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状况（共8篇）
不良状况 篇1
摘要：目的 了解龙岩市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状况, 为提出有效防治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对2011年在龙岩市疾控中心体检的龙岩市直中小学生9 087名的体检资料进行分析。结果 共查9 087人, 合计18 174眼, 正常视力6 598眼, 占36.30%, 视力不良11 576眼, 视力不良率为63.70%, 视力不良率随学习阶段的提高而上升 (P<0.01) , 女生视力不良率高于男生 (P<0.01) , 城市学生视力不良率高于来自农村学生 (P<0.01) 。结论 龙岩市中小学生视力不良发生率较高, 应加强用眼卫生教育, 普及眼保健知识, 加大防治力度。
关键词：学生,视力不良,防治,健康教育
视力不良是学生常见病、多发病之一。为了解龙岩市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率的现状, 掌握学生视力变化的特点, 为防治提供依据, 我们于2011年9～11月对龙岩市中小学9 087名学生进行了体格检查, 现将视力检查部分结果分析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龙岩市直小学2所, 在校学生3 361人;中学2所, 在校学生5 726人, 其中初中生2 687人, 高中生3 039人;男生4 596人, 女生4 491人。
1.2 方法
按照《2005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实施方案》中视力检查方法[1], 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 由专业人员检测, 裸视在5.0或以上为正常, 低于5.0为视力不良。
2 结果
2.1 视力不良总发病情况
共查9 087人, 合计18 174眼, 正常视力6 598眼, 占36.3%, 视力不良11 576眼, 视力不良率为63.70%。
2.2 不同学习阶段视力不良情况
学生视力不良发生率随着学习阶段的提高而上升。经检验,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 791.44%, P<0.01) 。见表1。
2.3 不同性别视力不良情况
男生4 596人, 合计9 192眼, 视力不良4 906眼, 视力不良率53.33%;女生4 491人, 合计8 982眼, 视力不良6 670眼, 视力不良率74.26%。经检验,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857.08%, P<0.01) 。
2.4 城乡学生视力不良情况
城市学生视力不良率高于来自乡村学生,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02.70%, P<0.01) 。见表2。
3 讨论
近几年来, 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率呈明显上升趋势, 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身体健康和升学, 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龙岩市中小学生视力不良发生率较高, 达63.70%, 应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视力不良发生率随着学习阶段的上升而升高, 说明与学生的学习任务, 学习时间长短有关, 尤其是初中阶段学生, 升学压力及课业负担猛增, 使这一阶段的视力不良率急剧上升, 提示初中阶段的学生是近视预防的重点对象;女生视力不良率高于男生, 可能由于女生较为恬静, 户外活动较少, 加上女生喜欢静读, 连续用眼时间往往超过男生, 视力放松与调节不妥, 另外, 女生因青春期、减肥、保持苗条等因素容易造成营养不良, 而致视力营养不良;城市学生视力不良率高于乡村, 可能与城市学生视野较小, 远视机会少, 缺乏远视调节, 且在家阅读时间多, 看电视、上网时间长, 而乡村有开阔的视野, 学生经常参加体力劳动和野外活动, 视力能得到充分的调整和休息有关[2]。
视力不良的防治是一个长期的课题, 是一个全社会的课题。建议: (1) 加强用眼卫生教育, 普及眼保健知识; (2) 定期开展学生的视力检查, 早发现视力异常并给予矫正; (3) 改善学生的学习环境, 消除不合理的用眼习惯和减少不必要的用眼负担; (4) 加强体育锻炼, 增强体质, 增加户外活动时间, 高度近视应避免剧烈活动; (5) 注意保持合理营养, 改进膳食结构; (6) 坚持做眼保健操, 2次/d。
参考文献
[1]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组.2005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工作手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33-35.
[2]陈容, 张迪, 谭颖惠, 等.沈阳地区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状况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 2010, 31 (3) :320.
不良状况 篇2
[关键词]社会退缩幼儿；师幼互动；负性情绪；教育理念
[中图分类号]G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604(2007)12-0009-05
一、社会退缩幼儿的概念界定
社会退缩一般是指个体在社会环境中游离于他人之外的独处行为。在过去二十年间，研究者交替运用“社会退缩”(social withdrawal)、“社会孤独”(social isolation)、“抑制”(inhibition)、“羞怯”(shyness)等概念来描述有这类行为表现的幼儿。Rubin和Coplan用“消极退缩”一词描述那些主动从群体中退缩的幼儿。而用“积极退缩”一词描述那些被同伴孤立的幼儿。消极退缩幼儿常常“非常羞怯”、“容易感觉受到了伤害”、“宁愿独自玩也不愿跟别人玩”：而积极退缩幼儿则“经常被忽视”。“没有人愿意听他说话”。
Asendorpf尝试对社会退缩作一精确定义。他用“社会孤立”一词来形容被同伴群体排斥的幼儿所表现出的孤独行为。用“社会退缩”一词来定义幼儿在熟悉或陌生的同伴面前表现出的所有形式的、持续的(跨情境和时间的)孤独行为。[3]
郑淑杰对Rubin在1993年提出的社会退缩概念进行了补充。他认为社会退缩包括所有场合下的退缩、害羞以及社交抑制行为。
根据以上定义。我们可以概括出社会退缩的基本特征：(1)社会退缩指的是个体在社会情境下的独处行为。(2)它是一种内化的问题行为。(3)它具有跨时间、跨情境的一致性。(4)它是一种多维度结构，反映了儿童的心理、气质和动机属性。这种结构可以随着儿童年龄和社会背景的变化而变化。
二、教师与社会退缩幼儿的互动现状
研究者运用自然观察和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考察了31名社会退缩幼儿与其教师的互动状况。相对于普通幼儿。研究者发现教师与社会退缩幼儿的互动有以下特点：(1)社会退缩幼儿与教师的互动为典型的非对称相倚型互动。互动中教师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幼儿几乎完全处于被动状态。(2)社会退缩幼儿不仅极少主动发起互动，而且常常拒绝教师发起的互动，教师发起的互动往往得不到幼儿的回应。(3)社会退缩幼儿与教师互动的主题单一，以生活和游戏活动为主。(4)在与社会退缩幼儿的互动过程中，教师常常表现出不满、厌恶等负性情绪。幼儿的情感体验难以引起教师的共鸣。
