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工人

产业工人（精选12篇）

产业工人 篇1

摘要：产业升级是经济发展的本质, 而产业集聚与产业转移作为经济活动的空间形式, 对优化产业空间结构, 促进产业升级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资源空间优化配置的角度探讨产业升级的经济地理效应, 分析产业集聚、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的互动关系, 认为三者互动发展可以优化产业部门结构与空间结构,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发展质量, 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发展。

关键词：产业集聚,产业转移,产业升级,资源空间配置

经济发展是经济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变动过程, 不仅包括经济总量的扩张过程, 而且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提升过程。21世纪以来, 随着国际竞争日益激烈, 各国各地区都在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希望通过产业升级来促进经济发展。产业升级是经济发展的本质, 落实到具体空间上必然引起产业空间重组, 而在这个过程中, 产业集聚与产业转移有其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产业升级到底具有哪些经济地理效应?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对产业升级有哪些影响?三者是如何互动发展的?本文将从资源空间优化配置的角度探讨产业升级的经济地理效应, 分析产业集聚、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的互动关系。

一、产业升级的经济地理效应

由主导产业更替带动的产业升级引领资源在时空上重新配置, 即资源在新旧主导产业之间流动和在位于不同发展梯度的区域之间流动。资源在新旧主导产业之间的流动, 主要体现为优质要素向有更高报酬的产业流动。资源在区域之间的流动, 主要体现在高素质要素 (或产业) 向高梯度区域集聚, 而初级要素 (或产业) 向低梯度区域集聚。产业升级要求并导致要素更加自由地流动, 从而促进区域一体化, 且引起更大区域范围或更深层次的城市化, 导致资源空间再配置, 产业空间结构被重组 (图1) 。

(一) 一体化效应

1、产业升级促使区际关系由竞争走向竞合。

区域产业升级是次级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结果。随着生产分工的细化, 上下游企业之间、相关区域之间的联系将更为紧密, 逐步融合。现今的产业发展, 已不可能由某一企业或地区来掌管整个产业链。产业升级涉及到发展高端产业的高梯度区域与承接产业转移的低梯度区域之间的利益博弈。为了更好地进行产业升级, 区域之间要加强联系、优势互补, 于是区际关系便由竞争升华至竞合。

2、产业升级促进资源空间优化配置。

一个区域的产业升级需要承接外来相对高端的产业, 集聚更加优质的要素, 同时也会淘汰或转移一些相对低端的产业, 因此, 区域间的生产要素流动必须更加自由。要素是具有逐利性的, 如果可以自由流动, 各种要素将被配置到最适合的产业和地区。一般而言, 高级要素向高梯度区域集聚, 初级要素向低梯度区域集聚。这样高层级城市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等高端产业, 从而形成更大的区域辐射力和服务功能。而在初级要素相对丰富外围区域则通过承接中心城市转移出来的产业, 推动工业化进程。

(二) 城市化效应

1、产业升级促进大中城市的内涵式发展。

城市化的发展包括外延式和内涵式两种增长方式, 前者以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基础, 后者依赖技术开发、资金投入、产业升级、提高效益。在产业升级过程中, 城市地区把低端产业转移到周边地区或异地, 同时集聚更优质的要素来支撑城市的升级发展。在发展梯度较高的大中城市, 通过产业升级, 不仅可促进城市经济持续增长, 而且通过发展高端产业, 可实现内涵式的城市化, 提高城市化的水平和质量, 使其对区域具有更大的辐射力, 从而提高城市的层级。

2、产业升级加速乡村城市化, 完善区域城市体系。

随着大中城市的产业升级, 周边乡村地区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制造业及相关服务业, 形成一系列产业集群或产业园区, 并在循环累积的集聚效应下, 像滚雪球般不断成长壮大。随着这些产业集群或产业园区的日益成熟, 一些新城市将陆续出现, 从而整个区域的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 城市体系不断完善。区域产业升级导致一系列新城镇在原来的乡村地区崛起, 促使乡村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

二、产业集聚与产业升级:提升集聚经济

产业集聚与产业升级的互动发展, 在空间组织与价值链两方面共同推动集聚经济的整体升级。

(一) 产业集聚为产业升级打下基础。

产业集聚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效率,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集群内企业的成本曲线, 拓展了活力空间, 成为区域竞争优势的载体 (徐强, 2004) 。产业集聚在收益递增作用下产生循环累积的集聚效应, 包括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两种类型。地方化经济主要由专业化集聚导致的, 有利于知识的发现和传播。一个产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可以促进知识在同产业的不同公司间扩散, 从而促进研究、发展和创新活动 (Marshall (1890) , Arrow (1962) 和Romer, 1986) 。城市化经济主要由多样化集聚产生, 有助于技术创新和知识溢出。不同产业的公司集聚在特定的地区可以产生“相互孕育”的效果, 这不仅有利于知识溢出的产生, 同时还推动了地方竞争, 从而加速知识的使用 (Jacobs, 1969) 。产业集聚不仅可增大产业的规模, 也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生产效率, 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Antonio Ciccone, 2002) , 还有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 (波特, 1990) 。

(二) 产业升级提升集聚经济质量。

发展极理论认为, 增长的势头往往集中在某些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 这些部门和行业往往集中在大城市中心, 有创新能力的产业和企业会产生强大的凝聚力。经济活动地理集聚带来成本的节约和收益的提高, 从而形成地区的生产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交通运输中心、信息中心等。产业集聚不是由一些产业简单地集中在一起, 大量企业在一定地理区位集中产生循环累积的集聚经济的前提是这些产业必须是相关的, 其上下游产业或与辅助产业之间的关联是密集而顺畅的。而要使产业集聚区的各企业有很好的关联效应, 其内部产业结构应该是在动态调整中不断升级发展的, 只有这样, 集聚经济才能得到持续发展。我国东部地区产业集聚明显, 有些城市已出现拥挤效应, 主要表现为土地空前紧张、环境污染压力越来越大, 已不适合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一些中心地区的发展格局, 是以经济增长模式粗放、环境污染、土地紧张为代价的, 这种模式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三、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空间

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是相辅相成的。在早期资本主义时期, 由于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分割, 伴随产业结构调整的是大量企业破产和倒闭。而进入现代,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产业结构调整有了更多的选择, 其中之一就是产业转移的方式 (陈建军, 2002) 。产业转出地与产业转入地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产业升级, 但其在空间上是相互依赖的。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的互动发展驱动资源空间再配置, 导致产业空间的重组。

(一) 产业转出地的产业升级

1、腾出有限空间, 发展高端产业。

一个工业区从建立开始, 它将经历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 这个过程像一个生命体一样, 可以划分为年轻、成熟、老年等不同阶段, 各个阶段有其各自的特征 (Thompson, 1966) 。无论一个工业区还是一个产业都是有生命周期的, 成长之后会成熟, 成熟之后如果不升级必然要消亡。产业升级必然要落实到具体的空间上, 但城市或区域的土地及其他资源都是有限的, 不可能同时发展所有产业。因此, 一些区域或城市在进入成熟期后, 由于资源的约束或受到其他一些冲击, 必然把当地优势较弱或已成为负担的衰退产业迁移出去, 以腾出空间来发展相对高端的产业或产业环节, 以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2、集聚优质要素, 促进产业升级。

产业转出地的产业升级离不开周边地区或更大范围区域的支持, 这种支持主要体现在要素供给方面。产业升级要求有更多的高附加值的产业, 需要更高素质的劳动、资本等要素。产业转出地在转出相对低端的产业时, 如果不及时引进和集聚更高质量的要素, 那么产业升级只能是一句空话, 而且将出现产业空心化态势, 不利于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 还会带来失业、贫困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 发展梯度较高的城市或地区在进行产业升级时, 一方面要留住自身积累的各种优质要素, 另一方面要通过内涵式的城市化或其他软硬件设施的建设, 引进大量适合本地新兴主导产业发展需要的优质要素, 以促进产业顺利升级。

3、扩大城市腹地, 增强服务功能。

城市腹地是城市周围与城市具有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的毗邻地区, 其大小受自然、资源、社会、经济诸因素制约。城市腹地的大小取决于城市对腹地的经济吸引力和辐射力, 而城市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又与城市经济实力、市场发育程度和开放程度等因素正相关。城市腹地揭示城市与区域的产业联系和经济活动规律。一般来说, 腹地范围愈大, 经济发展水平愈高, 城市发展规模和潜力也愈大。产业转出地能否把其相对低端的产业转移出去, 同时不产生产业空心化的情况, 取决于该地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是否紧密, 能否在产业转移与集聚优质要素等方面进展顺利, 对区域的服务功能是否不断提高。

(二) 产业转入地的产业升级

1、承接产业转移, 推动工业化进程。

产业转入地一般是发展梯度还相对较低的地区, 处于工业化初期或者还未发展工业, 这些地区一般是土地和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 资源比较丰富, 具有较强的成本优势。通过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不但可以充分利用自身资源, 发挥相对优势, 而且可从中获得大量外来资本和先进技术, 突破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 促进工业化的发展, 进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2、配套外来产业, 提高当地经济活力。

产业承接地一般通过建立产业园区或开发区等产业集聚区来承载外来产业, 在一定程度上可培育并发挥集聚经济效应, 使其成为当地经济的增长极。随着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发展, 外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得以传播。当地企业一方面可通过吸收其中的知识溢出, 模仿或创新性地生产类似的产品, 另一方面可通过原料加工、发展传统服务业, 投资环境等方面来积极配套外来产业, 以充分发挥当地优势, 提高经济活力, 这样既有利于外来产业的顺利发展, 又有利于当地实现产业升级。

四、结语

产业升级与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产业升级是通过产业部门结构的转换, 在价值链上实现优化发展, 其落实到空间上会产生区域一体化与城市化等经济地理效应。而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是通过产业空间结构的调整, 在空间上动态优化配置资源, 其落实到具体的产业中会形成集聚效应、扩散效应与关联效应等。三者互动发展可以优化产业的部门结构与空间结构, 从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经济发展质量, 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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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卢根鑫.试论国际产业转移的经济动因及其效应[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94, (4) .

[3]徐佳宾.经济发展、产业升级与市场形态[J].财贸经济, 2007, (3) .

[4]王文成, 陈树旺.中国产业转移问题研究:基于产业集聚效应[J].中国经济评论, 2004, (8) .

[5]李松志, 杨杰.国内产业转移研究综述[J].商业研究, 2008, (2) .

[6]魏后凯.产业转移的发展趋势及其对竞争力的影响[J].福建论坛 (经济社会版) , 2003. (4) .

产业工人 篇2

**名声在外，在别人看来能在**是多么的万幸，产业工人的辞职报告。我08年加盟**，从学生转变成了一位工人，非常的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在工作中，同事、班长和主管都很关照我，虽然我的工龄是最短的，但**化氛围深深地感染了我，让我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在家待岗期间，我争取到了一个出国的机会，现在已经身在异国它乡，工作早已安定。**是我的一个起点，只有放弃它，才有出路，再干下去只会浪费我的青春年华，辞职报告《产业工人的辞职报告》。**资待遇实际上并不高，最终也只能算是衣食无忧而已，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有些老员工为氨纶奋斗了八九年，十来年了，工作上一直是兢兢业业，结果得到了什么呢?还是普通的一线员工，工资待遇没有明显的提高，而管理者的工资却直线上涨，这是为何?悬疏太大了，难道因为他们没有管理天赋，就没有好的待遇。**的是管理类型的人，对我们一线员工是不闻不问的。这样的环境并不适合我，我决定辞职，望各级领导尽快批复!

此致!

家居服务需要产业工人吗？ 篇3

围绕消费者家庭的服务，是否需要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化？这是一个让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颇有些纠结的问题。

所谓产业工人，简单说就是把一线服务人员作为企业的正式员工纳入人力资源管理，在统一管理的同时享有工资、保险、培训、晋升等待遇和福利。产业工人化的利益在于通过统一管理保证服务的规范化、标准化，从而提高服务品质和体验，风险则在于由此带来的成本和管理要求的提升。而所有的纠结，正是由于对利益和风险的取舍。

家居服务曾经是一个历史悠久但格局散乱的市场——散乱的消费者需求由散乱的个体或作坊式从业者“满足”，自然谈不上什么产业化。但是今天，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带来信息交互和竞争平台的遽变，使得这个自发成长的领域脱胎换骨不啻变身为一个全新的市场，迅速跃入市场整合和集中阶段，要不要产业工人，也就成为新晋者需要面对的问题。

家居服务模式“轻”与“重”

家居服务市场的火热可以说是由线上电商引爆的，此前家居服务市场几乎没有经历过成规模的公司化运作，这就给新晋者留出更大的探索和实践空间。

目前跨进家居服务市场的线上电商在运营上多采用轻模式，利用搭建服务平台一手聚集消费者，一手聚集市场既有从业者，通过整合社会服务资源来满足家居服务需求，业务重点放在前端推广、跑马圈地上，注重对消费人群的占有速度，融入的资本也大多投放于此。这种选择，与家居服务市场原有环境相关：一方面，家居服务市场体量虽然庞大，但没有经过有组织的规模化开发运作，需求高度分散；另一方面，原有从业者基本上都属于个体服务者或者作坊式小公司，同样是高度分散，力量薄弱。服务供需双方不能有效对接，其间的空白地带就形成了巨大的机会空间，这种情况下，整合、对接需求与服务的轻兵突进模式不仅见效更快，而且门槛更低。

不过，轻模式如果不能形成独特优势构筑竞争壁垒，很快就会被大量拷贝滑进红海，这样的结果目前已经显现出来。那么，什么能够赖以构筑壁垒呢？对于服务而言，最直接的影响要素莫过于服务的执行者，所以服务人员的职业化水平成为首要的着眼点。在这个方向，58到家是一个代表。

表面上看，58到家也是利用其平台来连接社会服务者和消费者，提供上门服务，其服务人员也都是兼职的，通过消费者对服务的评价调节给服务人员的派单，这似乎与常规的轻模式没有多大不同。不过，在表面之下，58到家还有一套着力打造的培训体系。

