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业改革（精选4篇）
国企业改革 篇1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简要回顾
中国农业保险的创新还在继续, 从长期的制度与组织模式的争论, 到现在明确了农业保险的则政补贴、商业化或互助合作等运作模式, 虽然基本上解决了政府参与与否的问题, 但对农业保险怎么做与如何做好等问题, 即在一定的组织制度基础上的技术层次的创新问题, 却较少有突破性的文献。因此, 可以预见, 如何找到一个适合当地实情的、分散的、转移的、分担的农业防灾防险管理技术新体系, 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产品在选择营销渠道后如何设计出来的问题, 将是以后的理论与实务研究的热点。
二、我国农业保险的特点
1. 高风险
高风险是指农业风险较大, 赔付率较高, 经营农业保险的盈利水平要低于商业性保险的盈利水平, 因而农业保险的经营风险大, 这是商业性保险公司不愿经营此项业务的主要原因, 也是政府对此项业务给予必要政策扶持的主要依据。而在农业生产方面, 农作物的生长依赖于自然条件 (特别是地理和气候条件) 。
2. 高保费
农业保险的高保费主要源于农业在空间商的较大分散性和劳动力、农业生产资料利用的季节性。农业生产的这些特点, 首先使得厘定保险费率困难。由于不同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错综复杂, 不同动植物面临的危险种类、危险程度和发生频率差异迥然。这种情况要求对同一保险标的在不同地区开办不同险种, 同一险种在不同地区实行不同费率, 厘定费率就比较费人费事。其次, 农业的上述特点也决定了农业保险标的的分布面相当广阔, 被保险人居住高度分散, 保险的展业宣传、承保签约、查堪定损、赔付兑现等工作在时间上比较集中且工作量大, 其费用必然高于城镇的各种险种。
三、我国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
农业保险, 具有分散农业风险、稳定农民收入、为农业信贷提供“担保”、促进农业产业化、均衡收入再分配、为整个经济带来有益的乘数效应等功效, 这些功效的发挥要么增加国民收入, 要么促进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上来讲, 都会提高社会的经济福利。因此, 农业保险自然属于“合乎需要”的活动。但如果用商业化的价格——市场制度来维护农业保险经营, 则往往以失败告终, 出现市场失灵。
在农业保险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委托方和代理方信息极不对称。农业生产单位作为委托方处于信息优势方, 而作为代理方的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往往是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逆向选择是指高风险单位更倾向于以均衡的保费来投保, 一般来讲, 购买保险的人往往是最容易出险的人, 保险公司的损失赔款自然很高。
四、建立中国特色的保险体系改革
1. 经营模式
农业保险的真正目的是通过分散风险, 达到“消化”农业风险, 将农业风险“消化”于“无形”, 不希望制度安排只是简单地将负担由保险公司一方转移到国家一方。而且, WTO农业协议规定政府对农业的补贴性保护政策市有限的。显然, 仅仅依靠政府, 或保险公司一方并不能很好地也不可能充分地负担起这个重担。
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 如何选择适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农业保险模式就显得尤其重要。现行的几种比较典型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各有利弊, 本人以为, 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 比较适合中国农业保险的经营。这种经营模式的优点在于:
(1) 首先, 能把政府从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中解脱出来, 可以把精力放在宏观调控和管理, 以及协助保监会作好监督, 同时又能集中一些专家从事农业保险的研究, 使农业保险制度和经营得到不断改进。
(2) 商业保险公司也会积极的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由于政府的经营管理费用补贴, 以及政府对农民实施保费补贴, 使商业保险公司可以在能够避免亏本的低保费下承保农业保险业务, 商业保险公司可以通过经营农业保险业务来开拓农村财产和人身保险市场获取利润, 这样保险公司仍有很大的积极性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 这对农村保险市场的发展也有极大的推动性。
(3) 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比政府主办经营在体制和运行机制上有明显的优胜, 商业保险公司有经营保险的技术和成龙配套的专业人才, 具有明晰的产权制度和科学的管理制度, 由于利益归己, 风险自担, 要考虑必要的盈利, 这样公司在经营上就会想法加强内部管理和监控, 在业务经营中从严把关, 大大减少管理费用和多赔、滥赔现象。
