。香港特区政府下设教育局(Education Bureau)专责教育的有关事务。教育局通过其下设立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与职业训练局(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来管理专科层次以上的教育。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负责对香港最优质的8所高等院校进行间接管理，职业训练局则负责对其属下的专业教育学院进行管理。此外，公立的香港演艺学院归民政事务局所管，而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Hong Kong Council for Accreditation of Academic and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则主要负责对自负亏盈院校、香港演艺学院及院校开设的自资副学士学位课程的资历进行评审。

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8所高等院校是香港最优秀的高校，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与8所高校之间的关系映射了特区政府管理高等院校的理念。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是一个非法定的咨询机构，负责对各高等院校的发展及所需经费向香港特区政府提供意见。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成立于1965年，是仿照英国的大学拨款委员会而设，设立之初对香港仅有的两所大学(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发展及经费提供建议。1972年，随着香港理工学院纳入到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便易名为大学及理工拨款委员会，后又于1994年恢复“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这一最初的名称[6]。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是独立于政府的咨询及拨款委员会，实际上充当了政府与高等院校之间的“缓冲器”。一方面，保证了各高等院校独立运作，使其不受政府过度干涉，从而保证其学术自治;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实行对高等院校发展的监管，代表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对高等院校实施监控，保证公共经费用得其所。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充当了统筹规划者的角色，如通过经费的调配以配合香港高等教育的策略性发展，并从宏观上向高等教育界提供方向性的指引，协调高等院校之间的合作，从而使香港高等教育体系成为一个紧密相扣的系统，以提升整体的国际竞争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充当了高等院校、政府及社会的“代理人”，沟通、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究其实质而言，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对各高等院校的监管是社会参与高等教育治理的表征，因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既无法定权力，亦无行政权力，致力于促进高等院校、政府和社会各界之间的了解。然而，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对各高等院校具有较强的管理效力，根本原因在于其拥有一支构成多元的专家团队，通过对各高等院校发展的评审就高校发展所需经费向特区政府提供建议。这些建议一方面得到政府的采纳，从而具有官方权威性;另一方面，专家团队的评审建议也得到了各高校的认同。

三、马耳他高等教育管治体系

马耳他是一个微型岛国，素有“地中海心脏”之称。教育与就业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是马耳他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其下设教育委员会(专门负责管理教育方面的各项事务)，与高等教育有关的机构包括马耳他资格委员会(Malta Qualifications Council)、马耳他资格认证信息中心(Malta Qualifications Recognition Information Centre)、欧盟项目机构(European Unions Programme Agency)、国家高等教育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Higher Education)(见图2)。马耳他资格委员会成立于2005年，主要负责引导“国家终身学习资格框架”(NQF)的发展，监管“框架”内的培训及证书的资质，并对资质的等级和能力进行界定。马耳他资格认证信息中心创设于2002年，2008年该中心并入马耳他资格委员会，其主要负责认证马耳他及国外学术与职业资质，保证资格的透明化并促进资格互认。其中与高等教育管理紧密相关的机构是国家高等教育委员会及马耳他资格委员会。

马耳他国家高等教育委员会成立于2006年8月，它是一个就高等教育通过教育部长咨询政府的意见并向政府提供建议的咨询机构，国家高等教育委员会主要负责促进所有延续及高等院校之间的对话;向利益相关者公布相关的研究、数据及信息;对马耳他所有经授权及认可的高等院校进行注册，并对马耳他高等教育机构的所有课程进行注册;形成高等教育发展的国家战略;依据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状况作为标杆，形成关键绩效指标和基准[7]。此外，高等教育委员会还发布年度报告。为有效地收集数据、进行相关研究、制定宏观高等教育战略，马耳他高等教育委员会有权要求公立及私立院校在规定期限内提供其所需的数据资料。马耳他高等教育委员会还就拨款政策及可选的融资体系向政府提供建议，以处理拨款的适量性及使用绩效。国家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具体事务由其下设的委员会秘书处执行，秘书处由首席执行官、运作管理员及五位专业人员组成。专业人员主要围绕策略发展、学生相关政策、资助政策、质量保障、管治架构、国际事务、数据及基准等领域开展工作。马耳他高等教育委员会更多地发挥了一个“智囊团”的作用，为马耳他高等教育的整体规划提供策略建议，但其对高等院校的管理效能较弱。这部分缘于马耳他高等教育委员会成立时间较短，其职能、效能正处于丰富与强化进程中。究其实质而言，高等教育委员会发挥着沟通政府、社会与高校之间纽带的作用。首先，马耳他高等教育委员会征询政府的意见并向政府提供有关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方面的咨询服务;其次，了解高等院校的基本状况，促进院校之间的对话，为院校提供国际校标，促进院校发展;再次，向民众提供、公开有关高等教育的信息。