58到家的培训体系包括理论培训、实操培训、进阶培训、回炉培训等不同环节，以相应的考试和评级作为评判，此外每个细分行业还会根据行业特点建立培训子系统，目前在北京已经建有4个培训中心。对于所有新加入的服务人员，首先要接受两个月的入职培训，经过培训后的服务人员要遵循58到家制定的体系实现服务标准化。另外，58到家通过对服务人员提供进阶培训，使他们能胜任收费更高的服务项目，这也等于有了职业上升的空间。

建设培训中心、开发培训体系、招募培训人员都会产生巨额成本，58到家选择了一种相对较重的模式，要构筑的就是服务能力和服务品质壁垒。不过，58到家的服务人员依然不是其自身员工，促使服务人员遵循服务体系要求的是“奖惩分明”——服务评价好就增加派单量乃至给予现金激励，服务评价低就降低派单量。

而在构筑服务能力和服务品质壁垒这个方向上走得更远也更坚决的，是多彩饰家。

用产业工人构筑优势和壁垒

多彩饰家在把发展方向锚定在“O2O家居服务商”伊始，就确立了服务施工队伍建设要走产业工人道路的方针，优先投入巨资建立技工学校，开发服务标准体系，把服务施工人员纳入统一培训和管理。这样的选择，既是立足于其业务特征的要求，也是源于其对市场竞争趋势的判断。

多彩饰家当前定位的业务范围是家居服务中的一个垂直细分市场——家居居家换新服务，包括墙面涂料、壁纸、瓷砖、地板等。这类服务不同于日常的生活服务，客单价相对较高，需要服务人员具备更强的责任意识、专业要求更高的施工服务技能和更好的服务形象，同时消费者对于服务体验和服务品质的期望也更高，必须确保服务流程和工艺的规范化、标准化才能赢得口碑，这些都在客观上要求服务人员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以此要求考量，服务人员产业化才是职业化的根本保障。

对于O2O家居服务市场竞争的核心，多彩饰家认为有三个方面——服务施工人员、渠道占有和线上订单引流，而服务人员居于首要环节，市场和竞争的发展将使其向产业工人升级成为主流趋势。因此，把握趋势先行布局服务人员的产业工人化，树立服务能力和服务品质的新标准，才能抓住家居服务市场竞争真正的先机，领先一步建立起自己的核心优势和竞争壁垒。

一种模式的生命力，一方面要看它是否适应现实，一方面要看它是否顺应趋势，而根本点都是对消费者需求的满足能力，消费者需要的是过程的体验和结果的品质。家居服务是否需要产业工人，每个从业者会有自己的回答。多彩饰家要以“家居居家换新服务开创者和领导品牌”的姿态成为家居服务市场中一个引领者，产业工人化究竟能助力几何，也仍待市场实践检验。家居服务市场的消费环境、资源环境和竞争环境都在发生遽变，等待答案的过程也许并不需要多么漫长，不管怎样，家居服务市场广阔的空间中蕴含的各种机会和可能，都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编辑：王深圳910825308@qq.com

德国版产业工人的制造经验 篇4

经验之一:组织严密, 责任明晰。德国《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 手工业条例中所包含的职业, 由手工业商会为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的主管机构;手工业以外的职业, 由工业和商业协会为职业教育的主管部门;农业领域的职业教育, 包括与农业有关的食品加工业, 由农业协会为职业教育的责任机关;司法领域对专业职员的职业教育, 由该领域的律师协会、专利律师协会、公证人协会为主管部门;公证处的出纳业务, 由公证处的财务部门为主管单位;审计和税务咨询领域的职业培训, 由审计协会和税收咨询协会为主管部门;卫生领域专业职员的职业教育, 分别由医生协会、牙医协会、兽医协会和药剂师协会为主管部门。

主管部门下设职业教育委员会, 由雇主、劳方和职业学校各派6名代表共计18人组成。职业教育委员会属于名誉性质的机构, 不支付薪水, 但给予相应的补贴。补贴额由主管部门确定, 并报本州最高当局批准。职业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有1名助手。主管部门主要是履行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责, 职业教育委员会则从长远的角度保证职业教育的质量。

经验之二:重视技能培训。二元制职业教育的特点是首先要先学会一门生存的技能, 其次才是掌握相关的知识。因此在录取的程序上是先同企业签订培训合同。有了这个合同, 才可以上相应的职业学校。签订培训合同有两个条件, 一、必须是正规中学的毕业生或是完成了职业基础教育的学生。二、企业面试合格。面试主要看身体和素质条件是否胜任未来的工作。在德国, 能够跨进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应当说是很幸运的, 正规中学的毕业生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机会。进不了二元制职业学校的, 可以上其他职业学校, 但其就业前景远不如二元制职业学校的学生, 主要原因是双方在技能培训上的差异。

在德国, 几乎所有的工作岗位事先都要经过两道关口的考试。一是专业知识, 二是操作技能。大学生也不例外。只有具备了这两方面的能力和证书, 才被称为“合格”的劳动者。二元制职教以外的学生或高校毕业生, 一定要经过实习或技能的培训之后方能找到工作岗位。据调查, 德国的失业大军中, 除了因企业兼并或破产而失业的工人之外, 绝大多数属于“不合格”的劳动者, 也就是缺少一种技能、经历或证书的人。

经验之三:“为每个人提供培训的机会”。这既是德国政府的一句口号, 也是德国社会的一种实践。首先“职业基础教育”是一种“义务教育”。这种教育历时1年, 有的是在中学的最后一年完成, 有的则是在中学毕业之后再进行一年的“职业基础教育”。在这个基础上才有资格进入二元制职教的教育体系或进入“职业专科学校”的正式学习课程。由于受培训场地的限制, 二元制职教接纳不了那么多的中学毕业生, 所以德国各州创办了各式各样的职业培训学校。既有官办的, 也有民办的, 但以官办的为主。民办学校与官办学校几乎没有差别, 甚至条件更好、要求更高。

经验之四:严把质量关。人才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更是企业信誉的保障。人才质量的关键在学校, 德国对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老师和二元制职教体系中企业师傅的任职资格, 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这些规定又都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制定的。有法必依, 违法必究, 避免了“滥竽充数”学校的存在, 以及滥发文凭的现象。

经验之五:紧跟就业市场的变化, 发现问题及时更正。由于技术和知识更新的速度加快, 不断出现一些新的行业。同时, 经济全球化促成了各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同时又使一些行业或职业发生调整, 这就要求职业教育必须紧跟就业市场的变化。德国职业教育研究所不仅跟踪这种变化了的形势, 还要负责公布国家认可的新职业。只要打开研究所的网页, 人们就会发现今年又产生了哪些新的职业, 哪些职业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产业工人祖国发展我成长征文 篇5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第一个甲子年。六十年波澜壮阔，六十年风雨历程，中国成功演绎了一出出“大戏”。作为亲身经历祖国成长、发展的老一辈，我的迁居过程，见证了时代的沧桑巨变，更道不尽我对新中国的感恩之情。

1966年初，刚刚20岁的我和十多位同乡背井离乡，北上广西

柳州市当了一名光荣的产业工人。那时厂里多数是男青年，来自四面八方，风华正茂，激情澎湃。除了工作，带给我们最快乐的就属我们的“窝”了——有4个大门、700平方的厂房旧仓库。120多位小伙一起生活，谈人生、谈志趣、下棋游戏，虽热闹却简陋单调。

1977年，已结婚两年的我，因两地分居，单身一人住进了厂里的筒子楼男工单身宿舍——16平方、四人同住。每层楼中间是公共卫生间，走廊上煤炉一放、铁锅一架，就是厨房。

1985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和妻子结束了艰难的“九年战斗”——全家得以团聚，在偏远山岭分得30平方的一室一厅，自建厨房和厕所，可仍有诸多不便。

1988年，我家的搬迁有了质的飞跃——一套带厨卫、45平方的大板房，总算有了个像样的独立小家，一家人乐开了怀。

1995年，改革开放逐步向纵深发展，眼看着孩子日益长大，我好不容易才中榜厂里的集资福利房，和妻子倾尽全部积蓄3万元筹建、装修，住上了65平方的二室一厅，全家人更加地安居乐业。

2008年夏，已正式退休的我与老伴又迁到了孩子新置三室二厅的商品房，共100平方。光大厅就有三十平方，此外四个窗台的围网，晾晒衣服、棉被十分方便，还可种上自己喜欢的花卉，生活越过越甜美，心里甭提多高兴了。这儿安全舒适，空气清新，环境优美，交通便利，倍倍精神！

去年国庆，远在400公里之外的老岳母和妻弟们专程到我家团聚，大家异常高兴。老岳母摸着墙壁一间一间房的打量着，深情的说：“能住上这样的房子真想不到！想起你们过去的苦日子，变化太大啦！”

六十年间，长江黄河的波涛，聆听了祖国铿锵前行的脚步；茫茫昆仑，巍巍长城，见证了祖国日新月异的面貌；神舟飞船的优美轨迹，演绎出祖国日益上升的尊严；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实践，奥运圣火的熊熊燃烧，无一不透露出我们伟大民族复兴的曙光！

六十年的光阴，在历史长河中虽然短暂，但中国解放后的嬗变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正如我的迁居小记：由单纯地满足栖身之处到有目的地追求高品质的个性住宅，从配套不全的单位集资房到现代化、智能化的商品房。

新生代产业工人职业倦怠的研究 篇6

尤其是作为中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的天津滨海新区，近年来，随着天津城市功能定位的提升和滨海新区开发开放速度的加快，滨海新区已经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综合改革创新区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三增长极，跨国企业、私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对产业工人的需求逐渐增大。“十二五”以来，滨海新区每年新增30万外来务工人员，其中超过60%的外来务工人员将成为新生代产业工人，仅2014年第一季度滨海新区招工计划就达3.29万人，与往年相比用工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目前滨海新区用工缺口高达9.4万人。

通过对滨海新区人社部门和缺工严重企业的走访，了解到企业“用工荒”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员工的流动性强，工作压力、生活压力、企业待遇、归属感、发展空间等一些列问题导致职工频繁跳槽。滨海新区新生代产业工人的就业现状明显呈现出工作倦怠的独特型态，因此，开展有关工作倦怠的研究，对“用工荒”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产业工人职业倦怠的相关研究

当前对产业工人职业倦怠的研究基本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产业工人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和干预策略。研究发现学历较高的企业员工往往更容易出现职业倦怠感，因为他们更注重自己的心理感受，拥有更高的职业抱负与期望，而现实单调的工作状态、高强度的工作负荷和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都使他们产生了巨大心理落差，使他们更容易出现倦怠现象。在工作性质上，处于一线流水作业的员工的情绪衰竭程度往往比较高。工厂中的工作环境也对工人的消极倦怠情绪的产生有很大影响。噪音越大、企业管理越严格的员工更容易产生情绪衰竭和职业效能感低下的情况。企业组织管理、工作本身、职业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对职业倦怠的三个维度有影响。同时，人格特性应对产业工人的职业发展走向有着一定缓冲作用。神经质、宜人性人格特质在工人压力与工作倦怠的关系中分别具有负向和正向的缓冲作用；神经质在工作倦怠与离职倾向的关系中具有明显的负向缓冲作用。

针对制造业本身来说，产业工人主要面对的是生产线，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精疲力竭的状态，进而会导致员工离职等现象的发生。通过有关产业职业倦怠的研究，学者们也提出了相关改进建议。通过优化工作内容和结构的设计来避免工作的单调性；通过提高薪酬水平，赋予员工更多的责任、自主和控制权使他们感受到更高的成就感；通过加强员工内部流动使员工人尽其用，减少工人流失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努力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工作环境有利于加快员工的心理认同和归属感。此外，企业还要尤其注意工人的心理健康，要定期进行心理健康咨询，设立专门的心理顾问和咨询室，加强基层管理者对职业心理和情绪的关注程度，通过增加接触一线基层员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掌握及教授员工必要的排压减压技巧和方法。

二、实证研究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被试主要是天津滨海新区制造业企业一线新生代产业工人，被试主要通过纸质问卷作答。本研究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580份，其中有效问卷525份，无效问卷8份，有效问卷率为87.5%。

（二）研究工具

1.基本信息：问卷的这部分主要目的在于调查被访者的基本信息，本部分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户口类型和收入状况等。

2.职业倦怠量表MBI-GS

Maslach工作倦怠问卷（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MBI）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Maslach和Jaskson 联合开发的，最初包含三个纬度：情绪衰竭（Emotional Exhaustion）、去人性化（Depersonalization）和个人成就感（Personal Accomplishment）.MBI在面世之后得到了最为广泛的应用和检验，已经被证明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再测信度、结构效度、构想效度等。

本量表同时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情绪衰竭，玩世不恭和成就感低落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8，0.83及0.82。常模中每个纬度的标准误分别是：情绪衰竭3.80，玩世不恭3.16，职业效能3.73。MBI-GS量表适用16岁以上各个行业的所有人群。

（三）问卷总体情况和统计分析

通过SPSS将问卷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主要说明问卷来源的组成结构。

1.问卷总体情况及人口统计学信息

2.产业工人职业倦怠特点分布

通过对产业工人的职业倦怠的描述统计分析结果发现，职业效能的平均得分最高，为3.38；情绪衰竭的平均得分最低，为2.13.具体情况见表2.

