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管内超声

2024-10-27

心血管内超声(共11篇)

心血管内超声 篇1

随着冠状动脉CT和冠状动脉造影在冠心病诊断中的广泛应用, 临床发现了大量的冠状动脉临界病变患者 (指冠状动脉造影直径法测定狭窄程度40%~70%的病变) , 对于此类患者, 积极采用中西药物干预病变, 以其能够改变斑块性质, 延缓斑块进展, 防止冠脉狭窄的进一步加重, 预防急性冠脉综合征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ACS) 、心性猝死等心脏事件的发生。同时结合现代先进技术———血管内超声 (intravenous ultrasound, IVUS) 作为诊断和评价标准, 客观、定量地分析中药干预临界病变的效果, 研究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临床意义。

1 临界病变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冠状动脉临界病变是指冠状动脉造影直径法测定狭窄程度30%~70%的病变, 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一个特定阶段, 其生理、病理特点同冠心病相一致。临界病变这一特定阶段在冠心病的发生、发展、恶化、转归中具有重要的意义。Falk等[1,2]研究表明, 65%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其发病前的冠脉造影提示冠状动脉病变仅为中等程度的狭窄, 是斑块破裂诱发急性血栓形成, 造成血管急性闭塞。PRISM-PLUS研究中, 1 491例ACS患者发病4d后接受冠脉造影, 24%的罪犯血管狭窄小于50%, 23%罪犯血管狭窄介于51%~70%。TIMIⅢA试验中, 391例患者胸痛后24h内接受造影检查, 结果14%患者没有超过≥60%的病变, 6%的患者狭窄程度≤20%, 7%的患者仅有不规则斑块。提示不仅狭窄程度和斑块大小是决定ACS的主要因素, 更重要的是斑块的不稳定性 (易损性斑块) 参与了急性发病, 其特征为:较大的脂质池、薄的纤维帽、斑块破裂、斑块内出血、炎性细胞的浸润等[3,4], 而大量临界病变患者存在不稳定斑块 (易损性斑块) 。因此, 如何对冠脉临界病变和不稳定斑块进行积极干预, 将影响冠心病终点事件的发生, 研究此特殊阶段干预方法将对冠心病的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2 药物干预临界病变具备优势

尽管介入治疗和外科手术使冠心病的治疗方法有了很大进展, 但由于介入本身存在一定的并发症和再狭窄的风险, 所以临界病变是否需要介入治疗, 一直存在争议, 也有大量的研究通过追踪预后和心脏终点事件来论证不同方法的优劣。通常认为冠状动脉直径狭窄程度≥70%为介入治疗的病变适应证 (左主干病变≥50%) , 而<70%的病变则以药物治疗为主。众多研究证实冠脉临界病变患者行血运重建后的临床结局并不优于药物保守治疗。

Courtis等[5]以心肌血流储备分数 (FFR) 为评价方法, 将冠脉临界病变患者分为血运重建组和药物治疗组, 随访 (43±7) 个月, 结果发现心绞痛症状在血运重建组多于药物治疗组 (P=0.002) 。提示冠脉临界病变患者行血运重建后, 可能有较高的心脏事件和较频繁的心绞痛发生。DEFER试验[6]入选235例冠脉临界患者, 以FFR<0.75作为行冠脉介入术 (PCI) 的标准, 术后随访5年结果提示:PCI组的心源性猝死和心肌梗死的风险较药物治疗组并未明显下降。D’Andrea等[7]对冠脉造影证实为中度狭窄的患者根据左前降支的冠脉血流储备 (CFR) 分为两组, CFR≤2者行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 (PTCA) , CFR≥2者进行药物治疗, 观察终点事件。随访 (43±11) 个月, 两组心脏性死亡事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而从医疗费用方面提示对冠脉中度狭窄的病人可以采用药物治疗。有研究回顾分析100例准备行PCI的临界病变患者, 经检查发现FFR≥0.75, 决定延迟PCI, 随访18个月, 2例患者非心因性死亡, 90例患者无任何冠心病事件发生, 且心绞痛加拿大心血管病学会 (CCS) 评分较基线水平下降0.7分±0.9分 (P<0.0001) , 8例患者发生心脏事件, 而只有其中的4例患者病变发生在临界处[8]。荟萃分析研究提示, 临界病变伴有易损斑块介入治疗后, 其再狭窄率高[9,10]。COURAG研究结果也显示对于稳定的冠心病患者介入治疗与药物治疗相比, 并不能有效降低远期的主要心脏事件的发生率, 强化药物治疗并指导患者改变生活方式 (戒烟、运动) 仍是最重要的基本治疗。

3 血管内超声是评价药物治疗的重要手段

在评价冠脉狭窄的方法上, IVUS和FFR通过精确测量病变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特点来定义病变的严重程度。冠状动脉造影虽然是公认的评价冠心病的金标准, 可以显示冠状动脉的整体轮廓、定量分析冠状动脉的狭窄程度, 但却有一些众所周知的缺陷。它提供的是一个冠状动脉管腔而非管壁的平面透视, 而动脉粥样硬化主要是动脉壁的病变。对比血管内超声和冠脉造影的评价效果, 已经冠脉造影显示中度狭窄的患者, IVUS发现有很高比例的重度狭窄[11], 提示冠状动脉造影有可能低估血管狭窄的严重程度, 因为与狭窄段血管比较的参考血管段可能受弥漫性动脉粥样硬化进程的累及。IVUS与冠脉造影不同, 是利用导管头端上的小型超声探头来获取冠状动脉的断层图像, 它提供的是动脉管腔和管壁的断面影像, 因此不仅能够测量管腔大小和结构, 还可以评价斑块的组成、形状和体积, 尤其是斑块的不稳定性, 这些斑块特征可以直接决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临床表现形式。IVUS技术已经成为目前检测冠心病的一种比较成熟、安全、精确和可重复的方法。目前IVUS在临床主要应用于如下3个方面。

3.1 选择PCI适合病例

目前常用最小管腔面积≤4.0mm2作为IVUS指导PCI干预的指征 (左主干病变除外) 。有研究在110处造影提示为临界病变中有46处IVUS提示最小管腔面积≤4.0mm2, 对这些病变进行了介入治疗, 提示冠脉造影可能会低估冠脉狭窄程度, 这与其他研究的结果一致[12]。

3.2 指导PCI并评价近期、远期效果

IVUS比冠脉造影能更有效地指导ACS临界病变支架的植入和实时评价手术效果。例如, 在IVUS指导下的高压力 (18atm~20atm) 球囊后扩张可使87.5%贴壁不良的病变进一步得到改善。IVUS指导的ACS临界病变支架植入获得较高的即时成功率和远期成功率[13]。

3.3 评价中西药物对病变斑块的影响

他汀类药物对冠状动脉斑块退缩及其成分的影响已有众多的研究[14,15], 而中成药脑心通胶囊和诺迪康胶囊在冠脉临界病变研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6,17]。

4 以血管内超声频普分析虚拟组织学成像评价中药干预临界病变研究

基于射频技术的血管内超声频普分析虚拟组织学成像 (virtual histology, VH-IVUS) 是一种新的血管内超声后处理技术, 它可以提供更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组成成分和形态学信息, 根据不同组织的射频频谱数据重建图像, 提供类似于病理学的组织影像, 从而识别不同类型的斑块, 比较与传统的血管内超声, VH-IVUS能够更加准确和定量评价不稳定斑块的主要成分 (纤维成分、脂肪成分、钙化成分) , 为冠心病患者的治疗评价提供一种良好的证据[18]。以VH-IVUS为研究平台, 精确评估冠脉临界病变的性质, 定量分析中药干预冠脉斑块的变化, 客观评价中医药干预临近病变斑块的效果。

4.1 筛选临床疗效确切的中成药

中草药及中成药药物治疗冠心病具有悠久的历史, 速效救心丸、血府逐瘀丸等药物具备大量的临床和实验基础。筛选临床使用具有确切疗效的中药作为研究对象可以进一步深入揭示中药预防和治疗冠心病的具体机制, 为中药干预临界病变和不稳定斑块提供重要证据。

4.2 将VH-IVUS作为评价手段

中药干预临界病变和不稳定性斑块的效果如何, 能否起到稳定、甚至逆转斑块的重要作用?这需要VH-IVUS为评价手段, 客观、定量的分析临床结果, 一方面评价中药对冠状动脉斑块体积的影响, 另一方面测量中药对斑块构成成分的影响, 期望从斑块体积和斑块性质两个重要方面做出回答。

4.3 长期随访、循证研究

冠脉临界病变和不稳定斑块的干预需要一定的时间, 综合临床试验的结果可以发现观察周期通常在6个月以上。针对中药治疗的患者设计随机、对照、盲法、模拟、长期随访的循证研究, 定期复查VH-IVUS、评价症状和体征变化、记录临界病变相关血清标志物的波动、摸索中医证型和病机的转归, 相关研究数据将可能直观地揭示中药干预临界病变斑块的作用, 同他汀类药物同时成为造福人类的重要工具。

关键词:冠脉临界病变,血管内超声,中药干药

心血管内超声 篇2

通关中心卫生院

2013年1月,由我院领导派遣到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心内科进修学习半年。它是一所集心血管疾病临床医疗、科研、教学三位一体的医学学科研机构,也是一所技术力量雄厚的、著名的心血管病专科医院。在进修期间我遵守科室的各项规章制度,尊敬师长,团结同事,严格要求自己,做到不迟到、不早退、不无故旷工及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对待病人和蔼可亲,态度良好,努力将所学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用于实践,在此过程中我不断总结学习方法和临床经验,尽力提高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独立工作的能力,不断培养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心血管内超声 篇3

【关键词】急性心肌梗死;心血管内科;临床治疗

【中图分类号】R722.12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4949(2015)02-0157-01

