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

五四（通用12篇）

五四 篇1

一、五四时期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迅速发展的原因及背景

(一) 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妇女问题, 归根到底是经济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加速了封建经济的瓦解,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 许多小生产者成为自由劳动力, 妇女也走出个体家庭的小圈子成为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 像无产男子一样卖力地独立生活。由此, 妇女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 地位得以提高。作为半封建本殖民地社会的女劳动力, 深受三重大山的压迫, 又是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机器生产密切联系, 是构成无产阶级的重要成分,

(二) 思想的启蒙与传播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统治。使得民主观念深入人心, 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 新文化运动在思想领域重新又一次掀起了反封建的浪潮,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猛烈抨击“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 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号召人们勇敢挣脱封建枷锁获得自由解放, 这些都对深受压迫、歧视和剥削的妇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传播了民主主义思想, 冲击了旧中国传统封建主义, 对广大妇女的思想产生了颠覆传统腐朽的作用。这样就解决了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想基础。

(三) 国际社会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发展很快。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交涉失败直接导致了国内五四运动的爆发, 广大女青年和男青年一起罢课, 进行集会抗议, 号召女工展开罢工运动, 共同将五四运动推向高潮, 在运动中表现出来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为中国妇女的思想解放以及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五四运动之前, 妇女运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和“进化论”学说, 以及自由、平等理念。在五四运动时期, 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成为了妇女解放思想的主流, 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

二、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特点

(一) 突破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旧框架, 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作为思想武器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从激进民主主义者队伍中分化出来, 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妇女问题, 逐渐成为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于1919年2月发表了《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 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 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与无产阶级运动妇女解放的区别, 并断言“妇女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 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 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制度;一方面还要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 去打破那有产阶级专断的社会制度。”

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传入中国的过程中, 《新青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1919年至1921年《新青年》登载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及苏维埃俄国妇女状况的文章近20篇, 其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主要观点有:第一,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 说明男尊女卑观念的深层根源在于妇女经济的不独立, 因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妇女的活动也仅限于个体家庭的小圈子, 追求妇女解放必须改变这种社会发展模式。第二,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研究妇女问题, 指出实现妇女解放的最终途径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第三, 重视革命自觉能动性的作用, 强调妇女解放最终要靠妇女自身的觉醒和参与。

这些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 即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社会制度, 实现社会主义, 以求得妇女问题的根本解决与妇女的彻底解放。

(二) 突破英雄史观的束缚, 劳动妇女成为妇女运动的主体

辛亥革命时期开创了近代妇女运动之先河。孙中山先生曾经指出:“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 不折不回者, 已与各省志士媲美, 至若勇往从戎, 同仇北伐, 或投身赤十字会, 不辞艰险, 或慷慨助饷, 鼓吹舆论, 振起国民精神, 更彰彰在人耳目。”但是, 这次的妇女解放运动仅限于上层资产阶级的妇女当中, 有少数的知识妇女参加, 占妇女80%以上的劳动妇女没有被动员起来。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也没找到真正的解放道路。

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以劳动妇女为主力的妇女运动, 实现了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的结合。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妇女领袖向警予, 在领导中国妇女进行解放斗争的道路中, 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妇女解放思想。他认为, 劳动妇女最有团结心, 最能战斗。“因大工业的发展把她们成千整万的聚在一起, 使她们天然的易于组织和战斗, 从而她们的觉悟与实力也就超出了其他妇女团体之上了”, 她们一起来, “一声摇班, 动辄数百人数千人乃至数万人不等”, 用罢工的手段, 争自由、争本身的利益, “这支勇敢奋斗有组织而能战斗的新兴妇女劳动军, 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 而且是反抗外国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由于劳动妇女的这种特殊地位和特殊素质, “我们要完成妇女解放的使命, 只有去找群众, 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 要求解放最迫切, 而最富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群众。这种群众, 方是我们妇女运动真正的基础”

(三) 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者, 妇女解放运动开始争取社会主义前途

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 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 伴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 妇女运动也随之失败。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虽然在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妇女运动的理论不够成熟, 但是它毕竟为之后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 指明了方向, 在妇女运动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以五四运动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为起点, 从此, 中国妇女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走上了彻底解放的光明之路。

(四) 妇女运动与政治革命相结合

康、梁也把妇女问题与社会问题相结合, 但没有触动封建统治基础。孙中山尽管把女权运动看成是民权的一部分, 但是在资产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内, 那是虚伪的, 不能实现的。只有彻底变革社会制度, 妇女才能真正解放, 从而从根本上找到妇女解放的道路。

向警予明确提出, 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是实行政治革命。并且号召, 热心妇女运动的妇女, 在革命运动中, 一面要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 提出救国救民的主张, 一面代表全体的妇女, 提出男女平权的主张。这样, 显示妇女的能力, 使妇女成为每次国民运动中间的劲旅。广大妇女在民族危难之际, 挺身而出奔走呼号, 推动了社会革命运动的发展, 而社会革命运动又促进妇女运动取得了成功, 并进一步将其推向高潮。

三、四时期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局限性

(一) 妇女运动主要由男性领导, 妇女对男性中心社会的反应比较温和

五四运动对封建礼教进行深入批判, 但是妇女解放运动主要由男性启蒙和领导, 这就造成了对男性为代表的父权制深入批判的缺失, 不仅不把男性作为批判对象, 反而以男性为榜样, 这就造成“以男性为准则的妇女解放没有从深层去挑战男尊女卑的文化观念的价值标准, 其结果是, 女性走进了男性的世界, 却未能改变这个男性世界的社会性别等级及其价值观, 社会资源和权利也依然由男性掌控, 知识生产领域更是极少能包容女性的生活和经验”

中国的传统性别始终处于一种基于“男尊女卑”下的和谐状态, 中国“有轻视妇女的历史, 但是没有仇视和诋毁女性的运动, 因此, 妇女对男性中心社会的反应一直是比较温和的”。

(二) 妇女自身的觉醒和参与不够, 女性地位仍然有待争取

五四时期的女子教育仍旧集中在中上层家庭的女子, 广大劳动妇女仍没有受教育的权利, 经学校培养出来的新型知识女性仍占少数。北伐后, 虽然在法律上承认男女平等, 男女权利义务差不多一样, 但实际上, 人们的旧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女性就业机会比男人少, 就业范围小, 也不能同工同酬, 女性在某一方面有成就经常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甚至用支离破碎的婚姻来换取一己的事业。

四、五四运动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意义

首先, 五四运动时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的解放思想, 并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

其次, 五四运动使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 促成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政治方向的转型。

再次, 五四以后,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有了自己坚强的领导者。

由此看来,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经历了漫长的摸索过程, 到五四时期才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从此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结合, 开创了新的纪元。

摘要：随着五四运动的到来, 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新的指导思想的确定, 广大妇女的积极参与及国际社会的影响, 促得五四时期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重要价值和转折意义。从此,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 中国妇女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关键词：五四运动,妇女解放,马克思主义

五四 篇2

我不敢想象九十年前的岁月有多少战争的硝烟;我不知道今天,我们的青春是否如昔日那样澎湃。可我知道，历史教导我们的，我们刻骨铭心，我们的五四与我们同在。

九十年前，在袁世凯的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下，我们的同胞受尽日本人的凌辱。曾经叱咤风云的华夏民族沦为“丧家犬”。一战结束后，当中国政府“兴致勃勃”地出席巴黎和会，希望改变在国际上的屈辱地位时，却被西方列强拒于千里之外。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汇集在天安门广场，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拉开了五四运动的帷幕。学生的爱国运动一浪接一浪，最终引起社会的广泛参与。罢课、罢工、罢市火热进行，全国人民拧成一股绳，最终北洋政府罢免曹、陆、章的职务并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回眸历史，我们呐喊青春万岁。我们的尊严从来就不允许敌人肆意践踏，只要我们坚持的是真理，我们就不屈地与强权斗争。

历史有着沧桑的脸庞，溃烂的躯体，我们曾经屈辱过，我们曾卑躬屈膝过，而五四运动体现出来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民主、科学精神，以及追求真理、勇于解放的精神却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心跳动着一样的旋律，我们的激情泼洒在同一片舞台，我们的心是与祖国连在一起的。在危难的日子里，我们曾凝聚在一起，如不倒的万里长城，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唤醒全国同胞的灵魂，那熊熊的爱国情足以“燎原”。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忍受别国的牵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停止对真理的追求。而在今天的和平年代，我们不变地追求着自由，渴望着真理，吮吸着科学的乳汁成长，五四的精神之光经久不灭。

