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与澳门（精选6篇）
内地与澳门 篇1
在当今的经济交往中, 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选择仲裁方式来解决彼此间的争议, 仲裁制度日益受到重视。在中国, 由于存在“一国两制四法域”的复杂情况以及近年来各法域间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密切, 仲裁在解决区际民商事争议方面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祖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都加强了仲裁立法。仲裁不同于诉讼, 具有明显的民间性, 仲裁机构不能强制执行仲裁裁决。如果仲裁机构就一个民商事案件作出裁决而当事人未自动履行, 胜方当事人则有可能需要到外法域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这就产生了区际仲裁裁决的执行问题。这一问题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有相似之处。本文将以内地与澳门地区仲裁裁决为例进行分析。
1 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含义
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具有密切的关系。承认是执行的前提, 一项外国 (法域) 裁决如被执行, 则其效力必然已得到管辖法院的承认, 从这个意义上讲, “承认”被并入“执行”。但是, 承认裁决并非没有独立的价值, 裁决的承认并不必然导致裁决的被执行, 如一项裁决的内容成为关联诉讼案的证据, 法院承认它就足够了。1958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下称《纽约公约》) 第3条规定:“各缔约国承认仲裁裁决具有拘束力, 并依援引裁决地之程序规则及下列各条所载条件执行之。承认或执行适用本公约之仲裁裁决时, 不得较承认或执行内国仲裁裁决附加过苛之条件或征收过多之费用。”显然, 公约肯定承认具有独立的价值, 即承认裁决的拘束力是缔约国的一项基本义务。另一方面, 仲裁的一方当事人如向法院就同一争议事项提出诉讼, 另一方当事人可凭有效的仲裁裁决要求法院以“一事不再理”为由终结诉讼。总之, 仲裁裁决的承认在于固定、确认裁决的效力, 防止当事人发言;仲裁裁决的执行则是法院根据胜方当事人的申请, 以查封、扣押、强行划拨银行存款等强制手段迫使败方当事人履行裁决。正因为如此, 实践中, 当事人主要是申请执行仲裁裁决。
通常说来, 从一国的角度看, 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包括三种情况:内国仲裁裁决在内国法院的执行、内国仲裁裁决 (无论有无涉外因素) 在外国的承认与执行、外国 (或非内国) 仲裁裁决在内国的承认与执行。就中国区际仲裁裁决而言, 应只包括各法域相互执行彼此的仲裁裁决的情况。在“一国两制”的情形下, 除非法律另有明确规定, 确认外法域仲裁裁决的效力是不言而喻的, 不必专门确立一套程序和条件。同时, 各法域在执行本地仲裁裁决时, 无须以与外法域协调为必要条件, 不必纳入区际仲裁裁决的执行体制。
《纽约公约》的目的是要解决各国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问题。关于可适用于公约的“外国仲裁裁决”的含义, 依照《纽约公约》第1条规定, 一是指在一个国家的领土内作成, 而在另一个国家请求承认和执行的裁决, 二是指在一个国家请求承认和执行一项仲裁裁决而这个国家不认为是其国内的裁决。前者即所谓“领域标准”, 后者即所谓“非内国裁决标准”。中国内地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采用的是“非内国裁决标准”。该法第267条规定:“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 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 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 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 或者互惠原则办理。”依此规定, 某一项向中国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的裁决, 是否可适用中国参加的《纽约公约》, 其标准是, 该项裁决是否是由国外仲裁机构作出的, 也就是说, 只要是外国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 不管裁决作出地是在何处, 该裁决便属外国仲裁裁决, 如果裁决作出地是公约缔约国, 该裁决的承认和执行便应适用《纽约公约》。
在处理内地与澳门地区间相互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问题上, 也存在类似于《纽约公约》的上述问题。按照单一标准划分的话, 大体有以下两种标准:一是以仲裁机构为标准, 也即凡是内地仲裁机构, 不管是专门处理涉外或国际争议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 还是近年来重组的各地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 如果提请澳门法院承认和执行, 均作为可适用司法协助协议或经修订的澳门本地法院的“内地裁决”;凡是未来的澳门仲裁机构作出裁决, 如果提请内地法院承认和执行, 也均作为可适用司法协助协议或经修订的内地本地法的“澳门裁决”。二是以裁决作出地为标准, 即在澳门领域内作出的裁决属澳门裁决, 在内地作出的裁决属内地裁决。
在确定“内地裁决”和“澳门裁决”的范围时, 我们不可脱离澳门回归前的实际情况, 也不可忽视妥善处理两地间相互承认和执行裁决的根本宗旨之一, 即遵循《澳门基本法》保持澳门稳定繁荣的原则, 在处理澳门的政治、法律、文化敎育等方面, 尽可能保留其原有的状态, 避免剧变, 以求稳定。
2 澳门与内地之间仲裁裁决相互承认与执行制度
澳门回归前, 主要产业为赌博业, 经济发展严重畸形, 民商事法律关系的发展长期停滞不前。在这种情况下, 澳门地区的民商事纠纷除通过中国民间的传统方式解决外, 主要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 由司法机关裁判是非, 解决争议。澳门经济发展至今, 其经济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由旅游、博彩等消费娱乐性行业向对外贸易、金融、制造业、建筑地产方向转化。
