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债权

不良债权（共8篇）

不良债权 篇1

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准司法解释赋予地方政府优先购买权——最高院民二庭有关负责人回应各界质疑 2009-08-08 14:05 处理不良资产案件适用法律集锦:blog.sina.com.cn/s/blog_5d61e4ae0100dsnb.html “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准司法解释赋予地方政府优先购买权 ——最高院民二庭有关负责人回应各界质疑 吴晓锋 张维

历时4年，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4月发布了《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

4年来，大量的相关案件处于中止审理或中止执行状态。该《纪要》出台后，积累4年的大量案件正在各级法院紧锣密鼓地审理。但审判实务中仍然存在一些争议。

如何准确理解《纪要》？存有争议的规则是通过如何的博弈形成？有着怎样的合理性考虑？为了厘清这些问题，记者独家专访了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以下简称负责人)。

实质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

记者：可以看出最大限度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是该《纪要》的灵魂。对此，《纪要》作了许多相关制度设计，如赋予地方政府或其他国有债务人对不良债权的优先购买权等。这些规定引发了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是：法律最大的原则是公平，应该对所有主体平等保护，而《纪要》却给了国有债务人一个特殊的地位，同时也使不良债权外国投资者处于不利的地位，使民营企业可能无法通过这样一个途径来参与国企改革，最终还会引起国有资产的流失。再者，债权转让是市场行为，应该遵循意思自治原则。而《纪要》却明确了特殊主体的优先购买权，这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呢？

负责人：我们认为，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社会各界对该《纪要》的背景和蕴含的价值权衡以及若干重要规则形成的脉络还没有深入的了解。没有认识到这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因此其并非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以政策性为主、法律性为辅的社会经济问题。该问题的实质是一个价值权衡以及价值选择问题，至少要权衡以下五个价值因素。

第一是私权处分和公共利益的权衡。有观点认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不良债权后通过各种方式处置债权，属于私权处分行为，债务人无权过问，人民法院不宜干预。但数以万亿元的国有金融债权的剥离与处置，决不仅仅是简单的商事主体之间的私权处分，而是巨额国有资产的流动与利益再分配问题。这种流动能否在公开公平公正的程序下进行，事关全体国民和国家的利益，事关人民对党和政府的基本信心，事关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乃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目的能否顺利实现，这是我国当前非常重要的社会公共利益之一。因此，单纯地以意思自治为由并以保护私权处分的名义来评断不良债权转让行为，是有失偏颇的。

第二是职工债权和金融债权的权衡。虽然国有企业财务账面上主要体现为银行的金融债权，但实际上还存在一笔政府承认的“职工债权”。实践中，受让人以较低的市场价格购买金融不良债权时，其支付的仅是购买金融不良债权的对价，并未支付购买“职工债权”的对价，而得到的实际效果却是整个国有企业的所有权。

由于该过程中经常出现一些受让人“一夜暴富”或“一案暴富”现象，故而引发社会各界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我们认为，根据现行《合同法》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的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或者受让人有权向国有企业债务人追偿债权，而国有企业职工主张保护其自身债权，也是有国家政策和相关法律支持的。

第三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权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债权后，将其回收的款项上缴财政部，从而充盈中央财政；但国有企业在向受让人清偿后，常常导致职工下岗或上访，地方政府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必然要对职工进行安置，安置费用通常由地方财政负责。

第四是计划经济法律问题与市场经济法律规则的权衡。国有商业银行剥离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的不良债权大多是计划经济阶段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中大多源于政府指令而非基于意思自治原则。因此，基于“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不能简单依照现行民商事规定中的意思自治原则，而应从“尊重历史、正视现实、展望未来”的角度，限制不良债权的自由转让。

第五是市场竞争与国家干预的权衡。应当看到，在经济转型阶段特别容易出现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状况，在市场培育和发展过程中特别容易出现不公平竞争，因此，国家虽然不会全面地过度地干预，但也决不是“守夜人”式的不干预。司法裁判作为国家干预的一种方式，无疑要对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不公平进行干预。

当然，这种干预不是旨在阻碍市场化进程，更不是意在逆转市场化方向，而是在保障市场化方向的前提下，矫正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不公平，防止或减少市场化过程中因规则模糊、道德风险等因素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

原国有商业银行为被告的案件原则上不受理

记者：近年来，很多法院在不良债权转让纠纷的处理上采取“暂缓受理、暂缓审理和暂缓执行”的做法。“三暂缓”政策在《纪要》出台后终于得以改变。《纪要》明确，凡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以及《纪要》有关规定精神涉及的此类案件，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这是否说明了法院在不良债权转让纠纷案件的受理上已经不存在任何限制性规定？

负责人：并非完全如此。《纪要》还对实务中关于受理和管辖方面争议较多的问题作出专门规定。

原国有商业银行能否成为被告，可谓实务中最具争议的问题。我们认为，国家剥离不良债权的战略目的在于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和最大限度保障国有商业银行的安全，因此，《纪要》明确规定，债务人或受让人起诉国有商业银行的案件在原则上不予受理。但是，有原则就有例外。在特殊情况下，不宜将权利人寻求司法救济的渠道一概封闭。

《纪要》规定了国有商业银行在获得不当得利时可以被起诉的两种例外情形：其一，不良债权已经剥离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又被转让给受让人后，国有企业债务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良债权已经转让而仍向原国有银行清偿的，国有企业债务人在对受让人清偿后可以向原国有银行提起返还不当得利之诉。其二，国有企业债务人不知道不良债权已经转让而向原国有银行清偿并以此对抗受让人追索之诉的，受让人可以向国有银行提起返还不当得利之诉。

在案件受理的问题上，我们还特别强调两点：首先是关于申请再审是否受理的问题。在《纪要》发布前已经终审或者根据《纪要》作出终审的，人民法院对申请再审应作出不予支持的裁判。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纪要》。

其次，是关于破产债权核销后追偿问题，这也是司法政策制定过程中相关主管部门之间争议最大的问题。《纪要》对此区分两种情形处理：其一，对于国有企业债务人已经实施国家政策性关闭破产或者被列入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总体规划并拟实施关闭破产的，因相关部委就此政策精神达成共识即同意有限地放弃权利，故债权人向债务人追索债权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其二，在上述情形中，债权人向担保人追偿债权的，因相关部委没有达成共识，故《纪要》对此不作规定，应继续按照国务院国办发[2006]年3号等文件精神办理。

赋予地方政府优先购买权

记者：实践中有人主张，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向社会转让不良资产时，应赋予债务人优先购买权，认为这样既可以挽救企业濒于破产，促进社会稳定，又可以有效防止恶意串通侵吞国有资产，有利于案件执行。而《纪要》却只是赋予了地方政府、地方国资部门等优先购买权，债务人则并不享有这种权利，为何如此规定？

负责人：为最大程度地减少国有资产流失，实现私权处分与公共利益、金融债权与职工债权、市场竞争与国家干预、历史问题与现行法则等诸多价值的权衡目的，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达成一个重要共识：赋予相关地方人民政府或者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或者持有国有企业债务人国有资本的集团公司对不良债权的优先购买权。《纪要》对此亦作出明确规定。由于绝大多数不良债权目前均已处置完毕，因此《纪要》关于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内容主要是适用于某些转让行为被认定无效后再行处置的情形，以及将来国家允许适用《纪要》规则的其他金融机构处置和清收不良债权的情形。

实践中就债务人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债权时能否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存在较大分歧。我们认为，尽管国有商业银行已经或即将上市，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这些国有商业银行仍然不断产生不良资产。如果赋予债务人优先购买权，就可能为潜在的债务人提供一个逃债机会，即债务人从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之后久拖不还，直至将贷款拖成不良债权，进而在不良债权处置时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

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事由的审查和认定

记者：法院在具体案件的审判当中，对于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是如何审查的？在哪些情况下，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会被认定为无效？

负责人：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的共识，人民法院在审理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诉讼中的审查重点有三：其一，不良债权的可转让性。即被转让的不良债权是否属于国家禁止或限制转让的债权。其二，受让人的适格性。即受让人是否属于国家政策规定不准介入购买的组织或个人。其三，转让程序的公正性和合法性。即转让过程中评估、公告、批准、登记、备案、拍卖等诸环节是否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竞争、择优”原则。

首先，基于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债权转让无效。财政部财金[2005]74号《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全国企业政策性破产计划的国有企业债权、国防军工等涉及国家安全信息的债权、以及其他限制转让的债权，不得对外公开转让。”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发改外资[2007]254号《关于规范境内金融机构对外转让不良债权备案管理的通知》第五条亦规定：“对外转让不良债权中不得含有我国各级政府及其所属行政部门作为债务人或提供担保的债权。”

审判实务中，对于转让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权合同是否无效存在较大争议。我们认为，国有商业银行剥离或转让的不良债权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政策和法律背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的不良债权绝大多数是国有商业银行早期甚至是计划经济时期发生的贷款而经过多次展期仍未能收回的逾期、呆账、滞账类贷款。很多贷款是应为当时的政策原因形成，国家机关作为担保人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国家实施不良债权剥离政策的目的不仅要使金融机构顺利转轨，而且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通过国家财政补贴等方式使各方受惠。国家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回收率要求不高，也是为了让利于地方，其中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更是直接的受益者。国家以财政补贴方式解决银行呆坏账，意味着国家财政负担了银行不良债权损失，而国家机关完全依靠财政资金运转。

如果说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向国家机关追索债权或者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资产实际上并未流出国有资产管理范围，那么若允许社会投资者也可以向国家机关行使追索权，无疑等于国家以公共财政资金在补贴社会投资者，这并不符合金融不良资产剥离政策的本意。所以，对于转让债务人或者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权转让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无效。

其次，关于向“三资”企业和境外机构转让不良债权的效力认定问题。在审判实务中，对于此类债权转让合同以及相关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存在较大的争议。我们认为，关于此类债权转让和相关担保效力问题，国家政策和相关司法解释已有比较明确的规定。根据前述发改外资[2007]254号《关于规范境内金融机构对外转让不良债权备案管理的通知》、商务部商资字[2005]37号《关于加强外商投资处置不良资产审批管理的通知》等规定，对“三资”企业和境外机构转让金融不良债权，必须履行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报批、登记或者备案手续，而且相关部门必须出具具体的行政审批意见。

对于此类债权转让中通常存在原来的国内担保因不良债权对外转让而转化为对外担保的问题，根据上述国家政策规定以及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精神，《纪要》规定：“根据有关规定应当向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报批或者备案、登记手续而未办理，且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仍未能办理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最后，关于受让人资质的限制问题。《国家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第四项明确禁止国家公务员经商牟利；财政部财金[2005]74号《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亦明确禁止与金融不良债权有关联的人员购买不良债权。其目的均在于防止其利用职务或业务之便从事关联交易，侵吞国有资产，损害公平交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尽管实践中上述人员在个案中可能并未利用身份、地位和信息的优势获取不当利益，但国家法律和政策对身份的限制关涉社会公众对金融不良债权处置的感受与评价，关系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因此，从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四项之规定精神，有必要将受让人的主体资格欠缺作为单独的判断转让合同效力的依据。

为此，《纪要》规定：“受让人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关联人或者关联人等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的，或者受让人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应当认定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

