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科学指标

基本科学指标（精选5篇）

基本科学指标 篇1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不断完善, 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越来越受到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关注。传统企业绩效评价指标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 它们主要是以会计利润为基础, 以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相关指标为核心。同时, 传统企业绩效评价指标只考虑债务资本成本, 而忽视了权益成本, 从而导致成本计算不完全, 因此无法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 也容易导致经营者产生短期经营行为。EVA绩效评价体系, 作为一种新型的企业绩效衡量指标, 有效地克服了传统绩效评价体系的缺点,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上市公司为股东创造的价值, 有利于使经营者与所有者目标相一致, 因而在国内外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探讨。EVA绩效评价指标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场股东价值革命。

一、EVA的内涵

EVA是经济增加值 (Economic Value Added) 的英文缩写, 它是由美国思腾斯特公司 (Stern Stewart&Co) 于1989年提出的一种全新的企业价值评价指标, 数值为税后净营业利润 (Net Operating Profit After Tax, 以下简称NOPAT) 减去所用资本的成本而得。

税后营业利润=净利润+利息支出

资本总额=债务资本+权益资本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单位债务资本成本×债务比重+单位权益资本成本×权益比重

二、EVA的本质特征

为了更好地阐释EVA理论体系, 学者们通常用评价指标 (Measurement) 、管理体系 (Management) 、激励制度 (Motivation) 及理念体系 (Mindset) 四个方面来概括EVA的实质, 即4M。由于EVA将权益资本成本纳入绩效评估的统一框架中, 无疑使得EVA能更加准确地度量企业的经济利润, 可以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作出准确恰当的评价。同时在计算EVA的过程中, 会对部分传统会计核算指标进行调整, 使其尽量与企业经济真实状况相吻合。所以EVA是一种客观评价企业财务状况的有效工具。

三、EVA指标与传统绩效评价指标的比较

1、传统绩效评价指标的局限性分析

传统的企业绩效评价是以财务报表上直接获取的数据或根据报表上数据进行简单计算得出的财务比率作为指标对企业经营业绩进行评价, 如销售额、净利润 (NI) 、每股收益 (EPS) 、每股净资产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CFO) 、资产收益率 (ROA) 、净资产收益率 (ROE) 、投资回报率 (ROI) 等。这些指标是当前企业经营绩效评价中最基本也是最常用的指标。它们的优点是计算简便、使用方便, 但它们作为经营绩效评价指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1) 净利润指标的局限性。净利润指标主要局限性在于:一是净利润只确认和计量收入和成本, 而忽视了权益资本的投入。这种不计权益资本的现象会使企业管理者形成“资本免费”的错觉, 进而不计成本、随心所欲地使用权益资本。同样, 净利润指标忽略资本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会使得公司管理者忽视资本经营的重要性。二是会计人员依据谨慎性原则, 会计算各种准备金, 将研发和广告费用的费用化等, 这些都会减少净利润的值。但这些并不是企业业绩下降的反映, 反而可能是企业发展的征兆, 因此其具有一定误导性。

(2) 投资报酬率 (ROI) 的局限性。投资报酬率 (ROI) , 也称投资收益率, 又称投资利润率, 是指投资收益占投资成本的比率。投资报酬率反映投资的收益能力, 其计算公式为:

该指标的最大缺陷在于没有一个标准界限。如, 假设某公司的全部资本成本为8%, 其下属A、B两个公司分别采用6%与10%作为投资依据, 其比较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 采用ROI方法, B公司放弃了投资报酬率在8%~10%之间 (大于资本成本8%) 能增加股东收益的项目;而A公司却选择了投资报酬率在6%~8% (小于资本成本8%) 损害股东权益的项目;若采用全部资本成本就可以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

同样, 作为传统指标中最具综合性和代表性的财务指标和杜邦财务分析体系分析的出发点的权益报酬率 (ROE) , 一个潜在重大缺陷是收益率最大化和股东财富最大化可能并不一致。根据投资法则, 投资的预期回报必须高于资本成本。但其单纯追求预期回报最大化而没有考虑资本成本的投资决策, 并不能保证投资的净现值大于零。

(3) 每股收益 (EPS) 的局限性。EPS一直以来都被投资者视为良好的业绩评价指标披露于上市公司的年报中, 因为它可以反映普通股的获利水平。其计算公式如下:

EPS作为业绩评价指标和净利润一样存在缺陷, 没有完整核算企业的资本成本。投资者投资企业的目的在于追求无风险利率回报水平上的风险溢价, 如果企业不对其股本成本进行核算, 衡量出的并非企业全部风险, 就会淡化企业对自身风险管理的动机, 反而以市场价格的波动来吸引投资者。同时EPS不能真正反映企业的成长过程, 如具有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企业, 在其进行战略投资阶段, 往往会出现经营亏损, 然而这并不意味企业经营业绩很差。

从以上分析可知, 传统的绩效评价指标都可能误导投资决策, 片面强调利润最大与财务指标最大化, 容易造成经营者为追求短期效益而牺牲企业长期利益的短视行为, 并且可能导致企业管理当局不重视科技开发、产品开发、人才开发, 不利于企业长期的健康发展, 从而与企业的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基本目标相背离。

2、EVA绩效评价指标的比较优势

EVA指标最大的特点是从股东的角度重新定义了企业的利润, 全面考虑投入资本的成本。因而EVA指标比以上经营业绩评价指标有更多的优点。

(1) EVA指标可以更加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EVA指标要求企业管理者必须要考虑所有投入资本的回报。当企业的收益大于全部资本的成本时, 经营者才真正为企业增加了价值, 为股东创造了财富。同时在对EVA进行计算前要对一些重要的会计报表项目进行必要的调整, 一方面消除了稳健性原则引起的会计数据不合理的现象, 减少了管理者平滑利润、管理盈余的机会;另一方面通过对研究费用、商誉等的调整, 消除了管理者对这类投资的顾虑。从这两方面可以看出, EVA能更加真实地反映企业经营业绩。

(2) EVA指标有利于企业内部财务管理体系的协调和统一。EVA指标除了能弥补传统企业绩效评价指标的不足外, 还具有独特的优势。它不仅可以用于业绩评价, 也可以用于资本预算、收购定价、激励性补偿计划等几乎公司财务的所有方面。采用EVA则目标只有一个, 即如何提高EVA, 这样就有利于企业管理体系的统一和协调。

(3) EVA是股东衡量利润的方法, 可使公司管理者的决策与股东财富目标一致。EVA的真正价值, 在于公司可以把它作为财务管理体系的基础。根据《投资者报》对2009年1545家A股上市公司管理能力所进行的统计与分析, 结果发现在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合计实现净利润3445亿元, 但创造的EVA只有3332亿元。而839家EVA值为负值的公司合计净利润亏损为883亿元, 但毁灭的经济增加值却是1617亿元。统计结果还发现有超过29%的公司虽然创造了利润, 但实际上却毁灭了经济增加值。这就是传统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仅考虑实际发生的成本费用, 而未将权益成本考虑在内所造成的。创造利润但并不创造价值。虽然净利润为正, 但却减少了企业价值。