澳门仲裁制度最早可追溯至葡萄牙1961年《民事诉讼法典》第四卷对仲裁的专门规定。该法典自1963年1月1日起延伸适用于澳门。然而, 随着澳门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 将葡萄牙的法律不加修饰地移植到澳门适用, 也日渐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需要, 在随后的30多年里, 澳门地区一直没有民商事仲裁的案例和仲裁机构。为了确立澳门本地行之有效的仲裁制度以适应澳门社会和商业的发展, 解决逐年增多的民商事纠纷, 澳门政府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着手制定本地仲裁法律规范。1996年5月29日, 经澳门总督核准, 颁布了第29/96/M号法令, 核准通过澳门地区的《自愿仲裁法》, 确立了澳门本地仲裁制度。鉴于澳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贸联系日益密切, 澳门如果仍然依赖诉讼途径解决涉外民商事纠纷, 将难以满足实际的需要。因此, 有必要在确立本地仲裁制度之后, 尽快建立涉外商事仲裁制度和机构, 将具有涉外因素的民商事争议交由涉外商事仲裁予以规范。澳门政府于1998年11月23日由澳门总督核准 (1999年1月实施) , 以第5598/M号法令公布了澳门地区《涉外商事仲裁法》, 建立起澳门涉外商事仲裁制度。至此, 澳门仲裁制度得以真正确立。
澳门特区的《自愿仲裁法》和《涉外商事仲裁法》, 分别调整澳门本地仲裁和涉外仲裁法律关系, 是澳门现行仲裁制度最基本的法律规范。两个法令在起草过程中, 既考虑了澳门本地的实际情况, 又参考了相关国际条约和其他国家的仲裁立法, 体现了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但由于这两部法律过多地以葡萄牙仲裁制度为蓝本, 也存在不少缺陷:
(1) 两个法令都没有规定仲裁机构的设立问题, 致使澳门地区至今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仲裁机构体系, 空有仲裁法律规范而没有仲裁机构来实施法律。1998年3月, 根据澳门消费争议中心规章, 在消费者委员会内设立的消费争议仲裁直接关系到仲裁裁决是否公正合法。因此, 各国仲裁立法中一般都会规定仲裁员中心, 虽然法律赋予了其仲裁应有的性质和职能, 但其从本质上说, 只是从行政角度去解决消费者的争议, 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仲裁机构, 而且利用率也不高。
(2) 仲裁裁决得不到应有的效力。为保证仲裁裁决的效力,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规定仲裁裁决实行一裁终局, 不允许上诉, 以体现仲裁快捷方便的特点。与这一世界潮流相悖, 澳门的仲裁制度却有条件地保留了对仲裁裁决上诉的规定, 但只允许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明确约定可以对仲裁裁决提起上诉、并且在协议内订明提出上诉的条件、期间、上诉的方式及审理上诉的机构和组成的情况下, 才可以提起上诉。另外, 当事人也可以在仲裁协议或在随后签署的书面协议中确定仲裁裁决上诉应向澳门高等法院提出, 且在程序上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应规定。但如果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了允许仲裁员按公平或衡平原则进行裁决, 则当事人不得就仲裁裁决提起上诉。澳门仲裁制度有条件地保留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上诉的权利, 相应地削弱了仲裁裁决的效力。
(3) 对仲裁员的资格没有明确规定。仲裁员是仲裁庭的组成人员, 承担具体仲裁案件的任务, 其品质和水平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 内地的《仲裁法》亦如此。但澳门《自愿仲裁法》却对仲裁员的资格几乎未作任何限制, 只规定“仲裁员应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这就必然会影响到仲裁人员的专业素质和道德素质, 不利于争取人们对仲裁制度的信任。
尽管以《自愿仲裁法》和《涉外商事仲裁法》为基础所建立的澳门仲裁制度仍有待完善, 但这两个法令的相继颁布, 毕竟意味着澳门地区开始尝试以非司法方式解决争议, 这不能不说是澳门法制的一大进步。
总体看来, 澳门的涉外商事仲裁制度几乎完全采用了《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 (The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Commercial Arbitration) 即《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示范法》) 中的内容, 但也为配合澳门本身的法律体系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葡萄牙于1995年加入《纽约公约》, 但并未扩展适用至澳门。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的原则, 澳门并不适用《纽约公约》。因此, 澳门特区的情况又与香港特区不同。较香港而言, 澳门的仲裁裁决对内地来说更容易认定为相当于外国裁决, 且是非公约裁决。但也正因为如此, 使得两地裁决的相互承认和执行缺少了基石。在澳门回归前后, 内地与澳门均未有过相互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实践。
1999年澳门回归后, 澳门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澳门的仲裁机构不属于“国外的仲裁机构”, 内地与澳门之间的仲裁裁决不具有国际性, 因此, 内地不应再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67条的规定来处理对澳门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因为第267条是适用于“国外的仲裁机构的裁决”。同样, 对于澳门而言, 尽管依照澳门《基本法》的规定, 1998年55/98/M号法令仍然在澳门特区生效, 但内地仲裁也不再是“涉外仲裁”, 所以澳门回归后, 也找不到执行内地仲裁裁决的法律依据。
