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

中国工人（精选12篇）

中国工人 篇1

编者之言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曾有过这样一段历史, 在中国大地上, 无论企业效益如何, 都被划入“关停并转”的行列。据统计, 1998年至2003年, 国有企业累计下岗职工人数高达2818万。

这段挽歌般的历史离今天仅仅10年。

2004年,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些学者前往辽宁、吉林省调研, 了解下岗职工的社保问题, 郭于华教授至今还记得弥漫在厂区的那种“无望的气氛”。

一位长春退休职工给市领导写了一封信说:“下岗职工能够再就业、解决生活问题的仅占其人数的20%, 许多退养职工由于生活极为艰难, 家庭纠纷增多, 离婚率上升, 非正常死亡事件时有发生。”

他们一度被视为最可怕的“社会炸弹”。这绝对不公平。工人们或许并不知道国家该对他们负什么责任, 但国家却没有理由对此袖手旁观。

新世纪初, 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 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然而几经波折, 这一计划最终宣告流产。

今天, 当我们享受改革的成果时, 是以付出了一代40到60岁之间的产业工人为代价的, 他们彻底牺牲了自己的职业生命。一个正在进行改革的国家, 最关键的不是保护既得利益者的权益, 而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

改革开放30年, 市场经济20年, 许多人富了起来, 却很少有人愿意回头看看曾经的下岗工人, 他们的生活至今还是残破的。多年来, 他们因无力交保, 退体后只能拿低保一般多的工资, 至今尚存。

问题是既然当年的决策有争议、有疏漏, 那现在为什么还不完善呢?其实今天重新决策都是机会……国企资产理论上属于全体国民, 用来做社保基金名正言顺, 现在划拨过去, 多少对逝者是忏悔, 对生者是安慰。

遗憾的是现在中国经济界、学者没有谁在持续关注这个群体。

眼下, 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诸位, 请停停自己的脚步, 等等我们的灵魂吧!

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40来岁那年，工厂难以为继，被“改革”了，他和同在厂里干活的妻子同时下岗。他会拉手风琴，便与几位同样下岗的老伙伴组成了一个草台班子，在人家出殡和商场搞促销时赚点辛苦钱。他有一个正在读小学、特别喜欢弹钢琴的女儿，因为买不起琴，他跟几位老伙计去偷琴，被抓进了派出所，他还用木板为女儿“画”了一架不会发出声音的“钢琴”。

陈桂林的生活“一败涂地”。他的妻子离家出走，跟上了一个卖假药的老板。两人开始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女儿倒也现实，提出谁能给她一架钢琴就跟谁。身无分文的陈桂林就回到破旧不堪的废弃车间，跟几位老伙计一起——他们现在的“身份”是大嫂级歌手、小偷、黑社会团伙的小头目、打麻将还耍赖的赌徒、杀猪专业户、退休老工程师，硬生生地“铸造”出了一台钢琴。

这是一部正在国内院线放映的电影，名字叫《钢的琴》。上周，在只有四个观众的、空荡荡的影院里，我静静地看完了。

根据我有限的知识，这个故事一定发生在1998年到2003年之间，当时，中央政府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除了少数有资源垄断优势的大型企业之外，其余数以十万家的企业被“关停并转”，超过两千万的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当时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的是工龄买断的办法，一年的工龄在各省的价格不同，东北地区大约是2000元，江浙一带则是800元到1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20年的工人拿了几万元钱就被扔到了马路上。

南方地区因为商品经济活跃，下岗工人投亲靠友，很快就能找到工作，而在一些老工业基地，往往一家两代人都在一个工厂，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自认是“工厂的主人翁”，从来没有培育自主谋生的技能。一旦失去工作，马上成了流氓无产者。陈桂林和他的妻子、老伙计们正是这样一群，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抛弃的工人阶级。

当时，下岗情况最严峻的正是《钢的琴》的故事发生地——在计划经济年代有“国老大”之称的辽宁省。2002年，我曾到沈阳铁西区去做下岗工人情况调研，那里是中国最著名的机械装备业基地，从日据年代就开始建设，1940年代有“东方鲁尔”之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又是“一五规划”的重中之重，苏联援建的“156工程”中有三家建在铁西。这里还有全国最大的工人居住区。上世纪90年代末期之后，铁西区江河日下，成了下岗重灾区。我去调研一周，目睹情况之悲惨，触目惊心，其中听到的两则真实故事如下：

——当时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位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沈阳当地人称之“忍者神龟”。

——一户家庭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我至今记得那些向我讲述这些故事的人们的面孔，他们静静地说，无悲无伤，苦难被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到今天，我常常在梦中遇到他们，浑身颤栗不已。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产业工人，技能高超——否则不可能用手工的方式打造出一台钢铸的钢琴，忠于职守，男人个性豪爽，女人温润体贴，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要承担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

在后来做改革史研究中，我还接触到下面这个史料：

早在1996至1997年间，由于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以及随之而被迫展开的产权改造运动，按官方的统计数据，下岗工人的总量已经达到1500万人，其后一直居高不下，这成了当时最可怕的“社会炸弹”。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帐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

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包括吴敬琏、周小川、林毅夫以及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等人便提出，“这笔养老保险欠帐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们一再建言，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欠帐问题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

2000年初，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最终还是流产。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晚年吴敬琏在评论这一往事时，用了八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去年，在参加一个论坛时，我遇到一位当年反对2万亿划拨计划的著名智囊、经济学家，我问他，十年以降，对当年的主张有何反思。他一边吃饭，一边淡淡的回答我说，“不是都过去了嘛”。

是的，都过去了。衰败的铁西区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两千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现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一部叫做《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历史常常做选择性的记忆，因而它是不真实的，甚或如卡尔.波普尔所说的，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时代若真有尊严，它从来在民间。

在这篇与文艺无关的专栏里，我要向《钢的琴》的主创人员致意——他们是导演张猛、男主角王千源以及不取报酬的东北籍女演员秦海璐，你们做了一份真实的工作，让那些企图在电影院里逃避现实的人们有了一次突然与当代中国直面相撞的机会。

有可能的话，去看一下《钢的琴》吧。它被安排在“中国年度大片”《建国伟业》和“世界年度大片”《变形金刚4》之间上映，仅仅是一个“聊胜于无”的插曲。

中国工人 篇2

——建筑工地劳动者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同事们：

大家晚上好，酷暑八月即将结束，金秋九月徐徐走来。九月，是稻子成熟的季节，是劳动者丰收的季节，也是中国梦实现的时代。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如是说。当时的中国，农民就代表着劳动者。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是鼓励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体验“劳动美”，为我们的“中国梦”播下种子。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新政策让我国人民如沐春风，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我国带入了高速发展的全新阶段。当时，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工人，社会的进步也离不开工人，工人代表着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主席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说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阐述了“中国梦”这一主题，触动和点燃了我们的梦。总书记在与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的讲话，对劳动、劳动者、劳动模范的神圣地位于伟大作用给与了高度评价，五一劳动节，中华全国总工会号召每一个劳动者做中国精神的承载者、中国道路的践行者、中国力量的主力军，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努力奋斗，用劳动美托起每个人心中的中国梦。作为广大职工中的一员，在看到这样的活动在各处如火如荼进行时，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今天，大千世界上树立起了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她走过了千年的风风雨雨，她孕育了无数的英雄儿女，她书写了浩瀚的人类文明。她，就是我们可爱的祖国，一个响彻世界的名字——中国。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她世世代代儿女们的辛勤劳动。

是劳动给她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让每一个中华儿女无比骄傲与自豪。透过历史的明眸，站在岁月的肩膀上回望，我们看到古老的都江堰让成都平原变成了天府之国，两千多年来一直造福于人民；我们看到蜿蜒盘旋的万里长城，怀抱着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看到金碧辉煌的故宫，屹立于世界建筑之林；我们看到四大发明，使古老的中国异彩纷呈。我们看到丝绸、瓷器远涉重洋。谁都知道——这都来自于我们祖先的辛勤劳动，劳动让我们祖国的历史这样辉煌！是劳动给她创造了奇迹，让异想天开都成为现实。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一个筋斗就能飞十万八千里，而今天，当代的孙悟空——杨利伟，乘坐中国制造的神舟飞船遨游太空，“坐地日行八万里”。圆了中国人的飞天梦!传说中的嫦娥能飞奔上月，今天，中国的嫦娥一号、嫦娥二号姐妹俩先后畅游了月宫，圆了中国人的探月梦!传唱至今的妈祖治河妖让河水乖乖听话。今天，三峡水电、南水北调，一个个宏伟的治水治山工程，圆了中国人的兴利除患、驾驭江河梦!劳动创造未来，奋斗成就梦想。从建设三峡工程、青藏铁路等世纪工程，到举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的百年夙愿，从实现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多少辉煌的成就，在埋头苦干中铸就；多少豪迈的跨越，在挥汗如雨中实现；多少伟大的梦想，在胼手胝足中变为现实。正是劳动，成就了一个充满活力魅力的现代中国；也正是劳动，让我们今天无比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劳动是平凡而伟大的，正是有农民在田野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才有我们的衣食温饱；劳动是神圣而平等的，正是有清洁工人细心打扫，才有我们这干净整洁的城市；劳动是美丽得无与伦比的，正是有老师的诲人不倦，才有粉笔灰下那一个个灵魂的升华...劳动的美，只有热爱劳动、忠于劳动的人，才能感受得到，那是世间最芬芳的鲜花，是人间最醇香的美酒。

在这样一个大型企业工作，我就像沧海之一粟，亦如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在平凡的岗位上，我们爱岗敬业、奉献社会，用自己的辛勤和汗水默默付出着。每一个小小的梦想，汇聚在一起，正在步步筑造起宏伟的工程，构筑大大的“中国梦”。我们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和工人阶级的伟大品格。再宏伟的工程，也是设计师们一笔一笔地绘出图纸，建筑师傅们用双手一砖一瓦垒成的。同样的，高高耸立的渡槽是我们一节一节的浇筑成的；长龙般的隧洞是我们一米一米的爆破成的；宽阔的道路是筑路师傅们一段一段铺就的，辉煌灿烂的人生也需要我们用一串串坚定踏实的脚印绘制而成。在学习“中国梦·劳动美”的过程中，我看到的是各种各行各业劳动模范、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看到的是大力弘扬勤奋劳动、诚实劳动、创新劳动的理念，看到的是广大的劳动者在自己企业里、在本职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劳动与奉献。抬起头，看到鲜红的红星红旗在随风飘荡，仿佛十几亿中华儿女心中的梦想正在熊熊燃烧，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当汗水湿透衣背，你健壮黝黑的肌肤尤显锃亮，一把抹去那滚烫的汗水，继续着你崇高的劳作。也许没有人憧憬和理解，你依旧埋头苦干，默不作声，纵使千百次地锤炼，你依然执着自己的梦想，中国梦——劳动美！