(4) 商业保险的经营一般说来从制度到技术都比较规范, 信誉相对较好农民比较相信。在商业保险中, 保险公司和农民的地位是平等的, 不会产生由政府经营农业保险那样, 农民感到是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这样商业性的农业保险相对更好接受。
2. 立法建议
保险法是确立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二者之间的关系, 并通过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和协调;而农业保险法是确立政府与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所以, 在农业保险法中, 如何明确三方的责任和权利就显得尤为重要。
保险范围上, 并非所有的农业活动都属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支持范围, 实际上其他国家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也不是将全部农业生产活动囊括进来, 而是剔除了其中可以商业化的部分。管理机构上, 应明确农业、财政、保险监督部门的职责分工。按照各国的做法, 保险监管部门只是业务上的监管, 应当建立专门的农业保险监管机构。在保险立法原则上, 因为农业风险的区域性、集中性、和被保险人逆向选择的存在, 必须对保险自愿原则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突破, 否则农业保险将无法进行。
参考文献
[1]陈晓霞:2009, 浅谈农业保险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J].《农业经济》第1期
[2]冯文丽:2004, 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失灵与制度供给[J].《金融研究》第4期
[3]郭永利:1996, 关于农业保险现状和体制改革方案的思考[J].《中国软科学》第6期
[4]庹国柱:1993, 《保险概论与农村保险》[M].北京:农业出版社
国企业改革 篇2
“第八届中国教育改革论坛”将于2011年11月26～27日在北京隆重召开，届时将举办2011中国教育总评颁奖盛典。
由中国教育协会和中国教育发展促进会联合主办的2011中国教育总评榜宣传评选活动近日在北京启动，借助第八届中国教育改革论坛这一国内教育领域最权威的新媒体平台，以“后危机时代教育改革的光荣与梦想”为主题，再次把镁光灯聚焦在那些优秀改革者和先进集体上，他们为了中国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他们为了中国的教育改革事业默默耕耘，甚至不惜献上了个人的青春甚至是生命。在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形势下，他们还在兢兢业业地追求并实践着建设中国教育大国的梦想。在2011年这个“十二五”规划的开局年，更是全面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教育规划纲要精神的关键年的特定历史时刻，2011中国教育总评榜颁奖盛典如约而来，将以恢弘的气势和隆重的场合，为中国教育改革者勒石记功，让改革者的业绩铭刻在史册，让创新者的声名辉耀与时代。
2011年注定是中国教育值得书写和记录的一年，作为全面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精神的关键一年，中国教育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使得中国教育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之上。第八届中国教育改革论坛将通过教育行业资深专家、学者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的权威解读，盘点全国各地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典型事例；围绕全面实施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动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促进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重点突破、带动民办教育的百花齐，优化结构出特色，建设教育强国，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提供更有力的人才支撑、智力支持和科技贡献等教育热点问题展开深入研讨，照亮中国教育前行的道路。
新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开始了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改革创新里程。10年风云激荡，10年沧桑巨变，10年艰难拼搏，10年继往开来，新世纪的中国教育舞台星光烁烁，改革者们用自己的心血以及智慧描绘着一幅幅壮丽动人的教育蓝图。在后危机时代这样的一个大时代大背景下，中国教育领域有这样一批不断奉献不断付出的教育家，心怀人才强国梦想，践行民族复兴使命，他们是中国教育的骄傲，是他们的努力在引领和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发展。而2011中国教育总评榜宣传评选活动，就是要展现新世纪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光荣业绩，见证教育大国崛起的伟大历程，放飞教育强国的璀璨梦想，推选新世纪中国教育行业诞生的优秀集体和先进人物，向那些正在推动着中国教育发展的教育家们致敬。