急性心肌梗死指的是患者的心脏由于冠状动脉出现持续性或者急性的缺氧、缺血,从而导致的心肌坏死等症状[1]。患者的临床表现包括了心律失常、心力衰竭、低血压、胸部压迫性的疼痛和腹部疼痛等,嚴重者会出现休克甚至死亡[2]。根据相关研究发现,急性心肌梗死在近几年出现了逐年上升的趋势,对患者的健康和生命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本研究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采用了联合溶栓的治疗方式,现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6月至2014年12月期间,我院收治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共104例,其中,男58例,女46例;年龄在46岁-81岁之间,平均年龄为(67.2±12.5)岁。临床表现均存在低血压、心律失常、腹部疼痛和胸部疼痛等病症。104例患者通过数字随机法分为了观察组与对照组,各组为52例,两组患者的年龄、病情、性别等一般资料无显著差异(P>0.05),有可比性。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的治疗方式,观察组患者以此为基础进行联合溶栓治疗。保持病房中的空气流通,调节温度和湿度让患者感觉舒适。对患者的生命体征进行严密监测,患者服用低分子肝素钙和肠溶阿司匹林,剂量分别为10000U和250mg。之后观察患者体征,进行抗凝剂的治疗,药物为浓度5%尿激酶,并进行葡萄糖溶液的静脉滴注。在整个溶栓治疗的过程中,护理人员要对患者的各项指标进行详细记录。

1.3 评价指标

将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和不良反应进行对比,并由患者匿名填写满意度调查表。痊愈标准:患者的临床症状彻底消失,心电图表现正常且无胸痛现象;有效标准:患者的主要症状明显减轻,心电图表现趋于正常,胸痛的次数所有减少;无效标准:患者的主要症状没有改善,甚至出现加重,心电图表现异常,且胸痛反复发作。

1.4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数据以SPSS18.0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S)表示,比较以t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经x2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经过治疗,对照组和观察组的患者病情均有好转。通过对本案进行观察发现,观察组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均<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情况如表1、表2所示。

3 讨论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压力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再加上我国老龄化社会进程的加快,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病率也呈现出了逐年攀升的趋势。对于出现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必须在其发病早期就进行及时而有效的治疗,才能够有效降低患者的不良反应和死亡率[3]。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患者表现出以下症状,那么就可能出现了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发热并感到胸骨的后部有剧烈疼痛,严重时患者会发生呕吐;患者出现心律失常,其心电图有进行性的改变,严重时出现心力衰竭或心源性休克;患者的血清心肌酶的水平异常增高,体内白细胞增多[4]。

在本次研究中,对观察组患者采用的是联合溶栓的治疗方式,研究的结果表明,观察组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均<0.05。这是因为在联合溶栓治疗当中,阿司匹林能够起到缓解疼痛的作用,而低分子肝素钙则能够起到抗血栓形成的作用,而且效果持久,是一种预防和治疗血栓栓塞性疾病的新型药物。两种药物的联合使用,就能够对患者起到促进低密度的脂蛋白合成、同时抑制胆固醇合成的作用,在改善患者的血脂水平的同时还能够有效控制机体中动脉粥样硬化的恶化,促进血管内皮细胞以及心肌细胞功能的恢复,降低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反应,从而有效恢复患者的心功能,保证治疗的效果。

综上所述,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治疗过程中使用联合溶栓进行治疗,能够有效提高治疗的效果和患者的满意度,降低患者的不良反应,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王玉娟.尿激酶溶栓治疗急性心肌梗死30例临床分析[J].中国医学创新,2010,7(8):133-134.

[2] 陈秀君.急性心肌梗死116例临床护理[J].中国医学创新,2010,7(18):127-128.

[3] 马洪宇,丁慧敏.228例急性心肌梗死尿激酶溶栓治疗效果分析[J].中国医学创新,2011,08(26):43-44.

心血管内超声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2009年11月~2010年3月在我院住院拟行经皮冠脉介入治疗术(PCI)的32例患者,对32例患者的67处在IVUS指导下行支架植入的病变特点进行分析。32例患者中男性29例,女性3例;年龄36~69岁,平均(56.27±9.65)岁;其中急性心肌梗死9例,陈旧性心肌梗死8例,不稳定型心绞痛8例,劳力性心绞痛7例;合并高血压病18例,糖尿病12例,高胆固醇血症11例。入选患者均为自体冠状动脉非弥漫性病变,血管直径在2.5mm以上,严重的左主干病变除外。

1.2 仪器

采用美国Volcano公司生产的In-Vision Gold S5IVUS成像系统,导管式相控阵冠脉内超声探头,探头换能器外径为2.9F,换能器频率为20MHz。

1.3 方法

1.3.1 支架植入过程

在支架植入前行IVUS显像检查,根据IVUS测量结果选择支架的直径,IVUS测量应包括最狭窄处、近端参考节段、远端参考节段。支架的相关数据以支架横截面积最小处测量值为准。标准支架释放压在12~16atm,支架释放后,进行IVUS评价。若支架置入不满意,则换大一号的球囊重新送至支架部位或用原球囊更高压力扩张。

1.3.2 IVUS过程

在X线透视引导下,冠脉内超声导管沿PTCA导丝进入病变血管远端,以0.5mm/s的速度回撤超声导管,分别获取病变血管远端、病变处以及病变血管近端部位的血管横截图,对需重点观察部位,在线分析完毕后,重复上述过程一次,全部检查均实时录像,并将资料储存在光盘上,供离线分析。全部患者在行冠脉IVUS显像前,动脉鞘管内推注肝素6000~10000IU,并视患者血压等综合情况冠脉内予以硝酸甘油50~200μg。

1.4 主要观察指标

斑块性质的确定和特点,包括软斑块(脂质斑块)、硬斑块(纤维斑块)、钙化斑块、混合型斑块、血栓,偏心程度;支架植入前后最小血管腔径及腔面积;支架植入术前后斑块面积;支架的对称指数、支架位置、支架的贴壁程度及支架展开满意度。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软件包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料用t检验。

2 结果

由表1可知:32例患者其中23例为多支病变,前降支病变28处,右冠脉病变12处,回旋支病变6处,共置入支架67枚,其中垠艺支架39枚,Firebied25枚,Endeavor3枚。前降支置入支架38枚,右冠脉19枚,回旋支10枚;由表2可知:本组32例患者67处病变的基础IVUS资料;支架初次峰值扩张前后IVUS各项指标比较。支架植入后IVUS检查示全部支架位置满意,能完全覆盖病变,两端无夹层,56枚支架扩张满意,贴壁、对称性及展开良好,5枚支架未充分扩张,6枚贴壁欠佳,用大一号球囊后扩张或用更高压力扩张(16~22atm)后复查IVUS达到满意标准,占支架置入的16.42%。

3 讨论

冠状动脉血管造影用于诊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已有40多年的历史,被认为是诊断冠状动脉病变的金标准,但很多研究结果都对其精确性和可重复性提出质疑[2]。与冠状动脉血管造影相比,IVUS能够显示血管的横断面图像,可以准确地提供血管壁形态(有无斑块及斑块形态,甚至斑块性质)、管径大小、官腔面积、血管狭窄及狭窄程度、有无血栓等信息,并可以对支架的大小、性状、贴壁程度及展开满意度进行系统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IVUS显像代表了在活体上进行的组织学研究[3],能够指导进一步治疗。有研究认为[4],在支架置入后,IVUS能对支架的位置、大小、形状、贴壁程度、对称性及展开满意度进行系统评价,能有效保证支架充分而不过度扩张。本组首次高压扩张后满意率达83.58%,与文献[3]报道基本一致。本组研究病例置入支架后IVUS检查有5例未充分扩张,6例贴壁不完全,这些病例多发生在长病变及斑块负荷重的患者中,经加大原球囊扩张压力或大一号球囊后扩张效果满意。同时本组研究观察到软斑块比硬斑块有更大的扩张,硬斑块有更多的撕裂,且笔者认为支架扩张后不对称与钙化斑块有关,可能是钙化斑块部分的阻力大难以扩张所致,与张氏[5]报道基本一致。刘伶[6]等通过对经IVUS的44例冠状动脉内支架置入治疗的患者进行评价,认为IVUS能指导支架的置入和实时评价介入术的效果,对首次扩张结果不满意,在IVUS指导下的更高压力扩张可使病变进一步得到改善。

虽然IVUS的应用增加了冠状动脉扩张成形术的操作时间和医疗费用,但与冠状动脉造影比较,IVUS指导CAD介入治疗具有以下优势:①早期发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提高血管狭窄检出率;②能准确评估管腔的形态、病变的性质、斑块的分布;③可精确测定管腔狭窄程度;④对冠脉内支架的置入效果进行实时评价;⑤准确评估支架置入是否理想,清晰判断支架在冠脉腔内贴壁、对称情况,有无展开不良以及血管夹层形成和斑块破裂等。

摘要:目的:探讨血管内超声在冠心病(CAD)介入治疗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对32例患者67处病变在支架植入前后分别应用血管内超声进行分析,观察靶血管的斑块特点及偏心程度,测量血管最小腔径及腔面积、斑块面积,并根据血管内超声标准指导介入治疗。结果:32例CAD患者共置入67枚支架,在支架置入后,最小血管腔径及腔面积均较置入前增大、斑块面积缩小,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血管内超声可清晰显示冠脉内血管的结构,在支架置入后可观察支架的位置、贴壁情况、支架扩张情况,是评价冠脉支架置入理想的方法之一。

关键词:血管内超声检查,冠状动脉疾病,血管成形术

参考文献

[1] Ftzgerald PJ,Oshima A,Hayase M,et al.Final results of the Can Routine Ultrasound Influence Stent Expansion(CRUISE)study.Circulation,2000; 102(5) :523~530