九月，风景这边独好，绿树成荫，百花争艳，挥斥方遒，赞美劳动者，拨云见日，探索新征程。梦，是需要我们发挥想象力，壮志凌云的飘渺涵盖着劳动者无限的激情，岁月终将挥不去你昂扬的斗志，即使蹉跎了你的青春，无悔的付出，是对美好未来的呼唤，书写着中国梦-劳动美的一曲曲赞歌。让我们共同唱响劳动光荣最强音，夯实梦想成真奠基础。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劳动是梦想的践行，在梦开始的地方远航，怀揣乘风破浪会有时的希冀，做好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准备，走出一条转型跨越新路子。

中国工人现况分析 篇3

當前劳工问题的新特点

早在2001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一份报告中就指出,“近两年来,在部分地区和行业,职工队伍中不稳定的因素在增加,各地职工群体性事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总体呈现出以下特点:参与人数增多,规模扩大;行为过激,对抗性加强,处理难度加大;事件的重发率高,择机性强;职工群体性事件的内容具有趋同性;地区和行业性特点突出,困难职工群体是事件的主体;组织倾向明显,一些地方出现非法组织”。事实上,进入2010年,工人维权总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但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征——

第一,是经济抗争而非政治抗争。目前我国发生的工人维权事件主要不是为了实现特定的政治主张,针对的也非国家公权机关,而是为了争取改善劳动条件和增加工资等经济目的。

第二,导致工人维权抗争的原因更为复杂。早几年,主要是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问题,如不经过职工代表大会等法定程序、违背工人意愿强行改制;安置不合理,工人不同意买断工龄方案或工厂没有代工人缴纳社会保险;原来拖欠工人的集资款、工资或其他福利待遇没有退发给工人;改制过程中对企业资产的评估不合理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等。而最近出现的问题,则更多的是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冲突,主要是为了改变不合理的劳动制度等。

第三,抗争行为相对克制,没有发生较大的社会冲突。工人抗争的方式主要有上访、静坐、罢工、游行示威、堵塞交通要道、占领工厂等。具体分析可以发现,国有企业改制引发的冲突,大多由于有些工人因下岗而无工可罢,或者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不了问题。一些已停工的企业采取上街游行示威等影响公共秩序的行为,以引起社会特别是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视,所以经常会引发一些冲突事件。而当前的私营企业工人的抗争相对理性,主要是采取停工等方式在厂区内示威,对社会公共秩序影响较小。

第四,抗争依据多元化,从“政治伦理”到“生存伦理”。国有企业的工人维权最直接的精神资源来自我们长期宣传的意识形态。由这种意识形态决定的主流话语中,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工人是国家的主人。这种政治化的话语,一方面制约着工人意识的发育,另一方面又成为工人维权抗争的武器。而私营企业工人维权依据的则是道义经济学中的“生存伦理”,他们提出的诉求是工资太低、工作环境太差并因此影响到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等。

“工人阶级”含义的变更

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不惜以损害工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去争取所谓的“经济效益”与投资。在国企改制过程中,一方面有人以寻租手段侵占国家或集体资产,另一方面部分工人成为缺乏社会保障的失业下岗工人。而在一些改制后的企业及新生民营企业中,工人成了生产线上没有思想、没有尊严、没有前途的机器人。在权力和资本面前,工人成为最弱势的一环,自然希望组织起来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人的状况因两大基本因素的改变而发生了若干变化。

第一,“工人阶级”的含义在变更,身份、阶层和利益出现分化。长期以来,“工人阶级”是一个政治化的概念,内涵的政治性和外延的不确定性是它的基本特征。其结果就是没有一个确定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群体”,这个阶级在所有人都为其贴上标签时反而“失踪”了。就是说,当许多不同职业、不同经济地位、不同思想意识的人都被封为“工人阶级”时,这个“阶级”也因为没有明确的界线而不能获得基本的认同。当然,整体意义上“阶级”的“失踪”,并不意味着具有明确职业特征的工人群体的消失,事实上,其主体部分——产业工人,仍是当代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的群体。只是这个职业群体并不以阶级的形式存在,它被学界称为具有客观经济利益关系的“阶层”。

进一步考察会发现,随着国家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经理权威主义的兴起并制度化、私营企业的发展和部分企业的倒闭破产,作为“职业群体”的产业工人也在进一步分化,出现了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完全的雇用工人、下岗失业工人。在具体企业中就有干部、以工代干人员、固定工、合同工、农民轮换工、协议工、临时工、下岗职工、待岗职工、离退休职工等多种身份的群体。这些身份的背后,有实实在在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他们有不同的生活处境,有不同的利益,也就有不同内容和形式的抗争。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企改制的深入推进,工人阶级的人员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量下岗失业工人开始出现,他们原有的主人翁地位和“老大哥”身份被逐步消解。此后,出现了各种类型的雇佣工人,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只要资方按照规定履行义务,他们就会很满足,不会提出额外的要求。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代表的工人阶级不再局限于维护已有的权利,他们有新的追求,主张新的权利,质疑资方现有规定的合理性。

第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在改变。改革开放30多年,农民工已悄然更新换代。1980年代农村政策放活以后,一部分农民“洗脚上田”进厂务工,他们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成了最早的一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来城市打工是为了贴补在农村的生活,很多人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比如赚了钱回去盖房子、娶媳妇、抚养子女等。他们想回农村老家,因为他们的根还在那里。这一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是非常淡薄的,仅仅局限于维护已有的权利不被侵害,提出的要求也仅限于劳资双方事先商定的一些事项。

1990年代后,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直接从学校进城务工者越来越多。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也就有较高的精神生活需求,渴望继续学习、重视技能培训,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理想特别强烈。他们要求和城里人一样平等就业、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甚至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他们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大量“80后”和“90后”的加入,这部分农民工的人数越来越多,到目前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0%,他们已登上了城市化进程的重要舞台,并成为新产业工人阶层的主体部分。相关资料显示,在近期一系列事件中,策动、领导及参与的都是新生代农民工。

寻找权力、资本和劳动者三方的均衡

在一个群体高度分化和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如何实现权力、资本和劳动者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均衡,是极富挑战性的问题。无论人们如何选择,在我看来,保护处于弱势的劳动者的利益,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这种保护是多方面的,不仅需要掌握社会公共权力的当政者制定出明确的社会行动规则,还需要掌握经济资源的资本集团恪守这些社会规则并赋予它符合人性的内容,更需要劳动者实现利益组织化以形成制约权力和资本的社会力量。

当前中国发生的工人维权事件基本上都是劳动者用政府的法律规则挑战资方,这时候政府应该采取中立姿态,既不站在资方的一边,也不站在工方的一边,这样得出的结果才会是合理的。不过,政府部门也应该有所作为,让劳动者建立自己的利益表达组织与资方博弈,不能把这视为不稳定因素,否则劳动者就可能把对资方的不满转移到政府一边,甚至挑战政府的规则。与此同时,政府还应尽快完善相关的制度、规则。

一种传统的思维是,工人寻求组织化保护一定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长期以来,许多企业要么没有建立工会,要么工会在企业中成了一种发发福利品的机构,成为党政机关的附属而不能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

反思当代中国的“机器工人”现象 篇4

近年来, 中国在经济上实现了腾飞似的发展, 而相较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工人的现实境况却与他们之于经济的贡献相去甚远、与工人阶级在中国的阶级地位相去甚远、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发展目标相去甚远。中国工人承担了这个号称“世界工厂”的国家最繁重的劳动, 然而丧失主体独立性的机器工人却成为了他们的现存状态, 在生产中他们如机器般的劳作, 生活中他们又如机器般的丧失自我。改革开放之初, 由于资本、技术短缺, 依托劳动力资源的优势,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中国最佳的发展路径选择。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中国的出口创汇、资本的最初积累和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 但是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 这一产业的弊病逐渐地凸显出来, 机器工人成为这一产业的最大附属“产品”。

一、机器工人现象在当代中国出现的原因

1.资本逐利本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展现。机器工人现象在当代中国的出现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逐利的必然结果。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 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 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 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1]改革开放之后, 实现国富民强的现代化成为了中国发展的既定方向, 而作为已然处于全球资本统治时代下的后发国家, 引进外资、加快资本的积累成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步骤。然而资本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 并不意味着资本本性的改变, 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使下, 机器这一本应用来解放工人劳动的工具, “成了资本的形式, 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 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2], 操纵着工人不断地重复着简单的机械化的劳动, 并使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去人性化、越来越趋机器化, 直至退化为失去独立人格的机器工人。

2.企业片面追求短期经济效益。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近些年来中国各类企业剧增, 但平均寿命只有2.5年[3]。在强大的外在市场竞争压力和企业内在利益驱动下, 如何实现生存、快速赚取利润成为企业的首要问题, 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的实现成为了企业最为直接或者说唯一的发展目标。为了获取生存空间, 实现短期的经济效益, 企业不会去在乎工人的权利和人性, 更不会去考虑工人作为人的精神层面的需要, 而会想法设法提高产能、压缩成本。企业需要的只是生产机器, 它们力求把“时间管理精确的秒、产品不合格率控制到零、人工成本压缩到极限”[4], 力求使工人与机器一起高效率的运转、像机器一样进行生产劳动。

3.地方政府唯GDP至上的社会发展观。改革开放之后, 为了快速实现国富民强的经济发展目标, 经济增长的多少一度被作为评判社会发展的单一标准, 在这一评判标准的导向下, 唯GDP至上的社会发展观成为各地方政府的合理选择。 地方政府唯GDP至上的社会发展观的直接结果就是资本与权力、企业与政府的结合, 地方政府由公众利益的维护者转向为资本、企业利益的维护者, 而消弱了对于企业的监管力度, 使得企业可以有恃无恐地漠视工人的权益, 强迫工人进行高强度的机器化生产劳动。

4.工人自身生存发展需求。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拥有大量剩余劳动工人, 正是利用这一优势, 中国确立了其在全球制造加工业霸主地位, 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但大量的剩余劳动工人对于中国的整体经济来就讲是优势, 而对于工人个体来就讲则是不利的, 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形成供过于求的就业市场, 资本 (企业) 占据了市场中主动的地位, 工人则处于被动从属的地位, 劳资关系中的从属地位, 使得工人不得不委身于资本 (企业) 的压榨之下, 主动自愿地把自己变成一部生产机器, 像机器一样生产, 像机器一样生活。