按照澳门《基本法》第93条规定, 澳门特别行政区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进行司法协助, 因此, 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代表澳门法域进行司法协助的主体, 至于在澳门由哪一个部门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作为协商代表, 则由澳门特区政府自行决定。而内地的最高人民法院是内地司法机关的最高代表, 作为内地法域的代表签订“仲裁安排”, 符合《基本法》规定。2001年内地与澳门签订的“送达和调取证据安排”, 就是由最高人民法院与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签订的。而内地与香港已经签订的两个区际司法协助“安排”, 均是由香港律政司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最高人民法院签订的。因此, 代表内地与澳门签订“仲裁安排”的法域代表, 应为内地最高人民法院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纽约公约》第1条规定, 应当被承认和执行的仲裁裁决的范围是, 在被申请承认与执行国以外的国家领土上作成的仲裁裁决, 或被申请承认与执行国不认为是本国裁决的仲裁裁决。中国在加入该《公约》时作出了商事保留。在内地与澳门达成的“仲裁安排”中, 在确定内地承认与执行澳门特区仲裁裁决的范围时, 对于中国在加入《纽约公约》时所作的商事保留应继续适用, 即只承认与执行那些按照内地法律属于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而引起的争议所作出的仲裁裁决。所谓“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 是指由于合同、侵权或者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而产生的经济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例如货物买卖、财产租赁、工程承包、加工承揽、技术转让、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勘探开发自然资源、保险、信贷、劳务、代理、咨询服务和海上、民用航空、铁路、公路的客货运输以及产品责任、环境污染、海上事故和所有权争议等。在澳门, 按照澳门《涉外商事仲裁法》的规定, 该法规范涉外商事仲裁, 仲裁不论在任何国家或地区作出, 均应承认其具有约束力, 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书面请求, 应予以执行。根据该法“商事”一词包括合同性或非合同性的任何商事性质关系所引起的问题, 商事性质关系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交易:供应或交换货物或服务之任何贸易交易、销售协议、商事代表或代理、代收账款、融资租赁、咨询、工程、许可证合同、投资、融资、银行业交易、保险、开发协议或特许协议、合营及其他形式之工业或商业合作、货物或旅客之空中、海上、铁路或公路之载运。从内地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和澳门《涉外商事仲裁法》的规定来看, 两地承认与执行的仲裁裁决的性质均定义为“商事”, 也即必须是因商事关系引起的争议所作出的仲裁裁决。内地与澳门在将来达成的“仲裁安排”中, 在确定两地相互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范围时, 应充分考虑两地现行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
澳门特区由于历史原因, 仲裁制度并不发达, 还有不少地方需要完善。例如应建立完整的仲裁体系, 设立一般性仲裁机构或专门性仲裁机构, 确定仲裁裁决的终局性, 并努力在澳门民众中普及以仲裁方式解决民商事纠纷的意识, 促进澳门仲裁事业的发展等等。而内地, 已有不少仲裁机构受理过涉及外国或港澳当事人的仲裁实践, 积累了丰富的涉外仲裁经验。由于内地是《纽约公约》的缔约国, 而澳门现行《涉外商事仲裁法》几乎完全参照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 因此, 两地达成的“仲裁安排”, 应以《纽约公约》和《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作为重要的参考蓝本。内地与澳门相互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 属于一国内部的区际司法协助, 不存在国际司法协助中的主权因素, 两地应采取灵活有效的做法, 达成比国际司法协助更为直接和简便的安排, 为两地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
3 关于澳门和内地裁决相互承认与执行的区际协议
2007年10月30日, 《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 (以下简称《安排》) 在北京签署。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是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司法协助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澳门回归以来, 尤其是《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签署后, 内地与澳门经贸关系更加密切, 内地与澳门互涉仲裁案件, 特别是内地涉澳仲裁案件随之增多。但是, 内地与澳门特区尚未建立起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机制。因此, 该《安排》的出现顺应了两地经贸发展的需要。
《安排》共16条, 内容包括:
(1) 《安排》的适用范围;
(2) 受理申请的法院的级别规定;
(3) 申请认可和执行的申请书的内容及提交的具体文件要求;
(4) 司法文书的语言要求;
(5) 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条件;
(6) 申请执行的期限;
(7) 财产保全措施规定;
(8) 《安排》的溯及力, 等等。
根据《安排》的规定, 澳门特别行政区仲裁机构及仲裁员按照澳门特别行政区仲裁法规在澳门做出的民商事仲裁裁决、内地仲裁机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在内地做出的民商事仲裁裁决, 不存在《安排》第7条规定情形的, 都可以分别在内地和澳门特区得到认可和执行。对于被执行人在内地和澳门特区均有财产可供执行的, 当事人可以分别向内地、澳门特区法院提出认可和执行的申请, 内地、澳门特区法院都应当依法进行审查。对申请予以认可的, 法院就可以采取执行措施, 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被执行人财产。仲裁地法院应当先进行执行清偿。内地、澳门特区法院执行财产的总额, 不得超过依据裁决和法律规定所确定的数额。对于一方当事人向一地法院申请执行仲裁裁决, 另一方当事人向另一地法院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 被执行人申请中止执行且提供充分担保的, 执行法院应当中止执行。