2001年3月EVA登陆中国以后, 斯腾思特中国公司就开始与一些权威机构进行合作项目研究, 包括南方基金管理公司在内的一些机构在应用这一方法评价上市公司, 并以此作为进行投资的参考。大鹏证券公司也在EVA理念的基础上创建了一套名为“创值”的公司绩效评价指标。而后中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宝纲股份有限公司、东风汽车公司等陆续成为斯腾思特中国公司的客户。但是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都还是采用净利润等指标作为对企业绩效评价的标准。企业追求的是净利润为正, 却没有注意到净利润为是否真正为企业创造了价值, 是否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相背离。所以在我国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应用EVA体系就显得特别重要与迫切。

基本科学指标 篇2

【关键词】CAPM模型  时变Beta  基本面指标  逐步回归

一、引言

股票Beta系数表示投资组合对系统风险的敏感程度，其绝对值与显示其收益变化幅度相对于大盘的变化幅度成正比，成为了投资者的重点研究对象。对Beta系数随时间变化的不稳定性研究很多，但对Beta系数时变性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Ross指出Beta系数可看作宏观经济等影响因素的函数。Cooper发现，财务杠杆系数等和市场组合收益之间协方差系数与Beta系数有显著相关关系。杨克磊等发现，资本积累率、企业规模等对时变Beta系数有显著正向相关关系。

结合国内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具体情况引进财务指标，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法来分析公司财务指标对Beta系数的影响程度。选用沪深300成分股作为估计样本，对公司个体股票进行分析，引进大量的财务指标变量找出能够影响Beta系数的因素。

二、理论模型

（一）Beta系数估计

Beta系数是基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

（1）

其中，Ri为第i种资产或者资产组合的收益率，Rf为资本市场的无风险利率，βi为第i种资产或投资组合的Beta系数，Rm为市场收益率。

根据回归方程的理论可知对应的回归方程为：

（2）

在实际研究中，Beta系数的计算方法一般需要有所改进，引进状态空间模型来估计Beta系数。测量方程如下：

（3）

状态方程如下： （4）

Ri，t为资产i在时间t的收益率，Rm，t为t时刻市场的超额收益率，φ为一阶序列相关系数，μt为均值是0、方差固定且相互独立的随机扰动项，为时变Beta系数的基础均值，为常数。用卡尔曼滤波递归算法估算各个参数，由此估算的Beta系数作为后续分析的被解释变量。

（二）财务指标的选取

结合国内股市和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选取2011～2015年间与公司基本面、行业以及市场有关的19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分析对Beta系数的影响程度。包含9类因子共19个指标，为对因子进行合理的解释，将选取的基本面指标按照经济含义进行归类，如表1所示。

表1 财务指标归类情况表

（三）研究模型

在时变Beta系数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引入一些新的财务指标，包括主营业务利润率、股东权益比率、现金比、换手率等。将选取的19个财务指标因子作为解释变量，Beta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来探讨基本面因素对Beta系数的影响方向和大小。

（5）

其中βt为当期的Beta系数，Xit（i=1，…，n）为当期的财务指标值。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的选取与预处理

以沪深300为基准，取2011～2015年沪深300的成分股和沪深300指数的日收益率来计算所有成分股每年的Beta值，将上年的Beta系数作为当期的历史Beta系数。

（二）逐步回归分析

为考察各个影响因子对Beta系数的影响方向和大小，以2011～2015年各年度沪深300成分股的Beta作为被解释变量，各年度计算的财务因子作为解释变量，按年度分别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得到样本的年度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的。

表2 多元線性回归分析结果

注：上表中*表示显著性的强弱。

由表2知，在被考察的19个影响因子中，有16个因子对Beta值有不同程度的线性关系。保留的解释因子对Beta系数有不同程度的显著性，调整R2基本超过0.6表示模型可解释Beta系数60%以上的方差。模型的F统计量都很大，说明包含这些解释变量的模型对Beta系数变化的解释力都很强。

每年指标中除了历史Beta系数一直对Beta系数有显著正向影响之外，其余各个年度的指标对Beta系数的影响各有不同。2011年，波动比率和换手率对Beta系数有显著地正向影响，其他均有较强的负影响，特别是总市值显著性非常强。2012年，现金比、市盈率、换手率对Beta系数有显著地正向影响，其他均有显著的负相关。2013年，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利润率、资产负债率、区间成交量对Beta系数有较强的正相关，其他均有显著的负相关。2014年，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增长率、托宾Q值对Beta具有显著正相关，其他均有显著负相关。2015年，现金比、市盈率、换手率对Beta有显著正相关，其他均有显著负相关。综合来看，规模、资本结构、盈利能力、成长性、流动性因子和市场价值比这几类因子对Beta系数的影响比较明显。

四、结论

第一，财务因子指标中，净资产收益率、波动比率、资产负债率、营业利润增长率、市盈率、换手率、总市值在3个年度以上对Beta系数有显著影响，并且都与Beta系数有不同程度的线性关系，是造成Beta系数不稳定的重要原因。

第二，公司的现金比、区间成交量、换手率、历史Beta系数对Beta的变化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具有较高的债务资产比例和资产周转能力、较强的风险偏好的公司股票价格对市场的波动更为敏感。

第三，代表盈利能力因子的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市净率均是与Beta系数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即收益越好、主营业务越优秀的企业，盈利能力与经营能力越强的企业其股价就会相对稳定，其受市场风险就会相对较小。

基本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篇3

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评价的指标类别

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进行评价, 必须落实到具体的指标的选择上, 尽管用“投入”做评价指标便于直接用货币计量, 易准确转化为人均投入水平, 但仅仅重视投入问题而忽视对投入绩效的评价可能导致公共资源的大量浪费。如果用“产出”做评价指标, 不仅有利于评价实际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 也便于结合投入指标衡量公共服务的绩效。尽管用“效果”做评价指标能直接反映人们实际享受的公共服务所取得的效果, 评价最为可观、科学, 但是很多公共服务的“产出”和“效果”难以准确测度, 特别是效果类指标, 其与资源的投入之间的因果关系也不明确。因此, 从国际实践看, 在对公共服务水平的测度中, 长期使用的是投入指标, 同时规定严格的程序控制。