3.产业工人职业倦怠的性别差异

以性别作为自变量，职业倦怠为因变量，对产业工人职业倦怠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产业工人在职业倦怠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在情绪衰竭和玩世不恭维度上得分均显著高于男生，而男生在职业效能上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具体情况见表3。

4.产业工人职业倦怠的受教育程度差异

以受教育程度作为自变量，以职业倦怠作为因变量，对产业工人职业倦怠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情绪衰竭和玩世不恭在不同的受教育程度上均有显著差异，而职业效能在受教育程度上没有显著差异。事后分析（LSD）表明，在情绪衰竭维度上，初中水平工人的得分显著低于高中或中专和大专或本科水平工人；在玩世不恭维度上，小学以下水平工人得分显著高于初中水平工人，大专或本科水平工人显著高于初中和高中或中专水平工人；在职业效能维度上，不同的受教育程度间没有显著差异。具体情况见表4。

5.产业工人职业倦怠的户口类型差异

以户口类型为自变量，以职业倦怠为因变量，对产业工人职业倦怠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职业倦怠的三个维度在不同的婚姻状况上均有显著差异，F（2，524）=102.98，p <0.001；F（2，524）=72.21，p <0.001；F（2，524）=63.45，p <0.001。具体情况见表5。事后分析（LSD）表明，在职业倦怠的三个维度上，天津市户口的工人得分均显著高于外省市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工人。这说明，产业工人的户口类型会显著影响其职业倦怠。

6.产业工人职业倦怠的收入水平差异

以收入水平为自变量，以职业倦怠为因变量，对产业工人职业倦怠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职业倦怠的三个维度在不同的婚姻状况上均有显著差异，F（2，524）=11.99，p <0.001；F（2，524）=9.85，p <0.001；F（2，524）=9.90，p <0.001。具体情况见表6。事后分析（LSD）表明，在情绪衰竭维度上，中等偏上收入水平的工人得分显著高于中等水平，中等偏下水平得分显著高于中等水平收入的工人；在玩世不恭维度上，中等偏下收入水平工人得分显著高于中等收入水平工人；在职业效能维度上，中等偏下收入水平的工人得分显著低于中等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水平的产业工人。这说明，产业工人的户口类型会显著影响其职业倦怠。

三、研究结论

在新生代产业工人的职业倦怠的三个维度上，情绪衰竭、玩世不恭和职业效能，均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在情绪衰竭和玩世不恭维度上得分均显著高于男生，而男生在职业效能上得分显著高于女生。

在工人受教育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情绪衰竭和玩世不恭在不同的受教育程度上均有显著差异。

在其户口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在职业倦怠的三个维度上，天津市户口的工人得分均显著高于外省市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工人。

产业工人 篇7

关键词:产业集群;企业集团;交易费用

一、问题的提出

(一) 从丰田汽车城的案例说起

2007年丰田以949.77万辆的年产量超过美国通用汽车公司, 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生产商。丰田公司之所以能取得众多成就, 不仅得益于精益的生产管理, 还得益于丰田汽车产业集群。

丰田汽车产业集群属于一种轴轮式集群模式。丰田汽车公司是轴心企业, 大量中小企业作为轴心企业的供应商聚集在它周围, 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形分布。在丰田汽车产业集群内部, 丰田公司处在塔顶, 有168家一次下承包企业, 4700家二次下承包企业, 31600家三次下承包企业, 而四次以下的则无法统计 (张丽莉, 2006) 。集群内企业之间既有组织联系, 也有地域联系, 呈现出一种柔性和动态化的关系。下承包制是群内层及之间的主要的组织联系方式, 相互持股、人事参与、技术指导等是一些重要的联系手段。围绕这种下承包关系, 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 既有贸易合同关系又有非贸易关系, 既有正式交流又有非正式交流的紧密地企业网络。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分工也非常明显, 各层及内企业很多都专业化到了一个零部件。同时集群内部忠诚、信任、和谐的文化, 使得集群内企业深深地根植于集群的地域内部, 形成了一种共同的企业文化氛围。

(二) 日本产业组织引发的思考

日本的产业集群大概有700多个, 依据所含企业类型的不同可分为:第一, 传统产品的产业集群。由生产纺织品、服饰、家具、陶瓷、中小企业组成, 它们大都有上百年的历史, 形成了从原料到半成品再到成品的合理分工。第二, 城堡型的轴轮式产业集群。这种集群可划归为轴轮式, 但比普通的轮轴式更依赖于大企业。由围绕着一个核心的大企业无数个转包企业, 形成了一座金字塔形产业分布城堡, 核心企业位居塔顶, 其他转包企业位居塔底。如丰田汽车城, 大阪的松下电器城就属此类。第三, 都市圈内中小企业集群。这些中小企业以基本的制造工艺技术, 支撑着都市的制造业, 与都市的成品生产商有着特殊的网络关系。

日本的产业组织有着其自身的特点, 这与日本企业成长的历史、环境和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因此, 日本的产业集群也是独具特色, 尤其是企业集团与企业集群的交织并存的现象以及企业间相互持股的企业内联系, 使得我们陷入一种困惑:究竟什么是产业集团, 什么是产业集群, 二者的区别与联系何在?本文目的在于对日本产业组织中这种企业集团与企业集群的交织并存的独具特色现象及其效率进行分析。

二、日本企业集团的组织与效率

(一) 日本企业集团的演化及特征

企业集团是日本产业组织和企业间关系的重要特征。所谓企业集团, 是通过主管兼职或者某种程度上的股票持有能够确认企业之间存在联结关系的企业集合,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今井贤一先生按照集团企业间联合方式及相互联结的松散、紧密程度不同把日本企业集团分为以下类型:财阀型企业集团、独立系企业集团、分立型企业集团和企业网络。本文重点研究和介绍前两种集团形式, 因为这两种形式在日本的大中型企业中更为普遍, 基本上涵盖了日本所有的大中型企业。

财阀型企业集团包括日本的“三老”———三井、三菱、住友和“三新”———芙蓉、三和、一劝六大企业集团。“三老”集团是最初意义上的财阀型企业集团演变而来, 战前它们以强大的银行和商社为中心, 在主要的行业领域内把多数一流的企业网络进来, 成为由家族所有的持股公司支配的企业集合体, 具备了融资、生产、销售的经营形态, 可看作是一种康采恩式的企业联合体。财阀型企业集团的组织特征是:以大金融机构为中心、横向联系为特征、网罗了主要产业领域内的几乎所有一流企业, 形成具有融资、生产、销售及共同投资等实质性内容的企业集合体。它们通过“经理会”的形式, 集团内主要企业之间的高层领导定期地进行信息交换, 集团内企业间长期以相当比例份额相互持股、互为股东。在金融交易中心存在着大银行, 它们每每通过派遣主管、系列融资等方式进行以集团内企业为重点的资金供给;商业交易以大商社为中心, 并常常伴随着股票持有、派遣主管等活动, 在集团内进行着长期性的多交交易。

独立系企业集团是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中, 以纵向联系为特征, 以一个独立的垄断大企业为中心, 以控股及其他形式, 将一大批企业网入自己的生产体系而形成的企业联合体。如日立集团、松下集团、丰田集团、东芝集团、日本电气集团等。日立集团拥有连结子公司46家、非连结子公司522家, 从事着从原材料、重型机械、家电、半导体、电子和通信、产业机械到信息处理、软件服务和销售服务诸多行业。与财阀系企业集团不同的是, 独立系企业集团的主力银行并不限于一家, 日立制作所同时从属于“芙蓉会” (富士银行) 、“三水会” (三和银行集团) 和“三金会” (第一劝业银行) 这3个社长会。许多独立系企业集团同时又从属于财阀系企业集团, 是从财阀系企业集团中延伸出来的。

产业集群与产业集团:日本产业组织的启示

■李士忠

(二) 企业集团形成与交易费用的节约

传统的观点总是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垄断理论出发对企业集团进行解释的。在这种理论下, 企业集团被视为是一种相互结合起来的寡头垄断企业群为了其自身利益的一种权势的扩张, 其后果是削弱了市场中企业间的竞争力。但“太拘泥于垄断问题的一个重要后果是, 一见到难以理解的交易习惯, 便用垄断行为来加以说明, 而对那种交易习惯的形成是否是造就竞争性状态所必需的这一点, 似乎很少考虑” (科斯, 1974) 。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新的角度出发对企业集团这种组织形式做出解释。交易费用理论为我们分析企业集团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认为, 企业是从效率出发内生地决定其“疆界”的, 即企业是根据交易费用的大小和交易效率的高低决定其所需财物或劳务是由市场供给还是由内部生产的。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 某些交易在市场上进行时交易费用很高、效率极低, 因此企业有可能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调整。一种极端的方式便是把这种交易纳入自己的“疆界”, 采用纵向一体化的企业组织方式, 然而企业的“疆界”不可能无限扩大, 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 企业组织的交易费用也会不断上升, 企业的规模应选定在它的组织方式带来的交易费用等于市场交易方式的交易费用的哪一点上, 超过了这一点我们称之为“组织失灵”。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和“组织失灵”的双重效应, 是否存在一种中间形态的交易方式可供采用, 我们认为这种中间形态是存在的。在市场与企业之间存在着一种过渡性的中间区域, 它可使交易费用进一步降低。所谓企业集团中的外包、企业间主管的相互兼职、企业间相互持股就是靠市场和等级制度结构的企业之间的中介性结构 (中间形态) 节约交易费用的。因此,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企业集团或产业集群都是克服市场和内部组织双重失灵的制度性办法。

(三) 相互持股与长期合作博弈

相互持股是在战后日本企业的股权结构法人化的基础上形成的, 主要内容就是:法人企业作为稳定的大股东相互持有对方法人企业的股份, 从而在法人企业间形成了一种长期稳定的持股关系, 这种相互持股关系在日本极为普遍, 有金融机构与法人企业间、金融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以及法人企业与法人企业间的互为股东关系, 而在企业集团内部这种长期矩阵式的持股关系以及母子公司的控股关系更为严重。

相互持股是在战后日本特殊的历史条件下, 经济形态演变的产物。然而它之所以能形成一种稳定的制度长期固定下来, 一定具有它的经济合理性。按照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观点, 市场和企业 (纵向一体化) 具有相互替代关系。而相互持股所形成的企业间交易关系, 可以看作是一种介于市场和企业间的混合形态, 形成了企业间的一种长期性交易关系, 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消除外部性、防止机会主义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完全竞争的市场里, 企业交易原则上是一种短期的行为, 买方和卖方之间对交易商品不存在很大的信息上的差距, 因此买方和卖方之间在市场价格下, 可以通过完全的契约以极简单的形式使交易获得成功。但现实中, 市场往往是不完全竞争的, 信息也是不完全和非对称的, 不确定性的存在也会使双方难以制定出包罗一切的完全契约, 而要想执行这些合同就变得更加困难, 这样在交易市场上双方都存在着机会主义动机, 可能会以欺骗与不诚实行为力图在价格或产品质量等方面获得高额利润, 这会增加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效率, 大大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费用。

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采取纵向一体化, 将交易纳入一个企业内部, 这就是现实经济中的联合、兼并。然而企业间的兼并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十全十美的。它必须考虑到产权和资金合并后的效率, 尤其是产权的激励效应所带来的收益和成本。因为兼并是两个企业所有权的重新配置, 它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能带来收益, 因为它使兼并方企业进行专有性投资的积极性提高 (如汽车生产商对零件厂商的兼并) , 使它获得更多的剩余控制权, 从而能够得到这种投资所创造的事后盈余的更大部分;另一方面它又带来成本, 即使被兼并方企业进行专有性投资的积极性下降, 因为它所拥有的剩余控制权减少了, 从而获得自身投资所创造的增量事后盈余的份额有所下降。由此可见, 企业是否兼并要考虑到产权结构所带来的总盈余是正还是负, 企业的边界不是无限扩大的, 纵向一体化的方法并非解决以上问题的灵丹妙药。

在日本的企业社会里, 企业间通过相互持股、人员信息间的交流及复杂的价格体系, 使单纯依靠市场所无法顺利进行的交易变得非常有效率, 企业间能够维持一种在纯粹市场交易下所不能维持的长期性交易关系,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短期交易下的机会主义行为。因为正如博弈论所揭示的多次重复博弈可以使博弈双方采取合作的策略那样, 交易关系的持续也会使交易双方产生协调关系。

三、结论与启示

在日本的产业组织中, 产业集群和企业集团相互交织并存, 很难分辨开来。这种组织形式对于我们研究产业集群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启示:

从理论上, 拓宽了我们对产业集群理论的认识。产业集群和企业集团的区别其实是非常模糊的, 都是介于分散市场和纵向一体化企业之间的中间网络组织, 如果说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 那就是组织形式上的区别:前者更松散, 后者更紧密。在日本的企业社会里, 企业间通过相互持股、人员信息间的交流及复杂的价格体系等组织方式, 使单纯依靠市场所无法顺利进行的交易变得非常有效率, 企业间能够维持一种在纯粹市场交易下所不能维持的长期性交易关系,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短期交易下的机会主义行为。

从实践上看, 日本产业集群与企业集团并存的产业组织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贵的经验。企业集群与企业集团的发展并不相悖, 小企业与大企业可以相互补充。中小企业专业区可看作是一个虚拟的或无形的大企业。早期的产业集群可能从小企业的聚集开始, 但随着集群的演化, 中小企业之间可能会以更加紧密的企业集团的组织形式联合起来。企业集团为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形式, 从而增强了中小企业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各方面挑战的能力。

摘要：日本的产业组织形式独具特色, 这与日本企业成长的历史、环境和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尤其是企业集团与企业集群的交织并存现象以及企业间相互持股的企业内联系, 使得我们陷入困惑:究竟什么是产业集团, 什么是产业集群, 二者的区别与联系何在?通过对日本产业组织中这种独具特色现象进行深入考察和效率分析, 对研究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组织的集群演化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产业集群,企业集团,交易费用

参考文献

[1]、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4.

[2]、青木昌彦著;郑江淮等译.企业的合作博弈理论[M].中国人民大学, 2005.

[3]、张丽莉.全球汽车产业价值链的分析与启示——以通用、福特、大众、丰田为例[J].价值工程, 2006 (3) .