此外, 根据《安排》规定, 对于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以后至本安排实施前这一段时间做出的仲裁裁决, 可以根据《安排》在内地申请执行, 当事人向内地申请认可和执行的期限, 自《安排》实施之日起算。《安排》是继内地与澳门特区2001年签署《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的安排》、2006年签署《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之后, 在司法协助领域内的又一重大成果。《安排》的签署, 标志着内地与澳门司法协助关系更趋密切, 相互协助的范围从民商事文书送达、调查取证、判决的认可和执行方面向更加广泛的领域扩展。《安排》的签署, 必将在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 保护内地、澳门当事人合法权益, 促进内地、澳门经济发展和澳门特区长期繁荣稳定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 为内地与澳门法律界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及未来司法方面的更大合作奠定了基础。
随着世界范围内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和东亚经济形势变化, 东亚加快了区域经济合作步伐。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大潮下, 原本有着密切经贸关系的中国大陆港澳台 (简称四地) 经济合作面临巨大机遇和挑战。两岸四地经济一体化是两岸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是受经济利益所驱动的不可阻挡的潮流。社会制度、法律体系原因造成四法域的法律差异较大, 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 由于直接贸易的实现和经贸活动的多样化, 两岸四地贸易和交通运输、保险、技术转让等方面的纠纷会大量出现, 为了避开繁琐的司法程序, 当事人大都会选择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 区域性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完善内地与澳门地区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相关法律依据的同时, 审理该类案件需顺应《纽约公约》支持裁决执行的发展趋势, 为两岸四地法律冲突的解决创造条件。
摘要：无论是回归前还是回归后, 随着中国内地与澳门地区经济合作的加强, 经济纠纷也不断增多。又因为澳门与内地的法律差异很大, 就澳门与内地之间产生的民商事纠纷而言, 在目前的情况下, 仲裁的方式的确具有诉讼、调解所不可比拟的优点。因而, 分析内地与澳门间仲裁裁决的相互承认、执行方面的现状, 不断完善区际司法协助的规范, 对于澳门和内地经贸关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仲裁裁决一国两制,承认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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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与澳门 篇2
《澳门日报》澳门内地宜合作整理妈祖文化
由社会发展研究会组织，国家图书馆馆长、原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一行人日前访问澳门，与全国政协委员、立法会议员、澳门城市大学校董会主席陈明金、社会发展研究会理事长陈炳强交流中均认为澳门与内地应积极整合妈祖文化。陈明金表示，弘扬中华文化、不断推动澳门文化事业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希望共同努力做好有关工作。
陈炳强表示，澳门在文化领域，特别在文献资料保护与整理方面，与国家图书馆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并认为在澳门深入、系统地进行有关妈祖资料的整理工作，把澳门打造为两岸四地的妈祖文化资料整理中心与研究中心，对进一步推广妈祖文化，增强澳门在两岸四地的文化影响力，以至对推动澳门的文化事业发展都有积极意义。期望国家图书馆对澳门的文化发展给予支持。
内地赌客引发澳门新势力争斗 篇3
这场斗争的双方分别是赌场和它们长期的盟友——赌场中介人。多年来，赌场中介人从中国内地招揽富有的赌客，把他们送往澳门，并提供无息贷款，帮助赌客规避从内地可以带出的现金上限。如今，谢尔登·阿德尔森的金沙中国等公司也推出类似服务，旨在挤掉中介环节。双方争夺的是世界头号赌博市场的利润。去年，此项收入是452亿美元，几乎是拉斯韦加斯大道赌业规模的7倍。德意志银行駐香港的分析师卡伦·唐（音）说，如果赌场自行招待中国内地赌客，而不是出钱让中介在租来的高级贵宾厅内招待赌客的话，能够从内地的超级赌客身上多赚10%到15%的利润。有人甚至认为这个数字可能最高达到50%。不管怎样，赌场如果自己经营，可能给这个世界最富有的博彩中心带来一场革命。
此前，以太阳城集团和集美集团为首的赌场中介牢牢地控制着这个行业。然而，有些人逐渐感觉到压力。在新濠锋赌场经营一个贵宾厅的于育洪（音）说：“我们逐渐遭到排挤。”
贵宾赌客对澳门赌场收入的贡献比例在67%左右。内地的超级赌客大多用借来的免息筹码赌博。他们多由赌场中介带入，赌场中介在中国各地寻找顾客，然后安排交通、酒店和借款服务。
2002年，澳门开放博彩市场，打破何鸿燊的澳门博彩控股有限公司40年的垄断，向5家新运营商发放牌照，当时，采取赌场中介机制是明智的。澳门博彩控股有限公司按照收入是亚洲最大的博彩公司，完全依赖赌场中介介绍贵宾赌客，目前也没有计划改变这种完全依赖的局面。
以前，新加入澳门博彩业的公司由于不能到中国内地进行营销，也没有合法的收债途径，只能依靠中介来招揽贵宾，并确保他们偿还债务。如今，经过10年的经营，赌场公司熟识了许多中国富人，包括曾经来过赌厅的那些人。摘自《看天下》
内地与澳门 篇4