二、机器工人现象的缓解途径探析

机器工人现象在当代中国的出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运行的必然结果, 只要资本在经济生产中继续发挥作用, 机器工人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上的解决, 机器工人就不可能在中国消失。就当前来看, 我们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当前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缓解这一现象。

1.就企业而言, 企业要加大对工人的发展性投入。研究表明, 当企业既重视物质性投入又重视发展性投入时, 能最有效激励员工, 员工会努力创造良好的工作绩效, 表现出更高的满意度;当企业资源不足时, 提供较多发展性投入比提供较多物质性投入对员工的激励作用更强[5]。当前中国工人的主要群体为新生代工人, 相较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工人, 当前工人群体更加重视职业规划, 希望从事有兴趣、有挑战性的工作, 而机器工人的生存现状显然与他们的内在期望相悖。企业加大对工人的发展性投入, 可以有效地缓解工人的精神危机状况, 满足工人的精神需要, 帮助工人实现从机器到人的回归, 不但会能缓解机器工人现象的蔓延, 还能更好地激励工人的创造更多的价值。除此之外, 企业还要实施人性化管理, 建立工厂生活社区, 加强对基层管理的培训, 通过人性化管理扭转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敌对态势, 缓解工人的精神压力。除此之外, 企业可以通过与政府以及其他企业的联合, 建立适合市场发展规则的“工厂生活社区”, 改变工人只能在企业内求得生存而不能求得生活的现状, 在满足工人的生活需求、缓解工人的生活压力的同时增加工人对于企业的归属感、认同感, 实现企业与工人之间的利益共识, 达到企业与工人的双赢局面。

2.就政府而言, 地方政府要转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念。地方政府不仅是社会发展具体制度建构的主体, 更是制度内容实施的直接参与者, 它一方面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又自成体系成为掌管地方社会资源的特殊利益集团。相较于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的的发展观念能够更为直接地反映在各社会主体的发展中来。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要使机器工人现象得到缓解首先要实现的就是转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发展观念, 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同时, 政府加大执法力度, 强化主动监管。缓解机器工人的蔓延, 政府部门必须要加强政策、法规的执行力和威慑力, 主动检查企业的用工情况, 对于压榨工人的企业进行惩罚性治理, 对违法用工的企业主进行法律制裁, 使维护工人权益的法律、制度发挥其应有效应。

3.就工人自身而言, 要真正摆脱机器工人的困境, 实现自我的价值要, 根本上还是要靠工人群体自身的努力和觉醒。 首先, 工会要回归本职, 发挥工人群体的集体行动力。当前中国工会组织行政化严重, 工会的功能和价值在中国被严重的忽略, 工会更多是作为一个政府附属的福利性机构而存在, 严重背离其本职功能。工会组织必须回归到维护工人的基本权益本位职能上来, 在企业侵害工人权益的时候, 要将工人组织起来依法、理性的维护工人权益, 充分发挥工人群体的集体行动力, 抗衡资本霸权和工厂专制。只有通过有效合法的集体行动, 才能真正地遏制资本的无度扩张, 平衡劳资地位, 真真正正地实现机器工人现象的缓解。其次, 工人也要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 拓宽个人发展路径。与其让自己消极被动地充当生产机器, 不如着实利用各种条件提高自我劳动素质和技术水平, 强化自身技术的专用性, 如此既可以凭借自己的技术获得更高的收入, 又能增加自我价值、增强个人的独立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508.

[2]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8:26.

[3]中国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白皮书[EB/OL].CHINA HRKEY, 2013.

[4]吴洛红.资本逻辑与劳动伦理[J].当代经济学研究, 2011, (2) :15-18.

环卫工人中国梦演讲稿 篇5

每天清晨，当您漫步于水洛城的大街小巷，一条条干净整洁的路面令你赏心悦目时，你可曾想到，每天凌晨4点，当人们还在熟睡时，我们便开始了一天的普扫工作，从东西大街到水上公园，从紫荆山下到洛水河畔，一个个桔红色的身影构成了城市最早的一道风景线。每天下午，当您和家人在水上公园、二郎山上享受美景、休息游玩时，你也许想不到，我们已经整整工作了13个小时，困了，就靠在行道树下打一下盹儿；饿了，就吃点随身带的干粮；渴了，就近要点水喝，一把扫帚、一把铁锹、一只簸箕、一辆推车，五加

二、白加黑的工作，陪伴我们走过了一年365天。

然而，尽管我们没日没夜的干，近年来随着县城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多，我们的工作强度和生活压力却在逐年加大。

为了少走两步路，我们经常会碰到乱扔垃圾的、破坏环境的市民。记得前年冬天，东西大街硬化后，路两侧的个别商户为图方便，站在店门口就直接将脏水、垃圾泼倒在路上，垃圾掺着脏水溅得马路上到处都是，天气寒冷，很快就冻结成冰，严重影响行人的安全。有的饭馆为图省事，直接把泔水倒入排水井口，食物残渣和污水很快就冻在了排污栏上，在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里，我们在完成早7点前的普扫工作任务后，就去铲刨这些冰，可是这些冰清理起来真的很难，我们自制了铁勾、竹钎等工具，一点一点的刨下来、一车一车的运出去，直到疏通了为止。最令人头疼的难题还是公厕清掏，冬季时必须顺着蹲位爬进粪池清刨，夏季吸污时要把容易堵塞的脏物手工捞上来，才能完成清掏工作，臭味熏的我们气都喘不过来，身上更是有一种难闻的味，清掏完公厕，有时几天都不想吃饭。

有人算了一笔账，每年的节假日加双休日一共是115天，再加上每天要多工作的6个小时，我们一年的工作时间就相当于其他人两年半的上班时间还要多一些。

2008中国工人非洲蒙难记 篇6

2008年最让中国人熟知的两大非洲风险源，一是索马里海盗，一是苏丹反政府武装。前者危及各国船员，已引起欧盟大军征剿；后者偏爱绑架中国工人，牵涉中国在动乱地区外交走向。除此而外，一些寂无人知或易为世人遗忘的事件也曾经深深困扰在非洲的中国工人。

40名大陆籍船员索马里被劫

2008年下半年以来，索马里海域的海盗活动日益猖獗。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头11个月，中国大陆籍船只在索马里海域被劫持1艘(11月14日，天津远洋渔业公司远洋打捞船“天裕8号”，船上共有船员25名，其中大陆籍16名)，另有两艘被劫船只上有大陆籍船员(9月17日，香港中外运公司散货船“Great Creation”号，船员24名，其中大陆籍23名；9月下旬，一艘希腊籍散货船，船员19名，其中大陆籍1名)，共40名中国大陆籍船员被海盗劫持，其中“Great Creation”号上23名中国籍船员11月下旬获释。

索马里海域是中国通往欧洲和西非航线的必经之处，不管是北走苏伊士运河还是南下好望角，都很难绕开这一海域；随着中非经济往来的密切，大量资源运输船经过这一海域，同时东非一带也是传统的金枪鱼渔场，许多中国远洋渔船在此作业；此外，由于劳务输出的风行，许多外籍船只上同样有中国籍船员。

5名中石油员工苏丹遭撕票

落到索马里海盗手里止于惊魂，被苏丹反政府武装的枪口撞上可就凶多吉少。2008年10月18日中午，9名中石油员工(3名工人，6名工程师)在苏丹中部的南科尔多瓦省被绑架，经过10多天的营救，最终5人死亡，4人获救。

这些中国工人为大尼罗河石油作业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系以中石油为首组建的合资财团，除中国和苏丹股份外，还有印度ONGC公司和马来西亚Petronas石油公司的股份。

事件发生后，并无任何组织宣称对此负责，被苏丹政府指控为责任者的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正义与公平运动”(JEM)、当地阿拉伯裔部落梅塞里亚(Messeria tribe)等都被怀疑可能系肇事者，但他们都矢口否认。

这一地区地处苏丹中部偏东，人口虽只有110万左右，却因地处几大种族、宗教和文化的交界处，居民成分十分复杂，宗教、地方势力盘根错节，被称为“比达尔富尔更难捉摸之处”。中石油在此处的作业曾多次被干扰，一些非中国籍员工数次被绑架，2004年也曾有两名中国水利工程师在此被劫，JEM更曾多次威胁对中国油田动武。对于这些潜在的、现实的风险，有关企业和部门既不能做足安全准备，又不愿舍弃可能的利润，最终给觊觎者以可乘之机。

尼日利亚多方面的风险

在非洲老牌石油大国尼日利亚，前两年层出不穷的、针对包括中国在内各国石油设施和人员的袭击、绑架，频率有明显下降，虽然在三角洲和其他地区，仍有中资公司的输油管、勘探设施被破坏的事情发生，但2008年针对中资公司的大规模绑架和袭击迄未发生。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服务于这些中资石油公司的中国员工没有风险---预期收益的下降造成工期的拖延和利润回报的减少，均可能威胁到员工的收入。

事实上劳资纠纷已经引发过争端：2008年5月6日夜，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中土)尼日利亚分公司3名中国员工(包括一名财务经理)，在该国十字河流州卡拉巴尔附近被当地雇员劫持，原因是对工资和福利不满，经调解后，问题得以和平解决，3名中国员工获释。

与员工风险相关的是在尼日利亚投资泡汤的风险。2008年10月31日，尼日利亚政府宣布中止其于两年前与中土公司签署的价值83亿美元的铁路改造合同。尼官方的解释是，这项由前政府总统奥巴桑乔极力推进的合同“需要政府进行重新核查”，而当地评论则认为，政府更迭后，新政府对前任好大喜功的大兴土木“不感冒”，加上全球经济衰退，尼日利亚石油收入减少，新政府寻隙收缩基建，而中土公司工程进展的迟缓，正好被尼方抓住把柄。

非洲国家由于资金匮乏、管理松懈和贪腐横行，一些政府主导的重大工程，往往会出现因不按时付款而导致工期拖延的状况，此工程中土公司仅获2.5亿美元工程款，还不到总预算的一个零头；且即使如尼日利亚这样的非洲大国，其建筑材料等工程必需品也大量依赖进口，一旦多项工程同时铺开，部分原料的缺口将导致停工待料，而原料价格因供需缺口突然拉大而导致的暴涨，又必将造成建筑成本超预算，造成诸多问题。