[4]、斯科特.E.马斯滕著;陈海威, 李强译.契约和组织案例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产业工人 篇8

产业融合理论最早提出于1978年,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尼古路庞特用三个重叠的圆圈来描述计算、印刷和广播三者的技术边界, 并且认为圆圈的交叉处将成为成长最快、创新最多的融合区。欧洲委员会的绿皮书 (green paper) 认为, 产业融合是指“产业联盟和合并、技术网络平台和市场等三个角度的重合” (European Commission, 1997) 。“绿皮书”同时还指出, 如果通过创造一个支持甚至把握产业融合变化进程的环境来迎接这一变化, 那么就将为增加就业、经济增长、提高消费选择和促进文化繁荣创造一个强有力的发动机。植草益 (2001) 从动因的角度分析认为, 产业融合通过技术革新和放宽限制来降低行业间的壁垒, 从而加强各行业企业间的竞争合作关系。Lind (2005) 建立了一个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模型指出, 产业融合是指由技术变革引发的产业边界重新界定。

虽然学术界对产业融合的讨论最早是源于数字技术的出现而导致的产业交叉现象, 但是不能由此认为产业融合只是一种技术现象。事实上, 产业融合并不仅限于信息通讯产业融合或数字融合, 产业融合现象早已超出信息通讯领域而渗透到很多传统和新兴产业领域。所以说, 产业融合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 更是涉及到服务、商业模式以及整个社会运作的一种新方式 (European Commission, 1997) 。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厉无畏综合各方观点, 从更广泛的视野, 认为所谓产业融合是指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的不同行业通过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为一体, 逐步形成新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1]。其特征在于融合的结果出现了新的产业或新的增长点。这一现象如同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会产生新的学科一样。高新科技及其相关产业的作用是产业融合发展的强大助推器, 1+1>2的生产效率和较高的经济效益则是产业融合发展追求的目标。本文也利用这个更加广泛的定义。

一个产业的经济活动实际上包含了从技术到产品、从组织到业务等多层面的内容, 一般产业的产生也始于一项新技术的诞生, 终于一个产品的成功发布, 而过程中也涉及其中的企业组织等微观主体。所以根据上面的产业融合的定义, 不同行业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来源于行业边界的模糊或消失。所谓的行业边界具体包括了技术边界、产品边界、市场边界以及产业经济活动的业务和运作边界。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 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以及市场需求改变等外部因素的推动下, 都有可能引起这些边界的模糊或消失, 并最终导致新型融合产业的形成。

二、动漫产业的产业融合

动漫产业是以创意为动力, 以动漫文化为基础, 以版权为核心赢利模式, 广泛涉及影视、网络、音像与书籍出版以及玩具、文具、服装、食品等行业的现代文化产业[2]。作为创意产业的典型代表, 动漫产业被称作21世纪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 它对现代社会有着广泛而深刻的经济文化渗透力。研究动漫产业的产业融合, 先根据前面论述的定义来说明一下动漫产业的技术、产品、市场边界。

对动漫产业来说, 由创意而成的动漫作品是该产业的“原材料”, 通过现代制作技术将这些素材加工成具有特定技术标准的动漫内容, 以书籍、影视、网络、电子等媒介通过特定的发行或播出渠道销售给消费者。在这个过程中, 创意和特定的制作技术构成了动漫产业的技术边界, 以特定媒介承载的动漫内容形成了动漫产业的产品边界, 而相应的动漫产品的发行和传播渠道及依此形成的动漫产品的生产制作流程则分别构筑起了动漫产业的运作和业务边界。

如前所述, 传统的动漫产业就是动漫本身的产品市场, 而现代的动漫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 在现代信息技术、移动信息技术、新媒体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基础上, 通过与移动通信产业、信息产业、旅游产业等若干传统和新兴产业相互融合形成的一种产业形态。它突破了原先动漫产业的技术边界、业务边界、组织边界和市场边界, 但它又并不是几个产业的简单相加, 而是通过相互作用融为一体, 显示出新的产业属性, 而且这种技术、产品、市场边界还将继续扩大。

三、动漫产业融合的市场依据

产业的发展能力来源于其竞争力, 而产业融合则通过相关产业的产业优势相互渗透和不断发展来获得持续发展的竞争力。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出的“钻石模型”是其竞争力理论的集中体现, 强调要素环境、需求状况、竞争战略及对手、相关支持机构或产业以及机遇和政府的作用。其中前四者为基本影响因素, 后两者为附加影响因素。根据“钻石模型”, 产业融合主要改善了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和支持性产业以及企业策略及结构与竞争这四个因素而形成了各自的优势。因此, 产业融合的动因就在于单个产业或企业所不具备的却由产业融合带来的一系列发展优势。这些发展优势则成为了动漫产业融合程度的市场依据。

(一) 成本优势

产业融合可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影响了要素条件, 提升了相关产业的竞争力。盖蒙巴德拉和托里斯的研究表明, 产业绩效与技术状况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其他学者通过对信息产业的研究而得出结论:由于拥有共同的基础资源, 导致产业的单位平均成本减少。这说明信息技术的融合对减少企业成本具有正相关影响。因此, 产业融合有利于整合资源, 避免重复建设, 实现资源共享, 提高产业的整体经济效益。

对于现在各地正在如火如荼建设的动漫产业园区, 现在很多只是单纯的动漫制作企业的聚集地, 丧失了其作为产、学、研一体化的产业集聚区的意义。事实上, 各动漫产业园区的前期投入非常大, 本身也是动漫产业发展的一项宝贵的资源。作为一个原创型的动漫产业基地, 在地域空间上和旅游业的部分功能实质上是可以融合重叠。在园区现有动漫产业经济活动的基础上, 通过增设以提供动漫场景游乐体验的动漫游乐区;以演示、销售、服务为主要功能的体验区;以及服务于玩家集散、会议节庆活动举办而设置的商务接待区等旅游功能区, 可将其产业活动延伸到旅游业, 拓展其旅游功能, 并以此作为动漫研发、教学及生产的重要配套和互动基础。采用这种融合化发展模式, 可带来大量的玩家和游客, 有利于品牌效应的形成, 又能够有效地弥补动漫产业短期赢利不足的缺陷, 逐步实现核心产品的直接赢利。可见, 将动漫产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实现了资源共享, 有利于各方面资源的配置, 可以提升动漫产业的竞争力。

(二) 创新优势

动漫产业和其他产业之间优势的相互吸纳和渗透, 影响和改变产业产品的市场需求和产业核心能力。产业融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使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提升, 创造出源源不断的市场需求, 改变了需求条件, 提升了产业竞争力。韩国的动漫发展模式就是最好的一个例证。近年来, 伴随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信息产业和文化娱乐产业融合互动为动漫产业扩大并且催生了许多需求。2004年, 我国互联网接入用户达7963万户, 互联网网民数突破1亿大关, 上网人数在1.2亿～1.3亿之间。上网用户中以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青少年为主, 而这部分人正是动漫产品的主要消费群体。动漫的图形化特点就十分适合网络媒体的传播, 网络帖片广告模式和无线下载收费模式逐渐在形成。信息技术的应用改变了动漫的传播和运营模式, 扩大了原有产品的需求, 也创造了新的需求。网络游戏就是将动漫制作与网络技术进行结合, 它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动漫产品, 也成为一个新的、更加强调大众参与的互动娱乐形式, 同时迅速形成了良好的商业运营模式。因此, 动漫产业与信息通讯产业的融合, 改变了人们对动漫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心理, 网络技术的创新也创造出了新的消费需求。

(三) 技术优势

技术革新可以说是产业融合的内在动力, 通过技术的革新, 产业融合可以改善相关和支持性产业的竞争优势, 提升了产业竞争力。技术革新开发出了替代性或关联性的技术、工艺和产品。这些开发内容渗透、扩散和融合到动漫产业中, 改变了动漫产业的技术路线, 丰富了动漫产业经营的内容和形式, 从而改变了原有产业产品的消费特征, 也使得动漫产业的价值链不断得到扩展。因此, 产业融合不仅仅是技术融合、产品融合和市场融合, 还实现了价值链的融合。动漫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关联度非常高, 而且垂直联合, 即内容提供商与发行、播映等平台的合并、收购或者联盟也势在必行。在原本的连接两个相关产业的价值链接点处融合了两个或多个产业的价值, 与原产业相比, 融合产业不仅具有更高的附加值与更大的利润空间, 而且为消费者创造了更多、更方便、价值更高的产品或服务, 代表着需求发展的必然趋势, 产业的竞争力自然会随着需求趋势向消费主流的转变而逐渐提高。

(四) 效率优势

产业融合改变了企业战略, 通过业务、组织、管理等资源的整合, 使得该产业本身和参与融合的各企业获得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优势。通过产业融合, 提高了企业的竞争优势, 进而提升了产业竞争力。著名产业竞争力专家波特教授认为, 企业战略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竞争力最关键的因素之一。产业竞争力其实就是企业竞争力在概念上向更高层次的延伸, 其源泉和实质是企业竞争力。例如, 在动漫企业发行环节的跨行业经营可以具有创造跨多个不同经营层面的、明显的协作优势。迪斯尼的动画片票房固然显赫, 但是如果没有迪斯尼遍布各大洲的主题公园、动画人物的衍生产品以及经典动画带来的名牌效应, 迪斯尼光靠出产动画片也难以成为世界第二大传媒公司。由此可见, 动漫产业要得到发展, 并真正占领市场, 企业经营者们需要重视跨行业经营的产业融合战略。

四、我国动漫产业融合的市场趋势

对动漫产业的发展来说, 可以分为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 也是最为核心的层次, 是动漫本身的产品市场, 例如动画片、漫画书、漫画周刊杂志、音像制品 (DVD/录像/VCD) 等。第二个层次, 是依靠动漫产品的市场向外衍生的市场, 与动漫作品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例如, 以动漫形象为主要特征的玩具、文具、日常小用品、服装、食品、手机图片等。第三个层次, 也是借助动漫产品的创意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市场, 与动漫作品有一定的关联性, 例如以动漫为主题的儿童乐园、动漫主题公园、动漫博览会、虚拟代言人、COSPLAY秀、动漫咖啡 (茶坊) 连锁店, 等等。

可以说第一个层次是动漫产业的基础, 而第二层次的产品是现在动漫产业巨大利润的来源, 如果仅是依靠动漫作品的播放和出版是无法回收大量的投入成本的。我们知道现在我国动漫市场80%以上赢利都流向了海外, 史努比、Kitty猫、皮卡丘等每年都从我国动漫市场卷走数十亿元人民币[3]。事实上这些作品并没有全部在中国市场上播出, 但是这些赢利都是依靠玩具、服装、食品等动漫衍生产品。由此可以看出, 动漫产业的本身就是产业融合的结果, 这与动漫产业具有很强的产业关联度有关。一开始动画和漫画的传播就需要出版和电影、电视等行业的支持, 只有与这些行业相互结合, 才诞生了传统的动漫产业。之后, 美国迪斯尼可以说开创了动漫产业融合的先河, 先后与玩具、服装等行业合作, 向它们出售版权, 获得了长期的经济利益, 其中最为成功的还是与旅游业的合作建立了迪斯尼乐园, 将受人们欢迎的动漫形象放入了主题公园使其较之其他主题公园具有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产业增值能力, 也使其经久不衰。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知道, 产业融合可以提升动漫产业的竞争力, 因此, 动漫产业的特点也决定了该产业的发展趋势也将是产业融合。动漫产业与其他文化产业相比, 与高新技术的结合更加紧密。动漫的未来发展趋势就是网络和数字技术发展的产物, 因此, 动漫作品的创作需要更多的技术支撑来更好地为内容表现服务。而产业融合最容易发生在高技术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 高技术融入到其他产业中, 影响和改变了其他产业产品生产特点、市场竞争状况以及价值创造过程, 从而改变了原有产业产品的市场需求和产业的核心能力。在这个方面可以说韩国开创了动漫产业融合的一个先例。韩国动漫产业的飞速成长的关键原因, 在于将动漫产业与网络技术结合, 利用后发优势, 从以2D为中心的制作方式迅速扩大到FULL3D、2D&3D的合成方式, 以较低成本的FLASH和颇具赢利能力的网络游戏为载体, 打造出系列动漫形象。就是这个极有创意的结合, 诞生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娱乐方式和新兴产业, 不仅改变了许多人的文化生活样式, 还造就了一个有影响的产业, 并为创办者赢得了巨大的利润。相关数据显示, 2006年韩国动漫产业的规模达到6亿美元, 2007年更达到7.5亿美元。

总之, 产业融合影响了钻石模型的重要因素, 可以提升动漫产业的竞争力。同时动漫产业竞争力的增强也可以使动漫相关企业群获得了更多的市场份额、稀缺资源、雄厚的资本积累以及较大的发展空间, 为动漫产业的新技术研发引入活动又提供了有利的物质和市场条件。产业技术研发能力的不断提高, 转而又积极地推动了技术融合的发展, 从而为产业融合提供了内在驱动力。因此, 产业融合与产业竞争力的发展过程具有相互推动的作用, 也是我国发展动漫产业、建立完整的动漫产业链的一条可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厉无畏, 王慧敏.国际产业发展趋势研判与理性思考[J].中国工业经济, 2002, (4) .

[2]谭玲, 殷俊.动漫产业[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6.

[3]http://www.zjwb.com.cn/zjwb/200510/zjwb20051015/02.htm[EB/OL].2005-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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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植草益.信息通讯业的产业融合[J].中国工业经济, 2001, (2) .

[6]陈岳虹.我国动画产业如何走出“有产无业”的困境[J].经济师, 2006, (8) .