四、微型国家与地区高等教育管治体系之比较

（一）高等教育管治体系受殖民历史的影响

多数微型国家与地区皆有被殖民的历史。英国管治香港期间，近乎将其整个教育体系“植入”到香港，因此，香港高等教育管治体系深受英国高等教育管治体系的影响。英国高等院校向来以学术自治而著称，高等院校享有较高的“自治权”，但英国政府通过拨款、立法等举措逐步强化其对高等院校的管理权。香港仿照英国大学拨款委员会设立了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仿照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设立了质素保障局。澳门与香港不同，澳葡政府管治澳门期间，可以说对澳门高等教育发展毫无建树。只是到了回归中国过渡期才收购私立东亚大学将其转制为公立的澳门大学。由于澳葡政府长期对高等教育的“漠视不理”，澳门缺少高等教育管理方面可继承的经验，因此，过渡期成立的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对高等院校的管理效能较低。英国是马耳他的最后一个殖民统治者，在其统治时期马耳他同样移植了英国的高等教育模式。然而，马耳他独立后采取了政治、文化上的“去依附”政策，以摆脱英国的单一影响，并且通过加入博洛尼亚进程将借鉴的视线转向了欧盟区。为实现构建“欧洲高等教育区”(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的目标，马耳他设立了高等教育委员会，其管理权限正随着统筹“欧洲高等教育区”目标的落实而逐步得到强化。

（二）（特区）政府借助“缓冲机构”对高校进行宏观管治

随着公共治理理念的传播，微型国家与地区政府对其高等教育的管理也渗透着治理的理念，表现为政府并不直接对高等院校进行管理，而是通过下设的“缓冲机构”对高等院校进行间接管治。在治理理念下，政府不再是通过官方教育机构对高等院校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管理，而是借助“缓冲机构”架接于政府和高校之间，“缓冲机构”一方面了解高等院校的基本情况与需要并向政府提供咨询建议;另一方面作为政府及社会等利益相关者的代言机构对高等院校进行监管。香港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马耳他的高等教育委员会即发挥着“缓冲机构”的职能。此外，“缓冲机构”多由专业的专家团队所组成，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及马耳他高等教育委员会拥有一支国际化的专家团队。惟其如此，其权威性及公信力方能获得政府、高等院校、社会的认同。

（三）微型国家与地区需设立具有统筹效力的高等教育管理部门

微型国家与地区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有限，经济难以实现规模效益，诸多因素制约其经济发展。而举办高等教育又是一项高投入的活动，对于微型经济体的微型国家与地区而言，政府往往更加关注财政拨款的使用绩效。而设立一个具有较强统筹规划效力的高等教育管理机构则能够从整体上优化微型国家与地区的高等教育系统，避免高等院校之间的无序竞争，规避有限资源的重复性浪费。如有些高等院校未充分考量社会的实际需要，重复设置其他院校已开设的课程、专业，不仅未能形成自身的优势与特色，还造成了资源的浪费。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具有较强的统筹管理效力，注重优化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敦促高校通过角色定位，避免重复性浪费。在“欧洲高等教育区”的促成下，马耳他高等教育委员会对3所公立院校的统筹效力逐步强化。较之香港、马耳他，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的统筹管理效力明显不足，其统筹管理效力有待加强。