或许，对于80后、90后的人们，五四已经成为一纸空谈，读尽书中的历史也觉得五四只如“海市蜃楼”，中学生作文《五四作文：我们的五四 五四征文》。在今天和平繁荣的年代，人们关心的是功名利禄，在纸醉金迷的虚幻中，人们典当了爱国心，用虚伪、阿谀、卑屈的面具装饰门面。当美国大片《功夫熊猫》进军我国电影行业，人们纷纷去赶这股潮流，而那些中国版的《花木兰》、《哪吒》等就被打入“冷宫”。当nike、adidas纷纷登上中国市场的门槛，李宁等牌子就被挤到角落上了。繁华盛世，我们仍需回首昨天。

守望今天，文化的热浪此起彼伏，许多的青少年崇洋媚外，自恃高人一等，无论其外表装裱的多么华丽，其内心也只是如白蚁咬的断堤，岌岌可危。难道当中国人就丢脸，挂着一个日本人、美国人的牌子在胸前就如脸上贴金，身价高涨吗？台湾艺人杨丞琳是个崇日的“代表”。在《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娱乐节目中，当问到她南京大屠杀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她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她也不知道。别人告诉她死了三十万人，她竟然说“这么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不能够忘本，不管我们身处何方，我们不能够忘记历史！一棵参天大树长得多么茁壮，它总有根；一只风筝要想飞得高，它总有线！没有历史的人，如同没有灵魂的躯体，行尸走肉；如同没有水源的江海，等待干涸。

90后的我们啊！生长在20、21实际的光辉中，五四的爱国主义精神仍需我们发扬光大，我们仍需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

我记得有一位美丽的轮椅姑娘叫做金晶。在藏独分子丧心病狂地抢夺她手中的火炬时，她以柔弱的身躯挡住残暴。她用美丽的微笑传递力量，她让全世界读懂了不屈的尊严和深深的爱国情。

我记得有三位傲拓天疆的航天员：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在系统误报轨道舱失火时，他们毅然承诺“就算回不了去，也要完成任务。”他们用中国人的足迹，给未来留下了深远的回声，展现炎黄子孙的精神姿态。

我们或许做不了航天员，但我相信：当神舟飞船升空的一瞬，你会呐喊“中国万岁！”；当中国北京申奥成功，你会激动得跳起来。

五四 篇3

如何纪念五四运动?这两本书不是提供答案,而是提供了研究五四运动的视角和方法:一是重返五四现场,近距离观察五四运动,描摹“五四”人物的言行,勾勒被人忽视的细节,发掘被湮没的场景,呈现五四运动的历史逻辑链条;二是反思五四运动,将五四运动扩展至清末变革和民初社会革命的前后长线关联中进行重新定位,关注“五四”发生的社会环境,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和历史选择,厘清从晚清民初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这段历史。

《重返五四现场》以“五四”人物为经,以晚清民国为纬,纲举目张,牵出五四运动的前因后果与诸多方面,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现场来透视当时的历史与社会,构成了一幅立体的五四运动的全景图。他把广东人梁启超、陈炯明当做五四运动的序曲和尾声,言之成理,令人耳目一新。

我们不妨穿越90年的时光隧道,回到1919年5月4日那一天,亲临历史现场,发掘五四运动中被遮蔽和被忽视的细节。也可以从个体记忆和公众舆论中聆听那些被历史烟云湮灭的声音,感受悲喜交集的历史心情,省思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继承五四运动的精神遗产。

历史充满了偶然性,历史又是一个筛子,有时会漏掉极为重要的信息。重返历史现场,我们可以看清楚很多问题。1919年5月4日,是个星期天。倘若并非星期天,起码美国驻华公使芮施恩可以出面接见罗家伦等人的说帖。若如是,在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的学生的激愤之情将得到很大的缓解,事件很可能不会进一步激化。学生在烈日下苦等“递交说帖”无果,遂转向赵家楼发泄怒火。火,每逢历史的紧要关头就会出现。火烧赵家楼,这是革命之火、民主之光,当然,更是爱国学生的激情燃烧。《重返五四现场》一书,对1919年5月4日的高潮有精彩的描述,它援引“五四”人物的回忆和当时报刊的报道,拨开重重迷雾,让我们看到了“五四”的真相。

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前竖起一块旗帜式的长白布,上面写着一副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余孽死有头。”落款为:“北京学界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重返五四现场》中说,这副著名的对联是北大学生打出来的。笔者查阅了几份史料发现,对联应为北京高师学生张润芝所撰。

《重返五四现场》一书所征引的史料大抵可靠,叶曙明对与五四运动紧密关联人物的描摹,更加丰富和有层次,这有助于消除历史人物脸谱化之影响。比如,对徐世昌的描写:

自号“退耕老人”的徐世昌,是前清皇族内阁的协理大臣,满肚子旧学问,一脑子旧伦理,他的母亲刘氏又是桐城派刘大的后人,新文化诸子骂“桐城谬种”,他内心当然不爽。但他既没有派军警抓人,也没有下令《新青年》或《新潮》停刊。你要出版,还让你继续出版;你要骂人,还让你继续骂人。只是让教育总长傅增湘去给蔡元培提个醒。

五四运动是一个历史大舞台,政界、学界的人物都粉墨登场,《重返五四现场》中的政客、军阀、警察、教授、学子、报人等各色人等无不接近历史真相,它写出了历史的“温度”,使人物的态度可感、声音可闻。

“五四”是一个启蒙的大时代,在新旧交锋之际孕育出万千气象。“五四”不仅是德先生、赛先生、费小姐交替登场的舞台,也不仅是一曲简单的爱国主义赞歌,更是一块各种新思潮和新主义的试验地。主张文学改良的,主张保护国粹的;主张三纲五常的,主张个性解放的;这边要打孔家店,那边要把孔儒升格为宗教:思想的多元化,创造了众声喧哗、异彩纷呈的剧场效果。如果说《重返“五四”现场》偏重历史叙事,那么《“五四”九十周年祭》则偏重历史省思:前者重视史实的呈现,后者重视史识的阐发;前者以饱满、鲜活的历史细节引人入胜,后者以睿智、思辨的历史分析发人深省。

杨念群不仅从思想史的层面,而且从更广阔的社会层面观照五四运动,将之“社会史化”。新潮思想与保守势力的交锋,文学革命乃至白话文的兴起,是“五四”的前奏,而“五四”对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更需要关注,因为五四运动诱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造风潮,其得失成败虽见仁见智,却难以回避。杨念群在《“五四”九十周年祭》第四章《践履型知识群体的崛起与社会改造运动》中指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后五四”边缘群体的崛起,逐渐打破了“五四”时期原有主流思想的垄断格局。这样,分析“五四”启蒙的路向如何就被彻底转换了。

对于关注中国近现代史的人来说,“五四”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命题。诚如陈平原先生撰文所说:与“五四”对话,可以是追怀与摹写,也可以是反省与批判;唯一不能容忍的是漠视或刻意回避。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之于当下的知识分子,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如果“五四”精神只在每年的5月被提及,那是冷漠。钱穆先生讲过,一个本国的公民当对自己国家以往的历史具有温情和敬意。选择进入历史的核心,“五四”永远是一个最佳的路径。

(作者系《半岛都市报》文艺部编辑)

“五四”随想 篇4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90多年了, 但它留给我们的争论和思考仍在继续。流行的观点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从正面来评价“五四”, 认为它是一场反帝反封爱国运动, 它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一类是对“五四”的反思, 认为它的激进倾向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 使中国文化从此陷入被动和危机中;一类是中庸态度, 认为“五四”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再次尝试, 在其中机遇和挑战并存。最近还有一种新的提法, 认为“五四”的反帝爱国热情使中国的启蒙运动发生严重偏离, 致使救亡 (或革命) 压倒了启蒙, 中国文化界的“文艺复兴”就被打断了。

不过我们细看一下, 这些观点无论有多大差异, 在以下两点上却是一致的:一是它们都承认“五四”导致了中国文化的某种断裂;一是它们都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来评价“五四”。笔者也肯定这一关系, 只是在如何更客观理解这一关系上与以上观点略有不同。

二

让我们的眼光稍放长远些, 我们都会看到, “五四”的命运已经由那场著名的鸦片战争决定了。那场战争使中国这一老大帝国再也无法按照传统的轨道运行, 它被迫走上了一条由西方人铺设的轨道。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无不围绕如何救国强国这一问题展开。“五四”运动自然也是这股潮流中的一支。但是独特的位置使它同其它运动区别开来。下面我们详细考察。

三

自从发生了1840年那次碰撞之后, 不管中国愿不愿意, 它都被拖进了西方现代运动, 即人们常说的资本主义的轨道。这是由西方现代文明的本质特征决定的。

无限扩张的自我保存之需求以及由此导致的科学知识之大泛滥, 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显著特征。这一文明必须不断的通过征服扩张行为来增加自己的财富, 增强自己的力量, 以确定自己的安全。向陌生世界的扩张就成了现代西方人无法摆脱的梦魇。于是中西相遇成为历史的必然。