区域经济合作是指不同地区的经济主体在贸易、要素流动、基础设施、产业结构调整、环境保护等领域在各地区之间进行合作与交流,以便获取尽可能大的经济收益、社会收益和生态效益的活动,通常会签署相关的协议和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以保障合作的顺利进行。[1]在中国,区域经济合作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粤港澳是一个独特的经济发展区域,在近现代历史上,三地之间的联系就十分密切,[2]在港澳回归中国后,这层关系更为紧密,无论是在贸易、投资,还是在产业合作等领域,三地经济日益融合。[3]尤其从2004年后,《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签订(以贸易自由化为主旨的制度安排,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三方面),粤港澳经贸关系进一步得到巩固与加强。总的来看,以往内地的学者大多主要侧重于对粤港两地的区域合作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深入研究,而笔者则主要侧重于基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对广东与澳门的区域合作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说明,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带来:(1)贸易创造效应。这一效应会带来成员国之间贸易规模的扩大以及由此而造成经济福利增加。(2)资本积累效益。这一效应是指一体化带来市场扩大、生产增长和规模优势,内部资金积累增加,使本地区对非成员国的投资吸引力增大,同时为了绕过对非成员的贸易壁垒,进入区域内大市场,非成员国企业也必然增加在区域内的投资,这都将带来一体化区域的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从粤港澳区域的经济一体化情况来看,港澳处于这一区域的核心区,港澳回归后,尤其是CEPA协议开始实施后,三地之间相互贸易、相互投资在不断增长,从而进一步带动了三地经济的快速增长[4]。
二、内地居民在澳旅游、投资对中国澳门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
内地主要通过旅游、金融、投资以及贸易影响中国澳门的经济增长。本部分着重分析旅游、金融及投资三项指标与澳门经济之间的关系,即选取内地居民到澳门旅游的消费额度、内地对澳门金融类投资累计总额、内地对澳门直接投资累计总额作为考察指标,建立模型,分析它们与澳门地区生产总值的关系。
(二)数据来源
澳门的GDP值,内地到澳门的旅游人口、人均消费值,每年内地对澳门金融类投资累计总额(FIN),每年内地对澳门直接投资累计总额(INV)均来源于历年《澳门统计年鉴》。所有数据均为年度数据,样本期为2001-2008年。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对各个变量分别取对数,记为ln GDP、ln VIS、ln INV、ln FIN。实证分析过程应用软件为EViews3.1和Excel2007。
(三)实证分析过程和结果
本部分仅分析内地居民到澳门旅游的消费额度、内地对澳门金融类投资累计总额、内地对澳门直接投资累计总额和澳门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假定其他解释变量保持不变,因此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讨论。
其中,GDP表示澳门的GDP值,VIS表示内地居民到澳门的旅游消费额,FIN表示内地对澳门金融类投资累计总额,INV表示内地对澳门直接投资总额。
根据选取的2001-2008年的有关数据,利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分析得到表1结果。
注:括号内数字为对应系数的t统计量。
由结果笔者可以得到相应的回归方程为:
检验:经济意义检验,通过观察参数估计量系数的符号和数值,可知该模型符合经济意义。
统计检验:(1)从R2=0.993807可以看出,方程整体的拟合优度非常好,ln VIS、ln FIN、ln INV这三个变量能对澳门经济变动的99.38%作出解释。(2)常数项系数和回归系数的T检验,均可以拒绝系数为0的原假设,即常数项和回归系数均显著不为0。(3)F=213.9605反映出ln VIS、ln FIN、ln INV对ln GDP的线性影响是十分显著的。
上述相关系数和模型回归结果都表明,内地对澳门的旅游、金融及投资对澳门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三、内地与澳门贸易、粤澳贸易对中国澳门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择
本部分分别考察内地与澳门贸易以及广东省与澳门贸易对澳门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选取内地与澳门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广东省与澳门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作为澳门经济增长的解释变量,建立模型。
(二)数据来源
澳门的GDP值及内地与澳门贸易总额(TRADE)来源于历年澳门《统计年鉴》;广东省与澳门贸易总额(GTRADE)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年鉴》;澳门的外汇汇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所有数据均为年度数据。样本期为1998-2008年(见表2)。数据经处理,记为ln GDP、ln TRADE、ln GTRADE。
资料来源:历年《澳门统计年鉴》;历年《广东省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三)实证分析过程和结果
1. 相关性分析
为确保该模型的合理性,首先分析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这是建立模型的前提和基础。这种相关性可以通过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散点图和相关系数来进行分析(见图1、图2)。
(1)散点图
由散点图1可看出,广东省与澳门进出口贸易ln GTRADE和澳门本地生产总值ln GDP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线性相关性,并且,与内地与澳门进出口贸易ln TRADE和澳门本地生产总值ln GDP的线性相关性比较,ln GTRADE与ln GDP的线性相关性更明显。
(2)相关系数