国有企业债务人可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之诉

记者：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是贯穿《纪要》始终的主旨，《纪要》明确了国有企业债务人可以以损害国有资产等为由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之诉，对于国有资产的保护又是一个有力举措。但是对于国有企业享有这一诉权的合理性基础，是如何考虑的呢？

负责人：国有企业债务人能否对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提起无效之诉，是司法政策文件制定过程中争议较大的问题。《纪要》明确了国有企业债务人以损害国有资产等为由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权，理由有三：

其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导言中明确规定：“为了规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活动，依法处理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促进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制定本条例。”分析该导言，可以发现其蕴含着调整国有企业债务人利益的目的，因此国有企业债务人对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便具有可诉之利益。根据民事诉讼法学关于“诉之利益”的法理，不良债权转让直接关涉了国有企业债务人的根本利益，故而有必要肯定国有企业债务人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主体资格。

其二，由于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国有资产是经过国有资产监督机构授权的，因此国有企业便具备了企业法人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代理人的双重身份。在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未就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主张无效的场合，国有企业债务人可以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代理人的身份提起合同无效之诉。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理论为此提供了理论基础。

其三，最大限度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可谓《纪要》的重要目的之一。如果不赋予国有企业债务人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之诉权，人民法院将难以启动对债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审查，从而导致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规则目的之落空。

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后分“单笔”和“打包”两种情形处理

记者：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既涉及国家利益，即国有资产的保护，又涉及私权处分，这种两面性是否会造成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后的善后工作的复杂性？其已经分配的利益关系应如何处理，才能做到既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又体现一定的意思自治原则？

负责人：在审判实务中，如果不良债权转让合同被认定无效，其处理问题比较复杂。《纪要》将其区分为两种情形：其一，单笔转让合同无效的处理；其二，打包转让合同无效的处理。

单笔转让合同无效的处理相对简单。单笔转让合同被认定无效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原则处理。其中，受让人要求转让人赔偿损失的，根据民商审判实践长期以来遵循的无效合同处理规则，该赔偿损失数额应以受让人实际支付的价金之利息损失为限。

而打包转让合同无效的处理则要复杂得多。实践中常见情形是，整体“资产包”中仅有单笔或者数笔债权属于无效情形。对于该情形如何处理，审判实践争议颇大。我们认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以整体“资产包”方式转让不良债权时，难以预见其中哪一笔债权可以完全收回；同时，“资产包”中有时仅一笔即可让受让人收回成本并盈利。因此，若欲根据现有法律规则和民法学理梳理出一套准确判定无效部分与有效部分的界限标准并使其具备可操作性，相当困难。

鉴于交易的关键要素是盈亏情况，而最了解交易内部情况以及盈亏状况的人无疑是受让人，因此，《纪要》在权衡尊重私权处分和保护国家公益的基础上，采取一种尊重现实的处理办法，即在保持人民法院公权认定合同效力的基础上，赋予受让人以合同效力的选择权，即受让人可以根据其实际或可能盈亏情况在一定范围内选择是否接受合同全部或者部分无效的后果。

具体而言，如果受让人选择合同全部无效，通常意味着其已经发生亏损或者将来盈利远景不佳，此种场合认定合同无效，既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精神，也与受让人的请求相契合。

如果受让人主张已履行或已清结部分有效，则意味着受让人可能通过已履行或清结部分回收了其全部成本并实现盈利或预期盈利，此种场合认定该部分有效，其他部分无效，符合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精神。应当注意到，在尊重受让人私权处置及其利益的同时，也要维护公权的评价地位，兼顾作为转让人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权益，因此，在受让人在选择部分有效即其已盈利的情形下，必须接受放弃其他无效部分的对价，如此基本实现了私权处分与公权评价、受让人利益与转让人利益之间的平衡。

《纪要》中关于“受让人请求认定已履行或已清结部分有效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尚未履行或尚未清结部分无效，并判令受让人将尚未履行部分或尚未清结部分返还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再向受让人返还相应价金”的规定，即是此种权衡之体现。

如果已经履行部分或者已清洁部分属于《纪要》规定无效事由中(一)、(二)、(八)、(九)、(十)等依法应当认定绝对无效情形的，受让人不能主张选择该部分有效，而只能选择无此情形的其他部分有效，否则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整体“资产包”全部无效。

由于《纪要》所谓债务人系指国有企业债务人，因此《纪要》原则上不适用于债务人或担保人为非国有企业的此类纠纷。但如果整体“资产包”存在单笔或数笔不良债权的债务人为非国有企业的情形，无论符合无效事由的不良债权之债务人为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因难以将其实际剥离和单独处理，故亦应按照上述规则处理。

不良债权 篇2

一、村级不良债务的基本情况

鹤岗市绥东镇有15个行政村, 33个自然屯, 0.4万农户, 1.5万农业人口, 耕地面积17.2万亩。从全镇清理情况看, 村级的债务总额明显高于债权总额, 表现出明显的负债趋势。据统计, 全镇村级债权总额为485.6万元, 债务总额为1477.2万元, 债务额高于债权额204.2.%, 村级负债形势比较严峻。负债情况表现为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负债面广。全镇除绥东、永兴、陈大、六里、大兴5个村没有债务外, 其余10个村都有债务, 且均高于债权额。

二是债务额大。全镇债务总额为1477.2万元, 村平均98.48万元。再加上每村32.4万元的债权清理工作, 可以看出, 全镇面临较大的清理任务。

三是债权、债务的结构复杂。从债权结构看, 占比重较大的是农户欠款、其他应收未收款, 分别占到债权总额的57.7%、21.6%。从债务结构看, 债务主要来源于金融部门、外部个人借款, 分别占债务总额的17.1%、68.6%;债务的主要用途是公益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 分别占债务总额的38%和20.8%。

四是逾期严重。从全镇看, 逾期债务总额达1258.5万元, 占债务总额的85.2%。其中, 逾期在一年以下的债务为210.3万元, 占逾期总额的16.7%;逾期在1～3年的债务额为584.6万元, 占逾期总额的46.5%;逾期在3年以上的债务额为463.6万元, 占逾期总额的36.8%。

二、形成债务的原因分析

经过清理, 我们发现, 形成村级大量不良债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1. 公益事业超前发展是形成村级债务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 一些乡村干部为了树政绩, 当典型, 在兴办公益事业上, 不能实事求是地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 而是标准订得高, 步子迈得大, 既要村村通水泥路, 又要高标准建学校, 既要改造农电, 又要安装有线, 事事都要办, 没有资金, 只好大量举债。从全镇看, 村级公益事业负债已达561.3万元。

2. 历史性拖欠也是导致负债居高不下的一个主要原因。

主要表现在: (1) 在责任制初期, 随着承包责任制的不断落实, 集体债务也随之下放到农户。部分农户因各种原因拖欠不还, 使得已下放的债务仍挂在集体名下。 (2) 集体经济组织在债权的清收上, 力度小, 措施不力, 导致了大量的集体债权收不上来, 想办事只好举债, 从而形成了大量的债务。 (3) 由于历史债务长期不还, 形成了大量的利息支出, 造成了不断增加新的债务。就全镇看, 各种借 (贷) 款利息形成的债务累计已达801.7万元, 并且不断增加, 成为债务增加的一个重要部分。

3. 各职能部门的摊派和各种达标活动加大了村级财务的开支, 导致了负债的增加。

像报刊、杂志每年都得订, 各职能部门都向下压任务, 而且数额较大。为了完成任务, 村里没钱, 只好向金融部门和个人举债, 导致了债务的进一步加重。另外, 还有名目繁多的检查和各种达标活动, 也都加大了乡村债务。

三、彻底清理村级不良债务的措施

1. 统一思想认识, 切实加强领导。

从以上分析情况看, 村级债务涉及面广, 数额较大, 且形成的原因复杂。因此, 彻底清理村级不良债务工作, 任务艰巨, 责任重大, 单靠某一部门是不行的。所以, 各级党委、政府要广泛宣传, 组织实施好本辖区范围内的清理工作。

2. 采取有效措施, 妥善处理好债权债务。

妥善处理好债权债务的核心是清收债权, 归还债务。各村要结合实际, 针对具体问题, 制定切实有效的清收办法, 积极主动地搞好清收工作。对于农户的历史欠款, 目前确实没有偿还能力的, 可采取“欠转贷”的方式解决;对于有偿还能力的单位、国家干部或农户, 要运用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进行清收。

3. 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 防止新的不良债务的发生。

明确规定:乡村兴办公益事业, 必须遵循量入为出的原则, 坚持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杜绝举债办事。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干部任期和离任审计制度, 要对村级领导干部整个任期内的债务、债权进行审计, 对造成不良债务数额较大的干部, 要追究领导责任。

4. 增收节支。

日本不良债权激增 篇3

日本的不良债权问题早已成为影响日本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日本政府一直在花大力气解决这个问题，并一直把加快处理不良债权作为经济对策的主要内容，但是，实际进展却不尽如人意，不良债权仍然是有增无减。据日本大银行2002年的结算结果显示，七大银行集团共13家大银行的不良债权额为26.78万亿日元，比上一年度增加了48.5%。而各大银行为处理不良贷款已承担了近8万亿日元的损失。

由于银行处理不良债权的资金不足，大量不良债权的存在，降低了银行的抗风险能力，损害了银行的市场信誉，对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产生了不利影响。针对银行不良债权处理所面临的困难，日本政府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去年9月18日，日本银行公布了使人震惊的决定——购买日本十几家大银行持有的股票。9月30日小泉首相改组内阁，并宣布努力克服通货紧缩，于2004年底将不良债权处理完毕。但是，由于注入资本金时涉及到银行更换经营领导层，以及银行国有化等敏感问题，自民党以担心金融动荡“死灰复燃”为由表示反对，日本政府内部也表示出不满。近期出台的反通货紧缩综合对策和金融再生工程表，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规模上，均不具备应有的力度。

由于受全球经济恢复放缓和出口增速减慢的影响，再加上金融改革增添的不确定性，日本股市波动下行，连创泡沫经济后的新低。

从景气循环要素来看，由于美国经济回升速度的放缓，日本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加上日本政府有关景气对策不对路等方面的原因，人们开始担心，景气复苏将以短命而告结束并带来巨大的风险。

从结构要素来看，股市的急剧下滑，是市场对于不良债权处理和结构改革过于迟缓所发出的警告。不良债权处理过于迟缓的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市场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不良债权问题作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最大问题，在通货紧缩的状态下不会取得太大的进展。此外，相继曝光的日本大型上市企业造假丑闻等，使上市公司的诚信问题受到了质疑，致使众多的投资者纷纷离开股市。

由于日本银行可以买卖股票进行投资，所以，股市的波动将对日本银行业产生较大影响。股市下跌有可能导致银行投资受损，削弱银行的贷款能力。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日经平均股价每跌1000日元，日本七大银行集团亏损将增加2.3万亿日元。东证指数在900点时，日本七大银行集团自有资本比率平均为8.97%，而东证指数每下跌50点，七大银行集团自有资本比率平均下降0.5%，如果该指数跌至800点的话，那么，七大银行集团自有资本比率肯定要低于国际清算银行8%的要求。