五、异域经验对澳门高等教育管治体系发展的镜鉴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香港高等教育管治体系最为完备。伴随“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建成，马耳他高等教育委员会的管理效能逐步增强，其管治体系也渐趋完善。三者之中，澳门高等教育管治效能较低，其管治体系尚待改善。

（一）机构升级，将“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改制为“高等教育发展局”

如上所述，微型国家与地区需要设立一个极具统筹管理效力的机构。一则有利于协调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代表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监管高等院校;二则可以从整体上统筹规划高等教育系统。而根据澳门特区政府的行政架构图可知，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与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旅游学院皆属于社会文化司的辖下机构，此即意味着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与之是平级关系，因此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难以有效实现对这3所公立院校的监管，且由于其定位为辅助高等院校发展的角色，这无疑弱化了其对澳门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统筹效力。对于高等教育“后发型”国家或地区而言，外部权威机构对高等教育的统筹引导显得尤为必要，因此，澳门特区政府可以考虑将“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更名为“高等教育发展局”，提高其职级与扩增管理权限。

（二）效能提升，籍借质量评核、科研资助向政府提供财政拨款的建议

近年来，各国政府对高等院校财政拨款的合理使用日益关注，诸多国家通过绩效问责的形式监督高等院校拨款的有效使用。基于微型国家与地区经济规模有限的特征，微型国家与地区的政府通常对其财政资源的有效分配更为关注。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是衡量高等院校效能的重要指标，也就成为高等院校绩效拨款的重要依据。为强化高等院校财政拨款的使用绩效，香港特区政府通过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辖下的质保局对高等院校进行“教与学质素核证”，通过辖下的研资局向高等院校分配研究资助。向特区政府提供各院校所需经费的职能强化了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的管理效能。马耳他高等教育委员会虽设立较晚，其亦负责向政府提供拨款的建议。“缓冲机构”的咨询建议成为政府财政拨款的重要参考，是“缓冲机构”具有较强统筹管理效力的基石。澳门特区政府亦应重视财政资源的使用绩效，可以建立“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中介机构，确定各高校的拨款额度及优先范围，发挥“缓冲机构”的积极作用。

（三）提高专业化，引进专家团队，增强公信力

“缓冲机构”向政府提供的咨询建议应是专家团队的研究结论，高等教育质量评核与研究评审需要专业人员来执行。凸显专业性，这亦是“缓冲机构”作为政府、高等院校、社会“代言人”的基础。微型国家与地区人力资源有限的困境决定其受本地专业人员不足的限制[8]。因此，引进非本地高教领域相关专家就成为微型国家与地区的理性选择。一方面，引进外部专家可以有限弥补本地专业人员不足的局限;另一方面引进国际化的专家团队可以直接引入外部优良的经验。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拥有涵盖专家与校外知名人士的国际化专业团队，马耳他高等教育委员会则拥有一支由欧洲其他国家及本地专家所组成的专业队伍。当前，澳门高等教育在强化政府管理部门的宏观管理能力的同时，也应推进“缓冲机构”的专业化建设，在组建“高等教育协调委员会”、“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高等教育评鉴委员会”等机构时，应不仅注意遴选本地的社会贤达、专家学者参加外，也需引进非本地专家，吸纳外部先进经验，以提升其专业化水准。

参考文献

^[1^]Michaela Martin,Mark Bray.Tertiary Education in SmallStates:Planning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M^].UNESCO Publishing,2011:37-73.

[2]Mark Bray,Philip Hui.The Implications of Size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Small Territories[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1989(02).

[3]滕世华.公共治理理论及其引发的变革[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01).

[4]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38-139.

[5]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网站.简介[EB/OL].[2013-04-08].http://www.gaes.gov.mo/big5/contentframe.asp?content=./intro1.html.

[6]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历史概况[EB/OL].[2012-06-11].http://www.ugc.edu.hk/big5/ugc/about/overview/history.htm.