尼日利亚理论上拥有遍及9个州、总里程达3505公里的铁路，但由于年久失修、管理混乱，真正能进行商业运营的，长期以来只有从经济首都拉各斯到邻近奥贡州依约科(Ijoko)市、长度约30公里的一段铁路。计划中的拉各斯-卡诺铁路，穿越约鲁巴、豪萨两大族群聚居区和多个矛盾重重的联邦主体，不仅工程浩繁复杂，而且非技术因素颇多，因此尽管该项目提出已近10年，却迟迟无人问津。中土公司当初承建这一项目，意在“放长线钓大鱼”，在尼日利亚做长期打算，却忽略了许多不该忽略的因素。

除了跨国劳资纠纷，地区性骚乱同样对国人的安全构成威胁：2008年11月下旬，尼日利亚中部高原州乔斯市发生选举骚乱，导致数百人死亡和上万人逃离家园，在该州从事各种小型商业的中国人也因此饱受流离、惊吓之苦。

坦桑尼亚“排华事件”

2008年11月20日，坦桑尼亚政府和移民局以查护照、查工作签证为由，对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华人华侨进行了突击抓捕，被当地华人称为“排华事件”。

据称，当天上午，坦桑尼亚移民局突袭了达累斯萨拉姆华人商店，将未随身携带护照和工作签证原件的中国员工(约70人)强行带上警车，押至移民局地下室，直至傍晚，大多数中国人才在缴纳1000～5000美元“罚金”后获释，仍有10多人被扣留，其间中国使馆和坦桑尼亚中国商会均曾出面，但未发挥作用。

类似事件两年前曾发生过，此次重演，规模更大，当地许多华人、华侨对此十分不满，认为中国对坦桑尼亚提供过大量援助，如今却得到如此回报，十分不公平，甚至认为是“政治迫害”，是“辱华排华”。一些华人指出，英、美侨民并未得到如此“礼遇”。

事实上类似查抄行动在许多非洲国家都曾发生，如刚果(布)、多哥、贝宁、尼日利亚等，有些甚至已是家常便饭(如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其主要目的，通常是借机敲诈，而中国商人喜欢“私了”，习惯用钱摆平的不良风气，令其屡屡成为主要目标。

中坦之间虽然渊源悠久，但由于坦桑尼亚国内和区际市场狭窄，和中国的大规模民间贸易反倒不如西非一些国家开展得早，上述事件的爆发也更晚、更罕见，引发的反应更大。

此次事件中，印度人、黎巴嫩人等也有很多被抓，但获释却早得多，源于这些人大多在当地经营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熟知当地法律，许多公司都聘有当地律师，遇上这类情况，通常通过法律而非“私了”交涉，加上其使领馆、商会及时干预，问题往往很快解决；而中国有关方面却并不擅长这类纠纷处理，使馆、商会虽然到场却不知该干什么，涉案公司、个人则各行其是，一盘散沙，结果不但被敲诈得手，而且授人口实，给了对方下次再如法炮制的机会。

在西非许多国家，如贝宁、喀麦隆等，不少有经验的中国公司已摸索出有效的应对之策。首先，要熟知当地法律，尽可能聘用当地律师，出现问题循法律渠道解决，切忌随便“私了”；其次，要充分发挥商会组织的力量，用一个声音说话，避免被各个击破，反复敲诈；最重要的是，在经营中尽量照顾对方的商业习惯，让当地商人成为利益共同体，而非对立面。

还需指出的是，从法律角度看，坦桑尼亚移民局要求出示护照原件并无不当，欧美人之所以很少被重点“关照”，和他们习惯于随身携带有效证件不无关系。许多在当地的中国人对此不重视，一些中国企业老板甚至出于种种目的，扣押、代管员工护照，造成在遇到临检时的被动，这个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先自我反省。

赤道几内亚罢工事件

2008年3月，赤道几内亚发生一起国内罕见报道的中国援外工人罢工事件。参与的中国工人近百名，并与当地军警发生冲突，造成中国工人2死4伤，引起强烈反响。事发后中国驻当地使馆和外交部提出严正交涉，大使亲赴现场指导善后。4月2日，400余名中国工人被特派的南航包机疏散回国。

据当地媒体称，罢工工人属于大连国际公司威海分公司，罢工地点为赤几总统的家乡蒙戈莫住房部工程工地。而实际上，这些分别来自山东威海、江苏东海的工人，是被分包商威海建宇海外发展有限公司以“保底工资540美元/月，一月一结算，两年赚9万～11万”的许诺招聘来的，临行前他们分别缴纳了2万元抵押金、3000元中介费和2000元管理费。但到达工地后，他们发现工地卫生、饮食条件不理想，劳动强度大，工资也由每月结算变成3～4个月结算，开始产生不满。2008年春节后，美元汇率不断下滑，造成工人工资缩水，而管理方不但不给予补偿且迟迟不结算，致使劳资矛盾激化。3月9日，得到“不保值”且“不答应工人‘每月把工资打到国内银行卡’要求”答复的工人开始罢工；次日，建宇公司派员协商未果，此后直到20日再未露面；20日，当地警察出面声称工人违法；24日，建宇公司代表和持枪警察来到工人宿舍，试图强行带走13名罢工工人，最终导致悲剧发生。

事发两个多月后，山东省副省长才利民在“全省处理境外纠纷及突发事件电视电话会议”上谈到此次事件时，将原因归咎于“盲目招募外省劳务人员、在外管理不到位、处置工作不及时”。这些当然都是重要原因，但竞标企业罔顾风险盲目压价竞标，和中标后为转嫁风险违规层层转包，以及在招募外劳时违反规定、甚至招募“黑外劳”，才是问题的根源。据才利民副省长在讲话中表示，早在2007年，泗水县就曾组织非法外劳赴赤道几内亚，并因劳资纠纷引发罢工；2008年上半年，仅山东一省就连续发生9起境外纠纷和突发事件，涉及劳务人员685名。

事发后中国政府的处置体现出人性化的特点，值得肯定，但万事皆有根源，倘不从根源上解决导致类似事件不断发生的病灶，则厝火积薪，未可谓安。

风险随处有，知底方能行

在刚果(金)，反政府的图西族武装恩孔达部在2008年11月中旬公开威胁，要“阻止中国政府和金沙萨当局联手掠夺基伍省资源”。尽管国内媒体指出，这是反政府武装为确保自身利益，取悦西方而喊出的口号，大多数刚果(金)人对华友好，但必须看到，由于内战不止，在当地的中国投资，实实在在地处于高危态势之中。

比这更危险的是投资收益。刚果(金)盛产钴矿，而钴是制造电池、螺旋桨叶片等的必需品，2007年7月以来价格猛涨，从25美元/磅一路攀升到2008年3月的50美元/磅以上。中国公司纷至沓来，或收购矿石，或直接投资，指望搭上价格顺风车大捞一笔。谁料金融风暴愈演愈烈，和钴需求密切相关的手机、造船等行业一落千丈，钴需求量大跌，价格更是一路惨跌到12美元/磅。2008年11月下旬，成立不久的中非矿业和勘探公司(CAMEC)宣布旗下的世界最大钴矿之一MUKONDO矿停产，这标志着众多火中取栗的中资企业，其投资很可能打了水漂。

在赞比亚，中国投资的铜矿、工厂劳资纠纷不断，不仅让中国有色集团在当地合办中赞经贸合作区的前景蒙上阴影，此起彼伏的工潮还给一些政客以可乘之机。虽然打着驱逐中国投资旗号的反对党“爱国阵线”领导人萨塔继两年前大选失利之后，又一次在10月份的总统补选中小挫，但接二连三的警示，理应让国人认真对待。

在尼日尔，沙漠部族柏柏尔和图布联合组织“FARS” 2008年6月9日公然对尼政府和中石油签署的50亿石油勘探合同发出挑战，并警告中石油“小心可能遇到的炸弹”。

……

不难看出，许多风险之所以发生在中国公司、中国人身上，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方面对当地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情况了解不足，对风险防范和警惕不够，以及在经营、交往中的某些不当所致，而这些是可以预防和避免的。非洲是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大陆，中国人在当地的经营、活动会越来越频繁，顶着“中非人民一贯友好”的帽子盲目松懈，或草木皆兵裹足不前，都是不理智、不成熟的表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多一份准备，多一点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就会少一截发生危险的几率。

中国工人 篇7

该杂志总编辑理查德·斯坦格尔在声明中表示：“今年的年度话题是经济衰退。如果没有伯南克，经济状况将更差。”

作为今年榜单上的唯一一个群体，“中国工人”与驻阿富汗美军总司令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奥运金牌获得者乌塞恩·博尔特和美国众议院发言人南希·佩洛西一起排在亚军位置。

《时代》评价称，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这些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

《时代》周刊是美国影响最大的新闻周刊，有世界“史库”之称。1923年3月由亨利·R·卢斯和布里顿·哈登创办。刊名最初为《事实》，后改用现名，由时代华纳公司在纽约出版。其“年度人物评选”是著名的品牌，从1927年开始，已具有世界影响力。

人民网建达：

“中国工人”成为美国《时代》年度人物说明了什么?

《时代》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今年的金融危机席卷世界，连那些发达国家都叫苦不迭。唯有中国顶住了金融风暴，保持了快速的发展速度。中国不仅为自己的国民做出了贡献，也为全世界做出了贡献。《时代》杂志褒扬中国工人，实际上是对中国政府面对金融危机所做的种种努力的肯定，是对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精神的肯定，更是对中国劳动人民奉献精神的肯定。这种客观公正，充满诚意的肯定，表达出一种尊重，我们还是十分乐意接受的。

中国的工人，确实吃苦耐劳、坚忍不拔。他们遍布中国的大小城市，活跃在矿山工地。有的是公有制企业的职工，有的是民营企业的员工，还有的是相对弱势的民工。城市的繁荣发展靠他们的辛勤劳动，社会的平稳运转靠他们的刻苦奉献，黑色的煤、白色的盐、黄色的金、流动的石油、坚硬的钢铁……很多都是中国工人辛勤劳动的结果。没有中国的工人，就没有中国的发展;没有中国的工人，就不会有中国的繁荣。因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明确中国工人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确实是英明的。

中国工人不是孤立和松散的群体。在他们的后面，有一个强大的组织，那就是中国工会。中国工会面对严峻形势，站在时代前列，广泛组织开展“共同约定行动”、“同舟共济保增长、建功立业促发展”劳动竞赛活动，既推动了企业的发展，又促进了职工权益实现，展示了中国工会发展的独特优势。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工会对于提高中国工人整体素质、培养造就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高素质职工，从而战胜危机、推动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工人在世界上获得尊重。这也提醒我们的各级政府和各地企业，一定要爱护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定要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一定要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年底到了，检查一下农民工的工资是否到位、御寒的居室是否温暖、煤矿的风险是否排除、工人家属的生活是否得到保证……中国工人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那是由成千上万鲜活的个体组成的群体。党和政府关心他们，各级工会保护他们，全社会——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工人的利益呼吁和呐喊。说到底，这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大写的“人”!