目前，社会退缩幼儿与教师的这种不良互动状况有持续恶化的趋势，这对社会退缩幼儿的社会性发展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三、社会退缩幼儿与教师不良互动之原因解析
(一)教师的教育理念与行为．
1教师权威意识引发的倾斜式互动模式
一般说来，教师是独立于他人，可以自立、自理的成年人。幼儿则是需要依靠成人照顾才能生存的未成年人。教师所拥有的能力与权力意识会阻止他们从幼儿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去体会幼儿的心理感受。这种教师权威意识可使师幼互动呈现出一种倾斜特征，即教师的高度控制与约束和幼儿的高度依赖与服从。当参与互动的教师与幼儿的人数差别悬殊时，这种倾斜特征尤为突出。
2轴型师幼关系
现今幼儿园一般一个班有近40名幼儿，教师与幼儿人数比例通常为1:20。这种群体化教育方式决定了教师与幼儿的互动必然是一种轴型的互动，即教师是核心，幼儿围着教师转。
在轴型互动中，教师不可能在某一个幼儿身上投入大量精力。教师的职责不仅仅是每天保证与全班幼儿进行互动。还要负责整个班级的教育和保育工作。因此，教师大多会在实际教育工作中不自觉地建构起一种能够高效、快捷地达到教学目的的互动方式与互动过程。而师幼互动得以高效、快捷地进行需要满足这样一个前提：幼儿能够快速领会并按照教师的指令行事。社会退缩幼儿在班级中经常漠视教师的指令。有的幼儿更因自身能力的限制而较难达到教师的要求。这无疑会使教师在与社会退缩幼儿的互动中频频表现出不耐烦、厌恶等负性情绪。
(二)社会退缩幼儿自身因素
社会退缩幼儿对教师表现出高依赖、低亲密，在师幼互动中他们有明显的主体缺失现象。这与社会退缩幼儿自身的生理因素和认知特征有很大关系。
1生理因素
Fox的大脑诱发电位研究(2001)发现，社会退缩幼儿右脑额叶上表现出相对较强烈的EEG活动，因此更加容易表现出消极情绪，产生负性情感(Tones&Fox，1992)。与一般幼儿相比，社会退缩幼儿的交感神经系统兴奋性更强，肌肉更易紧张，唾液中皮质醇含量更高。这种生理基础使他们更敏感，更容易产生负性情感，在与教师的互动中更消极。
2社会认知
社会退缩儿童与一般儿童的认知模式存在差异。在学前及小学阶段，社会退缩儿童不易理解他人的观点(Lemare&Rubin，1987)。学前期极端退缩的幼儿在假设的社会问题情境中较少能提出解决方案。更多使用请成人帮助的策略。与他人交往时。社会退缩幼儿倾向于对社会环境进行一系列不利于自己的归因。他们自信水平低，运用退缩策略处理假想矛盾情境。Harrist(1997)认为，主动退缩和焦虑退缩的儿童在学前及学龄初期对同伴行为的敌意归因低于其他儿童；被动退缩儿童的信息编码错误率在各个年龄段都是最高的，到了学龄期仍较少能对社会刺激作出恰当的反应。社会退缩幼儿的社会认知特征决定了他们在与教师的互动中更加被动，并且更加依赖教师，难以自己独立解决问题；教师一旦忽视他们，他们就会对原因进行内在归因，从而在互动中表现得更加消极。影响互动的效果和质量。
(三)家庭及社会因素
1亲子依恋特征
亲子关系是师幼关系的基础，亲子关系直接影响师幼关系。矛盾型亲子依恋与社会恐惧、焦虑相关．矛盾型亲子依恋的幼儿在不熟悉的环境中会感到害怕。Spangler和Schieche(1998)指出，矛盾型亲子依恋的幼儿在陌生环境中内分泌系统会通过反应产生紧张情绪，而安全型亲子依恋(B型依恋)和回避型亲子依恋(A型依恋)的幼儿则不会。那些没有形成安全感的幼儿认为世界是不可预测的、不舒服的、无应答的(sroufe，1983)。这种不安全感会使幼儿从社会世界中退缩出来(Bowlby，1973)，不愿探索周围的社会环境。这种
退缩阻碍了他们的同伴交往，使他们从同伴文化中退缩，也就是“社会退缩”。
2家长教育理念和教养方式
父母的教育理念对幼儿的健康发展影响巨大。研究者发现90％以上的社会退缩幼儿其家长的教育理念和教养方式不当。不少家长因工作较忙，没有时间照顾孩子，把孩子寄养在爷爷奶奶家。而爷爷奶奶往往溺爱孩子，导致幼儿生活自理能力差，缺少必要的社交技能。这类幼儿进入幼儿园之后，较难适应幼儿园的集体生活，久而久之就容易产生社会退缩。
另一些高学历家长虽然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也有些独特的教育理念，但他们的教育理念有时会与幼儿园的教育理念相冲突，使得幼儿无所适从。例如，一名社会退缩幼儿的母亲讲到：“我不觉得孩子有问题，一个女孩子还是文文静静的好一些。孩子不太愿意和人打招呼，我也不勉强她。”教育理念的冲突使得幼儿园的教育干预难以发挥作用。
3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但公寓式住房使得邻里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生活在城市里的幼儿从小缺少玩伴，缺乏与同伴交往的经验，也缺少交往技能的训练，他们常常与电视为伴，久而久之，变得不想也不会与他人交往了。
四、对策与思考
为与社会退缩幼儿进行有效的互动，提高其社会适应能力，更好地促进其全面发展，教师要反思自己的教育行为，转变教育理念，积极建立新型的师幼互动模式。
(一)改善教师的教育行为
1了解和尊重社会退缩幼儿的能力和个性
社会退缩幼儿一般生活自理能力较差、沉默寡言，教师难以弄清他们在想些什么，因此，教师应更关心爱护他们，尊重他们的人格，为他们提供各种探索和发展自我的机会与条件。教师要与幼儿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满足幼儿交往的需要，多多鼓励、赞赏由幼儿发起的互动行为，并及时给予积极的回应。教师还要学会用正向的、平和的心态对待社会退缩幼儿的种种滞后反应，多给予肯定性评价。对于幼儿在互动中表现出来的行为问题。教师也应该以正向引导为主，针对实际情况给予耐心、细致的帮助。让幼儿感受到教师真诚的关爱与重视。从而进一步激发其互动的积极性。
2深入了解社会退缩幼儿的内心世界
良好的师幼互动、真诚的心灵沟通建立在教师对幼儿深切了解的基础上。同情心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条件，它要求人际互动的一方能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理解对方，设身处地地体察对方的思想、行为和内心感受。同情心是教师了解幼儿、进入幼儿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社会退缩幼儿由于身心发展水平的制约。很少能清晰地运用语言把自己的真实想法直接向教师表达．因此教师要善于观察，结合幼儿的个性特征以及特定的场景去理解幼儿的行为。从而作出恰当的回应。在师幼互动中，教师如果能以同情心去感受幼儿的情绪和想法，就能让幼儿感到被理解与尊重，为师幼互动的进一步推进创造良好条件。
(二)建立新型的师幼关系
师幼关系和师幼互动是共生的。师幼互动是师幼关系的动态展示。师幼关系是师幼互动的静态表征；师幼关系直接影响师幼互动的强度、内容、方式和性质。要改善社会退缩幼儿与教师的互动行为，首先必须改变“淡漠”的师幼关系。积极努力地创建新型师幼关系。
1民主平等
教师和幼儿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民主平等的师幼关系是有效师幼互动的前提。社会退缩幼儿对教师高依赖低亲密，教师只有积极改善这种负性师幼关系，才能保证师幼之间的良性互动。
2尊师爱幼
教师只有真正热爱和尊重幼儿。才会俯下身来倾听幼儿的心声。了解社会退缩幼儿的个别需求，从而为有效的师幼互动奠定基础。得到教师关怀的幼儿则会更尊敬教师，更愿意与教师交流，向教师敞开心扉，接受教师发起的互动，同时主动发起与教师的互动。
3心理相容
心理相容是指教师和幼儿集体、幼儿个人，之间在心理上彼此协调一致，并相互接纳。教师与社会退缩幼儿进行互动，彼此之间更需要达到心理相容。只有这样，教师才会理解社会退缩幼儿的行为表现，并作出恰当的回应；而社会退缩幼儿也会接受教师的指导和帮助，不再拒绝教师发起的互动。
(三)提高教师的素质
改善社会退缩幼儿与教师的互动状况，教师的作用是第一位的。教师只有提高自己对幼儿行为的观察能力和领悟能力，不断反省自己的教育行为，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才能与社会退缩幼儿形成良性互动。
1提高教师对社会退缩幼儿行为的观察能力和领悟能力