[2] 李丽,高志凌,盖鲁粤.血管内超声--诊断和指导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及其介入治疗的“金标准”[J].心血管病学进展,2009;30(1) :139~143

[3] 倪祝华,杨新春,王乐丰,等.血管内超声显像在冠心病支架植入术中的应用[J].中国介入影像与治疗学,2007;4(1) :1~7

[4] Dimario C,Gorge G,Peter SR,et al.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image interpretation in intravaseular ultrasound[J].Eur Hearl J,1998; 19:207~229

[5] 张瑞岩,沈卫峰,张建盛,等.雷帕霉素洗脱支架扩张程度对内膜增生影响的血管内超声研究[J].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6;34:341~344

心血管内超声 篇5

【关键词】心血管内科;心绞痛;治疗研究

【中图分类号】R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8801(2016)04-0043-02

心血管内科接收进行诊疗的冠心病心绞痛病人较多,其多属中、老年人群体。若心血管的管腔变窄或心肌出现供血不足现象,病人可能伴有心绞痛体征,并且此疼痛症状持续时间不长,但会累及左前胸部、胸骨后部及颈部、牙齿等发生疼痛[1]。本文选择因患冠心病心绞痛入本院心血管内科接受对症内科治疗的病人79例为对象,在全面了解各项病学资料的条件下,将其划分成观察、对比两组,分别施予常规抗心绞痛药物+曲美他嗪、单纯常规抗心绞痛药物展开治疗,评比两种内科疗法的运用情况,将研究内容阐述如下:

1.对象及方法

1.1评估对象

以2015年6月-2016年6月因患冠心病心绞痛入本院心血管内科接受对症内科治疗的病人79例为评估的对象,入选病人都接受过系统化检查,医师遵照冠心病心绞痛的权威诊疗标准开展疾病鉴别,并已确诊。经了解各项病学资料,将其划分成观察、对比两组,观察组40例:22例男性、18例女性,年龄介于48-81岁间,平均是(62.4±13.91)岁;患病1-15年,平均(6.5±1.42)年。对比组39例:20例男性、19例女性,年龄介于47-82岁间,平均是(63.1±12.99)岁;患病2-14年,平均(6.7±1.37)年。对病人一般性资料展开比较,未见显著差异(P>0.05),两组可展开同期对照评比。

1.2方法

对比组向病人予以常规性的内科药物,包括他汀类药、硝酸脂类药、钙离子拮抗剂等(剂量都为常规量),并给服低剂量阿司匹林。

观察组向病人予以基础对症治疗,给药方法同于对比组,在此前提下增服产自天津施维雅制药公司的曲美他嗪(国药批号:20055465,规格:20mg/片),1日3次,1次1片。两组都不间隔用药4周。

1.3疗效评估

详细记录两组每例病人接受内科治疗过程中的心绞痛病发频率、持续时间,同时评估两种用药法的具体疗效,评判标准:如果服药后,病人各种体征得以显著缓解,心绞痛的病发次数及持续时长都下降,鉴定为显效;如果服药后,病人各种体征部分得以缓解,心绞痛的病发次数及持续时长有所下降,鉴定为好转;如果病人各种体征并无改变,且心绞痛的病发次数及持续时长未见下降,鉴定为无效。

1.4统计学数据研究

运用SPSS21.0版统计软件对本次所有相关的调查数据予以整合处理,当中,( ±s)表示计量数据,(n/%)表示计数资料;运用 2检验组间计数资料的对比,计量资料比较通过t检验,组间数据对比差异显著时表示为P<0.05。

2.结果

2.1两组病人心绞痛病发次数及持续时间比对

观察组40例心绞痛病发频率、疼痛持续时间等都低于对比组39例,组间比对差异明显(P<0.05),两组具体比对数据如表1所示。

2.2两组病人总体疗效情况比对

两组病人总体疗效数据情况如表2所示,由表看出,观察组总计38例有效,占95.00%;对比组总计29例有效,占比74.36%。比对发现,观察组总体疗效优越于对比组,差异较大(P<0.05)。

3.讨论

作为心血管临床中较为多见的病症之一,冠心病心绞痛属不易根治、病程较长的疾病。本文将冠心病心绞痛设立成心血管内科的医疗研究疾病对象,将研讨重点放于内科对症用药上,以便进一步探知此疾病的优质内科疗法。内科抗心绞痛的常规型药剂有他汀类药物、硝酸脂类药、钙离子拮抗剂、阿司匹林等,在予以规范剂量条件下,病人血液流动循环得以相应改善。但因为多数老年病人对常规的药物形成了一定耐药性或可能诱发不良反应,为此,常规用药疗法的总疗效并不理想。如果在常规药物的施予前提下,增服曲美他嗪则可增强抗心肌缺血方面的药效,进而优化整体疗效。曲美他嗪是新型衍生药物,能对3-酮酞辅酶A硫解酶的活动造成阻碍作用,限制心肌脂肪酸β的氧化活动,逐步强化葡萄糖的实际氧化反应,以促使心肌细胞更快地提升能量代谢功能,降低心绞痛病发频率[2]。

此研究结论表示,观察组40例心绞痛病发频率、疼痛持续时间等都低于对比组39例,组间比对差异明显(P<0.05)。观察组总计38例有效,占95.00%;对比组总计29例有效,占比74.36%。观察组总体疗效优越于对比组,差异较大(P<0.05)。

综合上述,相比常规型药物医治冠心病心绞痛的疗效情况来讲,对病人予以常规型药物、曲美他嗪能获得更优疗效,此内科用药法值得进一步推荐、使用。

参考文献:

[1]占甘伟,汪宏良,李艳,等.益气养阴活血汤联合西药对冠心病心绞痛血清C反应蛋白、肿瘤坏死因子-α、血脂水平、血液流变学水平的影响[J].国际检验医学杂志,2016,37(7):935-937.

心血管内超声 篇6

冠脉临界病变是指冠脉狭窄位于40%~70%之间的病变, 目前对冠脉临界病变的评估仍然存在争议。血管造影一直被认为是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3]。然而, 它是根据造影剂充盈缺损影像来判断, 只能反映血管腔被造影剂填充后的轮廓, 同时因投照角度的原因, 会存在盲区, 也可能因为斑块的形态、性质、位置、血管重构等诸多因素的存在而低估冠脉病变的狭窄程度[4]。此外冠脉造影 (CAG) 无法正确判断病变的性质, 而目前研究显示造成斑块破裂并导致急性冠脉综合征 (ACS) 的斑块大多为轻中度狭窄病变, 病理学研究也显示粥样斑块形成早期的斑块容易破裂, 导致ACS的发生[5], 故使用CAG对不稳定斑块的判断有一定的局限性。目前开展的血管内超声 (IVUS) 评价此类病变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临床医生的重视。

1 IVUS在冠脉临界病变诊断中的应用

1.1 定量诊断

CAG是通过造影剂充填的管腔轮廓显示血管内腔长轴的二维图像来间接反映冠脉血管壁上的病变, 对病变狭窄程度的判断依赖于周围参考节段, 参考节段为血管最狭窄处的近端和远端, 通常在狭窄部位5~10 mm内且无大的造成干扰的血管段, 但造影所示的“正常”参考段冠脉却往往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粥样硬化病变, 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正常参考血管。相对于定量冠脉血管造影术 (QCA) 检测常常是两处病变血管的比较[6]而言, CAG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特别是对一些临界病变常常高估管腔面积, 低估病变范围及狭窄程度。而IVUS对血管所作的360°横截图像, 不仅可以清晰显示管腔形态, 还可以精确测量血管的直径及横截面积, 对中间病变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 以确定其狭窄程度。Fernandes等[7]在一项对63例CAG显示临界病变的前瞻性研究中发现:60%的患者经IVUS检查提示为严重病变 (MLA≤4.0 mm2) , 说明CAG低估了病变的狭窄程度;对冠脉临界病变狭窄程度的评估, 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较差;同时IVUS也发现, 这些病变中偏心性斑块占了较大的比例。所以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在冠心病早期是一个慢性过程, 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管腔狭窄程度与斑块的增长以及血管重构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8,9]。韩志华等[10]对CAG提示无明显狭窄 (直径狭窄率<50%) 的22例患者行IVUS检查发现: (1) 血管面积随斑块面积的增加而增加, 呈线性相关; (2) 当斑块面积<50%时, 管腔面积与斑块面积呈线性正相关 (r=0.47, P<0.01) 。当斑块面积>50%时, 管腔面积与斑块大小不相关 (r=0.43, P<0.05) 。这说明CAG显示无明显狭窄患者, 冠脉血管面积、管腔面积与斑块面积存在一定相关性的同时, 斑块面积大小对血管重构具有一定的影响。Mintz等[11]应用IVUS研究也显示冠脉斑块的形成与冠脉扩张是同时进行的, 随着斑块的增加, 血管面积会持续增加, 并没有出现血管面积减小, 在冠脉病变的早期阶段, 管腔大小一直受到代偿机制的保护, 直到斑块的积累超过了血管代偿机制, 所以在冠心病的发展过程中, 血管重建是CAG低估冠脉病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 由于投照角度的限制, 在弥漫性病变、开口病变、严重偏心和扭曲病变等的检测中可能低估狭窄的严重程度。因此, 对造影结果为临界病变而临床症状明显的患者, 需行IVUS检查以指导治疗决策的选择。