从发展趋势看, 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 越来越重视对产出和结果的测度, 而且逐渐开发出一系列评价各类公共服务产出和结果的核心指标, 用于评估公共服务的水平。显然, 无论单独采取上述几类指标中的哪一种都存在一定的缺陷, 应当综合考虑投入、产出和效果。针对“产出”类指标, 本文认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 而且在所应用的“产出”指标中, 很大一部分往往不是某年的投入所形成的, 而是长期累积投入的结果, 并不能有效反映投入产出比来衡量基本公共服务绩效。因此, 本文引入“能力”指标, 即评价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际能力, 如人均床位数、生师比等。

基于以上分析, 基本公共服务评价指标应该具体分为投入类、能力类和效果类, 并综合运用三类指标进行整体评价。投入类指标是指在某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水平, 能力类指标是指提供某项服务所具有的相关软硬件能力, 即可以提供什么水平的服务, 效果类指标是指在某一服务领域的服务所产生的实际效果。综合评价是指在某一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评价中, 设立包括上述三类指标在内的指标体系, 采取分别赋予不同系数或权重的方式予以叠加。

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评价的影响因素

由于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评价的指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个指标很难比较全面和准确地反映各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水平和均等化程度, 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影响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成本的因素, 如地区海拔、温度、道路情况等会对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成本产生较大影响。以温度因素为例, 黑龙江省位于我国最北部, 是全国气温最低的省份, 全年有5个月的时间平均气温在零度以下, 最冷月的气温达到零下31摄氏度, 最北部的漠河曾达到零下52摄氏度。这种特点决定了该省基础设施建设、基本生活条件等的标准高于其它地区, 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成本也较高。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 仅对指标值进行比较和评价, 会导致结果的不科学、不客观。如采用人均财力指标衡量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由于各地区供给成本存在较大差异, 人均财力相当的两个地区, 可能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存在很大差异。

2.影响基本公共服务需要达到水平的因素。由于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不同, 消费水平、生活成本等也存在较大差异, 这些都会影响基本公共服务需要达到的水平。如物价因素, 全国各地物价水平存在差异, 发达地区维持最基本生活条件的标准均高于欠发达地区, 东部地区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界定要高于西部地区。如果全国统一使用一样的最低保障标准, 看似均等化, 但实际上却导致事实上的不均衡。

3.影响基本公共服务需要达到覆盖面的因素。我国幅员辽阔, 人口、资源分布极不均等, 仅用人均概念来描述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水平和衡量均等化程度并不合理, 如人口密度等因素就对此产生重要影响。以基本医疗服务为例, 东部与西部地区的人均床位数或医生居民比相同, 并不意味着基本医疗服务提供水平相同。在人口密度较低的青海、西藏地区, 一个床位或者一个医生可能对应的人口数量较少, 但对应的区域面积却很辽阔, 在与东部地区人均床位数、医生居民比相同时, 显然无法提供象东部地区那样便捷的医疗服务。

三、基本公共服务评价的基本模型

一个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取决于各项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 对各项基本公共服务要按照其自身属性和重要程度等因素, 确定其在整个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地位, 并赋予权重。每一项基本公共服务都应当从投入、能力、效果等3个类别进行评价, 并对每个类别分别赋予权重, 加权后形成该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评价。可以在每个类别指标所包含的评价指标中选取重要且具有代表性的指标, 根据需要和指标的属性情况, 充分考虑客观条件对指标的影响因素, 赋予指标系数和在该类指标中的权重, 形成对每类指标的评价, 通过这一体系可以得到某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基本评价。这一体系可以表述为:

LA=∑Piαi +ε

∑αi=1

式中LA为A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Pi为第i项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提供水平;αi为第i项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权重;ε为其他因素调整项, 每个地区有同其他地区不同的重要特殊条件而无法统一比较时, 需在此项中体现。如某地区的某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Pi) 可表述为:

Pi=∑ (Ijβj) αinp+∑ (Pmβm) αpos+∑ (Enβn) αeff

αinp+αpos+αeff=1

式中Ij为第j种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类指标, βj为其影响因素的系数, αinp为投入类指标的权重;Pm为第m种能力类指标, βm为其影响因素的系数, αpos为能力类指标的权重;En为第n种效果类指标, βn为其影响因素的系数, αeff为效果类指标的权重。

四、具体评价指标的选择

由于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繁多, 涉及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所有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进行评价既繁琐、困难, 必须根据我国当前国情, 选取有代表性且在数据上可得的重要项目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本文选取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基础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和就业、公共安全、公益性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6项基本公共服务作为一级指标, 并在其下选取具体的二级指标,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一) 基础教育评价指标选择

1.投入类指标:

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地区财政支出的比例、普通初中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普通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在投入类指标中, 本文重点选取了财政性教育经费相关指标, 主要是考虑到基本公共服务应当由政府承担资金供给责任, 如果选取教育经费, 会导致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衡量产生偏差, 责任主体不明确。选择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比重, 可以比较客观地衡量该地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

2.能力类指标:

普通小学生师比、普通初中生师比。上述两个指标是衡量教育教学能力和质量的重要参考, 生师比越低, 说明教育能力越强, 教育条件越好。

3.效果类指标:

普通小学升学率、普通初中升学率、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我国义务教育实施以来, 目前适龄儿童入学率、普通小学升学率等指标都较为接近, 比较时鉴别力不强。普通初中升学率可以作为教育整体水平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 文盲半文盲率则是教育, 尤其是基础教育现实效果的一个重要参考。

(二) 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评价指标选择

1.投入类指标:

人均财政医疗卫生支出、财政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参加新农合人数占农村人口比重。医疗卫生有很大一部分不属于基本公共服务范畴, 因此在选择指标上重点考虑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资金投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需要政府投入相应的资金进行补助, 因此也放到投入类指标中。目前提高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水平的重点是农村, 参加新农合比例也可以较好地衡量政府供给基本医疗服务的水平。

2.能力类指标:

每千人口医院和卫生院床位数、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数、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平均每千农业人口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设卫生室的村数占行政村数、每百万人口妇幼保健院 (所/站) 数、每百万人口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每百万人口卫生监督所 (中心) 数、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农村水改受益人口比例、饮用自来水人口占农村人口比例。考虑到农村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地区, 所以在指标体系中加入了乡镇卫生院、乡村医生等指标, 农村水改和卫生厕所建设也是公共卫生服务的代表性指标。妇幼保健院、疾控中心等指标则主要衡量公共卫生领域的服务水平。

3.效果类指标:

孕产妇住院分娩率、围产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中重度营养不良比重、人口平均期望寿命、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新农合补偿受益人次占参合人数比例。一些研究中将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也纳入评价指标, 但本文认为出生率和死亡率同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联系不够紧密, 而且受人口自然增长等因素影响较大, 因此未纳入评价指标范围。还有研究认为医疗机构诊疗人次也是效果类或产出类的重要指标, 本文用孕产妇住院分娩率代替孕产妇死亡率指标, 主要是考虑到随着我国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 孕产妇死亡率已经很低, 而是否能够在医院进行分娩, 则是基础医疗服务应当重点关注的方面。用围产儿死亡率指标代替新生儿死亡率指标主要是因为数据全面性的要求, 按目前统计口径, 新生儿死亡率仅在监测地区有统计, 而围产儿死亡率是医疗机构报告项目, 较为准确。

