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宫内膜腺癌/病理学（精选8篇）
子宫内膜腺癌/病理学 篇1
子宫浆液性癌( uterine serous carcinoma,USC) 属于Ⅱ型子宫内膜癌,发病率较低占子宫内膜癌的1%~ 10% ,但死亡率高,其5 年总体生存率明显低于Ⅰ型子宫内膜癌[1]。在病理诊断上,USC容易与低分化子宫内膜样腺癌( grade 3 endometrioid endometrial carcinoma,G3EEC) 混淆。文献报道,USC患者术前宫腔镜活检误诊的组织学类型中G3EEC占77. 8%[2]。USC和G3EEC的预后是否不同引起临床医生关注[3]。本研究回顾性分析广东省子宫内膜癌防治项目的USC患者和G3EEC患者,旨在比较两者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的差异。
1 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收集广东省子宫内膜癌防治项目2000 年1 月1 日至2010 年12 月31 日的USC患者( 101 例) 及G3EEC患者( 619 例) 的临床资料。所有病例均于协作医院行初次手术,经手术病理确诊且有随访资料,排除子宫卵巢原发双癌。USC患者和G3EEC患者记录孕产史分别有98 例和597 例,记录体质量指数( BMI) 值分别有53 例和318 例,术前诊断为子宫内膜癌分别有88 例和589 例。术前采用1971年国际妇产科联盟( FIGO) 临床分期标准,术后采用2009 年FIGO手术病理分期标准。根据2006 年《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以24 kg /m2≤BMI< 28 kg / m2为超重,以BMI≥28 kg /m2为肥胖。
1.2治疗
全部患者均行手术治疗,USC患者和G3EEC患者行腹水细胞学检查分别有67 例和486例,行盆腔淋巴结切除分别有64 例和453 例,行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切除分别有5 例和63 例,行大网膜切除分别有11 例和51 例。USC患者和G3EEC患者术后行辅助治疗分别有65 例和350 例。
1.3随访
采用电话随访、信件随访、门诊复查等多种方式随访。随访截止时间为2012 年12 月31 日。总体生存时间为手术治疗之日至死亡或末次随访日的时间,无进展生存时间为手术治疗之日至疾病进展或末次随访日的时间。全部病例中位随访时间为42. 3 个月( 2. 2 ~ 154. 4 个月) ,USC组20 例失访,随访率为80. 2% ,G3EEC组69 例失访,随访率为88. 9% 。
1.4观察指标
①临床特征,包括: 年龄、孕产史、首发症状( 异常子宫出血) 、合并症( 肥胖、糖尿病、高血压) 、临床分期Ⅲ或Ⅳ期; ②术后病理特征,包括: 手术病理分期Ⅲ或Ⅳ期、临床分期为Ⅰ期术后分期升高、肿瘤局限于宫腔下部、深肌层浸润、腹水细胞学阳性、宫颈间质浸润、盆腔淋巴结及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转移和大网膜转移; ③免疫组化情况,包括: 雌激素受体( ER) 、孕激素受体( PR) 、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 HER-2 /neu) 、P53; ④预后情况,包括: 5 年总体生存率( overall survival,OS) 、无进展生存率( progress free survival,PFS) 。
1.5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6. 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应用t检验,计数资料应用卡方检验。生存率用Kaplan-Meier法计算,Log-rank检验比较组间差异。P < 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临床特征比较
两组患者的发病年龄、未产、合并症、首发症状( 异常子宫出血) 、临床分期Ⅲ或Ⅳ期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见表1。
2.2病理特征比较
两组患者手术病理分期Ⅲ或Ⅳ期、临床Ⅰ期术后分期升高、肿瘤局限于宫腔下部、深肌层浸润、腹水细胞学阳性、宫颈间质浸润、盆腔淋巴结及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转移和大网膜转移的比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见表2。
2.3免疫组化结果比较
两组患者ER、PR、HER-2 / neu的阳性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而USC组P53 的阳性率高于G3EEC组( P < 0. 05) 。见表3。
2.4预后比较
USC组患者和G3EEC组的5 年OS分别为74. 9% 和78. 4% 。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 0. 272,P = 0. 602 ) 。两组患者的总体生存曲线见图1。USC组患者和G3EEC组的5年PFS分别为67. 9% 和70. 1% ,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 0. 597,P = 0. 440 ) 。两组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曲线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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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USC和G3EEC均属于高危型子宫内膜癌,1988年FIGO指出,G3EEC的特征是超过50% 的区域呈非鳞状或桑葚状上皮的实性生长或明显的核非典型性。USC的特征之一是典型的分支乳头状结构。有病理学家指出,由于USC有相似程度的实性生长及核非典型性,且部分G3EEC可有乳头成分,使得两者的鉴别困难[4]。两者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的比较是近年来临床医生关注的热点,但目前国内外研究均存在样本量小及单中心研究的不足,为了更好地对比分析这两种组织学类型的子宫内膜癌,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广东省子宫内膜癌防治项目近10 年的病例资料。
3.1临床特征
通常Ⅱ型子宫内膜癌的发病年龄比Ⅰ型子宫内膜癌大。Ayeni等[3]报道,USC患者与G3EEC患者的平均发病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 42) 。另有文献报道,USC患者发病年龄高于G3EEC患者[5]。本组资料中,USC患者和G3EEC患者的平均发病年龄分别为56. 2 + 10. 3 岁和54. 5 ±8. 7 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与Ayeni等报道一致,说明G3EEC患者的发病年龄可能高于高中分化子宫内膜样腺癌。Ⅱ型子宫内膜癌为非雌激素依赖型,未产与其无明显相关,本资料也显示两组患者未产的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本资料中两组患者合并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的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说明USC患者和G3EEC患者与代谢综合征的相关性相似。另外,两组患者常见的首发症状为异常子宫出血且有相似比例的临床晚期患者,说明USC和G3EEC在初诊时疾病的临床表现和严重程度相似。