[7]National Commission for Higher Education.Mission[EB/OL].[2013-04-10].https://www.nche.gov.mt/page.aspx?pageid=42.

澳门高等教育 篇9

李卫红在讲话中首先对教育部语用所举办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揭牌仪式表示祝贺, 向出席仪式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李卫红说, 澳门回归祖国十年来, 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 与内地的教育、科技、文化交流日益密切, 成效显著, 促进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增强了广大澳门同胞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 对于进一步拓展内地与澳门的教育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是对建立内地与澳门更紧密教育文化合作关系进行的探索和尝试, 为创新和发展两岸四地的教育文化交流与合作模式提供了有益借鉴。

李卫红在讲话中指出, 澳门地区语言文化资源丰富, 语言文字使用状况复杂, 充分发挥共建三方的学科研究优势, 有效整合学术资源, 联合建设好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有利于促进澳门地区语言文化的研究, 提升澳门语言文化建设的水准, 推动澳门的经济社会发展, 造福澳门社会和澳门同胞;也有利于促进国家语言战略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语言文化政策的发展与创新, 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贡献。李卫红说, 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的共建三方, 在语言文化研究方面各具优势:教育部语用所在研究制订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监测和研究社会语言生活、开展语言文字培训测试等方面, 长期以来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澳门理工学院长期致力于多语多文化研究, 尤其是在中葡双语教学与研究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北京语言大学长期致力于语言教育和语言文化国际传播, 在语言文化人才培养、语言教育教学研究和教材建设方面资源丰富、特色鲜明。她希望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的共建三方, 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统筹规划, 密切协作, 利用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这一崭新平台, 团结和组织一支具有国际水平的高素质研究队伍, 共同开创澳门语言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她同时祝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开局成功, 发展顺利, 越办越好。

澳门高等教育 篇10

笔者已经第7次采访澳门大赛，虽然刚工作时就知道有澳门大赛车这回事，但也只是这个赛事历史的一半。澳门大奖赛从1954年开始，当时是一帮摩托车发烧友在酒吧里侃出的结果。不过，这个赛事得到澳门总督和旅游部门的大力支持，在1972年增加“东望洋杯”房车赛，1967年增加F3比赛。

如今，上述三大赛事仍是澳门大赛车的主线，比赛已经举办了58届，只不过从2005年开始，“东望洋杯”房车赛被WTCC的收官站取代。华人车手已经涉足F3和WTCC赛事，但至今无人问津摩托车赛。原因?马上告诉你。

毋庸置疑，澳门大赛车是效仿摩纳哥大奖赛，赛道长6.2公里(比摩纳哥短1公里)，但最窄的地方只有7米。2006年，程丛夫驾驶A1(长度与F1相仿)在这里表演时，在那个著名的“发夹弯”就没有过去。因此，澳门大奖赛最多只能承办F3大奖赛。

理论上，澳门赛道的难度比摩纳哥还大，而摩纳哥早就不再举办摩托车赛，但全世界只有澳门坚持办摩托车街道赛。那车手就是玩命。历届摩托车赛登场都有车手受伤，这也造成摩托车赛不登大雅之堂，在决赛日之前就提前结束。2011年的摩托赛不仅没有出事故，还放在重头戏F3之前举行。真乃奇迹也!要知道：摩托车赛在赛程上是“神秘项目”，最后时刻才确认的，免得有些人敏感。

一位香港赛车前辈说，澳门赛道难度非常高，上山路段占三分之二，车手从葡京弯到发夹湾必须一气呵成，过每一个湾都必须精准。想看撞车?那澳门你算来对了——葡京弯就是一个事故必发地，如果哪届比赛这里不撞车，估计你可以在附近赌场里都可以中头彩啦。据非官方统计，80％的撞车事故发生在葡京弯和之后的嘉斯兰路，哪年都不例外。

不仅来到这里参赛的车手对澳门大赛充满感情，就连参与过澳门赛事工作的人都念念不忘。日本横滨橡胶公司的几位高管，当年都参与过当年的F3换轮胎工作。如今在上海优科豪马轮胎销售有限公司任总经理的竹内保德就激动地回忆说“塞纳当年在澳门夺冠，就是我给换的轮胎。”对车迷来说，澳门大奖赛是塞纳、舒马赫、哈基宁、汉米尔顿、维特尔等一批F1世界冠军的跳板，对参与过比赛工作的人来说，这是一段情结。横滨橡胶公司赞助孜孜不倦赞助澳门大赛29年，不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吗?