(三) 基本社会保障和就业评价指标选择

1.投入类指标:

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人均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由于寻求就业支出的分省数据较为困难, 因此本文将就业纳入社会保障和就业这一更宏观的体系进行研究。同时考虑到在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中, 社会福利、城乡社区服务是居民生活、就业等保障的重要组织形式, 具有代表性, 因此也以城乡社区事务支出指标来衡量对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投入情况。

2.能力类指标:

每万人口社区服务设施数、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占城镇人口比例、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占城镇人口比例、参加城镇失业保险人数占城镇人口比例、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占农村人口比例、农村低保标准、城市低保标准、每十万人职业介绍所个数、每十万人职业介绍机构人数、每百万人口社区服务设施数。社区服务设施是指城镇 (街道办事处、居委会) 设立的以非盈利为目的, 为本社区居民服务, 特别是为老年人、残疾人、儿童服务的社区服务中心、活动站、服务站、养老院、老年公寓 (托老所) , 残疾人工疗站、残疾儿童日托所、家务服务站、婚姻介绍所等福利性设施以及职工社会保险管理服务的机构。这些机构所履行的多是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类任务, 因此用这一指标来衡量社会保障提供能力比较合理。各地农村、城市人均最低保障标准或者实际支出指标能较好地反映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水平。

3.效果类指标:

城镇登记失业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职业介绍机构本年度介绍成功人数占本年登记求职人数的比重、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例、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员人均基金支出、年末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占年末参加失业保险人数比例、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员人均基金支出、领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人数占年末参保人数比例。我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一直广受诟病, 准确性不高, 而且这一数据中把农村富余劳动力排除在外, 代表性也不高。但考虑到这一指标客观上反映了城镇人口就业的基本情况, 也衡量着政府在支持就业方面的力度和水平, 同时我国也无其他权威数据可以准确描述就业情况, 因此还是应用这一指标评价就业服务。

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就业人员的从业层次、水平, 一个具有较高技能的人一般来讲其工资应当比具有技能较低的人高, 而就业扶持的重要手段就是开展就业培训, 引导劳动力向适合自己的岗位流动, 客观上可以提高就业人员工资水平, 因此用这一指标衡量政府扶持就业的努力程度具有合理性。职业介绍机构介绍成功人数比例主要反映这些机构的执行情况。采用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例指标, 主要是考虑到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阶段, 农村富余劳动力目前也计入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中, 如果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例显著下降, 说明政府在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摆脱失业半失业状态方面有所成效。其他基金支出类指标主要说明社会保障执行效果。

(四) 公益性基础设施评价指标选择

1.投入类指标:

农村人口人均农林水事务支出, 人均交通运输、文化体育与传媒、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文化体育与传媒、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公益性基础设施涉及的范围很广, 很多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设施均在此列。本文还是从需求的迫切性、基础性和重要性出发, 重点选择农村农林水等事务的支出, 以及交通运输、文化传媒等支出作为衡量基础设施建设的依据。同时, 由于各项支出具有大致相同的性质, 因此把其汇总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重要指标之一。

2.能力类指标:

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比例、农村人均用电量、每平方公里铁路线长度、每平方公里公路线长度、万人均铁路线长度、人均公路线长度、高速公路占公路的比重、每万人邮电营业网点数量、城市用水普及率、城市燃气普及率、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平方米) 。农村水利是基础设施的重要项目, 用灌溉面积指标可以粗略估算出水利设施的建成情况, 同时农村用电量和基础设施是否健全的关系也很密切, 用这两项来衡量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合理。其他指标在现有研究中一般均予以采用, 此处不再赘述。

3.效果类指标:

每公顷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粮食产量、铁路客运密度、公路客运密度、铁路货运密度、公路货运密度、人均邮电业务量、城镇人口人均公共交通客运量。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到位产生的重要结果就是农业生产能力增强, 在此采用单位农业生产能力指标来概括地衡量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效果。货 (客) 运密度指在一定时期内某种运输方式在营运线路的某一区段平均每公里线路通过的货物 (旅客) 运输周转量。计算公式为:货 (客) 运密度=货物 (旅客) 周转量/营业线路长度。该指标可以反映交通运输线路上的货物 (旅客) 运输量运输繁忙程度, 是衡量运输线路运输能力和通过能力大小, 线路规划、布局合理度的重要依据。

(五) 公共安全评价指标选择

1.投入类指标:

人均公共安全支出、公共安全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国防支出属于公共安全的一部分, 但是主要由中央政府提供, 用作地区间比较既不科学, 也无意义, 因此本文仅用公共安全支出指标来衡量公共安全服务投入水平。

2.能力类指标:

每万人口从事公共安全财政供给人员数。由于从事消防、公安、派出所布局、消防设施等数据较难以在公开的数据中找到, 因此, 只能较为笼统地用从事公共安全人员数量指标来评价公共安全提供能力。

3.效果类指标:

人口火灾发生率、万元GDP火灾损失率、人口交通事故发生率、万元GDP交通事故损失率。本文对现有数据进行了研究, 各地区犯罪率、刑事案件侦破率等方面的数据均难以整理、汇总, 因此用火灾、交通事故两项指标来评价公共安全服务实施效果。

(六) 环境保护评价指标选择

1.投入类指标:

人均环境保护支出、环境保护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

2.能力类指标:

每亿元GDP废水治理设施套数、每十万人口废气治理设施套数。这些指标虽然数据可得, 但价值不高, 因为废水、废气治理设施的治理能力不同, 可能一个地区只有一个千万吨级的废水处理设施, 而另一个地区拥有6个百万吨级的设施, 仅从设施数量上无法准确判断处理能力。因此本文更倾向于采用投入和效果类指标来衡量环境保护服务。

3.效果类指标:

每亿元GDP废水排放量、每亿元GDP废气排放量、每亿元GDP工业废物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较多研究采用森林覆盖率作为衡量环境保护服务的重要指标, 本文则认为各地区自然环境及人口承载不同, 是否适合森林生长, 是否有足够的空间供森林生长等都是影响森林覆盖率的重要因素, 森林覆盖率并不能体现政府在环境保护上的重视程度和取得的实际效果。比如内蒙古为了环境保护而大力实施退耕还草, 森林覆盖率并不一定能提高, 而黑龙江即使保护不力, 其森林覆盖率还是要远远高于内蒙古。