3.2病理特征
Park等[5]报道47 例USC患者和61例G3EEC患者,手术病理分期Ⅲ或Ⅳ期的比例分别占36. 2% 和36. 1%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1. 000) 。本资料中,USC患者和G3EEC患者手术病理分期Ⅲ或Ⅳ期的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文献报道相似。USC侵袭性强,诊断时多已发生子宫外转移,30% ~72% 术前没有子宫外转移证据的USC患者术后分期升高[6]。本资料中,临床分期为Ⅰ期的USC患者和G3EEC患者术后分期升高的比例分别占38. 1% 和30. 8%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另外,USC患者和G3EEC患者肿瘤生长于宫腔下部、深肌层浸润、腹水细胞学阳性、宫颈间质浸润的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相对Ⅰ型子宫内膜癌,USC易发生淋巴结转移及腹腔转移,包括肠系膜和大网膜转移。本资料显示,USC组和G3EEC组盆腔淋巴结转移、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转移、大网膜转移的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因此,G3EEC和USC具有相似的恶性度和侵袭性。
3.3分子生物学特征
Ⅱ型子宫内膜癌的雌孕激素受体表达低于Ⅰ型子宫内膜癌。文献报道,84% 的高分化和中分化子宫内膜样腺癌存在ER表达,而USC和透明细胞癌则为9% ~ 54% ; 83% 的高分化和中分化子宫内膜样腺癌存在PR表达,而USC仅为11% ~54%[7]。本研究发现,USC患者和G3EEC患者的ER阳性率分别为46. 9% 和55. 6% ,PR阳性率分别为50. 0% 和61. 7%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说明G3EEC的发病机制可能与USC相似,为非雌激素依赖型。文献报道,18% ~ 80% 的非子宫内膜样腺癌患者中存在HER-2 蛋白过度表达和( 或) 基因扩增,而子宫内膜样腺癌中HER-2/neu表达阳性率仅有9% ~ 30%[4]。本资料中,USC患者和G3EEC患者HER-2 / neu表达阳性率分别为60. 9% 和48. 7%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说明HER-2 蛋白过度表达可能是USC和G3EEC共同的发病机制之一。P53 基因突变是目前已知USC最常见的基因改变,文献报道90% 的USC伴有P53 的突变[8],而子宫内膜样腺癌仅为33. 3%[9]。本资料中,G3EEC组P53 的阳性率低于USC组,但比文献报道的高中分化子宫内膜样腺癌高,达到53. 4% ,在病理诊断中,P53 的检测或许可以有助于USC和G3EEC的鉴别。
3.4预后
Hamilton等[10]研究发现,USC和透明细胞癌患者子宫外转移较G3EEC多见,预后比G3EEC患者差; 另有学者报道,USC患者和G3EEC患者的5年OS分别为45. 4% 和51. 3%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 4)[3]。本资料中,USC组和G3EEC组患者的5年OS分别为74. 9% 和78. 4% ,5 年PFS分别为67. 9% 和70. 1%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两者相似的预后提示G3EEC治疗策略的制定应参照非子宫内膜样腺癌,需引起临床医生的重视。
本研究发现,G3EEC患者与USC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具有相当多的一致性,对于G3EEC的病理诊断应注意鉴别,并且建议病理医生复片。今后还需进一步研究相关分子改变,发现更为精确的分子特性,更好地揭示USC和G3EEC的发病机制,从而指导诊疗方案。
摘要：目的:探讨子宫浆液性癌(USC)和低分化子宫内膜样腺癌(G3EEC)的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差异。方法:回顾性分析广东省子宫内膜癌防治项目200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收治的101例USC患者和619例G3EEC患者,比较两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免疫组化结果和预后。结果:1USC组和G3EEC组的发病年龄、未产、糖尿病、高血压、肥胖、首发症状(异常子宫出血)、临床分期Ⅲ或Ⅳ期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手术病理分期Ⅲ或Ⅳ期、临床Ⅰ期术后分期升高、肿瘤局限于宫腔下部、深肌层浸润、腹水细胞学阳性、宫颈间质浸润、淋巴结转移以及大网膜转移比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3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USC组P53阳性率(86.2%)高于G3EEC组患者(53.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5年总体生存率和无进展生存率,USC组患者分别为74.9%和67.9%,G3EEC组患者分别为78.4%和70.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G3EEC患者与USC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具有较多相似点,临床上应重视G3EEC的诊治与随访。
关键词：子宫浆液性癌,低分化子宫内膜样腺癌,临床病理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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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腺癌/病理学 篇2
【关键词】 低度；恶性；子宫内膜间质肉瘤；临床；病理学特征
在子宫肿瘤中，低度恶性子宫内膜间质肉瘤是非常罕见的，是所有女性生殖道肿瘤中，仅占0.2%的比例。临床表现中，常常具有比较特异的基本组织学形态，但是，多种成分分化也常常伴随其中，导致多样的病理形态表现，很容易造成漏诊或误诊。对临床统计的低度恶性子宫内膜间质肉瘤患者免疫组化特点、临床病理组织学、鉴别与诊断、预后等进行探讨和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回顾性统计分析我院自2001年2月至2013年2月收治的低度恶性子宫内膜间质肉瘤患者13例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经过临床外检确诊，年龄为30-58岁，平均年龄为44.2岁。
1.2 方法 应用10%甲醛固定标本组织，常规石蜡包埋、脱水等处理，切片厚度为4μm，光镜观察，HE染色。同时，DAB显色，应用免疫组化S-P法标记。所用抗体主要有：SMA、CK（Pan）、CD10、α-inhibin、desmin、caldesmon、Vimentin、PR、ER、ki-67、CD99、二抗试剂盒等。
2 结 果
2.1 临床表现及转归 主要症状为绝经后阴道流血3例，月经不规则10例；其中主诉有盆腔坠胀感10例。在手术之前的诊断中，结果为子宫平滑肌瘤9例，结果为子宫肿瘤待查2例，结果为子宫腺肌症2例。行全子宫及双附件切除术5例，行全子宫切除术8例
