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诅咒

制度诅咒（共7篇）

制度诅咒 篇1

一、问题的提出

“资源的诅咒”是经济学的一个经典命题。尽管富足的自然资源构成了经济发展的一个有利条件 (Habakkuk, 1962) , 但现实的情形却是, 资源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资源贫瘠国家 (Gelb, 1988;Auty, 1990) , 这一现象在跨国之间 (Sachs和Warner, 1995) 还是一国内部 (Papyrakis和Gerlagh, 2006;徐康宁和王剑, 2006) 都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 国内学者 (徐康宁和王剑, 2006) 以区域为比较样本, 对我国各省区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进行分析, 验证了“资源诅咒”在中国内部的地区层面同样成立。既然资源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 那么推进资源型经济产业转型发展, 遏制经济增长放缓成为区域经济增长不可回避的新课题, 依赖资源的经济体该怎样摆脱资源诅咒的命运、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无疑成为了一个迫切而又现实的问题。而要探寻资源丰裕下的增长悖论并借以指导实际, 我们首先要认识丰裕的自然资源经由何种传导机制来遏制经济增长?这是极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命题。理论界有不同的解释, 在非制度方面主要有“荷兰病”和人力资本两种解释。在制度方面, 一些经济学家也已经建立了一个用制度解释“资源的诅咒”的逻辑假设, 即自然资源影响了政府制度和政府政策, 而政府制度和政府政策决定了该社会产权制度的效率状况, 而产权制度的效率状况又决定了经济增长。Gylfason| (2004) 研究了55个国家的资源丰裕程度与腐败程度的关系。他发现, 资源丰裕程度与腐败程度有着规律性的联系, 即自然资源越丰富的国家其腐败越厉害。而Mauro (1995) 和Gylfason (2005) 的研究表明, 腐败程度又与经济增长呈显著的相关关系:腐败程度越厉害经济增长越缓慢。本文以“资源诅咒”制约经济发展这一命题为前提, 以山西省为例, 从制度角度对“资源诅咒”效应削弱当地经济发展的机制以及如何避免“资源诅咒”进行深入剖析, 对推动山西省资源型经济产业转型发展的制度安排给出讨论性的建议。

二、“资源诅咒”:山西省资源型经济产业转型的现实表现

1. 产业化现状及问题。

(1) 资源依赖状况。资源型经济是依托当地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初加工而发展起来的, 对资源的强依赖性是其最本质的特征。本文采用采掘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衡量资源型经济的资源依赖状况。王青云在《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研究》中对山西城市进行了调查分析, 确定山西是全国资源型城市最多的省份, 共有11座, 而且都是煤炭城市, 包括大同、阳泉、长治、晋城、朔州、古交、霍州、孝义、介休、高平、原平。如图1所示, 2006年以来, 山西省采掘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平均值一直在40%以上, 并且这一比重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这说明山西省经济对资源的依赖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 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问题是资源型经济产业转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山西省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较快, 但产业结构粗放、单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山西三次产业比例不断变化, 已由1953年55.6:17.6:26.8变为2012年的5.8:57.8:36.4, 形成了“二三一”的产业特征。第一产业效率偏低, 第二产业比重偏大, 第三产业份额相对不足, 在第二产业中, 煤炭产业比重居高不下, 制造业所占比重一直下滑, 陷入资源优势陷阱。2010年山西第二产业比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煤炭年产量突破7亿吨, 煤炭、焦化、冶金、电力四大传统产业占到工业增加值的90%, 而煤炭又占到其中的60%。产业关联度低, 非资源型产业发展不足。作为主导产业的煤炭资源型产业对整个区域经济的联带作用很小, 没有形成以资源开发为基础的产业链, 不能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深度加工。没有合理、多元化的产业结构, 就不能发挥产业之间的互补互利、分散风险的结构效应, 经济的发展失去了稳固基础。 (3) 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情况。传统产业是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 在国民生产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 传统产业中技术落后、生产率低下、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日益突出, 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势在必行。而山西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程度不高, 2007年,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与全省生产总值 (GDP) 之比为5.3%, 2012年, 高ÁÁ新新技技术术产产业业增增加加值值占占全全省省GGDDPP的的比比重重达达到到44..66%%。。

2. 劳动力生产要素现状及问题。

人力资本是联系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产业转型的纽带, 是高效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和推动产业转型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利于科技的进步与创新, 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 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

山西省产业结构与就业机构存在着偏差。2009年, 在第二产业中从事采矿业的人员占比34.98%, 2010年, 从事采矿业的人员占到35.03%。从各行业从业人员的报酬来看 (表1, 见下页) , 资源型产业采矿行业的从业人员劳动报酬所占的比重比较高, 从平均工资的角度来看, 采矿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几乎达到第二产业平均工资水平的1.5倍。而非资源型产业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劳动报酬仅占到1%,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刚达到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 而制造业的平均工资要远远低于第二产业的平均工资水平。

三、富资源地区“诅咒”形成的制度因素分析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 山西煤炭资源的丰富程度与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着较为普遍的负相关性, 基本验证了“资源诅咒”假说在富资源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现实意义。难道资源丰裕地区必然会陷入经济增长的陷阱, “资源诅咒”一定是资源丰裕地区的宿命吗?

从理论上看, 资本、劳动与自然资源都是一个地区资源禀赋的基本要素, 每一种要素都会对经济增长有正的边际贡献, 那么与资源贫乏地区相比, 资源丰裕地区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右上方移动, 因而会有更高的产出水平。不过资源仅仅是一种禀赋要素, 从资源收益的获取到转化为有效投资进而促进增长, 还有很多环节, 每一个环节都会影响最终的增长。本文借鉴前人对“资源诅咒”在经济领域的解释, 结合山西地区的实际情况, 分析“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 对富资源地区产业结构失衡、转型难问题形成的制度原因作进一步的探讨。笔者认为自然资源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效应作用于制度。

资料来源:根据《山西省统计年鉴2011》相关数据整理

1. 租值效应———获取高租值的利益驱动下生产要素选择的结果。

Gylfason (2001, 2005) 从人力资本配置的角度来解释“资源的诅咒”, 只是讨论了自然资源丰裕的区域会忽视对人力资本的需要, 从而降低了教育水平而影响到经济的增长, 但并没有深入地分析造成人力资本问题的制度原因。本文将从租值的角度对其作出进一步的解释。 (1) 理论层面。准租值或租值的理念, 是指收入有所转变而某些供应不变。这是指某些可变的选择, 在收入的转变中不存在, 所以可作为租值看。然而, 说有某些选择不存在, 可不是说完全没有其它选择存在。事实上, 其它选择永远是存在的。因此, 从没有选择的不变角度看, 收入是租值;从有选择而可变的角度看, 放弃了的收入是成本。因为山西省长期以来对煤炭资源的依赖, 路径依赖下其它产业的发展比较落后, 从整个山西省的收入结构中 (表1) 我们可以看到从事非资源型产业的收入与资源型产业的收入差距很大, 即从事资源型产业的机会成本较小, 有着较高的经济租。所以从租值的角度处于资源型产业中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的租值很大。下面借助一个简单的图示模型来对煤炭资源经济的租值消散问题进行阐述。在图2中, 假设煤炭资源与劳动力、货币资本结合使用, 为简化分析, 用W代表投入要素 (劳动力与资本) 的机会成本, 即各种可供选择的 (外部) 市场工资率与利息率W0决定。根据使用要素的原则VMP=W决定着进入资源型产业的劳动力与资本的数量, 如图2所示, 表示为Ln1, 从事资源型产业的经济租由△AWX表示, 由图可以看到, 其它非资源型产业要素收入的大小决定着资源型产业要素租值大小, 而山西省非资源型产业要素收入的低水平推动了劳动力及货币资本涌向了煤炭行业。 (2) 证据层面。从就业吸引力来看, 非资源型产业的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缺乏强有力的激励, 近年来本科及硕士毕业生倾向于进入与煤炭相关的大型国有企业。同时由于资本天生的逐利性, 其必然趋向于流向高收益、低风险的投资领域。富资源地区的煤炭、天然气等自然资源采掘业相比于制造业具有高收益、低风险的特点, 投资主体倾向于该领域, 不仅如此, 在山西省煤资源丰富的地区, “民间金融”有着广阔的市场, 煤炭行业成为吸金力最强的行业, 对其他领域的投资则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自然资源的丰裕与区域贸易造成山西省采掘业的畸形繁荣, 限制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水平, 资本和劳动要素在部门间的转移使得制造业和相关技术服务业提升乏力, 导致产业结构转型阻力重重。同时, 制造业的衰落也必然会对当地经济增长的长远发展造成致命打击。从目前对山西省发展研究的分析来看, 传统工业主导第二产业, 建筑业发展后劲不足。2011年山西省煤炭、焦炭、冶金、电力四大传统支柱产业增长速度分别为20.2%, 7.5%, 16.5%和10.7%。