在西方浪潮的冲击下, 其他文化或文明最终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被其灭亡, 要么就同它一样。作为中国历史文化根基的儒家文明, 与西方现代文明截然不同。儒家士人重视整体生存, 而不只是物质生存。它也关注物质, 但只是让其适可而止, 过与不及皆不合乎天道。这就是中庸之道。中国的发展态势就像一个静止的圆一样, 稳定而安逸。而西方现代文明则表现出一种直线扩展之态势。“树欲静而风不止”, 西方这一无限延伸的直线必然会撞上中国这一静止之圆。优雅、中庸之圆无法抵挡野蛮、尖利而又具有巨大能量之直线的冲击, 就像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秀才遇到全副武装的流氓一样。

因此, 中国做出没有选择的选择, 它必须拥有和西方文明同样强大的物质力量。一开始, 它想要用“赛先生”来使秀才全副武装, 这就是洋务运动“中体西用”之主旨, 这被证明是行不通的。秀才的体格无法承担流氓的任务, 因此有必要改变他的性情和体格。“德先生”、“赛先生”缺一不可。于是就有了变法维新、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

如此, 中国就一步步被拉入西方的逻辑和轨道, 它被迫和西方人一样来思考自我保存之问题。传统之寡欲的、中庸的统治秩序不再适应现今追求最大限度物质力量的要求。

到这里我们会产生一个疑问:中国历史上也曾被蛮族暴力入侵过, 并且还在中原建立了政权, 如元朝、清朝。但儒家文明却没有受到挑战, 反而还将外来蛮族儒化了, 现今为何非要西化呢?儒学难道真的无法将其融化吗?能够给出的答案只能是:传统儒家文化可能无法应付西方现代文明。因为过去蛮族入侵依靠的力量依然是传统性质的, 它依然局限在人之自身物理力量限度内, 不具有持久性和扩展性, 只要人们勤勉锻炼, 就会拥有这种力量。从力量上讲, 汉族政权的灭亡只是因为它处于安逸时间过长、民众身体怠惰所致。只要它励精图治、重新修炼身体, 政权就还会夺回来。然而, 这次的对手却大为不同。它所拥有的力量已经远远超出人身之外。使其超越自身的力量来自科学, 而科学同西方人的现代生活品性是合而为一的。当道德成为生存的附属品后, 现代西方人的巨大能量便释放出来。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强化自己生存的手段。科学便成为其现代生活品性的自然结果, 后者催生了前者, 前者支持和维护着后者。而儒家文明显然无法支撑这样的科学, 因为它不允许物质手段的片面发展。

所以, 面对西方这个无限膨胀的利维坦, 中国也只有将自己变成利维坦。西化成了中国无奈的抉择。

四

一般看来, 西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在十月革命之前, 资本主义化似乎是中国学人唯一的选择。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自由民主和科学。但是, 这个过程并不顺利。除了儒家传统文化的惯性阻碍西化外, 还有两个重要因素。首先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扭曲发展, 即众所周知的殖民剥削;其次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局限性。

第一个因素使中国各阶层逐渐反感资本主义。在殖民剥削下, 农民 (《多收了三五斗》) 、工人 (《包身工》) 和民族资本家 (《子夜》) 心中那本就微薄的希望也更加淡薄了。而被西方强国随意摆布的政客内心的不满也在逐步增长。爱慕西学的中国知识分子之心情也由最初的尴尬变为寒心。所有这一切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潜流, 最终的目标指向就是资本主义。这种反感情绪在巴黎和会事件上达到了顶峰。换句话说, 对扭曲的资本主义的憎恨导致了对任何资本主义的憎恨。这迫使中国寻找其它的选择。

第二个因素让即使是正常的资本主义也走到了自己的反面。这是霍布斯等为现代文明设计的蓝图出了问题。霍布斯从低级而悲观的人性出发, 最终许诺出了一个完满而乐观的人性结果, 显然存在逻辑上的矛盾。恶花如何会结出善果呢?经过一个怎样的历史过程, 自私的个体才会结成团结和谐的社会呢?无道德之人怎能建立一个道德之社会呢?卢梭敏锐地看到, 正是因为将政治设计的起点设计得太低, 才导致了霍布斯无中生有之矛盾。于是卢梭着手修复霍布斯的错误, 他要给霍布斯之狼人灌注道德。卢梭设计了一个自由而善之人, 由此导出了他的“人民民主”蓝图。这一蓝图后来为马克思、列宁等修改为“社会主义”。于是, 自由民主之资本主义迎来了其掘墓者人民民主之社会主义。如果第一个因素让中国从情感上拒绝资本主义的话, 第二个因素则为之提供了理论自信。

这一切就为“五四”的登台做好了准备。一般对“五四”的定位是反帝、反封爱国运动。然而真正让它和其它运动区分开来的是反帝, 也就是反资本主义。鸦片战争以来, 所有运动都具有爱国的性质, 不独“五四”才有。反封建也不是“五四”的主题, 毋宁说是反对依靠帝国主义的军阀政权。所以这一切的最终指向就是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失望导致了对资本主义的失望。西化的道路出现巨大转折。社会主义成为中国新的希望。虽然社会主义也是西方现代文明之产物, 但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否定满足了中国人的心理需求。再加上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俄罗斯在地理位置上偏于东方, 人们完全有理由将它看成是东方的代表。因此, 我们就将社会主义与西方区别开来。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化时可以毫无顾忌地批判西方化和资本主义化。

然而, 虽然卢梭们修正了霍布斯们的理论基础, 然而仍然保留了其基本的特征。两者都对人充满了信心, 不同的只是一个强调个体, 一个强调整体;两者都相信理论应该完全付诸实践 (哲学与政治的结合) , 相信人能够建立人间天国;两者都对人权给予足够的重视, 尽管一个强调个体, 一个强调整体;两者都重视科学的作用, 重视现实物质力量。在这个意义上, 它们都是西方现代文明的表现, 是一根藤上的两个果实。

所以, “五四”后的中国并没有摆脱西化的轨道, 它是在以另一种不同的形式推进它。它所关注的依然是人权和科学问题, 它对生存和物质力量的强调使它依然陷在西方的生活逻辑里。因此, 革命并没有压倒启蒙, 因为中国一直在西方生活逻辑的笼罩下行走着。它对自我生存的关注甚至都超过了西方。

于是, 无论当时出现的科玄论战, 还是问题与主义之争, 争论双方都不再具有本质上的区别。科学和问题关注的是现实问题, 玄论和主义也是从现实出发的形而上之论。无论是科学和问题还是玄论与主义, 最终关注的都是现实实践问题, 因为, 现代人的理论已经不是古人所说的理论。他的理论和实践已经没有了本质的区别。现代人的理论已经没有了超越之性质, 它完全从现实出发, 为现实服务。无论现代人是在谈实践, 还是在谈理论, 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已经预设了理论和实践的合一。

在这场运动中损失最大的似乎是传统儒家文明。由于其不适应强盗逻辑的发展, 自然就被冷落一旁。尽管传统文化的爱慕者依然执著于传统文化的复兴, 但就如同列文森所说, 其热情愈高, 也就愈快地将其推进了博物馆。只要人们仍然生活在现实力量的逻辑中, 强调物质力量的决定性, 只要西方现代文明没有什么变化, 其它生活方式就难以找到立足之地。

五

五四 篇5

五四运动征文：铭记五四，把握今日五月的春风情深意暖，五月的花海流溢飘香，涌动的春潮，伴着夏韵，在花海灿烂夺目的季节里，我们迎来了又一个五四青年节。

忆往昔，年的月日，为了驱散笼罩神州大地的阴云，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自由，北京三所高校的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吹响了中华民族复兴梦的希望，震醒了沉睡中的巨龙，谱写了一曲最壮丽的青春之歌。

如今，当时的青年大概都已飘然逝去，五四运动也已作为光辉的一页载入了中华民族的史册。

然而，他们在中国大地上曾经掀起的慷慨波涛，他们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精神、为振兴民族大业的赤胆与忠心将源远流长。

看今朝，我们虽然无需面对国土的沦丧，无需承受战火硝烟，但我们面前的任务同样艰巨。

我们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仍需增强，环境污染治理仍需加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较多，地区经济走势分化，财政收支矛盾较大，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不容忽视等诸多问题，仍需我们解决，仍需我们释放青春的能量。

有一句话说得好，机遇留给有所准备的人。

时代的进步使新事物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没什么铁饭碗，没什么保质期。

五四宪法评析 篇6

关键词：“五四宪法”；积极影响；局限性；社会主义宪政

“五四宪法”作为我国第一部宪法，在我国宪政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也存在许多争议，重温“五四宪法”，我们应该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对其进行充分的认识和客观的评价。

一、“五四宪法”对后来三部宪法的积极影响

（一）纲领性规定明确了未来发展方向与目标

“五四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也是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其制定是借鉴苏联及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宪经验，再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的结果。因此，它不可避免的带有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特点，即纲领性。这种纲领性也为后来的几部宪法所使用。