1998-2008年广东省与澳门贸易额Ln TRADE和澳门Ln GDP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3、表4。
1998-2008年广东省与澳门贸易额ln GTRADE和澳门ln GDP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61027,说明两者的相关程度非常高,而内地与澳门贸易额ln TRADE和澳门ln GDP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98698,相关程度不及前者。这说明澳门经济增长对内地与澳门的贸易依赖度非常大,其中对广东省与澳门的贸易依赖度尤为突出。
2. 建立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
笔者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建立两个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其中,GDP表示澳门的GDP值,TRADE表示内地与澳门贸易总额,GTRADE表示广东省与澳门贸易总额。
根据1998-2008年的有关数据,运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3.1,利用最小二乘法对ln GDP-ln TRADE模型、ln GDP-ln GTRADE模型分别作回归分析,得到如表5结果。
注:括号内数字为对应系数的t统计量。
从表5结果,笔者可得到相应的回归方程:
经济意义检验:从参数估计量系数的符号和数值看,这两个模型均符合经济意义。ln TRADE前的系数为1.365321,这表明ln TRADE每增加1单位,将导致ln GDP增加1.365321;同理,ln GTRADE每增加1单位,ln GDP将增加0.875785。这说明内地与澳门贸易对澳门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更大。
统计检验:第一,从两个模型的R2来看,ln GDP-LNGTRADE方程整体的拟合优度更好,其值为0.923573,而ln GDP-ln TRADE方程整体的拟合优度为0.807659。这说明ln GTRADE变量能对ln GDP变动的92.36%作出解释,而ln TRADE变量能对ln GDP变动的80.77%作出解释。第二,T检验:两个回归方程的回归系数和常数项的t值均通过概率小于5%的检验,从而拒绝系数为0的原假设。因此,常数项和回归系数均显著不为0。第三,从ln GDP-ln GTRADE回归方程的F值为108.75、回归方程的F值37.79可知,两个方程显著性都很好,反映了两种贸易对澳门GDP之间的高度相关性。
从上面的分析结果可看出,内地与澳门的贸易及广东省与澳门的贸易都对澳门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其中,广东省与澳门的贸易和澳门经济的相关性更高,而内地与澳门的贸易对澳门经济的影响程度则更大。
四、实证分析结论
通过上述关于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一)内地对中国澳门的旅游、贸易和金融投资较大程度地促进澳门经济增长
笔者选取内地居民到澳门旅游的消费、内地对澳门金融投资、内地对澳门直接投资作为变量指标建立的模型分析显示,内地对澳门的旅游、金融及投资与澳门地区生产总值,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的检验表明,内地对澳门的旅游、金融及投资三项指标,对于澳门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澳门经济成长与粤澳间的旅游、贸易和金融投资增长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广东省与澳门进出口贸易和澳门本地生产总值(GDP)之间、内地与澳门进出口贸易和澳门本地生产总值(GDP)之间都存在着强线性相关性。相对于内地与澳门进出口贸易而言,广东省与澳门进出口贸易与澳门进出口贸易的线性相关性更加显著。这说明澳门经济增长对内地与澳门的贸易依赖度非常大,其中尤其是对广东省与澳门的贸易。
1999年回归后,澳门整体经济实现了实质意义上的跨越式发展。究其原因,背靠内地是澳门最大的优势。
一是放宽内地游客到澳门旅游的限制,简化手续,开放到澳门“自由行”;二是《澳门和内地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签署(已经签署CEPA六),使所有原产于澳门的产品进入内地实行零关税,在服务贸易方面对澳门在42个领域采取了250项优惠措施,将内地庞大的商品、服务和旅游客源市场向澳门开放,为特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三是国务院批准在珠海和澳门接壤的地方开辟一个跨境工业区。四是中央支持粤港澳合作和泛珠三角合作。澳门回归以后,与内地的交流、交往越来越密切。这对于澳门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2008年12月,国务院批准实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纲要》提出,支持粤港澳合作发展服务业,促成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随着澳门经济多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服务国际化过程,以深入实施CEPA为基础,进一步发挥比较优势,通过全面参与粤港澳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拓展合作发展空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摘要：基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利用中国澳门回归十年以来的经济数据,通过计量模型分析可知:内地在澳门的旅游、金融及投资方面对澳门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广东省与澳门进出口贸易的线性相关性更加显著。
关键词：内地与澳门,粤澳,经贸合作,澳门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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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媛媛.粤港澳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的历史演变与新形势下的模式探索[D].暨南大学,2003.