如果日本银行所持有的股票账面价格缩水50%以上，缩水幅度的60%要靠自有资本来填补，所以，银行的自有资本比率如果持续减少的话，银行将会陷入回收贷款和停止贷款的困境，并导致中小企业的相继破产。困难重重的日本金融业，现在已经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如果股市继续暴跌，必将对整个日本金融体系造成更为严重的冲击。

不良债权 篇4

http:// 2007-3-1 8:35:38 作者：单云娟 来源：东方法眼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由国务院决定设立的以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管理和处置因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为目的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从资产管理公司设立之日起，其目的和宗旨是确定的，就是防范金融风险、保全国有资产、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保持社会稳定。为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对资产公司的业务活动范围也有明确规定，其中资产管理公司以债权转让的方式处置资产是其实现资产处置的手段之一。由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将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授权财政部制定，该处置办法对不良资产处置程序、范围、条件、价格等缺乏严格而完善的规定，因转让式处置是资产管理公司经济高效的资产处置方式，在不良债权转让后所发生的诉讼案件中各方主体利益平衡机制受到冲击，此类案件因社会影响面广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同时在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的法律规范缺位，使此类案件的处理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

一、不良资产处置领域法律规范不足，削弱国有资产的保全力度。

资产处置是指通过综合运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一切手段和方法，对资产进行的价值变现和价值提升的活动。资产处置的范围按资产形态可划分为：股权类资产、债权类资产和实物类资产；资产处置方式按资产变现分为终极处置和阶段性处置。终极处置主要包括破产清算、拍卖、招标、协议转让、折扣变现等方式，阶段性处置主要包括债转股、债务重组、诉讼及诉讼保全、以资抵债、资产置换、企业重组、实物资产再投资完善、实物资产出租、实物资产投资等方式。资产管理公司受其处置时限短、不良资产额巨大、处置效率要求等因素的限制，最终选择以债权转让这种成本低、收效快的方式处置资产，以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为例，长城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方式，2000年主要是收本收息，2001年以收本收息、物权处置为主。2002年则出现了重大变化，在1-9月处置的232.75亿元的资产中，以债权转让方式处置的资产占总处置额的46%，债权重组占19%，诉讼追偿占16%，破产清偿占17%。到了2006年，资产管理公司以打包转让债权方式处置资产引起的争议越来越多，有将资产组包后被国外投资者收购后转手高价卖给国内投资者坐享暴利，有投资者低价受让不良资产后向债务人全额追索债务，致债务企业难以为继的，也有资产管理公司转让程序不公开，被债务人集体要求确认转让无效的，种种争议的产生，既表明了不良资产债权转让方式在不良资产处置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金融不良债权转让行为缺乏完整统一的法律规制，该业务隐藏着大量的法律问题。

在1999的亚洲金融危机及中国即将加入WTO的大背景下，为了使国有银行能够向商业银行平稳过渡，防范金融风险、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国家通过组建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不良资产的方式降低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关于组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9]66号）第四条的规定，分别从四家国有银行进行不良贷款的剥离的工作，范围是“按当前贷款分类办法剥离逾期、呆滞、呆帐贷款，其中待核销呆帐以及1996年以来新发放并逾期的贷款不属于此次剥离范围。剥离不良资产的具体办法，由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确定，相应的银行组织实施”根据国务院和人民银行有关文件规定，这次不良贷款剥离时点的掌握是国有商业银行1995年底逾期一年以上的不良贷款，1996年以来的新发放并逾期的贷款不属此次剥离范围。自此，不良资产这一概念随着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而逐渐为人们知悉。但是不良贷款被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后应如何运作，如何经营的问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将这一涉及不良资产运作体制的重大问题授权给财政部制定具体办法，2000年财政部以（财金[2000]122号）文印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并于2004年4月予以修订。由于资产公司以债权转让方式处置资产在资产处置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暴露出的问题较多，财政部在2005年连续出台措施以建立不良资产的有序规范转让，2005年2月出台《财政部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债权资产打包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05］47号），同年5月，财政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印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管理办法》，同年7月，财政部发出《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财政部以通知的方式对不良资产转让中受让主体的限制、转让资产范围的限制、转让程序等作了简要规定。

普通的债权转让法律关系的调整，我国合同法进行了规范，规定了债权转让中转让人的通知义务，至于转让目的、转让是否支付对价法律在所不问。不良资产债权的转让是否是权利贸易的“自由市场”呢？由于我国的不良资产市场的建立与运转，在其诞生之初就已注定担负着“保全国有资产、促进国企改革”的历史使命，资产处置方式、资产回收率与国企改革的稳定息息相关，还涉及国防、军工等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应当制定法律对这一领域进行规范。当前，法院在审理此类纠纷时，如果仅以财政部的通知为依据审查并确认不良资产转让合同的效力，与合同法的规定不符，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无效。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可以作为审查合同效力的依据，但该条例规定过于原则，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执行，而财政部的通知属于部委规章，效力位阶较低，法院不能直接作为依据适用。法律规范的缺位是造成不良资产处置市场混乱的主要原因，建议尽快完善法律或行政法规，规范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处置行为，避免、减少国有资产的不当流失。

二、资产管理公司打包转让不良债权的合同效力审查。

打包转让债权是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一种方式，即将接收的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经过对资产的担保、抵押和信用贷款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搭配，形成“资产包”，然后将这些资产包以低于该类资产账面价值的价格整体卖给投资竞标者。投资竞标者有国内外投资者，可以是企业或个人。中标者在购得资产包后，通过转让或直接实现债权，资金的回收率远远高于其收购成本，如2005年银建国际实业公司以5．466亿元人民币的价格买下了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账面值为364．4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资产包，同时以2．733亿元的价格将该资产包的50％售予了花旗集团。而发生在安徽芜湖的打包资产转让合同因被债务人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倍受关注，一家注册时间只有5天、注册资金只有50万元的公司，以550万元的价格，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合肥办事处，买下安徽省芜湖县17家国有和集体企业8748万元的不良资产债权。该合同被当地法院以转让程序不合法为由确认无效。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对打包转让合同的效力应如何进行效力审查，这是当前法院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审查。

一是对合同主体进行审查。对于合同转让方，当前不良资产市场由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垄断，一般转让主体是四家资产管理公司。而受让人资格应当受到限制，财政部财金（2005）74号通知规定：下列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不良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因国家公务员、政法干警不得经商牟利，其为营利目的订立的合同是无效合同。禁止与不良资产有关联的人员购买不良资产是防止其利用业务便利从事关联交易，侵吞国有资产，损害交易的公平公正性，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如果不得购买不良资产的人员假借他人的名义与资产管理公司签订不良债权转让合同，因受让人不具有受让不良债权的真实意思，合同因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而无效，但由于借用人具有不得参加合同的禁止原因，合同的权利义务不能由其承受，而因合同无效所产生的后果应由其承担。在确定受让主体的资格时，该通知的规定可以参照执行，但是，该条用列举的方法列出限制受让的主体，所列出的主体是否涵盖了该条所欲表达的范围及其严谨性值得关注，首先，国家公务员与政法干警之间，政法干警一词所指向的人员类型是不明确的，不能从行政法角度界定政法干警的人员身份。而一般意义上的政法干警中如法官、检察官也是国家公务员，二者存在重复规定。再者，通知规定原债务企业管理层不得购买不良资产，“原债务企业管理层”是个人还是其他组织？是仅指购买时系原债务企业管理层人员，如果在不良资产债权形成时系原债务企业管理层，在购买时已离开管理层了是否属禁止之列？从通知本意及其为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的目的上讲，该管理层似应指在购买时仍系债务企业管理层人员，只有掌握债务企业管理权的人员才有可能知悉债务企业的经营状况并有能力控制债务企业，通过控制权的行使，转移企业资产以实现其从资产管理公司购买的不良债权，使其受让的不良债权在实现过程中沾上关联交易的嫌疑，使原债务企业资产受到侵害成为可能。

不良资产债权“秘密”转让法律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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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资产包的评估程序进行审查。资产管理公司从银行剥离的不良债权主要是逾期、呆滞、呆帐类贷款，按照一定标准将资产组包后，对资产包进行评估，《金融不良资产评估指导意见（试行）》实施后，评估机构为资产管理公司出具评估报告有了统一标准，但是处置不良资产的核心是定价，不良资产不是标准品，没有一个统一的办法，必须逐一评估，在评估过程中，由于对债务人的资产低估、漏估造成评估报告不真实。形成低估、漏估的原因很多，有对债务人资产状况没有全面掌握，有债务人企业形态发生变化难以调查的，这些均属于难以预见、难以避免的客观情况，只要资产公司或评估机构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仍然不能了解债务人资产真实状况的，属于不良资产经营过程中的风险，只能由资产公司承担，而不能据此认定合同无效。如果发现在评估过程中存在资产管理公司和评估机构、评估机构和债务人、资产管理公司和债务人以及三方之间故意勾结、共同串通低估、漏估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损害了国家利益的，该转让合同应认定无效。对于未采用评估方式进行定价的，应由转让方出具原因说明及替代定价方法的科学性和所在地专员办的意见。以认定转让价格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三是对拟转让资产公告程序合规性审查。为有利于社会公众的监督，增加不良资产处置的透明度，要求资产管理公司对拟处置的资产进行公告，让公众知悉并决定是否参与竞价购买，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加入不良资产市场，提高不良资产的回收变现率。根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管理办法》的规定，对资产处置公告的合规性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审查：

1、公告的载体是否合规，公告的媒体级别要求与拟处置资产的规模相适应，发布公告的媒体是否已经在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和各地银监局备案。

2、审查公告的时限是否合规。其中打包转让的资产处置项目，应在资产处置审核机构审核至少22个工作日前刊登公告。以保障公众在知悉后有充分的时间了解资产信息。

3、公告信息与资产处置内容是否一致。也就是说，打包转让的资产是否已经全面真实地进行了公告，对于实际转让的资产包与转让前公告的资产包出现“掉包”或“加塞”的，构成公告信息的不真实、不准确，所转让的不良资产没有经过合规的公告程序，应当是无效的。

四是对资产包的资产内容进行审查，是否存在禁止对外公开转让的资产。财政部财金（2005）74号通知规定了下列债权不得对外公开转让：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全国企业政策性减半破产计划的国有企业债权、国防军工等涉及国家安全和第三信息的债权以及其他限制转让的债权。实践中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及国家公共政策的债权，被列入禁止转让项目，否则认定转让合同无效的情形没有争议。但对于转让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权的合同是否导致合同无效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法律明确规定国家机关不得借款或进行担保，其参与民事活动有明显的过错，应依照相关的法律承担责任，即使经转让相关企业或个人成为成为国家机关的债权人，双方也是正常民事活动中的正常债权债务关系，并不会因债权人主张权利而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认为此类债权被转让不应轻易认定无效。笔者认为此观点只看到了债权关系主体的简单变化，没有考虑这种变化后受让人对债权实现的期望值及对债务人利益的漠视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资产管理公司从金融机构剥离的金融债权，虽以债权的形式表现出来，以现代民法、合同法观念来考量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可以认为合同关系的双方是平等的借贷法律关系，债务人应当清偿，债权人有权要求其清偿。但是，这些不良债权的产生有其政策、法律背景，资产管理公司受让的不良债权，应是1996年之前金融机构已经形成的逾期、呆帐、呆滞类贷款，而贷款发生的时间会更早，有的在此前已经过多次展期仍未能收回的陈旧贷款。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很多货款是由于当时的政策原因而形成的，并非债务人与金融机构平等协商的结果。由于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很多债务人无力还贷，形成了呆帐贷款。国家以不良债权剥离的方式由资产管理公司受让不良资产，既使金融机构顺利转轨，同时也是支持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使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减轻原债务负担，顺利实现企业改制。国家的不良资产剥离制度是通过国家财政贴补的方式使金融、地方政府、企业双受惠的结果。国家对资产管理公司的低回收率要求就是让利于地方的表现，其中债务人或担保人是国家机关的，更应当是直接的受惠者。将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债务视为普通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对不良资产的特殊性理解不够造成的。正因为不良资产所负担的历史责任，资产管理公司才负有“保全国有资产、促进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历史使命。普通债权与其有本质的区别。