“五四宪法”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时体现了过渡时期的国情，总结了过去革命及建设的胜利果实，指出了国家下一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是国家过渡时期的纲领性文件。这样的特点在后来的七五年宪法，七八年宪法和八二年宪法同样得到体现。从“五四宪法“开始，中国宪法就扮演着国家总纲领的角色，不断总结新的经验，提出新的目标，为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提供方向。纲领性特征一直被后三部宪法保持下来。

（二）稳定的体例结构为以后的宪法奠定基础

“五四宪法”通过对外国经验的学习和与本国实际的结合，使之成为一部“比较先进”的宪法。为后来几部宪法的制定在体例结构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序言加四章的结构体系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部宪法中从未改变过，这是“五四宪法”的一大贡献。首先，在篇章划分上，“五四宪法”设置了加序言在内的一共五个篇章，分别通过序言，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旗、国徽、国歌来阐述国家机关设置、权力归属以及日常生活制度等问题。就宪法结构来说，“五四宪法”具有的先进性为七五、七八以及八二年宪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后三部宪法完全套用了“五四宪法”的结构，使宪法在制定时节约了很多资源和时间。

（三）完善的权利体系为后来的宪法树立了典范

“五四宪法”对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做了全面的规定，从政治权利、人身权利、到劳动就业的权利、享受国家保障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以及进行研究创作的自由等等方面将公民在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权利与自由一一阐明。“五四宪法”的这些规定，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直到今天，都有着广泛的影响。这些规定让我们看到了过渡时期社会的空前自由和人们思想的开放与进步。再看现行宪法会发现，其中规定的内容实际上是对“五四宪法”中公民权利与自由内容所做的更加详细的表述，许多基本权利都来源于“五四宪法”的规定。

（四）“五四宪法”确定了中国的政权体制

“五四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宪法上被确立下来，成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五四宪法”颁布以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以国家根本制度的角色走上历史舞台，后来的三部宪法坚持并加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规定。修改宪法是全国人大的职权之一，后来的三部宪法都依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诞生。所以从“五四宪法”开始，中国宪法就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宪法确立了人大制度的法律地位，人大制度决定了宪法的效力。

二、“五四宪法”的局限性

（一）“五四宪法”缺乏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导致实施困难

虽然“五四宪法”对国体、政体、政权组织形式、国家机构、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作了详细规定，但是它在宪法的监督方面有着严重的不足。整个宪法条文仅有第二十七条第三款提到了宪法的监督问题。

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次数少，时间短，宪法的监督很难实现，更不用说违宪审查。因此，“五四宪法”事实上处于无监督的状态，得不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

（二）“五四宪法”修改随意，缺乏权威

“五四宪法”在宪法的修改上没有作出细致的规定，这是“五四宪法”的又一局限性。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规定着国家的根本制度，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理应保持庄严，不应该随意修改，但“五四宪法”中只有一条提到修改问题，规定的很简单，只确定了宪法修正案的多数通过原则，其他事项并没有说明。

宪法有随意修改的可能，使宪法的权威性大大降低。现行宪法基于“五四宪法”的这一缺陷，对宪法的修改做了进一步规定。增加了宪法修改的提议权规定，这提高了宪法修改的标准，使宪法修改受到一定的限制。

“五四宪法”是过渡时期的总纲领，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结束了它的使命。但“五四宪法”对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制度的影响却是长远的。“五四宪法”带来的是一个崭新的国家运行体制，为今天祖国的快速发展、繁荣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它体现了制宪者的智慧和长远目光。（作者單位：四川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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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鸣.《制宪仪式背后的曲衷——从“共同纲领”到1954年宪法》.

[3]瑾文.《历史内幕：毛泽东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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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宪法比较研究文集》[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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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宪法参考资料》[J].北京大学法律系宪法教研室、资料室编，2004.

[9]黄建水.《中国宪法结构研究》[N].法律出版社，2005.

[10]韩大元.《1954年宪法与新中国宪政》[N].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11]张宇飞.《五四宪法贡献了什么》.

[12]郭绍敏.《历史的五四宪法：文本与现实之间》.

五四 篇7

1.“五四文化圈”的含义

“五四文化圈”的论述学者给出这样的定义, “五四文化圈”中的知识分子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分歧, 就组成了色彩斑斓的‘五四文化圈’。在这里“五四文化圈”有了知识分子思想碰撞后的自由发声与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 传统文化又在这个大圈子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它汲取了西方的先进思想, 在历史车轮前进的浪潮里不断淘汰掉糟粕, 使得自身更适合人的个性发展而适应整个社会, 也在这个过程中捍卫了其作为传统文化的应有地位。

2.“五四文化圈”中关于传统文化的论争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于传统文化的过激言辞必然暴露了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某些缺点, 但传统文化在此时也走出了权威统治的地位, 让自身缺陷呈现于大众, 这不得不说是一件好事, 也让传统文化在批判中成长起来。

五四中对待传统文化态度比较激烈的如1917年1月1日的《新青年》上所发表的陈独秀 《再论孔教问题》, 提出“且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 他在《文学革命论》中也几乎否定了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文学:“此等雕琢的阿谀的铺张的空泛的贵族古典文学, 极其长技, 不过如涂脂抹粉之泥塑美人。”通常钱玄同也被认为是一位激进派人物, 他认为陈独秀的此类论调“虽若过悍”, “然对于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 实不能不以如此面目加之。” 以上这些大致可以归为我们通常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派, 其中的论争或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胡适有时被人当做全盘西化的人物, 但他之后倡导的 “整理国故运动”以及种种努力同样对发现与重新评定传统文化价值有着重要作用。如果仅就一些言论就来判断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是一个全盘否定的态度, 或者认为传统文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只是被扼杀与打倒也太过于片面。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复杂的现象, 但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不管是支持的和反对的人都围绕着传统文化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无疑传统文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里获得了勃勃生机。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予了传统文化一个先天发展的背景, 倡导一种科学精神来重新评定传统文化的价值, 发现与继承优良传统文化, 淘汰糟粕文化。所以传统文化在“五四文化圈”里让右的人有保守的对象, 让左的人有批判的对象,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传统文化有精髓也有糟粕, 它的这样一个性质形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富有张力的自由的氛围, 而在这样自由的氛围里传统文化又获得了前人从未有过的研究。

二、传统文化在批判中的再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在鸦片战争后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面对先进的异质文化, 本土文化就踏上了再认识的旅程。 《新青年》是反传统的阵地, 陈独秀曾经明确提出: “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 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 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 传统文化在当时已不能被容忍, 在将来的社会也被预见成百害无利。立足于今日保护与继承传统文化的大立场, 我们很容易生发出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误解。 但回归历史场景, 在一个封建愚昧的时代, 一切还在黑暗当中, 当先进的知识分子急迫地想要改变社会之时, 如果第一声呼喊不足以振聋发聩, 那后来的一切活动都只会是历史上的一圈涟漪而掀不起一点思想的波澜, 以“矫枉过正”来评述不如说是一次奋进中的“求上得中”。

在西方文化未进入中国之前, 传统文化占据着统治地位,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进知识分子们站在新浪潮里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必然见其糟粕而有意忽视其中的精华, 但是作为真诚有良知的纯粹知识分子对于真知与文化精髓又是无法抗拒的, 在其后要论述的“整理国故运动”中, 知识分子也主张“还他一个本来面目”, 这不仅体现了对于传统文化本身的尊重, 也是顺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浪潮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对于“打倒孔家店”口号的误传, 从中学教科书开始就启蒙于今天的我们, 造成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误解, 无疑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 反对孔孟之道, 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倾向, 但在“五四文化圈” 中, 它只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希冀在一个黑暗的社会中发展起更有利于时下发展的文化。从前我们对传统文化一味的崇拜在那时改变了, 让大众认知到传统的不一定就是绝对的, 前人的不一定就是不可改的, 在这个再认识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依然还是传统的, 在今天, 传统文化依然没有改变它的文化统治地位, 我们的思想与行为仍然深受着儒家文化的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再激烈的言论与浪潮没有冲击传统文化的地位, 但却促进了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里再认识, 认识到其可取的地方, 也认识到其糟粕。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意义

以“整理国故运动”来看,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整理国故运动”有它明确的目标就是还传统文化一个“本来面目”,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进知识分子主张以五四科学的方法研究传统文化, 胡适也曾经强调“国故”一词是没有褒贬意义的中立词语, 只是“为真理而真理”, “为学术而学术”, 这表明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 而是在去其糟粕的过程中达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破旧立新的目的, 也在进一步的整理与认识中升华了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 从这点上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文化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果没有传统文化, 我们何谈西化, 如果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是一些文人掀起的反对传统文化的运动, 它也不会有那样精彩的论争, 也是我们今天所追求的自由浓烈的一个学术氛围。所以所有激烈的、保守的、温和的言论和知识分子都在这一时期围绕着传统文化集中于这样一个圈子中, 构成了自由和富有张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这个色彩斑斓的“五四文化圈”里, 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扬。