经过上面的论证, 提出资源诅咒的要素渠道传导机制, 对Gylfason (2001, 2005) 的人力资本角度进行修正。

自然资源→资源型产业要素租值大→要素向资源型产业流动→对非资源型产业形成挤出效应→产业转型受阻。

2. 政府行为效应———不合理产权制度安排增加了交易费用, 降低了经济效率。

(1) 理论层面。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 按照科斯定理, 明晰产权是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的前提, 契约安排的理想状态是, 权利应该配置给那些能够最具生产性地使用权利并且有激励他们这样使用的动力的人。就是要将权利界定给能以较低交易费用解决外部性的人, 只有这样, 才能带来更多的净产值增长, 从而, 法律体系也才具有经济效率的含义。虽然我国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已在《宪法》中有明确规定, 但这种所有权没有得到优化的保障。地方政府和各级资源管理部门行使了事实上的所有权, 他们如不能直接获得资源的采掘, 也能导致当地寻租活动的盛行。这种依靠强权建立起来的排他性占有, 会对当地公平竞争的环境产生影响, 也会利用开采权等方法来谋求局部利益或集团利益, 从而间接实现分享资源收益的目的。对政府来说, 政府的收入将主要通过运用强力控制自然资源而获得, 政府缺乏建立良好制度来发展经济的激励。同样, 由于公众的收入也主要依赖于自然资源, 公众也缺乏对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的需求。同时, 资源开采成本 (由国家和地方承担) 与收益 (由少数政府官员和经营者享有) 的失衡, 导致当地经营者破坏性的开采行为, 同时也导致产业转型严重受阻。这种悬殊的利益差距会导致公众的寻租行为与政府的设租行为, 严重影响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 煤炭资源产权主体的缺位, 也会导致公地悲剧下的租值消散, 如图2所示, 如果煤炭资源的产权属于共有性质, 但是事实上起着影响决策的单位如果只有一个的话, 那么对煤炭资源的使用如同私有产权一样, 会达到均衡状态, 投入LN1的要素, 并取得△AWX的经济租。但是, 若实际上对资源利用的决策单位超过一个时, 均衡结果就会与上面的情况大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 每一个决策单位只考虑自己的产出, 不顾及它对其他要素单位施加的成本。那么, 纵然每个决策单位都是根据边际原则来调整使用的要素数量, 最大限度地获取它在其余租金中的份额, 不过, 当各个决策单位竞相进入来寻求最大租金, 最终的均衡结果停留在VAP=W的使用水平。由此我们看到了对资源型产业的过多要素投入, 此时为LN2的水平。同时, 也使得资源产业的经济租降为零。在竞争的压力下, 生产者只会考虑如何以最快的速度采煤, 赚取眼前利润, 而不愿意做任何长期计划与投资 (包括安全生产方面的投资) 。即使是国有企业, 也存在着一些与众多私营企业争夺公共资源的竞争中, 参与掠夺性开采也就成为其选择。当然最终的状态是一个抽象的推演, 但我们在这个模型中可以看到, 产权界定对资源使用的重要作用。 (2) 证据层面。我国法律规定, 矿产等资源属国家所有, 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 但所有者却必须与别人发生千丝万缕的交易关系, 这样所有者不得不寻求代理人, 形成委托代理的关系, 这样打破了所有权的排他性, 企业可以无偿或通过缴纳较低手续费而获得采矿权, 开采后再按销售收入或产量缴纳资源使用费。各级政府负责矿藏勘探与开采的审批与监管。这便使原本国有性质的煤炭具备了“公共资源”的特性: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各类代理人本身都没有拥有合法的对于煤炭资源的个人产权, 也不对其负责, 导致企业成本的外部化与私人成本的社会化, “外部经济效果是一个经济人的行为对另一个人的福利所产生的效果, 而这种效果并没有从货币或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与任何私人物品一样, 某人开发煤炭资源, 将影响其他人开发该资源。而与一般私人物品不同的是, 煤炭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 其开发的过程本身就是资源消耗的过程。因此, 其开发的竞争性显得尤为突出。同时, 采矿权可以无偿地获得, 任何人都不具有排他性的采矿权。这样, 各企业在获得了低成本开采煤炭经营权的同时, 不承担任何相应的责任。公共资源的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必然导致生产者行为短期化。我国煤矿行业的回采率平均只有35%, 一些乡镇煤矿回采率仅仅只有15%, 有些甚至低至10%。煤炭产业的短期行为违背了分层采煤的最大化配置煤炭资源开采的原则, 普遍存在煤层的隔层破坏现象, 造成煤炭储量的巨大减少。各生产者行为短期化的必然结果不仅仅是煤炭资源的过度开采, 而且是安全隐患的不断积累。结果导致资源枯竭型公地悲剧与环境破坏型公地悲剧的集中上演。

四、结论与建议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 资源禀赋主要通过内生的人才和资本流动及外生的政府制度与政策安排制约了产业结构转型, 资源型产业对非资源型产业的挤出效应和不合理的资源产权制度是其中的关键原因。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有效率的制度建设对减弱甚至消除“资源诅咒”的重要作用。笔者因此提出以下建议:首先, 降低资源型产业与非资源型产业的收入差距。其次, 创新资源矿权制度, 降低交易费用。

摘要：文章以“资源诅咒”制约经济发展这一命题为前提, 以山西省为例, 从制度角度对“资源诅咒”效应削弱当地经济发展的机制以及如何避免“资源诅咒”进行深入剖析, 认为资源禀赋主要是通过内生的人才、资本流动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制约了当地的产业转型。最后提出缩小资源型产业与非资源型产业收入差距、推进矿权制度创新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资源诅咒,产业转型,制度研究

参考文献

[1] .徐康宁, 王剑.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J].经济研究, 2006 (1)

[2] .王青云.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3

[3] .张五常.经济解释[M].中信出版社, 2011

[4] .张复明, 景普秋.资源型经济及其转型研究述评[J].中国社会科学, 2006 (6)

[5] .王必达, 王春晖“.资源诅咒”:制度视域的解析[J].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1)

[6] .吴宗杰, 王景新, 桑金琰.低碳经济视阈下我国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研究[J].经济研究, 2011 (11)

[7] .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 1994

[8] .萨缪尔森, 诺德豪斯.经济学 (第12版) (下册)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

从“资源诅咒”到“环境诅咒” 篇2

自然资源对于一国财富的原始积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直以来资源丰裕的国家或地区都被认为蕴含了很大的经济发展潜力。然而,现实情况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自然资源富集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长期要慢于自然资源相对稀缺的国家和地区。受到这类现象的启发,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1993年,美国经济学家Auty首次提出了“资源诅咒”这一概念,即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优势,反而是一种限制[1]。自此,“资源诅咒”理论开始进入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1995年,Warner、Sachs通过对世界上71个国家各自在1970—1989年自然资源状况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据实证研究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自然资源和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这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随后,众多的经济学家提出各自的假设和检验,并给出了自然资源制约经济增长的各种可能的传导机制。中国国内的学者如徐康宁、王剑(2006)以中国1995—2003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的实证分析证明“资源诅咒”假设在中国地区层面成立[3]。孙庆刚、秦放鸣(2010)站在制度视角解析,认为在政府短视和财政幻觉的影响下,资源丰裕地区易产业结构固化,产业升级受阻,从而陷入经济发展的陷阱[4]。白嘉、张会新(2010)认为“资源诅咒”弱化了产业集群的动力,最终使得资源型产业集群的衰退[5]。综观国内外的经济学家的分析,这些文献对“资源诅咒”现象纷纷停留在挤出投资、抑制创新、纵容腐败、人才流失等方面,很少提及环境污染与资源丰裕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

资源产业在中国工业化刚起步的时候,承担了整个社会经济原始积累的重任,然而最近三十年来,在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地增长情况下,资源与环境问题却日益严峻,许多资源型城市由于矿产资源衰竭而导致了城市整体的衰败,整个城市社会经济陷入困境。中国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大多数是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粗放式利用导致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丧失,加上区域本身发展基础设施薄弱,导致资源丰富与经济贫困、生态脆弱联系在一起,已经形成恶性循环,典型的如陕西榆林地区、云南昭通地区等。

因此,如何在严峻的资源和环境约束下实行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之一,也应该是更需要深入思考和实践的课题。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1999—2011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自然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试图探索中国资源枯竭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指标选取与模型描述

(一)模型设定

根据Sachs和Warner(1995,1997)等人的经验文献分析,本文拟建立如下基本回归方程:

在回归方程(1)中,i代表中国各省,t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代表人均GDP增长率,Rit、SO2、Edu、Inst是解释变量,这些解释变量之前的系数是待估计的参数,εit是方程的随机扰动项。

根据前面的传导机制分析,本文引入了三个传导机制作为解释变量,主要包括教育水平、所有制结构、环境污染。前两项系数预期为正,第三项预期为负。

(二)变量定义与数据说明

由于绝对值指标无法反映各省份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地域面积等总体状态上的差异,并不适合地区间的横向比较。因此本文均选择相对指标来对经济变量进行度量。变量定义(见表1):

本文模型考察的样本期间为1999—2011年,考察的对象是国内31个省市自治区。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等。

三、实证分析

本文处理该面板数据的具体方法是:先使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面板的平稳性,随后,对面板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分别检验诸多因素是否对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最后选择面板数据模型,利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回归参数估计与检验,揭示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

(一)F检验

其中,N为单位个数,T为检验期,k为解释变量个数。S1为不变系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2为变截距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3为变系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

本文S1=1.316565,S2=0.782385,S3=0.464638;N=31,T=13,k=4,F1=3.789292,F0.05(120,248)为1.287532,F值大于给定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拒绝H1。F2=1.130647,查F分布百分位数表F0.05(150,248)为1.26757,F值小于给定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接受H2。即采用常系数模型拟合样本。