三、资产管理公司与受让人“秘密”转让不良资产行为产生的后果分析。

根据财政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管理办法》的规定，资产管理公司对已形成资产处置方案的项目，在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审核机构审核前，应当进行公告，并且对公告的时限作了规定。对采取打包转让的资产处置项目，应在资产处置审核机构审核前至少22个工作日前刊登公告。这是对不良资产转让前的公告要求。对资产管理公司债权转让后向债务人通知时间、方式问题，管理办法没有作出规定。在实践中给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留下很大的空间。有的受让方从资产公司受让债权并取得债权凭证后，受让方为了达到少交诉讼费等目的，仍以转让方资产管理公司的名义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包括提起诉讼、申请强制执行。资产公司为该受让方出具了诉讼所需的身份证明等手续，使受让方以资产公司的名义在法院享受了诉讼费、申请执行费减免等待遇。发生纠纷后，受让方认为双方债权转让合同在通知债务人之前仍应以转让人身份主张权利。

（一）不良债权转让后，受让人是否有权以资产管理公司名义主张债权。

受让人依据债权转让合同，取得了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债权，成为该不良债权的实际权利人。自债权转让之日起，资产管理公司丧失了对该转让的不良债权的所有权利，当然也包括向债务人追索的权利。转让人在转让权利后有义务及时通知债务人转让事实，便于受让人向债务人行使权利、债务人向受让人清偿债务。如果资产管理公司与受让人之间达成合意，在债权转让后不通知债务人，使受让人以资产管理公司的名义在实现债权时享受国家赋予资产管理公司的税收、诉讼费减免、公告催收等各项优惠，我们认为转让方与受让方的行为构成恶意串通，该串通行为因损害国家利益应当确认无效。资产公司条例中规定资产管理公司免交在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和承接、处置因收购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业务活动中的税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形式规定资产管理公司起诉及申请执行、财产保全的案件中减半收取诉讼费用、申请财产保全时不需要提供担保等，均是由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享受的优惠，而不良债权的转让是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方式之一，通过转让收回处置对价，而转让后的债权是否催收、催收方式、何时催收已与资产管理公司无涉，受让人在催收、实现不良债权过程中，虽然实现的是不良债权，由于该不良债权已脱离了资产管理公司转变为由普通债权人即受让人享有的债权，普通债权人无权享受国家相关优惠政策。资产管理公司明知不良债权已转让，转让后的不良债权实现与否、实现程度已与资产管理公司无关，却准许受让人仍以其名义享受国家特殊优惠待遇，导致国家税源流失、诉讼费损失，损害了国家利益，因此受让人以资产管理公司的名义实现不属于资产公司的权利的行为是无效的。

不良资产债权“秘密”转让法律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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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对该条内容应理解为，对债务人未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情形下享有拒绝对受让人履行的抗辩权。债权人处分债权属于私法领域的问题，一般不会触及第三人、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法的态度是以任意性规范引导合同主体行使合同转让权，但是在债权转让过程中，如果行为人故意规避法律、故意不履行义务致使国家利益受损的，行为人不得以其未履行通知义务、债务人无异议权为由寻求法律的保护，对于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人民法院应当主动干预，主动审查，避免国家利益进一步受损。

（二）不良债权转让后，受让人公告催收行为是否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不良金融资产收购、管理和处置的实际情况，先后发布了四个司法解释，为不良资产的处置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法律依据。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在对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关于如何适用十二条司法解释问题请示的答复（法函[2002]3号）中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有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通知或公告所构成的诉讼时效中断，可以溯及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原债权银行的债权之日”。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行为可以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民法通则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债权人向债务人提出要求的方式可以是直接主张、邮寄主张权利的通知，或双方达成新的合意等，公告催收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是最高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赋予资产管理公司的权利，因资产管理公司从债权银行剥离的不良债权户多量大，且债务人或担保人多因改制、重组等原因发生变更，不能一一通知和催收，规定资产管理公司发布有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公告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当资产管理公司将不良债权转让给普通债权人后，普通债权人则无权以公告的方式向债务人催收并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因为普通债权人受让不良债权时，已对该不良债权是否能够回收、回收的比例作了先期调查了解，对不良债权的实现风险已经有所预知，其在决定受让前对自己是否有能力主张这些权利也应当作了预算，受让人只有在有财力购买债权、有能力实现债权、有资信承受风险时才受让不良债权。因此，普通债权人在受让不良债权后无权以公告的方式向债务人或担保人催收以达到诉讼时效中断的目的。资产管理公司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转让债权，受让人在诉讼时效届满前向法院提起对债务的诉讼或向债务人发出债务履行通知的行为才能产生时效中断，即使转让人和受让人在时效届满前联合发出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也只能产生资产管理公司公告债权转让的效力。因资产管理公司已将债权转让，无权再向债务人催收，催收权人只能是受让人，由于受让人无权以公告的方式行使催收权，受让人公告催收的行为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当受让人在原资产公司催收公告时效中断结束后再提起诉讼或主张权利，债务人、担保人有权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

（三）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债权后继续提起诉讼的行为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

民法通则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而中断，提起诉讼的行为应当由权利人提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只有与争议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才能提起诉讼，从而发生时效中断的效果。资产管理公司将不良债权转让后，通过交付不良债权的权利凭证，并移转不良债权的请求权和权利实现的结果，获取要求受让人交付对价的请求权，一般是双方确定的交易价格。这一系列行为表明资产管理公司对所转让的债权已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了，自债权凭证交付时起无权向债务人提出履行要求了，更无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债务人向其履行债务，否则构成对受让人和债务人的欺诈。如果受让人和转让人串通，受让人以转让人的名义提起诉讼，而实现的权利归属于受让人，则构成对债务人和国家的欺诈。资产管理公司作为转让人起诉主张的并不是归其所有的权利，所提起的诉讼行为是无效行为、不能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将被法院裁定驳回起诉。这种不被支持的无效起诉行为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

不良债权 篇5

作者：广东高院宣传处供稿

为化解国有银行多年来形成的巨额不良资产，防范金融风险，自1999年起国家设立了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达、华融、东方、长城)，主要任务是从国有商业银行收购不良资产进行处臵。数据表明，2002年以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资产处臵的方式主要是资产重组、委托代理处臵、法律诉讼等。2002年以后，管理公司开始通过转让(出售)方式对不良债权进行打包批量处臵。在处臵过程中，资产管理公司最主要的处臵手段就是二次转让，即以打包出售、拍卖、招标等市场方式来实现，不良债权经资产管理公司整体打包、公开拍卖、协议转让等等多种形式流向其他企业或者个人。受让债权的企业或者个人多以诉讼形式追讨债权，引发了大量与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相关的案件。现将我省法院的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的基本情况。

以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臵不良资产的形式处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是国家根据经济和金融形式作出的重大决策，对迅速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法院受理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的案件，有的是金融不良债权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后，由资产管理公司直接起诉追讨债权，但更多的形式则表现为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后又经资产管理公司转让给其他企业、个人，甚至又经受让的企业、个人多次再转让给其他企业、个人。在我省，从1999年底起陆续开始出现有资产管理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和申请执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鉴于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的这一特点以及时间的关系，我们仅对省法院2007年1-12月期间审理的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处臵不良资产的案件进行了统计，其基本情况为：

（一）涉及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案件共24宗。其中一审案件2宗，二审案件22宗。涉案转让债权金额共计人民币12.12亿元、美元2170万美元和港币1290万元。

（二）转让资产的金融管理公司包括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和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其中转让方为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案件7宗，涉及转让债权金额为人民币1.94亿元和港币1290万元；转让方为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案件5宗，涉及转让债权金额为人民币9798.33万元；转让方为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的案件5宗，涉及转让债权金额为人民币1916.7万元和美元2170万元；转让方为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案件分别为7宗，涉及转让债权金额为人民币9.0107亿元。

（三）债权受让人主要是各种不良资产收购公司，并以各类咨询公司、咨询事务所为主。如第一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九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瑞华投资有限公司、广东融通投资有限公司、惠州市保华投资有限公司等等；这些不良资产收购公司日常业务往往仅限于通过受让及处臵不良金融债权获取差价利润，针对性极强。债权受让人中也有的是自然人，如我院受理的（2007）粤法民二终字第108号案中，受让人是蔡义，从长城公司受让金额为100万元的债权。也有自然人和公司单位共同受让长城公司债权的情况。此外，也不乏资产管理公司将债权转让给境外公司的情况。

二、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的体会和经验。

在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中，我们的经验体会是：

(一)强化国有金融债权的司法保护。四大商业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属于国有资产，在审理由资产管理公司提起的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时，坚持保护国有金融债权的价值取向。比如从宽掌握诉讼时效起算、中断等问题，不轻易认定国有金融债权超过诉讼时效。同时，通过正确处理企业改制过程中的金融债务承担问题，坚持债务随财产转移的原则，不轻易免除相关当事人的债务，达到保护国有金融债权的目的。在审理非列入国家破产兼并计划 1 的企业破产案件时，不套用国务院关于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国有工业企业破产的优惠政策，在破产清算中注意保护金融债权的抵押权。在程序方面，我们也为资产管理公司的诉讼提供便利。如对于资产管理公司申请法院进行诉讼保全时，可以接受金融机构提供信用担保。减、免、缓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债权人的案件诉讼费用，减轻资产管理公司追收金融债权的成本。

(二)强化合同自由理念与贯彻国家金融政策的协调适用。在资产管理公司将金融不良债权进行转让引发的诉讼中，对于债权转让属于转让、受让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债权转让行为，一般予以认可。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采取打包转让信贷债权等市场化方式处臵不良资产的行为，不以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尚无相应的规定认定无效。在强化合同自由理念的同时，严格贯彻国家金融政策，对于有损于国家利益的债权转让行为，依法判决无效。此外，对于银行自行开办企业对外形成的债务，严格按照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国有商业银行剥离其自办公司的债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对要求银行承担相关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般是发回重审，要求原审法院予以调解结案，该类案件目前约有五六宗。

(三)确保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为积极配合中央关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统一部署，同时也为了全省法院依法审理和执行这类案件，明确和统一审理、执行中的法律问题，我省法院早在2000年9月就在全国率先制定和下发了《关于依法审理和执行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办事处为债权人的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粤高法[2004]114号文)，就资产管理公司起诉主张债权的案件中资产管理公司办事处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财产保全的担保问题、利息计算问题、诉讼费的缴纳问题以及执行终结问题都进行了明确规定，积极有力地支持了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诉讼手段追收对外债权。其中关于资产管理公司在申请财产保全时可以提供信用担保、资产管理公司可以以在新闻媒体上公告形式履行通知义务、对债务人逾期归还借款计付利息、对资产管理公司诉讼费进行缓、减交的做法被最高法院在2001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臵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所吸收和采纳，为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出台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支持。