横滨橡胶(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辛岛纪男

AF：横演橡胶为何长时间赞助澳门格兰披治?

答：我们已经连续29年赞助澳门大赛车的F3赛事，很多国家都在举办F3，但水平最高的就是澳门的F3。在澳门取得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一种跳龙门的形式通往F1，过去舒马赫、塞纳也是在澳门取胜以后，再活跃于F1的赛场上。赞助此项比赛，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奠定我们的地位，对我们进行广泛地宣传。

AF：横滨橡胶为本次比赛提供轮胎的技术特点是什么?

答：和去年一样，我们提供的是“ADVAN环保型赛车轮胎”。此款轮胎滚动阻力小，并且抓地力很好，因此受到了车手们的高度评价，是一款非常出色的轮胎。

AF：赞助赛车对轮胎的研发有怎样的促进?

答：与普通道路使用的轮胎相比，赛车轮胎对耐久性和抓地力的要求非常高，因此尽可能的完善这方面的技术非常重要。而技术得以成熟以后，其相关的技术又可以运用到民用轮胎的开发之中。现在我们在研发民用的轮胎时，会借鉴很多赛事轮胎的技术。

AF：横滨橡胶提出的“BluEarth”是什么概念?

BluEarth是横滨橡胶株式会社新一代环保轮胎研发概念，除环保外，还添加了“对人、社会友好的性能”，还通过各种新技术减轻驾驶时的疲劳以及减少轮胎保养的繁琐。“BluEarth”轮胎研发概念获得2011年度Good Design大奖。

澳门高等教育 篇11

澳门内外也有部分学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探索学前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 试图在此基础上把握未来学前教育发展的趋势, 向社会表达了澳门学前教育教师专业健康发展的迫切性等。[1]有学者提出通过幼儿课堂表现评估, 促进教师专业反思能力。[2]还有学者提出了教师专业发展中应重视文化及文化特质的研究。[3]澳门幼儿教育规模较小, 少有针对园本教研的系统研究。园本教研的风气也没有完全在澳门幼儿教育界生发开, 有影响力的园本教研成果还不多见。显然, 缺乏有针对性的园本教研成果, 已经成为制约澳门园本教研健康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本土研究不足, 迫使澳门不得不求助于外埠经验。借鉴和效仿外埠的园本教研, 已经成为澳门幼教行业的现实。然而, 借鉴和效仿外埠园本教研经验, 能不能体现“澳门有别”的地域特点, 能不能适应澳门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特殊性, 特别值得探讨。幼儿教师是社会人, 自然不能逃脱社会的影响。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 也与他们的文化性格紧密关联, 假如不理解澳门社会的特殊性, 假如不理解澳门文化特质, 而一味地强调园本教研的一般性经验, 那么又如何保障澳门幼儿教师专业的健康和持续发展。我们认为, 澳门幼儿教师是带上典型澳门文化烙印的人, 没有对澳门文化特点的深刻认知, 就失去了发展澳门幼儿教师园本教研的根基。本文试图从“澳门有别”的文化特质出发, 探讨澳门文化特质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 探讨哪些特质有利于幼儿教师园本教研, 哪些因素不利于甚至阻碍其园本教研, 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发展澳门园本教研的若干策略。