教师要具有一种开放性的心态。洞察社会退缩幼儿外显以及内隐的行为线索。如果教师无法理解社会退缩幼儿的行为，很可能造成对社会退缩幼儿行为的误解。而在误解之下的互动会给社会退缩幼儿的学习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2提高教师对自身行为的反省能力
有研究发现。对师幼互动状况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不是教师的学历水平或是个性倾向。而是教师个人所具备的反省能力。如果教师能够在教育实践中认真思考幼儿园内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对幼儿发展的意义。留心自己的行为对幼儿情感体验的影响，那么他就会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对幼儿采取积极的、支持性的态度。从而与幼儿形成和谐的师幼关系。在与社会退缩幼儿的互动中，教师更需要不断反省。这种反省不只是着眼于单纯的某项教学任务、工作计划的完成，而是把与幼儿进行互动的具体过程作为思考的内容。从互动过程对幼儿产生的影响去推断自己行为的适当性与合理性．并将自己的行为是否有益于幼儿的发展作为调整工作方式的标准。教师应变“独自式”教学为“对话式”教学，从对话中了解幼儿，反省自身行为。
(四)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与合作
不良状况 篇3
关键词：视力,低,患病率,散光,儿童,学龄前
学龄前是儿童视力发育的关键期,家长及幼儿园若不重视学龄前儿童视力及眼科检查,就会错过视力矫正的最佳时机,导致难以挽回的后果。为了解宁波市学龄前儿童的视力不良状况,为视力保健及预防工作提供依据,笔者在2007年对宁波市部分幼儿进行了视力不良状况调查,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07年9-10月从宁波市辖4个区随机整群抽取5所幼儿园(最大区抽取2所幼儿园,其他每区抽取1所幼儿园),在园儿童共1 182人,其中1 146人接受了检查,受检率为96.95%。其中男童559人,女童587人;年龄4～6岁。
1.2 方法
1.2.1 裸眼视力测量
检查前由幼儿园老师教会识认“E”形视标。采用两用式标准对数灯箱视力表(上海跃进医用光学仪器厂生产,申光牌),测量距离5 m。受检儿童双眼分别进行视力检测,由专门医生负责遮盖儿童一眼,以免遮盖过严或过松造成视力测量不准确。
1.2.2 验光检查
用Canon RK-F1全自动电脑验光仪行双眼小瞳孔下自动验光,该仪器在检查前用模型眼进行校准,误差范围±0.25 D。由专门医生负责固定受试儿童头位,确保检查位置和距离合适。每眼测量3次,3次测量的等效球镜值相差不超过0.50 D,散光度数相差不超过0.50 D,散光轴相差不超过10°时取平均值。
1.3 视力不良的判断标准[1]
4周岁～不足5周岁儿童,视力低于4.9为低常; 5周岁及以上儿童,视力低于5.0为低常。视力不良按程度分为:5岁和6岁组分为重度(≤4.5)、中度(4.6～4.8)和轻度(4.9～5.0);4岁组因视力≥4.9为正常视力,故分为中度(≤4.5)和轻度(4.6～4.8)。视力不良者嘱来院复查。
1.4 视力不良原因的判断标准
排除眼部其他疾病外,(1)散光绝对值≥0.75 D者,为散光引起视力不良,其中等效球镜度数≥+0.50 D者,为远视散光引起视力不良;等效球镜度数≥-1.00 D者,为近视散光引起视力不良;等效球镜度数为+0.50 D～-1.00 D者,判为单纯散光引起的视力不良。(2)散光绝对值<0.75 D,且等效球镜度数≥+0.50 D者,为远视引起视力不良。(3)散光绝对值<0.75 D,且等效球镜度数≥-1.00 D者,为近视引起视力不良。(4)散光绝对值<0.75 D,等效球镜度为+0.50 D～-1.00 D,视为正常屈光度。(5)没有明显屈光不正和眼部其他疾病,双眼视力均等且低于该年龄段正常标准低限不超过1排者,判为“发育”因素引起的视力不良。(6)没有明显屈光不正,至少有一眼视力低于该年龄段正常标准低限超过1排或双眼视力不均等,伴或不伴眼部其他疾病的,判为“其他”原因引起的视力不良。
2 结果
2.1 视力不良检出率
视力不良儿童381例,其中单眼视力不良者74例,双眼视力不良者307例。视力不良率按人数统计为33.25%,按眼数统计为30.02%。按眼数统计,4～6岁组视力不良率分别为32.72%(284/868),31.33%(354/1 130)和22.94%(50/218)。各年龄组视力不良率比较,4岁组和6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83,P<0.01);4岁组与5岁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33,P>0.05);5岁组与6岁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13,P<0.05)。见图1。
2.2 视力不良程度分级
各年龄组中均是轻度视力不良者最多,其次为中度,重度者最少。见表1。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2.3 视力不良原因分析
将视力不良原因分为屈光因素、发育因素和其他因素。其中屈光因素又分为单纯散光、远视、近视、远视散光、近视散光。各年龄组视力不良原因见表2。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3 讨论
3.1 近视对视力不良率的影响
本调查中,各年龄段的视力不良率与近年来在相同视力不良标准下的其他类似调查的数据接近[3],但远高于10 a前[4]及20 a前[5]的同龄儿童视力不良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儿童近视导致的视力不良率增加。目前近视的发生趋于提早,且发生者更多。
近视的发生与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相关。大多数近视者为轴性非高度近视,与环境因素的关系更为密切。人们现今的生活环境是林立的高楼大厦,本可极目远眺的世界变成了囿阻视力的城墙。而更重要的环境影响因素是近距离用眼。现在的学龄前儿童近距离用眼活动比之10 a及20 a前成倍增长,视频终端(电视、计算机、手机)的普及使用、早教(学习乐器、书法绘画、英语及提前学习小学课程)使学龄前儿童近距离用眼频度和强度增加。
3.2 各年龄段视力标准问题
本调查中随着年龄增加,儿童视力不良率降低。与有关研究的结果类似[6]。
可能因为部分视力发育较晚的儿童在4岁或5岁达不到该标准而判为视力不良,到5岁或6岁视力发育逐渐成熟[6,7],能达标即成为视力正常者。不同的调查者在进行幼儿视力筛查时采用的视力正常标准各异[8,9]。各年龄段儿童的视力正常标准尚需卫生及眼科专业工作者进行多中心大样本研究[10]。
3.3 幼托机构视力保健工作模式探讨
3岁及以上儿童即可配合视力检查和屈光检查,而7岁以内是治疗屈光因素引起弱视的黄金时期,故在幼托机构进行视力保健工作非常必要。
具体操作模式如下:幼托机构的保健医生每0.5 a或1 a负责对该园幼儿进行视力和屈光检查,并在社区眼科医生的指导帮助下建立视力-屈光发育档案(记录每次视力检查和屈光检查结果)。社区眼科医生负责指导和帮助幼托保健医生建立视力-屈光发育档案,并筛查出有问题的患儿到专业眼科中心进一步检查;社区眼科医生的另一职责是定期到所属幼托机构进行视力健康宣教和咨询,特别是近视的预防和用眼卫生。眼科中心的专业眼科视光医生负责对患儿进行全面诊治,主要从4个方面进行:(1)密切注意视力-屈光健康发育,做好预防指导。远视者,要观察其正视化程度是否正常,预防正视化过快;散光者,要观察其散光的度数和轴向变化是否会导致裸眼视力和矫正视力的下降;近视者,要观察其近视进展的速度是否跟年龄段成比例,并指导患儿及家长通过改善用眼习惯来预防近视发展。(2)鉴别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3)进行准确的医学验光,必要时进行规范的光学矫正(即配戴各类矫正眼镜)。(4)对屈光不正已经造成弱视的患儿进行及时的系统治疗,争取在7岁前治愈弱视。
参考文献