三、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和困惑。

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的案件，几乎涉及不良金融资产打包转让和诉讼的各个环节。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涉及处臵不良金融资产案件的司法解释，为法院受理、审理、执行此类案件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但由于不良金融资产转让案件涉及面广，政策性较强，社会影响大，法律规定又相对滞后，因而从法院的审判工作中存在许多问题和困惑需要研究解决。

实体部分：

(一)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债权后再转让债权的效力问题。

司法实践中，对于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债权后再转让债权的效力，在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几种情形时，一般是予以认可的。但是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转让债权时有诸多的限制，这些规范性文件在法律层级上并不属于法律和行政法规，不宜作为认定转让无效的直接法律依据，但出现上述规范性文件中禁止性规定的情形时，哪些因素应作为认定债权转让效力的参考因素在实践中有争议，值得研究。

1、受让人受让资格。财政部于2005年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2005]74号通知)第三条规定，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臵工作的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不良资产。由于上述规范性文件并 2 非法律和行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从保护国有资产流失角度考虑，是否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形式确定上述人员作为受让人受让债权的效力需要明确。

2、银行将不良债权直接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之外的其他企业和个人是否有效。根据央行2001年下发的银办函(2001)648号《关于商业银行借款合同项下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将其债权转让给非金融机构”。实践中，有商业银行将不良债权直接转让给其他企业和个人的情况，能否依此判决转让行为无效。一般意见认为，商业银行在目前缺乏明确法律依据或未得到国家有权机关特殊政策许可的情况下，不宜将不良贷款债权以公开拍卖或其他方式直接转让给非金融机构或个人。但这是否足以构成转让无效？尤其是在这种转让为全价转让，并未损害国有商业银行利益的情况下，其效力是否应予认可的问题。

3、转让债权的种类。对转让债权种类的限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转让的债权属于[2005]74号通知第二条规定所禁止转让的债权，即：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全国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计划的国有企业债权；国防、军工等涉及国家安全和敏感信息的债权以及其他限制转让的债权。该规定禁止了涉及国家利益的特定不良债权对外公开转让。二是资产管理公司在债权转让协议中设臵了“禁止再转售条款”，但受让人再度转让该债权的。

[2005]74号通知第二条所列的第一种情形，即国家机关作为担保人或者债务人的，其债权转让效力应如何认定。我们认为：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国家机关不得借款或进行担保，其参与民事活动有明显的过错，理应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承担责任；同时，即使经转让相关企业或个人成为国家机关的债权人，双方也是民事活动中的正常债权债务关系，并不会因债权人主张权利而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所以，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权被转让的，不应轻易认定为无效。但在实践中国家机关作为债务人和担保人的债务转让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的可能，但认定起来不容易，是否因此应认定此类转让无效，把握不准。对于[2005]74号通知第二条第二种情形所列的特种企业的债权，出于保护国家公共利益的需要，倾向于认定债权转让无效，但不宜直接援引通知的规定，对于此类债权以及其他限制转让的债权，因涉及国家的公共政策及国家安全，可依照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或者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认定此类债权的转让无效。

在协议约定“禁止转售条款”的情形下，是否可以因此认定再转让协议无效？有的意见认为：“禁止转售条款”主要在于防止购买者炒作债权，对债权进行再度转让获取商业利润。现行法律法规对当事人间的这种约定亦未禁止，故该条款应是无效的，债权再转让应为有效，这种意见是否可行把握不准。还有观点认为，当前尚无法律法规禁止不良债权的转售，因此，对于禁止转售条款，其只为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条款，该条款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有法律效力，但其效力仅止于该约定的双方当事人。当第三方善意无过错地从受让人处受让该债权时，能否因此确认该合同无效，从而牺牲善意第三人的合同期待利益？若第三人又将该债权转让他方，其合同效力又当如何认定？该观点认为，在此情形下，应维护交易秩序，保障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只要第三人受让该债权时不知道该条款，且对此不知不存在过错，该债权转让合同即为有效。“禁止转售条款”仅仅成为当事人向违反该约定的对方当事人追究违约责任的依据，而不能成为否定其后手合同效力的依据。

4、转让债权的审批手续。根据财政部2004年颁布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臵管理办法》，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进行不良债权转让时的处臵审批工作都作了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当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没有按照《办法》规定的程序和内容进行审批时，是否影响债权转让的效力？尤其是不良债权未经适当审批手续转让给境外企业和个人时，应否确认其效力的问题，哪些债权转让需要审批，审批程序如何，审批对转让效力的影响值得探讨和明确。

5、转让价款。当前，由于在实践中出现了受让人以极低对价购得高额债权并获取丰厚 3 收益的情形，社会舆论对不良债权处理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最高人民法院也专门下发通知，要求慎重处理不良金融债权处臵案件，保证不良债权处臵交易的安全和顺畅，加强对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审查，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按照意思自治原则，在债权转让合同中，若债权转让合同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转让价款一般不宜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参考因素。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数额的不良债权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转让给其他企业、个人的情形，产生受让人“一夜暴富”的现象。有观点认为，不良债权的转让，受让人是风险与机遇同在。他有可能将受让债权全部实现为现实的财产利益，也可能由于固有风险而颗粒无收、得不偿失。受让人行使债权获得较高收益，可能是由于其所掌握的债务人的独特财产信息，可能是由于转让债权后债务人经济状况、偿债能力的变化，也可能是转让债权过程中存在着的违规操作而致债权被低价转让。无论何种原因，只要受让人未参与转让方的违规操作，且对转让方违反法律法规操作的情形不知情，则仍应肯定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由于受让方获得较高回报是在债权转让合同履行完毕后发生的事实，此情形亦不能成为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事实依据，因此，亦不可仅因嗣后事实而支持转让方的撤销请求。司法活动是否有必要以及如何以否定转让效力的方式对此予以干预，也值得研究。严格从法律层面来说，上述五个因素均不足以构成《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对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和无效合同的规定，因此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困惑是，法院在对合同效力进行审查时，在兼顾法律规定和政策要求的同时，审查的度应如何把握。比如应否对商业银行出让的债权是否符合《关于组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指导意见》和《关于组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的指导意见》规定的剥离和处臵不良债权范围的要求，对债权是否真实合法等相关的方面进行有限的扩展审理；是否应当审查管理公司打包处臵不良金融债权时是否履行了债权出让前的评估、确认、审批手续，双方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和第三人利益的情况；对原告为外国公司的案件，应否审查其受让的债权是否符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吸收外资参与资产重组与处臵的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外资受让的债权是否属于文化、金融、保险及外商投资企业指导目录中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

如果要进行审查，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司法审查的实际困难。理论上，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如果掌握了打包受让人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存在损害国家利益行为的有效证据，应当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认定打包转让合同无效，从而避免国有资产遭受损失。不过，这在审判实践中操作起来殊为不易：首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与打包受让人之间的幕后交易非常之隐蔽，相关证据并非外人所能掌握，因此被告通常无法提供合同存在上述无效事由的有效证据；其次，现有的涉及不良金融债权处臵案件均为打包受让人与主债务人、其他责任承担人之间的清收债务之诉而非打包受让人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合同之诉，故在债权转让合同真实性得到确认的前提下，法院并无对转让方式的公正性、转让程序的规范性、转让价格的合理性作进一步审查的法律依据；再次，即使法院有意主动调查，一般的民事调查手段也难以胜任，法院对于不良金融债权打包转让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内幕交易、违规操作、恶意串通等情形至多也只能停留在怀疑的层面，而法院毕竟不可能仅凭怀疑就宣告不良金融债权转让合同无效或是直接免除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依法所应承担的责任。因此，要在不良金融债权处臵活动中最大限度地保护国有资产，不是单单依靠民商事审判所能解决，必须要有相关职能部门的主动参与，从而避免陷入“以违法审判来制止违规行为”的怪圈。

(二)原债务人有无优先购买权的问题。

原债务人对低价出售的金融不良债权是否享有优先购买权，也是近年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个热点问题，对此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做出规定。我们的想法是：从保护国有资产角度出发，对原债务人为国有企业的，从平衡金融机构催收债权和国有企业稳定、减负两方面利益角度考虑，可以考虑规定国有企业债务人对折价转让的债务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使债权折 4 价的优惠尽可能地由国有企业债务人享有，避免由于受让人追偿债务导致国有企业破产或不稳定的情况发生。在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的操作程序上，可以要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处臵不良金融资产时，必须征求原债务人、原担保人的意见。如果原债务人或原担保人自己愿意受让金融债权，应赋予其优先购买权。

(三)不良债权经再转让的受让人在诉讼中追加原银行、原债务人的投资人或者验资机构应如何处理。近年来，随着《公司法》的出台以及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明确了债务人的开办人、投资人、验资机构向债权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这些规定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也逐渐出现在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国有银行对自己开办的企业享有债权的，银行将该债权作为不良金融资产剥离、转让，当银行对开办该企业出资不足或抽逃注册资金，不良金融资产受让人请求银行或者验资机构在出资不足、抽逃资金或者验资不实范围内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对此，司法实践中普遍的做法是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判令开办、投资人债务人企业的银行或者验资机构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这样处理虽然没有法律上的障碍，但是与国家金融政策精神不符。因为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处臵金融不良债权的初衷是减轻国有商业银行负担，稳定和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现在受让人反转过来向银行或者验资机构追偿，不仅打破了通过剥离不良债权形成的稳定经济秩序，也反过来增加了国有银行的负担，损害了国有资产利益。

最高法院在今年4月14日下发了《关于审理国有商业银行剥离其自办公司的债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对这类案件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解除债权转让合同。该通知的适用存在一定困难，一是当事人并未诉请解除合同，与“不诉不理”相悖。二是判令解除合同的法律依据不足，难以信服双方当事人。此外，解除债权转让合同后，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还是裁定驳回起诉，对于此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把握不准。

(四)与债务人有关的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因其他法律行为被诉请承担民事责任应如何处理。作为不良资产债务人的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对不良债权承担责任并不仅仅限于作为“债务人或担保人”这两种情形，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还包括国家机关、国有企业接收主债务人资产、承诺负责偿还债务、对主债务人进行改制时未全面清理其债务、对主债务人出资不到位、未对主债务人进行清理即同意其注销、对外承诺已对主债务人清理完毕而实际未清理等情形。根据现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上述几种情形中，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均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基于与上一个问题所述的同样道理，这种处理方式是同显然也是与国家金融政策精神不符。具体应如何处理，把握不准。