1.2 定性诊断

目前研究[12]表明CAG“正常”的胸痛患者的预后并不像以往前瞻性对照研究结果那样令人乐观。与健康人群相比, 这些患者有更高的心肌梗死与心脏性死亡的发生率, 住院后1年内死亡率达2%。超过40%的患者因为胸痛再次入院, 30%在1~5年中再次行CAG。目前认为:在冠心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中, 冠脉内斑块的性质、形态较其导致的管腔狭窄程度更具有决定意义[13]。研究认为, 大于50%的ACS患者是由狭窄小于50%的不稳定斑块造成的[5]。Kinlay发现60%~70%的ACS发生时仅轻中度狭窄, 大于70%的只占15%[14]。病理检查[15]发现:ACS多发生于冠脉病变较为严重处, 而众多的CAG结果却显示斑块破裂多发生于冠脉轻中度狭窄病变的血管中, 分析可能是由于存在血管重构而低估病情所致。研究表明, 部分冠脉在发生粥样硬化时管腔代偿性增大, 当斑块累积所致的冠脉狭窄<40%时, 血管常发生正性重塑以维持正常的管腔面积, 维持有效血供[9], 血管造影难以发现这部分病变。Hong等[16]在一项使用VH- IVUS对1 133例患者关于冠脉重构与斑块组成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发现, 与无重构以及负性重构的斑块相比, 正性重构的斑块更加具有不稳定斑块的性质, 并且有更大的斑块体积和坏死核心以及更少的纤维成分。同时, 参考段冠脉所存在的不同程度的病变也可能是造影常低估病变狭窄程度的原因之一[6]。

尽管采取了严格的冠心病一级预防及二级预防措施, ACS仍然有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大量研究[17,18]表明, 斑块破裂常发生在CAG提示为轻中度狭窄的病变中, 而这些斑块通常表现为软斑块、薄的纤维帽及大的脂质池, 正性重构多, 钙化少, 偏心斑块比例大, 以上这些特点均提示轻中度狭窄斑块容易破裂, 并且纤维冒越薄, 周围应力峰值越高, 斑块越易于破裂, 同时也说明病变的偏心性和正性重构可能是CAG低估病变程度的原因[19]。章晓国等[20]研究表明, 在CAG判断为临界病变基础上, IVUS检查显示临界病变中斑块性质以软斑块多见, 斑块类型以偏心斑块居多。其中软斑块98处 (65.3%) , 硬斑块33处 (22%) , 钙化13处 (8.7%) , 偏心斑块85处 (56.7%) , 15处病变有斑块破裂及夹层, 提示临界病变以不稳定斑块多见。所以对CAG显示轻中度狭窄的患者, 利用IVUS对冠脉内的斑块进行定性的分析, 识别出稳定斑块与不稳定斑块, 对选用适合的治疗方式至关重要。

2 IVUS与冠脉生理功能诊断

CAG与IVUS主要显示冠脉解剖上的狭窄程度, 对狭窄病变有无功能意义提供的信息有限, 而后者对临床决策非常重要。目前导管室使用的用于检测狭窄冠脉生理功能的主要有两种方法:冠脉血流储备 (CFR) 以及心肌血流储备分数 (FFRmyo) 。但是由于CFR的检测受到多种因素 (年龄、糖尿病、心室肥大等) 的制约[21,22], 目前更倾向于使用的主要是FFRmyo。FFRmyo在最大充血相测量, 避免了静态血流的影响, 是反映心外膜冠脉狭窄生理功能的特异性指标, 重复性好, 不受血流动力学参数变化的影响[23]。Bartunek等[24]建议将FFRmyo<0.75作为临床决定是否对病变进行介入治疗的临界值, 即FFRmyo<0.75时提示狭窄已引起了严重的心肌缺血, 应推荐接受介入治疗, 这可明显改善患者的心绞痛症状, 但对FFRmyo≥0.75者不能从介入治疗中获益, 相反却有增加心血管事件发生率的趋势[25]。尽管IVUS并不能直接提供冠脉病变血流动力学相关信息, 但是, 研究表明, IVUS测定的指标与FFRmyo间有很好的相关性。Briguor[26]等在对53例冠脉临界病变的研究中发现:以面积狭窄>70%为截断点, 敏感性为100%, 特异性为68%;以最小管腔直径<1.8 mm为截断点, 敏感性为100%, 特异性为66%;以最小管腔面积<4.0 mm2为截断点, 敏感性为92%, 特异性为56%;以病变长度>10 mm为截断点, 敏感性为41%, 特异性为80%;以面积狭窄>70%、最小管腔面积<4.0 mm2为截断点, 敏感性为100%, 特异性为76%。在一项对55例左主干模糊病变患者的研究中, Jasti等[27]发现:以最小管腔直径2.8 mm为截断点, 敏感性为93%, 特异性为98%;以最小管腔面积5.9 mm2为截断点, 敏感性为93%, 特异性为95%。同时也表明中度狭窄患者不仅存在剖解上的狭窄, 而且存在功能上的狭窄, 将IVUS和FFR联合, 能更精确地判断中度狭窄病变的狭窄程度和功能意义, 说明IVUS能够指导临界病变的下一步治疗。也有研究[28]表明:IVUS对冠脉临界病变功能意义的诊断中, 应根据病变部位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诊断标准, 在有解剖异常的血管或节段, IVUS不宜用于狭窄病变的功能诊断。我们相信, 随着IVUS指标与血流动力学数据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明确, IVUS将有可能为CAG提示为临界病变的血管提供准确有力的血流动力学证据。

3 IVUS的局限性

尽管IVUS可以为我们提供精确的管腔及管壁定性以及定量信息, 一些病变只需CAG已经足够解决问题, 同时考虑到也有可能出现一些临床并发症, 主要有血管痉挛、急性闭塞、栓塞、夹层和血栓形成等, 而且会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 如手术费用的增加以及手术时间的延长, 目前并没有常规运用于临床实践中。

另外, IVUS只能对某一处血管段进行精确测量而不能同时显示冠脉系统的全貌, 对严重狭窄的管腔超声导管无法通过, 通过已置入支架的血管也有很大难度, 加上血管内附壁血栓所增添的IVUS- VH成像彩图与纤维化或纤维脂肪组织难以区分[29], 因此, IVUS不能完全取代CAG。

目前国外的前瞻性、多中心研究表明, 在择期病人支架植入过程中应用IVUS指导比单独应用CAG能获得更大的最小支架内直径, 能够降低9个月支架再狭窄率及再次血管成形率, 而且有很好的安全性, 同时降低了整体的医疗费用[30]。

在IVUS日显重要的今天, 我们应当在联合CAG的基础上, 对使用IVUS的指征有进一步的了解, 为临床IVUS的使用提供更多的证据。

4 总结及展望

冠脉临界病变是冠心病的早期病变, 目前对其治疗方法的选择尚无定论。由于IVUS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所以IVUS不能完全取代CAG, 但是, IVUS通过清晰显示血管壁及粥样硬化斑块的组织形态学特征, 可提高识别易损斑块能力, 指导冠脉介入治疗, 同时能减少夹层和支架内血栓等并发症发生的风险[31]。而且, 其在揭示支架内再狭窄机制、观察斑块的进展与消退以及评价新的药物支架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32,33,34]。此外, 近年来各种影像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如双源CT、冠脉血管镜 (intracoronary angioscopy, CAS) 、光学相干CT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OCT) 等, 为了解冠脉病变提供了更多、更准确、更直接的手段。所以, 未来将是多种影像学手段的联合应用, 科学合理地对冠脉病变进行评估, 为冠脉临界病变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有力的依据。

摘要:冠状动脉造影一直被认为是冠心病诊断的“金标准”, 但其在评价管壁及斑块特征方面的局限性, 使得其对冠脉临界病变的定义以及治疗指征一直存在争议。血管内超声 (IVUS) 能准确判断冠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组成和性质以及精确测量狭窄的程度。作者主要介绍IVUS在冠脉临界病变诊断中的应用。

心血管内超声 篇7

1 IVUS 及虚拟组织学成像血管内超声(virtual histologyintravascular ultrasound,VH-IVUS)的基本原理

IVUS是腔内超声在血管中的运用,通过穿刺血管,植入导丝,将微型超声探头引导到目标部位,从而获得垂直于血管长轴的管壁截面图像,能清晰显示血管横断面,精确测量血管腔内径、截面积,并可以发现早期粥样硬化斑块。IVUS作为一项实时、精确的成像方法,根据斑块声学特征进行组织学分型,在判断斑块性质、指导支架植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IVUS灰阶图像判断斑块性质的准确性和可重复性较差,尚难以严格区分纤维性、脂质性和纤维脂质混合性斑块,更难以识别易损斑块。为了更加准确地获取斑块信息,在IVUS基础上出现了VH-IVUS技术。基于射频技术的IVUS频谱分析VH-IVUS是一种新的IVUS后处理技术,它可以提供更多的动脉粥样硬化的组成成分和形态学信息,根据不同组织射频频谱数据重建图像,提供类似于病理学的组织影像,从而识别不同类型的斑块,为斑块的分层治疗提供依据。VH-IVUS用4种颜色编码区分不同的组织结构:深绿色代表纤维性斑块,浅绿色代表脂肪性斑块,白色代表致密钙化,浅红色代表坏死组织,黑色信号代表血管腔。VHIVUS评估动脉斑块在冠状动脉中得到证实,但是在颈动脉斑块分析的资料并不多[2]。IVUS能提供血管腔的三维图像,相对于无创技术,它能用更显著的高分辨率来显示血管壁和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特征。

2IVUS 及 VH-IVUS 对颈动脉斑块的评价

2.1颈动脉斑块的分类Diethrich等[2]通过颈动脉内膜剥脱术(carotid endarterectomy,CEA)获得的组织斑块将颈动脉斑块分为6类:1病理性内膜增厚(pathological intimalthickening,PIT):内膜中层厚度 >600μm,纤维脂质斑块组成 >10%,融合的坏死核心或钙化数量少于整个斑块横断面积的10% ;2纤维粥样斑块瘤(fibroatheroma,FA):融合的坏死核心大于整个斑块横断面积的10% ;3纤维钙化粥样斑块瘤(calcified fibroatheroma,Ca FA),纤维粥样斑块中伴一个融合的钙化区;4薄纤维帽纤维粥样斑块瘤(thin-capfibroatheroma,TCFA):坏死核心大于整个斑块横断面积的10% 并且坏死核心向管腔融合;5钙化薄纤维帽纤维粥样斑块瘤(calcified thin-cap fibroatheroma,Ca TCFA):薄的纤维粥样斑块中出现融合的钙化区;6纤维钙化(fibrocalcific,FCa):融合的钙化面积 >10%,坏死核心和纤维脂质各自少于整个斑块横断面积的10%。