产业工人 篇9

当前,学界涉及到产业转移和产业集聚相结合的研究还是很有限的,主要是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来进行。韦伯早就注意到了经济活动在聚集的同时会引起相反的倾向,即成本的增加。在聚集因素累积的过程中,也会产生分散的因素,而且分散的因素还会随着土地价值的增长而增长。[3]迈克尔·波特也认为,既然有产业集群诞生的时候,也有产业集群衰亡的时候,或者说,由于集群本身的原因或外部环境的变化,一个产业集群在一定的条件下会走向衰亡。集群自身引起衰亡的原因是一种内生的原因,可能是起源于集群内部的僵化而不再创新;外部环境的变化则是一种外生的原因,主要是源于集群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4]徐康宁则认为由于区位条件不同,经济基础有异,每个地区从事同一产业经济活动的成本是不一样的,成本和费用是形成和制约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原先是有利于产业集聚的低成本因素可能会变成高成本因素,其中包括把机会成本考虑进来。这时,原来的产业集聚就会分散,或到一个新的地方重新集聚。产业集聚的成本变化实际上是蕴含着产业梯度转移的机理。[5]孙华平等则基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理性考虑,认为产业转移与产业集聚的互动构成了具有正反馈效应的经济动力系统。产业集聚的形成伴随着产业转移,而经济系统发展到一定阶段,产业集聚的稳定性会随着产业转移而发生动态演化。[6] 然而,有的学者也认为产业集聚与产业的梯度转移应该是有矛盾的。刘世锦的理由是产业集聚使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后天优势”, 即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产业配套条件。这一条件一旦形成并趋于成熟后, 再转向其他地区的成本就大大提高了。由于我国中西部向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度是较大的,这就意味着东南沿海地区可以分享中西部地区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而东南沿海地区一些产业集聚条件形成后, 中西部地区要获得这些条件的难度就大大增加。在低成本劳动力与产业配套条件的组合中, 中西部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产业集聚对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形成了重要的挑战。[7]有些学者则从实证的角度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研究。何奕以长三角第二、三类制造业为对象,利用区域内16个城市1984年、1997年和2003年三个时间断面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说明了区域内产业转移和产业集聚的动态演化和具体的路径选择过程。[8]张春法等则是以南京市为例,通过构建衡量产业集聚的静态和动态指标模型,分析南京市产业转移与产业集聚的发展现状,并探讨了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了优化地区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相关政策建议。[9]总的来说,将产业转移和产业集聚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这既有理论创新方面的原因,也有实践相对落后的原因。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从产业集聚的角度出发,研究安徽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究竟应该选择哪些产业作为承接的重中之重。对于相对落后的安徽来说,承接东部地区那些处于产业链低端的落后及淘汰产业或是发展已经饱和、升级面临困境的产业,并不一定就能带来安徽本地的经济发展,相反,有些产业还有可能会让安徽付出高昂的环境成本。因此,安徽应该从本地区的产业基础和自然资源等优势出发,承接那些对于安徽来说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与此同时,安徽还要努力构筑并培育本地区的主导产业,并以此来带动其上下游产业的成长。继而通过产业配套能力的完善,为区域内产业集聚的形成创造条件,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流入。

1 产业集聚与安徽承接产业转移

1.1 产业集聚是安徽承接产业转移的战略选择

2002年,联合国贸易发展大会发表的《2001年国际投资报告》中早已指出:“国际投资不再向低成本方向转移,而是朝产业群方向转移。”波特则认为,国家竞争优势来源于优势产业,而优势产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产业集聚。因此,产业集聚不仅是培育地区竞争力的关键,而且也是导致区域间产业转移的重要原因。

产业集聚是同一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它是产业资本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一个过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把产业集聚作为产业发展,特别是承接产业转移,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战略方式。由于产业集聚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存在,特别是具有在一定空间地域内集聚各类生产要素的优势和实力,因而被经济学家认为是提高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产业集聚的优势有三:其一,它能够享受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不同企业分享公共基础设施,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形成产业集聚价格竞争的基础;其二,它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建立在共同产业文化背景下的人与人之间信任基础上的合同与准合同经济关系,可用于维持老顾客、吸引新顾客,促使生产者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其三,它能促使知识、制度和技术的创新和扩散,实现产业和产品的更新换代。由于产业集聚的大量涌现,导致了世界经济版图的块状格局,也引起了经济竞争格局的变化和竞争力的重组。[10]有如,美国硅谷的信息产业集聚,印度班加罗尔的IT产业集聚等都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在意大利,70%以上的制造业、30%以上的就业和40%以上的出口,都是通过专业化的产业集聚来实现的。由此可见,产业集聚已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上世纪90年代,拥有雄厚产业基础和优越配套设施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由于抢占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先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所进行的大规模产业转移,苏浙沪粤等沿海省市快速集聚了众多优势产业以及资本和技术,外资企业的兴办数量显著上升,不仅推动了当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且孕育和催生出了新兴产业和规模企业。这些产业集聚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经济发展中担当着引擎的角色,不仅推动着本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还为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积累了宝贵经验。

总之,经济起飞要有动力,产业转移同样需要载体。在承接东部发达地区向内地产业转移的进程中,安徽依靠本地区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产业,通过大力发展产业集聚,加快招商引资,提升区域竞争力,应该是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战略选择。

1.2 安徽承接产业转移在集聚效应下的动力机制

所谓集聚效应,即产业对接和配套加强,产业集中和集聚逐渐形成。在集聚效应的释放过程之中,伴随着区域的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生产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受规模经济内在要求的驱动, 必然会导致生产相同产品或类似产品的企业,或者是它们的上下游企业集中分布,其结果是在集聚效应的作用下, 不同企业通过产业关联和其他一些经济联系而集聚成群。此时的集聚效应体现的就是一种拉力(也称“吸纳效应”)。除此以外,还有一种集聚则体现了一种推力(亦即“释放效应”),即在一定范围内,生产相同或相似产品的企业,或生产上下游产品的企业,在外在规模经济的驱动下,为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逐步把本企业转移至相关产品的集聚区发展。这一拉一推自然就形成了产业转移在集聚效应下的动力机制。产业集聚本身就包含着产业转移的因素,而从产业集聚形成后的发展趋势看,产业集聚也会引起产业转移。

近年来,安徽相关产业的发展也正好体现了这种机制。由龙头企业带动相关企业到安徽落户而形成的产业集聚发展迅速。亿元项目、10亿元项目显著增长,而且已有个别产业呈整体转移的趋势。从引入地看,合肥、芜湖由于汽车、家电行业的优势,吸引了大批配套企业入驻,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龙头。以海尔、美的、长虹、三洋等品牌为代表的家电电子产业集聚使合肥的家电工业再度崛起,其中冰箱、洗衣机产量占全国15%以上,位居全国第三。省会合肥在获得中部地区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等称号之后,又被国家认定为“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的称号,吸引了IBM、通用、美孚、摩托罗拉等数十家世界500强企业。芜湖以奇瑞汽车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已基本形成并吸引了近50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广东美的集团落户芜湖,相关配套生产企业扩展到40多家,形成了一个几乎涵盖所有零部件配套以及物流的产业链。这些例证都是很好的反映。

因此,在此动力机制之下,安徽应该承接哪些产业,以便突出重点、发挥比较优势,这对于安徽来说就尤为重要了。对于此问题,本文将通过实证的方法来解决。

2 产业集聚下安徽承接产业定位的实证研究

2.1 产业集聚测量指标的选取

2.1.1 区位商法

区域i内产业j的区位商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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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ij表示区域i内产业j的就业或产值,反映的是产业在某个区域的相对集中程度。如果LQ>1,则意味着某个产业在这个区域内具有一定的专业化水平和比较优势, 通常这些产业可能会构成产业集聚。采用区位商判断区域内的产业集聚,要确定LQ到底多大时才可以形成产业集聚,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数值门槛。因此,可以采用O’Donoghue和Gleave的方法,以统计上显著的区位商作为判断产业集群的标准。[11]区位商是否显著可通过标准化区位商来判断,产业集聚是在5%置信度内的区位商。首先,计算区域产业的区位商;其次, 检验区位商是否正态分布, 以5%为显著水平。区位商的分布可能正偏,取值可能会大于2但不会低于0。如果这种不对称非常严重的话, 需要对区位商进行对数变换。最后, 将区位商进行标准化,即换成了以下的Z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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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μ和δ分别是区位商的平均值和标准差。然后根据Z>1.96来判断产业的集聚情况。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产业在某个区域的区位商超过其平均值两个标准差, 那么该产业在该区域就有可能形成产业集聚。考虑到单边检验, 实际上如果某个区域内某个产业的标准化区位商Z>1.65即可看作是产业集聚。

2.1.2 产业动态集聚指数

假设考察期间为[0,t],有n个产业m个地区,区域i内产业j的期初和期末的增加值分别为xij0和xijt,用Aijt表示区域i内产业j的动态集聚指数,Xijt表示考察期内区域i内j产业增加值的平均增长速度,Xjt表示全国j产业增加值的平均增长速度。

计算公式如下:

undefined;undefined;

undefined。

1)当Xjt≥0时,表明j产业在全国仍处于成长阶段,此时如果Aijt≥1,表明j产业向i地区集聚,该产业的发展速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即区域i内的j产业在全国的比较优势显著;如果0≤Aijt≤1,表示j产业尽管在i地区也在增长,但增长速度低于全国水平;如果Aijt<0,说明i地区的j产业已出现了萎缩。

2)当Xjt<0时,表明i产业在全国出现衰退。此时,如果Aijt<0,表示j产业在i地区仍然在增长,即该产业在i地区存在比较优势;如果Aijt>0,即Xijt小于0,表明j产业在i地区也出现了衰退。

产业的静态和动态集聚指数具有不同的意义。静态指数反映的是产业在某地区的现有生产能力和产量占全国的比重,是衡量目前产品生产分布的存量指标;动态集聚指数则是反映某产业在一定时间段内向某地区的集聚速度,体现产品生产的区域转移方向和速度。综合考察静态和动态集聚指数可以分析出产品在全国范围内的转移和集聚趋势。

2.2 数据来源及说明

考虑到2002年以后统计的工业行业结构较前存在部分调整,本文选取了2003—2007年的39个行业代码为两位数的工业行业数据作为研究的数据来源。所选数据均来自于2004—200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安徽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考虑到数据的统一性,本文在计算前述指标时均采用了各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其中,区位商是根据2007年的数据计算所得,产业动态集聚指数则选取了2003至2007年的时间段。根据产业集聚程度的不同将产业集聚划分为形成、强化、退化和劣势四个阶段(如表1),[2]并对各地区产业进行归类,以便后文进行比较分析。

经过计算可以看出2003—2007年的Xjt都是大于0的,所以我国所有工业行业均处于成长阶段,故而Aijt<0只是表明i区域内的j产业已经出现萎缩。在此,还需特别强调的是区域产业集聚的测度指标为相对概念,即只能在特定的时间跨度内衡量该区域某产业的集聚水平。

2.3 根据测量结果得出安徽可承接转移的产业

前面已经提到,安徽承接转移的产业定位,其依据在于比较优势;而对于长三角的两省一市来说,则要确定哪些产业需要转移,其依据则在于产业集聚发展过程中的比较劣势。因此,本文将选择安徽省内集聚态势处于形成和强化阶段的产业作为需要承接的对象,与此相对应,则将长三角区域内集聚态势处于退化和劣势阶段的产业作为需要转移的对象。于是,可以将前后同时出现的产业初步拟定为安徽应该而且能够承接的对象(如表2)。

由表2即可以得到安徽省未来可承接的产业。它们分别是:非金属矿采选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塑料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总共18种产业。对于以上之拟定产业,本文认为安徽在今后承接产业转移、提升区域竞争力的过程中,除了坚持比较优势以外,还应该突出重点,有步骤、分层次去进行,同时还要限制及禁止资源消耗及环境污染型工业的进入。

3 结束语

产业转移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当前,安徽正处在我国经济由东向西梯度推进、产业转移由东部沿海向内地延伸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需要思考如何争夺这一轮转移。毕竟产业转移不是平均分配,也不是一厢情愿。安徽在地域上与东部沿海接近程度高,特别是优越的区位、市场、科教、工业基础条件及招商引资环境,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处于十分有利的位置。但是,与发达地区相比,安徽经济的市场化、工业化和国际化水平相对落后,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方面仍显不足,特别是产业集聚发展较慢以及产业集聚程度远远不够,这些都已成为安徽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障碍。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得到很好的解决,安徽就会在东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丧失发展机遇。为此,安徽需要加快培育发展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地方特色的产业集聚,使之成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战略基地,同时,还要让产业集聚成为实现安徽崛起的重要载体。而至于要把哪些产业作为安徽承接的重中之重,本文认为,对于安徽来说,首先,承接产业转移不能来者不拒,而应该选商、选资,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层次上要有所把握;其次,根据安徽的经济基础、产业基础以及对其优劣势的分析,安徽还是要以承接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要限制及禁止承接资源消耗及环境污染型的原材料加工、一般商品制造等低端产业。目前,从主观行为和客观现实两个方面,安徽都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做了准备,而且承接的帷幕也早已拉开。对此,如果安徽能够理性对待且科学把握,那么就能高效地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摘要：基于产业集聚来考察安徽应该将哪些产业作为承接的重中之重。研究分四部分进行。首先是本文的前言。主要阐述了研究意义及思路,并回顾了有关产业转移与产业集聚二者关系的文献。其次是理论分析部分。提出要将发展产业集聚作为安徽承接产业转移的战略选择,探讨了产业转移在集聚效应下的动力机制。接着是实证分析部分。通过构建衡量产业集聚的静态和动态指标,对安徽和长三角地区39个行业代码为两位数的工业门类的产业空间集聚程度进行测定,根据计算结果分别对安徽和长三角地区各个产业的集聚发展阶段进行归类,并以此为依据得出安徽的可承接产业。最后总结了全文。

关键词：产业集聚,产业转移,产业定位,安徽

参考文献

[1]韦伟.安徽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几个问题[J].江淮论坛,2008(6):16-19.

[2]张莉琴.产业集聚视角下西北承接产业转移的实证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0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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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208-219.

[5]徐康宁.产业集聚形成的源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00-318.

[6]孙华平,黄祖辉.区际产业转移与产业集聚的稳定性[J].技术经济,2008,27(7):74-77.

[7]刘世锦.产业集聚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意义[J].浙江经济,2003(13):44-46.

[8]何奕,童牧.产业转移与产业集聚的动态与路径选择———基于长三角第二、三类制造业的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08(7):50-57.

[9]张春法,冯海华,王国龙.产业转移与产业集聚的实证分析———以南京市为例[J].统计研究,2006(12):45-47.

[10]方亚飞.产业集群: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战略选择[C]//湖北省科学技术学会.2007年中国科协年会专题论坛暨第四届湖北科技论坛优秀论文集.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111-113.