(二)实证结果

对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由于回归结果存在着异方差。所以截面加权回归(Cross SectionWeights)方法更适合本模型,将估计的截面残差的方差作为权重,消除不同省份的异方差。结果见表2。

(三)对传导机制的实证分析

我们需要进一步评估出自然资源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全部影响。具体为利用方程自然资源对3个传导机制进行回归,以估计出自然资源通过SO2环境污染、所有制结构、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产生的间接影响。

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978598,SO2的系数为正,表明资源丰裕的地区一般会导致更多的SO2的排放量。教育财政投入的符号与理论预期相反,丰裕的自然资源没有挤出对教育的投资,反而对地区教育资源的投入有所增加,与实际情况比较接近。非国有经济占工业总产值的系数为负说明这些资源丰裕地区产业结构比较固定,但是非国有经济个人投资规模一直处于被抑制、严重不足的状态。

四、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前面对固定效应模型的分析以及对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探讨,我们可以清楚地得出如下结论,资源丰裕的地区环境污染的程度也越大,环境污染与资源型经济对地区经济的增长起到了非常负面的作用。

地区丰裕的自然资源导致了资源产业的形成并且占据地方产业较大的比重,而由此带来的高强度的采掘与开发,加剧了环境压力,削弱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城市环境问题突出,脆弱的自然环境状况不仅阻碍了地区潜在优势的发挥,而且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废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地资源破坏、地质灾害等这些都会威胁到整个地区生态系统,而当脆弱的生态环境再也无力承载资源型经济带来的快速增长,就会难以进一步招商引资甚至导致资本外流、人才外流等现象。“资源诅咒”通过降低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和削弱地区经济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最终使得“环境诅咒”形成。在对自然资源的大肆开采和利用中,由采掘业生产所排放的废水和固体废物总量明显上升;二氧化硫排放量在工业生产的二氧化硫总排放量中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矿山开采侵占和破坏了土地和森林资源,开采后的土地和森林生态功能难以再恢复,地质灾害,如泥石流、山体滑坡等频繁发生,更有甚者,城市地面也因此出现了塌陷。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对在长期中对生态环境的形成了难以逆转的破坏,在过度采掘后,生态环境的经济效益开始下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开始衰退。同时由此引发了大量的失业和社会不稳定问题。

而这些地区要突破“资源诅咒”的陷阱,首先必须在政府的主导下大力整治污染,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使责任主体承担起资源开采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矿产资源的开采事先必须做好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评估,同时应禁止对造成严重生态破坏的项目的实施;其次必须要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转型,不断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以矿产品深加工来实现产业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矿山回采率,冶炼回收率,推进尾矿、废弃物综合利用;再次地方政府必须及时转变观念,避免产业结构固化,必须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使得城市产业格局多元化,从而推动产业链走向高级化,走新型清洁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与建设道路,同时应尽快在全国积极开展企业排污权交易制度,既对企业超标污染收费同时又允许一部分企业出售自身剩余排污指标从而奖优惩劣,使得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企业自觉降低污染物的排放,同时政府又筹集了环境治理资金。只有通过政府主导企业变革、产权制度设计和产业升级才能最终避免不断恶化的自然环境阻碍该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

摘要：“资源诅咒”是指自然资源禀赋与国家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丰裕的自然资源反而阻碍了一国经济增长。试图通过建立中国省级层面的经济模型,来证明自然资源丰裕区域的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诅咒同时也伴随着环境恶化,最终会引发“环境诅咒”。

关键词：“资源诅咒”,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1]Auty,R.M..Suataining Development in Mineral Economics[J].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Rout ledge,1993,1:126.

[2]Sachs,J.D.and.Warner,A.M.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M].NBER Working Paper,1995:256-275.

[3]徐康宁,王剑.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7,(1):79-89.

[4]孙庆刚,秦放鸣.“资源诅咒”在中国省际层面赚到机制研究[J].经济问题,2010,(1):20-24.

资源诅咒研究综述 篇3

虽然在这一结果上, 经济学家们意见基本相同, 但对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 他们之间的看法却各不相同。他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自然资源制约经济增长的原因, 这其中主要观点有:自然资源的出口导致国内制造业萎缩而引起的“荷兰病”;自然资源的长期开发导致国内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下降, 企业家才能丧失或转移;自然资源的巨大利润所引致的政府腐败、寻租和内战;自然资源的丰富使一个国家的制度质量低下;政府宏观政策的失误等。

一、引子

16世纪初, 拉美国家阿兹特克 (今墨西哥) 皇帝Moctezuma (1466—1520) 临终前曾经立下诅咒:任何闯入自己的领地并掠夺金银等财富的陌生人都将遭受疾病的折磨。从历史的角度看, 自1550年开始西班牙确实从美洲殖民地掠夺来的白银等贵金属在该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在国王Philip II在位末期达到顶点。诡异的是自1598年国王Philip II去世后, 西班牙的国民经济便开始急速衰退。因此不论这个传说是否真实, 这一诅咒在西班牙却得到了应验。从此, 人们对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本该经济发展较快, 但经济发展实际却很缓慢这种现象颇感兴趣。

经验数据显示, 20世纪上半叶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基本都是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而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倒退的国家却基本都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 例如非洲和拉美国家。古典经济学认为, 自然资源越丰富, 经济发展应该越快;自然资源越贫乏, 经济发展应该越慢。然而奇怪的现实却越来越与人们的常识相违背, 因此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此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国外研究综述

Prebisch (1950) 首提“中心—外围”理论, 他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高度工业化国家, 它们以出口工业品或高附加值的产品, 而进口原材料或某些初级产品。它们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因此占有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几乎全部益处;另一类是传统农业国家和工业化基础薄弱的国家, 它们的经济常常有增长而无发展, 仅靠出口单一的原材料来换回各种工业制成品。前者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 后者处于其外围。中心与外围进行着严重不平等的交易, 中心的存在是以外围的存在为前提, 并以损害外围的发展为代价进而获得自身的发展。其逻辑结论是, 只要“中心—外围”结构 (即所谓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或旧的国际分工) 不改变, 或者说外围国家脱离不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外围国家的发展就没有希望。

1960年左右人们在荷兰北海一带发现了极为丰富的天然气资源。进而之后几十年荷兰在大量出口天然气获得巨额财富的同时, 荷兰货币也迅速升值, 导致国内其他工业尤其是传统的机械制造业与出口加工业渐渐萎缩, 结果就是其不断失去国际竞争力, 出现了所谓反工业化现象。后来人们就把这种“因富致祸”的现象称为“荷兰病”。这一模型也成为人们解释这一现象的钥匙。

Matsuyama (1992) 提出了一个只包含农业和制造业两部门的模型。他把制造业看成具有干中学特征的产业, 并认为任何从制造业中挤出人力资本的行为都会减慢经济的增长。因此农业的崛起将使从事制造业的人员吸引到农业中, 从而使从事制造业的人员减少, 经济发展受阻。

Auty (1993) 最先提出“资源诅咒”的概念, 其含义是指丰裕的自然资源没有促进经济增长, 反而成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陷阱。从此, 资源诅咒这一假说流行于国际经济学界, 相关研究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Sachs和Warner (1995, 1997, 2001) 在Matsuyama模型基础上发展演绎出动态的“荷兰病”模型。模型假设社会一共包含三个部门:即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不可贸易的部门和自然资源部门。这一模型假定, 由于自然资源产业的快速发展, 诸如资本、劳动力等能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产业部门的要素会不断转移到自然资源产业中去。其运行机制可以表述为:自然资源产业的繁荣导致汇率高估, 进而影响制造业部门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这将导致往往具有正的外部性和规模收益递增特性的本国制造业的萎缩。而制造业恰恰被认为是一国或地区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他们在文章实证分析中选取了95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 对自然资源的充裕程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实证研究, 具体则是采用第一产业出口份额和金属产值来衡量自然资源, 测算来自1970—1989年这些国家GDP的年增长率。最后研究表明, 在控制了初始人均收入、贸易政策、政府效率和投资率等通常认为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的多个变量后, 自然资源充裕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呈现显著负相关。另外他们还发现自然资源部门具有挤出效应, 其部门的工资高到足以吸引潜在的人群 (诸如创新者和企业家) 到资源部门工作的话, 丰富的自然资源就会挤出企业家活动或相关的科技创新。而随后的大量相关研究也都证实了这一观点 (Bulte、Damania、Deacon, 2004) , 这就是所谓的“资源诅咒”。

但是, 也有学者持不同的意见, 如Stijns (2005) 对Sachs和Warner用自然资源出口密集度 (资源出口值占出口总额的比重) 来度量资源充裕度的方法出了异议, 利用人均能源、矿产的储量数据, 发现资源充裕度与经济增长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呈正相关。他认为在验证这种关系时要注意经济增长模型的选择, 不同的模型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如在荷兰病模型中, 存在一个假定即只有制造业部门内部存在干中学效应从而产生正外部性和规模收益递增效应, 若将这一假定扩展至部门间, 则会产生不同的结论 (Torvik, 2001) 。而且Stijns (2001) 在关于自然资源充裕度与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相关性的研究中, 认为没有足够的经验基础去断定两者之间存在着负相关, 是否负相关取决于这两者的度量指标的选择。