扬子晚报武洁：

“中国工人”更需要得“实力”

尽管入选《时代》年度的“中国工人”这回算是很露脸，但只能算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中国的各类年度人物评选，有过几个中国工人的身影?“工薪阶层”四个字，现在又是隐含着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含义?

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了造富时代，相当一部分群体更是从中受益匪浅。应该承认，“中国工人”的确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但是，“中国工人”恐怕还不能算是公平地分享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恰恰相反，超时的工作，低廉的工资，甚至是频发的欠薪，依旧是“中国工人”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当人们更多地关注于经济政治领域的大人物以及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政策时，其实恰恰忽视了真正让这些奇迹实现的，其实还是背后那一双双劳作着的手。某种程度上，经济的复苏，保八的实现，恐怕不仅仅是中国工人们的功劳，更有他们的泪水甚至委屈。

基于上述视点，“中国工人”上榜时代年度人物，其实不应该只获得掌声，而更应该获得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继续以透支和侵占“中国工人”利益的方式前行，国际经济的复苏以及国外消费者的廉价商品也同样不应该长久建立在“中国工人”的廉价劳动之上。“中国工人”这一群体，其实更需要成为经济发展红利的公平分享者，而不仅仅是“一个称号”和“几声赞许”。

中国青年报冯海宁：

中国工人入围《时代》有寓意

《时代》周刊是美国影响最大的新闻周刊，有世界“史库”之称，自然有自己的选人标准。2009年年度人物选择无疑与国际金融危机有关。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的群体很多，也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知道《时代》杂志为什么不选我们的官员群体、学术群体、国企领导人群体……

要知道，我们的官员群体是今年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决策者和执行者。今年所取得的“保八”成就，很大程度上来自一系列宏观决策，出台了一系列救市政策，如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刺激楼市、车市消费等优惠政策。总之，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及时出台政策扩内需收效明显。

要知道，我们的学术群体在2009年也是闪耀的明星群体，发表了大量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文章，围绕金融危机出版了不少学术专著，各种会议与应酬更是应接不暇。虽然他们中不少人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名义名利兼收，但还是有不少建言有闪光点。

要知道，我们的国企在2009年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国内“保八”战役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不但在实现营业收入、利润方面有不错的表现，而且保就业的态度也值得肯定。尽管今年有“国进民退”之说，但请相信“国进民退”只在某些领域存在，不是主流。既然国企是成功“保八”的功臣，国企负责人自然也是功臣，给国企负责人一次入围的荣誉，或许能增强他们的使命感，不乱发奖金福利，不搞不正当的职务消费……

遗憾的是，《时代》杂志没有把荣誉给他们，而是给了中国工人。在我看来，中国工人之所以获得《时代》年度人物的亚军，一方面，《时代》作为美国影响最大的新闻周刊，世界影响最大的杂志之一，坚守自己的价值理念和选择标准;另一方面，《时代》选择中国工人可能还有寓意：既表明中国工人是“保八”的最大功臣，也表明中国工人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付出了代价。

说中国工人是“保八”的最大功臣，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企业居多。经济增长成功“保八”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这些产业和企业，或者说劳动力。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够高，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企业偏少。

中国工人 篇8

关键词：工人运动,地缘关系,同乡,工人群体

引言

国内外学术界对工人运动史一直有着不断的研究, 这些研究在不同的时期也有着各自的特点。国内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工人运动的论著主要是对于近代工人运动的宽泛的史料的真理与撰写, 比如洪安琪的《中国工人运动简史》, 马超俊的《中国劳工运动史》等等;此外还有一些论著则相对缩小研究的时间范围与地域, 比如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1919-1926) 》, 刘立凯的《1919-1927年的中国工人运动》。国内论文则相对集中于研究一些历史人物与工人运动的史实, 比如薛世孝的《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刘少奇与安源路矿工人运动》, 周永祥的《瞿秋白与中国工人运动》等。国外对中国近代工人运动的研究论著较为有代表性的当属裴宜理的《上海罢工 : 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她从地缘政治、党派政治以及产业政治三个层面来揭示近代上海工人运动与中国政治的关系。虽然以地缘政治研究中国近代工人运动的角度是极为新颖的, 但作者并未能将地缘政治同中国社会的传统以及党派政治中的工人运动纵向联系起来从整体上来把握地缘关系在近代中国工人运动中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而我则要从中国近代工人来源的地缘关系的角度入手来探讨在历史纵向之中地缘关系对近代工人运动所产生的影响。

一、地缘关系对传统社会雇佣工人的影响

在明清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 社会上就已经出现了雇佣关系, 并产生了一批雇佣工人。清代中叶, 濮院镇的丝业练染作坊, “每坊佣者数十人”。盛泽镇仅从事丝织业的雇佣人员就有数千人, 史载:“中元夜, 四乡佣织多人及俗称曳花者约数千计, 汇聚东庙, 并升明桥, 赌唱山歌, 变成新调, 喧阗达旦。”而且这些雇佣工人往往以地缘为标准分为来自周边乡村地区的本地人员和来自邻近府县以及其他地区的外地人员;此外在不同的行业中也形成不同地域性工人的集聚。明清嘉靖年间, 沈济从湖州府迁居嘉兴府桐乡县炉头镇, 创设沈亦昌冶坊, 所雇“冶工均无锡人”。清代中期, 双林镇各皂坊的雇佣人员有数百人, 绝大多数是安徽泾县人;其油坊的雇佣人员部分来自同府长兴县, 部分属于江宁籍;至于酒坊, 则大多雇佣绍兴技师。嘉兴府濮院镇, “典当司柜多徽州人, 成衣、木局多宁波人, 镊工半句容人, 染坊、银匠多绍兴人, 漆工多江西人”。康熙初年, 松江府枫泾镇有很多布局, “局中所雇的染匠、砑匠, 皆江宁人。”[1]以上事例都说明同乡的地缘关系很明显造成了各地域性雇佣工人群体对行业的垄断与分工, 而这种地域性群体在某个行业的集聚也进一步增强了集体行动的可能与风险, 万历年间石门镇油坊工匠暴动事件以及康熙初年枫泾镇的染、砑匠的恶性事件都展现出地域性工人群体的集体行动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安宁。

尽管在明清时期手工工场组织形式下产生的雇佣工人并非我们所要研究的近代产业工人,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模式之下, 所以明清雇佣工人阶层之中的众多传统因素实际上也在近代产业工人阶层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地缘关系对近代工人运动自发性的影响

近代以来, 在中国机器大工厂逐渐取代了原来的手工工场, 但这种组织形式的转变并未能撼动传统的地缘关系在工人阶层中的重要地位。当许多移民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中, 漂泊不定与无所依靠的心理状态自然会迫使这批人以同乡地缘关系为依据形成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团体, 城市里各个地域的同乡组织、行会等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例如当时在上海出现的甬帮、四明公所、宁波旅沪同乡会等都是宁波籍旅沪人员自发形成的地域性组织团体, 这些帮口信奉“亲不亲, 一乡人”的传统观念, 互相帮助寻找工作, 排挤外乡人。[2]比如宁波雇主往往喜欢雇佣男性亲属, 其次是同村或同镇人, 再其次是同县人, 最后才是宁波地区其他地方的人。这种地缘性的职业雇佣自然就会在各个行业中产生地域性工人群体的集聚, 例如当时在上海颇有名气的广东木业行会“鲁班殿”, 它刚开始只是创始人广东台山籍木匠李荣与其他台山籍木匠的联合, 发展到后来鲁班殿几乎成为所有广东籍木匠共有的行会, 无论他们原籍何县或是干的什么专门活计。[3]可见行会依靠地缘关系吸引大批相同地域性工人在此集聚并充实自身的力量, 而同乡的工人们则依靠这种地域性行会不断地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发展自己的社会关系与自己的社会影响力。

但地缘关系对行会的作用远远不止简单地壮大行会的数量, 正如明清时期地域性雇佣工人的集体行动一样, 这些集聚有大量同乡工人的地域性行会很快就成为了集体行动主义的实践者。许多行业雇主为了从政府当局获得利益或保护自己现存的利益便往往利用行会来组织工人们进行一系列集体行动给当局施压, 而这些行会集体运动无疑是以相同地缘关系工人之间的团结性与凝聚性为基础的, 工人群体的自发性也就从此开始萌芽。

但从整个工人阶层的角度来看, 地缘关系却阻碍了相同行业中不同地域性团体的团结。因为同一行业中不同籍贯的工人团体往往会为了争夺利益而发生竞争甚至冲突, 例如当时在上海船厂工作的上千广州木工举行罢工, 要求增加20% 的工资。在几家工厂做工的宁波工匠, 尽管其工资要比广州人低1/3, 但却拒不参加罢工。[4]虽然这种狭隘的地缘关系阻碍了不同地域团体工人的团结, 但这种地缘关系并非不可以被超越, 一些具有个体独立性的工匠为了自身利益而对抗行会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这正显示出在工人集体行动中自我利益完全是可能超越地缘关系而存在的。

三、地缘关系对工人运动政治化的影响

近代中国逐渐产生的民族主义则又是一个在工人群体中超越地缘关系的因素。在五四运动中, 同乡会、行会等地域性团体仍然起着领导的作用, 但在爱国热情与民族主义的感染下各行各业的工人们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开始消除行业、地缘的差异聚集到一起并为爱国事业而奋斗, 他们联合罢工, 公开向政府示威游行。“六三”大罢工中, 有些工厂的工人们忍受着没有工资的困难, 集资在街口建造“毋忘国耻”的铁木牌楼以提出高于自身经济利益的政治要求。[5]这也表明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号召之下, 广大工人开始觉醒并展现出巨大的政治潜力。

工人们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政治潜力引起了外界的极大关注, 而且工人作为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得到了社会中各种政治力量的青睐, 因此众多外部力量开始介入到工人群体中并希望能够利用工人运动来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但是由于工人中地域性团体的存在, 这就使得绝大多数工人对外部力量的宣传拉拢不感兴趣甚至是排斥。《劳动周刊》中的一些文章经常会提倡“不分男女地域, 都联合起来, 结成一个大团体。”[6]而这种宣传恰恰说明了当时在工人之间确实是存在地域分帮分派的情况。但地缘关系此时却又恰恰给外部力量提供了一种介入途径, 国共两党初期在工人中的宣传并未取得太大成效, 宣传者们便开始依靠自己与工人们相同的地缘关系来获取工人们的信任, 并借此建立各自的工会组织来增强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不仅如此, 外部势力更是依靠相同籍贯的背景来领导不同地缘工人团体联合在一起,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人群体内部的团结与合作, 为近代以来工人大规模罢工奠定了基础。以1922年上海的一场全市丝厂同盟罢工为例, 此次罢工一个重要的特征就就是来自苏北盐城和泰兴两县女工的合作。她们以往都是合不来的, 可是这一次, 她们克服了互相之间的反感。这种情况是与罢工领导人融合了不同地方人物的现象的, 因为领导这次罢工的妇女领袖一位来自盐城, 另一位则来自泰兴。[7]