通过7个月的实际观课, 以内地教学的实践为参照, 综合相关文献研究成果, 笔者提炼出了澳门园本教研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教研动力不足, 教研制度尚未建立, 研究方法单一, 缺乏反思能力, 教研内容窄化, 专家引领表面化, 教研时间不固定, 教师队伍尚不稳定, 缺乏园际合作与交流, 园本教研创造少。这些问题未必都是独立存在的, 部分问题是相互关联的, 之所以单独提出来, 目的是为了分析和思考的方便。

可以看出, 上述问题有观念方面的, 有制度方面的, 也有行为方面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很多, 而从文化特质的角度来分析这些问题, 不仅可以起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效果, 也有可能认识得更为深刻, 解决得更加彻底。

二、澳门文化及其特质

本文采纳霍夫斯泰德教授的文化比较研究方法, 借鉴他所提出的文化研究五项维度, 作为我们审视澳门文化特质的工具。[4]同时, 我们也通过实践观察和本澳学者对澳门本身文化的研究成果, 提炼出澳门社会和教育环境内外的澳门文化倾向。在此基础上, 得出澳门文化的多元杂糅之特点。

霍夫斯泰德通过对I B M的11.6万名员工所作的调查, 获得了文化比较研究的五个维度:权力距离维度、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男性化/女性化维度、长期取向/短期取向维度。[7]所谓权力距离, 指的是存在着使管理者与雇员相分离的强大而又合法的决策权力的信念。亚洲和南美洲的多数国家属于权力指数维度较高的文化, 美国和北欧则正好相反。不确定性规避, 指的是一个社会感受到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情景的威胁程度。建立正式的规则, 不容忍观点和行为的偏离, 相信绝对知识等, 有利于规避不确定性。希腊、葡萄牙和比利时等国的不确定性规避的指数偏高, 而中国、爱尔兰和美国则偏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反映的是社会中个人与群体关系。个人主义强, 则集体主义弱。日本文化的集体主义指数较高, 因此“枪打出头鸟”的现象非常适用于日本。男性化/女性化, 是以性别差异来表现一个民族一个文化是属于自信、坚强、注重物质成就感的, 还时属于谦逊、温柔、关注生活质量的。北欧国家文化富女性化气质, 而日本则相反。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是指长远与当前关注点的差异。前者关注未来, 重视节俭和毅力, 社会则以长远目标为方向, 如日本。与此相反, 短期取向的文化倾向过去的和现在的。人们尊重传统, 关注社会责任的履行, 但生活的当下才是最重要的。对未来考虑的相对较少。

对照霍夫斯泰德的文化比较维度, 我们对澳门社会的文化倾向的初步分析如下:对职位和岗位权力较为崇拜, 因而权力距离指数较高;对事物的不确定性比较担忧, 凡事都用法律、法例和规定相规范, 因而是一个指数较高的不确定性规避类型的社会;虽然倾向于英雄主义, 但总的来说是一个集体主义倾向指数比较高的社会, 崇尚的是社团依赖, 跟风走, 不愿出头, 不敢也不愿为天下先;因为倾向于温良恭俭让, 注重谦逊、礼貌和温顺, 抵制冲突和对抗, 因此其女性文化指数较高;澳门文化中的短期取向较为明显, 尊重传统, 重视当下, 同时也有危机意识, 虽然属短期取向型文化, 但是程度上相对较弱。换言之, 对待不同事物, 也不时有长远取向的成分。

此外, 我们也通过田野观察和分析本澳学者研究成果, 提炼出了澳门文化的特质, 并试图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来分析。我们希望以这种具象式的研究来深入认识澳门幼儿教师的人格特质, 进而为澳门幼儿教师园本教研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多的思维视角 (见表1) 。

不难看到, 澳门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积极因素, 例如心态上开放多元、交往沟通中注重和谐而非冲突、重视伦理、历史和协商等。这些文化特质是所有澳门教师, 特别是幼儿教师从事园本教研所必需认真面对和思考的。与邻近地区和外埠不同的是, 澳门文化是中国文化大花园里的一朵奇葩。它有很多特异性, 它那种中西融合的深度, 具有中葡文化特点的管治风格, 都是澳门发展的宝贵遗产。吴志良认为:“澳门中西文化交融是一种很暧昧的, 很平和的, 是天长地久而慢慢渗透的, 不会感到一种很强势的东西, 它是一种很松弛的多元文化, 不是表面上的, 而是渗透百姓日常生活中的。”[5]