2.2 病理学检查 临床肉眼观察中，所有的低度恶性子宫内膜间质肉瘤患者中，位于子宫肌壁间9例，子宫弥漫性增大1例，位于子宫黏膜下层分别向肌壁和宫腔内突入3例。最大的肿瘤切面直径为3-8.5cm，呈黄褐色、粉红色、灰白色蚯蚓状生长，质地均比较细软、鱼肉状或均质，其中1例患者伴有局灶坏死、出血。同时伴发子宫平滑肌瘤3例。
通过镜下检查观察，均呈浸润性的瘤组织生长，由类似增生期子宫内膜间质细胞密集排列的瘤细胞围绕螺旋小动脉样的血管分布，均比较少见核分裂，可见泡沫细胞聚集区2例，可见玻璃样变性条索物2例，伴局灶坏死、出血1例。其中局部伴平滑肌分化2例，伴腺体分化1例（见图1），伴性索样分化2例（见图2）。
所有低度恶性子宫内膜间质肉瘤患者瘤细胞均CD10（见图3），PR、ER、Vimentin阳性。2例伴性索样分化SMA、CD99、PR、ER、Vimentin（见图4），α-inhibin（-），desmin均（+）。伴平滑肌分化2例患者caldesmon、desmin及SMA均阳性。伴腺体分化1例患者腺体CK（+）。ki-67阳性指数中，所有低度恶性子宫内膜间质肉瘤患者均在40%以下。
3 讨 论
低度恶性子宫内膜间质肉瘤是一种妇科肿瘤，在临床中十分罕见，属于雌激素依赖性肿瘤，来自子宫内膜间质的原始間叶细胞，在这类患者中，具有激素治疗史的患者能够占到一半。43-58岁女性是此病的多发时期，女童及青春期比较少见。临床特征中，本病无特异性，因此，妇科检查中大多数患者均误诊为肌腺症及子宫肌瘤等，本组研究中，也有很多患者术前诊断为子宫平滑肌肌瘤。目前，低度恶性子宫内膜间质肉瘤的致病原因尚不清楚，具有多样的分子发生机制，包括最常见的2个锌指基因JJAZ1和JAZF1融合和t（7；17）转位。可由子宫以外分布的异位子宫内膜间质发生恶性病变而形成，也可来源于腺肌瘤的内膜及原位子宫内膜间质。
肌壁间或子宫黏膜下是大多低度恶性子宫内膜间质肉瘤瘤体的存在部位，同时分别向肌壁内和宫腔内突入，导致子宫弥漫性增大。典型瘤细胞形态呈卵圆形或短梭形，核膜清晰，均匀一致，胞质缺如或稀少，核仁不显著，核染色质微细，核分裂象稀少，一般情况下，为3个/10HPF及其以下，瘤细胞呈弥漫分布，围绕着螺旋小动脉，由纤维性条索对其进行分隔，也常常有透明变性病灶区出现，一般缺乏坏死、出血区，但是，在子宫肌层或脉管内，程度不等的呈浸润性生长。多种形态变异可出现，出现子宫内膜型腺体，出现泡沫状细胞，核分裂象增多，黏液样变性，出现性索状结构，纤维/肌纤维母细胞分化，平滑肌分化，融合性坏死，横纹肌分化，出现大量大血管。低度恶性子宫内膜间质肉瘤患者中性索样成分的研究，目前大多认为只是在类似于形态学上卵巢性索成分，并不是真正的性索成分，已被免疫组化和电镜所证实。但是，确实有部分患者可出现α-inhibin阳性表达。所以，可能子宫内膜间质细胞同时具有肌样、上皮、向性索分化的能力。
具有比较特异的低度恶性子宫内膜间质肉瘤基本组织学形态，但是，上述成分分化同时伴随时，往往会造成诊断困难，要对其进行鉴别诊断需要结合以下几种病变①子宫内膜间质结节。二者具有基本相同的组织学特点，但是此瘤有少数区距离瘤结节边缘3mm以内的浸润或缺乏浸润，如果超过了此标准，则可诊断为低度恶性子宫内膜间质肉瘤。但是需要注意，刮宫标本中有无瘤组织浸润无法进行判断，所以，不能够区别上述两种情况。②高级别子宫内膜间质肉瘤。两者划分标准的重要指标曾是核分裂象计数。但是通过后来的研究发现，低度恶性子宫内膜间质肉瘤的核分裂同样可超过10个/10HPF。③子宫Mujller腺肉瘤。良性表现，或有一定非典型性的大量活跃增生的，腺体周围呈袖套状结构排列、核分裂象增多、异形明显的肿瘤性间质细胞，其特点是多结节状结构。低度恶性子宫内膜间质肉瘤瘤细胞围绕螺旋小动脉均匀、弥漫分布的特征不具有。④恶性子宫中胚混合瘤，由肉瘤与苗勒管源性恶性上皮两种成分混合。⑤子宫富于细胞平滑肌瘤。显微镜下表现为胞浆嗜酸性的呈束状排列的梭形细胞，多有厚壁血管散在瘤组织中，有不规则的与邻近的肌层平滑肌间延续，但是无浸润性生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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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腺癌/病理学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0年至2012年莱芜市人民医院妇产科送检不同性质子宫内膜标本90例 (术前均未行化疗、放疗或生物治疗) , 平均年龄64岁 (46~75岁) 。其中, 正常子宫内膜20例, 子宫内膜单纯性增生20例, 子宫内膜腺体异型增生10例, 子宫内膜浆液性癌40例。按FIGO临床病理分期标准划分, 子宫内膜浆液性癌Ⅰ期4例, Ⅱ期8例, Ⅲ期20例, Ⅳ期8例。有淋巴结转移者23例, 无淋巴结转移者17例。所有标本均再次切片HE染色证实诊断。
1.2 主要试剂及检测方法
羊抗人IMP3单克隆抗体购自美国SANTA CRUZ公司, 免疫组化试剂盒 (PV-9000) 、DAB显色试剂盒均购自北京中杉金桥公司。采用免疫组化PV-9000通用型二步法, 石蜡切片逐级脱蜡至水, 抗原修复, 3%H2O2封闭内源性过氧化物酶5~10 min, PBS冲洗, 滴加一抗, 4℃过夜, PBS洗3次, 滴加试剂1, 37℃孵育20 min, PBS冲洗3次, 滴加试剂2, 37℃孵育20 min, PBS冲洗3次, DAB显色, 自来水冲洗, 苏木素复染, 脱水透明, 封片, 光镜观察。
1.3 结果判定
IMP3蛋白阳性表达位于肿瘤细胞质内, 呈棕黄色, 高倍镜 (10×40) 下对每张切片随机选择5个视野, 每个视野计数200个细胞, 共计1 000个细胞。无阳性细胞为阴性 (-) , 阳性细胞数<10%为 (+) , 10%~50%为 (++) , >50%为 (+++) 。
1.4 统计学处理
阳性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和四格表确切概率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IMP3在不同性质的子宫内膜中的表达
IMP3蛋白定位于细胞浆, 呈棕黄色 (图1) 。40例子宫内膜浆液性癌组织中26例IMP3表达阳性, 表达率为72.5% (26/40) ;10例子宫内膜异型增生组织中7例IMP3表达阳性, 表达率为70% (7/10) ;20例子宫内膜单纯性增生组织中3例IMP3弱阳性表达, 表达率为15% (3/20) ;20例正常子宫内膜组织中2例IMP3弱阳性表达, 表达率为10% (2/20) 。子宫内膜浆液性癌和子宫内膜腺体异型增生组织中IMP3的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子宫内膜单纯性增生和正常子宫内膜,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均P<0.05) 。见表1。
2.2 IMP3表达与子宫内膜浆液性癌中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IMP3蛋白表达与子宫内膜浆液性癌的临床病理分期和淋巴结转移情况有关, 与患者年龄无关。IMP3蛋白在子宫内膜浆液性癌早期 (Ⅰ-Ⅱ期) 肿瘤中阳性表达率为50%, 在晚期 (Ⅲ-Ⅳ期) 肿瘤中阳性表达率为82.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IMP3蛋白在有淋巴结转移的子宫内膜浆液性癌中阳性表达率为87.0%, 在无淋巴结转移的子宫内膜浆液性癌中阳性表达率为52.9%,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IMP3蛋白在年龄小于55岁的子宫内膜浆液性癌组织中阳性表达率为66.7%, 在年龄大于及等于55岁的子宫内膜浆液性癌组织中阳性表达率为74.2%,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2。
3 讨论