Murshed (2001) 把资源—经济类型分为点源型经济和分散型经济。前者侧重指国家的经济产业集中在少数几个资源性行业, 而后者着重是指国家的经济结构呈现多元化。相关的研究表明:东亚地区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相关国家大都属于后者, 而发生资源诅咒的国家大都属于前者, 诸如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某些国家。而对于点源型经济来说, 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只依赖于几种自然资源的生产和出口, 那么自然资源产业的产值占该国GDP的比重就很大, 导致的结果便是自然资源领域很容易引致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向其集中, 反而使本来就处于弱势的社会资源领域进一步弱化, 该国发展的基础也遭到破坏。长此以往一旦该国自然资源优势消失, 其资源和非资源产业经济均将遭受衰退。

Ross (2001) 认为那些具有丰富矿产特别是石油资源的国家因资源诅咒而都没有走向民主体制, 或者至少在民主指数上的分值较低。他认为导致这些国家独裁体制长期持续的原因恰恰在于:一是因自然资源繁荣所产生的经济财富没有转移到该国社会和文化进步领域, 财富没有转化为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二是政府压制社会和政府权力寻租的影响。也就是说自然资源的发展诱导了这些国家形成持续的独裁体制, 而资源的诅咒恰恰突出表现在其独裁体制的强制性、掠夺性和对社会普通民众长期利益的漠视, 这也广为外界所诟病。

Gylfason (2001) 认为在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 一般其政府教育公共支出、女孩预期上学年限以及中学入学率等指标均较低。他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首先是自然资源产业的繁荣促使大量资本涌入该产业, 从而对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投入产生了挤出效应。而这两种资本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中却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其次, 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将会通过延缓该国金融领域的发展升级而间接损害储蓄和投资, 而这些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都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

Auty (2001) 通过制度质量模型认为一些资源型国家因为自然资源的繁荣, 会诱导该国内部各个地区争抢资源, 导致市场人为分隔进而市场混乱。其次这些国家也缺少长远眼光, 比如将其自然资源收益用于改善投资所必需的投资环境, 以提高该国经济的多样化程度。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导致该国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从而成功地从制度质量方面解释了资源诅咒。

Torvik (2002) 、Murshed (2004) 则都从制度的角度解释了资源诅咒的存在, 并不同程度地研究到自然资源发展所带来的寻租现象。Torvik通过发展寻租模型并假定资源租金比较容易获得且比较多, 这将会容易导致行贿受贿和公共政策扭曲, 还会诱使人们在寻租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也就是说在人们不断投机倒把进行自谋利益时, 人们从事合法正规的生产劳动的人数减少了, 从而使该国的自然社会生产效率大大下降。Murshed认为在坏制度下, 当权者关心的不是社会收益而是其自己的私人收益, 寻租过程中导致自然资源收益的分散和人为耗费。这些无一例外地说明:丰裕的资源最终使该国经济增长变慢。

Collier、Hoffler (2004) 在控制了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率和经济结构三个变量后, 通过对1969—1999年间世界范围内的52次武装冲突进行研究发现自然资源的多寡对于一国爆发内战的概率会有显著影响, 这不能不使人惊讶。

三、国内研究综述

徐康宁、韩剑 (2005) 的研究结论表明, 1978—2003年我国资源丰裕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普遍要慢于资源贫瘠的地区, 并由此提出中国区域的经济增长在“长周期”上也存在着“资源诅咒”现象的假说。他们通过构建一个资源丰裕度指数, 重点考察我国各个省份之间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但从1978至今仍按照原法通过相关数据计算是否仍然可以得到这个结论尚未知晓。

徐康宁、王剑 (2006) 以1995—200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 在引入研发投入、教育投入、制度条件以及初始经济水平等控制变量后, 计量结果显示自然资源丰富型地区对于自然资源的依赖, 主要是通过资本投入的转移机制制约了经济增长, 而劳动投入的转移机制也存在这种效应, 但显著性不如前者。并由此认为资源诅咒存在于我国内部地区层面, 自然资源并未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条件, 反而制约了经济增长。

胡援成、肖德勇 (2007) 以1999—2004年中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数据为样本, 认为制约我国省际层面上资源诅咒存在的关键因素是人力资本的投入水平。他们还提出缓解资源诅咒的方法, 例如金融支持。

杜凯等 (2009) 另辟蹊径重点研究了自然资源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等研究, 结果表明从中国省际层面来看这种诅咒效应确实存在, 而且制度的弱化加剧了这种诅咒的程度, 具体表现为环境管制政策的失效、资源价格机制的扭曲、产权制度安排的不合理以及资源主导型经济体环境保护的意识和投入力度落后于其他非资源主导型经济体等。从长期来看, 解除这种诅咒效应的根本在于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 实现资源与环境管制上的制度创新。

邵帅、齐中英 (2009) 则以Romer的R&D内生增长模型为基本框架, 将一个被动接受技术外溢的劳动密集型的自然资源开采部门引入其中, 建立了资源输出型地区的4部门内生增长模型, 并对其进行了市场竞争动态均衡分析及平衡增长路径上稳态解的比较静态分析, 为资源输出型地区面对的资源诅咒问题提出了机理解释, 即资源开发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研究表明丰富的自然资源及其较高的价格吸引劳动力去从事简单的初级资源开采活动, 却使富含科技创新的制造业部门和研发部门的劳动力投入相对减少, 由此导致技术创新及长期经济增长的速度减缓。最后他们利用我国西部1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为理论解释提供了有效的经验支持。

四、结语

中国“资源诅咒”现象探究 篇4

一、“资源诅咒”现象在我国的存在性研究

自从美国经济学家Auty (1993) 提出“资源诅咒”假说以来, 经济学家们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多个角度对“资源诅咒”的存在性进行了论证。我国学者将“资源诅咒”引入我国内部省区级进行考察, 多数认为我国存在“资源诅咒”, 只有少数学者认为不存在资源诅咒效应。

为衡量地区资源优势与经济社会发展反差的程度, 苏迅 (2007) 提出了矿产资源贫困指数的概念, 即一个地区的矿业产值占全国矿业产值的比重与该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的比值。姚予龙等 (2011) 提出能源资源诅咒系数, 用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与地区资源优势的偏离程度。能源资源诅咒系数具体表示为:各地区一次能源生产量占全国产量的比重与各地区第二产业产值占所有全国产值的比重的比值。

两者从形式上来看, 都借鉴了区域经济中区位商的计算方法, 用商值来反映资源优势与经济发展的偏离程度。从内容上来看, 前者用不包含油气在内的矿业产值反映资源优势, 用国内生产总值来反映经济发展程度;后者用一次能源生产量来反映资源优势, 用第二产业产值反映经济发展程度。笔者认为, 单纯只考虑矿业或者能源都不能很好地反映资源的丰裕程度。

本文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 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 用资源诅咒系数量化资源诅咒现象。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 在此仅考虑矿产资源和油气资源。用非油气矿业工业总产值与油气工业总产值之和来衡量资源优势, 用地区生产总值衡量经济发展程度, 那么资源诅咒系数标示为:

式中:μ系资源诅咒系数;Mi系地区非油气矿业工业总产值;M0系全国非油气矿业工业总产值;Oi系地区油气工业总产值;O0系全国油气工业总产值;Gi系地区生产总值;G0系国内生产总值;K系常数, 代表同时期国内生产总值与全国非油气矿业和油气工业总产值的比值。

可以看出, 资源诅咒系数能够反映出地区资源优势与经济发展的偏离程度, 如果地区非油气矿业工业总产值与油气工业总产值之和在整个区域中占的比重大于其地区生产总值在整个区域的比重, 则地区资源诅咒系数大于1, 该地区的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化为经济优势, 地区遭受了资源诅咒, 资源诅咒系数越大, 地区遭受的资源诅咒越严重, 如果资源诅咒系数小于1, 则该地区不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依据上面公式及数据, 计算出2005—2011年各省市资源诅咒系数如表1所示。

分析以上计算结果, 近七年资源诅咒系数平均值小于1的有17个省市, 以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广东、湖南、湖北为代表的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 它们经济发展几乎不受资源诅咒的影响。资源诅咒系数平均值大于等于1, 小于2的有8个省市, 以云南、贵州、甘肃等为代表的中西部地区, 它们的经济发展对资源存在不同程度的依赖, 受到轻微资源诅咒影响。资源诅咒系数平均值大于等于2, 小于4的有2个省市为内蒙古和陕西, 它们的经济发展已经严重依赖于资源产业, 资源诅咒影响严重。资源诅咒系数平均值大于4的有山西、黑龙江、青海、新疆, 它们是资源诅咒的高危区, 它们的经济发展完全依赖于资源产业, 然而丰富的资源, 并没有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优势, 反而抑制了地区经济的发展。

而从趋势来看, 山西、内蒙古、贵州、陕西、宁夏资源诅咒系数有增大的趋势, 以山西省最为典型, 其资源诅咒系数一直处在高位, 而近几年仍然有迅速上升的势头, 需要高度警惕该地区经济会继续过分依赖资源产业, 经济进一步恶化。辽宁、吉林、天津、河南、甘肃、黑龙江、新疆资源诅咒系数有减小的趋势, 其中辽宁、吉林、天津、河南曾一度受资源诅咒困扰, 经过产业结构调整, 逐渐走出资源陷阱, 但是其资源诅咒系数接近1, 很容易再次掉入资源陷阱;甘肃、黑龙江、新疆的资源诅咒系数虽然有减小的趋势, 但是他们始终没有走出资源陷阱, 尤其黑龙江, 资源诅咒系数始终大于3, 是资源诅咒严重区, 新疆资源诅咒系数始终大于4, 是资源诅咒高危区。