结语;

关于传统文化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问题已是老生常谈,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误解背后也是对当时历史场景的忽略所致。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 在批判与否定的背后, 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场域。在新的研究方法下, 在科学理性的指导精神下, 传统文化在外来异质文化的碰撞中更加熠熠生辉, 它也打破了从前的唯孔孟之道为尊的格局, 让整个中国文化迈向了更加丰富与多元化的多彩局面。

参考文献

[1]李怡:五四文学研究, 谁的五四——论“五四文化圈”,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9年第3期

[2]李怡:“五四”与现代文学“民国机制”的形成

[3]周振鹤:对传统文化再认识的飞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剖析,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89年第3期

[4]严家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 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9期

[5]李怡:《甲寅》月刊,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思想先声,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3年第4期

[6]李良玉: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全盘反传统问题, 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五四 篇8

二三十年代, 随着“革命的文学”取代“文学的革命”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潮, 革命的话语取代了启蒙话语占据主导地位, 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主题也随之让位于民族解放的时代主题, 写作视角也逐渐转向对集体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 作家们的书写也开始由关注自我关注个人转向了关注现实革命斗争, 个人开始走向社会融入群体。以《韦护》为标志, 丁玲的创作开始转向。而此时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也随之出现了新的特点。她们从莎菲式苦闷中解脱出来, 走上了集体主义的道路。《韦护》中的女主人公丽嘉在精神上与莎菲存在很大继承性。她们都是“美好和聪明与放浪的新型女性, 热烈、狷狂、倔强、更多地带有浪漫色彩”。但相较起来, 丽嘉接触的社会面更广, 思想也更开阔, 比莎菲有更大的客服自身弱点的勇气和毅力。所以她从爱情的幻影中苏醒过来, 汲取教训, 并最终踏上了一条莎菲未曾走过的革命之路。如果说丽嘉的转变还有些被动, 那么《1930春上海》中的美琳的转变则更自觉, 更合乎发展逻辑。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美琳曾经也追求过个性解放, 追求过恋爱自由, 与作家余彬同居过着安稳的金丝雀般的所谓“美满的家庭生活”。但是在革命者若泉的启发下, 她才重新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个“资产阶级客厅的花瓶”而已, 只有走出去, 融入大众, 才能夺回自己失去的独立与尊严。从个人狭隘的个人世界, 到广阔的革命世界, 美琳最终选择勇敢走出去, 成为了革命道路上的新女性。尽管作品的创作模式仍拘囿于当时文坛最为盛行的“革命加恋爱”模式, 甚至当时作家丁玲对于这种模式的思考还很模式化, 但需要指出的是, “革命”、“大众”等元素的引入, 无疑改变了丁玲写作的格局, 给丁玲的小说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发展可能。丽嘉美琳们第二次跨出家门投身于人民大众的洪流, 一方面是对于“五四”的个人主义的否定。另一方面, 也说明了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 丁玲已经意识到, 只一味追求“五四”时期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解放已经不现实了。于是开始尝试放弃对于“五四”以来追求个性主义标榜爱情至上的创作形式, 转而将写作视角投入共产党的领导下的群众运动。而这一创作转向无疑是对于政治话语的认同, 是对于“五四”启蒙传统的一种有意识疏离行为。

一九三六年, 丁玲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 逃离南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在此期间, 丁玲创作了大量的速写、通讯、报道, 讲述红军的战斗故事和革命生活, 洋溢着昂扬、乐观的气息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然而“对于像丁玲这样曾经沐浴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现代作家而言, 五四时期个人至上、个性自由与思想解放的价值追求是其内心深处始终无法磨灭的烙印, 这种烙印使他们总是敏感地警觉着周围的人、事、物与自我个性之间的差异”。作为一个经历过严峻考验的作家, 丁玲以冷静、理智的眼光广泛关注社会问题, 既看到了代表解放区未来的新事物, 也看到了解放区中既有的封建恶习和社会弊端。忠于现实的丁玲发现, 人的解放以及鲁迅先生提出的“国民性改造”问题在当时的解放区仍然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及《在医院中》集中体现了作家的这种思考。

《我在霞村的时候》中, 丁玲将贞贞置放于落后的乡村文化氛围中, 表现她的孤独、希冀和追求。而贞贞的悲剧也深刻揭示了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的残酷统治和它造成的中国国民, 尤其是农民的愚昧、麻木、落后的心理状态。如果说日本帝国主义使贞贞的身体蒙污受辱, “得了一身病”, 那么, 封建思想则更多地以“名声”、“贞操”一类的观念从精神上折磨压迫着她。作家丁玲正是通过贞贞这一形象的塑造, 向人们提出妇女要解放, 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彻底铲除封建思想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遗留。妇女解放不仅仅只是制度上的宣传, 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彻底解放。而小说《在医院中》则通过陆萍在医院中的这段经历, 反映了小生产思想意识的危害, 以及同这种思想作斗争的困难, 并尖锐地提出了如何改造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和各种封建传统习气的问题。

贞贞和陆萍面对愚昧落后、充满封建思想的环境时采取在孤独中坚守自我的行为无疑契合了莎菲式的精神气质。不同的是, 此时丁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具有了双重性。她们一方面主动承担群体价值, 为了民族事业牺牲自我, 体现了鲜明的集体主义精神。另一方面, 她们又能保持清醒的个人意识和独立思想, 能自觉地同传统落后心理, 传统习惯势力作不懈斗争。贞贞和陆萍最终都选择了听从党的召唤, 从而不同程度地放弃自我, 牺牲自我, 但是她们身上那种鲜明的个性精神, 强烈的个性意识, 以及作家丁玲对于现实问题的严肃思考, 无疑都是丁玲对于“五四”启蒙传统坚守姿态的彰显。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之后, 丁玲开始了她人生观念和文学风格的重大转变, “即放弃了女性主义和个性化风格的叙事, 把自己纳入集体主义的宏大叙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由此应运而生。在这部引起很多争议的作品中, 女主人公黑妮算是一个闪光点。在其身上, 很明显我们依然可以找到作家丁玲对于其笔下女性形象所倾注的深情表达。但是, 这似乎已经演变成为一种非常隐晦的表达。小说中对黑妮所受的误会与伤害只是稍稍带过。对黑妮作为女人的经历和人生体验同样也是不深刻的。黑妮的身上已经不见了贞贞、陆萍身上倔强的不愿妥协的自我意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形象。

从“五四”时期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到“左翼”时期的《韦护》、《1930年春上海》, 再到延安时期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以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丁玲的创作一直在转变。总之, 在转变过程中, 由于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 丁玲对于“五四”启蒙传统在坚守中亦有妥协, 并最终在意识形态洗礼下疏离了早期创作中所坚守的独立思考意识、批判精神以及个性追求, 并一度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了讴歌大众的苦难和觉醒上。

参考文献

[1]李春梅.从反叛到回归——论丁玲女性人物形象嬗变的文化内涵[J].贵州社会科学, 2004, (2) .

[2]丁玲.我的生平与创作[J].时代的报告, 1985, (5) .

[3]曹彬.政治文本对启蒙文本的挤压与消解——从延安时期丁玲的小说创作看“五四”启蒙传统的失落[J].现代文学, 2010, (1) .

试论“五四”报刊繁荣局面及成因 篇9

一、社会各界需要报刊宣传自己的思想

“五四”时期，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严峻的现实使许多人不得不对祖国的现状和民族的前途进行思考。于是，涌现出一批时代先驱者提出自己在政治、经济和思想等方面的要求和主张，而且必然以报刊作为发表言论的重要阵地。其时第一名刊——《新青年》的创办即是例证。政治上，袁世凯篡国，实行对外卖国、对内残酷镇压的独裁政策，“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国虚有其名。思想上，封建统治阶级竭力提倡封建道德，鼓吹复古主义，宣扬鬼神迷信，尊孔声浪甚嚣尘上。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认识到，要实现民主共和，必须开展一场广泛的思想启蒙运动，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涤荡人们头脑中的封建主义观念，以唤醒民众，深刻地“改造国民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点燃了反封建思想的革命烈火。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守旧势力、无政府主义者对新思想进行了攻击，由此引发了中国思想界一场声势浩大的论战，其阵地就是各种不同背景的报刊。1915年，《青年杂志》从创刊起就与《东方杂志》就东西方文化问题展开了讨论，争辩延续十年，先后参与的有数百人，发表文章近千篇，专著数十种。[1]1919年，张东荪的《时事新报》展开了与《新青年》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旧派文人刘师培也创办刊物《国故》企图与《新青年》抗衡。1922年，在南京出现了由一小批留学生办起来的反对新文学、鼓吹复古主义的《学衡》杂志;同年5月，胡适主办的《努力周刊》创刊，专意鼓吹政治改良主义……针对思想界的种种错误言论，《新青年》都给予了有力的驳斥。