子宫内膜癌是女性生殖系统肿瘤中最常见的肿瘤之一, 子宫内膜浆液性癌是子宫内膜癌的一个亚型, 被分类为Ⅱ型子宫内膜癌。因为子宫内膜浆液性癌具有早期浸润及转移的特点, 所以恶性程度较高。据统计, 60%~70%患者在诊断为子宫内膜浆液性癌时已存在子宫外转移, 因此手术治疗效果差, 整体存活率仅为18%~27%。基于以上原因, 寻找子宫内膜浆液性癌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相关分子标志物成为早期诊断和治疗子宫内膜浆液性癌的发展方向。
IMP3是胰岛素样生长因子ⅡmRNA结合蛋白家族的一员, 其基因定位于7p11.5, 可编码由580个氨基酸组成的RNA结合蛋白, 相对分子质量为6.5×104。IMP3在胚胎形成早期的RNA运输、稳定、细胞生长和迁移中起着重要作用[6]。最近研究[7]证实, IMP3可能通过调节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IGF-Ⅱ) 的表达而促进肿瘤的发生发展。
IGF-Ⅱ是一个胚胎性生长因子, 与胰岛素原有高度同源性, 在胚胎发育和细胞生长中促进细胞分裂, 从而促进细胞增殖;通过抑制肿瘤坏死因子, 抑制细胞凋亡, 促进肿瘤细胞增生;通过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 (VEGF) 的产生, 促进肿瘤血管形成, 促进肿瘤发展[8]。IGF-Ⅱ的基因转录物包括6种mRNA, IMP3主要与IGF-Ⅱleader3mRNA结合, 通过促进IGF-Ⅱleader3mRNA的翻译从而上调IGF-Ⅱ的蛋白表达水平, 进而促进肿瘤细胞的增生。Prince等[9]研究发现, IMP3还参与上调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s) 的活性, 促进肿瘤细胞外基质的降解, 有助于肿瘤转移。Vikesaa等[10]研究发现, IMP3参与编码CD44mRNA, 促进癌细胞伪足结构形成, 在肿瘤的转移和侵袭中起到重要作用。
Zheng等[5]研究指出, IMP3的表达与Ⅱ型子宫内膜腺癌密切相关。我们研究了IMP3在子宫内膜浆液性癌和子宫内膜腺体异型增生中的表达, 发现IMP3在子宫内膜浆液性癌和子宫内膜腺体异型增生组织中高表达, 并与子宫内膜浆液性癌的临床病理分期和淋巴结转移情况有关, 推测IMP3可能与子宫内膜浆液性癌的高侵袭性生物学行为有关, 这与上述文献结果一致。因此, 我们推测IMP3可能作为一个子宫内膜浆液性癌早期诊断分子标志物和分子治疗靶点, 在子宫内膜浆液性癌的诊断和治疗中起到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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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腺癌/病理学 篇4
1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收集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2003年1月～2006年12月间病理存档的石蜡包埋组织标本,全部患者术前均无放疗、化疗及激素治疗史。术后均经病理检查证实。子宫内膜样腺癌组:65例,年龄28～72岁,平均年龄51.4岁。根据1988年国际妇科病理协会(ISGP)标准进行组织学类型分类,根据1988年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标准进行病理组织学分级和手术病理分期。组织学类型:65例子宫内膜癌的组织学类型均为子宫内膜样腺癌。手术病理分期:I期26例,II期9例,III+ Ⅳ期3例,其中3例伴有盆腔淋巴结转移。病理组织学分级:I级(高分化,G1)21例,II级(中分化,G2)11例; III级(低分化,G3)6例。子宫内膜增生过长组:25例,年龄33～ 65岁,平均年龄47.4岁。根据1988年ISGP标准分为3类:单纯型5例,复杂型8例,不典型增生10例。正常增生期子宫内膜组:15例,年龄29～55岁,平均年龄43.7岁。所有标本均经10% 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并经病理复查核实。
1.2 方法
标本经10% 中性缓冲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4μm厚连续切片,HE染色,每张切片均再次经过2位病理医师复检,病理分级以两人的结果一致为最终诊断。鼠抗人P53单克隆抗体(DO-7)、鼠抗人P63单克隆抗体(4A4)和EnVision试剂盒购自上海基因有限公司。每例标本分别标记P53、P63,DAB显色,以PBS缓冲液(0.01 mol/L,pH 7.4)代替第一抗体作阴性对照,分别用已知对P53高表达的肝癌组织、对P63高表达的乳腺组织为阳性对照。
1.3 结果判断
两人双盲法观察切片,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着色程度。P53、P63蛋白阳性表达表现为细胞核内呈棕黄色或棕褐色颗粒为主,P63蛋白少数胞质呈棕黄色。阳性细胞核数>10%为阳性。
1.4 统计学处理数据
采用SPSS11.0卡方检验及Pearson相关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P63、P53在不同子宫内膜组织中的表达
P63蛋白在子宫内膜上皮和癌细胞的核呈棕黄色或棕褐色,但部分腺癌细胞中出现胞浆着色。P63在不同子宫内膜组织中的表达情况见表1。65例子宫内膜样腺癌中51例阳性表达(78.5%);25例子宫内膜增生过长中4例阳性表达(16%),其中4例为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单纯增生组1例散在弱阳性表达,复杂型增生1例散在弱阳性表达,15例增生期子宫内膜仅1例散在弱阳性表达。子宫内膜样腺癌与子宫内膜增生过长、正常增生期子宫内膜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01)。P53在不同子宫内膜组织中的表达情况见表1。与以往报道的研究结果相似,P53在子宫内膜样腺癌中表达的阳性率为36.9%,明显高于子宫内膜增生过长和正常增生期子宫内膜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注:*散在单个阳性细胞核。
2.2 子宫内膜样腺癌中P63和P53表达与临床病理学的关系
P53和P63蛋白表达与子宫内膜样腺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见表2。在子宫内膜样腺癌中,P63表达与年龄、手术病理分期、组织学分级和肌层浸润深度均无统计学意义。而P53表达与手术病理分期和肌层浸润深度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2.3 P53蛋白、P63蛋白在子宫内膜样腺癌中表达的相关性分析
P63和P53共同阳性表达率33.85%(22/65),P63和P53共同阴性表达率18.46%(12/65),P63-/P53+表达率3.08%(2/65),P63+/P53-表达率44.62%(29/65),非参数方法的分型结果显示,Pearson相关系数r=0.246,P=0.048,提示两者在子宫内膜样腺癌中的表达呈显著正相关,但相关关系不密切(r<0.5),见表3。
3讨论