二、我国部分省市遭受“资源诅咒”的原因

1、关于“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研究的概述

专家学者关于“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有多种看法, 但归纳起来, 主要有三个方面:经济结构诅咒、政治制度诅咒和生态环境诅咒。经济结构诅咒主要是指丰裕的资源容易使经济体陷入经济结构单一的境地, 当资源丰裕的优势不在时, 经济便会陷入困境, 产生“资源诅咒”, 其主要途径有:贸易条件波动、“荷兰病”效应、挤出效应。政治制度诅咒论, 主要是指资源丰裕容易产生寻租、腐败等行为, 弱化了制度作用, 从而阻碍经济发展, 或者资源丰裕容易引发战争或者政党冲突, 从而给经济发展造成阻碍。生态环境诅咒, 主要是指资源富集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速度往往更高, 从而给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带来较大破坏, 并引致“资源诅咒”。

2、典型剖析部分省市遭受“资源诅咒”的原因

(1) 产业过于单一, 经济过度依赖资源产业。资源优势能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容易形成一种所谓的“点源经济”。单一的资源会引致生产、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向其集中, 结果是社会资源本来就处于弱势的领域如农业、制造业进一步弱化, 发展基础遭到破坏。另一方面经济高度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地区其宏观经济的波动性也较大。长期的趋势是一旦资源繁荣消失, 资源和非资源产业均遭受衰退, 经济增长停滞。

(数据来源:油气工业总产值、非油气矿业工业总产值均来源于2006—2012年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国内生产总值来源于2006—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

(2) 产业结构失衡, 利润向外转移。资源禀赋条件好的地区注重发展其优势资源产业, 产业结构呈现重重工业、轻轻工业, 重初级产品生产、轻高附加值产品生产的粗放型特点。其产业结构一般是能源、原材料的超重型结构, 重工业产值年均增长速度大大快于轻工业;而在重工业中, 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的比重过大, 加工工业的比重偏小, 产品深加工不够;输出区外的产品以矿业产品为主;消费品对外依赖性强, 造成资源富裕地区长期存在利润向外转移现象。

(3) 外部条件恶化, 促使资本外流, 吸引外部资金乏力。我国资源诅咒严重的地区多分布在偏远的西北和华北和东北的少数地区, 生产生活条件恶劣, 城市化水平滞后, 基础设施薄弱。而且多年资源开发所到来的环境污染, 生活质量恶化, 迫使由资源开发生产而富裕起来的人们, 把大量资本转移到环境较好、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山西及内蒙古鄂尔多斯的煤老板在各大城市, 甚至海外大量购买房地产, 已经成为趋势, 导致大量资本外流。另外当地制造业逐渐萎缩, 投资环境的恶化, 吸引外资乏力, 也迫使本地投资者将资金转移至其他地区寻觅投资机会。有报道称山西有超6000亿或更多民间资本或将外流, 这对发展地方经济而言是重大的损失。

(4) 我国现存的资源税费制度, 对地方财政贡献有限。我国矿产资源开发主要采取以资源税、增值税、所得税为主的税收模式。从量计征的资源税, 没有随高涨的资源价格而增长, 再加上资源税税率长期偏低, 导致资源税征收水平低, 对当地财政收入的贡献率较小。而增值税是一种共享税, 75%归入中央财政, 并且许多资源是以初级产品形式输出, 这样留给地方的增值税就更少了。此外, 在从事资源开采的企业大都是中央大型国有企业, 大部分税收上缴给了企业总部所在地。在现有财税制度下, 地方政府从矿产资源开发中所分享到的税收收入相当有限。

虽然我国矿产资源补偿费是从价计征, 但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一直未能调整, 其制度标准为0.5%~4%, 平均为1.18%。资源补偿费的大部分被中央、省、市占用, 县级财政的分配权利最小, 而矿山企业开采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却全部由地方政府负责, 由此造成地方利益极大的损失。

(5) 资源开发带来沉重的环境代价。我国资源诅咒严重的地区多分布在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西北干旱区。这些地区资源丰富, 但水土流失严重、水资源极度短缺, 荒漠化严重, 生态环境异常脆弱。一方面, 本身脆弱的生态环境在人类对资源的疯狂掠夺下遭受到剧烈而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 与矿产资源相关的产业, 诸如采矿、矿产冶炼加工、矿山机械制造、电力、化工等企业通常属于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 他们常常忽略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 造成环境极度恶化。生态脆弱, 环境破坏严重, 保护和治理缺失, 破坏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稳定性和连续性较差。高强度的矿产资源开发, 引发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主要表现为地面塌陷、地裂缝、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矿山地质灾害, 矿区土地、资源占用和破坏问题, 空气污染及水污染等。截至2010年, 青海、新疆、山西、黑龙江、陕西、内蒙古六省矿业开采累计占用、损毁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70%。山西省2011年地表水污染达到轻度污染 (Ⅳ类) 以上的占监测断面总数的54.6%, 其中重度污染 (劣Ⅴ类) 占27.8%。山西、内蒙、黑龙江累计投入矿山环境治理资金分别为36.18亿元、15.41亿元、13.85亿元, 其中地方财政出资24.58亿元、5.08亿元、6.13亿元, 企业出资6.07亿元、5.98亿元、1.74亿元。资源丰裕地区在收获资源带来的财富的同时, 也付出了环境恶化所带来的沉重代价。

三、走出“资源诅咒”的途径

1、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第一, 资源优势是基础。遭受资源诅咒的地区要发展经济, 并不是要摒弃富裕的自然资源, 而恰恰要建立在地区的比较优势之上, 发挥地区资源优势。第二, 产业多元化是方向。要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改变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高依赖程度, 促使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资源产业带动和数量扩张向三次产业协同发展驱动转变。大力发展先进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同时把旅游业、生态农业、环保产业等新兴产业作为重要的战略产业和支柱产业, 实现产业结构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第三, 产业纵深发展是关键。改变过去单纯以资源开采为导向, 资源初级产品销售为主业的模式, 提高生产技术, 对资源产品进行深加工, 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形成资源开发、材料加工、产品制造协调发展的完整产业链。第四, 产业可持续发展是动力。限制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发展,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培育接续替代资源产业, 为地区经济发展寻找新的动力。

2、改革资源税费体制, 加强转移支付, 增强补偿力度

首先, 我国现有的从量计征的资源税不能与资源价格挂钩, 失去了资源税调节级差收益的功能。有必要将资源税费的计征方法改为从价计征, 按应税产品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征收资源税。另外, 可以借鉴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跨州税法, 对资源在省内和省外消费采取差别税率, 从而改善资源输出地的财政状况, 打破地区间经济的恶性循环和不平等竞争。同时要将资源税的征收与资源储量的消耗挂钩, 按资源储量的实际消耗水平确定不同的调整系数, 促进资源企业提高采取率和综合利用率。其次, 完善资源税费分配模式, 应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在资源税费收入的权益关系, 增加资源税费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比例。再次, 中央应加大财政转移力度, 通过二次分配调节, 改变资源收益分配在区域之间分配的不平衡。这种利益的重新分享一定要和落后地区的产业升级挂钩, 要有助于落后的资源丰裕地区改善环境、培养人力资本等, 否则就会更加驱使资源型省份继续扩张资源性产业, 最终反而会放大“资源诅咒”的效应。最后, 我国资源税费体制应建立不同产业间的产业反哺机制和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横向财政转移制度, 使资源地政府和居民切实能从资源开发利用中获得好处, 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

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投资环境, 吸引外部资金

地处偏远地区、基础设施薄弱的资源丰裕地区, 要加大公共支出,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包括加快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推进信息网络建设, 推动水、电、气网络建设等。要为吸引投资创造政策环境, 对于一些重要领域和产业, 要从财税、金融等各方面给予政策优惠, 正确引导资金向多元化产业发展, 向高新技术发展。要加大教育经费投入, 努力提高地区人口素质, 让人才成为地区发展优势, 成为吸引资金、留住资金的新因素。

4、加强管理, 实现开放、透明、公平、有序的资源开发利用格局

众多学者认为封闭、寻租、腐败等等制度化因素是引起资源诅咒的重要原因。只有通过加强管理, 严格监督, 才能化解资源诅咒的制度症结。首先, 要加强与周边地区、发达地区在经济、技术、人才上交流合作, 打破垄断, 积极利用各种资源, 提升产业结构。其次, 为了有效利用有限的地方资源税和转移支付资金, 必须建立透明的监督机制与社会公众参与机制, 建立严格的专向拨款审批制度。政府公共财政的支出应主要投向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 将教育、交通、水利、公共卫生、科学研究、环境保护等作为首选投入部门, 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成本效益最高、受益面最广的社会发展领域。最后, 要加强执法, 严厉打击资源腐败行为, 让资源在阳光下开发利用, 实现开放、透明、公平、有序的资源开发利用格局。

5、实行生态补偿, 加强环境保护, 建立宜居城市

陷入资源陷阱的地区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契机, 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一, 积极实施生态补偿制度。一方面要全面落实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 另一方面应增加用于矿产资源开采地区生态环境补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财政转移支付。第二, 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和矿山生态修复力度。切实增加环境保护投资, 重点推进环境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 努力提升居民环境保护意识, 按照“谁治理、谁受益”的原则,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矿山治理。第三, 贯彻建设生态文明国家战略, 推进城镇化建设。以恢复城市生态功能和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为重要手段, 推进城市生产—消费—资源—环境良性循环, 建立宜居城市。

参考文献

[1]徐康宁、王剑: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J].经济研究, 2006 (1) .