五、各项服务在指标体系中权重的确定

一个完整的基本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必须涵盖各类基本公共服务, 并在对其评价的基础上予以综合。由于各类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程度和政府的提供力度并不相同, 必须进行区分。本文采取赋予各类基本公共服务不同权重的方法实现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区分, 并最终综合为基本公共服务总体评价。结合上文论述, 在对6类基本公共服务属性、重要性和提供优先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探讨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的权重, 即对αi进行赋值。

(一) 各项基本公共服务权重的确定

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在评价体系中的权重, 主要依据该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予以确定。这一指标一方面体现了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倾向,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政府视野中该项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程度;另一方面, 这一指标也是当前财政体制下该项基本公共服务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具体地位的体现。目前,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并不健全, 存在不科学的因素, 用财政支出比重确定各项基本公共服务的权重, 不能仅仅考虑到现状, 否则无法对这一现状是否合理进行分析和判断。

1.基础教育。

财政教育支出是一个大范畴的概念, 包括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高中教育和义务教育, 不仅总支出数额较大, 而且占比也较高。考虑到数据的统一性和可比性, 本文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口径, 只对教育经费数据作一定的修正, 主要剔除了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相应经费支出。高中教育、幼儿园、特殊教育虽然不属于基础教育, 但高中教育在某些地区已经普及, 更是衡量教育水平的重要指标, 必须予以考虑。教育行政单位、教育事业单位支出可以理解为为教育提供服务的单位, 也是行使教育服务职能的必需品, 也应予以考虑。

2.公共卫生、基础医疗以及基本社会保障和就业。

目前, 在可得的权威数据中有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相关数据, 其中很多支出不属于公共卫生和基础医疗、基本社会保障的范畴。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欠账, 我国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服务需要大规模补课, 本文在研究时直接采用较基础医疗和公共卫生口径更大的医疗卫生支出数据, 以及较基本社会保障口径更大的社会保障支出数据。

3.公益性基础设施。

本文选取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传媒、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和交通运输的汇总支出作为公益性基础设施支出, 汇总后的支出总量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接近30。从重要程度上讲, 基础设施建设并不比基础教育和基础医疗及公共卫生更为重要, 如果此项支出比重在计算基本公共服务整体水平时过高将不利于整体水平的比较, 因此本文采用取该项支出的50%来计算其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4.公共安全和环境保护。

国防支出应当列入公共安全服务, 但考虑到国防支出一般由中央统一负责, 其均等化程度较高, 进行各地比较没有现实意义, 本文在公共安全服务中将国防支出剔除。另外, 本文直接采用环境保护支出的数据。

5.确定权重。

本文采取下列公式对权重进行计算:某地某年某项基本公共服务指标权重=本地区第A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本地区所有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因此, 权重之和为零。

(二) 基本公共服务各项二级指标权重的确定

除了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在整个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的权重外, 每项基本公共服务也有多个不同的二级指标对其进行描述。因此, 这些指标对该项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也需要用权重的概念来界定, 这样才能使各项指标成为一个体系, 并最终得出对该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评价。按照不同属性, 本文将基本公共服务的评价指标划为投入类、能力类和效果类三种, 对于每类指标权重的设定一是不应过于复杂, 要便于理解和计算;二是三类指标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 权重不应相差过大;三是投入类指标既要反映政府支出倾向, 同时也对供给能力和服务效果有重要影响, 权重应相对较大。综合上述考虑, 本文为投入类、能力类、效果类指标分别赋予40%、30%、30%的权重。

本文对二级指标的权重界定基于两项原则:一是投入类指标中, 人均指标反映实际投入水平, 权重较高;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指标, 反映的是政府投入倾向和本类服务在全部服务中的重要程度, 并不一定和服务水平直接联系, 因此人均支出类指标一般为比例类指标的2倍。二是将每个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进行分类, 明显描述同一方面内容的指标, 则合为一类, 对描述不同类别内容的指标, 赋予同样的权重;在同一类别内部的各个二级指标享有同样的权重。但是环境保护中的能力类指标的数据可比性较差,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环境保护能力的大小, 但描述的准确度和可靠性不如投入类和效果类指标。因此, 针对环境保护服务, 投入类、能力类和效果类指标的权重分别设定为40%、20%和40%。

六、各项服务均等化影响因素的系数确定

由于我国各地区间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情况等差别较大, 仅仅从基本公共服务各项指标直接衡量发展水平显然不够科学, 只有对一些受客观条件影响较大的指标予以修正, 才能正确评价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本文认为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 生活成本差异

生活成本对投入类指标会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按生活成本差异对投入类指标进行修正。一般而言, 以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对指标进行修正较为科学, 但目前我国尚未有各地区价格水平的权威统计数据, 仅有本地区自身时间序列比较的价格指数。由于各地区消费物品不相同, 仅用价格水平进行比较也不够合理, 本文倾向于选择“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和“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两个指标来衡量不同地区的生活成本差异。从大范围的平均水平角度讲, 全年消费性支出和生活消费支出指标可以看作一个正常居民在当地价格水平和生活方式下维持正常生活所需要的成本, 将两个指标进行综合就可以得出该地区生活成本的平均水平。

需要说明的问题是, 可能出现发达地区生活成本较高, 同时生活水平也相对较高, 进行这样的比较会产生不够公平的争论。由于发达地区的生活水平整体上已经达到一定层次, 如果一个居民无法维持这一正常水准的生活, 那么就可能在尊严、满足程度上受到损害。另外, 当地的基本生活用品已经达到一定的价格水平, 其基本类别也不同于欠发达地区, 借助当地平均水平的生活成本可以比较有效地描述生活成本差异情况。因此, 在一个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水平上, 城市生活成本每增加1个百分点, 则公共服务供给成本 (综合考虑工资、物价、费用等因素) 增加约0.2个百分点 (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弹性) ;乡村生活成本每增加1个百分点, 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增加约0.3个百分点。据此, 生活成本差异系数对所有的投入类财政支出绝对数指标均产生作用, 生活成本系数越高, 实际生活成本越低, 需要调增投入类指标。

(二) 人口密度差异

人口密度即人口总量同地域面积的比例, 一般来讲人口分布越分散, 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难度越大, 成本也越高, 人均拥有服务设施量也越大。人口密度对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成本的影响机理可以从三方面加以分析:

1.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在人口密度小的地区, 覆盖同样多的人口则覆盖地域面积较大, 居民要享受服务需要支付交通等额外成本, 要达到相同水平的服务, 既可以增加服务设施的数量, 减小覆盖面积, 又可以提高服务质量, 通过增加人员配备、改进服务工具 (如直升机、汽车等) , 增加覆盖的便捷度。人口密度对基本公共服务成本逆向调节, 人口密度低则需要提高支出水平。