p63是1998年由Mills[13]和Yang等[14]在人类及大鼠基因组中发现的与p53同源的基因。人类p63基因定位于染色体3q27-29区,编码2类产物,分别为TAp63和ΔNp63。在人类肿瘤组织和正常组织中最常见的亚型是ΔNp63,ΔNp63具有抗凋亡、促进肿瘤发生的作用。而TAp63具有与其相反的功能。在临床病理诊断中P63主要用于显示正常乳腺组织特异性的肌上皮细胞和前列腺腺体的基底细胞,但在乳腺癌和前列腺癌中却很少表达,且很少与p53同时表达。研究表明,ΔNp63在肿瘤的形成、发展中起到癌基因的作用[15]。本研究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P63在子宫内膜样腺癌中的表达发现P63在子宫内膜样腺癌中呈高水平表达。并与正常增生期子宫、子宫内膜增生过长、不典型增生相比差异有显著性,表明p63能促进子宫内膜样腺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可能起癌基因的作用,P63阳性表达可能是子宫内膜样腺癌发生的早期事件。本研究结果显示P63与子宫内膜样腺癌临床分期、组织学分化无明显相关性,提示其在判断预后方面可能无明显意义。有研究显示P63失表达与子宫肌层浸润[12]和不良预后[11]显著相关,因此P63作为一个肿瘤标记物在子宫内膜样腺癌诊断和研究中的价值尚需更多的研究积累。
与以往报道相似[2,3,12],本研究也显示P53在子宫内膜样腺癌中表达明显高于子宫内膜增生过长和正常增生期子宫内膜组,且与手术病理分期和肌层浸润深度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进一步证实p53与子宫内膜样腺癌的生物学行为关系密切,可能是子宫内膜样腺癌患者不良预后的标记物之一。
目前对p63在肿瘤中的作用及与p53之间的相关性尚不很清楚。Choi等[16]通过检测头颈部鳞癌中P53、P63和P73的表达,发现P63表达是头颈部鳞癌发生的早期事件,而P63与P53蛋白表达之间缺乏相关性,提示p63可能独立于p53之外,起一种癌基因的作用或起一种补充的作用。笔者的实验研究发现,P53、P63在子宫内膜样腺癌中有共同阳性22例和共同阴性表达12例,P63-/P53+表达率2例,P63+/P53-表达29例,相关性分析显示突变型P53与P63之间呈正相关(P<0.048),但相关关系不密切(r<0.246),与胡文芳等研究结果相似[17],这表明p63与突变型p53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协同关系,共同抑制野生型p53的功能,或者P63的高表达可能是子宫内膜样腺癌中p53灭活的一个新机制。因此,关于p53与p63在子宫内膜样腺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其机制,尚需进一步的研究。
摘要：目的:探讨p63和p53基因在子宫内膜样腺癌(endometrial adenocarcinoma,EC)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与EC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方法:采用免疫组化EnVision法检测65例EC、25例子宫内膜增生过长(endometrial hyperplasia,EH)及15例正常增生期子宫内膜(benign proliferative endometrium,BPE)中P53和P63蛋白的表达情况。结果:P63蛋白在EC组中的阳性率为78.5%(51/65),与EH组(4/25,16%),BPE组(1/15,6.7%)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P63的表达与EC的组织学分级、手术病理分期和肌层浸润深度均无关(P>0.05)。P53蛋白在EC组中的阳性率为36.9%(24/65),明显高于EH(2/25,8%)组和BPE组(0/15)(P<0.01);P53的表达与EC的手术病理分期和肌层浸润深度显著相关(P<0.01),而与组织学分级无关(P>0.05)。P53和P63在子宫内膜样腺癌中的表达呈正相关(r=0.246,P=0.048)。结论:突变型p53和p63可能共同参与子宫内膜样腺癌的发生、发展,p63在EC的发生中可能起癌基因作用,其阳性表达可能是子宫内膜样腺癌发生的早期事件。
子宫内膜腺癌/病理学 篇5
关键词：子宫内膜腺癌,雌激素受体α,雌激素受体β
子宫内膜癌被认为是一种激素依赖性肿瘤,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水平的改变与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发展及预后密切相关。 本实验通过PCR技术及免疫组化检测子宫内膜癌中ERα、ERβ 表达的变化以探讨其与子宫内膜癌发生发展的关系及临床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1 年1 月~2012 年12 月在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因子宫内膜癌手术治疗切除的子宫内膜组织93 例(子宫内膜癌组),年龄33~76 岁,中位年龄53 岁,术前均无雌、孕激素使用史。 术后经病理证实。 手术病理分期按国际妇产科联盟2009 年的标准:Ⅰ期55 例,Ⅱ期18 例,Ⅲ期16 例,Ⅳ期4 例。 组织学分级:高分化45 例,中分化28 例,低分化20 例。对照组选取因良性妇科肿瘤行子宫切除的正常子宫内膜31 例,其中增生期21 例,分泌期10 例,年龄36~54 岁,中位年龄48 岁。
1.2 主要试剂
Fast Start Universal SYBR Green Master (ROX)购自美国Roche公司,Revert AidTMFirst Strand c DNA Synthesis Kit购自加拿大Fermentas公司,鼠抗人单克隆抗体ERα 购自Santa Cruz公司, 鼠抗人单克隆抗体ERβ 购自Gene Tex公司, 免疫组化染色试剂盒购自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3 荧光定量PCR技术检测各组组织中ERα m RNA和ERβ m RNA的表达
Trizol法提取各组组织总RNA, 利用RT-PCR试剂盒合成c DNA。 ERα 基因引物序列,上游:5'-TGCCAAGGAGACTCGCTAC -3', 下游:5' -CTTCGTAGCATTTGC GGAG-3', 扩增产物片段长度为209 bp;ERβ 基因引物序列, 上游:5'-GGTCCATCGCCAGTTATCACAT-3', 下游:5'-GATGCGTAATCGCTGC AGACAG-3',扩增产物片段长度为227 bp;以GAPDH基因为内参照,其引物序列,上游:5'-GAAGGTGAAG GTCGGAGT-3',下游:5'-GAAGATGGTGATGGGATTT C-3', 扩增产物片段长度为225 bp。 PCR反应体系共20 μL,包括DNA荧光染料SYBR Green 10 μL,上、下游引物各0.5 μL,c DNA模板2 μL,加水至20 μL。PCR反应条件:95℃预变性10 min,95℃ 15 s,60℃ 60 s,35 次循环。 采用2-ΔΔCt法对数据进行相对定量分析。 实验重复3 次,取均值。
1.4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SP法检测ERα 蛋白和ERβ蛋白的表达
石蜡切片(厚4 μm)经二甲苯脱蜡,梯度乙醇脱水,3 %双氧水封闭内源性过氧化物酶活性, 室温浸泡,磷酸盐缓冲液(PBS)振洗后,分别以鼠抗人单克隆抗体ERα 1∶200、或ERβ 1∶200,4℃孵育过夜,过氧化物酶标志的山羊抗小鼠Ig G,37℃孵育,PBS振洗,DAB显色,苏木精复染,脱水,透明,树胶封片。 每次实验均设立阳性及阴性对照,ER以已知阳性的乳腺癌切片作阳性对照,以PBS液代替一抗作阴性对照。
1.5 结果判定
ERα、ERβ 蛋白阳性染色主要定位于细胞核,细胞核内有黄色或棕黄色颗粒分布者即为阳性细胞。 每张切片在阳性表达较高区域随机选择5 个高倍视野(400 倍), 每个视野至少计数100 个肿瘤细胞, 计算阳性细胞所占比例。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系数; 以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ERα、ERβ m RNA及蛋白在正常内膜及子宫内膜癌组织中的表达