面对外来力量的介入, 厂方开始高度紧张并加紧了对工人的控制以便瓦解外部力量在工人群体中建立的组织。由于工厂内各个部门的工人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一些隔阂与矛盾, 厂方往往会利用这些矛盾来分化和阻止工人们的团结与集体行动。此外, 厂方也在利用同乡地缘关系来限制工人的集体行动, 许多工厂都开始放弃以洋人来充当工头的管理模式, 取而代之的是倾向于包身工制度, [8]厂方所选的这些包工头往往都是与其所负责管理的工人们具有相同的籍贯背景, 这种措施改善了原来监工与工人们之间的那种紧张对立的主顾关系, 厂方利用包工头的地缘关系来安抚工人的不满情绪, 而工人们也往往鉴于与包工头的同乡关系对厂方的反抗也就受到了一定的约束。此外厂方也在工厂组织方面做了一些改变, 厂方开始将机器包租给工人, 这种租机制的推行使得一小部分工人能够成为脱离于普通工人的包租者, 并从中获得可观的收益, 但这也恰恰加剧了工人中同乡地域性团体的分裂与对立, 因为包租者往往更倾向与同乡人打交道。如此看来, 工人中地缘关系的存在却又被厂方利用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当时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结论

随着中国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以及国共两党对工人政治宣传的深入, 工人们的集体行动开始由自发转向自觉, 工人运动完全政治化, 抗战结束到新中国成立之间的工人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更是如此。此时工人群体中的政治追求已完全超越了原有的地缘差异, 但不可否认的是任何时代的工人运动都难以摆脱其固有的地缘关系的影响。或是凝聚工人力量或是加剧工人间的分裂, 地缘关系作为一种传统的客观存在, 必然对工人群体有着深远而又不可忽视的影响。如今的中国正在经历着巨大的转变, 城市化带来的城乡之间的人员单向流动也必然导致了新的工人阶层的产生, 而在对这种新阶层的关注与研究之中, 尤为值得我们关注的便是这种传统的地缘关系在这种正在形成新阶层中的遗存与影响。

参考文献

[1]陈国灿, 章红妃.《明清时期江南市镇雇佣群体的社会结构探析》.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2012年第5期.

[2]洪安琪.《中国工人运动简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年版, 第21页.

[3][美]裴宜理, 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第24页.

[4][美]裴宜理, 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第37—38页.

[5]《时事新报》.1919年6月7日.

[6]启汉.《工友们, 我们为什么要分帮》.载《劳动周刊》第14号, 1921年11月19日.

[7][美]裴宜理, 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第204页.

中国工人 篇9

关键词：电力企业,政工,素质,中国梦

前言

政工工作是电力企业和谐与健康发展的保障, 政工人员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基层建设的质量, 关系到党在企业中的政治核心地位。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深化体制改革, 加快转变经济方式, 电力企业结合十八大的要求, 在电力体制改革上做出了诸多成绩, 这其中政工队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政工人员通过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积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 在电力企业生产与经营方面多方协调, 稳定员工思想、心理、情绪等方面的波动, 提高员工思想政治觉悟, 提升了企业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为实现电力企业的高速腾飞,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做出了贡献。

1 电力政工人员应该具备的素质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电力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电力企业的工作形式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政工人员应该在思想上有新的认识, 这样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 才能跟上竞争激烈的步调。这就要求电力企业政工人员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学习、不断思考、不断创新, 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事物, 不断完善自身素质, 使企业朝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迈进, 以强大的经济发展带动电力企业中国梦。

1.1 道德素质

在电力企业的政工工作中, 政工人员的道德素质非常重要, 作为政工人员, 要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与世界观, 加强自身的思想道德建设, 培养自身崇高的思想品质。在政工工作过程中, 以身作则, 树立起良好的道德形象, 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在工作中积极向上, 树立道德榜样, 带动企业内部员工树立起高尚的道德情操, 为企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2 科学文化素质

当今时代是知识的时代, 在电力企业政工工作中, 要求政工人员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与较高的理论修养, 只有政工人员对相关的专业知识与思想政治知识进行全面的了解与掌握, 才能使政工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从而促进电力企业健康发展。作为政工人员, 不仅要积极学习大量的政治思想理论知识, 而且要博览群书, 懂得更多其他方面的知识, 例如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等, 完善自身的知识体系, 以促进政工工作的有效开展。

1.3 政治素质

在电力企业的政工工作中, 政工人员要坚定自身的政治立场, 加强对政治理论知识的学习, 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提高自身的政策领悟能力, 努力做好电力企业的政工工作。一方面, 坚持正确的理论路线, 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下, 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养成良好的政治素质。另一方面, 打好群众基础, 电力企业的政工工作是党联系群众的关键纽带, 在政工工作中, 良好的群众基础有利于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 了解群众真正的需要, 推进政工工作的有效进行。

1.4 业务素质

对于电力企业的政工工作来说, 政工人员的业务素质是保证其顺利开展的关键因素, 作为电力政工人员。要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 在做思想工作时, 要能以情感人、以理服人;要有良好的写作能力, 用文章的力量号召更多的人去奉献自己的力量;要具备极强的执行能力, 政工人员要深入到基层, 在企业员工中展开深入调查, 掌握其思想动态, 促进政工工作有针对性的开展。

2 当前电力企业政工人员现状

2.1 思想观念相对陈旧

电力企业由于过去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的垄断经营, 在面对市场经济环境时, 难以充分做到与时俱进, 一些政工人员还是过去的计划经济意识, 思维不够灵活, 对上级领导的要求能够贯彻执行, 但没有及时反思、反馈, 缺乏主动意识与创新精神, 不能举一反三。在这样的现状下, 自然不能充分发挥政工人员的思想政治宣传教育作用。

2.2 素质与业务水平参差

政工队伍中存在这有一些人员能力缺乏的现象。这些工作人员一般是对企业党务或文秘工作较为熟悉的员工, 但是这部分政工人员对于电力企业的管理与运营等方面的内容并不了解, 业务水平较低, 并且其管理能力不高。电力企业的政工工作内容较为复杂, 但是部分政工人员对于政工工作中的新业务与新内容接受能力较差。在出现问题时, 不能及时有效地对其解决与处理。对电力企业政工工作的开展产生了一定的阻碍。

3 提高电力政工人员素质的有效对策

3.1 创新政工工作内容

以保持党的先进性为目标, 坚持、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的方针, 认真落实党支部、三会一课。制度和民主评议制度, 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 夯实党建工作基础, 积极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并且, 要从提高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素质入手, 以提高员工的指导思想素质, 科学文化素质和业务能力素质为基础, 探索政治思想工作的新形式、新经验。

3.2 提高政工人员的道德素质

作为电力政工人员, 首先要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与思想作风, 树立自身高尚的道德理想。在工作中, 要培养自身良好的工作作风与职业道德, 正确使用自己的权利, 淡化名利, 面对利益要泰然处之, 并能坚决抵制利益与权利的诱惑, 面对企业员工, 能做到团结友爱,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在实际工作过程中, 要将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政工工作中, 并以此指导政工人员做出正确的决策。在生活中, 政工人员同样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作风, 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 真诚待人, 培养自身良好的公德, 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3.3 提高政工人员的业务素质

业务素质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首先要明确电力企业在新时期里的基本目标, 然后了解在这一阶段电力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大方向及目标任务, 抓住和谐发展这个基本方向开展工作。政工人员要不断深化学习党的指导方针, 做到熟练掌握内容和深刻领会精髓, 并且能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政工人员只有深刻领会才能在教育员工时将道理透彻的清楚地说明白, 做到简单易懂, 这样才能易于被接受。政工人员在对员工开展思想教育工作时, 要学会变通要因材施教;而且在处理问题时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 不能只用老眼光、老方法看待问题、解决问题, 要在工作中结合实际创新工作方法。

3.4 提高政工人员的科学文化水平

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 新问题、新事物不断到来, 这些都是对政工人员的知识量、文化水平与思维创新能力的考验。在这样的客观形势背景下, 政工人员就要加快知识结构的更新, 锻炼自己的创新能力, 提高他们应对变化的客观形势的能力, 不断地主动学习, 积极进步, 加快学习步伐, 提高学习效率, 不断掌握新知识, 提高新技能。电力企业的政工人员要提高理论能力, 应不断的利用网络、电视、广播等多媒体手段介绍新的资讯与信息, 并且在日常工作中要经常学习研修党的制度方针方面的知识, 也要根据自身的学历, 社会关系状况、经济水平等来专门学习, 这样就能够确保出现特殊情况时, 及时加以解决、处理, 能够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确保政工工作的积极性、预知性。

3.5 提高政工人员思想水平

任何与效益、管理相关的工作都首先需要思想教育做支撑, 这样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现阶段正是建设社会主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 电力行业业作为国家性主导产业更需要以身作则, 加强对内部政工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政工人员要全面、彻底地掌握党性原则, 形成较高的政治敏锐度。要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最高宗旨。要积极学习党的理论知识, 不断提高政工人员的思想政治水平, 拥有准确的政治鉴别力和较强的政治敏锐度, 使指导思想具体化和形象化, 形成科学的政治目标、立场和观点。

3.6 走群众路线, 实现企业的中国梦

政工人员代表着党和国家的形象, 因此政工人员要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为政工队伍最根本、最重要、最迫切的社会责任。政工人员要在工作中帮助群众、影响群众, 在道德情操和个人修养以及社会价值追求上都要在群众中起到表率的作用。政工干部要心胸宽广、热情真诚, 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职业荣辱心, 政工人员要根植与基层, 贴近群众, 定期地走访车间、施工工地等一系列生产活动第一线, 真正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这样才能受到群众的信任, 才能受到群众的真心拥护。要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用自己的工作热情来影响带动更多的人, 形成上下一心, 团结奋进的局面, 开拓创新, 努力作为, 为实现企业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4 结束语

与时俱进, 紧握时代脉搏, 改革创新, 切实提高政工人员的自身素质, 要成为电力企业政工工作的关键所在。今后, 政工人员要以崇高的政治信仰和饱满的工作热情为基础,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深入到基层群众中去, 在企业中形成一股坚不可摧的团结力量, 为电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电力企业的中国梦而奋斗。

参考文献

[1]郭晋峰.关于新时期企业政工队伍素质提高与建设的探索[J].东方企业文化, 2013 (24) :12~13.