2.人口在地域间并不是平均分布, 相对而言城镇居民居住相对集中, 对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成本影响不大。农村人口分布相对分散, 但在不适宜人类居住地区分布极少, 用人口数同地域面积的比衡量人口居住集中度并不科学。因此, 本文采用“乡村人口”同“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之来衡量人口集中度。农作物播种面积可以近似地描述农村人口生产、生活的区域范围, 其分布也大致在这一范围内, 用此计算人口集中度较有代表性。当然在牧区, 这一指标也会出现相应的问题, 考虑到当前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在牧区一般采用“中心小学”、“乡镇卫生院”等方式提供, 公共服务项目覆盖面积大, 其供给成本也相应提高。因此, 本文还引入“经营性土地”统计指标中的“牧草地”面积指标, 按比例进行调整后, 同“农作物播种面积”指标共同组成“生产生活面积”一项, 计算人口密度。

3.人口集中度达到一定水平后, 对基本公共服务成本的影响作用也会降低, 即在相对集中的基础上, 人口集中程度高低基本不再影响服务提供成本。本文经对数据进行分析, 认为当人口密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时, 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由于居住距离、集中聚居点人口规模等因素, 人口密度对公共产品供给成本的弹性系数约为-0.3, 即密度减少1%, 成本增加0.3%。因此本文对人口密度的影响进行相应处理, 结论是:人口密度系数对投入类指标中的财政支出绝对数产生影响, 同时也对能力类和效果类中的涉及人均水平的设施、服务人员等产生影响。

(三) 地理差异

一般而言, 海拔、温度、降水量等因素也会对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成本和效果衡量产生影响。海拔越高、年平均温度越低、年降水量越少,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成本将会越高。温度和海拔有一定的关联关系, 在同一纬度上, 海拔越高, 温度越低, 两者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机理也大致相同。一是温度低、海拔高会导致服务设施建设成本增高, 一方面建筑材料方面要求更高, 另一方面适宜施工的时间更短。二是会导致服务运行成本的提高, 例如车辆燃油消耗增大、保温保暖要求提高、供氧等保障需求增多等等。三是会导致维护成本高, 道路、桥梁、市政设施等的消耗均将增大, 维护和更新费用也相应较多。所以, 同样的财政支出, 在低海拔、温度适宜地区形成的服务效果会比高海拔、温度较低地区要好很多。

降水量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影响机理同海拔和高度有所不同, 主要是降水量低的地区, 对基础设施需求量更大, 对服务水平要求更高。比如在干旱地区, 农田水利设施需求就大, 对环境保护投入的要求就高。同样的财政支出, 在湿润地区可能可以较好地履行职责, 而在干旱地区就显得极为不足。需要注意的是成本增加同海拔、温度及降水量并不成线性关系, 只有当海拔、温度或降水量达到一定的值后, 其效应才会显现。只有当海拔上升到一定高度, 足以影响生产生活时, 对基本公共服务成本的影响才会显现。只有降水量则需要低到一定的值, 导致地区呈现干旱半干旱状态时, 才会对基本公共服务产生影响。本文采用温度、湿度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成本的关系为代表, 描述自然地理因素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 同时针对高海拔地区引入专门调整系数, 计入整个地理差异系数中。各类系数的确定仍然采用分段描述的方式, 只有各项指标达到一定值时, 才引入系数概念。

温度系数计算采用年平均气温低于10℃为标准, 用各省省会城市年平均气温概括性描述该省平均气温。供给成本则以建筑物建设总造价为参考, 并假设造价同温度呈线性关系。由于年平均气温每降低1℃,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升高6.23%。由此, 温度系数可表示为:当年平均气温高于10℃, 温度系数为1, 即不进行系数调整。当年平均气温低于10℃, 温度系数=1/[1+ (10℃-年平均气温) ×0.0623]。湿度系数计算以干旱半干旱地区的降水量标准, 即年降水量低于500毫米为标准, 低于500毫米的计算系数, 由于涉及省份较少, 本文假定降水量同公共服务成本供给呈线性关系计算系数值。海拔系数则以地区平均海拔高度超过2 000米为标准, 直接根据有关部门计量成本时的一般做法, 采用赋值的办法确定系数。最后对3项系数进行算术平均, 即得到地理系数值。地理系数越低说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成本越高。地理系数对投入类指标中的财政支出绝对数指标具有调节作用。

七、对指标数据进行处理的基本方法

一个对基本公共服务进行评价的指标体系, 其指标必须可比。本文所选取的各项指标的计量单位存在很大的不同, 有人均指标, 有比例指标, 有以货币计量的, 也有以面积计量的, 只有对指标的数据进行处理才能使整个指标体系进行有效的测度。本文主要采用基准评估 (标干) 法来实现各项指标的可比, 并最终给出某地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评价值。基准法又被称为标干法, 其基本思想就是预先选定一个单元或设定一个标准, 并将其作为各个单元在一定期限内的努力方向和试图达到的目标, 到设定期末, 测度本单元完成预定目标的程度和质量, 即为该组织的基准绩效得分, 完整的基准法一般包括选定参照的基准、研究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制定实施计划、执行计划、监控和评估实施结果等步骤。根据评估重点的不同, 选择和设定的参照标准也不同, 既可以采取过程基准, 也可以采取结果基准。本文的研究主要针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进行, 对各项基本公共服务的各类指标均可设定基准 (标干) , 并以此来测度各个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基准的选择可以采取以下方式:一是采取发达国家或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水平和均等化水平均较高国家的平均水平来设定各个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指标的基准;二是以各个指标的全国平均水平为基准;三是以各个指标的全国各个地区目前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为基准。

在上述三个方式中, 第一个方式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 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差,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既有整体水平低的问题, 也有发展极不平衡的问题。如果以发达国家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为基准, 则会严重降低我国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评估水平, 各地区间的差距也变得较小, 难以准确比较。二是发达国家同我国统计制度和体系不同, 各类指标的统计口径也存在较大差异, 再加之数据可得性较差, 因此很难找到和我国相应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指标相一致并且可作为基准的数据。第二个方式虽然便于理解和操作, 但也会带来人为缩小公共服务差距的问题。由于我国各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异较大, 可能某几个省份就会将平均指标的水平降低几个档次, 而这样就会存在高估接近或超过平均水平省份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问题, 同时也缩小了高过这几个省份水平的其他省份评估结果间的差异。本文倾向于选择第三个方式, 并且在实际操作中也选用了第三个方式。通过选取某项指标的最高值, 并以其他值与其的比值测度该指标的水平, 既可以有效拉开最终测度值的距离, 使最终指标的可比较性较强, 同时也可以较好地寻找差距, 指出该项指标可提高的空间, 而这也正是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进行评价的现实意义所在。

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价指标体系纵览

按照上述分析和研究, 本文建立了基本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 如表1所示, “项目”一栏为一级指标;“指标类别 (权重) ”一栏, 为二级指标的具体类别, 其中数字代表该类指标的权重;“指标”一栏则具体列明了二级指标;“系数调整”一栏, 成本差异系数表示为C, 人口密度差异系数表示为P, 地理差异系数表述为T, 在该栏中列出系数则对相应的指标进行调整;“指标权重”一栏具体列出了每个二级指标在本类指标中的具体权重。

以上即是基本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的主要内容, 可以表述为6项一级指标, 3种指标类别, 88个二级指标、3个修正系数和2类指标权重的基本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同时每个年度的各个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评价值还应分别按该年度的项目权重加权后进行汇总, 最终形成某地某年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综合评价指标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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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昌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及其行动框架[EB/OL].国研网, 2008.