(五)不良债权经再转让后利息的计算问题。司法实践中，债权转让合同中通常明确约定：“将截至某日的债权本息予以转让”，这涉及到债权受让人对债权转让合同项下截至日后的全部债权本息予以主张法院是否应支持、如何支持的问题。根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贷款后，即取得原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各项权利。原借款合同的债务人、担保人及有关当事人应当继续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臵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债务人逾期归还贷款，原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计算方法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该约定有效。没有约定或者不明的，依照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计算利息和复息。上述规定明确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承接不良贷款后对债务人享有原债权银行要求其支付原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的同等权利，即“利息求偿权”；但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再度转让不良债权后，受让人是否也享有对债务人的利息求偿权，存在肯定、否定、折衷等不同意见。“肯定”意见者认为，是否享有利息求偿权应当视受让债权自身的性质，金融不良债权属于“贷款债权”，依其本性就应当派生利息求偿权，故贷款债权再度转让后，受让人享有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同等的利息求偿权；“否定”意见者认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与转让的均为“债 5 权”，而非“合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之所以享有利息求偿权在于行政法规的特别授权，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其他债权受让人无权享有原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求偿权利；“折衷”意见者认为，是否享有利息求偿权应视受让人是否具备金融机构的性质而定，属于金融机构受让债权的，受让人可得向债务人主张利息求偿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金融机构属性是取得该权利的前提条件；属于非金融机构和其他组织、自然人受让债权的，受其性质限制，不应享有利息求偿权，不应因此介入金融领域。从分析来看，“折衷”意见不仅可以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更可以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

(六)转让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近年来，还出现了因当事人转让涉及不良债权转让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债权买受人申请执行或申请变更执行主体的案件。对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生效法律文书的债权人的，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金融资产管理收购、处臵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明确作出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处臵已经涉及执行等程序的不良债权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转让协议和转让人或者受让人的申请，裁定变更执行主体。但如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债权人资产管理公司以外的企业和个人的，是否适用该规定，把握不准。

程序部分：

(一)不良债权受让人能否享受诉讼费用的减缓。根据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债权人起诉的，享有诉讼费用的减缓权利。但受让人为资产管理公司之外的企业和个人时，能否同样享有这一权利？我们认为，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是为支持国家金融体制改革，减轻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负担而出台的，对受让人为其他企业和个人实行诉讼费用的减缓不符合这一政策精神，一般不应予以准许。

(二)受让人催收公告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明确了对于金融不良债权转让中“通知义务”的特殊履行方式可以为原债权银行可以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转让通知公告或在诉讼中由法院传唤原债权银行当庭通知债务人债权转让的事实。这里存在两个疑问：一是对于保证债权可否同样适用公告催收尚不明确。虽然实践中，债权人将保证人与主债务人均视为债务人，理论上，由于担保债权附随于主债权，担保债权应当随主债权的转让一并转让，并不需要单独履行通知程序。但《担保法》对债务人、保证人的通知义务是分别进行表述的，对于担保法实施后设定的保证担保债权是否同样适用报纸公告的方式进行时效维护仍是未决的问题。二是受让人为资产管理公司以外的企业和个人是否适用公告通知的方式。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资产管理公司以外的受让人也仿效资产管理公司的做法，在媒体上单独或者与转让方资产管理公司共同在媒体向债务人进行公告催收，这种催收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我们认为基于上述同样的理由，受让人为其他企业和个人的一般也不宜适用公告催收的方式。

(三)债权经数次转让的能否追加前手转让人为当事人。对于债权在资产管理公司转让其他企业和个人后，又经数次转让的，最终受让人可否追其前手？我们认为：因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应坚持合同相对性原则，以具有转让合同关系的出让人和受让人为当事人，一般不得将无合同关系的上手出让人列为当事人。但是涉及转让合同效力的，由于涉诉合同上手的转让行为可能影响涉诉案件合同效力的认定和处理，法院可以通知上手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四)受让人依据债权转让协议申请支付令应否支持。支付令依据的督促程序是特别程序，在制度的设计上缺乏对涉诉当事人主体资格、争议法律关系的有效条件等可能影响案件公正裁判因素的审查规则，难以保证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由于不良资产转让涉及一系列的法律和社会问题，法院应当依职权对转让合同的效力进行实质性审查。特别是在实践中发现，转让合同必然涉及债务人，涉诉案件的债务人往往对债务的转让存在种种异议，督促程序无法解决如此复杂的实体问题，对于此种情形，应当告知原告按普通程序提起 6 诉讼。

四、相关对策和建议。

由于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的现象是我国社会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政策性较强。所以总体而言，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存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法律适用本身的问题，而是司法实践如何更好地将法律适用与金融政策相衔接的问题。从目前的司法实践看来，确实存在因相关金融政策执行不力、相关法律规定滞后，使资产管理公司或者债权受让人通过转让行为获取暴利，或者严重损害国有资产利益的现象。由于通过剥离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进行金融体制的相关改革在相当长一段时期还将持续存在，所以有必要从金融政策和法律规定层面做一些有益的努力。

（一）政策规定、执行层面。从国家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以来，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臵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对金融不良资产进行转让的范围、程序都做出了一些原则性规定，但这些规定的共同特点是属于框架性的规则，操作性不强，导致实践中因不良资产处臵的程序不尽规范，透明度不高，交易市场缺乏竞争机制，评估中低估国有资产的现象时有发生，从而为转让方和受让方利用政策漏洞获利和损害国有资利益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现有政策执行不力也是形成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涉及不良资产评估、不良资产交易的关键环节，必须要加强监督和管理。比如加强对资产评估如土地评估、房产评估、股权评估和债权评估的审计监督。此外，还可以借鉴境外成功经验，积极建立不良金融资产交易市场，为金融不良资产交易的公开、公正提供良好的平台。形成一个高效率、多层次的专业化的不良资产交易市场。

（二）法律规定层面。建议目前法律、行政法规对金融不良债权规定尚不健全的情况下，由最高法院出台相对体系、全面的司法解释。在综合平衡考虑法律规定与政策精神的前提下，对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中遇到的具体法律适用问题予以明确，以便各级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中有法可依，统一此类案件的执法尺度。

（三）加强法院和金融监管机构及管理公司的信息沟通。可以预测，涉及不良金融资产打包转让纠纷的案件在一个时期内还将继续存在，新情况和新问题也会不断涌现。管理公司在打包转让过程中如何减少国有资产的损失，如何完善不良资产的评估、拍卖等程序，需要进一步地探讨。有必要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法院、金融监管机构、国有商业银行、管理公司、国有企业之间关于涉及不良金融资产转让纠纷相关信息的交流机制和平台，及时沟通、掌握涉及不良金融资产处臵、诉讼的法律规范和相关信息，为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提供良好的法律服务。

不良债权 篇6

为进一步规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资产公司”）债权转让工作，有效处置不良资产，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资产公司应严格执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修订）》（财金〔2004〕41号）、《财政部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债权资产打包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05〕12号）、《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管理办法》（财金〔2005〕47号）等有关规定，充分论证采取转让方式处置资产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合理确定能够提升处置回收价值的有效方式，确保处置程序的规范性和处置信息的公开透明，并高度重视和积极防范不良债权转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二、下列资产不得对外公开转让：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权；经国务院批准全国企业政策性减半破产计划的国有企业债权；国防、军工等涉及国家安全和第三信息的债权以及其他限制转让的债权。

三、下列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不良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四、除上述限制转让的债权和限制参与购买的人员外，资产公司应采取公开招标、拍卖等市场化方式，吸引国内外各类合格投资者参与不良资产市场交易，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处置回收率，并慎重确定债权买受人，防止借机炒作资产和逃废债务。

五、资产公司应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全面梳理、修改和完善现有规章制度，规范债权转让程序和转让过程中评估、定价、处置信息公告、招标拍卖、中介机构选用等各个环节的操作，采取职责分离、岗位轮换、责任追究等措施，严格控制和防范债权转让中的首选风险和操作风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一、要符合国家有关国企改制的政策方针

国家有关国有企业改制的主要政策依据有： 1、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国企改制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责任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2、1999年9月22日，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申推进国企改制和发展任务的紧迫性；要推进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式，大中型企业实现规范的公司制改革等。3、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结合上述相关政策，改制方案设计过程中，必须要体现政策要求，把握正确的改革方向。国企改制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因此改制方案设计中就应充分考虑到改制企业的实际情况，按照现代企业模式构建改制后企业的股权架构及法人治理结构。实际操作中，很多企业没有准确领会上述政策，认为改制只是股东人数及性质的简单变化，改制后企业股权依然相对集中，最终导致改制失败或不得不进行二次改制。

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核心就是产权的流动性，但是不能片面追求所谓的“流动性”而将国有企业一卖了之。因此，改制方案中应当考虑到改制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如应当妥善安置职工以避免影响社会的稳定。

此外，改制方案中还应当充分考虑改制后企业的发展问题。国有企业改制后，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获得长久发展，各方应对改制后的企业后续发展事宜做出安排。

二、要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

国有资产管理是国有企业改制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涉及国有资产管理方面，国家出台过很多法律规定，国资委设立后又专门出台《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对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依据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应当特别注意如下问题：

1、改制方案应当依据现有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规范操作。实际操作中，很多改制方案并没有注意到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没有涉及甚至违反了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致使改制方案不具有可操作性。尤其是国资委《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在2004年2月1日生效后，很多企业依然沿用以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设计改制方案，改制方案自然无操作性可言。

2、改制方案设计过程中，应当明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须形成相应内部决策文件（具体包括总经理办公会议/董事会审议意见以及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的意见），否则会导致转让行为无效。

3、改制方案（包括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方案），须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如未获得上述批准，有可能会导致转让行为无效。

4、改制方案应当涉及清产核资、资产评估等事项。资产评估经核准或者备案后，作为转让定价的参考依据。未经资产评估，不得直接确定交易价格。

5、涉及企业国有产权转让须进入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如有竞买者还应进行拍卖或招投标。无竞买者时，可采用协议转让方式。实际操作中，很多改制企业考虑到时间成本并未进场公开交易，有国有资产流失之嫌。

6、如企业改制后转让方不再控股，方案还应签署企业重组方案和职工安置方案等文件。

7、应确保涉及改制企业的债权债务、职工安置等事项均能得到妥善解决，否则可能导致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行为无效。

8、关于无形资产问题。转让时应充分考虑无形资产（包括品牌/商誉等）的价值。如交易价格中不能体现无形资产的价值，就会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

9、关于付款方式问题。依据规定，受让方首期付款不得低于总价款的30％，其余款项可在受让方提供合法担保的情况下，在产权转让后一年内付清。

近期，媒体频频曝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之一就是未能依法公开转让，因此依据现有规定进行“阳光交易”是避免企业及责任人政策风险保证改制成功的唯一选择。

三、要符合现行《公司法》、《合同法》等法律规定

企业改制中经常会涉及改制操作中的细节问题，这些实施细节也将是未来签署改制相关协议的内容，也将涉及到不同法律主体（多为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因此改制方案应当符合《合同法》、《公司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主要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要注意是否违反公司对外投资超过公司净资产50％的限制。企业改制经常会涉及股权转让、新设公司（MBO）等方式，因此《公司法》有关公司对外投资比例的限制必须遵守。对于某些特定公司如创业投资公司则可做例外情形处理。

2、方案涉及公司对外投资事项，应注意需要公司相应的权力部门做出决议。

3、改制方案如涉及公司股权向非股东方的第三方转让，须以其他股东的放弃其优先购买权为前提，否则前述股权转让行为将无效。

4、价款支付问题，应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以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5、改制方案中涉及债权债务转让问题。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债权的转让需通知债务人，债务的转让需征得原债权人的同意，否则将不发生转让的法律效力。