革命报刊的宣传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全国青年的思想异常活跃，他们纷纷行动起来，组织社团，出版刊物，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一年之内，全国新刊物就有四百种之多。许多地方的中学生兴办小型报刊来发表意见，只要他们在任何地方能找到一台活字印刷机，就会利用它来出版小报;找不到印刷机，就用油印。[2]这一切正如孙中山所说：“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主办者，纷纷应时而出。”[3]

众所周知，报刊的一个重要作用是组织本阶级本集团及其同盟者参与政治活动，并且用本民族、本阶级的道德规范教育读者。在政治斗争非常激烈的时期，报刊的这个作用显得更加突出。激烈的政治斗争在客观上会促进报刊的繁荣，“五四”时期报刊繁荣正印证了这一点。

二、国人需要报刊了解社会状况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力度最为强劲、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五四运动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和马列主义的传播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激烈的政治斗争会使社会各界借助报刊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同时，在这种环境下的民众，也会利用报刊来了解急剧变化的社会状况。近代中国一系列的运动和革命，使人民思想觉悟逐渐提高，他们日益关注中国的命运，迫切需要通过报刊来了解纷繁复杂的社会信息和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以此加深他们对中国现状的认识，引发对中国前途的进一步思考。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是五四时期很有影响力的一份报纸，其上刊登的文章往往有深刻独到的见解，能击中敌人的要害，对革命青年和爱国人士有很大帮助，所以，《湘江评论》从创刊开始，就一直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长沙和湖南各地的青年学生、中小学教师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都成为报纸的忠实读者，尤其是进步学生，口袋里总放着一份。每一期送到各校阅览室，大家纷纷抢阅，先睹为快。武汉、广东、四川等地的青年学生中，也很快传播开来，外省订户也日有增加。[4]

由于“五四”时期是思想文化界非常活跃的一个时期，实用主义、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冲击着人们的思想，人们在接受某种主张的时候必然会把它与其他不同观点加以比较，这就可能促使他们阅读不同性质的报刊，同时，守旧势力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也需要报刊来坚持他们对社会的看法。据史料记载，五四时期出版的无政府主义书籍、刊物达七十多种，这些书刊也受到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欢迎。另一方面，一些进步分子会利用反动报刊了解反动势力的谬论，及时把握对方在思想上的新动向，使自己的宣传更有针对性和说服力。鲁迅在写文章的时候，经常利用反动报纸上的材料作反面教材，这些材料一经他引用，加上三言两语，就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三、报刊改革促进了报刊繁荣

五四运动期间，白话传单和白话小说空前盛行，反对帝国主义、军阀政府和亲日派卖国贼的宣传，几乎家喻户晓，它的宣传力量实在是千万倍地胜过官方制造的各种反动舆论。1918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的《新青年》，首先倡导和使用白话文，在它的影响下，《新青年》从第四卷第五号起，全部改成白话文。《新青年》这样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型刊物改用白话文，对其他报刊起了榜样作用。在它的影响下，数百种报刊纷纷效仿。在报刊上还出现了用白话文字写的短评、通讯、消息和社论。一些全用文言文的旧式大报，为了不至于失去读者，有的把副刊改为白话文，有的在部分消息、通讯、评论中采用白话文或半文半白的文字写作。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介绍西方的新学说，宣传新思想，开始占领副刊阵地，对副刊作了全面的改革。具有代表性的副刊有：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民国日报》的《觉悟》、北京《晨报》的《晨报副镌》、《京报》的《京报副刊》。四大副刊大力宣扬民主、科学，宣传社会主义，是传播新思想的园地。当时，新闻检查和封锁极为严密，许多不能正面谈的问题，经常是在副刊上通过杂文、漫画、诗歌来透露。

“五四”时期，报刊上出现了许多新的文体，其内容丰富多彩，也使报刊更乐于被读者接受。从1895年到1918年，报刊文体以新闻和文学、评论相分离，新闻成为独立文体。这种独立的新闻文体以简洁地、平实地报告事实为特点。但它实际存在的严重弊端是文章枯燥，不生动、不形象。它象镜子似的以直观方式反映现实，但缺乏深度，反映不出事物内在联系，反映不出事物发展的来龙去脉。“五四”时期新文体的出现正好补上了这一缺陷。所谓新文体，就是新闻、言论、文学、历史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结合起来，产生的新的报纸文体，包括新闻特写、新闻述评、调查报告、杂文、报告文学。这些新文体既满足了读者的需要，又适合有些报纸进行宣传，所以，这种文体应用广泛，深受读者欢迎。

在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同时，《新青年》从第四卷起采用新式标点符号，许多报刊也相继采用。《新青年》还讨论了应用文的改革，提倡文章分段，创造和改进注音字母，号召写诗要破坏旧韵，采用新韵，提出了外国人名地名译法，以及文字改横排的问题，这些改革使文章更便于为群众所接受，同时也促进了报刊的革新与繁荣。

四、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推动了报刊繁荣

“五四”时期出现了平民教育运动，全国各地爱国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曾办了不少的平民学校和平民教育事业。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纷纷建立，更加有计划地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方式一是各地小组都出版了供工人学习和阅读的通俗读物，向工人宣讲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另一种方式是在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举办工人补习学校，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1921年1月，北京小组由邓中夏主持，在长辛店成立了劳动补习学校，上海小组在沪西小纱渡纺纱厂集中的地区开办了上海劳动补习学校。武汉、长沙等地也举办了识字班和工人学校。同时还有工读思潮，它不但主张青年学生工读结合，并且提出了劳工应有受教育权，积极谋教育的普及，使工人、农民学习文化知识。工读思潮反对教育为少数人独占，它和平民教育思潮互相渗透、呼应，产生了我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教育思潮。

教育的发展使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高，这就使他们有可能阅读一些通俗浅显的刊物，同时，共产主义者的有力宣传，又使他们产生了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渴望，所以，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报刊与广播电视的一个重要不同点是，它的受众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如果受众不认识字或者对文字的理解能力很差，那么报刊就很难被受众接受，更谈不上繁荣了。“五四”时期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也成为报刊繁荣的重要条件。

基于上所述几个方面的原因，“五四”时期出现了报刊空前繁荣的局面，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也出现了一个报刊大繁荣时期，各种各样的报刊琳琅满目，其原因与五四时期大致相同。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都需要利用报刊及时传送和接收信息，报刊也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重大作用，成为人们与外界取得联系的纽带之一。而现代媒介的激烈竞争，使得报人不得不想尽办法提高报刊质量，加强自身的宣传，这同时又促进了报刊的发展。随着人们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种专业性的报刊纷纷出现，如《足球》、《时尚》等，它们把传播对象定位在不同层次的人群，常常会对所报道的领域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深入的探讨，使报刊更加丰富多彩。

摘要：“五四”时期, 各种新式报刊如雨后春笋般, 纷纷“应时而出”, 形成了极为繁荣的局面, 促成了我国现代新闻事业史的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报刊繁荣的原因, 可以从社会各界宣传自己主张的需要, 国人了解社会状况的需要, 报刊改革的推动和群众教育水平的提高等方面来探讨。

关键词：“五四”时期,报刊,繁荣,原因

注释

1[1]张同乐.《彷徨与顿悟--一九一九年实录》.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页.

2[2]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2页.

3[3]林代昭，王晓秋.《五四时期的百家争鸣》.《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

五四 篇10

一.批判者与被批判者难以逾越的鸿沟

乡土小说家们成长在乡村, 成熟在都市。在当时那样一个等级分明、阶级对立的社会中, 乡土作家企图用西方现代文明去改造几千年的封建体系, 这本身就是一个“天方夜谭”。

一方面, 以“子平” ( 王鲁彦《一个危险的人物》) 为代表的主人公和隐藏在背后的作者都是启蒙的主体。他们是中国最早接受西方工业文明的一批人, 但他们同时也和广大农民是“一奶同胞”—封建礼教和文化的产儿。他们看到了宗法制统治下的农村的落后与腐朽, 农民的愚昧无知和劣根性。他们拥有“民主”、“科学”的文明外衣, 追求现代文明与进步, 看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出于对故土的眷恋和对乡民的感情, 他们渴望自己生活过的土地上的乡民摆脱封建落后礼教荼毒, 走出愚昧无知的深渊。哲学上讲:“万事万物都是联系的、发展的。”因此, 这些乡土小说家们不仅刻画了一批批愚昧落后的农民形象, 还塑造了不甘落后, 渴望进步, 变贫为富的新形象。但不幸的是, 这些新形象都处于勇于转变观念、突破腐朽却不能的尴尬处境。这也是乡土作者内心的真实写照和现实处境, 是社会化大变革中解不开的结。无法否认, 这场以启蒙国民性为重任的自上而下的改造运动显然不是强大的封建礼教的对手。存在于上层社会的思想与革命根本无法深入到思想保守和文化无知的农民的意识中去, 这似乎是两个“格格不入”的事物。乡土作家们“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但这也只是作家们内心的惊涛骇浪, 无法冲击到农民的内心, 就如同一颗石子丢在平静的湖面上, 只有一层涟漪, 却激不起半点水花。