[1]陈奇妙,张宁,陶晗,等.学龄前儿童正常远视力标准的探讨.中国现代医生,2008,46(26):70,72.
[2]周巧云.3~6岁儿童视力动态观察.中国眼耳鼻喉科杂志,2007,7(3):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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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尹东明,黎爱莲,魏文穗,等.学龄前儿童视力普查.眼科新进展,2001,21(3):221-222.
[5]薛风亭,杨艳民,唐力.影响学龄前儿童视力的原因分析.实用眼科杂志,1991,9(9):55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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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状况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5月-2012年8月我院经胃镜检查有FD症状的535例患者纳入本研究, 其中男395例, 女140例, 年龄18~86岁, 汉族440例, 维吾尔族95例;未吸烟组245例, 吸烟组290例。FD的定义采用罗马Ⅲ标准[1]:纳入标准:年龄≥18岁的FD患者, 近1月内未使用质子泵抑制剂、抗生素、铋剂、H2受体阻滞剂, Hp阳性患者;排除标准:过去6月内根除Hp, 胃镜检查有绝对禁忌证, 其他可解释的器质性疾病。患者均签署胃镜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胃镜检查:禁食12 h后使用Olympus GIF-Q 260型电子胃镜进行胃镜检查。14C-UBT检测设备及判别标准:空腹12 h做胃镜检查后用温开水吞服14C-尿素胶囊1粒 (上海辛科医药有限公司37 kbp) , 14C检测设备为安徽养和医疗器械设备有限公司产品, 使用YHO4幽门螺旋杆菌检测呼吸卡收集CO2;测定值≥100 dpm为Hp阳性。
1.3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Excel录入, SPSS 17.0统计软件包用于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入选资料的不同年龄段Hp阳性率, 见表1。入选资料的不同性别、民族、吸烟与否组Hp阳性率, 见表2。
3 讨论
关于FD的关系一直颇受争议, 不同的研究报道给出了相互矛盾的结论。FD与Hp感染发病机制不清, 推测可能与与以以下下原原因因有有关关:: ( (11) ) HHpp感感染染导导致致胃胃酸酸分分泌泌和和胃胃泌泌素素释释放放, , 导致FD患者胃运动和胃排空异常; (2) Hp感染导致胃黏膜炎症造成胃运动异常; (3) Hp感染导致胃黏膜感觉神经肽、P物质增加造成胃感觉阈值低于正常人; (4) Hp感染导致胃神经传出功能改变。观察Hp根除后FD患者症状的改善情况是判断Hp感染与FD关系的重要依据。一项研究表名根除Hp后可使FD症状得到改善[2]。
注:χ2=0.531, P=0.357
不同年龄组Hp感染率无差异, 但以51~60岁组感染率最高, 70岁以后略有下降, 仍高于70%。以各年龄组与18~20岁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ahboobeh等[3]一项研究调查了814例患者, 51~60岁组的Hp感染率为92.7%, 高于其他年龄组, 60岁以后降至71.8%。Hp是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的病原菌, 发展中国家的Hp流行率超过发达国家。据文献报道[4], 发达国家的Hp感染率为20%~40%, 每年的增长率持续在2%~6%, 而发展中国家Hp感染率为11%~70%, 平均超过50%, 年龄段主要集中在50~60岁的人群中。我们的研究证明以51~60岁感染率最高, 与文献相似。研究51~60岁组的人具有重要意义, 从一个侧面反映他们是Hp防治的重点人群, 因为随着年龄增高, 某些消化性肿瘤的发病率会增加, 比如长期的Hp感染会导致胃癌的发生率明显的增高。推测引起51~60岁Hp感染率高的可能原因跟老年人的饮食习惯、日常生活习惯、本身有无基础疾病有关, 但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
关于Hp感染男女性别不同是否有差异, 国内外研究结果不同。加拿大的一项研究通过Hp血清抗体检测调查了1306例观察对象, 男性Hp感染率为33%, 女性Hp感染率为22%, 结论是男性多于女性, 显示男女性别间存在差异[5]。本研究通过比较性别得知, 男性的Hp阳性率大于女性。万毅等人的一项Meta分析得出男性的Hp阳性率大于女性[6]。本研究结果与相关研究结果类似, 提示男女性别间对Hp的易感程度不同[7], 男性患者多于女性的原因推测可能与男性工作压力大、吸烟、酗酒以及男女间接触的环境差异造成的, 其确切的原因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Hp感染是一个世界问题, 不同的国家感染率不同, 同一个国家不同民族也不同。我国是一个Hp感染的多发地区, 各地的Hp感染情况不同, 不同民族的情况也可能不同。据文献报道[8], 吉林的汉族、满族、回族的Hp感染率分别是52.08%、47.67%、65.88%, 各民族之间Hp感染率有差异。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区, 由于存在地区差别、生活情况及民族习惯不同, 与国内其他地区的HP感染情况也不尽相同, 研究本地区功能性消化不良病人的Hp感染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本研究通过分析说明不同民族分布之间无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谢会忠等[9]用病理组织学方法对新疆1590例民汉患者进行了Hp感染率的比较, 结果民汉之间Hp感染率无差别。我们的研究与上述研究结果类似, 是什么原因导致新疆民汉之间Hp感染无差别, 我们推测与以下原因有关: (1) 研究对象大多来自本地区城市, 由于各民族混杂居住, 生活习惯以及饮食结构趋于一致, 造成两者之间无差异; (2) 可能由于我们的样本量太少, 不能完全说明感染情况造成的两者之间无差异, 有待进一步扩大样本量进行研究。
关于吸烟是否能引起Hp感染率上升目前存在较大争议。Kanbay M等[10]对540例患者的一项研究中, 161例吸烟患者中有67例阳性, Hp阳性率41.6%;379例未吸烟组中有206例阳性, Hp阳性率54.3%, 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结果是吸烟组的Hp感染率低于未吸烟组。Atsushi Ogihara等[11]研究也得出吸烟与Hp感染呈负相关。本研究与Kanbay M和Atsushi Ogihara等的文献报告相似。推测吸烟引起Hp感染减少的可能原因: (1) 吸烟导致胃酸分泌增加, 改变了胃内Hp生长的环境; (2) 尼古丁可以改变胃黏膜血流量, 黏液分泌, 表皮生长因子减少, 氧自由基产生增加, 前列腺激素合成减少, 造成黏膜缺血。其确切的原因尚不清楚, 有待进一步研究。虽然我们的研究表明吸烟组的Hp感染率低于未吸烟组, 但是也没有肯定的证据来证实吸烟是Hp的保护因素, 我们仍然提倡FD患者戒烟, 因为吸烟影响Hp根除, 容易造成Hp根除失败及疾病复发。
总之, Hp感染与FD有一定的关系, Hp感染与民族之间无明确关系, 与年龄段、性别、吸烟与否有一定的关系, 加强对51~60岁组人群进行Hp防治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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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状况 篇5