科学素质莫纠结于某一指标 篇4

近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政府正陆续与中国科协签订《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共建协议》（下文简称“《共建协议》”），通过约定各地的公民科学素质在2015年所要达到的水平，为实现5%的全国目标提供支撑。

为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设定明确的发展指标，或许可以归因于一个事实：2010年的第八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显示，全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仅为3.27%，远低于美国和欧洲的发达国家。因此，迅速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这项工作的重要一环。

但是，作为全民科学素质工作和《共建协议》背后看不见的“指挥棒”，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的结果，真的能反映全国各地不同阶层的人们理解和应用科学的真实水平吗？

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是20世纪80年代末由美国传入的“舶来品”。美国人对“公民科学素质”及其衡量方法的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20年代。经过大批学者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有相对成型的理论体系。而后，与美国“2061计划”相配合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正式开始实施。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米勒提出，并沿用至今的测试方法，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3个部分。其中，科学知识部分根据“2061计划”中给出的公民应当掌握的知识点，设计了16道题目，后来在实际使用中逐渐精简为9道。至于后两个部分，几乎从这项调查诞生之日起，关于它们是否科学的争论便时有发生。

科技界与社会学界争论的焦点，在于后两个部分的调查结果，受人们文化背景差异等因素影响甚大。我们知道，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处在不同的“信息流”当中。而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最终选择解决问题的途径，与国家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或者说，中国的媒体和教育机构赋予这个国家的文化背景，与美国存在相当显著的差异。然而，由美国人设计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是为以科学技术文化为主导的工业化国家设计的。因此，如果将这项调查的方法和题目不做任何改动，直接套用到中国，就很可能出现类似“邯郸学步”的情况，得到不科学的调查结论。

即使在科学知识部分，调查问卷的题目设置也会由于文化背景的因素，不可避免地带有倾向性。比如，有一道题是判断“人类从动物进化过来”的说法是否正确。在美国这个典型的基督教国家，相当一部分人因为信仰的关系而选择相信神创论，因此他们会在答卷中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为了避免误会，这道题目后来不得不加上“按照生物学研究”的定语，但这又形成了另一种倾向性。而在中国，由于人们大多自幼接受唯物主义价值观的熏陶，因此在回答这道题时会不假思索地选择符合现代科学研究的答案，但这并不能代表真实的科学素质水平。

另一方面，调查方法也有可能对结果造成影响。在调查问卷中，设置有一些“一票否决题”，比如询问调查对象对算卦、求签的看法。可以想象，大多数受试者在接受科协或者政府工作人员面访的时候，很可能会因为考虑到对方的身份，给出“科学”的回答。而在美国，由于调查被委托给第三方机构通过电话进行，由调查人员身份带来的干扰因素就被有效减少了。

基本科学指标 篇5

关键词：学科创新力 人文社会科学 综合指标评价

中图分类号： G250.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1-0098-05

1 引言

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构成要素的多样性和形成机制的复杂性决定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评价方案的多样性，核心指标评价方案就是选择少数能反映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本质特征的变量，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进行评价，它具有形式简单、数据可靠程度高的特点[1-2]。核心指标评价仍属于多指标评价的范畴，但是与综合评价比较，指标体系已经大大简化，因此可以看成是综合评价与单指标评价的中间环节。本文以创新产出作为核心指标，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进行评价，探讨运用核心指标评价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2 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核心指标评价的必要性

2.1 现有大学评价及学科评价的不足

相关大学评价以及学科评价的评价方案大都包含十几个或几十个指标。指标的增加虽然能使我们深刻发掘大学和学科发展的影响因素[3]，全面表述大学和学科的发展现状，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指标体系的繁杂有可能产生两种负面效应：

（1） 指标越多人们对评价对象的关键影响因素的把握就越困难，对对象本质特征的认识就越模糊。实际上，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评价有两项基本功能：一是提供一套不同评价对象的比较结果，使各评价对象能据此客观认识自身的现状，并科学选择追赶的目标和路径；二是通过评价研究深化对学科创新力本质特征的认识，从而为学科创新力形成机制研究提供分析框架。这样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评价研究就应遵循发散与收敛相结合的理论路径。通过发散思维，不断发掘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的影响因素；通过收敛思维凝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而形成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的整体认识。众所周知，学科创新能力是学科竞争力的核心，是学科发展的首要因素和本质要求，对学科创新力的判断就是使用少数量化指标解释学科创新的本质特征，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核心指标的凝练和完善，有可能逐步上升为学科创新力的常规衡量标准。由此可见，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核心评价指标的筛选还能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评价活动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活动的互动。

（2） 指标体系的复杂化给数据收集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数据匹配能力的降低有可能使评价结果偏离发展现实。在具体评价实践中，指标扩充产生的问题是数据匹配程度的降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评价必须有系统的统计和调查数据与其匹配。规范的统计体系、完备的调查系统和功能强大的数据库是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评价的基础条件平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有关学科发展和学科创新能力的统计尚未进入正式统计核算体系。现行的科技统计体系难以满足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的现实需求。

本文提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评价指标体系能否走一条简化的路线，即通过少数核心指标的提炼，对学科创新力进行评价。这样就需要探讨应采取何种路径对指标体系进行简化，运用核心指标的评价与综合评价又有什么样的互补关系等问题。

从目前检索系统的数据提供能力看，数据匹配能力最强的是论文指标、著作指标、报告指标以及奖项指标[4]。这些指标的匹配数据不仅统计口径规范、历史跨度大，而且开发出了大量的应用软件，可用以挖掘数据资源背后的信息。也就是说，以显示性的成果指标为主体，构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核心指标体系不仅在逻辑上成立，而且在技术上可行[5]。

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评价实质是对创新能力显性要素的评价，即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外部实现的评价，这样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驱动要素的创新环境指标、创新投入指标，都可以不纳入评价指标体系之中，而直接对环境和投入的作用结果即创新产出进行评价。这种技术处理更符合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驱动要素与表征要素的逻辑关系。