另一方面, 作为批判对象的农民, 生存在存在了几千年的私有的、低下的“小农社会”。他们早已接受了封建文化和思想, 并将其认为是“正统”。他们不识字, 没有文化,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 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他们的文化心态中的驯良、愚黯、麻木、自私、保守、卑怯、苟安的特性使不会也不可能理解什么是“科学”, 什么是“民主”, 因此他们成为了鲁迅笔下的“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的悲剧人物。猪三哈的悲剧 (彭佳煌《陈四爹的牛) , 菊英娘 (王鲁彦《菊英的出嫁》) 的痛苦, 骆毛娘 (蹇先艾《水葬》) 的孤独往往都是注定的, 悲剧并不会结束。

二.“乡土”、“乡愁”淡化了“启蒙”的初衷

乡土作家接受了“五四”启蒙精神的洗礼, 具有理性批判的精神。但挥之不去的乡情乡愁却也萦绕在作家心中, 这使得乡土作家往往没有鲁迅那种彻底与激进。他们用现代文明和进步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 用文学悲剧化角度去关注已离他们远去的乡村的愚昧和黑暗, 展现那片永恒的土地上不断轮回的痛苦与对抗、温情与纯朴。批判与乡情之中表现了乡土作家矛盾的心态。作家一方面感受到了都市生活的冷漠, 用“乡土人”的视角去冷静的描写故乡的人和景观、抒发对乡村的眷念之情;另一方面, 又用启蒙者的俯视目光, 去剖析乡土的闭塞和落后, 表现启蒙和改造的意愿。这使得小说具有悲凉感伤的风格, 弱化了启蒙的色彩。

正如蹇先艾的《水葬》, 骆毛被愚昧的乡民, 麻木的看客处死。但同时, 小说于叙事中带有挥之不去的愁绪, 批判之力度被哀婉悲切的叙述语调所削弱, 使得整篇小说呈现出乡情大于理性的情感特征。小说结尾处苦苦等待骆毛的母亲, 犹如作者心中的故乡。孤独无助, 默默承受着一切的苦难却又无可奈何, 悲凉感伤的情绪冲淡了理性的批判意味, 使小说充满了乡愁的意蕴, 这也是乡土小说作者们背负远离故土和客居异地的双重悲哀。

“五四”是中国现代文化、文学最为辉煌的开端, 无数的文学界先河在此开创。承担着“启蒙”重任的乡土小说描写了中国农村封建专制的酷烈, 表达了启蒙的迫切。但是, 理性和感性的矛盾混合, 也注定了其批判的不彻底性。

参考文献

[1]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丁守和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3]祝学剑.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三种启蒙叙事[J].学术探索, 2007.

重寻“五四” 篇11

——《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

五四运动的发生，距今已有九十个年头。当年的风云人物已然逝去，文物部分保留下来，部分遭到湮灭。所谓历史，更多的是历史学话语，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阐释者，从权力者到学者文人，也都带着不同的身份、利益、自己特有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来审视过去。由是，“五四”出现了众多的面貌。无论是事件和事实本身，或是固有的意义，“五四”历史的完整性都没有得到充分的敞现，反而，通过不断的改写而被遮蔽。

“五四”作为矛盾统一体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抗议中国政府对日的屈辱政策。以北京大学为首，印发《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散发传单，高呼口号，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深得工商界及市民支持。在政府出动警察逮捕学生之后，斗争的怒火迅速蔓延到了上海，以至全国各地。

其实，爱国斗争有很长一段引信。正如李长之在1944年的一篇文章所说：“五四运动当然不仅指1919年5月4日这一天的运动，乃是指中国接触了西洋文化所孕育的一段文化历程，‘五四’不过是这个历程中的一个指标。”

经历过鸦片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后的两度帝制复辟和军阀统治的阵痛，新兴的知识阶级上下求索，终于选择了一条有别于原来的“富国强兵”的道路，即通过思想文化方面的变革，普及教育，传播新知，以促进广大社会的精神觉醒。在此期间，《新青年》杂志的创办及北京大学的改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两个标志性事件，显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力量；在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一刊一校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

五四运动是诞生于新世纪的政治与文化的连体婴儿，既血肉相连，又相互牵制。“五四运动”一词的发明者，运动的干将罗家伦明确提出：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与“救国运动”合流而成，着重的是两者的统一。薪受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对“五四”作为“青年爱国的运动”持一种批评意见，强调两者的矛盾性，说五四事件使学生成为一个政治的力量，思想成为政治的武器，使原先的新文化运动“政治化”、“变了质”，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

无论作为一个过程，或是一个结构来看，“五四”都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我们看到，《东方杂志》及《甲寅》群体虽然与《新青年》杂志群体相颉抗，但是，杜亚泉、章士钊、吴宓等人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推介过西方的观念和知识。就是说，敌对的双方依然存在着某种一致性。我们还可以就五四新文化，包括政治文化在内进行观察，其中，孙中山政治激进，文化保守；胡适文化激进，政治保守；陈独秀和鲁迅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均显得相当激进，然而，一个最终投向政治革命、集体主义，一个坚持“思想革命”，坚持“独战”，激进的方向和形态也各有不同。作为一个运动过程，“五四”是从清末民初的政治革命走向思想文化运动，再走向社会运动并还原为政治革命的，前前后后发生过很多变化；而作为一个结构，一个实体，“五四”同样是多元多向，参差多态的。因此，必须看到这种文化现象的矛盾性，看到新旧事物彼此冲突、斗争和互相转化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五四”没有一个基本的面貌，没有一个核心价值。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五四”是新旧政治文化势力的一场殊死斗争，对“五四”的评论必须首先置于斗争的场域中进行。二、五四运动的主体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是有意识地、自觉地要充当戏剧的主角即启蒙者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毛泽东说五四运动的“弱点”，就是“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正好从负面揭示了这个事实。对于“五四”或“五四”人物的评价，我们不能离开知识分子的一般定义，不能离开知识分子与权力、群众和社会的关系来进行。三、“五四”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源头，当我们试图发掘并利用其中的思想文化资源时，必须立足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变革之上。

“五四”作为一个历史评价对象，是先天地具有倾向性的。因此，所有关于“五四”的阐释，无论如何标榜“中立”、“客观”、“公正”，其实，都是有倾向性的，显示出各自的官方的、民间的、进步的、保守或倒退的立场，没有哪一位论客可以避免。

世界主义与本土主义

胡适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是人本主义对中世纪神权统治的挑战，就这一意义上说，“五四”颇有与之洽合之处。但是，在欧洲，作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是内发的，是古文明的复活；而在中国，所有更新的观念都是从外部植入的；现代观念的引进，意味着古文明——实质上是专制化等级化的儒家文化一的覆灭。

所谓现代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就是西方的观念。自由、民主、人权、共和、科学，这些名词无一不是从西方输入的，放诸四海而皆准，是谓“普世价值”。《新青年》高张“德先生”、“赛先生”两大旗帜，简单化的理解惟是要求“民主”与“科学”，实际上其包涵的意义是更为广泛的。只要回头看看当时的文献，就可以知道，小至个人行为，大至国体，没有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

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但是，不要以为破坏是容易的事。“五四”一代提出“价值重估”，“打倒偶像崇拜”，要以自由主义、个性解放代替三纲五常，以尼采、易卜生代替孔夫子，势必引起旧文化卫道士的惊慌和仇恨，全面进击势必遭遇顽强的抗拒。

“五四”前后，都曾有过关于东西新旧文化孰优孰劣的激烈论争，“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中国文化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本质上是其中的一部分。传统主义者极力鼓吹东方精神优越论。康有为上书总统、总理，公然主张“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杜亚泉称说儒家思想是中国的“国基”，输入西洋学说是“精神界之破产”。辜鸿铭也大肆鼓吹自二千五百年来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之固有文明，作《中国人之精神》。“五四”时被称为“国粹派”者，重弹这些“保古家”的论调，反复强调东方民族的特色，反对世界主义而固守本土主义，在政治人物中更为普遍。袁世凯就打着“特殊国情”的招牌，恢复尊孔读经。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中鼓吹“礼”，不惜美化儒家文化，都因为它有助于政治“大一统”的形成。