[2]王玉平.新时期电力政工人员应加强的几项素质[J].经营管理者, 2012 (11) :34~35.

中国工人 篇10

一、目前国际贸易影响工资的相关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中关于贸易与要素价格的理论是S-S定理和放大效应理论。Stolper和Samuelson (1941) 基于要素禀赋理论指出, 国际贸易使一国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的行业扩张, 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行业萎缩, 并提高丰裕要素以任何一种商品衡量的实际回报降低稀缺要素的实际回报。其结论由于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肯定, 被称为S-S定理。该定理对不同要素丰裕度国家的要素价格影响是不同的。对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家来说, 贸易将提高该国劳动力的价格。Jones (1965) 分析了贸易的放大效应, 他指出, 在两种要素、两种产品的假定下, 一种产品的价格上升将导致该产品密集使用的要素大幅度上升。对出口劳动密集型国家来说, 贸易提高了工资, 并且工资上涨的幅度比出口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还大。当然, 对进口劳动密集型国家来说, 贸易是不利于工资的上涨的。放大效应理论从贸易的价格机制出发, 概括了产品价格变化对要素价格变化的影响, 有时也被认为是S-S定理的有力补充。

以上传统理论描述了国际贸易对要素价格 (工资) 的直接影响。此外, 贸易还可能改变一国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 从而间接地影响到工人工资。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凯恩斯的乘数理论均从不同角度认为国际贸易能够优化资源配置, 促进经济增长, 提高生产能力。而国民产出的提高意味着国民收入的增加, 工人的工资也将得到提高。此外, 贸易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也逐渐为人们所认同。Grossman和Helpman (1991) 认为, 贸易可以产生技术溢出效应。Coe和Helpman (1995) 证实了这一效应。而技术能够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 技术进步有利于工资的上升。

二、理论分析国际贸易对中国工人工资的影响

S-S理论和Jones的放大效应理论对国家的类型作了区别, 贸易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影响是不同的。中国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情况已被许多学者作为既定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 按照以上推论, 贸易直接有利于中国工人工资。

国际贸易对中国工人工资的间接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GDP的贡献。近年来, 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重要, (净) 出口被比喻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国民收入整体的增加和工人部分收入的增加应该是一致的。二是对技术的促进。当然, 这同时也提高了生产能力。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 技术被假定是外生变量, 是恒定不变的。但是, 方希桦、包群、赖明勇 (2004) 、郭庆宾 (2009) 等人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中国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贸易的技术溢出可能主要在于进口, 因为通过对进口产品的模仿可以获取生产该产品的技术, 从而减少研发成本。此外, 进口中间产品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而加工贸易一直是中国贸易的主要形式。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中国加工贸易额一直占贸易总额的40%以上。国际贸易通过促进中国的技术进步而间接地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 有利于工人工资的上升。综上所述, 无论从直接影响还是从间接影响来看, 国际贸易都有利于中国工人工资的提高。

三、实证分析国际贸易对中国工人工资的影响

(一) 模型设定

我们首先将工人工资和贸易额的变化率作为回归方程的因变量和自变量, 建立模型为:W t=α+βTt+ut。其中, W是职工工资变化百分比, T是进出口总额变化百分比, u是除贸易外影响工资的其他因素。该模型是每个部门的基本模型, 而后面的分析是将3个部门做面板数据分析。面板数据能够比一般时间序列提供更多的信息、更多的变化、更少的共线性、更多的自由度和更高的估计效率。

(二) 数据来源

本文集中研究贸易对工业部门职工工资的影响, 故选取的样本来自于相应部门。并且, 为了剔除通货膨胀和汇率波动的影响, 需要将名义值转化为实际值 (人民币价格) 。首先, 搜集1992—2007年3大工业部门 (采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的职工平均工资, 并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P1978=100%) 去除它们, 得到职工平均实际工资, 再换算成变化百分比。然后, 参照盛斌 (2002) 的分类, 搜集以SITC3.0为分类标准的中国工业各行业的进口与出口值, 相加得到进出口值, 按其类别分别汇总为3大部门的进出口总值。用平均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它们表示成人民币价格, 再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P1978=100%) 折算成实际价格, 处理得到进出口额的变化百分比。各行业的进、出口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处的COMTRADE数据库, 其它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三) 平稳性检验

用Eviews6.0软件包的Fishe-ADF方法检验W和T的单位根, 结果如表1。

注:检验形式中的c、t、q分别代表截距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显著。

结果表明, 在1%显著性水平下, W和T不平稳, 但其差分是平稳的, 故需检验他们是否协整。用Johansen-Fisher面板协整检验两者的协整关系 (带截距和趋势项, 但无VAR趋势) , 结果见表2。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Johansen-Fisher检验的结果拒绝两变量不存在协整关系的零假设, 接受它们最多存在1个协整关系的零假设。也就是说, 两者虽不平稳, 但是协整的, 这就保证了模型的平稳性。

(四) 面板数据回归及结果

三大工业部门之间有一定的差异, 并且由F检验和Hausman检验得到的统计量均不显著, 故不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而选用混合模型。根据AIC原则设置解释变量2期自回归, 估计结果如下 (括号内为t值) :

在回归结果中, 中国工业部门贸易的变化率与工资的变化率是正相关的, 而滞后1期的工业行业的贸易显著地影响了行业工人的工资, 方向是正向。

回归结果表明, 国际贸易有利于中国工人工资的提高, 这验证了前述理论分析。贸易的变化对中国工人工资影响可能滞后, 滞后时期为1年。混合模型分析结果表明, 从总体上来讲, 当年工业部门贸易额出现的100%的变化将引起下一年工人工资62.2%的变化。按此推测, 如果中国工业部门贸易额翻1番, 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中国工人工资将提高62.2%。

四、结论

处理中国工人遇袭事件侧记 篇11

———编者手记

凌晨：惨无人道的恐怖袭击

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０日阿富汗时间凌晨１时２０分（北京时间４时５０分），一伙恐怖分子持枪潜入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十四局集团设在阿富汗北部重镇昆都士以南３６公里的盖劳盖尔工地的沥青拌和站。一名值勤巡逻的警卫首先发现恐怖分子的罪恶身影，一声喝问引起枪声大作。两名阿富汗卫兵奋勇抵抗，由于寡不敌众，很快就有一名卫兵倒在血泊之中。恐怖分子绕过工地，将罪恶的枪口对准中国工人居住的帐篷疯狂扫射。１０名中国工人当场身亡，另有五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七小时后不治身亡。这些工人抵达工地还不到１０个小时，第一场睡梦未醒就献出了生命与鲜血。

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完全以杀人为目的的恐怖袭击。恐怖分子训练有素、手段残忍，整个作案过程只有十几分钟，逃离现场之前还在工地附近丢下了火箭弹。

启动紧急应急机制

由于交通和通讯不便，两个小时后，设在昆都士的中铁十四局集团办事处才得到工地上发生惨案的消息。凌晨３时３０分，中国驻阿富汗大使孙玉玺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他抓起听筒，孙业红商务参赞向他简要报告了噩耗。他听完后只说了一句话：“立即通知使馆党委成员及政治处全体到我办公室举行党委扩大会议。”与此同时，使馆启动了应急机制。

五分钟后，党委会做出了三项决定：一、立即向外交部报告，先由孙大使通过电话直接向部领导报告，同时由政治处和孙参赞进一步核实案情，并在半小时内向国内发回书面报告。二、孙大使尽快从喀布尔赶赴现场，处理善后事宜，徐海潮武官负责同有关方面联系飞机，并准备随孙大使赶赴现场。三、孙大使离馆后，由马明强政务参赞主持馆内工作，特别是要保持与国内、工地及阿有关部门的沟通。

事发后，孙大使一再告诫大家要做到“急而不慌，忙而不乱”。

在等待联合国驻阿机构安排赴工地飞机的几个小时时间里，孙大使又召集全馆会，对下一步工作做出了全面安排。两位参赞分别紧急约见阿外交部和内政部负责人，通报情况，要求阿方协助我做好善后工作，立即采取措施，对我所有在阿公民加强安全保护，并全面展开调查，尽快缉拿凶手。办公室后勤人员和随任家属也行动起来，确保使馆水电供应和交通、通讯畅通，并检查客房，预备物资，准备接待国内处理善后工作组的到来。

心系同胞安危，果断决策应变

孙大使临赴工地前已得到胡锦涛主席、吴邦国委员长和温家宝总理的指示，要求大使馆全力抢救受伤同胞，妥善处理善后事宜。抵达昆都士后，孙大使一行直接赶往阿方医院察看遇难者遗体和慰问伤员。阿方医院破旧不堪，存放遗体的房间无制冷设备，伤员病房的条件也十分简陋。孙大使当即要求将我伤员和遗体转送到条件较好的德军战地医院，对遗体进行冷冻保护处理，并要求德军医尽全力抢救伤员。安排妥当后，孙大使等在阿第六集团军司令达乌德将军的陪同下火速赶往出事工地。吉普车颠簸在未修复的公路上，沙尘漫天，３６公里的距离用了一个半小时。

在现场孙大使看到的是惨痛的一幕：遭袭帐篷内外血迹未干，帐篷上弹孔密布，四处散布着弹壳。劫后余生的工人仍被笼罩在极度的恐惧之中。黄土地上散落着工人们跑丢的鞋子。现场惨不忍睹。工人们的脸上全是泪痕与血渍，情绪十分激动。他们立即将孙大使围到了当中，个别工人还跪下请求孙大使安排回国并保护他们的安全。

盖劳盖尔是电讯的盲区，大使暂时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孙大使转达了党中央、国务院及中央领导同志对工人的慰问，表示将全力以赴保护他们的安全。在与工程组领导和达乌德将军紧急协商后，孙大使果断决定在天黑前将全体工人转移到昆都士市阿方军营中，并请达乌德将军协助安排交通工具。听到大使的安排后，工人们的情绪暂时平静下来，纷纷表示感谢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孙大使还特别提醒工地负责人，要让工人先走，党员、干部和领导最后撤离。细心的大使没有忘记工地上昂贵的机器设备，指示工地人员向阿军方做了书面交接，要求阿军队派人保护设备上每一个螺丝钉都不能丢失。随后，孙大使又在达乌德将军陪同下火速返回昆都士市，并与负责昆都士安全事务的德军省级重建队、达乌德将军、昆都士省长、昆都士警察总监召开紧急会议，落实善后工作及工人们的食宿与安全保护措施。鉴于当地的条件，孙大使决定请德军及阿军方协助次日晨将遇难者遗体与受伤人员运送到喀布尔。当日晚，孙大使再次赴昆都士军营的工人临时驻地看望大家。工人们已从电视新闻中了解到各级领导和祖国亲人对他们的关心，情绪进一步稳定下来。部分工人开始表示，如果工程需要，他们愿意留下来继续工作。晚１０时，孙大使还用临时架起的卫星电话与中央电视台做了时空连线节目，通过媒体向国内报告现场善后工作的情况。