2.2 IVUS及VH-IVUS对颈动脉斑块性质的评估VHIVUS对斑块类型的诊断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各类型与实际的组织符合率分别为TCFA 99.4%、Ca TCFA 96.1%、FA85.9%、FCa 85.5%、Ca FA 83.4%[2]。因此,VH-IVUS用于判断斑块的稳定性是可行的,但是VH-IVUS常常低估了斑块的坏死核心并且不能区分斑块内出血[3,4],因为在VH-IVUS上出血与纤维脂质斑块具有类似的颜色代码,出血可能包含在纤维或者纤维脂质中。

González等[5]对有症状和无症状的颈动脉狭窄需要行颈内动脉支架术的患者行VH-IVUS检查,发现薄纤维帽纤维粥样斑伴坏死核心向管腔融合和薄纤维帽纤维粥样斑块伴钙化融合区域具有很高的不稳定性,斑块钙化量的增加或者坏死核心向管腔靠近增加了斑块的不稳定性。病理检查发现坏死核心大小与临床症状有关,斑块内出血的严重程度与斑块坏死核心区域的大小有关,但VH-IVUS检查的坏死核心大小却与临床症状无关,这可能是VH-IVUS对斑块内出血的识别不良导致的[3]。因此对斑块出血风险的评估需要联合其他影像学检查,如光学相干断层扫描技术(optical coherencetomography,OCT),它在判断斑块内血栓、溃疡、新生毛细血管的形成比IVUS更具优势[6]。

对最小管腔的斑块组成类型的判断,VH-IVUS能够反映所有引起颈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的斑块组成类型。Tsurumi等[7]通过VH-IVUS对颈内动脉最狭窄处管腔的斑块体积与所有引起颈动脉狭窄的斑块进行比较发现,每个斑块类型的体积比例与最小的血管处的斑块类型有明显相关性,纤维组织、纤维脂质斑块、致密钙化、坏死核心的调整后相关系数分别为0.782、0.741、0.864、0.918(P<0.001)。Sangiorgi等[8]研究发现,对于评估颈动脉支架术治疗最狭窄处的斑块类型(如FCa),IVUS通常是最可靠的,遗憾的是不稳定斑块(如TCFA、Ca TCFA)常常出现在血管的轻微狭窄处。

IVUS发现在颈动脉支架成形术(carotid artery stenting,CAS) 中斑块碎 片的数量 与整个斑 块体积(Rs=0.48,P=0.015)及纤维脂质体积(Rs=0.561,P=0.001)有关,而与斑块的长度及其他斑块成分无关[9]。在CAS中,无论何时闭环支架都会产生不同数量的斑块碎片,对于任何类型的支架,栓子保护装置的使用是必要的。CAS在富含纤维脂质的病变中会产生大量破碎斑块,闭环支架联合血栓保护装置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因此,VH-IVUS能提供精确并且有用的斑块信息,这将有利于术中正确选择器材[9]。

3 颈动脉 IVUS 与其他血管成像检查的比较

IVUS作为一种有创的血管内显像技术,能实时呈现血管横断面图像,可更加精确地评估斑块体积以及斑块内各成分的比例,对评价斑块的性质特点有重要的作用。IVUS有助于分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组成并预测无症状缺血性脑损害,但较无创性的检查无明显优势[10],临床上不作为常规检查颈动脉斑块形态的方法,在无DSA运用指征的患者中,不作为首选的检查。目前,关于最佳的颈动脉斑块影像诊断仍未达成共识[11]。

3.1 B超B超是应用最早、最广泛的检查手段。颈动脉斑块的不规则回声用于区分高危患者[12],相对于高回声的斑块(主要有纤维化或者钙化),无回声的斑块因富含脂质或者斑块内出血被认为是不稳定的斑块。B超成像受人工操作、高度纤维化或钙化结构回声、照射的角度(成像和测量与垂直于组织界面的超声波束的最优)的影响较大,因此常需结合其他影像学检查进行判断。既往研究表明B超往往高估狭窄的程度[13]。Musialek等[14]认为B超和DSA的吻合率仅为45%。1400例患者的Meta分析表明,50%~69% 的颈动脉狭窄患者的狭窄程度被B超误诊[13]。

3.2多层螺旋CT(MSCT) 单排CT显示斑块形态方面具有局限性,但在MSCT出现后,它能对颈动脉粥样硬化更薄的层面(0.5~1.0 mm)和更小的体积进行扫描,使分析斑块组成成为可能[12]。MSCT不仅能够确定斑块部位管腔的狭窄程度,也能观察到斑块的钙化和血管壁的正性重构[12]。DeWeert等[15]认为MSCT能够对所有斑块的钙化组织纤维化面积进行定量分析,包括轻微病变中的纤维组织和脂质核心。但是MSCT在富含脂质的组织中区分斑块内出血和血栓方面不太可靠。在严重钙化的斑块中,MSCT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钙化可能会影响脂质核心的正确定量判断。

3.3 MRI冠状动脉和颈动脉的正性重构能在MRI和CT血管成像(CTA)中易被发现[16,17]。MRI在评价颈动脉斑块时有很好的软组织对比度。多序列MRI能够清楚地定量区分斑块的组成(如富含脂质核心、斑块内出血、纤维帽的状况)。动态对比增强MRI能发现斑块内新生血管形成。MRI用于区分和定量分析颈动脉斑块组成的重复性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接受[12]。

MSCT、MRI、B超作为一种无创的影像检查,在反映颈动脉斑块病变特点时具有重要的作用,MSCT和B超均能精确地区分斑块之间的形态,包括光滑、不规则以及表面的溃疡[18]。MSCT对斑块溃疡诊断的准确率明显高于B超,对比增强超声在评估颈动脉粥样硬化方面,能改善不规则和溃疡血管壁的显像效果[18]。多普勒超声被认为是区分斑块内脂质核心较好的技术[13,19,20]。MSCT和高分辨率MRI除了无法发现小的斑块外,能够非常精确地区分富含脂质的组织、钙化以及血栓[18]。MRI、CT比VH-IVUS具有更好的穿透能力和空间分辨率,但是CT的敏感度与特异度比VH-IVUS差,并且增加了射线暴露的风险[21]。相对于无创检查,IVUS可明确区分肌性动脉的3层结构(内膜、中膜、外膜),而且还可实现三维重建,通过直接测量内中膜厚度及管腔截面积,可判断早期病变的发生。IVUS还有助于明确血管重构的产生。正性重构多发生于不稳定病灶[22],及早识别重构对评估病灶稳定性、预测临床结局有意义。

3.4 OCT OCT作为一种较新的有创检查手段,在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OCT具有很高的分辨率(轴向分辨率12~18μm,横向分辨率20~90μm),远高于IVUS(轴向分辨率150~200μm,横向分辨率150~300μm)[6]。通过组织病理比较发现,OCT对各种斑块内部性质及特点的评价具有高度一致性,其敏感度及特异度分别为90%~94%和90%~92%,对斑块的脂肪组织、纤维、纤维钙化、纤维帽具有较高的识别能力[23,24,25]。OCT显示血管内血栓和斑块内新生毛细血管形成优于IVUS,同时,OCT能清晰地显示被IVUS忽略的向支架突出的斑块,这对颈动脉支架植入后预测脑栓塞并发症具有重要的作用[22,25]。OCT的主要不足是其组织穿透力差(仅2 mm)和衰减及光散射等,对血管全层的评价不如IVUS,因此,OCT在诊断富含脂质的斑块时容易出现假阴性,并将一些厚纤维帽的大脂质池误认为纤维组织。此外,OCT在检测中需要一个相对无血流区域,对管腔显示能力有限[24]。OCT凭借其高分辨率对近血管腔面组织的显像及栓子检测优于IVUS,但受限于自身的穿透力,不能观察到远离管腔表面的组织结构。

Kochman等[26]利用OCT和IVUS在支架植入后对新生血管内膜愈合方式检测进行比较认为,OCT比IVUS能更加准确地评估支架植入后患者血管愈合情况,能够精确地测量支架覆盖情况、区分管腔支架和血管壁、评估新生内膜的厚度和分布。而IVUS高估了管腔面积和低估了新生内膜的体积及新生内膜负荷。虽然IVUS可评估支架植入后血管再狭窄的机制,但是由于其低分辨率而不能检测少量覆盖在支架的组织,也不能精确地观察软结构和血液之间的边界。尽管IVUS测量管腔面积值更大,而支架面积值更小,但是OCT与IVUS在测量结果上有相关性。目前的临床实践认为IVUS仍然是围术期血管评估和指导介入治疗的“金标准”,但是OCT能提供额外的关于支架表面斑块组成信息和支架支撑的覆盖情况,在评价颈内动脉斑块上与IVUS互为补充。