关键词：视力,低,学生
视力不良是我国中小学生常见病之一,由教育部、卫生部等五部委共同组织的一项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结果显示,我国小学生、初中生的近视率分别是20.23%和48.18%[1]。为全面了解诸城市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现状,为有关部门制定切实可行的近视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根据教育部《中小学生近视眼防控工作方案》中“做好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新患病率等各类指标的统计分析”要求[2],笔者对2010年度诸城市城区中小学生体检资料的视力部分进行了统计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按照整群抽样的方法,共抽取诸城市城区学校11所,其中小学7所,初中4所,调查对象分为小学组和初中组共28601名学生,其中小学组16151名(男生8787人,女生7364人);初中组12450名(男生6818人,女生5632人)。
1.2 方法
根据《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实施方案和细则》[3]的要求,使用“标准对数表”[4],由统一培训的诸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业人员检查视力,左右眼分别记录,裸眼视力≥5.0为正常,<5.0为视力不良,其中4.9为轻度,4.6~4.8为中度,≤4.5为重度,双眼视力不良者归入视力不良人数统计[5]。
1.3 统计分析
用Excel软件进行数据录入,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检验水准取α=0.01。
2 结果
2.1 不同年级视力情况
受检的28601人中,视力正常的有12251人,占受检人数的42.83%;视力不良的有16350人,占受检人数的57.17%。女生视力不良检出率(61.59%)明显高于男生(53.4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90.24,P<0.01)。各年级学生视力不良患病率均随年级的增加而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916.03,P<0.01),差异最大的为小学一年级与初中三年级(χ2=3228.33,P<0.01),差异最小的为初中二年级与初中三年级(χ2=21.94,P<0.01)。9个年级男生之间的视力不良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264.82,P<0.01),女生之间的视力不良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807.25,P<0.01)。各年级女生视力不良率和男生比较,除一、二年级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余年级均有统计学意义。
2.2 视力不良程度构成
各年级学生视力不良程度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723.29,P<0.01),男、女生视力不良程度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7.58,P<0.01)。
3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诸城市中小学生的视力不良检出率处于较高水平(57.17%),高于教育部、卫生部等五部委共同组织的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结果[1],也高于近几年江苏铜山县[6]和重庆市[7]的调查结果,但是低于南京市[8]和济南市[9]。视力不良患病率呈现出随年级的升高而增加的趋势,年级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些特点同国内视力不良检出率的相关报道一致[10,11],其中重度所占比例随年级的上升而上升,这与近年来相关的报道一致[9]。可能与学生学习压力随年级的升高而增大,从而导致用眼疲劳、用眼负荷上长有关。初中生的视力不良患病率(78.77%)明显高于小学生(40.51%),这与初中生面临中考,课业负担相对于小学更重,而体育锻炼的机会则相对减少不无关系。
女生视力不良检出率明显高于男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与有关的文献报道一致[10,11]。这与男生和女生的性格差异有关,大多数女生喜静,不太喜欢户外运动,从而导致视疲劳得不到有效的缓解;再者女生爱漂亮,在视力下降的初期没有及时配戴眼镜进行矫正,从而使近视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再就是大多数女生都偏爱甜食,这对近视眼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关系。还有资料显示,不排除青春阶段男女发育不一致,以及在近视易感上可能存在性别基因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女生比男生更易发生视力不良[12]。
视力不良是学生常见病之一。视力不良对青少年注意力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很大的影响,使辨认远处和精细目标的能力下降,从而对学习产生不良影响[13]。这主要与学生面临繁重的课业负担,用眼时间过长,户外活动相对减少有一定的关系;再者随着网络的普及,学生上网,打游戏也是导致视力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学生没有养成良好的用眼卫生习惯、不注意正确的读写姿势、课桌椅搭配不正确、教室的采光和照明不足、不坚持做眼保健操等都是影响学生视力的主要因素[8]。
不良状况 篇6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于内蒙古呼伦
贝尔市中随机抽取6个地区,即海拉尔市、根河市、牙克石市、鄂伦春自治旗、扎兰屯、莫力达瓦达斡尔汉族自治旗,其中海拉尔市、根河市和牙克石市为城镇,鄂伦春自治旗、扎兰屯和莫力达瓦达斡尔汉族自治旗为旗县,该6个地区的小学一 ~ 五年级学生全部纳入调查,共计26所小学,12 425名学生,有效问卷12 384份,问卷有效率为99. 7% ,其中男女分别占51. 3% ,48. 7% 。海拉尔市有813份,根河市725份,牙克石市1 397份,鄂伦春自治镇1 654份,扎兰屯3 284份,莫力达瓦达率年尔汉族自治旗4 511份。
1. 2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小学生用眼相关的行为和环境等13个近视相关的影响因素。调查问卷根据学生的认知程度确定问题内容、数量和提问方法,由经过统一培训的学校卫生人员对班主任进行培训,由班主任在课堂上发放问卷并作必要指导,学生选择答案并收回。学生视力数据来自于学校医务室最近一次的视力检测结果。
1. 3视力判断标准两侧裸眼视力均≥5. 0为视力正常,任一只眼视力 < 5. 0即为视力不良,其中4. 9为轻度视力不良,4. 6 ~ 4. 8为中度视力不良,≤4. 5为重度视力不良[6]。