[2]邵帅、齐中英: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 2008 (4) .

[3]姚予龙、周洪、谷树忠:中国资源诅咒的区域差异及其驱动力剖析[J].资源科学, 2011, 33 (1) .

[4]苏迅:资源贫困:现象、原因与补偿[J].中国矿业, 2007, 16 (10) .

[5]徐康宁、邵军:自然享赋与经济增长:对“资源诅咒”命题的再检验[J].世界经济, 2006 (11) .

[6]王高辉:从资源环境角度分析资源诅咒现象[J].能源环境保护, 2010, 24 (4) .

[7]杜凯、周勤、蔡银寅:自然资源丰裕、环境管制失效与生态“诅咒”[J].经济地理, 2009, 29 (2) .

“资源诅咒”实证研究综述 篇5

关键词：“资源诅咒”,机理,挤出效应

收录日期:2012年1月6日

一、“资源诅咒”, 一个争论不休的命题

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都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20世纪中期以前, 主流经济学家充分肯定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一国是一种福音。然而, 这一观念受到了现代经济发展模式的严重挑战。20世纪中期以来, 许多煤矿、石油等自然资源富集的国家和地区, 长期经济增长速度要慢于自然资源相对稀缺的国家和地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同时期东亚的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 在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况下, 经济增长速度却远远超越了这些国家。似乎丰裕的自然资源阻碍了经济的增长。1993年美国经济学家奥蒂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发现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 反而是一种限制, 他将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悖论关系概括为“资源诅咒”问题, 自此, “资源诅咒”理论研究开始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 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福音”还是“诅咒”?在对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 形成了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

二、关于“资源诅咒”实证研究综述

关于“资源诅咒”争论的最首要的问题, 就是要确定“资源诅咒”现象是否存在。为此, 双方都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而由于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的不同, 实证研究的结论也莫衷一是, 形成了三派代表性的观点。

1、“资源诅咒”现象具有普遍性。

在Auty首次提出“资源诅咒”命题后, Berge (1994) 使用土地和人口密度来衡量自然资源投入, 并验证了其对经济增长及制造业产品出口的负面影响。此后, Sachs和Warner (1995, 1997, 2001) 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 对“资源诅咒”这一假说进行了开创性的实证检验。在Sachs和Warner (1995) 这篇经典文献中, Sachs和Warner使用了跨国样本数据, 研究了世界上71个国家1970~1989年的自然资源状况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自然资源丰裕度 (矿产品出口占总产出的比重为代表性指标) , 市场开放度、投资、经济制度等为主要变量, 检验一国经济增长与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相关性, 再次验证了“资源诅咒”的存在。另外一些学者则把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解为直接的正向作用和间接的负向作用。Papyrakis and Gerlagh (2004) 发现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负作用超过了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 因此存在“资源诅咒”现象。最近的一些研究 (Isham, 2002;Murshed&Perala, 2002) 对自然资源的类别加以细分, 讨论不同资源国家遭受资源诅咒程度的差异。根据资源地理分布集中度的不同, 自然资源可以被划分为集中型资源和扩散性资源, 集中型资源 (如矿产资源) 经济体更容易遭受资源的诅咒。

国际上对“资源诅咒”的研究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兴趣,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 基本上都认为在中国“资源诅咒”问题是存在的。徐康宁、王剑 (2006) 以中国1995~2003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 其计量结果证明了“资源诅咒”假说在中国省际层面上成立。李天籽 (2007) 利用1989~200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考察了自然资源丰裕度对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地区层面检验了“资源诅咒”命题, 认为资源丰裕度似乎阻碍了经济增长, 成为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不平衡的潜在因素。邵帅、齐中英 (2008) 以1991~2006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 从整体上考察西部的能源开发是否具有“资源诅咒”效应, 结果证明了西部大规模的能源开发并没有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经济增长, “资源诅咒”效应确实存在。

2、“资源诅咒”是一个伪命题。

基于证伪的角度, Davis (1995) 最早将22个矿产资源型经济体作为整体, 与其他非矿产资源型经济体发展进行比较, 发现矿产资源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存在“资源诅咒”。Mikesell (1997) 通过模型分析也认为, 在资源富集与经济增长快慢之间没有内在必然联系。Lederman and Maloney在分析前人研究不足的基础上利用新的计量方法 (3SLS) 对1980~2005年跨国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发现“资源诅咒”并不存在。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指导下, 美国经济学家Habakkuk通过对美国经济增长史的实证研究发现, 美国19世纪的经济腾飞与其丰裕的煤、铜、石油、铁矿石等资源储量是分不开的。出于对资源富集程度指标测度方式的差异, Brunnschweiler (2008) 利用新的资源禀赋测量方法 (以美元测度) 和引入制度变量, 在控制制度质量情况下通过估计发现, 在1970~2000年间, 资源富集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此外, Wright (2001, 2003) 、W right and Czelusta (2003) 利用成功的资源型经济发展案例反驳“资源诅咒”命题。

3、自然资源是“福音”还是“诅咒”取决于特定的条件。

在正反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 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资源诅咒”的传导方式和形成原因的研究。首先, 他们认为“资源诅咒”并不是一个规律性的命题, 它的出现是有条件的。如, Ding and Field采用人均自然资源资本指标, 并利用单方程模型进行回归后发现, 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采用自然资源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这一指标, 却发现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其次利用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源进行分析时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Sala-I-Martin and Subramanian在对尼日利亚进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认为, 只有石油和矿产资源才会通过弱化制度质量形成“资源诅咒”, 其他资源则不会;最后, 制度质量的差别会导致迥然不同的结论。文和金认为, 资源贫乏的国家只要其制度能够展现足够高的交易效率便可得到发展;相反, 资源富足的国家如果缺乏更高的交易效率和更优良的制度, 便会陷入“资源诅咒”。罗宾逊等认为, 拥有能促进政府的责任心和能力的制度的国家将会从资源繁荣中受益, 而不具备这种制度的国家则可能会遭受“资源诅咒”。Boschini等 (2004) 则认为, “资源诅咒”是否存在关键取决于政治制度的优劣和所拥有资源的类型。有些自然资源由于经济和技术的原因更容易引起诸如寻租和冲突等问题。但是, 这些潜在的问题可以被政治制度因素所抵消。矿产丰富的国家只有在政治制度恶劣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资源诅咒”现象, 反之则不成立。

在国内, 对“资源诅咒”持“条件存在论”的学者越来越多, 周建军认为自然资源并不必然导致“资源诅咒”, 关键在于相关制度设计和管理。在多数国家, 自然资源被公共所有或管制。自然资源收益的公共所有更是众多国家、国际组织和主流经济学家的共识。在通往“资源祈福”而不是“资源诅咒”的道路上, 世界各国各地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除了国有化等直接控制措施, 围绕资源开发进行的产业延伸、监管加强、对资源收入的优化支配和使用等措施对破解“资源诅咒”都是非常重要的。景普秋则提出近20多年来矿产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正、反两方面观点, 似乎都离不开资源行业出现的巨额收益。矿产开发中的收益分配机制是否合理, 相关制度是否健全, 或许是资源丰裕区域规避或陷入“资源诅咒”的关键, 也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点问题。梁玉洁、黄念兵认为制度因素才是经济增长的阻碍因素, 因此与其说是“资源诅咒”, 不如说是“制度诅咒”。

三、结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 目前人们正在达成一种新的共识:制度因素和政策措施在自然资源丰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中起着重要作用, 良好的制度质量和合理的政策措施是克服资源诅咒的关键因素。当一国制度质量是好的, 那么自然资源是福音, 会促进经济增长;当一国制度质量是差的, 那么自然资源是诅咒, 会降低经济增长。自然资源同优越的地理区位一样, 是大自然赋予的财富, 本身并不应被责备, 应诅咒的是利用这些财富的方式。

参考文献

[1]胡健, 焦兵.“资源诅咒”理论的兴起与演进[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1.

[2]李影.“福音”还是“诅咒”——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J].经济论坛, 2009.6.