从澳门职业税看中国个税改革 篇3
(一) “轻税”成因
澳门是典型的“轻税”地区, 职业税的税负很低。这是由其独特的地理、历史环境决定的。
1. 澳门地少, 全境没有第一产业, 所有食品依靠大陆供应。
同时, 近邻香港是发达的金融中心和优良港口, 是亚太地区金融业、港口贸易, 以及与之相关的加工制造业、保险业、转口物流等中心。澳门在这些领域发展空间受到限制, 其第二产业发展较弱。加之60年代葡萄牙当局制定的发展澳门旅游业、赌业政策, 导致澳门的最大经济支柱为博彩业。这种产业格局, 导致澳门经济对外依赖高, 自我调节经济的能力弱。因此, 为了吸引外资、发展本土第二产业, 澳门长期使用低税政策。从职业税上看, 扣除之多、豁免额之高、税率之低、税率档次之狭窄, 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独此一家的。
2. 澳门地区的财政收入有六大来源。
分别是专利税, 直接税和间接税, 土地资产收益, 罚款, 资产收入和服务性收入, 以及转账和其他经常性收入。财政收入的46%来源于专利税中的博彩税。其他税所占比重很小, 职业税对财政收入的贡献更小。可见, 澳门财政来源充足, 政府不必要像香港那样依靠职业税来支持财政收入。因此, 澳门当局有条件并且有能力执行和保持较低的职业税宏观税负, 以藏富于民。
3. 长期殖民统治使得澳门的政治经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葡萄牙的影响, 并遗留至今。
葡国“轻税富民”思想深深植入澳门的经济生活中。因此, 1976年澳门获得行政、经济、财政的立法自主权后, 管理当局着手制定各项税收政策时, 无不例外的制定较低的税率。职业税自1978年制定之始, 税率即定为10%～15%六级累进税率。近年来, 又继续下调至7%～12%, 充分体现了政府“轻税富民”的思想理念。
(二) 澳门现行职业税税制
职业税现行法律为2006年第2/78/M号法律。该法规范了职业税的征税对象、税率、豁免、纳税人、登记、结算、征收、稽查、罚则以及申驳和上诉等各个事项。
1. 纳税人及征税对象。澳门将纳税人分为两组, 一类是雇员和散工;另一类是从事自由及专门职业者。
澳门职业税以工作收益为课征对象, 不论其收益系金钱和实物, 有约定或无约定的, 固定或不固定的, 又不论其来源或地点或计算与支付所定的方法和货币。其中, 工作收益包括固定或偶然, 定期或额外的报酬, 不论属日薪、薪俸、工资、酬劳费或服务费, 抑或属聘请金、出席费、酬劳、赏金、百分率、佣金、经纪佣、分享金、津贴、奖金或其他报酬, 以及交际费、交通费、日津贴及启程津贴给付款项。可见, 澳门职业税与大陆的个人所得税有一定区别。
(1) 由于受到香港薪俸税和利得税制度的影响, 澳门也没有形成统一的个人所得税法, 职业税以工作收益为征税对象, 其他收益则由所得补充税规范。这大致相当于大陆个人所得税中针对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所得的一部分以及劳务报酬所得的课征部分。
(2) 将实物收入纳入征税范围, 更能准确得反映个人实际收入, 从而按能缴纳税款。将日薪年薪、工资劳务所得一律采取同样的方法课征, 较之大陆的分类分项按不同方法计算, 纳税筹划空间小, 征管便捷, 更为合理。
(3) 法律条文规定不论收入来源或地点, 一律为职业税征税对象。由于澳门没有跟其他国家和地区签订税收饶让协定, 在实际执法中, 澳门仅就来源于澳门地区的收益征税。
2. 税率、豁免及不课税收益。
现行税率为7%～12%六级累进税率, 豁免额为95000澳元。不课税受益包括十四项, 在法条里详细列举, 内容涵盖医疗、住房等各项福利津贴。高豁免额、极低的税率以及丰富的不课税收益, 使得30%以上的澳门人不用缴纳职业税。例如, 一个年收入23万澳元的雕刻匠, 扣除房租金10000澳元、购买雕刻用具20000澳元, 以及不课税收入30000澳元后, 按澳门6级累进税率表最后计算出应缴职业税1800澳元。同样收入的一个雕刻匠, 在大陆按个体工商户所得5级累进税率计算应缴纳税款54850元, 是前者的30倍。由此看出澳门的税负之轻。
二、对澳门职业税的评价
(一) 优点
1. 相对大陆税制, 澳门对劳务报酬、工资薪金及个体工商
户收入按统一标准征收, 避免了税收筹划空间, 税制设计更为合理。工资薪金、劳务报酬以及个体工商户所得, 从本质上看, 均为按个人劳动收入分配, 只是获得收入的形式不同, 理应按照同样的税率、同样的计算方法征收。澳门的做法, 遵循事物的本质规律, 使得职业税更加公平合理, 征管更加便捷。
2. 将实物纳入征税对象, 较好地反映了实际收入和实际税负承担能力, 更能体现职业税的量能原则。
同时极低的税率、内容丰富的不课税收益以及较大的豁免额, 使得人均职业税税负很低, 有利于刺激私人储蓄和消费。
3. 职业税按纳税人不同, 分别使用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制度。
雇员散工由雇主在支付和给予时就源代扣, 并于一、四、七、十月上缴上一季税款。自由或专业职业者收益自行申报, 由公共审计暨税务稽查讼务厅厅长和评审委员会核定其可课税事宜。按季缴纳减少了税务部门的征税成本, 减少了由按月缴纳导致得分散收入进而避税的可能。同时, 对于第二类纳税人采取报税———评税———纳税的形式, 权责明确、简明易行, 有效保证税款征收, 同时在各个环节的主动参与中, 有助于培养和形成澳门较高的纳税人意识。
(二) 缺点
1. 税制体现殖民色彩。