水泥产业增长≠产业科学发展 篇10

版主看来, 只要自己心中葆有不变的期待-水泥产业现代化, 无穷无尽的丰富多彩的产业话题, 总会被时间老人巧妙地写在刚刚走过的脚窝里, 是那般的新鲜与明晰, 等待着业内外有识之士去解析、去求证, 进而说不尽道不完。

这一期, 一道略带数学味道的不等式摆在业内外读者面前:水泥产业增长≠产业科学发展。

早在三十多年前,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号角声声, 中国水泥行业就开始面临到这样一个重大而又敏感的话题, 只不过被现实的需求包裹得严严实实, 长久以来被掩盖在产业的深处, 似乎离我们还真显得有些遥远。

增长, 增长, 发狂式的猛增长, 震天价响的一片增长的呐喊声中, 到底什么是良性增长?发展, 发展, 大跃进式的快发展, 震耳欲聋的发展口号声中, 到底什么是可持续发展?怎样正确认识并且摆正产业增长与产业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本质上并不等同于发展”, 当你读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 (Amartya Sen) 与发展经济学家让·德雷兹 (Jean Drèze) 的文章中的这句话, 又会引发出怎样的思考呢?曾有两位诺奖得主还单刀直入尖锐地指出:“亚洲人需要重新界定究竟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增长模式”。

吊诡的是, 人们在尽情地分享水泥产业经济增长好处时会发现, 在取得惊人增长速度的表面之下, 总是同时会与潜藏着的一些棘手难题不期而遇, 甚至堵到了自家门口。今天的水泥产业, 这种建立在资源过度消耗、影响生态环境基础之上的疯狂增长, 又给我们乃至子孙后代带来了什么?幸福感也随之增长多少呢?资源总有一天会枯竭穷尽, 环境也脆弱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 为此, 再一次敦促我们认真地思考增长的方式和价值。难道GDP就是我们苦苦追求增长和发展的唯一标尺, 而生活质量、幸福指数、环境保护、健康指数、预期寿命、生态文明等综合指标, 又在水泥产业发展中被放到了什么样的位置上?

迷茫于水泥产业增长与科学发展之间

水泥产业与其他产业经济发展一样, 不可能永远是线性发展趋势, 而只能是一个非线性的动态发展过程。既然大谈特论产业增长与发展的关系, 有业内人士尤其是水泥企业老板们, 总是会把赞成最迫切知晓的运营层面上的问题抛出来———界定产业增长与科学发展, 最好能给出一个可供考量的界限。

种种迹象表明, 日前水泥产业疯长的惯性尚未完全消失, 狂热中不要忘记中国古语说到:“欲速则不达”。水泥产业的现实后果就明晃晃地摆在那里, 即使是泪流满面亦无济于事, 除了逼迫我们忍痛去积极应对, 力克时艰, 还有必要厘清产业经济增长与产业经济发展两个不同概念, 及其各自包含的内涵和外延。可以肯定地说, 产能过剩及产业效率低下之表征, 等待的是狂热幻灭之后的漫长煎熬。

怎样理解产业经济增长?它是一个数量概念, 指的是在与原有经济总量和分量等相比较, 所形成的经济增加份额或者比例;通用以GDP (国内生产总值) 及GNP (国民生产总值) 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尺度, 而GDP被认为是当今产业经济增长的代名词, 一种最直接的、最核心的话语表达。

又如何认识产业经济发展呢?它是一个兼具数量和质量的概念, 指的是衡量产业本身及其促进社会共同发展的多元化指标体系, 其中包括产业内外部协调成长指标, 也包括绿色GDP产业规模发展指标, 更要扩大到产业对社会贡献率指标, 如ISEW (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 、GNH (国民幸福总值) 等。发展并不能简单地与增长划等号。

概括来讲, 产业经济增长即创造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 而产业经济发展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及生态文明传承的全面协调增长。由此可见, 产业增长与发展既有区别又紧密相连, 一是产业增长内涵较窄, 而产业发展的内涵较广;二是产业增长往往体现在速度优先, 而产业发展则追求速度、质量与效率的统一;三是产业增长是产业发展的基础, 没有增长就不可能有发展;产业发展是增长的结果和目标, 但也有可能出现无发展的增长, 一种竭泽而渔的不可持续增长。

谈水泥产业增长与发展, 惯常的逻辑会让人们首先想到一个“大”字, 但更不要忽略一个“强”字, 即大家常说的“大而强”。

“大”往往着眼于规模的量级增长, 可是“强”则有所不同, 它包括硬实力、软实力与深度潜力。当把理性的目光投射到建设水泥产业强国上来, 会发现水泥产业增长只不过是发展的基础, 单纯追求增长并不能直达水泥产业强国的宏伟目标;而唯有坚持科学发展, 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

对当前水泥产业而言, 增长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增长是万万不能的, 决不能滑向无底线的否定增长的极端, 找到健康的可持续增长之路, 才能实现产业发展的目标。

具体表述水泥产业增长与发展的关系:一是协调, 增长与社会发展相协调, 与生态环境友好的协调;二是效率, 其实也是协调的一种表现, 即表现为市场效率、企业效率、产业效率, 污染和过剩肯定不是真效率;三是现代化, 这是一种与现代科技、知识信息协调的方式, 整个产业科技含量水平的高低, 与人文成果如城市及发展的相协调;不协调则是粗放的、畸形的表现, 必然同产业发展背道而驰。如今非理性产能扩张, 成了大大小小的几千家水泥企业及外来投资者们追求产业增长的奥义, 且还在轰轰烈烈地照葫芦画瓢干下去, 这样的疯长对产业发展有害无益。

尽管我们还很难拿出衡量增长与发展之间关系的量化标准, 企业界人士通常喜欢这样的“硬杠杠”, 但有一点却是清晰而明确的, 那就是水泥产业科学发展体现为数量规模与质量提升的统一、产业效率与社会综合效益的统一。

以版主之管见, 业界企业家们可以遵循以下逻辑线索, 试用下面“三把尺子”去丈量界定增长与发展的关系———

第一把尺子:请辨识“笑与哭”的尊荣———真的“笑了吗”!

依据产业价值标准, 画出一条产业“微笑曲线图”, 从优化产业结构及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维度上进行考量。

日前, 笔者曾发洋洋万言博文, 专题阐释过产业“微笑曲线”理论, 所以就不在此重复花费笔墨了。

当下世界经济产业格局决定了现有的经济增长过程中, 产业“微笑曲线”明显地向着两端上翘, 所以传统产业只有升级到资本比较密集、技术比较密集、附加价值比较高的高端部位, 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收获“微笑”的快乐;如果失去两端依然死守产业“微笑曲线”中间段的生产环节, 一般需要更多的资源依赖条件, 需要支付较多的物资资本, 劳动力比较密集, 附加价值比较低。

这让我想起了那句在西方流传甚广的谚语:“人生如洋葱, 你一片片剥开, 终有一片会让你流泪”。人生如此, 市场岂不更如此吗!当今登峰造极的水泥产业疯长, 正在遭遇难看的“哭丧脸”和流淌着苦涩的“泪水”, 实践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 水泥产业传统增长模式已到极限状态, 意味着依托要素驱动型的“要素红利”正在急转直下, 如果不是中国水泥市场的独特资源禀赋条件“救命”的话, 势必要出现比较优势的真空状态, 市场下滑的冲击会更剧烈一些, 命运并不会比钢铁等产业的悲惨遭遇好多少。

严重过剩的产能警示人们, 中国水泥产业是疯长而不是科学发展, “浮肿”则是标志性副产品;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结构比重警示人们, 是疯长而不是科学发展, “疲软”则是标志性副产品;资源消耗及能源消耗警示人们, 是疯长而不是科学发展, “尿糖”则是标志性副产品;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警示人们, 是疯长而不是科学发展, “民怨”则是标志性副产品。

第二把尺子:请辨识“黑与绿”的颜色———真的“绿了吗”!

依据“环保赤字”标准, 画出一幅产业增长与环境污染排放比较平衡图, 从绿色产业价值转型升级和社会效益的维度上进行考量。

目前,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市场, 全国每年增加建筑面积多达20亿平方米, 公共建筑面积约占一半左右, 节能达标率却不足10%, 建筑能耗早已经超过了工业能耗。我国建材生产、建筑建造和建筑使用过程中, 消耗能源占到社会终端能耗的46.7%。

日前, 据环保部网站消息, 根据2013年上半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查和日常督查情况, 环保部对水泥业界龙头老大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挂牌督办, 责令限期整改。海螺不例外, 其他水泥企业该当如何呢!

中国水泥产业面临最大的挑战, 不仅在于产业效率等方面的竞争, 更在于水泥产业能否尽快完成由“黑”变“绿”的颜色革命, 重新参与到现代社会发展的潮流中来, 重塑波特兰水泥诞生之初的辉煌。

发展绿色水泥产业, 除了开发建设生态水泥项目, 现实可行的途径是, 如何尽早实现整个水泥产业对于人类社会和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小于贡献率, 也就是水泥产业绿色价值呈现转负为正, 这个正值来临之际才是经济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这就是我们渴盼已久的绿色发展。

第三把尺子:请辨识“升与降”的差别———真的“升了吗”!

依据企业利润生成表格, 画一幅水泥企业微观运营效益及投资回报对比图, 从全产业效率的维度上进行考量。

就产业群体而言, 问题的结论当然是明摆着的;但从单体企业来说, 不同的企业之间肯定存在着一些差别, 企业管理者们自然会有着自己的思考, 无需版主详细描述。

水泥产业疯狂增长生下“畸形蛋”

过往的岁月里, 水泥产业疯长如同一杯浓烈醇香的烧酒, 众人醉态百出, 为什么无人清醒!在各自功利动机与顽固理念的驱使下, 随波逐流被当成识时务之举, 又有何人能弹奏出属于自己的理性音符呢!说实在话, 这也怪不得谁。

寻觅任何产业经济发展之“大道”, 历史给出的答案从来都是清晰而明确的, 产业增长必须符合产业发展的大目标, 而产业发展目标又必须与社会发展“大道”相一致, 否则得到的结局肯定是一杯难以下咽的苦涩之酒。一度深深沉浸在GDP世界里的水泥产业, 长期背离市场和产业链推动良性增长的基本规律, 一路狂飙的增长还能继续下去吗?

在“老散博客”曾发表过的博文中, 版主不惜篇幅和笔墨地列举水泥产业增长的数据, 估计不会有人否定这些堪称奇迹的事实。然而, 水泥产业疯狂增长的危险沉疴已暴露出来, 整个产业只好哭丧着脸把不可持续的疯长滋生的最糟糕的副产品———一串“畸形蛋”, 极不情愿地拾进篮子里, 空留下一片无奈和叹息。

(一) 产能过剩的洪水肆意泛滥, 冲垮了提升产业效率的堤坝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水泥产能疯长有多么狂野!尽管政府多次出手监管措施, 也未能有效制止这种毒瘾发作一般的疯狂。2010年新型干法水泥熟料产能12亿吨, 2011年跃升为14亿吨, 到了2012年, 一下子涨到了16亿吨;这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 自国发38号文发布“刹车”之后, 新型干法水泥熟料产能仍然以每年2亿吨的速度一路狂飙, 至今速度未减。

目前, 全国接近31亿吨水泥的全部产能, 远远超过人们乐观期望的最大市场需求20亿吨的1/2, 本来被世界认定为最大的最有油水的水泥市场“大蛋糕”, 一下子被分割成七零八落的碎片渣渣, 哪一家都是咂咂嘴吃不饱, 企业运营效率又从何谈起呀!

再看一看, 这30亿吨水泥产能中, 接近70%以上都是处于市场低端的、科技附加值较低的原料型产品, 大型企业几乎清一色地把优势资源都投放在产业低端, 不惜血本地竞争蚕食十分有限的利润空间, 整个产业链结构呈现出头重脚轻的畸形, 产业效率又怎么能提升起来呀!

如果把眼光投放到世界范围内, 中国水泥产业效率如何, 也就比较容易看清楚镜中的位置;这里不能不提到“全要素生产率” (TFP) , 那更会使人们认清盛行多年的水泥产业增长模式, 不仅不利于产业效率的全面提升, 相反会彻底摧毁产业效率水涨船高的堤坝。

欲提升水泥产业效率, 基本因素之一包括劳动力、资本、机器设备、基础设施及营运资金, 体现为市场的有效化、教育、技术及金融市场的完备;基本因素之二包括创新和企业经营精细化, 体现为创新和科技素质的改善。总之, 只有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才能全面提升产业效率。疯长所带来的严重产能过剩, 表面上看热热闹闹、轰轰烈烈, 却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TFP) 南辕北辙, 全面提升产业效率就成了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

(二) 产业“碎片化”乱象丛生, 割裂了全产业链协调发展的脉络

首先表现为产品体系的“碎片化”, 严重的结构失衡制约水泥产业可持续发展。“十一五”期间, 我国水泥熟料总产量47.34亿吨, 其产量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以质量差的、强度低的低端水泥产品为支撑的, 32.5等级水泥大约占总量的60%, 42.5等级及以上的水泥大约占总量的40%, 而高标号52.5级以上及特种水泥的产量偏少。

据国家水泥质检中心2012年全国年检水泥数据样品, 其中矿渣水泥占5.34%, 多数为32.5等级水泥;粉煤灰水泥仅占2%;复合水泥在90%以上, 并以32.5等级水泥为主。日前有水泥协会权威人士表述, 据20家大型水泥集团近二年水泥销售情况调查统计, 32.5等级水泥约占40%, 42.5等级水泥约占55%, 52.5等级水泥和特种水泥约占5%。

其次表现为水泥产业链的“碎片化”, 严重的链条脱节制约水泥产业可持续发展。中国水泥行业发展至今, 仍然没有摆脱依靠单一水泥产品规模取胜市场的传统模式, 延伸产业链、做大相关多元产业, 已成为增强产业综合竞争力的最佳途径。

这里提到一个不起眼的问题, 按照国际水泥业界通行的惯例, 世界上各大水泥集团衡量一个水泥企业效益的标准, 不是吨水泥所获得多少利润, 而是以每吨石灰石为原料获得的利润为尺度。虽说两者只是有些小小的不同, 看似不过将利润考量评价从产品前移到原料上, 但却传达出产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信息:一是以吨石灰石原料获得的利润微尺度, 强调了资源与环境利用率与企业利润增长率约束关系;二是以吨石灰石原料获得的利润微尺度, 强调了公司效率及利润最大化与产业链协调发展的关系, 能够有效地克服了产业链的“碎片化”的难题。要想与国际接轨, 中国水泥产业运行还需要在产业链延伸上进行系统的制度设计和创新。

把水泥产业“蛋糕碎片”变成市场饕餮盛宴, 深层的问题还在于整个水泥产业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 离不开背后支撑的产业环境、财政体制及利益集团等项社会综合改革;中国全面改革的顶层设计进展如何?能够改得像人们期待的那么快吗?可是让业内外人士感慨万端——水泥增长与发展划等号的时代已经终结, 靠外延规模扩张支撑局面的时代已经死去。

(三) “僵尸”企业饿殍遍野, 枯竭了市场微观运行的动力

绝对效率的警钟已经在水泥业界被敲得震耳欲聋;一些企业发展战略上的错误定位, 使得绝对效率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 开始流脓淌血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持续了10年之久的水泥产业财富盛宴, 在去年便悄悄地显露出了杯盘狼藉的迹象, 而今年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从一季度统计数据分析, 水泥制造业利润总额比去年同期下降29.4%, 水泥开工企业只有2800多家, 比去年冬季来临之前少700多家, 比去年同期少200多家, 企业亏损面38.5%, 亏损企业亏损额高达63.6亿元。

(四) “绿色赤字”有增无减, 透支了生态环境价值

有人曾形象地描述, 若将我国水泥行业所有窑炉的烟囱和粉磨设备的排气筒, 按间距1公里进行排列, 其长度足可以绕地球赤道两周。这无疑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对水泥产业严重污染及其所造成的环境危机敲了警钟, 呼唤着绿色低碳发展的反逼机制早日到来。

这条水泥产业“烟囱森林带”如同一条恶龙, 从它张开的大嘴里都吐出了什么呢?每年排放一千余万吨粉尘, 多数在超标排放, 且排放浓度动辄超过标准数十倍, 甚至上百倍;大量排放有害气体, 且不言落后工艺是大量产生SO2、N0x的罪魁, 就连立窑矿化剂技术又使废气中增加了诸多毒性氟化物;自由排放的重金属等污染, 在普遍使用镁铬砖作为窑炉耐火材料的过程中, 极易与硫结合形成六价铬盐, 易溶于水造成水源污染。这样惊人的“绿色赤字”正在年复一年地累积着、增加着, 会不会成为压垮产业发展的“一根稻草”, 水泥产业该怎么办?