五四 篇12

一、爱国救国勇当先锋, 是青年学生的宝贵品质

从1912年辛亥革命失败到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这几年, 中国处于一个黑暗混乱的时期, 也是中国最茫然不知所措的一个时期。因为孙中山先生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昙花—现之后, 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之路, 似乎已经走到尽头。此时军阀混战, 民不聊生, 新的救国之路在何方?没有人能够做出回答。而在此时, 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之机, 于1915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 主要内容有: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并加以扩大;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和割让他国;中国政府须聘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 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其企图是独霸中国。“二十一条”是个秘密条约, 由日方印制的外交文件上, 竟然有无畏战舰和机关枪的水印, 这是暗示不惜付诸武力!这叫中国人感受到了新的灭顶之灾, 可残败贫弱的国家, 该如何应对?仍然没有人能够做出回答。而在此时, 中国新式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等人, 发动了新文化运动, 高举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 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觉醒, 可这仅仅局限在思想文化领域, 而反帝反封、反抗屈辱究竟从何做起?还是没有人能够做出回答。就是在这一系列“没有人能够做出回答”的历史背景下, 中国的青年学生以自己的先锋队行动, 做出了回答, 这就是发动了“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 是一场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是一场席卷全国的社会政治运动, 也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发生的基本原因是基于上述“二十一条”背景下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加紧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对内残酷压迫和对外妥协投降所造成的民族危机。“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是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五四”精神首先表现为青年学生以满腔的怒火点燃了这根导火线。在北大的学生集会, 天安门前的游行示威, 痛打章宗祥, 火烧赵家楼, 这是青年学生在单独斗争阶段爱国救国勇当先锋的英雄表现。这是不愿为亡国之奴、痛自奋发的爱国主义精神, 表现出了身系天下安危、舍我其谁的先锋队精神, 表现出了追赶世界潮流、谋求国家和民族平等的进步精神。这是青年学生的宝贵品质。这与那些屈辱求和的封建官僚, 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 默怀隐痛的伤时之士, 了无生趣的哀哀斯民,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与人民群众相结合, 是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

由于从6月3日开始, 北京军阀政府对青年学生进行了严厉镇压, 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 工人阶级站出来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具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性质, 表现出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在工人阶级的带动下, 全国小资产阶级和各阶层人民都参加了斗争, 发展成为全国范围内的爱国运动。这样, 从6月3日起, 五四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五四”运动由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转为以工人为主, 运动的中心也由北京转到上海。工人的罢工表明, 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革命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成为“五四”运动的主力军。在新的斗争阶段, 知识分子领袖和青年学生们看到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 纷纷走入工人和社会各阶层人民群众之中, 开展宣传鼓动工作, 展开罢课、罢工、罢市等“三罢”斗争, 共同向反动当局施压, 以这种方式与人民群众相结合, 并取得了五四运动的目标即“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胜利, 北洋军阀政府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 撤销了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货币总裁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特别是北洋军阀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没有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由于中国人民强烈的愤慨和反抗, 使“二十一条”不能付诸实施, 实际上被废止。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没有履行不平等条约!所有这些, 靠的是先锋队与主力军相结合的力量。

学生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结合, 是反帝反封建革命目标上的结合, 是爱国救国革命行动上的结合, 是联合阵线革命感情上的结合, 意义十分重大。毛泽东为此专门写了《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两篇重要文章, 论述这个问题, 他说:“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 我认为是惟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 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 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 是革命的, 否则就是不革命的, 或者是反革命的。”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这就是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 是“五四”精神的重要内容。只不过在今天“工农群众”已经扩大到更加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一名青年, 你能够与人民群众相结合, 你将大有作为, 如果你脱离人民群众, 你将一事无成, 让我们走到人民群众中去获得力量吧!

三、用民主和科学引领进步, 是青年精英的成功探索

“五四”运动也是一次追求民主和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民主和科学, 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 是知识分子最为推崇的“德先生” (Democracy) 和“赛先生” (science) 。当时的民主, 指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科学, 指自然科学和看待事物的科学态度及科学观点。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 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提倡民主、反对专制, 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 是切中时弊的, 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 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但是, 新文化运动又有着明显的局限性, 主要是提倡民主, 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 提倡科学, 也没有找到一条真正能够改造近代中国社会的道路。

到了“五四”时期, 就把新文化运动推进到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阶段, 民主和科学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这时所追求的民主, 是劳动阶级的民主、大多数人的民主, 并且民主也不再是书斋里的高谈阔论, 而是被赋予了实践的含义, 以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方式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武器。这时所追求的科学, 也有了广狭二义:狭义指自然科学, 广义指社会科学, 提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研究社会。这样在“五四”时期, 追求民主和科学的目标, 是引领人民群众思

实是雷锋精神的载体, 学雷锋与做好事是不可分割的。学雷锋做好事要防止两种偏向:一种是轻视做好事, 认为做好事是“走形式”、“低层次”。而实际上, 做好事是学雷锋精神的必然起点, 是雷锋精神的本质体现,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另一种偏向是单纯为做好事而做好事, 是为了给别人看的, 以至于做点好事就完事。这样就将学雷锋表面化、简单化了, 这是不可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由此可见, 发扬雷锋的“人民勤务员”精神, 热心为群众服务, 是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突出特点。

(四) 发扬雷锋的“乐于吃苦”精神, 为理想信念而

雷锋在物质生活方面一直保持着勤俭朴素、艰苦奋斗的作风, 但他的精神生活却非常丰富, “乐于吃苦”构成了他精神生活的一大亮点。任何年代的人的本性都是趋乐避苦的, 可雷锋为什么“乐于吃苦”呢?因为他胸怀崇高革命理想, 他把经历风雨、经受锻炼当作是自己成长的必经之路, 这与现代一些青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决定》提出“把理想信念作为全党学习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重中之重……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所以, 在小康社会的条件下, 还要像雷锋那样以“乐于吃苦”的精神为理想信念而奋斗。而且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谁一旦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发生动摇, 谁就必将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由此可见, 发扬雷锋的“乐于吃苦”精神, 为理想信念而奋斗, 是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强大精神动力。

三、雷锋精神体现了人类共同美德, 践行根本宗旨要有高尚的品行

想观念进步, 引领社会追赶世界潮流进步, 最终是引领中国走上革命道路, 这是青年精英的成功探索。“五四”时期, 先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精英, 用民主和科学作旗帜, 引领人民和社会进步, 而他们自己更是走在时代进步潮流的前列, 知识分子思想领袖李大钊、陈独秀, 青年精英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等, 最先接受马克思主义, 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 开展工人运动,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骨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五四”运动中所迸发出的中华民族谋求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进步精神, 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列宁领导的苏联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发表对华宣言, 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废除俄国在中国的特权, 这在世界和中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中国各阶层人民一致赞扬这是人类的“空前创举”, “正谊人道之前驱”, “真正平等自由博爱之洪钟’, 由衷地感激这种史无前例的伟大友谊, 称赞苏联政府是“正义人道的娇子”, “全俄的农民工人和红卫兵, 是世界上最可亲爱的人类。”愿和苏联人民及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团结起来, “把全世界掠夺的势力, 统统铲除!”

“五四”运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在思想上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作了准备。而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内容的“五四”精神, 更具有不朽的精神价值, 它是我党领导军队和全国人民后来创造的一系列革命精神的前奏和思想准备, 它是我们建立精神家园的启蒙仪式。

雷锋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 近半个世纪以来, 尽管不无干扰, 但“不管东西南北风, 谁都赞成学雷锋”, “雷锋之歌”越唱越响, 就连好多外国人也景仰雷锋, 并以他们的方式纷纷加入到学雷锋的行列之中。我国学者马平到美国做访问学者, 在走访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时, 在一位官员的办公室里见到了雷锋的画像和书籍, 并留下了照片为证。那位官员说:“雷锋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人, 我崇拜他的牺牲精神。作为军人, 无论是中国军人还是美国军人, 都应该具备军人特有的牺牲精神, 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军魂。”中国有3个雷锋纪念馆, 已经接待观众2600万人次, 其中有数千名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的外宾、华侨和港澳台同胞。法国女大学生施兰在纪念馆留言薄上留言:“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像他这样胸怀开阔, 坦荡无私, 用一颗爱心关心全人类的命运, 那我们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美好!”英国人士詹姆斯留言:“雷锋精神就像一滴特殊的油, 能覆盖整个海洋, 使世界变得更加平静。”日本友人堀江义一、在中国任教的美籍教师吴玉婷等, 都不约而同地留言:“雷锋属于全世界!”

那么, 为什么这些外国人认为雷锋属于全世界?为什么雷锋精神赢得了许多外国人的认同、景仰和模仿?其中最主要就是感染于雷锋高尚的品行。《决定》提出:“深入开展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活动。”在这方面雷锋是永远不过时的榜样。践行根本宗旨要像雷锋那样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共产主义思想与人类共同希冀的爱心结合起来, 时时处处地助人为乐, 像春风般理解人、关心人、支持人、团结人、爱护人、帮助人, 体现出不讲任何条件、不图任何回报、不怕任何议论的博爱精神, 这不正是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整个人类所共同缺少的吗?

摘要：“五四”精神概括起来就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爱国救国勇当先锋, 是青年学生的宝贵品质。与人民群众相结合, 是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用民主和科学引领进步, 是青年精英的成功探索。