相对于美国式的熔炉文化和加拿大式的马赛克文化, 澳门的多元文化犹如“煲汤式的”, 过程是缓慢和渐进的, 融合度是很高的。

澳门的文化包容不是政策倡导的目标, 也不是政治家的做秀, 而是渗透于澳门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在澳门, 生活着一个特殊的人群——土生葡人, 他们生活的状况和感受可以直接反映澳门文化的开放和包容性。“根本上, 澳门这个地方……是什么人都有, 是没有歧视的”[6]。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澳门的莲花精神, 尽管对莲花精神的理解不尽相同, 但是“濯清涟而不妖”“迎朝阳而不惧”“出淤泥而不染”, 无疑构成了莲花精神的基础。“朵朵花红绿叶半身白”, 突出的是澳门人能洁身自好、追求美好的良好愿望和品质。

事物都有两面性, 澳门的文化特点也有与时代发展不相一致的音符。看待文化特质的消极因素, 不是否定澳门文化的积极性, 而是要防止消极文化因素的滋长, 直至创建一个和谐、健康和积极向上的新文化。随着澳门社会经济的发展, 澳门人滋生出“小富即安”的思想倾向, 并发展为谨慎有余而战略性思维缺乏的倾向。而机会面前行动迟缓、被澳门人自称为“慢热”的情况, 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7]小巷思维和小社团意识是澳门文化中的显著特点, 尽管不能说一定是消极因素, 当然纵容其发展, 也有可能发展到极端, 极端的小巷思维和小社团思想, 就一定不是积极的文化因素了。注重社团文化也可能带来思维上的偏重情感而忽视理性, 也是值得考虑的。殖民地文化的“疏离性”虽然随着回归十年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而有较大减缓, 但还不能说这种文化倾向就已经消失。

三、基于澳门文化特质的澳门园本教研发展策略

由澳门幼儿教师园本教研的现状、问题, 结合澳门文化的基本特质, 我们提出了发展澳门园本教研的几点建议。这些建议的目标就是要解决教师教研动力不足问题、研究方法和技术传统单调问题、教研水平和层次不高问题、团队资源整合不足问题以及园本教研澳门模式的构建等。鉴于此, 我们着重从园本教研动力、技术方法援助、学习性组织构建和澳门模式创新四个方面作出些许浅显的思考, 以就教于行内有兴趣的教师。

1. 提升幼儿教师教研动力是推动园本教研的第一要素

澳门教师相比于周边地区的教师有天然的生存优势和文化特点。收入不是很高但职业稳定, 劳动力需求旺盛, 让学校不得不重视调整它们与教师之间的雇佣与受雇关系, “泛澳门”的职称制度尚未建立起来, 让教师感觉不到专业级别提升与教研之间的关系, 等等, 不同程度地让教师滋生出了“小富即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思想, 总觉得教研与不教研区别不大。因此, 提高他们的教研动力须从三个层面作出努力:第一, 政策和职称制度上, 必须使教师的园本教研的量与质的结果与专业晋升相关联;第二, 学校须建设起正式或准正式的教研活动制度, 让教研具有可考评性, 通过考评, 起到鼓励和奖励那些教研成效较大的教师;第三, 让教师在教研活动中获得内激励, 适当上移教师的需要层次, 特别是创造条件让教师在教研过程中获得愉快, 提供专业自信。