1. 4统计分析问卷回收后,剔除不合格问卷,对合格问卷进行编码,采用双录入,EpiD ata 3. 1建立数据库,使用SPSS 13. 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以P <0. 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视力不良流行情况2013年呼伦贝尔市一 ~ 五年级小学生的视力不良检出率为23. 7% ,其中轻、中、重度视力不良检出率分别为49. 4% ,31. 3% ,19. 3% 。男女生的视力不良检出率分别为22. 0% ,25. 4%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19. 507,P < 0. 01 ) 。按年级分层,一 ~ 五年级小 学生的近 视不良检 出率分别 为17. 0% ,21. 6% ,22. 9% ,25. 8% ,27. 8%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83. 446,P < 0. 01 ) ,随着年级的升高,学生近视不良检出率增高。
汉族中一 ~ 五年级学生的总体近视不良检出率为23. 4% ,达斡尔族为19. 9% ,满族为23. 4% ,蒙古族为28. 1% ,其他民族为29. 7% ,民族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19. 879,P < 0. 01) 。
从被调查地区分析,海拉尔市一 ~ 五年级学生的近视不良检出率为30. 5% ,牙克石市为28. 1% ,根河市为28. 0% ,鄂伦春自治旗为27. 4% ,莫力达瓦达斡尔汉族自治旗为21. 5% ,扎兰屯为20. 1% ,地区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90. 201,P < 0. 01) 。
2. 2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父母及近亲属近视情况、父母亲文化程度、父母职业、识字年龄、3 ~ 5岁学习琴棋书画、参加户外活动时间、看电视/网络/玩游戏平均每次持续时间、读写姿势、在车上( 公交车等)看书等因素均为影响学生近视的因素( χ2值分别为104. 68,144. 45,68. 01,80. 83,191. 70,163. 66,236. 44,210. 85,18. 48,41. 59,448. 21,133. 90,P值均< 0. 01) 。调查发现,近视学生中父、母及近亲属近视的比例较非近视学生中父、母近视的比例高; 随着父母学历的提高,子女的近视率也在增加; 农民或牧民的子女近视率较其他职业的子女近视率低; 5岁之前识字或学习琴棋书画的、每天参加户外活动小于1 h的、读写姿势不正确的、经常在车上看书的学生近视率均较高; 随着每天看电视/网络/玩游戏持续时间的增加,学生近视率升高。
2. 3 近视影响因素分析 见表 1。
将是否近视( 近视 = 1,非近视 = 0) 作为应变量,与近视发生相关的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多分类变量设置哑变量( 性别: 1 =男,2 = 女; 民族: 1 = 汉族,2 = 达斡尔族,3 = 满族,4 = 蒙族族,5 = 其他少数民族; 近亲属近视情况: 0 = 否,1 =是; 活动时间: 1 =1 h以内,2 =1 h以上; 每天看电视/网络/游戏时间: 1 = < 1 h,2 = 1 ~ 2 h,3 = 2 ~ 3 h,4 = > 3h; 学习姿势: 1 = 正确,2 = 不正确; 地区: 1 = 城市,2 = 乡镇; 3 ~5岁是否学习琴棋书画: 0 = 否,1 = 是; 是否坐车看书: 0 = 否,1 = 是; 父母学历: 1 = 双方高中及以下,2 =至少一方本科及以上; 年级: 1 = 低年级,即一 ~ 三年级;2 = 高年级,即四、五年级; 父母职业: 1 = 农民或牧民,2= 工人,3 = 干部或公务员,4 = 教师,5 = 无职业,6 = 其他; 识字年龄: 1 =3岁以下,2 = 3 ~ 5岁,3 = 5岁以上) 。结果显示,女生、城市学生、高年级、父亲职业为非农民或牧民、近亲近视、不正确学习姿势、3 ~ 5岁学习琴棋书画、识字年龄、电视或网络使用时间、经常坐车看书是学生近视发生的危险因素,达斡尔族的近视率发生率较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 <0. 05) 。
3 讨论
本研究显 示,呼伦贝尔 市小学生 近视率为23. 7% ,明显低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查报告显示全国7 ~ 12岁小学生的40. 89%[7]。呼伦贝尔市地处内蒙古自治区的最东部,是中俄蒙三国的交界地带,地广人稀。呼 伦贝尔市 女生近视 率为25. 4% ,男生为22. 0% ,女生高于男生,与国内其他研究结果一致[8]。且视力不良率随学龄段升高而不断上升,不良用眼行为在小学生中普遍存在。
近视率不同民族种族有一定的差别。南亚12 ~13岁的青少 年近视率 ( 36. 8% ) 高于欧洲 白人( 18. 6% )[9]及北爱尔兰人( 17. 7% )[10]; 而东亚人近视率又比南亚高,非洲人最低。虽然华人近视率较高,但不足以说明种族间近视存在的差异是由于基因的不同引起的[11]。在澳大利亚的学校,欧洲白种人的学生近视率低于东亚人[12]。维吾尔族中小学生近视眼患病率低于汉族中小学生[13]。本次调查发现,不同民族间近视率有统计学差异,达斡尔族的近视率较低( 19. 9% ) ,而蒙古族的近视率相对较高( 28. 1% ) ,汉族和满族处于中等水平( 23. 4% ) 。莫力达瓦达斡尔汉族自治旗是中国达斡尔族的主要聚居地,属于农业民族,一般禁止和外族通婚,居住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较差,但近视率较低,可能与自身特殊的文化、环境有关。蒙古族近视率高可能与整体经济水平高有关,再加上其居住城市多于农村,另有部分居住于林区或牧区,环境复杂,房屋的光线直接影响学生的视力水平[14]。民族间近视率的差异,基因的作用有限,重要的是文化和环境之间的差异。也许因为不同民族在学习态度、持续时间、学习方式和生活习惯等方面不同而造成近视率的差别[15]。
从被调查地区分析,海拉尔市、根河市、牙克石市学生的近视率较高,扎兰屯、莫力达瓦达斡尔汉族自治旗和鄂伦春自治旗学生的近视率较低。提示在社会经济好的地区学生近视率高于社会经济差的地区,与第六次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查报告相一致( 城市为48. 81% ,农村为32. 98% )[7]。
此次调查发现,父、母亲近视或近亲近视的子女近视的比例也较非近视父母及近亲的子女近视的比例高,提示这部分近视学生可能受遗传因素的影响较大。据研究,父母一方近视的子女,近视风险度是父母无近视的2倍,而父母双方均近视的孩子此风险达8倍之多[16]。父母一方或双方近视的子女眼轴长度将增加0. 14或0. 32 nm[17],双胞胎的近视遗传值高[18],高度近视与基因有关[11,19,20]; 动物实验证实近视存在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21]。因此对于有遗传因素存在的学生应重点监测,及时了解其视力情况,一旦视力出现变化应及时进行检测,对于已经形成近视的学生也应重点干预,早期视力筛查对预防这部分学生的近视及控制其进一步发展有一定作用。
本研究多因素分析验证了单因素分析的大部分因素,但父母学历、母亲职业和活动时间3个因素在进行多因素分析时未进入回归模型,可能与因素之间相互影响有关。另一原因可能与调查问卷的设计有关。问卷只涉及活动时间,对活动是在室内还是室外界限不清。室外活动的时间长短可以影响视力[22,23,24],但活动与近视并无多大关系,重点在室外,而不是活动[15]。日前,新加坡正在进行以社区为单位,整个家庭参与户外活动与近视之间的联系,而广州则以学校为单位,额外增加户外活动与近视之间的联系[25]。小学生对父母的学历一般无确切的认知,对这部分的统计结果可能产生一定的偏移。大部分相关研究认为近距离工作是患近视的危险因素,本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结论,可也有部分研究质疑二者的相关性,目前还没有得出确定的结论,这一点值得更深入的探讨[24,26,27,28,29]。