所有组织中均能检测到ERα、ERβ m RNA的表达。 子宫内膜癌组中,ERα m RNA及蛋白的表达量明显下降,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或P < 0.01);ERβ m RNA及蛋白的表达量也降低,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ERα/ERβ m RNA比值较对照组明显下降, 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 见表1、图1。
A、C:正常内膜;B、D:子宫内膜腺癌
2.2 子宫内膜癌中ERα、ERβ 的表达与临床病理因素的关系
子宫内膜癌Ⅰ期、高分化、肌层浸润深度<1/2、淋巴结阴性的内膜组织中ERα m RNA的表达量、 蛋白阳性表达率及ERα/ERβ m RNA比值均高于子宫内膜癌Ⅱ~Ⅳ期、中低分、肌层浸润>1/2、淋巴结阴性的内膜组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或P < 0.01)。子宫内膜癌Ⅰ期、高分化、肌层浸润深度<1/2、淋巴结阴性的内膜组织中ERβ m RNA的表达量及蛋白阳性表达率均低于子宫内膜癌Ⅱ~Ⅳ期、 中低分、 肌层浸润>1/2、淋巴结阴性的内膜组织,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 见表2。
2.3 ERα 与ERβ 在子宫内膜癌中表达的关系
在子宫内膜腺癌中,55 例ERα 蛋白表达阳性的病例中,ERα 与ERβ 在子宫内膜癌组织中阳性表达率呈负相关(r=-0.234,P < 0.05)。 见表3。
3 讨论
一般认为子宫内膜癌的发生与雌激素刺激有关,而雌激素主要通过雌激素受体发挥作用,是一类由配体激活的转录因子。 经典的雌激素受体有ERα 和ERβ 两种亚型,具有高度同源性,ERα 基因位于染色体6q24,而ERβ 基因则位于14q22~24,两者组织分布不一,与配体结合特性不同,提示它们可能具有不同的生物学作用[1]。
ER与配体结合后发生构象变化,ERα 和ERβ 形成同源或异源二聚体,参与靶器官、组织的增殖和分化的调控。有研究表明[2,3],子宫内膜组织从正常内膜、增生内膜到内膜癌,ERα 和ERβ 的表达逐渐减少,说明ERα 和ERβ 均参与子宫内膜癌的发生[4,5]。 ERαm RNA的表达从正常组织或肿瘤G1到G3逐渐降低,ERα 蛋白具有同样的变化,ERβ m RNA和蛋白均无变化, 结果表明ERα 在子宫内膜表达下调可能与肿瘤的发生有关[6]。 本研究结果显示,ERα m RNA表达量及蛋白阳性表达率在正常内膜、内膜癌组织中的表达呈明显下降趋势,ERβ m RNA及蛋白表达亦明显下降,表明ER两种亚型表达改变在致癌过程中都起作用,引起的信号传导通路与它们的相互作用发生改变有关,但ERα 表达在内膜癌中的变化显著高于ERβ,提示ERα 表达的下调或缺失在内膜癌的发生中起到重要的作用[5,7],而ERβ 可能起调节作用,通过影响癌基因来促进子宫内膜癌的发生[8]。
Wilde等[9]研究发现,子宫内膜癌患者在接受他莫昔芬治疗过程中,由于他莫昔芬的抗雌激素作用,ERα的表达下调,推测雌激素主要通过ERα 起作用,癌变到一定程度后对雌激素的反应改变,ERα 表达下降。本研究结果显示,ERα 的表达率随着分期的升高、分级的增加、 肌层浸润深度的加重其下调更为显著,提示ERα 表达下调与内膜癌的发展及浸润转移有关,与既往的研究[7,10]结果一致。 高水平的ERα 可抑制血管生成旁路而对子宫内膜癌有抑制作用[11]。 ERα 的低表达或缺失与上皮-间质细胞的恶性转化及不良预后呈正相关[12],ERα 的表达状态可能提供了不依赖于子宫内膜癌分期与分级的预后影响因素[13]。
ERβ 在子宫内膜癌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研究较少,且其表达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有研究发现,ERβ 在晚期及淋巴结转移的患者中表达增加[14]。 也有研究发现,癌组织中ERβ m RNA水平明显低于癌旁正常内膜组织[15]。 Shabani等[16]的研究显示,ERβ 的表达与内膜癌临床病理及预后无明显相关性。 本研究中,ERβm RNA的表达量及蛋白阳性表达率在Ⅰ期与Ⅱ~Ⅳ期、组织学分化程度、淋巴结阴性与阳性、肌层浸润深度之间的表达差异虽无统计学意义, 但均呈增加趋势,提示ERβ m RNA的相对高表达在子宫内膜癌变中具有一定的作用,可能与预后不良有关[14,17]。
在许多研究中, 子宫内膜癌的恶性转化与ERα/ERβ m RNA比值下降有关[14,18]。 本研究中,ERα/ERβm RNA比值与临床分期、组织学分级及肌层浸润深度有关,ERα 与ERβ 在子宫内膜癌组织中阳性表达率呈负相关,说明两者比例的改变与ERα 水平下降和/或ERβ 上升有关。 在子宫内膜恶变过程中存在ERα/ERβ m RNA比值的降低, 这种改变可能归结于ERα的下调及ERβ 的上调[10],ERα/ERβ m RNA比值≤1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因素,ERα 和ERβ 的表达失衡,尤其是ERα/ ERβ 比值,较单一的ERα 或ERβ,对评估患者预后可能更具优势[19]。研究还发现,17β 雌二醇由ERα 介导能激活转录, 而ERβ 介导则表现为抑制转录,推测ERα 和ERβ 在基因表达的调节方面各有分工, 两者的比例可能决定细胞对雌激素的反应性[20]。本研究也发现,ERα/ERβ m RNA比值随着手术病理分期、组织学分级的升高和肌层浸润的加深而明显下降, 说明ERα/ERβ m RNA比值的降低与患者的不良预后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可作为判断预后的指标。
子宫内膜腺癌/病理学 篇6
关键词：子宫内膜息肉,单纯增生,复杂增生,非典型增生,子宫内膜癌
子宫肌瘤是女性生殖系统中最常见的一种良性肿瘤，在35～50岁妇女中发病率可达20%～25%。子宫肌瘤可以同时合并子宫内膜增生、子宫内膜癌等病变，但关于子宫内膜单纯增生、复杂增生、非典型增生等病变的病理特征文献描述很少。故本文回顾分析了2007至2008年我院妇科因子宫肌瘤行手术治疗患者的子宫内膜病变情况，总结子宫肌瘤同时伴随子宫内膜病变的病理特征，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2007～2008年于我院妇科因子宫肌瘤行手术治疗的患者186例,年龄33～74岁,其中≤41岁组26例(13.98%),41～50岁组119例(63.98%),5l～60岁组30例(16.13%),≥6l岁组11例(5.91%)。手术指征包括子宫增大超过孕8周大小、特殊部位子宫肌瘤、月经改变并发贫血、可疑子宫肌瘤变性等。29例绝经患者其中20例因绝经后子宫肌瘤仍继续生长而行手术治疗。38例患者因不规则阴道流血于术前行分段诊断性刮宫,取子宫内膜行病理检查。单发肌瘤85例,多发肌瘤101例。肌瘤变性27例,合并宫颈癌3例。
1.2 方法
186例患者均接受子宫全切手术治疗,病理检查包括术前因不规则阴道流血行分段诊断性刮宫的子宫内膜病理检查及手术后子宫肌瘤及同期的子宫内膜病理检查,由我院病理科进行检查核实。
1.3 统计学处理
行χ2检验。
2 结果
2.1 子宫内膜病理变化
186例子宫肌瘤患者中有43例(23.12%)子宫内膜发生病理变化。不同年龄组患者子宫内膜病变类型及分布情况，见表1。由表1可见各种病理变化主要分布于41～50岁年龄组中。
2.2 单发及多发子宫肌瘤与子宫内膜病理变化
85例单发肌瘤患者中有9例(10.59%)为子宫内膜息肉，8例(9.41%)子宫内膜单纯增生，3例(3.53%)复杂增生，1例(1.78%)不典型增生，2例(2.35%)子宫内膜癌；101例多发肌瘤患者中7例(6.60%)为子宫内膜息肉，8例(7.55%)单纯增生，2例(1.89%)复杂增生，1例(0.39%)不典型增生，4例(3.77%)子宫内膜癌。单发与多发子宫肌瘤患者中子宫内膜病变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差异亦无显著性，P>0.05。2.3子宫肌瘤变性与子宫内膜病理变化27例。发生肌瘤变性的患者中有3例(11.11%)为子宫内膜息肉，3例(11.11%)子宫内膜单纯增生，1例(3.70%)复杂增生，无不典型增生及子宫内膜癌患者；159例未发生肌瘤变性的患者中有13例(8.18%)表现为子宫内膜息肉，13例(8.18%)单纯增生，3例(1.89%)复杂增生，1例(0.63%)不典型增生，4例(2.52%)子宫内膜癌。子宫肌瘤是否变性与子宫内膜病变的发生差异无显著性，P>0.05。