4 IVUS 的临床应用

4.1 IVUS在CAS中应用药物治疗、CEA及CAS是目前针对颈动脉粥样硬化所致的颈动脉狭窄的主要干预手段。CEA、CAS均为有创治疗手段,其优越性在大型临床研究中并未取得一致性。作为一种微创手术,CAS相对安全,并且对颈动脉狭窄治疗的效果明显,它是患者避免CEA手术高风险的另一个选择。血管支架植入的目的是减少残余狭窄、防止血管弹性回缩、消除内膜脱垂、夹层及血栓的形成、防止急性血管闭塞。在支架植入前,应根据血管狭窄的程度选择大小及长度合适的支架,这与支架植入再狭窄的发生关系密切。传统的CAS手术主要利用DSA依据造影剂的充盈情况来间接反映血管腔的情况,但不能直接观察血管壁的形态,DSA检测血管病变不明显的正性重构改变具有局限性[27]。很多最新的技术如IVUS、OCT能够弥补这一缺陷,并提供斑块类型和纤维帽厚度信息以及其他影响稳定的斑块特点,如炎症、新生血管形成、溃疡、钙化等[18]。IVUS和VHIVUS因其很高的血管斑块分辨率已经广泛用于冠状动脉的成像,在血管内手术中尤为重要[20],同CTA、MRI血管成像(MRA)一样,它能区分硬斑块或者软斑块的组成和定量分析纤维坏死的脂质核心,因此,这一技术能提供术中斑块的情况和指导医师选择支架的种类[19,28]。

在以往传统的颈动脉支架植入术中,对于支架的类型、长度、直径主要通过DSA或者术前(CTA、MRA)获取颈动脉狭窄管腔信息后作出选择,并在支架植入后,通过DSA评价支架扩张情况,但DSA很少甚至没有提供粥样斑块组成和形态的信息[20]。支架植入术后并发症的原因一般是因为支架扩张不完全,由于支架释放后在X线下不容易得到精确观察,因此DSA不能精确地检测支架是否完全贴壁。IVUS是支架植入时理想的辅助手段,理想的支架植入术后IVUS的诊断标准为:1完全贴壁:整个支架所有支架丝均完全紧贴血管内壁,支架丝与血管壁间无空隙。2对称性:支架的对称指数(支架内腔最小径 / 最大径)≥0.7。3展开良好:最小支架腔截面积 / 平均参考血管段管腔截面积或远端参考血管段管腔截面积≥0.8;或者最小支架腔截面积 / 远端参考血管腔面积≥0.9[29,30]。

IVUS能够提供重要的信息来确认颈动脉狭窄的比例和动脉粥样硬化的程度,从而判断潜在的介入治疗引起的栓塞风险,量身制订合适的手术方案,指导支架类型(开环或闭环、低径向力或高径向力)和尺寸(直径和长度)的选择,并最后检查支架的扩张情况、部位、是否完全覆盖不稳定斑块。通过量身定制手术方案,能够降低急性的并发症和改善短期和长期的预后[3,19,28]。Chiocchia等[20]在IVUS辅助颈动脉支架植入的随机对照研究中发现,在30例行CAS的患者中,IVUS发现2例被X线忽略的支架扩张不良事件,由VH-IVUS导致的支架类型选择改变(支架的大小和长度无改变)占5%,提示在支架开伞后行IVUS是有用的,在支架大小、长度的选择上与行CTA或MRA相符。既往研究[28]指出,IVUS导致了更大直径的球囊(一般为6 mm)用于最后的支架血管成形术,比单独使用DSA发现更多的残留支架异常(12例,占11%)比(2例,占1.8%)。IVUS能为CAS的质量把关,IVUS直接测量支架 / 球囊大小和确定支架是否扩张充分比DSA更准确[28]。B超对CAS术后患者进行随访发现单独使用DSA组比DSA联合IVUS具有更高的支架再狭窄率(在支架处直径狭窄 >50%),这与更大直径血管成形球囊使用有关。

4.2 IVUS及VH-IVUS临床应用的优缺点尽管VH-IVUS具有较低的立体空间分辨率和二维输出结果的缺陷,但是能有效地评价颈动脉手术的斑块超声结构和形态。VH-IVUS能发现术中支架压迫斑块而引起的斑块向支架网格局限突出,及时的术中处理能避免术中血栓形成的风险。坚硬的钙化斑块可能限制支架的完全扩张,导致急性颈动脉闭塞,而IVUS能够发现钙化斑块,这为手术风险的判断提供帮助[19]。虽然IVUS不作为常规的血管内评估方法,但是术中斑块形态的评价对于支架的正确选择或栓塞风险的评估是有必要的。

4.3 IVUS及VH-IVUS临床应用的安全性在进行大规模的通过IVUS阐明颈动脉的病变纵向研究之前,需要确定检查在颈动脉区域的安全性。目前的研究表明,IVUS和VHIVUS在颈动脉介入治疗中是安全的[8,13,28,31],并且可以提供斑块组成的重要信息。Musialek等[14]在对IVUS(IVUS包括机械栓子保护下和未受保护的)安全性的前瞻性研究中,IVUS前后常规进行颅内DSA,没有证据表明IVUS触发脑栓塞。围术期出现轻微卒中,并且只发生在支架植入术中和局限于远端神经保护的栓子保护装置的放置过程。对显著颈内动脉狭窄的非特定患者初始进行颈动脉斑块IVUS是可行的(除线样征的严重狭窄需要在放入IVUS探头之前进行预扩张)并且是安全的。轻微病变的IVUS检查可能不需要强制的机械保护,而高危病变可通过血流阻断(逆转)或近端神经保护下进行IVUS检查。Bandyk等[28]认为在CAS中单独使用DSA与联合IVUS的手术时间相似,但是行IVUS则需要更少的造影剂(P<0.05)。更少的造影图像用于判断支架大小和确定支架位置放置是否合适,避免了造影剂对肾脏的损害和放射线的暴露[32],术中或30 d内无心血管或者死亡事件发生。合计卒中率为0.9%,其中DSA联合IVUS组出现2例不良事件(1例卒中,1例再灌注性损伤),在仅使用DSA组中无不良事件[28]。

IVUS获得的颈内动脉粥样斑块形态的信息对临床不良事件发生的预测作用仍不确定。Timaran等[33]对所有行CAS患者进行VH-IVUS检查,术中通过经颅彩色多普勒监测颅内微栓子以及术前和术后24 h行MRI扩散加权成像(DWI)检查,30 d内无围术期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卒中的发生,但是术后24 h内的DWI检查提示新的急性大脑栓塞。CAS手术期间,经颅多普勒监测微栓子计数平均227(四分位范围143~315)。VH-IVUS对斑块致密钙化体积进行定量分析发现,DWI检测到的同侧亚临床大脑栓塞患者斑块钙化的体积更大 [(33.2±24.5)mm3比(11.4±6.1)mm3,P=0.08)]。VH-IVUS对颈动脉斑块组成的判断与支架术后临床的大脑栓塞的程度关系较弱,而植入支架后大脑栓塞的临床事件的增加与致密钙化的比例和体积的增加有关,纤维脂质体积与DWI检测到的新发病变严重程度有关(r=0.49,P=0.016)。相反,坏死核心的大小与栓塞保护装置保护下CAS术后亚临床脑栓塞无关。在要进行CAS手术的患者中,没有发现斑块的特点与卒中比率增加有关[28]。VH-IVUS获得的斑块形态在临床的作用还不明确,但是围术期的卒中风险与目前斑块的破裂和表面血栓形成有关[28]。Sangiorgi等[8]对119例患者在支架植入前后进行了VH-IVUS检查,所有患者均成功进行了IVUS检查,30 d内出现不良事件6例(5%),其中2例卒中,1例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无死亡病例,值得注意的是,所有不良事件的患者术中VH-IVUS在血管最小管腔处的斑块类型为病理性内膜增厚,统计分析未表明最小管腔处斑块类型与不良事件有关(P>0.01)。对于能否通过IVUS获得的斑块类型来预测支架相关的不良事件尚不确定,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综上所述,IVUS作为一种血管内成像技术,具有实时、准确、直观等特点,在辅助DSA显示血管壁的结构、定性诊断粥样硬化斑块性质、优化支架类型及长度选择、指导支架植入定位、评估支架植入的效果等方面有重要的作用,现有研究表明IVUS在颈内动脉粥样硬化的运用是可行并且安全的。但是目前的研究缺乏大样本的数据支持,通过IVUS判断斑块的组成对临床不良事件的预测的作用仍不确定。

心血管内超声 篇8

关键词:旋磨,药物洗脱支架,血管内超声

1 引言

心血管疾病目前已被公认为是人类的第一杀手,介入治疗因其创伤小、住院时间短、术后复原快等特点,近年来发展迅速。冠状动脉严重钙化病变一直是冠心病介入治疗的难点之一。既往人们曾希望通过使用切割球囊、单纯冠状动脉内旋磨或辅以低压球囊扩张、金属支架植入来克服这一难关,但由于并发症的发生率高、远期再狭窄率高等问题,效果未尽如人意。近年来,随着介入器材以及介入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血管内超声(IVUS)和药物洗脱支架(DES)的临床应用日益广泛,人们重新对解决这一难题燃起了希望。本研究旨在探讨在IVUS指导下,冠状动脉内旋磨术(RA)联合DES治疗冠脉严重钙化病变的效果。

2 资料与方法

2.1 病例选择

2007年9月至2009年12月于我院行冠状动脉造影(coronary angiography,CAG)显示为严重钙化病变,并确定行RA的患者共17例,其中男10例,女7例。年龄45~73岁,平均(57.4±7.3)岁。所有患者中,合并高血压15例(88.24%),高脂血症13例(76.47%),糖尿病10例(58.82%)。排除标准:CAG显示有血栓存在、左室射血分数<40%。如果确定靶血管为右冠或前降支开口,则预置临时起搏电极备用。

2.2 钙化病变的诊断

通过透视和造影进行诊断。冠状动脉钙化病变可在透视时看到沿血管走形的条状高密度影,在注射造影剂之前或造影剂完全从冠状动脉排出后,如此高密度影与血管走形吻合,则证实此处是钙化的冠状动脉病变。