内地与澳门 篇5
按照招生院校要求，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和旅游学院要求考生的分数达到我省本科第一批控制分数线;澳门科技大学和澳门镜湖护理学院要求考生的分数达到我省本科第二批控制分数线。
据介绍，澳门5所高校均实行单独录取，录取工作由招生学校负责。被澳门5所高校录取的考生，可以同时填报内地高校的志愿，并正常参加内地高校的录取。若被内地高校同时录取，考生可自主选择其中一所高校就读。
考生赴港澳就读 内地户籍和高考档案不迁移
据介绍，凡被香港、澳门高校录取的考生，须凭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和本人的身份证、户口本(赴香港读书的考生还需提交录取学校提供的香港入境事务处签发的进入许可文件，赴澳门读书的考生还需提交澳门高等学校辅助办公室签发的《确认录取证明书》)，到户口所在地的公安部门办理因私赴香港或澳门的《往来港澳通行证》。
内地与澳门 篇6
近几年，多次应邀到澳门出席活动，同行的参会者对澳门交通现状和公务车管治评价相当高。总面积仅有32.8平方公里的澳门，生活着50余万人（还不算外来务工人员和流动人口），这使得澳门成为全球人口密度、汽车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而街道也远没有国内那般宽阔，属於路窄车多的城市。但令人称奇的是，澳门交通并不及内地城市拥堵，街道虽狭小，车辆行驶却井然有序。
澳门街道交通灯设置管理相当科学，交通管理制度也特别严格，特别是公务车管理，更值得国内借鉴。澳门特区政府规定，公务车前后方均掛有明显的政府部门单位名称和车牌号码，便於市民监督。不仅如此，所有公务车都配备训练有素的专业驾驶员，统一著装。在澳门，很少见到公务车私用，特别是在一些学校门口、娱乐场所极少发现“公务车私用”的乱纪现象。最难得的是，公务车辆特别礼让行人和其它车辆，不像国内的官员驾驶公务车那样“牛”、敢横冲直撞，甚至吼行人、闯红灯。澳门交通景观，特别是公务车形象，让国内民众叹为观止。
反观内地公务车私用，长期以来屡见不鲜。儘管政府部门竭力叫停“公务车私用”行为，但这种不正之风却屡禁不止，私用的公务车之轮，依然像脱缰的野马四处撒欢。摆在民众面前的是，公务车迎亲、公务车接送学生等现象充斥着民众的视野。而在澳门，公务车置於民众监督的视野之下，几乎没有那么明目张胆地发生此类违纪现象。其实，最为典型的湖北省，早年就著手整治“公务车私用”乱纪行为。当时，荆门市公务车贴标识亮出“身份”，公开接受民众监督，社会各界纷纷拍手称好。湖北省把这个“创新之举”加以推崇，多年来，在各个地级市陆续执行。但让人大惑不解的是，国内公务车私用之新闻却铺天盖地，越治越乱，乱纪之风缘何势头甚猛？
公务车使用成为社会包袱
有关公务车使用成本足以让民众惊心动魄。据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2005年以来，中国财政行政事业公用经费支出每年增加1000多亿元。自2007年以来，该项经费支出已接近每年9000亿元，其中，公务车消费支出（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每年约1500亿元至2000亿元。这一组数字足够说明国内公务车消费存在的问题。
国内现行公务车管理制度一直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编制管理模式。儘管一些地方政府尝试公务车改革，但都以失败告终。公务车消费黑洞仍是官场和社会腐败的温床。随着公共交通条件得以改善，及公务员薪资大幅提高，公务车使用成本随之趋向快速增长。至此，公务车管理制度的缺陷就暴露无遗。《瞭望》新闻周刊报导说，据发改委及广东省测算，党政机关的公务车每万里（5000公里）运行成本是社会运营车辆成本的5至6倍，公务车使用效率仅为社会运营车辆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这意味着，公务车较社会运营车辆超出的成本很有可能转化为使用公务车的官员及司机的“灰色收入”。公务车存在加油、虚开维修发票之创收行为，使国有资产流失严重。据有关部门调研结果显示，个别单位一辆公务车每年仅维修费用就高达10万元以上，甚至有的公务车一年换了40多个轮胎，平均每周换一个，其中漏洞可想而知。另据国家有关部委统计，每辆公务车年消费额平均为8至10万元。