2.4 绝经与子宫内膜病变情况
29例绝经患者中有2例(6.90%)内膜息肉，1例(3.45%)复杂增生，2例(6.90%)发生子宫内膜癌；157例未绝经患者中有14例(8.81%)发生内膜息肉，16例(10.19%)单纯增生。4例(2.52%)复杂增生，2例(1.26%)不典型增生，4例(2.52%)发生子宫内膜癌。绝经患者与未绝经患者比较，子宫内膜病变的发生差异无显著性，P>0.05，但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差异有显著性，P<0.05。
2.5 不规则阴道流血与子宫内膜病变
38例阴道不规则出血患者中有5例(13.16%)内膜息肉,7例(18.42%)单纯增生，3例(7.89%)复杂增生，1例(2.63%)不典型增生.5例(13.16%)子宫内膜癌；148例患者未表现不规则阴道流血，有11例(7.43%)子宫内膜息肉，9例(6.08%)单纯增生，2例(1.35%)复杂增生，1例(0.68%)不典型增生，1例(0.68%子宫内膜癌。有无不规则阴道流血与子宫内膜病变发生差异有显著性，P<0.05；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差异亦有显著性，P<0.05。
3 讨论
3.1 子宫肌瘤患者子宫内膜病理变化特征
子宫肌瘤是与雌、孕激素相关的肿瘤,可伴随子宫内膜的病变[1,2]。本资料中186例子宫肌瘤患者的子宫内膜病理类型所占的百分比分别为:子宫内膜息肉7.53%,子宫内膜单纯增生8.61%,复杂增生2.69%,不典型增生1.08%子宫内膜癌3.23%。各种病变主要分布于41～50岁年龄组中,与文献报道相似[3]。由上述资料看出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率较不典型增生要高。可能与患者自我保健意识薄弱,对疾病知识了解不足,缺乏医学常识,导致就诊时已经发展为内膜癌等情况有关。
3.2 检索文献,鲜有关于子宫肌瘤单发,多发,变性等状态时子宫内膜病理特征的描述。
根据本资料分析子宫肌瘤单发或多发,肌瘤变形与否与子宫内膜病变的发生无统计学上显著联系,与子宫内膜癌的发生无统计学上显著差异。因此,我们认为子宫肌瘤患者可以同时合并子宫内膜病变,但肌瘤单发或多发,是否变性等,并未对子宫内膜病变的病理特征产生影响。
3.3 绝经及不规则阴道流血与子宫内膜病变的关系
有文献报道,绝经后子宫肌瘤患者中发现伴随子宫内膜恶性肿瘤[4],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率显著增加,尤其绝经后子宫肌瘤患者发生不规则阴道流血时发生内膜癌的危险性较生育年龄妇女高[5]。本资料显示,186例患者中有29例绝经患者,其中有5例(17.24%)子宫内膜发生病变,2例(6.90%)合并子宫内膜癌,157例未绝经患者中有36例(22.93%)子宫内膜发生病变,4例(2.52%)合并子宫内膜癌,绝经与否与子宫内膜病变间无统计学上显著联系,但与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在统计学上有显著联系,与文献报道相似[3,5]。38例不规则流血患者中有21例(55.26%)子宫内膜发生病变,5例(13.16%)合并子宫内膜癌。148例无不规则阴道流血患者中有24例(16.22%)子宫内膜发生病变,1例(0.68%)合并子宫内膜癌.不规则阴道流血与子宫内膜病变的发生及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在统计学上均有显著联系。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绝经与子宫肌瘤患者罹患子宫内膜癌有关,而不规则阴道流血作为一种症状是子宫肌瘤患者同时合并子宫内膜病变包括子宫内膜癌的一个警示,值得临床医师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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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腺癌/病理学 篇7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收集自2002年1月至2004年6月在我院因乳腺癌术后, 雌孕激素受体阳性接受三苯氧胺内分泌治疗的患者102例, 绝经前60例, 绝经后42例, 平均年龄45±3. 5岁, 连续服用时间5年, 服用方法与剂量:10mg每日2次。同期乳腺癌术后患者64例, 雌孕激素受体阴性而未接受三苯氧胺内分泌治疗, 绝经前40例, 绝经后24例, 平均年龄49±2.4岁。
1.2 研究方法
所有乳腺癌术后患者均接受阴道超声检查排除子宫内膜病变。研究组和对照组的病人每半年复查阴道超声1次。对绝经后患者子宫内膜厚度>5mm者判为存在子宫内膜病变可能;对绝经前患者经前子宫内膜厚度>15mm者判为存在子宫内膜病变可能;对绝经前或绝经后出现阴道不规则流血患者也判为存在子宫内膜病变可能。对判为子宫内膜病变可能患者均予宫腔镜检查, 并予诊刮活检术。
1.3 统计学处理
均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2.1 研究组与对照组子宫内膜病变发生率比较
研究组102例中病理检查发现子宫内膜病变42例, 发生率为41.18%;对照组64例中发现子宫内膜病变8例, 发生率为12.50%;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χ2=15.36, P<0.01) 。其中, 研究组子宫内膜息肉30例, 子宫内膜增生10例, 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1例, 子宫内膜癌1例;对照组子宫内膜息肉6例, 子宫内膜增生2例, 未发现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及子宫内膜癌。两组患者具体病理检查情况见表1。
2.2 不同服药年限研究组与对照组子宫内膜病变发生率比较
研究组102例在服药2年时就出现子宫内膜病变30例, 发生率 (29.41%) , 其中子宫内膜息肉23例, 子宫内膜增生7例;对照组64例2年随访时发现子宫内膜病变4例, 发生率6.25%, 其中子宫内膜息肉3例, 子宫内膜增生1例, 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χ2=12.95, P<0.01) 。研究组在服药5年时出现1例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及1例子宫内膜癌 , 对照组5年时未发现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及子宫内膜癌。
3 讨论
三苯氧胺是一种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 已成为防治各期乳腺癌的一线内分泌药物, 通过竞体而起作用[1], 然而三苯氧胺的广泛应用, 其双重作用也逐渐被发现, 实验证明三苯氧胺在某些靶组织中表现出了部分雌激素样作用, 这些作用有益于绝经后妇女的骨骼及心血管等系统[2], 但同时又会引起子宫内膜细胞的增殖及肥大, 使子宫内膜出现息肉-增生-恶性肿瘤[3]等多样的病理组织学变化, 文献报道三苯氧胺可以引起39.86%乳腺癌服用者的子宫内膜发生病变, 其中子宫内膜息肉占23.11%, 子宫内膜增生占8%, 子宫内膜癌占3%[4], 本组病例发现应用三苯氧胺后导致子宫内膜息肉发生率29.4%, 子宫内膜增生发生率9.80%, 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发生率0.98%, 子宫内膜癌发生率0.98%, 与文献报道相似。