6、企业改制过程中，如涉及合并、分立等事项，相关方案设计也要考虑《公司法》、《合同法》中的相关规定。

7、改制方案中如附有相关合同文本，则应当符合《合同法》相关规定。

四、要充分考虑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保护

改制涉及国家、企业、企业职工、上下游企业等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能否兼顾到各方利益也是影响改制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之一。国有企业改制首先要充分保障企业职工利益，这是影响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要放到政治高度考虑。具体涉及改制方案过程中，应当注意如下问题：

1、改制方案涉及过程中，首先应对改制企业职工现有状况进行明确如职工的基本情况、社会保障情况、安置费用预算等事项，这是设计职工安置方案的前提条件。

2、对于企业改制前的遗留问题应当首先解决，即改制企业拖欠职工的工资、医疗费和挪用的职工住房公积金以及企业欠缴的社会保险费，应当以改制企业现有资产清偿。

3、劳动关系处理情况。包括：改制后的企业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情况(人数及劳动合同期限、支付经济补偿金标准、总额)。

4、原企业拖欠分流安置富余职工工资、医药费等债务情况及偿还办法。

5、社会保险关系接续情况。包括：原企业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情况；改制企业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情况。

由于国家对于职工利益保护只有原则性规定，具体实施时带有极强的地方政策性，这也增加了实际操作的难度。

不良债权 篇7

1 避免签订无效供用电合同

合同的签订与成立是事实问题, 但已签订的合同是否具备法律效力, 却涉及价值评价的内容。并非所有的合同都合法有效, 只有那些符合法律规定、获得了国家对交易关系肯定性评价的合同, 才是合法有效的。在签订供用电合同过程中, 首先应按照《合同法》、《民法通则》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避免出现无效供用电合同或者无效的合同条款。

1.1 合同主体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合同是以当事人意思表示为基础的民事行为, 并以产生预期法律效果为目的, 行为人只有充分理解行为的性质及后果并具备独立表达自己意思的能力, 也就是说具备与订立某项合同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签约人才达到法律对主体资格的基本要求。通常而言, 供用电合同主体有供电人和用电人双方, 即供电企业和用电客户, 转供电的供用电合同主体更为复杂一些。

(1) 供电人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基于自然垄断的特性, 《电力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了供电企业实行垄断经营的行政许可制度, 一个供电营业区域内只设立一个供电营业机构。供电企业要成为合法的供电主体, 必须首先具备相应电力管理部门颁发的《供电营业许可证》, 然后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 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者《营业执照》后, 方可营业。

实践中, 大部分供电企业操作比较规范, 但也有以基层供电所、供电营业所、用电科、营销配电科等作为供电人一方主体的, 也有以未进行工商登记的基层单位如城区供电局作为签约主体的。笔者认为, 这样的签约署名方式可能带来供用电合同效力认定上的隐患。从法律上讲, 上述部门只是供电企业的职能部门、生产车间或者管理单位, 不宜以本部门名义直接对外签订供用电合同。在供电主体的署名上, 要以取得《营业执照》的供电营业机构为限;签约人员署名形式上, 以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和联系人为宜。法定代表人可打印、印刷或空缺;委托代理人为用电分管局长、处长、主管、科长、所长等, 签名可为套印或加盖私章;联系人为经办人员, 应手写签名, 方便日后归档查询。

(2) 用电人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由于供电营业实行行政许可制度, 供电人主体相对单一, 而用电人主体却类型繁多。电能的供应和使用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成为国民经济中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因此, 无论是企业事业单位, 还是军事党政机关, 抑或其他经济组织, 都是现实或潜在的用电人主体。无论何种主体, 在签订供用电合同时, 都应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

(1) 自然人主体。电能的供应与使用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在生产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供用电合同必须由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签订。依照现行法律,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主要从年龄、智力和精神状况上进行判断。村民、居民生活用电的供用电合同, 签名主体应为房产证登记的房屋所有人或共有人, 多为家庭户主, 其他家庭成员尤其是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不能签订供用电合同。未成年人为房屋所有人的, 供用电合同主体为该未成年人, 但须由监护人即法定代理人代为签订。个体工商户的签名主体, 应以登记为营业人的自然人为准, 有字号的, 同时注明字号。个人合伙供用电合同的签名主体, 也应以工商登记的营业人为准, 有字号的, 同时注明字号。无论是个体工商户还是个人合伙, 若营业人为2人以上的, 用电主体可以是全体签名, 也可为代表人签名, 但代表人办理时要提交其他人员的授权委托书。

(2) 法人主体。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根据《民法通则》规定, 法人可分为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公司是企业法人的重要形式, 有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之分。虽然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不像企业法人那样广泛地进行商品交易, 从事民事法律行为, 但电能使用作为基本生存需要, 不应仅从经营范围考虑上限制这些法人签订供用电合同。因此, 法人签订的供用电合同, 是合法有效的。实践中, 问题较多的是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职能科、处室或者其他具体部门签订供用电合同。如有些地方将高速公路收费站、外单位驻本地办事处、港航管理办公室等作为用电主体一方, 倘若这些单位不能取得相应营业执照、法人证书等主体或分支机构资质证明, 将会带来供用电合同的效力瑕疵, 给电费债权保障埋下隐患。

(3) 其他组织主体。其他组织, 是指合法成立, 有特定组织机构和财产, 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根据法律规定, 其他组织有私营企业、合伙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社会团体、法人分支机构、乡镇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破产企业清算组等。其他组织的供用电合同, 为日后保护电费债权计, 用电主体应以证照登记的名称为准, 法律另有规定的, 则依照规定办理。

当然, 上述用电主体分类是依据现行法律进行的, 从电费债权保护方面考虑, 还应重视用电主体在责任承担性质上的区别, 是无限责任还是有限责任?对于无限责任的用电主体, 电费风险相对较小, 而有限责任的用电主体, 则要提防用电人利用有限责任的外壳作为逃避电费的挡箭牌, 应重点盯防。另外, 从稳定性上考虑, 还有稳定用户和流动用户的区别, 前者多为在本地投资并进行工商登记的企业或者拥有自购房产的自然人, 后者则为分公司、办事处、承租经营户和外来人口等。需要注意的是, 无论何种用电主体签订供用电合同, 都要留下客户的房产证、营业执照, 授权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等资料, 无法留存原件的, 复印件应加盖单位印章并由经办人签名确认。

1.2 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强制性规定, 是指内容具有强制性质, 不允许当事人随意加以更改的法律规定, 主要包括命令性规定、禁止性规定、权义复合规定和职权性规定等。从规则表现形式上看, 强制性规定多为含有“应”、“应当”、“必须”、“不得”、“禁止”等术语的法律条文。《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法律、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有很多, 与供用电合同联系较为密切的有《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和《物业管理条例》。

《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 “自逾期之日起超过30日, 经催缴仍未交付电费的, 供电企业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停止供电”, 该条款究竟为强制性规定还是任意性规定?同行之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但多数认为该条文为强制性规定。笔者认为, 此处30天的法定期间似乎仅仅为法律规则中的“假定条件”, 并不能必然得出该规则为强制性规定的结论。再者, 《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 “物业管理区域内, 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通讯、有线电视等单位应当向最终用户收取有关费用”, 该条款无疑应属强制性规定。需要正视的是, 该条款中的“最终用户”作何解释?界定不好, 可能会引起部分供用电合同的无效。目前, 许多地方都在修订或者制定本地区的物业管理办法, 究竟应该如何界定或者细化“最终用户”, 各地供电企业应积极参与探讨, 避免后续操作中的被动。

1.3 做好供用电合同免责条款的解释

依照《合同法》规定, 对格式条款发生歧义的, 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2种以上解释的, 应当作出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解释;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 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供用电合同是格式合同, 依照格式条款解释规则, 供电企业和用电客户因合同条款理解发生歧义的, 将会作出不利于供电企业的解释。因此, 供用电合同中关于供电质量、第三者免责、违约限额赔偿等条款, 建议通过特别方式予以提醒, 如加黑或变更字体、通过补充条款解释或说明等, 避免格式条款处理不当引发电费债权法律保护上的麻烦。

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五十三条及《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等规定, 引起合同无效的情形还有很多, 如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恶意串通, 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等, 但对于供用电合同, 因为这些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况比较罕见, 此处不作讨论。

2 应重视供用电合同的具体内容

供用电合同是电费债权发生和实现的重要依据, 因此, 对合同内容应引起高度重视, 即使反复使用的格式化的供用电合同, 对空白部分也要重新认识和利用。一般而言, 容易引起忽视的有违约责任、履行期限、争议解决方式和补充条款等内容。

2.1 违约责任条款

违约责任, 是指合同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时依法承担的民事责任。违约责任是集补偿性、惩罚性为一体的财产责任, 在债权法律保障方面有重要作用。从经济分析上讲, 如果违约成本过低甚至没有成本, 自私趋利的本性就会促使当事人“主动”违约。以电费违约金为例, 如果逾期缴纳电费的违约金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用户似乎没有不违约的道理, 无非是从供电企业获得了部分低息贷款。应当注意的是, 电费违约金应区分不同类型, 在供用电合同中明确约定, 否则遭遇电费纠纷时如何适用计算比例, 就会存在不少麻烦。另外, 《电费缴费通知单》背书内容也要与供用电合同的相关约定保持协调。

2.2 履行期限条款

根据《合同法》规定, 履行期限是合同的主要条款。合同如果缺少履行期限, 就会让非继续性债权的时效起算变得更为复杂。实践中, 多数基层供电企业认为明确了履行期限, 届时又无力补签合同, 反而会带来麻烦。笔者认为, 对于供用电合同的履行期限, 还是在合同中予以明确为好。约定合同履行期限, 至少有以下好处:一方面, 供电企业可利用重签供用电合同的机会, 把本方的意志及时补充到合同中去, 如调整电费付款方式, 纠正既有错漏等;另一方面, 还要兼顾国家宏观调控因素, 电力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由于投资周期长等原因, 电能供应与使用的供求关系很难实时觉察判断。因此, 在电力过剩或者紧缺时期, 政府会适时出台一些调整政策, 供电企业应充分考虑该如何通过合同予以吸收和执行。至于期限长短, 有以下因素可供参考:一是立法周期长短。根据《宪法》第六十条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5年。订立供用电合同, 主要援引《合同法》、《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 而法律立、改、废周期和每届全国人大任期大致相同。如果履行期限过长或者不作约定, 很难想象合同中出现“依据《经济合同法》、《全国供用电规则》等规定, 双方协商一致, 签订本合同”条款时该如何处理。二是业务力量的多少, 人员紧缺的供电企业可稍微放长一些。部分供电企业认为, 用户一旦通电, 就很难再与之协商合同补签事宜了, 笔者认为, 这仍是由于供用电合同中没有约定履行期限所致。如果合同约定了履行期限, 期限届至而用户又不愿意重新签订合同的, 供电企业可通过必要通知程序后予以终止供电———原供用电合同履行期限已满, 供电企业与用户已不存在供用电合同法律关系, 若要继续用电, 请及时补签合同。