2.2 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形成机制研究对创新力评价的理论意义

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形成机制分析首先要研究学科创新的组织运行载体和学科成果的生产方式，然后，对影响学科创新活动的要素进行分解，揭示这些要素是如何影响创新活动的，进而阐明学科创新力的形成机制。要素分解和作用关系模型构建是学科创新力形成机制研究的两个关键环节。从这种意义上说，学科创新力形成机制研究是基于关系分析的过程描述。挖掘学科创新力的影响要素，探讨影响要素之间的作用规律是学科创新力形成机制研究的落脚点。

与学科创新力形成机制研究相比，创新力评价研究是对既成结果的评价。其直接测度物不是学科创新能力形成过程中的多种影响要素，而是这些影响要素相互作用所产成的创新成果，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全部体现在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之中，学科创新力评价研究可看成是学科创新力形成机制研究的下游成果，其评价结果可为创新力形成机制模型提供检验的证据，或者作为创新力机制回溯研究的依据。

目前的相关评价，一般都是以构成要素的分析作为基础，因为这是解释表征要素，进而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前提[6-10]。然而，本文需要做出的重要理论划界是对学科创新力的驱动要素与表征要素的区分，以避免评价过程中的重复计算，因为驱动要素的作用已经体现在表征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之中。应该看到，已有评价方案的缺欠之一是在要素分解的基础上未做进一步的要素区分，而是将所有要素做平行处理，一并列入指标体系，这种处理方式导致的后果便是指标体系的复杂化和评价结果的失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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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核心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

根据本文核心指标体系设计理论，本文选择学科创新力产出作为创新力核心评价指标，产出主要包括论文、著作和获奖。评价对象分别选择南京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作为中观评价对象，同时选择全国范围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学科创新力作为宏观评价对象，通过核心指标评价结果分析，验证核心指标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在确定指标权重时采用专家调查表请学科专家和评价专家对指标权重直接打分。直接打分法无论是对于专家打分还是权重计算都较简便，如果选择的专家对调查领域比较熟悉，则专家打分具有较强的可信度，一般不需要进行一致性检查。选择创新产出作为学科创新力核心评价指标，在计算时，对专家给出的结果进行平均加权（核心评价指标及权重见表1）。

对表1中的创新产出各指标进行权重总排序计算，计算方法为：W=R1*R2*R3

（1）WC11=RC1*RC11， WC12=RC1*RC12， WC13=RC1*RC13， WC14=RC1*RC14， WC21=RC2*RC21， WC22=RC2*RC22， WC23=RC2*RC23， WC31=RC3*RC31， WC32=RC3*RC32， WC33=RC3*RC33。

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4 样本学科创新力核心指标评价比较

4.1 学科创新力核心指标中观评价

以南京大学历史学、新闻传播学、法学等作为中观评价对象，这些学科的学科创新力评价指标统计值如表3所示。为便于将学科创新力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将各指标统计值T同一量纲，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归一化值T'。处理方法为：（2）按照式2计算得归一化后的指标统计值，记上述各学科所在院系的归一化统计数据矩阵为Pi，例如，将历史学归一化统计数据矩阵为

P1=[0.1875，0.0410，0.0831，0.0816，0.1693， 0.0667，

0.0000，0.1429，0.1360]

新闻传播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图情档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语言学，戏剧影视艺术，哲学归一化统计数据分别记为P2，P3，P4，P5，P6，P7，P8，P9，P10，P11，P12，P13，各学科的学科创新力按式3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Ii=∑Pi*WT （3）

可以看出，南京大学文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和哲学学科创新力比其他学科的学科创新力有较明显的优势，其中文学的学科创新力最强，戏剧影视艺术、教育学、新闻传播学和心理学学科创新力处于较弱的位置，其中心理学学科创新力最弱。

4.2 学科创新力核心指标宏观评价

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整体作为宏观评价对象，采用核心指标进行学科创新力评价，得出管理学、哲学、宗教学等学科的学科创新力如表5所示。根据专家问卷回收意见，统计时间为三年，为便于比较，取2007年至2009年。

按照式2计算归一化后的指标统计值，并按照式3计算人文社会学科各学科创新力，评价结果和表6所示。

可以看出，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力与其他学科相比较有明显的优势，这与今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各种新问题不断涌现需要经济学领域学者不断探索是一致的。文学、历史学、管理学的学科创新力也处于较高水平，其中文学、历史学的学科创新力与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新的时代厚积薄发，文学和历史学领域的学者适应新的社会形势，不断推陈出新是一致的。而新闻传播学、心理学、民族学、体育学、宗教学、统计学和考古学学科创新力处于较低水平。这与这些学科在我国属于新兴学科（如新闻传播学、心理学）或者这些学科属于传统学科（如考古学）或相对固定的研究模式和研究内容（如统计学、宗教学等）导致创新空间较少是较为一致的。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学科创新力核心指标评价体系能够反映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的大致状况。

4.3 学科创新力评价结果综合分析

将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的综合评价（中观）[11]和核心评价（中观），以及全国范围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去掉南京大学不包含的学科）核心评价（宏观）进行排序，详细排名见表7。

从表7可以看到，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创新力无论是用综合评价还是用核心评价，得出的评价排名都较为一致，这说明，无论是哪种学科创新力评价指标都能较为客观地反映某个学科创新力在各个学科整体中创新力所处的水平和位置。

从表7可以看到全国范围的学科整体创新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的教育学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中处于较低水平，说明南京大学教育学学科创新力水平低于全国范围的教育学平均学科创新力水平，这与南京大学的教育学的学科发展状况也是相一致的。全国范围的学科整体创新力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的图情档学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中则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这说明南京大学图情档学学科创新力水平高于全国范围的图情档学平均学科创新力水平，这与南京大学图情档学是国家一级重点学科是相一致的。全国范围的学科整体创新力较强的经济学、文学、历史学和管理学对应的南京大学文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历史学学科创新力也较强。上述分析说明南京大学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除了少数学科如教育学、图情档学，其余学科的学科创新力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学科整体的创新力大致状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上述分析说明，核心评价指标体系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通过核心指标评价，对学科创新力进行横向和纵向角度的比较，即将同一学科的不同单位以及不同学科之间进行比较，在比较中把握和分析学科的发展与创新点，帮助决策部门调整科研资源的分配，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率，帮助研究人员调整研究方向，提高科研质量和创新水平。

5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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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现有大学评价及学科评价的分析以及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形成机制的研究得出采用核心指标评价的必要性。然后根据核心指标体系设计理论，选择学科创新力产出作为创新力核心评价指标，产出主要包括论文、著作和获奖，通过专家打分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分别选择南京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作为中观评价对象，同时选择全国范围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作为宏观评价对象，最后通过核心指标评价结果分析，验证核心指标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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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钱玲飞（1979-），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馆员，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情报学博士研究生；杨建林（1970-），男，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邓三鸿（1975-），男，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