2.3 CAG结束后

沿8F指引导管将0.014 in(1 in=25.4 mm)旋磨导丝送入靶血管远端,沿此导丝行IVUS检查。血管内超声仪为Jomed Endosonic超声成像仪。通过IVUS检查,进一步对靶病变钙化情况进行评估,并参照检查结果,按血管直径×(0.5~0.6)选择旋磨头进行旋磨;如超声探头不能通过钙化病变,则参照造影结果,按上述方法选择旋磨头。

2.4 旋磨术

采用Boston Scientific Scimed公司旋磨仪。预先检查气体压力、连接装置,将气体与压力泵及旋磨导管系统连接好,并在体外测试转速,确保旋磨装置工作正常。旋磨开始前,冠脉内注射硝酸甘油200μg,预防血管痉挛。旋磨过程中,旋磨导丝跨越病变的长度不应低于7 cm。旋磨导管沿钢丝进入靶血管,以低转速(50 000 r/min)旋转接近狭窄近端,然后以高转速(150 000~160 000 r/min)通过狭窄处,通过后再以低速缓慢回撤。整个过程均需冷生理盐水冲洗降温。一般每处病变旋磨2~3次,每次10~15 s,每次间隔≥10 s。

2.5 旋磨结束后,再次行IVUS检查,检验旋磨效果

如效果满意,则参照IVUS结果植入DES;效果不满意,可选用更大的旋磨头(直径较前增加0.25 mm,避免跨度过大)再次旋磨。

2.6 药物辅助治疗

所有患者术前服用阿司匹林100 mg/d,氯吡格雷75 mg/d,至少3 d,术后常规服用1 a。术中经动脉鞘管注射肝素10 000 U,术后常规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至少3 d。

2.7 手术成功标准

支架完全覆盖病变;残余狭窄≤20%;前向血流达心肌梗死溶栓试验血流分级(TIMI)Ⅲ级;无严重并发症。严重并发症指死亡、急性心肌梗死、急诊外科搭桥术。

2.8 患者随访

患者术后1、3、6个月常规介入门诊随访,9个月争取造影复查。

2.9 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以㑎±s表示,选用SPSS软件包进行t检验,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1)所有17例患者23处靶病变均手术成功,手术成功率100%;其中前降支12处(52.17%),回旋支4处(17.39%),右冠7处(30.43%)。共植入DES 33枚,其中前降支18枚(54.55%),回旋支6枚(18.18%),右冠9枚(27.27%)。

(2)所有患者靶病变旋磨术前、术后及支架植入后最小管腔直径、直径狭窄情况见表1。

注:与术前相比,*P<0.05,△P<0.01

(3)23处靶病变共选用旋磨头25个,其中1.25 mm磨头11个,1.5 mm磨头5个,1.75 mm磨头5个,2.0 mm磨头4个。共21处病变只选用1个磨头(21/23,91.30%),2处病变选择2个磨头(2/23,8.70%)。

(4)所有患者均完成了常规介入门诊随访,无再发严重心绞痛出现;9例患者完成了9个月造影复查,占52.34%,未见明显支架内再狭窄。

4 讨论

冠状动脉钙化病变分为内膜面钙化、外膜或斑块基底部钙化[1]。外膜钙化对介入治疗的影响不大,可按常规进行操作,一般无需特殊处理。严重的内膜面钙化可直接影响球囊和支架通过病变,即使勉强通过,也极易造成扩张不充分,而且支架与血管壁也会因钙化的缘故贴合不紧密,导致支架内急性或亚急性血栓形成和远期再狭窄[2]。目前,对于严重的钙化病变进行介入治疗时,冠脉内旋磨术已成为首选的治疗方法[3,4]。

冠状动脉内旋磨术的关键装置是呈橄榄形的带有钻石颗粒的旋磨头。在旋磨过程中,高速旋转的磨头能将斑块特别是钙化斑块磨成细小颗粒,从而达到扩大管腔、平滑管腔、改变血管顺应性、减少血管弹性回缩的目的。而旋磨下来的细小颗粒77%小于5μm,88%小于12μm,可进入血液循环,并由肝、肺、脾中的吞噬细胞清除,因而对血流动力学、心功能及室壁运动无影响[5]。也正因如此,对于某些病变例如长病变,需多次旋磨时,每次操作应有一定的时间间隔(10~20 s),以保证这些颗粒能被网状系统充分清除,避免微血管堵塞。

旋磨术的操作技巧直接影响到手术的即刻疗效及远期预后。首先,对于旋磨头大小的选择是该项技术的关键。国外曾经报道,如果旋磨头与血管直径之比大于0.8时,急性血管并发症如急性闭塞、冠脉痉挛及内膜撕裂的发生明显增高。我们参照血管内超声的检查结果,按旋磨头与血管内径比(0.5~0.6)∶1选择磨头,既达到了去除病变表面钙化或纤维化斑块的目的,减少介入治疗并发症,又避免了过大的旋磨头引起内膜撕裂、无血流、血管破裂及心功能损伤,与国内的报道相似[6]。其次,应注意不要使旋磨头转速过高和转速大幅跌落。平台期旋磨头转速和病变长度是再狭窄的独立危险因素。有研究表明,较高的平台期转速(170 000~190 000 r/min)与较低的平台期转速(150 000~160 000 r/min)在即刻手术成功率和并发症方面无差异,但6个月再狭窄率,则较低的平台期转速优于较高的平台期转速。究其原因,是因为较低的平台期转速能够减少血小板激活以及对血管的损伤[7]。STRATAS研究认为,旋磨的转速、转速跌落>5 000 r/min及旋磨时间影响血管的热损伤,与急性手术并发症及再狭窄有关[8]。我们在术中充分注意到该问题,由专人负责报告转速及旋磨时间,将由此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IVUS能够显示血管360°横截面图像,除了更好地显示病变的钙化情况外,还能够精确测量血管直径[9],有助于选择大小合适的旋磨头。我们参照IVUS检查结果,23处病变,只有2处选择了2个旋磨头,占8.70%,既达到了应有的手术效果,也为患者节约了费用。

冠状动脉旋磨术后所获得的最小管腔直径较小,通常为所选旋磨头的70%~80%,常需球囊扩张或支架植入等措施以获得最大管腔。既往再狭窄是介入治疗的一大瓶颈,尤其对于钙化病变。而药物洗脱支架能够有效降低再狭窄,成为克服这一问题的利器。药物洗脱支架的再狭窄则与支架选择及操作技术密切相关。IVUS对于药物洗脱支架在直径、长度以及扩张压力等方面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10]。在本研究中,所有患者均在IVUS指导下植入了药物洗脱支架,造影复查病例中没有发现再狭窄。

总之,冠状动脉严重钙化病变仍然是介入治疗的难点。在血管内超声指导下,联合应用旋磨技术与药物洗脱支架,成为解决这一问题新的希望。但目前,旋磨头及血管内超声价格仍较昂贵,是这一技术不能广泛开展的主要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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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建起,王燕,姜铁民,等.血管内超声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性质的识别[J].武警医学,2006,17(2):129-130.

心血管内超声 篇9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2013年1月—2014年6月期间收治的22例冠心病患者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 所有患者均符合WHO制定的冠心病诊断标准, 且22例患者均无血管内超声及冠状动脉造影禁忌证;排除近期有大手术史、合并脑出血症状、有消化道出血病史、伴有严重心律失常、血液系统疾病、恶性肿瘤及瓣膜病变等疾病的患者。其中男15例, 女7例;患者年龄最小为45岁, 最大年龄为78岁, 平均年龄 (57.6±2.6) 岁;合并症:11例患者合并高血压, 6例合并高血脂, 5例合并糖尿病。

1.2 方法

冠状动脉造影检查:于数字减影血管影机 (DSA) 下取右股动脉作为穿刺点, 常规消毒铺巾, 局麻后自穿刺点置入造影导管, 分别至左右冠状动脉开口部位, 并注射造影剂。对血管直径狭窄率、狭窄病变的长度及面积狭窄率以定量血管造影分析法为依据进行计算。

血管内超声检查:利用血管内超声成像仪进行检查, 导管选用相控阵式, 选用外径为2.9F的探头, 探头频率应设置为30 MHz, 景深直径应为10 mm。在引导钢丝的引导下将超声导管置于被检冠脉远端, 然后在撤除的同时进行超声检测, 并对管腔横截面积、斑块面积及总截面积进行计算。

1.3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 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本组22例患者中共30处冠脉血管段进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及血管内超声检查, 经冠状动脉造影检查显示30处血管均未达到手术干预指征, 而经血管内超声检查则显示17处血管段需行手术干预;且两种检测方式检查结果显示病变血管直径及直径狭窄率有较大差异 (P<0.05) 。见表1。

3 讨论

冠心病是临床上的常见病, 其主要是指冠状动脉血管发生粥样硬化病变导致血管腔狭窄或阻断, 进而引起心肌缺血、缺氧或坏死所造成的心脏病[2]。该病具有较高的发病率, 尤其是近些年来,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老年人口的增多,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冠心病的发病率, 严重威胁着患者的身体健康及生活质量。因此, 及时明确诊断, 并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治疗, 以改善患者预后, 提高其生活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

冠状动脉造影是临床上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 该诊断方式可在冠状动脉造影过程中对造影剂充填的冠状动脉进行观察, 从而可间接对病变长度及狭窄程度进行判断。然而其因受投射角度等因素的限制而难以充分对病变部位进行明确, 难以充分判断病变部位在腔内或腔外的具体部位, 且该诊断方式在测量血管腔直径及截面积方面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极易产生误差, 从而难以对冠状动脉的狭窄程度进行准确的判断。另外, 该诊断方式在判断斑块的结构性质及危险程度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3,4]。因此, 为有效提高冠心病诊断的准确率, 临床上仍需探讨更加安全有效的诊断方式。血管内超声是临床上诊断冠心病的另一种方式, 其相对于冠状动脉造影有较多优点: (1) 该诊断方式通常不受投射角度的限制, 可对血管进行全方位的横截面成像; (2) 该检查方式可通过超声探头对血管内情况进行直接、清晰的了解; (3) 该检查方式可有效对斑块组织特征、大小、厚度及病变范围进行观察, 并可评估斑块的危险程度。因此, 将其应用于冠心病的检查中必可取的良好得效果。