儿童青少年时期是决定个体未来健康的重要时期,早期行为的培养对个体今后的习惯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人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是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根据视觉发育敏感期的最新研究成果,近视干预应在9 ~ 12岁之前开始,越早越好。近视眼的预防工作重点应放在小学低年级阶段,该年龄段正是青少年视力发育成熟的时期,视力发育极易受环境因素的影响[30],针对主要的危险因素如不良用眼行为等及早加以综合干预,及时校正[31],开展多中心、大样本、严谨的流行病学调查,掌握近视发病规律,最终减少近视眼患病率,提高视功能。
摘要：目的 了解呼伦贝尔市小学生近视现状及近视眼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对策提供依据。方法 随机整群抽样内蒙古呼伦贝尔市6个地区(海拉尔、根河市、牙克石市、鄂伦春旗、扎兰屯、莫力达瓦旗)一五年级小学生,对其进行用眼相关影响因素问卷调查,应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 呼伦贝尔市6个地区一五年级小学生近视率为23.7%,女生为25.4%,男生为2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9.507,P<0.01);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学生之间近视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19.879,90.201,P值均<0.01);随着年级升高学生近视率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3.446,P<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性别、民族、城乡、年级、父亲职业、近亲近视情况、学习姿势、低龄兴趣班学习、识字年龄、电视或网络使用时间、坐车看书11个因素与小学生近视发生有统计学关联。结论 呼伦贝尔市一五年级小学生的近视率较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有随着学龄段升高而上升的趋势。建议及早对小学生进行综合干预,同时加强对家长及教师的教育,提高他们的用眼卫生知识水平及对近视眼预防的重视程度。
不良状况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1.1 研究组
选择2011年5月至2011年11月在我院内科门诊就诊或住院的100例功能性消化不良（FD）患者，纳入标准： (1) 符合罗马Ⅱ标准中有关FD诊断标准[12]。 (2) 愿意接受各种问卷和量表的调查和评估。 (3) 小学中以上文化程度。排除标准： (1) 经胃镜、B超、X线等检查排除肠胃器质性疾病及全身疾病； (2) 合并糖尿病及甲状腺疾病患者。 (3) 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疾病家族史。 (4) 有药物或酒精依赖史。其中，男76例，女24例；年龄23～59岁，平均年龄（36.9±12.3）岁；婚姻状况：已婚81例，未婚16例，离异3例；文化程度：小学16例，初中32例，高中或中专42，大专及以上10例；职业：工人42例，农民36例，干部22例。
1.1.2 对照组
选择100名同期在本院进行健康体检的正常人，全部对象均符合功能性胃肠病患者的全部排除条件和纳入标准中的 (2) 和 (3) 。男72例，女28例；年龄21～60岁，平均年龄（37.3±11.8）岁；婚姻状况：已婚79例，未婚19例，离异2例；文化程度：小学15例，初中35例，高中或中专41，大专及以上9例；职业：工人40例，农民37例，干部23例。
两组在性别，年龄，婚姻，文化程度，职业上等方面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本研究采用张作记编写的自测健康评定量表（（Self-rated Health Measurement Scale, SRHMS）[6]作为评定工具该量表由48个条目组成，包括个体健康的生理、心理和社会3个子量表，9个维度：身体症状与器官功能、日常生活功能、身体活动功能、正向情绪、心理症状与负向情绪、认知功能、角色活动与社会适应、社会资源与社会接触、社会支持和健康总体自测。该量表每个项目评分为0～10分，社会健康、心理健康、生理健康三个子量表和量表总分的理论最高值分别为100、150、170、420，理论最小值均为0，得分高低能够直接反映健康状况的好坏，得分越高，说明健康状况越好。
1.2.2 调查程序
调查前，首先向被试者简要说明调查的目的和意义，征得被试者的知情同意后，本课题研究人员向被试者发放自我概念量表，并且讲解填写的具体要求及注意事项。问卷由被试者按统一指导指导语自行填写，要求被试者对评估量表内容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我感受而独立完成量表。
1.2.3 实测与质量控制
每次测评均由研究者本人在现场发卷，采用无记名方式，在同一时间内完成，被调查者按调查条目逐一填写，保证问卷的真实性。
1.3 统计处理
所有资料建立数据库，输入SPSS 13.0统计机软件，配对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P<0.05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研究组与对照组SRHMS评分比较，见表1。
表1结果显示，研究组SRHMS总分各维度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自测健康是个体对其健康状况的主观评价和期望。许军等[7,8]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定义，并顺应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从生理、心理和社会3个方面筛选自测健康评价指标，建立了符合我国国情和文化背景的自测健康评定量表（SRHMS）。自测健康评定量表（SRHMS）从生理、心理和社会三方面评定14岁以上的人群的健康状况，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和反应度，该量表能够及时、全面、具体地反应个体健康状况的变化，准确、全面地反映自测健康的内涵[9,10,11]，目前已成为国际上比较通用的健康测量方法之一。
本文应用SRHMS对100例FD患者的健康状况进行测评，并与100例健康人群进行对照研究，从生理功能、心理功能及社会功能三方面的健康状况进行了量化比较和分析。
从生理功能评分结果比较来看，FD患者在身体症状与器官功能维度、日常生活功能维度以及身体活动功能维度等方面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表明FD患者生理健康状况明显低于健康人群。究其原因在于，消化道疾病患者大多存在不同程度的身体症状如疼痛、饱胀、恶心、腹泻与便秘交替等躯体不适，身体活动功能、日常生活功能等生理健康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从心理功能评分结果比较来看，FD患者在正向情绪维度、心理症状与负向情绪维度以及认知功能维度等方面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表明FD患者心理健康状况明显低于健康人群，存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这与一些研究报道相一致[12,13,14]。究其原因是，因为生理健康的问题出现，从而产生一定的心理症状，认知障碍和负向情绪。另一方面，心理因素与疾互为因果，心理原因能加重生理疾病，而生理疾病又加重心理问题，形成恶行循环。