本研究组常规定期超声检查, 提示子宫内膜病变可能或有不规则阴道流血症状者, 均行宫腔镜检查和诊刮活检术。发现服药2年时子宫内膜息肉、内膜良性增生的发生率就较高, 服药5年时发现1例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和1例子宫内膜癌。三苯氧胺应用2年后可以明显增加子宫内膜良性病变的发病率, 随着服药时间的延长, 也可引起子宫内膜癌, 但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很低, 它的发病率与服药的时间成正相关, 尤其在服药超过5年[5]。故应用三苯氧胺治疗乳腺癌应选择合理的疗程, 一般选用5年, 且服药2年后应加强对子宫内膜的监测力度, 可每3个月复查一次阴道超声, 发现良性病变及不典型增生, 也应积极处理, 防止病情进一步加重。应用三苯氧胺后可导致子宫内膜病变的增加, 正确掌握病变的临床特点及采用行之有效的监测方法和早期诊断手段, 以阻断子宫内膜病变的进一步发展。
目前三苯氧胺广泛用于对激素受体敏感的各期乳腺癌的治疗和预防, 降低复发率, 显著提高了患者的生存率。虽然三苯氧胺增加了乳腺癌妇女发生子宫内膜癌的危险性, 但只要提高警惕, 子宫内膜癌不难早期发现。而乳腺癌发病率高、相对预后差, 故使用三苯氧胺利大于弊[6], 对使用三苯氧胺的妇女定期进行妇科检查及常规超声检查, 对有症状者或超声检查提示子宫内膜病变可能者行宫腔镜检查或诊刮活检术, 以便早期发现子宫内膜癌 , 尽早治疗。
摘要：目的:观察乳腺癌患者术后长期服用三苯氧胺对子宫内膜病变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02年1月至2004年6月166例乳腺癌患者手术后临床资料。其中102例为雌孕激素受体阳性者, 并接受三苯氧胺内分泌治疗作为研究组;其余64例为雌孕激素受体阴性者, 未接受三苯氧胺治疗作为对照组。所有患者定期复查阴道超声, 发现子宫内膜病变可疑者予宫腔镜检查和诊刮活检术。结果:研究组子宫内膜病变发生率为41.18% (42/102) , 对照组子宫内膜病变发生率为12.50% (8/64) ,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长期服用三苯氧胺可增加乳腺癌患者术后子宫内膜病变发生率。
关键词：乳腺癌,三苯氧胺,子宫内膜病变,病理组织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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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腺癌/病理学 篇8
资料与方法
2012年12月-2015年12月收治异常子宫出血患者120例,作为研究对象,年龄23~64岁,平均(42.4±2.6)岁。在120例患者当中,按照异常子宫出血的类型进行划分,包括月经期不规律34例、月经次数过多27例、不定期出血24例、绝经后出血19例、经期时间过长11例、月经次数过少5例、月经量少3例。在本次研究中排除了因IUD避孕、内科疾患、宫颈、阴道等引发出血的患者,且全部患者年龄、临床表现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方法:在本次研究中对患者进行B超检查所使用的仪器为美国所生产的型号ATL-800的彩色超声仪,探头频率3.5 MHz。指导患者呈仰卧位,将5%葡萄糖注射液作为膨宫介质,对其进行阴道超声检查;在B超检查之后对患者进行诊断性的刮宫术,将刮出物送至病检科室进行病理学检查,对不同形态下的子宫内膜良性、交界性、恶性病变的真阳性率进行统计[2],将B超检查结果和病理检查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17.0数据统计软件包对本研究中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用(±s)表示,同时使用单因素方差对其进行检验;对于计数资料率用%进行表示,同时使用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病理诊断结果:经子宫内膜病理学检查,确定在120例异常子宫出血患者中有慢性子宫内膜炎30例、子宫内膜增生过长26例(简单型12例和复杂型14例)、子宫内膜息肉24例、宫腔内胚胎残留12例、宫颈息肉8例、正常增生期或分泌期子宫内膜6例、宫颈肌瘤5例、子宫黏膜下肌瘤4例、子宫内膜癌和子宫内膜结核各有2例以及宫颈尖锐湿疣1例。
B超与病理诊断的符合情况:在120例异常子宫出血的患者中,经B超检查共诊断出80例患者,包括慢性子宫内膜炎21例、子宫内膜增生过长17例、子宫内膜息肉17例、宫腔内胚胎残留9例和其他16例,其与病理学检查结果的符合率为66.67%,其中对宫腔胚胎残留的诊断准确率最高,为75%,见表1。
讨论
异常子宫出血是临床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妇科疾病,从造成异常子宫出血的原因来看,主要是受到了绝经后子宫内膜的萎缩的影响。在绝经时间越长的情况下,萎缩就会变得越严重,且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取节育环的难度。另外,子宫内膜息肉、黏膜下肌瘤、子宫内膜癌等同样会造成异常子宫出血问题的出现。
对于异常子宫出血的诊断方法而言,其中最常见的就是诊刮或宫腔镜检查。但是,盲目地进行诊刮会造成空刮和漏刮,给患者带来较大的痛苦;而应用宫腔镜的诊断方法无法在直视的条件下对宫腔内的具体情况和刮取组织实现仔细地观察,其在诊断的敏感性和准确性方面都较高,但是在检查中所需要使用的设备仪器与技术要求也相对较高,在基层医院当中无法实现普及运用,且宫腔镜在使用的过程中会造成膨宫液压力的变化,存在着癌细胞逆流进入腹腔的危险[3]。
在医疗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现阶段,B超检查已经成为临床中协助医疗人员对宫颈和宫腔等疾病实现准确诊断的重要方法,且B超检查具有无创、安全的特点,通过影像图上的光电的辉度、大小、亮暗、不同组织声抗形成的回声能够对宫腔内声像、子宫轮廓、盆腔内组织和病变实现清晰的观察[4],在临床诊断异常子宫出血病症中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在本次研究中选取了120例异常子宫出血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对其进行了子宫内膜的病理学检查和B超检查,经B超检查共诊断出80例患者,与病理诊断的结果的符合率66.67%(80/120),其中对宫腔胚胎残留诊断的准确率最高,为75%(9/12)。
综上所述,在对异常子宫出血的诊断中应用B超检查方法,具有安全、无创的优势,且其诊断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能够较为清晰地对患者的子宫情况进行观察,在临床中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摘要：目的:比较异常子宫出血子宫内膜病理与B超诊断结果。方法:收治异常子宫出血患者120例,分别给予B超检查和病理检查,比较两种方式的诊断结果。结果:B超检查诊断出80例患者,与病理诊断结果的符合率66.67%,其中宫腔胚胎残留的诊断准确率最高。结论:与病理学检查结果相比较,B超诊断异常子宫出血的符合率较高。
关键词：异常子宫出血,子宫内膜病理检查,B超诊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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