“旅游资源诅咒”研究综述 篇6

一、旅游资源诅咒发展的主要阶段

1. 第一个阶段 (1980~2000 年) :“资源诅咒”的初探

1988 年奥蒂第一次提出 “资源诅咒”的概念;1993 年奥蒂在研究产矿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时使用“资源诅咒”的概念在经济学文献中;萨克斯和沃纳对资源诅咒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戴维斯通过研究得出“资源诅咒”不存在的结论;萨克斯等人还衍生出动态的“荷兰病”的内生长模型和在新古典环境下发展包含自然资源部门的一般动态均衡模型。同时还有很多学者对初级产品部门的就业比例、人均耕地数量、能源储量等指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 都得出了负相关关系。

2. 第二阶段 (2000~2009 年) :“资源诅咒”理论研究的高潮

帕皮拉克斯、格拉夫等人对资源诅咒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 然而一些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 前期戴维斯得出“资源诅咒”不存在的结论, 曼扎诺和罗伯托等通过研究也得出“资源诅咒”不存在的结论, 如丁和菲尔德、 萨拉-伊-马丁和苏巴曼安等通过研究得出“资源诅咒”的出现存在着一定的条件性。 很多科学家对“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进行了研究:普雷毕斯奇提出了“中心-外围”论;普雷毕斯奇和辛格提出了贸易条件恶化论;柯尼尔和霍夫勒从政治机制角度提出了资源-冲突论, 同时有很多国外学者从制度机制方面解释“资源诅咒”。 2006 年徐康宁等人首先对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研究, 得出负相关的结论。 之后很多国内学者对资源的不同类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资源诅咒传导机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

3. 第三个阶段 (2009 至今) :“旅游资源诅咒”在中国的发展

2009 年朱希伟等人正式对旅游资源的诅咒问题进行探讨, “旅游资源诅咒”在国内的研究还在起步阶段, 对空间尺度、研究方法、 传导机制等问题的研究还不是很深入, 对中国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发展还没有进行很好的区分研究。

二、旅游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

旅游活动对经济的间接影响主要通过荷兰病效应、挤出效应、价格波动和机构质量 (制度质量) 四个传播渠道。

1. 荷兰病

发现某种资源或者资源价格的突然上涨将导致两种结果:劳动和资本转向资源出口部门, 出口资源带来的外汇收入使本币升值, 则制造业部门想要吸引劳动力得花费更大的代价, 增大了制造业出口的竞争力, 被称为资源转移效应;资源出口带来收入的增加, 主要是通过进口国外相对更便宜的制成品来满足, 从而增加对制造业和不可贸易部门的产品需求, 被称为支出效应。这两种效应的结果最终让制造业衰落而服务业繁荣, 关键是制造业承担着技术创新和组织变革的使命, 因此国家就失去了长期发展的动力。

2. 人力资本投入不足

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 积累一定的人力资本是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条件: 资源丰裕的国家, 生产初级产品是经济活动的主要部分, 但它并不需要很高技能的劳动力, 因此没必要用扩大教育支出来增加人力资本。个人而言, 由于就业领域仍然以初级产品部门为主, 接受教育以提高人力资本的收益并不高, 因而个人也缺乏接受教育的激励。

3. 制度质量弱化

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认为良好增长绩效的实现必须具有完善的法律制度环境、高效的行政体系、 自由的市场经济秩序等制度。 表现在两个方面:寻租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手段, 甚至牺牲公共利益来阻碍竞争者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寻租行为使很多资源丰裕的国家与各种腐败、官僚化、市场残缺等现象联系在一起。

4. 资本形成角度

资本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资本形成机制的差异是区域经济不能均衡发展的动力源。 具体表现如下:单一的资源生产结构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 地方政府机会主义以及寻租行为, 导致流动机制不畅。 资源开发过度导致所需生态环境恶化, 自然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 在资本的形成上远远赶不上资源贫瘠的东部地区, 产生了严重的“资源诅咒”现象。

三、旅游资源诅咒的研究方法

1. 旅游经济水平总体的空间差异格局

空间格局差异的含义有两方面:一方面表示地区差异变化程度, 通过区域城市差异标准差来表示;另一方面表示各单元在区域内的变化, 导致区域的格局变化。反映空间相对差异的重要指标是变异系数, 可以消除国内旅游收入绝对值的不同年份对空间差异性的影响。 变异系数越大, 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在地区的空间差异性越大。 变异系数的公式为:

其中, v表示变异系数;Xi表示i地区的国内旅游收入, 为某省各地区国内旅游收入平均值;n为某省地区总数。

反映空间经济水平的绝对差异, 值越大空间经济发展差异越大。 公式为:

S为标准差;Xi为i地区旅游的经济水平, 用旅游总收入在区域总收入的比重衡量;为有关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均值;N为区域的样本数。

2. 旅游经济水平的空间结构差异

旅游经济区位熵的概念指从结构上表示省域中各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上的差异, 在衡量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作用方面效果显著。 P.Haggett首先提出区位熵概念, 多次运用在区位分析中。旅游经济区位熵反映了各地区相对于全省在旅游经济发展上的差异性, 公式:

其中, Qi指每个地区的旅游经济熵;Si指地区国内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Pi表示整个省的国内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 Qi越大, 地区旅游的经济发展反而会越高, 如果Qi>1, 该地区的旅游经济比全省的水平高;反之表明该地区旅游的经济比全省的平均水平低。

3. 旅游资源禀赋与经济的空间耦合度分析

旅游总收入指数的引入是为了让旅游总收入同资源禀赋有可比性, 运用二维组合矩阵分析了对资源禀赋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公式如下:

其中, Ri指旅游总收入指数;Xi为i地区旅游总收入;Xmin和Xmax则分别表示江苏省各地区旅游总收入的最小和最大值。

四、旅游资源诅咒在国内的研究和实践进展

朱希伟、曾道智 (2009) 讨论了旅游资源、 工业集聚和资源诅咒这三者的关系, 通过资源收入效应与资源转移效应的分析来解释“资源诅咒”现象。 王美红、孙根年、康国栋 (2009) 讨论了景观资源、名牌景点与财务业绩之间存在着空间错位现象, 采用二维组合矩阵进行验证了旅游资源诅咒现象的存在。 韩春鲜 (2009) 、王玉珍 (2010) 分别对新疆、山西进行实证研究, 探讨旅游资源禀赋与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关系, 得出两省在旅游经济发展中已存在经济学中 “资源诅咒” 现象。 左冰 (2013) 从省域空间尺度并用计量分析法对中国旅游是否存在“资源诅咒”问题进行了检验并剖析了其传导机制, 他的进步在于旅游资源不仅是对旅游经济的影响, 而且是对地区整体经济的影响。 方法林 (2013) 对江苏省旅游资源禀赋与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耦合度进行分析, 得出江苏旅游资源禀赋与旅游总收入之间不仅存在空间的同步性也存在着空间的错位性。黄震方、方叶林 (2013) 对省域旅游发展的错位现象与旅游资源相对效率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说明省际旅游资源相对效率的不同是导致错位现象的主要原因。

国内目前对“旅游资源诅咒”的研究是通过几种概念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进行探讨, 并且用错位现象来代表旅游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研究的空间尺度比较局限。 其实“旅游资源诅咒”一种研究思路是从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主要研究方法是旅游经济学的一些方法。另一种是旅游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主要研究其传导机制。

五、旅游资源诅咒对旅游业的启示

旅游经济除了在国民经济中有重要地位外, 对促进国民的经济发展、相关的产业带动、经济的结构改善等都有重要的作用。 我国旅游业规模已经相当大, 并迅速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速度快、产出水平高的一项新兴产业, 是我国的一个先导产业, 从计划向市场经济转变和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目前对旅游资源诅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理论解释和经验研究上, 而对它的传导机制、政策建议以及分析也比较薄弱, 也是以后研究的重点。 考虑旅游资源诅咒假说时, 一定要考虑资源繁荣的背景, 结合到我国旅游业现状, 以及一些传导机制会导致将来旅游资源诅咒的发生。旅游是资源依赖出口型产业, 与传统的自然资源型产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但目前为止并没有开展相关的两者对比研究。

摘要：旅游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对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重大的作用。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旅游经济增长速度的迅速提高, 其中是否存在“旅游资源诅咒”现象值得深思。文章先对旅游资源诅咒的概念进行分析, 探讨旅游资源诅咒发展的主要阶段和传导机制, 总结了目前旅游资源诅咒的研究方法, 了解目前国内旅游资源诅咒的研究进展, 分析了旅游资源诅咒对旅游相关方面的启示。

资源诅咒和低碳经济 篇7

资源依赖气候问题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已然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伴随近年来世界人口总数的持续增长和经济规模不断扩大,能源的不合理利用所造成的种种不良影响日益突显。二氧化碳浓度的不断升高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经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个严峻挑战。在这种大背景下,低碳经济的概念应运而生。简单看来,低碳经济仅仅是为了解决全球气候问题和碳排放量增加导致的各种后果而应运而生的一种解决方案。实际上,低碳经济是一个广泛性的经济前沿概念,它涉及技术领域、产业领域以及管理领域等诸多领域。