从社会功能评分结果比较来看，FD患者在角色活动与社会适应维度、社会支持维度等方面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表明FD患者社会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存在不同程度的社会功能障碍，社会健康水平低于政策健康人群。究其原因在于，许多消化道疾病属于心身疾病范畴，心理因素可影响胃肠功能。当肌体处于高紧张或应激状态时，可导致一系列的生理、神经、内分泌、免疫功能和行为等方面的改变[15]。患者因躯体疾病的存在，影响其日常的人际交往，故他们的角色活动与社会适应、社会资源与社会接触等社会健康状况比正常人群要差。
不良状况 篇8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08—2011年曲靖市第一小学生在册学生进行视力测定,共测定有效人数9 866人,19 732只眼,其中男5 343例,女4 523例。在所测学生中,有其他眼部疾病而影响视力者,不作为有效例数。
1.2 方法
采用现场检测的方法,检查方法按《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检测细则》[1]的要求进行。每年的9、10月进行检测。以视力<5.0为视力不良,其中4.9为轻度视力不良,4.6～4.8为中度视力不良,≤4.5为重度视力不良。单眼视力不良归入视力不良进行统计,双眼视力不良以较差的眼统计[2]。
1.3 质量控制
使用统一的检测仪器,并在有效检定期内,测量前进行校正,参加体检的人员均参加统一培训,每天专门对体检表进行质量控制。
1.4 统计分析
数据录入使用《中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系统》1.2版软件,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不同率质检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不同定量指标的比较采用t检验。
2 结果
2.1 总体情况
4年追踪调查共检测学生9 866人,检出学生视力不良共5 271人,检出率为53.42%,其中男生受检人数为5 343人,检出视力不良2 667人,检出率为49.92%;女生受检人数为4 523人,检出视力不良2 604人,检出率为57.57%。
2.2 不同年度间视力不良检出情况
2008—2011年度视力不良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87.43,P<0.01),以2008年度检出率最高。见表1。
注:不同年度间视力不良检出率比较,χ2=187.43,P<0.01。
2.3 不同年度不同性别间视力不良状况
总体男女生性别间视力不良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女生检出率明显高于男生。不同年度男女性别间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女生高于男生。各年女生检出率均比男生高约7～9个百分点。见表2。
2.4 不同年级男女生视力不良检出情况
不同年级间视力不良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一年级检出率最高(62.39%),二年级到六年级检出率逐年升高;六年级男女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各年级女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均比男生高。见表3。
注:不同年级间比较,χ2=22.30,v=5,P<0.01。
2.5 不同年级男女生视力不良程度构成情况
各年级视力不良以轻度为主,男女生轻度视力不良均随着年级的升高而降低,中度和重度视力不良均为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增高,其中男生中度视力不良以六年级增高最为明显,四年级次之;女生中度视力不良以四年级增高最为明显,五、六年级次之。男生重度视力不良以五年级增高最为明显,六年级次之;女生重度视力不良以六年级增高最为明显,四年级次之。见表4。
3 讨论
视力不良是我国和世界许多国家、地区儿童青少年的常见病、多发病之一,严重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已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而是复杂的社会问题。在学生时期,近视是造成视力不良的主要原因,而眼疲劳是促进近视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环境和遗传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遗传因素对学生近视的作用有限,可能只是近视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生物前提,仅提供近视发生的可能性。大多数近视都是由环境因素造成的,其中又以视觉环境和行为因素起主要作用[2]。
本次调查显示,2008—2011年曲靖第一小学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为53.37%,其中男生检出率为49.92%,女生检出率为57.57%,男女生之间进行不同年度和不同年级比较同样发现女生视力不良检出率高于男生。与国内有关报道一致。这可能与女生偏食、较少参加体育锻炼和户外活动、学习时间较长有关[3]。4年追踪调查显示,2009年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最高,2010年有所下降,这可能与2008年国家刚实行学生减负,而且执行的力度、强度都较大有关。不同年级间小学一年级视力不良检出率最高(62.39%),二年级到六年级随年级的升高视力不良检出率逐级升高,随着年龄增长,学习阶段升高,视力低下率逐步上升,儿童视觉器官发育是随年龄增长而逐步完善的,年龄越小,晶状体弹性越大,眼的调节能力越强,但本次调查发现一年级视力不良检出率最高,可能与一年级孩子年龄较小不会看视力表有关,还可能与一些托幼机构开展双语教育、在家过多地看电视、玩电子游戏有关。
儿童及小学生自控能力差,需要教师及家长不厌其烦地督导其自觉遵守用眼卫生,规范读写行为,托幼机构及家长也不能
过早地把学习任务压在孩子的身上,别把儿童玩的天性过早地扼杀掉。学校可有组织地进行远眺法、雾视法及眼保健操的培训及普及,防止学生假性近视转变为真性近视[4];教育主管部门也应要求学校方面,要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和教学进度,防止课业负担过重;教室有良好的采光照明;课桌椅要符合学生身高坐高卫生要求;定期开展视力检查,发现视力低下者及时通知家长分析原因;学生方面,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认真做好眼保健操;家长方面,要为孩子创造良好的读写作业环境,保证照明,随时检查并纠正孩子不良的读写习惯;连续看电视、上网玩游戏不能超过30 min ;定期带孩子检查视力,针对假性近视阶段及时进行矫正[5]。
参考文献
[1]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2005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6-108.
[2]司梅.上海市虹区部分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现状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09,30(5):455-456.
[3]许建平.金华市2006—2008年高考学生视功能状况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09,30(11):1023-1026.
[4]阎筱青.小学生近视干预措施效果评价[J].中国学校卫生,2009,30(2):151-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