2.3 争议解决方式条款

虽然电费纠纷是合同履行中的问题, 但事前的制度安排还是非常重要的。关于供用电合同的争议解决方式, 有调解、仲裁和诉讼等几种。根据国办发[1996]22号《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的通知》精神, 现在合同争议解决条款多表述为“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 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 按下列第种方式解决: (一) 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 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在供用电合同争议解决中, 究竟是仲裁好还是诉讼好?笔者认为, 对供电企业而言, 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多数选择法院诉讼的途径比较有利, 理由如下:首先, 传统的“厌讼”心理会带来相当的舆论压力。一般居民用户因拖欠电费被告上法庭, 面对凶多吉少的诉讼结果和左邻右舍的闲言碎语, 往往会产生更大的压力。其次, 纠纷解决成本考虑。由于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 受理费等也大致是诉讼两审费用的总和, 而电费纠纷往往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 多数可通过简易程序审理。也正因为如此, 电费案件较少通过二审终结, 从概率分析, 通过诉讼解决电费纠纷更为经济。最后, 选择司法途径还有督促程序可供利用。督促程序即支付令程序, 具有简单、便捷、经济的特点, 如果当初选择了仲裁, 就等于杜绝了这条途径。

2.4 补充条款

补充条款主要是为解决格式合同弊端而设置的空白条款, 用户可在补充条款中特别声明某些问题, 供电企业也可用来解释特定术语、合同条款等。从实践看, 补充条款的用途尚未充分挖掘, 笔者认为, 供电企业运用补充条款可能涉及的问题有:

(1) 格式条款的解释。供用电合同是格式合同, 如果用户提出要求, 供电企业应对免责条款或者特定术语予以解释说明, 避免理解上的歧义。即使用户没有要求, 供电企业也最好在补充条款中注明“用电人对本合同内容已有充分理解和把握, 供电人无需再做特别解释”。只有尽到了格式条款的说明义务, 在发生合同争议时才能减轻或者免除解释上的不利责任。若有必要, 供电企业也可在补充条款中主动对特定术语、免责条款予以说明。

(2) 担保条款的处理。供用电合同是格式合同, 供电企业负有强制缔约的义务, 因此, 事先要求个别用户提供担保是很难操作的, 为什么甲用户不须而乙用户必须提供担保?不过, 担保问题可在补充条款中予以约定, 如果用户发生拖欠电费事宜, 应在补缴电费、恢复供电前, 向供电企业提供适当担保。不提供担保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的, 不予恢复供电。担保可包括保证、抵押、质押、定期存单质押、保证金、债务承担等方式。

(3) 停电时间的调整。《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 欠费停电须有30天的法定期限, 该条款究竟属于强制性规定还是任意性规定, 尚有较大争议。该条款若为任意性规定, 是否可在补充条款中约定, 对于拖欠电费的用户, 除非提供适当担保或者采取其他有效措施, 否则再次欠费停电的时间将短于30天, 或者在停电程序上予以调整。

(4) 特殊情况下的停电公告。由于电力需求预测和投资建设的协调问题, 不稳定的供电情况时常出现。电力紧缺时, 如何做好有序用电工作, 平稳度过电荒, 需要及时在合同中体现有关政策和措施。如何改变特殊情况下停电公告的形式和内容, 作出更为灵活的规定, 需要慎重考虑和研究。

(5) 实物折抵电费的处理。有些供用电合同约定, 如果用户发生欠费达到1年且又联系不上的, 供电企业可依照约定对用户专用变压器等财产进行变卖, 折抵欠费。但在操作程序上, 至少应经过财产公证、价格评估、作价出卖等步骤。

当然, 补充条款内容运用成熟后, 经过讨论确认, 亦可上升为合同的常规条款。

你的债权安全吗？ 篇8

2004年，大江工业集团在全公司范围内全面推行债权预警管理，对债权的形成、产生和回笼全过程进行动态管理，以降低成本、降低应收账款、降低存货为指导思想，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债权风险防范、防止产生新的呆坏账为工作宗旨，以催收、诉讼、追究为手段，积极工作，勇于创新，取得良好效果。2004年收回预警债权957万元，解除预警债权573万元；今年1～5月收回预警债权709万元，解除预警债权111万元；有效地规避了市场风险，减少了呆坏账的发生，保护了公司的合法权益。大江工业集团实施债权预警管理工作，主要包括建立债权预警管理机制、预警债权形成中的管理、债权预警后的管理。其具体做法是：

建立债权预警管理机制

大江工业集团在开展债权预警管理过程中，成立了债权预警管理组织机构，构建了债权预警管理网络，制定了《债权预警管理办法》，实施债权预警“一把手”工程，实现债权管理从“治标”向“治本”的转变，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公司政策法律处是债权预警管理工作的常设机构，是各二级单位债权预警预报的接警机关。政策法律处在接到二级单位的债权报警后，及时将其输入债权预警电脑系统进行适时监控。同时，对各二级单位债权清收工作进行协调、督办和跟踪，并根据预警后具体催收的情况，对预警债权是否提请民事诉讼作出最终决定。公司各二级单位成立相应的债权预警管理组织机构，制定相应的债权预警工作方案，逐一落实所预警的每一笔债权的催收措施、催收进度和催收人，经常分析和研究本单位的各类债权，使本单位的各类债权处于受控状态。

预警债权形成中的管理

债权的形成。从公司债权形成的原因来看，债权主要有：一是产品销售及外协加工中形成的应收账款；二是生产、配套和供应等业务部门在外协外购件等采购过程中形成的预付款；三是个人借款；四是技术转让、资产转让、租赁(厂房、设备等)、合资合作及服务等过程中形成的其他应收账款。预警债权形成中的管理，主要是对债权形成过程中哪些需要预警、哪些债权不属于预警管理的范围等情况进行自我诊断，并进行动态处理。

认真诊断不属于预警管理范围的债权。公司与客户发生业务往来后，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债权。在形成的债权中，凡是已丧失诉讼时效期的债权、已进入诉讼程序的债权和虚拟债权(虚拟债权是指物资采购、机电设备、生产配套、外协加工等部门，因业务需要提供材料、预付款项等形成的不实债权)都不属于预警管理范围的债权。

正确判断需要预警的债权。公司为加强预防经营风险的能力，使债权处于受控状态，在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债权中，规定凡属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预警：

一是产成品销售业务，从最后一次产成品发(送、收)货之日起(以对方书面签字收货的日期为准)，债务单位在6个月内未全部履行付款义务形成的债权；

二是生产外协加工业务，从最后一次生产外协加工件发(送、收)货之日起(以对方书面签字收货的日期为准)，债务单位在2个月内未全部履行付款义务形成的债权；

三是利用转帐支票、商业承兑汇票等实施诈骗手段，套购公司产品及物资形成的债权；

四是债务单位的经营出现问题，可能造成巨大风险而形成的债权；

五是生产、配套和供应采购等部门支出的预付账款，按合同等有关规定，从应该收到用预付款购买的货物而未收到所形成的债权；

六是应付款出现负数，从出现负数之日起，3个月内负数不发生变动形成的债权；

七是个人借款，从借款之日起，3个月内既不还清借款，且无正当理由而形成的债权；

八是技术转让、资产转让、租赁(设备及厂房等)、合资合作及服务等形成的债权，从双方约定的付款之日起，2个月内不付清欠款形成的债权；

九是即将丧失诉讼时效的债权；

十是已与债务单位有长期业务往来，近年业务量大幅度减少、现款现货、新款不欠，债务单位拒绝出据老欠款的对账单、还款计划及还款意愿等，且过去所欠的老货款又一直未收回或部分收回而形成的债权；

十一是合同未约定实行垫底货款付款方式，而实际上实行滚动付款，如新货款不欠，垫底货款连续12个月未收回或部分收回而形成的债权。

债权预警后的管理

做好预警债权的资料整理工作。公司的债权预警后，在日常管理中，注意收集预警债权的第一份和最后一份合同、质量技术协议；历年来的财务应收账款往来帐页；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发货单，铁路、公路、航空等货运凭证，销货发票；银行出据的债务单位最后一次付款的凭证；债务单位为我方出据的最后一次书面对账单据、还款协议、还款计划等；最后一次“特快专递”书面催款对帐《函》的邮局回执；债务单位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如授权委托书、介绍信等；同债务往来的各种电传、邮寄等文字资料等相关资料，并进行及时整理，对每一笔预警债权建立档案，指定专人妥善保管。报警单位每月向政策法律处报送《债权预警表》，及时反馈预警债权回收情况，为有关领导及部门提供可靠资料。

做好预警债权的调查取证工作。公司的债权预警后，对预警的债权，报警单位相关业务经办部门要定期与债务单位对帐，取回有债务单位人员签字并加盖财务专用章或公章的书面债权确认依据。债务单位不出据书面债权确认依据的，报警单位相关业务经办部门要定期向债务单位寄发《催款函》，发函形式为特快专递。在填写“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时，要求在“内件品名”栏内写明“催款函”、“催款金额”等字样；“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寄件人存留联，由专人进行妥善保管，为预警债权的催收、诉讼、追究等提供有力依据。

预警债权的解除。公司债权预警后，预警债权通过催收、诉讼、追究等手段，得到有效回收或进入诉讼程序的，给予解除预警。预警债权解除的情形有：

一是预警债权全额收回(包括收回现款、抵回物资、各方抵抹帐等收回方式)，且已完成财务账务处理的债权；

二是进入诉讼程序的预警债权(以法院诉讼收费专用预收票据为准)；

三是预警后又与债务单位恢复了正常业务往来，由二级单位以书面形式报公司政策法律处，经审批后同意解除预警的债权。

加强债权预警管理工作的检查与考核。公司为使债权预警管理工作落到实处，政策法律处定期组织相关人员，通过听介绍、看资料、提问题的检查方式，对二级单位进行检查，检查其是否成立了专门的债权预警管理机构，是否有相应的债权预警工作方案，是否有固定的债权预警联络人员，是否给每笔预警债权建立了档案，是否有遗漏、瞒报预警的情形等等，并将检查结果作为对二级单位及其领导业绩考核(按百分制)的依据之一，并与每月的工资收入挂钩兑现。在债权预警管理工作考核过程中，按照公司制定的《债权预警管理办法》，针对不同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和处罚，主要考核办法是：

1．债权因原始单据保管不善，造成证据不足无法进入诉讼程序或败诉的，扣责任单位考核分5分。

2.债权预警后，仍发生丧失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的债权，扣责任单位考核分5分。

3.单位预警债权回收率小于公司预警债权回收率，扣该单位主要负责人考核分5分，扣其经营班子其他成员考核分3分。扣该单位考核分M分，由以下公式确定：

M=3分×(1-单位预警债权回收率÷公司预警债权回收率)

4.债权因工作麻痹、失职造成遗漏预警的，按责任单位的业务经办人、业务科长、主管厂领导、单位主要负责人的顺序，将遗漏预警债权的月利息进行分摊，从每人每月的工资收入中扣除，直至该遗漏预警债权全部收回为止。同时，按该债权金额的5％～10％对责任单位进行处罚。

5.债权有意不预警而瞒报的，对责任单位直接责任人及相关领导给予行政和纪律处分。同时按业务经办人、业务科长、主管厂领导、单位主要负责人的顺序，将有意瞒报预警债权的月利息进行分摊，从每人每月的工资收入中扣除，直至该瞒报预警债权全部收回为止。对有意瞒报，造成预警债权丧失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而不能收回的，按公司有关规定进行赔偿。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按该债权金额的20%～50％对责任单位进行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