本组22例患者中共30处冠脉血管段进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及血管内超声检查, 经冠状动脉造影检查显示30处血管均未达到手术干预指征, 而经血管内超声检查则显示17处血管段需行手术干预;且两种检测方式检查结果显示病变血管直径及直径狭窄率有较大差异 (P<0.05) 。说明对于经冠状动脉造影术检查显示无明显狭窄症状、但伴有明显心肌缺血症状的患者, 应进一步进行血管内超声检查, 确保及早发现冠心病, 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干预。

摘要:目的 对比分析冠心病患者血管内超声与冠状动脉造影术的临床价值。方法 选取我院接收的22例冠心病患者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 所有患者均行血管内超声与冠状动脉造影术检查, 并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本组22例患者共30处冠脉血管段行血管内超声与冠状动脉造影术检查, 经冠状动脉造影检查显示30处血管均未达到手术干预指征, 而经血管内超声检查则显示17处血管段需行手术干预;且两种检测方式检查结果显示病变血管直径及直径狭窄率有较大差异 (P<0.05) 。结论 对于经冠状动脉造影术检查显示无明显狭窄症状、但伴有明显心肌缺血症状的患者, 应进一步进行血管内超声检查, 确保及早发现冠心病, 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干预。

关键词:冠心病,诊断,血管内超声,冠状动脉造影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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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内超声 篇10

【关键词】颈部动脉;超声检查;缺血性脑疾病;斑块;粥样硬化

【中图分类号】R74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7-8517(2016)08-0047-02

缺血性脑血管疾病易造成脑组织暂时性缺血缺氧,出现神经系统功能障碍。其主要临床表现有眼前一过性黑蒙、偏身感觉障碍、对侧同向偏盲、眩晕、平衡障碍、眼球运动异常和复视等,对患者的生存质量产生严重的影响[1]。大量研究指出,由于缺血性脑血管疾病出现的临床症状较为隐匿,且大多为一过性表现,极易对疾病的尽早发现与及时治疗造成延误,因此,对于缺血性脑疾病的预先诊断显得尤为重要[2]。笔者通过对65例缺血性脑疾病患者进行研究,旨在对颈部血管超声检查在缺血性脑血管疾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进行探讨。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我院2014年2月至2015年10月收治的65例缺血性脑血管疾病患者设为研究组,同时期49例体检健康者设为对照组。研究组:男41例,女24例,年龄45~75岁,平均年龄(59.23±12.82)岁,其中28例有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病史,19例有腔隙性脑梗死病史,18例有短暂性脑缺血病史。对照组:男27例,女22例,年龄42~71岁,平均年龄(57.94±11.83)岁。研究组患者均经询问病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确诊为缺血性脑血管疾病,两组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3-4]两组研究对象均取仰卧位平躺于台上,选用全数字高清晰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飞利浦PHILIP iu-22)进行颈部血管超声检查,检查前将探头频率调整为3~9MHZ。检查时需充分暴露颈部,分别对两侧颈总动脉的起始端、主干及分叉部与颈内动脉近段进行连续横、纵断面探测。注意观察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是否存在、内-中膜厚度的改变、颈动脉的狭窄程度及斑块表面的回声情况。在图像上颈动脉中膜表现为典型的双线征,通过测量两线间的距离得出颈动脉内-中膜厚度,在颈总动脉分叉前2cm处测量颈总动脉内径值,通过多普勒法测定对颈总动脉收缩期最大血流速度、舒张期最小血流速度以及阻力指数(RI)进行测量。

1.3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1.0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 检验,P<0.05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颈动脉超声检查结果比较研究组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发生率、内-中膜厚度增加的发生率、颈动脉狭窄的发生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两组颈总动脉血流动力学检测结果比较研究组颈总动脉舒张期最小血流速度明显小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颈总动脉的阻力指数(RI)明显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讨论

动脉粥样硬化是造成缺血性脑疾病的重要病因,且随着疾病的发展,在颈动脉内膜表面常形成局限性的斑块隆起,从而造成管腔狭窄。轻度的管腔狭窄并不会出现临床症状,但随着斑块隆起程度的增加,当狭窄程度超过60%时,患者会出现眩晕、复视等一系列神经系统的功能障碍,如不及时发现治疗,隆起的斑块发生脱落,极易随着血流进入脑血管的血液循环系统中,造成脑卒中等严重后果[5-6]。颈动脉超声检查是临床上常用的一种辅助检查,能够较好的反映出斑块的大小、性质及管腔的狭窄程度,从而对缺血性脑血管疾病的疾病进展及预后进行准确的预测[7]。此外,颈动脉超声检查作为一种无创性检查手段,相比传统的脑血管造影,能够明显减少患者的痛苦,因而逐渐受到临床上的青睐。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研究组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发生率为70.77%、内-中膜厚度增加的发生率为95.38%、颈动脉狭窄的发生率为36.92%。其中内-中膜厚度增加为动脉硬化早期的重要影像,预示脑卒中危险性较高,运用超声对其进行评估,可以较直观判断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以及临床用药的效果。同时,检查时可判断斑块性质,若出现弱回声斑块,则预示该斑块结构不稳定,可脱落导致卒中,而斑块显示较强回声和表面钙化时,则危险性相对较低。超声在评估颈动脉狭窄程度方面,一般内径减少30%为轻度,30%~69%为中度,大于等于70%则为重度,狭窄越严重,脑血液供应越少,发生脑卒中的风险越高,此外,不同程度的狭窄也指导临床选择内科或介入治疗等不同应对措施。因此,颈部血管超声对斑块厚度和性质、狭窄程度等进行检测时,有利于评估斑块危险性,进一步评估脑缺血程度,以便为临床及早以及合理的采取治疗措施提供依据。本研究的结果还显示研究组颈总动脉舒张期的最小血流速度,颈总动脉的阻力指数(RI)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据研究显示[8-10],高内-中膜厚度和低舒张末期血流速度的患者,其缺血性卒中的风险是正常人的2倍以上,得出颈总动脉内-中膜厚度和舒张末期血流速度可共同并独立对缺血性卒中风险进行预测。因此可通过对舒张末期血流速度检测来预测脑卒中风险,该值越低,则风险越高。RI值越高,一般大于0.75则表明脑血管外周阻力大,发生脑血管缺血的可能性大,卒中风险高。

综上所述,对缺血性脑血管疾病进行颈部血管超声检查,能够较为理想的掌握患者颈动脉的粥样硬化斑块、内-中膜厚度、狭窄程度及血流动力学情况,对诊断及预测缺血性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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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内超声 篇1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该院2012年1月—2013年1月收治的70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按是否合并糖尿病(DM),分为DM组26例,非DM组44例,其中男性43例,女性27例。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同意采用血管内超声进行诊断和检查,且经过冠脉造影显示一支或者多支冠状动脉狭窄>50%。所有糖尿病合并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均符合诊断标准[2]。所有患者在年龄、性别、病史等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采用荷兰飞利浦公司生产的数字成像系统血管造影机,在患者入院后进行冠脉造影检查。冠脉造影手术往往由心脏内科主任医师操作,操作步骤为:通过股动脉或者桡动脉穿刺,成功后经过动脉鞘注入2500 IU肝素,沿着动脉鞘,采用Judkins方法将造影管送入右、左冠状动脉开口处,并依次进行冠状动脉造影,常规全方位多角度投照并同步定影记录造影影像,为帮助医生更好地分析和诊断。造影结果应选取经验丰富的2~4名医生进行分析和研究,根据多个投照全方位显示狭窄最严重的造影图像,确定患者病变情况。

1.3 观察指标

病变血管范围冠脉包括三支血管,即前降支、右冠状动脉以及回旋支等,根据造影测定冠状动脉狭窄>50%分为单支、二支和三支血管病变。其中左干支受累狭窄>50%即二支病变,二支以上病变即多支病变。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n(%)],采用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针对DM组和非DM组,均采用血管内超声进行检查和诊断,冠脉造影显示的70例患者的病变支数,DM合并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的三支病变的发病率明显高于非DM组(P<0.05),DM组和非DM组三支血管病变分布支数比较结果详见表1。

3 讨论

目前,我国冠心病发病率逐年上升,多项研究表明冠心病是糖尿病的心脏并发症,糖尿病合并冠心病发病率达到了50%以上,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在治疗心肌梗死和血管重建中,预后治疗效果明显比无糖尿病患者差。糖尿病患者具有高血糖、胰岛素抵抗及其他代谢紊乱综合症,加重了内皮细胞和血管壁的损害,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和发展最终使得糖尿病患者冠心病发病年龄提前;加上糖尿病患者处于高凝状态,直接增加了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出现急性心血管事件的风险[3]。

为了更加准确地分析和诊断台糖尿病合并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的病情,必须采用先进的诊断技术,比如血管内超声检查,根据超声影像特点,帮助医生更好地诊断和治疗患者病情。该研究选取该院2012年1月—2013年1月收治的70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按是否合并糖尿病(DM),分为DM组26例,非DM组44例,采用血管内超声(IVUS)对两组共70例患者相关临床症状进行分析。冠脉造影结果表明,冠脉造影显示的70例患者的病变支数,DM合并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的三支病变的发病率明显高于非DM组(P<0.05),可见DM合并冠心病组的三支病变发病率明显大于非DM组,且DM组患者冠脉比病变严重而弥漫。因此采用IVUS对患者进行检查,大大提高了诊断的准确性,为患者赢取更多的救治时间,值得临床推广与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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