公务车辆管理宽松，给财政加重包袱的同时，也危及社会，侵犯民众的利益。民众对公务车加重拥堵早就心存不满。公务车泛滥，车辆使用成本由财政买单，造成公务车超负荷使用，更引发一大堆问题：浪费石油资源、增加政府管治成本、污染环境、造成交通拥堵等。对於城市拥堵，民众是有切身体会的。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北京民众呼吁“峰会不要走”就可说明此问题。当时，中央驻京单位按照50％、北京市属机关单位按80％的比例封存所属公务车，49万余辆公务车入库封存，即使当时社会车辆不强制限行，北京交通之通畅空前给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仅如此，公务车驾驶员欺辱民众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深圳市福田区福侨大厦停车场曾发生一起民政局下属官员因急见领导，而摆威风，竟然驾驶公务车谎称“踏错油门”将挡道私家车撞烂。类似事件在各地也频频发生。河北邢台市威县一位副县长的座驾在平乡县新世纪英才学校门口将一名初二学生撞飞，司机却视而不见，慌忙逃逸。此类司空见惯的险象，致使民众见到公务车便避而远之。
“公务车私用”现象铺天盖地
“车轮下的腐败”已成为公众反响强烈的问题。追昔抚今，国内惩治“公务车私用”尝试过不少方法，但都收效甚微。“公务车私用”现象泛滥成灾已人人皆知。据《大河报》报导，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指出：国内公务车只有三分之一被公用。那么民众可以反问：国内三分之二公务车是不是被私用了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多年来，媒体对深圳“公务车私用”个案屡次曝光，在民众中引起轰动。据媒体报导，深圳公务员聚居的默林一村，即便在周末，仍有大量公务车出入於该小区，奔忙於各种商场、休閒、娱乐场所。这些仅仅是悬掛公务识别牌或喷涂政府部门名称的公务车。而目前，深圳的公务车除了警车等政法机关的车辆外，其余政府部门的车辆均掛普通私家车的蓝牌，难以辨别，使民众无从监督。最近，湖北省天门市两辆公务车在元旦假期参与迎亲，被民众当场拍摄，而后在网络上曝光。
近年来，公务车在学校门口接送学生的“公务车展览”景象也时有发生。位於湖南省的湘潭大学门口大量公务车接送新生上学的“爆炸新闻”，曾引起民众的强烈舆论。那一场公务车大聚会，从公检法用车到国土、卫生监督用车，甚至血防专用车，无所不有，规模之大盛况空前。公务车接送学生的危害是巨大的。一方面浪费国家公共资源并滋生腐败，削弱政府的公信力；影响社会交通秩序；另一方面这种以权谋私行为污染了学生纯洁的心灵。
国内还有一些地方实行“车改”取消了大部分的公务车，改为地方政府给公务员按级别发放“交通补贴（车补）”，官员每月补贴费用可高达数千元。但还是有一些官员们既拿着国家发给的交通补贴，又开公务车。另外，驾驶公务车在行驶、办事方面，都有一定的“威慑力”，很多事情可由此顺利办妥，也是公务车私用的一个方面。
有关专家认为，公务车私用屡禁不止，最主要原因是部分政府人员对公权力认识不足，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容易将公务车理所当然当作“特权”来使用。
严管“车轮腐败”
要靠政府给力
严管“公务车私用”要靠政府给力。禁止公务车私用，其实各地已做出不少努力。如，2004年底，温州市给1万辆公务车贴上“公务车”标识。而后，湖北省、湖南省也给公务车贴上公务车标牌。近年，湖北省各市加强公务车管理，在“公务车”标识管治上，较为给力。湖北省除了使用多种手段治理公务车之外，还出台规定严禁“公务车私用”。河北保定等地为防公务车私用，也有类似的做法。不仅如此，为了加强公务车监督，浙江嘉兴市纪委曾聘用30名“卧底”对张贴公务车标誌的车辆进行监督。但由於某些场合，诸如酒店、景区却很难辨别，致使效果甚微。此外，民众也常常乐此不疲地监督公务车私用行为。济南一市民“专拍哥”几年来专拍公务车私用蹿红网络。他共拍有1000多辆公务车在其博客或者网络论坛公开曝光。在他的带动下，北京、深圳、郑州等地的网民纷纷加入“街拍公务车”的行列。“专拍哥”说，他想以此作为“撬动当前顽固的公务车制度的一个支点”。他还表示，即使经常遭到辱骂、推搡和恐吓，但他从未放弃。
有关专家认为，根治公务车私用必须从根本的严厉监督开始。为什么有些公务车还是肆无忌惮地闯红灯、乱用警灯、乱鸣警笛、违章停车甚至公务车私用？这说明，有些公务车司机特权意识强烈。为此，去年7月，河南省公安厅决定取消豫O号牌，党政机关车辆全部採用民用号牌。虽然表面上撤销了某种“特权”，但给公务车私用泛滥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放眼澳门，政府车牌统一用“AM”，以此来严加监督。无论是谁，一旦被交警“抄牌”，都要接受处罚。澳门公务车的例子说明，暴露在公共视野之下，越是公开、透明、公平，谁也不会有“特权思想”；越是看似特权标志的“AM”车辆，越容易成为市民监督的对象。
对於公务车管理，应儘可能採用现时先进的科学技术。广州市黄埔区对全区428辆公务车安装电子监控系统。使用公务车时，先在终端器上刷工作证，信息马上上传到监控中心。若不刷卡就出车，监控平台则自动报警。此外，电子监控系统还给公务车建立“使用情况数据报表”，实行各种数据自动统计，建立公务车里程和油耗等记录，财政部门以此数据作为公务车费用报销的依据。不久，江苏省金坛市也採用类似的管理，效果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