(五) 低端复制克隆成为风尚, 窒息了产业创新的激情

中国水泥短短10年产量增长了2.83倍, 其中2003、2009年先后两次刷新了增速记录, 分别为18.9%和17.86%;10年来水泥投资达7350亿元, 翻了15倍, 盖过产业增长的其他指标。水泥资产较10年前提高了3.35倍, 2010年达到9200亿。

当我们为这辉煌的业绩欣喜若狂的时候, 也应该冷静而理性地看到:全局性的低端克隆复制弥漫了整个水泥产业, 创新早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谁还去干那“傻帽”的事情;水泥产业低端的急剧膨胀扩张, 如同一场烧钱运动, 不仅酿成了产能过剩的灾难, 也产生了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于增长的恶果!

水泥产业疯狂增长的罪恶之源

古语云:风起于青萍之末。虽说水泥产业呈现周期性发展的特征, 但此轮疯长的根源在哪里?为什么疯狂增长没有带来产业同步发展?而又事与愿违地留下了难以收拾的后遗症?

一是, 席卷全国自上而下的“GDP崇拜”高热症, 这是导致水泥产业疯狂增长在宏观社会环境上的根源。

GDP家族可谓是复杂而庞大, 有“带血的GDP”、“低附加值GDP”、“土建GDP”、“房地产GDP”、“泡沫GDP”、“黑色GDP”、“蛋糕碎片GDP”等等, 纷纷在增长的锣鼓声中闪耀登场亮相, 唯独不见“绿色GDP”的影子, 得到的现实结果是:GDP飙升了一大截, 但产业发展却不等高。

全社会须坚持以绿色生产力、绿色生产方式为主旋律的绿色发展, 使之成为社会经济发展新的始基因素, 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生态文明型社会;彻底纠正“GDP图腾化”的偏向, 不以透支资源和未来为代价, 不以牺牲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社会软件为代价去追逐GDP。

《201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指出, 十几年间, 中国GDP增长了5.6倍, 水泥消费增幅6.9倍, 大大高于GDP增幅;中国水泥消费量占世界消费总量的53.4%。水泥产业当仁不让地要成为绿色发展的马前卒, 弥补过往曾失去的自然生态环境及公众健康等价值更高的东西。

二是, 席卷全产业特别是上游水泥原料链环在经济刺激计划形成的“热钱”涌入潮, 这是导致水泥产业疯狂增长在中观产业经济环境上的根源。

业内人士推断, 以2015年为限, 如果新型干法水泥巨大产能全部释放出来, 即使落后产能全部淘汰出局, 仅今明两年已经建成和已经开工建设的新产能完全尚有富余。得到的现实结果是:初级水泥原料产能规模增长了一大块, 但产业发展却不匹配。

三是, 席卷水泥产业内部的迷信新法工艺“技术万能”进而大肆规模扩张的亢奋激情, 这是导致水泥产业疯狂增长在产业经济内部机制上的根源。

10年来新型干法熟料产能翻了15倍, 平均年增速49%;2008~2010年新型干法新增产能6.07亿吨, 占全部产能的49.87%。得到的现实结果是:水泥制造技术前进了一大步, 但产业发展却不同步。

企业效率向来是外部、内部、技术三个层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绝不能局限于技术单一方面, 而应该着眼于市场。毋庸讳言, 现行水泥产业增长模式存在严重的缺陷, 利用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 (即人的知识和技能) 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在企业微观运行上, 长期依靠低劳动力成本、低附加值的制造, 缺乏品牌创建、自主技术和创新的支撑, 价值增加很有限, 出路就是从依靠矿山资源和初级产品的粗放增长模式, 转变为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增长模式。

四是, 席卷产业内领头羊企业奉行产业链上游污染转移、拼产能规模的“战略短视”, 这是导致水泥产业疯狂增长在微观企业运行上的根源。

拿被投资者普遍看好的新疆为例, 今年7月末规模以上81家水泥企业运营数据显示, 一下子夺得了“两个全国老二”:一是累计生产水泥2674.28万吨, 同比增长26.3%, 高于全国16.7个百分点, 增速居全国第二位;二是水泥行业净亏损额在全国排名第二, 是全国仅有的三个亏损省区之一, 是西北五省唯一亏损地区。可见, 产量的高速增长并没有使行业走出亏损困境, 企业盈利进一步降低。

由于环保和资源能源利用上门槛低, 甚至长期根本上就没有门槛可言, 使得大型水泥企业采取了扩张熟料产能、甩掉粉磨包袱的发展战略, 严重的环境污染不减反增, 只不过巧妙地从“屎窝”挪到了“尿窝”, 得到的现实结果是:产业规模增长扩大了一大截, 但产业发展却不平衡。

创新型增长才能修成发展之正果

水泥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并不意味着抛弃快速增长, 惟有创新驱动下的增长才是水泥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式。

我们不止一次地探讨产业创新, 产业创新本来是一场改变游戏规则的制度变革, 而中国水泥产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 构建与经济及环境发展相包容的具有创新活力的可持续发展的新产业秩序。具体说来, 就是适应未来的市场态势, 重新构建产业环境, 重新确立产业秩序, 探索新的产业模式, 提高产业整体素质, 拓展新的产业疆域, 归结为一句话: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大动作, 实现一次决定性的、全面性的大突围, 甩掉旧体制、旧规则、旧工艺及其所有捆在产业身上的绳索, 当然也包括曾经的成功和辉煌但如今已变成束缚手脚的东西, 使得整个产业在痛苦和期望的交织中焕发新一轮的青春!

水泥产业创新型增长本质特征之一:由“黑色产业”向“绿色发展”转变。

水泥行业是继电力、机动车之后的氮氧化物第三大排放源, 此事早有定论。客观上, 水泥行业属于窑炉行业, 生产工艺上除了烧煤外, 还要大量使用石灰石、铁粉、粘土;水泥窑熟料烧成火焰温度高达1800摄氏度, 这也是水泥烧制过程中产生大量氮氧化物的主要原因, 也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客观障碍。

由“黑色产业”转变为“绿色发展”, 肯定不会一帆风顺, 甚至要支付相当大的创新成本。目前, 我国新型干法水泥窑的氮氧化物排放普遍在800毫克/标准立方米。难怪水泥协会曾表现出这样的忧虑, 担心强制性新排放标准一旦推出, 必将拉高企业吨水泥成本净增加15至20元, 使得本来吨水泥利润只有50元的微利运营, 导致多数企业将亏损。如果以去年全国水泥产量20.63亿吨计算, 全行业将增加成本400多亿元, 大约会吃掉行业利润的四成多。可是谁又都知道, 那种最容易做到的但却是不计后果的增长方式, 本来就是不可持续的, 给产业发展留下后患无穷。

水泥产业创新型增长本质特征之二:由“资源红利依赖产业”向“循环经济产业”转变。

随着能源资源刚性需求持续上升, 生态环境约束进一步加剧, 对水泥产业发展方式”带来的收益, 虽说不象别的产业那样丰厚, 但“资源红利”依赖症却病得不轻, 这一点要比别的产业显得更突出一些。原有环保政策的“资源红利”正日益快速衰减, 套在水泥产业脖子上的资源环境瓶颈也就越勒越紧, 吃惯了廉价的自然资源价格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倒逼机制”好比一块传统榨油的豆饼, 上下挤压同时到来, 不信你不粉身碎骨榨出油来。水泥产业增长一边面临着来自于高能耗、高污染的治理压力;另一方面又直面资源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况且这种双重的增长约束不是一过性的, 将成为一种常态持续下去。

人们常说:“上帝关上一扇门又为你打开一扇窗”。既然建筑工程市场一时半会儿还离不开水泥凝胶材料, 既然水泥烧制过程矿石燃料排放有害物质还一时半会儿不可能根本消除, 那么, 是不是说在“倒逼机制”下水泥产业就末路穷途了呢?

那扇“打开的窗子”在哪呀?发展水泥窑协同处置消纳工业废渣、处置城市垃圾和危险废物的环保型循环经济模式, 一方面实现了资源化利用, 又一方面达成安全无害化一站式最终处置, 可谓是一条生态环保绿色产业的新路径。

这无疑是现有存量产能资源优化利用的另辟蹊径的创新之举, 不同于那种靠炒作概念的吃政策偏饭;这是规模巨大、经济性可观、社会贡献率高的水泥产业循环经济模式的必由之路, 是其它产业的循环经济模式不可比拟的;这是水泥产业由黑变绿摆脱污染帽子绿色产业的战略性抉择, 天赐发展良机!据出台《规划》的目标确定, 到2015年, 规模以上水泥企业协同处置线比例达到10%, 综合利用废弃物总量提高20%。

水泥产业创新型增长本质特征之三:由“产业规模横向扩张型”向“全要素产业效率型”转变。

增长不仅仅靠技术, 发展也不仅仅靠资金, 任何时候不能忘了管理, 而管理恰恰是二者之间的催化剂。

可以预测未来十年, 是中国水泥产业人力资本提升、技术提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期, 其间, 以打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企业最为关键, 也是转变产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

所以, 提升全要素产业效率, 水泥产业首先要把战略眼光和重点投放到知识价值增长上。第一点是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加大自主创新研发投入, 注重企业的技术创新;然而恰恰不可忽视这第二点就是管理创新, 这也是目前影响水泥产业提升全要素产业效率的重点薄弱部位, “技术万能”等偏狭认识屏蔽了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性, 且不知越是先进技术越需要精细严谨科学的操作管理, 更需要发挥信息化管理的支撑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讲, 管理创新是企业知识价值增长的源泉。决定企业命运的不是某项新技术的应用, 而是包括技术管理在内的全面企业管理的不断创新, 几乎清一色的落败企业都是输在疏于管理和决策失误上。

放眼历史的长河与现实的田野, 这一道“水泥产业增长≠产业科学发展”的不等式, 与其说是摆在中国水泥产业面前的一道历史考题, 倒不如说是一条别无选择的等待穿越的市场大峡谷。行笔至此, 笔者脑海里涌出来那首豪迈而大气磅礴的诗章:“长江过三峡, 喝令江流改, 谁知破夔门, 东流入大海。”

养老产业：“沉睡”的朝阳产业 篇11

老年群体是“夕阳人群”,但养老产业却是“朝阳产业”,市场规模达万亿元。

国务院日前下发《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要求从今年开始在全国开展新农保试点工作,年底前覆盖全国10%的县(市、区、旗),到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

这一政策的出台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占中国总人口60%的农村居民的后顾之忧,对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中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不用再为养老发愁的广大人口将撬动庞大规模的养老产业。

据专家测算,全国1.59亿老年人口可牵动1万亿元规模的养老产业,但由于目前产品种类少、服务层次低等“软肋”,中国养老产业尚处于“沉睡”阶段,亟待激活。

国未富,民先老

2006年8月,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表明,中国老龄问题的社会压力日益增大,对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将产生深刻影响。

该规划指出,“十一五”期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持续增长,到2010年将达到1.74亿,约占总人口的12.78%,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将达到2132万,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2.25%。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预测,到2030年中国将迎来人口老龄化高峰。

通常,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超过总人口的7%,就被称为“老龄化社会”,而超过了14%就被称为“老龄社会”。中国在2005年这一比率达到了7.6%。实际上中国在2001年就已开始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从老龄化社会进入老龄社会,法国用了115年,英国用了47年,德国经过了40年,而日本只用了24年,速度之快非常惊人。根据联合国的人口统计数据,中国将在2024年至2026年前后进入老龄社会,速度与日本大体相同。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了出生率的下降。当然,出生率下降不会马上与人口老龄化联系在一起。中国目前能够参与经济活动的15至65岁的“生产年龄人口”仍在增加。这一人口比率较高的国家,往往具有增长潜力。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从普遍经验来看,如果对人口结构问题应对得当,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就可以赶上发达国家,为此就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吸纳年轻人的劳动力市场。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几乎实现了完全就业,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口红利的作用。

那么,中国会怎样呢?从人口构成来看,人口红利期始于1965年至1970年。当时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由于生产效率低下,1965年至1978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3.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劳动力人口将在2015年转为减少。日本的人口红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结束,而中国大陆也像韩国和台湾地区一样,预计在2015年左右结束。

但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属于未富先老。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5000至1万美元以上。而中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足4000美元。换言之,在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之前,人口红利就将结束。