例如, 澳门回归之前, 公务人员免征职业税。这体现了澳门浓重的殖民遗留。在长期殖民统治下, 澳门政府中的高层官员均为葡萄牙人, 享受很高的薪俸和福利待遇, 澳门总督的年薪比葡萄牙总统的年薪还高。让殖民者在殖民地制定税制对自己征税显然不可能, 因此长期以来, 公务人员排除在职业税纳税人之外。纳税人向不纳税的公务人员缴税, 无疑增加了纳税人的不公平感, 因此在回归后的税制改革中, 特区政府取消了该豁免条款。但不可否认的是, 目前澳门职业税依然受到长期殖民地历史的影响。
2. 各国开征的直接税, 特别是针对个人收入征收的个人
所得税, 其主要职能是调节收入分配, 抑制收入差距扩大、提供财政收入。澳门的职业税却并不承担这些职能。较高的豁免额使得30%的居民不用缴税的同时, 较低的税率以及级差也使得富人的税负很低。这种税制设计固然能够减少社会上太贫困的人, 但对太富裕的人限制较少, 使得贫富差距拉大。另外, 现行职业税税制也使得澳门政府不能通过财政税收政策有效得调节本地经济。一言以蔽之, 澳门职业税的象征意义大于其实际意义。
3. 澳门没有与任何国家和地区签订税收饶让协定。
澳门没有区分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 其职业税第二条规定不论来源和地点, 其工作收益均须缴税。若照此执行, 则存在着重复征税。因此, 在实际操作中, 澳门采用属地原则, 仅就来自本土的收益征税。这形成了法律和实际脱节的现象, 有碍于税法的权威性。
三、借鉴
澳门的长期殖民历史, 使其具有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融的特色。其税制既有西方大陆法体系的影子, 又深受采用英美法体系的香港的影响。因此研究澳门税制, 特别是职业税, 分析其优缺点, 对于当前我国政府酝酿的大规模个税改革计划, 意义重大。
(一) 对按劳分配的收入采取同样的征税方法
大陆现行的税法是由1993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该法由《个人所得税法》、《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暂行条例》和《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修改合并而成。立法之初, 将工资、薪金收入, 承包、转包收入, 劳务报酬收入和财产租赁收入四项应税收入汇总计算, 按月征收;其他应税收入分别计算按次征收。即规定纳税人每月自行申报综合所得, 按率纳税。但是, 这种规定在当时缺乏实际操作性, 导致个税流失严重。究其原因, 一是90年代初纳税人意识尚在起步阶段, 极其薄弱, 个税初征就实行综合收入自行申报无法执行;二是当时起征点很高, 需要纳税的仅限于演员、作家等少数名人, 征税难度大, 征管成本高。因此, 1993年将综合计征改为按收入来源分类计征, 并采取源泉扣缴的形式, 以保障个税的征收。这次由合到分的改革, 是适应当时个税征收环境的无奈之举。
16年后的今天, 个税的征纳环境已明显不同。借鉴澳门的制度, 将工资薪金、劳务报酬以及个体工商户所得合并征收, 有其可行性。当前, 个税按类征收的弊端已逐渐显露。分类征收导致收入相对稳定、较易执行源泉扣缴的工薪阶层成为纳税大户, 而收入多样化的富人阶层更易利用分类制度分化隐藏收入, 以避税和减税。以此导致个税的收入调节职能不能很好的发挥。我们应当抓住拉动内需的契机, 实施个税改革, 取消不同来源收入按9级、5级以及20%税率计算的方法, 仅将收入分为按劳分配所得和按其他要素分配两种。前者包括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使用费所得, 参考澳门职业税制度, 对这些所得实行统一的计算方法和税率, 由支付单位代扣代缴。后者由纳税人按季自行综合纳税申报。
(二) 完善个人申报制度, 建立评税体系
在居民收入上升和物价上涨等多个因素作用下, 个税纳税人已从社会的少数, 扩展为大多数。加之十几年不遗余力的税法宣传, 以及近年来全国范围内掀起的针对调高起征点的大讨论, 个税已经家喻户晓, 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人民对个税了解度、认知度、接受度大大提高, 在当前推行混合所得自行申报, 其阻力较20年前小得多。目前, 年收入12万以上的个人已经开始实行自行申报, 在适当时机将之推广应是个税未来的方向。
在重新恢复个人申报制度的同时, 可参考澳门建立评税体系以辅助。澳门的报税———评税———纳税制度, 制定完善、权责分明、流程清晰, 是职业税征收的有力保障。大陆要全面推广个人申报, 不仅需要不断提高纳税人意识, 更要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建议可在各局设专人对自行申报进行抽样评估, 以提高申报的准确度, 保证税收全面征收。
(三) 提高起征点, 增加豁免额
众所周知, 给一个税种赋予太多的职能往往会适得其反。个税开征之初的主要目的是调节收入分配, 避免贫富差距过大。因此, 起征点和税率定的很高。但是随着经济不断发展, 人们期望个税承担更多的职能, 诸如筹集财政收入, 调节经济等。导致个税的发展历程显得较为曲折, 即没有有效调节收入, 又不能很好的承担其他职能。
大陆现行经济结构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我国将保持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筹集财政收入职能主要由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三大税承担。与澳门职业税相同, 大陆个人所得税只需履行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 实现收入多者多缴税, 收入少者不缴税。鉴于此, 个税有能力将起征点继续调高, 并适时增加一定数额的豁免额, 使广大工薪阶层及中产阶级免于缴纳个税, 以增加居民收入, 刺激消费拉动内需。而对于高收入者则应加强征管, 提高其实际税负, 以缓解贫富差距。