１１日上午１０点，阿军方提供两架米８直升机将遇难者遗体运抵喀布尔。半小时后，孙大使陪同伤员乘德军Ｃ１６０医疗运输机返回喀布尔。１０日乘车赶到现场的大使秘书郭徽留在昆都士，与我工程组及阿方保持联系，并一直坚守了六天。

全力以赴，齐心协力

时间紧迫、人力不足、电讯不便是此次应急工作中面临的重大挑战。馆内留守的１０名工作人员中，除了孙业红参赞及领事付铁胜在阿富汗工作了近一年外，其他同志来阿都还不到半年。政治处庞春雪主任、政治处谈天及会计董立杰来阿工作仅半年，马明强参赞和赵坤刚到馆１１天，出了使馆还辨不清东西南北。当地电讯不畅给使馆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接发一纸传真需要花费几个小时。面对恐怖袭击的突然发生及国内三个代表团的同时抵达，全馆同志都在超负荷工作，馆内已没有编内与编外的界线，工作不分你我、不分昼夜。

孙参赞在处理遇难者遗体的同时，又不断往返各中资公司之间，落实安全保卫措施。大使夫人马骅成了后勤工作的主力，除了协助值班和接听电话外，还主动组织后勤保障，从凌晨一直工作到深夜。在得知阿副总统及多名内阁部长将来使馆吊唁后，大使夫人又组织工勤及随任夫人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布置了庄严肃穆的灵堂。庞春雪主任既要负责随时向国内报告最新情况，又要不断地与阿各政府部门联系落实各项工作，累得胃痛。武官助理马斗弛刚陪同大使从昆都士回到喀布尔，又陪调查小组返回了昆都士。机要员吴昶时刻守在机房，保证与国内通讯畅通。领事付铁胜为每位遇难者备妥了死亡公证书等文件，同时担任起使馆自身保卫工作的重任。其他几位随任夫人与厨师闫虎在保障近３０人代表团食宿的同时，还连夜为工作人员赴机场迎接伤亡人员赶制了５０朵白花。会计董立杰将车辆调度得井井有条，保证了三个代表团和使馆的工作用车。招待员王月彬除本职工作外，还兼任了代表团的司机。大家齐心协力，克服了种种困难，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得知伤亡人员即将被送到喀布尔后，使馆立即与喀布尔德军医院及阿国民军医院联系接受我伤亡人员事宜。马参赞和孙参赞紧急组织馆内所有男同志赴机场接机，谈天、赵坤与德军医院、阿国民军医院联系收治伤亡人员及交通工具后又匆忙赶到机场协助。

运送伤亡人员的飞机刚抵达机场，使馆又接到国内通知，将于１４日上午派包机来喀布尔接遇难者遗体回国。阿制空权由美军控制，落地许可又需阿多个部门批准。接完伤亡人员，谈天又从机场火速赶往阿外交部、航空与旅游部、美国驻阿使馆落实包机飞行许可。与此同时，庞春雪主任与美国驻卡塔尔空军指挥中心联系，终于在晚上１０点钟才拿到飞行许可。更为紧张的是，１３日傍晚，国内通知另一架包机拟于次日晨７点２０分抵喀布尔接伤员回国，庞主任与谈天又紧急与有关方面联系，直到深夜才落实下来，此时离飞机抵达仅剩几个小时！

回到使馆，马参赞又按大使批示和中铁建筑总公司要求，紧急约见阿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请阿方为我遇难者遗体回国举行庄重的送别仪式。

遇难者魂归故里，伤员与国内亲人团聚

１２日，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工作组抵阿。１３日中午，处理我工程人员遇袭事件政府工作小组和案件调查小组抵阿。使馆继续协助工作组做善后处理工作，安排政府工作小组会见了阿副总统、外交部主持工作的副部长（总统和部长在国外访问）、内政部副部长，并陪同工作组看望了伤员并察看了遇难者遗体。

接送伤员的包机原定１４日早晨７时２０分抵达喀布尔，并停留半小时。赵坤提前去医院为五位伤者办理了出院手续，并要求德军医院安排装甲医疗车在７时２０分前运至机场。是日清晨，使馆工作人员及各工作组早早来到机场，因机场上空出现晨雾，喀布尔机场又没有导航设施，全靠飞行员目测降落。早７时３０分，机场能见度仅两公里，飞机无法降落，被迫返航。赵坤又紧急联系德军方将已按时抵达机场的伤员送回了医院。

８时５０分，接遇难者遗体的第二架包机准时降落喀布尔机场，停留时间仅两小时四十分。期间需将棺木卸机，运到阿国民军医院进行检疫、入殓、封棺，后再分装１１部救护车返回机场，举行庄重的送别仪式后再上机。工作是何等紧张，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延误飞机的正常起飞。在孙大使指挥下，使馆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从中资公司组织了３０余人的青壮年分赴医院和机场协助。孙大使亲自与阿礼宾司长在机场敲定了送别仪式程序。

１０点４５分，送别仪式正式开始，比原计划提前１５分钟举行。１１具棺木中躺着１１位在恐怖袭击中遇难的中国同胞，棺木上覆盖着中国国旗，整齐地摆放在包机旁。３０余名阿礼兵持枪肃立。现场悲壮肃穆。默哀后，中方孙大使、政府工作小组组长崔天凯、中铁党委书记李国瑞以及阿卫生部长、公共工程部长和多名副部长目送着阿礼兵在哀乐中抬着遇难同胞一一登机。孙大使难掩心中悲痛，不禁潸然泪下。阿富汗人民不会忘记你们，我的同胞！

一个让祖国放心的战斗集体

在短短五天时间里，使馆全体１９位同志克服种种困难，经受住了考验。在处理这次突发事件中，每个馆员都担负起了自己的责任。

孙大使沉着指挥，夜以继日，以身作则。庞春雪主任胃痛，吃几片药又坐在办公桌前。谈天累得发高烧仍坚持工作。郭徽在回家洗去六天的尘土后马上又投入战斗。马斗弛至今仍战斗在昆都士第一线。刚到使馆工作的赵坤为确保我伤者得到最好的治疗，常常在医院工作到深夜才冒着危险独自驾车返回使馆……

外界难以想像他们承受的压力。他们在一个充满危险的国家艰苦工作。在这里，几乎天天可以听到恐怖分子制造的爆炸声。６月１７日，两枚导弹呼啸着从使馆上空飞过，落在一公里外的总统府门前。政府工作小组离开昆都士的第二天，在他们路过的路上就发生了爆炸，造成四人死亡。但使馆全体工作人员仍坚守着岗位，不辞辛苦，也不畏艰险。

这就是我们的外交官，这就是中国外交官的风采！

我们工人没力量 篇12

这起事故发生后, 人数几经变化、不断上升, 在历年来发生的矿难中非常罕见。矿方起初说下井15人, 后来变成20多人, 其中6人遇难、3人被困;到8日凌晨0时左右, 初步核查当班下井为33人, 遇难13人;到8日早, 进一步核查发现当班下井为46人, 遇难26人。——从当初下井15人, 到后来变成20多人, 再到33人, 再到46人, 再到最终查出的82人;当然, 死亡人数也在增加。如果我是受伤矿工中的一员, 又有人问我现在最想说些什么, 我就会告诉他——“我们工人没力量”。

这话从何说起, 且听我一一道来。

第一, 这些年, 大大小小的煤矿事故此起彼伏、灾难频仍。一次死亡几人、十几人、几十人乃至几百人的惨剧, 几乎是不绝于耳, 让人已闻之麻木, 几乎不想再说。可就是这么大的死伤代价, 硬是换不回一条降低事故频率的法规。和山姆大叔那里相比, 人家从上世纪初年均2000多人死亡到50年代年均500多人死亡, 再到90年代年均93人, 而现在, 煤炭开采行业已经成为本质安全行业, 劳动安全性甚至好于农业、建筑业和零售业, 百万吨死亡率只有中国的百分之一。换句话说, 美国这个曾经矿难频繁的国家, 100年来, 都能将每一次大的事故, 转换成制度改进的机会, 从而使矿难频率大大降低。何故?人家敬畏生命, 而我们则缺乏敬畏生命的自觉。让一次次事故, 变成了一串串冰冷的数字, 淹没在新的事故数字里。甚至到了这回瓦斯爆炸, 事故发生的准确时间以及下井和死难者的人数统计, 几天都弄不清楚。不是弄不清楚, 而是涉嫌隐瞒。可见生命到了何等轻贱的地步, 力量又从何谈起。

第二, 我说工人没力量, 不是说工人没力气, 力气还是有的。要不然, 我们怎能从地球深处开采出世界总量35%的煤炭来。可这又恰恰说明, 力气和力量——道义的、精神的、人本的——殊有不同。如果力量也足够强大, 我们就不必为这三成半的煤炭, 付出八成死亡人数的代价, 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 甚至是印度的10倍!每年让几千矿难亡灵, 游荡在华夏上空, 让亲人永远伤痛不得安宁。在这个人才空前流动的社会, 又没人强制你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但凡你更有力量, 何必选择风险如此之大的谋生方式呢?反之也可想想, 在现在的矿工大军中, 有多少官二代、富二代的身影?

第三, 矿工用自己的力气, 或者说唯一属于自己的财产——身体, 创造了空前辉煌的GDP, 成就了多少个身价过亿的富翁。那些埋在地下经过几千万年衍生的矿产, 本来就是中华民族共有的东西。如果说,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共同富裕的必经“阵痛”, 但通过税收调节, 至少不要让贫富差距过大, 至少拿出更多的资金用于安全设施的投入, 用于安技产品的开发, 用于矿工生命的保护, 用于生产环境的治理……或者增加矿工的工资, 让他们在满足基本生存条件后能够抽身而退, 也算是“阵痛”换回的代价。可遗憾的是, 由于没有“力量”, 只能忍受更长的“阵痛”, 以至“阵痛”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