2. 提供技术方法援助

解决了动力问题, 就要解决方法和技术援助问题。澳门幼儿教师虽然学历层次高, 见识较广, 但是对于如何选题、研究什么、用什么方法研究、如何寻求研究援助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建议教青局与学校在坚持引进专家指导与引领的基础上, 做好三件事:第一, 做好澳门园本教研的设计, 这种设计既是规划的, 也不全是规划的, 是介于规划与工作日程之间的设计。第二, 要在学校之间进行教研任务的分配, 做到有所侧重, 有所为。例如, 如果A学校的教师集中于小幼班的教材研究, B学校则应集中于中幼班, C学校则应集中于大幼班;如果A学校为幼儿智能多元研究, 则B学校应为品性研究, C学校应为亲子活动研究。如此安排, 就为经验分享奠定了基础, 也可以避免各自为政和自扫门前雪的现象出现。第三, 在技术方法援助上, 要善于提炼典型而成熟的教研方法。例如, 有教师提出的实践教学互动、提高教师专业水平的四步法就是一例, 即 (1) 备课——预设——共同谋划; (2) 上课——听课——注重观察; (3) 评课——完善——相互切磋; (4) 跟进——再创——转化行为。[8]还有学者提出了教学型教研、研究型教研和学习型教研的倡议, 也值得参考。[9]

3. 构建学习型组织, 重视园本教研团队建设

学习型组织的核心有二, 一是团队有目标需要实现, 就是说“有事要做”。二是团队是因任务而结合, 任务来的时候, 团队形成了, 任务完成后, 团队自动解散。园本教研不仅需要团队建设, 而且需要在不同层面推动团队建设。园本教研之难, 难在无任务而结合, 有任务却少有同事一起做, 本学校有任务做, 但是很少有跨园合作或者园际合作。无任务而结合, 结合起来将无多大意义。所谓的任务首先应该是专业性的, 具有研究价值的, 大家为了实现一大“工程”不得不合作, 比如园本教材开发、幼儿语言教学、特殊幼儿启蒙教育等。这样, 教师就会自然结合成一个团队。将此放大, 就可以从同年级的合作扩大到全幼儿园的合作, 乃至于跨园或园际合作。

4. 基于澳门文化特质, 发展埠外互助式园本教研

澳门文化中潜在着谦逊性格, 尊重人胜于尊重自己, 结果可能造成自信心的不足。澳门还有重模仿轻创造的文化性格。就园本教研而言, 模仿是现实, 创造还未真正开始。我们不想具体探讨创造的对象和细节, 而是想思考创造的价值及哪些因素可以促进和鼓励创造。为什么要创造?无外乎“为己为人”。为己, 就是为澳门幼儿教育的自身发展。为人, 则是以服务外埠为目的。历史上澳门文化中潜在着“小巷思维”等狭隘意识, 很少主动去关切外埠事务。随着澳门的经济社会发展, 也因为澳门虽然是微型都市但却是经济巨人, 因此, “为人”既是利他, 最终也是利己。对于幼儿教师来说, 岂不知他们也能够通过外埠服务而极大提高自身专业自信, 这不就是园本教研的本质嘛!如果从“爱澳爱国”的角度看, 也可以将这个思想具体化为:通过创造幼儿园本教研澳门模式, 服务内地学前教育发展, 达到最后提高澳门幼儿教师专业水平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阮邦球.澳门学前教育:回顾与反思[J].行政, 2006, (1) .

[2]张伟.当局委托港院校研究指幼师教学有不足幼教中文学习评鉴倡重听说[N].澳门日报, 2009-6-30.

[3]刘羡冰.莲花精神和多元尊重——澳门两笔丰厚的历史遗产[J].学术研究, 2003, (1) ;周红莉, 冯增俊.回归十年来澳门教育发展的回顾与前瞻[J].比较教育研究, 2009, (11) .

[4]胡文仲.论跨文化交际的实证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5, (5) .

[5]你所不知道的澳门文化[J].亚洲周刊 (香港) , 2009, (16) .

[6]施力维.澳门土生葡人生活写照:文化交融多元共存[EB/OL].http://www.culturalink.gov.cn/focus/2009-12/11/content_362427_2.htm.

[7]参与横琴开发宜快不宜慢[N].澳门日报, 2010-2-2.

[8]陈华忠.在互动教研中促进教师发展[N].中国教师报, 2006-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