中国所走的将是世界前所未有的“在低收入阶段进入老龄化”的道路。

养老产业商机巨大

北京太阳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裁朱凤泊认为,老龄人口的增多一方面会对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会产生老龄的消费需求,比如对医疗、生活照料、老年住房的消费需求。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又会引发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迁,催生一个新的产业——老龄产业,而养老产业即老人在哪儿养老、如何养老等问题在整个老龄产业中占据着核心位置。

除了市场的需求,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也是养老产业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随着中国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4-2-1”的家庭结构模式日渐成为了主流,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严峻的挑战。为了减轻儿女们的负担,让他们专心忙事业,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老人放弃了“养儿防老”的观念,开始选择住进养老院。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社会保障与产业研究室副主任麻凤利说,老年群体是“夕阳人群”,但养老产业却是“朝阳产业”。养老产业不仅指服装、拐杖等单个商品,还包括养老机构、生活照料、医疗保健等多个方面。当前中国养老产业存在需求大、供给小;产品门类少、层次低等“软肋”,远不能满足老年群体消费需求。如美国专门生产老年用品的厂家有1000多家,一把老年人乘坐的轮椅就有上百种,中国则很少。

专家指出,养老产业是个龙头产业,不仅能够带动老年用品、餐饮、医疗、房地产等产业,而且对上下游产业如建筑、钢材、水泥、机械、彩电等行业具有显著的经济带动效应。仅以养老床位测算,按照国际通行的5%老年人需要进入机构养老标准,中国至少需要800多万张床位,而现在只有约250万张,缺口达550多万张。

目前全国各地公办养老院都出现了排队现象,等上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住进养老院的情况普遍存在。据悉,在上海某养老院,一些老人没等到床位就已去世了。

在政府的鼓励下和市场前景的吸引下,民办养老机构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有数字表明,北京市目前共有养老机构340家左右,其中民办的养老机构约有100家,仅在2005-2007年两年期间,民办养老院仅北京市朝阳区就新开了十多家。

据统计,以前民办养老院开业了5-6年,入住率才能达到70%-80%,但是现在开业两年,入住率就能达到70%-80%。

养老机构:政府管得多,服务得少

然而,中国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却与老龄化进程加速、社会养老需求不断增长的形势不相适应,养老资源紧缺,服务水平低下,体制机制滞后等矛盾相当突出。

据浙江一位民办养老机构的负责人介绍,她创办的养老公寓是当地养老服务社会化的试点,但在创办过程中,最头疼的就是“婆婆太多”,受计划经济下几十年老习惯的影响,有些部门认为社会福利事业是政府的事,不可能社会化,怀疑企业参与这些事是“动机有问题”,因此处处设防。他们办起事来,就像唐僧取经一样,一家一家地跑,还常常碰壁。

不少民办养老机构都反映,作为民办福利机构,虽然国家政策表示要给予支持,但目前基层政府和部门管得多,服务得少。

据了解,目前大多数民办养老院还处于投资阶段,有的靠租用的民房仓库、对闲置房屋进行改建,存在环境差、设施陈旧简陋的问题。建筑设计不符合老年人生活习惯,如楼梯过陡过窄,或者只有单面扶手等,且往往因缺乏资金无力改建或因受场地限制难于扩建。另外,民办养老院的服务相对落后,整体管理水平较低,工作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由于护理人员缺乏,一个护理员往往服务七八个甚至十几个老人,使老人无法得到精心照料。

银行对养老机构不“感冒”

融资难亦是经营养老院的困难所在。由于养老产业具有前期投入多、成本回收慢、短期内很难盈利的特点,必然决定了投资商和银行对它不“感冒”。

据北京圣泽峰老年公寓院长杜士勇说,自己以前的积蓄是他经营养老院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而且这种局面直到5年以后才可能好转。因为像他们这样规模(占地面积30亩,建筑面积7000多平方米,提供床位300张)的养老院,一般要经营5-6年才能盈利,目前他们的收入仅够支付员工的工资。

还有就是高风险和无保障。其风险主要是由他们所服务的特殊人群决定的,一般来讲,老年人具有骨质疏松、抵抗力和身体素质下降等特点,属于高危人群,在生活中容易发生意外。

所谓无保障,就是一旦老人出了问题将由谁负责或者说在哪种情况下谁承担什么责任,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说法。据了解,养老机构目前还没有一个规范的合同文本,甚至在有些方面法律还存在着一些空白,有时遇到纠纷连律师都不知如何解决。

杜士勇说,有时老人纯属意外事故,但是养老院不得不承担起全部责任,而且这不仅仅是赔钱的问题,还会影响到养老院的声誉和评比,严重的还会被吊销营业执照。在高风险和无保障的重压下,经营养老院一定要小心谨慎、面面俱到。

从业人员缺乏是目前制约养老机构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据统计,按照发达国家的水平,养老机构床位数量占老年人口的比重最低应达到3%,如果能达到发达国家的下限,按照入住老人和护理人员3∶1计算,仅养老护理一项,中国就需要150万名护理人员,但是目前中国只有30万从业人员,其中只有2万人具有从业资格证。可见目前全国养老机构不仅从业人员严重缺乏,而且整个养老机构中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服务水平比较低。

养老机构拿地困难

此外,房价的上涨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养老机构的发展。

有关人士表示,过去养老机构得以发展,原因之一是在房价较低的时候抓住了机遇。但由于兴办养老福利机构是微利或无利行业,随着房价的不断提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养老福利事业越来越难。

2000年,上海新建桥企业集团董事长周星增计划收购南汇镇一家一直无法开业的养老院,结果遭到捐赠者的反对而流产。自此周星增的养老院计划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陷入了漫长的找地阶段”。

上海非常鼓励社会力量辦养老院,但是有心大规模投资养老院的社会资本首先在拿地环节就遇到困难。

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认为,土地是稀缺资源,批给房地产商,马上就有一大笔收入;批成工业用地,马上就有税收;批给养老院,什么现成好处都没有。

产业工人 篇12

1. 德国的职业教育经验

(1) 德国的职业教育发展背景。

德国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信奉自由、求实严谨的文化传统, 加上自然资源不足这一基本国情, 崇尚依靠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力量来发展经济, 这是德国重视职业教育的起点。在其工业化初始阶段, 职业教育地位并不高, 职业学校的毕业生无法取得与普通教育毕业生同等升入大学的资格。但随着工业化步伐的加快和劳动分工的深化, 迫切需要培养具有广泛职业技能基础的专业工人。为适应这一社会发展要求, 19世纪后期, 凯兴斯泰纳主张改革传统的国民学校为劳作学校, 在保留普通教学的同时开设劳作科目, 强调对学生进行劳作训练。劳作学校的特色在于它针对不同的职业种类进行教学, 强调学生需要通过亲身观察和体验获取知识, 并培养学生在特定工种上的动手能力。凯兴斯泰纳认为通过职业教育培训可解决大量男性青年的就业问题, 并得以维护政权的稳定。他的建议得到政府的采纳, 由此开始积极影响着德国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重视, 使职业教育日益成为德国教育的重点。

(2) 德国职业教育体系。

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包括初级技术学校、中等专科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3个层次, 教育的形式主要是二元制和全日制, 其中“双元制”高等职业教育最具特色和实效。所谓双元制, 是指学生同时接受两种教育培训, 其一元是指在学校接受的理论教育, 另一元是指在企业接受实践技能培训, 而受训者也因此同时具有学生和学徒两种身份。其中, 又以企业的技能培训为核心。接受双元制培训的学生, 通过与企业签订培训合同得到一个学徒岗位, 然后再到相关的职业学校办理登记入学手续。双元制职业教育设计最早源于二战后德国复兴工业的需求, 并为德国战后经济的崛起提供了高质量的技术工人保障。“双元制”作为一个高度协调和高效运转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 通过将企业的用人需求与学校教育计划紧密结合, 实现知识传授与技能培训并举。由于政府规定了每个企业都需要根据自身规模接受一定数量的学徒工, 使双元制教育中的企业实践环节得到保证, 学生能在企业接受技能训练并真正了解企业需求。实际上, 德国的企业非常愿意提供学徒岗位, 他们仅需支付较低的学徒工资便获得逐步熟练的技术工人。不过, 如遇企业提供的学徒岗位不能满足需求时, 学生则只能接受全日制职业教育而非双元制职业教育。双元制的根基可追溯到中世纪时期手工业行会的学徒制, 而其成功还有2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其一是立法保障。20世纪60年代开始, 《联邦职业教育法》和《职业教育促进法》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相继颁布实施, 将双元制职业教育纳入法律规范的体系, 规定凡18岁以下的青年没有升入普通高校的, 均须接受职业教育。其二是政府统筹管理之下的多方参与。德国的联邦政府负责对职业进行分类并设计相应的培训计划, 各州政府根据实际补充完善, 行业协会负责具体实施职业教育并进行日常管理。因此, 在政府协调下各方具体参与职业教育的管理, 较好地将社会需求、职业岗位设置与教育培训结合起来。

2. 发展贵州职业教育的基础

(1) 职业教育观念转变。

尽管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关系, 但深层次地影响职业教育水平的却是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观念。德国的职业教育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人们认为成为产业工人是荣耀的事, 所以90%的德国青年选择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掌握一门技术而进入就业市场。而我国传统观念认为, 考不上大学的学生才进入职业学校, 考不上公务员和研究生的才选择去企业。这样的职业观与发展职业教育的宗旨是相悖的。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 无法获得贵州省工业发展所需的各种人才。贵州要发展职业教育, 首先要树立起正确的职业教育的观念:尊重技术工作和技术人才。具体操作中, 需尽快确立并传播正确观念, 并通过宣传舆论造势、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政府学校的招生就业指导等贯彻新的观念, 以营造出尊重技术人才和产业工人的文化氛围, 引导优秀的学生积极投入贵州的工业化建设。

(2) 职业教育相关制度的建设。

要想大力推进职业教育, 提高职业教育水平, 必须学习德国, 将职业教育法律化和制度化。在普通高等教育法规之外, 在地方政府可以操作的范围内, 专门出台具体的法规和制度以指导职业教育院校设立与发展、明确职业教育相关各方的权利义务, 以及职业教育过程的管理细则等。2013年9月, 贵州省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关于支持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意见》 (下称《意见》) , 明确规定了扩大职业教育的招生对象和教学管理中的学分制;鼓励职业院校自主招生;对符合条件的高职院校, 提高其学生“专升本”的比例。为了确保《意见》的落实, 还应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和制度, 对试行“学徒制”、学生与企业签订用工合同及校企合作等问题给予制度保证。同时, 随着贵州职业教育发展的步伐加快, 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院校数量增长较快, 难免会带来一些问题。为了保证贵州职业教育更健康地发展, 非常需要进行与教育资源分配相关的制度创新。

3. 贵州发展职业教育的重点

(1) 制定职业教育规划。

职业体系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 为确保职业教育体系的长期健康发展, 非常需要加强对职业教育发展的规划。职业教育发展规划的设计, 必须以实现贵州工业发展任务为目标。应依据贵州及其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基于能源产业、资源深加工产业、装备制造业、轻工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产业工人的需求, 分析现有职业教育的供给数量和质量, 在此基础上比较供求缺口, 并针对缺口情况制定未来5年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具体规划内容应包括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院校的数量、招生规模、专业设置、师资培养、学生培养方式等。规划制定要根据产业发展特点, 首先考虑优先发展对产业工人的需求。建议由省教育厅组织相关部门专家, 会同行业协会、主要职业教育院校负责人参与规划的制定, 并负责规划的定期更新和完善。

(2) 科学设置职业院校专业。

自2012年起, 贵州省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加快中等、高等职业院校发展, 尤其是鼓励民间力量兴办职业院校。可以预期, 职业院校数量的较快增加, 能更好地满足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但目前贵州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存在校际之间重叠度较大、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和企业需求不完全匹配等问题。根据贵州“十二五”工业发展规划, 贵州要大力发展资源深加工工业和战略性新兴工业, 然而, 目前贵州职业院校缺乏与这些产业相关的专业。比如, 要充分利用贵州的优势资源并改变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 贵州的磷化工产业必须走深加工、精细加工的道路, 但如果无法培育出满足磷化工产业链延长所需的相关技术人才, 必将极大地阻碍该产业的发展。此外, 借鉴德国职业教育经验发展贵州双元职业教育, 也要求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与企业对职业的需求相匹配。因此, 科学的职业院校专业设置是贵州成功试行“学徒制”的重要前提。

(3) 大力提高职业教育质量。

首先, 师资队伍质量是决定职业教育质量的关键。师资队伍的建设首先需要加大投资, 无论是培训还是引进, 力度都应进一步加大。鉴于目前职业教育师资力量的欠缺, 可从高等教育机构和企业2个渠道获得师资, 并在获得后经一定的“发酵”投入使用。从高等教育机构引进的师资, 理论水平较高, 但实践能力不强, 所以需要将师资输送到相关企业挂职锻炼, 以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企业引进的专业人士, 动手能力强, 但理论水平可能不足, 所以需要派往相关高校培训, 才能在职业学校上岗。教育质量的提高是长期工程, 应考虑建立高校和企业间的长期密切联系的通道, 以专门培养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双师”队伍。

其次, 加强职业教育的教学管理是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核心。可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 在以职业分析作为专业设置的基础上, 辅以明确的职业技能作为教育目标, 围绕具体的职业活动进行课程开发, 以获取职业资格为基本考核方式。教学管理的重中之重是让职业教育的理论与企业实践相结合, 大力推进贵州目前正在试行的“学徒制”, 进一步完善学徒制的机制设计, 在企业中创造出足够的“学徒”岗位, 供学生技能训练, 以有效解决目前职业教育存在的理论知识较强而实践技能较弱的问题。对此, 可以考虑设计相关的制度, 明确规定不同类型、规模的企业每年必须提供的学徒岗位。

摘要：贵州要通过加快工业化进程实现后发赶超, 必须大力培育产业工人队伍。文章借鉴德国的职业教育经验, 指出贵州要发展职业教育, 应该从树立正确的职业教育观并完善职业教育制度建设出发, 同时做好职业教育规划和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等重点工作。

关键词：产业工人,双元制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规划,专业设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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