摘要：我国大规模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正在酝酿。制定一个适应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征管能力的税制, 更好地发挥筹集财政收入、维护社会公平的功能, 是当前工作的重点。通过对澳门职业税的了解, 对大陆个税改革有一定启发。
关键词：职业税,个人所得税,改革
参考文献
从五中全会公报看中国改革走向 篇4
会议公报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外界普遍关注的改革集中体现在这段话里。由它可以看出今后五年，中国改革的总体走向和实施重点及策略。于中国改革的总体走向，可以用“一体、一核心、两翼、两配套”来概括。
所谓一体，是指中国改革的总目标是促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一核心，改革的核心仍然放在经济领域，即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一步夯实经济基础；两翼，即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两配套，是指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
公报里提出“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这句话内涵比较丰富，关键词有两个：“更大决心和勇气”和“全面推进”。“更大决心和勇气”显示了中国发展进入了攻坚阶段，改革进入深水区，面临极大难关，必须寻找继续发展的改革突破口和着力点；“全面推进”则表明中国的改革已不仅仅表现在经济领域，必须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地进行配套改革，才能确保经济发展的成果，确保经济继续科学发展，确保民众享受更多发展的实惠。
关于中国未来五年改革的实施重点和策略，与此前公众对某些方面改革的热烈期待相比，尚有差距。
将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改革的重心和核心，不出预料。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成为历届政府的共识，这一点在相当长时间里都无法撼动。关于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使用“加快”一词已经能够比较充分地体现对这两类改革的重视，事实上近些年来来，在社会文化领域，改革已经取得了大量成果，因此这样的表述具有常态意味，也不出乎公众的预料。
由此得出两个基本判断，经济体制改革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重点推进力度不仅不减，还要加强；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不仅不会放慢脚步，而且还要根据经济发展和民众需求，进一步加快节奏和步伐。
唯有政治体制改革，公报只一句话提及，且使用了“积极稳妥”这一具有很强的保守色彩的用语。这种表述与政治体制改革在当前中国改革乃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相称的。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中国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大刀阔斧，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整体经济水平已经跃居全球第二，经济体系已经相对成熟，但落后、僵化的政治体制越来越起到限制和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作用，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中国经济等各方面改革遭遇瓶颈难关，也与此具有密切关联，亟需取得突破性进展。
中国高层领导人在会前就政治体制改革多次表态，表明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也体现了政治体制改革是时代的呼唤和民众的期待，迫在眉睫，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然而，此次中央全会并未如公众预期的那样，在政治领域的改革方面提出具有实质性的新观点、新措施。“积极”表明的是态度，相当于说，这件事很重要，我知道了，我会重视它的。“稳妥”则表现了内心活动，意思是说，这件事虽然重要，但有可能导致“不稳定”、“不妥”，因此在推进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这两方面因素。可见，在此次全会上，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内部分歧依然很大，未取得重大突破，维持现状及渐进改革主张占据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