1 我国的资源诅咒问题

1.1 资源诅咒概述

我国资源总量大但各资源人均占有量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由数据分析知,中国一些资源依赖率高的省份确实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但是与其他省份相比,这些省份大多存在制造业萎缩,经济稳定性差,居民收入差距大及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缓慢等问题。这种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成相反的变化趋势的现象被定义为资源诅咒。面对这种情况,研究中国各省份的资源诅咒效应的现状、对传导机制进行经济解释、维度以及减缓资源诅咒效应对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很多拥有丰富资源禀赋的发展中国家,希望大量外汇流入能为国计民生做出贡献。然而,这些依赖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却未能如愿以偿地享受到大自然的恩惠。资源依赖程度往往和各种涉及国计民生的指标呈现反相关。在山西和黑龙江省这种资源丰富但依赖程度较高的地区,资源诅咒使其陷入经济发展落后的境地。若对资源诅咒置之不理,定会使资源诅咒现象进一步恶化。目前,几乎所有的论文都重点研究资源充裕指数与GDP增长的关系,很少有人讨论GDP增长同资源依赖程度的关系。资源充裕指数(RAI)是用一个国家自然资源储量占据世界总储量的份额来计量的[1]。在资源诅咒领域,这是一个相对经典的指数。基于资源诅咒概念进行全方位思考,有人会产生此类疑问,一个国家对资源依赖程度的加深是否会致使资源诅咒效应的加重?Amber Moreen在其博士论文里已经证实了这个结论。通过分析实证数据,他得出:资源充裕程度与经济增长的标准偏差在收入高的国家,呈现显著正相关;然而在收入低的国家却呈负相关。高收入国家的这种显著正相关性,最终使拥有自然资源的所有国家来看,资源的充裕度上升1%,经济增长的标准偏差随之上升3%。高收入和低收入国际资源依赖程度与经济增长率标准偏差均不存在显著相关性,但若把其作为考虑因素,最终资源充裕程度的增长1%会造成经济增长标准偏差4%的增长。可见就经济增长标准偏差这一变量,传统的资源充裕程度与资源依赖程度相比,后者明显可以更好地解释资源诅咒效应。因此在下文的实证分析中,我们主要从资源依赖程度这一角度,来阐述它与其他经济变量存在的联系。

1.2 对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经济解释

1.2.1 荷兰病

国内外学长们已经提出,如若一个国家的发展过多地依赖资源收入,那这个国家就处在问题重重的发展轨道上。也即资源充裕国家中资源诅咒这一现象会造成各种宏观诟病。早期大多数观点认为这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所做研究也大多集中于对“荷兰病”上。上世纪60年代中期,已是制成品出口主要国家的荷兰发现大量天然气,出口天然气使其国际收支出现顺差,经济一片繁荣景象。可蓬勃发展的天然气业却打击了非天然气产品,如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的出口竞争力下降[2]。国际上称这种现象为“荷兰病”。荷兰病越来越广泛地用于解释各种宏观病症的缘由。这一现象表明出口业激增带来外汇使得本币升值,工资水平相对下降,劳动资本被排挤出制造业和服务业等行业。为吸引劳动力所造成的花费使这些行业产品成本的增加,伴随着本币升值再次打击了这些非资源产品的出口。对于起初靠不可再生资源创造效益的国家来说,这些国家最终还是要依赖已经被资源租冲击至衰退的非资源出口的行业来发展,因此,结果形成一个重大的问题。“荷兰病”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解决,这个国家将无力应对一些经济动荡,给经济向前发展造成巨大阻碍,甚至造成经济的倒退。

1.2.2 贸易条件论

Prebisch-Singer假说是19世纪50年代就出口商贸易条件恶化形成的,这一假说引起了学术论证界的很大争论。首先,工业化强国家和靠出口初级产品的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这正是由于价格低廉的初级产品具有很大收入弹性。与此同时,资源部门的发展对其他部门的发展只能起到阻碍作用。因为通常跨国集团会控制资源部门,隔断它与其他部门直接的联系,以充当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飞地,最终将会慢慢其经济发展几近瘫痪。

1.3 资源诅咒的量化——资源依赖指标

本文中提出一个指数,用以表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我们选择的极具战略意义,在国民生产生活中举足重轻的重大能源类属,除传统意义上的煤、石油、天然气之外,基于对现实状况的分析,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和其他金属矿也考虑在内,来形成一个作资源依赖程度的衡量指标的综合指数,此指数将会在下文的实证分析中用到。资源依赖指标的定义:RDI=(天然气和石油开采业累计工业总产值+煤矿开采业和洗选业累计工业总产值+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工业总产值+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工业总产值+其他采矿业工业总产值)/地区生产总值。表1就是根据公式计算出的RDI。表1中可以得出,内蒙古,青海,陕西,黑龙江,新疆,山西等内陆资源大省,平均依赖率高达23.5%,资源依赖程度很强。然而在浙江、江苏、福建、广东、海南等沿海工业城市,其平均资源依赖率仅仅为1.79%,资源依赖性很弱。由前后资源依赖率的差距可得出,中国各省份之间资源依赖性程度差异很大。山东作为沿海开放省份,虽然也拥有很高的资源依赖率,在下面内容中我们发现山东省却基本不存在能源诅咒问题。这和我们的传统观念是一致的。同时此现象暗示,资源诅咒是否存在可能会和区位效应相关。

以上数据资料源自国研网和03至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此处经济增长速度以每年各省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作为指标。鉴于部分数据缺失以及直辖市、特别行政区不具可比性等因素,台湾、西藏、北京、天津、上海、重庆以及港澳特别行政区本文中不做研究。

1.4 资源诅咒的维度

过分依赖矿产资源的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表现一般。一些天然拥有丰富资源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落后于某些资源匮乏的发达国家。由图1可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资源依赖度之间存在微弱的负相关。这种微弱的关系能证明将资源依赖度作为描述资源诅咒的代表的合理性。由图可知,内蒙古的资源依赖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时较高,为一特例。作为连续六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最快的省份,内蒙古成为近年社会和学术界的关注焦点,对于其快速增长的原因各界人士仍各持己见。

图2显示RDI和各省人均生产总产值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传统来讲,人均数据能较好的反映既定的国家或者区域层面的数据。将人口作为考虑因素,能够更加直观准确地反映实际水平。由表格可以得知,山东辽宁两省的数据情况也为较为特殊,同时享有较高的资源依赖程度和较高的省份生产总值。收入分化一直都是制约自然禀赋丰富的国家发展的主要环节。由图2可知中国也非例外,收入不均已经在人均数额表示的维度中开始显示出来。提到山西煤矿,人民首先想到的定是暴富的矿主和艰辛悲惨的矿工。山西不仅仅饱受资源诅咒的桎梏,尽管其历史上寻根文化的深远影响力,在其意识形态方面,时至今日仍然受文化诅咒的严重桎梏。和那些资源依赖性不强的国家相比,资源依赖性强的国家在对人力,教育,科技等方面的投入比重少之又少。2001年,Ross证明了石油和矿产资源的出口与婴儿死亡率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资料证明,矿产品出口每增加1%,将会伴随婴儿死亡率增加12.7%。石油出口每增加1%,婴儿死亡率将增长3.8%。从上述四个维度来理解资源诅咒,资源依赖程度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人均产值,教育科技支出等指标存在负相关性,于此同时,资源依赖程度强的省份往往存在收入不平以及社会系统不稳定等问题。基于以上实证分析,易形成如下结论:中国省际层面的确存在资源诅咒。

2 减缓资源诅咒效应、发展低碳经济

2.1 减缓资源开采

这一措施从技术经济学视角看来,由于资金的时间价值,货币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生增值,放缓资源开发进程意味着潜在资源租的流失。但把资源诅咒纳入考虑范围后,可知过分开采和出口自然资源将会阻碍国家的经济的发展进度。减缓开采进程这一举措,很明显为资源依赖强的国家提供较多的时间来对资源租进行有效的计划和配置。较为缓慢稳定的现金流入与快速大额的现金流入相比,要容易控制得多。但实际上,放缓开采进程并非易事,由于对巨额的资源租的占有欲望是无休止的,把未来不确定性因素考虑进来后,情况更加恶化。这就要求政府要加大力度进行管制。

2.2 保持不同行业多样化

正如前面所说,由于对资源部门的依赖,非资源行业的挤出效应和资源转移效应加剧了制造业服务业等非资源行业的萎缩。因此政府理所当然的利用资源租来维持这些衰退行业,竭力保持行业多样化[3]。此举措看起来能促进行业多样化,保持行业间平衡,保持经济平稳健康的发展。然而不幸的是,多米诺效应的作用会引发缺乏创新及竞争力培养压力,寻租过盛,R&D投资不足,公共部门与似有部门出现交叉等问题。对我国资源依赖程度较强的省份,行业保护要确保透明化和公开化,同时要尽力避免被保护行业对政府保护的过度依赖性。

2.3 成立自然资源基金

成立自然资源基金,是本文所提倡的对资源租进行保护、冻结、管理和平衡的一种有效方式。例如博茨瓦纳、阿曼、智利、挪威、科威特、多美及普林西比和尼日利亚等诸多国家都采用这样的工具。由于设计初始意图的多样化,自然资源基金的目标也会而有所不同。自然资源基金可以用来削弱资源租的宏观诅咒效应。比如,通过持有国际储备的制度化来应对本币升值,抵消部分资源价格和需求波动,还可以将资源租的收益期间扩展到长期,使得资源租与政府干预绝缘。

3 结论

低碳经济的核心在于转变,包括节能减排技术的革新,能源开发技术的创新,产业结构转型,相关保障制度的革新乃至于人类有关生存发展观念的全面变革。这场革新是能源与经济甚至于价值观的大变革,它倡导迈向生态文明,在生态领域及其相关领域走出一条新道路:摒弃20世纪以前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直接应用新世纪所产生的创新机制与创新技术,推行低碳发展模式,采用低碳生活方式,达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4]。

参考文献

[1]刑俐.低碳经济范式下能源利用方式转变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09.

[2]Kei Gomi,Koji Shimada,Yuzuru Matsuoka,Scenario study for aregional low-carbon society,Sustainability Science,2007,2(1):121-131.

[3]韩文科.多元化路径发展清洁能源.中国经济周刊,2009,(24):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